一场危机下来，“增长”又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压倒性话语。政府保增长，学者谈增长，就连普通百姓也在翘首以盼等增长，似乎只要增长一来（当然要超过8%），我们就可以立马重返刚刚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增长，尤其是8%的增长，中国似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没有人这么明说，但政府的表态以及媒体的报道，都给人们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然而，这可能正在构成一种危险的误导。

在一种相当肤浅但却非常流行的线性思维中，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很显然，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归因推理是相当诱人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实的情况恐怕要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市场体系迅猛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可能是最大的。对1990年代之后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简单图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而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体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烦。在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价格的极端低廉，加上各级政府超级的税收优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在需求一端，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职位的大量转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否则，这个市场将无以为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中美这两个看似冤家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胀全球市场体系需求而最终破灭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事实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场体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供给端首先破裂。其爆发形式很有可能是资源、环境约束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产能无法倾销所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和经济萧条。在2008年，中国内部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资源暴涨，都险些使这个前景成为事实。幸运的是，美国佬先中国人一步不支倒地，让我们摆脱了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否则，今天被全球同声数落的就可能是中国。

很容易看到，在19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极致的全球体系扩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需求一方，以滥发货币、寅吃卯粮以及毫无约束的金融“创新”为主要手段的需求创造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一方，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并剥夺庞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为手段的产能供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显然，要重新修复并维持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我们显然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必须削减其名不副实的需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产能输出国则必须减少其不计后果的环境及资源透支并壮大其内部需求。只有这样，全球市场体系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忍受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让人忧虑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疾驰。我们似乎决意要用一种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来渡过危机。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国人正在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滥发钞票，创造需求，而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国也沿着同样的增长路径狂奔。其主要办法就是不断的增加政府投资，只不过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在今年的头一个季度中，中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已经接近5万亿，几乎完成了全年的贷款规模。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够迅速增加GDP但丝毫都不会提升增长质量的项目。其势头已与“大跃进”无异。虽然各级政府高喊保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促转型”，但显然后面这一句已经沦为点缀。如此货币创造及信贷投放，是不是真能够保住“增长”仍未可知，但在未来某一天引发无法收拾的产能过剩以及奔腾的通货膨胀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灾难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果真如此，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会又一次掏空中国纳税人的口袋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相信，各级政府大手笔支出，各类银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成功的鼓励。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时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国基础建设如付阙如，全球市场体系需求旺盛的基础上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饱和，全球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收缩。以老办法来应对迥然相异的新情况，其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全球市场需求，还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需求都明显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如果目前这种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无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稳不仅可能是昙花一现，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低迷的组合，当然还要加上财政上的严重困境。届时，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我们相当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是总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对于更加严重的困局，我们可能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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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房市、股市正在复制日本“80后”

近来，股市越过3000点，房价也开始疯狂上涨，“地王”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房价上涨的预期。

今年6月25日，北京通州九棵树地块以17.4亿元荣膺北京新“地王”称号；仅仅一天后，“地王”称号即易手北京奥运村乡地块；6月30日，以40.6亿元成交的广渠门15号地又再次刷新“地王”纪录。

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是“地王”迭出。绿地集团5月份出手买下“2009上海最贵地”，投资金额达12亿元；广州城建集团6月夺下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深圳“地王”经过14分钟内113次举牌，以高出底价2.7亿元的价格，终结了当地连续10个月的“零成交”。

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了股市与房价上涨的一个共同源头：通货膨胀预期。当天量的救市资金涌入市场，泛滥的流动性必然推高商品的价格，而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就是提前所做的反应。

从4万亿元救市计划，到持续加大的信贷投放，中国的救市措施力度空前。我们知道，我国中央财政自1980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而地方财政除了极少数地方，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这也是催生土地财政的根源。

早在2005年11月，《财经》杂志就曾经报道：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按照财政风险矩阵，对中国截至2004年的公共债务进行了全面测算。测算结果为，2004年中国直接显性与直接隐性负债合计7.6925万亿元；或有显性与或有隐性负债合计9.5087万亿元；按或有负债转化为直接负债的概率0.5进行调整，则为4.7544万亿元。这样算来，全部政府负债规模为12.4469万亿元；2004年中国名义GDP初步核算为13.6515万亿元，而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91.18％。

现在，地方政府的负债更是一个天文数字。钱从哪里来，就变得显而易见。今年1-5月，新增贷款达到惊人的5.84万亿元！而6月份的新增贷款，普遍预计在1万亿元以上。

由此加大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人们动用储蓄去买房、买股票，一下子把消费激活起来了。问题是，这种复苏是在消耗民众仅有的存量财富，而新增财富则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全球经济未能直接走向复苏，而是在盘整一段时间后继续掉头下滑，中国民众的不安全感将会增强，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未来国民购买力的下降，将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变得更为艰难。

我曾经提出过破坏性复苏的概念。所谓破坏性复苏，反映在股市，就是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抽血”作用，使大批宝贵资金涌入股市追逐短期利益；反映在楼市，就是通过放松信贷，利用垄断信息对民众进行欺骗、引诱，在维持高房价的情况下，扭转需求者对未来房价继续下跌的预期，使他们不得不在高位买房，接受既得利益者的盘剥。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激活了成交量，但后患无穷。事实上，最近，惠誉国际评级公司已经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与美国、欧元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而这有可能引来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推波助澜。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教训。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国际投机资金疯狂涌入日本，炒高日本的房价和股市。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房价飞涨了好几倍。日经225指数从1985年底的13000点上升到1989年底的39000多点。与中国一样，当年日本也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果，在国际炒家获利离开后，日本楼市和股市崩盘。日本股市到2003年4月跌至7607.88点，日经指数截至2009年6月26日，也仅9877点，距离1989年12月29日创下的历史最高点39815点，仅是一个零头而已！

中国不及日本的地方在于，日本当年经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有足够的积累，而且社会保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并且，日本科技发达。在缺少这三个基础的情况下，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日本承受了20年的衰退而位居三大经济体之列，中国有这种能力吗？

国际清算银行在6月29日公布的年度报告中称，由于目前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基于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各国央行的犹豫增大了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因此可能使通胀预期加剧，或者产生又一次的资产泡沫。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目前中央银行面临两种风险，一种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种则是政策力度不够无法推动经济复苏的风险。

我们同时面临着这两种风险。

“地王”的出现，不仅对中国的高房价进行了确认，更指明了一个方向，当泡沫被急剧吹大时，谁有能力吹散它呢？每一次泡沫的破灭，都会引发一场悲剧，我们能够成为唯一的幸免者吗？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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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不是居民在买房，而是银行在买房

看到几组数字：

5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7.98万亿元，同比增长28.26%，是2007年全年货币投放5.78万亿的145%。比08年底本32万亿余额增加7.98万亿。在投放中，一季度月均超过1.5万亿，4月有所回落，但5-6月重新抬升。预计6月依然投放依然超过万亿。按这个速度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会是2008年的2倍。

据央行数据，今年前三个月，居民户贷款的增速分别为7.5%、4.1%和13.6%，4月份更是进一步提高到24.9%。进入5月份，“上海房贷井喷”、“深圳房贷井喷”、“工行房贷井喷”、“四月份全国贷款四分之一是房贷”……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今年前5个月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46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5%。而销售金额达到了1138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5.3%。在3月和4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双双超过6000万平方米之后，5月份楼市更是大卖了超过7000万平方米。今年前5个月的2464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是房产市场最火爆的2007年当期21100万平方米的117%。

统计显示，北京6月在售楼盘，近50个楼盘目前售价为其历史最高，多数楼盘从2009年一季度到6月份的涨幅超过20%。

6月底，上证指数开始冲击3000点大关，比2008年12月的1850点上升62%。

如果类似数字不是2009年上半年而是2007年上半年的数字，中国人应该兴高采烈，说明中国经济在健康发展。但是，这是2009年，也就是中国和全世界人都看到了银行信贷吹起来的房市兴隆、房价暴涨、股票高涨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本该有所警惕和思考。但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兴高采烈，主流学者依然在欢呼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小阳春后不是寒冬，而是直接到了春天（小阳春是指寒冬初的突然回暖，但接着该是寒冬）。

今天又看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一篇文章，历数了中国金融资本金在他主持下翻了几番，利润多了多少，不良贷款下降多少。也看到很多主流学者在显摆中国金融安全程度有多好。对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幸灾乐祸，似乎类似问题在中国不会存在。

说实在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开始阶段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确实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因为危机的原因，是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大量扩充信用，并通过主导世界货币对生产国举债，形成了一个依赖不断举债和膨胀信用来寄生生存的局面。一旦信用膨胀出问题，金融体系就会出现剧烈动荡。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出去的是商品，进来的是钱和债券，金融问题自然不会严重。中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将出问题：西方需求降低，生产过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两方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完整经济链不同的两端，谁嘲笑谁都有证据。

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并不见得不出金融问题，只是会出的晚些罢了。

比如中国，2003年以来楼市兴旺，房价飞涨。到了2005年以后，房市已经成为一个以储蓄和投资为主的市场。商品经济中部分产品会具备很强的金融性质，土地、房产就往往是这样。也就是说房产和土地很容易变成类似股票、期货一样的“赌具”，买房不是为了住房而是为了其升值和保值。于是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居民购买能力的高线。富有阶层持往往持有两套甚至三、四套房子。

在2008年前的房市中，用按揭贷款买房全体有两类。一类是急需结婚，家里也有一定积蓄的年轻人。而把房子作为赌具的购房者，以储蓄为目的买房者要大于投资为目的买房者。前者很少利用按揭资金，后者则大量利用按揭。按照银行公布资料，2008年年底个人房贷余额为2.98万亿。而2000-2008年商品房销售额约12万亿，银行贷款占最终市场资金比重约为25%。

而这次利用按揭的个人用户，依然不会是以储蓄为目的的购房者，主要是急需新房或者投资者。由于投资者利用按揭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大部分可能是收入不高但急需住房的群体。这些人在盼望房价下跌无望后，不得不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进入了房市。上海仅5月房贷就达到近80亿，6月又增45亿，北京等城市房贷都快速增长。即使不都像5月份四分之一新增贷款是个人房贷，1-5月有八分之一是房贷，也新增9000万个人房贷，这个数字与1-5月商品房销售11389亿的数字很靠近了。也就是说银行资金用来买房的比例从2008年前的25%左右上升到80%左右。加上二手房房市旺盛，说明现在买房者主要是依赖宽松信贷环境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些人不缺少“信心”，主要是缺少“钱”。只要有人借钱，总会有人敢买。与其说现在是居民在买房，倒不如说是银行在买房！

这像不像美国新世纪初购房情况呢？很像。

只要西方走不出经济危机，世界贸易就会持续下降和低迷，中国制造业过剩情况就会持续，就业和收入都难以改善。而靠信贷支撑的房市和股市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傻瓜现在也知道了。贫道认为，这个局面能支撑到第四季度就不错了。即使美国第二波金融危机不在第四季度出现，中国也就支撑到这个时候了。而泡沫总会崩的，这次崩就不是2008年的房市低迷问题了。

贫道一直说，房市要兴旺，两条路：一是大量金融资金进入，最好是外资也进入，重新恢复为一个买涨的赌场；一个是抽紧资金，让房地产商破产，房价下跌一倍，使中等收入群体能过买得起。现在看来政府采用的是第一个方案。这也对，只要房价高，地价才高。地价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有保障。

作（平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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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熙：“省直管县”会不会又是一次“瞎折腾”？

昨天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改革。

但是推进“省直管县”是否就是缓解基层财政财政困难的“葵花宝典”？未必！推行“省直管县”，到头来会不会像以前实行“市管县”那样又是一次“瞎折腾”？很可能！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针对基层财政困难，许多人提出 “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设想，实行中央－省（自治区）－县的“三级财政架构”。试图通过“省直管县”的新体制来减少中间层次以及由此产生的克扣和耗损，壮大基层政府的财力，缓解其财政困难。目前这一设想已经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推行。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目前的中央－省（自治区）－市－县－乡镇的“五级财政架构”，层次太多，链条太长，信息失真度大，监督控制难，政府层级多，行政成本高。而且，在“分税制”体制下，现有的二十多个税种根本不够五级政府分，加之“分税制”改革后，财力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再加上中间层次的克扣和耗损，基层财政焉有不困难。二是，据说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的“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而我国实行的“五级财政架构”不合世界潮流。

这些说法应当说有一些道理，但同时却存在相当的片面性。

其一，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都是实行的“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陈庆海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层级研究》中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对2003年世界上的109个国家的财政层级进行了分析，尽管统计分析表明这109个国家中实行“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的国家占43.12％，“四级架构”的占28.44％，“二级架构”的占21.1％，“五级架构”的占6.42％，“一级架构”的占0.92％，但这些不同架构的分布却没有表现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同为发达国家，为什么德国实行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层级，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国实行的却是“四级架构”的财政层级，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荷兰、瑞典、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实行的却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同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中国和伊朗实行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层级，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实行的却是“四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印度、巴西、爱沙尼亚等国实行的却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但是如果放到每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不呈规律性的分布，其实还是有规律的，那就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层级所决定的财政层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实，就以“分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实行“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实际上也是由建国以来的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此外，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美国表面上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即联邦－州－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一级相当复杂，它既包括3034个县（恐怕应当翻译为郡更为合适），19431个市，16506个镇，13522个学区以及35356个专区，共计87849个各级地方政府（2002年），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数量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从1972年的78218个上升到2002年的87900个。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一趋势难道不值得重视吗？还有一点必须值得重视，那就是美国的“三级架构”，即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及其财政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之上，宪法和法律直接规定了各级政府的权力边界与活动范围。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由于有严格的宪法和法制约束，大体上能够保持“活而不乱”。如果考量中国历史，则会发现大约可以以元朝为界，元朝前的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的地方政府大体为2级，而元朝以后的元、明、清的地方政府则大都为3级。如果这样看来，解放以后到现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层级只不过增加了乡镇一级而已。而这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恰恰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因为，过去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低下的技术手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广大农村国家只能实行“政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只能依靠乡绅来治理，即所谓的“乡村自治”。其实，不是国家不想治理，而是国家没有能力治理。黄仁宇先生对此曾经作过深入的研究。

主张实行“省直管县”，只建立中央－省－县的“三级财政架构”的又一个理由是，这个经验来自浙江，据说浙江实行这种体制后，效果不错，既发展了县域经济，又壮大了基层财力，大大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我不否认“省直管县”可能在浙江取得了成功，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浙江的幅员面积只有10万余平方公里，人口才4千多万，而且，浙江的县域经济一直比较发达，而像四川这样的大省，幅员面积就达4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8千多万，仅仅一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幅员面积就达15.3万余平方公里，而且，四川的县域经济一直不发达且发展又极不平衡，在相当部分的县，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县，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工业。类似四川这种情况的还有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像这样的省（自治区），如果硬要推行“省直管县”的话，马上就会产生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省（自治区）到底管不管得过来？如果管不过来的话，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而且，如果撤消市和乡镇两级政府的话，这些人员又往哪里安排呢？如果不能妥善的安排，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也许有人会说，为了解决一些省（自治区）管理半径过大的问题，可以把省（自治区）“大卸八块”，像美国那样，搞50个省（自治区），但这些人想过没有，这样一来，行政机构和人员到底是会减少了，还是增加了？行政费用到底会是降低了，还是膨胀了？也许有人会说，撤消市和乡镇两级政府以后，这些人员可以“下岗”，“自谋生路”，政府又可以减少行政费用，岂不美哉！而且，九十年代下半期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不是也“下岗”了吗，为什么工人“下岗”就可以，行政人员就不能“下岗”呢？说这话的人可以说是太幼稚、太无知，太不负责任了。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九十年代下半期的国企改革，让6千万工人“下岗”，说得轻一点，是当时的一大失策，说得重一点，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当时6千万工人“下岗”，使多少家庭沦为贫困，使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使生产过剩日益凸现，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饱受苦果。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又让行政人员也大量“下岗”的话，国家怎么保持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

其二，之所以造成当前基层财政困难，我认为主要不是因为目前的“五级财政架构”，财政层级过多，而是“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所导致的各级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的泛滥，以及目前一些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官员的腐化。众所周知，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遇到的阻力也非常之大，因此，尽管当时的动作相当大，但这一改革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妥协、折衷、探索和“权变”的色彩，也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不很完善、不太彻底的改革。比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就不太明晰，以及省以下的“分税制”改革尚未进行，等等。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由此必然导致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的不明晰，由此又必然影响它们之间财权和财力的划分。因为，财权和财力的划分缺乏明确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带根本性的依据的缺失，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利益的逐渐分化和“硬化”的情景下，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权、财力的分配上，必然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相互博弈，也难免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并由此出现财权、财力的层层上收和事权的层层下放，以及由此引起的基层财政困难。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政府的财力占整个政府财力的比重是在上升，但从绝对额看，县、乡等基层政府的自有财力部分仍是增长的，而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即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财力还是在不断增长的。那么，为什么基层政府还是普遍感到财政困难呢？这里面应当还有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目前部分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这一劣化和腐化集中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僚衙门化”、“奢侈浪费化”、“机构和人员臃肿化”、“部门和私人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成风化”。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左右大幅度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是明证！这还是显性的。如果再加上许多并没有摆在桌面上的各种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甚至贪污受贿的收入，那么，这个数字恐怕是相当惊人的。不然，全社会千夫所指的一年一万多亿的“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又如何解释？近年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如何解释？由此看来，此种“毒瘤”不除，要想根本解决基层财政困难，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难矣哉！

古人说得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你即便是把“五级财政架构”改为“三级”、甚至“两级”，实际上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到头来，会不会又是一次“隔靴搔痒”的“瞎折腾”呢？

至于说在“五级财政架构”下，目前的二十多种税不够划分，如果改成“三级财政架构”似乎就够分了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分税制”体制的误解。君不见，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又有哪个国家的税种是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似的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呢？即便是“分税制”比较彻底、比较完善的美国，属于联邦政府的主体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不是州和地方政府也同样在征收吗？属于州政府的主体税种的销售税，不是地方政府也在分享吗？属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的财产税，不是州政府也同样在分享吗？（见下表）而且，自二战以来，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数，均呈现增长态势。如，联邦对州、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支出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例，1950年为5.5%，1980年为15.6%，2005年为17.2%；到了1993年，联邦补助金占州政府收入达到了20%，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6%；2005年，联邦政府提供的补助金占州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1]。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州与地方财政的财力支柱。“分权化”程度很高的美国都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不同税种在各级政府税收中的分配 单位：%

政府税种	联邦政府 (Federal)	州政府 (state)	地方政府（local）	各级政府合计
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81	17	2	100
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81	17	2	100
销售及消费税(sale & excise)	17	67	16	100
财产税(property)	0	4	96	100
机动车税(motor vehicle)	0	92	8	100
其他税(all others)	48	36	16	100

注：表中数据专引自《美国地方税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一文，http://tax.sf.gov.cn/admin

综上所述，可以说目前提出的在我国实行“省直管县”的中央－省－县的“三级架构”的政府和财政层级，既缺乏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也缺乏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省直管县”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不然的话，很可能是又一次“瞎折腾”。（至于目前普遍推行的“乡财县管”，撤消乡镇一级政府，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也是同样值得商榷的。由于篇幅所限，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2009.7.10.

注释：

[1]涂永珍,刘虹.美、法财政联邦制的立法经验及其启示.中国改革报[N].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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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重提西部大开发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摘要：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启动内需”、“产业升级”，现在大家都在热议。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操作。统筹优化、倾斜扶植西部大开发，就是落实的关键。

一、开发西部将平原、水、能源结合起来

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难以为继，广大劳动人民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的途径，只能是中国产业、特别是资源开发型重工业的全面振兴。中国自然资源的潜力在西部。西部资源大开发，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与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出口加工工业相比较，意味着更新的工业基础、更高的技术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个进程，明显需要新一轮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引进，其中自然蕴含了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的商机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譬如，中国的水利资源集中在西南，储藏量世界第一。因为西南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80％的人口、财富和生产力集中在不到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平原。新疆一省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14个省市国土面积的总和。西北有广袤的平原，海拔、日照、温差样样得天独厚，适合人类居住、农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唯独缺水。不调水，西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广大平原不仅无源开发，而且很难扭转生态恶化的颓势。可以说，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对民族振兴的伟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扩大规模、加强力度南水北调，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西线”纳入工作进程，把西南长期不能利用的水资源，尽可能多地调往西北，不仅黄河一系列现成的梯级设施可以成倍发挥效力，而且可以大规模开拓绿洲面积，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集聚人口，展开大规模城市化，在全国范围和世纪时间维度，启动足以使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

二、基础工业优化升级

譬如，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西部，储藏量世界第一。但因为交通运输、加工利用技术、污染等问题，现在每年还要从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煤。怎样充分开发中国的煤炭资源？最主要的方向应当是高技术含量的煤化工、清洁燃烧技术，尤其是煤转油项目。去年石油价格一度突破140美元一桶，至今令人胆寒，发展煤转油技术大有可为。只要大规模煤转油，能将每桶油的价格控制在35-40美元，中国的能源问题即能长治久安。

不仅是煤矿、水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有道路、港口等基础设置的建设，机械尤其是与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重型机械产业的发展，都势必促进和带动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这一切都应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盘子里，重新考虑定位，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发展大企业为主的重工业，与小企业为主的轻型加工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能单纯招商引资，创造和完善市场环境，等待市场调节。在这个意义上，神华集团的成功具有启发意义。神华集团1995年成立，2001年一期工程建成，4000万吨煤炭生产能力、810公里铁路、3000万吨港口装船能力，2004年煤炭产量1.21亿吨，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如今，神华是集煤矿、电厂、铁路、港口、航运、煤液化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销售商，拥有54个累计生产能力为两亿吨的煤矿，全长1369公里、运转能力1.28亿吨公里的铁路专用线，电厂装机1608万千瓦，煤转油和煤化工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神华集团开创了中国煤炭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纪元。

神华的飞跃发展，靠的是国家坚决上马重点大型项目抢占战略制高点和科技制高点的决心、规划、组织和指挥。别的不说，单是“矿、路、电、港”一体化大规模开发，牵扯到煤炭、铁道、电力、交通等部门和地方，如果囿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局限、市场调节的既得利益，部门地方的协调扯皮，神华的发展不可想象。

三、善用已有经济实力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前所未有，中央的财政收入前所未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国际施压的理由，也是货币博弈的资本。善用已有的经济实力，能干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多少内需和就业？不是北方城市严重缺水吗？——大举投资南水北调，加快工程进度，扩大调水规模，全面展开“大西线”的踏勘和论证；不是油价高踞不下、进口石油财务吃亏、收购油气资源国际关系紧张吗？——大力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清洁燃烧技术和煤转油项目；不是因为关闭小煤窑，煤炭涨价、供电不足吗？——大举投资国有大煤矿的技术改造，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大力改造各地电网；不是房地产投机造成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吗？——大举投资经济适用房和相关小区建设，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不是一些农副产品涨价造成通货膨胀吗？——大举投资现代化、工厂化大农业……

当然，外汇储备不能直接拿来投资基本建设和产业升级。具体的财务安排和技术转换，恰恰有待更开阔的视野，研究开发出有利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如何善用数以万亿计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国际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课题。新加坡的淡马锡，肯定不是适当的参照系。

四、重提西部大开发[1]

如果说过去30年，东部沿海的发展主要靠轻型出口加工工业，西部大开发则是以资源开发和重工业为主。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是一时得以高速发展的快捷方式。经济安全和不可持续的弊端显而易见——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受制于人。中国13亿人口，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坐拥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何必在市场上受制于人？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蕴藏着几乎应有尽有的自然资源，何必在能源、原材料上受制于人？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足以发展“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本扭转东部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单兵突进、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帮助东部产品“出口转内销”，在继续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环境下，把东西部生产力组合成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开放而不仰人鼻息，正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从轻到重的转移，在人口、生产力布局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东向西，顺理成章地再上一个台阶；在启动内需、城乡关系上，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相对于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这里不仅有户籍制度的束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轻型出口加工工业本身，具有规避城市化的产业特征：第一，流动不定的民工潮，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东南沿海经济繁荣，两代民工的劳动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第二，东南沿海的轻工业分散发展，遍地开花，占据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不会自然发展起来；第三，与临时进城打工的最低消费相对应，城市的住宅、商业、教育、医疗、服务等第三产业，未能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20多年时间，东莞“常住”民工数倍本地居民；各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几乎等于户籍从业人数；城市化及相关的第三产业，长期未能得到与工业增长速度相应的迅猛发展。

与轻型加工工业规避城市化的三个产业特征恰恰相反，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与城市化，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回事，足以形成第一产业（资源开发）、第二产业（重化工）和第三产业（城市化）协同带动经济发展，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发展重工业生产，多靠熟练技术工种，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积累，不能像轻加工的简单劳动那样，今天从农村出来，明天就上岗干活；有活就干，没活走人。所以，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重工业的产业升级，需要培育和造就一支相对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大批尚未富起来的流动民工，可以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转变成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固定职业的产业工人，转变成具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城市人口。

第二，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神木、府谷一带有煤，“几通几平”搞得不好，照样有人愿意去开发。同理，如果没有什么资源，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再多，招商引资优惠再多，大片上好农田土地转让再便宜，也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轻型加工工业讲究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短平快”。相反，开发自然资源，必须大规模长期性集中投资，不可能乡乡建厂、村村冒烟，往往一个项目一座城市。譬如，一座年产2000万吨的大煤矿，需要十万具有专业技能的职工队伍。

第三，发展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产业工人队伍相对稳定，不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一名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往往伴随2-3名第三产业就业。如果一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一名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个城市居民！譬如，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原油，职工29万人，家属80万人，加上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一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这还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毋庸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割体制。倘若鼓励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疆规划的5000万吨石油的油田，加上相应的油化工，可能集中500万城市人口。所以，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南沿海轻型加工工业到西部重型资源开发工业的转移，直接意味着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

总而言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今后两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要关头。庞大的就业压力，势必对社会安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抓住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把短期应对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需要集思广益，参考中外大兴基本建设、自力更生的历史经验，统一部署，集中指挥，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需要把压力转化成动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变捉襟见肘为大有作为。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大力展开水资源调配和国土整治，启动新一轮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真正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则今天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就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

● 王小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

[1] 参见李旭梅：《西部大开发之“大”——读〈西部大开发方略〉》，《香港传真》No.2001～18。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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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李慎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应对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及苏东剧变；三是当前这场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急剧演进。从现在起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世界将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化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房贷，深层原因是金融体制漏洞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在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却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在行业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非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会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会使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从而在全球范围加剧资本家与劳动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苏东剧变导致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体系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右转，就连已建立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据美国官方报告，2005年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美国90％社会底层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占0.6％。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人，2001年增加130万人，2002年又增加170万人，达到3460万人。到2007年，已增至3620万人，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生活。这极大地抑制了全球包括美国国内的消费，也从根本上抑制了全球包括美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

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为挽救其经济颓势，美国将美元利息降到1％，并规定可以用房屋增值部分到银行进行再抵押，美国房市因此大涨，其后5年上涨了60％以上。美国新增GDP中，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近年来，美国居民总计每年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近万亿美元，消费也因此旺盛，储蓄率到2006年7月跌破-1.5％。这就是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原因。由于财政和对外贸易连续数年的高额双赤字，美亟须引入外资填充。而外资的进入需要提高利率，所以，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后来，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升为6.8％。利率的高调，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这又直接打击了美国GDP的增长。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按照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规定，个人信用评级分为5级，其中差级以下的最高值为619分，美国共有总资金余额为近两万亿的差级以下次贷。金融资本明知差级以下次贷存在高度风险，仍执意放贷，其主要用意就是想继续寻求高额增值。当然，不排除美当局想通过改善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条件来标榜自由资本主义的“优越”，其用意是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看，1929年美国等西方强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是信贷扩张引起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则是信贷扩张引起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1929年与2008年的危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说到底，依然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收入少、消费不足的结果。这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这也充分说明，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从本质和根本上说，并不只是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所造成，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积累并进而爆发的必然结果。还有一种国际舆论，甚至想把此责任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而那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怀揣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舍不得花，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说法，则更为荒谬。

古人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用这句话来解析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同样有一定的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一国独大。美国用其金融霸权的地位，放肆地张着大嘴吃世界。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从往年4000多亿美元激增到1.75万亿，占GDP的12.3%，为二战以来的最高。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8567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美国每年外贸逆差相当于其他国家每年为美国每个家庭补贴9000美元。美国资本主义的挥霍无度，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腐朽，从而也引发了美国今天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为何美元仍坚挺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却大搞所谓第三产业中的核心产业——金融创新，结果使其进一步崛起，成为超级金融帝国，其所谓金融创新成果的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在全球大肆泛滥。有报告说，美国金融市场为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最下一层是次级贷款，约为两万亿美元；倒数第二层是普通房贷，约10万亿美元。现在这两层已经暴露出问题；倒数第三层是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最上层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 2007年，全球的实物经济总计为10万多亿美元，GDP约54万亿美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全球GDP与金融衍生品市值相比为1：13。2007年，美国GDP近14万亿美元，与其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29；若按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则为1：68。恩格斯在1889年就指出：“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4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3页）他还说：“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同上，第395页）重读这些论述，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并且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正因为在金融帝国的时代，金融市场形成了独立于实物经济的单独体系，所以，当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家特别是金融家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

美元是世界货币，当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各大投行和银行为了免于破产，纷纷把自己的各种资产置换成美元，这是当前美元坚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美国金融、经济出了大的问题，政府采取刺激经济计划，需要投入大量美元，必然要增发货币，大举国债。美国凭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发行债券，只有保持其汇率的坚挺，其他国家才会心甘情愿地继续购买美国的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但是，只要美元毫无节制地滥加发行，从中长期来说，美元必然要大幅贬值，这样便等于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其实质倒可能是美国在操纵美元汇率使之坚挺。

三、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两点建议

1．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基础理论和宏观、战略、前瞻、全局的高度加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战略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金融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命脉和血液，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已把我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鉴于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们一是可能用文化、价值观侵蚀的办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因此，研究金融危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仅限于金融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问题，各方持不同意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都应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2．高度重视我国的分配问题，以进一步启动我国的内需，这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间下降了12％；近几年仍在下降。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都要占GDP的60％以上。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的税前收入竟达6616万元的天文数字。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讲到：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和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的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意义十分深远。

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国的分配，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收入的差距，目前仍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包括影响社会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配搞不好，最终会制约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问题，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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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春：美元危机下阶段：美政府被迫制造通胀

在日前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我从多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经济的百年危机特征。在此笔者将分析框架拓展，探讨世界经济的百年危机。

笔者认为，当前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是各类经济体内部严重结构性失衡、世界经济严重结构性失衡、全球产能与可持续的有效需求严重失衡、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等一系列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从量变到激化的结果，美国次贷危机只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而已。至于华尔街贪婪之类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华尔街从来都是贪婪的，甚至人性也是如此。

当前世界经济层面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失衡，总结起来可以归于几个层面。

第一，加速膨胀的货币（以美元为“领头羊”）与日益减少的资源（以石油为代表）之间的失衡。

第二，石油等矿产资源可开采年限不断减少与工业文明不断膨胀之间的失衡。

第三，停滞不前的实体经济与泡沫化的虚拟经济(以股市和各种衍生品市场为代表)之间的失衡。

第四，美元过高的、难以被取代的国际地位与其损失殆尽的信用基础以及价值基础之间的失衡。

第五，欧元在欧洲和全球的重要地位与其脆弱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失衡。

第六，美国实体经济“真空化”、家庭“负资产化”　与美国人长期膨胀起来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失衡。

第七，西方国家老龄化加速、过高的养老标准与养老金缩水之间的失衡。

第八，亚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内部消费能力不足、外部消费能力下降之间的失衡。

第九，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管制的基础价格与要素稀缺性之间的失衡。

第十，亚洲新兴经济体住宅价格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失衡。

以上各种失衡不仅是一个个彼此牵扯的难题，这些失衡的修复过程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难料的痛苦。目前，世界经济尚处于被自身多种“病症”折磨的阶段，政府也只是不停地给其“注射吗啡”，真正的“手术”过程才刚刚开始。

向更深的层次看，政府对经济过度刺激会严重阻碍经济体系发挥其内在的优胜劣汰机能，从而使全球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产业创新迟钝化。

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不会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更加严重。这种判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假设：一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没有上世纪20年代末期那么坏；二是今天各国政府比那时更善于搞“宏观调控”。对于这两点，笔者都不敢苟同。

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比那时带有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层面进行完整逻辑的对比。

第一，资源供给环境。上世纪20年代末期非常宽松；上世纪70年代宽松，当时中东局势动荡，有人为因素造成油价飙升；上世纪90年代宽松；当下则空前紧张，石油等资源供给能力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硬制约。

第二，国际货币环境。上世纪20年代为金本位制，这对纸币发行和汇率波动构成较强制约；上世纪70年代为美元本位制，美元于1971年脱离黄金的约束后，步入加速泛滥的旅程；上世纪90年代为美元本位制，尽管美元泛滥带动全球货币泛滥，但美元未完全丧失其信用与价值基础；当下则是国际货币体系动荡期，走向新体系过程中布满了货币博弈与汇率动荡，美元正在丧失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和价值基础，诞生不久的欧元则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第三，主导产业环境。上世纪20年代为动力革命全面完成（包括蒸汽动力革命和电动力革命两个阶段），并等待下一轮产业革命；上世纪70年代电子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上世纪90年代信息处理与传输革命由电子技术革命向信息网络革命纵深发展；当下，等待和探索下一场产业革命，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能源与新材料革命尚未取得明显突破。

第四，全球一体化程度。上世纪20年代处于低水平；上世纪70年代也不高，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彼此隔离，两大阵营各自的一体化程度也不高；上世纪90年代处于较高水平，而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产生了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下则是顶峰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五，股市泡沫程度。上世纪20年代仅在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出现股市泡沫，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股市；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股市泡沫不明显，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股市；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股市泡沫先后达到顶峰并破裂；当下则是全球性股市泡沫。

第六，房价泡沫程度。上世纪20年代仅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的部分地区存在房价泡沫；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存在房价泡沫，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房市；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房价泡沫先后达到巅峰并破裂；当下则是全球性房价泡沫，亚洲新兴经济体同样严重。

第七，衍生金融工具层面。上世纪20年代很少；上世纪70年代不多；上世纪90年代较多；当下则是泛滥，市场规模庞大。

如果刺激力度不够大，经济会继续衰退；如果刺激力度很大，则只能导致一两年之后出现“滞胀”。在产业动力青黄不接和资源供给不再宽松的大背景下，无论怎样“调控”，也难使经济重回原来的速度；而且，为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转化为又一轮通胀的动力。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用财政扩张救经济。这是危机的第一阶段，下一个阶段很可能就是政府拯救自身的财政。救不了财政等于政府崩溃。

然而，怎样才能拯救财政？直接增加税负当然是不可行的，那就只能变相地增加税负。直接向央行透支（因为那时政府向公众发债的潜力已经枯竭）和提高政府掌控的各种资源价格将是必然的选项。到那时，政府就不再是控制通胀，而将是被迫制造通胀。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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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阴谋笼罩下的美国金融危机

摘要：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苦心构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梦。这是一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言过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也同样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苦心构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梦。这是一场马克思早在100 多年前就预言过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也同样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一、必然发生的危机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1]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家将手中的货币转化生产资料（购买机器、厂房等）和劳动者的消费资料（购买劳动力商品），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商品投放市场，换回更多的货币。因此，为了追逐利润即剩余价值，资本家“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 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维护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总是竭力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限制。一方面，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推销过剩产品，甚至是不惜用枪炮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另一方面，则鼓吹和推行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试图通过扩大工人的消费内需来化解生产过剩。但是，一方面工人的消费能力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即工资不能高到消除资本家利润的地步，另一方面工人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与此同时，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而在信用交易中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在一个人为的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地方发生的。当美国次贷危机打乱了这个机制时，全面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货币（美元）一下子变得不足了。尽管美联储借机滥发了大量美元，但还是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这是因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堕落到“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的衰败地步了。

二、危机中的阴谋

近些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十分畸形，以金融服务为首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居高不下。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向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靠拢的呼声。然而，美国经济的现状却是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而弥补这些贸易逆差的不是金本位制下的黄金，而是几乎零成本大量印制的美元。其目的是拿这些极低印制成本的美元按其票面上印刷的数额去套购别国的物资，白白获得大量的收益。

而美国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二战以来美国金融资本家及其政府采用种种手段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只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2]，并消灭了试图用其他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以此增加了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这使得美国金融大亨不仅可以继续滥发美元并通过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套购他国商品，而且还可以利用美元贷款来剥削那些需要美元来进口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国家。

但是，一国的纸币毕竟是该国中央银行的负债。美国长期滥发美元，也使得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要卸掉这个包袱，除了在俄罗斯、东南亚、南美等一些国家挑起金融危机，进一步攫取利益外，还要采取其他办法来赖掉。而资本主义世界必然要爆发的经济危机，则是赖掉债务的最好时机。

“1847 年， ‘ 英国所负的债务<极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1857 年)”

一百六十年后，同样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偿还债务外，也用其金融机构和美国普通民众的破产来偿还其所欠世界各国人民的债务。其中的阴谋主要体现在美国金融机构首先用锐意创新的形象、严格监管的假象和低利率构造了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不仅诱使美国的劳动者拿出自己仅有的储蓄进入次级房贷市场，而且以自导自演的高等级信用评级诱使世界各国人民和金融机构参与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并进入金融市场。然而，次级房贷契约中预设的调高利率的条款和美联储这个由美国私人资本控制的美国中央银行调高利率的行动，与无法持续增长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起，迫使次级房贷大量违约，推倒了经济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基金损失惨重，美国人民不仅失去了住房、储蓄，而且失去了未来的保障；冰岛濒临破产，韩国陷入危机，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巨大；而美元却利用一时之间的货币荒，尽管受到美联储的巨量增发，却坚挺了起来。

三、危机中的中美经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一些地方听任非公有制企业随意压低甚至逃废工人工资，放任这些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廉价来招商引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给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只不过导致了出口商品的廉价。正是由于缺乏利润的积累，中国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才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由于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倒闭。这一时期，大量滥发的美元通过中美贸易顺差和对华投资进入中国，不仅套购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资，而且控制了中国不少资源和行业，并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为了储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向中国国内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从那时起，外汇储备发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发行方式和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方式。发行多少人民币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以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币的发行主权已经悄然丧失。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的币值基础既不是黄金，也不是商品，而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购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为币值基础，人民币以用于套购这些商品和资源的美元为币值基础的态势。

为了让套购的中国物资支撑美元的币值，并以此限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将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商品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国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求中国放开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使得中国无法购买所需要的美国高科技产品、军事产品，甚至难以和无法并购美国的企业。大量过剩的美元砸在中国手中，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进而诱使中国有关部门拿这些似乎无路可去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基础进一步从美国信用等级最高的金融资产——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级较低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上。

同时，为了防止因吸纳美元储备而增发过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大量的人民币限制在银行系统内，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巨大的存贷差，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仅给外资进入和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借口，而且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提早做好应对金融风险的准备。

随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和危机过后美联储大量增发的美元的必然贬值，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已经动摇。

四、危机的启迪

危机总会过去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还会再来的。此次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遭到美国暗算的欧洲重新“捧热”了《资本论》。在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之际，国际社会却突然注意到，尽管《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但它的基本理论却仍然适用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今世界。

当今中国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按理说，《资本论》与中国特色没有多大的关系，似乎有些过时。但是，一方面，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化，那么，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必然要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而要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避免受其拖累，做出有效的应对准备，就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资本论》。另一方面，《资本论》中关于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之间必须满足的协调关系的分析对于中国政府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避免无的放矢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除非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中国经济必须与美国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不应当继续增持美国的债券，无论是政府债还是企业债，同时，美元现金储备也应当限制在必要的限度以内。多余的美元必须用于进口和储备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如粮食和石油、有色金属等，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国际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积累。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对利润的追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地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1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2]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年，第188 页。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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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

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住房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借给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高风险借款者。通过证券化，风险从发起人转移到投资者。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导致违约率的上升。而后者又导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收入来源的债券（MBS）和在MBS基础上进一步证券化而创造的另一类债券CDO的价格暴跌。由于MBS和CDO价格的暴跌，依靠拆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投资（持有MBS和CDO）的结构投资机构（SIV）所出售的短期商业票据（ABCP）无人问津，货币市场利息率急剧上升。2007年9月西方中央银行联合干预，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次贷危机由此而浮出水面。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归因于监管的失败。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监管，“有毒债券”才得以被创造出来、被高价售出，而风险则被转移、传递到整个金融体系。除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美国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被指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并使MBS和CDO大行其道。

然而，直到前不久、在次贷危机吸引了所有经济学家的眼球之前，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所谓全球不平衡是指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和亚洲国家、石油生产国的贸易顺差。自1981年以来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美国几乎年年是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与此同时，美国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不断增加。到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达到7%,美国的净外债余额为3万亿美元左右，外债余额对GDP之比接近30%.

与经常项目逆差相对应，美国拥有大量资本项目顺差。外国资金的源源流入，使美国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而不必诉诸于美元贬值或提高利息率。但是，美国外债的不断积累迟早会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不愿继续购买美国资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元必然贬值，美国利息率必然上升，一场类似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就会在美国发生。然而，尽管自2002年以来，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加，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外资流入美国的势头并未发生更本逆转。相反，在一段时间内，还出现了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平缓化的所谓“格林斯潘之谜”.

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会不断上升。在正常情况下，外债余额-GDP之比会趋于一个极限值。但是，国际投资者对一个国家外债余额-GDP比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风险贴水不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外债余额-GDP比可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不会导致危机的发生。例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外债余额-GDP比都曾达到很高水平而未发生任何危机。因而，美国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积累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投资者是否会继续购买美国资产。事实上，正是由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高回报深信不疑，日本、中国和石油输出国一直在购买美国金融资产。这就使美国得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美元的稳定。而美国消费者则得以继续通过借债维持入不敷出的生活水平。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当外债余额达到什么水平时，外国投资者将不再购买美国国库券从而引发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未过多考虑美国金融市场本身会发生什么问题。当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外债余额/GDP越高，外国贷款者要求的风险贴水越高。而这又将使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外债余额/GDP比可能加速上升，从而使国际收支加速失衡。但是，在达到什么临界点之后，外债余额/GDP比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换言之，到底到什么时候美国将会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没人能够给出肯定的回答。

由于尽管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美元出现式微迹象，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由于全球不平衡恶化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急剧贬值一直并未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新布雷顿森林制度，即布雷顿森林体系2.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这样一种贸易格局，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将保持不变。与此相应，中国将用贸易顺差换回的美元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在中国私人投资尚未得到发展之前，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中国提供真实资源、美国提供借据，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的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所谓全球不平衡是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逆转和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担心是多余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极为广泛的市场。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出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保证。而加工贸易的支配地位又是中国贸易结构的重要特点。因而，中国保持贸易顺差是必要的。另一种流行看法是，储蓄大于投资必然导致出口顺差。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储蓄率，因而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同布雷顿森林体系2假设是高度吻合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表示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精英阶层深知，中美国际收支结构的这样一种镜像关系对美国十分有利。因而，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现在看来，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2可能还会在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

现在金融危机终于发生了，但却是以大多数人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的。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全球不平衡与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有何关系？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是荒唐的。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这种指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国际收支不平衡同美国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资金的大量流入美国，所谓格林斯潘之谜就不会发生，美国政府就难于长期保持低利息率，从而使美国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全球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要为美国金融危机负责是一个还需要做更多经验研究的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明，中国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结构-布雷顿森林2这样一种全球不平衡状态，对中国是不利的。现在，对中国来说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最终解决将对全球不平衡造成什么影响？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使美国金融体系重新运转起来，制止美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消费者终于开始考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开支，偿还债务。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发债也是5万美元。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已经无法靠再融资（refinancing）来继续入不敷出的生活了。与此同时，由于信贷紧缩，企业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廉价资金增加投资。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

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猛烈方式发生了。但是，这种调整方式过于剧烈，政治代价太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抵消这种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换言之，美国希望使布雷顿森林体系2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自相矛盾。例如，一方面，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力求居民消费不会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接受了国会提出的“买美国货”的主张。前者意味着国际收支难于改善，后者则意味着缩小国内投资对储蓄的缺口。因而美国政府也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尽管美国外债的不断增加，基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信任，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资产，包括MBS、CDO这类高风险资产以及原以为风险不高但实则不然的“两房”债券。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彻底打破了美国资本市场近乎完美无缺、美国金融资产回报高风险低的神话。一旦有选择，外国投资者是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了。另一方面，美国家庭对自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美国居民必将降低自己的消费率（提高储蓄率），降低债务水平。这一调整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也可能会很快完成。而这一调整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又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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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宾：SDR客观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

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之前，西方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再掀中国将提案SDR“超主权货币”的传闻热潮，高度亢奋。

与此同时，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热闹地举行，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智囊“权威”们共话“SDR超主权货币”、“世界货币”，这成为此次论坛上的一个大热门话题。大有众星捧月下，帮促中国成为“SDR超主权货币”的倡导大国之势。

尽管此前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给予明确否定。但仍难以降低SDR拥趸们的温度。

绝对不能被忽略，却屡屡被SDR支持者忽略的是，在过去仅仅9个月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再三重申中国货币的基本国策——“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其场合分别为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G20会议上，2009年4月初的伦敦G20峰会，2009年6月中旬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四国峰会。

某些人士，某些西方媒体如此热衷于SDR超主权货币，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还是别有动机？特别是SDR是中国挑战美元霸权的武器，还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是一个绝不能含糊的问题。

SDR超主权货币的发明权属于美国

关于SDR的一个误会是，SDR的超主权货币是中国货币当局的发明，是中国挑战美元货币霸权的武器。

形成这个印象的缘起是，2009年3月23日，中国某货币主管官员撰文称，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他把这个“超主权货币”指向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对此，国际金融界一开始大为惊讶。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感到相当吃惊：“在世界上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中国公开批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提议构筑新的货币体系，这一点谁也没有想到。”

一些西方舆论借题发挥称：在G20峰会前，由于中国央行行长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满，世界弥漫着“货币战争”的气息。颇有被一些海外媒体误导为新的“中国威胁论”的气氛。

这篇长文发表的时间很微妙，是在伦敦G20峰会之前；而且它又是以其官方身份署名发表在官方网站上，它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中国对G20会议的基本态度——即以一匹挑战美元霸权“黑马”的形象出现。

然而，它真的能代表中国央行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吗？未必！中国外交政策素以“韬光养晦”为基调，如此单挑美元不似中国风格，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是在过去半年内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了超过2000亿美国国债后发出的。

果然。2009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在G20峰会上正式讲话称：“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这再一次明确强调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基本思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根本未提及所谓的SDR的“超主权货币”。SDR甚至都连成为伦敦G20会议的下午茶议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真正的各国货币掌权者都很清楚，在现有的IMF的体制下，用SDR来遏制美元霸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关于SDR超主权货币，西方媒体显然有二个误会：一，中国改变既定的“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而替代以“SDR超主权货币”，二，SDR超主权货币是中国人提出并挑战美元货币霸权的。

前者误会现在显然已经被中国反复澄清，不排除有些人仍会一厢情愿地误会下去。

第二个“误会”需要给于澄清，即SDR超主权货币方案的发明权不是中国人的，而是美国人的。2007年底，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提出过一个“SDR超主权货币”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是，要求顺差国（比如中国）把多余的美元兑换成特别提款权，存入基金组织的替代账户，再由IMF将美元投资于美元债券市场。

鉴于中国某权威人士暂无具体的“SDR超主权货币”方案，那么，我们不妨以伯格斯坦的SDR方案分析，这个“超主权货币”到底对谁有利？

SDR客观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

SDR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名词，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各国以实物黄金交纳，获得纸面凭证，后称为“特别提款权”。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黄金非货币化，特别提款权现在已经作为“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目前是以美元为最大权重的四种货币综合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

SDR非常复杂而专业，对其技术细节的讨论只能钻进“迷魂阵”。我们应着眼于SDR的本质问题——这个新储备系统是谁出钱，谁定规，谁控制，谁受益！

IMF貌似“超主权”，但众所周知，它是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下的多元国家货币博弈的机构。美国在IMF拥有绝对权力——即一票否决权。IMF规定，任何IMF决议必须有超过85%的赞成票方可通过执行，而美国一家就拥有了16.79%的投票份额。换言之，如果美国投反对票，赞成票就永远不可能达到85%。

在美国继续绝对控制IMF的情况下发行SDR，并以之取代各国国家主权信用货币，欧洲绝不可能接受，因为那意味着欧元被美元变相扼杀；而美国也绝不会放弃对IMF的绝对控制权。如果中国在其中是只出钱，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导权，甚至失去债务追索权，中国何苦呢？

如果参照伯格斯坦先生的SDR方案，那么，中国将丧失对外汇盈余处置的国家主权，而将由IMF代持，IMF干嘛呢？它还是拿中国存入的外汇主要购买美元国债。如此一来，一旦美元赖账，中国就连向美国追账的权力都没有了，因为你把这个权力让渡给IMF了，只能通过IMF追账，而美国对IMF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

果真如此，那中国把巨额的资金借给别人，最后连直接追索债权的国家货币主权都沦丧了。

SDR不符合中国基本的国家战略利益

倘若执意要利用SDR促使国际货币制度更加公正，那必将陷入一个怪圈。

如果想让SDR方案更公平合理一先，那么首先就要取消美国在IMF的特权——一票否决权，而现在要废除这个一票否决权，美国必然会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挑战一票否决权的提案。

这才是欧洲反对此方案的根本原因，他们才不愿为此虚无飘渺的方案浪费时间。

反观美国，此方案客观有利于美元统治权延续的。但美方却表演的像吃了很大的亏一样，让实际将会吃大亏，连国家索债权都丧失的中国反而像欠了美国，反而像要挑战美国一样。

当然，如各国不承认美国在IMF的超级特权，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永远达不成结果的谈判。当然这对美国并非坏事，因为如果谈不成，则只好勉强维系美元秩序，对美国也有利；假如世界各国同意实施美国在IMF超级特权下的SDR，那么对美国是个天大“福音”——将来的“超级主权货币”将是世界各国出钱，去买美国国债，世界各国承担责任，它们有没有权力向美国追债，最后还要美国人说了算！

更何况，即使SDR真的实现了，它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夜间被作废。换言之，如果IMF突然解体了，谁来对中国巨额外汇投入负责？

即使SDR这种“超级主权货币”最终不可能实现，但其客观上将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潜在危害。这个危害就是，它会使国人对SDR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犹犹豫豫，进退维谷中，使我们在推进真正公平合理国际金融秩序的道路上走入歧途，失去在美元大崩溃前挽回中国外汇损失的最后机遇和时间。

现在，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而言，时间是最为宝贵的。中国作为拥有2.3万亿美元的外储大国，绝不应该将巨额外储命运赌注在任何一个单一方向，而应是针对未来金融大变局的多种可能，进行多元化操作。以确保在发生任何方向突变时，都有安全保障。

在未来最为可能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中，主要有四种方向：一是对现有的美元系统修修补补；二是实现多元主权货币体系；三是SDR似的“超主权货币”；四是回归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制。

其中，SDR的超主权货币是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最有可能出现的进程是：在美元信用信心溃败之下，多元主权货币将成为阶段性过渡；其后，各国纸币难免陷入竞相滥印，互相贬值，恶性竞争的怪圈；在最后阶段，将不得不回归以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

就中国而言，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既定国策下，中短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中长期主动迎接金本位回归，才是最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路径。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评论人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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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菲：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角色定位

〔摘要〕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可视为一场货币战争，这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集中而极致的运用，反映了“美元霸权”走向衰落进程中的一次剧烈挣扎，主要意图在于转嫁危机损失、掠夺人民及其他国家、继续维持美元强势地位。中国对内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外需要积极防御，将现有战略优势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注意保存实体资产，保护国内市场空间，保留与国际责任相称的国际权利，保持对美元的密切关注和适当距离。

一、美元长期贬而不弱的秘密所在

（一）“货币战争”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集中而极致的运用

一切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并激化的必然结果，而在危机的酝酿和演化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寡头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及自身利益，必然会选择顺势而为、择机而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对美国中央银行及金融体系的控制、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既转嫁损失和危机，又趁火打劫，并竭力维护霸权地位。只要滋生危机的土壤还在，货币战争就不会落幕，并且将随着危机的升级而不断升级。

1．美元的贬而不弱之谜

美元的债务发行机制决定了它必然贬值。美元进入流通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二是以再贴现方式向商业银行注资。前者使美国政府牢牢地绑在美联储的战车上，后者则使得同美联储联系密切的金融大亨们得以攫取通常本应当归一国政府所拥有的铸币税收益。所谓债务，自然需要还本外加付息。如果说，本金所对应的货币是美联储印制的，那么利息所对应的货币也要由美联储印制。换言之，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来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新的债务美元，债务链条连绵不绝，发行的货币也会越来越多。假使按年增长率5％的复利模式增加货币发行量，那么，当前1美元的债务货币，只须300年时间将达到200多万美元。这意味着，在债务货币系统自身扩张动力下，美元必然大大贬值。另一方面，美元的发行者必然竭力维持它的强势和主导地位。美元的持续贬值在为其发行者带来丰厚的铸币税、通货膨胀税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它面临地位弱化的危险。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必须设法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让人们乐于或不得不持有日渐贬值的美元。当年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信心与清偿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那么，美元不断贬值与维持霸权之间的冲突又该如何解决呢？这在金本位制下本来就是难以破解的矛盾，然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因而只要能够攫取别国财富，打击别国经济，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样贬值，甚至贬值得更多，美元就可以既贬值又保持强势地位。

2．货币战争成为美国的一项惯用策略

为了迫使其他国家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美国在拉丁美洲、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迫使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并增加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以保持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同时，美国还威逼利诱欧佩克，让世界各国的主要进口商品———石油，以美元作为贸易结算手段。这样，欧佩克获得的石油美元为了保值还得回流美国；同时，无论是炒高还是打压国际油价，都只不过对非美元发行国造成影响。当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决定在石油贸易中不再采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时，美国不惜代价出兵攻占伊拉克以稳定美元的霸主地位。正是依靠这些方法，一直以来美元顺利地解决了持续不断贬值与巩固霸权地位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数额巨大的铸币税并分享他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元霸权”衰落进程中的一场货币战争

近10年来，美国尽管凭借美联储降息和刺激信贷消费的强心剂，不断炮制泡沫下的繁荣，设法将本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后半阶段拉长，并依靠进口廉价商品维持低通货膨胀率。但是，这一经过反复拉伸的经济增长机制已经益发脆弱、难以为继，国内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危机的到来只是迟早的问题。放眼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中东石油输出国一道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经济实力有所恢复的俄罗斯在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同时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并不成功，其霸主地位并不稳固。在这样的局势下，为了争夺主动权，挽救美元的霸权地位并获取人民和别国的财富，美国不得不考虑再次发动一场货币战争。

1．助长次贷泡沫，请君入瓮

在国内，美联储先是降低利率，并鼓励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房地产价格也逐步抬高，形成了“抵押贷款购房—（推动）房价上升—可以抵押更多的贷款购房”的房地产繁荣局面，使低收入家庭陷入债务链条。与此同时，通过金融创新和控制评级机构，将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等级的金融资产，出售给公众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近年来，美联储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由提高基准利率，迫使一些低收入家庭因为还不起日益高涨的贷款而不得不断供，同时房价下跌，由房地产衍生出来的金融资产大大贬值。在此期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也在同步实施。为了套回中国等国家靠出口大量实物产品所积攒起来的些许美元，美国一方面限制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其储备的美元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和并购美国企业，迫使和引诱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将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级别的证券产品，出售给这些国家的投资机构。待条件成熟以后，危机被引爆，金融资产泡沫迅速破灭。

2．掠夺本国人民和别国，拖人下水

美国金融危机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的行动及其相关后果，便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这场货币战争。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储蓄、住房，还损失了积累起来的养老金。超过700万美国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美国中产阶级面临崩溃。除了直接掠夺外，少数金融大亨还获得了廉价捞取资产的大好机会。政府救市计划救的既不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也不是一般金融机构，而是大金融资本的坏账。最终结果就是富豪们的不良资产国有化了，而优质资产则继续私有化、集中化。

同时，借助世界范围的“美元霸权”，美国的对外策略至少达到了四个目的：一是使其他国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受到损失，削弱这些国家基于美元储备而发行的本国货币的币值基础，进而破坏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乃至经济安全，强化美元对受损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一步步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已将它的各类债权人深深地拖入泥潭而无法自拔，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成了危机的买单者，而美国仍然在继续逼迫或诱使别国特别是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冰岛的银行为了投资次级按揭资产等长期资产，曾在国际资金市场大量借入低利短债，外债总规模竟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以致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境地。欧洲银行业于2008年8月爆出危机，欧元在美国金融海啸中不但无法保持坚挺或赶超美元，形成取代声势，反而在与美元的汇价上不断走下坡路。同时，国际油价被炒高后又急势下调，也使得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强劲反弹，美元指数在10月底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二是受到冲击的国家为了避免自身金融市场破产，不得不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采取降息政策，致使本国货币贬值，从而有助于挽救美元的颓势，使其得以恢复相对强势地位。三是借机发行更多的美元，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收益。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1〕在正常情况下，发挥货币职能的主要是商业票据，票据结算相互抵消后的零头差额才由货币来调剂。而一旦信用受到破坏，这些票据都要转化成货币时，货币就会严重不足。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投资者争相变现数十万亿美元的各类证券，这无疑会造成大规模的货币荒。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从而在金融动荡中扮演着避险货币的角色，在全球货币市场资金冻结的状况下，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急于在公开市场买进美元以应对流动性危机。总之，在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恐慌中，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救市名义增发海量美元。四是利用信用受到破坏后货币必然出现不足的状况，迫使金融开放的其他国家因为缺乏美元、难以偿还美元债务而出现金融危机，资产贬值，便于美国金融大亨们四处抄底，获得廉价的优质核心资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还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并未对金融体系造成全面破坏，也没有对整个经济和社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相反，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却对所在国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以至于无法依靠自身调节得以恢复而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并且很容易演变成经济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正因如此，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爆发时，许多分析家并未料到其演化会是如此深重；也正因如此，我们不难想见，当前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深度挑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华尔街为震源爆发的这场金融海啸，其冲击波经历了一轮轮向外扩散的过程。总体而言，动荡由美国国内扩散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再到新兴市场国家等欠发达经济体，由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直接波及的各类金融主体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再到实体经济领域。仅从媒体报道的指称由“美国次贷危机”过渡到“美国金融危机”，再到目前使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变化中，可窥见其不断深化扩散的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将金融危机划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外债危机四种类型，〔2〕然而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显然超越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它已经转化为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美国占到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3〕其自身金融动荡和经济下滑已经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而其他两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也在陷入衰退。这场货币战争不仅是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剥夺，也体现了大资本家对中小资本家的剥夺，它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基础上，进一步消灭了中产阶级。因此，这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终结，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将加速到来。

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种强权恰恰反映了它面对走向衰落的趋势已乏回天之力。一方面，它已经无法依靠内在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实现持久繁荣、打造偶像神话，而是必须借助于对经济全球化的控制，在产品上依靠寄生、在资金上依靠输血；另一方面，它已经无法在远离国土的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直接制造危机从中渔利，而是必须让资本主义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在本土作一次集中释放，然后将缩过水的财富重新做出分配。

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金融运行和经济状况原本尚属良好，但由于出口依存度或外资依存度较高，正日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对俄罗斯、巴西和石油输出国造成严重打击，出口收入的收缩引发了本币贬值，恶化了国内股市行情。在国际信贷市场冻结的情况下，一些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例如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又不足的波罗的海三国，负有大量外债特别是近期需要偿还大量短期外债的韩国，都面临着资金来源难以接续的困境。而美国有可能借机摆脱部分债务，反过来通过抄底其他国家资产，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给陷入困境的国家，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控制。尽管受到强烈质疑，但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实际影响，令众多国家不得不“同舟共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人们不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抱任何美妙幻想时，保护主义已悄悄来临。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需要各国民主协商、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将更加激烈。世界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

三、中国的角色定位与可能策略

资本管制比较严格、外债水平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避免强烈冲击、维护金融稳定。而最为世人瞩目的是近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早已在各界人士的“救世”计划中频频出现。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奇等提出的方案是，由IMF为主导向各国提供资金救助，而中国等外汇储备充裕国可以为IMF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索罗斯认为，中国应当向其他新兴市场小国提供外币流动性，这对中国的安危同样利益攸关。〔4〕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也将中国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对于盛行的“中国责任论”，我们有必要清醒面对。就中国自身来说，首当其冲并且意义深远的影响显然来自出口受阻，进而导致目前的增长方式变得不再可能或不可持续。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无疑会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仅从工业增长数据看，2008年上半年月均为1613％，而第三季度的月度数据分别为1417％、1218％、1114％，9月工业增长速度比上半年下降30％，世界经济危机传导的后果已十分明显。

一场痛苦的发展转型势在必行，因而扩大内需成为此刻最响亮的声音，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升级不能不提上重要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由高度依赖出口向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转变，也应当是从以美元作为生产目标向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生产目标的转变，是从注重把蛋糕做大向更加注重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转变。同时，中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应带来的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的需求，对许多出口国来说十分重要。

正视我们身陷其中的这场货币战争，中国在制定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时，一方面要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第一，泡沫退去，真正有价值的是实质资产。应当注意维护并把握时机收购一些有产业竞争力的实体资产，避免直接投资于救助西方的金融机构，审慎购买证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继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除了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向关键性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适当倾斜外，可以借有利机会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垄断，进口一批先进适用技术。第二，扩大内需，弥足宝贵的是市场空间。与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政策相配合，需要保护好国内市场，把主要市场份额留给本土企业和本土资本，避免外资的挤出效应，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较广阔的空间。第三，承担责任，与之相对称的是国际权利。所有主张中国应当运用外汇储备向其他经济体提供融资安排的论者，论据不外乎一是大国的道义形象，二是全球化效应下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然而，中国在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应当充分争取相应的权利，如提高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第四，关注美元，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债权人和贸易伙伴，在行动上会受到很大牵制。但是应当清楚，美元虽然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却只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我们不可能奢望美国制定出为中国着想的政策；即便是国际协调机制，也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应设法避免对美元亦步亦趋，尝试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资本论: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51.

〔2〕张礼卿, 李建军.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51.

〔3〕程恩富, 大卫·科茨. 中美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与大卫·科茨对话——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影响与根由〔N〕.中国教育报, 2008-10-14.

〔4〕张翃. 谁来解救新兴市场〔J〕. 财经, 2008, (2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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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

吴辉：国家资源流失，揪出决策内鬼

一、网易又出汉奸评论

“民族品牌，该卖就卖”，2009年 7月3日，网易第四十五期评论公开不要脸地叫嚷如此混帐的逻辑——

网易谬论之一：外资收购并非民族品牌的死路。反对外资收购者认为，美加净牙膏、中华牙膏、活力28、南孚电池、小护士、乐凯胶卷、乐百氏等，这些品牌落到了跨国公司手里，将即刻打入冷宫。但实际情况是，南孚电池直到现在仍是国内领先的电池品牌；乐凯胶卷只卖了20%的股权给柯达，年初柯达已将股份转让给一家中国民企；乐百氏的逐步沦落，其实是败在了同为达能掌控的娃哈哈的手下。

反驳：南孚电池品牌留下来，但是这个利润却流进了外国人的腰包。柯达反吐乐凯，是因为柯达自身出了问题。达能抛弃乐百氏，是因为娃哈哈可以取代它。外资收购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死了，因为利润已经流走了，即使活着，也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民族。怎么就不是死路？

“外资会为了消灭中国民族企业而恶意收购民族品牌”，这是“亡我之心不死”陈词滥调的经济版。收购民族品牌的企业都是外资民营企业，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因为收购中国的企业而业绩欠佳，外国政府也不会给任何补贴。外资企业如果真是为其国家利益打工，收益和风险未免太不对等了。在市场经济当中，品牌的兴亡盛衰太正常不过，秦池、爱多、巨人、三株、太阳神、亚细亚、科龙、三九、托普，外资并购充其量只是众多“死法”里很不重要的一种。

反驳：“忘我之心不死”不是陈词滥调。把“忘我之心不死”说成陈词滥调，只能说明网易评论者居心叵测。

外资收购中国企业政府不给任何补贴？

譬如可口可乐花170亿收购汇源果汁，它先拿20亿美元到中国央行兑换170亿人民币，把170亿人民币给汇源果汁的同时，又从央行把刚才的20亿美元外汇储备弄到美国去投资，然后“次贷”分掉，分给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一分钱也没有花，只是买通央行，喊一句“次贷”，“汇源果汁”这个品牌就白白拿到手了！

白拿，还要什么补贴？

网易谬论之二：危害国家安全是无稽之谈。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将“危害国家安全”，这是很多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要说辞，在06年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中，这一说法一度喧嚣尘上，并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作为“美国政府因国家安全直接干预企业”的例子。然而，美国人对中海油国企身份的忌惮却被众多媒体避而不谈。最近，四川民企腾中重工意欲抄底悍马民用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人的恐慌，尽管悍马本身是美军备供应商。

反驳：请不要使用“喧嚣尘上”这样居高临下的词汇。别人说话是“喧嚣”，网易评论说话就是“一言九鼎”？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美国人不是因为国家安全？而是因为中海油是国企？国企就能威胁美国安全？即算是，那美国人不还是因为“国家安全”而拒绝收购吗？

产业收购，看产业的价值，垃圾产业当然不影响美国安全。“美国国债”、“次级贷款”、IBMPC甚至悍马民用部分，都是套住中国投资的诱饵，美国人当然欢迎。

要求对外资并购民族品牌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呼声不绝于耳，商务部专家就此表示：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目前来说还比较模糊，但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的案件范围其实很小，主要是军事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的领域。的确，在引起中国人敏感的“民族品牌外流”事件中，被收购企业不仅与军事、信息安全无涉，而且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域，与国家安全实在无法扯上关系。一些固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把国内品牌卖光，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自然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只要卖掉国内品牌有利可图，那么国内品牌是永远卖不光的。

反驳：说“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目前来说还比较模糊”的商务部专家，是谁？

是真有其人，还是网易杜撰？

如果真有其人，请下课！

如果是网易杜撰，那只能说明网易评论者真不要脸。

民族品牌外流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域，就与国家安全无法扯上关系？民族品牌是产业制高点，这些制高点被外国人占有，就能获取大量利润，外国人拥有这些利润，就能换走中国的资源。国家的资源被掏空了，等着就是国家灭亡，这怎么就扯不上国家安全？

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国内品牌就永远卖不完？可是要创立新品牌容易吗？张小泉、王麻子、狗不理、同仁堂，中国有几个这样的民族品牌？

网易谬论之三：收购造成的“垄断”并不可怕。否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理由是“防止垄断”。实际上，市场自行制造的垄断被称为“非强迫性垄断”，并不能禁止竞争者的出现，正如即使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它也不能禁止其他厂家生产果汁。这种垄断是有效率的，它必须考虑潜在竟争者的挑战，可口可乐即使收购汇源，其果汁产品也不可能大幅提价或者降低品质，除非它乐意被新进厂商击败。历史经验证明，真正导致严重后果的垄断都是市场之外的力量制造的。

反驳：反垄断的实质，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低效率的讹诈。是市场力量对于公平的自发追求。但这个市场力量对于“非强迫性垄断”的打破，是需要时间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之后，如果可口可乐实施垄断，获取非分之利，市场要想打破其垄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给了可口可乐牟取不义之财极大的时空机会。

而且，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阻止竞争者的出现，会恶意挤垮襁褓中的竞争对手。这个恶意挤垮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却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自己的高额垄断利润。

所以，只要可口可乐获得了垄断地位，不管其能维持多久，对中国的消费者都不是一个福音。好比战略要地，失去容易，扳回来很难。不能说失去了还可以扳回来，就可以把手里的战略要地拱手送给别人。所以，即便是“非强迫性垄断”，我们也决不可以让其实现。

况且，果汁行业是一个资源消耗小、可再生、可持续的产业，外资占据这个产业，可以不消耗自己的资源，却大量换走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这样的行业，外资不管垄不垄断，都应该不许其进入，何况还是进来搞垄断？

网易谬论之四：民族品牌无需政策扶持。民族品牌透过资本市场融资，就有可能被国际资本收购。如果既想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又不想被收购，仅有一途，就是不走市场融资之路，靠国家产业政策扶持，银行提供资金，这是很多经济民族主义者心仪的模式，也正是许多国企所采取的模式。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并非源于国家保护了某些产业，而来自放弃保护，开放竞争。我们必须看到，政策扶持往往成为滋生落后和低效的温床，在权力保护下垄断，在垄断保护下低效，正是我们经济的问题所在。“民族品牌”只能走品牌并购之路，这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反驳：民族品牌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用外国人的钱，外国人的管理，帮助自己发展强大，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外国人的钱要琢磨着用，宗庆后用了达能的钱，吃了一身官司，惹了一身臊，这应该为前车之鉴。引进外资最怕管理权的丢失，在产权上扯皮不清。

但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并不就等于被收购。刀口上添血，还可以既添到血又不割到舌头。何况进入资本市场还谈不上“刀口上添血”？既然进入资本市场只是“可能被收购”，并不是“一定被收购”，怎么能说，做大做强而不被收购，就只能“靠国家产业扶持，银行提供资金”？

如果外国人的投资，是货真价实的、可以买到资源的真金白银，那么资本市场的风险就非常小。可口可乐拍出20亿美元，帮助汇源果汁做大做强，汇源果汁用这2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关键技术、生产线、去美国打造国际品牌，把果汁卖到美国去，挣了钱大家分，这个风险是极小的。

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美国人拿出20亿美元换成170亿人民币，汇源果汁拿了这个170亿只能在国内花，造成国内通胀。而具有国际购买力的美元，又被美国人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拿回美国，然后次贷分掉，分给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分钱不花，就要占有汇源果汁这个品牌，从中国挣钱，然后白白弄走资源。——这样的“资本市场”，在中国刚一进入的时候，就被下了套子！所以中国的民族品牌才会那么容易被“收购”，因为这其实不是收购，而是“白拿”！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堵住“购买美国国债”这个战略上的漏洞，理顺汇率制度，企业其实是可以放心上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而不必完全依靠国内的银行贷款。

就算依靠国内政策扶持，也比民族品牌的沦陷要强。虽然国家政策扶持会导致对一些落后产业的保护，纵容它的低效率，但国家的政策扶持也不是一无是处。有的企业出现暂时亏损，但企业的价值观是健康的，那么这样的企业还是会成长。而这个成长出来的企业，则完全就是中国原创的、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扶持只要有限度，不是恶意骗取银行贷款，就不会完全没有意义。

民族品牌走并购之路，与“国内政策扶持”相比较，“效率”是提高了，但这个效率的好处，却是被外国人占有！这比“在权力保护下垄断，在垄断保护下低效”的情况要更糟糕。因为后者效率虽低，但起码也是中国人自己在作主，国家资源没有流失给外人。

孩子走路不快，父母亲包办，孩子的效率很低，这是个问题。但是把孩子送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决定孩子的生死，听话就让其卖苦力，不听话就弄死。这对孩子的父母来说，是最大的失败。

自由主义是有界限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超脱利益和血统的。但对于每一个物种来说，不可以对自己使用丛林法则。这就是“虎毒不食子”。羊如果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我把你放到丛林中去，跟狼搏斗，如果你被狼吃了，那就只能说明你效率低下，该死就死——可以吗？

中国的民族品牌关系到国家利益，关系到中国人自己的血统，如果中国人自己对自己说“民族品牌，该卖就卖”，这与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狼嘴里再说“该死就死”，有什么区别？

网易谬论之五：“民族品牌”概念不必太当真。在人们都在为“民族企业”这个词而激动甚至愤慨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个内涵与外延似乎都无比清晰的词汇，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却是一个无法准确定义的“伪概念”。比如什么是民族品牌汽车？按产地吗？零部件在中国制造的就是？别忘了，捷达的国产率超过了90%，连奥迪A6的国产率也已经超过了65%。而人们常说的民族品牌比如比亚迪F3、华晨骏捷，用的可是三菱的发动机，更别说车里面那些多如牛毛的日本电子元件了。

按公司老板的国籍、公司注册地来界定也不靠谱。在达能和娃哈哈之争中，慷慨激昂呼吁保护民族品牌、限制外资进入的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其实早在1990年代已与达能联姻，其女儿等多名家人都有了外国国籍，并在国外注册了多家离岸公司；立志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吉利集团，也是由在国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控股的；上一次“保护民族品牌”的主角汇源同样如此，它是在凯曼群岛注册，在香港上市，原有的股权大概有40%左右已经是外资。实际上，人们说一家企业是“民族品牌”，一般只发生在和外资的并购过程当中。换言之，“民族品牌”不是否决跨境并购交易的理由，而是品牌所有人多要对价的筹码，不值得旁观者过分紧张。

反驳：世界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利益一体化”。民族品牌承载着民族利益，并非无法准确定义的“伪概念”。捷达的国产率超过90%，说明“捷达”车还有10%必须依靠外国。而且“国产率90%”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得到90%的利润，可口可乐的国产率是100%，但其利润的90%却流向了美国人的腰包！外国人利用收购的中国民族品牌，控制产业链的制高点，可以赚取大量的利润，换走大量的资源！这样，本来应该属于中国人享用的资源，被外国人通过“品牌”弄走，养着了外人！

但中国人如果控制了品牌这个制高点，那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比亚迪F3用三菱的发动机，那是因为有利可图，我们可以把三菱发动机的利润压缩到最小！这个利润的流向明显由中国人控制！宗庆后的女儿有外国国籍，吉利公司离岸注册，汇源果汁香港上市，这并不影响这些民族品牌的持有者对利润流向的主导！

企业的经营活动没有国界，但企业是有国界的。美国人的企业不管在哪里组织生产，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迷失了国家利益的企业，必定找不到方向，也无法真正强大和受人尊敬。

网易评论者如此恶意误导中国人对“民族品牌”的归属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显就是要搞垮中国、离间中国，掠夺中国资源。

网易谬论之结论：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当国际粮商进入中国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者很紧张，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被破坏；当高盛宣称要在中国养猪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者又再次紧张，担心中国养猪产业被其垄断。实际上如果我们一听到“外资”两个字就紧张，那么外资的任何举动都可以和“阴谋”联系起来。

当前中国公司纷纷出手抄底美国，美国人似乎并不担心被中国控制，也不觉得被伤害了“民族自豪感”。也许他们具备而我们缺乏的一个常识是：天下的企业一样，都是以牟利为目标，只要消费者吃到廉价又放心的鸡蛋，何必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我们真正应该忧虑是，政策保护下形成的垄断和低效，很可能让我们只有昂贵而劣质的鸡蛋可选择。

反驳：经济民族主义很紧张，是正确的。国际粮商进入中国，给中国种粮食，高盛养猪，给中国人猪肉，是好事吗？

中国人粮食不种了，猪也不养了，吃外国人的粮食外国人养的猪不更好？

问题是，中国人拿什么去交换外国人种的粮食？

自己闲起来，不去挣钱，拿什么吃饭？唯一能拿出来的，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老本，那就是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资源耗尽呢？

等死！

所以，中国不要美国人来种粮食，也不要美国人来养猪。这些事情是可再生的、可持续的，我们要自己干！我们要自己干，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拿不可再生的资源，去交换美国人在中国弄出来的可再生的粮食！

只要消费者吃到廉价放心的鸡蛋，何必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但如果我们不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我们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会被这些“不让关心其国籍”的人弄走！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国人将会撤退其母鸡产业，我们那时候将一无所有，不仅吃不到廉价放心的鸡蛋，就连昂贵劣质的鸡蛋也吃不到！

二、捍卫资源，煮死中国外资品牌

网易的汉奸评论，我作了一一驳斥。但是还不够，我们要找到赶走侵略者的方法。

毫无疑问，外资进入中国，“收购”中国的民族品牌，其目的就是想利用这些可再生、可持续的品牌，获取暴利，换走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中国的对策，第一，要关闭自己的资源型出口，让这些进入中国的外资无利可图，将其逼退。第二，可以针对外资开征品牌税，强行夺取外资所获利润，不让其从中国换走资源！

麦当劳、沃尔马、可口可乐，你在中国赚取暴利，3毛钱一罐的可乐卖3块钱，用其中的2.7元换走中国的钢铁、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这样的事情不允许其持续下去！

所有外资在中国品牌，都不允许获取暴利！勉强让其生存，就算给了其天大的面子！

开征外资品牌税，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不要怕没有惯例，税务政策就是用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没有惯例我们可以创造惯例！

三、内鬼不除，国难未已

现实的情况，开征“外资品牌税”，煮死外资品牌，没有人会付诸行动。

这些决策者，不仅没有想到要煮死外资，反而在削减资源出口的关税，帮助外国人弄走资源！

很显然，国家的资源一步步流失，肯定有内鬼作怪！

“财政部宣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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