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下来，“增长”又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压倒性话语。政府保增长，学者谈增长，就连普通百姓也在翘首以盼等增长，似乎只要增长一来（当然要超过8%），我们就可以立马重返刚刚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增长，尤其是8%的增长，中国似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没有人这么明说，但政府的表态以及媒体的报道，都给人们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然而，这可能正在构成一种危险的误导。

在一种相当肤浅但却非常流行的线性思维中，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很显然，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归因推理是相当诱人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实的情况恐怕要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市场体系迅猛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可能是最大的。对1990年代之后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简单图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而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体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烦。在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价格的极端低廉，加上各级政府超级的税收优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在需求一端，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职位的大量转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否则，这个市场将无以为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中美这两个看似冤家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胀全球市场体系需求而最终破灭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事实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场体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供给端首先破裂。其爆发形式很有可能是资源、环境约束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产能无法倾销所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和经济萧条。在2008年，中国内部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资源暴涨，都险些使这个前景成为事实。幸运的是，美国佬先中国人一步不支倒地，让我们摆脱了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否则，今天被全球同声数落的就可能是中国。

很容易看到，在19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极致的全球体系扩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需求一方，以滥发货币、寅吃卯粮以及毫无约束的金融“创新”为主要手段的需求创造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一方，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并剥夺庞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为手段的产能供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显然，要重新修复并维持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我们显然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必须削减其名不副实的需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产能输出国则必须减少其不计后果的环境及资源透支并壮大其内部需求。只有这样，全球市场体系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忍受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让人忧虑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疾驰。我们似乎决意要用一种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来渡过危机。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国人正在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滥发钞票，创造需求，而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国也沿着同样的增长路径狂奔。其主要办法就是不断的增加政府投资，只不过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在今年的头一个季度中，中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已经接近5万亿，几乎完成了全年的贷款规模。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够迅速增加GDP但丝毫都不会提升增长质量的项目。其势头已与“大跃进”无异。虽然各级政府高喊保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促转型”，但显然后面这一句已经沦为点缀。如此货币创造及信贷投放，是不是真能够保住“增长”仍未可知，但在未来某一天引发无法收拾的产能过剩以及奔腾的通货膨胀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灾难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果真如此，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会又一次掏空中国纳税人的口袋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相信，各级政府大手笔支出，各类银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成功的鼓励。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时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国基础建设如付阙如，全球市场体系需求旺盛的基础上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饱和，全球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收缩。以老办法来应对迥然相异的新情况，其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全球市场需求，还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需求都明显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如果目前这种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无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稳不仅可能是昙花一现，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低迷的组合，当然还要加上财政上的严重困境。届时，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我们相当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是总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对于更加严重的困局，我们可能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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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房市、股市正在复制日本“80后”

近来，股市越过3000点，房价也开始疯狂上涨，“地王”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房价上涨的预期。

今年6月25日，北京通州九棵树地块以17.4亿元荣膺北京新“地王”称号；仅仅一天后，“地王”称号即易手北京奥运村乡地块；6月30日，以40.6亿元成交的广渠门15号地又再次刷新“地王”纪录。

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是“地王”迭出。绿地集团5月份出手买下“2009上海最贵地”，投资金额达12亿元；广州城建集团6月夺下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深圳“地王”经过14分钟内113次举牌，以高出底价2.7亿元的价格，终结了当地连续10个月的“零成交”。

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了股市与房价上涨的一个共同源头：通货膨胀预期。当天量的救市资金涌入市场，泛滥的流动性必然推高商品的价格，而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就是提前所做的反应。

从4万亿元救市计划，到持续加大的信贷投放，中国的救市措施力度空前。我们知道，我国中央财政自1980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而地方财政除了极少数地方，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这也是催生土地财政的根源。

早在2005年11月，《财经》杂志就曾经报道：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按照财政风险矩阵，对中国截至2004年的公共债务进行了全面测算。测算结果为，2004年中国直接显性与直接隐性负债合计7.6925万亿元；或有显性与或有隐性负债合计9.5087万亿元；按或有负债转化为直接负债的概率0.5进行调整，则为4.7544万亿元。这样算来，全部政府负债规模为12.4469万亿元；2004年中国名义GDP初步核算为13.6515万亿元，而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91.18％。

现在，地方政府的负债更是一个天文数字。钱从哪里来，就变得显而易见。今年1-5月，新增贷款达到惊人的5.84万亿元！而6月份的新增贷款，普遍预计在1万亿元以上。

由此加大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人们动用储蓄去买房、买股票，一下子把消费激活起来了。问题是，这种复苏是在消耗民众仅有的存量财富，而新增财富则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全球经济未能直接走向复苏，而是在盘整一段时间后继续掉头下滑，中国民众的不安全感将会增强，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未来国民购买力的下降，将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变得更为艰难。

我曾经提出过破坏性复苏的概念。所谓破坏性复苏，反映在股市，就是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抽血”作用，使大批宝贵资金涌入股市追逐短期利益；反映在楼市，就是通过放松信贷，利用垄断信息对民众进行欺骗、引诱，在维持高房价的情况下，扭转需求者对未来房价继续下跌的预期，使他们不得不在高位买房，接受既得利益者的盘剥。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激活了成交量，但后患无穷。事实上，最近，惠誉国际评级公司已经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与美国、欧元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而这有可能引来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推波助澜。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教训。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国际投机资金疯狂涌入日本，炒高日本的房价和股市。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房价飞涨了好几倍。日经225指数从1985年底的13000点上升到1989年底的39000多点。与中国一样，当年日本也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果，在国际炒家获利离开后，日本楼市和股市崩盘。日本股市到2003年4月跌至7607.88点，日经指数截至2009年6月26日，也仅9877点，距离1989年12月29日创下的历史最高点39815点，仅是一个零头而已！

中国不及日本的地方在于，日本当年经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有足够的积累，而且社会保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并且，日本科技发达。在缺少这三个基础的情况下，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日本承受了20年的衰退而位居三大经济体之列，中国有这种能力吗？

国际清算银行在6月29日公布的年度报告中称，由于目前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基于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各国央行的犹豫增大了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因此可能使通胀预期加剧，或者产生又一次的资产泡沫。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目前中央银行面临两种风险，一种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种则是政策力度不够无法推动经济复苏的风险。

我们同时面临着这两种风险。

“地王”的出现，不仅对中国的高房价进行了确认，更指明了一个方向，当泡沫被急剧吹大时，谁有能力吹散它呢？每一次泡沫的破灭，都会引发一场悲剧，我们能够成为唯一的幸免者吗？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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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不是居民在买房，而是银行在买房

看到几组数字：

5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7.98万亿元，同比增长28.26%，是2007年全年货币投放5.78万亿的145%。比08年底本32万亿余额增加7.98万亿。在投放中，一季度月均超过1.5万亿，4月有所回落，但5-6月重新抬升。预计6月依然投放依然超过万亿。按这个速度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会是2008年的2倍。

据央行数据，今年前三个月，居民户贷款的增速分别为7.5%、4.1%和13.6%，4月份更是进一步提高到24.9%。进入5月份，“上海房贷井喷”、“深圳房贷井喷”、“工行房贷井喷”、“四月份全国贷款四分之一是房贷”……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今年前5个月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46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5%。而销售金额达到了1138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5.3%。在3月和4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双双超过6000万平方米之后，5月份楼市更是大卖了超过7000万平方米。今年前5个月的2464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是房产市场最火爆的2007年当期21100万平方米的117%。

统计显示，北京6月在售楼盘，近50个楼盘目前售价为其历史最高，多数楼盘从2009年一季度到6月份的涨幅超过20%。

6月底，上证指数开始冲击3000点大关，比2008年12月的1850点上升62%。

如果类似数字不是2009年上半年而是2007年上半年的数字，中国人应该兴高采烈，说明中国经济在健康发展。但是，这是2009年，也就是中国和全世界人都看到了银行信贷吹起来的房市兴隆、房价暴涨、股票高涨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本该有所警惕和思考。但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兴高采烈，主流学者依然在欢呼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小阳春后不是寒冬，而是直接到了春天（小阳春是指寒冬初的突然回暖，但接着该是寒冬）。

今天又看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一篇文章，历数了中国金融资本金在他主持下翻了几番，利润多了多少，不良贷款下降多少。也看到很多主流学者在显摆中国金融安全程度有多好。对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幸灾乐祸，似乎类似问题在中国不会存在。

说实在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开始阶段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确实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因为危机的原因，是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大量扩充信用，并通过主导世界货币对生产国举债，形成了一个依赖不断举债和膨胀信用来寄生生存的局面。一旦信用膨胀出问题，金融体系就会出现剧烈动荡。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出去的是商品，进来的是钱和债券，金融问题自然不会严重。中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将出问题：西方需求降低，生产过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两方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完整经济链不同的两端，谁嘲笑谁都有证据。

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并不见得不出金融问题，只是会出的晚些罢了。

比如中国，2003年以来楼市兴旺，房价飞涨。到了2005年以后，房市已经成为一个以储蓄和投资为主的市场。商品经济中部分产品会具备很强的金融性质，土地、房产就往往是这样。也就是说房产和土地很容易变成类似股票、期货一样的“赌具”，买房不是为了住房而是为了其升值和保值。于是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居民购买能力的高线。富有阶层持往往持有两套甚至三、四套房子。

在2008年前的房市中，用按揭贷款买房全体有两类。一类是急需结婚，家里也有一定积蓄的年轻人。而把房子作为赌具的购房者，以储蓄为目的买房者要大于投资为目的买房者。前者很少利用按揭资金，后者则大量利用按揭。按照银行公布资料，2008年年底个人房贷余额为2.98万亿。而2000-2008年商品房销售额约12万亿，银行贷款占最终市场资金比重约为25%。

而这次利用按揭的个人用户，依然不会是以储蓄为目的的购房者，主要是急需新房或者投资者。由于投资者利用按揭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大部分可能是收入不高但急需住房的群体。这些人在盼望房价下跌无望后，不得不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进入了房市。上海仅5月房贷就达到近80亿，6月又增45亿，北京等城市房贷都快速增长。即使不都像5月份四分之一新增贷款是个人房贷，1-5月有八分之一是房贷，也新增9000万个人房贷，这个数字与1-5月商品房销售11389亿的数字很靠近了。也就是说银行资金用来买房的比例从2008年前的25%左右上升到80%左右。加上二手房房市旺盛，说明现在买房者主要是依赖宽松信贷环境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些人不缺少“信心”，主要是缺少“钱”。只要有人借钱，总会有人敢买。与其说现在是居民在买房，倒不如说是银行在买房！

这像不像美国新世纪初购房情况呢？很像。

只要西方走不出经济危机，世界贸易就会持续下降和低迷，中国制造业过剩情况就会持续，就业和收入都难以改善。而靠信贷支撑的房市和股市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傻瓜现在也知道了。贫道认为，这个局面能支撑到第四季度就不错了。即使美国第二波金融危机不在第四季度出现，中国也就支撑到这个时候了。而泡沫总会崩的，这次崩就不是2008年的房市低迷问题了。

贫道一直说，房市要兴旺，两条路：一是大量金融资金进入，最好是外资也进入，重新恢复为一个买涨的赌场；一个是抽紧资金，让房地产商破产，房价下跌一倍，使中等收入群体能过买得起。现在看来政府采用的是第一个方案。这也对，只要房价高，地价才高。地价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有保障。

作（平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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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熙：“省直管县”会不会又是一次“瞎折腾”？

昨天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改革。

但是推进“省直管县”是否就是缓解基层财政财政困难的“葵花宝典”？未必！推行“省直管县”，到头来会不会像以前实行“市管县”那样又是一次“瞎折腾”？很可能！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针对基层财政困难，许多人提出 “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设想，实行中央－省（自治区）－县的“三级财政架构”。试图通过“省直管县”的新体制来减少中间层次以及由此产生的克扣和耗损，壮大基层政府的财力，缓解其财政困难。目前这一设想已经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推行。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目前的中央－省（自治区）－市－县－乡镇的“五级财政架构”，层次太多，链条太长，信息失真度大，监督控制难，政府层级多，行政成本高。而且，在“分税制”体制下，现有的二十多个税种根本不够五级政府分，加之“分税制”改革后，财力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再加上中间层次的克扣和耗损，基层财政焉有不困难。二是，据说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的“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而我国实行的“五级财政架构”不合世界潮流。

这些说法应当说有一些道理，但同时却存在相当的片面性。

其一，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都是实行的“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陈庆海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层级研究》中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对2003年世界上的109个国家的财政层级进行了分析，尽管统计分析表明这109个国家中实行“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的国家占43.12％，“四级架构”的占28.44％，“二级架构”的占21.1％，“五级架构”的占6.42％，“一级架构”的占0.92％，但这些不同架构的分布却没有表现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同为发达国家，为什么德国实行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层级，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国实行的却是“四级架构”的财政层级，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荷兰、瑞典、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实行的却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同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中国和伊朗实行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层级，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实行的却是“四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印度、巴西、爱沙尼亚等国实行的却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但是如果放到每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不呈规律性的分布，其实还是有规律的，那就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层级所决定的财政层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实，就以“分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实行“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实际上也是由建国以来的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此外，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美国表面上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即联邦－州－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一级相当复杂，它既包括3034个县（恐怕应当翻译为郡更为合适），19431个市，16506个镇，13522个学区以及35356个专区，共计87849个各级地方政府（2002年），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数量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从1972年的78218个上升到2002年的87900个。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一趋势难道不值得重视吗？还有一点必须值得重视，那就是美国的“三级架构”，即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及其财政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之上，宪法和法律直接规定了各级政府的权力边界与活动范围。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由于有严格的宪法和法制约束，大体上能够保持“活而不乱”。如果考量中国历史，则会发现大约可以以元朝为界，元朝前的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的地方政府大体为2级，而元朝以后的元、明、清的地方政府则大都为3级。如果这样看来，解放以后到现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层级只不过增加了乡镇一级而已。而这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恰恰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因为，过去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低下的技术手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广大农村国家只能实行“政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只能依靠乡绅来治理，即所谓的“乡村自治”。其实，不是国家不想治理，而是国家没有能力治理。黄仁宇先生对此曾经作过深入的研究。

主张实行“省直管县”，只建立中央－省－县的“三级财政架构”的又一个理由是，这个经验来自浙江，据说浙江实行这种体制后，效果不错，既发展了县域经济，又壮大了基层财力，大大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我不否认“省直管县”可能在浙江取得了成功，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浙江的幅员面积只有10万余平方公里，人口才4千多万，而且，浙江的县域经济一直比较发达，而像四川这样的大省，幅员面积就达4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8千多万，仅仅一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幅员面积就达15.3万余平方公里，而且，四川的县域经济一直不发达且发展又极不平衡，在相当部分的县，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县，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工业。类似四川这种情况的还有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像这样的省（自治区），如果硬要推行“省直管县”的话，马上就会产生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省（自治区）到底管不管得过来？如果管不过来的话，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而且，如果撤消市和乡镇两级政府的话，这些人员又往哪里安排呢？如果不能妥善的安排，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也许有人会说，为了解决一些省（自治区）管理半径过大的问题，可以把省（自治区）“大卸八块”，像美国那样，搞50个省（自治区），但这些人想过没有，这样一来，行政机构和人员到底是会减少了，还是增加了？行政费用到底会是降低了，还是膨胀了？也许有人会说，撤消市和乡镇两级政府以后，这些人员可以“下岗”，“自谋生路”，政府又可以减少行政费用，岂不美哉！而且，九十年代下半期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不是也“下岗”了吗，为什么工人“下岗”就可以，行政人员就不能“下岗”呢？说这话的人可以说是太幼稚、太无知，太不负责任了。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九十年代下半期的国企改革，让6千万工人“下岗”，说得轻一点，是当时的一大失策，说得重一点，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当时6千万工人“下岗”，使多少家庭沦为贫困，使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使生产过剩日益凸现，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饱受苦果。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又让行政人员也大量“下岗”的话，国家怎么保持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

其二，之所以造成当前基层财政困难，我认为主要不是因为目前的“五级财政架构”，财政层级过多，而是“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所导致的各级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的泛滥，以及目前一些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官员的腐化。众所周知，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遇到的阻力也非常之大，因此，尽管当时的动作相当大，但这一改革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妥协、折衷、探索和“权变”的色彩，也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不很完善、不太彻底的改革。比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就不太明晰，以及省以下的“分税制”改革尚未进行，等等。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由此必然导致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的不明晰，由此又必然影响它们之间财权和财力的划分。因为，财权和财力的划分缺乏明确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带根本性的依据的缺失，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利益的逐渐分化和“硬化”的情景下，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权、财力的分配上，必然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相互博弈，也难免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并由此出现财权、财力的层层上收和事权的层层下放，以及由此引起的基层财政困难。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政府的财力占整个政府财力的比重是在上升，但从绝对额看，县、乡等基层政府的自有财力部分仍是增长的，而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即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财力还是在不断增长的。那么，为什么基层政府还是普遍感到财政困难呢？这里面应当还有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目前部分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这一劣化和腐化集中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僚衙门化”、“奢侈浪费化”、“机构和人员臃肿化”、“部门和私人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成风化”。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左右大幅度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是明证！这还是显性的。如果再加上许多并没有摆在桌面上的各种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甚至贪污受贿的收入，那么，这个数字恐怕是相当惊人的。不然，全社会千夫所指的一年一万多亿的“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又如何解释？近年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如何解释？由此看来，此种“毒瘤”不除，要想根本解决基层财政困难，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难矣哉！

古人说得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你即便是把“五级财政架构”改为“三级”、甚至“两级”，实际上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到头来，会不会又是一次“隔靴搔痒”的“瞎折腾”呢？

至于说在“五级财政架构”下，目前的二十多种税不够划分，如果改成“三级财政架构”似乎就够分了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分税制”体制的误解。君不见，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又有哪个国家的税种是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似的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呢？即便是“分税制”比较彻底、比较完善的美国，属于联邦政府的主体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不是州和地方政府也同样在征收吗？属于州政府的主体税种的销售税，不是地方政府也在分享吗？属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的财产税，不是州政府也同样在分享吗？（见下表）而且，自二战以来，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数，均呈现增长态势。如，联邦对州、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支出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例，1950年为5.5%，1980年为15.6%，2005年为17.2%；到了1993年，联邦补助金占州政府收入达到了20%，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6%；2005年，联邦政府提供的补助金占州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1]。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州与地方财政的财力支柱。“分权化”程度很高的美国都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不同税种在各级政府税收中的分配 单位：%

政府税种	联邦政府 (Federal)	州政府 (state)	地方政府（local）	各级政府合计
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81	17	2	100
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81	17	2	100
销售及消费税(sale & excise)	17	67	16	100
财产税(property)	0	4	96	100
机动车税(motor vehicle)	0	92	8	100
其他税(all others)	48	36	16	100

注：表中数据专引自《美国地方税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一文，http://tax.sf.gov.cn/admin

综上所述，可以说目前提出的在我国实行“省直管县”的中央－省－县的“三级架构”的政府和财政层级，既缺乏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也缺乏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省直管县”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不然的话，很可能是又一次“瞎折腾”。（至于目前普遍推行的“乡财县管”，撤消乡镇一级政府，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也是同样值得商榷的。由于篇幅所限，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2009.7.10.

注释：

[1]涂永珍,刘虹.美、法财政联邦制的立法经验及其启示.中国改革报[N].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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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重提西部大开发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摘要：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启动内需”、“产业升级”，现在大家都在热议。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操作。统筹优化、倾斜扶植西部大开发，就是落实的关键。

一、开发西部将平原、水、能源结合起来

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难以为继，广大劳动人民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的途径，只能是中国产业、特别是资源开发型重工业的全面振兴。中国自然资源的潜力在西部。西部资源大开发，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与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出口加工工业相比较，意味着更新的工业基础、更高的技术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个进程，明显需要新一轮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引进，其中自然蕴含了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的商机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譬如，中国的水利资源集中在西南，储藏量世界第一。因为西南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80％的人口、财富和生产力集中在不到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平原。新疆一省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14个省市国土面积的总和。西北有广袤的平原，海拔、日照、温差样样得天独厚，适合人类居住、农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唯独缺水。不调水，西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广大平原不仅无源开发，而且很难扭转生态恶化的颓势。可以说，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对民族振兴的伟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扩大规模、加强力度南水北调，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西线”纳入工作进程，把西南长期不能利用的水资源，尽可能多地调往西北，不仅黄河一系列现成的梯级设施可以成倍发挥效力，而且可以大规模开拓绿洲面积，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集聚人口，展开大规模城市化，在全国范围和世纪时间维度，启动足以使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

二、基础工业优化升级

譬如，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西部，储藏量世界第一。但因为交通运输、加工利用技术、污染等问题，现在每年还要从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煤。怎样充分开发中国的煤炭资源？最主要的方向应当是高技术含量的煤化工、清洁燃烧技术，尤其是煤转油项目。去年石油价格一度突破140美元一桶，至今令人胆寒，发展煤转油技术大有可为。只要大规模煤转油，能将每桶油的价格控制在35-40美元，中国的能源问题即能长治久安。

不仅是煤矿、水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有道路、港口等基础设置的建设，机械尤其是与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重型机械产业的发展，都势必促进和带动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这一切都应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盘子里，重新考虑定位，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发展大企业为主的重工业，与小企业为主的轻型加工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能单纯招商引资，创造和完善市场环境，等待市场调节。在这个意义上，神华集团的成功具有启发意义。神华集团1995年成立，2001年一期工程建成，4000万吨煤炭生产能力、810公里铁路、3000万吨港口装船能力，2004年煤炭产量1.21亿吨，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如今，神华是集煤矿、电厂、铁路、港口、航运、煤液化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销售商，拥有54个累计生产能力为两亿吨的煤矿，全长1369公里、运转能力1.28亿吨公里的铁路专用线，电厂装机1608万千瓦，煤转油和煤化工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神华集团开创了中国煤炭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纪元。

神华的飞跃发展，靠的是国家坚决上马重点大型项目抢占战略制高点和科技制高点的决心、规划、组织和指挥。别的不说，单是“矿、路、电、港”一体化大规模开发，牵扯到煤炭、铁道、电力、交通等部门和地方，如果囿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局限、市场调节的既得利益，部门地方的协调扯皮，神华的发展不可想象。

三、善用已有经济实力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前所未有，中央的财政收入前所未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国际施压的理由，也是货币博弈的资本。善用已有的经济实力，能干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多少内需和就业？不是北方城市严重缺水吗？——大举投资南水北调，加快工程进度，扩大调水规模，全面展开“大西线”的踏勘和论证；不是油价高踞不下、进口石油财务吃亏、收购油气资源国际关系紧张吗？——大力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清洁燃烧技术和煤转油项目；不是因为关闭小煤窑，煤炭涨价、供电不足吗？——大举投资国有大煤矿的技术改造，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大力改造各地电网；不是房地产投机造成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吗？——大举投资经济适用房和相关小区建设，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不是一些农副产品涨价造成通货膨胀吗？——大举投资现代化、工厂化大农业……

当然，外汇储备不能直接拿来投资基本建设和产业升级。具体的财务安排和技术转换，恰恰有待更开阔的视野，研究开发出有利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如何善用数以万亿计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国际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课题。新加坡的淡马锡，肯定不是适当的参照系。

四、重提西部大开发[1]

如果说过去30年，东部沿海的发展主要靠轻型出口加工工业，西部大开发则是以资源开发和重工业为主。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是一时得以高速发展的快捷方式。经济安全和不可持续的弊端显而易见——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受制于人。中国13亿人口，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坐拥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何必在市场上受制于人？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蕴藏着几乎应有尽有的自然资源，何必在能源、原材料上受制于人？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足以发展“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本扭转东部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单兵突进、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帮助东部产品“出口转内销”，在继续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环境下，把东西部生产力组合成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开放而不仰人鼻息，正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从轻到重的转移，在人口、生产力布局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东向西，顺理成章地再上一个台阶；在启动内需、城乡关系上，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相对于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这里不仅有户籍制度的束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轻型出口加工工业本身，具有规避城市化的产业特征：第一，流动不定的民工潮，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东南沿海经济繁荣，两代民工的劳动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第二，东南沿海的轻工业分散发展，遍地开花，占据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不会自然发展起来；第三，与临时进城打工的最低消费相对应，城市的住宅、商业、教育、医疗、服务等第三产业，未能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20多年时间，东莞“常住”民工数倍本地居民；各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几乎等于户籍从业人数；城市化及相关的第三产业，长期未能得到与工业增长速度相应的迅猛发展。

与轻型加工工业规避城市化的三个产业特征恰恰相反，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与城市化，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回事，足以形成第一产业（资源开发）、第二产业（重化工）和第三产业（城市化）协同带动经济发展，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发展重工业生产，多靠熟练技术工种，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积累，不能像轻加工的简单劳动那样，今天从农村出来，明天就上岗干活；有活就干，没活走人。所以，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重工业的产业升级，需要培育和造就一支相对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大批尚未富起来的流动民工，可以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转变成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固定职业的产业工人，转变成具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城市人口。

第二，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神木、府谷一带有煤，“几通几平”搞得不好，照样有人愿意去开发。同理，如果没有什么资源，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再多，招商引资优惠再多，大片上好农田土地转让再便宜，也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轻型加工工业讲究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短平快”。相反，开发自然资源，必须大规模长期性集中投资，不可能乡乡建厂、村村冒烟，往往一个项目一座城市。譬如，一座年产2000万吨的大煤矿，需要十万具有专业技能的职工队伍。

第三，发展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产业工人队伍相对稳定，不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一名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往往伴随2-3名第三产业就业。如果一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一名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个城市居民！譬如，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原油，职工29万人，家属80万人，加上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一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这还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毋庸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割体制。倘若鼓励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疆规划的5000万吨石油的油田，加上相应的油化工，可能集中500万城市人口。所以，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南沿海轻型加工工业到西部重型资源开发工业的转移，直接意味着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

总而言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今后两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要关头。庞大的就业压力，势必对社会安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抓住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把短期应对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需要集思广益，参考中外大兴基本建设、自力更生的历史经验，统一部署，集中指挥，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需要把压力转化成动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变捉襟见肘为大有作为。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大力展开水资源调配和国土整治，启动新一轮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真正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则今天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就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

● 王小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

[1] 参见李旭梅：《西部大开发之“大”——读〈西部大开发方略〉》，《香港传真》No.2001～18。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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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李慎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应对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及苏东剧变；三是当前这场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急剧演进。从现在起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世界将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化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房贷，深层原因是金融体制漏洞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在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却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在行业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非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会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会使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从而在全球范围加剧资本家与劳动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苏东剧变导致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体系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右转，就连已建立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据美国官方报告，2005年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美国90％社会底层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占0.6％。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人，2001年增加130万人，2002年又增加170万人，达到3460万人。到2007年，已增至3620万人，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生活。这极大地抑制了全球包括美国国内的消费，也从根本上抑制了全球包括美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

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为挽救其经济颓势，美国将美元利息降到1％，并规定可以用房屋增值部分到银行进行再抵押，美国房市因此大涨，其后5年上涨了60％以上。美国新增GDP中，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近年来，美国居民总计每年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近万亿美元，消费也因此旺盛，储蓄率到2006年7月跌破-1.5％。这就是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原因。由于财政和对外贸易连续数年的高额双赤字，美亟须引入外资填充。而外资的进入需要提高利率，所以，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后来，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升为6.8％。利率的高调，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这又直接打击了美国GDP的增长。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按照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规定，个人信用评级分为5级，其中差级以下的最高值为619分，美国共有总资金余额为近两万亿的差级以下次贷。金融资本明知差级以下次贷存在高度风险，仍执意放贷，其主要用意就是想继续寻求高额增值。当然，不排除美当局想通过改善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条件来标榜自由资本主义的“优越”，其用意是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看，1929年美国等西方强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是信贷扩张引起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则是信贷扩张引起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1929年与2008年的危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说到底，依然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收入少、消费不足的结果。这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这也充分说明，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从本质和根本上说，并不只是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所造成，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积累并进而爆发的必然结果。还有一种国际舆论，甚至想把此责任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而那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怀揣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舍不得花，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说法，则更为荒谬。

古人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用这句话来解析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同样有一定的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一国独大。美国用其金融霸权的地位，放肆地张着大嘴吃世界。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从往年4000多亿美元激增到1.75万亿，占GDP的12.3%，为二战以来的最高。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8567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美国每年外贸逆差相当于其他国家每年为美国每个家庭补贴9000美元。美国资本主义的挥霍无度，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腐朽，从而也引发了美国今天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为何美元仍坚挺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却大搞所谓第三产业中的核心产业——金融创新，结果使其进一步崛起，成为超级金融帝国，其所谓金融创新成果的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在全球大肆泛滥。有报告说，美国金融市场为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最下一层是次级贷款，约为两万亿美元；倒数第二层是普通房贷，约10万亿美元。现在这两层已经暴露出问题；倒数第三层是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最上层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 2007年，全球的实物经济总计为10万多亿美元，GDP约54万亿美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全球GDP与金融衍生品市值相比为1：13。2007年，美国GDP近14万亿美元，与其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29；若按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则为1：68。恩格斯在1889年就指出：“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4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3页）他还说：“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同上，第395页）重读这些论述，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并且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正因为在金融帝国的时代，金融市场形成了独立于实物经济的单独体系，所以，当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家特别是金融家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

美元是世界货币，当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各大投行和银行为了免于破产，纷纷把自己的各种资产置换成美元，这是当前美元坚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美国金融、经济出了大的问题，政府采取刺激经济计划，需要投入大量美元，必然要增发货币，大举国债。美国凭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发行债券，只有保持其汇率的坚挺，其他国家才会心甘情愿地继续购买美国的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但是，只要美元毫无节制地滥加发行，从中长期来说，美元必然要大幅贬值，这样便等于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其实质倒可能是美国在操纵美元汇率使之坚挺。

三、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两点建议

1．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基础理论和宏观、战略、前瞻、全局的高度加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战略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金融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命脉和血液，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已把我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鉴于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们一是可能用文化、价值观侵蚀的办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因此，研究金融危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仅限于金融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问题，各方持不同意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都应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2．高度重视我国的分配问题，以进一步启动我国的内需，这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间下降了12％；近几年仍在下降。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都要占GDP的60％以上。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的税前收入竟达6616万元的天文数字。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讲到：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和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的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意义十分深远。

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国的分配，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收入的差距，目前仍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包括影响社会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配搞不好，最终会制约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问题，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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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春：美元危机下阶段：美政府被迫制造通胀

在日前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我从多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经济的百年危机特征。在此笔者将分析框架拓展，探讨世界经济的百年危机。

笔者认为，当前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是各类经济体内部严重结构性失衡、世界经济严重结构性失衡、全球产能与可持续的有效需求严重失衡、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等一系列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从量变到激化的结果，美国次贷危机只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而已。至于华尔街贪婪之类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华尔街从来都是贪婪的，甚至人性也是如此。

当前世界经济层面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失衡，总结起来可以归于几个层面。

第一，加速膨胀的货币（以美元为“领头羊”）与日益减少的资源（以石油为代表）之间的失衡。

第二，石油等矿产资源可开采年限不断减少与工业文明不断膨胀之间的失衡。

第三，停滞不前的实体经济与泡沫化的虚拟经济(以股市和各种衍生品市场为代表)之间的失衡。

第四，美元过高的、难以被取代的国际地位与其损失殆尽的信用基础以及价值基础之间的失衡。

第五，欧元在欧洲和全球的重要地位与其脆弱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失衡。

第六，美国实体经济“真空化”、家庭“负资产化”　与美国人长期膨胀起来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失衡。

第七，西方国家老龄化加速、过高的养老标准与养老金缩水之间的失衡。

第八，亚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内部消费能力不足、外部消费能力下降之间的失衡。

第九，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管制的基础价格与要素稀缺性之间的失衡。

第十，亚洲新兴经济体住宅价格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失衡。

以上各种失衡不仅是一个个彼此牵扯的难题，这些失衡的修复过程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难料的痛苦。目前，世界经济尚处于被自身多种“病症”折磨的阶段，政府也只是不停地给其“注射吗啡”，真正的“手术”过程才刚刚开始。

向更深的层次看，政府对经济过度刺激会严重阻碍经济体系发挥其内在的优胜劣汰机能，从而使全球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产业创新迟钝化。

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不会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更加严重。这种判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假设：一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没有上世纪20年代末期那么坏；二是今天各国政府比那时更善于搞“宏观调控”。对于这两点，笔者都不敢苟同。

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比那时带有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层面进行完整逻辑的对比。

第一，资源供给环境。上世纪20年代末期非常宽松；上世纪70年代宽松，当时中东局势动荡，有人为因素造成油价飙升；上世纪90年代宽松；当下则空前紧张，石油等资源供给能力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硬制约。

第二，国际货币环境。上世纪20年代为金本位制，这对纸币发行和汇率波动构成较强制约；上世纪70年代为美元本位制，美元于1971年脱离黄金的约束后，步入加速泛滥的旅程；上世纪90年代为美元本位制，尽管美元泛滥带动全球货币泛滥，但美元未完全丧失其信用与价值基础；当下则是国际货币体系动荡期，走向新体系过程中布满了货币博弈与汇率动荡，美元正在丧失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和价值基础，诞生不久的欧元则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第三，主导产业环境。上世纪20年代为动力革命全面完成（包括蒸汽动力革命和电动力革命两个阶段），并等待下一轮产业革命；上世纪70年代电子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上世纪90年代信息处理与传输革命由电子技术革命向信息网络革命纵深发展；当下，等待和探索下一场产业革命，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能源与新材料革命尚未取得明显突破。

第四，全球一体化程度。上世纪20年代处于低水平；上世纪70年代也不高，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彼此隔离，两大阵营各自的一体化程度也不高；上世纪90年代处于较高水平，而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产生了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下则是顶峰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五，股市泡沫程度。上世纪20年代仅在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出现股市泡沫，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股市；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股市泡沫不明显，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股市；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股市泡沫先后达到顶峰并破裂；当下则是全球性股市泡沫。

第六，房价泡沫程度。上世纪20年代仅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的部分地区存在房价泡沫；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存在房价泡沫，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房市；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房价泡沫先后达到巅峰并破裂；当下则是全球性房价泡沫，亚洲新兴经济体同样严重。

第七，衍生金融工具层面。上世纪20年代很少；上世纪70年代不多；上世纪90年代较多；当下则是泛滥，市场规模庞大。

如果刺激力度不够大，经济会继续衰退；如果刺激力度很大，则只能导致一两年之后出现“滞胀”。在产业动力青黄不接和资源供给不再宽松的大背景下，无论怎样“调控”，也难使经济重回原来的速度；而且，为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转化为又一轮通胀的动力。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用财政扩张救经济。这是危机的第一阶段，下一个阶段很可能就是政府拯救自身的财政。救不了财政等于政府崩溃。

然而，怎样才能拯救财政？直接增加税负当然是不可行的，那就只能变相地增加税负。直接向央行透支（因为那时政府向公众发债的潜力已经枯竭）和提高政府掌控的各种资源价格将是必然的选项。到那时，政府就不再是控制通胀，而将是被迫制造通胀。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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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阴谋笼罩下的美国金融危机

摘要：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苦心构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梦。这是一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言过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也同样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苦心构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梦。这是一场马克思早在100 多年前就预言过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也同样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一、必然发生的危机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1]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家将手中的货币转化生产资料（购买机器、厂房等）和劳动者的消费资料（购买劳动力商品），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商品投放市场，换回更多的货币。因此，为了追逐利润即剩余价值，资本家“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 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维护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总是竭力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限制。一方面，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推销过剩产品，甚至是不惜用枪炮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另一方面，则鼓吹和推行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试图通过扩大工人的消费内需来化解生产过剩。但是，一方面工人的消费能力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即工资不能高到消除资本家利润的地步，另一方面工人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与此同时，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而在信用交易中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在一个人为的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地方发生的。当美国次贷危机打乱了这个机制时，全面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货币（美元）一下子变得不足了。尽管美联储借机滥发了大量美元，但还是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这是因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堕落到“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的衰败地步了。

二、危机中的阴谋

近些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十分畸形，以金融服务为首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居高不下。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向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靠拢的呼声。然而，美国经济的现状却是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而弥补这些贸易逆差的不是金本位制下的黄金，而是几乎零成本大量印制的美元。其目的是拿这些极低印制成本的美元按其票面上印刷的数额去套购别国的物资，白白获得大量的收益。

而美国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二战以来美国金融资本家及其政府采用种种手段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只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2]，并消灭了试图用其他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以此增加了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这使得美国金融大亨不仅可以继续滥发美元并通过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套购他国商品，而且还可以利用美元贷款来剥削那些需要美元来进口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国家。

但是，一国的纸币毕竟是该国中央银行的负债。美国长期滥发美元，也使得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要卸掉这个包袱，除了在俄罗斯、东南亚、南美等一些国家挑起金融危机，进一步攫取利益外，还要采取其他办法来赖掉。而资本主义世界必然要爆发的经济危机，则是赖掉债务的最好时机。

“1847 年， ‘ 英国所负的债务<极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1857 年)”

一百六十年后，同样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偿还债务外，也用其金融机构和美国普通民众的破产来偿还其所欠世界各国人民的债务。其中的阴谋主要体现在美国金融机构首先用锐意创新的形象、严格监管的假象和低利率构造了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不仅诱使美国的劳动者拿出自己仅有的储蓄进入次级房贷市场，而且以自导自演的高等级信用评级诱使世界各国人民和金融机构参与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并进入金融市场。然而，次级房贷契约中预设的调高利率的条款和美联储这个由美国私人资本控制的美国中央银行调高利率的行动，与无法持续增长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起，迫使次级房贷大量违约，推倒了经济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基金损失惨重，美国人民不仅失去了住房、储蓄，而且失去了未来的保障；冰岛濒临破产，韩国陷入危机，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巨大；而美元却利用一时之间的货币荒，尽管受到美联储的巨量增发，却坚挺了起来。

三、危机中的中美经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一些地方听任非公有制企业随意压低甚至逃废工人工资，放任这些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廉价来招商引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给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只不过导致了出口商品的廉价。正是由于缺乏利润的积累，中国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才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由于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倒闭。这一时期，大量滥发的美元通过中美贸易顺差和对华投资进入中国，不仅套购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资，而且控制了中国不少资源和行业，并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为了储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向中国国内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从那时起，外汇储备发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发行方式和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方式。发行多少人民币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以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币的发行主权已经悄然丧失。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的币值基础既不是黄金，也不是商品，而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购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为币值基础，人民币以用于套购这些商品和资源的美元为币值基础的态势。

为了让套购的中国物资支撑美元的币值，并以此限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将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商品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国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求中国放开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使得中国无法购买所需要的美国高科技产品、军事产品，甚至难以和无法并购美国的企业。大量过剩的美元砸在中国手中，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进而诱使中国有关部门拿这些似乎无路可去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基础进一步从美国信用等级最高的金融资产——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级较低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上。

同时，为了防止因吸纳美元储备而增发过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大量的人民币限制在银行系统内，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巨大的存贷差，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仅给外资进入和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借口，而且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提早做好应对金融风险的准备。

随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和危机过后美联储大量增发的美元的必然贬值，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已经动摇。

四、危机的启迪

危机总会过去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还会再来的。此次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遭到美国暗算的欧洲重新“捧热”了《资本论》。在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之际，国际社会却突然注意到，尽管《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但它的基本理论却仍然适用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今世界。

当今中国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按理说，《资本论》与中国特色没有多大的关系，似乎有些过时。但是，一方面，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化，那么，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必然要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而要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避免受其拖累，做出有效的应对准备，就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资本论》。另一方面，《资本论》中关于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之间必须满足的协调关系的分析对于中国政府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避免无的放矢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除非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中国经济必须与美国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不应当继续增持美国的债券，无论是政府债还是企业债，同时，美元现金储备也应当限制在必要的限度以内。多余的美元必须用于进口和储备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如粮食和石油、有色金属等，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国际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积累。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对利润的追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地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1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2]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年，第188 页。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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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

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住房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借给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高风险借款者。通过证券化，风险从发起人转移到投资者。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导致违约率的上升。而后者又导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收入来源的债券（MBS）和在MBS基础上进一步证券化而创造的另一类债券CDO的价格暴跌。由于MBS和CDO价格的暴跌，依靠拆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投资（持有MBS和CDO）的结构投资机构（SIV）所出售的短期商业票据（ABCP）无人问津，货币市场利息率急剧上升。2007年9月西方中央银行联合干预，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次贷危机由此而浮出水面。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归因于监管的失败。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监管，“有毒债券”才得以被创造出来、被高价售出，而风险则被转移、传递到整个金融体系。除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美国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被指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并使MBS和CDO大行其道。

然而，直到前不久、在次贷危机吸引了所有经济学家的眼球之前，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所谓全球不平衡是指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和亚洲国家、石油生产国的贸易顺差。自1981年以来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美国几乎年年是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与此同时，美国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不断增加。到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达到7%,美国的净外债余额为3万亿美元左右，外债余额对GDP之比接近30%.

与经常项目逆差相对应，美国拥有大量资本项目顺差。外国资金的源源流入，使美国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而不必诉诸于美元贬值或提高利息率。但是，美国外债的不断积累迟早会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不愿继续购买美国资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元必然贬值，美国利息率必然上升，一场类似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就会在美国发生。然而，尽管自2002年以来，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加，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外资流入美国的势头并未发生更本逆转。相反，在一段时间内，还出现了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平缓化的所谓“格林斯潘之谜”.

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会不断上升。在正常情况下，外债余额-GDP之比会趋于一个极限值。但是，国际投资者对一个国家外债余额-GDP比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风险贴水不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外债余额-GDP比可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不会导致危机的发生。例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外债余额-GDP比都曾达到很高水平而未发生任何危机。因而，美国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积累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投资者是否会继续购买美国资产。事实上，正是由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高回报深信不疑，日本、中国和石油输出国一直在购买美国金融资产。这就使美国得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美元的稳定。而美国消费者则得以继续通过借债维持入不敷出的生活水平。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当外债余额达到什么水平时，外国投资者将不再购买美国国库券从而引发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未过多考虑美国金融市场本身会发生什么问题。当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外债余额/GDP越高，外国贷款者要求的风险贴水越高。而这又将使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外债余额/GDP比可能加速上升，从而使国际收支加速失衡。但是，在达到什么临界点之后，外债余额/GDP比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换言之，到底到什么时候美国将会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没人能够给出肯定的回答。

由于尽管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美元出现式微迹象，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由于全球不平衡恶化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急剧贬值一直并未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新布雷顿森林制度，即布雷顿森林体系2.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这样一种贸易格局，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将保持不变。与此相应，中国将用贸易顺差换回的美元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在中国私人投资尚未得到发展之前，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中国提供真实资源、美国提供借据，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的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所谓全球不平衡是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逆转和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担心是多余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极为广泛的市场。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出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保证。而加工贸易的支配地位又是中国贸易结构的重要特点。因而，中国保持贸易顺差是必要的。另一种流行看法是，储蓄大于投资必然导致出口顺差。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储蓄率，因而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同布雷顿森林体系2假设是高度吻合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表示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精英阶层深知，中美国际收支结构的这样一种镜像关系对美国十分有利。因而，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现在看来，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2可能还会在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

现在金融危机终于发生了，但却是以大多数人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的。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全球不平衡与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有何关系？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是荒唐的。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这种指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国际收支不平衡同美国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资金的大量流入美国，所谓格林斯潘之谜就不会发生，美国政府就难于长期保持低利息率，从而使美国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全球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要为美国金融危机负责是一个还需要做更多经验研究的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明，中国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结构-布雷顿森林2这样一种全球不平衡状态，对中国是不利的。现在，对中国来说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最终解决将对全球不平衡造成什么影响？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使美国金融体系重新运转起来，制止美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消费者终于开始考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开支，偿还债务。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发债也是5万美元。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已经无法靠再融资（refinancing）来继续入不敷出的生活了。与此同时，由于信贷紧缩，企业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廉价资金增加投资。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

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猛烈方式发生了。但是，这种调整方式过于剧烈，政治代价太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抵消这种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换言之，美国希望使布雷顿森林体系2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自相矛盾。例如，一方面，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力求居民消费不会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接受了国会提出的“买美国货”的主张。前者意味着国际收支难于改善，后者则意味着缩小国内投资对储蓄的缺口。因而美国政府也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尽管美国外债的不断增加，基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信任，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资产，包括MBS、CDO这类高风险资产以及原以为风险不高但实则不然的“两房”债券。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彻底打破了美国资本市场近乎完美无缺、美国金融资产回报高风险低的神话。一旦有选择，外国投资者是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了。另一方面，美国家庭对自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美国居民必将降低自己的消费率（提高储蓄率），降低债务水平。这一调整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也可能会很快完成。而这一调整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又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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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宾：SDR客观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

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之前，西方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再掀中国将提案SDR“超主权货币”的传闻热潮，高度亢奋。

与此同时，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热闹地举行，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智囊“权威”们共话“SDR超主权货币”、“世界货币”，这成为此次论坛上的一个大热门话题。大有众星捧月下，帮促中国成为“SDR超主权货币”的倡导大国之势。

尽管此前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给予明确否定。但仍难以降低SDR拥趸们的温度。

绝对不能被忽略，却屡屡被SDR支持者忽略的是，在过去仅仅9个月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再三重申中国货币的基本国策——“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其场合分别为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G20会议上，2009年4月初的伦敦G20峰会，2009年6月中旬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四国峰会。

某些人士，某些西方媒体如此热衷于SDR超主权货币，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还是别有动机？特别是SDR是中国挑战美元霸权的武器，还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是一个绝不能含糊的问题。

SDR超主权货币的发明权属于美国

关于SDR的一个误会是，SDR的超主权货币是中国货币当局的发明，是中国挑战美元货币霸权的武器。

形成这个印象的缘起是，2009年3月23日，中国某货币主管官员撰文称，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他把这个“超主权货币”指向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对此，国际金融界一开始大为惊讶。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感到相当吃惊：“在世界上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中国公开批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提议构筑新的货币体系，这一点谁也没有想到。”

一些西方舆论借题发挥称：在G20峰会前，由于中国央行行长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满，世界弥漫着“货币战争”的气息。颇有被一些海外媒体误导为新的“中国威胁论”的气氛。

这篇长文发表的时间很微妙，是在伦敦G20峰会之前；而且它又是以其官方身份署名发表在官方网站上，它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中国对G20会议的基本态度——即以一匹挑战美元霸权“黑马”的形象出现。

然而，它真的能代表中国央行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吗？未必！中国外交政策素以“韬光养晦”为基调，如此单挑美元不似中国风格，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是在过去半年内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了超过2000亿美国国债后发出的。

果然。2009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在G20峰会上正式讲话称：“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这再一次明确强调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基本思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根本未提及所谓的SDR的“超主权货币”。SDR甚至都连成为伦敦G20会议的下午茶议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真正的各国货币掌权者都很清楚，在现有的IMF的体制下，用SDR来遏制美元霸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关于SDR超主权货币，西方媒体显然有二个误会：一，中国改变既定的“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而替代以“SDR超主权货币”，二，SDR超主权货币是中国人提出并挑战美元货币霸权的。

前者误会现在显然已经被中国反复澄清，不排除有些人仍会一厢情愿地误会下去。

第二个“误会”需要给于澄清，即SDR超主权货币方案的发明权不是中国人的，而是美国人的。2007年底，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提出过一个“SDR超主权货币”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是，要求顺差国（比如中国）把多余的美元兑换成特别提款权，存入基金组织的替代账户，再由IMF将美元投资于美元债券市场。

鉴于中国某权威人士暂无具体的“SDR超主权货币”方案，那么，我们不妨以伯格斯坦的SDR方案分析，这个“超主权货币”到底对谁有利？

SDR客观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

SDR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名词，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各国以实物黄金交纳，获得纸面凭证，后称为“特别提款权”。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黄金非货币化，特别提款权现在已经作为“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目前是以美元为最大权重的四种货币综合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

SDR非常复杂而专业，对其技术细节的讨论只能钻进“迷魂阵”。我们应着眼于SDR的本质问题——这个新储备系统是谁出钱，谁定规，谁控制，谁受益！

IMF貌似“超主权”，但众所周知，它是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下的多元国家货币博弈的机构。美国在IMF拥有绝对权力——即一票否决权。IMF规定，任何IMF决议必须有超过85%的赞成票方可通过执行，而美国一家就拥有了16.79%的投票份额。换言之，如果美国投反对票，赞成票就永远不可能达到85%。

在美国继续绝对控制IMF的情况下发行SDR，并以之取代各国国家主权信用货币，欧洲绝不可能接受，因为那意味着欧元被美元变相扼杀；而美国也绝不会放弃对IMF的绝对控制权。如果中国在其中是只出钱，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导权，甚至失去债务追索权，中国何苦呢？

如果参照伯格斯坦先生的SDR方案，那么，中国将丧失对外汇盈余处置的国家主权，而将由IMF代持，IMF干嘛呢？它还是拿中国存入的外汇主要购买美元国债。如此一来，一旦美元赖账，中国就连向美国追账的权力都没有了，因为你把这个权力让渡给IMF了，只能通过IMF追账，而美国对IMF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

果真如此，那中国把巨额的资金借给别人，最后连直接追索债权的国家货币主权都沦丧了。

SDR不符合中国基本的国家战略利益

倘若执意要利用SDR促使国际货币制度更加公正，那必将陷入一个怪圈。

如果想让SDR方案更公平合理一先，那么首先就要取消美国在IMF的特权——一票否决权，而现在要废除这个一票否决权，美国必然会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挑战一票否决权的提案。

这才是欧洲反对此方案的根本原因，他们才不愿为此虚无飘渺的方案浪费时间。

反观美国，此方案客观有利于美元统治权延续的。但美方却表演的像吃了很大的亏一样，让实际将会吃大亏，连国家索债权都丧失的中国反而像欠了美国，反而像要挑战美国一样。

当然，如各国不承认美国在IMF的超级特权，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永远达不成结果的谈判。当然这对美国并非坏事，因为如果谈不成，则只好勉强维系美元秩序，对美国也有利；假如世界各国同意实施美国在IMF超级特权下的SDR，那么对美国是个天大“福音”——将来的“超级主权货币”将是世界各国出钱，去买美国国债，世界各国承担责任，它们有没有权力向美国追债，最后还要美国人说了算！

更何况，即使SDR真的实现了，它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夜间被作废。换言之，如果IMF突然解体了，谁来对中国巨额外汇投入负责？

即使SDR这种“超级主权货币”最终不可能实现，但其客观上将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潜在危害。这个危害就是，它会使国人对SDR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犹犹豫豫，进退维谷中，使我们在推进真正公平合理国际金融秩序的道路上走入歧途，失去在美元大崩溃前挽回中国外汇损失的最后机遇和时间。

现在，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而言，时间是最为宝贵的。中国作为拥有2.3万亿美元的外储大国，绝不应该将巨额外储命运赌注在任何一个单一方向，而应是针对未来金融大变局的多种可能，进行多元化操作。以确保在发生任何方向突变时，都有安全保障。

在未来最为可能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中，主要有四种方向：一是对现有的美元系统修修补补；二是实现多元主权货币体系；三是SDR似的“超主权货币”；四是回归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制。

其中，SDR的超主权货币是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最有可能出现的进程是：在美元信用信心溃败之下，多元主权货币将成为阶段性过渡；其后，各国纸币难免陷入竞相滥印，互相贬值，恶性竞争的怪圈；在最后阶段，将不得不回归以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

就中国而言，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既定国策下，中短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中长期主动迎接金本位回归，才是最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路径。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评论人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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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菲：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角色定位

〔摘要〕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可视为一场货币战争，这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集中而极致的运用，反映了“美元霸权”走向衰落进程中的一次剧烈挣扎，主要意图在于转嫁危机损失、掠夺人民及其他国家、继续维持美元强势地位。中国对内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外需要积极防御，将现有战略优势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注意保存实体资产，保护国内市场空间，保留与国际责任相称的国际权利，保持对美元的密切关注和适当距离。

一、美元长期贬而不弱的秘密所在

（一）“货币战争”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集中而极致的运用

一切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并激化的必然结果，而在危机的酝酿和演化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寡头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及自身利益，必然会选择顺势而为、择机而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对美国中央银行及金融体系的控制、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既转嫁损失和危机，又趁火打劫，并竭力维护霸权地位。只要滋生危机的土壤还在，货币战争就不会落幕，并且将随着危机的升级而不断升级。

1．美元的贬而不弱之谜

美元的债务发行机制决定了它必然贬值。美元进入流通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二是以再贴现方式向商业银行注资。前者使美国政府牢牢地绑在美联储的战车上，后者则使得同美联储联系密切的金融大亨们得以攫取通常本应当归一国政府所拥有的铸币税收益。所谓债务，自然需要还本外加付息。如果说，本金所对应的货币是美联储印制的，那么利息所对应的货币也要由美联储印制。换言之，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来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新的债务美元，债务链条连绵不绝，发行的货币也会越来越多。假使按年增长率5％的复利模式增加货币发行量，那么，当前1美元的债务货币，只须300年时间将达到200多万美元。这意味着，在债务货币系统自身扩张动力下，美元必然大大贬值。另一方面，美元的发行者必然竭力维持它的强势和主导地位。美元的持续贬值在为其发行者带来丰厚的铸币税、通货膨胀税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它面临地位弱化的危险。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必须设法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让人们乐于或不得不持有日渐贬值的美元。当年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信心与清偿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那么，美元不断贬值与维持霸权之间的冲突又该如何解决呢？这在金本位制下本来就是难以破解的矛盾，然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因而只要能够攫取别国财富，打击别国经济，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样贬值，甚至贬值得更多，美元就可以既贬值又保持强势地位。

2．货币战争成为美国的一项惯用策略

为了迫使其他国家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美国在拉丁美洲、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迫使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并增加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以保持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同时，美国还威逼利诱欧佩克，让世界各国的主要进口商品———石油，以美元作为贸易结算手段。这样，欧佩克获得的石油美元为了保值还得回流美国；同时，无论是炒高还是打压国际油价，都只不过对非美元发行国造成影响。当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决定在石油贸易中不再采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时，美国不惜代价出兵攻占伊拉克以稳定美元的霸主地位。正是依靠这些方法，一直以来美元顺利地解决了持续不断贬值与巩固霸权地位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数额巨大的铸币税并分享他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元霸权”衰落进程中的一场货币战争

近10年来，美国尽管凭借美联储降息和刺激信贷消费的强心剂，不断炮制泡沫下的繁荣，设法将本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后半阶段拉长，并依靠进口廉价商品维持低通货膨胀率。但是，这一经过反复拉伸的经济增长机制已经益发脆弱、难以为继，国内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危机的到来只是迟早的问题。放眼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中东石油输出国一道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经济实力有所恢复的俄罗斯在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同时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并不成功，其霸主地位并不稳固。在这样的局势下，为了争夺主动权，挽救美元的霸权地位并获取人民和别国的财富，美国不得不考虑再次发动一场货币战争。

1．助长次贷泡沫，请君入瓮

在国内，美联储先是降低利率，并鼓励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房地产价格也逐步抬高，形成了“抵押贷款购房—（推动）房价上升—可以抵押更多的贷款购房”的房地产繁荣局面，使低收入家庭陷入债务链条。与此同时，通过金融创新和控制评级机构，将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等级的金融资产，出售给公众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近年来，美联储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由提高基准利率，迫使一些低收入家庭因为还不起日益高涨的贷款而不得不断供，同时房价下跌，由房地产衍生出来的金融资产大大贬值。在此期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也在同步实施。为了套回中国等国家靠出口大量实物产品所积攒起来的些许美元，美国一方面限制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其储备的美元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和并购美国企业，迫使和引诱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将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级别的证券产品，出售给这些国家的投资机构。待条件成熟以后，危机被引爆，金融资产泡沫迅速破灭。

2．掠夺本国人民和别国，拖人下水

美国金融危机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的行动及其相关后果，便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这场货币战争。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储蓄、住房，还损失了积累起来的养老金。超过700万美国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美国中产阶级面临崩溃。除了直接掠夺外，少数金融大亨还获得了廉价捞取资产的大好机会。政府救市计划救的既不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也不是一般金融机构，而是大金融资本的坏账。最终结果就是富豪们的不良资产国有化了，而优质资产则继续私有化、集中化。

同时，借助世界范围的“美元霸权”，美国的对外策略至少达到了四个目的：一是使其他国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受到损失，削弱这些国家基于美元储备而发行的本国货币的币值基础，进而破坏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乃至经济安全，强化美元对受损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一步步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已将它的各类债权人深深地拖入泥潭而无法自拔，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成了危机的买单者，而美国仍然在继续逼迫或诱使别国特别是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冰岛的银行为了投资次级按揭资产等长期资产，曾在国际资金市场大量借入低利短债，外债总规模竟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以致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境地。欧洲银行业于2008年8月爆出危机，欧元在美国金融海啸中不但无法保持坚挺或赶超美元，形成取代声势，反而在与美元的汇价上不断走下坡路。同时，国际油价被炒高后又急势下调，也使得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强劲反弹，美元指数在10月底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二是受到冲击的国家为了避免自身金融市场破产，不得不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采取降息政策，致使本国货币贬值，从而有助于挽救美元的颓势，使其得以恢复相对强势地位。三是借机发行更多的美元，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收益。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1〕在正常情况下，发挥货币职能的主要是商业票据，票据结算相互抵消后的零头差额才由货币来调剂。而一旦信用受到破坏，这些票据都要转化成货币时，货币就会严重不足。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投资者争相变现数十万亿美元的各类证券，这无疑会造成大规模的货币荒。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从而在金融动荡中扮演着避险货币的角色，在全球货币市场资金冻结的状况下，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急于在公开市场买进美元以应对流动性危机。总之，在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恐慌中，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救市名义增发海量美元。四是利用信用受到破坏后货币必然出现不足的状况，迫使金融开放的其他国家因为缺乏美元、难以偿还美元债务而出现金融危机，资产贬值，便于美国金融大亨们四处抄底，获得廉价的优质核心资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还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并未对金融体系造成全面破坏，也没有对整个经济和社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相反，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却对所在国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以至于无法依靠自身调节得以恢复而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并且很容易演变成经济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正因如此，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爆发时，许多分析家并未料到其演化会是如此深重；也正因如此，我们不难想见，当前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深度挑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华尔街为震源爆发的这场金融海啸，其冲击波经历了一轮轮向外扩散的过程。总体而言，动荡由美国国内扩散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再到新兴市场国家等欠发达经济体，由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直接波及的各类金融主体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再到实体经济领域。仅从媒体报道的指称由“美国次贷危机”过渡到“美国金融危机”，再到目前使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变化中，可窥见其不断深化扩散的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将金融危机划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外债危机四种类型，〔2〕然而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显然超越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它已经转化为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美国占到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3〕其自身金融动荡和经济下滑已经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而其他两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也在陷入衰退。这场货币战争不仅是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剥夺，也体现了大资本家对中小资本家的剥夺，它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基础上，进一步消灭了中产阶级。因此，这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终结，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将加速到来。

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种强权恰恰反映了它面对走向衰落的趋势已乏回天之力。一方面，它已经无法依靠内在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实现持久繁荣、打造偶像神话，而是必须借助于对经济全球化的控制，在产品上依靠寄生、在资金上依靠输血；另一方面，它已经无法在远离国土的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直接制造危机从中渔利，而是必须让资本主义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在本土作一次集中释放，然后将缩过水的财富重新做出分配。

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金融运行和经济状况原本尚属良好，但由于出口依存度或外资依存度较高，正日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对俄罗斯、巴西和石油输出国造成严重打击，出口收入的收缩引发了本币贬值，恶化了国内股市行情。在国际信贷市场冻结的情况下，一些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例如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又不足的波罗的海三国，负有大量外债特别是近期需要偿还大量短期外债的韩国，都面临着资金来源难以接续的困境。而美国有可能借机摆脱部分债务，反过来通过抄底其他国家资产，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给陷入困境的国家，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控制。尽管受到强烈质疑，但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实际影响，令众多国家不得不“同舟共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人们不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抱任何美妙幻想时，保护主义已悄悄来临。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需要各国民主协商、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将更加激烈。世界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

三、中国的角色定位与可能策略

资本管制比较严格、外债水平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避免强烈冲击、维护金融稳定。而最为世人瞩目的是近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早已在各界人士的“救世”计划中频频出现。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奇等提出的方案是，由IMF为主导向各国提供资金救助，而中国等外汇储备充裕国可以为IMF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索罗斯认为，中国应当向其他新兴市场小国提供外币流动性，这对中国的安危同样利益攸关。〔4〕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也将中国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对于盛行的“中国责任论”，我们有必要清醒面对。就中国自身来说，首当其冲并且意义深远的影响显然来自出口受阻，进而导致目前的增长方式变得不再可能或不可持续。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无疑会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仅从工业增长数据看，2008年上半年月均为1613％，而第三季度的月度数据分别为1417％、1218％、1114％，9月工业增长速度比上半年下降30％，世界经济危机传导的后果已十分明显。

一场痛苦的发展转型势在必行，因而扩大内需成为此刻最响亮的声音，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升级不能不提上重要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由高度依赖出口向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转变，也应当是从以美元作为生产目标向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生产目标的转变，是从注重把蛋糕做大向更加注重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转变。同时，中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应带来的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的需求，对许多出口国来说十分重要。

正视我们身陷其中的这场货币战争，中国在制定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时，一方面要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第一，泡沫退去，真正有价值的是实质资产。应当注意维护并把握时机收购一些有产业竞争力的实体资产，避免直接投资于救助西方的金融机构，审慎购买证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继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除了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向关键性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适当倾斜外，可以借有利机会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垄断，进口一批先进适用技术。第二，扩大内需，弥足宝贵的是市场空间。与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政策相配合，需要保护好国内市场，把主要市场份额留给本土企业和本土资本，避免外资的挤出效应，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较广阔的空间。第三，承担责任，与之相对称的是国际权利。所有主张中国应当运用外汇储备向其他经济体提供融资安排的论者，论据不外乎一是大国的道义形象，二是全球化效应下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然而，中国在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应当充分争取相应的权利，如提高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第四，关注美元，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债权人和贸易伙伴，在行动上会受到很大牵制。但是应当清楚，美元虽然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却只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我们不可能奢望美国制定出为中国着想的政策；即便是国际协调机制，也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应设法避免对美元亦步亦趋，尝试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资本论: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51.

〔2〕张礼卿, 李建军.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51.

〔3〕程恩富, 大卫·科茨. 中美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与大卫·科茨对话——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影响与根由〔N〕.中国教育报, 2008-10-14.

〔4〕张翃. 谁来解救新兴市场〔J〕. 财经, 2008, (2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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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

吴辉：国家资源流失，揪出决策内鬼

一、网易又出汉奸评论

“民族品牌，该卖就卖”，2009年 7月3日，网易第四十五期评论公开不要脸地叫嚷如此混帐的逻辑——

网易谬论之一：外资收购并非民族品牌的死路。反对外资收购者认为，美加净牙膏、中华牙膏、活力28、南孚电池、小护士、乐凯胶卷、乐百氏等，这些品牌落到了跨国公司手里，将即刻打入冷宫。但实际情况是，南孚电池直到现在仍是国内领先的电池品牌；乐凯胶卷只卖了20%的股权给柯达，年初柯达已将股份转让给一家中国民企；乐百氏的逐步沦落，其实是败在了同为达能掌控的娃哈哈的手下。

反驳：南孚电池品牌留下来，但是这个利润却流进了外国人的腰包。柯达反吐乐凯，是因为柯达自身出了问题。达能抛弃乐百氏，是因为娃哈哈可以取代它。外资收购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死了，因为利润已经流走了，即使活着，也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民族。怎么就不是死路？

“外资会为了消灭中国民族企业而恶意收购民族品牌”，这是“亡我之心不死”陈词滥调的经济版。收购民族品牌的企业都是外资民营企业，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因为收购中国的企业而业绩欠佳，外国政府也不会给任何补贴。外资企业如果真是为其国家利益打工，收益和风险未免太不对等了。在市场经济当中，品牌的兴亡盛衰太正常不过，秦池、爱多、巨人、三株、太阳神、亚细亚、科龙、三九、托普，外资并购充其量只是众多“死法”里很不重要的一种。

反驳：“忘我之心不死”不是陈词滥调。把“忘我之心不死”说成陈词滥调，只能说明网易评论者居心叵测。

外资收购中国企业政府不给任何补贴？

譬如可口可乐花170亿收购汇源果汁，它先拿20亿美元到中国央行兑换170亿人民币，把170亿人民币给汇源果汁的同时，又从央行把刚才的20亿美元外汇储备弄到美国去投资，然后“次贷”分掉，分给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一分钱也没有花，只是买通央行，喊一句“次贷”，“汇源果汁”这个品牌就白白拿到手了！

白拿，还要什么补贴？

网易谬论之二：危害国家安全是无稽之谈。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将“危害国家安全”，这是很多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要说辞，在06年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中，这一说法一度喧嚣尘上，并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作为“美国政府因国家安全直接干预企业”的例子。然而，美国人对中海油国企身份的忌惮却被众多媒体避而不谈。最近，四川民企腾中重工意欲抄底悍马民用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人的恐慌，尽管悍马本身是美军备供应商。

反驳：请不要使用“喧嚣尘上”这样居高临下的词汇。别人说话是“喧嚣”，网易评论说话就是“一言九鼎”？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美国人不是因为国家安全？而是因为中海油是国企？国企就能威胁美国安全？即算是，那美国人不还是因为“国家安全”而拒绝收购吗？

产业收购，看产业的价值，垃圾产业当然不影响美国安全。“美国国债”、“次级贷款”、IBMPC甚至悍马民用部分，都是套住中国投资的诱饵，美国人当然欢迎。

要求对外资并购民族品牌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呼声不绝于耳，商务部专家就此表示：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目前来说还比较模糊，但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的案件范围其实很小，主要是军事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的领域。的确，在引起中国人敏感的“民族品牌外流”事件中，被收购企业不仅与军事、信息安全无涉，而且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域，与国家安全实在无法扯上关系。一些固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把国内品牌卖光，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自然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只要卖掉国内品牌有利可图，那么国内品牌是永远卖不光的。

反驳：说“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目前来说还比较模糊”的商务部专家，是谁？

是真有其人，还是网易杜撰？

如果真有其人，请下课！

如果是网易杜撰，那只能说明网易评论者真不要脸。

民族品牌外流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域，就与国家安全无法扯上关系？民族品牌是产业制高点，这些制高点被外国人占有，就能获取大量利润，外国人拥有这些利润，就能换走中国的资源。国家的资源被掏空了，等着就是国家灭亡，这怎么就扯不上国家安全？

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国内品牌就永远卖不完？可是要创立新品牌容易吗？张小泉、王麻子、狗不理、同仁堂，中国有几个这样的民族品牌？

网易谬论之三：收购造成的“垄断”并不可怕。否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理由是“防止垄断”。实际上，市场自行制造的垄断被称为“非强迫性垄断”，并不能禁止竞争者的出现，正如即使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它也不能禁止其他厂家生产果汁。这种垄断是有效率的，它必须考虑潜在竟争者的挑战，可口可乐即使收购汇源，其果汁产品也不可能大幅提价或者降低品质，除非它乐意被新进厂商击败。历史经验证明，真正导致严重后果的垄断都是市场之外的力量制造的。

反驳：反垄断的实质，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低效率的讹诈。是市场力量对于公平的自发追求。但这个市场力量对于“非强迫性垄断”的打破，是需要时间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之后，如果可口可乐实施垄断，获取非分之利，市场要想打破其垄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给了可口可乐牟取不义之财极大的时空机会。

而且，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阻止竞争者的出现，会恶意挤垮襁褓中的竞争对手。这个恶意挤垮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却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自己的高额垄断利润。

所以，只要可口可乐获得了垄断地位，不管其能维持多久，对中国的消费者都不是一个福音。好比战略要地，失去容易，扳回来很难。不能说失去了还可以扳回来，就可以把手里的战略要地拱手送给别人。所以，即便是“非强迫性垄断”，我们也决不可以让其实现。

况且，果汁行业是一个资源消耗小、可再生、可持续的产业，外资占据这个产业，可以不消耗自己的资源，却大量换走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这样的行业，外资不管垄不垄断，都应该不许其进入，何况还是进来搞垄断？

网易谬论之四：民族品牌无需政策扶持。民族品牌透过资本市场融资，就有可能被国际资本收购。如果既想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又不想被收购，仅有一途，就是不走市场融资之路，靠国家产业政策扶持，银行提供资金，这是很多经济民族主义者心仪的模式，也正是许多国企所采取的模式。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并非源于国家保护了某些产业，而来自放弃保护，开放竞争。我们必须看到，政策扶持往往成为滋生落后和低效的温床，在权力保护下垄断，在垄断保护下低效，正是我们经济的问题所在。“民族品牌”只能走品牌并购之路，这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反驳：民族品牌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用外国人的钱，外国人的管理，帮助自己发展强大，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外国人的钱要琢磨着用，宗庆后用了达能的钱，吃了一身官司，惹了一身臊，这应该为前车之鉴。引进外资最怕管理权的丢失，在产权上扯皮不清。

但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并不就等于被收购。刀口上添血，还可以既添到血又不割到舌头。何况进入资本市场还谈不上“刀口上添血”？既然进入资本市场只是“可能被收购”，并不是“一定被收购”，怎么能说，做大做强而不被收购，就只能“靠国家产业扶持，银行提供资金”？

如果外国人的投资，是货真价实的、可以买到资源的真金白银，那么资本市场的风险就非常小。可口可乐拍出20亿美元，帮助汇源果汁做大做强，汇源果汁用这2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关键技术、生产线、去美国打造国际品牌，把果汁卖到美国去，挣了钱大家分，这个风险是极小的。

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美国人拿出20亿美元换成170亿人民币，汇源果汁拿了这个170亿只能在国内花，造成国内通胀。而具有国际购买力的美元，又被美国人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拿回美国，然后次贷分掉，分给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分钱不花，就要占有汇源果汁这个品牌，从中国挣钱，然后白白弄走资源。——这样的“资本市场”，在中国刚一进入的时候，就被下了套子！所以中国的民族品牌才会那么容易被“收购”，因为这其实不是收购，而是“白拿”！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堵住“购买美国国债”这个战略上的漏洞，理顺汇率制度，企业其实是可以放心上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而不必完全依靠国内的银行贷款。

就算依靠国内政策扶持，也比民族品牌的沦陷要强。虽然国家政策扶持会导致对一些落后产业的保护，纵容它的低效率，但国家的政策扶持也不是一无是处。有的企业出现暂时亏损，但企业的价值观是健康的，那么这样的企业还是会成长。而这个成长出来的企业，则完全就是中国原创的、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扶持只要有限度，不是恶意骗取银行贷款，就不会完全没有意义。

民族品牌走并购之路，与“国内政策扶持”相比较，“效率”是提高了，但这个效率的好处，却是被外国人占有！这比“在权力保护下垄断，在垄断保护下低效”的情况要更糟糕。因为后者效率虽低，但起码也是中国人自己在作主，国家资源没有流失给外人。

孩子走路不快，父母亲包办，孩子的效率很低，这是个问题。但是把孩子送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决定孩子的生死，听话就让其卖苦力，不听话就弄死。这对孩子的父母来说，是最大的失败。

自由主义是有界限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超脱利益和血统的。但对于每一个物种来说，不可以对自己使用丛林法则。这就是“虎毒不食子”。羊如果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我把你放到丛林中去，跟狼搏斗，如果你被狼吃了，那就只能说明你效率低下，该死就死——可以吗？

中国的民族品牌关系到国家利益，关系到中国人自己的血统，如果中国人自己对自己说“民族品牌，该卖就卖”，这与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狼嘴里再说“该死就死”，有什么区别？

网易谬论之五：“民族品牌”概念不必太当真。在人们都在为“民族企业”这个词而激动甚至愤慨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个内涵与外延似乎都无比清晰的词汇，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却是一个无法准确定义的“伪概念”。比如什么是民族品牌汽车？按产地吗？零部件在中国制造的就是？别忘了，捷达的国产率超过了90%，连奥迪A6的国产率也已经超过了65%。而人们常说的民族品牌比如比亚迪F3、华晨骏捷，用的可是三菱的发动机，更别说车里面那些多如牛毛的日本电子元件了。

按公司老板的国籍、公司注册地来界定也不靠谱。在达能和娃哈哈之争中，慷慨激昂呼吁保护民族品牌、限制外资进入的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其实早在1990年代已与达能联姻，其女儿等多名家人都有了外国国籍，并在国外注册了多家离岸公司；立志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吉利集团，也是由在国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控股的；上一次“保护民族品牌”的主角汇源同样如此，它是在凯曼群岛注册，在香港上市，原有的股权大概有40%左右已经是外资。实际上，人们说一家企业是“民族品牌”，一般只发生在和外资的并购过程当中。换言之，“民族品牌”不是否决跨境并购交易的理由，而是品牌所有人多要对价的筹码，不值得旁观者过分紧张。

反驳：世界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利益一体化”。民族品牌承载着民族利益，并非无法准确定义的“伪概念”。捷达的国产率超过90%，说明“捷达”车还有10%必须依靠外国。而且“国产率90%”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得到90%的利润，可口可乐的国产率是100%，但其利润的90%却流向了美国人的腰包！外国人利用收购的中国民族品牌，控制产业链的制高点，可以赚取大量的利润，换走大量的资源！这样，本来应该属于中国人享用的资源，被外国人通过“品牌”弄走，养着了外人！

但中国人如果控制了品牌这个制高点，那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比亚迪F3用三菱的发动机，那是因为有利可图，我们可以把三菱发动机的利润压缩到最小！这个利润的流向明显由中国人控制！宗庆后的女儿有外国国籍，吉利公司离岸注册，汇源果汁香港上市，这并不影响这些民族品牌的持有者对利润流向的主导！

企业的经营活动没有国界，但企业是有国界的。美国人的企业不管在哪里组织生产，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迷失了国家利益的企业，必定找不到方向，也无法真正强大和受人尊敬。

网易评论者如此恶意误导中国人对“民族品牌”的归属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显就是要搞垮中国、离间中国，掠夺中国资源。

网易谬论之结论：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当国际粮商进入中国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者很紧张，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被破坏；当高盛宣称要在中国养猪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者又再次紧张，担心中国养猪产业被其垄断。实际上如果我们一听到“外资”两个字就紧张，那么外资的任何举动都可以和“阴谋”联系起来。

当前中国公司纷纷出手抄底美国，美国人似乎并不担心被中国控制，也不觉得被伤害了“民族自豪感”。也许他们具备而我们缺乏的一个常识是：天下的企业一样，都是以牟利为目标，只要消费者吃到廉价又放心的鸡蛋，何必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我们真正应该忧虑是，政策保护下形成的垄断和低效，很可能让我们只有昂贵而劣质的鸡蛋可选择。

反驳：经济民族主义很紧张，是正确的。国际粮商进入中国，给中国种粮食，高盛养猪，给中国人猪肉，是好事吗？

中国人粮食不种了，猪也不养了，吃外国人的粮食外国人养的猪不更好？

问题是，中国人拿什么去交换外国人种的粮食？

自己闲起来，不去挣钱，拿什么吃饭？唯一能拿出来的，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老本，那就是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资源耗尽呢？

等死！

所以，中国不要美国人来种粮食，也不要美国人来养猪。这些事情是可再生的、可持续的，我们要自己干！我们要自己干，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拿不可再生的资源，去交换美国人在中国弄出来的可再生的粮食！

只要消费者吃到廉价放心的鸡蛋，何必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但如果我们不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我们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会被这些“不让关心其国籍”的人弄走！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国人将会撤退其母鸡产业，我们那时候将一无所有，不仅吃不到廉价放心的鸡蛋，就连昂贵劣质的鸡蛋也吃不到！

二、捍卫资源，煮死中国外资品牌

网易的汉奸评论，我作了一一驳斥。但是还不够，我们要找到赶走侵略者的方法。

毫无疑问，外资进入中国，“收购”中国的民族品牌，其目的就是想利用这些可再生、可持续的品牌，获取暴利，换走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中国的对策，第一，要关闭自己的资源型出口，让这些进入中国的外资无利可图，将其逼退。第二，可以针对外资开征品牌税，强行夺取外资所获利润，不让其从中国换走资源！

麦当劳、沃尔马、可口可乐，你在中国赚取暴利，3毛钱一罐的可乐卖3块钱，用其中的2.7元换走中国的钢铁、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这样的事情不允许其持续下去！

所有外资在中国品牌，都不允许获取暴利！勉强让其生存，就算给了其天大的面子！

开征外资品牌税，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不要怕没有惯例，税务政策就是用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没有惯例我们可以创造惯例！

三、内鬼不除，国难未已

现实的情况，开征“外资品牌税”，煮死外资品牌，没有人会付诸行动。

这些决策者，不仅没有想到要煮死外资，反而在削减资源出口的关税，帮助外国人弄走资源！

很显然，国家的资源一步步流失，肯定有内鬼作怪！

“财政部宣布7月1日起降低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出口暂定关税”

看了这样的报道，有良知的中国人，只好抓狂，发疯！

内鬼不除，国难未已！

国家到了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命搭上去也在所不惜！

国家安全部形同虚设！

财政部的卖国政策，国家安全部为什么不关注？

网易的汉奸评论，如此毫无遮拦地出卖国家，国家安全部为什么不关注？

如果国家安全部没有这个敏感性，请下课！

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反思了，如果这样的国家安全部，还算是在保护国家安全，那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每一个不希望中国在暴乱中结束的公民，都应该出来，发出理性的声音。让我们的声音去改变政治，让我们的政治，能维护国家利益！

四、屠杀左派，请捎上我

前不久有人在网上散布言论，要“屠杀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和毛主席的所有后人”，据说开了一个几百人的屠杀名单。

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中有没有我的名字？

如果有，那是我的荣幸。

如果没有，那说明我还不够格，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我不怕死，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认为变法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死人。所以谭嗣同死了。谭嗣同死后十三年，满清政府民望丧尽，在几个兵痞的闹事声中轰然倒塌！

如果我有幸成为侵略者的屠杀对象，那么在我死后三年或者十三年或者三十年，总会有一天，美国人及其汉奸走狗，将会被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永远赶出去！

国家利益到了需要用生命来捍卫的时刻。二十岁的时候，一农民弄走我的东西还出言不逊，我认了，我想，我跟他拚了不值得。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三十岁的时候，我妹妹跟人打官司，对方仗势欺人，我一忍再忍，没有跟他拚命，我想，我跟他拚了不值得，我还要做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拼了，我死了，我就是死得其所。在国家要灭亡的关口，还不拼命，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让我值得拼命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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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洲：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

惊闻我国财政部6月22日宣布，“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世人皆知，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对方对其物品完全的支配权，即互相承认对方对其商品的所有权。别人的物品卖与不卖，卖多少钱，那是他的权利，你可以不买，但绝不能强买强卖，侵犯他人所有。如果连这一最基本前提都没有，非要强买强卖，那就不是交换，而是强盗勒索抢劫。这么简单的普世真理，公仆们真不懂吗？

美、日、欧完全无视中国的经济主权，以其将贬值的纸币强买中国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和粮食，并威胁告上世贸，这还很是贸易吗？中国还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吗？对此赤裸裸的强盗勒索，我当局竟不敢有丝毫反对，立即乖乖投降。如强盗所愿，不仅卖，而且要降低出口关税贱卖。完全无视人民的愤怒，无视全世界的轻蔑和嘲笑，甚至不顾政府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连婊子卖笑半推半就扭捏作态都没有，连个假装“无奈”的借口都找不出。官怕洋人！一点不假。看着强盗勒索成功后的得意和蔑视，及刻意表现出的意犹未尽，公仆们竟无一点羞耻心吗？！

居然还有无耻专家说什么此举“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珍贵资源和粮食难道是卖不出去需要降低“出口成本”与人竞争的贱货吗？降低的“成本”是归了出口企业吗？明明是减少我海关税收，即降低外国的进口成本，却偏要说成“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什么叫睁眼说瞎话？！还“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公仆”是以“促进外需”为天职的吗？

他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自己不会烧焦碳吗？！不愿污染自己的环境就一定要污染中国的环境！美国自己没稀土吗？自己的资源要保护不开采，非要先挖光中国的资源！世贸组织的原则难道就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美日欧真敢与中国对簿公堂吗？世贸组织难道真是助盗抢劫的帮凶吗？不过是我们的公仆自己不愿据理力争罢了，多么完美的配合。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有求必应，狼狈为奸。

退一万步说，就是中国官司打输了，世贸真是强盗算计世界人民的黑窝，继续呆在这个陷阱里还会有什么好处？！跳出这个火坑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解放吗？！

“失去国际贸易利益”？交换的对方已拿不出有价值的交换物，不过是印些不断贬值的纸片子骗走我们的日渐稀少比真金白银还珍贵的资源，这是什么狗屁“经济利益”？如此倒霉“利益”没有岂不更好。

若真讲经济利益，我们就不仅不应以自己珍贵的稀少资源去换即将不值几何的纸片，而且应拿这些纸片去换进即将大涨的稀缺资源。

晚清慈禧、李鸿章卖国，好歹还打了几仗。我们不仅一枪未放，而且连据理力争都不敢，其实不是不敢，是不想，新中国连旧中国殖民地都不如吗？今年还是建国六十周年，这就是对六十年大庆的献礼！？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彻底丧失经济主权！

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我们的财富、资源竟都要由美国及其日、欧帮凶们支配。他们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必须干什么，不喜欢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不能干，中国是三孙子吗？是美日欧的奴仆？

我们的经济是专为美日欧服务的殖民地经济，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债，我们的银行一定要让外资参股控股，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专为便利国际资本剪羊毛而畸形发展的唯一可允许繁荣的支配性经济部门，我们丰富的劳力资源只是为了外资取得最大利润而压低普遍工资成本才存在的劳动后备军，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主要是用来对冲因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才产生的外汇占款通胀因素，我们丰富的储蓄是美国人的金库，我们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上总是按国际资本的愿望贵买贱卖，为外国输送利益。外资参股兼并我国企业总是获超额暴利，我参股外企却总是血本无归。为了美日欧天更蓝，云更白，山更清，水更秀，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

我国的产业已大部分为外资控制。我们大中城市的水务等公用事业正在被外资控制，而外资控股后就都能让政府下令涨价，助其以垄断公用事业盘剥中国人民。

我们的新兴产业也正在被外资控制。其中光伏（太阳能）产业已被美国等完全控股，然后当局就以发展清洁能源为名，以提高普通电价补贴太阳能发电（用中国消费者的钱去补贴控股外资）。此特大“利好”已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11家太阳能企业（全被美国等控股）股价连番数倍。

等等等等……这还不是殖民地么？

去年6月18日，以“中日东海原则共识”为标志，开始了中国领土主权的沦丧。一年后财政部6月22日的宣布，则标志着我国经济主权的彻底丧失！并以此宣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已丧失殆尽！我国人民早已被彻底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而重新沦为被压迫者，甚至上访告状、爱国活动、反抗官员强奸、纪念毛泽东等等都成“非法”。人民的生存权不断受到剥夺，其土地、家园、房屋被非法侵占没完没了。而官僚买办阶级、贪腐黑恶势力却勾结国际资本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月22日是继去年6月18日后又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重回殖民地旧中国，此轮回也太彻底了！

这么重大的事，是该隆重纪念热闹热闹。为了这个大排场，据说“维稳”压倒一切。可公仆6月22日所为这是在维稳吗？若真想维稳就别卖国！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卖国就一定会激起 “五.四运动”! 一定会引发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别不信！历史上哪个卖国贼有过好下场？！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年后又趴下了。这次“新帝国主义”没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而是靠收买中国的公仆精英进行渗透，并对其洗脑，使其视洋人为上帝，他国为归属，并将此“福音”广为传播，以使1840年以来百年买办汉奸文化未死之毒瘤恶性发展扩散溃烂。此阴招果比枪炮好使，于是公仆们身在汉营心归外，竟卑鄙地蒙上主人的眼睛，堵上主人的嘴，捆住其手脚，然后伙同强盗将主人的财产全都掠走，并与强盗一起吸食主人的血，直到最后眼睁睁看着受尽凌辱的祖国母亲惨遭肢解……

曾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这样倒下了，未败于外，却毁于内，毁于吃里扒外的“公仆”。这些恶奴意在消灭祖国债权人后挟其卖国所得远遁异邦去作洋人，撇下身后被自己毁掉的满目疮痍的故乡和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同胞……

大公仆们：你们毁掉故乡去作丧家之犬将会有好日子过吗？

岂不闻：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正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违背自己意志的卖国条约！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

杨芳洲

2009年6月30日

附：《财政部宣布7月1日起降低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出口暂定关税》

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财政部22日宣布，我国将自2009年7月1日起取消部分粮食以及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并对化肥及化肥原料的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专家表示，当前国际经济仍然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全球需求萎缩的趋势并未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对部分产品出口关税进行调整，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

根据财政部通知，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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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核心领域外资垄断　汽车零部件全线告危

经济观察报7月6日报道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正面临因成本增加和外部竞争而引起的效益下降，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6月30日发布的《汽车蓝皮书》中，大量翔实的数据显示，在几乎已被外资垄断的核心零部件技术领域，国内企业均难实现较大突破，产业发展堪忧。

该蓝皮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大众中国共同编著。根据书中的统计数据，目前内资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在全行业中的比例还不到1%，大中型企业也不足15%，且内资零部件企业90%的市场份额和制造能力都集中在低端产品上，而其余10%涉足高端产品的内资企业绝大多数也都与外方进行了合资。

“这与我国缺乏对汽车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政策的系统性规划有关。”《汽车蓝皮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付于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对于此前国内12家整车企业在发改委主导下，与美国博格华纳联手开发、以突破国内自动变速器技术瓶颈的尝试，付于武则表示，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博格华纳在其中占股高达66%，而且是惟一的技术来源，很难想象中国企业能从其中获得什么关键技术。”

外资加强控制

金融危机对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大冲击直接导致了很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财务状况的恶化。根据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今年3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2009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率将大幅下降，息税前利润率可能为零。

这一残酷现实加速了外资零部件商在中国的强势扩张，从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包括GKN、博格华纳、江森自控等全球知名零部件公司都在中国新建了独资或合资工厂。

尽管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总量指标不断提高，出口数量迅速增长，但内资零部件企业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有外资背景的企业，生产仅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和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赢利能力明显不足。

数据显示，在我国，拥有外资背景的汽车零部件商占整个行业的72%，而这些外资供应商中，独资企业占55%，中外合资企业占45%，与此同时，外资也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内资零部件的销售收入仅占全行业的20%至25%。

外企增资和独资的趋向也越发明显，仅博世一家就以完全独资或是控股的方式在中国投资了18家公司，形成了从研发、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在2007年新成立的19家外商投资的零部件企业中，选择独资的也占了74%。

此外，关键技术市场也几乎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数据显示，在我国汽车电喷系统、发动机管理系统、ABS和安全气囊等核心零部件的产量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0%、100%、91%和69%，进口自动变速器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也高达78%。

尽管国家产业政策对外资品牌整车国产的国产化率设定了标准，但由于外资在国内的总成零部件和高端产品等核心部件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外资在争取为国内主机厂配套方面也明显占了上风。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调查，完全的中资企业很难进入合资产品的一级供应商中，其中美系车型在中国选择的零部件供应商100%是有外资背景的企业，而德系车型、日系车型以及国内自主品牌车型的这一比例也分别为88.9%、89.5%和52.8%。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之前业界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将有可能成为我国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但自2008以来，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上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进口关键零部件。

“欲速则不达，这样的拿来主义看似是实现新能源车产业化的捷径，但本土零部件企业会因此而失去发展的机会，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成为新能源汽车自主创新的制约。”付于武说。

政策缺位

在2005年我国实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后，零部件行业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为外商投资敞开了大门。

付于武认为，我国汽车整体实力发展滞后与国家政策的关注度不高密切相关，“从国家各部门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对整车发展的关注度都远远高于汽车零部件”。

数据显示，除长三角地区汽车零部件产值比重可占到全国的37.2%外，其他汽车零部件重点分布区域的产值比重仅占全国的6%至12%，而且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主机厂降低成本的双重压力，已经有大批零部件企业倒闭了。

虽然在1994年和2004年汽车产业政策中都述及汽车零部件的发展问题，但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设计和政策设计，而今年年初发布的《汽车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中虽也明确提出“核心零部件自主化”，但仍然缺乏落到实处的具体政策。

这导致绝大多数的内资零部件企业因缺乏政策导向和具体鼓励措施而难以获得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也无法与整车厂形成稳定的供应商关系，更没有开发产品的积极性，而一旦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也会很快成为外资零部件商吞噬的目标。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锡威孚以前曾多年来在国内高压油泵生产方面位居“老大”，但2004年，该公司与博世以33%：67%的股比进行合资后，威孚实质上已被外资通过控股合资的方式所控制，现在仅是合资公司的一个供应商。

政策缺位的问题不仅导致外资对国内的零部件市场形成垄断，也导致内资零部件企业在资金投入和产品开发方面明显滞后于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更滞后于整车的发展。

数据显示，国内汽车零部件商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连续数年都仅为0.6%左右，但跨国零部件公司的这一比例却可达7%至10%。

事实上，现有的合资、独资零部件企业的主要技术来源和技术支持均来自于集团内部或是集团持股甚至是控股的整车厂，而内资零部件商与整车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也缺乏协同开发共性技术的平台。

此外，目前已建成的零部件产业集群也没能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和联合开发，不同车系的整零合作自成一体，内资供应商难以从中获取必要的技术养分。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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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部门利益：为何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而不买黄金

2009年07月06日第一财经日报

“美元陷阱”，这是一个新词，用来形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都投资到了美元资产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首次提出了这个词语，中国著名学者余永定教授也用过这个词语。

克鲁格曼于4月中旬在纽约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为美元贬值，预计中国遭受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塞策(Brad Setser)的说法，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30%的变动(这是很可能的)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差不多是中国经济的十分之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有一种外汇储备，核心是这种储备是否能够花出去。比如，保有美元储备，我们的美元能否和美国人自己的美元一样，在美国购买任意资产。但是，美国不断通过立法，增设部门机构与机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汇储备富余国购买美国优质资产或先进技术设备。因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近乎只能购买美元债券资产。

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增长三倍，高达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次贷危机没有改变这个趋势。

2003年，为完成一项国家重大课题，本人有幸“近距离”接触国家外汇管理部门高层领导。我借机问了一个自认为很简单但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不断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而不可以购买比如黄金储备？”这位领导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买黄金不赚钱。”我更是满怀疑问，想知道为什么不赚钱？但是当时那位领导并没有回答这个进一步的问题。

2005年，本人在进行《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课题调研，就上面同一个问题，笔者与一个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交换看法。这位领导回答，“买黄金是不赚钱，即使黄金升值了也不好在我们的财务账面上体现。因为黄金的价值在不断变动，即使能在账面上反映出来，在结算时，也会因为储备黄金不好买卖，变得没有了收益。而买美国债券，因为有债息，到期都有收益，尽管按你们学者的看法实际可能是亏损的，但是我们的账面有收益，而且我们买得越多绝对收益就越大，部门绩效也就越大。”我随即问，“买黄金，黄金升值了，国家不是赚了吗？”那领导笑曰，“国家可以说赚了，但是咱们没赚头。”

4月份，新华社发表了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专访，透露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54吨，目前已达到1054吨。购买方式是通过国内杂金提纯以及国内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的，并不是用外汇购买，而且不是在国际市场购买。但笔者以为，这种购买、增加黄金储备的方式，不仅未能有效分散国家储备风险，而且抬高了国内黄金价格。

这终归还是一个“美元陷阱”问题。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远远超出3%的年度警戒线，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家，约占世界GDP的10%，以美元作为单一的货币系统，实已出现威胁。

20世纪20年代，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为法国拥有，但最终以落入“英镑陷阱”的灾难性结局收场。当时管理外汇储备的法兰西银行是一家私营机构，并没有涵盖法国的全部外汇资产。

与当年法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对全国近乎所有外汇的集中管理，是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集中体现。因此，中国更应该避免重蹈法国的覆辙。(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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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申草：中国经济信息安全危在旦夕

力拓间谍门事件的明确提示是，中国经济信息非常不安全。在数目字管理的市场，数目字的主导权为交易对手、谈判对手掌握，结果不问可知。

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力拓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已被拘捕，其中包括该办事处总经理、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在例行发布会上对此做出正式回应指出，中国有关部门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证明胡士泰等人为境外刺探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并对中国钢铁企业的内部人员行贿。

大型企业与政府关键部门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公司员工，是获取中国商业核心信息第一条捷径。

不少钢铁企业负责人透露，包括力拓在内的三大铁矿石巨头在与中国钢铁企业接触过程中，常常以多种方式获得中国钢铁行业的核心数据，包括生产成本、毛利率、生产技术参数等等，所有这些详尽的数据，使中国钢铁行业的底牌尽在铁矿石巨头掌握之中，核心商业数据的泄露使中国铁矿石谈判无法获得先机。

此次被刑拘的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80年代在中信集团工作，中信集团是我国进行海外资源性布局的一家窗口企业。1998年，冶金工业部，许多掌握核心资料的官员进入力拓等企业，被委以重任，每次谈判，这些对中国钢铁行业了如指掌的人士充当了信息搜集马前卒的重任，他们获得的百万美元高薪，让中国企业付出了上百倍的代价。

不仅如此，包括证监会、银行、政府财经部门的一些官员退休后即被国外企业高薪礼聘，既提供行业咨询，又可以充当高级公关，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场中常常无往而不胜。

以为信息无价，利用权利之便将所知信息收益个人化，是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透露商业资料的根本原因。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二条捷径是国外机构与国内政府统计部门合作。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数据都是在这一天首次公布。但早在7月8日，路透社就在中文网站刊登文章，以“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我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为消息源，称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0.4%。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连小数点都一样，如果以此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套利，中国普通投资将蒙受巨大损失，而外资机构既可避险，也可提前做多做空，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有专家建议司法介入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国内公众有权利知道，国家统计局如此核心的数据如何提前透露，统计局仅以“不可能泄秘”推托无法塞责，事实上，小数点后面的预测一致，概率与中大奖差不多，统计局难道不了解概率？

不仅如此，国家统计局的景气动向指数由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高盛(亚洲)联合开发，国家统计局是否无法独立完成研究监测工作，他们理应告知于众，打报告要求加派研究力量，而不是与国际投行合作。如果政府部门无法排除泄秘之嫌，如何要求企业掌握数据的关键人士不把数据换成金钱？一些政府部门无意中充当了一些急于泄露信息换取真金白银的苟且之徒同样的角色。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三条捷径是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将数据拱手让人。

中国经济信息泄露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

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车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资贷危机爆发，这些评级机构的职业道德在美国本土受到强烈质疑，这些机构会利用中国经济数据从事何种商业活动，不得而知。

更让人奇怪的是，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期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中国大型企业低价境外上市，高价回归国内，让国内投资者为国外投资者买单，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中国金融机构没有通过境外上市形成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反而强化了垄断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信用卡业务等数据落入竞争者之手，在长期威胁境内市场的安全。

无论如何，政府处理间谍门事件是及时而必要的，窃取商业机密进行商业贿赂不仅违背商业伦理，更违背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违法者理应受到制裁。

力拓间谍门事件是个标志是个契机，通过铁矿石谈判收回利权，通过谈判意识到中国经济信息危在旦夕，处于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困难处境。政府以政府有必要改进目前的信息管理制度，对于大型企业关键人士与重要岗位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大员作出严厉规范，同时反省大型企业首先在境外上市剥夺国内投资者权利，与泄露核心商业信息的软肋，通过培育内部市场机制，通过全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彻底摆脱目前借用外力推进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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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矿石间谍与内外大势

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中国没有榜样”，等等，同意的、反对的，大多在理论层面争来争去。包括关于“伪君子”、“真小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大多也处于概念对概念、观点对观点的状态。不同的倾向性，使不同的观点都难以说服对方。今天，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解读一下上述问题。

7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已被中国国安部门依法逮捕。具体原因是，胡士泰涉嫌为境外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胡士泰是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另外几名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秦刚在记者会上说，希望有关部门配合调查，并且强调，这只是一个“司法个案”，不希望把它无限扩大，甚至政治化。这话显然是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这一事件意义深远，如何解读这一事件，以及它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首先，力拓集团窃取了关于中国什么方面的“国家机密”？为什么要窃取这类机密？力拓集团是世界上三大矿业公司之一，它与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一起，控制了当今世界绝大部分铁矿石生产。近几十年，中国的钢铁生产增长很快，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铁矿石进口方（约占60%）。因此，包括力拓在内的三大矿业公司，窃取的中国国家机密包括：中国各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国家对于钢材的需求和计划、钢铁企业的内部成本、生产周期、矿石储备等等。掌握了这些数据，三大矿山企业就能在铁矿石谈判中，清晰地制定对于中国的价格战略。比方说，了解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内部成本，它就能准确地把握铁矿石的涨价幅度，如果再了解了中国对于钢铁发展的整个政策和计划，铁矿石涨价更能卡住中国的软肋。由于这样一个垄断集团的存在，中国将各个钢铁企业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立场的谈判方针，同三大公司进行铁矿石谈判。但是，胡士泰涉嫌窃取的国家机密还包括：中国方面完整的、书面的谈判策略。等于把中国的谈判底线完全暴露给对方。

这个现象说明，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经济，对外常常是一个幌子。三大矿业公司，已经实现了高度垄断，尤其是力拓与必和必拓，他们互相持有股份，组成价格联盟，寻找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细小瓶颈，严密把守，以获得他们最大的利益。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对钢铁的需求，进口铁矿石的数量日益加大。但是，中国这个世界铁矿石“第一客户”、“第一买主”，在铁矿石价格上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客户就是上帝”是一句空话，除非生产方是真正的自由竞争，否则最大的客户就是最大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就成为供应垄断方要挟的砝码，最大的客户由此成为最大的、任人宰割的对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找到对付三大矿山企业以保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

矿石间谍涉及到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为何矿石间谍能成功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说起来很简单，一是投靠外国的洋奴，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首要涉嫌人胡士泰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在他的洋主人和自己的父母之邦之间，他做出了清晰地选择：投靠在洋主人的怀中。因为，洋主人给他的利益更大，而洋主人给他的利益是靠损害他的父母之邦换来的。对此，胡士泰毫不在乎，乐此不疲。胡士泰能够实现成功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各钢铁企业的“内鬼”。虽然目前这些“内鬼”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但我们可以想象，实现这个目标，无非就是贿赂、金钱和美色，利用的正是“真小人”的本性。于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提倡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提倡道德修养的时候，至少，内外勾结的“矿石间谍”和“内鬼”首先就会反对，因为，那将妨碍他们靠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中饱私囊。如果“矿石间谍”所接触都是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者，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不是某些人大力鼓吹、提倡的“真小人”，“矿石间谍”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的难度就会大很多。

面对铁矿石问题上的长期被动，中国该怎么办？我们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下三大矿业公司。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依然被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在2008年就试图收购力拓9%的股份，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但是，由于国际金融也掌握在西方资本的手中，2008年，中铝公司收购力拓的计划亏损了70多亿美元。2009年，中铝公司试图利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再次入股力拓，所谓抄底。年初的时候，中铝以195亿美元的价格，与力拓在伦敦签订了协议。6月，随着西方经济形势有一点点好转，力拓便撕毁了协议，宁愿赔偿1%的违约金，终止了中铝的战略计划。联想到几年前中国试图收购美国某几个企业，遭到美国国会的抵制，力拓的“毁约”便更能让我们看清西方的本质。前不久，欧美针对中国向自己特产矿石征收出口税的举动，提出要起诉中国。与此同时，欧盟还开始对中国钢材加收关税，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明显的双重标准：西方可以要挟中国，中国却不可以违背西方！中国只能任西方宰割！西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是他们定的。而多少中国人还仅仅满足于西方同意和中国一起玩游戏，却没有看清其中的陷阱。

关于力拓毁约的原因，有分析指出，这是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冷战意识，也有分析指出，这是西方试图继续保持垄断的心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还在西方的操控之中，中国想要改变被动的局面很难。英国方面解释说，他们担心中铝公司的政府背景。的确，中铝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那么，我们把中铝变成私营企业会怎样呢？也许，中铝变成私营企业后，类似的“毁约”不会发生。但是，第一，中铝从国有变成私有，这个变化过程让谁得利？这个过程是否必然会导致令中国人愤怒的腐败？这是否就是某些媚美资用文人宣称“腐败有理”的原因？第二，中铝变成私有，即便成为力拓的大股东，在当前世界金融规则下，西方资本也很容易把私有化的中铝变成类似“汇源”一样的“外国企业”，或者像几家上市银行、保险公司一样，变成西方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假中国企业”。这也是国内某些媚美资用文人不遗余力地鼓吹私有化优于国有化的原因。

即便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一团糟糕，美国的国有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某些中国媚美资用文人，还在不失时机地鼓吹私有化，贬低国有化。前几日，最新世界500强的排名榜上，出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名字，其中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前十名。于是，某些资用文人又大声责问：为何又是国有企业？为何不是中国的私有企业？我并非反对私有企业，但是，我认为，首先，私有和国有应该相互结合地存在，不能夸大私有的好处和国有的坏处；其次，在一批资用文人的长期鼓噪下，如今的中国还有几个企业家，具有早年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的理想？还有几个中国企业家像吴蕴初等一批民族企业家一样，具有炽烈的爱国情怀？

在中国钢铁对外铁矿石谈判中，国内还有人指出，中国国内钢铁企业太小，太多、太分散、集中度不够，也是我们谈判不顺利、处于被动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将国内钢铁企业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巨型的钢铁企业实体，并不是做不到，而且对于铁矿石谈判的确会有好处，但未必就能真正解决问题。西方同样可以像对待中铝公司一样，借口你是国有企业，而采取双重标准。就算把这个假想中的巨型钢铁企业变成私有，除了上面提到的腐败和所有权问题外，还会有其他巨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到我国最大的造船厂。当时这个造船厂有1万名员工。据船厂领导介绍，同样生产规模的日本船厂，只有1、2千名员工。在当时的观念中，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企业应该像国外一样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减少人员成本，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先进企业。如今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客观看待。企业规模扩大、技术改进、效率提高、人员成本减少，对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的确有好处。但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必然使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必然使就业机会减少，很容易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这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中国的事情又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提高，面对国外的大型企业，就没有竞争优势；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像国外企业一样朝巨型化发展，国情的不同，会使得后遗症在中国更加突出。这个问题在此处不详说。这里只是通过这个问题指出，如果我们只在西方模式、西方游戏规则中寻求发展，中国很难找到突破，很难摆脱受人控制的被动。这就是我主张的“中国没有榜样”的一个具体例子。

在我看来，解决铁矿石谈判的长期被动局面，至少有一件事情，中国是可以做的，那就是改变好大喜功的方式，改变以刺激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比方说，像鸟巢那样极大消耗钢材的项目，应该少之又少，慎之又慎。而在中国各地的建设项目中，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各种建筑，为何不能多采用中国非常丰富的石材资源，而非要采用资源缺乏的钢铁？我对建筑是外行，就算用石材成本可能会高（假设），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大型公共建筑的投资，大多数都用于国内企业和国内就业。就算石材建筑可能建不了摩天大楼，但是，矮一点又怎样？何必非要争世界第几高楼的无谓名声？如果这样的观念能够被普遍接受，“大裤衩”的难堪也许就不会出现。何必非要争“奇特”建筑的无谓噱头？

矿石间谍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把它定位成“司法个案”，主要是出于中国与众多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平衡的考虑。而对于中国自身来说，矿石间谍事件反映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系列问题。既有企业发展模式问题，也有国家利益问题；既有制度建设问题，也有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维护。要实现这个目标，制度仅仅是一方面。民族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同样需要；国有企业内部机制和市场行为的深度调整同样需要；对于那些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的“内鬼”，既需要法律惩处，也需要道德建设。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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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中国已进入商业机密谍战高发期

21世纪经济报道叶一剑 2009年07月11日

“这太司空见惯了，可以说类似的事国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7月9日，谈及力拓上海办事处四员工被捕一事，江涌语气平静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江涌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侧重对涉及国内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

3年前，江涌的一篇关于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调研报告曾轰动一时，引发外界诸多联想，在该报告对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进行商业情报搜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关注一些包括商业信息战在内的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事件和情报，是江及其所在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

“按常规来看，由国安部门参与调查的案件，如果明确表态称‘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就基本上代表了已经证据确凿，否则不会公开表态。”江涌说。

江涌表示，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活动，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内有些公司的发展规划刚刚做出，就已经摆在国外竞争对手的案头。

江涌认为，商业间谍案已经进入高发期，是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时候了。

司空见惯的“间谍案”

《21世纪》：上海市国安局公开确认力拓上海四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拘捕，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江涌：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窃取重大商业情报以及国家机密的事情太平常了。对于我们做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人来说，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21世纪》：这个事件一出来，很多人不自觉地联想起一些热播的谍战片。很多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情报窃取者为什么会从事这种行当？

江涌：这要分几种情况：首先，有些人员一方面是一些商业机构涉华业务的工作人员，同时本身又可能是所在国家的间谍机构的人员，获取情报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种是，这些出卖国家情报者并非专业谍报人员，只是通过工作便利窃取一些重大的国家机密，然后出卖给一些需要的境外部门和机构来谋利。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被敲诈勒索而被迫从事窃取重大的商业情报或国家机密。能够使这些人员就范的敲诈无非就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个人把柄被情报机构或相关人员掌握了，然后被胁迫，较多地表现为事关权、钱或色等方面的把柄。

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窃取重大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案例表明，有的国家甚至给自己的国民从小就灌输一种“全民皆谍”的意识，这样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就可能更加多元。

获取机密途径多元化

《21世纪》：你在3年前发表的《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中，曾谈到关于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你是否认为自己当初的警告得到了印证？

江涌：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我们后来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我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我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从而对国家一些重大的立法和决策施加影响。某些大的跨国公司也会直接通过自己在中国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利益输送和寻找利益代理人，这些机构行为，和一些在华个人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属于同一性质，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更为系统和深远。

应对商业谍案高发期

《21世纪》：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化发展到目前阶段，针对商业秘密的间谍事件开始具有阶段性频发的特点？

江涌：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国民戒防意识，与目前商业谍战高发期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年代，间谍在更多人的意识中似乎只是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事，好像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同时信息开放的意识也深入人心。于是很多重要的机密就是这样无意中给泄露了。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还有一种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金融服务机构盲目迷信与崇拜，对待这些西装革履的金融家们毕恭毕敬得像个小学生，往往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主动拿钱请那些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就这样轻易拱手送给别人。

依法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21世纪》：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来重建我们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戒防系统？

江涌：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这方面国外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首先是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还有比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但光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还需要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就是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同时，应当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考虑到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应该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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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分析】

张宏良：“7.5”事件——肢解中国的战略序幕

后面所附是黎阳文章《自作聪明与适得其反》和流波文章《新疆7.5事件谈民族问题》。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疆“7.5”事件的根源。黎阳文章主要分析了新疆事件的现实国际国内政治因素，指出了西方反华势力是制造此次杀戮事件的幕后黑手，国内腐败势力和对外妥协示好政策则是杀戮事件的催化剂。流波文章主要分析了此次杀戮事件的历史因素，用确凿史料说明了当初胡耀邦，为了清除极左势力，恢复官僚统治，为了否定毛主席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地位，采用了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方法，为那些被打倒的奴隶主平反，让那些被改造的流氓恶霸进入各级领导机关，请达赖喇嘛的分裂势力返回西藏，全面清除毛泽东时代那些贫苦出身的干部，不仅剥夺了他们参政执政的政治条件，甚至剥夺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条件，让那些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彻底出了气、解了恨。对于试图阻挡地主恶霸再次出山的那些干部，胡耀邦一律采取了撤职调离的坚决措施。所以，那些卷土重来的地主恶霸、头人喇嘛等一提到胡耀邦，就如同翻身农奴提到毛主席一样，无一不是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虽然胡耀邦借助曾经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头人喇嘛等旧势力，成功铲除了极左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治路线，但是却埋下了民族分裂的仇恨种子，在客观上为解体中国创造了条件。去年“3.14”西藏暴乱事件和此次“7.5”新疆杀戮事件，都是那时埋下的祸根。

“让中国人在内乱中自行崩溃、自行解体，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不加掩饰的公开战略。”这是我们7月5日晚文章指出的西方国家新型对华战略，文章刚刚发表，便传来了新疆“7.5”杀戮事件。事件已经发生几天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质，仍然把它看作是一般的骚乱事件，唯有黎阳等极少数人想到了“印巴次大陆、巴尔干、科索沃、巴勒斯坦”等民族对抗现象，其实新疆“7.5”杀戮事件更加类似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个事件绝不是一般的社会骚乱，而是解体中国战略的开始，或者说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战争开端。

黎阳说得对，种族仇杀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现象，完全是外来移植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有过异族入侵军队见到汉人就杀的现象，但是从来没有各族老百姓之间见人就杀的现象。特别是具体到汉维两族之间的民族关系上，根本就不存在生死对立的矛盾，因为大家处于相同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汉维两族人民的感受完全相同。扒房子圈地抢企业的，根本不管是汉族还是维族；下岗失业逼良为娼的，也不管是汉族还是维族；卖官鬻爵、贪污腐化的，同样不管是汉族维族；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更不管是汉族维族；哪里来的汉维之间生死矛盾？我们教研室，恰好是一半汉族一半维族，大家除了吃饭要去清真餐馆之外，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丝毫民族的隔阂，甚至根本就没有民族的感觉，即使有矛盾也是其他方面的矛盾，与民族问题没有丝毫关系。昨天遇到一位维族老师，对方一言未尽就哭了，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和汉族在一起居住了几个世纪啊，从来都好好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到底是谁干的啊？”，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的难言之苦。

是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当今中国，仇杀不是爆发在官民之间，不是爆发在贫富之间，而是爆发在同样遭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底层民众之间？显然，选择新疆“7.5”杀戮事件作为战略突破口，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国内动乱，其更深远的目的是挑起中华民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以此来实现全球战略打击目标的转变，由以往打击伊斯兰为主要目标，转向今后以打击中华民族为主要目标。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21世纪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三大族群之间的斗争，将代替原有的国家之间的斗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环节。目前，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伊斯兰族群，中华族群这三大族群之间斗争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在此之前，西方国家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伊斯兰国家，对中国则采取了先包围后宰杀的策略，等到彻底解决伊斯兰世界以后，再掉头东进解决中国。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演讲，就是美国战略打击目标，开始由伊斯兰国家转向中国的历史标志。美欧等西方国家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屠杀20年，基本上实现了其战略目标，现在该转向中国了，并且还要把伊斯兰世界长期积聚的仇恨也引向中国，释放到中国头上。转移和制造民族仇恨和民族对抗，是近百年来西方国家最擅长的专业，他们对付非洲，对付阿拉伯国家，对付印巴次大陆，对付巴尔干，以及当初对付中国，采用的都是这种办法。于是，便有了新疆杀戮事件。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复制科索沃和卢旺达的人间惨剧，就在于他们在新疆旁边已经建立了4个军事基地，可以直接给疆独分裂势力提供军事打击方面的支持，当初克罗地亚民兵的几枝破枪，能够击溃塞尔维亚拥有飞机大炮的强大正规军，就是因为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打击的支持。这也是近些年突然冒出个疆独分裂势力的原因。现在，中国才明白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在中国西部建立4个军事基地的真正用意，才明白美国先后侵占朝鲜、越南、阿富汗这三个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目的，才明白自己支持美国占领阿富汗的悲剧后果——主动把绞索套在了自己脖子上，也才明白美国操纵中国舆论界污蔑毛泽东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战略作用。直到今天，美国豢养的李悔之等一批街头流氓还在上窜下跳、疯狂污蔑毛泽东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大肆歌颂美国侵占阿富汗的民主文明。比较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本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可以说，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是阿富汗战争，而最有条件粉碎美国包围中国战略的也是阿富汗战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实行抗美援阿、保卫国家安全，将比当初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更有条件获得胜利。七十年代末苏联10大军队入侵阿富汗，耗费10年时间也没有征服阿富汗；眼下美国入侵阿富汗已整整8年，阿富汗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援（包括道义和政治援助）的情况下，至今仍然在坚持抵抗入侵美军；假如有中国支持，阿富汗将是美国的第二个越南，甚至会比第二个越南让美国陷入更深的泥潭。美国也肯定会像当初请求中国帮助其摆脱越南战争那样，再次请求中国帮助其摆脱阿富汗战争。可惜，由于中国的战略失误和软弱，把决定中国西部安危最关键的阿富汗，轻易丢给了美国，甚至还主动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把本来是中国战略大后方的西部，变成了美国打击中国的薄弱前沿，中国把自己送上了砧板。

本来，美国入侵中东国家，大肆屠杀穆斯林，全球追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罪恶行径，为中国联合伊斯兰世界共同反对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提供了彼此生死相依的联盟基础，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抓住这个历史机会，“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与伊斯兰世界结成战略联盟，反倒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家的所谓反恐战争。结果，美国在控制了中东后便掉头东进对付中国，而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让全球穆斯林和中国形成对立，把伊斯兰世界由过去的敌人，变成现在共同对付中国的战略盟友。从美国雇佣的国内伪自由派的反映，也可以看出新疆“7.5”事件幕后的黑手并非仅仅是三股势力。事件爆发后，那些天天叫喊要和海外民运共同“推翻中国专制政府”的伪自由派，却突然调转枪口，打着维护汉族利益的旗号，猛烈攻击海外民运中的维族人士，那个以往对吾尔开希顶礼膜拜的街头流氓李悔之，突然大肆攻击吾尔开希的维族身份，要与吾尔开希进行汉族维族大论战，疯狂煽动民族仇恨，与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做法完全相同。李悔之等街头流氓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煽动民族仇恨的做法，引起了自由主义人士的极大不满，自由主义学者陈永苗就立刻著文驳斥道：《此时此刻，没有维族和汉族，只有暴徒和平民！》。

可以说，此时，打着汉族旗号去攻击和侮辱维族人民，煽动民族仇恨，是对中华民族最致命的打击，是最为邪恶的汉奸行为。一旦美国等西方国家阴谋得逞：全球伊斯兰和中华民族形成对立，再和盎格鲁·撒克逊族群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崛起很可能将由此成为泡影。制造汉族维族之间对立的可怕后果就在于此。虽然目前除了李悔之等街头流氓之外，所谓汉维之间民族对立的叫嚣在国内很少有人去理会，但是在国外，以美国CNN和英国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却在发挥现代传媒能够制造“视听现实”的特点，竭力向全球穆斯林头脑中注入汉族与伊斯兰对立的“视听现实”。这种“视听现实”对人感官的持续反复刺激，就会转变成为一种坚信不疑的“观念现实”，一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形成了这种“观念现实”，对中华民族产生对立乃至仇恨情绪，势必会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外部环境，产生特别可怕的灾难性影响。

可是，在胡锦涛主席回国之前，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一个致命错误，已经将这个灾难加诸到了中国头上。中国所犯的这个致命错误就是，把这次种族仇杀事件混同于一般的打砸抢烧事件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关于人权的指责，中国在展示一般打砸抢烧的场景时，往往选择的是暴徒打砸抢烧的画面，而不是打击暴徒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画面，去年对“3.14”拉萨骚乱的处理就是如此。这次乌鲁木齐杀戮事件发生后，政府仍然不加分析地沿袭惯例，继续重复了过去的做法，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大量血淋淋的杀戮画面：血肉模糊的尸体，被砸碎的头颅，皮肉翻卷的断肢残体，马路上大片的血渍等等。中国政府的本意是要告诉国际社会真相，激发起国际社会对暴徒杀戮行为的愤怒和谴责，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可是，中国政府却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关键点：这不是一般的打砸抢烧事件，而是蓄意设计的种族仇杀，并且双方不是人口较少的中小民族，而是各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两大族群，他们更加关注的本族群的命运，任何血淋淋的画面，都有可能激发起民族对抗情绪。这是中国政府没有料想到的一个致命疏忽，而美国CNN和英国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所盼望等待的，恰恰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疏忽。他们及时抓住了中国政府的这个疏忽，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现场音像资料，通过现代媒体的技术手段，对画面进行重新切割，对声画配置进行重新组合后，形成了与中国政府本意和事实完全相反的解读，向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反复播放，让他们带着这些被颠倒被歪曲的恐怖画面进入梦乡，在睡梦中再转化为一种潜意识的恐惧和仇恨，当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这种潜意识中的恐惧和仇恨，就会形成一种明显的隔阂和敌意，并且再想消除这种隔阂和敌意将十分困难。虽然胡锦涛主席回国后立刻纠正了这个致命错误，以宣传民族团结的画面取代了展示暴力活动的画面，但是已经晚了，这些经过歪曲解读的暴力画面已经注入到了十几亿穆斯林的大脑之中。

特别是中国政府又不敢像最近伊朗政府所做的那样，公开揭露造成血腥杀戮的幕后凶手就是美英两国，而只宣称凶手是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这便更加陷入了西方国家设计的圈套，在客观上“证实”了CNN和BBC的恶意宣传，更为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因为一方面，事件发生后，被指认为三股势力代表的热比娅等，不仅没有像本·拉登那样藏匿起来，反倒一直在美国示威游行反对暴力。血腥杀戮的策划者居然跑到大街上游行，并且还是在全球反恐领袖美国游行，热比娅这种悖逆常理的行为本来就会引起人们对其策划者身份的疑惑，再加上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热比娅等人发出通缉令，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要知道，新疆“7.5”事件就是中国的“9.11”，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像美国那样全球追杀基地组织，甚至对三股势力的代表连个通缉令都没有发，这必然会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对中国指控的怀疑，加深穆斯林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另一方面，所谓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除了民族分裂主义之外，其他两顶帽子都是美英等发达国家为欺负伊斯兰国家专门量身打造的罪名。把伊斯兰国家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称为是宗教极端主义；把伊斯兰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武装斗争，称为是暴力恐怖主义；把用导弹杀人称为是文明，把用手榴弹反抗称为是恐怖主义；这完全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强加于伊斯兰国家的伪造罪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现在我们用这个伪造罪名来解释新疆“7.5”事件，等于是把美国这个强盗逻辑的屎盆子扣在了自己头上，主动接过了美国污蔑伊斯兰国家的仇恨接力棒，帮助美国从仇恨和罪恶中逐渐解脱出来，而由自己替代美国成为穆斯林世界敌视的对象。可见，把新疆“7.5”事件的策划者仅仅归结为三股势力，恰恰在客观上印证了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宣传：新疆“7.5”事件是汉族和穆斯林民族之间矛盾爆发的结果。只有同时揭露出操纵三股势力的幕后黑手美国，才能最大限度消除CNN和BBC的宣传效果，避免形成伊斯兰族群和中华族群之间的误解和隔阂。

中国政府回避揭露三股势力幕后操纵者的示弱做法，所造成的另一个可怕后果，就是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推上伊拉克道路。看到西方记者潮水般涌入乌鲁木齐的情景，听到西方记者大加赞赏中国对外全面开放媒体的声音，不由让人想起了伊拉克对外全面开放核查的悲剧结局。当初西方记者潮水般涌入伊拉克的“忽悠”和今天完全一样，甚至没有一个字的区别：“只有对媒体全面开放，才能避免谣传，让世界知道真相”，“没有什么比让世界知道真相，对伊拉克（现在是中国）更加有利了”。就在这种“真相对伊拉克最有利”的忽悠中，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伊拉克全国每一寸土地都被反复核查了几遍。就在西方媒体一边播放萨达姆卧室被核查的镜头，一边用老师表扬学生的口吻表扬萨达姆配合西方国家了解真相时，停泊在波斯湾上的美国航母急不可耐地揿动了发射按钮，成百上千的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无比精确地击中了所有目标。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了美国巡航导弹穿过一堵面积窄小的矮墙，再穿过一扇面积更小的窗户，直接命中发电厂枢纽设备的镜头。人们往往用这个镜头来证明高科技武器的精确打击程度，其实，实现如此精确打击的，不是现代高科技，而是翻遍伊拉克每一寸土地的彻底核查。

现在，这个镜头又在中国出现了，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赞扬也和当初对伊拉克的赞扬一样：“OK，这样才能让世界了解事情真相”。如果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真相的开端，那么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会被推上动荡和战乱的“伊拉克之路”，西方国家把动乱和谣传撒向哪里，中国就对西方媒体开放到哪里，直到中国被西方国家彻底解体为止。纵观当今世界，凡是任凭CNN和BBC了解真相的地方，无一不是血流成河、动荡不休的地方。伊拉克任凭CNN和BBC了解真相，结果是总统被绞死在仓库里，人民被屠杀十多年，平均20人里面就有1人被杀；伊朗坚决打击CNN和BBC“了解真相”的颠覆活动，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记者逮捕判刑，对操纵骚乱的英国外交人员实行拘捕，结果，伊朗赢得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尊敬，并主动表示要与伊朗逐渐和好。俄罗斯收复车臣的两次战争更是典型说明。第一次是叶利钦领导的收复车臣的战争，这本来是一场反对分裂、捍卫国家统一的战争，可是，美国CNN和英国BBC却开动宣传机器，把车臣打造成为世界伊斯兰圣战中心，全世界声援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的穆斯林敢死队一批接一批地扑向车臣参加战斗。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则被妖魔化为侵犯人权的法西斯行动，导致将军辞职，士兵开溜，剩下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没有丝毫保家卫国的高昂士气。结果是强大的俄罗斯伤亡八千人大败而归，而分裂祖国的分裂分子却被西方媒体打造成为人权英雄。后来，普京在发起第二次统一战争时，就接受了叶利钦的教训，对外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不仅CNN和BBC的声音无法进入俄罗斯，还发动俄罗斯整个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指控CNN和BBC造谣诽谤。结果，只伤亡数百人就成功收复了车臣。如果普京也像叶利钦那样任凭CNN和BBC“了解真相”，恐怕直到今天也无法收复车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俄两国同样都面临有国家统一问题，俄罗斯有个车臣问题，中国有个台湾问题。并且中俄两国同样遭遇到美国的警告和威胁：如果谁敢进行武力统一，美国就进行军事干预。结果是俄罗斯不吃美国那一套，坚决用武力收复了车臣，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不仅没有解决台湾问题，反倒又多出一个西藏问题和一个新疆问题。中国天天说自己的改革比俄罗斯成功，自己的经济发展比俄罗斯快，自己的GDP总量比俄罗斯大，可现实却是俄罗斯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反倒分裂因素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俄罗斯是假的，中国经济总量确实比俄罗斯大，只是中国的大不是虎狼般的强大，而是牛羊般的肥大，而俄罗斯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始终是建立虎狼般的强大国家。特别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财政金融已经完全崩溃，对西方经济援助的依赖程度几乎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就是在如此困难险恶的条件下，叶利钦仍然敢于发起统一俄罗斯的战争，宁死也要捍卫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到了普京时代则更是如此，面对日本索要北方四岛的要求，普京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狠话：“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日本人就含着眼泪再也没有提北方四岛。只是让中国人异常悲愤的是，日本人转而南下千里，以战败国的身份攫取了中国钓鱼岛，获取了相当于北方四岛数倍的海域，用侵占中国领土的方式，补偿了被俄罗斯侵占领土的损失。从叶利钦和和普京身上，人们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俄罗斯疆土最为辽阔的原因，连酒鬼总统叶利钦都宁死不失俄罗斯一寸土地，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人民的巨大幸运。

相比之下，中国却在没有任何外来武力逼迫的条件下，主动对西方国家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在老爷子强制实行的“绝不出头”的外交政策下，无论西方国家怎么打，怎么骂，怎么抢，怎么夺，都“绝不出头”，日本侵占钓鱼岛绝不出头，诸国蚕食南沙群岛绝不出头，台独公投绝不出头，以至于出现如此惨烈的“7.5”杀戮事件，仍然绝不出头，不敢出头揭露三股势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甚至最近中国外交高官跑到美国公开表示，中国将坚持XXX指示，保证100年不出头。或许有人会说，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美国是操纵三股势力的幕后黑手，退一步来说，就算美国不是三股势力的幕后黑手，新疆“7.5”惨案完全是由三股势力策划的，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在已经宣布三股势力是新疆“7.5”惨案策划者的情况下，三股势力的代表都在美国公开活动，就应该坚决要求美国引渡三股势力的代表，并且要严重抗议和声讨美国包庇恐怖分子的罪恶行径，彻底揭露美国“反对恐怖主义”和“世界人权领袖”的虚假面目。在血腥杀戮和中国政府义正辞严的抗议面前，美国要维护其世界人权领袖和反恐领袖的国际形象，必然对中国和世界要有一个交代，哪怕是纯粹狡辩式的交代，也会在道义上处于被动地位，至少能够暂时延缓对中国的颠覆活动。

可中国却再次选择了独自吞下苦果的绥靖政策，绝口不提美国，这就必然会刺激起美国更加进一步颠覆中国的胃口。中国近代史上两次鸦片战争，两次中日战争，一次八国联军入侵，所有这些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挨打战争，几乎无一不是妥协退让的结果。此次妥协退让，又是让美国策划新疆“7.5”惨案的战略目标得以全部实现。一是成功制造了中华民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策源地，为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和扩大新疆“7.5”事件留下了模板。二是探测到了中国的底线。中国指控三股势力是此次“7.5”惨案的策划者，目前三股势力的代表都在美国，中国对美国政府却没有任何异议。类似事件是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基地”组织被美国政府指控为“9.11”策划者后，至今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承认自己和“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谁敢承认有关系美国就敢找谁拼命，这一点小布什表达的十分明确坚定。普京在得知俄罗斯两架飞机是被车臣击落后，立刻挥师而上收复了车臣。而如今，美国不加任何掩饰地公开庇护三种势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继续为被中国指控为三股势力的组织拨款，中国却没有任何哪怕是走过场的任何抗议表示。如果连如此惨烈杀戮的苦果都能够吞下去，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强迫中国接受的了。由此美国知道了中国的底线在哪里，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底线就是已经没有了底线。如果倒过来看一下，就会看清中国的妥协退让的确已经没有了底线，假如“9.11”之后中国也像今天美国这样，允许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北京公开活动，中国财政部公开为“基地”组织拨款，那美国会有什么反映？会不会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依然笑脸相迎、握手拥抱？或者说，如果有人闯入你家，当着你的面杀了你的老婆孩子，你会不会依然与对方喝酒言笑、生意往来？如果你依然与对方喝酒言笑、生意往来，对方会怎样看待你？此时对方看待你的眼神和态度，就是现在美国看待中国的眼神和态度。

美国在由重点对付伊斯兰转向重点对付中国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可以说是初战告捷、大获全胜。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将是美国单方面任意挥洒的历史，如果中国不能够在短期内采取霹雳手段，真正实行17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路线，根本扭转被包围被颠覆的被动局面，那么，让中国人民痛彻心肺的“中美国”，将会由国际经济实体转变为国际政治实体，中国右翼集团梦寐以求的“改革不可逆转”，将会变成钢铁般的现实，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将不再是三座大山等贫与富的问题，而是血流千里、横尸街头等生与死的问题。新疆“7.5”惨案就是历史向13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强烈警示，如果13亿中国人民再不觉醒，今天的乌鲁木齐就是明天的整个中国！在此，黎阳说得对，中国老百姓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了。《国际歌》那句歌词应改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保住我们的生命，全靠我们自己。”中国的买办势力、汉奸势力和腐败势力等，在此之前一直咒骂我们关于危机的判断是危言耸听，如果在新疆“7.5惨案”之前，人们还相信他们咒骂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应该觉醒了。到时候他们有地方去，可以去美国去欧洲或者去日本，总之，可以去他们事先已存放好财产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是中国老百姓没有地方去，中国绝大多数妇女老人孩子没有地方去。这就是中国老百姓不得不面临的严酷现实。

从目前来看，如果中国发生动荡，将会具有三种形式：一是老百姓的抗暴事件；二是中国右翼集团发动的颜色革命；三是西方国家策划的民族对抗和派系杀戮。今年以来，除了颜色革命之外，其它两种形式的事件都发生了，就是民间抗暴和民族仇杀。比较一下这两类事件就会发现，30年来一直被妖魔化的民间抗暴事件没有发生任何杀戮，甚至没有死一个人；相反，30年来被吹捧的西方普世价值却造成了灭绝人性的血腥杀戮。江西南康上万人的骚乱没死一个人，湖北石首数万人与防暴警察对峙同样没死一个人，这两个事件都是被极端右翼势力咒骂为极端民粹和恐怖暴民组成的义和团事件。按照他们30年来的谣言诽谤，民粹主义和极端暴民一起来，必然是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只有追随美国的普世价值运动才是文明和平的运动。然而，在南康、石首和乌鲁木齐这三起骚乱中，唯独乌鲁木齐是西方普世价值领导的骚乱，唯独乌鲁木齐血流成河。无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如何狡辩，无论雇佣多少李悔之那样的街头流氓疯狂叫喊，血写的事实都无法改变，目前，操纵杀戮的三股势力都在美国，并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仍然在对三股势力拨款。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钱来自于美国财政部拨款，这其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钱。此前，我们一直在讲，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是一种精英民主，精英民主属于一种狼群民主，在狼群内部平等互助，对于其他物种则血腥杀戮。所以毛派共产党人才努力追求大众民主，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民主权利，而不是只有极少数官人、富人和有文化的人才享有的民主。

回顾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西方普世价值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二次大规模杀戮，第一次是八国联军的杀戮（中国右翼势力一直把八国联军屠杀中国老百姓，说成“是一次纪律松散的国际维护行动”，右翼势力之所以否认八国联军大屠杀，依据就是八国联军是民主制度，中国是专制制度，民主国家屠杀专制国家，是推广普世价值的历史进步）；第二次是蒋介石推行西方普世价值的杀戮；如果算上新疆“7.5”惨案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第三次是已经到此为止，还是仅仅是开始，完全取决于中国人民觉醒的程度，取决于中国人民吸取教训的程度。

杀戮唤醒了人民，人民将制止杀戮。相信经过这次新疆“7.5”惨案血的教训，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觉醒起来，认清祖国面临的威胁，认清人民面临的危险，大家努力团结起来，56个民族团结起来，所有爱国的政治力量团结起来，彻底粉碎肢解中国的战略阴谋，彻底铲除卖国力量和腐败势力，坚决实现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的历史转变，迎接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的大众时代的到来，在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的历史大潮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请看下面黎阳和流波同志文章，由于新浪字数限制，无法附全文，只能附文章地址链接，请原谅。两篇文章均转自乌有之乡网。

附文

黎阳：自作聪明与适得其反

蠢人总是爱做蠢事，总是边做蠢事还边自作聪明而不觉其蠢，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把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数百人群体斗殴、死伤120人这么大的案子归咎于一个心怀不满的人的一条虚假消息，这在官场上似乎是很聪明的一招：不偏不向，冲突双方谁也不怪，一切都怪那个该死的家伙谣言惑众，把他抓起来就完事了。牺牲他一个，保护一大批——当然也包括了自己的乌纱帽：否则就该追究是什么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什么对这种矛盾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以至大爆发——这还怎么和谐？

可惜这种聪明是官场上一厢情愿的自作聪明。到了民间就适得其反了。

对老百姓而言，一个人的一条假消息居然引发了几百人的大斗殴，比“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厉害——是这个人的能量太大，还是其他的人太蠢？

如果随便一条虚假消息就能惹出这么大乱子，那中国早该闹翻天了——信息社会每时每刻的虚假消息还少吗？

一颗火星落入一桶水里与落入一桶汽油里结果完全不同。虽然外因相同(一颗火星)，但内因不同(水与汽油)，结果当然不同。

如果不同民族工人之间关系一直平静如水，即便有人蓄意散布虚假消息，那也如同火星入水，立刻泯灭。毛泽东时代全世界对中国心怀叵测的人每日每夜造的谣还少吗？怎么那时候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械斗？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汉民族，有动不动就大规模械斗的习惯吗？有仅凭道听途说就大打出手行凶杀人的传统吗？(如果有，那岂不只要随便造个谣说某某不是自己的爹生的就可以借刀杀人吗？)

老百姓凭常识就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缘无故，一个人的一条假消息不可能引起如此大规模的不同民族工人之间的大冲突。如此解释完全隐瞒了真正的原因。结果：失信于民。这是第一蠢。

第二蠢：你既然宣布一切都是一个汉族人的责任，而且“公安机关开展了缜密侦查，没有发现旭日玩具厂曾发生女员工被强奸案件”、“旭日玩具厂所在地韶关市武江区也没有发生过强奸案件”，那就等于宣布维族工人什么错事也没做，无缘无故就被汉人打死打伤了好几百——这不正好给疆独提供绝好的“汉人迫害维族人”的“铁证”吗？平白无故就打死了人，放谁身上谁也不干，何况是早就憋足了劲无中生有、没事找事的疆独？结果：自我抹黑，授人以柄。

两蠢加一起：汉族老百姓不满——隐瞒真正原因，欺软怕硬，欺负汉族老百姓。维族老百姓也不满——你自己宣布维族工人是无缘无故被汉族工人打死的，足见是汉人欺负维人。蠢上加蠢的综合效果——加剧民族矛盾。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推卸责任两面落好应付过去，结果偏偏适得其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把乌鲁木齐7.5暴乱简单全部归咎于海外疆独煽动也是官场上的自作聪明，实际上的适得其反。

这其实是对广东韶关6.26斗殴解释的翻版：那次把一切归咎于于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的“散布虚假消息”，这次把一切归咎于热比亚之类的海外煽动。两次官方说法的解读其实一样：“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而民间的效果同样适得其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内因，一个热比亚加几个小娄罗在海外再声嘶力竭能掀多大的浪？毛泽东时代自西藏平叛后达赖天天在海外煽动(不但煽动，而且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直接往西藏派武装人员捣乱)，但什么时候成过气候？62年最困难的时候苏联直接在新疆策反那么大规模的外逃，也始终没闹成大暴乱。现在不是改革了吗？开放了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宽松了吗？和谐了吗？怎么几个人海外一煽却能闹得自治区首府人人自危？而这个热比亚不恰恰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富起来”的榜样吗？把她捧到天上，给了她闹分裂的资本，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自作聪明还是犯蠢？

广东韶关6.26斗殴被疆独利用了，闹出乌鲁木齐7.5暴乱了，这才慌了手脚改了口，不再坚持广东韶关6.26斗殴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网上造谣引起的了，不再坚持百分之百是汉人的错了，而是羞羞答答宣布大家都有错：“一名在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内实习的女工黄翠玲‘误入’新疆籍员工宿舍内，被几名员工挑逗戏弄”、“此时正好该厂保安巡逻路过此地，见此情况上前询问，并准备将其中一名为首挑逗黄翠玲的员工带回保安室了解情况，但遭到其他员工的阻挠未果”、“黄回到宿舍后向其他员工诉说遭遇，引发部分员工到新疆籍员工宿舍理论，随后，围观聚集的员工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至6月26日凌晨2时许，引发了斗殴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这跟原先“心怀不满散步虚假消息引起冲突”的版本完全不一样了。但结论其实一样，仍然离不开一个“误”字——原先是因为假消息引起的“误会”，如今是因为“误入”引起的“误解”。也许还觉得这还不够份量，于是再添点作料：“是因为语言不通，可能有矛盾沟通不了才打架”——呜呼，一个“误”字(误会、误入)再加上个“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可能有矛盾沟通不了才打架”)就导致了上百人的死伤——这世界实在是个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这种“故事新编”拿来哄小孩也许凑合，但凭一番说嘴就想让闹出人命的大事变成若无其事，可能吗？况且同一件事，新疆官方的说法跟广东官方的说法就互相打起来了，人们到底该信谁的？实际效果：谁的也不信——又是适得其反。

出了乌鲁木齐7.5暴乱，老百姓不免要问：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事先毫无觉察？整天说“维稳”、“和谐”、“安定团结”、“形势大好”、“情绪稳定”，整天自夸防暴力量如何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那为什么社会局势一触即发？为什么关键时刻不能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面对这一系列质问，最简单省事的做法就是把一切推给境外敌对势力——不怪我，只怪XXX。有了这个大前提，就有了一系列后续动作：“第一时间”大肆宣传报道汉族老百姓受害的恐怖图片，组织境外媒体现场采访，请外国人出面证明自己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委屈。

然而这一切自作聪明又适得其反：那些血淋淋的图片打动不了洋大人，也感动不了闹事的疆独，却激怒了汉族老百姓：这不是“民族迫害”吗？这不证明靠政府保护不了自己吗？既然不能指望政府保护自己，那就只有自己保护自己。结果：“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伤痕进一步深化扩大，在星期日乌鲁木齐骚乱中成为维吾尔族攻击目标的汉人，昨天群起手持棍棒走上街头，准备冲入维族聚居区报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局势昨日进一步恶化，近万名汉人手持刀棍上街，高喊「血债血偿」反击维吾尔族，有维族店舖遭破坏”、“他们杀我们汉族人，我们也要杀他」汉人上街复仇”——凡是对印巴次大陆、巴尔干、科索沃、巴勒斯坦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这是出现大规模民族对抗的危险征兆。

请洋大人记者现场采访的如意算盘同样适得其反：“数百维族妇女小孩包围外媒大声哭诉”、“大都抱小孩统一民族服装”、“特别设翻译答问几易口径”、“在成功吸引众多记者的注意后，这些维族妇女又分成几群，对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声泪俱下地用维语哭喊。她们当中，每几个人裡便会有一名懂汉语的维族妇女负责用中文作现场翻译，这让记者们很容易地明白其哭诉的主要内容是：她们的丈夫、儿子或父亲，昨晚被警察抓走了、打死了”、“在一些中国记者用普通话向这些妇女提问时，她们会用中文回答说听不懂，但面对外国记者的镜头，她们马上用流利的汉语大声哭诉，并不断有人晕倒。如果发现外国记者没注意到这些「细节」，还会有人主动上前，拉外国记者们去拍”……想告洋状却被疆独将计就计弄出一堆“娘子军”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对方组织如此严密，情报如此准确，计划如此周详，针对性如此之强，相形之下大腹便便、脑满肠肥、满口官腔、自作聪明、颟頇无能的官僚“精英”简直如同被人耍的猴，狼狈透顶)。结果：洋大人顺手牵羊各打五十板，顺便为干预中国内政找到了根据：“希拉里发话：新疆事件当务之急是停止暴力”、“潘基文：抗议权应受尊重”、“国际特赦要求公开独立调查”、“国际特赦组织瑞士分部在声明中说，中共当局应对死亡和逮捕事件负起责任”、“这次骚乱是自2008年三月的西藏起义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种族冲突。和西藏的骚乱一样，这都凸显了中国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对共产党政策感到的极度沮丧”、“维吾尔人是一个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族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憎恨被汉族中国人统治。自从九十年代以来，(新疆)的城市就被一波又一波的抗议，骚乱和炸弹袭击所困扰。中国安全力量自那以来就把这个充满石油资源的省份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

毛泽东早就指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历来分阶级而不分民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首恶。那时对付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一不靠精良装备，二不靠专业部队，就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人民战争。结果：有效地凝聚了各民族绝大多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境外敢有来捣乱的，一来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根本成不了气候。

但对“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这一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精英”们能学吗？肯学吗？学不了，只能自作聪明“摸着石头过河”：全面否定毛泽东，把被赶走的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头人、僧侣请出来，“连头人家的狗都落实政策”，让他们东山再起死灰复燃，求他们高抬贵手替自己管住少数民族不要闹事，以为这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这比“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群众”轻省得多，“聪明”得多。

结果：得寸进尺，野心膨胀，分裂主义越闹越凶——当阶级矛盾激化时，民族矛盾有不激化的吗？连汉民族社会越来越加剧的矛盾和冲突都解决不了的人，能解决得了民族矛盾吗？

毛泽东历来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得有原则，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在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架子大胆子小的“精英”、“学者型官员”看来，还是“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聪明：欺软怕硬、同法不同遇、同罪不同罚、“两少一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多和谐啊。

结果；“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养虎贻患，自乱天下。

“精英”们处处自作聪明，却处处适得其反。

——他们整天指责“愤青”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而对真正闹分裂、闹“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结果是眼睁睁看着民族分裂势力越闹越大而束手无策。

——他们整天污蔑毛泽东时代多么多么恐怖、多么多么不安全，他们自己多么多么能耐、多么多么和谐，结果是如今连乌鲁木齐这样的首府最繁华的地方都毫无安全可言。

——他们整天嘲笑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多么多么土得掉渣，他们的“现代化”、‘专业化”如何如何威力巨大，结果是这“现代化”、“专业化”保护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逼得老百姓不得不奋起自己保护自己——别的不讲，就把毛泽东时代的民兵组织拉出来，几个疆独闹事闹得起来吗？

——他们整天讽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如何如何“惨无人道”，他们如何如何“宽松”、“人性”、“理性”、“和谐”，然而他们的“理性”实际就是欺软怕硬，谁老实欺负谁，谁能闹让着谁——你只会逆来顺受让人欺负死了也没人管；你只会上访告状和平诉求就暴力对待；你能闹出“群体事件”就另眼相看；你如能成群结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惹不起躲得起”——结果是乌鲁木齐的血淋淋。——哪个流血最少、社会最安定？

——他们整天控诉毛泽东的思想工作如何如何坏，他们的思想自由如何如何好，然而广东韶关6.26事件和乌鲁木齐7.5暴乱却给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大嘴巴——在毛泽东时代，象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这样的工人集中的地方都会建立相应党、政、学、工、青、妇组织，使工人处于有组织状态，生活有人管，思想有人抓，娱乐有人安排，出了问题有人负责解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在那样的情况下，决不允许出现影响民族对立的大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酝酿成灾。现在倒好，把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一切都破坏殆尽，任凭你自由自在吃喝嫖赌，美其名曰“自由”，只要不出人命就没人管，甚至出了人命也不敢管，整个一个“丛林世界”，结果是广东韶关6.26事件——成百上千工人处于这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再加上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挑唆，出大乱子奇怪吗？——这可真是“解放思想”了。(也难怪，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有什么资格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即便一天到晚宣讲假话空话废话也没人理会，当然是放任自流最“明智”。自己做尽坏事，惟恐老百姓算帐，当然要拆散老百姓的一切组织，让老百姓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才放心。结果便是思想混乱面对宗教分裂主义；一盘散沙面对极端恐怖组织，怎么能不处处被动挨打？)

从广东韶关6.26事件和乌鲁木齐7.5暴乱可以看出，“精英”们所做的一切，从自己狭隘的利益看无不是自作聪明，然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看无不是愚蠢透顶，只能适得其反。但别指望他们从此学聪明：他们的私利使他们虽蠢却不能自拔，非要将这适得其反的愚蠢进行到底不可。这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要维护民族团结、对抗民族分裂，“精英”的“聪明”是指望不上的。指望得上的只有老百姓自己。别的做不到，起码不能为民族对抗火上加油，既不能鹦鹉学舌什么“汉族统治”、“民主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随声附和什么“本世纪必须彻底解决本国的宗教问题” 、“他们杀我们汉族人，我们也要杀他”，更不能主张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严厉报复”、“给点颜色看”之类——这不正是某些图谋分裂中国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吗？如果当真想做点什么，那就好好看看毛泽东的书，动员起来宣传毛泽东的有关主张——如今能够凝聚中华各民族、有效对抗民族分裂的力量，只有毛泽东。

流波：新疆7.5事件谈民族问题

昆仑：流波老师，前几天与你的对话还心有余悸。就如你常说的，大政策大背景一旦出错，则所引发的问题就不是一件两件，再加上思想水平低理论混乱导致的本身糊涂，则可能造成政府无法消除掌控的局面，乌鲁木齐7.5事件又一次证明你一直以来的担忧。

流波：是呀，前几天还在谈西藏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全面否定毛主席时代，把过去压迫在西藏百万农奴身上的极少数人在邓政策耀邦具体实施下全面解放出来，从而使毛主席时代建立起来的民族和谐的正义的正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链迅速剥离，再加上不切实际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不出问题才不正常了。

昆仑：是的，有必要再说说这个问题，也是对新疆问题的一个借鉴。

流波：我曾经在西藏工作近八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的，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拉萨骚乱，而且是两次直接面对了骚乱，深有体会。我当时也非常纳闷，怎么好端端的，就变得乱蓬蓬起来了呢？当时的“老西藏”（在西藏工作了很久的汉族同志）告诉我，说毛主席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汉藏关系非常融洽，藏族同志对汉族非常尊敬，汉族同志对藏族也是赤诚一片，故当时汉藏通婚的也不少。

昆仑：那么又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

流波：这就牵涉到当时的整体“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了。上次不就谈到了刘毅华《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一文，其中披露说胡耀邦与万里到西藏考察，指责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于是撤销当时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的职务。后来，小平、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回藏执教；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小平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耀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虽然是后来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却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几乎每隔十年就在拉萨搞一次大骚乱。因此，我上次就总结说，西藏问题其实质也就是后来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在另外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回忆感悟西藏》）里说到：十年前拉萨发生了骚乱，人民日报驻拉萨的记者刘伟西采访群众，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想不通”：…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刘伟西记者当年在文章的结尾问了一句：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

可讽刺的是，果然在1998年后的拉萨骚乱后十年的2008年3.14号又发生了拉萨打砸抢烧和杀汉族的严重暴乱（此前最大的就是1988年拉萨骚乱，也就是年年小乱，每过十年大乱）。西藏如此，新疆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效果来看，7.5乌鲁木齐骚乱规模又大了许多，造成的死亡达140人，难怪汉族质疑成为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的牺牲品是有道理的！

昆仑：流波老师，你说说今天的这个民族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流波：这不单纯是个民族政策问题，套用毛主席的话说是：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我上次谈话中说到近代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强势国家的精英大多是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当然，这些人的爱国大多是霸权主义、纳粹主义，对外对弱小国家民族大打出手，如大小布什、小泉、沙龙等等；而弱势国家的精英右派则是崇拜强势家的西化派，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基本是西方的，行动也就基本为西方所掌控，这个现象，我们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是深有体会。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左派与右派、爱国与汉奸、自主与西化的斗争如此激烈的原因。前不久右派西化网站还精心策划了要诛杀左派、毛主席后代的天大“恐怖与笑话”的闹剧，就是中国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左派与铁心崇洋要搞资本主义的右派的激烈斗争的结果，也是右派黔驴技穷凶相毕露的体现。

昆仑：因此说，为什么说毛主席时代民族政策就好，也对民族地方进行扶持，也有民族优惠政策；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就感恩戴德，今天却你越是优惠他们就越不当一回事了呢？

流波：其实，在人类历史上，都基本是胜者王，败者寇，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实行统治，有严厉有宽松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广大汉族均实行非常苛刻的歧视、压迫政策的；只有真正的毛主席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党，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好政策。但这是有一个基础的，那就是毛主席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伟大领袖、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核心、汉族与少数民族基本消除了历史隔阂亲密无间且民族化倾向越来越少，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边疆巩固、民族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亲如一家，叫做军民、汉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并且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少数民族化、宗教化是越来越谈；而改革开放后民族分裂势力在西方支持下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再加上我们对毛主席时代的“拨乱反正”，民族化、宗教化倾向在一系列所谓的政策、法律法规下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不管你对我有多么好、多么实惠、优惠我都笑纳，但我就是不感恩图报甚至于在西方推动下变本加厉的造势闹事，这就造成了改革开放后拉萨、乌鲁木齐等地方长期骚乱的原因。

也就是说，形式上差不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时代是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方，使狭隘民族主义逐步消亡，汉族在少数民族地方为边疆做贡献，少数民族对汉族从心里崇敬感佩；而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政策看起来形式与毛主席时代差不多，但却完全从根本上改变了毛主席时代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国家统一繁荣的大道大义，相反无知无端的去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文明、文化、宗教上的区别，刻意加大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化、宗教化倾向，还美其名曰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等等，从而从思想、文化、宗教上人为制造加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膜，刻意制造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氛围，从而培植出国家分裂的危险因素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必然落入西方反华势力和分裂主义的圈套，形成今天如此局面。所以从一定的角度讲，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膨胀是国家政策、外部怂恿、政者糊涂软弱共同造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昆仑：这样说来怎么办呢？

流波：这当然是个严峻的问题，中华民族近代的落伍也是民族矛盾造成的。过去，也就是近代以前，我们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时常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近代后中华民族虽然合了，但经受的苦难是几千年来甚至于上万年来的总和还不止，为什么？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执人类文明牛耳在前，你中华民族自己家里分来合去，文明文化却总是大一统的，分合的只是一个统一大政权和几个分散的小政权形式；这个时候西方的气候还太小，中华政权志向大点的去外面管一管，显示一下天下中央之国的威风，如明朝郑和下西洋，沿途国家看到如此如山一样高的船来了，感觉整体国家都抵当不了，那时的中华还是何等威风八面；但在中华清朝时代尤其是清朝末年，虽然中华当时的经济还是世界第一，但西方在中华科技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业革命，欧洲人推翻阿拉伯人的殖民接过阿拉伯人殖民非洲沿岸的基础上向其它洲进行海盗试的掠夺殖民，把美洲的中华印弟安同胞赶尽杀绝，美国独立建国、将中华周边尽数殖民了，才来最后用鸦片向中华叫板，结果中华成了银样蜡枪头了，才有了后来连续不断的中华危机与灾难，直到中华出了过毛泽东，才使我央央中华再次横空出世于地球之巅。因此，在今天列强横行的时代，中华民族再不能用老的历史观进行衡量，今天的国家分裂可能就再不是如近代般受外族欺凌的问题，也再不会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轮回，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必须牢记的！分裂国家者、分裂中华民族者，全民全中华民族共诛之！

昆仑：我正在读你的《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感觉你在澄清历史、还原中华、改写人类文明史的主线时，多多少少还包涵着为中华复兴、希冀人类沿着和谐、健康、进步发展的理想境界，请说说。

流波：是的，今天不少人崇洋媚外，就是不了解中华文明文化的伟大所至。其实，不要说西方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完全不能与中华文明类比，因为近代以前人类所有文明文化的源头都是中华文明，而且更为让你们吃惊的是，历史上的白种人也是由中华人种所衍生，也就是中华历史所记载的白民。二十多年前，奥地利奥茨山谷发现了一具5300年前的人，叫奥茨冰人，DNA检测，冰人与附近今天的村民没什么区别，西方纳闷怎么是个中国人，且身上带纹身，于是就报道说：奥茨冰人，穿着中国人的棉袄，拿着罗马人的斧头，身上的箭簇却是五千多年前的……其实，欧洲的白种人是距今4000年左右从中华西部随着炎黄时代后期辗转而去，也就是尧舜时代“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的史事，距今5000年前后的欧洲、非洲大地也正在演绎从中华西去的炎黄海外之争，都为中华黄种的天下。

我在谈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其实是汉族与所有世界其它民族）的关系时，曾打个一个比方，说有一家山里人，有几个儿子到外面发了、西装革履的回来，说着统一的普通话，成了汉族，而在家的却不断分化语言也变得方言甚众，成为了少数民族。因此，不仅中华民族是一家，就是西方的欧洲白种和非洲的黑种人都是由中华走出，白种、黑种都由中华黄种所衍生。做为黄种的主体汉族的一些人搞崇洋媚外实在不应该也完全无必要。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几千年上万年前就开始开拓全球，先进引领人类文明上万年，近代以来百年耻辱只是奔腾到海万里长江的一小节洄水涡，中华民族当以人类第一族的精神、勇气、自豪再创人类第一族的辉煌！再次重复我在《皇皇中华》的第十八章（后来简练为《源》的最后一章）中阐述：

“今天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主体是现代美国文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浅薄、粗犷、强盗、自私式的文明只能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是近代以来的欧洲文明？也不是，欧洲文明同样是一种强盗、掠夺式的文明，美国文明只是将欧洲强盗式的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而已。只有中华文明经历上万年历史锤炼洗礼，是人类发祥的源码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只有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未来文明的走向。” 　

“要使中华民族‘先进一万年，落后近百年，今又崛起’成为家喻户晓的文明文化理念。复兴中华，首先是文明文化的复兴，必须正史正文，将近代以来以西方中心论而产生的历史、文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全部进行清理重写，澄清事实，还原中华，改写人类文明史。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进行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学习了解，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在人类绝大部分时间里引领世界潮流、风骚，为人类做出的绝对贡献，使中华民族自豪感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同时，也要告诉西方人、我们的黑人兄弟，你们其实也是我中华人，也是炎黄子孙，也是从长江流域、昆仑大陆走去的自家兄弟。”

昆仑：再回到主题，今天的民族政策到底还要不要实行，既然是民族平等，却再要人为的搞出民族政策来，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

流波：是的，这是一个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大问题。如果说毛主席时代，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认定民族，识别出来几十个民族，又制定民族政策是有其大的历史背景的话，并且关键是毛主席时代实行民族政策，一个重大的主旨方向是促使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话；改革开放后却丢失了有助于国家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主旨大义，所制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虽然表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各种优惠，但实际上效果上却在人为的制造地方民族的和宗教的氛围，正好迎合了西方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所要为，这是让正义的中国人极为痛心的，并且我们主事的还没意识到这些危险，每次出事都非常被动难有所谓，多为马后炮事宜了结，留下的是再下一次。

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民族地方，汉族总是生活得战战兢兢，有理无理都基本不敢与少数民族争执，弄不好对方一洒泼，搞你他是少数民族，是“不懂事”可以乱来的；而你稍微硬邦的，却可能是个引起民族矛盾的问题，这样的顾忌的长久发展，就成就了今天普遍的不正常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再加上外部环境势力的推波助澜，平静的表面下民族分裂势力暗流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又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想一想，你的一些指导思想，在这些指导思想下制定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政策，西方政敌大加赞赏，说你比毛主席时代（因为西方最怕毛主席嘛，对毛主席时代无可奈何嘛）如何如何的自由民主了，进步了，呵呵，你却还信以为真，还在忘乎所以，这难道还不危险嘛？这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今天，严重的问题不都接踵而至，你挡也挡不住了；而西方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分子却一次次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而当你有所反应时，他们又祭出他们惯用的民主、自由、民族、宗教的大旗，逼得你左右不是，只能乖乖听他们的摆布和一次次的羞辱，原因是因为你的思维被西方西化控制了。到这个时候，你还不从根本上有所考虑，反应迟钝，只怕悔之晚矣！主事的该认真好好想想，为中华民族大计，为中华复兴大计，为什么就不能大刀阔斧的放弃了由于各种条件因素都变了的已不合时宜了的为西方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的有关政策？！

中国主事的必须改变当下对国内民族矛盾方面的处理如此软弱无能，对外的如南海、藏南、钓鱼岛等领土领海问题的处理也是如此无力无章法，对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的各种反华势力的打击也是如此的毫无建树……成天就是经济经济GDP的，把自己的资源、矿产都搞光，环境污染尽，13亿中国人养着山姆赖皮等的被动局面了；要学习中华民族伏羲、神农时代就开拓全球的决心和开阔视野，要学习毛泽东压倒一切敌人与之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树雄心、立壮志，重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则全国各族人民跟党走，逐步化解一切矛盾与问题，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二十一世纪！

昆仑：谢流波老师点拨！为在这些没有安全的地方被暴力分子袭击而屈死的灵魂致哀！

流波：不谢，主要是主事的们提高主事能力听点就好。向这些为祖国边疆安定而牺牲的同胞致哀！也希望在受到暴力分子威胁而政府又没能力保护的地方的同胞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卫，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200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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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疆独分子热比娅与美国

7月5日，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数千名暴徒在市区多处大肆破坏，并攻击无辜群众。至7月6日傍晚，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这起暴力事件已经造成140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活动。其背后的操纵者就是成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简称“世维会”），这个恐怖组织的头目，就是臭名昭著的疆独顽固分子热比娅。热比娅这个企图分裂中国的野心家，像藏独分子达赖喇嘛一样，与美国政府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热比娅1951年生于新疆阿勒泰，曾经离婚。1981年再婚，第二任丈夫司地克肉孜曾经是一位大学教师。热比娅早年长期在新疆做生意，据说10年间，资产达到1亿元人民币。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估计热比娅拥有2亿人民币的财富，将其列为中国富豪第8位，新疆女首富。美国《福布斯》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是有深刻寓意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热比娅同美国的关系还处于秘密和间接的状态，那么在此之后，热比娅开始了与美国的紧密配合。

热比娅当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并不一定有《福布斯》公布的那么多，《福布斯》当年对热比娅的财产总数也只是“估计”。这个“估计”在我看来大有水分。热比娅此后不久被查出的欠债、透漏税款等，超过5600万元人民币。因此，《福布斯》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热比娅当年的财产，目的很可能就是替热比娅在中国造势，利用某些中国人崇拜金钱、崇拜财富、崇拜美国的心理，将心领神会的热比娅塑造成一个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从而方便地掩护热比娅的下一步行动。

记住这个时间表：1995年，《福布斯》捧出了热比娅；1996年，热比娅的第二任丈夫司地克肉孜前往美国。司地克肉孜长期从事新疆分裂活动，曾经为此而入狱。他在新疆期间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对著名作曲家、歌手王洛宾大肆谩骂，将王洛宾称为“西部歌贼”，显示了他对汉族的强烈仇视。热比娅曾经与丈夫一起到土耳其，拜会“东突”势力的代表人物艾沙。热比娅还在乌鲁木齐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里，以外语培训班的名义，培养分裂势力的骨干成员。1996年，司地克肉孜前往美国后，在美国的幕后指挥下，中国新疆境内“东突”分裂势力的犯罪活动进入一个高潮。热比娅的犯罪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东突”势力受到美国的资助，并且与阿富汗的本-拉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911”还没有发生，美国扶持本-拉登的后果还没有出现，“东突”势力在美国的暗中唆使下，日益变得嚣张。1996年，“东突”势力叫嚣“96年动手，97年大干，2000年实现疆独”。此后几年，新疆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由“东突”分子制造的恶性暴力事件，其中1997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爆炸案，震动了整个中国。我曾经采访过南疆地区的公安机关，“东突”分子制造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事后证明，刚刚被美国人捧为“新疆女首富”的热比娅，与其丈夫里应外合，暗中给了新疆境内的“东突”组织很多资助，被称为“东突”势力的国内“钱袋子”。同时，热比娅还利用丈夫在美国的关系，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并配合美国的行动。

例如，热比娅的丈夫在美国起草了一个污蔑、丑化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稿子，传给热比娅后，由热比娅亲手抄写，命名为“告美国人民书”，直接向美国摇尾，乞求美国的慷慨帮助。1999年，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访问乌鲁木齐，热比娅试图同这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见面，将她抄写的“告美国人民书”以及其他一些情报资料交给美国人，中国方面将热比娅逮捕。丑化中国的“告美国人民书”是由热比娅有学问的丈夫起草的，为何非要热比娅抄一遍，并以热比娅的名义发布？因为热比娅的名气大，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因此，我就能理解，为何几年前，美国会动用《福布斯》的能量，将热比娅捧成社会名流，以至于她的贩毒和其他经济犯罪活动都被忽略。

1999年8月，热比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2000年，热比娅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被判处8年徒刑。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反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内外政策。为了做表面文章，美国不得不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东突”等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由此，热比娅资助“东突”的活动，使得美国无话可说，难以继续利用热比娅。但是，美国并不甘心在新疆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失败，既然“东突”已经不能再成为美国的直接爪牙，美国就需要寻找新的傀儡。于是，我们就看到又一个时间表——

2004年，挪威一个机构授予尚在狱中的热比娅“人权奖”；与此同时，热比娅在监狱内对自己分裂国家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认罪态度非常好，并因此获得减刑一年；2005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前夕，刑期未满的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释放前，热比娅一再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释放当天，热比娅在美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一下飞机，刚踏上美国领土，热比娅立即背叛了自己无数次的承诺，开始攻击中国；第二天，美国一名高官向媒体透露，热比娅的获释，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交易”；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9月，热比娅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此事不止一次）；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布什还接见了中国的国家公敌——热比娅。

至此，经过2年多的时间，美国成功地将热比娅改型，从一个“东突”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假借反悔、深刻认识错误，声称不再做国家的罪人，利用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的帮助下离开中国。并由此成为一个表面上的“和平主义”者，并像达赖喇嘛一样，成为所谓“人权”斗士。那么，中国政府为何要同意热比娅“保外就医”？美国政府高官所谓“交易”一说，似乎也有迹可循。当时，美国总是不断指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赖斯访华那一年，美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刺激中国。但是，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希望借此检验美国是否言行一致，也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事实证明，美国依然是一个惯使欺诈伎俩的骗子。那么，美国为何要帮助并实现热比娅的表面转型？

“911”发生后，原先由美国培植的新疆分裂势力，至少在名义上，美国已不能再加利用，美国必须想其它办法。在此问题上，我们首先应看到，美国将“东突”定为恐怖组织是不情愿的。关塔那摩监狱里关押着在阿富汗被美军抓获的“东突”分子，美国已经确认他们对美国没有危害，但是，美国却不愿意将这些“东突”分子移交给中国，却允许他们在美国定居，热比娅立即表示愿意“认领”。其次，我们还应看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反恐”的大棒表演还没有结束，大张旗鼓地再次利用“东突”，仍然不合适。热比娅就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东突”替代品。早在热比娅被关押期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所谓决议案为其辩护。热比娅到达美国后，美国国会立即邀请她发表演讲。隶属美国国会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向“世维会”的分支机构——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支付20万美元，热比娅是这个分支机构的主席。2007年，由热比娅担任主席的“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欲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共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的资助。

与此同时，热比娅一再否定新疆存在“东突”运动，她把自己标榜成“和平主义者”，同时冠以“维吾尔民族代言人”、“维吾尔民族精神母亲”、“人权斗士”、“自由勇士”等称号，目的无非是要逃避中国政府对于“东突”恐怖暴力活动的严厉打击。但是，热比娅依然制定了“五十年分三步走”的疆独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热比娅终于按耐不住装出来的“和平”形象，从2008中国奥运年开始，热比娅撕下了自己的“和平”面具，重操恐怖暴力旧业。2008年奥运前后，热比娅像达赖喇嘛在西藏鼓动暴力一样，在新疆鼓动和推动了至少三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3人死亡。热比娅还到处鼓动外国政要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抵制北京奥运会，美国人给予她的一系列光环和头衔，使得她有条件开展此项游说活动。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国庆即将临近的时候，热比娅分裂国家的野心再次撕破她给自己贴上的和平面具，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严重暴力事件，再次证明，热比娅已经成为美国人手中替代其他“东突”组织的新打手。

前不久，伊朗也发生了暴力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装腔作势地要求伊朗政府采取“和平”手段。伊朗政府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街头暴力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并指责美国暗中支持街头暴力活动。奥巴马酸溜溜的心态，在伊朗并没有得到什么想要的结果。如今，在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大规模暴力事件在美国豢养的走狗的煽动下，再次发生，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让我们等着看，看美国如何对这一事件表态。看美国如何对待被他们包装成“和平民主斗士”、“新疆教母”、“人权勇士”的热比娅。看美国如何对待它的走狗，是认清美国真相的关键之一。从美国对“东突”和热比娅的长远策划、利用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可以看到美国对待中国的两面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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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夹雪：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和“7·5”事件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今天我想谈谈对“疆独”问题和“7·5”事件的看法，谨供参考。　　

一、“疆独”的起源和早期活动　　

1．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先秦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有人认为西海指青海湖，这是不合适的，先秦时期对青海湖以西的新疆地区了解显然远胜过贝加尔湖地区）。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未视自己为外族。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中断并不能否认新疆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总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　　

2．“疆独”的起源

“疆独”起源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恢复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权。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　　

但是也正是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种下了“疆独”的种子。在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梁羽生的小说（不是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电视剧）《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反映了新疆地区人民对清朝压迫的反抗。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清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使得新疆地区人民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极为不满，不断进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例如，1864 年库车的维、回、汉等民族农民在回族马隆、马三保等领导下，以库车为中心，掀起了武装起义的浪潮。但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当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篡夺了领导权，形成若干封建的地方割据政权。1865年，阿古柏在当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勾结和英国支持下入侵新疆，盘踞新疆十多年，给新疆地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中华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在军阀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先是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的愚昧状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使新疆和内地几乎隔绝。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上台以后顽固地推行“亲乡”政策，起用河州同乡，排除异己势力，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193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哈密农民起义和三区革命风暴都一度被分裂势力利用（后文还要详细介绍）。

可以看出，“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只有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独”的土壤。　　

3．“疆独”的早期活动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捏造的一个政治概念。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新疆地区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情况下，“双泛主义”迅速传播，为“疆独”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0年，金树仁借口“清理旧制”、“改土归流”，把原来哈密王的土地划分给河州难民，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哈密农民起义逐渐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1933年11月，和加尼牙孜在穆罕默德·伊敏的策动下，在英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下，在喀什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他本人任总统(实际并未到任)，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这个伪政权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宣布维吾尔族和外国人享有特权，大批无辜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和迫害。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献1万匹军马，交不出马，则按高出市场价格一倍的马价交纳现金，新疆当地官僚趁机搜刮，把新疆人民逼上了绝路。1944年8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占领了巩哈县城，由此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所谓“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三区革命初期，临时政府领导权控制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手中。　1944年11月12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16人的临时政府委员，推举艾列汗·吐烈为政府主席。艾列汗·吐烈大搞反汉排汉，被杀害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居民估计达二万至七万。1945年，在“临时政府”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首的革命派逐步取得了领导权，主张拥护和谈与中国统一，反对反汉排汉与分裂中国，这是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的重大政治斗争，最后，将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排汉的错误方向中拨正为反对国民党统治、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1945年10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取消。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在迪化成立。其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8月23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在飞往北平途中的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因飞机失事遇难。同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三区领导人赛福鼎等人应邀出席新政协，与周恩来讨论了未来新疆省人民政府组成，三区民族军改编事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对“东突”分裂运动的纵容和支持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这些活动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例如，穆罕默德·伊敏是1933年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之一，长期流亡国外。1940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南疆和田等地公开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自1947年，穆罕默德·伊敏与阿尤甫·哈日商讨所谓“新疆独立”事宜；双方不断通信，研究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步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区革命运动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公开反对国民党扶植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出任省政府领导职务，为维护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从“疆独”的早期活动可以看出，“东突”分裂运动尽管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但是仍然昙花一现，没有成什么气候。而且，早期的“东突”分裂运动已经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新疆地区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分裂没有出路，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把新疆地区的革命斗争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新中国建立和“疆独”的沉寂　　

1．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

随着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以陶峙岳为首主张谈判和平起义，并得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及前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当时已在北平脱离国民党）的支持者的支持。经过谈判，与中共中央达成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国民党当局起义的方案。而反对起义的部分国民党军官被迫同意出走，1949年9月26日，新疆国民党当局正式通电起义，11月20日，解放军彭德怀所部的第一野战军之王震一兵团二、六军到达迪化，并与三区民族军会师，12月，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伊犁的极少数分裂分子就着手组织分裂组织，企图与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分裂分子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 “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伊犁组的负责人热合曼诺夫，密谋　7月26日　拉出城防营100多人的武装，发动叛乱。当地驻军得知此情况后，迅速借调防之机，收缴了企图叛变部队的枪支，粉碎了其暴乱计划，并逮捕了分裂组织骨干巴克也夫等8人。8月17日，热合曼诺夫在克西拉克塔米村地下室被捕获。跟随热合曼诺夫发动暴乱的349人，平暴中共逮捕114人，依法处置54人。8月18日，昭苏县驻军人员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串通区、乡长及五军驻昭苏的少数基层军官共36人发动暴乱。8月19日，暴乱分子向夏特区驻军进攻，烧毁了军区合作社，还企图攻占昭苏、特克斯和伊宁。平暴部队及时赶到，击溃暴乱主力，残敌逃匿，后相继被擒，主谋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于12月26被捕获。平暴中共逮捕47人，依法处置29人。1951年10月28日，马力克阿吉自任暴乱“总指挥”，纠集110名暴徒，裹胁200余名群众发动暴乱。当地驻军在地方公安和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出击，暴乱很快平息。次年1月8日，马力克阿吉等18人在拜城县境内被俘，平暴中共逮捕暴徒143名，依法处置98人。1952年2月2日，在巩留县对分裂暴乱分子举行了公判。此后，“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基本瓦解，牧区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的乌斯曼及其亲信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策动了一系列暴乱，主要有：1950年3—1951年9月发生在昌吉、奇台、哈密等地的乌斯曼、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为首的武装暴乱；1950年7—11月，乌拉孜拜等为响应乌斯曼暴乱，在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及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1—9月乌斯曼的亲信胡赛音、哈力伯克等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乌斯曼之子谢尔德曼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奇台、李远(今吉木萨尔县)、木垒县一带发动的武装暴乱。1951年2月19日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乌斯满。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1951年4月29日，绑赴刑场，执行枪决。1952年9月5日，阿山专署和阿山军分区写给谢尔德曼的劝降信，经过协商，谢尔德曼于1952年9月15日向人民政府投降，乌斯曼集团彻底灭亡。人民政府将谢尔德曼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谢尔德曼一直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到病逝。

1949年9月，“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随同拒绝起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出走境外，和田墨玉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的分裂势力企图利用和田地处边远、交通困难，乘解放军尚未进驻，抢先建立分裂政权，阻止解放和田。人民解放军二军十五团从阿克苏沿和田河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仅用了17天急行军便赶到和田，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1954—1957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秉承境外穆罕默德·伊敏旨意在南疆策划了5起暴乱。即1954年12月和1956年3月的墨玉县两次暴乱，1956年4月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暴乱，1956年5月的洛浦县暴乱，1957年4月的和田暴乱。1959年，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向政府报告了有关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可疑行踪，被我公安人员在地窖中抓获，至此，“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也被粉碎了。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要知道，新疆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像新疆解放前夕就有伊犁等地区的三区民族军，新疆东部的乌斯曼集团，南疆的穆罕默德·伊敏等“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等诸多势力。各个势力长期混战，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不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也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新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为新疆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得到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仅以“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划的暴乱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计划在和田组织暴动，其他地区配合。然而当时和田各地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分裂分子无机可乘，分裂暴乱计划未能实行。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最早是由墨玉县一名爱国宗教人士向政府报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众，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纷纷离散，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而这300人中，经过教育，多数人也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1956年3月的墨玉县暴乱中，在当地干部闻讯赶到后，大多数人不仅放下凶器，并且还反戈一击，当场捕获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乱迅速平息。

2．消灭“疆独”的基础

“疆独”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独”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自治单位6个。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1958年，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如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和教主继承制”等，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强迫少年儿童到寺院学经，当喇嘛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务；四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肃清了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信教群众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通过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反对分子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长期以来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剥削和压迫制度，与此同时，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宗教与生活习惯，宗教与行政，宗教与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预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现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例如，1952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没有充分考虑新疆的特点，违背了中央的精神。1952年6月18日，中央电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暂停在北疆的镇反工作。毛主席指出：“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但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纠正了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错误。1954年，相关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牧主经济实行“不斗、不分、不划分阶级”；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这些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此外，新疆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1958－1960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如火如荼，兵团迅速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建设高潮，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蓬勃发展。到6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

总之，新中国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疆独”的土壤。　　

3．“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覆灭和“疆独”的沉寂

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可以说给了“疆独”致命的打击，“疆独”已经不可能掀起太大的风浪。但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分裂势力不可能一夕间彻底灭亡。对部分叛乱分子的宽大处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客观上也给一小撮分裂势力提供了蛰伏的机遇。自治区党委确立了“大量培养和提拔本地民族干部”的方针，民族干部成为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疆的干部队伍存在着政治不纯的复杂情况，甚至有里通外国分子。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仍未结束。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境内的里通外国分子便与苏联串通，阴谋依靠苏联的支持再次制造分裂新疆事件。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爆发，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伊犁和塔城沿边的一些地区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苏联。其中5月29日，少数里通外国分子在伊宁制造了政治暴乱。毛主席指出，不要怕在国际上丢人，“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果然，新疆居民逃到苏联后，发现苏联并不如他人所述的那般美好，十分后悔。有人在来信中说：“这里很坏，坏人很多，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有很多贼娃子，公开拿着刀子。总之，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私有财产而努力。”但是，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也确实反映了新疆的干部队伍中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隐藏于上层的里通外国分子的操纵下，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出面，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为了混淆视听，欺骗群众，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诡称为1960年11月12日，以迎合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均于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在暴乱分子向边境运动时，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在平息武装暴乱同期，经过周密的专案侦查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自治区公安保卫部门基本掌握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获取了充分、确凿的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军区确定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责成公安保卫部门在全疆范围内依法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组织进行了清理和处治，至1970年3月破获全案。据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者1165人；依法惩治230人，做其他处理135人。　

应该说，清理里通外国分子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对新疆地区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验，为清理里通外国分子创造了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国分子组织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妄图借当时的混乱来分裂祖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疆独”的支持者寥寥无几，里通外国分子们组织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他们暴露了出来，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对残余的分裂势力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毛主席和当时公安部门的负责人的正确领导对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起了关键的作用。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新疆残余的分裂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是反“疆独”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如果以后坚持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新疆就不会再出现大的分裂活动，“疆独”活动将逐渐彻底消亡。尽管后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还是使“疆独”沉寂了10年左右。　　

三、改革开放和“疆独”的重新凸现　　

1．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和“疆独”的关系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有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同志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其次，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主席时代，内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搞了一个“两个大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又大搞“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民族中除了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而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慢得多，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总体也在拉大。新疆的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90年代以来又进行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末总人口258.47万人，在岗职工只有66.06万人。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特别是广东。从刘汉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工作条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当地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还有一些内地富人去新疆经商，有的人和腐败分子勾结敛财。这一切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少数民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极力支持“疆独”活动。和汉族一样，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绝大多数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而是靠种种卑劣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来的。他们生怕广大人民夺回自己的财富，像汉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样，他们力图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的“新时期成功人士”。然而这位涉嫌经济犯罪数千万元的“新时期成功人士”并不领情，大搞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2006年，热比娅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因为影响不够大被发明“现代高利贷”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挤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使“疆独”活动具备了有利条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热爱毛主席，信仰共产主义。然而，70年代末以来对毛主席的疯狂攻击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伊斯兰教的复兴。这时，新疆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肃清的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不少人复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决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多么虔诚，只是指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的情况加剧。我见过有的到内地打工的新疆维吾尔人，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另外，宣传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前面已经说过，“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盘否定，主要责任应该由反动统治者来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无限拔高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情况。把1864 年库车的武装起义，1930年的哈密农民起义甚至三区革命风暴都妖魔化为分裂活动，把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齿痛恨的军阀美化成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新疆地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今天，支持“疆独”势力的仍然是极少数。这里只是探讨改革开放后“疆独”重新凸现的原因，不是全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情况，因此没有介绍改革开放后新疆地区的成就。　　

2．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知识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1981年5月26日晚　，经过精心策划，“东突颁斯坦燎党”头目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枝及各类弹药、手榴弹等。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械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这是80年代新疆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分裂暴乱。

但是，除了伽师县分裂暴乱以外，80年代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分裂骚乱”。80年代初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南疆地区，共发生了3起。1980年阿克苏的“4·9”　事件，一民族群众意外伤害死亡。3000余人闹事3天冲击党政机关；非法游行；殴打干警。党政干部被打15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1981年叶城“1·13”骚乱事件，清真寺失火。2000余人闹事4天冲击党政机关；非法游行；殴打干警。党政干部被打18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1981年喀什“10·30”事件，一民族群众意外伤害死亡。2000余人闹事2天。非法游行；打、砸、抢、杀；冲击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被打631人，伤262人，其中重伤197人，死亡2人。主要口号“打死黑大爷”、“赶走黑大爷”、“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清查231人，收审67人。最后处理清查231人，收审67人。

80年代后期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乌鲁木齐，共发生了3起。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中央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因对新疆民族干部工作变动不满共2000多名学生闹事3天，非法游行，集会。新疆和田、阿克苏、博乐、北京、南京、上海相继游行响应。主要口号“汉人滚出新疆”、“新疆独立万岁”。处理结果疏导、教育。把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 1988年乌鲁木齐“6·15”事件，诱因是一起厕所内侮辱性标语导致500多名学生闹事4天，非法游行。主要口号是“把汉族人赶出去”。处理结果疏导、教育。 1989年乌鲁木齐“5·19”骚乱，诱因是一册有问题出版物导致3000多人闹事1天，非法游行；冲击自治区党政机关；打、砸、抢。共打伤154人，其中重伤33人。打出反对党和政府的口号：“要你们看看我们穆斯林的力量。” 处理结果收审241人，法办40人。

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骚乱爆发快、参与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帜鲜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策划了数年，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无人长期策划，却轻易聚集了3000余人。其次，骚乱地点向中心城市发展。乌鲁木齐市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50年代乌斯曼集团等暴乱分子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80年代后期在乌鲁木齐竟发生3起分裂骚乱。再次，骚乱成员的低龄化。共和国初期的暴乱大多是旧中国遗留的“疆独”分子，而80年代初南疆地区发生的3起分裂骚乱的组织者、骨干及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里甫”，他们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发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都与部分民族学生特别是大学的部分民族学生有关。这一切表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在新疆问题上的失误是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暴。

3．90年代以来“东突”分裂组织的猖狂活动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90年代“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突然猖狂了起来，并且向恐怖主义转化，仿佛“东突”恐怖势力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如何崛起的吧？对，是美国一手扶植的。“东突”恐怖势力出现原因固然很多，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培训了一大批恐怖分子，即所谓“穆斯林圣战者”来对付苏联，最著名的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这其中也包括“东突”恐怖组织。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东突”恐怖组织的一部分人继续跟随美国，另一部分人跟随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但这两部分人在采取恐怖暴力手段分裂中国上是一致的。他们大举向中国境内渗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东突”恐怖势力就这样诞生了。　　

90年代是“东突”分裂组织恶性发展的年代。一般认为，1990年4月4日的“巴仁乡暴乱”是“东突”向恐怖主义转化的标志。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1998年开始，“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境外组织直接指挥，派遣在境外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入境，联络发展境内组织和成员，实施恐怖活动。仅1998年当年，境外“东突”恐怖组织就派遣了100余名各类人员人境。特别是境外“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区各恐怖组织“挖地道、修掩体、储备粮食”，做好战备；继则以境外派遣人员斯拉甫力为首的恐怖组织头目在伊宁县召开“七人会议”，密谋里应外合，于6月30日在伊犁举行恐怖暴乱。由于新疆公安部门及时侦破了这次会议，使恐怖暴乱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区，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境外“东突”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为“新疆总指挥”，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处恐怖活动训练点，训练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装置。仅在乌鲁木齐就缴获了23枚爆炸装置，以及301箱(6吨多)用于制造炸药的化学原料。境外“东突”恐怖组织还不断向新疆偷运武器，1998年4月6日，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在入境货物中查获夹带武器，其中有AK74型冲锋枪1枝、手枪6枝、子弹1．8万发、手雷110枚及一批军用雷管和炸药。6月2日，在南疆吐尔尕特口岸从入境货物中查获火箭弹47枚。6月24日，在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入境货物中查获军用生化毒剂68支、毒剂喷雾器2套。　　

1990—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有4起，包括1991年2月28日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6月17日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爆炸案，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1997年的乌鲁木齐市“2·25”系列公共汽车爆炸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1993—2001年，有重大影响的恐怖主义暗杀事件有10起。1996年4月29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系列暗杀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投毒纵火类恐怖案件比较典型的有3起。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东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门集中警力对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展开了严厉打击。经过4年的努力，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通过占领阿富汗，美国支持大批分子从中阿边境潜入，促使“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2008年8月4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喀什遭遇恐怖袭击，喀什边防武警部队被两名维吾尔族男子用爆炸物等袭击，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警方初步怀疑是东突组织“东伊运”所为。2008年8月10日凌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库车发生爆炸案，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另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毙。其间，两名公安民警和一名保安负伤。美国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政治活动则公开支持。2001年9月底，在谈到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然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关押过22名维族囚犯，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尽快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经美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协商，5人被遣送到阿尔巴尼亚。2004年9月14日，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增长到1000人左右，其中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　　

总之，90年代以来“疆独”活动进入有组织的活动时期，分裂政党与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策划和实行的各种爆炸、暗杀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的形势日益严峻。　　

四、关于“7·5”事件　　

1．“7·5”事件的始末　　

2004年的4月16号到19号，“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合并，在德国的慕尼黑成立了“世界维吾尔大会”。它成立以后，就整合了当时的几十个“东突”势力，特别是以西方为根据地这样的一些“东突”势力组织和人员。成为以西方为根据地的“东突”势力的核心。　　

2009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数百人参与斗殴，致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员工89人，两名新疆籍员工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境外以“世界维吾尔大会”为代表三股势力大肆炒作，借机对中国进行攻击，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六日上午的一个情况通报会上称，　七月五日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之后，又有大量人员向解放南路、二道桥、山西巷片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聚集，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混乱，十九时三十分许，部分人员在山西巷一家医院门前聚集，人数达上千人。十九时四十分许，在人民路、南门一带有三百余人堵路，警方及时将这些人员控制、疏散。二十时十八分许，开始出现打砸行为，暴力犯罪分子推翻道路护栏，砸碎三辆公交汽车玻璃。二十时三十分许，暴力行为升级，暴力犯罪分子开始在解放南路、龙泉街一带焚烧警车，殴打过路行人。约有七八百人冲向人民广场，沿广场向大小西门一带有组织游窜，沿途不断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二十一时许，约有两百余名维吾尔族青年在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高呼口号，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　　

事件发生后，处理事件的指挥部迅速调集近万名警力分赴广场、南门、团结路、赛马场、新华南路、新疆大学、红雁池电厂等事态严重的地点进行处置。至二十二时许，大规模打砸抢烧杀得到了基本控制。暴力犯罪分子开始改变策略，分多路、多股行动，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指挥部迅速调整策略，组织部署前线处置力量，组成小分队沿市区搜捕打砸抢烧分子，营救被困民众，凌晨事态基本得到控制。通报并没有说凌晨几点，不过按照网上发布的“事态基本得到控制”的时间，应该是凌晨三时左右。　　

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焚烧车辆261辆，其中公交车190辆、出租车10余辆，损毁商铺203间、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损毁民房住宅14间、建筑面积　1200平方米。7月7日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召开“7·5”事件新闻发布会，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发布会上指出，“7·5”打砸抢烧严重犯罪事件是建国以来在新疆历次事件中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指出“这次事件是新疆60年来发生的性质最恶劣、伤亡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破坏程度最大、影响最坏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　　

2．“7·5”事件发生的原因　　

“7·5”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前文已经说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7·5”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这些问题不解决，“疆独”活动就难以从根本上被遏制。　　

不少朋友指出，“7·5”事件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对华远程攻击。中央情报局把海外训练的疆独分子派回中国制造混乱，意图是挑拨汉维民族关系，等到汉维民族关系紧张以后，再把疆独分子撤走，让本来彼此没有怨恨的汉维两家打斗，好坐收渔翁之利。而且这次事件肯定有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军的支持。大多数“7·5”事件遇难者都是死于割喉和头部袭击。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经过军队的专门训练，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美军的严格集中训练的。而没有军营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前文已经说了，“东突”恐怖组织本来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训起来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特别是“7·5”事件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显然双方早就勾结好了。　　

不过，我在这里重点想说的是“7·5”事件发生和国内极右派的关系。我认为，国内极右派充当了“疆独”分子的内应。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7·5’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参与人员不在少数，组织和预谋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么多人参加，预谋又那么久，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在组织预谋过程中，我们的公安和政府难道一点也没发现什么征兆和苗头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群众知道此事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况6月26日广东省韶关事件发生后，境外“世界维吾尔大会”大力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新疆已经明显出现不稳的迹象。这时候，为什么公安和政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7·5”事件从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到凌晨三时左右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时间长达10个小时。如此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行为，我们的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为何不能进行坚决有效的制止？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应知道，军人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绝不能擅自行动，如果决策层的决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这一切都表明“7·5”事件是有内应的，而且应该是在决策层有内应。　　

大家不要忘了，6月14日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便开设了屠杀左派讨论专栏，提出“杀左族毛”，即查封乌有之乡代表的左派网站，杀掉“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杀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这表面是对付“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可是，这些人和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在政坛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即使实现了“杀左族毛”的目标，极右派也不会获得太大的好处，极右派的目标应该不止于此。而有一句话暴露了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即“邓公眼拙，看错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试想，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仅仅因为和毛主席有血缘关系就是死罪，“制造了一批小毛左”的人又该当何罪？这样，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就很清楚了：以“杀左族毛”为旗帜，像当初发动“4·12”的蒋介石一样通过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夺取政权把中国变成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然而，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矛盾集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3月，罗马尼亚党内极右派发表攻击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联名信。11月，匈牙利族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外逃。12月15日，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杀左族毛”的典范。　　

“7·5”事件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如出一辙。2009年6月14日凯迪网提出“杀左族毛”。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国家主席胡锦涛7月5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下午“7·5”事件就爆发了。“疆独”分子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西方媒体已经将“7·5”事件渲染为所谓的“和平示威”、“和平请愿”、被暴徒打死打伤人成了中国政府镇压的结果，在国际上，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已经相当被动。这一切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一模一样，在“7·5”事件中国内极右派扮演的角色会不同吗？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无可否认的是“7·5”事件已经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声望，客观上有利于国内极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部分实现了极右派的目的。　　

事实上，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勾结由来已久。当年“疆独”头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穆罕默德·伊敏就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来对付中国共产党。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陆民运与“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定了合作协议。11月中旬，“中国民主党临时委员会”执行主席张英、《北京之春》负责人薛伟、《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等人参加了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张英代表“民主党临时委员会”先后与维吾尔精神领袖阿尔肯、“维吾尔民族大会”主席艾尼瓦尔江等人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了六条合作建议。该建议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宁、伍凡、杨小炎、张先梁、周建和、陈建平、陆卫星、廖然、梁成、王遵伟等人的认同。12月魏京生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邀请了德国“藏人协会”、“东土耳其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保障人权同盟”等组织参加。从国内极右派对海外极右派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不难窥见国内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关系。　　

当然，以上纯属笔者的推测，国内极右派自然不会承认，更不会四处宣扬自己和“疆独”分子的勾结。　　

总之，“7·5”事件的发生是改革开放中的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策划的政治阴谋。　　

3．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的几点建议　　

前面已经比较详细的探讨了“疆独”问题和“7·5”事件产生的原因，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就是要对症下药。在这里我只提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首先，注意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7·5”事件也是“疆独”分子的一次大暴露，在事件查处中应该及时顺藤摸瓜，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　　

其次，一定要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上文已经说过极右派是“疆独”分子的内应和保护伞，不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不可能清除“疆独”势力。

再次，必须果断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例如，可以给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的左派革命力量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必须破除思想上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例如，必须立即开展一个对“炸药奖”诺贝尔奖的批判运动。1989年西藏暴乱后达赖获奖，“7·5”事件后热比娅获奖可能很大。如果不开展对诺贝尔奖的批判，热比娅影响必然更加扩大。

最后，要逐步纠正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失误，恢复毛主席时代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新疆和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这是解决“疆独”问题的根本。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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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7.5事件与热比娅现象——阶级关系颠倒下的民族问题死结

纪念建国60年实际上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右翼精英总是依靠两个30年的对比以刻薄否定过去来肯定赞美现在。30年“拨乱反正”，我们打造出的到底是盛世空前，还是危机重重？中外关系、国内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到底如何？乌鲁木齐的7·5事件级去年拉萨3·14事件，给我们传递的是不祥的信号。

一

欲知未来如何？不能不看看“前车”——面对种种社会隐忧，苏联的前车覆辙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晃动在人们眼前。

想当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是何等风光，中俄两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举行“历史性会晤”，立马要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了。孰料老戈回国不曾旋踵，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变迅即将改革开放顶峰的喜剧变成了闹剧： 8·19事件，苏共取缔，戈叶较劲，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12月7日上午，叶利钦偷偷飞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这里的黎明还静悄悄”，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脑的一纸《别洛韦日协议》，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红色苏联的寿终正寝。

从此，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最早改革的南斯拉夫联邦更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不断裂变，俄罗斯车臣问题、格鲁吉亚北奥赛梯问题层出不穷——“转型接轨“一旦完成，随着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与时俱进的，就是分裂，再分裂。

对外，卑躬屈膝投降美国霸权垄断资本；对内，在阶级迅速分化的同时加速民族分裂。——民族投降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并行不悖，乃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转型接轨”一以贯之从不动摇的基本方针。

我们“中国特色” 的改革是“渐进”，不会吧？

不来的请也不到，该来的迟早要来。

二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发展的，蔑视辩证法一定会受到的惩罚，或迟或早。

苏联的悲剧将人的思绪拉倒40年前，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论断和举措，当时人们的理解还十分肤浅，30年后——正好历经“一劫”——经过历史性的反复，才真正理解了伟人的高瞻远瞩。嚣嚣群小狺狺不已，郭老诗云，亦“桀犬吠尧堪笑止”耳。

当年有个“三和两全”的话题（ “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30年后回顾，何止“三和两全”，““三降一灭”也不是无中生有。从放弃“反帝”“反霸”，到今天的“救市”“信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岂是一个“诬蔑不实之词”，就能轻轻将其“推倒”了的。

回到拉萨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自然不能避开胡耀邦总书记的功德。胡公秉政正逢戈尔巴乔夫风头正健之时，内政外交亦步亦趋仿效唯恐不及，戈氏搞垮苏联，在先生眼里恐怕也是“改革开放”颠覆“极左”的一大政绩。

胡公对西藏新疆有着特别的关注，先是派大公子打前站，继之御驾亲征。他居然拾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余唾，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口号，叫做“×人治×”，是一个典型的为分裂分子张目的祸国殃民口号，故主流媒体一直 “为贤者讳”，讳莫如深。这与后来弄得疮痍遍地矿难层出不穷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12字方针，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耀邦书记视察西藏将毛泽东时代的举措用一个“极左”彻底推倒，他取而代之的“拨乱反正”，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这方面流波网友的的资料极有说服力：

这就牵涉到当时的整体“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了。上次不就谈到了刘毅华《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一文，其中披露说胡耀邦与万里到西藏考察，指责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于是撤销当时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的职务。后来，xx、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回藏执教；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xx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耀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喊出“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虽然是后来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却强烈抵制xxx、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几乎每隔十年就在拉萨搞一次大骚乱。因此，我上次就总结说，西藏问题其实质也就是后来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

从此边陲就进入多事之秋了。贵族农奴主耀武扬威了，达赖喇嘛卷土重来了，本已送进地下室的雪狮破旗又迎风猎猎了。一来二往，藏独分子尝到了甜头：“拿共产党钱骂共产党，你骂得越厉害，他给得钱越多；你越闹事，他越‘反左’”！1987年国庆骚乱，分裂分子公开打着雪狮子旗叫嚷“中国人滚出西藏”。继任的赵ZY仍然在中央会议上坚持：“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不是中顾委老同志逼令悬崖勒马，不是胡锦涛同志临危受命持节驻藏改弦更张力挽狂澜，今日之中华，恐怕连“独联体”都不如。

遗憾的是其后大的方向仍“不走回头路”，于是，才有去年拉萨和今年乌鲁木齐民族分裂主义的疯狂。

三

西藏有个达赖，新疆出了个热比娅。

热比娅何许人？

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估计她拥有2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将之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成为新疆“女首富”。这位首富涉嫌经济犯罪包括偷税漏税数千万元。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后经美国“精心策划交易”，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世维会”2004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由“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两个分裂组织牵头，联合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东突”分裂组织组成。“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是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之一。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热比娅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热比娅到达美国后，美国国会立即邀请她发表演讲。隶属美国国会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向“世维会”的分支机构——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支付20万美元，热比娅是这个分支机构的主席。2007年，由热比娅担任主席的“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欲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共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的资助。

热比娅被东突分子称为““维吾尔人的精神母亲”，她以新疆的达赖自居。

热比娅是这次7·5事件的幕后总策划者之一。

热比娅一身三多任焉：她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典型的“成功人士”和“风光人物”；又是以制造恐怖暴乱为主要手段的穷凶极恶分裂主义头子；也是美国帝国霸权主义的座上客，反共的宠儿，分裂中华棋盘上的车马炮。

无可置疑，热比娅是改革开放获益最大的典型人物之一，属于“新社会阶层”、风光的“成功人士”，按理说她应该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牢固阶级基础和政权支柱，可是，她为什么又心甘情愿地卖身投靠美国主子，成为以恐怖手段分裂祖国的穷凶极恶的罪魁祸首呢？

说起来有些不好理解，但问题值得关注、思考、追问之处也正在这里。

热比娅与成千上万的“亿万富翁”“成功人士”一样，她是喝着“改革开放”的乳汁发迹变泰的。如同今天市场上的许多农产品离不开激素催长一样，促成中国暴发户的疯长的“乳汁”里，普遍添加了两种激素：狼性基因和崇洋媚外基因。前者，促成掠夺劳动者的疯狂；后者，铸就了卖身投靠美国霸权资本的软骨病，这在特色中国是一个普世化的流行病。政治经济文化界名人，诸如陈良宇、方励之、余杰等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破解中国的许多社会症状，都离不开对此作DNA分析。

实际上，看看胡赵在西藏的举措，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也就了然了。

四

胡赵的在西藏的“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于是宣告了西藏地区阶级关系的颠倒。

精英新疆热比娅，是与西藏的农奴主阶层同沐春光茁壮发育起来的。

六、七十年代，结束农奴制之后，西藏迎来了最为稳定的时期，藏汉民族和睦相处，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达赖喇嘛几乎被人遗忘。有了这个阶级基础，才有和谐团结。

“拨乱反正”后，当年追随共产党在“平叛”、“民主改革”中斗争领主中冲在前面的翻身农奴又被踩在脚下。据西藏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通过对西藏西部牧区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在分裂势力得势之后，许多“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

连一些“自由思想者”也承认：

“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现实使西藏普通百姓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随着阶级关系颠倒带来的是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

先说强势阶级。

强势阶级的崛起有四大天然优势，他们举着四面旗帜迅速扩张：改革开放之旗，宗教之旗，民族主义之旗，西方呵护支持之旗。国内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之后是不遗余力地保驾护航。无神论被冷落后神州大地各大宗教都如雨后春笋，西藏新疆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佛陀和真主本来就属于他们的。阶级论遭唾弃之后，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正是他们卷土重来后掩盖阶级矛盾、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得心应手工具。秉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西方”世界，与唐僧取经时一样，本来就是中国“转型接轨”的向往圣地与崇拜图腾，这“西方极乐世界”离他们自然要近得多，只要一举“人权”和“独立”的大旗，西方老板马上张开怀抱，不遗余力地给以支持，这也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恢复强势支配地位的剥削阶级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从古老的农奴制衣钵到近代的血汗工厂，是他们奉送给广大被压迫劳动者的“落实政策”礼物。这是他们处理阶级关系的态度。在民族关系上，投靠依恃西方霸权和分裂祖国就成了他们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毛、邓、胡赵间，他们固然依次欢迎后者，但在胡赵与达赖和布什间，他们无可置疑地要选择后者。何况，既然大家都看美国人脸色，自己为何不直接投靠以拔高奴才等级身份，更得垂青呵护呢？你“转型接轨”，美国人自然心里偷着乐，但人家从未动摇过围堵打压分化分裂的既定方针，从未放弃自己一以贯之的反共战略使命。我一举“人权独立”之旗，欧美政要立马齐声欢呼，国际身份扶摇直上；有了美国主子的撑腰，在“体制”面前的分量也水涨船高，身价百倍，多了谈判“对话”的雄厚资本。就像方励之，我热比娅如果不搞“分裂”，哪来的“保外就医”“超过民待遇”？达赖和热比娅一到美国，身价远非郑必坚、李锐之辈可以仰望其项背。愚人也能看出，一旦中国完成“转型”，像中亚“斯坦”的谢瓦尔德纳泽和萨卡什维利们一样，弄个总统总理之类当当，乃是易如反掌顺理成章的事，胜过在中国“体制”内寄人篱下多多矣。何况，毛泽东的阴魂不散，连你们许多人都怀里揣着绿卡心有余悸，大局若是，我们跟随耗着不是犯傻吗？曾因一部《交锋》出尽风头而成为改革开放先锋精英人物的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许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现在早已将《交锋》“深化”为“对日的新思维”了。民国年代还有一位成为“攘外必先安内”方略牺牲的韩复榘大帅，搞的也是这种“对日新思维”。韩大帅生不逢时，没有像马立诚和热比娅一样混成“成功人士”，但他们的“新思维”方式却是传承不已，种子绵绵不绝的。

无论是西藏的“翻身贵族”，还是新疆的崛起新贵，秉持这一“新思维”方式的，带有很大的普世性——得势后的上层阶级与祖国是离心离德的。

弱势阶级是如何变化呢？

劳动阶层地位改变后，也同样出现离心离德趋势。

《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既然自己“拨乱反正”开始依靠贵族喇嘛，那么，你又凭什么要求农奴依靠自己呢？内地不早已就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为发展作贡献”吗？任何时候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的思想。“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达赖喇嘛重新走上神坛，他们不信奉喇嘛信奉谁！卅年一觉解放梦，赢得极左民粹名。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还是佛陀真主灵验，跟喇嘛阿訇走没错！人家自己都“告别革命”了，我们再“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吗？于是，青年善男信女日益增多，众生日益接受强势势力影响和控制。——接受分裂主义蛊惑，是轻而易举的事。

多年来，霸权媒体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毛泽东，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鼓吹剥削有功。在中国，无论香臭，什么都可“多元”，都可以走红，唯独共产主义另类，挂着个虚名受着“多元” 的无尽围剿。劳动群众的在财产被剥夺的同时也被剥夺了信仰。既然将广大人民交给剥削阶级支配，那么，众生纷纷皈依上帝、真主、佛陀，皈依达赖喇嘛各色藏独疆独以及轮子功，或成为新自由、罗斯福、张爱玲、曾文正公、李中堂、袁了凡们的善男信女，这不是“求仁得仁又何怨”吗？

弱势阶级恢复被剥削地位，他们必然也要恢复保证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剥削压迫的心境，这主要是指他们对本民族的贵族的态度。与内地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不同，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特色，乘着“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涌入边疆淘金的内地资本，他们与当地的钱权黑势力可以携手联手，但对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劳工，肯定是难于保持“和谐”。而这一带着民族色彩的阶级压迫，正好为分裂主义势力利用，成为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求之不得的借口。韶关事件，做得就是这篇文章。3。14事件和7·5事件，直接杀人放火的数以千计，他们多数就是这样被上层分子操纵利用的。

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个阶级斗争问题。阶级关系的颠倒和沧海横流的崇洋媚外买办卖国思潮，铸就了民族问题的死结。卑贱者最聪明，从7·5事件的网络评论看，马列毛的思想在迅速向大众回归，真理就是真理，永远颠覆不了。如果当事者不能下决心改弦更张，那中国的分裂主义势力，必将越来越嚣张，乌鲁木齐的7·5事件，不过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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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自然：7.5暴乱背后策划者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仔细观察7.5暴乱的各个细节，可以明白，7.5暴乱应该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对华远程攻击。中央情报局把海外训练的疆独分子派回中国制造混乱，意图是挑拨汉维民族关系，等到汉维民族关系紧张以后，再把疆独分子撤走，让本来彼此没有怨恨的汉维两家打斗，好坐收渔翁之利。

7.5暴乱组织的相当有水平，特别是妇孺上街游行，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这一手法非常老道。中东恐怖分子在这方面根本不在行。

更明显的一点是不计后果，不考虑策划者自己队伍的伤亡。如果让热比亚来策划疆独，应该不会这样血腥和激进。指使疆独杀汉人，非但不能有效的推动疆独，反而会引发当地百姓的害怕和恐慌，更加倾向于向政府和军队靠拢寻求庇护，而中央政府则正好趁势组织统一战线，强烈反击，反击的程度毫无疑问对等于暴乱的程度。这次暴乱，从结果来看，疆独的骨干一多半都已经在被抓的1434人里面，口袋应该是早就扎上了。这次暴乱的疆独基本上全军覆没，正好为幕后策划者省去了的应该支付给发动暴乱者的报酬。策划者的意图显然是希望后果越严重越好，民族仇恨越深越好，结合热比亚又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下，跟基地没有联系的事实，基本上可以肯定幕后操纵者就是中央情报局。

参照南联盟的解体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在幕后策动暴乱基本上是这么个套路: 先指使潜伏敌对国的特工和培训的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的百姓烧杀抢掠，构成严重挑衅，引起主体民族的反击和镇压，然后将事实作极度片面和扭曲的报道，只提主体民族的镇压，不提前面的挑衅，为少数民族撑腰，接着再怂恿和指使少数民族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诱使主体民族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西方媒体再配合所谓敌国政府进行种族灭绝的报道，反复震荡放大，从而将民族矛盾持续扩大化，最后等事态无法收拾的时候，北约就开始介入支持少数民族独立。

这叫做科索沃模式，当时目的是打击新生的欧元，而这次新疆事件也是这么个套路，目的则是打击刚刚进行境外结算走向世界争夺美元地盘的人民币，中国每多输出一块钱人民币，美元就得相应的少一块地盘，就得少打出一张在世界上骗吃骗喝的美元白条，而这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最致命的打击，因此在7月6日人民币结算了第一单的前一天7.5暴乱就爆发了。

以在美国为基地的热那娅操纵的世维会先指使从国外渗透进乌鲁木齐的疆独分子对汉族百姓烧杀抢掠，构成严重挑衅，试图引起汉族的反击和军队的镇压。他们其实希望军队和汉人大开杀戒，大规模杀死无辜的维族，好为他们以后将冲突升级找好借口。如果汉人上当，果真转向民族冲突，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维族人，那么美国及其西方媒体就可以将事实作极度片面和扭曲的报道，只提政府和汉族的反弹和镇压，而绝口不提前面的挑衅，为他们策划的民族冲突撑腰，……西方媒体再进行扭曲报道...如此反复震荡放大，从而将民族矛盾持续扩大化，最后等事态无法收拾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就开始指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要求派兵介入并公开的支持新疆独立。

民族冲突一但被挑动起来后就是无解的，而以美国为基地的疆独的目的恰恰是要在新疆挑起民族冲突，好制造混乱，打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阻止人民币走出国门抢夺美元的势力范围，并趁机分裂中国。所以，作为主体民族，汉族一定不要把愤怒扩大到无辜的少数民族兄弟头上，要懂得忍辱负重，要冷静分辨，保持镇静的头脑，依法制裁犯罪分子，绝对不要上了西方的圈套，陷入民族报复的漩涡。

中国政府当然清楚这是中央情报局搞得鬼，问题是怎么还击？直接去抓热比娅么？热比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她的保护力度不亚于对总统特使的保护力度。再说，美国方面也可以拒绝承认自己支持疆独活动，甚至西方可以集体站出来支持疆独，就像对待达赖喇嘛一样。如果那样，中国该怎么办？向北约宣战么？不太可能。而且中国方面也缺乏远程投送力量，不能自己直接还击远在海外的恐怖分子。同时中国也没有支持什么干扰美国的特工项目。因此，最后结果就是，对方可以一次次远程攻击我方，而我方够不到对方。所以说，从情报工作上来讲，不是中国高层不想还击，而是以目前的能力无法还击。

问题是，民众的愤怒情绪总是要倾泻的，总得有发泄对象。不然被美国搞一次不能发泄，再搞一次又不能发泄，次数多了，民众无法忍受，中共的统治地位就该受到威胁了。民众会觉得中国政府对外无能，对内镇压，有向晚清政府靠拢的趋势。因此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

现在中美两边其实是在比，比谁能吃得住劲，谁撑的时候长。

美国这边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一蹶不振，不打一场仗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这场仗必须打赢。打输了的仗不仅不会提振经济，反而会使得国家加速走向衰亡。问题就在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伊朗，伊朗是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的南大门，是中国通往中东石油线的阀门，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让美国得手。中国这边受经济危机影响不是太严重，可以靠自身的投资解决问题。相对于美国来说压力要小得多。如果美国胆敢出兵伊朗，中国方面是有能力有决心击退美国的进攻的，会努力的使得美国在伊朗的战斗越南化，最终彻底失败。为了避免陷入那种局面，美国就拼命的在东欧和中国的周边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搞事，试图让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的军队忙于镇压内乱，而无心无力出兵伊朗。这样美国才好出兵取胜，走出危机。

所以，我建议，中央可以这么做：一方面加强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安全和情报工作，加紧查处此类嫌疑人员，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另外，这次事件肯定有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军的支持。从前方发来的图片可以看出，大多数7.5暴乱遇难者都是死于割喉和头部袭击。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经过军队的专门训练，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美军的严格集中训练的。而没有军营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考虑出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边境，名为反恐，实际上是驱赶美军，把美军驱离中阿和中巴边境。制造防护带。后者还可以为以后出兵巴基斯坦和伊朗，阻止美国切断中国通往伊朗的石油线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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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卒：城市贫民骚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

从目前情况来看，乌鲁木齐有数千人在街头施暴，杀人、烧汽车、抢劫、制造混乱。最终可能会造成200人死亡，伤者10倍于此。从结果来看，这是中国20年来从未有过的恶性恐怖事件。

数千人很多吗？其实不多，80年代，90年代，随着农村基层权利宗族化，和政府仲裁权威弱化，为了争夺农业资源或矿产资源，数千壮年农民的械斗非常普遍。双方一般都有冷热兵器和旺盛的士气，也有一方攻克另一方村子的事件，但是伤亡很小，几十人就很可观了。当然，这是农村械斗，不是城市暴乱，可比性差一点。但90年代，随着下岗高潮的到来，数万市民的骚动，几千工人筑街垒，烧汽车，抢劫，对抗军警的事情也很常见，但伤亡也很少到几十人。如果说民族冲突，其实20年以来，恶性民族冲突也不少见，集结上千人的也很多，但基本死亡都在个位数。我中学时也曾随大队人马冲入民族中学挑衅斗殴，双方参加斗殴的人都不是纯粹的学生，而是包括不少成年混子和附近的市民，武器有钝器，刀具等。在这种无序冲突中，一旦打到面前，年轻人的理智是很有限的，都会努力击倒对面的对手，不会考虑什么控制烈度，保护自身。结果在凶狠的对打之后.........无人重伤。类似的，92年洛杉矶暴动，最后逮捕了1万人，死亡不过50-60.

为什么？为什么伤亡这么小？因为杀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从体力上来说，纯粹的踢打，钝器打击杀伤一个人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体力，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能非常迅速地严重杀伤一个普通人。其次，从心理上来说，人并非杀戮机器，普通人如果没有指挥、鼓动、督战，不经训练。杀人效率低的可怕。其次，杀人，严重伤人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在90年代的许多冲突中，许多骨干人员和参与人员都是当年的民兵，受过半专业的杀伤训练，比如拼刺训练。但杀伤依然不多，因为人不是先天的杀戮机器，对直接杀人有本能的抵触。必须有人帮他们卸下心理负担，让他们把杀人而不是抢掠当做第一目标。这才能明显提高杀伤数字。如果能以组织而不是个人斗殴杀人，把杀人分解成每个人负责一道工序的专业行为，比如有人只管钝器击倒，有人割喉，有人放血，效率就要高得多。

所以说，数千城市贫民的骚动导致伤亡是必然的，但伤亡如此严重，几乎可以断定。其中有专业的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介入。数千壮年维族暴民中，应该有几十人的核心犯罪人群，其中专业人员很可能来自境外的训练营。大部分维族暴民满足于抢掠、发泄、放火的同时，核心人群负责杀伤，指挥。这里说的军事人员，不仅仅是杀人技术训练者、专业的带队杀人者；还要包括负责事先计划的参谋人员；负责调配力量、包围重点目标（如中国记者团），远离重点目标（外国记者团）的指挥人员。这里说的政工人员不一定是政委，也可能是宗教人士和军事心理专家，总之就是让人卸下心理负担杀人，让人以杀人为目标的专业人员。这些人才是导致伤亡的重要原因。

城市贫民骚动，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很明显，这次自治区警方误判了形势，低估了对手，请报上有严重问题。他们可以看到数千暴民打砸抢，以为还是几百警察列队就能驱散的骚动，没想到其中裹挟着几十甚至可能上百的专业人员。从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次暴动被驱散后，警方自以为像每次骚动一样，局势已经被控制。结果有组织的暴动去而复来，甚至能围攻医院，围攻车队。这最终导致全国调集特警入疆，胡锦涛紧急回国。

这少数核心人员的目标是什么？杀人、放火？泄愤？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扩大事态，军事斗争永远是政治的延伸。我曾和一个20年前从郊区去过广场，当晚在纪念碑执勤的军人谈过。问他当时最大的困扰是什么？是学生？是街垒？是请愿者？都不是。最大的困扰就是人群中的少数袭击者。不断有人从路边的高层建筑上射击，或是骑摩托车过来，打一枪就逃窜。无论是高层建筑上的远射，还是摩托车不停车的射击，都不足以真正杀伤军队，甚至打中群众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本来也不在乎平民的生命，他们只希望军队无差别还击。事实上，军队确实一度无法控制还击的冲动。还有少数战士被卷入人群，大部分殴打本身其实不足以伤害壮年男子。但有专业杀人者割喉，放血，那就不一样了。这次也一样，几十个核心人员根本不在乎维族人是否也会被误伤，是否会被报复。他们希望流血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挑动仇恨，才能建立自己在民族内部的权威。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必须是找出核心人员，找出掩护他们入境，给他们提供补给的网络，找出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政治鼓动的高层人士。乃至出境作战，毁掉训练营，推翻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如果这个政权是大国，那么就要做出相应的政治经济手段。这样才能对恐怖主义斩草除根。普通暴民，作为帮凶必须惩处，杀人伤人打砸抢的都有相应刑事民事责任。但不可无差别报复，否则就是恐怖主义的胜利。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普通人之间的差别不大，都有自己的感情，也都有自己的理智。如果你硬要把人民看做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如果你和群众讲道理，让暴民和普通少数民族民众看到恐怖分子的真面目，让他们看到恐怖分子要的是所有民族的血，目标是少数人的政治地位和长期经济利益。那些试图重建封建权威，或者试图做组织大国代理人政权的人物，那些充当犯罪核心的骨干，都必须毫不妥协的拿下，公审公判。甚至可以交给维族民众执行死刑。

再往深层说，眼光还是要落回普通民众。真要是几十个核心人上街，会有这么恶劣的结果吗？也不会。必须有外围的城市贫民基础，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才能搞出严重破坏来。作为一个近千万人口的群体，如果平均经济水平差，失业率高，发展无望。那么他们的青年会去犯罪，他们的女儿会去卖淫，他们的骨干会被吸引进黑社会。一旦有城市动荡，他们还会走上街头，泄愤抢掠。我说的是当年东北的下岗工人。维吾尔人作为一个1千万人口的大民族，如果普遍经济水平较差，缺乏发展空间，那么永远是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城市贫民，不稳定性还要胜于农村贫民。那么问题就落在如何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了。当然了，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大，即使在名义上。劳动收入也只占GDP的40%不到，大部分人和少数高薪阶层就是分享这40%的社会财富。指望维吾尔人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不现实。但至少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打工机会，让这些人有机会去参与创造GDP，有机会分享40%的财富。

这个机会如何来？只有融入主流社会才可能做到。其实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是要消灭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汉族也在类似的过程中，被少数民族改变了许多。比如说，我们不介意中国男篮的未来领头人可能是一个维吾尔人。不介意中国的音乐风格受到藏族、蒙族音乐的影响。不介意饮食文化加入西部少数民族元素。各个民族都在取长补短。汉族人为了打工而学英语，维吾尔人也可以为了打工而学汉语，改用汉语。汉族人为了打工，放弃回家过年，维吾尔人也得放弃一些风俗习惯和行事方式才可能打工。这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以胡耀邦为代表但不限于胡耀邦的一批领导人，强行推行维语教学，恢复民族封建势力的地位，才是真正害了维吾尔人。过去30年，和民族上层旧势力妥协，放弃发动群众，漠视普通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得到批判和反思。

不过，客观来讲，一个蔡京推不倒王安石变法，一个貌似能干的胡耀邦也没资格说危害一个民族。甚至1000万人的维吾尔人也不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变。8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和旧统治阶级上层妥协，都在压制群众。指望胡耀邦逆潮流而动，也完全不可能，人家胡耀邦也要落个改革先锋的名不是？整个国家迅速拉开贫富差距，让富人毫无廉耻地继续掠夺，结果就是贫民犯罪率高，落后地区的人因此被整体妖魔化。人口压力大、交通方便的河南人首当其冲，下岗灾难下的东北人紧随其后。工地上，薪水被压低的苏北民工以保护打工权利的名义，把安徽民工堵在宿舍里打，焚烧他们的行李；过几天安徽民工反过来再来一遭。苏南的资产阶级政府除了逮捕和安抚，难道还能说你们应该团结起来搞工会吗？薪水提上去了，投资者可就要到别处开工厂了。整个社会的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别指望能够一事一议。

就算一事一议，也要当事人敢担当，从长远解决问题的角度着眼去解决，眼下的官位和此生的虚名都不足取，这才能真正平息事态。可究竟谁是当事人？政府和党？机构不能拟人化，政府和党不是一个人。寡头共和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寡头们也需要民族主义呢？也希望百姓是乌合之众，希望百姓总是不明真相呢？毕竟不明真相的群众，不管哪个族的，闹起来声势浩大，实际却对付不了任何有决心控制局面的工业社会政府。如果流血能换来地方头目的地位，如果流血可以让大家相信王将军真的靠屠杀定边，真的相信本族的黑社会和贪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未尝不是好事。反正寡头不逛街。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人民，或者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拒绝当乌合之众的时候。新时代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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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过客：诤言：警惕新疆走向“北爱尔兰化”

7月6日，CCTV《新闻联播》令人大跌眼镜：死伤惨重的新疆骚乱竟然一直不是这个新闻节目的头条！根据几天前一则广为传播的消息，《新闻联播》将从7月1日起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增强亲和力。但这一天的《新闻联播》看不出任何改革的迹象。该新闻栏目仍然执着地把领导人的会议活动摆在头条，让新闻主播热情洋溢地颂扬着中欧友好，而新疆骚乱则被塞到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被新闻主播用毫无表情的标准普通话，以只言片语轻轻带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宣传部门在“第一时间”邀请外国记者到乌鲁木齐暴乱现场，以示对“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负责任形象。这种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似乎说明宣传部门更加重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至于国内民众的观感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但我宁可不相信存在“内外有别”的新闻“绿坝”，而对真实情况作这样的推测：由于一号首长的外出，宣传部门面对几乎是突然发生的7·5事件，一时陷入了手足失措的境地，以至于到了7月6日晚上7点，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向公众解释这桩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然而，无论宣传部门是出于何种目的，它已经流露出对本土媒体的不信任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宣传部门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在“不争论”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官方媒体难以对国内外受众进行有效的说服。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舆论主导权，则除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新闻透明度”的几声礼节性称赞之外，并不能避免中国成为一场舆论战的最终输家。

宣传部门没有意识到的是，纵然境外媒体被惨景所感化，它们最多也只能将暴乱平息时的情况告诉世界，至于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则处于被大家任意想象的处境。如何引导国内外人士的想象力，已经成为决定新疆舆论战成败的关键。现在，中国的宣传部门必须正视各方面对于事实真相的迫切求知欲，尽快解决关于新疆骚乱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如何按时间轴真实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整个故事的说服力将决定舆论主导权会落到谁的手中。其次，如何判定这场骚乱的性质？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把它界定为一起被“三股敌对势力”操纵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但是否属于“分裂活动”？看来需要作出明确的定性。其三，既然已经断定有“三股势力”的背景，那么如何拿出确凿的证据，令人信服地把一连串事件追溯于某个政治集团的险恶密谋？其四，如何说明死伤和被捕人员在暴力事件中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警方的行动是否恰当适时，但这需要旷日持久的调查。

对于宣传部门背后的决策层来说，上述问题最终都将指向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采取强硬措施还是继续贯以和睦政策？这将塑造新疆乃至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基于这些错综复杂的考虑，就决定了中国决策机构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对包括宣传策略在内的整体战略进行审慎的分析和研判。但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一号首长提前回国，宣传策略将被迅速敲定，此前一直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的宣传部门将会重新组织力量，发起一场反“疆独”的舆论战，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媒体将爆发式地对新疆7·5事件进行报道。

在新疆暴乱事件初步平息时，惊魂未定的地方治安当局趋向于把新疆7·5事件描述为一起带有偶发性质的暴力活动：远隔千里的广东维汉对峙事件诱发了新疆7·5事件；或者说，没有广东维汉冲突，就不会发生新疆7·5事件。如果坚持作如是观，那么新疆7·5事件就很容易被视为瓮安事件之类不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群体性事件”。倘若能作这样的归类，事情的处理过程将会简单得多。

但是，问题不会这样简单。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有关部门将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三股势力”到底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新疆7·5事件确实是由“三股势力”严密组织的，那么就可以说，“三股势力”已经在新疆形成了相当可观的组织网络，有能力利用某种导火萦，制造相当程度的爆炸性局势。然而，如果承认“三股势力”在新疆的影响力，那么宣传部门就必须准备承认政府正在失去对新疆的控制力。这在宣传上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它否定了中国媒体自吹自擂的“千年盛世”论，暗示三十年来对新疆的治理并不成功。

但无论是否承认这个结论，善于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行的最高决策层都会抓紧反思新疆7·5事件，从中寻找有益的启示，进行相应的政策改进。有价值的线索至少包括：其一，参与打砸抢烧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政治经济背景如何，平时有什么不满言论？通过详细的调查，可以判断新疆民族冲突是政治主导的还是经济主导，以便相应制定化解策略。其二，如果存在幕后黑手，那么这只手是通过什么渠道去控制局势的？这项调查将有利于寻找应对“三股势力”的有效对策。其三，政法部门的情报系统是否畅通，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提前瓦解“三股势力”的图谋？这对于下一步健全新疆治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即使在正式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也可以对整个事件作一个简单的判断：

导致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建立在民族差异之上，并且被经济利益极大强化的族际仇恨。近代以来，新疆屡发民族冲突，但到1970年代中期，族际分歧已经处于可控制的范围，甚至出现了“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景象。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趋势再度被改变。这一变局，跟国际“东突”运动输入的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力量，则是国内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调查结果将表明：维族暴力犯罪分子多数属于被某老年智囊归类为“待富群体”的人士，其中很多人正是不满于被物权法所保护的现存利益分配格局，而在“三股势力”的煽动之下，冲动地把打砸抢烧杀作为泄愤途径的。

使得暴力冲突成为可能的，是日益精英化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近三十年来，中国基层公共安全系统逐步放弃了“群众路线”的管理模式，转而依靠日益精密昂贵的技术设备，盲目崇拜兰博或者李云龙式的虚拟精英。这跟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紧密依靠先富精英、拼命疏离“待富”群体的情形是相表里的。其后果是社会管理日益飘浮化，导致政治宣传机构的声音被公众所拒斥、公共安全机构与基层实际相脱离。从这次暴力事件的演进过程来看，新疆庞大的公共安全系统显然没有能够掌握有关动态，这足以说明政府情报信息系统已经在基层处于高度稀释的状况，基本丧失了对草根阶层的掌控能力。

这是两项非常可怕的事实。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在试图改变上述趋势时遇到了重大障碍。其中最为关键的课题，即重新分配利益，显然是多数学术“精英”和地方官员不愿接受的答案。深圳前市长厉有为所说的“合法的财产要保护，不合法的也要保护”，正能体现毫不动摇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坚定决心。“新政”一度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希望，但在2005年的反思浪潮以后，厉以宁、高尚全、皇甫平等本该退出政治舞台的老朽改革“精英”显然重新掌握了话语权，使得网络民主丧失了原来的发展势头；而在他们老花浑浊的眼睛里，维护自己的面子显然比国家安危更为重要。他们所形成的巨大阻力，已经使得“新政”寸步难行。

另一方面，重新建立遍布基层的公共安全机制显然也是一个不可行的想法。虽然近年来最高决策层高度关注政法系统的作风问题，政法体系的直接领导人也多次出手强力推动改革政法体制，试图通过强化纪律甚至案例示范，转变僵硬干枯的行政作风，重建已经被摧毁的基层自治机制，但弥漫于整个政法系统的惰怠保守情绪事实上使得改革成为不可能，官僚化、精英化、机械化的趋势仍将顺着惯性，继续发展下去。

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稳定前景都将是悲观的。现在，最令决策者头疼的是，如何才能既打击新疆“三股势力”暴力犯罪势力，又不进一步扩大新疆和全国的族际文化-经济裂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很难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过度的镇压必然意味着新的仇恨，过轻的打击则无异于助长犯罪分子气焰。更麻烦的是，由于群众基础的全面缺失，地方政府将发现难以通过亲政府的群众自治机制，达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今后一段时间，新疆地方政府将不得不依靠“以暴制暴”的简单办法，去对付难以捉摸的“三股势力”。

据联合早报报道，在乌鲁木齐发生7·5惨剧后，数万汉人手持棍棒上街示威，要求“镇压恐怖分子”。这是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发展。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民意表达方式足以证明新疆族际冲突正在恶化，而且大家都希望通过暴力来解决民族纠纷。由此，族际隔阂对立进一步扩大和固化，“民族团结”遂成为仅供回首的往事。可以断言，官僚化的精英政治体制无法阻止族际矛盾持续深化的趋势。最令人担心的结果，就是新疆被“北爱尔兰化”。这里，“北爱尔兰化”来指出这样一种政治困境：一个国家政权逐步丧失对于某个地区的有效控制能力，导致该地区在不构成实质性独立的情况下，陷入持久的族群冲突和社会动荡。如果中国同时面临一场与第三方的大规模战争，那么“北爱尔兰化”就会变成“科索沃化”，造成长期甚至永久的国家分裂。

“三股势力”面临的有利条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越来越精英化、机械化、亲富化，日益丧失对“待富”的草根阶层的凝聚力和控制力。这样，“三股势力”就能够充分利用政府力量主动退出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扩张它对于草根阶层的影响。在此前的舆论攻防战中，宣传部门把幕后黑手指向热比娅，但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这无异于为原本分散、不团结的“三股势力”指定了一个领袖人物，只会有利于“三股势力”形成统一的组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有关部门不能改变公共治理模式，变“精英政治”为“草根政治”，“三股势力”将在新疆形成地下政治网络甚至地下军事组织，并在新疆甚至全国范围内开展各种有计划的暴力恐怖活动，从而终结六十年来中国对新疆的有效治理。

由于公共治理模式与利益分配格局互为因果，除非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特别是重新分配老朽“精英”们誓死捍卫的不合法所得，使草根阶层大范围受益，并以此作出一个持续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承诺，否则草根阶层将不会改变对于政府的疏离感。这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不争论”的政治体制，引入民主政治因素，使政策充分体现多数人的意志，这才能为反“疆独”运动注入巨大的活力；但在“不争论”的语境中，誓言捍卫现有利益格局的老朽“精英”集团将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力，坚定不移地阻碍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最高决策层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于是地方治安机构继续沿着僵硬的精英路线，用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去肉博因草根化而获得巨大活力的“疆独”运动，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最终把胜利让给“三股势力”，使新疆的“北爱兰化”成为冷冰冰的残酷现实。

如何防止新疆陷入“北爱尔兰化”甚至“科索沃化”险境，是中国决策层必须面对的严峻政治课题。我宁愿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甚至不惜使自己的观点看起来颇为悲观。但事实上，对于以胡主席为核心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我仍然是充满信心的，相信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能够作出恰当的决策，有效应对“藏独”、“疆独”等危险力量的挑战，使一个统一独立繁荣的中国继续存在于这个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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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义儒：西域“七五事变”的幕后黑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内容提要：要把观察视线进一步瞄向现象的本质——老热和“世维会”其实只是被牵的木偶；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新战术可能会效仿历史上越共的“春节攻势”；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前馈控制十万火急；重温旧作，印证历史……

一、要把观察视线进一步瞄向现象的本质

最近发生在西域的“七五事变”，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评论文章已有不少，但多以表层分析为主。如果把观察视线进一步瞄向现象的本质，就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比如：境内外敌对势力策划的这起暴行，其目的果真只局限于煽动民族仇杀、谋求新疆独立吗？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对情况应该尽量想得复杂一些，否则就会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二、老热和“世维会”其实只是被牵的木偶

我们在观看木偶剧时，对舞台上可以看见的被牵木偶，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隐身于台下牵线的真正演员，却往往忽视不计。而这牵线的，才是最关键的。“世维会”和老热（热妮亚）其实只是被牵的木偶，牵线的便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所以，他们在新疆的演出，必然有着超出“疆独”诉求的更深远谋划。

三、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新战术可能会仿效史上越共的“春节攻势”

作者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前瞻分析一下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可能会采用的战术。勿庸讳言，这些死不改悔的敌对者，虽然乐于看到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但他们的根本目标还是让中国江山变色、老共退场。为达此目的，他们会锲而不舍，不断发难。然而，屡战屡败之后，其战术没有理由不改进创新。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他们将仿效当年越共在反美战争中发动的著名“春节攻势”。

这个攻势的精髓是：潜入敌人的大部地盘，于同一时间向其各个重要支撑点发起猛烈攻击，使对方力不从心，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统一防御，迅速地陷于崩溃。这也就是利用量变质变效应，在众多方向上分散“军警特”力量，极大地弱化政府的整体控制力，以利于夺取政权。具体实施于中国，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派军队来直接进攻，而是会通过代理人煽动各地的群众闹事，欲陷老共于应顾不暇，使之自乱阵脚，从而混水摸鱼。这就是他们想达到的理想境界。在历史上，成吉思汗也常常使用这种战术，那时候称之为“乌鸦撒星阵”。

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就西方版的反华“春节攻势”而言，通过分散来弱化中国的军警力量是其关键所在。他们注意力的重点，虽然是在中国内地。但为了转移视线，就得把老共的警备资源和关注焦点从真正准备起事的核心地区调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几个东突分子搞一些恐怖袭击，并不能大规模调动中方的“军警特”力量，只有通过极端的群体恐怖活动，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以我之见，西域“七五事变”，是他们通过制造动乱来调动中国军队的预演。有可能仅仅是试验和尝试，也有可能已经是进程的一部分。……

当然啦，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最放心的时间、最放心的地方、最放心的部门、最放心的人员，反而有可能是最危险的。这个世界真是非常之复杂，政治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幸亏我们只是评球而不踢球的平头老百姓，无权无势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啊!……

五、前馈控制十万火急

兵力的组织和调动，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不过，即使是最富有的强国，其军力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充的。百万大军应对一个或几个方向，虽然还能够胜任，但如果是遍地狼烟，就必然会变得无能为力。

所以，“维稳”之事，仅仅依赖反馈控制那就太误事了，必须重视前馈控制，事先便使有可能爆发动乱的隐患点减少至最小数量。围绕“维稳”的前馈控制，可谓十万火急！怎样进行此类前馈控制呢？呵呵，这里面有着很深的学问，以后再慢慢谈吧。

六、重温旧作，印证历史

本文属于推测，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大家如果怀疑我的观点，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应当承认，可供我们平头老百姓用于推测情况的有效信息，总是少而又少的。但也要看到，无论在事理还是在物理、人情方面，千百年来均积累了众多的规律。这些规律经受住了现实的严酷考验而依然宝刀不老。只要我们依托这些基础，并且充分联系实际，可以说，相对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是能够做到的。

这让我想起了本人的一篇旧作。它写于六年前，即2003年初夏。当时，美国刚完成了对伊拉克全境的军事占领，小布什亲驾铁鸟在航母上空悠闲兜风。其时，山姆大叔的霸主势力达到了巅峰，气焰冲天，不可一世。我那时感觉他们下一步有可能会干掉古巴，就随即写了一篇相关的分析文章，发表在网络上。不少网民看了以后，表示质疑，认为美国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

整整六年过去了。前些天偶然浏览新闻，竟然发现了这样一条报道，说老美在2003年中期确曾计划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侵略。但是由于古巴积极备战，最终使得老美知难而退，没能将进攻古巴的计划付诸实施。可见，当年我的推测还是有一定准确率的。于是，不顾灰尘飘飘，在箱底翻出了这篇旧文。附录在后面，供大家对照阅读。

附录一、我在六年前（即2003年初夏）写的一篇分析文章

题目：卡斯特罗主席很可能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

美丽的加勒比海静静无声，它在等待着来自北方美人手中即将扔下的罪恶惊雷的炸响。

在打赢伊拉克这个中东穆斯林国家之后，世人想到的多是美人的魔爪下一步将伸向伊朗和朝鲜。但作者认为，在这两个羔羊之前成为被害者的，更有可能的是古巴。

古巴是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距离美国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的两国却是地理上的邻居，这使得古巴成为插向美国便便大腹的一把利剑，美国早就想除掉它了。过去碍着苏联的存在不敢动手，现在所有的外部制约因素都不存在了，正是其下毒手的最隹良机。在对外战争连续得手之后，现在美国国内制约发动对外战争的力量已微不足道。美国内部的反共古巴移民的不断叫吠以及所谓难民逃奔佛罗里达问题等等，使得美国政客更易于编造发动对古巴战争的借口。

在美军的或者是兰德公司的秘密报告里，我们可以设想它们会列出以下一些有利条件。1，古巴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抵抗美军的大规模攻势。陈旧的武器装备由于经济困难基本上没有更新，军队战术思想与指挥仍为应变力差的苏军模式，古军的战斗力已日趋衰落。2，由于距离极近这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使得美军可以最快捷地调动兵力和实施后勤支援。还有什么能比在家门口作战更有利于发起战争的一方呢？3，古巴孤悬远洋。其友邦本来就不多再加上谁也不敢摸美国的屁股，就是想救援也实在是爱莫能助，最多也就是谴责两声，可这是于事无补的。4，古巴由于多年的经济困难加上反对派在国内的猖獗活动，使得战争发生后民心士气难堪大用。

美国必然发动对古战争这个感觉我很早就有了，大家肯定也有这个感觉。过去美军发动对古战争的顾虑是很大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美军仗越打越顺使国际上谁敢对美国说个不字？死亡率越来越小导致美国人民觉得战争越来越像游戏，好玩又能满足成就感，又有几个人真正去反战呢？一百多年前，美国发动第一次古巴战争的时候，苦于师出无名，竟自己派人去制造了一个借口，和后来的希特勒是一样的。

希特勒为攻打波兰，制造借口说波兰人进攻了德国边境。现在美国人发动第二次古巴战争制造个借口是无须发愁的，它打伊拉克说是为了进去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证据现在连个鬼影子也找不到，但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目的是达到了。对古战争也是一样，美国会编造出不止一个理由来挑起战争。

发动对古战争还有两个人们通常容易忽略的巨大推动力。首先小布什总统已准备竞选连任，如果再打上一仗不仅能以三战总统的荣耀写入美国青史，更会以常胜总统的吸引力为自己的竞选拉来更多的选票。这样的好事情小布什能不干吗？另一个动力是军队的内部，美军不论是将军还是别的级别人员，都清楚战争会更快地晋升他们的军衔与职务，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能战史留名，这样也不辜负了自己职业军人的生涯。所以美军内部对战争的渴望也将意味着发动战争至少在军界不会有太大阻力。

许多人忽视古巴所面临的危险，是在于只看到：美国挂在嘴头上的经常是伊朗和朝鲜。大家不要忘了：于无声处听惊雷。实际上这是美国在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转移世人的注意力而已。伊朗和朝鲜当然会被美国一个一个收拾掉的，但站在伊朗后面的是人数庞大而好斗的什叶派穆斯林，朝鲜背后则是强大的中国，美国决策用兵的时候不能不有所顾忌。即使是先打朝鲜，较大的可能也是先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攻击，之后视情况决定是不是再寻机消灭朝鲜。而对古巴用兵一下子就要彻底干掉，现实地讲，势单力孤的古巴成了美国人今后要干掉的第一个对象。如果我们有一天偶尔打开了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突然间听到看到美军对古巴发起了全面的闪电式袭击的消息，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事情了！

卡斯特罗主席有着宁死不屈的坚强性格，于是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率领最后几个共产党人坚守最后一块阵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古巴的“拉雪兹神甫墓地”会见证到这位高大男人的倒下。这将是全世界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而牺牲的第二位元首，第一位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

附录二、今年盛夏（即2009年7月）刊登在新闻媒体上的有关报道

人民网7月7日电据古巴《格拉玛报》今天报道，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透露，2003年中期美国布什政府曾计划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侵略。

劳尔-卡斯特罗说，“在1962年10月的导弹危机以后，那是我们国家经历的最危险的时期之一”。1962年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政府的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上周在主持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说，但是古巴的防务是更有力量的，“我们避免了战争”。他评估了从2003年起古巴为防务进行的紧张的准备工作，一直保持到现在。

他揭露说，布什加强了对古巴荒谬的经济封锁、心理战和其他对古巴的侵略活动，以至企图发动一次直接的军事入侵。这迫使古巴加紧防务的准备。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建议对古巴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这得到前副总统切尼的赞同。布什不仅同意这一计划。而且要求在短时间内提出一项详细的建议。

对形势的分析再次让在1991年所提出的原则的有效性：“我们一刻也不忽视防务”。面对当时的形势，2003年7月15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在所有的方面增加和加速旨在加强国防的措施。《格拉玛报》强调，从那时以来所进行的深刻的重要总结和未来工作的计划成为那次扩大的国防委员会会议的中心目标。劳尔-卡斯特罗说，面对侵略，为了加强古巴，必不可少的是增加粮食的生产，从经济的观点和保障我国人民在任何外部形势下的生活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任务。加强国防应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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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反思】

甄卫国：新疆事件的政策反思

——兼答对《09建言》的一些批驳

从对策建议的角度进行初步反思，新疆事件告诫我们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要把反对内乱分裂殖民地化作为当前最紧要的一项任务。从该事件既有韶关冲突的前因，又有洋奴热比娅打电话部署并鼓动“要出点大事”的先兆，结果却发生了时间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损失这么惨重的悲剧，不难看出，这与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能联系主张西化卖国的x集团在《宪章》中打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旗帜，妄图使中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殖民地化灾难之中的狼子野心；不能联系他们随后提出的“09决战”，认清新疆事件是这场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此后还会有新的更大的战役的趋势，从而做好充分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不能联系国内外的现实，看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有关系。这说明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说明把反对内乱分裂殖民地化作为最紧要的一项任务会遇到巨大阻力，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二)要极力防止x集团利用党群关系问题兴风作浪。这个事件也像不少群体事件一样表明，党群关系问题确实极其严重，必须格外重视，切实下大力解决。但是，也要防止x集团利用这些矛盾，制造事端，扩大冲突，把局面引向內乱分裂殖民地化。他们喊出“联合左派，推翻政府”的口号，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也是帝国主义“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意图。张宏良教授最近指出：“近30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源的疯狂洗劫，掏空了许多地方的生存资源，摧毁了那里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分裂割据，势必形成流血千里的大混战，死亡人口将肯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战乱时期。”因此，卖国是最大的腐败，分裂是最大的祸国，殖民地化是最大的殃民。这些道理，务必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以免上了x集团的当。

(三)要帮助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同志提高认识。一些左派同志不积极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策动的新疆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严厉谴责，以及对《宪章》和x集团批判较少，相反却对《09建言》和赞同这种观点的同志批判较多，称之为保皇派、投降派，是“穿西服的宋江”等等，证明他们确实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已彻底复辟、我们党已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应放弃哪怕万一的通过路线斗争解决问题的希望，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执政党才行；二是认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不能突出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是认为党内高层根本没有社改派，只能另起炉灶。表面上看，这些观点非常革命，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宪章》把多党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证明复辟没有彻底完成；把打垮西化派作为突破口进行反对资改派的斗争，并不是否定主要矛盾反而更有利于抓好这一矛盾；吴邦国等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绝不能搞多党制；习近平同志最近视察河南省兰考县农村合作社；周永康同志强调政法工作要依靠人民进行群防群治；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组织干部群众唱红歌、读经典、传红讯；陈奎元同志公开揭露有人妄图篡党夺权等，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在用不同方式对x集团进行抵制和斗争。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坚信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同志会提高认识，从而使我们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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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向前：时局大转折与中央决断

继7月5日后，新疆又出现“汉族群众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形势急转直下。7月8日凌晨，“鉴于当前新疆形势”，胡锦涛提前回国。国家一把手因突发事件中断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没有先例的。乌市委市政府和新疆区委区政府的讲话表明，中央对这次事件的认识是清醒的，措施是得力的，处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全国的时局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否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今年年初，反共右派叫嚣“2009年中国政治进入紧急状态”，国外敌对势力公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中共”、“全民大起义”。为此，策划“摧毁中共主要战略目标”，以及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步骤。西藏事件灰烬未散，新疆又硝烟四起。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全国能否乱成一气？　

去年时候，国外舆论说“中国站在十字路口”。他们只看到事情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实质。不管怎样，时局已经表明，中国不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中国人民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两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国历史到了大转折关头，它迫使中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乃至每一个人做出抉择。

治乱属于“谋事”，而国家大事的决断属于“治国”。中央是承担“治国”之任的。大转折临头，建议中央调整政策，重新确定路线，即予决断：

第一，坚决地无条件地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首先是处理好这次新疆事件。如（1）热比娅属于监外执行期间再犯罪，对以热比娅为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罪犯通告逮捕，通报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捕归案；（2）对国内参与组织、策划、实施“7.5事件”的首犯、共犯，实行“从重从快”方针，迅即侦办、结案，绳之以法；（3）胁从不问，予以释放，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再次作案；（4）对不明真相参与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即所谓“利益无关者”进行教育，使之分清敌我，站到国家和人民一边。

这里的“坚决”，是指不要怕这怕那，不要怕得罪谁，特别是不要怕得罪洋人；“无条件”，是指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无论现在和将来，“坚决”和“无条件”，应当是处理任何重大事件的前提。非如此，不能走出困局，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新疆事件只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气焰嚣张的一个表现。30年来，他们欺侮到我们家门口，他们欺侮到我们家里了，我们受了国内外敌人多少窝囊气！那种孤立的就事件解决事件的思维方法是不可取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已声言“摊牌”、“决战”，因而事件——平息——再事件——再平息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说到底，是争取群众的斗争。应当说，我们还是失败了，尽管进行了30年无甚效果的然而是顽强的努力。现在需要决断，需要总体上、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资产阶级造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件的平息，而在于人心的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处理新疆事件还是各地事件或者全国性事件，公道自在人心。要做凝聚人心的工作。

第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改变“走旧上层人士路线”立场。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得解放，翻身做了主人。此后，包括文革在内，西藏一直很稳定。1979年开始“翻烧饼”，搞所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农奴主、领主、旧贵族、头人等奴隶制度下的“上层人士”，纷纷出笼。农奴出身的干部、党的斗争积极分子、劳动模范被掀翻在地，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又重回弱势群体地位。西藏的世道变了。一位从西藏回来的同事对我说，民主改革后是农奴主见了农奴“低头吐舌”（旧西藏卑贱者看见高贵者的一个习惯动作），现在反过来了，是农奴见了农奴主“低头吐舌”。

如此世态，连香港媒体都认为，在西藏应当讲阶级斗争，中共“不算旧账”，使人不知道农奴主的罪恶历史，而中共又依靠旧上层人士。香港媒体的话是很有见地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正是在《纪念西藏农奴解放50周年大会》和图片展览之后，我们的党报竟然刊登一幅照片，解说词是“过去的农奴和农奴主，现在的大学教授和政协委员”的并肩合影。难怪“羊爱上了狼”、“老鼠爱大米”的星星相许之音，成为人民舞台和我党电视台、广播电台久唱不衰的旋律！

时至今日，在大部分藏族人的家里，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新疆库尔班大叔见毛主席的歌曲，仍在维吾尔族人中间传唱。西藏和新疆事件的性质，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暴力，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利用民族、宗教做幌子，分裂统一多民族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西藏和新疆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党内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同被打翻在地各族人民的斗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参与西藏和新疆事件的大部分人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党和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靠山，可为什么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战呢？在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敌人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敌人是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绝不是人民群众的敌人。我们要不要认真反思一下，西藏和新疆事件中“不明真相，被煽动上当的”人，何以如此之众多？何以百倍、千倍于敌对份子人数的普通民众竟然如此轻易地一煽即动、一当即上？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是非常可怕的。

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懂“治国”之道的。在民族地区以总书记身份大放厥词，什么“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出”，什么“在新疆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定权”。谁都知道，一个对马列原著和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对《资治通鉴》等治国典籍一窍不通，对真正的国是国情一窍不通的人，是不可能治理好西藏、新疆的，更何况治理好偌大国家。然而，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却能被设计成党的总书记！你说怪也不怪。

第三，终结私有化的改革，以昌国运。

改革开放第一天起，劈头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是搞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搞私有化的改革？两种改革开放，是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写在七一讲话里的，是算数的。

新疆事件的前台制造者热比娅，正是私有化的改革的宠儿。从一介草民，迅速蹿升至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大老板撑腰，亿万富翁政治上风光无限。全国类似热比娅的无数事例，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热比娅犯了罪，关进大牢，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犯，竟能“保外就医”，运作到美国去。刑事诉讼法规定“保外就医”的条件只有三个：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又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其第一个条件，解释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或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治疗无效的。热比娅是一条都不符合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监外执行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指派专人进行监护。明确规定罪犯不得离开所在区域外出住宿。这些规定，在热比娅那里变成了废纸！“监外”在哪里？在美国；怎么样“执行”？跟布什会面、同达赖合影“执行”。私有化的改革真是法力无边呵。

热比娅的罪恶人生，展现了私有化改革的阶级基础和真实目的。事到如今，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不动摇，坚决摒弃私有化的改革。

第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束私有化改革的“亲美路线”。

那么，究竟什么人能够又为什么把热比娅弄到美国去，布什接见，称赞她是“维吾尔优秀代表”，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农民常说，谁都不会比谁傻五分钟。亲美路线，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也是谁都体会得到的。

热比娅“保外就医”有美国的黑手，西藏事件和新疆事件有美国的黑手，美国黑手，是当代中国的一切动乱之源。在对外关系领域，对中国武力包围的、世界各地对中国起事的、使中国吃亏上当的、制造事端的、没事找事的、逼迫中国就范的，等等，等等，都有美国的黑手。总而言之，美国黑手，是当代中国的一切外交困境或失败之源。明明美国的“巧实力”把中国定为“敌对国”、“假想敌”，对其他国家又打又拉，以最后孤立中国，可私有化的改革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往情深地依附美国，奉行“亲美路线”。事情的严重性正在这里。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存在“亲美路线”问题。早在1946年，当人们尚看不清美国的真面目时，毛主席就指出，美国“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1949年说“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断言“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不是么，这些掷地有声的话，真像是对着今天说的！

既然美国以我为敌，那么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我们应当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就会改变孤立无援的困境，我们的朋友就会遍天下，什么越南问题、朝鲜问题，什么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什么法国问题、欧洲问题，什么印度问题、俄罗斯问题，什么非洲问题、南美洲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把恐美、崇美、亲美的中美关系扭转过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危险之恋却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其实，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任何大风大浪都不可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是从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井冈山时期，“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抗日战争之始，“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在与蒋介石集团的决战时刻，“鈡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大国沙文主义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的紧急关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是何等的壮志豪情！其志其情源归何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力，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敢打必胜的勇气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一个“试探”，那么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已开其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行动，他们决心把我们建国60周年庆典变成埋葬新中国的葬礼。好家伙，天地将摧，昆仑即倒，共产党要完蛋了。这不过是螳螂们蚍蜉们的痴心妄想！

中国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西柏坡”一路走来，“学习马列”、“高举旗帜”，“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近年来，“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世价值”的批判、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学读本”的否定，都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已经开始。

200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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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痴禅师：群众路线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良方

维护民族团结，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信仰

——目前只有“毛泽东”三个字才能够凝聚各族人民

早已没有了期望，所以更愿意当一个看客，更多的时候只是抱怨、发牢骚，而不是提建设性意见，反正提了也没有用。但最近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让人看得心急如焚。我们还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社会的动荡受伤害最深的也是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还是忍不住要建议几句。但这个建议实际上已经说了很多遍了，04年就开始絮絮叨叨的“建议”、“恳请”、“盼望”……，说多了自己都感觉烦。似乎现在再提“毛泽东”三个字，是对当下的不敬，所以只能进“历史”。

但我这里的建议和意见全都是针对现实，实际上我自己都觉得羞愧，因为老僧的建议其实是在利用“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影响力，是很功利的行为，这是我很讨厌这一点。本以为那些吃“智囊”饭的专家学者们能够想到这点，可“肉食者”真的未能远谋，他们除了为自己的利益自己小圈子利益施展乾坤大挪移之外，没见他们出过什么像样的主意。看着眼前中国这一锅热粥，要当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真的不容易。

这几十年来，要说中国什么时候最【强调】团结，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现在”。但强调团结未必就一定知道如何团结，事实上这些年“团结”的成果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结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团结”不是搞无条件的调和，团结是一种状态，而不是过程。团结的过程往往是需要有广义的“斗争”参与其中的。任何妥协都是斗争的结果。只强调妥协而不强调妥协过程中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替博弈双方的强者一方说话。强者是现状的维护者，他们从现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斗争”是弱者改变现状的武器，只有改变了现状，利益才会得以重新分配。只有这样，强弱之间的“妥协”才可以导致团结。所以，任何将“团结”当手段使用的人，其实都是在为强者说话，可以说是助纣为虐。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团结呢？团结有两大前提：第一是要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第二是要有共同的远景目标。对于社会来说，共同的利益基础比较好理解，就是大家都能从经济活动中获取相应的利益，并且与自己期望值的误差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根本的远景目标就是信仰。共产主义曾经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后来这种共同信仰分崩离析，首先从开放的前沿阵地解体，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共同的信仰解体后，各少数民族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于是民族分离运动分子透过宗教等形式，开始撒下分裂的种子。一旦分裂的种子在心中发芽，那么眼中能看到的全是不公，不管你在经济领域内付出多大的代价去安抚，但他们心里的“我们”与“他们”区隔却会越来越大。一旦“他们”被符号化，成为了不公的象征，那么民族和谐就变成了一个幻想。

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这一点必须获得广泛的认同，特别是要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民族才会团结。既然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大家吃一锅饭，经济上相互扶持；既然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就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长辈。

对于经济措施，实际上我们政府付出的很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从来都没有减少过，为了稳定团结，经济支持甚至在逐年的增加，但收获与付出不成比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普遍，如同内地一样，边疆地区的经济政策同样是采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央对对边疆的经济支持大部分落入了少数人的手里。但这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他们会紧密的团结在中央周围吗？事实上，结论恰恰相反，由于经济实力的膨胀，少数民族的“先富”们的政治野心也同样膨胀，这也和内地“先富”们一样。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先富们要想实施政治抱负，对他们来说，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搞分裂。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疆独分子的领导热比亚，不就是十几年前新疆“先富起来”的人吗？因此，我们只能不无遗憾的看到：中央在经济上支持边疆，边疆的“先富”们吸着国家的奶水长大，然后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搞分裂活动。这其实是养虎为患的经济政策，失去群众路线的少数民族政策，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疑问。

另外一方面，要争取少数民族对中华大家庭的认可，必须建立起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共同的理念；另外一种是共同崇拜的人或者物。实际上被崇拜的人或者物，也是某种理念的高度象征。一个群体如果有了共同的信仰，那么在信仰的前提下，这个群体的成员就可以彼此信任，有了信任，那么才可以有高效率的合作，才会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从而才能够最终形成牢不可破的群族团结。横观现实，纵观历史，能团结各族人民的唯一人选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各族人心中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他的名字代表着一个清正廉洁的时代。与他名字相连的是“军民团结如一家”的红军、解放军，而不是现在的贪官污吏恶霸黑社会。更直接一点的原因是：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创造者与维护者。

在民族问题上，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再高明的智谋，都是镜花水月。投入再多的资源，结果都将事与愿违。对于台独、藏独和疆独分子，如果对他们让步，他们将获取政治上的资源，力量得到加强，于是更顽固的坚持分裂；如果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妥协，那么他们可支配的资源更多，力量得到加强，更顽固的坚持分裂；如果对他们严厉打击，他们获得被打压的民族英雄形象，获取更多的支持，政治力量得到加强，于是更顽固的坚持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群众路线，只有让广大的老百姓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这个国家，那么那些独立分子再怎么闹，他们也只是在唱独角戏。那些所谓反华势力，他们在国内也就没有了可以依附的群众基础。

所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施行群众路线的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而“毛泽东”正是群众路线的象征，“人民万岁”是群众路线最震撼的宣言。只是，有人可能已经将“群众路线”放进了历史。如果群众路线已死，那么让我们为它默哀，并顺便为我们自己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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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臻：胡主席不参加会议回国的行动完全正确

——用马列毛主义观点分析新疆暴乱

引言　　

新疆七五暴乱说明中国现在的路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和世界正面临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我国或者向左克服一切危机，创造伟大业绩；或者向右四分五裂，走向毁灭。本文将探讨这个问题。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论述得不一定正确，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转帖。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一、新疆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路线

网友：新华网意大利佛罗伦萨7月8日电鉴于当前新疆局势,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结束对意大利国事访问后于当地时间7月8日凌晨提前回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代表胡锦涛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胡主席都不参加了，看来新疆这次事件是史无前例的严重，你有何评论？

作　者：准确地说，不是“普通事件”，而是“暴徒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已经造成156名群众死亡，1080余人受伤，260余辆汽车被焚，近57000平方米建筑被烧。请对照去年的西藏暴乱就可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因为去年西藏暴乱据当时的统计，暴徒在拉萨市造成包括3所中小学在内的22处建筑物被烧，数十辆警车和民用车辆被焚毁，致使13名无辜群众被杀死、烧死，公安民警、武警战士重伤12人，其中2人生命垂危,国家和人民群众财产遭受很大损失。

网友：为什么今年新疆的暴乱比去年西藏暴乱更严重？

作　者：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路线，不管是去年的西藏暴乱，还是今年的新疆暴乱。如果不纠正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会越来越严重。去年在西藏暴乱后的反思中，人们认识到是胡耀邦等人自以为是地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但是上层只是稍有改良，并没有全面纠正错误路线。错误路线否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会导致每况愈下，最后甚至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

网友：请举例说明错误路线的表现。

作　者：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阶级问题。共产党应该依靠各民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为他们谋利益。这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错误路线依靠各民族的少数不爱国的上层人物，帮助他们欺骗、压迫、剥削大多数人，导致两极分化，大多数人不满意现实，结果产生了危机。第二，对民族地区上层少数民族分裂分子要解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姑息纵容。但是错误路线优柔寡断，“下不了手”。第三，没有阶级斗争观点，认贼作父，以为美帝国主义是我国的朋友。现在拿新疆分裂主义头目热比娅为例来说明错误路线的危害。首先她就是在错误路线中靠黑钱发家的。她从事分裂新疆、出卖祖国的活动和对其处理十分软弱也是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据刘仰文章《疆独分子热比娅与美国》提供的资料(乌有之乡，2009-7-7)：“1995年，《福布斯》捧出了热比娅；1996年，热比娅的第二任丈夫司地克肉孜前往美国”“1996年，司地克肉孜前往美国后，在美国的幕后指挥下，中国新疆境内‘东突’分裂势力的犯罪活动进入一个高潮。热比娅的犯罪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东突’势力叫嚣‘96年动手，97年大干，2000年实现疆独’。此后几年，新疆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由‘东突’分子制造的恶性暴力事件，其中1997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爆炸案，震动了整个中国”“事后证实，刚刚被美国人捧为‘新疆女首富’的热比娅，与其丈夫里应外合，暗中给了新疆境内的‘东突’组织很多资助，被称为‘东突’势力的国内‘钱袋子’。同时，热比娅还利用丈夫在美国的关系，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并配合美国的行动”“1999年，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访问乌鲁木齐，热比娅试图同这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见面，将她抄写的‘告美国人民书’以及其他一些情报资料交给美国人，中国方面将热比娅逮捕”“1999年8月，热比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2000年，热比娅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被判处8年徒刑”“2004年，挪威一个机构授予尚在狱中的热比娅‘人权奖’；与此同时，热比娅在监狱内对自己分裂国家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认罪态度非常好，并因此获得减刑一年；2005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前夕，刑期未满的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释放前，热比娅一再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释放当天，热比娅在美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一下飞机，刚踏上美国领土，热比娅立即背叛了自己无数次的承诺，开始攻击中国；第二天，美国一名高官向媒体透露，热比娅的获释，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交易’；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9月，热比娅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此事不止一次)；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布什还接见了中国的国家公敌——热比娅”。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长期、精心策划，企图分裂我国；而我国却忘记阶级斗争，认贼作父，自掘坟墓。现在，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新疆和在农奴把毛主席当成活菩萨、观世音的西藏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果再不纠正错误路线，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网友：你认为胡主席不参加会议回国的行动正确吗？

作　者：完全正确。这个行动如果是向美帝国主义表明：“你既然要捅刀子，我也不与你‘风雨同舟’”，那么中国和世界就大有希望了，因为这是纠正错误的开始，说明上层并没有被汉奸买办洋奴卖国贼挟持。

二、新疆暴乱的外部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危机

网友：为什么现在会发生新疆暴乱？

作　者：新疆暴乱的外部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在继续发展，迫切希望中国输血，可是我国有所警惕，如开始减持美国国债。我在3月27日发表的文章《美国的软肋究竟在哪里？》有一段话，请你看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美国现在反华动作频繁了。

网友：这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说法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国际社会，包括媒体和政界在内的迅速回应和深刻解读。美国迅速表态反对，俄罗斯支持，学者中各种意见层出不穷。你的看法如何？　　

作　者：我认为周小川的文章是抓住美国霸权软肋的合情合理的远见卓识的作品。这是我2007年写第一篇文章以来就希望看到的最令人高兴的信号，它说明中国对美国说“不”了，所以革命者应该全力支持。我个人认为周小川文章的意义重大。如果打比喻的话，犹如长征时期党中央开过遵义会议后的新行动；犹如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后的新情况；犹如解放战争时挺进大别山后的新形势。如果党中央坚定地这样走下去，那就不是中国被动挨打了，而是美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了。美国欺侮中国，中国反击理所应当，这是它咎由自取。中国向左创造伟业的时候到了！　　

还有一段是：

网友：为什么说“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抓住了美国霸权的软肋？　　

作　者：美国要保持霸权靠什么？靠军力。军力靠什么，靠正义和经济实力。现在美国侵略别国当然没有正义可言。经济实力其实现在也没有了，美国的长期赤字就是经济失去竞争力的证明。那么怎么办？印纸币去骗全世界。如果堵死了印纸币骗财富这条路，那么霸权就是海市蜃楼，转眼就会烟消云散。而且“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是名正言顺的事情，既然是世界通用货币，当然应该只能由联合国发行，世界各国共同得利，怎么能美国一国发行，一国得利呢？　　

网友：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与美国企图维护霸权有没有关系？　　

作　者：当然有，太有关系了。美国要控制全世界，一是农业方面要控制粮食，二是工业方面要控制石油。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这已经众所周知了。打阿富汗表面上是为了抓拉登，实际上你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阿富汗是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阿富汗，西可以进攻伊朗，东可以威胁中国，南可以控制巴基斯坦，北可以阻止俄罗斯南下。伊朗是石油大国，控制了伊朗和中东就控制了各国不可缺少的石油。所以美帝国主义打仗不是像右派傻瓜认为的那样是为了什么“人权”、“民主”、“自由”，而是完全为了控制别国，实现自己的霸权。　　

网友：原来如此，最近我国反对美元霸权，美国狗急跳墙了。你看应该不应该继续反对美元霸权？

作　者：不仅应当坚定不移，而且应当搞统一战线，向世界各国说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剥削全世界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有能力维护正义，现在美帝国主义以我国为主要敌人，我国不下火海哪一个国家下火海？

三、中国和世界正面临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

网友：我国如果不下火海，继续韬光养晦呢？

作　者：那么我国将亡党亡国灭种，这点我已经再三证明过了。

网友：无数事实说明，韬光养晦等错误路线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党亡国灭种的危机。现在我国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作　者：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因此必须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车轮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恩格斯早就指出：“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他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下划线是我加的)你看现在大批资本家在干什么呢？他们除了吃喝玩乐嫖之外，不过是从事一些投机牟利的对促进生产力毫无实际意义的事情，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所谓各种金融投机，期货投机，股票投机等等投机都是资本主义腐朽和资本家已经成为废物的铁证。当代社会，如果没有只会投机牟利的资本家，将会发展得更加健康。　　

网友：可是为什么阶级还存在，没有消灭呢？

作　者：除了有些人幻想发财之外，主要是因为有威胁世界各国自由选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帝国主义存在，每一个美国总统都要宣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铁证。黑人总统奥巴马也不例外，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追思过去，我们上几代人不是用导弹和坦克，而是用牢固的联盟和不渝的信念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你看，美好的共产主义在他眼里与法西斯主义一样了，完全是颠倒黑白。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当今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第一，美国国内极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第二，为了使美国处于金字塔顶端统治全世界，需要帮手，所以先把欧洲、日本等置于它军队的控制之下，然后收买这些国家中的少数人压迫其他多数人，再整个儿当它的走狗，为它火中取栗；第三，对独立自主的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围堵、肢解、打击的做法，制造两国的矛盾，通过收买汉奸后在经济上吸血等一系列手段，必欲除去而后快；第四，在其他不发达国家里培养卖国贼，让其敞开国门(全球化)，向美国输血；第五，在相邻国家之间挑动他们窝里斗以便卖武器赚钱；第六，最终目标使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听凭美国的摆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的吸血鬼。这样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是完全不合理、不合法并且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接受的。众所周知，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应该一律平等；个人不管地域、出身、肤色、信仰、财产、智力、体力等也应该一律平等。全世界的财富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共同创造的，应该被所有国家的人民共同使用。什么样的社会最合理合法呢？就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任何丑恶现象的，人类几千年来早就梦寐以求的，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现在的私有制社会，例如美国，人生下来就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生在大资本家家的；有生在大官家的；有生在大知识分子家的，这些人都是前生前世做好事积了“德”的，因此“命”好。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生在普通人家。你说是私有制社会平等、公正，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平等、公正？

网友：当然是共产主义社会平等、公正了，到了共产主义，人类将永远远离战争、屠杀、暴力、凶杀、抢劫、恐怖、吸毒、卖淫嫖娼、诈骗、谋财害命、巧取豪夺、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等一切应该唾弃的东西，但是实现不了啊！

作　者：现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都如此弱不禁风，靠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替它输血过日子，这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事实证明，我国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错误路线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现在中国和世界正面临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如果我国纠正替资本主义输血的错误路线，那么资本主义的兔子尾巴就长不了了。从历史上看，共产党在延安时力量很弱小，生活很艰苦，但是有识之士却奔走相告，纷纷前往。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果然共产党得到了江山。今天也是如此。美国很强大，但是得人心吗？完全相反，因为它压迫、剥削各个国家，所以在全世界是众矢之的、臭不可闻。在全世界人民看不到光明时，中国如果走对了路，世界上将会出现不可阻挡的追随中国的潮流。　　

网友：看来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人类将前进到光明的共产主义，还是保持人吃人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毁灭自然，毁灭人类自己的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但是我国现在路走得对吗？

作　者：不对，如果改革开放是原来意义上的改善社会主义就对了，可惜变成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结果造成危机四伏，共产党疲于奔命。现在的新疆暴乱就是危机之一，不是疲于奔命吗？毛泽东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四、不是流芳千古，就是遗臭万年

网友：暴乱已经发生，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已经无可挽回，所谓“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请问该如何汲取教训？

作　者：第一要把暴乱的组织者、参加人员和幕后策划者及幕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等情况搞清楚，对相关人员要分化瓦解，甚至策划成我国的间谍，再打入恐怖组织的内部去；第二要把暴乱的惨无人道情景录像后保存备用，今后必定需要广泛持久地进行宣传战；第三调查清楚后要将情况在世界范围内详细公之于众，教育我国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并通缉漏网的和在国外的策划者；第四要宣布参与“七五”活动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为恐怖组织；第五要在美国、德国等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广泛宣传恐怖分子的罪行，教育该国人民，要支持客观公正善意的媒体，打击歪曲事实的媒体；第六要利用一切手段揭露背后支持恐怖分子的组织和国家；第七要对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进行经济等方面的制裁，如查其在华企业的偷漏税情况和非法雇工、残酷剥削等，使外国资本家反对本国政府的反华政策。同时我国应该针锋相对地支持该国的主持正义的力量。第八最重要的是要纠正错误，记住“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要幻想“八国联军”那样的帝国主义会发善心。要做好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上演反华大合唱的最坏准备。

网友：看来要与美帝国主义全面对抗了？

作　者：人家刀都架到你脖子上了，还韬光养晦行吗？

网友：怎么对抗好？

作　者：高举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大旗，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掠夺、剥削全世界。例如面对西方强大的舆论造假力量，我们可以与第三世界国家媒体如半岛电视台等联手反抗，以多制少。我们可以把新疆暴乱真相的录像发给第三世界各国，让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还可以把第三世界各国受掠夺、剥削的真相广为传播，提高各国人民的觉悟。

网友：完全与韬光养晦背道而弛了？

作　者：当然应该这样，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推迟共产主义到来的时间，增加世界人民的痛苦，放弃共产党的原则。现在当美帝国主义把我国逼急了才纠正错误路线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如果上层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么他们将流芳千古，否则我国将亡党亡国灭种，他们将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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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千钧棒：资改派是新疆7.5事件的“内鬼”！

新疆7.5打砸抢烧事件已经平息。现在追究其原因，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件由在美定居的疆独头目热比娅煽动并组织策划的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热比娅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热比娅的确是罪孽深重，事实确凿，即使枪毙她100次也不解人民群众的心头之恨！　　

但热比娅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她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号召力、组织力组织成这么庞大、这么严密的一个反革命战役？　　

想起1948年的淮海战役，华野和中野60万人歼灭国民党80万反动军队，战场在解放区。国民党军队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是瞎子，是聋子，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解放军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数千万人民群众都是解放军的侦察兵。解放军想在什么地方打敌人就在什么地方打敌人，想在什么地方消灭敌人就在什么地方消灭敌人。结果是60万消灭了80万，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淮海战役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　　

再看新疆7.5打砸抢烧事件，在几乎同一个时间内，发动成千上万人上街搞打砸抢烧，竟没有一个人向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报告情况，使政府和公安部门完全处于无备状态，造成如此重大伤亡，　　

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干什么去了？　　

人民群众为什么不去报告？　　

人民有意见，人民心里有气，人民不高兴！　　

热比娅在群众中有狗腿子。这一点并不奇怪，他们是一批死不改悔的反动分子。他们应该受到镇压。但这批反动分子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人民的眼睛。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愿意不愿意、积极不积极将这批反动分子的实情告不告诉你。　　

事实证明，在这次新疆7.5事件中，人民群众对新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积极，不热情，不主动。　　

我们为什么说资改派是“内鬼”、“ 帮凶” ，原因就在这里。　　

资改派的政策，造成了内地与外地、沿海与内地人员间的经济利益的极大悬殊。不但在新疆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高低十分悬殊，即使是内地人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的收入之差也高得惊人。这种不正常，为藏独、疆独分子造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口实。　　

资改派的政策，形成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为人民群众深恶痛极的腐败分子。这些腐败分子，有的已被揭露出来，有的还在残害百姓，而且还在张牙舞爪。　　

资改派的政策，在迅速拉大贫富差别，现在是富人富得流油，且为富不仁；穷人穷得在温饱线上挣扎。贫富之差，让一部分人精神麻木，另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这是必然的。　　

资改派的政策，在精神上让人们无所适从。以前，党和人民政府希望人们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为人类共同利益心甘情愿奉献自我。现在，时新的是“一切向钱看”，“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光荣” 等新观念，人们信什么呢？信钱！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适从，宗教势力必然乘虚而入，社会动荡就必然出现了。　　

所以，在平息新疆7.5事件时，我们在积极抓捕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时，请不要忘记资改派这个“内鬼” ，因为消除了内鬼，热比娅和她的死硬分子必然暴露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小丑是跳不高、藏不住、逃不了的。国民党80万匪军在淮海战场上被华东军民灭了个净光，小小热比娅算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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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革命：只有红色中国才能避免民族分裂

记得去年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拉萨“3.14”事件的报道时，知道有18人被杀，已经难以掩饰心中的悲痛，曾经我很不明白我们的祖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而就在昨晚，在中国一个省会级的大城市，在大街上，140人被杀死、828人受伤、260辆车被砸、203家店铺被烧……这不是人间，这不是地狱，这是“人间地狱”！我们当然沉重悼念那些无辜死去的生灵，我们当然强烈谴责那些残忍的暴徒，可是仅仅这样能行吗？

所有的爱国的中国人都要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切？

引用去年达赖喇嘛说得一段话：现在中国实施“共产主义”，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农人、工人都活得很辛苦。现在中国是“共产主义”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矛盾的。中国革命是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但最近中国实质上是实施资本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吧。

达赖喇嘛是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50年前他反对毛泽东领导的民主革命狼狈逃亡印度。这样一个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双重反革命”竟然把当今中国资改派称为“反革命”！

新疆乌鲁木齐的暴乱是去年拉萨暴乱的一个翻本。我们可以称那些暴徒为“恐怖分子”，可是新疆广大的维吾尔族同胞会认同吗，谁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痛苦的发现，这些暴徒明摆着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禽兽，可是谁能否认他们在维族人中是有一定地位的？民族矛盾激化到了这种程度，是谁造成了这一切？

是资改派！

这是资改派祸国殃民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再任由这些官僚、资产阶级、洋奴学者“铁三角”继续闹下去，总有一天国家将会四分五裂！

民族矛盾掩盖下的其实是阶级矛盾！毛泽东时代，由于实行的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不再受到反动阶级的剥削压迫，各族人民的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和睦相处，共同走上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可是，自从私有化市场化以来，汉族广大人民和少数民族同胞深受官僚资本残酷的剥削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利用阶级矛盾来激化民族矛盾，终于酿成了一个又一个骚乱。

以西藏为例。自从把达赖反革命集团驱逐出西藏以来，百万农奴翻身当了主人。那些以前作威作福的喇嘛失去了统治地位，对革命自然怀恨在心，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不敢反抗，否则将被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候，老百姓念的不是佛经，而是毛主席语录。西藏的广大翻身农奴知道是毛主席救了他们，他们认为毛主席才是真正的神，于是他们都把毛主席的画像放在家中。在毛泽东时代的西藏，因为实行的是红色政策，佛教的神坛被推翻，没有阶级矛盾，老百姓真心拥护共产党（毛主义），怎么可能闹分裂，闹藏独呢？达赖喇嘛在印度根本无法影响到西藏人民。然而资改派的黑风吹到西藏之后，就像内地的“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一样，那些被打到的喇嘛重新崛起，红色政权逐渐褪色。更可恨的是，还花巨资重新修复西藏大小喇嘛寺，一直持续到现在。造成的后果就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达赖势力重新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广大藏民把他们的辛苦的积蓄供奉给这些装腔作势的和尚以求福报。在这种背景下，达赖势力卷土重来，成为西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看到了资改派不得人心的反动政策，利用老百姓对资改派的不满，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于是从80年代到现在，受达赖影响的藏独势力一直兴风作浪，一个又一个暴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新疆也是如此。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新疆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维族农民们分田分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过上自由民主的新生活。而“东突”分裂主义头目惶惶如丧家之犬，逃亡海外。各族人民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洗礼，坚决捍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分裂势力几乎销声匿迹。在共产党（毛主义）红色政策领导下，各族人民平等幸福地生活，《我们新疆好地方》就反映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热爱。然而，资改派在新疆，各族人民深受贪官污吏、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特别是在南疆更甚。很多维族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流浪到内地以靠当小偷和卖羊肉串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部分维族同胞到南方的血汗工厂给资本家打工，受到资本家的压榨，6月26日爆发了韶关群体斗殴事件。由于资改派的腐败无能，80年代以来，极端伊斯兰思想卷土重来，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阶级矛盾煽动民族仇恨，在新疆发动一个又一个恐怖袭击，最终发展成了乌鲁木齐7月5日的死伤千人的大屠杀。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维族库尔班大叔骑着小毛驴上一路坎坷到北京只为要见一见毛主席。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失去父母，在巴依家的羊圈里度过童年。为挣脱被奴役的生活，他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生存。后来妻离子散，他独自度过17年野人生活。新疆解放后，库尔班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用他的话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藏族艺术家才旦卓玛当年用饱蘸深情的歌喉来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什么？因为幼小的才旦卓玛是靠给农奴主放牛牧羊来维持着艰辛的生活，是翻身后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她艺术生命！她看到过西藏农奴的辛酸生活，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她自己。

现在的维族和藏族同胞还会有这样的感情吗？！

这30年来，在贪官、奸商、学霸、洋奴、精英的统治下，中国各族人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少数民族同胞也轮回到痛苦的过去，他们也要反抗！

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猖獗的根源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他们利用少数民族同胞对资改派的反抗搞独立运动，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分裂势力将会继续壮大，国家分裂将是迟早的事情。

只有废止市场化私有化，只有红色的中国可以避免民族分裂，只有红色的中国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一统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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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祖国强盛：热比娅为什么就能够鼓动起这么严重的暴力犯罪

根据主流及其媒体宣传，乌鲁木齐“7·5”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改革开放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实惠，我们有能力和信心保护祖国的统一，我们有能力和信心维持国家和平与稳定！

境内外“三股势力”不费吹灰之力，就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的确令人痛心。不过，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问，境内外“三股势力”为什么能够轻易地策划和组织起这么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里就策划和组织起这么大规模的暴力犯罪。那么，中国现行的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年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库尔班·吐鲁木为什么不顾周围人们劝阻，一定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因为他知道，是毛主席共产党把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人们不禁要问一问，今天的新疆人民还有没有当年库尔班那种对于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假如说，如果新疆人民还有当年对于共产党的那种感恩之情，今天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再怎么鼓捣，还能不能达到他们邪恶的目的吗？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巴依(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新疆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维族农民们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成为了共和国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库尔班从小就成了孤儿，童年是与地主家的牛羊一起度过的。成年后，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库尔班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新疆解放了，库尔班大叔才知道，是毛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用他的话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毛泽东时代的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关系特别融洽。边疆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样，发自内心地热爱共产党毛主席。他们是无缘无故的吗？当然不是。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心里明白，他们的苦难，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结果，是毛主席共产党砸碎了他们身上的铁锁链，让他们不再受官僚贵族及地主的剥削压迫，更由于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真正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他们从此再也不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各族人民亲如兄弟，他们之间和睦相处，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共同走上了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样的情况，叫老百姓怎么不真心实意地拥护热爱共产党拥护热爱毛主席。

当年，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毛泽东时代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平等的和谐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志，是兄弟，是亲人，亲不亲，阶级分，而不是民族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和追求，他们能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西藏、新疆解放后，之所以各民族广大群众衷心地感到共产党好，毛主席亲，就在于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给了他们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让他们感到当家作主的自豪，让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环境里，任何分裂势力都是不可能有市场的。

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掀起了一股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复辟狂潮，组织起来了的农牧民重新分田单干分牧单干，分田单干分牧单干的结果，翻身了的农牧民重新回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成为了一盘散沙，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农业水利设施农业机械化被破坏，农业重新回到望天收的局面(在内地，许多地方分田单干以后也只能望天收，在新疆这样高度干旱缺水且蒸发量极大的大西北，水利设施一旦破坏，后果只能更加严重)，过渡放牧造成草场退化沙化，大量的国营集体企业被搞垮出卖，成为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我们的民族政策由团结依靠大多数人民变成了团结倚重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和少数先富起来的少数民族富人，少数民族同胞和汉族广大人民一样，从国家的主人沦为了弱势群体，广大的维族中下层平民和汉族平民一样被边缘化，成为无依无靠只能自己找食的孤儿，再一次深受官僚资本及外国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压迫奴役的对象，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很多维族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流浪到内地以靠卖羊肉串甚至当小偷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人民又一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胡乱邦全面否定了毛泽东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西藏，他以“落实统战政策”的名义为以前骑在广大西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领袖“拨乱反正”，并请进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佛协等官方机构享受高官特权，相对应地，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则重新成为弱势群体。他还花巨资重新修复西藏大小喇嘛寺，强化了宗教的社会存在，强化了一度被弱化了的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及活佛的地位。然而，这些旧贵族、农奴主、宗教领袖曾经失去的统治地位的恢复，并不能感化他们，他们对革命依然怀恨在心。正是胡乱邦的胡作非为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从根本上颠覆了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心中的印象。

毛主席让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可是，改开“精英”却像疯狗一样地反毛非毛，这些疯狗这样做把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什么了？当愚民？以为自己不知屎臭不知饭香，广大的各族人民群众就同样不知？这些疯狗的作为，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心中的形象，还让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顿时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变得无所适从。尤其是，边疆和内地一样出现的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严重的两极分化，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大量存在，更是让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感觉又回到了旧时代的岁月，这显然为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阶级矛盾煽动民族仇恨提供了充足的土壤。既然共产党不能够保障穷人的利益，不能够为穷人提供财富提供生活保障，分裂势力的几个小钱，就必然会具有极大诱惑性，就能够让无所适从的老百姓为他们卖命。这才应该是新疆7.5事件能够爆发的根本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改开教扶植富裕起来的热比娅，丝毫也不知道感恩戴德，反倒成为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暴力恐怖势力这所谓的三股势力的总代表，这简直是给了自掘坟墓的改开教一记响亮的耳光。

新疆7.5事件，表面上是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实质上不是，实质上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如果不是改开教导致边疆地区和内地一样产生大量的热比娅冷比娅，导致少数人重新骑在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导致多数人生活艰难，导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空前尖锐激烈复杂，7.5事件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味地把7.5事件推在国内外分裂势力的头上，而看不到它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只能掩盖起不该掩盖的自身的失误，只能让错误的政策继续祸国害民。人们相信，在众多的参与者中，虽说他们事实上帮助了分裂势力，但他们参与，便不是要分裂国家，而只是为了发泄，所以，是不能把所有参与者都说成是在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过分突出或夸大渲染分裂势力实际上是在渲染民族矛盾。过分渲染民族矛盾，显然是极大的错误，它只会无端增加人们心里的民族隔阂，如果众多的参与者并不是要分裂国家，他们参与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气，可是，硬把他们说成是分裂势力，只能把他们推向敌人的怀抱(某种意义上，7.5事件后大量汉人上街，未必不是这种渲染的副作用)；过分渲染民族矛盾，只会事实上掩盖越来越突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分裂势力正是利用阶级矛盾(亦即人们对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大量严重的腐败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的不满)来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的，过分渲染民族矛盾，只会事实上帮助分裂势力。

当然，人们也丝毫不能否认，7.5事件的发生，确实是国内外分裂势力利用阶级矛盾从事分裂国家的分裂活动的结果，但是，热比娅的背后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7.5事件是根本发动不起来的，是不可能发生的。7.5事件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同西方帝国主义矛盾和斗争的反映。但是，人们还应该看到，7.5事件的爆发，亦是有它必然性的另一面，就是说，即便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势力，7.5事件这类事件迟早也还是要发生的，只不过，它不会是打着分裂的旗帜，而是反腐败反剥削反压迫要公平要平等的旗帜，否则，人们就不能解释，内地为什么会发生那么众多的群体事件。

民族矛盾掩盖下的其实是阶级矛盾！看不到7.5事件是阶级矛盾的反映，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只能助长民族分裂势力，这是国内外反华势力所希望的，这样做，也是化解不了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的，新疆7.5事件的爆发，正是一些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利用阶级矛盾来激化民族矛盾的结果。所以，中国要警惕的，是国内外反华势力进一步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制造民族分裂。

某种意义上,今天新疆发生的一切，是改开教自己酿下的苦果。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热比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并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05年3月，就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前夕，刑期未满的热比娅因“认罪态度较好”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并在美国外交官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实际上，热比娅的获释是中国对美国作出的政治交易，意图以此缓和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但刚踏上美国领土的热比娅立即背叛“不再做分裂国家罪人”的承诺开始攻击中国，于06年11月担任所谓“世维会”主席，于07年6月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接见，布什更称赞热比娅为“民族斗士”，从此热比娅被美国“培养”成为与代表藏独的达赖比肩而立的疆独领袖。由此可见，中国释放热比娅的举动完全是上当受骗的“放虎归山”，为目前一系列的疆独暴乱埋下了祸根；此外中国只是执行片面的“打击三种势力”政策，却对支持、操纵这些分裂组织的总后台——西方反华势力一味地姑息绥靖，在实际上导致各种分裂势力有恃无恐、越加猖獗。而欧美反华势力正是利用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失误，无所不用其极地持续进行各种分裂、颠覆中国的侵吞行径。　

过分地虚假宣传什么私有化市场化给新疆人民带来的实惠，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它只会徒增人民的反感。私有化市场化没有给内地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带来实惠(当然，说完全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也是不对的。得了实惠的人自然是有的，那就是官僚买办，少数学者知识精英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等铁三角)，打死我也不相信，它却居然能够给新疆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实惠。新疆的真实情况究竟怎么样，新疆人民的生存状况究竟怎么样，人们从这些年维族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颠沛流离，大量地流入全国各地靠卖羊肉串有的甚至不得不靠当小偷为生的情况，是多少可以了解的。如果私有化市场化真的“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实惠”，他们会至于如此颠沛流离吗？如果私有化市场化真的给新疆人民带来了的实惠，7.5事件恐怕也是不可能爆发的。

电视和网络媒体等等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我们有能力和信心保护祖国的统一；我们有能力和信心维持国家和平与稳定！人民当然希望这是真的。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发生那么多的官民对立事件就应该只是子虚乌有，应该只是一场恶梦才对，如果真是这样，今后的中国将不可能不会天下太平，可是，事情真的如宣传的那样吗？

此次新疆暴乱无疑是一声惊世警钟，各族同胞的鲜血与生命将促使人们从“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太平盛世”的梦幻之中猛醒过来。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反华势力并不以中国成为完全丧失主权的在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全面倒向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为满足，而是务求彻底肢解中国，令中国成为对西方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多个小的政治经济附庸。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就此彻底扭转当前“经济至上”及屈从西方的内外政策，并从“独立自主”的精神层面，站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与人民幸福的历史高度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那么中华民族的劫难真的就要再次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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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剑：由疆独暴乱说起——卖国主义是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总根源

横向的看待一系列问题，把近年来看似不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会产生一些疑问：08宪章是什么时候抛出的？私有化在这个时候都遇到了那些障碍？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从奥运到汶川地震，普世价值是怎么配合出炉的？再往前看，热比娅是怎样成为新疆首富的？又是怎样从一个首富变成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一系列金融卖国行为的背后为什么总有普世价值和08宪章的影子？

从新疆暴乱、西藏暴乱事件上再联系到上述这些疑问，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个清晰的路线，一个卖国主义所走过的道路。让一个民族分裂分子当人大代表，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热比娅身上，而是出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党章的规定——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这一点虽然已经被某些高官下意识的遗忘了！但目前这条原则最起码还没有完全从党章里删除掉，纵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也罢，总而言之还白纸黑字的留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这个名头，这就有理由给某些在境内，特别是在党内暗中支持分裂活动的人提一个醒，你们不要太猖狂，更不要得意的太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天到了给你们拉清单的时候了！早在80年代初某些卖国主义分子就已经着手动摇“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这个根本性问题了，他们跑到新疆西藏，巴结和扶持一大批旧贵族就封建黑恶势力，他们是一起起民族矛盾和分裂主义祸根，中国的问题，不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卖国主义的问题。

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应该高度警惕那些企图把热比娅和东突问题引向民族宗教问题的人，这些人要么是一些心怀鬼胎的人，要么是深受蒙蔽的人。热比娅、东突以及达赖分裂问题，归根结底是不择手段的卖国主义对最广大爱国主义人民进行的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今天无产阶级不搞阶级斗争了，但是资产阶级以及旧封建黑恶势力却一刻没有放松阶级斗争，最近茅于轼提出口号“穷人是灾难，改革应由富人和精英掌舵”，这就是典型的阶级斗争，他们表面上不搞，背地里却在踏踏实实的搞，这个阶级斗争就是一场以不择手段的先富卖国汉奸主动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分裂事件频频发生，愈演愈烈，7.5事件是个分水岭，如果大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7.5事件已经在新疆百姓心中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如果没有妥善的办法，也许不久的将来，新疆大批汉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将发生大逃亡，年轻人和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将不会选择留在新疆，这将是一场灾难的刚开始，而这场灾难的根源就是当年胡耀邦的少数民族乱政——妄图讨好和巴结封建旧贵族势力借以扶持自己的地位，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日渐严重的分裂主义势力的根源！

乱政所到之处，暴乱和分裂不止，不仅是维族有这些问题，藏族地区也有这些问题，而且在汉族内部也存在这些扶持旧封建贵族势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有共性的，乱政和分裂主义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不仅有热比娅这样的人，内地刘涌、吴天喜、黄光裕等震惊中外的丑闻和热比娅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不仅他们发财的手段和热比娅有着惊人的类似，他们的仕途之路也和热比娅几乎相同，所不同的是，刘涌、吴天喜之流勾结了黑白两道，黄光裕则拉拢了一大批高官，而身为维族的热比娅去勾结东突分裂分子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表面不同，但性质完全相同！这些问题说明，只要执行了私有化买办卖国主义路线，就必定会导致国家发生分裂，就必定会出热比娅这类投靠境外敌对势力的人，这是历史规律，从清末到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开始，中国就是沿这条路走下来的，这股具有深厚的文化传承的顽固反动势力，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消灭他们，但是如今，社会主义私有化泛滥，卖国主义分子交合上了封建主义旧势力、勾结了西方颠覆势力，这些合力在一起，就必然演变成一场极具破坏力和传染力的社会灾难。

卖国主义分子是首富黄光裕腐败窝案、力拓卖国窝案、稀土卖国窝案、建行贱卖窝案、平安卖国窝案、刘晓波叛国案、汉奸日本狗奴马立诚流氓案、恐怖大亨热比娅、嗜血恶魔达赖分裂案等等的幕后总后台！！这样的话要说一千遍，一万遍！卖国主义分子在哪里？在党内，在某些披着共产外衣的汉奸团队里面，要告诉所有爱国的人士，要让大家认清他们是一伙内外勾结遥相呼应的卖国主义分子，他们不是左派，他们也不是右派，他们不是社会主义，他们也不是资本主义，他们是卖国主义！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其实他们也并不信仰资本主义，他们只信仰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卖国主义！从私有化到推广普世联邦制再到挑起民族矛盾制造国家分裂，到处都能见到卖国主义的影子！要让大家认清卖国主义嘴脸！请大家想想，热比娅是以什么名义给赖斯递上的材料？她被判刑后又怎么会轻而易举的从一个几乎形同虚设的“主权独立国家”的边防逃离出境的？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何热比娅与x女士的待遇会天壤之别，一个保外就医逍遥法外，一个却因纪念主席而身陷囹圄，堂堂国门，可严可松，对叛国卖国主义松，对爱国主义则要绞杀干净，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可以轻松飞往美国保外就医的“自由民主”人士，他们到了恐怖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国内的卖国主义路线的人暗地里就非常乐得看到他们纠合在一起大搞反华分裂活动，这些活动其实就是对党内走卖国主义路线的人一个巨大的支持！这是对私有化不成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是对中国人民因为不答应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所采取的一场恐怖主义威胁，卖国主义私有化是这些问题的总根源！由于中国走了资本主义私有化路线许多年，如今到了那些靠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的人把他们的非法财产公开化、合法化的时候了，但是他们却遇到了国家宪法和党章这个门槛，于是执行不了私有化，他们就搞阴谋活动，搞分裂、搞屠杀、搞暴力事件，翻开历史看看，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祖传秘方！——即便无产阶级不闹革命了，资产阶级也要闹革命，即便无产阶级放下武器投降了，资产阶级也绝不会放下武器，他们依然会举起屠刀！中国发生的分裂主义恐怖活动吹响了全面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是赢是输，全看人民觉醒了，私有化卖国主义道路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国家分裂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严重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偏离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的必然结果！从疆独、藏独以及汉独（台湾）事件中可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施行资本主义私有化路线，早晚要走上分裂和灭亡的不归路！

从私有化开始，到钓鱼岛南沙共同开发，到炸大使馆、到废除汉字、到普世价值、到《08宪章》、到他们放出风来绞杀毛左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能看到国内汉奸卖国贼与美国、日本和台湾国民党的影子，他们几年来一直不辞劳苦的鼓噪什么大陆汉族倍受少数民族欺辱，号召驱逐少数民族恢复大汉天下，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跑到少数民族哪里说汉族侮辱他们，号召少数民族驱逐汉族回复他们的领地，他们这样两边挑唆的做法屡试不爽，这是美国颠覆一个不屈从于自己的国家所惯用的看家本领，所有这样做的组织都不同程度的能够从美国领到赏钱，这些组织身后不仅仅有国民党的身影，有美国在大陆、台湾的身影，有阴魂不散的日本狗皇的身影，也有东突和藏独的身影，他们虽然喊出杀汉灭回的口号，但他们绝不会去杀卖国主义败类，他们不会去屠杀那些逃往在美国卵翼下的所谓联邦普世自由的汉族人士，他们更不会去屠杀所有执行私有化卖国主义路线人，不管他们是汉族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他们只会去屠杀哪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从去年拉萨暴乱到今天的新疆暴乱，大家可以清晰的认识到这些打手的嘴脸，不管他们喊着什么口号举着什么旗帜，他们最终都无一例外的变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私有化革命”的街头打手，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私有化革命只有在新疆独立、西藏独立、台湾独立、普世联邦的条件下才能更好的完成，就像苏联解体和东欧分裂一样，中国需要像他们那样搞一场分裂运动——私有化才能够顺利达到目的，这是他们的终极理想和目标。所以他们必然的走在了一起，他们必然狼狈为奸，他们也必然共同投靠在一个主子的卵翼下保护——那就是美国！从80年以来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步骤有计划分工协作的，这说明党内走资本主义私有化路线的卖国主义分子和境外分裂势力相互默契配合，他们是一系列国家分裂和血腥屠杀暴力事件的共同谋划人，今天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四面楚歌危机四伏，把他们卖国主义清单拉出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清算卖国主义总账的时候了，清算他们私有化卖国主义分子的罪行，是清算美国安插在中国的汉奸走狗卖国贼的时候了！党内出现的卖国主义分子，是热比娅、达赖、民运分裂分子等的总后台！！这个总后台不倒掉，卖国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和民族尊严以及经济独立就永远不可能完成，中国就要永远这样殖民主义下去，200年，300年，直到这个民族彻底从地球上消亡！中国从7.5事件开始，已经全面进入到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卖国主义共同实施56个民族分尸盛宴的时刻了，在这场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我们要把“卖国主义是国家灾难、民族灾难、个人灾难的总根源”这句话讲一千遍一万遍！这一代讲，等下一代即便变成亡国奴了还要讲，世世代代的讲，要号召56个民族共同追讨汉奸卖国贼的卖国主义罪行，大家要认识到，卖国主义隐藏在内部，他们比叛国主义更恶劣，更隐蔽，更凶残！他们是中华56个民族世世代代子孙的共同敌人——对卖国主义分子，要世世代代追讨他们的卖国主义罪行，这一代追讨不了就下一代，直到卖国主义彻底消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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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左到杀左】

张宏良：从反左到杀左——是谁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

就在水火先生发表文章担忧中国发生反革命大屠杀的同时，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便开设了屠杀左派讨论专栏，请大家注意，是屠杀左派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是打压左派（文章后附有屠杀左派讨论地址），虽然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大屠杀，但是在媒体上公开讨论屠杀左派，甚至连具体屠杀方式都在公开讨论，在世界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讨论主办方的主贴很简单，仅仅只有下面几十个字：

“不是腐败，不是房地产，不是医疗改革，不是教育，不是不公和贫穷；关键核心点，是毛左和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这点不只在凯迪上，引申到国家层面亦是如此！”

讨论主办方认为解决上述问题、摆脱经济危机、寻找改革突破口的出路同样很简单，就是下面的：

“封乌有，清算毛，唯有如此，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有再生的希望！”

“作为对大领导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化解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目前内部矛盾的唯一转折机会，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

讨论主办方提出了以下三种具体的清算、狙杀方式：

一是查封乌有之乡代表的左派网站，即“封乌有”。

二是杀掉“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他们统计“中国网络上的毛左分子也就几百个，占着各大论坛，强奸和要挟民意，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先杀掉其中几十个，认为“杀死几十个人，可化解中华民族60年来亿万人民的心结，这是必须的”。“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

三是杀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他们“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杀）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这点看上去很难，但是唯一救这个民族的办法，并彻底解毒！毛新宇可能是个假货，要DNA确定一下，不是毛的儿子的话可以放过！”，如果是毛的后代则必须杀死。

诛杀毛主席直系亲属的理由与那个街头流氓李悔之的说法完全相同：“有资料显示，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给毛直接或间接整死的人至少在7千万以上，这还不包括49以前诸如延安整风等。起码有5000万的家庭，和毛之间，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这种仇恨常规的言语来形容都是苍白无力的，当然，我们现在需要用法律，来做个了断，需要大领导支持！”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毛主席全部亲属呢？讨论主办方说：“秦王残暴，天下人反之，项羽族其50多个子女，故秦始皇无后，历代再无君王敢效仿秦。毛说他比秦始皇更厉害100倍，他做到了。但是，汉民族弱化了，竟然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弱，如果没有邓公和接下来的领导（“接下来的领导”这句话是指江泽民，后面所谓“邓公眼拙，看错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那句话是指胡锦涛），这个国家的仇恨更深，也许现在已经彻底沉沦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早点解决吧，把余毒清掉吧”

“毛家后人必须付出代价！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毛左将从此灰飞烟灭，大汉民族可走上正轨了。在毛下暴令的时候，他后代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无可挽回，杀了后，后世再无人敢做此残暴之事！”

“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再次腾飞的大旗。”

讨论主办方十分明确地宣布这次讨论的目的就是：

“为国家，为大领导出谋划策”，“杀毛左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改革突破口”。 “这些毛左，是特殊材料做的畜生，不算人” 所以杀毛左并不违反人权，“此事可以救中国!”

讨论期间，主办方多次强调这位“大领导”的难处，要求大家为这位“大领导”出谋划策，帮助这位“大领导”诛杀左派，并且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位“大领导”不是指国家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还抱怨“邓公眼拙，看错了人，此人掩盖毛的罪行，造出了许多小毛左”。也难怪他们抱怨胡锦涛，上任后最先去西柏坡参观的是胡锦涛，今年春节上井冈山过节的是胡锦涛，指示为毛岸青一个普通干部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举行隆重葬礼的也是胡锦涛，又怎么可能指望胡锦涛下令诛杀毛泽东全家呢？所以目前只能寄希望于这位“大领导”出来彻底清算毛左，诛杀左派和毛家。或许有人会问，“大领导”不是最高领导，如何屠杀左派和毛家？当初发动“4.12政变”的蒋介石也不是国民党最高领导，所以才称为是政变，但并没有妨碍蒋介石发动大屠杀；或许又有人会问，“大领导”不掌握军权，怎么诛杀左派和毛家？当初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消灭共产党，并不是依靠军队，而是利用法庭和刑场公开合法地屠杀和镇压了德国共产党人。

中国20世纪就是在晚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的大屠杀中开始的，然后是北洋军阀的大屠杀，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屠杀，再后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屠杀。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竟然又有人在呼吁和策划大屠杀，并且是在全国著名网站上公开呼吁、公开策划大屠杀。

在此，人们最想知道的就是，呼吁和策划大屠杀的是什么人?他们要杀的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此时此刻提出要进行大屠杀？

一，呼吁和策划大屠杀的是什么人？

看到这个屠杀左派和屠杀毛家大讨论，让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可能是极个别极端右翼分子捣乱。但是认真一想感觉不对。凯迪网实行审帖制，所有发帖需经网络管理员审查才能发出，并且所有发帖者都需要进行身份注册，不像新浪网这样可以匿名跟帖，无需审查就可以随意发出。而这个屠杀左派大讨论不到24小时便点击过万，跟帖数百，其中许多跟帖还被凯迪网络管理员删除，说明绝不是个别极端右翼分子个人行为。

那么，发起屠杀左派大讨论是不是凯迪网的立场？答案同样应该是否定的。虽然凯迪网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网站，通常被称之为右派网站，与左派特别是与毛派共产党人势成水火，政见截然不同。但是，凯迪网的政治旗帜是自由民主，不可能公开呼吁屠杀不同政治派别，公开败坏自己的声誉。然而，这个屠杀大讨论确实又发生在凯迪网上，如何解释这个矛盾？估计关键就在于屠杀二字。假如所讨论的主题不是屠杀左派，而是打击和镇压左派，则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家影响较大的门户网站上。而现在讨论的是要屠杀左派，特别是要杀光毛家所有后代，显然这样的讨论在新浪等四大门户网站根本行不通。许多网民都还记得，去年邓家大公子在新浪网上仅仅骂了一句“文革浩劫”，便立刻招来十多万个驳斥的跟帖，如果再在新浪网上讨论把毛主席全家杀光作为改革突破口，估计主办方肯定会被搜索出来，甚至背后那个“大领导”也会被牵连进去。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既要释放大屠杀的信息，又不能在新浪网等门户网站上释放大屠杀的信息，于是便选择了凯迪网。凯迪网和乌有之乡是当今中国一右一左影响最大的两个网站。特别是这两个网站的读者都是交叉的，一般凯迪网的读者都知道乌有之乡，乌有之乡的读者也都知道凯迪网。凯迪网和乌有之乡之间重叠的读者关系，决定了只要把屠杀左派和屠杀毛主席后代的信息放到凯迪网上，左翼人士以及许多敬仰毛泽东的群众就一定会知道，自然能够对左派起到警告和威慑作用。这大概就是选择凯迪网的主要原因。

至于凯迪网为什么要被迫充当大屠杀信息传递的平台，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大领导”已经在考虑诛杀左派和毛主席后代了。并且同时还在警告许多老干部老同志不要反对，因为这个诛杀令是“邓公、万里留下的锦囊”。关于这个所谓锦囊，2007年网络上就吵嚷过一番，当时有人以这个锦囊为依据，大骂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不听邓公的话，没有按照邓公留下的锦囊彻底清算毛泽东。现在中国右翼集团又拿出了这个所谓锦囊，并且还不是一个邓公锦囊，而变成了邓公和万里二个锦囊，作为实行大屠杀的依据。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锦囊？胡星斗等反毛学者说是有，李悔之等街头流氓也说是有，眼下这个公开策划大屠杀的“大领导”的秘书还说是有。有没有这么一个锦囊的关键在于，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锦囊，那么策划大屠杀的帽子，便实实在在地扣在了他们声称的二位头上。在此，我们看到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实报应，这些口口声声崇拜邓公的伪自由派，在陷害邓公方面，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邓公彻底推入了万劫不复的道义深渊：如果真有这个锦囊，他们不仅不替邓公保密，反倒四处张扬，把屠杀左派和屠杀毛家后代的罪名强行安在了邓公头上；相反，如果没有这个锦囊，邓公则更加不幸，完全是被凭空栽赃。可怜邓公一世雄豪，最终却毁在了打着他旗号的徒子徒孙手里。

虽然发起屠杀大讨论的人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但是他们的语言称呼和所用资料，已经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其真实身份。了解北京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大领导”这个称呼既非百姓用语，也非一般官场用语，而是那个特定群体的专门用语，因为秘书之上还有秘书，还有层层领导，为避免弄混，便把该群体服务的那个最高领导，称之为“大领导”。一般官场绝然没有这个称呼。至于发起这场屠杀大讨论的，是“大领导”的秘书本人，还是“大领导”秘书的秘书，或是秘书的亲属，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够确定不疑的，就是这个屠杀大讨论显然是来自于那位“大领导”的所思所想，否则一个秘书是不会主动跑到网上讨论杀光毛家后代作为改革突破口的。并且讨论主办方十分自信，完全没有把警方力量放在眼里。他主持讨论的不是一般社会问题，而是具体的杀人方案，并且要杀的都是真名实姓的公民，不仅包括解放军的现役将军，还包括开国领袖所有的家人。这种讨论已完全触犯了国家刑律，一般人发出帖子后肯定会逃之夭夭，可是主办方却一直十分坦然地主持讨论，没有丝毫担心会不会有警察前来。如此满不在乎大咧咧的态度，也的确是“大领导”秘书才有的作风。

从屠杀大讨论依据的资料来看，这次屠杀大讨论仍然是年初诬陷左派阴谋活动的继续，是年初诬陷左派阴谋的升级版，由密谋陷害升级为直接屠杀。随便浏览一下屠杀大讨论依据的资料就会发现，他们要屠杀左派和诛杀毛家后代的所有罪名，仍然是今年以来，反毛学者胡星斗和街头流氓李悔之等，对毛泽东的造谣、诬陷和诽谤，此外没有其它任何新鲜东西。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由反左到杀左，由反毛到诛杀毛家后代，其间胡星斗等学者是否一直参与其中，我们不能断定。不仅对胡星斗等学者是否参与杀左不能断定，甚至连年初对其突然反左都感到十分吃惊。此前胡星斗一直倡导宪政社会主义，声称为弱势群体说话，与乌有之乡等左翼力量之间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揭露和批判强势集团等问题上，彼此攻守进退配合还算默契，特别是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胡星斗更是经常声援左翼力量，甚至比一些左翼人士还要炮火猛烈，被巍巍昆仑这一左翼网站列为网站首页的“昆仑战士”。

可是今年年初，胡星斗却突然调转枪口攻击左派，并且不是理论攻击，而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政治陷害，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反对毛派邪教，支持政府改革》，把左派网站和所有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统统定为邪教，为今天屠杀左派和诛杀毛家后代提供了法律依据，因为全世界对邪教都是采用镇压方法。更为恶毒的是，以美国网站登载的毛新宇号召张宏良等推翻政府的文章为依据，指认毛新宇、张宏良等要发动暴动夺取政权。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十几家世界著名媒体立刻同时行动起来，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乌有之乡和毛派要暴力“攻打中南海”的消息。以胡星斗的智力来看，不可能看不出这是典型的现代“国会纵火案”，目的就是要制造镇压左派的所谓证据。特别是胡星斗用来证明左派要夺权的那个所谓《毛新宇呼吁书》，一看就知道是故意编造的东西，即便是再没有政治常识的人，也不会相信毛新宇会跑到美国呼吁造反，难道美国会派军队到中国来帮助毛新宇夺取政权？

在此我们要奉劝胡星斗朋友（在胡星斗从背后突施杀手之前，我们一直把胡星斗看作朋友），要珍惜自己的历史和荣誉，不要一屁股坐到西方资本集团和买办集团的立场上，去损害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作为学者，也不要和那些街头流氓混在一起。你指控毛新宇篡夺国家政权的所谓证据，就是李悔之等街头流氓编造的。要陷害谁，就用谁的名义在美国网站上发表一个造反呼吁书，然后再以此为根据诬陷谁要造反，“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严厉查处”，“将此危险人物关进班房”等等，是李悔之这类街头流氓惯用的下流手段。我们相信你胡星斗还不屑于做如此卑鄙下流的勾当。过去有句话，叫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现在仍然是这样，大家都是中国人，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模式，都是要维护祖国利益和人民利益。你说要代表弱势群体利益，请问，在相当于半个中国总产值的2万亿美元都被美国拿走的情况下，又拿什么来实现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李悔之那样的街头流氓可以为蝇头小利出卖祖国出卖祖宗，胡星斗先生毕竟是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四个字包含着庄严神圣的时代责任和人民企盼），应该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我们对胡星斗朋友的肺腑之言，还望先生好自为之。

最近我们在反对伪自由派的许多文章中，都在提醒大家注意政治集团流氓化的问题。目前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右翼集团正在由以往的绅士化向流氓化转变，由以往的以新自由主义绅士为主，向着以伪自由派流氓为主的方向转变。李悔之等一大批街头流氓加入伪自由派队伍，就是其流氓化的主要标志。最近，针对中国人民对“中美国”这一新型经济体的愤怒，美国在中国做了两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情：一是把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林毅夫聘请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推上了名利顶端。这是做给中国知识分子看的，告诉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跟着美国走，就能够达到名利顶峰，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成为过街老鼠的最倒霉时期，美国照样能够把其代表人物推上名利顶峰。这就是中央电视台把林毅夫作为学术明星连续数月大肆宣传的原因。二是在社会高端打造学术明星的同时，又在社会低端打造了一批由街头流氓组成的“流氓别动队”。这些人大都和街头流氓李悔之相仿：能够终日泡在网上，没有正当职业，又不愿意靠劳动谋生，期盼着能获得“嗟来之食”，美国恰恰满足了他们这个特点，在中国打造了一支流氓别动队。

这个流氓别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制造双重舆论：一方面在海外发帖子，大骂一些左翼媒体和左翼人士是中共走狗，是当局奴才，是反对民主、维护专制政府的“辫子军”；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天天向政府诬陷这些左翼媒体和左翼人士在操纵民粹、鼓动暴乱，呼吁政府进行镇压。也就是说，究竟向哪个方向妖魔化左翼人士，完全取决于他们是面向洋大人还是面向官大人：如果是面向洋大人，左翼人士就是中共走狗和政府奴才；如果是面向官大人，左翼人士就是密谋造反的民粹和暴徒。流氓本性展示得淋漓尽致。今年以来，他们经常以毛家后代和左翼人士的名义，在海外网站发表革命、造反、暴动等极端主张，冒充毛新宇发表的那个所谓“夺权呼吁书”，就是这个流氓别动队的杰作。对于21世纪的街头斗争来讲，流氓别动队具有特别可怕的暴乱作用，它能够把所有积极的群众运动变成彻头彻尾的街头暴乱，把政府和民众同时推向相反的两个极端。2003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美国便采用组建流氓别动队的方法，在俄罗斯制造动乱，推翻普京政府。当时，普京针锋相对组建起了俄罗斯红卫兵“纳什”组织，提出了“用拳头保卫俄罗斯”的有力口号，彻底粉碎了俄罗斯的流氓别动队。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买办汉奸，提起红卫兵就咬牙切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其实，屠杀左派和诛杀毛家所有后代的计划，在最近李悔之等街头流氓的叫嚣中已经流露出来了。最近，李悔之等街头流氓突然在海内外到处宣扬说左派“对邓小平怀有刻骨仇恨”，什么叫刻骨仇恨？只有要把对方全家赶尽杀绝的仇恨，才能叫刻骨仇恨。然而迄今为止，左派文章中甚至连邓小平的名字都没有提过，刻骨仇恨更是从何谈起？看到屠杀左派大讨论才突然明白，原来是他们正在策划要杀光毛家所有后代，所以才有了所谓刻骨仇恨的说法。比较中外大屠杀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之所以总是屠杀本国人民，与政治集团流氓化和政客本身流氓化有密切关系。古代和近代发生的那些大屠杀暂且不论，中国现代史上两场大屠杀就是典型例证。当初“4.12”反革命大屠杀，就是蒋介石右翼集团和上海滩青红帮相结合，形成政治集团流氓化的结果。蒋介石绝不比希特勒和冈村宁茨更坏，但是希特勒没有屠杀雅利安人，冈村宁茨没有屠杀日本人，而蒋介石却在屠杀中国人。原因就在于，虽然希特勒和冈村宁茨兽性化了，但是却没有流氓化，没有和街头流氓混在一起，所以他们没有屠杀本国人民，没有沾染上残内而媚外的街头流氓特征。政治集团的流氓化往往具有双重性，既表明该集团已进入彻底灭亡的最后阶段，又预示该集团将要进入无比血腥的最疯狂阶段。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年的斗争就会发现，中国政治领域斗争的血腥气，就是从今年起弥漫开来的。在此之前一直都是防左反左，但是从来没有提出杀左，杀左是在伪自由派招募街头流氓之后出现的口号。当中国所有右翼政治势力全都甩开现有的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约而同”地打造新的政治领袖时，已经散发出了血腥气息，当街头流氓也开始加入打造新领袖的政治大合唱时，浓烈的血腥气必将薰天赫地地弥漫整个中国。李悔之等街头流氓就是在今年加入崇拜新领袖大合唱的。

目前正在策划的大屠杀，就是由美国资本集团和中国买办集团联合豢养的伪自由派流氓化的必然结果。在此，我们想起了当初八国联军指派李鸿章交给慈禧太后的那份镇压名单。当初，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的慈禧太后请求返回北京，八国联军和李鸿章等国内买办联合拟定了一份镇压名单，要求镇压所有爱国大臣和爱国人士，如同后来清除“三种人”一样坚决彻底，慈禧太后按照洋人和买办联合拟定的名单把所有爱国人士尽数清除干净，才得以返回北京。经过镇压和清洗后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不再是独立的中国政府，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变成了八国联军的驻华办事处。现在，这份名单又出现了，唯一不同的是，交给慈禧太后的那份名单，只是要求进行清洗；而交给伪自由派的这份名单，则是要求进行屠杀。或许有人对大屠杀的策划者是美国和买办集团的结论，还会感到疑惑和怀疑，那么在知道了要屠杀什么人之后，就会完全打消这种疑惑和怀疑，当然，那些磨刀霍霍者除外。

二，纳入大屠杀范围的都是哪些人?

稍微分析一下大屠杀名单就会发现，纳入大屠杀范围的几乎包括方方面面所有爱国者，并非如同大屠杀策划者声称的那样只是屠杀左派和毛家后代。

根据屠杀大讨论透露出的信息，全国被纳入屠杀名单的左派大约有几百人，第一批肯定要杀掉的大约有几十人，再加上一定要杀掉的毛主席全部直系亲属，表面看上去好像屠杀人数并不很多。但是稍微分析一下屠杀名单上已经公布的3个名字就会发现，纳入大屠杀范围的人员相当广泛，几乎包括了所有爱国人士。大屠杀名单上列举了3人：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称这3人是“毛左代表人物”。把张宏良作为毛派人物纳入屠杀名单没有什么疑义，关键是司马南和张召忠，特别是张召忠将军。据说，司马南是一位民间学者，张召忠将军是国防大学少将。张召忠将军在电视上见过（也是在电视上知道是一位爱国将军），司马南则从未见过，不知道是在京城内外，也从未听说司马南和张召忠参加过纪念毛泽东的任何活动，更未听说有过反思文革和改革的文章和言论，二人与毛派根本不搭界，作为毛派人物被列入大屠杀名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有不可告人的另外原因。简单讲，不是他们有可杀之罪，而是中国右翼集团有杀人之需。

先说司马南。最初看到司马南被列入屠杀名单感到不可思议，不明白这位独身自处的民间学者，如何成了中国右翼集团的追必杀之人。后来才知道，这位司马大侠曾干下过轰轰烈烈的两件大事：一是单枪匹马挑战××功，与李大教主结下了生死梁子；二是同样单枪匹马挑战“普世价值”，得罪了连李大教主都得罪不起的改革教教主。正是这第二件事情给司马南招来了杀身大祸。因为第一件事情和左派特别是和毛派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毛派遭受打压的程度仅次于××功，甚至在遭受媒体打压方面超过了××功，中国媒体铺天盖地都在反左反毛，却很少去反××功。当然，要杀司马南也不是和××功完全没有关系，杀掉司马南可以向××功送一个顺水人情，拉拢××功成为支持自己另起炉灶的社会政治力量。挑战和反对普世价值之所以给司马南招来杀身大祸，就在于普世价值的实质，是打造新的政治领袖、打造新的政治中心、打造第二中央的理论基础，如同当年赵xx的“新权威主义”是要取代老爷子的理论基础一样。当时老爷子坚决要拿掉赵xx，赵xx则选择和老爷子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最终结果也的确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赵xx走进了政治坟墓，老爷子走进了道义坟墓，师徒之间完全战成了平手，双双被送进了历史坟墓。连老爷子那样的成精人物拒绝接受打造新领袖都要通过流血解决，何况一个小小的民间学者司马南，被列为屠杀对象也就十分自然了。这就是俗语讲的所谓“杀鸡吓猴”，杀掉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是为了清除打造新的政治领袖和新政治中心的社会障碍。中国右翼集团依靠杀人来推广普世价值，再次印证了列宁那个著名论断：“市场上叫喊最响亮的人，往往是要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醒人们，那些叫喊自由、民主、博爱的人，恰恰是准备把整个中国推入血泊的最血腥之人。

如果说普世价值的要害是要取代党中央，那么普世价值的危害则是制造社会动乱。中国越来越被推向大动乱的边缘，就是推广普世价值的结果。普世价值造成的权力中心多元化，不仅捆住了中央的手脚，使官权泛滥达到极端，官权对民权的镇压达到历史上最恐怖的程度。更为严重的是，在没有民权主导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多元化必将导致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西方国家的政治多元化是在资本主导的前提下形成的，在资本统一主导和控制下，多种政治力量只能在资本限定的轨道内运行，很难超出其限定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多种政治力量只能互相制衡，而不能互相杀戮，不是各种政治力量不想互相杀戮，而是在强大资本力量的制约下不能互相杀戮。由于中国资本力量不发展，没有能力制约权力的运行，毛泽东便发动文革，动员群众，努力建立由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后来在官权的历史反扑下民权遭受到全面镇压，文革彻底被打倒，官权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便成为稳定社会、约束官权的最后力量，此时搞权力中心多元化，必将会形成权力内部的血腥厮杀和整个社会的军阀混战。无论是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和混战，还是横向看苏联东欧国家陷入动乱，无一不是权力中心多元化的结果。没有权力中心内部的分崩离析，就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中国历次社会动乱，无一不是权力中心内部发生分裂的结果。可以说，眼下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被推向动乱深渊，就是用普世价值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再用普世价值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政治改革的第二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政治改革，保证了经济改革从国有化向私有化，从民有化向官有化的历史转变；用普世价值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步政治改革，则是要保证由国人所有向洋人所有的历史转变。两次历史转变过程中都出现了权力中心多元化问题，虽然与眼下第二次历史转变遇到的强烈抵抗相比较，第一次历史转变比较顺利，但是权力多元化仍然造成了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如果不是当时邓赵之间力量极不均衡，相差极其悬殊，一方动用野战军迅速恢复了单一政治中心，恐怕中国早已陷入了动荡和分裂状态，很可能已成为第一个陷入动荡和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比今天的南斯拉夫还要悲惨。

目前，中国右翼集团推广普世价值、打造新的政治领袖和新的政治中心的分裂活动，已经把中国权力体系从内部劈为两半，一半是推行特色社会主义的原有政治中心，一半是推行普世价值的新的政治中心。并且这个新的政治中心，比当年赵紫阳那个新权威主义，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而今天的大众民权和中央集权，与那个时期相比又不知道要弱小多少倍；当今中国政局最大的危势就在于此。中国越来越动荡不安的内部政治原因也在于此。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十字路口的历史拐点：要么是接受普世价值，屠杀左派和爱国人士，解散共产党，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就此消失，中国大地血流千里、尸骨盈野，美日欧等西方国家打着维和部队的旗帜进入中国，射杀中国人就象拍死一只蚊子那样随便，如同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要么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实现两个统一，即中央内部的政治统一和党群一体化的社会统一，度过危机，实现民族崛起。迅速实现两个统一，已经成为避免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被外来侵略所打断的唯一选择。目前中国也具备了实现了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的政治基础，如果说当初由国有化到私有化、民有化到官有化的转变，还可以用先富后富来解释的话，那么目前由国人所有向洋人所有的转变，则完全堵塞了中国人走向富裕的道路。目前中国总产值4万亿美元，现在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被美国占有，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被外资占有，3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把原本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中国人劳动美国人享受的“中美国”。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开始觉悟了，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殖民化的发展方式，迫切要求清除与经济殖民化相伴而生的各种腐败现象，这就是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的政治基础。当然，能否完成这个转变，关键取决于党内能否迅速恢复政治统一。中国右翼集团也看到了中国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的可能性，他们急于要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就是要彻底堵塞党群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把中国牢牢锁死在军警维稳的被动模式上。

军警是抵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刑事犯罪的暴力工具，不能用来解决国内政治矛盾。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军警来维护社会稳定的，无一例外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论是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朝鲜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俄罗斯、伊朗那样的民族主义国家，其共同特点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解决政治矛盾，无论是官方有组织的集会游行，还是群众自发的集会游行，总之，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依靠群众运动来解决政治矛盾。唯独中国除外。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彻底摒弃了群众运动的国家，在党和人民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设立了一道政治防火墙，把双方彻底隔绝开来，把中国牢牢锁死在单纯依靠军警维稳的被动模式上。可以说，这是30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最成功的诱导战略。而在中国设置政治防火墙的主要方法，就是控诉文化大革命，控诉群众运动，通过妖魔化群众运动，把党和人民群众、政府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打掉共产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民主基金会，不惜代价收买中国精英，雇佣街头流氓，长期以来坚持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当初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搞垮了苏联，后来又试图用这种方法搞垮俄罗斯，所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才签署法令，禁止控诉苏联历史，凡是妖魔化苏联卫国战争的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中国再不及时打破军警维稳的被动模式，中国大动乱将不可避免。

总之，中国右翼集团用来血祭西方普世价值大旗的，绝不仅仅是只有左派和毛家后代，还包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还包括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司马南，不过普世价值整个大屠杀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而已。

如果说司马南被列入大屠杀名单是因为挑战普世价值，那么张召忠将军被列入大屠杀名单则仅仅因为是宣扬爱国主义。最初看到张召忠将军被列入屠杀名单感到不可思议，特别是看到要屠杀张召忠将军的罪名，更是感到莫名其妙。请看他们杀张召忠将军的理由：“毛左之毒……1979年邓公已经医好，可惜余毒未清，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死灰复燃！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都是毛左新一代的代表，特点就是用浑水摸鱼战法欺骗百姓，玩的和当年毛（毛泽东）对付蒋（蒋介石）一个手法。”“浑水摸鱼，夺取政权，是乌有之乡，是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之流的阴谋所在，也是他们现在的指导思想”。这些话除了再次申明大屠杀的策划者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不会因为谁想夺权就要杀掉谁）、来自于邓公阵营（把杀左看作是邓公事业的继续）之外，所发出的主要信息，就是要坚决镇压爱国主义。因为张召忠将军作为解放军现役将领，既没有过批评政府的行为，也没有过反思改革开放的言论，更谈不上欺骗百姓、阴谋夺权，张召忠将军唯一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宣传爱国主义，呼吁人们对国家安全保持清醒认识。正是这个突出印象，把张召忠将军送上了大屠杀名单。

西方国家要对中国实行经济殖民化、政治多元化和国家联邦化，国内买办也急于解体中国，尽快实现海外资产和亲属的永久安全，这就必须要解决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他们之所以把2009年列为“彻底搞垮毛泽东年”，雇佣了李悔之等一大批街头流氓天天在网上造谣咒骂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已成为现代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核心，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要解体中国就必须摧毁毛泽东这个红色防火墙，所以今年才再次掀起了薰天赫地的反毛浪潮。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创造了一整套镇压和屠杀爱国人士的理论依据，诛杀“爱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要诛杀“爱国贼”，就必须有一个杀一儆百的“爱国贼”标杆，这个标杆必须是除了犯有“爱国罪”之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清清白白，绝无触犯右翼集团的地方。这样，才能让天下人都知道，爱国有罪、爱国必死，“爱国贼”只有死路一条，从而对爱国主义起到惩戒作用。张召忠将军恰恰最符合这个要求，便不幸被列入了屠杀名单。一是张召忠将军到处抛头露面宣传爱国主义，二是张召忠将军受军队纪律约束，从未批评政府，更没有反思改革的言论。被列入屠杀名单，纯粹是因为宣传爱国主义，特别是宣传警惕美国的爱国主义。

如果说司马南被列入屠杀名单，是得罪了右翼集团，张召忠将军则恰好相反，被列入屠杀名单恰恰是没有得罪右翼集团，右翼集团需要杀一个没有得罪自己的爱国将军，于是便选中了张召忠将军。美国和右翼集团这一招十分见效，就在屠杀张召忠将军的名单公布后不到数日，另一位经常抛头露面的空军少将立刻写了一篇文章《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认为中国作为“美国的加工厂”，作为美国的“商品提供者”，作为“所有政策都要考虑美国反映”的附属国，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美国，无条件地服从于美国，无条件地挽救危机中的美国，因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好了就是中国好。文章一出，举国皆惊，但是这位空军少将却避免了像张召忠将军那样被列入屠杀名单。由此亦可看出这份屠杀名单的巨大震慑力量。

张召忠将军被列入屠杀名单，另一个让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张召忠将军是一位十分温和的爱国主义将领，那些远比张召忠将军强烈十倍百倍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反倒没有被列入屠杀名单。初看上去感到不可思议，经过认真对照才发现，原来张召忠将军推崇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是张召忠将军与许多著名的民族主义者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个不同之处，把张召忠将军带上了屠杀名单。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美国等西方势力在政治上十分成熟的地方，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拥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而在乎你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他们十分清楚，在中国，目前能够实现民族团结统一的唯一精神力量，就是毛泽东的旗帜，只要打掉这个旗帜，打垮中国、征服中国、肢解中国就易如反掌。所以你只要反对毛泽东，再激进的民族主义他们都能够接受；相反，你只要推崇毛泽东，再温和的民族主义都要格杀勿论。所以，才一定要杀张召忠将军，而对于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则根本不屑一顾。

大屠杀计划最为野蛮血腥的就是要杀光毛主席所有后代。如果说要杀张宏良是为了镇压左派；要杀司马南是为了推广普世价值；要杀张召忠将军是为了铲除爱国主义；那么，要杀光毛家所有后代，则纯属于要用血腥的法西斯专政来震慑全国人民。中国人民众所周知，毛主席全家许多亲属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两个妻子，一个死在刑场上，一个死在监狱里，儿子和老百姓的儿子一起抗美援朝上战场，捐躯国外至今未回归故里（不像后来打越南，前方将士流血拼命，后方公子捞钱发财）。所余毛家后代和直系亲属人已不多，且都已成为普通百姓，如果不是后来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的过问和照应，毛家后代的基本生活都十分困难，在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解决毛家后代生活之前，毛家后代生活处境之艰难，即使铁石心肠也会潸然流泪。后来江泽民主席差点儿如同胡xx、赵xx那样被拿掉，其中就有照顾毛家后代的因素。可以说，毛家后代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政治生活，成为与中国绝大多数人一般无二的普通百姓。却未料到，现在居然成为那些叫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派要屠杀的对象，而且还要一个不留地全部杀光，要被杀光的唯一理由就是毛泽东的后代。

在当今世界，除了推崇普世价值的中国右翼集团之外，再无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会公开讨论对国民进行大屠杀的问题。无论怎样，至少在字面上普世价值是一个好东西，可推崇普世价值的人却恰恰都是热衷于大屠杀的人，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所有大屠杀，除了日本人的口号是“王道乐土”之外，其它所有大屠杀的旗帜上，无一例外都写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从他们列出的屠杀名单可以看出，他们屠杀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反对他们的人要杀，妨碍他们的人要杀，甚至没有反对没有妨碍他们的人，仅仅需要用来起震慑作用的，也要杀。所谓普世价值，已经完全成为进行大屠杀的漂亮招牌。

三，为什么此时此刻提出大屠杀？

中国右翼集团叫嚣大屠杀，标志着历史进入了血腥时期。人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右翼集团提出了屠杀计划。显然，这与眼下经济危机有密切关系。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危机与屠杀，危机与战争，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历史相伴，几乎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几乎所有大规模战争，都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结果。这次大屠杀讨论的主办方，就直言不讳说屠杀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认为“清算毛左是破冰的第一步”。既然要破冰，说明已经被坚冰困住。那么，究竟是什么坚冰困住了他们，以致于只能选择大屠杀才有希望破冰而行？答案很简单，是国内外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激化，使他们清算人民革命，分裂中华民族，进而解体中国的整体战略，发展到了破蛹化蝶的最后一步，于是，便发出了大屠杀的叫嚣，开始了向大动荡大分裂大流血目标的血腥跳跃，中国所有极端右翼势力几乎同时发出了大屠杀的历史呼吁。

历史将要进入血腥时期。多年来人们拼命向海外转移资产和子女，拼命获取外国身份的“蚂蚁上树”大潮，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诠释：大屠杀就要来了。

首先，促使反动派举起屠刀的，是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私有化改革把广大蓝领民众掠夺干净，住房、养老、医疗新的三座大山不仅断绝了广大蓝领民众的希望和活路，甚至也断绝了绝大多数白领进入中产阶级的梦想和道路。反映工薪阶层和劳动人民占有社会财富状况的两个基本指标：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和国民消费总额占GDP比重，双双创下了世界最低水平和历史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反映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诸如医疗卫生教育等支出占财政的比重，莫说是难以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难以和亚洲一般国家相比，甚至排名在非洲许多最贫穷国家的后面。如果再纵向比较更加可怕，所有反映民生的GDP和财政比重指标，无一不是大幅度落后于30年前。就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中国大批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商品积压浪费。国家经济在下降，社会财富在减少，但是官员的挥霍和资本的利润绝不能减少，可是，单靠国家对富人减税和对富人出口补贴，远远不能满足资本对利润的需要。于是，一双双阴鸷的眼睛，一付付滴血的魔爪，纷纷落在了民众身上：降低百姓工资，增加百姓支出。全国所有地方，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除了官员之外，工资收入都在下降，下降，再下降；与此同时，又千方百计制造通货膨胀，由国有企业打头阵，各地水、电、油、气等涨价方案纷纷出台。

如此一来所有人都明白，哪怕经济学知识等于零的人也明白，极端右翼势力更明白：老百姓承受不了。在工资占GDP比重和消费占GDP比重双双已经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时候，再降低工资增加百姓负担，将超出老百姓承受的极限。如何在超出老百姓承受极限时避免老百姓造反？唯一的选择就是屠杀左派，并且要杀光毛家所有后代，用极度的白色恐怖来震慑住中国老百姓，以满足权力和资本的无边需求。所以他们提出了：“关键核心点，不是腐败，不是房地产，不是医疗改革，不是教育，不是不公和贫穷，而是要杀毛派”，通过“屠杀毛派，作为破冰的第一步”。在他们看来，老百姓对掠夺的反抗“完全是毛派的挑唆和鼓动”，只要杀掉毛派杀光毛家后代，把所有左派都至于大屠杀的血泊之中，老百姓就会停止叫喊和反抗，经济危机就能够摆脱，权贵富豪就会永享太平。

其次，促使反动派举起屠刀的外部原因，是西方资本集团的逼迫。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殖民化的战略部署，被迫提前进入了解体中国的最后过程，为了给解体中国扫清道路，便联合国内反动派举起了屠刀。此前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殖民化，殖民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国家解体。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没有历史自信，必然要投入西方国家怀抱，进而由缺乏历史自信进而转变为仇恨本国人民，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屠杀本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帮凶。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历史自信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财产都是抢劫中国人民的，而不像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在内的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财产主要是抢劫别国人民的。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财产是抢劫别国人民的，所以在本国充满自信（对本国人民仅限于剥削，所以没有恐惧和仇恨），而在被抢劫和被侵略国家里，则充满恐惧和仇恨，这就是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经常屠杀被占领国家的人民，而很少屠杀本国人民的又一个主要原因。屠杀者对被屠杀人民的恐惧和仇恨，完全来自于抢劫和屠杀本身。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完全来自于对本国人民的抢劫（注意：是抢劫而不是通常所谓的剥削），所以对本国人民充满恐惧和仇恨，十分自然地会把西方国家看作是可依靠的“亲人”，帮助西方国家屠杀本国人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这一弱点，所以一开始便把中国改革纳入了私有化进程，然后由私有化转入殖民化，最后再由殖民化转向解体中国，把中国人民变成西方国家永久的奴隶。这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改革全程路线图。

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图进行的十分顺利。第一步私有化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阻力；第二步殖民化也已经相当成功，中国在经济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被美国人十分自信地称之为是“美中国”。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有，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按照这个路线图继续走下去，无需太长时间，只要再过10多年时间（中国绝大部分稀有金属还只能开采10多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能够基本掏空中国的稀有金属资源，摧毁中国的生态环境。当中国稀有金属被完全掏空时，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尖端武器制造能力，那时中国除了解除武装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也就是说，美国持续几十年对中国施行的武器禁运、技术封锁和战略资源禁售，只要再坚持10多年时间，中国在军事上就会自动崩溃。到时再加上生态破坏引发的环境灾难，中国将会不战自乱，轻而易举地被分割成为许多小国，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次性地永久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亚洲和世界的永久稳定”。

就在所有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时，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集团很快就要接近最终目标时，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狂潮，不仅消除了覆盖在世界繁荣表面上的巨大经济泡沫，同时也消除了覆盖在改革开放华丽外表上的巨大政治泡沫，把掩盖在世界一体化眩目表象之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阴谋，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工业社会还没有找到摆脱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基本对策就是掏空中国资源，毁掉中国环境，牺牲13亿中国人民，以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优良环境。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将来进行报复，以及能够控制灾难扩散，必须把中国分割成为七到八个独立小国。中国将重新回到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二千多年的统一发展将被彻底格式化，中国的历史将完全回到原来起点。中国人民被西方国家这一国际战略震惊得目瞪口呆，终于从30多年的历史催眠中开始苏醒过来，中国人民开始苏醒的一个标志，就是如同春潮般涌动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毛主席再次走遍祖国大地，意味着那个曾经先后两次打败过美国、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新中国，将有可能再次崛起。

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而言，新中国的再次崛起，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把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和平演变”的阴谋化为泡影。美欧等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解体苏联的根本目的，是要占有广袤富饶的俄罗斯资源，把俄罗斯变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资源基地。可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回归，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完全化为泡影，除了当初趁着俄罗斯混乱时期在金融市场上打劫了几票之外，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俄罗斯资源。不仅无偿占有俄罗斯资源的目的没能实现，甚至连正常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都被立法禁止。美欧多次像当初要挟中国那样，用加入WTO来要挟俄罗斯，可是结果却更加失望，每当美欧刚刚流露出要挟苗头，俄罗斯便抢先主动宣布此前加入WTO的所有谈判全部作废，弄得美欧等要挟者反倒狼狈不堪，一次又一次前功尽弃。今天在欧洲面前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大老感觉，开始逼迫欧洲去适应自己的脾气。收复车臣和入侵格鲁吉亚，就是俄罗斯对美欧的公开调戏和羞辱。结果，美欧除了操纵中国右派在网上对俄罗斯叫骂一通之外，连个屁都没有放就扔掉了对车臣和格鲁吉亚的庄严承诺。

所以，美欧等西方国家绝不能让俄罗斯的历史在中国重演，绝不能让耗费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心血白流。如此一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和13亿中国人民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定要牺牲中国，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又不甘愿牺牲，双方都没有了回旋退步的余地。

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没有了回旋余地。因为“中美国”已经形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国民生活，已经建立在了依赖中国廉价资源的基础上。工业社会在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之前，只能建立在耗费资源和毁灭环境的基础上，要享受工业社会的成就又不愿意耗费本国资源和毁灭本国环境，就只能牺牲其他国家。而要能够满足美欧20多个发达国家对廉价商品的需要，至少要牺牲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而目前能够牺牲的大国只有中国。俄罗斯已经站起来了，美欧即使在梦中都放弃了对俄罗斯的资源幻想。印度遍地都燃烧着民族主义的大火，美国在印度连肯德鸡、麦当劳、可口可乐都卖不出去，要想把整个印度作为牺牲品更不可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找到控制印度知识分子的有效方法，在中国他们能够发动起整个精英集团辱骂毛泽东，而在印度组织三五个人骂释迦牟尼都不可能。当然，在掏空中国资源、毁灭中国以后，美欧等西方国家能否通过战争等其他手段控制印度，则另当别论。但是至少在目前，牺牲中国比牺牲印度更加容易。特别是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已经把中国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家都有中国商品，人人都离不开中国货物，全体国民的生活已经建立在了消耗中国资源和牺牲中国环境的基础之上，只能继续维持牺牲中国的发展方式。

可以说，30多年来西方国家在不消耗本国资源和不破坏本国环境的情况下，在彼此没有争夺资源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尽情享受美好生活，完全是依靠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牺牲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否则，单是对资源的争夺，就会使美欧等西方国家陷入炮火连天的战争之中。所以，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来讲，放弃毁灭中国的发展方式已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利益问题，而是根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美欧等西方国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哲学，使得他们把牺牲有色人种国家，看得如同牺牲鸡鸭狗兔等一样理性自然。目前美欧在WTO起诉中国，要强制中国扩大稀有金属和焦炭出口，就是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反映。美欧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和子孙后代利益，纷纷禁止开采国内稀有金属，停止冶炼焦炭。可是美欧国家的生产生活又离不开稀有金属和焦炭，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军火商的美国，制造尖端武器更是离不开稀有金属。所以便强迫中国出口，由中国来满足世界对稀有金属和焦炭的需求。焦炭是随便一个农民都能够掌握的简单技术，为什么西方国家停止炼焦而强迫中国为其生产？就是因为炼焦对环境具有毁灭性破坏作用。炼焦炉一开，黑烟滚滚，遮天蔽日，所到之处，漫天黑雨，甭管白猫花猫，全都成为黑猫，白天无日头，夜晚无月光，动物灭绝，植物变异，那种恐怖景象完全如同人间地狱。以往炼焦仅限于满足国内小规模需要，污染范围和程度尚能控制，现在为整个西方国家大规模炼焦，毁灭性灾难根本无法控制，等于在把13亿中国人民推向灭绝深渊。后果越是悲惨，美欧等西方国家越是禁止国内生产，就越是强迫中国生产。中国GDP发展模式也迫使地方政府愿意生产，加上这些地方官员的子女亲属将来可以去美欧生活，更是不会顾忌灾难性后果。13亿中国人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生活的牺牲品。站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是维持现有生活方式的唯一选择，是他们自己免于生态灾难的唯一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更是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此前“中美国”的形成，已经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中美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形成了生产消费不可分割的新型经济体。通过私有化改革把中国资源变成廉价资源，通过禁止罢工等立法把中国劳动力变成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装船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美国则开动印刷机印制美元付给中国，为防止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便让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用这种方式把付给中国的美元又收了回去，最终结果是中国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13亿中国人民流血流汗生产的财富，完全是“无偿”地白白奉献给了西方国家。这就是“中美国”的基本经济内容。从中国向西方国家搬运财富的历史过程，至今已经持续了30多年，期间不分白天黑夜，无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所有航道上都挤满了来往穿梭的巨型货轮，在抓紧从中国搬运财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在经济上瓜分一个大国。中国60年艰苦奋斗的结果，就是创造了4万亿美元总产值。现在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用；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这两个2万亿反映了中国60年的创业和积累等于白干。还有，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西方“经合组织”20多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美国财政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靠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人民失去了富裕，失去了福利，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美好家园，以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绝望地步。

所有这些财富损失中国人民都认了。要求把中国商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中国认了；要求控股中国产业，中国认了；要求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中国认了；要求中国给外资特殊优惠，中国认了；要求进入国民生死攸关的水务等公共产业（美国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中国也认了……就这样，一认再认，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已经无法再认，无路再退的地步：掏空中国资源，摧毁中国环境，牺牲掉中国13亿人口。这次美欧起诉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殖民化问题，而是在试探突破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底线。已经接受了穷光蛋命运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再继续接受死亡的命运。

如此一来，中美之间不可化解的生死矛盾便浮出水面，展现在整个世界面前。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派，也终于忍不住脱掉了自由民主的外衣，公开举起了暗藏的屠刀，发出了大屠杀的喧嚣。之所以要进行大屠杀，是因为他们最为清楚眼下矛盾的性质：以往要求中国的产业和金融等问题，只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而眼下要求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则是一个生死问题，并且不仅是一代人的生死问题，还涉及子孙后代的生死问题。除了用大屠杀的方式震慑住中国人民之外，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国人民主动退让。于是，便推出了屠杀左派大讨论，要杀光毛泽东全家所有直系亲属，要杀掉张宏良那样的社会主义者，要杀掉张召忠将军那样的爱国主义者，还要杀掉司马南那样敢于挑衅的无明确主义者。

其实，发出大屠杀信息的，不仅仅是凯迪网，也不仅仅是右翼网站，所有媒体上的极端右翼势力，都在用或明或暗的不同方式、不同语言，发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信息：屠杀左派！甚至提出了“先杀左派，再反腐败”的血腥口号。

所有叫嚣屠杀左派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建立民主社会！”

中国，正在进入血腥时期。

附：凯迪网屠杀左派讨论专栏链接地址：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86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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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英雄的伊朗人民率先战胜了颜色革命！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报道了伊朗前总理、颜色革命领导人穆萨维被指控是美国间谍的新闻，虽然这个报道证实了我们此前的判断——发动颜色革命的一个成功条件就是该国高层要有叛国者，但是看到这个消息仍然不免有些毛骨悚然，连国家总理都成了西方间谍！这个国家又如何能够逃过经济殖民化、政治傀儡化、社会动荡化的悲惨命运！真为伊朗人民感到庆幸，同时也对伊朗人民依法拘捕操纵骚乱的多名西方外交人员感到十分钦佩，如果伊朗人民没有敢于迎头痛击西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勇气，眼下的伊朗要么石油资源已落入美欧等西方国家手中，要么整个国家已陷入血泊千里的动荡内乱之中，死亡人数绝不会低于邻居伊拉克的上百万人。现在英雄的伊朗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包括8名英国外交人员在内的许多被拘捕的西方人士，都已承认奉命参与了策划伊朗骚乱事件，并对骚乱造成的伤亡事件表示忏悔，美欧等西方国家打着人权旗号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在全世界面前遭到了彻底破产。自1989年以来，美欧等西方国家第一次由公开领导颜色革命的人权卫士，变成了制造流血事件的灰溜溜的幕后凶手，连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人员被拘捕都不敢有强烈反应，而只是被动地申辩：“我们政府没有参与策划骚乱”。这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欧国家制造别国骚乱所遭受到的第一次彻底失败，是发展中国家战胜颜色革命的第一个辉煌战果。

好样的，英雄的伊朗人民！长期遭受美欧等西方国家欺凌、侮辱、掠夺和损害而不敢有正面反抗的中国人民，特别羡慕你们，钦佩你们！中国莫说不敢拘捕美欧国家的外交人员，甚至连公然侵犯中国领空的军事人员，都不敢拘捕。当美国军事飞机侵犯中国领空、撞毁中国战机、撞死中国飞行员，最后因故障降落中国后，中国不仅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把这些入侵者投入监狱，反而奉为上宾，让他们吃喝玩乐尽兴之后，再由专机将其送回美国。对此，美国仍然不依不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虽然这些入侵美军在物质上十分享受，但有可能在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和伤害。美国国务院声明一发表，中国立刻慌做一团，那位号称要以“铁手腕、铁心肠、铁面孔”对付中国老百姓的“经济沙皇”，很快飞到美国国会号啕大哭，声称此行是专门来让美国人消气的，所以史称“消气外交”。从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便用太上皇的傲慢态度对中国颐指气使，强迫中国接受各种不平等规则，强迫中国牺牲资源和环境为其供应廉价商品，强迫占用中国各种巨额资产，强迫控股中国产业；幕后操纵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在中国境内打造各种政治势力，组建街头流氓别动队；直至最终不再承认中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国家，认为原本独立的中国经济体，已经演变成为附属于美国的附属经济体，所以不再称我们是中国，而是十分得意地称我们是“中美国”。

“中美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虚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第一个“国际虚拟经济体”，在这个“国际虚拟经济体”中，财富的单向转移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把一笔中国财富变成美国财富，比五角大楼内一把椅子由这个办公室搬到那个办公室还要方便。在“中美国”这个国际虚拟经济体中，虽然美国的财富仍然属于美国，但是中国的财富已经不再属于中国。这就是把13亿中国人民载向地狱的“中美国”。每一次看到“中美国”这个称呼，就有种肝肠寸断的痛苦感觉，把列祖列宗留下来的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中国，变成了一个不三不四、不男不女的“中美国”，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该如何上对列祖列宗、下对子孙后代进行交代啊！况且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上不管列祖列宗，下不管子孙后代，就这一代人而言，所能选择的活路也是越来越狭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国——中华联邦——战乱割据，中国已被推入了这个亡国路线图的固有轨道。由原本强大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眼下不三不四的“中美国”，再到战乱纷争、分裂松散的“中华联邦“，最终成为血流千里、十室九空的战乱割据，就是西方寡头集团和中国右翼集团为中国人民设置的亡国路线图。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恐怕等不到祸及子孙那一天，这一代中国人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许多人总是说，即便国家解体也没有什么，苏联分裂成为许多小国，不是照样生活！中国不是苏联，苏联分裂成为许多小国还能够照样生活，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许多小国，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这些资源在苏联解体时完整地保留下来，形成了后来各国毗邻相伴的资源基础。虽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却为子孙后代保留下了完整的资源，无论大家是统一还是分裂，保证都能够生活下去。而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各个地方根本没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最近30多年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源的疯狂洗劫，更是掏空了许多地方的生存资源，摧毁了这些地方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分裂割据，势必形成流血千里的大混战，历史上每一次割据混战的死亡人口都在80%以上，多次发生死亡人口超过90%的十室九空现象。而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相比，目前中国资源基础都是最脆弱的时期，一旦发生分裂战乱，死亡人口将肯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战乱时期。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这句话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更加残酷的现实意义。中国已经被推到了大崩溃大毁灭的边缘，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安危已是仅仅系于一线，一旦发生分裂内乱，中华民族将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第二个楼兰！大家不妨看一下当前的伊拉克，仅仅是小规模的群体骚乱和美军的零星杀戮，一个2千万人口的小国被杀人口就超过120万，平均20人中就有一人被杀。中国一旦出现大规模割据混战，死亡人口所占比例至少是伊拉克的倒数，20个人中将最多只能活下来一个。这就是我们一直坚决反对分裂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和斯拉夫人不同，斯拉夫人的历史就是诸多公国毗邻相伴的历史，而中国没有诸多小国毗邻相伴的历史，只有割据混战、十室九空的历史。美欧等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非洲还是亚洲，所采取的基本战略，就是对其分裂割据，让其互相倾轧，实行以战控制或者以乱控制。

20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结束了以军事占领和暴力统治为特征的旧殖民主义时代。世界进入了以经济分工和傀儡政府等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时代。新殖民主义时代对傀儡政府的控制，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暗杀、恐怖袭击，特别是通过军事政变实现的。现在被美国全球追杀的“基地”组织，就是当初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的，主要用来对别国政府进行恐怖袭击活动。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发明了“颜色革命”这一新的手段，便抛弃了原来的恐怖袭击和军事政变等暴力手段，并反过头来在全球追杀“基地”组织。“基地”组织陷入了和萨达姆、米洛舍维奇等相同的历史悲剧——兔死狗烹，为美国人辛苦效力几十年，最后反倒被美国人宰杀。中国伪自由派总是说什么文革冤案，其实，萨达姆、米洛舍维奇和“基地”组织，才是真正的冤案。他们对美国的贡献，绝对超过美国任何一个最出色的政客。特别是萨达姆，当初为美国攻打伊朗，把全国武装部队从将军到排长的指挥权，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了美国人，这是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都做不到的，而萨达姆做到了，下令全国军队接受美军指挥。这就是当后来美军入侵伊拉克时，伊拉克军队没放一枪便从地球上突然蒸发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不断地放出恶狗咬人，然后再毫不犹豫地宰杀走狗，用不断制造走狗冤案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政治清白”，已成为美国保持世界人权领袖的不二法门。随着美国绞死走狗萨达姆，当初美国人指挥伊拉克军队动用化学武器进行血腥杀戮的罪行，就一点儿不剩地全部扣在了萨达姆头上。二战后一直采用恐怖活动对付其他国家，并在全世界建立恐怖分子培训基地的美国，一旦竖起反恐大旗追杀自己过去的学生，所有恐怖活动就都算在了美国建造的“基地”组织身上。美国用黑金政治控制了台湾当局，然后又把腐败的帽子戴在了陈水扁头上。

回顾二战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为美国人打天下犯下严重罪行的政府首脑，几乎无一不是最终被美国人干掉的。相反，那些自始至终坚持反对美国的政府首脑，却无一人被美国人干掉。美国在政治上的清白形象和人权领袖地位，就是由此形成的，通过不断宰杀犯罪的走狗，来洗清本来属于自己的罪行。按照这个逻辑，目前美国用来掠夺中国资源和摧毁中国环境的那些贪官污吏和买办汉奸，最终肯定也会成为美国在全球通缉和追捕的罪犯。美国绝对不会把中国生态大崩溃、社会大灾难的罪名加诸到自己头上，到时候，美国肯定会比今天追杀“基地”组织更加努力地在全球追捕中国的腐败分子，况且追捕中国腐败分子比追杀“基地”组织更加诱人的地方在于，中国腐败分子在海外拥有巨额资产，追捕腐败分子等于是寻找埋藏的金矿。如果那些痛恨腐败的人们会因此而感到庆幸那就大错特错了，等到美国兔死狗烹全球追捕中国腐败分子时，恐怕中国早已经血流成河、十室九空了。因为美国很会掌握杀狗的时机，只有在兔死后才会杀狗，而等到中华民族兔死巢毁后再杀狗，除了继续增加美国的政治清白之外，于中国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为美欧等西方国家提供了颜色革命这一新的颠覆手段，西方国家便逐渐抛弃了原有的军事政变手段。世界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人民大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具有不同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实现了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各种规则，不用武力也不用谈判地把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财富十分自然地转移到本国，用来缓和人民大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把占有中国外汇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用来向穷人发放消费信用卡，有效缓解了贫富之间的尖锐矛盾；不仅是政府，美国企业也这样干，用中国的钱来缓和劳资矛盾。美国黑石基金在得到中国36亿美元“三无投资”（无投票权、无知情权、无转让权）后，立刻实行“金降落伞计划”、“期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公司老板和工人联手瓜分掉了其中9亿美元，如此漫无边际地大肆挥霍，导致黑石股票大幅暴跌，不到几个月时间，中国损失便超过三分之二。在共同瓜分中国巨额财富的基础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和贫富矛盾，所以在对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团结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越来越多的财富被美欧等西方国家所占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贫富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倒越来越尖锐，特别是世界一体化引起了原有阶级关系的裂变反应，推动国内外阶级关系重新组合，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集团越来越脱离本国利益，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寡头形成了新的国际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掠夺本国的经济买办和政治傀儡。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大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西方国家再反过来利用这种矛盾控制傀儡政府，如果有谁不听话，就发动群众打倒谁，换上一个更加听话的政府首脑，由此便形成了越来越流行的颜色革命。

所以，颜色革命不过是借用革命的概念而已，它既不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也不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仅仅是更换一个亲美领导人而已，只是由于更换政府首脑是通过群众运动实现的，所以才称为是革命，又为了与社会主义红色革命相区别，便代之一各种其他颜色，称之为是颜色革命。由于颜色革命不改变社会制度和体制结构，与所谓民主、专制等政治结构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美国借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形式更换亲美领导人，所以颜色革命完全是西方国家控制别国资源、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工具。但是，由于颜色革命是通过群众运动实现政治目标，在军警干预政治活动的旧有社会模式被否定以后，这种政治模式特别有效，具有不可战胜的巨大威力，完全应验了那句口号：“群众运动是不可战胜的”。迄今为止，由中国毛泽东开创的21世纪这一崭新的政治斗争模式，可以说是取得了无往而不胜的惊人成果：颜色革命指向哪里，哪里就会成为美国的天下；群众运动爆发在哪里，哪里就会高唱《星条旗永不落》。在俄罗斯和伊朗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过此劫，俄罗斯和伊朗之所以能够逃过此劫，也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起毛泽东”的结果，普京组建了超过10万人的俄罗斯红卫兵，伊朗更是完全照搬了中国群众运动模式，最高领袖甩开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振臂一呼与人民群众直接融为一体，迅速粉碎了前总理率领美国鹦鹉领导的颜色革命。

认真分析美国就会发现，美国对内形成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对外形成的颜色革命，把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成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美国深深懂得群众运动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政治斗争形式，是无往而不胜的政治利器，是大众政治时代所能运用的根本政治法则，所以才拼命阻止中国继承毛泽东这一最为宝贵的政治遗产，收买中国知识精英，甚至雇佣中国街头流氓，天天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群众运动，目的就在于要独享中国毛时代的历史成果，借用喜剧演员小沈阳的话说，就是“走中国的路，让中国无路可走”。中国不仅60年艰苦奋斗的经济成果被美国人占有了，群众运动的政治成果同样被美国占有了。如果现在美国动用中国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对付中国，中国能够逃过此劫的概率极小。如果不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发展和毛泽东热的兴起，去年的奥运会早已成为统一中国的葬身墓地。当时中国具备了发动颜色革命的全部条件：一个符合美国口味的普世价值中心；上面几只漫天飞舞的美国鹦鹉；下面几个廉价雇佣的街头流氓；无数痛恨腐败的愤怒群众；这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等于成功的颜色革命。再加上奥运会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精英人士都聚集到了北京，发动颜色革命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绝对能够马到成功。可惜被左翼准备联手把颜色革命变成红色革命的呼吁给吓住了，白白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这就是中国右翼集团目前疯狂叫嚣要进行大屠杀的原因。

针对目前中国左翼的崛起和人民群众向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西方寡头和中国右翼集团正在改变颠覆中国的策略，在不放弃颜色革命的同时，准备承认现实和利用现实，把不可避免的红色革命，由原先是制约颜色革命的积极力量，变成导致中国天下大乱的消极力量。所以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拼命激化矛盾，彻底堵塞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道路，把胡锦涛新政提出的五有社会，变成让老百姓悲愤绝望的空幻泡影，把老百姓逼上死路、逼上绝路、逼上梁山，迫使老百姓造反，实现天下大乱。在早已丧失了政治中心和精神纽带的情况下，一旦天下大乱，中国就会陷入空前的自相残杀，到时候，就不是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问题，而是会像当今许多非洲国家那样，主动哀求西方国家派遣维和部队到中国来维持秩序。中国不仅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虚拟经济体的“中美国”，还有可能会成为人类21世纪第一个血流成河的国家。所谓悖逆天理，必遭天谴，到时候，中国人就会明白控诉群众运动这一悖逆天理行为的惨烈后果了。或许会有人抗议说，作恶者只是极少数人，怎么能让整个国家遭受天谴？古往今来，天谴的逻辑从来就是如此，当初古罗马毁灭，上苍并没有把无辜的古罗马人民区分出来，而是把整个古罗马全部人口推入了毁灭深渊。数千年来，包括《西游记》在内的东方文化天天都在反反复复地讲述这个道理，可是被肉欲泛滥的“猫论”彻底迷住心窍的人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什么都不相信，最终被推到了地狱的边缘。

让中国人在内乱中自行崩溃、自行解体，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不加掩饰的公开战略，不仅国内外所有政治力量和政治团体都看到了这一点，包括那些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的各类“有点儿本事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产移民大潮”、“亲属移民大潮”和“身份移民大潮”，所有人挣了钱就拼命向国外转，生了孩子就拼命向国外送，自己暂时出不去的也要拼命弄一个外国身份。大家为什么争先恐后向国外跑？如果不是感到大崩溃就要到来了，大混乱就要到来了，大流血就要到来了，大屠杀就要到来了，大家拼命跑什么？如果说是为了追求外国生活好，那就应该是生活在国外，可事实上却是获得了外国身份的绝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在国内工作和生活，并且对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人，显然，他们花掉半辈子储蓄弄个外国身份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将来逃命方便。那帮伪自由派流氓更是胡说什么，大家向国外跑是在逃避专制。可是，向国外跑得最快的人，恰恰就是伪自由派所说的那些“专制者”本身。

针对让中国在大动荡中自行崩溃、自行解体的毁华灭华战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爱国人士表示出深深忧虑，认为目前中国左翼力量，很难跨越眼前的困局。右翼集团逼迫老百姓造反以求天下大乱解体中国的战略，比《地雷战》中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乡亲们在前面趟地雷，还要让中国左翼力量和爱国力量更加为难，是空前严峻的历史考验。然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中国所有爱国民族力量，一定要联合起来跨越这道历史障碍，解开这个历史困局。我们之所以提出改革教的概念，提出伪自由派的概念，其实就是为了破解眼下的政治困局。用打倒改革教的办法来挽救共产党，用打倒伪自由派的办法来恢复人民团结，同时也给西方国家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废除最近30年来再次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目前，用批判改革教来解脱共产党，许多人能够认识到其重要性，但是用消灭伪自由派来释放人民愤怒，恢复人民内部团结，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作用。

西方寡头集团和中国右翼集团（买办、汉奸和腐败势力）养有两条恶狗：一条恶狗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一条恶狗是政治上的伪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大都是一些温文尔雅的绅士，虽然他们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是对于温文尔雅的绅士是不能进行政治清算的，否则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就不利于团结广大中间人士共同捍卫国家利益。而人民群众数十年悲惨生活所聚集的巨大愤怒，又不可能不爆发出来，伪自由主义那帮流氓，恰恰应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他们不仅是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罪犯，不仅是帮助权贵富豪欺压人民群众的帮凶，同时也是社会的政治毒瘤和思想毒瘤，不摘除这个毒瘤，就无法重建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健康发展。并且，与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只是间接损害人民利益相比较，绝大部分伪自由主义者则是直接损害人民利益，他们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如同打手与师爷之间的关系一样，新自由主义只是在主子背后出馊主意的无良师爷，伪自由主义则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残暴打手。无良师爷经过改造可以变成一个良师，而血腥打手根本没有改造的价值。

比如，最近美国在占用中国外汇资产方面，在强迫掏空中国稀有资源方面，在强迫毁坏中国环境方面，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害震惊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包括长期替美国辩护的所有新自由主义者，或者选择了沉默，或者在思考新的出路，总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继续为美国辩护。可是，那些丧尽天良的伪自由派，却疯狗般地天天叫喊为美国辩护，谁反对美国掠夺，他们就疯狗般地扑向谁、撕咬谁。特别荒谬的是，这些天天在海外发帖子要“推翻中国专制政权”的人，现在却天天高喊购买美国债券股票是中国政府的正确决策，美国掏空中国资源属于正常贸易，强迫中国为西方炼焦毁灭环境是坚持对外开放，如果仅仅是为美国辩护倒也罢了，又诬陷左翼人士揭露和反对美国掠夺中国资源是煽动仇恨，是恶意攻击政府，是恶毒攻击改革开放，呼吁政府对左翼人士进行严厉打击。美国对伪自由派的卖国行为大加赞赏，甚至为李悔之那样的街头流氓在美国开设了媒体专栏，发表了李悔之大量关于揭露“中共——”，揭露“毛左——（最近主要是揭露毛左破坏中美关系）”，“警告毛家后代——（主要是让毛家后代反思‘润之先生的罪错’和‘二皇子岸青造成地主和家人惨死的不人道’行为）”的文章，这是连许多著名右翼学者都享受不到的政治待遇，居然给了一个浑身痞子味的街头流氓，可见伪自由派这帮流氓把美国感动到了何等程度。在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如此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人民利益，中国人民又岂能放过！就算不是在中国，就算是放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人民都不会容忍如此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的言行！

去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结束了。世界进入了文化转型期，动荡开始了。虽然作为善良的共产党人的最高代表，胡锦涛主席宣布“不折腾”，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共产党人的意志为转移。胡锦涛主席“不折腾”的纲领，反而遭到中国右翼集团的弱势解读，从那时起，折腾就开始了，并且是从上到下，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折腾：在理论上，用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用1979年代替1949年作为新旧两个中国的分界线，公开叫嚣要彻底清算毛泽东，彻底清算共产党，彻底清算人民革命，彻底清算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公开策划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策划发动反革命事变，叫嚣要坚决镇压毛派邪教，要对左派进行大屠杀，要配合西方国家军事打击中国等。从这些折腾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危机、内乱、战争和屠杀的阴云正在逼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了，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折腾的最好办法就是折腾敌人，让敌人陷入疲于奔命的折腾之中。伊朗人民的伟大胜利就是最好的说明。

不是伊朗人民喜欢折腾，不是伊朗政府喜欢折腾，也不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喜欢折腾，更不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喜欢折腾，而是美欧等西方国家要折腾，是美国培养的美国鹦鹉要折腾，是伊朗前总理、美国间谍穆萨维要折腾，当伊朗的国家总理都成为美国间谍时，伊朗人民还有选择不折腾的余地吗？现在，伊朗人民不再回避折腾，而是勇敢地站起来迎接折腾，豁出去来一场全民大折腾，来一场全国总折腾，结果，敌人立刻就放弃了折腾，美国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折腾，英国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折腾。如此一来，那些替美国人和英国人折腾自己祖国的叛国者算是被害惨了，如同野狗一样地陷入了绝望境地，既遭受到西方主子的无情抛弃，又遭受到祖国和人民的坚决唾弃。最可怜的就是前总理穆萨维，不仅没有实现从总理到总统的梦想，反倒暴露了是美国间谍的身份，如果指控成立，将有可能在监狱中了此残生，哪天半夜三更醒来时，或许会后悔当初不该替美欧等国折腾自己的国家，不该替他们折腾自己一奶同胞的本国人民。

最后，再次祝贺伊朗人民战胜颜色革命的伟大胜利。更预祝我们伟大的祖国会有更好的运气！

附文

王妮娜：伊朗前总理、颜色革命领导人穆萨维是美国间谍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据美国媒体援引伊朗《世界报》4日的一篇社论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助理侯赛因-沙利亚特-马达里将该国前总理、本次大选落败的候选人穆萨维称作是美国的间谍，并指责他犯有反国家罪。

在这篇社论中，沙利亚特-马达里引述了一些“无可否认的文件”，称穆萨维与外国势力有联系。他呼吁法庭以叛国罪对穆萨维和伊朗前总统、改革派人物哈塔米进行审判。这是穆萨维第一次被公开指为外国间谍。

穆萨维在6月12日的伊朗大选中失利，投票结果被宣布后，他及其他反对派指责大选存在舞弊，穆萨维的支持者在伊朗举行了示威，引发了伊朗国内的骚乱。而后伊郎宪法监护委员会对10%的选票进行重新计票后称本届大选不存在舞弊现象。

(环球在线:王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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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向前：诽毛者必刑罪之

毛主席逝世后，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敌人以十倍的疯狂，千百倍增长的仇恨，拼命毁损毛主席的崇高声望，必欲置新中国于死地而后快。这场反革命闹剧至今还在上演着。政治上、党务上如何置理，人们仍拭目以待。然而在法律上，是容不得懈怠的，盖因我党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训。

台湾“诽谤韩愈案”的审判结果

台湾地区刑法对于诽谤活人要治罪，诽谤死人也要治罪。1976年10月，《潮州文献》第二卷第四期发表署名“干城”的文章，题目是“韩文公、苏东坡给予潮州后人的观感”。文中写道：“韩愈为人尚不脱古文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见此，韩愈第三十九代孙韩思道向台北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依刑法治罪。

经查，“干城”系郭寿华的化名。台北地方法院受理此案，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竟以涉于私德而与公益无关之事，无中生有，对韩愈自应成立诽谤罪，自诉人为韩氏子孙，因先人名誉受侮，而提起自诉，自属正当”。郭寿华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台湾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看过上述报道，翻阅台湾2007年3月新版《最新综合六法》，刑法第312条之“侮辱诽谤死者罪”规定：“对于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者，处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此条其后的解释是：“所以保护死者后人之孝思也。我国风俗，对于死者，其尊重心过乎外国，故不可不立此条，以励俗薄而便援用”。

此案台湾虽有“文字狱”之说、“直系血亲”之辩、“死者已死一千一百五十二年”之碍，但法院决然依法收案、判决，不能不令人慨叹。

“诽谤死者罪”的外国立法例

关于“诽谤死者罪”的外国立法例，多有与台湾类似规定，如德国刑法第189条规定、瑞士刑法第175条规定、印度刑法第499条规定等。

所谓“诽谤死者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损害死者人格，破坏死者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本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了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其捏造是指无中生有，制造虚假事实，其散布是指以口头、文字或图像等形式，把虚假事实向众人播散；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

外国规定比台湾的规定更全面、更准确，保护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其主要表现有：一是罪名不同，如德国刑法规定的罪名是“毁损死者名誉罪”，其“毁损”的外延较之“诽谤”要广。二是犯罪行为人除“自然人”之外，还有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三是在行为表现上，除了“公然散布”之外，其“向第三人指摘”也是重要方面。四是关于散布“捏造虚构的事实”客观方面，不仅是散布自己捏造虚构的事实，还包括散布他人捏造虚构的事实。而且，非法揭露或泄露不利于死者名誉的真实事实，也在其列。五是在犯罪成立上，不问死者的名誉是否实际受到危害，本罪均告成立。六是刑罚重些，高于台湾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里应当明确，毁损自然人是触犯刑律的，毁损任何死人也都是触犯刑律的。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规定“毁损死者名誉罪”？综合观之，（1）维护死者的名誉和信用；（2）消除对社会秩序的危害；（3）保护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4）毁损故去的国家领导人，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危害国家利益。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啊，在他人活着的时候，有些人像“一条狗”，摇尾恭顺，媚态可掬；死了以后，像“跳马猴”一样，即刻变脸，三反四覆，正所谓“活着一条狗，死了跳马猴”。如若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如此性格分裂，虚伪无耻，谁还信任你呢，谁还敢于和你打交道呢。写到这里，我想到了立法的民族道德底蕴。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这是鲁迅先生看过拜谒中山陵报道后写下的嘲讽国民党反动派的感言。毛主席尸骨未寒，党内一些人就谋划如何纠集力量向毛发难了。反毛——倒毛——去毛化，这是三十年多来党内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基本线索。

毛主席逝世以来，无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作为公民，毛主席的人格、名誉、肖像、人身利益、荣誉、信用、隐私、著作等，都受到全面毁损。反共份子们针对婚姻家庭、个人生活、与工作人员关系、国务党务活动等几乎所有领域，采用侮辱、诽谤、贬损、丑化、造谣、污蔑、陷害、攻击，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严重危害了毛主席的人格权和名誉权。人格权，是人格利益的专属性权利，其核心是人格尊严权，这是独立的法律人格的必须权利；名誉权，是独立的法律人格所享有的社会对其品德、能力、作风、信用、业绩客观评价的权利。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是国家立法的一项重要职责。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天才，革命导师，经济巨匠，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和无产阶级优秀品格集于一身。雄文五卷，为民立极，战无不胜，历久弥新。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还我毛主席”，“还我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石破天惊的呐喊！当毛主席在中国——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受到这般不堪设想的凌辱的时候，我们感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心灵的颤抖和热血的滴流！

为维护毛主席的尊严，捍卫毛泽东思想，我提出如下立法建议：

一、落实宪法规定，将“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法律义务。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写在我国宪法上的，受到宪法的保护。

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改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都是严重的违宪行为，必须追究法律责任。我国目前尚无宪法法，无宪法程序法，无宪法司法机关，关于“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由全国人大行使。然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应当落实的。此种落实，为法律落实，首先应当在有关法律中确定为法律义务，而非一般宣示性条款。

二、现行刑法增设“诽谤死者罪”。

我国关于“诽谤死者罪”已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1989年关于死者荷花女（艺名）名誉权的复函、1990年关于死者海灯法师人格权的复函、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01年《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述司法解释涉及了“诽谤死者罪”，但层级较低，内容不全面。“诽谤死者罪”应载入刑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立法，合理确定罪名，并在毁损死者主体中将“国家领导人”单独列项规定。

“不怕你现在闹的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犯罪者是一个都跑不掉的。小时候听母亲讲过“拉清单”故事。我的故乡在海边，成片盐碱地，人们贫穷，十里八村连大户人家都很少见。日本鬼子入关了，有人附了外，立即先富起来，吃的是洋米洋面，骑自行车兜风“显摆”，牛气得不得了，挎上盒子炮，无恶不作，可没有多久，就被“除奸队”夜间扔到河里了。我不主张“报应”论，但相信“因果”论。现在的反毛反共份子天良丧尽，坏事做绝，就是不被人民“拉清单”，也会被上帝“拉清单”的。

那些额头皱纹里充满了阴谋和诡异的人，那些仇恨得睡梦都要咬牙的人，拼命反毛反共，就是为了向资本主义主子邀功请赏。殊不知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肯定了斯大林的功勋，要对诋毁苏联历史的行为进行立法惩处；资本主义的韩国对日占时期的“韩奸”进行专门立法，对“韩奸”遗产实行没收；《参考消息》2009年6月30日报道，普京要送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本苏联时期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生日礼物。呜呼，对于今日之中国，这些是天方夜谭似的神话，还是历史的回音？

200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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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禅人：从“杀猪（朱）拔毛”到“杀左族毛”

凯迪网六月14日以“凯迪社区热帖推荐”，发出一阵“杀左族毛”的狼嚎。虽然觉得有些可笑，但也有一点可谈之处。

凡是有一点国共斗争历史知识和五、六十年代在台湾住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口号有些耳熟。禅人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台湾政治大学就读，他与国民党的过气主席——连战还是同班同学。他就告诉禅人，他们当年随着“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在台湾大搞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毋忘在莒”，如何的热血沸腾，如何的激情澎湃。他们每天早操都要高呼“杀猪（朱）拔毛”、“光复大陆”等口号。这位朋友讲，每当他们高呼口号时，就觉得明天就会将“共匪”消灭，将“朱毛”擒获公审，明天就会“光复大陆”。谁知道，几十年过去，他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垂垂老人了，似乎只是参演了一场荒诞戏。如今蒋公自己已是物化归天。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能“光复大陆”，甚至与台独分子眉目传情玩起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变态恋。连要“统一中国”的梦也不敢做了。让他这样的“爱国者”真是情何以堪啊！

今天这位zumao的网友模仿当年的蒋介石国民党也喊出了“杀左族毛”的口号，似乎他们也到了穷途末路的“台湾”。他们如果不喊几声令人“血脉喷张”、“杀气冲天”的口号，看来是寝食难安的。

台湾的李敖大师曾经讲了个中国老式的笑话，“其中有一部书叫《笑倒》，一笑笑得摔倒了，太高兴了。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和尚和一个女人同坐一个船里面，拿眼睛来看这个女的(屡目不已)，这个女的就叫人打他，打这个和尚。和尚乃闭目(眼睛合起来了)。到了岸上去的时候，这个女的又叫人打这个和尚。和尚说：今天我犯什么罪啊？女人说：你如今闭了眼睛正想得我好，就是说：虽然打你，不许你看我，眼睛闭起来了，可是，你心里在想我。所以，现在打是打你心里面这个你在想我。为什么呢？因为在《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贾宝玉所谈到的，说我们对女人有意淫。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你对这个女人有淫念的时候，你就犯了奸淫。所以，认为意淫啊就和奸淫一样，看得很重的，非常的唯心论的。

我曾经用很刻薄的话来描写海峡两岸的一个情况，大家看我的中文多么的刻薄，我说：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民进党意淫台独，手淫台湾；共产党手刃台独，手扶ROC牌位。”

李敖的这一段故事和最后的一段“刻薄”话，恰恰是道出了zumao这一帮“杀人狂”的真面目。他们正是因为感到了“穷途末路”，“前途迷茫”，所以会放出这弥天杀气。他们也在“意淫左派、手淫右派“。然而，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正义之士会应为这些跳梁小丑的几句恐吓就吓破了胆吗？毛泽东的伟大魅力和卓绝思想真的就会因为这帮小丑的嚎叫就“土崩瓦解”了吗？

非也！恰恰就是因为这帮小丑的表演，让我们追寻理想、正义之光的人看清楚了所谓“改革开放”本来面目。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意淫”自白吧:

（一）看小丑的“意淫”纲领：

“封乌有，清算毛。

毛左，是中国目前一切矛盾是丑陋现象的根源，即原罪！　　

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和邓的改革开放两个路线的斗争。”

这帮小丑声称“根源”、“原罪”是：“毛的阶级斗争”。然而当“左派”还在“坐而论道”时，他们却首先要举起了““杀左族毛”屠刀。zumao先生更是念念不忘“两个路线的斗争”——“毛的阶级斗争和邓的改革开放两个路线的斗争。”所以讲“路线”、讲“斗争”，绝对不是毛泽东和“毛左”的专利。而是不以人的一直为转移的。

（二）小丑的“意淫”目的：

“第一步，肯定是从上层建筑开始的，大家火力不要分散，集中对准毛左，伤其十指，没用的。　　

不要放过最毒的根源,毛左是中国苦难30年的恶魔。　　

作为对大领导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化解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目前内部矛盾的唯一转折机会，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

小丑们妄图以“狙杀毛左”来作为“化解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目前内部矛盾的唯一转折机会。”所以，在当今的“穷途末路”之下，“反毛”只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找替罪羔羊。这与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真可谓如出一辙啊！　　

（三）小丑的“意淫”价值观：

“个人还是认为，腐败和毛左，我宁愿更能接受腐败的官僚，不能接受毛左官僚。”

他们“宁愿更能接受腐败的官僚”，因为“腐败的官僚”与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这也再次证明了“腐败”的“根源”，再次证明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只会“越反越腐”的必然结局。

他们也看到了目前政府和中国的真实局面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大领导）：

“我非常理解政府的难处，内忧外患，表面平静，实际上风起云涌。我只是建议，毛左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希望大领导能看到…　”

zumao们原来心知肚明，现在是：“内忧外患，表面平静，实际上风起云涌。”所以，他们感到恐惧，感到“时不我待”，他们要“先发制人”，他们要“图穷匕首见”。

（四）他们所崇拜的“意淫”偶像——“曾剃头”：

“曾国藩（按：时人称“曾剃头”，喻其剿“匪”屠民，俘虏及“匪区”妇孺老幼，赶尽杀绝，一个不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现代史上一代伟人蒋介石极其推崇并高度评价过曾藩…毛左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　

小丑们的偶像牌位正面是“曾剃头”，背后却是——蒋介石。因为“　中国现代史上一代伟人蒋介石极其推崇并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今天中国的反毛小丑之所以如此猖狂，如果没有“大领导”的默许和背后的支持，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优秀党员”、“创新理论模仿”方XX的杰作——《空前绝后的蒋介石》；到“十七大“的特邀代表——李锐，以及“不包括理”；再到《炎黄春秋》的一帮皓首匹夫，挖“共产主义”祖坟，妖魔化共和国的“国父”；我们不难看出贯穿着一条卑鄙的反革命、反人民路线。

所以，一切革命者必须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将是对人民的犯罪。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跳梁小丑的卑劣表演，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意淫”而已。

这帮变态淫魔，不仅“意淫左派”。连他们的兄弟——“右派”也顺便“手淫”一翻：“ 右派就是太讲民主，与虎谋皮，50年代的悲剧还会再次重演的。”请看“太讲民主”、“与虎谋皮”、“悲剧重演戏”，他们对“右派”兄弟又拉又吓，极尽“手淫”之能事。可见他们连帝国主义祖师爷的“民主”遮羞布也不打算要了。就是要赤裸裸的将“淫荡”进行到底。

其实，要将“毛左”赶尽杀绝、株连九族的，今日有zumao之流，昨日也有国民党蒋介石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对派。他们一旦得机得势，何曾留情过？何曾手软过？毛泽东一家十几口，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三千万人头。难道zumao们发过一丝观音菩萨的慈悲心肠吗？对于zumao以及李锐、谢韬之流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谩骂，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什么“共产共妻”，什么“罪恶滔天”，什么“独裁、专制、极权”，……,可谓应有尽有，多不胜数。并且，毛泽东对此种种早已有了旗帜鲜明的回答：“‘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 ”

今天的现实有没有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段呢？内外反动派有没有在中国复辟呢？想必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会给以明确的答案。

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反对派要骂毛泽东、要杀“毛左”根本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稀奇怪事，如果他们不骂不杀，那还真是成了天地间的第一大奇闻。如果他们不骂不杀，那也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学说，那也就否定了“继续革命理论”。

再此，我们真是要感谢zumao先生的“盖世雄文”，也要感谢zumao先生的“杀左族毛”口号，我们在此真诚地希望zumao先生在对“大领导”进献金玉良言时，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此一来，天下的“毛左”们才会认识到：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当年的国民党蒋介石无论他们将“杀猪（朱）拔毛”喊得多么的震天价响，最终也只能流落孤岛，落得个“魂不归乡”的下场。

今天的zumao们，无论他们如何的嚎叫，其结局也只能是成为一群“跳梁小丑”而已。这也符合一切反对派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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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狼心：从杀左讨论看极右邪恶分子的丧心病狂

张宏良先生的《从反左到杀左》一文看了之后，又点开链接的地址到凯迪网原文处看了一下。觉得极右邪恶分子确实很有一些杀气腾腾的味道。

极右派为什么要杀左？如何杀？都杀哪些人？张宏良先生的文章中已经很详细的披露了。在这里我只想和极右派摆摆龙门阵，讨论一下杀左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什么下场。

屠杀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是历史上一切反动腐朽势力行将灭亡时的惯用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晚清政府如此，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如此，希特勒如此，但他们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并没有能挽救必然灭亡的命运，还是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李敖说过，蒋介石失败就失败在清共，如果蒋介石不是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也不会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也曾对陈立夫说过：“玉皇大帝还给孙猴子一个弼马温做做，可是你们连小小的弼马温也不给我们，还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扛着枪上山了。”国际友人曾问毛主席，是怎么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四个字“逼上梁山”，毛主席说：“蒋介石不给我们活路，把我们逼上了绝境，就这么七逼八逼，逼出一个新中国。”

反动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恐怖血腥的大屠杀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大屠杀幸存下来的左派和人民群众，会擦干自己的眼泪，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怀着更加无比的仇恨向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勇前进。想用大屠杀来消灭吓退左派和人民，真是痴心妄想。大屠杀只能加速极右势力在中国的崩溃和灭亡。

其实，极右势力想要在中国搞大屠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就有一个极右分子杀气腾腾的叫嚣：“早晚有一天，老子要杀他几千几万就是了。”“杀他几千几万”，一直是极右邪恶势力的梦想。在毛主席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群众运动一波接一波，搞得右派日子很不好过。笨蛋一些的，就象旧社会的小媳妇，整天的怕挨打，只能忍气吞声，苟颜活命。狡诈一些的，纷纷变了极左的面孔，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吴敬琏在毛主席时代不坐沙发，只坐板凳，他说：“沙发是资产阶级的，板凳是无产阶级的。”

街头流氓李悔之更是一条变色龙，大家看一看他恬不知耻的精采表白：“李悔之虽然正值年少，然而，政治觉悟极高、阶级立场极为鲜明的我，经常亲登讲台，或指着地主的鼻子，愤怒声讨“万恶”的地主在“旧社会”对贫下中农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滔天罪行”；或者待“劳大苦深”的“老贫农”诉苦完毕之后，振臂高呼“打倒万恶的地主”，“坚决消灭地主阶级”等口号，“怒火万丈”之时，还与众人一拥而上，将地主们狠狠痛揍一顿！……”

李悔之坦白交代：“俺老李当年是一位何等叱吒风云的革命小将！这里无妨再告诉你们一件事：俺李悔之——即当年的李东红，李卫东，李文革。”从李悔之交待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年文革时打砸抢挠，狠狠痛揍地主们的，决不是真正的左派和革命群众所为，都是李悔之等极右邪恶分子之徒冒充左派干的。

当年与资本主义誓不两立的吴敬琏，摇身一变成了积极推行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吴市场。发誓“攻打美国白宫——活捉美国总统；将五星红旗插上白宫、国会山和五角大楼！”的打砸抢烧的革命小将李文革，现在成了匍匐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求得一杯残羹剩饭的街头野狗李悔之。

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左派今后要吸取教训，把篱笆扎得紧一点，防止再让李悔之这些野狗钻进来，用一些极左的手段，去干伤天害理的事，败坏左派的名声。

五十年代时是右派，文革时期是极左，现在是赤祼祼的极右邪恶本色，这就是暗藏在中国大陆的汉奸走狗、反革命的历史变迁。多亏了李悔之的坦白交待，否则，善良的、呆气十足的左派同志，是很难识破极右分子凶狠奸诈、卑鄙邪恶的阴险面孔的。

从“杀他几千几万”，到文革极左分子李悔之的打砸抢烧，再到现在的凯迪网公开郑重其事地讨论杀左，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极右邪恶势力真是丧心病狂，亡我之心不死。在杀左讨论中，提到了一个大领导。我不知道是真有其人，还是极右分子为了给自己壮胆虚构的。就算实有其人，又能如何呢？

大领导看来是大有来头的。当年的袁世凯不是也大有来头，北洋军阀不是也大有来头。蒋介石，四大家族，一个个不都是大有来头。但是在人民的面前，一个个都灰飞烟灭了。就算是大有来头，说开了，无非就是有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给你撑腰，有李悔之这些街头流氓野狗给你充当打手，有0.4%的既得利益集团给你做后台，如此而已。

毛主席对黄永胜说过：“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去造反。”如果大领导真有其人的话，我就不相信，二百五十万的人民解放军、工农子弟兵，会跟着大领导去造反？七千多万共产党员会跟着大领导去造反？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十三亿中国人民会跟着乱臣贼子、汉奸走狗大领导李悔之等辈去屠杀左派？

老实说，中国并没有什么左派，所谓的左派，不过就是中国人民内部一些有觉悟的人，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忧国忧民的传统心态，对当前中国严峻的社会形势、殖民化的经济情况、悲惨的人民生活，说出自己的良心话而已。就如我自己来说，完全就是单枪匹马，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派。不过是写一些看来还算是有点良心的文章而已。我想大多数的左派同志也和我差不多。

作良心文、说良心话，这样就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不容，疯狂仇视，欲杀之而解心头之恨。心肠歹毒阴狠，却还要宣传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极右分子的阴险、狡诈、虚伪，真是深得蒋介石、汪精卫、秦桧的真传。

敢屠杀左派就是乱臣贼子董卓，就是汉奸走狗汪精卫。乱臣贼子、汉奸走狗人人得而诛之。毛主席说过：“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身。”极右邪恶势力如果丧心病狂的胆敢发动大屠杀，首先灭亡的肯定是他们自己。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必将彻底埋葬中国一切的极右邪恶反动势力，中华民族必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获得新生。

20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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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行：立此存照：冲锋队提出“杀左族毛”为“破冰第一步”

【立照者按】

凯迪网六月14日以“凯迪社区热帖推荐”，推出“路线之争”的“凯迪上论战”专栏，主持方提出“狙杀毛左，族灭毛裔”为“破冰第一步”，作为“进一步的改革突破口”。　　

主持方名号叫zumao，是精心设计的，杀气腾腾，拼音读作“族毛”，英译中为“躜”，意为向上冲、向前冲。这是一个人的笔名，还是一个团体的口号，或是一个组织的代号？可能兼而有之。按其宣示的血腥意含，可以叫作“族毛冲锋队”，虽与纳粹冲锋队同属，却是专门狙杀同胞的。观其全文，“共产党”三字从未提及，却以为“毛左们现在还在趁乱打劫，把现在有些社会矛盾推到现在的政府头上”，所以，“非常理解政府的难处，内忧外患，表面平静，实际上风起云涌。我只是建议，毛左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希望大领导能看到”，这个“政府”自然是中央政府，叫做国务院，莫非zumao也是“院卫军”，想与纳粹党卫军齐名？　　

族毛冲锋队虽然希望“大领导”效法“中国现代史上一代伟人蒋介石”，杀光毛泽东的后裔，但还是很从容“慎重”的，比如，“毛新宇可能是个假货，要DNA确定下，不是毛的儿子的话可以放过！”，至于“毛左代表人物张宏良、张召中、司马南”等，只是用来开场“祭旗”而已，然后就是，“任何一个有血性，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去狙杀邪恶组织”，想血洗中华？所以，这个专栏，应该叫做“杀字号专刊”。　　

至七月3日中午，“杀字号专刊”20天点击量8.1万(张宏良同志七月1日就此专栏发表鞭挞文章后，猛“拔”了其点击量)。参加投票者有51，其中：反对票42，赞成票7，弃权票2；至六月15日，24小时的跟帖共37页计543楼(此后未见续跟)，约有条陈700。其中：冲锋队的自跟帖约占半数，重复率约五成，是对其提出之“关键核心点”的说明，也有对歧见跟帖的劝诱、辱骂；其他跟贴近半，有数十个马甲，大约300陈条，多为重复，五花八门的，歧见纷纭，但绝大多数并无冲锋队的杀意；网编屏蔽近40楼，约占7%。　　

反动派总是首先把屠刀提上议事日程的，但像族毛冲锋队在“杀字号专刊”上，这样先行宣示鼓噪，似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份占人口不到1%的买办汉奸卖国贼在困境中，对毛泽东思想宣传者、爱国者的格杀动员令，也是对99%中国人的恐怖威慑布告。只是“专刊”零乱糟杂，教人阅读时烦恼不堪，特将之摘要编纂，除补足标点和极个别错漏字及归段整理外，文字皆以原文为准复制，企求以窥全貌，立此存照，奉献于同胞，警示于国人。并愿帮其传播，还望能上达至中央。　　

编纂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诸君见谅。　　

张宏良教授七月1日发表长文《从反左到杀左——是谁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对奸细网谍及其主子后台的法西斯宣战，进行了揭露、分析、鞭挞，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警报。张文单在《乌有之乡》，3天点击数已超过3万。以“张宏良博客”在百度搜索，有16.2万页之多，草草扫览该文相关的若干网页，点击量均在4～5千以上，跟帖皆以数百计。人民正在关注着！　　

触犯刑律的“杀字号专刊”肆无忌惮地招摇过市，是“五毛党”网奸网谍奉命投石问路？还是卖国贼流血政变的先声？或是挑拨执政党中央和国务院关系，把“大领导”架在火上烤？不得而知。“大领导”真的揣着“邓公，万里死前”的“嘱咐”，“只待锦囊打开”，效“项羽族秦”，狙杀毛左，灭门毛家，便可“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从而肢解中国，完成“普世”，保住抢劫的财富？我看未必。中国人民早已明白，中国“现在的困境”和人民群众的灾难，皆拜赵ziyang党徒所赐，大屠杀的发动和结局，殊难预料。　　

毛左何以该杀？近因是“把恶魔当导师”，“依然死而不僵，所以很多改革无法推动”。至于要族灭毛主席后裔，除了刻骨阶级仇恨、疯狂报复外，更是对人民怀念伟大领袖的恐惧与恐吓。　　

厉以宁早就说过，“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结果是，占总人口0.4%的抢劫者，坐拥全国70%的财富；十几万亿的人民血汗钱用来“救美国”。所以，铁杆老右茅以轼也精确测算出，“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但我相信，这“只占5%”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多数人是爱国的，而且，其中占多数的“白领”亦正在遭遇新四座(医、教、房、失业)大山的威胁、压榨。所以，“杀字号专刊”宣示的，只是占人口不到1%的一小撮买办汉奸霸奴及其洋主子的心声。族毛冲锋队为建立“中美国”——《08宪章》定名叫“中华联邦共和国”——杀气腾腾地呼号，证明他们才是99%中国人的死敌。何日屠场归来，这伙“院卫军”新纳粹党徒，想必还会学着对镜头洒泪，证明他们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吧！　　

国家的要害是“钱袋子、笔杆子、枪杆子”，这一小撮屠夫国贼，当下除枪杆子外，已相当程度掌控了钱袋子和笔杆子。但有人宣称，“军队也有我们的人”，当非空穴来风。冲锋队特引曾国藩～蒋介石为例，称“曾国藩(按：时人称“曾剃头”，喻其剿“匪”屠民，俘虏及“匪区”妇孺老幼，赶尽杀绝，一个不留)…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现代史上一代伟人蒋介石极其推崇并高度评价过曾国藩。”希望“大领导”效法蒋介石，对“怀念毛泽东”“非常有破坏力思想”的“当前主流”大开杀戒？　　

张宏良同志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我们所能够确定不疑的，就是这个屠杀大讨论显然是来自于那位‘大领导’的所思所想，否则一个秘书是不会主动跑到网上讨论杀光毛家后代作为改革突破口的。并且讨论主办方十分自信，完全没有把警方力量放在眼里。他主持讨论的不是一般社会问题，而是具体的杀人方案，并且要杀的都是真名实姓的公民，不仅包括解放军的现役将军，还包括开国领袖所有的家人。这种讨论已完全触犯了国家刑律，一般人发出帖子后肯定会逃之夭夭，可是主办方却一直十分坦然地主持讨论，没有丝毫担心会不会有警察前来。如此满不在乎大咧咧的态度，也的确是‘大领导’秘书才有的作风。”　　

宪法何在？刑律何在？党章何在？党纪何在？谁来追查凯迪网？谁来惩治族毛冲锋队？　　

没有人民的拥护、捍卫、监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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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照者按】[全文已刊出]　　

编纂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诸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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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凯迪上论战的核心内容( 凯迪社区热帖推荐)

文章提交者：zumao 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 09-06-14日16：55’ http://www.kdnet.net　　

不是腐败，不是房地产，不是医疗改革，不是教育，不是不公和贫穷。　　

关键核心点，是毛左和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这点不只在凯迪上，引申到国家层面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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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全文仅约60个字，内容发挥全在zumao，即族毛冲锋队的自跟帖里，约占总跟帖数(543楼)一半，重复率约五成，是对其提出之“关键核心点”的说明，也有对歧见跟帖的劝诱或辱骂。摘录如下：　　

封乌有，清算毛，唯有如此，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有再生的希望！凯迪网友强劲跟帖吧，顶到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为止。　　

毛左，是中国目前一切矛盾是丑陋现象的根源，即原罪！等哪一天我们国家开始全面真实评价毛的那一天开始，中国才算真正的走上正路。　　

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和邓的改革开放两个路线的斗争。毛死了，毛左余孽依然怀念毛，并在现在的舆论中骟风点火，这是对一个民族基本道德认识的强奸。

大家不要轻看了这一小撮人，这已经发展成一个邪教。

1979年后，中国才走出泥潭，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对希特勒，对本·拉登，难道要给这种人自由吗，这是邪教，是恶魔。

第一步，肯定是从上层建筑开始的，大家火力不要分散，集中对准毛左，伤其十指，没用的。　　

不要放过最毒的根源,毛左是中国苦难30年的恶魔。　

丑陋的毛左跳出来了,其实中国网络上的毛左分子也就几百个,占着各大论坛,强奸和要挟民意。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　　

第一步先要走出来,人民应该拿毛左祭旗,祭我大汉民族再次崛起之路的大旗。　　

参考犹太人是怎么对付残余法西斯分子的，大家网上搜。你们这些毛左，是特殊材料做的畜生，不算人。　　

唉，各位轻看毛左之祸，这个国家接下来又会再次大祸临头的。右派就是太讲民主，与虎谋皮，50年代的悲剧还会再次重演的。　　

作为对大领导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化解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目前内部矛盾的唯一转折机会，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

谢韬(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评价：“毛ze东取代了蒋jie石…住进中南海，毛ze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ze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毛左们现在还在趁乱打劫，把现在有些社会矛盾推到现在的政府头上，原罪不清算，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可笑的是，我们不是朝鲜，也不是伊拉克。为什么要把恶魔当导师，自己不说出来那是自己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了。　　

毛左，就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要求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要求为四人帮平反的一撮余孽分子。他们以改革开放为眼中钉，大量散发反对政府的言论。　　

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这些都是毛左的代表人物。

历代祖宗会在黑夜中注视着这群毛左，毛左的下场必将是惨烈的。　　

把恶魔当导师，血海深仇的畜生依然在神州大地招摇撞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该做点什么了。　　

世界著名的《新闻周刊》2000年第一期发表了通过两年时间征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的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2000千多人的投票评选：评选出了20世纪三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最大杀人罪犯，最血腥的三大恶魔，第一号为毛/泽/东(屠-杀，整死3900万，饿死4300万中国人)，第二号为斯大林(屠-杀2000万苏联人)，第三号为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　　

毛左是全民族的死敌，毛左之毒，饿死3755万，斗死。5000万，无端杀死上千万，死的都是大汉民族的子孙。

邓总设计师打开了这个毒室，救了大汉民族。　　

汇集所有力量对准毛左，是破冰的最好招式，一剑破毛后，剑法可成，之后滔滔江水，你发挥吧。在当前局面，清算毛左，符合各方的利益，除了毛左余孽。请各位支持此贴，希望大领导能有所动作，…目标远大正确，但是策略不对头！步骤有问题！　　

参见犹太人的幸福生活，他们对待对他们实行种族屠杀的法西斯分子是狙杀到底，永不放过。　　

秦王残暴，天下人反之，项羽族其50多个子女，故秦始皇无后，历代再无君王敢效仿秦。毛说他比秦始皇更厉害100倍，他做到了…若非邓叶等，我大汉民族岂不彻底沦落。大家醒醒吧，毛左是所有有道德，有良心，有思想的中国人的死敌　　

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这是一种世上最大的邪恶，堪比法西斯主义。　　

清算毛左后，一切都会自我修正，因为最邪恶的东西已经被推翻了，被大家了解了。　　

难道我们还要给毛左一个机会吗，德国还会再给法西斯分子一个机会吗？　　

个人还是认为，腐败和毛左，我宁愿更能接受腐败的官僚，不能接受毛左官僚。前者不会伤人，至多对贪点，后者要魔，是要吃人的前者的根子，不也是毛左吗？　

我非常理解政府的难处，内忧外患，表面平静，实际上风起云涌。我只是建议，毛左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希望大领导能看到…　　

曾国藩(按：时人称“曾剃头”，喻其剿“匪”屠民，俘虏及“匪区”妇孺老幼，赶尽杀绝，一个不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现代史上一代伟人蒋介石极其推崇并高度评价过曾藩…毛左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　　

毛在延安的时候，拼命扩军，表面上积极和死战日军的蒋介石合作虚伪和欺骗，是毛左最大的烙印，抽死你们！

正是毛左的余毒，不只我们，当局都很困难，我们应该理解现在的大领导。　　

毛左的破坏，十倍于法西斯主义，千倍于恐怖主义对于希特勒，对于本拉登，难道要给他们说话的自由吗，要给他们从容的地位吗？毛左在神州大地上一轮轮的破坏，这是任何一个有血性，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去狙杀的邪恶组织。　　

1979年后，这个组织大败，但现在还有残余，乌有之乡是他们的喉舌。　　

个人以为，所有问题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这点看上去很难，但是唯一救这个民族的办法，并彻底解毒！PS，毛新宇可能是个假货，要DNA确定下，不是毛的儿子的话可以放过！　　

死几十个人，可化解中华民族60年来亿万人民的心结，这是必须的，毛家后人必须付出代价！毛左将从此灰飞烟灭，大汉民族可走上正轨了。在毛下暴令的时候，他后代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无可挽回，杀了后，后世再无人敢做此残暴之事！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再次腾飞的大旗。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为国家，为大领导出谋划策。　　

对毛的子孙，应该全民公审，全民宣判！后世中华才可再无此类暴魔。　　

邓公理论和和谐思想，才是中国走上正道的理论准则，可惜毛左依然死而不僵，所以很多改革无法推动。这个民族，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毛左。对毛左的处置，到时候了，一定要干净利落！　　

各位看清楚了，在目前局面下，不清算毛左，什么都是空谈。清算毛左是破冰的第一步。邓公，万里，死前都有嘱咐，只待锦囊打开，后面的事情就容易了。但是，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　　

起码有5000万的家庭，和毛之间，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这种仇恨常规的言语来形容都是苍白无力的。当然，我们现在需要要求法律，来做个了断，需要大领导支持！重铸我中华道德丰碑！如果没有邓公和接下来的领导，这个国家的仇恨更深，也许现在已经彻底沉沦。　　

我是中国人，大汉民族的子孙，具备起码的道德认知的中国人。毛左，就是以老毛为标志，一撮为了个人利益，虚伪，歹毒，谎言+杀戮的无耻恶魔，具备十足的欺骗性。　　

我们应该正面直对毛左------当我们看到毛ze东的头像仍被挂在天安门正中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ze东的尸体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乌有之乡邪教徒们提出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左们叫嚣着要为四人帮平反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中国人的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是每延续一天就增加一份的耻辱。　　

兄弟，一步步来，吸取胡耀邦的教训，集中火力，先把毛左拿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谈后面的。　　

※ ※ ※ ※　　

其他跟贴，有数十个马甲，大约300条陈，重复率近三成，五花八门的，歧见纷纭，多数属自由派之类的，绝大多数并无族毛冲锋队的仇恨和杀意，也有批其“言必称杀”的，有揭冲锋队是网谍的。兹摘抄几条有代表性的于下，可略见一斑。　　

※：乌有之乡中最坏的毛左有两种：

一是拼死反民主，给人扣汉奸、崇洋帽子的

一是造谣惑众，伪造历史、伪造数据的

这种杂碎应该狠批！　　

※：现在的毛左也没楼主这般杀气腾腾, 言必称"杀!", 极右分子若上台恐要象锄草机一样割人头了吧. 右派要注意语言暴力倾向.　　

※：网特而已。看到真的有人跟着楼主的指挥棒跳舞，感觉很滑稽。　　

※：还邓公，嘿嘿，你可知道当年灯矮子可是猫反右的急先锋，筷子手？他双手沾满的鲜血还少吗？还不包括89呢，蛇鼠一窝！　　

※：蟊一生做了三件事：

一是空前绝后、不择手段地用下流的阴谋诡计毒害政治氛围；

二是用他那颗中世纪的脑袋把中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是处心积虑地摧毁中华民族三千年才积淀下来的美德

※：楼主在这里批毛崇灯,他会是自由派吗?自由派会主张对毛左肉体消灭吗?　　

※：永远支持毛主席，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现在当权的苟官权贵无处遁形！　　

※：你的叫嚣和极端毛左有区别吗?毛左不好,等粉就好?难道毛等不是一家人?　　

※：坚决反对对毛粉搞人身迫害！坚决反对关闭乌有之乡！坚决反对国家权力的滥用！　　

※：楼主其它观点我支持，唯有封乌有这点不能支持，乌有现在也在谋求言说自由，这点上左右基本一样的境遇。　　

※：楼主又来挑动群众斗群众了。这个月的反毛指标完成了没有？　　

※：最好像东欧,公开化,还原真相,寻求和解与妥协,再搞杀来杀去是对这个民族的犯罪。　　

※：右派的杀气比左派大　　

※：根本原因就是坚持***的领导，一个封建社会思想的团体来进行20-21世纪的社会改革，改个锤子！　　

※：不要睁眼说瞎话,楼主绝对不是右右,因为右右既不崇毛,更不崇灯,楼主就是伪装成右派的五毛!　　

※：从西方传来的某邪教是万恶之源，这个邪教不解体，再过多少代都是白搭！　　

※：这才是根本区别,楼主打着等的旗号批毛,那是五毛的一贯做派!　　

※：你恐怕太乐观了，连毛远新当年都被灯关起来了，还要怎么把左拿下，矮子在89的表现足以证明，任何对这个邪教抱有幻想都是错误的！　　

※：最好像东欧,公开化,还原真相,寻求和解与妥协,再搞杀来杀去是对这个民族的犯罪。　　

※：农民当官后最易做判徒工贼，做了判徒工贼后一定是反革命，一定鞭尸毛伟人。　　

※：右粪个个是不要脸的农民，个个是不懂廉耻的鞭尸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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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横】

张文木：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2009年5月25日，继2006年10月9日核试后，朝鲜再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又连射5枚导弹。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针对韩国加入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单方面发表声明，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1] 国际舆论为此哗然。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2]。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尽管不能不谈——朝鲜核试的责任问题，而是其中朝鲜单方面作出的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3]的声明对中国及亚太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分析东北亚问题，要看世界基本矛盾。我们只要看看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就不难明白，当前的世界基本矛盾，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强调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朝鲜核试爆正是小布什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对整个南方国家恃强凌弱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又随意为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贴“邪恶轴心”的标签并于2003年撇开联合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而在事后，不仅美国，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行为作出“最强烈谴责”，甚至没有作出法律解释。朝鲜是一个弱国，而且曾是被当时的美国划入“邪恶轴心”的弱国，设身处地，面对这样一个“打你不商量”的世界，难道国际社会还可以只谴责没有解除武装的弱国，而不谴责已武装到牙齿的霸权国家吗？邓小平同志就南北问题继续说：“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5]这话反说就是：如果北方世界不考虑南方世界的处境，让南方没好，那谁也没好。世界若总这么“嫌贫爱富”，不尊重弱国的利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弱小国家中将会升起更多的蘑菇云。果如此，届时的世界那就真应验了1965年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6]

我们要知道，毛泽东这首诗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两家大搞被毛泽东讽刺为“仙山琼阁”的苏美共治并联手对中国实行围困打压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就沿中国东海岸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签订了一大串同盟条约，拉起了对中国的包围圈。60年代初美国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越南战争。这在东南方向对中国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毛泽东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8]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诗用词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在西南方面，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从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9]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0]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1]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试问如果不打破霸权国家核垄断，那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或“G2”中解决本国的安全问题，那谁愿意顶着这么大压力搞原子弹呢？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劳动阶级被压迫问题，只是在“四一二”中看到被血洗的现实后，全党在国内政治中才达成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共识，毛泽东告诉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2]在国际政治中才知道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3]

但是，中国原子弹的巨响并没有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有所收敛，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间，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1965年3月，在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苏共召开莫斯科会议，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的分裂。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中国兰州和包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忧虑。1969年3月初，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5月，苏军进入蒙古兵力已达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和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携带用以实施战略核攻击的氢弹。7月19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提交给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形势调查报告开篇就是关于中国核基地的情况，称“目前在中国惟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轴-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竣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14]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中央领导核心企图用先发制人的方式，运用核打击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和核潜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称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15]8月13日，苏联在中国新疆铁列克堤挑起军事冲突。1969年8月21日，美国国务院收到的电报称“苏联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在此间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最近收集的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一系列证据表明，莫斯科也许在准备于近期对中国采取行动……这项军事行动的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任何可以看到的中国的进攻威胁……”；“8月18日，苏联大使馆二秘达维多夫询问国务院一位官员，如果苏联发动攻击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电报称：“这是苏联官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到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16]

但是，苏联对中国持续高压的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是中国进入针对苏联的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

结果是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的继续高压，高压的结果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苏联具有灾难性的变局。

就在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的同时，美国外交则因越战失败而悄然出现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不仅被拖在越南战场不能自拔，而且其经济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在与苏联力量的较量中渐处下风——这与目前奥巴马面临的形势十分相似。1968年1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立即着手推行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政策。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7]这是对中国发出重要的求和信号。随之，尼克松利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全力推动和改善美中关系。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正在高调谴责美国在越南“暴行”的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两年前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就这样，苏联满负荷的高压政策将本是盟国的中国最终压到了美国一边。

但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79年挥师入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不断升级的排华事件及其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试图由此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接踵而至的是中国更强烈的反弹。1979年4月3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30年的期满后不再延长。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自从苏联失去了中国，它在世界政治中就迅速进入衰落期。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领导人更替频繁，其战略形势更是江河日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但此时他对苏联已回天乏术。戈尔巴乔夫试图东施效颦，学着赫鲁晓夫缓和美苏关系。为此他与后来的萨达姆一样先自废武功，解散华约，但并没有换回北约对等回报；他又着手修补苏中关系，但已时过境迁。在他将斯大林为苏联留下的已剩不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变卖殆尽后，苏联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前，为了鼓励戈氏，西方在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18]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正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今天依旧是有人手持着当年赫鲁晓夫的“旧船票”，怀着“G2”的梦想，向美国这艘“泰坦尼克号客船”狂奔。联合国至今也没有就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作出任何“坚决反对”、更不要说“最强烈的谴责”的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就其曾宣布联合国部分成员国为“邪恶轴心”一事作出解释，反倒劝说朝鲜放弃首先是让美国和日本非常不安的核武器。在对这么一个“嫌贫爱富”世界，那弱国们自然会问：怎样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呢？

我们似乎又遇到了历史的轮回。多年的“六方会谈”在2006年和2009年终于转换出“丰硕成果”，这就是朝鲜的两次核试爆、多枚导弹发射以及朝鲜人民军发表的“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尽管这还不是朝鲜外交部的表态，鉴于朝鲜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声明看作是朝鲜国家对1953年停战协定的正式立场。如果联系苏美曾对中国（还有法国）持续施压的结果一起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目前一味通过对朝施加高压的政策来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效果产生怀疑。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上面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不是为了追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为了说明目下东北亚局势的可能走向，以及从中找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

值得提醒的是，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是以中国和朝鲜为同一谈判方面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的。鉴于南北朝鲜后来始终没有达成和平协定，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理论上说尚未解除。基于此，中朝双方于1961年7月11日签订了确定双方同盟关系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届时如无异议自动同期延长。1981年、2001年该条约已两次自动续至2021年。显然，中朝在1953年停战协定中的共同立场是1961年的政治基础，现在朝鲜单方面宣布“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这不仅意味着朝鲜单方面退出了停战协定，这同时也意味着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也就是说，朝鲜的声明，从法逻辑说也同时包含了中国亦可不受1961年友好互助条约约束的暗示。

这种暗示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因为它真正动摇了中朝同盟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含糊了朝鲜与美国和韩国对立关系的基础。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单方面发表这样的声明？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当年就是在最困难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在珍宝岛敲出了响声，这一响声就暗含了中国向美国发出的可以和解的明确信号。果然，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释放出的信号在10月就得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转达给中国的求和回音。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就到北京，接着就是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

有人会说，现在朝鲜还要向美国宣战？其实，这只是以攻为守的外交手法，用毛泽东1964年9月10日对法国客人就中苏边界争论所解释的那样“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苏联“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的意思。[19]其次，也是用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的声明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即具有硬性标志的试探。

在时机上，今天美国恰恰再次处于与尼克松上台之初相似的形势：伊战失败、经济危机及与之相随的奥巴马式的“尼克松主义”。奥巴马2008年底就任美国总统后，四处修好。

—— 在拉美地区，继2006年12月美国议员代表团对古巴进行了试探性的破冰之旅之后，奥巴马在2009年4月13日宣布解除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探亲及向其在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并支持美国企业打入古巴电信网络和卫星广电服务市场。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一直不和。2008年9月，查韦斯以美国驻玻大使支持反对派为由下令驱逐了美国驻委大使达迪；作为报复，美国也驱逐了委驻美国大使，两国关系急速恶化。2009年4月18日，奥巴马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反美旗手查韦斯两次握手并接受查韦斯赠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6月24日，美国与委内瑞拉同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与委内瑞拉通过互换外交照会已同意撤销2008年9月宣布对方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文件，美国重新委派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达迪和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阿尔瓦雷兹分别至加拉加斯和华盛顿任职。

—— 在南亚地区， 2009年月5月24日，印度空军参谋长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比来自巴基斯坦的更现实和强大，并称非常重视中国“大规模的军力扩张”。[20]据印度媒体6月10日报道，印度近日在中印边界“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余人，并将战机基地迁至东北部，以对抗中国的“威胁”。与之相呼应，6月15日，印军加紧向中印边界东段派遣4架苏-30MKI战斗机，并着手增派两个师驻防，每个师约有2.5万至3万人。[21] 6月17日希拉里立即抓住时机对印度反华姿态作出回应，她似乎将美国在十多年前对印度核试爆的谴责忘得一干二净，在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成立34周年“协同作用峰会”上致辞说：“去年10月，具有重大意义的美印核能合作协议得到批准，使印度可以获取国际商用核资源，并为美印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框架。”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政府承诺全面履行这项协议。与印度发展伙伴关系被视作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优先目标。她说，“我们将印度看作世界上能帮助我们塑造21世纪面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伙伴国之一。”印度在帮助解决国际安全挑战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做好准备，以适应随着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责任增加国际机构的结构所产生的变化。”[22]

—— 在中东地区，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演讲，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局面。这是1969年尼克松针对亚洲困境的“关岛讲话”在2009年在中东的运用。

——在对俄关系上，2009年7月6日，奥巴马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３天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６日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双方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阿富汗反恐、核不扩散问题等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多份文件。奥巴马称：“我们不仅需要翻开美俄关系的新一页，美国和俄罗斯还应当谋求确定彼此的利益，扩大对话与合作，开辟进步之路。”[23]

—— 在军事战略上，奥巴马政府明显表现出刚性收缩的特征。6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盖茨说：“长期以来，我们按照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标准构建军队。这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了。”他认为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应当做出相应修正。他质问说：“我们已经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再有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类似战争呢？” [24]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军一直遵循的军队规模理念就建立在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基础上。

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奥巴马外交刚性收缩、软性进攻的“尼克松主义”特征。

现在金正日在判断美国伊战失败后不可能有再一次发动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愿望后，用高调试爆原子弹、连射导弹和单方面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的声明大夸张方式将奥巴马的注意力引向朝鲜半岛，同时又没有宣布终止1961年中朝同盟条约，明眼一看就明白这其中所包含的进可入美，退可还中，如果运气好的话，鉴于1953年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25]朝鲜还可与韩国经过“周瑜打黄盖”的预演后实现南北统一等多重含意。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早在2008年2月26日，美国纽约爱乐乐团来到朝鲜平壤并举行了历史性演出——这已让我们有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和1973年费城爱乐乐团来到北京时同样的感觉；接着美国又在10月11日宣布美朝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议,决定将朝鲜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这些外交举动已经“透露出美国从东北亚实行尼克松式战略收缩的重要信息”[26]。

但是，必须看到，根据以往以经验，尼克松主义不仅是一个刚性收缩的政策，更是一个柔性进攻的政策。昨天尼克松主义击倒了苏联，美国也由此挽救了自己。那么，这对于今天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

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东北亚蘑菇云，蘑菇云下的各方，尤其是朝鲜的交谊舞步已略调节奏，下来就看其他各方的“悟性”了。当年有“悟性”的斯大林、尼克松都能在与张伯伦及勃列日涅夫大谈合作的同时瞬间又与正在冲突的宿敌握手并反手击倒另一对手，今天的奥巴马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可能。1941年6月面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形势，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27]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28]就在2008年11月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有美国学者向他提出“忘掉五位前总统与这个伊斯兰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转而学习尼克松1972年打开美中关系坚冰的经验”[29]。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讲演说：“我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30] 中国学者熊蕾认为：这一点说明美国和朝鲜可能在私下里已经有沟通。如果中国还急于去谴责朝鲜，以邻为敌，将朋友变成敌人，那将是非常愚蠢的。[31]

有人会问：美国难道会抛弃韩国与朝鲜交好？

其实，这对国家外交来说根本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尼克松不就是在没有放弃台湾的条件下与中国交好，我们中国也不就是在没有放弃朝鲜的条件下与韩国建交的吗？那么，美国为什么就不会在保持与韩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与朝鲜交好呢？完全可能。如果这种变局真的出现，那我们也就有了1972年苏联人的体验——曾是苏联同盟并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瞬间就成了苏联的“好邻居”。届时我们也就会更加体会出当年邓小平关于冷战没有结束思想的深远含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32]

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对的。当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的时候，“北约”反倒更加团结，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在科索沃敲打中国驻南使馆后又乘胜东进。我们曾经的盟国已一个个远去，就在朝鲜表示“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第二天，韩国外交通商部宣布从即日起正式全面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33]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然而，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这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最紧迫要解决的国家利益？这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的台海统一。

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中央政府曾数次准备解决台湾问题，后均因形势变化而未果。第一次是建国之初，那次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耽搁下来；朝鲜战争后，中央再次将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后因美国入侵越南和随后的中苏边境日益紧张形势而再次耽搁。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34]。当时小平同志将第三件事即“要加紧经济建设”是作为前两项国际国内两大政治目标的手段来谈的。可现在中国都进入21世纪了，小平提出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接近完成，但前两大政治目标却远没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周边形势相对稳定，而海洋权益问题日益突出，突破中国海洋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制海权不足问题，台海问题不仅是中国统一问题，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制海权拓展问题。历史首次将中国台海统一的任务与中国海权拓展的任务合二而一地提上日程，而目前中国北、西、南三面相对稳定的形势也为我们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历史上好多事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许多战略机遇也往往是稍纵即逝。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现在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形势能维持多久。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果我们不幸再遇到像20世纪60、70年代那种战略重心由东南向其他方向转移并由此被迫再次推迟台海统一时间，那届时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时间，而很可能还有用时间很难等回的被分出去的主权。正因此，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第一道门坎，更是中国目下时不我待的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右空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无疑，中国应当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中国也应当理解朝鲜人民的困难及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这段“雪压冬云白絮飞”的经历和感受。为此，我们尤其要在霸权国家恃强凌弱的时候，借助我们已获得的国际地位“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35]，不让曾与我们浴血奋战过的朝鲜人民再重复我们在与苏联交往中曾有过的不愉快的感受。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好朋友要勤算账，好邻居要勤打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友谊才是可持续的。中国不能为任何——不管他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友谊过度让渡自身的战略利益，更不能为此承担比自己所承诺的更多责任。中国信用只能建立在已有承诺的基础之上。现在，朝鲜单方面声明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这在法逻辑上意味着中国也可不必为朝鲜“不受约束”的举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此一来，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又退回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入朝作战前的状态。

在中国入朝鲜作战之前，中国的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是一致的，还在鸭绿江边；当美军将炸弹扔到中国境内后，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事就不能坐视不管了，此后中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就与朝鲜人民的安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捆绑起来，在朝鲜向中国发出请求后，中国才用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至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由此产生的逻辑就是：今后在朝鲜半岛上不管是谁，如果还敢将炸弹扔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出现1979年中南半岛那样的地区霸权主义，中国就应当像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一样，要动用国防力量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如果朝鲜届时愿意重新接受1953年停战协定的约束并再次请求中国帮助，那中朝两国的安全利益，在双方重新评估之后，才有再回到1950年10月25日之后状态的可能。

在中国入朝作战之前，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台海统一问题。现在朝鲜方面一纸“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又将我们放到这个历史起点，这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东南方向有所突破，以实现中国本应在1950年就应实现的台海统一目标，以完成毛泽东、邓小平的嘱托。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厢情愿且不计代价地为拢住“朋友”——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放弃或延缓中国必须直面的紧迫且不能再回避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历史责任，那我们就会遭遇当年因过于相信美国的“民主和平”的承诺，先进行民主“整容”，再解散华约，但并未因此躲过西方落井下石的戈尔巴乔夫外交所面临的同样的困境。

伊索寓言里中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天生就是一个舞者，但他现在并不打算开始跳舞，他听说有一个叫罗陀斯的地方，那里是跳舞者的天堂，那里开满玫瑰花，从此他就踏上了寻找罗陀斯之旅。一日，他路遇一位老者，他向老者说明来意，询问罗陀斯在哪里，这位老者答道：“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舞！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

现在，历史已将我们中国送到了“罗陀斯”，这就是东海，“这里有玫瑰花”，现在需要的，“就在这里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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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朝鲜中央通讯社2009年5月27日报道，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正式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把朝鲜半岛局势“拖入了战争状态”，朝鲜为此将采取三项措施。这三项措施是：第一，朝鲜将按照此前表明的那样，把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视为“宣战布告”。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对朝鲜船舶采取包括拦截、检查等在内的敌对行为，即被视为对朝鲜主权的侵犯，朝鲜将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第二，鉴于美国纵容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抛弃了停战协定签字国的责任，朝鲜也将不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在停战协定失去效力，朝鲜半岛即将重新回到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朝鲜军队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第三，当前，朝鲜军方不能保证处于海上军事分界线西北部海域朝鲜领海一侧的韩国５个岛屿的法律地位，同时不能保证美韩舰艇和普通船舶在这些岛屿周边海域的航行安全。来源：

http://world.people.com.cn/GB/9374065.html。

[2] 联合国安理会2009年6月12日一致通过第1874决议，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408/9467356.html。

[3]《朝鲜停战协定》全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次日，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十二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4]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5]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6]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7]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8]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9]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来源：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10]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11]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14]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7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15] 这方面的资料可参阅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另可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0、1031、1034-1037页。

[16] 详见：“国务院电报”（1969年8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0、1031页。

[17] “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18] “美国送戈尔巴乔夫‘自由勋章’ 赞其“结束冷战”，

http://news.ifeng.com/photo/news/200809/0919_1397_793937.shtml。

[19]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385页。

[20]“印度空军参谋长再炒‘中国威胁’”，http://world.people.com.cn/GB/9356107.html。

[21] “印军两个山地师进驻藏民区专家析3大原因”，

http://world.people.com.cn/GB/9512453.html。

[22] 美国参考，

http://www.america.gov/st/usg-chinese/2009/June/20090619160502dmslahrellek0.7310755.html。

[23]“俄美关系：伙伴归伙伴钢刀归钢刀”，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08/content_11670459_1.htm。

[24] “美国国防部长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不现实”，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09-06/494650.html。

[25] 1953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当事者之一韩国没能在协议上签字，原因是其总统李承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停战，并主张要单独北进。

[26] 张文木：“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文化纵横》2009年第2期。

[27]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28]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29] 路透华盛顿2009年1月22日电，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lumnistNews/idCNChina-3534520090123。

[30] “奥巴马总统在埃及开罗大学讲话全文”，

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09/June/20090604121534eaifas0.4368097.html?CP.rss=true。

[31] “中国关于朝鲜核试验对策”研讨会纪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6/90673.html。

[32]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33] 韩国宣布正式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

http://news.qingdaomedia.com/ShowNews_a.asp?ArticleID=185236。

[34]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35]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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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尼泊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形势与社会主义前途

题记：本文是一段谈话的产物。笔者对友人关心的尼泊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形势做出了评价。因为这段对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是一些读者关心的问题，因此笔者将一些重要的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这里要说明的是，笔者不尝试透露更多事件的信息和细节，而是把现有的材料综合起来考虑问题。真理并不在过多的材料考据之间，而在于挖掘材料的内在关联，形成整体性的认识和社会一段横断面的影象。　　

友人：最近我国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处于低潮的报告。您对此有何评价。　　

笔者：这是一部为改革合法性辩护的报告书，它不是一部“万里江山红遍”的豪放词，而是一首“对常亭晚，寒蝉凄切”的婉约词，充满了小女人哀伤的色调。其中对于取得暂时性成功的政党，他们归结为两大内容，一是主流的派别，即通过选举取得成功的那些党派，比如摩尔多瓦、印共（马）的地方选举。二是非主流的毛派。但是其中向读者有意透露的，仍然是选举制胜的议会道路图腾。　　

友人：哦，这种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是否反映了报告主导的思想倾向。　　

笔者：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这是很明显的。成功者是榜样，而成功者是评价一切的标准。用中国的老话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一种典型的强权理论。在报告书的知识前提下，项羽那不是英雄。　　

友人：哦，听起来象强权有理，而不是造反有理。　　

笔者：通过遵守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而取得政权，得到了报告书的赞扬。而那些拥有了独立强大武装力量的毛派，则也被生拉硬扯进所谓选举制胜的逻辑中。　　

一、尼泊尔毛派下台：坏事会变成好事　　

友人：报告中提到的尼泊尔毛派已经下台了，您认为它们会东山再起吗。　　

笔者：我觉得我们对于毛派下台的评价有一个重大的误会。就是误以为外交辞令就是政策的实质。实际上国家政治哲学有两套版本，一套是显性的。就是口头上说说的。另外一套则是隐藏起来的真实目标。窗户纸被捅破之时，也就是大开天窗亮堂堂之际。别看我国政府严厉批评毛派盗用了毛泽东的旗号。我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句话就是中国不为毛派的失败而负责，同时也可以从正的方面理解为尼泊尔毛派的机会主义政策实际不是毛的。　　

友人：那么是从右的方面理解好呢，还是左派的方面理解呢。　　

笔者：这就是外交辞令模糊性所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引发的猜测。你对于这种官方辞令切不可太当真，左派可以从分离的新尼共毛领袖亚达夫方面理解，支持他们批判普拉昌达的政策；右派可以从和平议会派的尼共（联合马列）方面理解，认为中国政府不支持尼泊尔的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实际上，从尼联共（毛）上台开始，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对加德满都的访问频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据印度方面的说法，是中国方面劝尼联共（毛）不要放弃武装的。　　

友人：因为就是说，实际上中国采取的是支持尼联共（毛）政策的？　　

笔者：它支持的是已经上台了的尼联共（毛）以及它的和平政策，而绝对不是作为反叛者的尼联共（毛）。同时即使在台上的支持，也是有指导原则，那就是实用主义。　　

友人：哦？为什么这样讲？　　

笔者：这是实用主义就是尼泊尔的议会党团中，以尼联共（毛）打击藏独分子的手段最为猛烈。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局面的出现将大大缓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压力，同时也增加了印度的戒心。　　

友人：所以印度想方设法让尼联共（毛）下台。　　

笔者：这一点丝毫也不奇怪。印度一向把尼泊尔当成是它是势力范围。现在小弟弟不听话了，当然要搞一下。朝鲜目前对中国没有什么威胁，国内不是已经叫嚣起来了吗？　　

友人：那么尼联共（毛）还有机会翻盘吗？　　

笔者：我个人感觉这是尼联共（毛）的一个重要策略。它在台上的时候，是政治的焦点，树大招风，不仅取得同盟者的让步极其困难，连党内也是不停地出现裂痕。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采取武装斗争还是和平斗争，起源则是尼联共（毛）因为执政统一战线的需要，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停滞不前了，对于军队问题也做出巨大的让步。这实际上自我毁灭合法性的过程。而普拉昌达的辞职不仅使土地政策、军队政策的让步戛然中止，也大大地收敛了党内的指责。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党执政了，反而分裂了；但是党下台了，即使有指责，但是党却没有分裂。　　

友人：分裂会不会消弱尼联共（毛）的力量？　　

笔者：力量的消弱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征兆，分裂也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然出现的现象。暴力斗争派的离开，实际上为尼泊尔人民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也就是给尼泊尔的人民又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分裂后尼联共（毛）仍然控制着多数议席，是唯一拥有武装的党派，也是控制着全国多数地区的党派。任何一个政党，你可以批评毛派，可以赞成毛派，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忽视它，因为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要解决国内的任何问题，都得来求毛派。以前是毛派求人，现在毛派成了被恳求者。从一个手握重器的执政者，变成了举足轻重，随时可能使国家进入下一个政治轨道的反对派，话语权反而增加了，尤其是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比如六月份的印度人越过印尼边境的事件，牵头抗议的竟然是尼联共（毛），而不是政府。　　

友人：是啊，既然在台下，又拥有这么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就可以开出各种条件来了。　　

笔者：尼联共（毛）实际上形成了党、军、下层人民的结合体。尼泊尔的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如此强大的组织、思想、军事动员能力。我们把尼泊尔的前军队看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大会党和联合马列都试图和他们站在一起，比如在罢免参谋长的历史关头，联合马列叛变了，和大会党的总统站在了同一战壕，就是试图和旧军队结合起来，使他们为资本服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军队最高领导人的最终目标绝对不是实现民主化，很可能就是恢复王室和皇权，或者变相地成为袁世凯式的投机分子。　　

友人：那么联合马列这个决策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叛变了。　　

笔者：不仅如此，这是决策将在尼泊尔的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首先总统干涉行政，是违法的。做了违法的事情不纠正，法律道义的失败，这已经丧失了原来支持他们的一批人。其次，联合马列承诺支持尼联共（毛）罢免参谋长，但是关键时刻背叛，丧失了政治信誉。第三，印度赤裸裸地干涉内政，而联合马列和大会党公然听从印度的指示。违背了尼泊尔人民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要求，在尼印边界越境事件后7党反应不如毛派及时，也在基本的民族信誉稍逊一筹。　　

法律道义、政治信誉、民族信誉的三大失败，将注定联合马列和大会党的联合政权即使能够维持统治，也将是短暂的。　　

友人：有没有可能出现联合马列和大会党的联合政权在印度的支持下长期执政的可能性。　　

笔者：这要看印度统治集团的政治判断了。以前发生过南越政权虽然岌岌可危但是仍然在美国支持下存在的现实。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尼联共（毛）可能集体走向亚达夫的暴力革命路线。那么尼泊尔革命胜利后，印度将彻底靠边站，这绝对不是印度想见到的结局。　　

友人：也就是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尼联共（毛）上台的可能性？　　

笔者：是的。我相信尼联共（毛）党内仍然做好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只不过将和平的人民抗议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进攻。所以说尼联共（毛）整体已经右倾修正，我不同意过早地下这个结论。即使毛派重新选举上台，也绝对不是议会道路的胜利。将毛派的胜利归结为议会道路，不过是生拉硬拽的一相情愿罢了。　　

二、委内瑞拉：不问青红皂白选举的两面性　　

友人：那么委内瑞拉呢？查韦斯不是通过选举上的台吗？　　

笔者：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查韦斯最早是军队的政变领导人。我们看到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军队内部的革命化比较严重。埃及、利比亚等国都是通过自由军官组织上台执政的。查韦斯当军队小头目的时候，委内瑞拉军队内的革命倾向也非常严重。我把这样的军官组织，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党派。我刚才谈到尼联共（毛）是党、军队和下层人民的结合体，那么这个结合体在委内瑞拉则直接体现为军队黏附着特殊政治诉求的组织，军队只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　　

友人：这种组织方式普遍吗？　　

笔者：实际上这种结合体在南美比较普遍，比如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力量，就是游击队、准“共产党”组织形式的特殊结合体。　　

友人：这个结合体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权力+金钱+知识”的三角联盟有没有共同之处吧？怎么听起来很象呢。　　

笔者：问得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实际上是一种全面专政的工具。列宁强调这三者的统一主要是因为作为沙皇的旧势力占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经济、文化资源。如果工人不采取高度集中的模式，那么只有一盘散沙和失败。专政只是个工具，它被工人阶级掌握了则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如果被资产阶级和大官僚掌握了，就异化为“权力+金钱+知识”的三角联盟，服务的对象虽然是颠倒了，形式和工具却是继承性的。　　

友人：让我想起了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说法。　　

笔者：所以目前中国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伪命题。　　

友人：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政变的时候，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行动。　　

笔者：没错，因为他们统一体力量太小。重要的是，统一体只是军队和政治诉求的结合，没有人民力量相应的配合。查韦斯出狱后组织第五共和国运动，实际上是把政治诉求组织化、和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的努力。　　

友人：但是他的成功仍然是选举胜利的，如何理解呢。　　

笔者：这说明形势比人强。如果国家是一个坚固的城堡，那么即使你有强大的军队实施外部攻击，它仍然牢不可破。但是如果它本身已经腐朽不堪，只要轻轻有一小拨人轻轻一推，就迅速分崩离析了。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时势造英雄的论断。沙皇俄国时期，布尔什维克只有几万党员，但是却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因为当时沙俄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全国到处是革命的星星之火。而苏联解体时，苏共党员两千多万，因为党脱离了人民，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资产阶级，人民已经对这些工人贵族演化成的官僚资产阶级厌烦到了极点，因此只是民主化浪潮的轻轻一推就完蛋了。因此，查韦斯的胜利更象是一个摘果实者，委内瑞拉的人民对新自由主义、大官僚、大地主、买办已经是深恶痛绝，整个社会形势左倾。这种民众的情绪将查韦斯推上的历史的舞台。历史需要查韦斯，人民需要查韦斯。　　

友人：我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选举机器还能够把查韦斯选举到前台。　　

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极左派。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国家已经经过了工人斗争大规模的修正。虽然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其中改良、修补过的一些内容却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谁否定这一点，谁就罔顾事实。这个被修补过的内容就是选举体制本身取消了对性别、财产、年龄、种族的歧视。这个民主体制本身存在的这个因素，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政党极有可能利用人民的呼声和这个修补的民主体制上台。但是这绝对不是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功劳，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对于资本家来说，最好的体制就是法西斯和黑奴制度，也就是种族歧视制度。“中美国”实际上仍然是种族歧视制度，一部分核心国家享有享乐挥霍物质财富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国家则充当生产性的奴隶。　　

友人：这个选举制度是普遍存在的吗，为什么发达国家很难存在？　　

笔者：我这里强调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资本帝国共同体。所以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日子非常难过。整个西方社会现在在资本、媒体全方位的控制下，迷失了真相，已经丧失了选举胜利的可能性。与西方社会共产党的国际化分裂相反，西方的整个资产阶级却是高度化组织，高度化统一的。他们定期召开七国集团会议，同时在维护统治的立场上一点也不手软，也丝毫不含糊。但是我们西方的共产党兄弟，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等各种问题上各走各的，没有国际化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政治协调。所以我断言，西方共产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们虽然符合历史的总方向，但是策略上基本是失败的。它们要想成功，必须首先在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世界共产党，这样才能够达到与资本全球化对等的身份。　　

友人：第三世界为什么选举胜利可能性比较大？　　

笔者：发达国家为了控制不发达国家，必然要求它们是分散的。所以不发达国家貌似有非盟、亚太组织，但是本质上是貌合神离。同时，世界资本的剥削也使得国家内部矛盾非常尖锐。在这些国家内部，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假象帝国。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全盘照搬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黑客帝国”虚拟世界配套，因此民众很容易就看到真相，即使是利益常识也能够判断政治的立场。但是这一点，在西方基本不存在。在第三世界国家，取消性别、财产、年龄、种族限制的民主基本上是反资本的产物，而且极其容易产生一个反资本体制的政权。但是我仍然认为，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选举成功仍然是特例，在和平夺权一定宁肯说得苦点。因为这是形势比人强的产物，容易贪天之功，产生麻醉情绪。　　

友人：您认为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家，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笔者：选举制度是不允许出现执政错误的。因此，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家，最大的隐患就是选举能够把他们送上台，也可能把他们选下台。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逻辑。因此，在不能确保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左派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我仍然认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错误在西方国家，是通过政党轮替完成的。只要你那个党执政出了问题，就下台。但是仍然是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性质没有变。查韦斯想彻底推翻这个逻辑，就弄了公投，但是却被否定了。也就是说，大家还是相信这个资本规定的逻辑。除非你规定，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够进入选举，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取消性别、财产、年龄、种族限制的民主本身就包括了一个前提，就是不问青红皂白。民主选举对于选民不分青红皂白有利于人民，那么对于参加选举的政党适用于这个前提，那么就有利于资产阶级。因此，民主选举应当是有阶级性的，也应当是有“歧视”的，那就是歧视资本家和官僚，绝对不能和他们搞不问青红皂白的绝对平等原则。　　

友人：您认为委内瑞拉目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笔者：我倾向于把它定义为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左派民族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因素目前实际上比现在的中国还多。但是我们国家仍然不把委内瑞拉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我想逻辑之一就是因为它的社会政策未必有持久性，随时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统一党的成立，目标是形成左派集体联合的优势，但是距离长期执政，超过选举规则之限，是个大挑战。　　

友人：我们国家很多人，把查韦斯修改宪法的举动，认为是独裁者的行为。　　

笔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受到资本逻辑侵蚀的必然结果。独裁者的首要特征是对权力的独自占有，独自享有权力的收益。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时代需要一个强者式的英雄，那么短暂地存在一段时间专权又有什么不可呢。问题在于专权必须是一种过渡，人民才是权力的合法垄断者。　　

三、玻利维亚：社会主义的准备　　

友人：关于委内瑞拉的问题我就问到这了，您刚才提到了玻利维亚，那么您如何认识他们的社群社会主义？　　

笔者：社群只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社群的词头的“COMMUNITY”和共产主义是同一词根。恩格斯主张在国家消亡以后使用公团一词。因此，社群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他们政策的根本仍然是希望建立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　　

友人：玻利维亚现在因为左翼上台的原因，资源丰富的省份要求独立，现在看来这些分离派基本上是失败了。　　

笔者：玻利维亚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做准备的国家，实际上莫拉莱斯的措施更多的是属于民族主义的，这个国家要达到委内瑞拉的程度，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玻利维亚仍然属于激进左翼的范畴，希望彻底变革资本的逻辑和秩序，但是他们想要达到的与目前所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距离的。　　

友人：与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相比，南美的其他左翼国家情况如何？　　

笔者：这些国家，比如巴西、智利等国家，实际上仍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范畴，和传统的第二国际政策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修补，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包围着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家，形成了一种国际形势的合力，实际上有利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政策推行。　　

友人：我们看到，目前上台的南美左翼现政府的有些部长在前政府当过官员。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左翼分子，当选了某个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后，坚持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推动改革。即使失败了，也引起了民众的同情，为他后来的上台打下了基础。厄瓜多尔就是总统曾经做过部长。　　

笔者：这说明第三世界的左翼有更多的革命性。不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当了一个农业部长后就无所作为了，完全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庸和工具，真是可悲。他们身上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而少了一点毛泽东主义的精灵。　　

友人：在这里道德、制度的作用在促进革命进程中是否有同等的作用？　　

笔者：制度要起作用，是要以实力为基础的。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民主、宪政、平等必须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观点姑且不论，但这个逻辑是正确的。玻利维亚要促进社群社会主义，必须以人民觉醒和支持为实力。　　

友人：道德的作用如何？　　

笔者：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独立性。传统观点的“随着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上层建筑也会或迟或早发生变化”，因此目前我们的社会虽然发生了剧变，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在起作用。比如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家庭伦理，包括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具有独立作用和历史持续性。这些变革缓慢的意识形态被很多人误会，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其实普通人有时候很难接近真理。　　

友人：哦？为什么是这样的？群众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吗？　　

笔者：普通人的自发思考只能是倾向于唯心主义和机械论。因为他们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不能感知到社会的脉动。所以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尤其重要。群众要无条件相信，但绝对不是无条件迷信。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必须最终为群众掌握才能完成真理化的进程。玻利维亚的优势就在于，长期的革命斗争传统在群众中形成了一种与统治集团完全不一样的意识形态环境，这个环境是有利于选举上台的。还是毛主席说的好，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　　

友人：您说的很对。谢谢您的回答，您有什么话要对读者说吗？　　

笔者：选举制胜不是弱者战胜强者的精神图腾，只要不动摇资本的根本逻辑和伦理，那么一切胜利都只能是短暂的。21世纪政治经济的发展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东西，新东西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凤凰涅盘的希望，但是这些新东西绝对不是麻醉我们放弃原则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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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强：G2－美国企图“和平统一”中国的“战略宣言”

众所周知，“和平统一”正是中国政府着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政策。自马英九主政后，当前两岸关系似乎正在走上“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轨道，“和平统一”眼见大有水到渠成之势。那么，笔者将这个“和平统一”用于描述中美关系的现状，这是愚昧无知还是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就是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当然不是，笔者这个判断完全是本着“求真务实”精神对中美关系现状及其发展作出一个事实陈述而已。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尤其在当下国际社会面对因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美两国领袖均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作出高度评价。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甫一就职即表示，“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任内首次出访亚洲四国时非常“贴心”地形容中美两国应该“同舟共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在接见希拉里时表示，“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温家宝总理在08年9月访美演讲时则强调，“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到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中美合作的领域和意义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正在全球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去年7月出席“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成立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中美两国已建立了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方面面，此外中美双方还特别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为探讨两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议题，以及促进政治层面的战略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9·11”事件以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18次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政府高层每年均有密切的接触与频繁的互访，“大大增加了两国战略互信，推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政治结合度在今天空前紧密，当下的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势”之下，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了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说法。其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自此以后，部分美国政要和学者相继抛出“中美共治世界”之类的时髦话题。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张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美关系必须成为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球伙伴关系；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论（G2）”，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则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连美国军方也来凑趣，提出了所谓“中美共管太平洋论”。上述这些具有一定指标性意义的论调虽然仍未成为美国政府的实际对华政策，但无疑集中地反映出近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思维”。　　

可以看出，这些让中国主流精英感到头晕目眩飘飘然的“高帽子”不外乎包含政治与经济两大内容。首先，精通资本主义营商之道的美国惯于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并当仁不让地自视为最大股东，其他国家则根据实力大小、地位高低成为其中等级不一的股东（此即“Stakeholder”这个英语词汇的本意），而美国作为“大股东”自然拥有“一言九鼎”的最后话语权。因此，中国一旦成为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攸关方”，在享受美国所配给的权利之余自然还必须尽到“对美负责任”的义务。明乎此，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所提倡的“中美共治理念”里面的政治内涵也就不言自明了，无非就是将“社会主义中国”以一个漂亮的政治包装“收编”进美国阵营之内，驱使从此“循规蹈矩”的中国为其“赴汤蹈火”，在朝核、伊核、反恐、全球环保、气候变暖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与美国展开战略合作”。同时，美国“收编中国”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就是以此离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尤为重要的是离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国逐步成为“孤家寡人”，不得不顶着“共治”的虚名越加“卖身投靠”美国。　　

如果说美国这个“政治阳谋”还较为容易识破的话，那么经济方面的阴谋就不太为世人（尤其是中国老百姓）所知了。众所周知，中美建交几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这一个看似“巧合”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深藏着许多政治秘密交易，反正自此也启动了三十年的“中美经贸合作史”。时至今日，中美两国的经济结合度同样空前紧密，双方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03年的1260亿美元增加到07年的302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并连续6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出口市场。至08年5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5万多家，实际投资额超过581亿美元，而美国在华投资回报率近年来一直高于美在海外投资的平均水平。但在这些公开的、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中美双边经贸却另有一张别样的面孔。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拥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的七千六百多亿购买了美国国债，有五千余亿购买了美国次贷垃圾债券，余下的减除欧元、日元及黄金储备外也就所剩无几了。换言之，迄今为止中国共有一万三千多亿美元的财富已经进了美国的腰包，正为美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急剧上升，据中方统计06年已达一千四百多亿美元（美方数据则为2325亿美元），导致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加剧，美国亦藉此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但在事实上，中国的对美出口产品大多数为美国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美国消费者在过去的十年间由于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节省了六千亿美元的生活开支。此外许多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绝大部分的利润仍然落入美国的腰包。　　

质言之，中美双边经贸的实质就是中国每年均以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维持美国的低利率、高消费以及社会稳定“流血流汗”地贡献力量（顺差越大表示‘贡献’越多），而且中国这个不折不扣的“包身工”在拿到“工资”后不是自己用来养家糊口，反而还要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来继续“补贴”老板，好让美国老板继续“享受资本主义腐朽生活”。可见美国就经贸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明明是强奸妇女还反诬受害者是伤风败俗的“淫妇”。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提出G2的伯格斯坦为何主张“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提出“中美国”的弗格森为何表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因为美国的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都是“明白人”，自然对目前这种美国单方面受惠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感到满意，并希望采取各种与时俱进的“忽悠术”好让此一状况永远维持下去。　　

然而，中美经贸的真相远不止此。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大旗下，在充斥国内各领域的大批汉奸买办的帮助下，美国资本和企业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大肆购并中国的优质国企民企，不仅大比例地占领了各种产品的国内市场及控制了诸多重要产业，还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从中国的各级股市（A股、B股、H股）及各类证券（银行、人寿、社保）里巧取豪夺，以低廉代价掠夺了巨额财富。更有甚者，那个戴着“国家主权基金”帽子的中国投资公司高达两千亿美元的资本金，居然是由中国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借款给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额向央行买进两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得来，而且完全用于投资美国等西方金融证券。这个由政府管理层协调的央行、财政部、中投三方配合运作而将投资美国债券与国内紧缩货币结合起来的“金融改革”，美国因此而获取双重巨大利益，而中国则因此蒙受双重巨大灾难（*）。自1992年以来，中国大陆向国外流失的财富总额几乎可与鸦片战争至建国前这百年里因割地赔款所造成的财富损失等量齐观，何况晚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好歹也打了几次反侵略战争，而今天的巨大损失却是在一枪未发的“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因各种政策失误及汉奸买办卖国所造成的。　　

从上述事实之中，我们基本可以看清中美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已经形成了何等紧密的、却又不正常的“合作关系”。在一片“和平友好”、“经济繁荣”的华丽景象掩盖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已被西方全面渗透，导致在政治上屈从于美国、在经济上受控于西方、国家安全饱受美国威胁、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真实现状。当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都流入美国腰包，当中国的对美经贸依存度节节升高，当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乃至金融行业均被美国控制，请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中国购买了最多的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所以美国才要来巴结中国去“共治世界”，这不是好事吗？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甲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借了一万元给朋友乙，那么甲作为债权人自然可以天天催着乙还债，甚至以此威逼乙为他提供各种名目的“额外服务”；但如果甲借了九十九万元给乙，情况马上就会颠倒过来，名义上甲虽然还是债权人，可他已经丧失了主动权，只能想尽办法来讨好乙，好让乙早点还钱（别指望会有法院来帮你主持公道）。这个例子说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谓“债权人”及“债务人”都不过是一个虚名，最重要的是看实质性的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掌握了最多的实质财富谁就是老大。事实上，任何一个稍具国际金融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由于买进了大量纸面上的美元资产，为了使之不致严重贬值只能拚命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不但不能（也不敢）现在抛售美国国债，未来还要不断地继续买进。换言之，中国的财富已经被美元套牢了，这意味着中国也已经被美国“绑架”了（个别中国高官也公开承认‘中美两国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因此，由于当今中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以及西方各国的手里，在国际政治当中究竟是谁掌握着主动权，可说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著名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对内推行“经济至上”的重商主义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又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外施行“全面开放政策”，结果是将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下的大批国营企业，通过所谓“改制”、“股改”等“市场经济措施”转变为国资、合资及外资企业。那些享受省部级行政待遇的国资央企由于不受公众监管，根据“部门权力个人化”的潜规则，所有的国资央企都可以视为属于其主管人员的“私人财产”。而合资企业则不过是个形式，外资方由于掌握着优势资本及先进技术，不费多少功夫就能实现控股，将形式上的“合资企业”变为实质性的“外资企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属于“国有（即公有）”的大小企业了，所谓“国企改制”就是一场“化公为私”的财富革命，原有的公有制可说是全面“改革”为私有制，一个已经不存在公有制经济的国家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基础”并非指那些高楼大厦、飞机汽车、港口铁路以及生产企业之类的硬件设施，而是指谁拥有这些硬件设施的产权，亦即“生产关系”。正是由于当今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了，那么原来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即政府、军队、司法等国家机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自然也随之转变为“私有制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而中国在“示威抗议”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世贸（WTO），为何美国间谍机撞落中国军机并自行降落在中国军用机场后只是赔了几个小钱就了事，为何周边国家大肆侵占我海洋国土及海洋资源而中国总是“韬光养晦”，为何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慷慨地不断拿出巨额外汇为美日等国“济困扶危”，更能理解美国坚持中国大陆只能以“和平形式”解决台湾问题而中方不仅照办还要邀请美国“共管台湾”。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已经被美国“套牢”并“绑架”了，那么中国还能作出违背美国意志的政治决定吗？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政治与经济从来就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影响；既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独立于经济的政治。换言之，如果你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那就意味着可以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国大陆对台“和平统一”的思路就是“先经济、后政治”，不料这个政策早被美国盗取了“知识产权”并转而运用在中国大陆身上；《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和平发展”理念的历史来源，不料同样反被美国成功地应用在自己身上。日前，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少将发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一文，内称“在这个时候谈中国独立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其实都有点自大，因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中国到现在还是被绑在美国的经济圈上的，作为美国主要的产品加工厂、商品提供者，中国谈大国思维、大国策略就必须考虑美国因素，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无奈”。因此，乔良少将认为中国面对此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不能让美国崩溃，其实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乔良少将所说的这一番“直率、坦白”的大实话，他让人们明白了当前这样一个事实：从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现在已经“改革”为“只有救资本主义美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中国”。　　

综上所述，就目前中美关系现状而言，从表面上看美国正在推行“接触与遏制” 的对华政策，要求中国遵守现行国际秩序并按照西方标准行事，通过“分享权利（共治）”的形式将中国逐步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防止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但在实际上，美国正力求通过其在华的政治经济代理人，借助各种经济手段（尤其是金融工具）疯狂侵吞中国的巨额财富，进而实现在政治上长期操控中国，使之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笔者认为，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早已获得成功，现在已进入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历史新阶段，并已取得了“良好效果”，“G2”或“中美国”概念的出场，就是一个体现美国现阶段对华政策实质的“战略宣言”。　　

09、07、13、　　

*有关参考资料：　　

1，发改委体改所国资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大兼并与大收购　　

2，仲大军：2006巨额贸易顺差说明了什么？　　

3，杨芳洲：令美国人兴奋不已的厚礼　　

4，杨芳洲：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　　

5，杨芳洲：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6，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7，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8，《中国为何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　　

9，《中投公司背后的政治丑闻》　　

10，《刘梦熊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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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杀鹰：欧洲的过去就是美洲的未来

此文写就于7.5事件爆发之时，但是搁至今日才发，个人认为文中的观点不需要修正，事实上也没有。一看到这个题目，大家一定觉得我唱衰美国，但是中美在民族问题上却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美国尤甚），文中有所涉及。个人认为，南北战争是一场残酷而伟大的战争，它用血和火使得来自欧洲大陆的北美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已经管了美国一个半世纪。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重新审视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还是很有必要的。南北战争还能管美国多久？这是个问题。

一、美国正处于中国的秦汉阶段

如果简单地拿美国历史对比中国历史，那么个人认为，美国正处于中国的秦汉阶段。

一方面，这是基于美国立国之短，而国势之强；

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导弹武器发明之前，外部势力实际上不可能对北美大陆造成伤害。这方面也与秦国的地理环境相似。这时期的国家或民族，组织严密，生产发达，尚武强烈，类似的情势非常多，在这里就不展开详细叙述了。

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美国最为严峻的挑战，尚在未来。

中国两千两百多年的大一统历史对于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的当代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价值。个人认为这段漫长而伟大的历史抹去了中华大地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棱角，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高度均质的社会，同时也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核心民族的一元化国家，从而在组织动员上和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力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袁崇焕身为一个广西人却到辽东为帝国守边，就好像一个西班牙人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到俄罗斯抵御鞑靼人的进攻。即使近代遭遇“千年未有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依然经受住了考验。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严格的法律，又使得中国不可能受到外来移民的困扰。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双刃剑特性，已经众所皆知。与中国不同，面对未来的可能的“强敌”和“变局”，美国还没有证明它也拥有同样强大的抗击打能力，尤其当国力衰弱、前途黯淡的时候。个人认为美国的人口问题、民主政治（越来越受到移民社团和院外游说集团的干扰或控制）和短视的战略，已经为美国埋下了“五胡乱美”的祸根。

二、美国的人口问题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有机体，那么人口是它的肌肉，国土是它的骨骼，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787年，美国为了制定各州在国会的代表人口（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众议院对各州众议员名额的分配以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正式对人口普查立法，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具体定在尾数为零的年份），4月1日法定為“人口普查日”。

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为3,929,000人，其中包括作为奴隶的黑人698,000人，不包括土著印第安人。白人占总人口的80%，其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占87%，日耳曼人13%，98%是新教徒。不得不承认当时的美国是一个高度单一的种族国家，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1915年美国人口突破一亿（世界人口为18亿），平均家庭成员数为4.5人；

1967年美国人口突破两亿（世界人口为35亿），平均家庭成员数为3.3人；

2006年美国人口突破三亿（世界人口为65亿），平均家庭成员数为2.6人；

2006年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成功破亿，数量达到一亿零七十万，非拉美裔白人约占美国人口的66%（相形之下1970年非拉美裔白人尚占美国人口的83%，1990年为75.6%，2000年为69.1%），其中：

持西班牙语的拉美裔是全美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2006年增长3.4%，总人数估计为四千四百三十万人，中间年龄27.4岁，大大低于白人的40.5岁，18岁以下的年轻人占33%，高出白人12个百分点。

亚裔人口增长速度紧随其后，增长3.2%，总人口大约为一千四百九十万人，中间年龄33.5岁。

非洲裔人口则增长了1.3%，人数约为四千零二十万人，中间年龄30.1岁。

非西班牙语裔的白人人口增长为0.3%，中间年龄最大，老龄化人口最多比例最大，18岁以下年轻人比例最低，人口数量增长最慢。

总体而言，在人口年龄层的两端，美国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白人高达80%，而少数族裔只占20%；而在5岁以下的美国儿童当中，少数族裔和白人旗鼓相当，各占50%。综合比较，少数族裔明显占优势，白人则处于劣势，人口年龄整体偏高。

从地域分布看，夏威夷、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四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已超过白人人口数，分别占各州总人口数为：夏威夷75%，新墨西哥57%，加利福尼亚57%，得克萨斯52%，哥伦比亚特区68%。有必要指出，新墨西哥、加州和德州都位于美墨交界。

上面大部分数据都是根据美国2007年度的公开资料整理的，2010年美国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应该还是此消彼长，个人颇为期待具体的数字。大家不妨注意到，苏联瓦解之时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已经不到50%，苏联瓦解的意义在于将俄罗斯境内之俄罗斯族提纯到81%（近来又下滑至78~79%）。根据预测美国将在2040~2050年逼近50%这个临界点。为了保持美国之“伟大”，通过壮士断腕的方式凤凰涅槃，或将不得已而为之。

三、人口问题引发的其他问题

人口是活的，人口问题必然引发语言、文化甚至疆域（如果历史上存在纠葛的话）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首先，英语受到西班牙语的冲击。

冷战中，美国一直以民族熔炉而自豪，同时毫不犹豫地把苏联形容为不可融合的多民族马赛克社会。但是如果现在还把美国视作种族熔炉，那就显得颇为轻率了。

记得美国前总统卡特每天临睡前总要读两页圣经，我第一反应心想卡特真虔诚啊，但是他读得是西班牙语的圣经，我就知道卡特为什么这么虔诚了：竞选需要西班牙语。克林顿曾言，希望成为美国最后一个不会讲西班牙语的总统。小布什英语都讲不好，西班牙语能力也同样烂，不过起码能讲，在德州混，不会讲西班牙语就很吃亏了。奥巴马的西班牙语显然不大地道，但是敢说，动辄就用西班牙语跟拉美裔打招呼，他得到了拉美裔67%的支持率，并在2009年5月提名首位西班牙语裔而且是女性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在政治上是无异于是一个宣言。

美国没有官方语言，或许大部分美国人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等到他们想起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发现阻力重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掀起“英语第一”运动，此时的英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范畴，而成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标志。亨廷顿不无怨恨地指出：“不存在Americano dream。只有American dream（这里的“美国梦”全为英语，而Americano为西班牙语），它是由盎格鲁—新教社会创造的。墨西哥美国人只有用英语才会在这个社会之中分享到它。”【注：《我们是谁？》P212，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这种种族主义的陈腔滥调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现在西班牙语已经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准官方第二语言。这让人想起十九世纪德语对英语的威胁，不过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语一蹶不振。几百年来盎格鲁加拿大人对魁北克没有办法。同样，如果不发生特殊的历史事件，美国白人已经没有办法消除西班牙语对英语造成的严重威胁，Univision的兴旺发达可见一斑。

既然美国人民异常关心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人民是否掌握其民族语言，我们也不能坐视美国为数众多的少数族裔放弃民族语言而仅仅掌握英语。美国是否正在实施灭绝人性的强迫同化，是否正在切断少数族裔的文化根源，并在语言基础上构建针对少数族裔的就业困境和生存危机？这是值得全世界人民持续关注的话题。

其次，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拉美裔—天主教文化的冲击。

随着人种和民族状态在美国日益混乱，有识之士不得不乞灵于盎格鲁—新教文化，希望它重新发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作用。俄罗斯现在也强调斯拉夫—东正教文化对于俄罗斯的独特作用，但是它对俄罗斯的少数族裔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同样，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少数族裔来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价值观比之更加优越。

布热津斯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指出美国的人口危机：“任何恢复和重振美国的企图都不得不在比过去复杂得多的背景下实施……到2050年……欧洲人的比重从60%下降到40%。这时的美国将与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欧洲血统的美国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业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和哲学的分歧。”【注：《大失控与大混乱》P125，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有数据显示，少数族裔对于为国效力和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等宏大命题没有太多兴趣，也体会不到这些命题与他们颇为关心的福利和优先待遇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个仅仅是白种但非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天主教徒对WASP的霸权事业忧心忡忡（多么伟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精神？）：“美国从一个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拼凑成的社会，将引起社会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有所丧失。”【注：注：《大失控与大混乱》P125，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再次，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从墨西哥巧取豪夺的土地上，墨西哥人正卷土重来。

有学者认为，美国西南部将成为美国的“魁北克”，这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来说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个人认为，它同时也是墨西哥的“外东北”，美国的“远东”。美国目前的历史教科书“教育”学生说，加州得州等西南部领土是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后，“合法”地从墨西哥购买而来。但墨西哥人绝对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的教科书不是这么写的。邪恶的北方邻国悍然入侵，首都被占领，皇宫被其海军陆战队入驻，随后大片领土被割让吞并，这种场面在中国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墨西哥人也一样。

当墨西哥人踏上加州土地的时候，并不认为这是异国他乡，而是“重返故土”（很多中国人踏上远东的土地时亦作同感）。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人口渐渐成为主体民族，其中大部分来自墨西哥。以美墨交界的加利福尼亚州为例，2008年人口超过3800万，为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其中拉美裔人口超过了三分之一，加州已经不存在占据多数的民族了。“《经济学家》报道，在这段边界（指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侧的12个重要城市中，拉美裔人占全市人口比例在90%以上的有6个，80%以上的有3个，70%以上的有1个，只有2个（圣迭戈和尤马）在50%以内。”【注：《我们是谁？》P204，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白人的外迁（据说加州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是重要原因，但是拉美裔为什么不怕加州生活成本高？）。继苏俄之后，美国也在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对美国西南部在未来政治上的假想，在美国已经层出不穷。当然我们还不能说移民就会导致美国西南部出现政治变更，但是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现在还无法断言。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俄罗斯的前面，墨西哥人也走在了中国人的前头。

【2008年瑞典一家商标为“绝对伏特加”(Absolut Vodka)的酒商，为吸引墨西哥消费者，推出所谓“分裂美国领土”的广告，以1848年美墨战争前两国边界地图作背景，将当年被美国巧取豪夺的加州、得州、亚利桑纳州及新墨西哥州通通“归还”给墨西哥，令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四、无可救药的种族问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对于它提出的“体制化”命题深有感触，普罗大众对于片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珍贵”友情异常感动。但是个人认为，摩根福尔曼扮演的角色看上去似乎颇为睿智，但是依然是美国老电影中黑人忠仆的角色。

有一次我看一部纪录片，介绍号称全世界威力“最大”的坦克M1A1，三个白人分别担任车长，射击手和驾驶员，但是这坦克没有自动装弹机，一个可怜的黑人小伙子坐在后舱完成这个枯燥的任务，并声称坦克的射击速度取决于他。

1857年美国大法官罗杰.坦尼宣称：根据宪法，不但黑奴包括所有黑人都是“一种从属的和劣等的生物”，没有资格享受公民权和自由权利，因此不属于“美国人民”。这个判决直到1868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才得到废除。但是黑人依然受到歧视和隔离，得不到选举权。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964年和1965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民权法》和《选举法》，黑人才得以平等享受权利。不过黑人境遇的改善是得益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还是美国白人良心发现？这是个问题。参考美国废奴的初衷，答案是明显的。

个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种类似于鞑靼之于俄罗斯、突厥之于奥斯曼的少数军事贵族，美国实际上是少数种族统治多数种族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要继续阐述）。少数人认为，高加索人种是最为优秀的人种，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又是高加索人种中最优秀的部分，它们建立的是“山巅之城”，光芒照耀大地。现在为了消除“势单力薄”的不利局面，略低一等但较易同化的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甚至包括犹太人）也被拉入其中，到目前为止还占据着所谓的主流社会。可笑的是，在十九世纪这批人同样被认为是劣等。

在少数人眼中，印第安人只配屠杀，黑人只配奴役，斯拉夫、拉丁和亚洲各族停滞落后丧失了活力，拉美裔是入侵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永恒的关键。非盎格鲁—撒克逊成员要想在美国生存，就必须要在人种上自认低等，在文化上自我阉割，以方便统治。

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及其代言人对于多元文化及其发展趋势有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忧虑，因为这将使得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行为变得不可持续。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文化多元发展：“时常有人指出，加拿大现行的文化多元性政策也许就是美国的未来。但是，加拿大不必维持全球性的对外政策。……对于美国来说，多元文化在利益方面的相互竞争……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利。没有一种内在的能自然而然感觉到的战略凝聚力，触角遍及全球的美国会发觉很难规划出坚定的历史方向。”【注：《大抉择》P219，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种族歧视是美国的死结，永远不会消失（除非北美大陆可以明确按照种族来划分国家）。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迅速增加，白人心态是否可以保持平衡，尚不得而知。部分白人认为，一旦它们沦为少数，利益受到冲击，它们有权力而且有必要恢复过去种族主义时代的做法，包括强制同化，遣返原籍（比如非洲）甚至肉体消灭。这种腔调或者倾向甚至实际行动将给美国社会造成多大的分裂，尚待评估，而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蠢蠢欲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会纳粹化吗？个人认为这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白人日益感觉到，不需要再为过去赎罪了，它们已经受够了，现在它们是受害者。大家不放观察一下以色列的犹太人，它们完成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角色转换，非常轻松。在这里我想简单说一句，犹太人长期被“迫害”，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个依靠出卖灵魂生存的民族。在下一次美国的民族冲突中，犹太人不是作为帮凶，就是继续接受审判。

针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亨廷顿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专门写了一本书《我们是谁？》，亨廷顿毫不掩饰地说：“本书的主题，是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注：《我们是谁？》P27，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同时，“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移民。”【注：《我们是谁？》P151，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他好像忘记了，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就好像进入中原大地之后开化了的游牧文明，也打起了修长城的主意。但是美国已经从民族熔炉退化为马赛克社会，松散的组织是否可以再度营造出强迫同化的巨大社会压力，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美国现在没有能力抹去西班牙语的威胁（除非爆发战争），至于白人是否准备采取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付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针对黑人的奴役迫害、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宣传来消除少数族裔对美国目前的“主流社会”的侵袭，值得观察。

五、帝国困境：敌人在哪里？

帝国有很多种。中国从古到今不需要寻找敌人，天朝没有对手，藐视任何竞争者。英国也不需要寻找敌人，麦金德曾经写到：“从诺尔曼（Norman）时代起，到以煤田为基础发展了现代工业时止，英格兰民族的结构几乎无比地单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同英格兰历史搅混在一起之前，英格兰的历史之成为史诗，原因正在此……只有一个国王，一个国会，一条随潮涨落的河，一座大城作为中央集市河港口——英格兰就是在这些因素上建立起来的。”【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P57，麦金德著，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英国数百年来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守护着欧洲大陆，只在欧洲均势被打破的时候才挺身而出。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关键在于设法让多数人在政治上持消极态度（这点也适用于国际政治）。如果将英国放大到整个殖民帝国，那么在 “民族自决”之前，英国人做的非常好。

俄罗斯和奥斯曼都是依赖扩张的多民族军事帝国，一旦帝国停止扩张，帝国就有瓦解之忧。只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军事帝国才需要不断地寻找敌人。这可能是中美之间最大的不同：中国不需要寻找敌人，但是美国必须寻找敌人。

“美国更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注：《文明的冲突》P260，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三版】。这句话一方面试图阐述美国外交政策虚伪的理想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不经意间指出了英美之间战略上的不同之处。

美国极为强大，这掩饰着美国内部固有的缺陷，来自外部世界的营养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不需要在内部过于苛刻。经常性的战争行为，不但斩获颇丰，更为关键的是它凝聚了美国人民的“信念”，转移了美国人民观察事物本质的视线，所以美国需要不断地寻找敌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危机不是敌人过于强大，而是缺乏强大的敌人。一旦找不到敌人，确定不了对手，“军事贵族”们便会认为丧失了对大多数人的控制，而感觉惶惶不可终日，美国也可能分崩离析。

美国建国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一直致力于领土扩张或抢夺殖民地，之后美国手段灵活，与时俱进，利用“民族自决”等口号瓦解英帝国的殖民帝国，并在二战结束之后立即调转枪头，对准苏联这个二战盟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马不停蹄地挥戈中东、巴尔干和中亚，全球开打……十足一个“不受节制的军阀”。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诸多殿堂级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试图把矛头对准中国。相对萨达姆、拉登之流来说，中国显然是一个够分量的敌人。问题是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对手，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德国或者苏联的对手。这种对手，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

美苏通过二战解决了欧洲之后，几乎立即丧失了共同利益，并打造了两个彼此隔绝的经济循环系统。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苏联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苏联只能从地缘政治意义上对美国发出威胁和挑战，而在贸易和金融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地位方面，完全没有竞争力。后者直接导致苏联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完败并最终导致帝国瓦解。美苏/美俄谈判，除了战略武器还是战略武器，直到现在还在毫无意义地谈个没完没了。但是有谁可以跟美国坐下来谈谈限制海军规模的问题？

在这里我不想说中国是冷战最大的赢家。苏联解体之后，过去如黑洞一般的大陆心脏地带敞开了怀抱，中国就仿佛是一瓶拔除了软木塞子的香槟，活力和国力喷涌而出。与此同时，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整个欧洲都试图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联的瓦解对于美国来说无异于是一个悲剧，一方面没有心脏地带大国的遥相呼应，美国控制亚欧大陆就感觉势单力薄，另一方面，美国再也找不到如同苏联这么完美的“敌人”，足够强大但是对付起来得心应手。

中美如果严重对立并导致全面冲突，美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得不逼迫日本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欧洲也是如此）。在不冒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更加愿意偏向美国，并在各种场合表示其不愿意廉价地迎合中国。但是一旦美国需要日本押上身家性命的时候，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后果。在这点上，美国对日本并没有绝对的信心。而一旦丧失日本无条件的支持，美国没有能力在东亚对抗中国。此时此刻美国这个老态龙钟但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发现中国人玩的是“无本生意”，两手空空地上桌跟它对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伟大精神很大程度体现在酝酿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的“对日新思维”上。

美国在犹豫，但是时间不等人。在国外找不到敌人或找不到够分量的敌人，敌人就要在国内产生。

六、地区制衡：巴西和墨西哥

从均势政治的角度观察美洲，自从门罗主义宣布，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均势就告别了美洲。“伟大”而又“单纯”的美国人民以厌恶的心态看待在欧洲大陆上演的丑陋的均势政治，毫不犹豫地声称美洲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这并不妨碍美国在亚欧大陆玩弄均势政治。

如果把我们的眼光从北美大陆稍微往下移一点，就会发现一个人口和国土面积都位居世界第五的大国：巴西。

从十九世纪开始，激情四射的地理学家就把巴西看做是未来大国的有力竞争者。

巴西拥有1.87亿人口，居拉美首位，世界第五。有数据显示，白种人占54.03％，黑白混血种人占39.94％，黑种人占5.39％，黄种人占0.46%，印第安人约占0.1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绝对扯淡的官方数据。因为在我心目中，只有卡卡那样子的才能称为白人，但问题是罗纳尔多也自称是白人。不过从这些颇为有趣的数字当中，我依稀看到了美国的未来。要知道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尚有十九个州法律禁止跨种族婚姻，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此类法律违反宪法，而种族主义巢窟阿拉巴马州直到2000年才废除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美国需要时间，奥巴马的出现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巴西的国土面积达到851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面积广袤无垠，水资源丰富，日照充足，农业生产潜力极为巨大；最近在石油能源方面的勘探，收获颇丰；同时巴西在航天航空等高端制造领域也不无建树。

如果印度都有权力拥有核武器，那么巴西也有这个权力；如果印度都有希望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南美洲的代表巴西当然也有这个资格；如果仅仅因为巴西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依然不能成为大国，就断定巴西永远不能成为大国，就有可能沦为宿命论者；如果因为巴西的略显复杂的人种就断定巴西无法成为大国，就有可能沦为种族主义者。如果中国下定决定，那么在外交领域我们不但需要一个小巴（巴基斯坦），还需要一个大巴（巴西）。

墨西哥的国力是虚弱的，或许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更难说给美国制造什么威胁。但问题是它跟美国有两千英里的边境线，这点让美国非常头疼。很少有两个邻国象美国和墨西哥那样在经济方面有那么大的落差（但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南北朝鲜）。借助于1965年移民法，大量墨西哥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的）进入美国，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从欧洲输入移民的惯例。随着移民成为选民，墨西哥开始和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紧密相连，墨西哥裔社群已经成为美国最大最彪悍的移民社团。“1995年，赛迪略总统明确要求墨裔美国人学习犹太人卓有成效地在美国促进以色列人利益的榜样，有效地促进墨西哥的利益。”【注：《我们是谁？》P239，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美国所有新晋移民的祖国都会打这个算盘，特别是那些难以同化的移民的祖国。

就目前而言，南北美发展太悬殊了，中南美洲的确没有能力制衡北美，就好比中世纪之后西北欧一直压着拉丁人。南美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硬件不行，而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使得它们丧失了活力和自信。“在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思想以及拉美复杂的种族构成的现实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发表的拉美种族悲观主义言论超越国界遍布整个半球。”【韩琦：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中国近代也涌现了这么一帮子人，现在还大有市场，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理解南美人民遭遇的困境。

均势政治是否会回归美洲大陆呢？个人认为随着南美自身的政治觉醒、由北往南的压力缓减以及南北美发展差距的缩小，加上外部势力的有效参与，久违的经受历史考验证明有效的均势政治将回到美洲大陆。

七、美国例外吗？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理想主义传统的根源。到了威尔逊时代，幻化为赤裸裸的干涉政策，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内在逻辑强大而邪恶。不少美国学者得意洋洋地宣称，近代以来只有美国成功地排除了均势政治的干扰，建立了地区（美洲）霸权，并取得了类似中国古代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干涉亚欧大陆事务的基础。与此同时，美国还击败了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建立地区霸权的野心，并在一场事关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完胜。美国持续处于巅峰状态，使得美国有理由认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是有可能存在的，已经不需要因为外部世界的原因而对自己的行为方式加以修正。这个时候，巅峰也意味着下坡路可能开始了。

帝国不需要制衡。美国一再声称其内部监督机制完善，道德标准居高不下，廉洁自律与时俱进，以至于不需要任何外部的监督和制衡。这种调子中国人民感觉异常熟悉，我们怎么可能仅仅要求国内民主，而在国际上默认甚至支持单边的俗不可耐的霸权稳定论？美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领导世界，但是美国并不特殊，它同样需要监督；美国也并不例外，如果滥用权力，忽视“全球政治觉醒”，也会导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中美两国关系紧密，利益纠结，极其复杂。中美如果陷于不必要的对抗，中国的任何失败将导致一个更加穷兵黩武、更加单边主义的美国的诞生，这使得欧洲和日本不得不小心站队、谨慎行事。欧元或者将来的人民币都使得全世界看到了制衡美国的希望。

昔日美国的崛起受益于欧洲的分裂，当美国未来面临国内或美洲内部的挑战之时，不可能再有“门罗主义”了，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国“门户开放”。罗马尚不能永恒，何况美国？人口巴西化，政治印度化，国土苏联化，极有可能是美国的未来。即使如此，美国依然是一个大国，但再也不可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后记

亨廷顿的著作《我们是谁？》可谓美国国内版的《文明的冲突》，书中不光体现出对于少数族裔尤其拉美裔对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冲击的担心，还有一个命题就是认为美国上层精英跟中下层人民在种族问题（在中国体现为民族问题）的认知方面出现了重大脱节，个人认为这个命题也非常值得当前中国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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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臻：我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

引言　　

军队是干什么的，是保卫海陆空国土的；不能保卫国土的军队是无能的军队；中国现在大量国土被占是军队的耻辱；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羞的根源是韬光养晦的错误路线；乔良将军的文章：“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说明军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改变亡党亡国趋势的办法是军队要有所作为。什么样的有所作为才能救中国，本文将对此作些探讨。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论述不一定正确，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转帖。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一、我国面临的严峻局面

网友：我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如日本强化了对钓鱼岛的非法占领；印度把我国西藏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叫做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南沙群岛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还有台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等。特别是南沙群岛有500多个岛礁，据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张黎上将说中国只控制其中4个。中国在南海没有一口油井，而其他国家却有一千多口，每年开采石油5000到1亿吨。而且越南和相关国家正同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大型石油公司，联合加紧勘探打井。美国飞机三到五天就到南海侦察一、两次。南海水域日益呈现国际化、同盟化的趋势。近日印尼又无理扣押75名中国渔民。怎么办呢？

作　者：最紧急、最严峻的无疑是南海局势。海军少将张召忠讲得很正确：“……谈判之后还拒不归还，接下来就应该是、也必须是武力收复！”

网友：这么说不打不行了？

作　者：事实证明不打不行。上世纪80年代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结果不但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变成“我国搁置，别国开发”的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局面，所以不纠正错误路线，严峻局面会越来越危险，甚至亡党亡国。

网友：用显示军事实力，警告它们行不行？

作　者：我们不是在4月23日下午，在青岛附近黄海海域举行了海上阅兵了吗？核潜艇都拿出来了。愚蠢地为了表现“军事透明度”，还允许专家参观中国近几年才服役的中国海军的先进舰艇，“长城218”号常规动力潜艇、“温州”号导弹护卫舰以及“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所谓“和谐海洋”嘛，军队都不用打仗了。可是效果怎么样？越南5月就向俄罗斯采购6艘基洛级攻击潜艇、订购24架并接收12架苏－30MK2战机。现在越南军方被曝正与欧洲直升机公司谈判购买数架EC225和EC155直升机，相关协议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此外，2006年与俄罗斯签署的供应两艘“猎豹”型护卫舰的合同也将在2010年实施，该类型军舰主要用于边境巡逻，在发生冲突情况下，这种护卫舰可以对空中、水下和水上目标发起攻击。也就是说，收复越晚，收复的难度会越大，成本会越高！南海周边国家近年大量购进军舰、飞机，现代化程度都不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都从美国、俄罗斯、欧洲购买武器，包括轻型护卫舰，以及各种现代化战机如美国的大黄蜂和俄罗斯的米格-29、苏-27等。我国周边没有一个国家比我国蠢，搞“韬光养晦”，相反都是分秒必争地加强占领岛屿和拼命采油。

二、军队该有所作为了

网友：军队是干什么的，是保卫海陆空国土的；不能保卫国土的军队是无能的军队；中国现在大量国土被占是军队的耻辱。我认为军队该有所作为了。

作　者：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有这样的内容：“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是不是有畏惧了？现在是不是屈服了？现在是不是不敢战斗了？现在是不是不敢消灭反动派了？现在是不是毛泽东的旗帜不高高飘扬了？如果有这些问题，那就赶快改正吧！绝不能玷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网友：众所周知，周边形势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作　者：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帝国主义始终亡我之心不死，挑动周边国家与我为敌，既能牵制我国，又能卖军火发财；二是我国韬光养晦的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第一个原因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真理，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最狡猾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一般不自己出面打仗，而是挑动别国打仗，自己卖军火发大财，如两次世界大战。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关于这个原因，我写过许多文章，现在不谈了。

网友：去年俄罗斯明目张胆肢解主权国家格鲁吉亚，美国都不敢出面支持小兄弟格鲁吉亚，充分暴露了其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面貌。我想起你在《南奥塞梯战争与多极世界的到来》一文中的一段话，虽然很可惜当时没有被上层采纳，但是我认为现在还有实际意义。

五、我国的利益和目标　　

网友：我国的利益和目标是什么？　　

作　者：我国的实际利益在海上，在台湾岛，南沙群岛，钓鱼岛等；战略利益在于与俄罗斯的联合抗美。如果我们不支持俄罗斯，独联体和上合组织就会名存实亡，美国就会对我国全面合围，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亡国灭种。如果我们与俄罗斯深入密谈形成一致意见后，暗地坚决支持俄罗斯并乘机打下钓鱼岛进行配合，从而为我国下一步解决南沙群岛和台湾问题奠定良好基础，那么世界就将实质性地进入到多极世界。有中俄坚定合作的现实，别的国家就不那么害怕美国了，美国独霸天下的局面就真正结束了。所以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可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　　

网友：我国有人说俄罗斯是中国的主要敌人，理由是历史上对我国犯过很多罪，掠夺过我国很多土地，对此你怎么看？　　

作　者：我当然不否认这些历史事实。但是聪明的人当然要重视我国最现实的危险是什么？是俄罗斯吗？当然不是，是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包围。俄罗斯也同中国一样，面临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包围。正是这个原因，我国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才有了共同点，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现在希望中俄不团结的人实际上是汉奸买办洋奴卖国贼，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在俄罗斯也有这样的人。两国领袖都不能糊涂！　　

网友：美国为什么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敌人，不是利令智昏吗？　　

作　者：岂止是两个拳头打两个敌人，它是在全世界到处树敌！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所以本质上它是纸老虎，垮台是一定的，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欧洲和日本虽然怕它，但是内心也同样希望它垮台。　　

网友：最后一个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应该不应该同意巴基斯坦和伊朗加入呢？　　

作　者：我认为应该同意，理由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明过。　　

假如当时听你的，与俄罗斯联合，乘机拿下钓鱼岛该多好啊！可是历史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这是第二次失去收复钓鱼岛的历史机遇了。第一次是台湾“联合号”在钓鱼岛海域被撞沉事件。如果当局听从你5月10日在马英九上台前在《如何逼马英九走向正确的方向？》中所写的话：

“1、既然承认一个中国，那么我们讨论一下中国的地界海疆和如何保卫国家吧。2、既然承认一个中国，那么让我们共同合作，一齐来保卫祖国领土钓鱼岛吧。马英九曾经是保钓积极分子，现在看他是否还仍然赞成反对日本侵略钓鱼岛？他不肯就是大暴露，答应则得罪日本，断了台独的一个后台。”　　

及时与台湾谈合作收复钓鱼岛问题，那么一个月后发生的在钓鱼岛撞沉“联合号”的事件就是提供了收复的天赐良机。可是时过境迁，说这些都没有用了。现在我国越来越危险，前景堪忧啊！

作　者：没有关系，只要纠正错误路线，做好必要的准备，机会总是有的，不过代价肯定要大一些。

三、有所作为的具体方向选择

网友：现在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印度占我领土问题；南沙群岛被占和盗油问题等。军队一定要有所作为，但是总不能四处出击吧？

作　者：当然不能那样。每一场仗事先都要有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情报、舆论、战略、战术等各方面的通盘严密的研究，决不能仓促上阵。要稳扎稳打、敢打必胜才行。

网友：具体来说应该做什么事？

作　者：第一，路线问题必须先解决，幻想韬光养晦当然无法打仗；第二，必须清除汉奸买办洋奴卖国贼，否则无法打仗；第三，重新高举起毛泽东大旗，屁股做到劳动人民一边，否则会内乱，当然无法打仗；第四，因为这几场仗必定要打，所以必须尽快成立专题研究机构，分别研究每一场仗如何打的问题，做好详细预案；第五，对部队要进行战争前动员，如为什么我们要打？为什么不打不行？群策群力地研究如何打才好？等等。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的真正对手是美帝国主义。由于我们长期路线错误，韬光养晦，使周边国家认为我们是病猫，妄图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个老虎欺侮我国，所以我国越来越危险。这种情况像格鲁吉亚欺侮俄罗斯一样。如果俄罗斯害怕美国和北约，不敢军事打击格鲁吉亚，那么俄罗斯的前途将不堪设想。结果众所周知，俄罗斯竟然肢解了格鲁吉亚，而北约和美国却竟然不得不自吞苦果。结果美国调整对俄罗斯的策略，转而以韬光养晦的我国为主要目标。可是我国主流精英却浑然不知，认贼作父，帮助美、日、韩围剿朝鲜，帮助它们合围我国。　　

网友：是的，你有几篇文章谈了这一系列的错误。现在我想问你，这几场不得不打的仗，先从哪里下手好？

作　者：我多次强调过，上策是解决钓鱼岛，我们支持台湾收复。要利用我们的全部手段逼马收复。只要上层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在美、日陷入经济危机的现在，解决钓鱼岛的时机最好。

网友：假如因某种原因实现不了这个方案，中策是什么？

作　者：收复南沙群岛。以与台湾合作开采石油等名义，先把太平岛及周围岛屿改造成在南沙群岛作战的军事基地。然后一步一步、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收复全部南沙群岛。不要怕美帝国主义；不要怕军备竞赛；不要怕周边国家的反对；不要怕说我国好战和中国威胁论。我国收复国土有根有据是正义战争，我国越是坚决，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小。其实我认为基本没有美国介入的可能性。

网友：打的好处在哪里？　　

作　者：打就是告诉世界，中国已经从病猫变成了雄狮，今后不能再动它的奶酪了。好处有：第一，吓跑石油公司，保护我国的资源和渔民的利益；第二，收复土地，扬我国威；第三，纠正周边国家的错误看法，以为我国只会口头抗议，不会使用武力保护自己；第四，有利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第五，有利于周边各国的理智派掌权，扩大我国的影响力，赢得长期的和平；第六，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总之，该拿回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网友：会不会小仗变成大仗？短期的仗变成长期的仗？　　

作　者：不会，不管是在钓鱼岛打，还是在南沙群岛打，都不会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为我们是正义战争，不得不打，可以长期打下去；它们是浑水摸鱼，能捞则捞，如果长期武力对抗，那么对它们是得不偿失，因为它们无法坚持下去。　　

网友：下策呢？

作　者：下策我就不详细说了吧，无疑是与印度发生边境战争，这是最得不偿失的，应该千方百计地防止。

网友：总不能默认印度的占领吧？

作　者：当然不能，但是这个问题，功夫在边境之外。边境取守势，与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的关系才是真正要下功夫的地方。另外我们当然应该秘密支持印度的反对派，如印度共产党（包括毛主义），牵制政府内的反中力量。总之，要让印度知道，与中国为敌是替美帝国主义火中取栗，对自己有百害无一利；要保持威慑力，让印度知道无法与中国对抗，否则有亡国的危险。其实印度这个国家完全不具备与中国作战的基本条件。

网友：我清楚了，但愿上层能够看到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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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就“用什么”答美帝国主义头子奥巴马

6月24日朝中社宣布：“如果美帝国主义者发动另一场战争，朝鲜军队和人民将一举把侵略者从地球上抹去。”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一切走狗就说，朝鲜威胁要把美国从地图上抹去。我们中国的哈巴狗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最最疯狂，为他们的主子发出了一阵阵的狂吠声。

在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眼里。

美帝国主义者＝美国，美国＝美帝国主义者。

侵略者＝美国，美国＝侵略者。

因此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抹去，等于把美国抹去。

好一付帝国主义的逻辑。这是偷换概念！朝鲜什么时候说要抹去美国？其实人家朝鲜仅仅说要消灭美帝国主义和侵略者。并没有把美国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等同起来说要消灭美国。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等于美国吗？在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走狗和汉奸、卖国贼眼里，自然没有了美帝国主义就等于没有了美国。就和一切忠实的走狗和哈巴狗一样，它们的主子即使是个十恶不赦的强盗，也是它们心中的上帝，也就是世界的一切，主子没有了，成了丧家狗，它们就以为天垮下来了，世界到了末日。美帝国主义是它们的亲爹！它抹去了，它们就为它哭丧。

应该指出，九十年代以来朝鲜政府、金正日，在美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面前一直是很软弱的，对美帝国主义也存在着幻想。他们希望和美帝国主义妥协，就可以解除封锁，以为适当让步就可以和美帝国主义达成某种协议。但是十几年来，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美帝国主义说了话历来是不算数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朝鲜的封锁和打压。由于新沙皇帝国垮台，也由于东欧剧变，前苏联和东欧听从美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朝鲜断绝了以往的经济来往，使得缺乏石油、焦煤和化肥的朝鲜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长期的国际分工，曾经给朝鲜带来过好处，经互会垮台后“国际分工”的问题暴露无遗了。由于没有做好一旦有变，如何解决自己的石油供应问题，也没有依靠自己用煤炭来生产化肥，朝鲜的电力供应中断，大批的工厂因停电而停产，农业因为缺乏化肥和拖拉机所需要的油料，造成了农业大幅度减产。另外也由于过分地相信“国际分工”，朝鲜自己生产出来的如：维尼龙、机械等产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停止进口，失去了市场也失去了外汇来源。这也使得朝鲜的有关企业不能不停产，进口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昔日丰衣足食的工业—农业国，一下子经济崩溃，民生凋零，陷入了严重的饥荒和困境之中。

为了对付电力缺乏，朝鲜决定自行建造一座核电站。这又关美国什么事？美国自己就建了好多的核电站，有的就是专门生产原子弹材料钚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建设了核电站。南朝鲜也建造了好多个核电站。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0年南朝鲜核电站高达 761.6万千瓦，还是美国帮忙建设的。可偏偏朝鲜要建设自己的核电站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以种种威胁来阻止。

连日本、德国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和侵略国家都建设了核电站，

1993年美国还专门运送30吨钚给日本，用潜艇来运送。按照六公斤钚制造一颗原子弹，可以制造5000颗原子弹或氢弹了。也就在同时，美帝国主义还无端地以所谓的给伊朗运送化学武器为借口，搜查了中国的银河号轮船。本来就算真的运送武器给伊朗又怎样了？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长期以来还一直出卖武器给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伊朗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南朝鲜是朝鲜的半壁江山，甚至卖武器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和侵略国日本。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可以卖武器给他们，而中国就不能卖武器给伊朗呢？按理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和朝鲜才有充分的理由搜查美国的潜艇，并且没收给日本的这批钚。可是美帝国主义竟然还要搜查我们的银河号。竟然由着他们搜查，搜查不出来他们还一再地制造进一步搜查的借口，直到船上的集装箱全部被打开抄遍为止，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极其粗暴的侵略。尽管没有抄出什么来，也不做任何道歉。

在这个时候，就是朝鲜的金正日政府也是软弱无能的。对于美帝国主义的阻扰，根本就不用理睬他们。“凭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建设自己的核电站呢？”可是朝鲜却做了极大的让步，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谈判。美国答应提供轻水堆和发电厂需要的重油来换取朝鲜不建设自己的核电站。朝鲜答应了，。美国却得寸进尺，企图一步步地卡死朝鲜。朝鲜放弃自己的核电站十几年了，答应给的轻水堆和重油久久地不予兑现。而且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洋奴、汉奸、卖国贼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的宣传下，似乎朝鲜还沾了美帝国主义的很大的光，居然还是依靠美国才活下来的呢。朝鲜也接受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或许在语言上不是这样说，实质都一样（据《人民日报》叫做“改进和革新”）。在国内的农业中推行“责任制”，造成了农业一败涂地。人民的生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陷入更严重的饥荒之中。工业也进行了“改革”。自己的核能力也都处于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联合国的监视之下。就好像伊拉克一步步地被美帝国主义拖垮那样，朝鲜的软弱也一步步地被美帝国主义往绝境里拖去。只要他们继续软弱下去，就必然和伊拉克一样被拖到国力极度衰弱，人民极其痛苦，到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还是可以寻找任何借口打进来，并把金正日送上绞死萨达姆的那个绞架的。萨达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不作抗争而是选择投降，把自己的自卫能力大量地毁了，拖了12年，到了2003年美帝国主义不还是以它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为借口发动了战争吗？12年里伊拉克的国力衰弱到了极点，人民也痛苦到了极点，在封锁下，每年有十几万儿童夭折。

由于这个原因，朝鲜确实很被人们包括中国一切正义的人们，也包括本人所看不起。2006年以前在中国很少有人对朝鲜肯定的。笔者写文章指出朝鲜在5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富裕，一直到80年代仍然富裕，年轻人中响应的不多，反共右派们大肆围攻。至于朝鲜的九十年代，本人也不敢恭维。

终于，朝鲜觉得一昧地退让将使自己被拖到绝境去了。尤其美帝第二次入侵了伊拉克，萨达姆被绞死后，很显然下一步就是轮到朝鲜了，美帝国主义也进一步地加紧了对朝鲜的打压。于是朝鲜开始有所抗争了。先是扬言已经有了原子弹，2006年终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过到这个时候朝鲜还是没有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还是接受了屈辱的六方会谈。全世界的核国家那个不是想爆就爆？哪一个要进行什么会谈？为什么同样是主权国家的朝鲜，却要接受什么六方会谈呢？甚至去年朝鲜还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监督下，自行炸毁了一个核设施。美帝国主义就是要你步步退让，自己削弱自己。有人说朝鲜这个冷却塔本来就要报废的，是一次假动作。——假动作也不能赞同，搞不搞核武器是自己的主权，容不得他人干涉！即使自己需要炸毁也是自己的事，任何接受监督和在监督下摧毁核设施的行为，都是承认联合国有权利来侵犯自己的主权，都是软弱的表现。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朝鲜在一开始就以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态度来对待，那么目前朝鲜早就度过困难了。首先美帝国主义历来欺软怕硬，不会那么猖狂，不能那么得寸进尺。自己的核电站早就建设起来了，缺电的困难早就度过。摆脱了国际分工后，工业也早就经过了重新的组合，得以恢复运转。自己的化肥厂也修建起来了，合成石油厂也修建起来了，农业生产也就能够大幅度地回升。尤其不会因为“改革”搞得一败涂地。当然帝国主义难免要用武力威胁自己的，这样在作这一些工作的同时，原子弹的制造和研究必须、也一定能够更快地完成。如果说现在朝鲜已经被美帝国主义拖到如此衰弱的地步，只要拍案而起还能够指望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话，那么一开始就自强不息，而不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自己削弱自己，还有八十年代富裕的余威在，难道反而不能坚持？难道倒更会引起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战争还是发生了，那么它本来就是不能避免的，由于国力还强，更容易打败美帝国主义。

现在的朝鲜政府态度非常强硬——早就应该如此了。国家的主权丝毫不容侵犯。自从朝鲜爆炸原子弹以来尤其这次发射人造卫星以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另眼相看了，只要他们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他们毫无疑问将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国际威望将越来越高。

那么朝鲜的政府，金正日是不是真的从历来的软弱中拍案而起了呢？不能肯定！就怕他们不能坚持到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朝鲜坚持到底，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即使金正日不能坚持到底，软弱下来，无非是又一个萨达姆（尽管和萨达姆比，他是完全无辜的，萨达姆有入侵伊朗的劣迹，而朝鲜从来没有侵略过谁。）朝鲜将成为又一伊拉克。朝鲜人民也决不会因此屈服，他们一定会起来斗争，人民战争使得朝鲜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又一个泥潭。由于朝鲜有全民皆兵的光荣历史，将比伊拉克更伊拉克，美帝国主义将陷入一个更大的泥潭。

现在的问题是：金正日是不是决心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了呢？他对于美帝国主义是不是真的断绝了幻想了呢？是不是像第一次爆炸原子弹时许多人说的那样，不过和美帝国主义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呢？从现在他的许多动作来看，很像，尽管我们还不能最后确定。如果他能够坚持斗争到底，那么朝鲜是一定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而且绝不至于要和伊拉克那样，等到亡国了，建立起傀儡政权了，才由人民自发地起来发动人民战争。只要他自己主动地组织和发动人民战争，那么美帝国主义要想灭亡朝鲜是决不能够得逞的。而且再一次的大规模侵朝战争确实可能成为埋葬美帝国主义，在地球上抹去侵略者的开端。

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们，轻蔑地嘲笑道：“用什么？”这些帝国主义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从来就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尽管他们一次次地碰了壁还不知道回头。

对此我们可以响亮地说，“靠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能够使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的。当然仅仅依靠朝鲜人民确实不够，而是要靠世界人民，也包括美国人民。但是朝鲜人民可以成为埋葬美帝国主义的先锋，在世界历史上担负起一个极其光荣的角色。朝鲜有了原子弹是个很好的因素，但绝不仅仅原子弹。如果没有原子弹，困难会大一些，代价会大一些，战争的打法也会不一样，但最后一样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可以把美帝国主义、把侵略者从地球上抹去。

当今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最最黑暗、最最反动的时期，比神圣同盟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还要黑暗，那时的黑暗和反动主要在欧洲。现在则是全球性的黑暗和反动，黑暗全球化，全球化黑暗，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走向了低潮。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一刻也没有平息过。以巴勒斯坦为例，阿拉法特顶不住了，叛变了，出卖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却没有熄灭。1987年又发生了大起义。现在哈马斯已经把叛徒阿拉法特排挤掉了。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的反动派又企图削弱哈马斯的斗争意志，即使哈马斯也被他们软化了，那么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仍然不会平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依然是难民，各种矛盾依然存在。

七十年代末，虽然在世界的天平上，一个分量极重的砝码——中国放错了位置，但由于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人民群众还可以在空隙中发展自己。可是十几年后发生了国际性的现代修正主义总破产，新沙皇帝国的崩溃和东欧的剧变。——本来这都在毛主席的意料之中。现代修正主义的崩溃，原本将使得世界局势大翻转，前苏联各加盟国和东欧各国将重新走入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将组成新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将比五十年代更强大，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将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的规模大大超过五十年代。可是由于毛主席的逝世，现代修正主义体系的总崩溃不是发生得更早了，而是来得晚了，还让帝国主义篡夺了胜利果实，被说成了美帝国主义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这使得在越南战争中被打得衰落下去的美帝国主义一下子如同吸够了吗啡，立即兴奋了起来。

为了实现独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动派发动了海湾战争，把他们扶植起来进行代理战争，入侵伊朗的萨达姆当作鸡，把全世界当作猴子，杀鸡给猴子看。反正伊朗经过八年的战争打不下去了，霍梅尼也去世了，伊朗的赫鲁晓夫——拉夫桑贾尼篡夺了权力，再也不需要萨达姆替他们入侵伊朗了，于是立即卸磨杀驴。美帝国主义亲自出马也让海湾的走狗们去整入侵伊朗中充当了打手的萨达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夺取中东的石油。萨达姆被逼得狗急跳墙，用伊拉克的民族利益作赌注孤注一掷。打进了科威特。——科威特原来属于伊拉克，被英帝国主义长期占领，当伊拉克发生革命时，英国一手制造了科威特的独立。——这就成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发动海湾战争的借口。日本军国主义也借机第一次出兵，首先还是出钱。

萨达姆当然不是英雄，但那个时候完全有机会当一个奸雄。根据他的军事力量，如果一口就把海湾六个石油出口国全部吞了，这只要几天就可以了，那么一个石油超级大国就会崛起。六国的武器和石油美元全都落到了他的手里，油井也到了他的手里。他如果把海湾的油井立即填死一半，另一半第二线随时做好填死的准备。那么全世界的油价将立即暴涨，日本、法国、德国等贫油国就不能和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了，世界立即两极分化，不少石油进口国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面临解体的前苏联也将给他大规模地提供武器。美帝国主义不得不立即对他开战，而决没有机会做五个月的充分准备。不得不在准备不足下，开展地面战争，还必须从海上爬上来。这样，战争的结局就难以预料了。事实上美帝国主义最最怕的就是他进攻沙特阿拉伯。就算他最后还是打不赢美帝国主义，也可以使得它元气大伤，海湾的油井全部被摧毁了，这个局面也不好对付。全世界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将风起云涌，对世界人民来说，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总比一个超级大国独霸好得多。萨达姆自己也将在世界上找到容身之地。

可是萨达姆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这正是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他自以为科威特原本是伊拉克领土，收复科威特会得到世界正义人民的支持。可是不久以前他入侵伊朗，谁还会支持他呢？美英等国，当然不会承认英国当初霸占科威特后来又制造科威特独立的非正义性。于是毫不犹豫地定性为侵略。萨达姆当然是侵略者，对伊朗就是侵略者，所以就在全世界孤立了。他以为只夺取科威特不夺取沙特等国，就可以免除侵略者的帽子，美国就不好来打他，实在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又是天真的幻想。他既然早就是侵略者了，一口吞下海湾六国以削弱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增强自己的力量又有何不可呢？

在让美、英、法等国作了五个月的充分准备后，战争中他又被美帝国主义吓破了胆，不是和美帝国主义拼个鱼死网破，而是选择了投降，在几乎没有地面战争的情况下让美、英等帝国主义得了个几乎不费代价的全胜。其实他的陆军基本上还保存完好，只是第一线的杂牌军崩溃了，主力共和国卫队还完好，飞机和导弹损失也极少。飞机的最大损失是跑到伊朗去。可是他放弃了抵抗，选择了牺牲伊拉克的人民和国力的投降。

顺便说一下，伊朗的拉夫桑贾尼也实在混帐，海湾战争他们有最好的机会，把美帝国主义放到非常难堪的局面。只要在萨达姆表示投降以后，他们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要美帝国主义立即停战，不然伊朗就要参战打击美帝国主义。美国是停还是不停？如果停止，那么他们就不是全胜，而是怕伊朗。不然，他们就不能不继续战争，一直到消灭萨达姆的全部军队为之，战争还得继续，而且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战争，美国就要有很大的伤亡。萨达姆也不得不用他的共和国卫队以及飞机导弹和美帝国主义拼命。等到美国损失很大时，伊朗真的可以出兵，使得美国不能胜利。

海湾战争刚结束，伊拉克人民就发动了推翻萨达姆这个屈膝投降的卖国贼的起义。还有好几个师参加，连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都占领了。美帝国主义在战争前挑唆伊拉克人民起来反对萨达姆，到了这个时候却眼睁睁地看着萨达姆把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镇压了下去。原来说：飞机不能起飞，导弹不准动必须等着销毁。可是萨达姆在镇压国内人民和军队的起义中，不但使用了飞机，也使用了导弹，美帝国主义连屁也不放一个。因为他知道，起义的人民是反美的，如果说以前人民不起义，正是萨达姆还在和美帝国主义对抗之中。正是萨达姆的投降使得人民对他绝望发动了大起义。就这样，伊拉克的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一起把伊拉克人民的起义镇压下去了。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并没有真正削弱萨达姆的军事力量，却在一场伊拉克人打伊拉克人的战争中，把两者都削弱了。

人民起义镇压后。美帝国主义和萨达姆达成了妥协，萨达姆向美国投降，美帝国主义让他继续在伊拉克掌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必须大规模地摧毁，而且在以后的长期封锁中，持续地削弱伊拉克的国力。有不少人对萨达姆一次次地和美国作老鼠向猫挑战的游戏困惑不解，其实这不是别的，正是萨达姆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他必须不断地作出反美的姿态来，才能在国内人民面前保持自己的统治。每一次的挑战以后，他又再一次地以削弱伊拉克的国力向美国投降，作为换取美帝国主义允许自己维持统治的条件。

但美帝国主义不会无限制地让他统治下去的，伊拉克的石油必须掌握在美国手里，就这样，经过十二年的封锁，国力削弱到了极低，伊拉克人民也痛苦到了极底。到了2003年美帝国主义终于觉得没有必要和他周旋下去了，于是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并最后把萨达姆送上了断头台——萨达姆一点反抗也没有。

自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不久，前苏联终于正式解体了。全世界就进入了所谓的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帝国主义一国独霸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洋奴、走狗、卖国贼，都迫不及待地和美帝国主义“接轨”，美其名曰“和国际接轨”，美帝国主义成了“国际”。就这样，世界进入了比前十几年的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还要反动、还要黑暗的“全球化黑暗”时代。

朝鲜处于风口浪尖，首当其冲，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压。由于以前“国际分工”变成了国际封锁，中国在朝鲜最最困难的时候，从背后插了一刀，承认了南朝鲜的反动独裁卖国“政府”。可是在一开始朝鲜一直很软弱，在帝国主义的打压和欺骗面前一再退让，尽管他和萨达姆不同，没有任何罪行，却也被美帝国主义长期地往削弱和死亡里拖去。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时候朝鲜居然还要学习“改革开放”。朝鲜人民的处境也就每况日下。

但是，当今世界固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反动、最最黑暗、最最残暴的时期，也是最最腐朽、最最没落的时期，是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前夜。当年陈胜和吴广不过两个人，就说这强大的秦朝是可以推翻的。陈胜不过是一个雇农，而秦朝消灭了强大的六国，打退了匈奴，征服了南越。如果秦政府听到陈胜这样说，也一样会轻蔑地笑道：“用什么”，可是毕竟秦帝国被陈胜和他的将领们从地球上抹去了。陈胜振臂一呼，天下相应。今天的世界就是缺少一个陈胜，也一定会出来一个陈胜，只要振臂一呼天下相应，就能够彻底埋葬气势汹汹的美帝国主义。

当毛主席带着800个人上井冈山，并且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国民党反动派也会轻蔑地一笑说：“用什么？”可是尽管中间经过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毕竟在1949年抹掉了蒋家皇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日本帝国主义比蒋家皇朝厉害得多，当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论持久战》时，就宣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可以打败的，这个时候共产党只有四万人一些破枪。日本帝国主义也会轻蔑地一笑说：“用什么？”可是不久他们就笑不出声来了，他们陷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八年抗战，拥有几百万军队和几乎全国资源的蒋介石，只有失地辱国的，没有收复一寸土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却从日本鬼子的手里，解放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1.2亿人民。50多万日军和170万伪军被从地球上抹去了。

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头子奥巴马等人数典忘祖，他们连华盛顿如何打天下的历史也忘了。面对华盛顿的《独立宣言》，大英帝国也会轻蔑地一笑说：“用什么？”，在列克星顿的民兵揭竿而起时，英军的史密斯少校根本没把这几十个衣服破烂的民兵放在眼里，结果却被打得大败。最后英军不能不向华盛顿投降。美国的独立成为不可扭转的大趋势。

美帝国主义也忘记了，在1950年，我国刚刚建国，正从一片破败中站起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政府多次警告不要把战火燃烧到北方，可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大概一样轻蔑地认为中国人民将“用什么？”来打败他们的侵略，但是最终还是被我们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上。后来在中越朝鲜以及各个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把他们赶出了越南。现在他们忘记了这一曾经使得他们哀叹衰落的教训。

在当前这个最最反动、最最黑暗的时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斗争仍然没有熄灭。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的反动派，把这称之为“恐怖主义”，实在是没有罪名可加的罪名。如果要说“恐怖”，战争都是恐怖的，当今的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军队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他们在全世界到处侵略和屠杀全都是最大的恐怖活动，美帝国主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侵略和屠杀，也就是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恐怖行动”。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把人民群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革命的武装斗争，称之为恐怖行动，可是他们忘了，当初华盛顿的独立战争也是这样进行的，如果说现代的人民武装斗争叫做恐怖活动的话，那么美国就是用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建国的。

据说“恐怖组织”是因为是用了武力。其实人民的武装斗争都是在反动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屠杀下被迫揭竿而起的。1770年3月5日，英军在波士顿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当场打死5名市民，打伤了5人，制造了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燃烧，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武装斗争就在在北美大陆上燃烧起来。华盛顿也是在英国的武力屠杀下被迫以暴制暴的。为什么舍却性命送一包炸药包，就叫做恐怖活动，美帝国主义大规模地用飞机导弹轰炸就不叫做恐怖活动？拆穿了讲无非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到处划分恐怖组织，把一些国家称之为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朝鲜一度就在里面。可是使我无法接受的是朝鲜政府对这非常在乎，甚至还斤斤于美帝国主义把他们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黑名单里划出去。这有什么要紧呢？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同情人民革命有什么不好呢？还可以得到全世界正义人民的支持。这种做法，实际上还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软弱，是“三和一少”。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中，也是自己孤立自己。何况美帝国主义也不过是把他们的胃口吊着，昨天让你作出极大让步以换取把你从名单里划出去，今天又可以把你记入黑名单，要你作出更大的让步。是不是都是美帝国主义说了算的，正是要一步步地把朝鲜往自弱、孤立和死路里拖，拖到最后，吊死萨达姆的绞架正等着金正日上呢！

反共的右派们一直指望朝鲜人民起来推翻金正日的领导和朝鲜的政府。可是他们想错了，只要金正日和朝鲜政府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朝鲜人民就绝对不会推翻自己的政府，反而越来越拥护自己的政府，因为朝鲜人民很清楚，不需要任何人的指教，他们明白谁是自己的最主要的敌人，随时自己苦难的主要根子，他们是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除非朝鲜政府一直软弱下去，在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中极大地削弱了朝鲜的力量，那才有可能受到朝鲜人民的反对。

如果朝鲜政府和金正日就这样一直软弱下去，美帝国主义确实可以颠覆朝鲜政府，但是朝鲜人民的斗争也不会停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和人民要革命的斗争并不会熄灭，反而越燃越炽。美帝国主义除了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巴尔干等等地方套上了绞索以外，还得在朝鲜人民的斗争面前陷入一个新的泥潭，脖子上套上又一个绞索。这也将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利令智昏，在世界上再一次地肆无忌惮地侵略，因此即使金正日硬不起，被整垮了，那么总有人会出来和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要碰壁的，而一旦碰壁，全世界都会翻天，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死到临头了。

不能国小而轻视之。即使在今天，朝鲜政府、金正日只要坚持到底，也完全是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目前美帝国主义藉以横行天下的侵略工具，首推十艘航母，许多人就被这十艘航母吓破了胆，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的一切洋奴、汉奸和卖国贼也竭力渲染美帝国主义的厉害。现在这个世界，美帝国主义所以能够到处横行霸道，竟然全在于他们拥有这十艘航母上。其实航空母舰是最最脆弱的。尤其在原子弹面前，航空母舰不过是活靶。即使没有原子弹，航空母舰也不是不可消灭的。而美国一旦失去了航空母舰，还能到处侵略吗？首先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就要翻天，侵阿和侵伊的美帝军队将失去补结和退路被歼灭，分散在全世界的美国侵略军都将被消灭或被赶出来。伊斯兰世界要翻天，亚洲要翻天，拉美要翻天，非洲要翻天。我们中国人民将解放台湾。所以只要朝鲜的金正日政府敢于斗争，消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决不是一句空话。

当今的世界需要一个陈胜，也一定会出来一个陈胜。陈胜一个雇农，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能和六国比，也根本不能和匈奴、和南越比，但是秦帝国的暴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了全国的人民，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终于埋葬了强大的秦帝国。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明家，他第一提出貌似强大的皇朝是可以被人民的起义推翻的。而当今的美帝国主义也是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全世界人民，目前全世界人民就是只差一个陈胜出来振臂一呼了。

金正日目前就存在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担当起陈胜的角色，振臂一呼天下相应，埋葬美帝国主义。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不管以前对美帝国主义作了多少退让，他都是一个莫大的英雄，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他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而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本来就是莫大的英雄，却预见到而没有遇到这样的用武机会。

根据朝鲜的国力，完全可以消灭美帝国主义的航空母舰。首先，现在他们有了原子弹。由于朝鲜长期处于风口浪尖，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压。如果他们首先使用核武器消灭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工具航空母舰。全世界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都会叫好。

有人可能会说，以前即使苏联也不能随便对航空母舰发动核袭击，朝鲜他行吗？其实正因为朝鲜是个小国，只有半壁江山，长期来、几十年如一日地受到美帝国主义打压和封锁，尤其近二十年来封锁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一度富裕的朝鲜人民吃了极大的苦头。朝鲜更可以有限制地首先使用核武器。

自从有了原子弹以来，有人就宣称战争的正义性已经不重要了，在核战争里谁的核武器厉害谁胜利，或者只能确保互相摧毁。其实核武器比任何战争更讲究正义性。在大国的博弈里，谁先使用核武器谁吃亏。

人类所以一直没有发生核战争，正是这个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独有原子弹非常神气，但是核武库不是一步就可以达到非常庞大的地步。不久以后苏联也有了核武器，就使得美国发动核战争就不能不受到苏联的报复。朝鲜战争时期，我国对美帝国主义原子弹的估计最多八百颗。就凭这些，破坏能力还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而德国在苏联红军打进国境以前，武器的生产能力一直在增长。何况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实际只有一百多颗，首先还得对付苏联。因此，即使用于朝鲜战场或屠杀中国人民，数量不能不非常有限。但就是使用这非常有限的核武器，就必然地要把美帝国主义置于灭顶之灾中。

朝鲜战争中美国最终没有使用核武器，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利害权衡的结果。对于地面部队来说，原子弹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是活的，只有最最无知的人才会以为一颗原子弹可以消灭几万军队。最最怕原子弹的不是别的，正是航空母舰。只要美国敢于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或者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就有十足的理由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失去了航空母舰，朝鲜战争美国还会赢吗？倒确实要被从朝鲜半岛赶出去了，而且美帝国主义将变成二等国家了。李伪政权也就失去了靠山，必然土崩瓦解。

从地形上来说，美国也最最不能首先使用原子弹，如果发生核战争，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是苏联。但苏联的精华区在欧洲，美国如果首先使用原子弹，那么英、法、德等国都将成为苏联报复的对象，这将迫使英、法、德等国立即和美国划清界线，在欧洲将发生驱逐美帝国主义的风暴，苏联也可以乘机和各国建立互不侵犯关系，条件就是驱逐美国。即使像希腊这样的反共国家也不会和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这样，美国对苏联的核袭击就不能不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了。但航母恰恰是最最经不起原子弹袭击的，必然很快覆灭。而苏联却可以从亚洲的东北部起飞攻击美国的精华区。美国充其量把原子弹投到北亚的冰原里。所以，如果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必然众叛亲离，要吃大亏。

就算苏联没有原子弹，英国有原子弹，虽然英国在朝鲜战争中是美国的盟国，出动了帮凶军，那么，当美国在朝鲜、对中国消耗了原子弹后，英国不趁机消灭美国的航空母舰甚至进攻美国的城市才怪了。历史上英国的海军长期独霸世界，后来被美国赶上。二战后英国衰落了，美国航空母舰横行四大洋，这已经使得英国嫉妒得眼红了。只是没有法子除去，才使得英国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时和美国结盟的。如有机会怎么能够不除去这个眼中钉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可是炸毁了盟国法国的海军舰队的。

当然，如果苏联作为大国，对美国首先进行核袭击，也将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而失败。所以长期以来不因为航空母舰很容易被原子弹摧毁而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到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对苏联恐慌，英、法、德、希腊等国就会把自己的土地作为美国对苏联核攻击的基地，苏联的精华区也就成了攻击的对象。东欧国家、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必然离心。后来两个超级大国大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实行了恐怖的平衡，谁也不能对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中国拥有核武器后当然也不能首先使用。但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中，有一些原子弹和氢弹将使得中国免除了遭核武器的攻击。因为中国太大了，不管是新沙皇还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就需要大量地消耗核武器，一方消耗了核武器，就打破了恐怖平衡，另一方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为中国报仇”为借口毁灭对方。仅仅对中国进行有限的“外科手术”，中国有限的核武库足以报复，沾不到便宜。——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敢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原因。也是为什么1964年约翰逊以及1969年勃列日涅夫不能不松开核按钮的原因。

这些都表明核武器比任何战争都更决定于正义性的原因。也是大国之间谁首先使用核武器谁就输的根源。

而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受到美帝国主义打压的小国，倒有可能首先使用原子弹，一举消灭美帝国主义横行世界的工具并且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也在于战争的正义性。以大欺小已经输理，几十年如一日，把一个富裕的小国封锁成饥饿的国度，更是输理，如果这个小国拍案而起不得不使用原子弹，那么在世界上是会得到人们理解的。

所以美帝国主义看来非常强大，实际上在朝鲜那样的小国面前倒是十分脆弱的。

不过，这在一开始就必须声明清楚：朝鲜的原子弹攻击对象是有限的，只用来对付进攻性的侵略力量，航空母舰和关岛、日本等基地。朝鲜仅仅为了自卫，决不会首先进攻美国的城市，但如果美帝国主义对朝鲜进行核报复，那么朝鲜也就不能不用核武器进攻美国的城市。而且尽量争取让美国人民起来拖住美帝国主义的手脚。

为此必须首先通知美国人民，一旦战争发生赶快从城市中疏散出来，并且反对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给朝鲜以生存的权利。这样做，美国人民就会努力制止本国政府对朝鲜的核攻击。而且只要战争发生，即使还没有发展到核战争，美国国内已经发生了大混乱。美国的经济将受到严重的挫折。考虑到这一些，或许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限制甚至放弃对朝鲜的打压。就是发生核战争，也不能不考虑是否一开始就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报复。由于朝鲜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早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的准备，所以即使遭受到一些核武器的袭击也不会带来毁灭性的损失，而美国只要有一两个城市在战争中毁灭就难以忍受了。甚至在美国的航空母舰被击沉时，美国人民就会掀起极大的反战浪潮。

一旦美帝国主义的航空母舰被消灭，不但俄罗斯，而且英国、法国甚至日本都会拍手称快。不要看现在日本跳得最高，真的打起来的话，如果朝鲜输了日本自然一拥而上，英国无疑将是美帝国主义最主要的帮凶，法国和海湾战争一样，一开始说不参加，到时候就来下注加入注定要赢的赌博。但是如果最初的回合美国吃了大亏，那么第一个退缩的可能正是日本。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佐藤跳得最高，但美国还没有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田中却急急忙忙地到中国来建交了。所以如果朝鲜把美国的航空母舰炸了，日本会对美国说：核战争，你打我不打，我们不能把日本人民置于核大战之中，并乘机驱赶美军基地。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乘机无限制地发展自己的军国主义，无论如何，让日本从美帝国主义的战车里独立出来，比捆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强。俄、英、法也不是不可能趁机来削弱美国的，以求自己在世界上取得一定的霸权。尤其俄罗斯早就企图第三次振兴老沙皇的雄风了。

只有不怕核大战才有可能避免核大战，如果核大战还是避免不了，那么它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许规模还要更大一些。无论如何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战而降。萨达姆就是先例，伊拉克人民被折磨了十几年，尚且在萨达姆失踪后，掀起了反美的斗争高潮。何况朝鲜构筑了大量的防空工事，即使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覆盖了朝鲜也毁灭不了朝鲜民族。相反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消耗后，就难免受到俄罗斯的反击，英国、法国等也会来凑热闹。所以美帝国主义不能有持无恐。

航空母舰也不是只有原子弹才能消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少艘航空母舰都不是原子弹消灭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实力，人民战争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六十年代打空降、打坦克和反空袭是人民战争的主要课题，具有和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不同的打法，只要能够充分地发挥朝鲜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会创造出消灭航空母舰以及应付现代空袭的人民战争来。

问题是金正日是不是这样的英雄。目前看来他怕案而起了，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呢？即使他不是，时势必然会造一个出来。所以不论金正日能不能从地球上抹去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一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一历史趋势是不能扭转的。

资产阶级一定灭亡，无产阶级一定胜利，这一历史趋势也是不可转变的。

当然美帝国主义灭亡不等于美国灭亡，美国人民不但继续生存，而且在埋葬美帝国主义中也将起到他们的作用。

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走狗和汉奸、卖国贼们，我们大中国就是坏在你们手里，如果毛主席还在，美帝国主义早就在地球上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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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碰撞】

刘永佶：哲学观念是各时代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

导论

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时代是人的时代，是人类发展过程的阶段。任何人都在特定时代生存，人生存、繁育的连续性构成时代的继承。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各个时代共有的一般性，其基本矛盾也就成为哲学的一般性主题。不同的时代精神都体现着这个主题，而时代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时代精神的特殊性。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是我们立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集中探讨现时代的哲学，即劳动哲学。

一、一个偏离主题的命题——“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二、哲学是对人生存和发展的集中概括与论证

三、并不存在由古至今而后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四、哲学观念是历史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

一个时代只有一种主导的哲学观念，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居主要矛盾方面的阶级或社会势力的利益和意志的集合。时代精神的更替，是历史进步的导引，新哲学观念的形成是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变革势力壮大发展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体现，它导引着社会变革的方向。

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看似杂乱纷繁，实则有其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矛盾系统。社会矛盾系统的根据和出发点，在于人生存的四要素，即劳动、需要、交往、意识，其中劳动是核心要素。这四要素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人生和社会的众多矛盾，其中基本的矛盾，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矛盾，它是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并在不断演进中表现为各个层次和阶段的特殊性的矛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矛盾状态为基础和标志的。据此，我将人类历史分成这样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一、原始社会，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劳动，在本氏族内人的基本社会权利是平等的，但素质技能高并能发挥其作用者地位就会高些；二、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对立，奴隶主要来自对外部氏族、部落的俘虏，以及购买，奴隶是主要劳动者，他们被强制劳动，素质技能有所提高，但由于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因而没有生产积极性；三、封建领主制社会，主要劳动者是农奴，他们的人身权属于领主，但有独自耕作小块土地的使用权，积极性较奴隶有所提高，但受社会地位的限制，不能充分提高和发挥；四、集权官僚制社会，主要劳动者是农民，他们的人身权名义上只属于皇帝，因而有相对多的人身自由，并拥有国家均配或个人买来的土地占有权，以及租来的土地使用权，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素质技能明显提高并能够发挥；五、资本雇佣劳动制社会，主要劳动者是体力、脑力雇佣劳动者，他们有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并按劳动的质和量获取劳动力使用权的价格，因而素质技能得到较快提高和比较充分发挥；六、民主劳动社会，废除了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全体公民都从事劳动，拥有平等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对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政治的民主权等，由此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提供充分条件，现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是民主劳动社会的初级阶段。

哲学是以人生存和发展为根据，并对人生存和发展的矛盾进行概括性研究的，哲学的演进和发展，也只能以研究者所生存的社会矛盾为基础和对象。因而其所能探讨并规定的，首要的就是其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是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只有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抽象规定的哲学家，才会被历史承认，并在哲学史上有相应的地位。

哲学研究，也要涉及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即从人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对自然界（包括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研究。这也是对自然科学的抽象，其重要性是明显的，但是要明确，这种研究是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研究，不是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独立研究，因而也是从属于对历史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的。即使某些研究者有意夸大对自然研究的作用，甚至将其作为哲学观念的主要内容，但实质仍是服从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势力来表达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

人类社会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而演进。从社会总体论，劳动者素质技能表现为生产力，劳动者社会地位表现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就集中于对劳动者的劳动及其生产力的控制和物质财富的占有上，由此而形成阶级、阶层、集团的关系，并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次的矛盾。哲学研究，不仅要规定这些矛盾，还要从矛盾中揭示其发展的趋势和途经。

历史上的哲学家，几乎都不能明确其所处时代的阶段性，其论证也往往是以人类总体的一般性的规定出现。虽然如此，其时代的特殊性依然是不可能抹去的。不论是关于诸神、上帝、天命、物质等范畴的规定，以及据此所表述的人类社会，乃至世界本原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只不过是以扭曲的形式的反映罢了。也正因此，这些哲学家的著述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玄奥难懂，其实不过是将特殊的社会矛盾以一般性语言表达所导致的逻辑混乱，或者说因为没有对历史阶段性的分析而不能清楚地规定社会主要矛盾应体现的时代精神。

图腾意识是人脱离动物界的一般性形成其特殊性的最初表现。从现在的观点看，图腾是愚昧的象征，也是认识的局限性的体现。但对于原始人来说，能够将所面对的某一对本氏族生存有重大作用或影响的自然物确定为全氏族共同的崇拜或敬畏的对象，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意识升华。它确立了本氏族的一般意识，并由此而聚合全氏族成员，是原始社会的时代精神。正是图腾意识，导引着原始人缓慢地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进而在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扩展生存空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分化。

诸神崇拜是原始人素质技能提高和社会关系分化的集中表现。从单一氏族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存在，扩展为几个氏族的联合体，进而形成部落。各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的首领被神化，即将其人与旧时的图腾相结合，成为崇拜的对象，标志着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将俘虏变成奴隶，而不是作为食物直接消费的过程中，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同时使人群分成了阶级。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有奴隶主与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中其他成员（平民、自由民）的差异和矛盾。对神的崇拜，不仅确立了首领的权威，也凝聚着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成员，同时威慑奴隶。以诸神崇拜取代图腾意识，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而其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制约并导引人类生存和发展。

上帝主义是诸神崇拜的集中与否定，它的产生，是奴隶制社会矛盾斗争演化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奴隶和平民素质技能提高与其社会地位的矛盾。最初的奴隶是各氏族联合体或部落间相互争斗的俘虏，但演化几百年后，奴隶的后代依然是奴隶，而他们已没有了被俘虏的意识，不再有因战败不被杀害而甘心为奴的意识。更重要的是长期被迫从事劳作，技能逐步提高，产生了改变奴隶身份，争取做人的权利。而平民虽然有人身权，但因奴隶主势力扩大，平民与奴隶主之间的不平等和矛盾也逐步激化。这样，就在奴隶和平民中形成了以上帝（一神）为崇拜对象的宗教，突出表现就是原始犹太教，其要点是只承认一个造世主，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而以一神（上帝）消灭诸神，又是社会交往扩大，部落向部落联盟演化的要求。上帝主义在犹太教中产生，后演化出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虽然教义有所变化和分歧，但实质是一致的。上帝主义在形成期是相当先进的，其时代精神的特征非常明显。正是上帝主义所导引的奴隶起义和平民斗争，以及部落兼并，促成了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的变革。封建领主制确立以后，上帝主义也就成为统治意识，并作为封建领主制的理论基础随政教合一的制度而遍布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至此，上帝主义的时代精神性质已发生变化，从社会变革的主导意识变成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进步性逐步消失，代之保守性和反动性。

天命主义在逻辑上说是对上帝主义的否定，但在其产出地中国，上帝主义并未像欧洲、西亚那样形成宗教，因此其哲学上的矛盾和斗争并不突出，而是随着周对商的“革命”，形成大的部落联盟并建立封建领主制，“和平”地在思想界转变的。天命主义最初曾包含“上帝”的因素，如《尚书·召诰》中“皇天上帝改厥元子”[①]的说法，以及《多士》篇中提到周公对殷旧臣说殷灭亡在于“惟帝不界”，“上帝引逸”，殷王“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②]但到春秋以后基本上去掉了“上帝”成分。中国未能形成上帝主义宗教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较高，并创造了先进的农业文明，而诸侯之间的兼并又破坏了宗教产生的基础。天命主义体现了发达农业文明条件下对自然界和人身的系统认知。《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黄帝内经》与农学等典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不能形成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天命主义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自然而有生命、有意识的天取代了上帝，并以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人世变革的必然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③]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④]以天命主义为指导，诸子百家竞相探讨社会变革，并由秦按法家学说率先变革，吞并诸侯，建立集权官僚制。汉初尚道家，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确立儒家道统。天命主义作为时代精神，表现为对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变革的导引，又作为集权官僚制的哲学基础，而通行两千年。集权官僚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天命主义集中表现了皇帝（天子）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生存提供了条件，即在服从官僚地主统治的同时有一定的生存之道，并以“民意”作为天命的表现形式，以制约官僚地主的统治。也正因此，儒家道统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以“仁”、“理”为核心，以“礼”为目的和标准，形成了系统的统治学说。

作为集权官僚制的哲学观念，天命主义概括并规定了这个制度存在的时代精神，当其统治地位确立以后，变革精神就被压抑于严密的集权专制之中，代之以保守精神。虽然到明朝末年曾有一些思想家力求更新儒家道统，但只在具体层面做了一些尝试，并未能突破天命主义，甚至还以天命主义作为其前提。这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的体现，与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及其小农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股大的变革势力以变革集权官僚制。力求更新儒家道统的思想家试图从商人那里找到变革的根据，但中国的商人在官僚专制下始终未能形成大的社会势力。而满洲人入主中原，又阻断了在思想上更新儒家道统的思路。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落后的满洲人皇帝将对其自身而言尚是先进的儒家道统发扬，从而导致集权官僚制的进一步延续。天命主义也就由此而保持。

然而，在中国已经没落的天命主义，却在欧洲人否定上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主要依靠发展农业来增加实力不同，欧洲从13世纪开始的诸侯争霸和兼并，主要靠发展商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容许城市市民脱离封建领主，成为只对国王承担义务的市民社会，由此形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国王在短期内有着共同利益，即资产阶级给国王的对内削除封建割据和对外扩张以财政支持，国王以重商主义政策和赋予市民权利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而对内削除封建割据和对外扩张，也是商业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建领主制社会时代精神的上帝主义已经没落，并成为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实行大一统专制的反动观念。国王为代表的专制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念以取代上帝主义。新派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上帝主义的否定，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开端，即复兴古希腊罗马诸神崇拜时代的自然神观念，并在启蒙运动中结合传自中国的天命主义，形成与上帝主义相对抗的意识形态。

自然神观念和天命主义有许多相似处，它们在特殊条件下的结合，虽然不能否定上帝主义，却为否定上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念创造了必要条件。从逻辑上说，唯物主义比自然神论只是去掉了神性，比天命主义只是去掉了“命”的观念。但绝非这样简单的“去掉”就可以使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变成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新的时代精神，它以经济实力和对物质财富占有的欲望日益增强的资产阶级为主体，以用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对上帝主义的突破为条件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为论据，展开了对上帝主义的批判。资产阶级利益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是统一的，资产阶级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要求和资金，自然科学的研究为资产阶级开拓增殖其资本的手段。唯物主义以此为基础，从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中脱胎而生，并逐步演化成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它对上帝主义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证，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构成新时代的精神。在它刚刚形成时，无疑是相当进步而革命的，正是它导引着资产阶级及市民、农民、农奴去反抗封建残余和形成不久的集权专制，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原则。而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它又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引导人们为占有物质财富而自由竞争的精神动因。迄今，现代人类的主导精神，依然是唯物主义，它已演化成各种具体形式，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挥着作用，特别是浸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从观念和原则上扭曲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近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哲学观念应该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主义。这是现代时代精神的新要素，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并将逐步否定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观念。现代劳动者是工业文明的主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工业文明的主要内容，他们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矛盾，要求并促使他们反对和否定资本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劳动者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也是文明的主体，但他们的素质技能并未使他们意识到要成为并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体，而是希求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统治和自由的生存环境，因此并未提出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变革主张，只是参与了社会变革。劳动者阶级在意识上还受统治阶级意识支配，并未形成与统治阶级意识对立并能否定统治阶级意识的阶级意识。这样，劳动者的利益并不能以哲学观念表现出来，而是作为被统治的对象纳入统治阶级利益所集中体现的哲学观念中。

唯物主义似乎表达了劳动者的利益，起码包含了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因素。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人以劳动、智慧、财富所有权对自然物的占有和自由竞争，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早期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但随着资本雇佣劳动制的确立和发展，对自然物及物质财富的占有和自由竞争，已成为资本所有者的专有权利，劳动者只能以出卖其劳动力使用权而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手段，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占有和自由竞争的对象。这个矛盾是资本雇佣劳动制的主要矛盾，唯物主义从维护资本雇佣劳动制的角度，论证了对物质财富占有和自由竞争的合理性，强调以物的所有权来增殖物质财富、占有物质财富。

早期的雇佣劳动者和个体生产者，也依据唯物主义观念，强调劳动对自然物的改造和劳动者占有物质财富的必然性。这是在同一哲学观念前提下利益的争夺，也是早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以劳动为根据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彻底的人道主义”，这是对唯物主义的突破，是新哲学观念的萌芽。但是，由于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初级社会主义运动的限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却在哲学观念上退回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唯物主义，并据此将社会主义理论限定在与资产阶级争利益，将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在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改变生产关系，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定在发展生产力和由劳动者占有财富上。而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等忽略或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这样就导致“苏联模式”的出现及其衰败，致使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

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劳动者争取解放并成为社会主体的变革运动，不仅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更要改变资本主义观念，为此就要探索和规定新的时代精神，形成新的哲学观念。如果像“苏联模式”那样以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为指导，或许可以争取政权，但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为前提的所谓“改革”，也势必回到资本主义，甚至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老路。

恩格斯在论到“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他本人的自然辩证法时，曾提出这样的论点：

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⑤]

也就是说，由他“概述”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他本人的“辩证的自然观”结束了哲学，或者说达到了哲学的最高、最后阶段，是对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终极性规定。哲学在自然界和历史的研究中已经不起作用，哲学观念到止终结，只剩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的这个论点，曾引发苏联和中国哲学界的一场论争，但争论的双方都是把恩格斯的论点当做真理来对待的，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特别是把辩证法归结于“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则使之脱离人这个主体，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矛盾，严重地限制了辩证法的研究和发展。按恩格斯的这个论点，人们只要掌握和运用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名义的由他本人概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所发现的“辩证法的自然观”，就可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个论点本身就是非辩证法的。且不说他将“马克思的历史观”概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准确，也不论他的“辩证的自然观”是否充实，单从人类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就可以看出他为了证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及“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所作出的上述论点——存在的问题中分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两个方面都已经解决，只剩没有了存在问题的思维问题了，就可以看出这个论点的缺陷。既然只剩下思维一方的问题，也就没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没有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不需要哲学研究及其基本观念了。

哲学观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所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是随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的，一种哲学观念在它形成时往往是先进的，引导历史前进的，而当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势力成为统治者并逐步保守没落，该哲学观念也成为保守和反动的，并会被代表变革势力的新的哲学观念所取代。曾经新的哲学观念也要随着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状况而被更新的哲学观念取代。这就是哲学史——人类思想史和历史的最抽象层次上的概括，而哲学也就存在于哲学观念的更替与矛盾中。只要人类还在生存和发展，只要历史的阶段性还在延续，哲学观念就会存在和发挥作用，并继续演化。而历史上各阶段的哲学观念在演化和更替中，又表现为辩证的否定和发展，有着内在的批判继承关系。

注释：

[①] 《尚书·召诰》。

[②] 《尚书·多士》。

[③] 《易传》。

[④] 《老子》。

[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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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通过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如果中国未来在政治上陷入印度式的制度，在经济上走上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反倒还不如印度。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笔者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视角提出并切入问题，探讨了不同发展道路对印度和中国两国经济造成的不同后果，并对由此产生的发展前景做出基本评估。[①]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其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也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下面从长时间段得出的统计数据似乎是对这个见解的有力证明。

表1 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分布

国别/年份	1700年	1820年	1890年
中国	23.1	32.4	13.2
印度	22.6	15.7	11
日本	4.5	3	2.5
欧洲	23.3	26.6	40.3
美国	0.0	1.8	13.8
俄国	3.2	4.8	6.3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表1显示，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1700～1820年间也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同期印度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居于领先水平。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在1890年后的5年，即在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7年英国击败印度的民族抵抗后，印度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强盛。表2、表3提供的数据反映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②]

表2 欧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长率(1820～1950年) （单位：%）

国别/年份	1820～1870年	1870～1913年	1913～1950年
欧洲国家
西欧合计	0.95	1.32	0.76
东欧合计	0.63	1.31	0.89
英国	1.26	1.01	0.92
法国	0.85	1.45	1.12
德国	1.09	1.63	0.17
拉丁美洲
拉美44国合计	0.10	1.81	1.43

表3 欧洲、拉丁美洲及俄国/苏联地区GDP增长率(1820～1950年) （单位：%）

国别/年份	1820～1870年	1870～1913年	1913～1950年
欧洲国家
西欧合计	1.65	2.10	1.19
东欧合计	1.36	2.31	1.14
英国	1.71	2.14	1.16
法国	1.27	1.63	1.15
德国	2.01	2.83	0.30
拉丁美洲
拉美44国合计	1.37	3.48	3.43
俄罗斯
俄国/苏联	1.61	2.40	2.15

表2、表3的资料说明：从1870～1950年间，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远不如拉丁美洲，可拉丁美洲在第一次大战前已被欧洲所征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多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国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如沙皇俄国时期，但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能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指标。历史上，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般说来总要比强国快些，这正如贫血病人的心率，其脉搏的运动总要比健康人的速度快些的道理一样。

结构差异产生于道路的不同。选择自主性还是依附性发展道路（不管它们是什么主义的）是近代以来国家斗争的焦点。资本主义国家间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间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③]毛泽东抵制苏联霸权主义，主要抵制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的围绕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抵制的是苏联胁迫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企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都是国家发展道路间的斗争。当时西班牙希望英国成为其依附性国家，英国而后又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成为其依附性国家，前者希望后者为其提供市场、资源而不是技术；而后者却不愿成为这样的国家，它们因此而不惜一战。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不是源于国家间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而是源于各国力图将生产力掌握在本国手里并由此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技术含量的大小而非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决定着国家财富的多少。工业革命后，世界利润的流向地并不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而是技术密集型的国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只有在拥有自己的生产力的国家中才能产生，而不是在依附性国家所依赖的附加值极少的自然资源中产生。当产品交换是以技术附加值的多少为利润导向的时候，此时以出口本国资源、以让渡本国市场来换取工业国家技术的依附型经济在国际利润分配体系中所获得的份额就显得无足轻重。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发展的起点是原材料产品（即羊毛以及由此发展出纺织业），对于“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者梅俊杰认为，“就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④]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刚刚起步的英国抓得最紧的并不是对本国资源的开发，而是对自主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对今天的自由贸易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国度（英国）在其起步阶段恰恰是以残酷的国家暴力来推进和垄断技术的，这点与制造人权意识形态的国度（法国）曾经是制造“断头台”故乡的现象正好暗合。

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容的《牛津条例》，要求“英国所有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⑤]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国政府多次对本国人民强调这些规定。不仅如此，英国王室还将这些规定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国家暴力要求本国人民执行。1547年，英国王室在诰令中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⑥]1549年，英国王室又颁布更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⑦]实际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英国法律规定，违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⑧]。据考证，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进口的诰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⑨]。

英国人在用非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手段击败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同时，又用这种方法击败了印度的经济优势。17世纪末，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⑩]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的一大部分（按价值算约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11]。这是因为，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议会中尚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12]

英国的羊毛生产在经济方式上竞争不过印度的棉布生产，于是英国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国议会对进口棉纺品实施了更严厉的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安葬法》，规定“无论是谁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罚款5镑，据统计，在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因此这项罚款额度“相当于八个月的收入”，足见消费管制及贸易限制之严厉。[13]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1700年，英国下院又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绵布，已经或者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14]。1704年，议会又决定把这一禁令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

1721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立法规定，自1705年圣诞节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者将被课以5镑罚金，如果违法的是商人则要课以20镑罚金。为使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英国官方还鼓励公民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5镑获金。1721年的这项法令“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关上了大门”。[15]1774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织棉织成的新制衣钸，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议会开幕式上，乔治一世经内阁授意，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16]德国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17]。

认识到英国经济发展的上述历史，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意身着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推行国民消费国货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们就不难体会出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术和市场垄断政策时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斯大林评价说：“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18]

英国是海岛小国，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帝国的欺负：一开始受古罗马人欺负，接着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欺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还不忘征服英国。可是，英国人愈挫愈奋，用“铁与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创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将“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将生产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本色，英国是以残酷、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而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利用欧洲大陆的动乱将大量法国技术人员吸引到本国去加以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各国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斗争。从短期来看，依附性道路代价较小，欧洲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处于强势地位的法国人，与18世纪下半叶俄国维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苏联的布哈林经济思想一样，在工业化起始阶段，也倾向于选择依附型并通过暂时的经济依附渐进地转入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的法国是农业国家，它看到了英国的崛起，也想对本国实行工业化改造，但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斗争并需要以暴力开路的政治过程。当时法国人想得很简单：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等自己有了钱，再用钱买来英国的工业技术，这样就能慢慢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英国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国于1786年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说：“他们（法国）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20%），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19]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很像我们前些年有些学者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认识，认为进行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在国家间的搏弈中起着一锤定音作用的军事因素，两方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也会在双方贸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法国农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越多就越不赚钱，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农民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蜂拥进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样的经验及其中的教训对于今天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黑格尔说过：“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20]其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由于资源少、土地少，在与英国的贸易交换中，那些因破产而失去土地农民只好进城，于是法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动荡，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高附加值的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拿破仑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封建庄园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已经独立运转起来的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被毁坏，法国还是挤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成为今天所谓“北方国家”的最早的成员。在这之前，实际上，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是英国的外围国家，也就是那个时期的依附型的“南方国家”。

美国开始也是依附英国的，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但英国人的那点发家秘笈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身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其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21]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率承认，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他说：“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22] 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这些思想遗产是促成美国人民誓死抵抗英国分裂美国的图谋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林肯的重要原因。

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23]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美国内部分出一个国家来。美国人对此坚决抵制，并把英国人赶出了美国。当时，为了反对英国，欧洲大陆国家也帮助了美国。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通过美国在大西洋西岸牵制英国。

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国内“两条路线斗争”，即选择走自主道路的北方和选择依附道路的南方的最后摊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通过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两种发展模式的斗争最终使南方提出与北方分离。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林肯在国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在国际上获得了沙俄的支持，最终统一了美国。美国南北统一后，沙俄还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人利用欧洲矛盾迅速崛起，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反抗欧洲压迫的斗争中，美国的国家版图也得到迅速扩张。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速度过快的时候，往往也就难以兼顾公平。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重复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经历：两极分化严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现在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军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呢？美国与英国一样走了出去，大力发展海军，向世界要资源和市场并为此扩大以本国为中心的依附地区。所以，对整个西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国家是通过扩大和掠夺它们的依附性国家而获得发展的，而国家海军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的力量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这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利用他们的海军加速在东方的扩张。中国和印度的战败使得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被掠夺到了欧洲，这又使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这使欧洲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共同富裕”中，从被压迫的阶级摇身一变而成为“压迫民族”。于是，19世纪40～70年代，欧洲一致起来压迫和掠夺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就这样形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今天“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产生的历史前提。[24]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在1898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夏威夷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台湾，是美国进入远东的跳板。20世纪初，美国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用东方财富补偿国内贫困阶层，缩小两极分化，美国国内剧烈冲突的阶级矛盾由此逐渐得到缓解。

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很能说明问题。苏联与中国经历相似，它选择自主模式是因为有沙皇时期工业化运动失败的经验。19世纪俄国与拿破仑前的法国一样，也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当时的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并直接移到俄国就可以了。于是他从法国人那获得了大量贷款，大量购买西方技术，通过政府推动等方式使俄国工业化获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俄国工业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19世纪末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就难以为继。1905年，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开战，俄国战败，其维特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嘎然而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俄帝国的经济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行，其间的帝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也随之自行解体，这一时期的经验促使列宁和斯大林对本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终做出走以工业技术为主动力的自主发展道路选择；这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买办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促使中国人民做出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历史经验。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对后发国家影响较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用“种树”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收获果实的能力的大小而在于种树的能力的大小。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采取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长期在德国从事革命工作，德国的这些成就对列宁及其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和电气化计划；斯大林在国际上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4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在党内拒绝了与之相适应的“布哈林道路”，其主要考虑就是怕过度依赖外资会阻碍苏联经济的自主性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斯大林与英国人一样，他在坚持本国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却不希望别的国家也搞自主性经济。他不让东欧那些国家走自主性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明白，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的矛盾，正如自愿作奴隶的人与其主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矛盾一样，一个愿挨，一个愿打，这会有什么矛盾？真正的对立性的矛盾冲突来自“一山不容二虎”式的自主型经济间的矛盾。正因此，斯大林在考虑打败希特勒德国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时，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则说得更绝，他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25]牧羊场国家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

二 起点相同但道路不同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后果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产生于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那条道路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26]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已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是钱德拉·鲍斯[27]。后者是个强权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德拉·鲍斯主张用利用德日的力量，用军事手段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后死于飞机失事。从此，印度统治阶层中失去了强势人物。最后，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权并使印度获得了独立。这个结果的好处就是其成功快，成本低；其负面影响则是庞大的私有产权被保留了下来。而所有制越复杂、产权继承的历史越长、分割关系越细密，国家发展的产权包袱就越重：为了发展，就必须补偿庞大的产权利益，并为此必然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这就严重削弱了印度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剃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的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28]小农由于缺乏偿还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占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就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偿还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迫使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29]其导致结果是：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30]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31]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2]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33]革命在历史上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表4可见一斑：

表4 1700～1995年印度与中国经济水平比较

年份	印度	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单位：1990年10亿“国际元”）
1700年	81.2	82.8
1820年	111.0	228.6
1952年	226.6	305.7
1978年	630.8	935.9
1995年	1437.0	3196.3
人口总数（单位：百万）
1700年	153	138
1820年	209	381
1952年	372	569
1978年	649	956
1995年	917	120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1990年10亿“国际元”）
1700年	531	600
1820年	531	600
1952年	609	537
1978年	972	979
1995年	1568	2653
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单位：%）
1700年	22.6	23.1
1820年	15.7	32.4
1890年	11.0	13.2
1952年	3.8	5.2
1978年	3.4	5.0
1995年	4.6	10.9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单位：%）
1700～1820年	0.26	0.85
1820～1952年	0.54	0.22
1952～1978年	4.02	4.40
1978～1995年	4.63	7.49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单位：%）
1700～1820年	0.00	0.00
1820～1952年	0.10	-0.08
1952～1978年	1.81	2.34
1978～1995年	2.53	6.04

数据来源：根据[美]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表4显示，几乎是同时建国（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 206亿卢比。印度外贸那如雪崩一般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34]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我们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表5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表5 印度IT产值增长基本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项目/时间	1997～1998年	1998～1999年	1999～2000年	2000～2001年	2001～2002年	2002～2003年
日用电子产品	760.0	920.0	1 120.0	1 155.0	1 270.0	1 380.0
工业电子设备	315.0	330.0	375.0	400.0	450.0	555.0
计算机	280.0	230.0	250.0	340.0	355.0	425.0
传媒设备	325.0	440.0	400.0	450.0	450.0	480.0
战略电子产品	90.0	1 30.0	145.0	175.0	180.0	250.0
配件	440.0	475.0	520.0	550.0	570.0	660.0
小计（硬件）	2210.0	2 525.0	2 810.0	3 070.0	3 275.0	3 750.0
出口软件	650.0	1 094.0	1 715.0	2 835.0	3 650.0	4 610.0
内销软件	347.0	495.0	720.0	940.0	1 087.4	1 340.0
总计	3 207.0	4 114.0	5 245.0	6 845.0	8 012.4	9 700.0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由表5可知，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印度IT产业的这种依附性的特点，在表6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6 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项目/时间	1997～1998 年	1998～1999年	1999～2000年	2000～2001年	2001～2002年	2002～2003年
日用电子产品	60.0	40.0	30.0	64.8	70.0	45.0
工业用电子	20.0	16.0	20.0	50.0	95.0	140.0
计算机	125.0	40.0	24.0	1.250	180.0	55.0
传媒设备	10.0	7.0	5.0	55.0	15.0	50.0
战略性电子产品	1.0	1.0	1.0	—	—	—
配件	84.0	76.0	60.0	184.0	220.0	240.0
小计（硬件）	300.0	180.0	140.0	478.8	580.0	560.0
出口软件	650.0	1 094.0	1 715.0	2 835.0	3 650.0	4 610.0
总计	950.0	1 274.0	1 855.0	3 313.8	4 230.0	5 170.0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表6表明，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从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战略IT产品出口竟只有1亿卢比，而从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战略性IT产品竟没有数据。是没有统计，还是西方对印度不再有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35]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这可从下面与自主型的中国IT产业的比较中看出（参见表7）。

表7 印度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

（1990～2002年）（单位：%）

国家	1990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印度	2.4	4.3	5.0	5.4	4.8
中国	—	16.8	18.6	20.6	23.3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即使在电子领域，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36]

三 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前景的基本评估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37]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时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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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笔者这方面的更详尽的研究成果可参阅拙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表2、表3资料来源于[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81、190、191页，表中数据经作者整理而成。

[③] 关于此，复旦大学部分研究单位集体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一书提供了大量详实的统计数据和扎实的研究成果。

[④]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页。

[⑤]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⑥]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⑦]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⑧]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⑨]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⑩]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11]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2]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3]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4]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79页。

[15]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79页。

[16]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41页。

[17]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1页。

[18]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19]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68页。

[20]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2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88、89、97页。

[2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8页、第20～21页。

[2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24]自第一个资本中心国英国诞生以后，世界基本矛盾经历如下演变：从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中心国内部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在19世纪下半叶这种矛盾出现国际化转移，开始外化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这种矛盾被列宁称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在二战后，由于大量的处于被压迫地位民族国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现，这种矛盾则以“南北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管怎样变化，它都是原来隐藏在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及由此出现资本中心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矛盾的不同的转换和表现形式。

[25] 《罗斯福传》的作者，即加拿大藉的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放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和评价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 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参见[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26] 胡锦涛在神七载人航天圆满成功庆祝大会上讲话。

http://www.china.com.cn/news/2008-11/07/content_16727587.htm

[27] 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1897年—1945年），印度的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原印度国民大会党左派、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轴心国阵营，试图利用德日力量驱逐英国殖民者。日本投降后，钱德拉·鲍斯在1945年年8月18日搭机前往日本，飞机在台湾上空出事，次日死于东京。

[28] [印度]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29]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第105、183页。

[30] 参阅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转载于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31]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3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33] 《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

[34]详细数据可参见印度财政部：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71.pdf。

[35] 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36] [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頣、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主要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37]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科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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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优良作风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今天大家集会，纪念党的诞辰88周年。刚才刘书林教授就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作了很好的报告，张全景同志、严必中同志也作了很好的发言，使我很受启发。我作为一个入党60多年的老党员，想就如何接受苏共灭亡的教训、搞好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谈一些看法，与大家商讨。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领导全体苏联人民抗击侵略者，成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军，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后来却由兴而衰而亡，原因何在呢？可以举出很多条。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是三条：一条是搞“全民党”，把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改变了；一条是搞“新思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灵魂抽掉了；一条是党风败坏，党的大批干部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把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丢掉了。这样，就使原来的真共产党变成了假共产党，真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假马克思主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避免重蹈苏共亡党的覆辙，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联系群众等传统优良作风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根本原则。　　

一、恢复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与修正主义的建党思想划清界限，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必要首先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放弃剥削，并在政治思想和行为上达到入党条件，才能入党。1952年6月9日，党中央专门发文指出：“共产党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还是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出其党籍。”（《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3册，第204页）1989年8月21日，党的核心领导人在一次讨论党建问题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意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第442页）　　

然而，就在核心领导人上述讲话后不久，实际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党章的庄严规定公然被践踏了。党员变老板，老板变党员，人数越来越多。据调查，每百个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1993年为13.1%，1995年为17.1%，1999年为18.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在这29.9%的资本家党员中，由党员变资本家的占78.6%，由资本家变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2月26日）　　

在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就在党的十六大上修改了党章，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两个先锋队”，也就是苏共亡党前所谓的“全民党”。有人讲，这是一种“误解”，修改后的党章仍然“坚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那么，请问：为什么修改后的党章公然允许不愿意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这“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呢？为什么同一位核心领导人2002年的讲话和行为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在1989年的讲话呢？十六大之后资本家可以合法入党，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33.9%（2005年），超过了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更加剧了政治上的大错位，大颠倒。　　

中国共产党让资本家合法加入，已成为国际上的政治笑柄。有的外国学者说这是“素食店卖火腿”。经过中国学者反复解释，外国学者恍然大悟说：“原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理论！”看来，“全民党”是前苏联发明的，但它传到中国，又有了新的发展。　　

党的性质问题是党的命根子。在此纪念党的88周年之际，我们郑重地坚决地要求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恢复十六大以前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的庄严规定！最近，党中央强调发扬党内民主。我们的这个要求和呼声，希望中央加以认真考虑。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跟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更要着重反对修正主义。毛主席说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根据苏共的经历和我国的情况，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力量有哪几种表现形式呢？我认为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即比较隐蔽的修正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使得我们的敌人也伪装成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领导创建的新中国，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新中国，修正主义更需要打着红旗去推行。　　

第二种，是打着灰旗反红旗，即比较露骨的修正主义，如人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之类。他们打的是伯恩施坦、拉萨尔之流的旗号，这些人物虽然被其宣扬者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事实上这些人的论点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得体无完肤，抛进了历史垃圾堆。所以他们打的只能说是灰旗，而不是红旗。　　

第三种，是打着白旗反红旗，如美国公开豢养的“民运分子”抛出的“08宪章”之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搞“颜色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以上三种资产阶级思潮，在形式上是有区别的，但它们的阶级本质是相同的。它们之间既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在打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是联合一致的。由于这三种思潮的本质的一致性，它们在形式上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和重合。　　

从整个历史的广阔角度看，这三种形式是资产阶级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三种策略和方式。那么，我们的斗争也要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方式。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我们要揭露他们的虚伪性、欺骗性。比如，他们口口声声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但却不敢公布当前我国公私经济各占多大比重、贫富差距有多大等等数字。根据有关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是48%比52%；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2%比6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7%比63%。近两年“私进公退”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大体说来，当前私有制经济在GDP中约占三分之二，在从业人员中约占十分之七。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使在已经降到次要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中，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放弃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原则，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待遇悬殊；有些集体所有制企业不是以劳动合作为主，而是以资本联合为主。像这样一些企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还值得研究。　　

所有制比重的根本变化，必然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国际上通行的描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0.4为警戒线），由1985年的0.24，上升到1995年的0.434，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9。这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而且超过了法、德、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印度、印尼、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近30年来，我国GDP在前30年已取得的基础上迅速增长（这里暂且不谈付出过高的环境成本问题），这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得来的。但他们却不能合理地分享成果。极少数人迅速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广大人民则趋于贫困化（大部分人相对贫困化、小部分人绝对贫困化），生活发生种种困难，社会矛盾日益增加。那些反复宣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学者，对上述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却视而不见，讳莫如深，这不是明明在“忽悠”人民群众吗？　　

对打着灰旗和白旗的资产阶级思潮，则应当展开有力的彻底的批判。他们提倡的那一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权、平等、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统治、剥削和侵略的遮羞布。难道一个百万富翁家的孩子与一个贫苦工人家的孩子，从生出来就拥有同样的“天赋人权”吗？他们长大后都能同样地行使民主权利吗？他们在竞争的“起点”和“机会”上都是平等的吗？至于所谓自由，那只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只是美帝国主义大批屠杀朝鲜人、越南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自由，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自由，以及把本国的经济危机扩展到其他各国的自由。他们竭力向中国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还用肆意夸张和凭空捏造等卑鄙手段，恶毒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其目的就是要彻底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国、殖民地。这里须要注意，只有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才能批倒这些资产阶级思潮；如果用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蔽的修正主义理论，是批不倒这些资产阶级思潮的。你能用不作阶级分析的社会和谐与以人为本的理论，批倒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种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我们也无妨用列宁所说的这块“试金石”来测验一下中国当前流行的一些 “理论”和“思想”。可以看出，不论是打着红旗的修正主义还是打着灰旗的修正主义，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有的“理论”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再产生阶级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者每日每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论点是错误的。有的“思想”说，中国最近只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私营企业主“社会阶层”，不存在新资产阶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只能解释过去的资本主义，不能解释现在的资本主义。这样，资本家就摘掉了“资产阶级”和“剥削者”两顶帽子，让他们加入共产党就“名正言顺”了。既然不存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对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它的内容就是坚持四个方面——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的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把这个立国之本架空了，虚化了。　　

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当时，对于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出现的某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缺点错误加以纠正是必要的，但是，倒洗澡水却把婴儿倒掉了。在中国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却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阶级斗争为纲，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动了猖狂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而且取得了两个关键性的胜利：一是在经济基础领域中，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资产阶级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在这两大胜利的基础上，他们又以铺天盖地暴雨般的“糖弹”，把原本以清廉著称的人民政权变成贪腐流行的政权，从而大大削弱乃至动摇了这个政权的群众基础。在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面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脚，却被阶级斗争熄灭论捆得死死的，只能挨打，无法还手。请想一想，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避免苏共灭亡和苏联解体那样的下场吗？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原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制度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我希望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能够牢牢记住并深入思考这位美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这段名言。　　

苏共灭亡的历史教训，还告诉我们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上述第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和政治力量，最后还是要被第二种和第三种思潮和政治力量打败的。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即上述第二种修正主义思潮，他不同意第三种思潮让苏联国家解体的主张，不肯交出政权，但结果是彻底失败了。从根本上说，他不是败于叶利钦之手，而是败于他自己的“新思维”之手。这种修正主义的“新思维”把社会主义的根基掏空了！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了！到打着白旗的反动派公开夺取政权的危急时刻，靠谁来支援呢？从历史事实看，苏共被解散之后，并没有引起群众有组织的反抗，说明当时的苏共已完全脱离人民群众，苏联解体、政权垮台也就难以避免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负责同志曾在前年对我讲：一位苏联历史学家来中国考察后对他说：目前中国的情况与苏联变质和解体前的情况“百分之百地相似”！这话是否准确，大家可以分析。但它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啊！　　

三、恢复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论联合政府》）。1985年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年谱》下卷，第261页）。　　

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具体表现，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党员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这种传统的优良作风，并出现了一批清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人物。现在，须要从整体上认真研究一下当前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新情况：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问题上，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特点的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呢？在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上，尽管中央为了扭转某些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惩办了不少贪官，但从目前情况看，党员官吏贪污腐败、贪赃枉法、嫖宿娼妓、包养情妇、公款豪赌乃至携带大宗公款逃往国外等等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中央多次表示反腐倡廉的决心，但为什么至今仍不能采用许多国家早已实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布制度，让广大群众对贪污腐败进行监督呢？在自我批评的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GDP加速增长，成绩很大，但公有制经济失去了主体地位，贫富悬殊居世界一流，贪污腐败现象相当严重，是否在路线方针上有值得反思之处呢？上述党的作风问题中，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贪污腐败使党和政权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所有这些作风问题，说到底，根子还在于是否恢复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这三方面的问题是密不可分，必须一起解决的。这就须要真正发扬民主，充分讨论，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端正路线和党风，真正落实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我们一定要下功夫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经典原著，来提高认识；并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在2008年12月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习大讨论》，得到很多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半年多年来，毛泽东旗帜网站和其他一些网站，各地的学习小组，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这还是初步的，还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是防修反修、免蹈苏共覆辙的根本前提。　　

最后，还应当说到，苏共亡党的问题，毛泽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预见到了，并且对苏共的修正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论战”。可以说，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只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苏共的修正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之路必遭惨重失败，并且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大家高度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他的创造性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光辉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反复领会。　　

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多次出现封建主义复辟，经过二百多年才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一百年，而且它不是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根本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一些曲折和反复，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我们正在进行新的万里长征，它比过去的长征更伟大、更艰难曲折，时间可能更长。但我们坚决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经过广大人民的长期奋斗，英特奈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　　

以上是个人所见。如有不当，请大家批评指正！　　

（2009年7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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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里：中美经济制度的比较

按：本文原列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份的美国《中心杂志》（The Center Magazine），作者约翰.格理（John W. Gurley）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本文中，他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者”（Capitalist）和“毛泽东主义者”（Maoist）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比较彼此的优劣，并对以西方观点来研究中共经济的学者提出批评。文章虽然较长，但写得生动和通俗。在中美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时候，比较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是有启发性的。

资本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发展过程虽然有着一些共同之点，但二者在做法上却存在着极多而又深远的分歧。当然，无论从手段或目的上看，究竟哪一种方法永远优越，是并不明显的。唯一明显的是，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在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都以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为基础，于是中国便被看成相等于一个未开发的美国——其经济是“应该”沿着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下去，“应该”放弃那些愚蠢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而从事于将储蓄作有效地投资的工作。美国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优于一切”这种看法的盲目接受，使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流于缺乏深度。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当然，资本主义的施行并没有达到如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倡议的理想境界。一般来说，其理论是假如每一个人，无论是企业家、工人、或消费者，都能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经济发展便会最为迅速。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者，并不是政府，而是拥有生产工具的企业家。他们本着获利的动机，在行动上自然会满足消费者对货品和服务的需求。劳工生产率是会因物质奖励及分工专门化而提高，在一个利益均衡、稳定及讲究法律与秩序的环境下，经济便会得到进展。根据理论，用这种方法，经济便可得到最佳的发展，而其成就最好是从国家生产中加以衡量。

实际上，很多市场都是专利性多于竞争性的。为了寻求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增加劳工就业机会及改善经济资源的分配等，政府是不断而又广泛地干涉自由竞争市场的。在大部分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竞争形式的资本主义已部分为国家福利形式的资本主义所取代。以亚当.史密斯及其信徒的理论为标准，政府的地位已是过分重要，而私人企业则地位低落。但无论与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有着多大距离，我们仍然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动力是拥有生产工具的私人企业家，而他们之间的竞争仍是极普遍和世界性的。

无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与史密斯的模型有了多么严重的距离，无可否认，它是十分成功地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就配合消费者对货品的需要来说，它对生产方式的运用亦相当有效。同时它亦鼓励用新办法来做事——产生了创造性和技术的进步。

多方面的不平衡

正如现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度注重增加国家生产，不断地增加制成品的产量。这意味着将人看作一种原料，看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和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更有甚者，资本主义发展在几个重要之处均呈现不平衡——经济景气及萧条循环地出现，使到部分人远比其他人富有；对生产设备发展的关心远胜于对人类的福利及环境；孕育不平衡的发展：其一是在一国之内形成地区性的不平衡，另一则是在收入低的国家中出现产品局限于一两种的狭窄局面。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现在许多经济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过去亦曾出现，但在那些目前隶属于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落后国家中，则特别明显——这些国家，无论是否容纳真正的自由，只要能容纳外国资本及自由企业，便算是属于“自由世界”。

这种不平衡性在贸易上最为显著。落后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卫星。他们供应原料、农产品、矿产及原油，得回来的却是工业加工制成品及一些基本食品。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贸易，远比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为多。一个不良的后果是导致南美洲及非洲大陆的交通落后——那里虽然有良好的公路从矿区、农场及油田之间通到海港，但在这大陆上，从一地到另一地之间的交通仍是十分困难的。

在这些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多方面的。他们通常均拥有几个城市，有着飞机场、大旅馆、夜总会及轻工业等，建设得好像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一般，但在大多数人民所聚居的农村，却丝毫没有接触到现代化。工业、文化、娱乐、教育和财富均高度集中在几个城市中心。一个到这些贫穷的“自由世界”国家访问的旅客，乘飞机抵达大城市时，是处身于二十世纪中期，但只要离开都市朝任何方向走上三十哩，他便会发觉是回到中古时期。教育通常只是为特权阶级而设，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强调都市生活优于农村生活，强调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经济发展的负担主要是来自对消费的克制，极不公平的分配及贫富的极度悬殊，其分歧已达到一方面是穷奢极侈，而另一方面则在饥饿线上挣扎那种程度。

追求效率——做过去做得最好的事

虽然有部分现象并不单是在国际资本主义集团中的贫穷国家才出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集团中亦可看到）。而有一些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封建主义多于资本主义。但大多数不平衡发展都与获利动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从私有企业的观点看来，在最好的地方上建设是最能获利的。因此商人在设厂时，为了资源供应方便，容易获得技术人才及高收入的消费者，便一定会选择都市附近不远的地方而不会将厂建在远离市区的乡间。为了要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一定是雇用最优秀、最合适的工人多银行通常是只贷款给事业成功者；教育制度最注重的只是那些优秀学生多大学亦受了私人企业鼓吹“效率”观念的影响，只教育一些准备得最充分和最有能力的学生，最受鼓吹的地方文化中心只是为一些最能欣赏和化得起钱的人而设；为了有利于效率和竞争，商人也趋向专业化（专卖可可、花生、或咖啡），他们必须继续去做过去做得最好的事情。

这种追求效率和私利的做法虽然在某些地区导致非常可观的发展速度，但差不多在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任何地方，它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多数人。在贫穷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令到大部分人降于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是十分成功，也只不过是剥削别人的一种发展。

毛泽东主义者跟资本主义者的经济发展观点有很大分歧。他们的重点、价值、及理想，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大不相同。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发展是在中央规划、工业公有化及农业合作化（或公社化）的范畴下进行，虽然政策在某种程度下并不全由中央所决定，但关于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对外贸易、资源及劳工的分配，及各种必需品的价格等，都主要是操于中央政府手中。在资源分配方面，利润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重要因素，物质奖励虽仍然存在，但已越来越不受重视。

“人的因素”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毛泽东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最大分歧，相信是在目标上。毛泽东主义者认为，虽然国家的一个主要责任是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但这个提高必须是建立在鼓励人民充分发挥他们多方面的创造力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必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除非每个人的生活水准都能同时得到提高，每一个人在经济或文化上都受到照顾，否则任何方式的所谓提高都是没有价值时。实际上，毛泽东主义者相信除了每一个人都得到提高之外，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他们反对仅有少数人获益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反对鼓吹“利润动机”和“效率观念”，因为那些都会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而不是“物质因素第一”。

最近，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已开始强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这就是说，在一般教育、职业训练和改善健康上的投资。他们认为，在这几方面的投资是对增加生产有很大的裨益的。从这个方案看来，好像他们对“人”的观念有了改变。其实却并不如此。因为，他们这个办法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工人的技能、教育和健康水平，它只不过是作为增加工人的生产能力的一种手段。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只不过是这种投资所能带来的利润。其实，仅仅从“人力资源”这个名词上，就不难看到在他们脑子里，“人”只是另一种“资源”——可以放进生产机器里去制造货品的一种原料，如果在“人”这方面投资，那末，投资者（无论是国家，大资本家，或工人自己）便会因为“人”的生产力增加而得到可观的利润。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始终还是保留了他们先人为主的观念——在生产的活动中，“人”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够使“人”得到锻炼。

毛泽东主义者的方向是非常不同的。首先，在体会到教育和健康对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所强调的是通过思想改造去培养“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思想训练当然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也研究教育对生产的贡献，但是这两种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况且，思想训练并不包括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教育制度下的技能和专业人才的训练。毛泽东主义者相信促进经济的最佳路线是取消特殊化，打倒官僚政治，尽一切可能防止出现脱离群众或操纵群众的专家、技术人员、权威和官僚等人物。此外，为了要达到改造“人”的目的，毛泽东主义者甚至宁可在经济发展上暂时缓慢一些。很明显地，如果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极度分工专门化和自私自利的原则基础上的话，那末，无论它的速度是何等惊人，他们也是不会接受的。

从斗争中产生进步

毛泽东主义者相信。。有斗争才能有进步罗人民的无私和意志统一将能汇成一股无限的热情、毅力和创造力罗让群众积极地参与决定政策的工作，可使他们明白如何把他们的力量有效地贡献在生产上。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任何进步都是不能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下诞生的。服从“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是不能取得进步的。进步必须从斗争中产生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新的人才成长，和知识飞跃。只有通过斗争，人类的觉悟才能得到提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但获得理解的能力，还同时获得了幸福。

毛泽东主义者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身于群众，而不是献身于自私的“柴米油盐”问题，不是像“北京周报”所批评的那样，“到处追求名利、物质享受、权势、地位和出风头”。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自私的，他一定不会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而且很容易会习染上官僚和特权阶级的作风。他替自己狭窄自私的目的打算，一定要比替国家和集体服务来得热心。总之，一个自私的人是不值得钦佩的。所以，毛泽东主义者反对强调物质刺激，因为它是自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标志。虽然“无私”这个观念能使人起劲而心甘情愿地苦干，但他们认为这还是不够的——人应该还要有工作能力。这种能力是从积极参与工作，从观察和实践中得来的。要得到知识，人们必须从半睡眠状态中醒过来，鼓励自己用自觉的行动去提高和解放自己。当他们积极地参与决定政策的工作，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当他们敢于创造，当他们善于表达事实和推理，当他们破除了迷信和传说而进行批判和科学试验，当他们全被动员起来的时候，那末，正如“北京周报”所说的：“群众中潜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便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生产也就会随着急剧变化。”

最后，如果人变成了无私，便可以有纪律和意志统一，因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建立在自私的利益和个人兴趣之上的”。如果人变成积极主动的话，那末通过广泛的民主，他们将会得到真正的觉醒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理性行动的彻底自由。

在“体系”之内发挥个人自由

“纪律”和“统一意志”这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毛泽东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该接受马列主义作为基本的思想体系，而他们也不放松在那些落后的和脱离这个体系的人身上“下功夫”，但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之下，他们却真诚和不遗余力地提倡个人的积极性，提倡思考推理，而不是盲目相信权威和传说。在马列主义体系之外，“个人”是没有地位的，但在这个体系之内，每一个人都是置身于一个生动的把自己变成“真正自由”的过程之中——即是说，他将会变成一个真正关心周围世界和能够掌握世界命运的人。

据马克思指出，特殊化和官僚主义都是共产主义的对头。除非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使人能够变成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否则人是不能自由或者成为真正的人的。毛泽东主义者也很重视这个目标，具体地表现在他们主张取消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生产力的改变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必然地能够培养出“全能的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思想改造，去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这个“主观世界”的改造，将会对“客观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在很多地方都排斥了资本主义者“必须有好的条件才发展”的原则理论。虽然在生产发展中他们有时也无可奈何地采用了那个原则。但是，他们跟这个原则不同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竭力地片面地只讲生产效率，他们的策略却是：在需要高度效率的同时，也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把发展“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之上”。

从这个策略看来，不难得到下列几点：在决定政策时，群众的意见比专家的更受重视，不少新工业是建立在乡村的；教育制度特别照顾“居于劣势”的人，并不提倡专业化，新产品是在国内自制而不是“更有效地”从外国进口；并不提倡把城市发展为工业和文化中心，有一段时期，钢铁是由“每一个人”制造而不是单靠那些更有效率的钢铁厂。

把发展“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上”

当然，毛泽东主义者之所以把发展“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上”，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经济效率降低，而是因为他们所明确指出的目标是要动员每个人参加发展生产的活动，不要忽略任何一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求取一个平衡而不偏于一面的发展。如果毛泽东主义只是这么一点，那末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虽然毛泽东主义者的生产发展比较平衡得多，但却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那么有效率——也即是说，毛泽东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下牺牲了效率去换取平衡。不过，这样的结论是完全忽略了毛泽东主义的真正要点。根据这些要点，动用资源去把每个人带进生产活动，把精力用在“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上”的发展，最后的收获并不是经济上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更重要的——藉此创造一个有真正自由的社会，那里的人是幸福的，他们能够理智地处理周围世界的事。

无可否认，对于经济发展的路线，资本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不同，虽然一方面是因为一个是中国人而另一个是美国人，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主义者接受马列主义的传统，而当今资本主义者所接受的是经凯恩斯修正的亚当.史密斯经济学理论。不管中共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到底是怎样无知和误解，但是很明显地，西方的“中国经济”专家对于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理论，却根本不感兴趣，从来没有尝试去了解。大多数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只把中国的经济看成是可以用西方的经济方法去分析和可以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去评价的一连串年鉴中的数字表格。他们所得出的结果只是一系列无意义的统计数字，对于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理论的最生动的特点，却完全没有一点分析。

经济学家追求数字，就像海鸥追随船只的踪迹一样。中共经济发展的数字，主要收集在国家统计局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之中。这本书包含了有关中共经济发展的每一方面的大量资料，所以是研究中共经济的最主要资料。此外，在五十年代中，可靠性各异的中共经济发展资料，充斥于各种官方报告、统计手册及经济专刊中。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些资料已经差不多没有公布。所以，中国以外的经济学者，对于六十年代的中共经济，研究得极少。即使事实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他们还是把那些五十年代的资料反复运用、调整和修订。

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共的国家生产量——它的绝对值；它的增长速度；它的构成，例如农业和工业产量，或消费品和生产品；国际贸易和苏联援助对它的影响；和计划生产的方法。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有关经济发展的某些专门方面，虽然它们的结论也主要是靠“估计”得来的。近年来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曾访问中国，带回很多资料，可惜这些资料都是笼统的。

“真相在于整体”——黑格尔

对中共经济的研究，像大部分其他经济研究一样，都严重地受到狭隘的经济主义所局限。因此，大多数对中共经济的研究，只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在这个小范围内，研究者忙于加起数目字，再用各种方法调整之，把时间完全化在类似的无聊的统计工作上面。经过苦心钻研它的一小部分之后，这个经济学者便得到高度专门的知识，最后成为这一小部分的权威。很少“中国经济”学者，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多方面的整体。如果像黑格尔所说的：“真相在于整体”，那末大部分这些学者都是远离真相的，根本不值得理会。

同时，“中国经济”研究者是并不快乐的。就算随便看看任何一篇“中国经济”研究的文章，也不难发觉研究者并不喜欢他们的研究对象。这是很容易发觉到的，因为这在经济研究中十分反常。在通常的情况下，研究者非常沉迷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围，纵使研究的题目可能会偏门得像“游戏论应用于非线性发展”。但是，那些“中国经济”专家却并不如此。事实上，他们是很明显地把中共看成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和赤裸裸的偏见。

这些偏见表现在各种形式上面。。有无聊得像鲁斯克一样的把北京称为北平（表示他们希望共产党不在中国存在）；有常见的运用偏激的字眼（例如共产党人不是真诚而是“心怀叵测”的，不是领袖而是“头子”，决定不公布生产数字是“一种阴森的沉默”，扩大统计系统是“把魔爪更加伸进经济里面”），也有把普通的经济和文教措施看成是有邪恶动机的（例如提高教育文化水准是为了散布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发展经济是为了要增强军事力量去进行领土扩张——这些都是W. W. 罗斯托的《共产中国的前途》这本书中的主题），更甚至凭借主观愿望和可疑资料，以及曲解资料，去预测中共将发生惨重的灾害。

这种强烈的敌视中共的倾向造成了很多对中共经济极其歪曲的报道。它们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中共虽然在某些地方也曾有过进步，但它只是勉强地在维持它的经济生命。中共总是在饥饿边缘；全世界都在进步而它却很少进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措施，所以它的人民生活是没有多大希望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的“中国专家”还同时认定了共产主义就是错的。他们总是毫不例外地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判断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的评价是不能公正的。例如：由国家计划经济和由政府管制物价都是不好，因为它们不能满足“消费者主权”和“竞争市场”这两个条件；公社是违反个性和私有制；思想斗争是捣乱了秩序及和谐；抑制物质刺激是违反人性和阻碍个人积极性及经济成长的；禁止专门化将会降低劳工的生产力。像这一类的东西，充斥于有关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中共经济发展的真面目

这一些范围狭窄的专门研究，虽然有时会有一点用，但往往是没有启发性的。由于有了这些通过任意增减而造成的歪曲，由于有了这些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的论断，还有那些亲蒋派的论断——由于有了这一切，我们是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中共经济发展的一点真面目。诚然，公正的评论虽然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里克曼（Barry Richman）的《中共的工业社会》，和里斯金（Carl Riskin）的《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评论》，以及其他几个研究报告，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它们很客观，比较上没有资本主义口号，和严肃地研究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体系。

事实证明，中共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差不多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极为惊人的成就，虽然它的发展有时是不稳定的。最基本和重要的事实是：二十年来，中共成功地解决每个人的衣、食、住，使人民得到保健，还使大多数人能接受教育。像成千上万的饥民，满街躺着饥饿文盲的乞丐，遍地疫症流行的这些现象，现在已经不能再在中国找到了。虽然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差不多每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这些悲惨的状况还是很普遍。就算相信无数批评者指责它的政策是反常和不合理的，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它基本上概括了中共的经济画面。

所有中国人现在已有了一种实际上等于免饥饿、免瘟疫和免灾害的保险。在这一方面，中国比任何一个落后的国家也来得优越；甚至和最富有的国家比较起来，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因为食物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人民营养不良要比美国为少。构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的粮食产量远超过它的人口增长（事实并不如此），而是因为在人民中平均分配粮食的制度得到成功的发展。

同时，事实上中国刚刚取得了连续六年的粮食（米和小麦）的丰收，使它能够减少小麦进口和大幅度增加米的出口。此外，蛋类、蔬菜、水果、家禽、鱼类和肉类，也有大量增产。中国今天出口的食品比进口的多。由于灌溉、防洪和水利各方面的显著成绩，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更有能力抵抗自然灾害。化肥的使用，正在更加普及，使用量大约等于五十年代初期的十倍；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农具也有可观的增产。防治植物疾病和育种的工作，也有显著的发展。

教育有了根本的突破——所有城市儿童和大多数的乡村儿童都上小学，和解放前相比，中学和高等教育院校的学生人数也占人口的很大比例。假如“学校”的定义是包括了半工读班、业余班，和经常由公社、工厂、街坊及军队主理的学习组，那就真是到处都有学校了。

中国在医药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相信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不少最近访问过中国的人都可以替这成就作证。有一位加拿大医生威尔科斯（G. Leslie Wilcox），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医学院、医院和研究机构，并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号的“原子科学家的报告”中写了一篇题为“医务员间的报告”。他说他每到一处，都发现设备好，医疗水准高，和医疗工作极好，这一切都差不多比得上加拿大的水准。此外，一位英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的人员陈威廉（William Y． Chen）也曾在“共产中国的科学”里写一篇题为“公共卫生的医学”的文章。他说：“成功地预防和制止了为患中国多年的很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是一个最使人震惊的成就”。他还指出：“在城乡的一般的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和注重个人卫生，都是很惊人的。”

在取得以上各方面的成就的同时，中国正在用非常大量的资源去建设工业生产。平均来说，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中国工业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一。这个数字，在落后国家中，是极为巨大的。同时，未来的工业发展将不会因为缺乏天然资源而比较以前缓慢下来。中国蕴藏着大量的煤，而且还是世界上产煤、铁、汞、锡、钨、镁、盐和锑最多的四个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取得了煤、铜、铁、化肥和原油方面的大幅度增产。事实上自从发现了大庆油田之后，中国的石油已自给自足，而且还提出过向日本输出一部分。

中共的生产增长率

从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增产，我估计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的真正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最低限度增长百分之六，个人生产量平均每年最少增加百分之四。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高。但是已比较苏联在同一个时期（一九二八至四〇）高一点，比较英国在开始工业化的第一个世纪（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里的最高纪录（个人产量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零点五）更高得多，相信比较日本在一八七八至一九三六年那段时期高一点，一定远超法国在一八〇〇至一八七〇年的最高纪录（百分之一），比起印度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七年间的增长率（百分一点三），就更加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它比起所有落后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的纪录，高出很多。

这是一个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人民还是相当贫穷，工业建设相当可观，农业建设比较缓慢，教育和卫生水平有了惊人的提高，正在培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扩展对外贸易和商品种类，而且还在发展核武器，在这方面取得了像奇迹一般的成绩。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描写，总比那些“中国问题专家”所描写的荒凉情景，来得真实得多。

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未能完全和准确地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对的。更不对的是，他们一般地未能用中国的方式去了解中国和它的目标，以及它要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甚至不肯想想那些目标是否可能是有意思的。

共产中国当然不是一个天堂，但是它现在正从事一个相信是异常有趣和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实验。这个实验正动用巨大的努力去争取一个完全平均的发展，一个不会是“非人化”的工业发展，并且牵涉到每一个人，也影响到每一个人。所有这些行动似乎对西方的经济专家完全没有一点影响——他们还是运用他们的收入表、计算尺、自由企业价值观等等来衡量计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经济专家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由于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已差不多没有公布经济统计数字，所以继续研究中国的经济是并不值得的。很明显，近八亿人民已在从事改变他们的环境，经济和社会体系、生活水准和他们自己，这一切对于这些专家们都无关重要。纵使这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实验是空前的。毛泽东主义者对这方面所作过的大量的讨论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但只要没有国民总产值的数字，如果没有可以被相加和调整的数字，那样的经济系统就是不值得理会的。

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大概直到比较多的年青经济学者对中国发生兴趣之前，这个情况是很难改善的。不过，令人看到一点希望的是一些年青的经济学者已经在突破当时那种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荒谬的范畴，试图重建这个叫“政治经济学”的学问，使它重新具有以前曾有过的一个特点，就是和整个世界的事情连接起来，而不是埋首在只有高度抽象的模型、学派争辩和人为假设的象牙塔之中。后者只不过是用来说服人们要接受现状和不假思索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狭窄物质目标。年青学者们重建这学科的工作，一旦上了轨道，他们便一定会受到中国经济的吸引。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有不少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中国经济”研究涌现出来。

无论哪一种研究，只要是能把毛泽东主义下的经济发展理论认真看待，和严肃地研究它的目标和手段的，就是有意义的研究。认真研究毛泽东主义就必须要认识马列主义和中国的过去。任何从经济角度对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分析，都必须认真对待毛泽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目标，也就是马列主义者的目标——一个人人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两种制度都能接受的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有些地方相信是资本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都会同样接受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通过改善这些生产因素的质素，通过把它们更有效地配合起来，通过鼓励劳工们增加干劲，和适当利用生产规模这几种方法去夺取。毛泽东主义毫无疑问是对这些方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影响，而且往往跟资本主义的做法很不相同。例如，毛泽东主义反对消费和鼓励节约和投资，从而促进资本的增长。它是通过提倡朴素的生活，和致力于帮助他人而不是追求财富，去防止一个高消费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来达到目的的。另外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发展，由于反对分工专门化和反对依靠专家和技术人员，是降低了劳工的质素和经济成长率的。但是，正如史密斯曾经指出过的，分工专门化虽然狭义地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往往会阻碍劳工的智慧和理解力的发展的。他还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是消磨在从事简单的操作上面，他往往会变成人类中最愚蠢和无知的人。”照他的看法，人类中有不同的人，并不是劳工区分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因此，虽然分工专门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替经济带来暂时的好处，但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因为工人变成了被动和无知的机械人，而最后使经济遭到损失。

毛泽东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造人，把他从一个附属状态中改变为一个充分了解社会和积极投身社会的人。强调“红”比“专”更为重要，正是这个改造的一部分，因为毛泽东主义者相信这样可以像爆发一个“人才和力量的原子弹”一样，促使劳工生产力得到大跃进。此外，根据他们对自己历史经验的理解，他们认为一个“全能的人”在一个并不先进的经济体系中是能够起机动灵活的作用的。如果大多数的人对不少工作都有相当高的能力，无论是智力或体力，乡村工作或城市工作，那末他们的经济体系就更能应付突如其来的大变动，它可以动员它的劳动力去应付各式各样的任务，同时保留了劳动力的效率，而且由于在某种工作所得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工作上，故此在工作效率来说，一个人在每项工作上可以有像专业般的生产力——例如一个农民在工厂里过了几个月后，便能更容易地修理农具了。

最后，一个毛泽东主义的经济会比一个专业化的经济提供出更多的有用知识，从而引出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当每个人都是见识狭窄的专家时，彼此间的沟通是不大有用的。反过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对多项工作有些基本知识时，他的经验就充实了许多其他人的潜在能力。

论点是：这个问题——我应该强调，它不只包括劳动生产力（人类物质的发展）而更是人类本身的发展——是一个通才和专才，共产党人和专家，群众和官僚间的问题，不应如从前一般的受到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漠视。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幸福和人生意义的寻求，成为当今最重要的课题。

在这里还有一个基本的课题：现在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就算能增加效率及专业化技术，是否实际上减弱了人的基本力量及他在多方面的发展能力呢？在本质上，人是否属勒克学派（Lockean）的——对外界力量作出反应，消极地适应外界的不平衡力量？还是基本上属于莱布尼茨学派（Leibnitzian）的——行动、活动和成长的能力的泉源都是存在的，属于自觉性的？如果是后者，这些力量又如何地被释放出来呢？

毛泽东主义者认为这些力量是存在的，而且能够被释放出来，假若他们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对经济的重要意义，是在太平洋这边只有盲人才会忽视的了。

原载《今日中国》，[美]加尔布雷思等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7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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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仕军李德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错谬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纷纷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几乎遍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一时间，整个世界似乎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下。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其合理之处，不能因为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全盘否定，但必须彻底弄清它的错谬之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错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点。笔者将有关的主要观点简要述评如下，以期对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错谬

新自由经济思潮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包括以F.A 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欧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总的看，这一经济理论至少从四个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了修正：一是在人的行为偏好上，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修正为“追求效用最大化”；二是把“完全理性”现实化为“有限理性”；三是提出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逃避责任假说”；四是给出了“交易费用”范畴，等等。但是这些修正，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小修小补，在理论范式上仍然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

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陷入了持久的危机，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代表性的批评主要有两类：演化经济学家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主要有以下缺陷。第一，最优假说。由于不可能充分地预见到新奇事物的产生，也不可能预先知晓努力的特定结果，行为者就无法采取最优的行为，更现实的情况应该是试错过程，寻找一个满意的结果。第二，类型学思考。类型学思考就是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正是这种类型学的推理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性行为者)的假定，排除了多样性行为的可能，因而无法容纳个体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第三，缺乏时间和历史向度，认为时间是可逆的，而历史是无关紧要的。第四，决定论哲学观。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给定参数的结构（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通过系统各部分之间可描述的关系，排除了随机和偶然因素，以一种决定论的框架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第五，还原论。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把复杂的经济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以至于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不存在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结构，这种还原论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排斥对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研究，从而不能对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给予更深刻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更深的层次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揭露。其一，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错谬。这一方法论的致命缺陷是其所渗透的“经济世界观”是“人性论”历史观，自利被当成了永恒的人性，个人的主观动机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行为是考察问题的出发点。而事实上，任何个人的行为都不可能完全是主观随意的，它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个人的动机以及所追求利益的内容都要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从孤立的个人主观动机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往往将历史和时间排除在经济学视野之外，颠倒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忽视部分与整体之间质的差异，无法了解历史变迁中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性质、社会冲突和社会选择的内在机制及各种冲突的来源和作用方式等等。其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错谬。他们多强调对存在的研究，而不是过程的研究。即使对过程的研究，也只是对各种业已存在的状态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他们的分析是在假定其他背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现存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比较，然后看哪种形式更有效率，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选择论，是数学上的一个极值求解问题。其三，功能论和目的论的错谬。他们在考察经济现象的起源和变迁时，具有浓厚的功能论和目的论色彩，即以事物的功能和结果来说明引起这一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其实，经济现象的起源和变迁，尽管其中也包含着个人的努力、选择、奋斗和目的，但本质上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事物的功能是经济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不是事物起源和变迁的原因。比如，不能因为企业能节约交易费用，就将节约交易费用看作是企业起源的原因，节约交易费用只是企业产生后所具有的一项功能而已。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的错谬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 市场统治。将“自由”企业或私有企业从政府或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论这将造成多少社会损失;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放弃对物价的控制。总之，要实现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削弱穷人的“安全网”，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为名放弃对于道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3)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理，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4)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包括银行、主要产业、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于供水。(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这意味着向社会中最贫困的人群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自己找到医疗保健、教育机会和社会保障的解决办法。一旦这些人无计可施，新自由主义者就将此归咎于他们的懒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也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精髓”，概括地说就是“三化”和“五个更少”。“三化”指的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五个更少”指的是“更少的政府支出，更少的税收，更少的财政赤字，更少的货币扩张，更少的政府干预”。在相当一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观点和主张是超越时空的、普遍和永恒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的错谬之处在于：

1.极端主义色彩。他们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机制看作是完美无缺的，是唯一能够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完全否定市场机制本身在调节经济活动时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这就使原来思想中具有的合理成分被极端主义所淹没。他们把国家干预看作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把任何形式的计划都看作只会给经济活动带来低效率。

2.市场乌托邦。仅从理论推导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并无明显的错谬，但一旦结合现实的经济运行，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乌托邦。其一，私有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相违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趋势会不断增强而不是相反；其二，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它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其三，市场化是一厢情愿，市场本身具有局限性，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市场无能。

3.被高估了的“普适性”。任何一种理论皆是时代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内部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外部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处于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展有某些共同规律可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同一个处方，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华盛顿共识”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兜售的正是这样一个处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许对某些国家有一定效果，例如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处于任何阶段的任何国家都管用。把不具有完全普适性的观点和主张当作“绝对真理”到处推广，充分暴露了一些国家和学者的“傲慢与偏见”。

4.被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性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从表面看来，似乎很中性、很客观，但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意识形态。从资本的本性看，促进繁荣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追求的表面上的目标，获利才是根本。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加速和扩大资本积累，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积累。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不良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泛滥，带来了诸多不良的影响，甚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1.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从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并且一次比一次有更大的杀伤力。以“短期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推行极端私有化，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和经济过度虚拟化，倡导利率汇率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实施向大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反劳工的理念创造出剥削严重、收入不足、需求不振、收支失衡的实体经济，以非理性的方式发展出庞大的、病态的、脆弱的、充满“欺诈式创新”的金融投机市场，不仅最大限度地攫取当前的收入，而且透支了未来的收入，并把这些收入集中于少数人的口袋。这必然导致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不足，社会只有依靠扩大债务推动消费，金融利益集团在债务泡沫中实现自己的高额金融收益，从而维持整个经济体的运转和增长。但是，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或者内部刺激性措施、周期性因素出现问题的时候，加上金融监管松弛，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其救助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昂。

2.新自由主义给拉美等转型国家带来了重大灾难。其一，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其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其三，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更为明显。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其四，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以及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等等，都与金融自由化密切相关。

3.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丛生。一是使第三世界国家国力削弱；二是经济全球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给第三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三是制造和加剧了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机；四是使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教育、知识、科技等方面差距扩大，使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五是使全球范围劳动力贬值，第三世界劳动者受害最深；六是使美国文化向第三世界迅速渗透，很多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严重冲击。

4.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个人主义盛行会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和人们行为短期化。

四、简短评论

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调效率优先，相信只要经济增长了，人类发展的其他目标自然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先运用一切手段把经济蛋糕做大，之后再解决如何分割蛋糕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到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普遍滞后，发达国家劳动者经过数百年斗争取得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公共教育、医疗制度等遭到不同程度削弱，而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要么差强人意，要么以失败而告终。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国家的经济似乎开始增长，但随后证明这种增长不但无法持续，而且伴随更多不平衡现象，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为长期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就像含有毒品的兴奋剂，它以牺牲社会肌体健康为代价来获取效率和增长，而最后结果往往表明，暂时的效益换来难以治愈的瘤疾，它制造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刚刚超过2000美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日益融入世界，深刻影响世界并深受世界影响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只有从我们的国情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用统筹兼顾的方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福祉。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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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方：“新自由主义”侵染中国的过程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和危害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政治名称，首次出现于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的谈话。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政治思潮。主张经济上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国已经开始泛滥，甚至开始遍及我国的精英阶层，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新自由主义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别。

（一）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

（二）“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始于里根、撒奇尔夫人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推荐，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弃政府干预经济，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等。由于新自由主义被包装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又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一度仿佛成为风行全球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因所造成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在全球范围遭遇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近年来，拉美各国纷纷涌现反对新自由主义浪潮，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客声名狼藉。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训，提醒中国千万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误导，防范其对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造成的危害。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之流行全球绝非偶然，造成危害的也不局限于拉美国家，不是单纯的区域经济或学术理论问题。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以来，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从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旧自由主义，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旧自由主义因大萧条早已声名狼藉，遭到西方社会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则以种种理论返古复辟，重新否定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同时也更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它顽固坚持“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反对政府禁止贩卖毒品，在美国和西欧也曾普遍被视为“反动”。美国学术界就流传这样的笑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往往固执己见，视“个人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与之辩论常遭“被扎汽车轮胎的不幸”。

新自由主义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因为美英垄断财团和右翼势力，将其作为了谋求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作为了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次，才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流行，很可能对改革开放产生严重误导作用，甚至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摇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经济、金融安全。一位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曾自豪地称新自由主义威力之巨大，竟然令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土崩瓦解。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大量出版发行，在学术界、经济界都产生很大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撰文时都引经据典，将其作为设计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极为抵触，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但是，哈耶克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属于极端右翼，不仅鼓吹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公开提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还不遗余力地赞美鼓吹私有制的优越性，认为私有产权应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预、调节经济都是有害的。他不仅激烈攻击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称公有制是产生“极权政治的基础”，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温和社会改良，甚至还抨击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称其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前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但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诱导，为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激进改革的设计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搞“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下降一半严重削弱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亡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和社会设施严重老化，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严重两级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改革结果与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惊叹，但即使是从学术理论角度深入反思，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结果。叶利钦曾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同盖达尔等年轻学者乃偶然相识，不料相互交谈后竟一见如故，于是任命他们为总理、私有化部长等要职。其实，盖达尔原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既无实际经验也不懂西方经济学，改革初期才受到哈耶克基金会的精心培训，灌输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和西方上层引荐，才有可能得到叶利钦的特殊赏识和提拔，担任总理后秉承国际货币基金的旨意，完整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竭力推行复辟原始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社会灾难，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茫然不知，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５０％，企业亏损面迅速增长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均急剧恶化下降了３０％，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也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均有数百亿美元私有化掠夺资产，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造成了巨大破坏。目前，国内正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ＭＢＯ），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二、新时期“资本主义”演变的特殊形态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产的组织形式、人们的劳动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化，不仅存在一定数量的国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职工股份所有制以及其他经济成分，而且私人资本所有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变种”、“新形态”。

（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全球化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在深化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国际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的扩张本性没有变，资本扩张的空间已近极限；尽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变化趋势，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尽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在企业管理中出现了“管理民主化”的趋势，使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没有改变，贫富悬殊在扩大，阶级对立依然存在。

（二）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原本理论上所追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要不是被彻底遗忘、便是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而绝不是所标榜的社会主义。

瑞典曾被认为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最好的国家，可如今，依据瑞典工会同盟的资料，瑞典有多达20%的工作年龄人口依赖著社会救济过活，而且犯罪率自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攀升，过去十年甚至恶化的更为激烈，这使得今天的瑞典不得不面对完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其国内的运用的问题。而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国有化和高福利政策已经走向了尽头，为了捍卫已得的利益，法德工人罢工已进行了数月了，然而只要这场斗争没有促使西欧向社会主义走向一步，那么工人就要向自由市场低头。北欧的形势比西欧要稍好，然而北欧已经成为反对高福利政策的榜样了，他们的政府必将陷入财政赤字的危机之中。如今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行进到了历史的拐点上。

三、“新自由主义”侵染中国的过程分析

新自由主义竟然会逐渐演变成中国社会的主流，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还难以想象，不敢冒然断定，可现在确实是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了。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后产生了极大的变异，已经成为打上中国烙印的新自由主义变种。这种新自由主义变种正在中国肆虐。它的发展趋势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已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3条渠道进行的。其中一条主渠道是80年代以来陆续到西方国家留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回国后走上大学讲台或进入政府、研究、出版等相关机构，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讲授、传播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老一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陆续离退休后，一大批对全国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教学、研究机构和报刊、新闻出版机构的主导权被那些留洋学者所接管。他们利用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和工具，彼此互相呼应，极力宣扬新自由主义而贬斥马克思主义，进而影响政府和企业的决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起主导作用，使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导性潮流。那些较早留洋的学者也就遥身一变成了受人宠捧的著名经济学家、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在中国本土培训出一批又一批灌满新自由主义的接班人。

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条重要渠道是身居国外、境外的名师学者直接充当政府顾问，到中国大学讲堂直接灌输、推销新自由主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张五常热”，从而把新自由主义神圣化。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成了当今中国的神甫。他们垄断了经济学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话语霸权。

张五常最近还说，1988年弗里德曼在与当时中共中央******赵紫阳交谈时说过，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钱不会像使用自己的那样小心谨慎，所以与私企相比，国企的成本总是高于私企，国企的效率总是低于私企。这是一条“黄金定律”。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即使白送给人家也是没人要的；“最近几年国企卖得出去，是因为地方政府保证转手后买家可以随意解雇职工，而被解雇职工的补偿由地方政府负责。”“在自由竞争下，国企的资产不会流失，但会输光。”（《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0月15日）

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第3条渠道是利用直观且覆盖面极广的影视新闻媒体、文艺和广告等向大众尤其青少年渗透新自由主义，使听众耳闻目染、麻木不仁、轻信新自由主义，习惯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生活方式。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原因分析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传播，以致演变成社会主流，显然是由于它迎合了握有国家、社会和自然的重要资源且渴望借改革开放之机暴富者的需要，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而且一步紧跟一步地填补解放思想、反“左”和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过程中所留下的空白。而正当新自由主义盛行，主要传播媒体被新自由主义者操控时，一些权威人物强调、号召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因而造成舆论一边倒，致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久经考验的权威理论遭到恶意否定，主流媒体拒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驳文章。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极力贬低、限制国家计划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主调、主控作用，并且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同这种私有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这种体制模式要求对原有的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造。但西方国家推行私有化过程中要求严格按照规范化的程序进行，先把公有企业推向市场，变成可流通的资产，然后按市价进行公开、公正的产权转让，使公有资产由有形资产变为无形资产。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成为事实上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导方向后所导致的私有化进程中，基本上是在无正规的规范，、无公序、无严格监管保障机制下进行的，即以“探索”、“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以“坚持改革开放”这种政策上的合法性来对抗宪法中“公有资产不可侵犯”这种法律上的违法性，由企业管理层与主管政府官员联手策划，实行暗箱操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公有产权转变为私有产权，因而导致国有资产或公有资产严重流失，工人失业，社会急速两极分化。其结果并非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封建专制性的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要求企业公有产权转让前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认可。然而，正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职工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压力，职代会已经变成有名无实。因为企业管理层和主管政府官员在实施企业改制的暗箱操作过程中，自然是事先与政府公检法部门打好招呼，要求他们加强监控，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并许诺给他们相应的好处。只要用“反对改革”这顶帽子，把职工群众中敢于挑头闹事的分子施加足够的压力和监控，一般的职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处于弱势地位，面临被“一脚踢”的厄运。因此他们会把推行新自由主义变种而导致的恶果这个责任归之于共产党领导。其实，这正是西方某些谋略家们极力在中国兜售新自由主义变种所要达到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西方国家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其所遵循的首要法则是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一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地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限制这些国家向西方国家出口，以名目繁多的借口实行本国的技术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西方国家在向别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时并不在乎别国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极力利用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和腐败经济来遥控别国，从中渔利。

由此可知，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新自由主义发生极大的变异，从自由资本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走向专制、垄断、寄生、腐朽的权贵资本主义。

四、预防“新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总结出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传播用语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传播，一方面得意于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的传播用语——“自由”、“民主，”极赋鼓动性和欺骗性，甚至还被冠以“普世价值”头衔。

反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表述很长，而且很难具体落实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离人民的现实需求还比较遥远。因此要和“新自由主义”做斗争，首先要争夺的是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让更多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必须要总结出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传播用语。这个传播用语一定要高度的概括，同时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夺回那些正在失去的思想阵地，占领思想的制高点。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于旗帜问题、道路问题做了最简明、最深刻的概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等囊括其中。联系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切正在一天一天地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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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

老田：如何当少数派：以党内集体农业政策上的政见分歧为例

毛泽东曾经在党内作为主要决策人主政，邓小平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也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恰好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农业关键政策上处于少数地位，比较两个人的处置方法，不无启迪意义。　　

一　　

1951年中央高层关于山西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原本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薄一波，自承是被毛泽东说服了。而刘少奇的反对意见，毫无逻辑可言，虽然后来邓小平搞了分田到户，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包装和舆论宣传，但在说服力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欠缺，未能说服山西的合作事业探路者。[1]就算是杜润生先生这样的人，虽然他本人还宣传过一阵只有生产力才能决定生产关系，必须先机械化然后才能合作化，但是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了拖拉机就会有合作化。[2]看来，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仅仅依靠背诵公式并不能解决说服力问题。　　

1953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以推进合作化事业，邓子恢担任部长。但该部在实际执行政策过程中间出现极大的摇摆性：大体上每年秋冬会下一个推进合作化的文件，每年春天会下一个解散合作化的文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55年。这种大幅度的政策摇摆，要是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区域中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根据曹锦清教授等人对浙江海宁县的追溯研究：1952年春该县己有34.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年末则猛增到53.3%。1953年春由于中央决策层的“反急进冒进”派占了上风，全县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总数一下跌落到28%，同年冬末，毛泽东又对互助组大加鼓吹，这一比例又猛升到56%。1954年年末海宁县共办了初级社695个，1955年春天又紧急砍掉421个。[3]　　

等到1955年，就不再是邓子恢对合作化不积极了，根据文革期间披露的资料，刘少奇等人也公开宣传“合作化超越了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刘少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发言，就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到底合作化事业还能不能继续？合作化事业顺利进行的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　　

从合作化事业的具体进程看，当时各地农村的合作事业还仅仅达到初级社试办水平上，土地仍然私有，合作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和工具的有组织互助，尚不具备开展改土改水这种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条件，对农村人力和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制度基础还受到土地私有的巨大障碍。由于决策层和主管部门都对合作化不积极，各级官员往往处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反对状态之下，这个时期，毛泽东要积极推进合作化事业，就在党内遭遇到很多积极的“反对票”和消极的“反对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面对多数反对票的。　　

本来，农村工作部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推行合作化的，本应该由这个部门及其下设的研究机构去收集先进典型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政策意见，但是，该部的部长和大官们对此都不大感兴趣，因此，正常的政策调查和资料工作，就只能由党内对合作化最积极的人士——毛泽东来承担了。为了亲自推动这一事业，毛泽东只好越俎代庖去接管本应由邓子恢及其手下承担的工作——他亲自阅读和审阅各地上送的合作化典型材料，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等到七届六中全会上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编辑工作，与会代表人手一册。在农村地区许多先进的农民带头人的强大实践经验面前，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丧失了根据，反对派在会上都丧失了发言权，邓子恢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以表示自己的认识跟上来了，还能继续胜任部长工作。此后，中央高层的反对合作化的意见销声匿迹，一些人转而狂热地在“一大二公三纯”问题上积极表现，大跃进时期留下很多这种生动表演。　　

毛泽东并不以反驳反对派为限，他在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过程中间，从基层的先进典型人物身上，看到了集体农业与个体农业的差距及其不同的生产潜力所在，这就提出来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集体农业将在哪些方面借由集体努力去提高生产潜力？毛泽东把许多原本头脑空空的省委书记们，硬是拉到一起，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间来，这就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自己后来回顾这个关键条例的制定过程是这样子的：“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4]　　

据记载，杭州会议和天津会议的参加人是：“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5]看看这些名单，就知道毛泽东何等厉害，想想这些人以后肯定再也不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了。　　

集体农业的生产潜力，在四十条制订中间就已经让很多人看得很清楚了，1956年人民日报社论中间说：“农业合作化的实现，除了许多大家已经熟悉的好处之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好处，就是我国农村中极为巨大的劳动力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的生产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从前无法做全面规划的农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规划了。除了农、林、牧、渔、副业的生产规划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规划，增加肥料的规划，改良种子的规划，改良土壤的规划，消灭各种病虫害的规划，消灭地方疾病的卫生工作规划，消灭全国文盲的文化工作规划，建设大小道路、电话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消灭蚊蝇鼠雀的规划，绿化的规划，以及其他必要的规划，就变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来实施的事情了。这样，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产力。”[6]　　

只要看一看毛泽东是何等的不怕麻烦，就知道跟他争论问题是如何难以取胜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要求“有关同志加以研究”，研究之后还得“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7]这就迫使各省委书记不得不再动一番脑筋了。到1956年元月份知识分子会议上，这个四十条纲要就正式提出来了，因为四十条之间有一条是讲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参会之后回去赶写了《新人口论》论证“计划生育就是好”。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讨论了一次。等到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通过，1960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再次通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少数派的两大政治策略，一是让那些仅仅依靠“似是而非的公式”去思考问题的人，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和丰富内涵，给原本空空的头脑输进去问题意识和来自基层的经验材料，这是他反复召开省委书记会议的精明计算所在；二是他让许多人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间，反复开动他们的头脑输入信息和问题并一起“过滤”出政策来，让许多官老爷们都在具体政策上得到相关信息并形成明确选择，这样，就具备把问题和相关政策拿到重大会议上按程序通过并上升为重大政策的多数票了。此后，再继续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不仅在认识上显得“很落后”跟不上多数人的认识，而且在组织纪律上也是错误的。　　

1956年反对派叫人写了篇文章说点风凉话：“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8]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纯粹是瞎掰，四十条纲要跟各部门“争投资”引发的高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这不过是借着批评“业务问题”不恰当地发点“政治牢骚”而已。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后来评论说：“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除了说反对派信口开河之外，毛原本还要从组织纪律方面进行批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9]薄一波回忆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原本打算批评反对派“违犯组织纪律”的话，最后并没有讲出来，这算是自我克制、与人为善吧。等到党内反对派们毫无顾忌，到1962年还不吸取教训时，毛泽东就不再继续留情了，他尖锐批评某高官时说：“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10]　　

从重大决策的过程，以及决策变成政策之后的态度看，最终是少数派毛泽东占着组织上的优势，反对派原本具有多数票的，但最终下降为与“中央政策”唱反调并“自立政策”的反对派了。　　

二　　

等到1979年，邓小平要拆散集体农业，但是再一次面临多数人反对，这一次邓小平是这么解决的呢？　　

在党内高层，“分田帮”是少数票（据万里等人回忆，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个风派人士赞成，上面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由于分田帮在党内始终是少数，始终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跟随他们推行分田政策，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　　

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数个省委。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改组河北省委并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11]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杜润生在主持分田时，非常担心基层的“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的公社干部）反对，因此，在对基层干部采取组织处理手段方面，更为极端。分田帮中省委书记内部仅有的三个积极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辽宁采取极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层干部一扫而光。大连郊县某公社的老书记告诉我，任仲夷连公社里头的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这个层次的干部，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调离，更不用说公社书记、社长这个级别了；他们实际上借着“深揭狠批四人帮”的茬子，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撤职，这个书记还告诉我说，胡耀邦他们这伙人很聪明，特别会整人，他们嘴上说“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他们既没有说你是“反党集团”又没有说你是“帮派体系”，整人已经整完了，还连案子都不给你定，叫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12]而河南省委某些官员在分田帮的支持下，把实现焦裕禄遗志、领导兰考人民成功治理“沙、涝、碱”“三害”的整个县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体，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治理“三害”时期的县委书记张钦礼被这一伙人判刑十三年，副书记杨捍东被判刑五年。据当时县委常委杨捍东回忆，继任的县委书记刁文竟然在一次常委会上，就草率地免去十八个公社书记的职务。　　

由于在华北平原各省区，电力机井已经在文革期间完成配套，机械化耕作也有很大的成就，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劳动强度上考虑，农民和基层干部普遍反对分田。基层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润生等人的追随者，就越是采取极端的法西斯手段针对基层干部，其中一些毛时代农业先进集体的领头人则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劳模吕玉兰，被分田帮在河北的跟风干部安上莫须有的“八大罪名”审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帮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个受到周总理高度重视的著名劳模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而沧州地区劳模叶颖芬受到各种残酷迫害，曾经一度准备自杀。如果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是坚定站在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一边的话，那么，分田帮则是党内那些坚定地与农民中间的落后分子（例如小岗村）站在一起的人。老劳模带领群众创造的各种成就，都是对他们那种倒行逆施的有力控诉，所以，这一伙子分田帮对于老劳模怀有刻骨仇恨，这正如吕玉兰所言“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　　

分田帮还依托主流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说那些为了集体事业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是“思想僵化头脑保守”的时代落伍分子。1981年9月吕玉兰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发言中间，说了农村的老积极分子的境遇。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13]由于这伙子人毫不动摇地站在自私自利的落后分子一边，所以，看到每一个劳模的成就都感到是一个对他们的讽刺，新中国的一切建设成就都让他们感到“心窝子里堵”。　　

相比较而言，越是少数派对于宣传效果的依赖就越是严重，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说服多数人。正是因为如此，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由组织部长转任宣传部长。对于邓小平格外看重自己，胡耀邦在与王仲方（罗瑞卿秘书）谈话是自己承认只是一个“勇敢分子”（原话“就是敢闯”）。[14]确实，胡耀邦舍此别无长处。据说，胡耀邦此人在延安抗大时期受过毛泽东的耳提面命，毛亲自告诉他搞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别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军事上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隐含了一个基本规则：总是要选择对手的弱点去进攻，同时总是要想办法争取大多数。但胡耀邦硬是要“勇敢得无比过头”，他要在宣传上进攻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业，反而选择了一个最难攻破的坚强堡垒去进攻——通过攻击农田水利建设去批判集体农业——这其实是集体农业最有成就而且是个体农业永远也难有作为的领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胡耀邦选择的宣传重点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是挑选一个很难打赢的地点去开展火力进攻的，由此可见，胡耀邦作为一个无脑的勇敢分子到底勇敢到了何等程度？！与这种无脑宣传严重缺乏说服力相对应，就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宽松、宽厚和宽容”，只能是“舆论一边倒”和“媒体一言堂”，就算是标榜一下“三宽”——哪怕是放出一点点不同意见来——都有可能导致舆论破产和信誉破产。【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胡耀邦完全领会了毛泽东的话，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他就是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陷邓小平于不义，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　　

胡耀邦这种无脑行为，被一个半文盲陈永贵讥笑为“胡乱邦”，当然，一个陈永贵的讥笑无足轻重，但他未能通过宣传教育手段争取到党内外多数舆论的赞成，在政治后果上相当严重——最终恶化了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形象。在胡耀邦发动的宣传攻势中间，只吸引到一些马屁文人和马屁记者跟着闹哄哄地鼓吹了一阵“造林胜过治水”，这种宣传传递了一种高层政治信号，导致官场中间那些跟风最快的劣等官员迅速跟进组成所谓的“林派”以紧跟邓胡，胡耀邦的无脑宣传一方面破坏了官场的先前和谐（原本大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观点都很），另一方面却恶化了改革派的地位——因为胡耀邦无法能够说服大多数官员结果制造了一个弱势“林派”和强大“水派”的对立，逼迫邓小平只能依赖铁腕和组织手段去推行分田政策。胡耀邦的无脑宣传运动中间，为了彻底批倒治水的必要性，马屁文人马屁记者宣传造林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可以增加年降雨量，这些马屁精记者写了很多外行文章鼓吹什么修梯田导致水土流失、水利建设是劳民伤财，最后那些人竟然信口开河宣传说只要是森林覆盖率提高了多少就能够增加降雨量，这个论调在官场中间受到冷遇——人人都知道背后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些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但有一个书呆子——中科院资深院士黄秉维看不过眼，写了两篇文章说林派人士完全是瞎说。因为黄的文章发表在水利专业杂志上，与林派在主流喉舌报纸上发文不在一个对话场域中间，未能形成观点交锋。当然，要胡耀邦完成一个颠覆是非黑白的宣传，这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的，但是，宣传重点针对集体农业的最强点而切入，这就不能不终于陷入死胡同了，最终的结果是在同等宣传强度下所达成的效果是最小化的。　　

正是因为无法通过宣传教育去说服人，所以邓小平在推行政策时就完全依赖组织制裁手段。作为邓小平最得力的干将之一，赵紫阳对这种政治铁腕有过较为妥帖的评论：“我觉得，小平比起毛泽东来，他晚年从政的一条最大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当然是反感的，但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统统不用和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在使用干部上是讲究平衡，讲究五湖四海，讲究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等等，这符合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一直领导全党工作这样一个特点。而邓小平建国以来两次被打倒两次复出，他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再不能允许有更多的时间给不同意见者留下重新认识的机会，只能是请他下台后自己慢慢考虑。邓小平在用人问题上的现实，我很理解。我曾经和他谈到一些人的问题时，他对我说：某某不要再批评了，批评了也没用，还是让他靠边站让他慢慢去想吧，我们等不了他认识到错误后再和我们共同努力了。”[15]　　

赵紫阳这种说法，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即便是在理想状态下——假定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少数人垄断真理，再加上他热衷于通过野蛮的组织手段去推行政策，有可能快速实现理想的制度和社会变革。反过来，鉴于邓小平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做调查研究工作而是热衷于打桥牌，若不能证明邓小平“天生就是脑袋特别灵”的话，以少数人的固执非法去排斥多数人的意见，对国家和民族远非幸事。不仅仅是分田这样一件事，改革时代的重大决策都没有没有经过党代会和人代会相关程序讨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赵紫阳曾对人讲过其中的缘由：“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邓商量好了再开。’”[16]由于邓小平等人退在幕后，面上的一线领导人都没有决策权，所以也就无所谓代表会讨论和通过了，特别是邓小平为了自身影响最大化，达到由他一个人当总设计师的目的，竭力避免和反对开会，借以避免陈云方面人士和地方领导人有机会参与意见。从分田决策开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起草文件，下面各级官员跟风执行文件，凡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官员就“让他靠边站慢慢去想”。　　

结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间，以普通党员身份威胁中央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事实，人们都清楚邓小平几十年来热衷于以组织手段去保证政策贯彻，这就很难让人把邓小平看作合格的领导者而不是权术家，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要能够凝聚大家的意见并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追随他完成所需的变革，而一个权术家则仅仅能够顺利地排斥不同政见者而已。从邓小平重用胡耀邦这样的勇敢分子来看，这些人只知道用权力垄断话语权，不能够创造性地帮助邓小平去完成说服多数人的工作。应该说，邓小平的权术家形象一半是自己塑造的，另一半是他重用的胡耀邦等人未能完成宣传任务塑造的——这导致邓小平至死未能获得人们的自觉跟随，而只能以组织手段去臧否官员，通过权力地位的给予和剥夺来选择那些原则性最少、对权力和官位最为热爱、跟风精神最强的劣等官员组成执政阵容，造成一种逆向选择态势。由于分田政策得不到明智干部的支持，湖南省委一直顶到1984年，后来胡耀邦本人亲自跑到湖南省，蹲了好几个月，宣称不把田分下去就赖着不走。由于缺乏说服力，由于不能说服多数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所谓“民主”和“开明”政治姿态，也就有了上限。　　

邓小平自己隐在幕后，把胡耀邦推上政治前台，结果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连邓小平自己也被他拖累。而且，胡耀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说服力，又要主流经济学家搞理论包装，结果拖累到主流学界的声望。杜润生雇佣国民党“十大反攻救国英雄”之一的林毅夫先生为小农经济辩护，林毅夫用博弈论中间的退出权来进行理论包装，结果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17]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组织了六篇论文围绕林毅夫理论造假进行讨论，[18]那个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也就在美国广为人知了，这可真是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二○○九年七月五日　　

二○○九年七月六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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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参阅《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3]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16、125页

[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6-407页

[5]同上

[6]《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0-263页

[8]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38、642页

[10]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11]《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

[12]对甘井子某公社老书记的访谈，2008年11月

[13]江山：《吕玉兰》，第三十七章，中红网电子书连载

[14]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载《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7期

[15]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载师东兵《政坛秘闻录》香港港龙出版社2005年

[16]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17]董晓媛：自由退出是否减少了生产队中的偷懒？转引自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18]张军：《合作团队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参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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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

编者按：在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之际，最近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主办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在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开讲座。从本期起，《读书》版将选登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精采的内容予以刊出，期待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读书的盛宴。

一、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这些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第二，活到老、读到老。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第三，真读真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二、毛泽东读书历程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时候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事实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要有理论创造。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三、编书、荐书和讲书：毛泽东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关于编书。

编书就是根据某种需要择书而读。早在读师范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开列77种经史子集给同学，认为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亲自开列书目，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文学家沈雁冰（茅盾）作编纂干事。此后又编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效果非常好。这个做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献编辑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跟踪式地编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以来》，成为辑纳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系列。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又读了大量文稿，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文章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除了编选一些政治书，毛泽东还编过一些看起来是闲书的东西给领导干部们读。例如，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他讲:“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况，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他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还帮助修改了序言。

关于荐书。

毛泽东荐书，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一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这里只讲讲毛泽东晚年私下荐书的情况。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他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力、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关于讲书。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人们自己领会，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讲解，是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1959年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是提倡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做事情、订计划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为了改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失败“别姬”，是要在党内倡导民主作风。1967年在中央会议上讲解《战国策》中的《触说赵太后》一文，则是提醒领导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的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时代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也不能走向读书治国的误区或回复传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什么的。

但无论怎样讲，毛泽东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本文根据陈晋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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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夹雪：千秋大业：共和国60年的统一问题

今天是香港回归12周年，我想谈谈对共和国60年的统一问题的看法，澄清一些错误认识，谨供大家参考。

一、共和国前30年为统一奠定的基础

共和国前30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政策基础

⑴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十几天之后，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秘密特派代表米高扬阐述未来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须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

1957年4月28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宣布：“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1974年周总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

⑵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1955年5月13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和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他们寄希望于台湾方面的人士能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放弃以往成见促成国家统一。许多著名人士主动提出愿在国共两党间斡旋，推进和平统一。毛主席在会见这些朋友时提出了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方针政策。内容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归；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要等待，台湾的解放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为贯彻这个总方针，中央还提出了四点当时相当惊人的意见以促进时机逐步成熟：（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以上两条显示出中央允许台湾的军队继续存在）（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三年以后，毛主席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构想，通过周总理出面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加以转达并又进一步作了些说明。周总理在请张、傅二人写信时，还亲自把毛主席的构想简明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即（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并在信中表示，这些意见是中国政府的，今后，即便我们个人的政府职务变更，但上述的政府对台政策却是永不改变的。

可以看出，共和国前30年解决港澳台统一问题的政策已经比较完备，出台了“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和“一纲四目”等政策，为统一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外交基础

⑴解决港澳问题的外交基础

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便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亦于1972年3月为此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于殖民地名单剔除，此举为中国和平解决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制造了有利的条件。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将持续执政42年的极右政权推翻，新政府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的葡萄牙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

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首相希思的说：“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⑵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基础

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开始，毛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炮击金门的方式向世界宣示，中国的内战尚未结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及之后的建交热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有台湾参加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参加。

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发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正式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和“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可见，共和国前30年已经基本上通过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确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为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外交基础。

3．实力基础

统一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大陆有没有相应的国力。众所周知，共和国前30年，中国取得了“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巨大成就, 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一,这里我就不细说了。我想着重说一下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发展状况。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回答：“有，在中国的台湾省”。甚至台湾自己也承认“台湾色情业，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居世界之首”。香港的黑社会和澳门的赌博更是世界知名，和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试想，一个黄赌毒泛滥，黑恶势力横行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大陆有导弹，台湾有肉弹；大陆有卫星，台湾有歌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有人胡说香港、澳门和台湾人均GDP是大陆的多少倍，最夸张的甚至到了100倍。其实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1976年大陆人均GDP是410美元，台湾人均GDP 1000美元，台湾是大陆的2.5倍。应该说，美国把持的世界银行没有任何理由抬高大陆贬低台湾，真实情况大陆与台湾差距只会更小。另外，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几个事实：首先，台湾的物价远远高于大陆，特别是食品、住房等基本消费品，保守估计也是大陆的4至5倍；其次，台湾贫富差距很大，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台湾人民实际收入还应该扣除这一部分；最后，大陆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制度，台湾社会保障远远不如大陆。综合这些方面考虑，台湾生活水平显然不及大陆。当时，很多外国学者来中国大陆访问，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到过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访问的学者绝大多数对中国大陆赞不绝口，却没有人说中国大陆不如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这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一些人总是拿少数人往香港、澳门跑说事，可是他们却只字不提澳门“一二?三事件”和香港六七反英抗暴等香港、澳门学习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下文还要详细介绍），试问，如果当时中国大陆不如香港、澳门，香港、澳门那么多群众学大陆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另外，当时不少美国、西欧和日本群众也想往中国大陆跑，是不是说明当时中国大陆比美国、西欧和日本生活水平高？

总之，共和国前30年，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中国基本具备了统一的实力，也使港澳台同胞心向统一，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实力基础。

4．群众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的巨大成就引起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羡慕，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热烈响应，爆发了一系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群众运动，为统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下面择要介绍。

⑴澳门“一二?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澳门左派力量迅速发展，赢得了广泛支持。氹仔坊众因办学需扩充校舍，依惯例在等候动工许可的同时，先行搭棚施工。11月15日，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派出警察加以阻止，惟工人不听劝阻，于是晏德地又派出一批警员前往劝止，双方发生冲突由此而生，造成24人受伤，并拘捕在场采访的1名《澳门日报》记者。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5项要求，包括惩凶、不要阻挠办学、伤者获得赔偿、撤销入狱20天之判案，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11月22日，澳门左派社团代表举行座谈会，谴责事件，并威胁“要进行斗争”。

12月3日中午12时许，总督府门前终后发生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後出动防暴水车，试图驱散示威人士。4时半左右，群众沿龙嵩街前往警厅，遭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警方又出动防暴车驶往市政厅前，扫射水喉，驱赶示威人士。总督随後颁令戒严并实行宵禁。由於戒严紧急，许多居民并无心理准备，其后几天又有数人在街上遭乱枪射杀，一名居民甚至因伸首窗外观望被流弹击中。据官方统计，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伤，坊间则称有11人被打死。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奉命对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4项要求，包括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提出的要求，向中国赔礼、道歉，严惩主要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中国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同一天，在澳门的左派社团也向嘉乐庇总督致抗议书，提出类似要求，并“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具签认罪书，同时将认罪书在报章和电台公布，并保证今后不得再有任何迫害澳门中国同胞的事件发生。”

澳门政府于1967年1月2日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澳门设置或支持的机构和团体，接著也被查封。1月27日，澳门政府发表声明，对“此次事件的死难者遗属、受伤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种损失的受害者，以及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并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6项要求”，承担死难者的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共计澳门币2,058,424元。 1月28日下午，总督嘉乐庇到澳门中华总商会礼堂，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覆》。“一二?三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

“一二?三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威信丧失，也导致中央人民政府的势力实际控制澳门，令国民政府在澳门的势力被完全肃清，为澳门回归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⑵香港六七反英抗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香港左派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5月6日包围厂房的劳方与镇压的警察冲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伤，工会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翌日，工人与其他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文革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共产党口号。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拘捕127人。当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部分群众更于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香港左派报章报导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学校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5月16日，香港的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5月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行驶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警棍等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7 月8日，约百名大陆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的警察枪战。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

8月4日，英国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百货所在的侨冠大厦。警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根据紧急法令，警方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左派报社；同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

六七反英抗暴是香港历史很重要一页。虽然六七反英抗暴最后失败了，但是抗暴反映了香港人民大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热情，拉近了香港群众与大陆的距离，为香港回归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⑶“民主台湾联盟”事件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其中，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各被判徒刑10年。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民主台湾联盟”事件表明，尽管台湾当局采取了法西斯高压政策，台湾人民拥护统一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统一在台湾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总之，共和国前30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出台了“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和“一纲四目”等政策，确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中国基本具备了统一的实力，也使港澳台同胞心向统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热烈响应，爆发了一系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群众运动，这一切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共和国后30年在统一上的成就与问题

1．“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共和国后30年在统一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理论，下面简要进行分析。

⑴“一国两制”的提出

不少人说了，“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事实上，中国古代一直容许边疆少数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时，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度，凉山是奴隶制度，一些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这不仅是“一国两制”，可以说是“一国多制”了，这显然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也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前面已经说过，1963年“一纲四目”中明确提出，“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1974年周总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这不是“一国两制”吗？

不过，“一国两制”这个提法的确是邓小平同志最早说的。具体说是在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一外籍客人时第一次公开说的，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里所说的“九条方针”，是指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九条声明”。也就是说，“一国两制”和“九条声明”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提法不同。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国两制”，多指近30年主要是80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套有特定含义理论，并不包括历史上的“一国两制”，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也无不可。

⑵“一国两制”的基本点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8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下基本点：

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

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⑶“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理论思考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共和国后30年在统一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共和国前30年都有“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内容，但是共和国前30年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共和国后30年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则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化、甚至永久化了（至少50年不变，甚至有人说50年之后也没有变的必要）。

那么“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能不能长期化、甚至永久化呢？

显然不可能，众所周知“分裂之家不能持久”，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状态，只能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如果把“一国两制”当成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常态，甚至让人误以为两种或多种制度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可以永远并存，甚至写入宪法，一百年不变，一万年不变。那么，这两种制度并存本身，就会不断产生隔阂（不会有人认为，民族大义这顶帽子一压，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冲突了吧？），孕育分裂的因素。只有明确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状态，只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在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它落后的社会制度会逐步得到改良，最终也融入社会主义之中（“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但一定要改），“一国两制”才能起到维护统一，实现平稳过渡的作用。

同样，“高度自治”也只能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特别行政区最终还是要正常化。如果把“高度自治”当成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常态，那么，“高度自治”本身，也会不断孕育分裂的因素。试想，如果“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香港、澳门不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是一种常态，为什么不能“藏人治藏”，“蒙人治蒙”，甚至“北京人治北京”，“上海人治上海”，这些地区也不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如果这种状况真的成立现实，中国不久分裂了？只有明确“高度自治”也只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特别行政区最终还是要正常化，“高度自治”才能起到维护统一，实现平稳过渡的作用。

总之，共和国后30年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则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化、甚至永久化了，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必须尽快纠正，明确“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只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

2．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对统一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也和其它各种制度一样，必须不断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各方面都大大超过了香港、澳门和台湾，显然是有利于统一的。遗憾地是，由于“资改派”歪曲改革方向，大搞殖民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单单从经济上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2008年大陆人均GDP是2460美元，台湾人均GDP约16274美元，台湾是大陆的6.6倍。大陆与台湾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尤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状况急剧恶化，不仅有几千万下岗职工，大学生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处境，妓女多达2000万人，毒品问题死灰复燃，黑恶势力横行，这一切势必使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对统一产生疑虑。

中国大陆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导致香港、澳门和台湾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左派的集体失语。一位香港左派人士说：“六七反英抗暴时，到处都有人喊：‘看看那边吧，没有妓女，没有毒品，没有赌场，没有黑社会，没有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全免费，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想要这样一个世界吗？’可是，今天我们又能说什么？”

中国大陆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和香港、澳门和台湾左派的失语，必然导致右派分裂势力的抬头，80年代以前，“民主台湾联盟”等左派是台湾反蒋的主要力量，80年代以后，“民主进步党”等右派是台湾反对派的主要力量。80年代以前，香港、澳门爆发了一系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群众运动，80年代以后，这种群众运动再也看不见了，相反，不少群众运动是针对中央的。例如就在前几天，香港妇女上街游行，抗议丈夫在大陆“包二奶”。试想，这种事共和国前30年会发生吗？

顺便说一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大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以西藏为例，首先，平反运动中有过分宽大的情况。1978年拉萨召开大会释放一批上层反动集团罪犯和特务人员。1979年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为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等平反。其中有的人后来继续宣传“藏独”。其次，思想解放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使一些藏族同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出现了信仰空虚，喇嘛教影响有所扩大，在一些藏族同胞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民主改革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再次，对“藏独”势力和外国干涉势力反击不够有力。此外，还有改革开放中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西藏和汉族居住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中一度片面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藏族干部不够重视；改革开放中西藏少数干部出现了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引发了西藏人民的不满，为“藏独”势力的沉渣泛起提供了土壤。

总之，“资改派”歪曲改革方向，大搞殖民地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大陆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对统一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3．港澳回归与问题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1987年4月13日，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在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港澳回归是共和国后30年在统一问题上的最大成就，这一功绩不容抹煞。

但是，回归之后的港澳问题也不少。下面择要说两点。

首先，外国势力干预日益猖獗。基本法委员会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表示，外部势力干预港澳的问题非一朝一夕，不只是针对某一、两件事而言。这些干预活动是具有“持久性”及“广泛性”，且存在日益猖獗的趋势。外国在香港资助的民间组织、研究所、公关团体等机构，未经证实的数字达二百多间。其中某些机构是比较出名的，例如“无国界记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支配的机构，专门在世界各地批评一些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等。又例如一个叫做“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组织，它在一九八三、八四年左右，CIA专门从事颠覆别国政权活动的财政资助，由于声名狼藉，在美国国会两院议员穷追猛打下，这笔基金被迫公开，变成“国家民主基金”，受美国国会监管。有一个在香港比较出名及活跃的旗下组织名叫“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简称NDI”，即“全国民主学会”；该协会由民主党控制，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专门为本港某些政党提供选举策略。李柱铭经常无理指责中联办官员干预港务，但自己却跑到美国去“说三道四”，寻求外国势力支持。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的前助理Ellen Bork，是美国极右派种族主义参议员Jessie Helms的下属。中国对自己香港的管辖被攻击为“干预港务”，香港向美国请示汇报倒成了正常了？显然，今天香港、澳门尽管表面上回归了，但很大程度上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下。

其次，中国中央政府过分依赖上层人士。而对占香港、澳门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寒了他们的心。1967年反英抗暴时，中国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而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中央政府光谈商务合作，很少谈工人、农民的权益。不少是针对中央的活动和工人、农民的权益有关，而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积极支持工人、农民的权益，导致部分人倒向“民主派”。事实上，中央奉为上宾的那些统战人士未必和中央一条心。而原本能和中央一条心的占香港、澳门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却被多年的冷遇寒了心。

4．妥协与台湾问题的发展

台湾问题近年来不断的发展，台独势力日益猖狂，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中央政府的过分妥协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中央政府有关台湾问题和中国立场的“旧三段论”到“新三段论”的演变。以前的标准说法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新的说法是：中国只有一个，大陆和台湾均为中国之一部分，中国主权不容分裂。新的定位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斟酌修饰，而且事实上承认了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台湾的“共享主权”地位。承认台湾的“共享主权”地位，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台独制造了法理依据。

再如，早在中美建交时，中央政府就默许了美国用“台湾关系法”这样的国内立法对台湾地位的涵盖与保护。今天，很多国家要求也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中央政府同意台湾在以妥协性质的“中国台北”名义下成为一些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如国际奥委会、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严格的说，这些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也是主权国家参与的（似乎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是主权国家），同意台湾成为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很容易使台湾获得国际的承认。近来又把“中国台北”改为“中华台北”，一个中国原则更加模糊了。

此外，大陆方面长期给予台商超国民待遇，台湾人事实上在大陆高人一等，享有种种特权。前些日子的刘汉黄案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商在大陆的横行霸道。给予台商超国民待遇表面上似乎有利于统一，实际上是不利于统一的。因为台湾人明白他们在大陆享有种种特权很大程度是当前台湾的地位造成的。如果统一，这些特权就有丧失的危险。即使为了维护高人一等的地位，台商也不会赞成统一。除非大陆统一后给台湾人更多的特权，让大陆工人、农民全部变成刘汉黄，可是，大陆人民会答应吗？事实上，很多在大陆的台商支持台独势力，因为每次台独势力一搞分裂活动，大陆总是出台一些优惠政策。

总之，中央政府在统一问题上的过分让步和过度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反而不利于国家统一。

综上所述，港澳回归是共和国后30年在统一问题上的最大成就，这一功绩不容抹煞。但是回归之后的港澳问题也不少，很大程度上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下。而且共和国后30年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化、甚至永久化了，“资改派”大搞殖民地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大陆社会状况急剧恶化，中央政府存在过分让步和过度优惠政策，这都是不利于国家统一的，甚至不断孕育分裂的因素。这就是共和国后30年统一问题的基本情况。

三、绝不能容许“特别行政区”向大陆延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中央授权特别行政区在本身行政管辖范围之外的土地上实施管辖，公开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的情况。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在位于深圳境内的港方口岸区范围内实行全封闭管理，港方口岸区的范围及使用期限由国务院决定。在港方口岸区实施香港法律，并由香港执法人员管理。根据上述《决定》，香港特区立法会随后制订了《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就有关管辖作出了细则性规定。

2009年6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波受国务院委托对《关于提请审议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议案》所作的说明。周波说，国务院已经同意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将澳门大学迁址到珠海市横琴岛的请求，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与横琴岛其他区域实行隔离式管理。

就这样，深圳湾口岸和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转眼间就从大陆的一部分变成了特别行政区的一部分，由社会主义公然变成了资本主义！

显然，这是违背“一国两制”初衷的。毛主席“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和“一纲四目”等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在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它落后的社会制度会逐步得到改良，最终也融入社会主义之中。80年代“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但是也绝不是把大陆的土地陆续划归特别行政区管辖，公开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今天把深圳湾口岸和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划归特别行政区管辖，显然是资本主义吃掉了社会主义。

单单从国家统一上说，授权特别行政区在本身行政管辖范围之外的土地上实施管辖也是极为愚蠢的。周波说，鉴于澳门地域狭小，已无适合的土地供澳门大学扩建，所以就应该把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划归澳门特别行政区管辖。那么我想问一句：如果马英九要建一座“总统府”而没有合适的土地，难道也应该把中南海划归台湾管辖？

从理论上说，特别行政区本身是“高度自治”，中央很大程度上无法行使行政管理权。不断把大陆的土地陆续划归特别行政区管辖，实行“高度自治”的全封闭管理，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遏止，必然导致“高度自治”的地区越来越多，中央能够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地区越来越少。显然，这会孕育分裂的因素。

从实践上说，“大特别行政区”客观上是为达赖喇嘛的“大藏区”提供依据。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直坚持所谓“大藏区”，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新疆的1/5地区、甘肃的2/3地区、四川的2/3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超过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4。2008年的11月，在北京参加接触商谈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再次提出：“现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自治地位的所有藏族地区，需要纳入统一的自治管理范围内。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将西藏人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和许多省份当中，从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保护和弘扬民族特性，文化与佛教传统的力量。” 中央政府表示：从中国涉藏区域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中，看不到任何有关“大藏区”行政区划的记载，绝不会建立“大藏区”，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一方面反对“大藏区”，另一方面又积极把大陆的土地划归特别行政区管辖建立“大特别行政区”。这显然给国际舆论和国内藏族同胞一种双重标准的感觉，不利于国家统一。

总之，近年来出现的“特别行政区”向大陆延伸，把大陆的土地陆续划归特别行政区管辖的情况，不仅违背了“一国两制”初衷，公开把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而且会孕育分裂的因素，不利于国家统一，应该立即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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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君：库尔班·吐鲁木

库尔班吐鲁木越活越年轻了。他的故事，象昆仑山上五颜十色的彩石，克里雅河晶莹洁白的浪花，放射着绚丽夺目的光彩。

到北京看望毛主席

一九五二年冬季里的一天，巍巍昆仑山下，滔滔克里雅河畔的托乎尔嘎孜村还在沉睡的时候，须发花白的库尔班吐鲁木就急急地起来了。他吃了块馕，喝了碗水，给小毛驴备上鞍子，把一个用五色彩绳新织的、装满各样礼物的褡裢搭上驴背，然后骑上小毛驴，转脸对老伴儿说，“阿西汗，幸福的库尔班走了，三年五年不回来，你也别牵挂我，要想到我是带着咱全家的心意去见恩人毛主席的，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啊。”老伴儿抹了把热泪，笑微微地说：“你放心地去吧，库尔班。你千万记着，见了毛主席，可要多问候几声啊。”说着一直把他送到村外大道上。库尔班吐鲁木用双脚轻轻地把小毛驴肚子一磕，顶着寒风起程了。他只知道北京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不知道北京有多远，反正他想：小路连着大路，戈壁连着绿洲，只要向东走，总能走到北京去。

一路走啊一路想：在那比锅底还黑的旧社会里，我库尔班吐鲁木受的是什么样的苦呵！不满十岁，就被迫去给巴依①库孜阿吉家干活。他稍不如意，就骂我打我。巴依家的大黄狗吃的是羊肉、烤包子，我吃的却是霉坏的包谷面馕、麸皮拌黄土。数九寒天，狗铺着羊皮盖着毡，卧在窝中间；我只能睡在窝门口，铺盖着麦秸。库孜阿吉每次乘马外出，逼我跪在地上当“上马石”，踩着我的光膀子上马，从来不踩镫啊。上路了，他一忽儿嫌慢，一忽儿嫌颠，动不动就抡起黑蛇鞭抽打我。二十五岁那年秋天，我带着七斤发苦的粗包谷面，穿着件破烂的短裤，到大沙漠边缘的芦苇滩上给库孜阿吉家割芦苇。渴了，喝的是苇塘里的苦水；做饭，用的是苇塘里的苦水。八天过去了，面吃完了，饿得头晕目眩，累得腰疼腿酸，芦苇还没割够。恶狼一样的库孜阿吉领着几个狗腿子来了，他们用鞭子抽我，又用马来踩我。我怒火烧心，抓起镰刀狠狠地朝库孜阿吉撇去，镰刀正好砸在那家伙的胸口上，那家伙一愣，又抡起鞭子向我扑来。谁甘受库孜阿吉的欺侮啊！咱把胸膛一拍，跑了，在戈壁滩上过起了野人一样的生活。真可恨，几个月后，又被库孜阿吉抓了回来，戴上手铐，套上三十多斤重的“木鞋”，被投进两人多深、阴暗潮湿的地牢……

注①巴依：地主。

转眼之间，解放已经三年了。是谁领导咱们受苦人斗倒了巴依恶霸，砸碎了身上的枷锁？是谁把我这个在旧社会挣扎了六十六年的奴隶拯救出来，过上了蜜一样甜的生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恩情高过昆仑山，长过克里雅河，库尔班吐鲁木永生永世忘不了。敬爱的毛主席，库尔班吐鲁木眼看就要见到您了，多么叫人高兴啊！

从翻身的第一天起，库尔班吐鲁木就渴望见到毛主席。那几年，他一直准备着去北京的礼物；杏子熟了，晒杏干；桃子熟了，晒桃干，甜瓜熟了，挑几个最好的存下；包谷熟了，选最大的棒子留着；红枣、杏仁、葵花籽儿，也样样收拾得干干净净，包好放起来；还让老伴儿织了两匹大布。今天，装在褡裢里的正是这些礼物。这都是翻身的果实呀，要带上点给恩人毛主席看看，让毛主席放心。走一阵儿，他就下来一次，看看褡裢放置得合适不合适；这里面的几个甜瓜，说啥也不能颠压坏了呀。

当朝阳的金辉抹上昆仑雪峰的时候，四十多里路程已被甩在身后。在一座桥头上，一个相识的干部拦住了他，说：“阿塔①，北京万里远，骑驴一年也走不到呀。”他微笑着说：“一年走不到，十年呢？不想去的地方，半步也嫌远；想去的地方，万里也算近哪。”不一会，围过来好多人，都劝他回去，劝了半晌也没劝动。那个干部想了想，说：“阿塔，您先回去，过两天，能搭辆汽车走不更快吗？”库尔班吐鲁木一听，高兴地回来了。第二天，就去公路上挡汽车。一个司机感动地说；“阿塔，春暖花开时再动身，路上好走哇。”

注①阿塔：对老年人的尊称，含父亲、大伯、老人家等意。

后来，他托人给毛主席写了五、六封信。中央机关回信了，勉励他搞好生产，当好国家的主人，还寄来一张毛主席照片。他高兴极了，决心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带头加入了互助组，还买了十二张步犁分送给大家。后来又带头加入了合作社，事事想着集体。干起活来，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几年间，他当了好多次劳动模范，奖状把屋墙都贴满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库尔班吐鲁木作为新疆各族人民参观团的一个代表到了北京。盼呀盼，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终于来到了！六月二十八日这天，库尔班吐鲁木和代表们一起走进了中南海，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那里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库尔班鲁木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大手，望着一毛主席慈祥的笑容，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心跳得象面敲响的手鼓。本来想好了千万句话要对毛主席说，可这当儿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热泪涌出眼眶，滴在胸前，湿了袷袢。他万分激动地把多年珍存的礼物送给了毛主席，又把乡亲们托他带给毛主席的信交给了毛主席。美好的心愿实现了，库尔班吐鲁木觉得天底下再没有比他更幸福的人了。

从库尔班吐鲁木这次见毛主席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来，他家里一直悬挂着毛主席接见他的那幅珍贵的照片，保存着他见毛主席时穿的那件洁白的单袷袢和装礼物的那个褡裢。每每看见这些东西，他就浸沉在幸福的回忆之中，觉得自己好象时时刻刻都在毛主席身边。一九五九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而今，八十九岁的库尔班吐鲁木担任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委员等重要工作。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着他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不能让巴依恶霸复活

人们记得，在当年斗争巴依恶霸的大会上，库尔班吐鲁木大声对穷乡亲们说：“共产党、毛主席救咱们翻了身，让咱们当家作主，被打倒的巴依恶霸会甘心吗？不会的。他们象断成几截的毒蛇，还想把头、尾和身子接起来，再缠到咱们身上，象已经死去的库孜阿吉一样喝咱们的血，吃咱们的肉。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不歇劲地与他们斗争，不能让库孜阿吉复活啊！”

以后的岁月里，库尔班吐鲁木老人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村街旁，不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家屋门口，只要他和人们谈起话来，．总是满腔热情地宣传毛主席关于团结的教导，宣传党的基本路线。有一天，一个公社干部对他说：“阿塔，我来咱们公社几年了，很少见过您跟别人天南海北地啦闲话，都讲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他笑着说：“我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多讲这些又讲什么呢？”

去年秋天，三小队队长阿布都力和副队长阿西木两人，因对几十亩烧死庄稼的翻碱地是种还是丢的问题意见不一致，影响了团结。库尔班吐鲁木知道了这事，先找到了阿布都力，说：“队长同志呵，你跟阿西木见面就扭脖子，不怕在独木桥中间遇上了，一搭儿掉进河里？”阿布都力知道老人跟自己的意见一样，也认为这些地只能种，不能丢，便理直气壮地说：“阿塔，您先说那地该不该种。”库尔班吐鲁木和蔼地说：“地是该种，可你不该跟阿西木打憋气呀。毛主席是怎么教导咱们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咱们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呀。干部们只有把劲儿拧到一个轴上，才能领着社员们搞好革命和生产哪。你想想，阿布都力。”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最后，阿布都力不吭声了，静静地沉思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库尔班吐鲁木又来到阿西木家，问道：“阿西木，你为啥不乐意改碱地？”阿西木说：“阿塔，咱们现在好地有的是，粮食足着哩，还稀罕那点碱地……”库尔班吐鲁木打断他的话说：“那点碱地旧社会库孜阿吉也不给你啊！他们今天做梦也要抢回去哩！难道你忘了地主分子巴吾冬的事？”一说到巴吾冬，阿西木也不吭声了。

原来，前年的一天，库尔班吐鲁木去村西搜肥，见地主分子巴吾冬手里提着把砍土镘，鬼鬼祟祟地在地头上站了一阵，接着身子一纵跨过水渠，惊鼠一般钻进林子里去了。库尔班吐鲁木紧步向前走去。在巴吾冬刚才站过的地方，一片松湿的新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挥动砍土镘，使劲地刨起来。刨着，刨着，“咚”地一声，砍土镘碰在一块坚硬的东西上，库尔班吐鲁木的心也随着震了一下。刨出来了！一块地界石！顿时，仇恨的烈火从库尔班吐鲁木心头烧起；“呸！不死心的贼！”他重重地踩了界石一脚，愤愤地说：“还想把这石头压到我们背上吗？蚂蚁顶锅顶不翻，你想变天变不了！”跨开步子，一气奔到巴吾冬门前。

“巴吾冬！”库尔班吐鲁木大喊一声。惊心未定的巴吾冬战兢兢地走了出来，干羊皮似的脸上露出一层奸滑而怯懦的笑，说；“库尔班大叔，快进屋喝碗热茶。”库尔班吐鲁木逼近一步，厉声说道：“跟我走！”巴吾冬直往后缩：“好大叔，有话进屋里好说。鼓皮常晒着才敲得响呵，我还有哪一点没改造过来，尽管指教，我一定……”库尔班吐鲁木不理这一套，拉着巴吾冬来到地头，用脚把界石一拨拉，质问巴吾冬：“这是什么？”这时巴吾冬脑袋勾得低低的，煞白的脸上渗出一层虚汗，再不吱声了。

在库尔班吐鲁木的提议下，大队立即召开了批判地主分子巴吾冬的大会。库尔班吐鲁木带着一股风走上前去，指指巴吾冬，又指指那块界石，对社员们说：“莫看蛇洞直，要看蛇身弯。阶级敌人长的是啥心肠，咱们可要看透啊。刘少奇说没有阶级斗争了，那是给咱们眼窝里抹辣椒水，咱们可不能受他的骗。咱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库孜阿吉复活啊！”洪钟鸣响一般的话语，使干部和社员们受到很大的教育。界石呢，被扔进了臭泥塘。

这些，阿西木怎能忘记呢！他深沉地回忆着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猛地握住库尔班吐鲁木的手，说：“阿塔，我懂得了，碱地也是我们用生命和鲜血向敌人斗争夺回来的，一定要把它改造好，叫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力啊！”

几天后，库尔班吐鲁木到队里时，见两位队长正握着手，争着作自我批评呢。他站在一旁望着两位队长，舒心地笑了。后来，两位队长肩挨着肩，一起来到那片碱地里，商谈如何改造它，先种什么好。

团结的花朵迎着红太阳开放，深翻过的碱地里又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库尔班吐鲁木领着两位队长来到地头，望着眼前这一片惹人喜爱的禾苗，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阿西木说；“库尔班阿塔，这地里能长出这样好的庄稼，亏了您啊。’库尔班吐鲁木说：“再别这样讲了。我们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团结能战胜敌人，团结能克服困难。俗话说：鹊雀齐心定能斗败骆驼。你们说对吗？”听着老人意味深长的话语，两个队长默默地点着头。

为人民多做些事情

托乎尔嘎孜村的人们都说，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的心里装着集体，装着国家，装着咱贫下中农社员们，是个好党员。

你看吧，有一回社员们没顾得带午饭赶到五、六里外的地方抢修水渠，他马上把老伴儿刚打好的两百多个嘍送到工地。

村南头的小古丽娜病了，他就每天带着小姑娘去公社医院看病打针，让孩子的爹妈下地干活。

他把自家养的三只羊送给几个“五保户”，那几个老人含着泪说：“库尔班老哥比咱们老小半截，还来‘保’咱们。”

他不管年纪大，工作多，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差不多每年都要给生产队积上千塔合肥料①，拣回几百斤没有收净的粮食。

注①塔合：麻袋。当地给庄稼施肥吋，多用麻袋装运肥料。故成为一种计算单位。

有一天，渠堤决口了，大水向生产队仓库门前漫来。他立即从家里抱来袷袢、毡子和被子，跳进水里堵塞决口。社员们紧接着赶来了，集体的十几万斤粮食保住了。

他每次到公社去，专走田间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小路，为的是顺便看看庄稼的长势，一旦发现田间管理存在什么问题，就立即告诉干部和社员们。干部和社员们都很关心他，劝他说：“您老了，多在家里歇歇吧。’可他说：“从解放时算起，我还年轻哩，要是从入党的时候算起，就更年轻了，还要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呢。”

有件事儿，传遍了周围十几个村子。

秋季里的一天，库尔班吐鲁木跟老伴儿阿西汗换上新衣服，带着礼物，去几里路外参加一对青年人的婚礼。时候是不早了，已是八十六岁的阿西汗象年轻人一样心急，想从正开花的棉花地里斜插过去。库尔班吐鲁木和一位治安员走在头里，他回头一看，见老伴在棉花地里，就对治安员说：“治安员同志，给我把那个人叫出来。”治安员笑着说：“阿塔，那是……”库尔班吐鲁木严肃地说：“是谁也不行。毛主席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问她忘了没有。”阿西汗一听，忙从地里走了出来。库尔班吐鲁木批评说；“你从地里走，不都把白花花的棉花刷落到地上了啊。你是一个社员，怎么忘了集体的利益，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啊？”第二天队里开会时，库尔班吐鲁木又在会上批评了老伴。阿西汗一点没生气，对身旁的几个人说：“批评得对，批评得对。”

今年夏收，时晴时雨。库尔班吐鲁木心里火烧火燎的，几乎每天到公社去，找干部们商谈夏收工作中的问题。十多天里，老人吃不香，睡不稳。这天早晨下了场大雨，到黄昏时分还稀稀落落地掉着雨星。库尔班吐鲁木在三小队麦场上转了一圈，接着来到邻近的五小队麦场上，看看那高高的麦垛，又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空，他想：快到手的粮食，可不能让雨水泡坏了啊。越想越着急，便顺着那条泥泞的小路匆匆地向公社走去。眼力不好，腿脚也不方便，过一座小桥时，一脚没踩稳，跌跪在桥板上，他倒扑哧一声笑了，自语着：“没啥，没啥，要紧的是粮食哪。”说着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公社党委副书记巴拉提在办公室门口迎住了老人，他见老人鞋子上粘着泥巴，衣服被雨淋得半湿，赶忙把老人扶到屋里坐了，说：“阿塔，这时候了，您也不嫌路难走。”老人微笑着说：“粮食要紧哪，来给你们说说。”巴拉提递给老人一杯热茶，说：“阿塔，您这么大年纪，还成天东跑西奔的，为集体操心。”老人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就是把两条腿跑断，也跑不了多少路，办不了多少事哟。”停了下，说：“巴拉提，这场雨对秋好，可麦子还没碾完，堆在场上。雨住了，天晴了，要赶紧摊开翻晒，别让麦粒儿发了芽。还有，雨下得太大，象天河决了口，各队的牲口棚圈有塌的没有？今天没有塌，明天要是再下场大雨，会不会塌？都得操个心啊。”接着，老人又讲了另外一些事情。总之，在这雨天里应该注意的问题，他都谈到了。临走时，又叮咛说；“这些事都很要紧，得快点儿给各管区通知一下。”巴拉提见天色昏暗了，雨又下大了，要送老人回去，老人说啥也不让送，笑着招了招手，低一脚高一脚地走了。望着老人的背影，巴拉提鼻子酸了，急忙转身回屋，向电话机走去……

天放晴了，火红的太阳一晌之间就烤干了地皮。这时，在全公社每一个麦场上，男女社员们正忙着翻晒麦子，很多人在议论：“听说前天夜里，库尔班阿塔很晚才从公社回到家，身上粘着好多泥巴。”“是呀，天黑雨大路难走哇。”“想想库尔班阿塔，咱们也不能让一粒粮食坏掉啊。”当人们这样谈论的时候，库尔班吐鲁木老人正在三小队麦场旁边的大路上，弯着腰，看有没有抛撒的麦穗。

想到千秋万代

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爱听孩子们唱歌、说笑，爱看孩子们跳舞、游戏，爱到附近几个学校里隔着窗户看孩子们上课，爱看孩子们进行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他每次在路上碰见上学去的孩子们，总要问问这，问问那，有时不知不觉地就跟孩子们一起走进了学校。他经常告诉孩子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告诉孩子们要爱集体，爱劳动，艰苦朴素，遵守纪律，搞好团结，不忘阶级斗争，当好革命接班人。

村东的小肉孜今年满七岁了，整天在野外放羊、拔草．库尔班吐鲁木见了，弯下腰，关切地问：“小羔子，怎不上学去？”小肉孜仰起头，忽闪着一双大眼说：“达达①讲了，我长大后准是个好劳力，干脆从小种庄稼吧。’孩子天真地笑着，库尔班吐鲁木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说：“该上学，该上学。”晚上，他到小肉孜家里，对小肉孜的爸爸说：“你怎么这般胡涂？孩子要长身体，长知识，你不让他上学，还想让他日后跟老库尔班一样，写封信也去请人？’这次没说通，第二天又去了一次。第三次去时，小肉孜的爸爸乐呵呵地说：“阿塔放心吧，我已经给孩子做下新书包啦！’库尔班吐鲁木一听，舒了口气说：“这就对了。社会主义江山，将来要靠他们建设、保卫啊！要想到千秋万代，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啊！”

注①达达：爸爸。

小肉孜上学了，快活得象只百灵鸟。过了些日子，库尔班吐鲁木在村外又拉住了放学回家的小肉孜，说；“小羔子，把手伸给我。”小肉孜把两只小手一齐伸到老人面前。库尔班吐鲁木眯缝起眼睛，用手指摸摸小肉孜的左手掌，又摸摸右手掌，说：“孩子，读书了，可别忘了劳动，别让手上的粗皮硬茧褪掉了啊。”小肉孜说。“布瓦①，念书，干活，还有打乒乓球，我都爱！”听着小肉孜的回答，库尔班吐鲁木欣然笑了。

注①布瓦，爷爷。

这天，八九个到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青年来到库尔班吐鲁木的门前，老人格外高兴地说：“雄鹰的翅膀要在暴风雨中磨练。你们顺着毛主席指的路走，贫下中农拍着巴掌欢迎啊。”一个小青年说：“布瓦说得对。今天，我们就是来向您老人家学习的，请给我们讲讲您的模范事迹吧。”库尔班吐鲁木嗬嗬笑了，摇摇头说。“孩子们，我有什么好讲的呢？要讲的，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毛主席的恩情。这些，要世世代代地讲下去啊。”停了下，老人站了起来，缓缓地说：“跟我走吧，孩子们。”

穿过一片杏林，他们在一座仅有九尺长、六尺宽的破土屋前站住了。老人吁了口气，沉缓地说：“看吧，孩子们。库尔班吐鲁木给巴依扛了几十年长工，住的就是这间破房子。那时候，我库尔班只有一口破锅，一片破毡，连滴灯油也没见过。”老人声音颤抖着，满腔激愤地讲起了他的苦难家史。接着又讲起了这块广阔的绿洲二十三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起了贫下中农社员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历程，最后说：“孩子们，那个黑暗的旧社会，你们没见过。你们一生下来，就过的是蜜里调油的日子。这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今天刘少奇一类骗子，诬蔑咱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比毒蛇还毒十分哪。可是，衣襟遮不住太阳。阶级敌人想搞垮咱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是白日作梦。孩子们，你们都还年轻，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接好革命的班．”听完老人的话，小青年们一齐走上前去，激动地说；“布瓦，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这，就是库尔班吐鲁木给这些新来的知识青年讲的第一个课题。来过这里的，还有解放军战士，有青年工人、青年教师和从事各种工作的青年干部，也有不到学龄的孩子们。在这座破土屋前，年轻的一代受到了多么深刻、多么生动的阶级教育啊。

八月里的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岸一条宽阔的道路上，某营的指战员们正英姿勃勃地行进着。他们将要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出发前，他们派出代表，特地去几十里外的库尔班吐鲁木家里，向老人辞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好啊，勇敢的山鹰又要展翅飞翔了，库尔班吐鲁木的心也要跟着你们去呵。回去告诉同志们，人民交给你们的担子好象昆仑山那么重，可库尔班吐鲁木从来也没有不放心的时候。孩子们，让我们的心贴得更紧，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美丽的边疆，做出更大的贡献吧！”是呀，战士们怎能忘记，在十多个月的时间里，老人不辞劳苦，多次来营地看望战士们，作忆苦思甜报告，给他们多少教育和鼓励啊！今天，在踏上新的征途的时刻，指战员们想着这些，心情格外激动。

正走着，队列最前面的一个战士忽然回过头来，问身后的几个战友；“你们说，这是一条什么路？”话问得突兀，大家都愣了。战士微微笑着说：“那一年，库尔班吐鲁木老人骑着小毛驴，要去北京见毛主席，走的就是这条路啊！”这话象口令一声，从队首一直传到队尾。

望着这条洒满阳光的路，通向北京的路，指战员们更加斗志昂扬，整个队列变得静悄悄的，只听见嚓、嚓的脚步声，步伐迈得更大、更快了。

原载《解放军文艺》197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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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研究网：老工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工人阶级可以当家作主！

前言

没有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规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中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工人如果不参加到工厂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去，通过斗争得来的成果就无法巩固，资产阶级势力就会掌握国家机器，推行“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1]。在工厂管理中，始终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一边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鞍钢宪法，主张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另一边是以走资派为代表的马钢宪法，主张一长制，推行专家制厂。走一长制的道路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沦为一句空话，管理者获得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2]，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

在我国历史上，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利不是一开始就有的。1960年3月，毛泽东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再次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在我国企业管理制度中的地位，并要求“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并未执行鞍钢宪法，很多工厂领导压着上边的文件，不让工人知道。这一状况直到文革期间才明显改变。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工厂、农村、学校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并大范围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进入大专院校、宣传机构，“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3]，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在毛时代，工人阶级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工人进入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工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1968年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干部要从产业工人中提拔。” 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比如陈永贵、吴桂贤就是这样提拔上去的，这些人就能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那时候派工宣队到学校、政府机关宣传，工人的地位高，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第二，企业中选拔干部要经过职工同意，工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罢免厂长。人事权是一个工厂的核心权力，毛时代干部产生方法不同于现在，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然后政审”；条件成熟时“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三上三下之后，再决定这个人是否能提干”。通过这样程序选出来的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都是群众满意的干部”。同时，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工会等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工人中产生的。第三，工人有罢工和“四大”的权利。“文革前工人也不敢给干部提意见，但文革期间就敢提了，主要是写大字报。”“群众的监督很厉害。‘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第四，工人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对企业进行管理，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工人对群众运动是欢迎的。我们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经常讨论厂里的工作”，“会上生产啊、财务啊、人事啊都得公开，所以没人敢贪污乱动，大家都监督着。”“厂长根本没有‘我先分’的权利，工资的分成是大家开会定的、工会讨论通过的，厂长根本没有个人的决定权。” “那时候工人有权利，处理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就行不通、你想开除也开除不了！工厂里的大事也都是在职工大会上讨论通过的。”第五，工厂中工人同干部地位是平等的，工资、福利等没有明显差异。“干部要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三同’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车间主任的工资不见得有工人多，过去他们一分钱不敢贪，贪污1万元就可以枪毙，现在都可以花钱买通了。当时讲的是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的“办公桌就在车间，有什么问题解决起来很快……如果矿长经常下矿参加劳动的话，矿上还有经常死人吗？”[4]

正因为有以上各项权利，工人阶级成为实实在在的领导阶级。但这种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家作主的地位是通过斗争得来的。随着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工人不仅失去了以上各项管理工厂的权利，而且重新成为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右派趁机掀起各种对毛时代的攻击，“毛主席说工人当家作主，事实上那个时代也不能说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只不过是好像做了回主，能提个意见，实际那能算做什么主。”想“当家作主人那是做梦”[5]，中国工人从来就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6]，“不管什么朝代什么时候，工人就是工人，他们只能想着通过什么途径增加自己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待遇，那就是最高的了”。这些攻击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否认群众运动的创造，无视毛时代生产关系和社会管理上的伟大探索，认为只能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

管理社会；第二，否认毛主席所主张的群众当家作主路线，将毛描述成同其他当权派一样的官僚主义者。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偏见出发，工人自然只能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工联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学者无法理解工人所讲的“我们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要那几个臭钱”，也更无法理解在当家作主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所焕发出来的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

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同于以往社会变革，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尝试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创举。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正是资产阶级所惧怕的，因此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想诋毁这一历史、企图抹去工人头脑中的这一记忆。他们只能重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词滥调，寄希望工人放弃政治，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潭。

那么，毛时代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工人阶级到底能不能当家作主？让我们看看全国各地的老工人铿锵有力的回答吧。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辑部

2009年5月于北京

序言

意大利有一个童话，叫《假话国历险记》，说的是曾经有一个强盗，占领了一个国家，为了隐藏自己的秘密，他就强迫国民说假话，谁要说真话就会被关进疯人院。在假话国里，强盗变成了好人的意思，盗窃变成了创造，勤劳变成了懒惰。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到似乎要变成了现实。关于毛主席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运动，关于GGKF时期的社会变化，从专家学者、主流媒体那里冒出了众多的奇谈怪论，和当时的历史真相比起来大多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而另一方面，历史的真相又好像是被人有意识的隐藏了起来，很少能被后人所了解。我不敢说自己就一定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过通过阅读工人研究网对老工人做的这则访谈，再通过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是可以初步了解到历史的真实的。

有一部分人谈起公有制时，就说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国有企业里的职工都是好逸恶劳的懒汉，整天就想着小偷小摸，沾国家企业的便宜。这种言论流传大概很久了，也不知是先出自官方言论，还是先出自某些专家学者之手。我以前一直认为这种荒谬的言论只要有点社会阅历的人就都能分辨，根本不值一驳。不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时下这种言论竟颇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很有必要谈谈。在这则调查之中，老工人们向我们讲述了真相。“当时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指标，工人自愿加班加点。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同时，从他们的言论中，能够清晰地感到他们强烈的愤慨。是啊，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勤劳的人被侮辱为懒惰，一个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人被侮辱为揩国家油，更令人愤慨的呢？还是老工人说的好，这些造谣的人是没有胆量到工人中去说这些话的。这些造谣的人跟工人根本就不是一拨儿的。

我想，跟我同龄的80后年轻人都能感到所受教育和现实巨大的

反差。我们童年受到的教育都是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人的价值在于为公众服务；今天的社会现实却是崇尚的是追求个人利益，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文化、没有尊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里，不择手段的追求个人的财富膨胀。报刊，电视，书籍上大量充斥着这样的主题。可对追求幸福的普通工薪者，这种前途现实吗？在今天这个社会上，能够成功的只有那些敢于把身家投入到资本的大赌场上去搏命，并最后大捞一笔的幸运儿。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日夜辛苦的劳作不过填饱了老板的腰包；就算比其他人有额外的收益，可这个社会上还有无数的陷阱在等待着。住房，儿女的教育，医疗，养老，各种形式的资本层层的盘剥最后能留下多少呢？万一一招不慎（比如股市被套），或者难测的灾祸，社会这个大赌场难道会顾及你多年的付出而怜悯你吗？而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企业里的工人，只要劳动就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住房、医疗、子女的教育。老工人回忆中，工人病了工厂派车把他送到北京去医治，而现在，女的怀个小孩公司就变着法的开除。过去工人有工厂分配的住房，人们谈对象也很少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可在现在，许多地方要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还要有一套住房。过去的人虽然因为户口的问题受到限制，今天的人难道不也被债务捆绑吗？事实上，有很多宣传个人奋斗的书都被公司拿来做员工培训，这种个人奋斗究竟是能给员工带来幸福还是给老板带来利润？刚毕业的学生，总是心怀憧憬，想要奋斗出一番事业，待到见识了社会的现实，又往往灰心，工作也倦怠了。老板把人看做赚钱的工具，社会把人看做草芥，又怎么会有人爱工作，爱社会呢。

毛主席时代国家政治清明，天下为公，老工人谈起来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点。毛主席时代为什么极少有官员贪污受贿，公款吃喝，搞铺张浪费的面子工程，国家干部能够一心为人民服务，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建议？如果说当时的领导自身素质高，那为什么GGKF后许多当年提拔的干部会落马；如果说毛主席治理国家的本领杰出，那毛主席如何能够亲自管理全国这么多官员。老工人的回忆告诉我们，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建立了工人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干部也要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职工代表大会能够有效地对干部进行制约。工人能够监督干部，能够参与工厂管理，

能够对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我认为只有像这样的工人能够民主地参与管理，并能够公平地分享劳动成果的国有企业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公有制。像今天的中国，大官僚如lp、zrj就把子女安排到垄断国企当经理，小的官僚就把子女安排到地方国企当领导，这些官僚，岂止内部的职工无法监督，连正当的上级监督也无法实现。国有企业变成了为企业领导层牟利的工具，这能算是公有制吗？今天各个大学办了各种领导干部进修班，教授如何管理工人，管理企业。可工人难道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吗？为什么没有人去教工人如何管理工厂、监督领导干部？

这些老工人们的回忆，帮助人们认清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刻意制造的谎言。从皇权天命到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靠谎言来欺骗麻痹劳动者，这难道不是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的特征吗？精神的控制对剥削者来说的确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武器。所以揭穿谎言，正是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第一步。

一个青年

2009年5月于北京

一、大锅饭养懒汉吗？

按：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里面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大锅饭养懒汉”，说工人在公有制下面（意指毛时代的公有制）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样下去只能把企业搞垮、搞破产。因此把工人的铁饭碗砸烂，把国企私有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访谈了几位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工人。

问：现在大学里面的教授有一种说法，认为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所以为了国家进步，一定要砸烂铁饭碗，除掉这些懒汉。不知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首先发言的罗师傅，罗师傅70多岁，是平炉上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平静。罗师傅说：我没有读过大学，我水平不高，我就说说我真实见过的东西，代表我和我见过的其他工人。我觉得这些教授的说话就是放屁。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那种高度的生产热情。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下来和工人阶级一起参加劳动，听一下工人阶级的呼声，他们就不会这样乱放屁。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坚定，就是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当时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指标，工人自愿加班加点。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连续干了24个小时，我还想干，后来领导不让，强行把我拉走了。当时这种加班加点的劳动都是义务的，没得一分钱。但是所有人都想参加，如果谁参加不了，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失落，心里面很不舒服。当时我们生了病受了伤都不怎么请假。有一次我的脚背被滚烫的水给烧伤了，我就在家里面休息了一天，马上又来上班了。

我们这样的生产热情，那些一天就知道坐在书斋里面放屁的学者根本就不懂。说我们是大锅饭养的懒汉，放屁！但是我说话也讲究实事求是，你说有没得个别人是懒汉呀？的确也有。有些班组的确有个别人懒，但你不能用个别人来污蔑整个工人阶级啊。

罗师傅说完了之后，坐在他旁边的杨师傅接过话来。杨师傅70岁左右，以前是木材厂的工人。杨师傅说：我们木材厂是西南片区最大的木材厂，有职工近万人。我们有10个车间，出产木材等产品。要说大锅饭养懒汉，那确实是没得道理的。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干。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

比如我们车间的工人，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

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怎么能不爱呢？这个厂都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怎么能不爱！

卢师傅身着绿装，胸前佩戴着好几枚毛主席像章。卢师傅是房管局系统退休的，做过厂长，他说：那会儿大家都一心想着干活。我们厂里，三班倒，交班的时候，都赶不走人，只好把机器给停了，这才换班的。要是白天帮人做了一件事儿，晚上就睡不着，心里痛快啊！那时候我们车间主任，还经常去是食堂帮助卖饭。那时候工厂边上就是农田，秋收的时候，我们都义务帮生产队秋收的。那是一心为公的，谁有私字儿，就人人喊打。

梁师傅发言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从后面的交谈来看，主要是因为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让他太气愤了。梁师傅说：小唐，你是硕士，我是工人，但我要告诉你，你没有我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指毛时代）我们是主人，我们是不受任何人欺负的人！你们现在说话没得人听，你们的声音发不出去。我们不一样，我们去向厂里提意见，领导就得重视。如果意见合理，他们就得采纳。你们现在要点头哈腰的伺候领导，要跪在资本家的脚下向他们要饭。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是挺直了腰杆做人。你们现在想的就是怎样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怎么保家卫国！你能想象吗，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是多么的豪迈！我们，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的一代人！

你们那些教授说工人是懒汉，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到工人中间来这么说，没得哪一个跑得脱！

杨师傅：毛泽东那个时候，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没得任何后顾之忧。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人。现在全都变了！就拿医疗来说，以前100个病人有95个是死在医院里面的，现在有99个都是死在家里面的。没得钱看病呀！我们木材厂有好多人生了病之后没得钱看病，只好跳楼死了，最多的一次一天死了3个。

毛泽东的时候工人看病不花钱。现在呢？国家说：医疗解决了撒，都有医保。我的医保每个月23块钱，挂个教授号就要20块钱，坐个车还要钱，你说这个医保有啥子用！

罗师傅接着说：毛主席那个时候，是先救人再说钱；现在呀，是先给钱，没得钱就走人。再说上学，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只有几块钱。要是你家里面有困难，找街道开个证明，钱都给你免了。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没得后顾之忧，我们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孙师傅：以前工人愿意好好干，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50年代的时候我们要搞原子弹，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你们这么穷，哪里搞得起来原子弹哟，还是现实点。毛主席当时就说：我们搞一万年也要把它给搞出来！结果呀，8年就搞出来了，举世震惊。再说说神5的问题，神6的总工披露，神5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就搞得差不多了，要不是林彪的事情给耽误了，神5早就上天了。当时我们国家这么穷，都能把这些事情给搞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工作起来特别的有精神。群众的积极性是充分的调动起来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愿意好好干。现在呢？现在官僚和资本家就知道压榨人民，根本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举个例子，我们厂一个炼钢工人一年2万多点，科室里面一个科长年薪是6-12万，一个处长每个月的汽油补贴就是1500。

以前我们的教育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现在呢？现在这些当官的就知道吃喝玩乐。

梁师傅：我们当时工作起来是非常的有热情、非常认真。我们不是懒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工农脖子上的生死线都牵在资本家的手里面，要你生要你死就是一句话。

毛主席的时候，他敢让工人大鸣大放，把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说出来；现在呢？敢让老百姓把心中的怨气说出来吗！

一位老退休工人：我们那时候干活儿有热情，因为没有顾虑，不用担心吃饭穿衣看病。我们是8点钟上班，但是大家都是提前半小时到，早早的换上工作服，等着开始干活儿。大家都去得比较早，你一个人如果去得晚的话，你到的时候人家都换上工作服了，这脸上不好看。大家平时都很关心生产，碰上面就问：“你们单位干得怎么样？”现在的人碰上面就是：“吃饭了吗？”“每月拿多少钱？”

二、为什么毛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

按：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老工人，那些工人在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小唐，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黎师傅说：小唐，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举报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干部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

重庆的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文革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GGKF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小唐，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说，这不是奴隶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余师傅：毛时代的贪污事件很少，因为没有贪污的氛围。政府对群众的检举信非常重视，都会仔细核查，发现贪污行为处理也很严厉，比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很有效。另外，国营企业都有一套严格的财务制度，这可以防止贪污。企业买东西30元以上必须开支票，30元以下才用现金；入库的东西都要进行登记，会计、经办人都要签字，不能随便搞；采购物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厂生产的鞋，在河北卖一块钱，在北京是一块一，这是明确规定的；根据百货公司的销售情况确定生产指标，由此确定需要多少布料。GGKF后腐败现象是逐渐演变的，一开始还比较收敛，90年代后就忘乎所以了。大氛围如此，即便有少数廉洁的厂长，也于事无补。

河北××制药厂的吴师傅：那时候管理严。超过30块钱就必须用支票，买东西必须入库、登记，不是一个人管，逃不了。出去办事都是办的托收，结算都是支票直接在银行结算的。

问：毛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GGKF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一位老退休工人：当时我们生产很积极，下班后工作服已经脱了，准备回家。这时领导说还需要加班，我们就会再穿上工作服继续干，而且从来不问给不给加班费。我们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干活儿多国家富了我们自己生活就会更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想的就是为国家作贡献，我们每天有1小时政治学习，觉悟很高。“磨洋工”是80年代开始的。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GGKF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媒体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沦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但如今的奴隶地位决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烟厂的李师傅：小偷小摸都是上行下效，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脱离工人的特权阶层，他们把工厂的东西往家拿，工人中偷盗现象就会出现。原来我们厂自己的工人是很少抽自己厂的烟的，要抽也要买，而且是有计划的，到了84年以后就搞成人人都有一份。84年，班组长一个月可以多拿2.5元，名义是“岗位补贴”，主任能拿5块，厂长不到10块。没几个月以后，奖金就多了，以“多劳多得”为原则，开始有人虚报产量。后来从上到下都是他们的人，我是这样发现的：85-86年的时候，市场“供销一体化”，工人和销售科的人一块去河北等各个地方调查销售的情况，发现我们厂的烟有“串味”现象——“串味”是我们的术语，就是不同等级烟丝（分甲乙丙）的烟被标混了，我们发现是有些工人为了提早下班、又多拿奖金，故意把下一工序的事做坏。我当时是工艺员，我和科长一起去质问那个工序的工段长（他也是新班子提上来的年轻干部），但是厂里一直没有做任何处理，连检查都不叫写，我去找厂长——他竟然说“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工作，不要闹矛盾了！”这样混淆是非！他们结成了一个派系，常常出去吃喝，保卫科长、车间主任、工段长都是一块的，而厂长和他们关系很近。干部开始随便到车间去拿烟，借“品吸”的名义拉，从几条到整箱整箱的拿。什么坏事都出来了。连老工人也开始占便宜了。有的老工人可正直，要检举他们，他们就使坏往他的饭盒里装烟，他下了班去刷饭盒发现了，就去交公说“谁往我饭盒里装的烟”，他们就冷嘲热讽说“你自己偷烟的吧”，好让他不能再检举。

三、国企垮掉是因为产权不明晰吗？

按：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国企产权不明晰。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说法似乎很简单，企业归自己当然就会上心了。但为什么在毛时代，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不是很理解。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到××市向几个老工人请教了这一问题。

问：主流媒体讲，公有制企业是“全民所有、全民所无”，存在“所有者缺位”、“产权虚置”等问题，因此必然产生腐败、必然机制僵化、必然破产。您对这一问题怎样看？

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工人们沉默了好一阵，似乎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待了一会儿，老工人李师傅首先发言。

李师傅：你说的这个我绝对不赞成。讲“人人有”，我赞成，说“人人无”，我绝对不赞成！那时候我们工人确确实实就是国家主人，我们确实被当作劳动财富的创造者来对待。所以那个时候工人的积极性根本不是要“监督”，而是自发的，确确实实是自发的。为啥说“人人有”呢？那时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基本上说，到了法定工作年龄，劳动部门就会根据你的个人才能分配工作——不像现在的工人，到处受骗，进工厂还得自己先交钱。进了工厂门儿，不管你是哪个部门，只要敬业、好好工作，根本不存在让你今天下岗、明天开除这些问题。再者，工人的生活都有保障，过去就是没有说哪个企业工资发不起来的、拖欠，没有！那时虽然工资低点，但物价也很便宜。

我们的福利待遇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比方说看病，大部分的企业有自己的小诊所，为工人看病，小诊所看不了的话就马上给你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去。你到那以后只需要记个账，工人自己不用掏一分钱，由医院和企业直接结账。那时不存在腐败的问题，更不存在看不起病、等死、自杀的。不光职工自己是这样，职工的家属看病还能报销一半。

再比如住房问题，单身的工人有单身宿舍，结婚以后按照你家庭的需求适当来调整住房。家里的家具，包括床、桌子、凳子等，都给你配齐。所以无论从衣食住行哪方面讲，老百姓根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那时候工人能够安心工作，干劲大，根本不担心没饭吃、会下岗。

林师傅是毛时代的一位普通工人。林师傅说：在毛时代，工厂的任何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在工厂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的，而不是领导说了算。73、74年我们钢厂想搞一个炼钢车间，弄一个5吨的转炉，半个小时就能出一炉钢，这就需要很多灰生铁。但当时钢厂每天才只能出28、30吨，要满足就必须从外地大量的调运灰生铁。这放在职代会上一讨论，大家一致反对，说领导是瞎指挥。开封的情况是建不成这样规模的，因为没有原料，光靠外部调运的话还不如在外地建设呢，所以这个项目最终没有上。当时类似项目的建设，都是通过大家反复讨论的。还有，当时提拔干部必须在职工中反复酝酿，在工人中没基础，干部是提拔不上去的。技术改造大部分也是靠工人发挥智慧集体创造的。那时候工人是能说了算的，工人也感到自己很有成就感。

李师傅：那时工人、干部的地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那会每个礼拜有一到两个晚上用来开党员生活会，大家坐在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议一议。工人可以给干部提意见，干部都虚心接受。平常也是这。

那时候干部的作风，不但不存在腐败，而且确实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礼拜六礼拜天加班，干部也过来陪着，而且他们不拿加班费、是无偿的。平时经常深入基层，给工人帮忙——递个扳子、递个钳子、送个水。有的甚至不和工人一起吃饭，为啥？他说“我没有参与到工人的劳动当中，我怎么可以去吃工人的？”他觉得没跟工人在一起干活，不好意思吃工人的饭，自己从家里带饭来在一边吃。干部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干部不脱产，除了车间主任、大厂的工会主席，其他干部都参加自己原来车间的劳动。工人和干部之间平等，厂子才是大家的。

现在正好完全相反，工人干活儿他啥都不干，你工人吃不吃得起饭他根本不管你，不但不管你的安全，还把你当成奴隶、看着你！动不动就是给经济制裁、或者行政制裁。为啥说人人有？我们有！有啥？我原来是化肥厂的，我们就是知道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能自己管理好它，从来没有受压迫、从来没有受剥削！没有！还有这么好的福利待遇。干部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这么要求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工人和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一个工人和车间主任相差实在大得很。真正的劳动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但是财富的获得者是干部！那时候运动也多，领导们是“夹着尾巴做人” 呐，相对比较小心，恐怕在工人当中造成不好印象、使工人有意见。现在的干部呐，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不要说你有意见了，你就是骂他娘他都不怕！

陈师傅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说：我是一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你说为啥腐败？我只知道现在和毛主席的时候不一样，毛主席领导的时候都是“以厂为家”，给工人权利、工人领导一切，可现在把工人都踩到脚底下了，工人没了权利，要不然为啥现在腐败的都是领导层？

老工人刘师傅：全民所有就是实实在在的全民所有，这里边还有个理念问题，那时候的大部分人大公无私，愿意为国家干，国家和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极个别偷懒的人也要进行批评教育。

朱师傅：当然原来国企的领导者也有个适应过程，私企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再加上国家财政、税收的明显倾斜，私企又没有医院、托儿所，当然好得很！国企不行了，这就抓住说国企工人是懒汉，然后就叫“下岗”！但是下不去呀，朱就用“三铁”对付，换上铁心的厂长，腐败就像洪水一样“哗”地开了。

老工人孙师傅：我们工人过去确实有，所以工厂是为大家的，现在领导有了，他就为自己，当官的贪污、包小蜜、吸毒……现在是彻底腐败化！

老工人陈师傅：刚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宋师傅是化肥厂的一位老工人，他说：我们厂是国家“一五”期间建的八大化肥厂之一，第一批产业工人的来源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官兵，军队建制。当时××市到处都是“沙蒿分厂，沙丘分地”，也没有先进的设备，工厂是在荒漠上靠工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大家受共产主义教育，无私奉献，不计较报酬。他们既在朝鲜战场上做出了牺牲，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建厂。在计划经济截止前，通常都是一次性完成任务，并且设备保养得特别好，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工人亲自建的厂，怎么会没有感情呢，他们真正认为工厂是自己的，跟自己息息相关。

那时候是“低工资，高就业”，虽然大家拿得钱少但无怨无悔，不会因为工资低就没有主人翁意识，对工厂的生产、效益都很关心。国家拿走利润，然后公平分配。厂里还办了食堂，下工后就在厂里吃饭，医疗费用也是厂里给报的，这怎么能说“全民所无”呢？

问：那么国企大量破产的原因是什么？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各有哪些？

林师傅：工厂的衰败，是从实行厂长负责制起那一系列政策造成的。说改革，其实是把你逼到死胡同里去、弄得浑身有病了，然后说你不行，是国家政策把企业逼死的。钢厂原有两千多人，后来厂长承包、全部是厂长说了算。我们厂厂长向国家保证上交多少亿的利润以后，就把很多活儿放到劳动服务公司（雇民工来干），又让他老婆管劳动服务公司。国企也就成了任他们宰割的羔羊，乱挖一气。五年就把厂子搞垮了。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现在说的国有其实都被官僚集团拿走了，这是掠夺工人原来创造的财富，他们还偷换概念。国营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说成国家来帮忙管理，结果呢？GGKF以后，利改税之后“技改找死，不技改等死”。那些57、58年建的国有老厂发展的很好已经为国家创造了这么多物质财富，但二三十年了设备肯定陈旧、要继续技术改革，那国家应该投资的啊，可是一脚踢开，改成了企业向银行贷款，最后把你搞坏了。

改制改制，实质上就是掠夺工人的血汗！你说这一万五千亿对美国的债权，只要拿出五千万那多少原来的企业可以红红火火干起来了！那时候才不是全民所无，现在都给你夺走了，倒是全民所无了。

工厂到破产边缘了，实际上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常有人说文革时候中国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哪个厂是不行的？没有一个！都是红红火火的在生产着呢。然后这改那改，改出八九年的三角债，改出国企的负债累累。那是你经济政策的问题，怎么能归到国有企业去呢？工人给工厂的积累的财富国家全部拿走，又不投入新的东西，工厂靠贷款来进行自我更新，贷款还得交利息。退休的老工人给国家创造完财富后，原来有国家养着，现在全让企业自己负担，这企业自己根本解决不了。这就把企业弄得无法再生存了。另外还有呢，开封的化肥厂、机械厂都很典型，这俩企业都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厂长和工人打成一片、自己创出了一条路子独立自主了，自己积累了几千万的资金都能够不依靠贷款，结果政府偏要叫他向银行贷款，你不贷？那就把你调走换个听话的，两年就把这两个厂搞垮了！像烟厂也是，原来一年的利税有1个多亿，换了个厂长去，一下子贷款3个亿，西区修路、政府建常委楼都叫这个厂出钱，最后资不抵债！官僚阶层形成以后，他根本就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了，他就知道当官为了自己了。现在××市的经济增长靠啥呢？房地产、旅游，工厂里有几个是市里的经济支柱？没有！现在这化肥厂，说是国有的国营企业，我说哪是？这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走资派企业。还国家投资咧，上交才多少？不到1千万！以前1个亿啊。厂长想开除一个女工就直接开除了，法院判了都没用。

山东××建筑公司的崔师傅：80年代搞承包，1986年我们厂开始设法人代表，从此国企走了一条改制的不归路，从全民所有制逐渐国有化，再到股份制。官僚集团的福利大增，先是企业有了3%的招待费，政府机关的费用也大幅度增加。

股份制的欺骗性很大。山东诸诚一些国企，名义上卖给了原厂的职工，然后再由职工选厂长，但最后厂子全倒闭了。

朱师傅：原来的工厂并不是没有销路、厂子不行，而是人为搞垮的。利改税、拨改贷，原来的厂子都2、30年了，正是需要搞技术改革的时候，工厂要有生命力，必须搞技改；另外机器的折旧一般也都是15年一折。原来工厂给国家上交利润，国家统筹计划、给工厂分配资金和工人福利；结果改革之后国家不管你了，改成收税，不管你盈利不盈利、只要生产出产品它就收税。厂里过去把积余都交给国家了，现在国家不支持你，你得自己承担技改的自己，还要管工人的福利、老工人的退休，和私企的成本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厂长负责制，把“不听话”的厂长换成了听话的，原来的厂长不肯拿钱给市里造房子，新换上的一拿就几千万，一个两给就把厂子搞垮了！再比如邓朴方来我市，下飞机不出机场，拖电厂就得送钱去，这账怎么走？走不了也得走了！他打着“残疾人协会”的名号，“你们得捐助！”用赞助的名义强行摊派。后来他还把我们的产品拿走了，厂里都不敢去要账！他是深刻仇恨工人阶级的！那些新厂长搞了承包制，完成国家规定的以后，就把剩下的利润全装自己腰包里了，那时候开始企业就走下坡路了。

沈阳标准件厂的老工人：计划经济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效益都很好，倒闭都是1995年以后，原因是干部贪污腐败。80年代从党委领导变为厂长负责，就已经开始有贪污了，dxp南巡之后腐败就更厉害了。工厂就是贪污黄的。Dxp说一部分人先富，他儿子先富了。Dxp不南巡讲话国有企业能黄吗？

李师傅：再加上其他的政策变化，比如农村搞了私有化以后，拖拉机就卖不动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哪需要拖拉机呀？我们拖拉机厂是过去的政策性工厂，一改政策就垮了。

余师傅：效益低下是改革导致的，国家在政策上鼓励个体户，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私营企业不纳税也不负责工人的养老、医疗，而且产品质量不好。之后又提出国退民进，这就更不平等对待了，是有意识的让国营企业消亡。

四、毛时代计划经济是僵化的吗？

问：很多人都说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于集中、抑制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充满活力、企业发展快。您亲身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请您谈谈对这种观点的看法。

徐师傅过去曾当过工会主席。徐师傅说：计划经济是这样的，比如国家计划十万台，工厂生产一般都多一些，十二万，但不许自己卖——有配套，像俺这拖电厂，就给拖拉机厂配，国家省市各级都有计委，是从基层报上去的，国家根据总体汇集的材料再协调定夺。

毛时代的老厂长卢师傅说：“那时候我们定计划，都是有讲究的。你站在这里，就够到了，那不行。你要稍微踮起脚，就像这样，”卢师傅说着说着踮起脚，又伸出手往高处够，“这样的高度，才行。那时候我们定计划，局里面分配给我们任务，就下达到各个班组，班组里去讨论计划行不行。那时候大家心齐，一般都没问题。”

老工人刘师傅：你叫那些教授下来看看就知道了，他们还敢这么说？以前各工厂各单位，国家各级有计委，根据情况安排下达多少任务，大家讨论看合不合适再返回上边去。你生产的东西国家直接调运走，你就不用愁销路了，这叫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时质量是第一位的，质检部门道道把关。现在呢？是和资本家相互勾结，就为了节省成本，质量经得起检查吗？谁来管？可自由了！滑石粉做面粉、造假药——把老百姓都害死喽！那么多不治之症，啥原因？

老工人林师傅：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计划经济实际上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它不是考虑你单个资本家的收入是多少。比如我们这个钢厂，它实际上是个配套单位，每年都要财政补贴。为啥呢？因为开封化肥厂生产的硫酸里头含有铁，如果倒掉都非常可惜，而且周围有煤矿，所以就投资建了钢厂。虽然从这个成本来说，高于普通钢厂的成本，为啥还要搞？是因为社会效益很好，煤矿用上了，然后这个硫酸里的铁也不浪费——本来处理废液都很困难，现在变废为宝，这样就考虑了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效益。

计划经济时城市里使用粮票菜票，那时候农业产量不高，化肥技术还没有开发，困难是有一定原因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啊，就像你二十岁总比十岁时候个子高啊。但那时候就是比现在合理得多，工资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增长的比例调整的，你按那时候的比例搁现在算一算？现在工资调整别说跟经济增长比，就是通货膨胀速度也赶不上。

现在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只为了赚钱，所以哪些东西好赚钱就上。你看现在挖煤矿，各挖各的，浪费了大量资源，一百年后就没有煤了，害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咱年轻的时候，这个惠济河可以钓鱼，现在臭死你。连这小河流都治不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老工人凌师傅：市场经济一定会产生过剩，因为你能赚钱你就造啊，你知道美国30年代倒牛奶吧，这样的事中国也出现了。八十年代乱上彩电，我们都是经历过的，太浪费了！资本家投资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他们自己。

林师傅：我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都很完善，其中有不少是朝苏联学的，有很多需要改革，所以就有马宾搞鞍钢宪法，这些都是很好的改革。但是把病人直接杀掉和治病是两回事啊，我想历史一定会证明计划经济的正确的。人类的稳定是从物质开始的，你如果想延续人类历史，那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啊，计划经济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呀，就是解决资源配备的。你每年有多少条件、上多少项目，需要多少钢材就上多少铁炼钢，满足需要、稍有富余，计划繁杂但是非常行之有效。这是战略的眼光。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哪是停滞了？什么一搞计划经济就不行？你看胡耀邦那开始，“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毁了多少煤矿，又暴富了多少矿老板，这怎么行呀。炼铁厂想搞钼酸铵，我到栾川去，那里有世界第二大钼矿、仅次于美国的马科斯钼矿。原来那里是国营的一个大公司，现在一千多个小矿厂开在那里，乱挖一气，然后很简单处理就卖出口了。那个国营矿业公司的老厂长我认识，他一提起来就要哭。美国现在关掉自己的钼矿，专门来你这投资、挖你的钼矿。你说这样对中国后代、对中国经济延续有啥好处？就是现在发点财。还有河南的大河锌矿，当地农民搞了很多简单提纯的小锌厂，技术处理不了的矿都给扔掉，很浪费啊。似乎当地的经济很好，其实都是败家子。还有稀土、山西家家户户开煤矿，大家都知道的……能源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啊，所以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是战略眼光、从长远的来看经济发展，短时间的暴富，加速人类灭亡！一个国家搞三十年了成这样，怎么对呢？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反思这些问题呢。

倒说现在市场经济好、以前计划经济咋不中咋不中。到90年以后，开封原来的国企都不行了，全国也差不多，把问题全归到计划经济上去，实际上从83年开始有很多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了。

徐师傅今年53岁，工人、农民都做过。下岗以后做木工，搞装修，同时家里做糖果小买卖。他说：改革表面上带来好处，实质上没好处，真的是倒退了。至于有人说现在比当时吃的好穿的好，还有电视机、手机等，所以GGKF好。这种评价是不科学的，时代在进步，60年代刚有电灯、电唱机、收音机，现在有更先进的东西是正常的。按照毛主席的路线走，至少不会比今天坏。

新闻媒体宣传说毛主席时代吃不饱肚子，一搞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就上去了，这种说法不全面。我1976年7月25日中学毕业，其实1967年左右就能够生产化肥了，我上中学的时候辽中就建了化肥厂，我骑车去参观过。但是当时农民不敢用，怕破坏土质。我上学的时候还去动员农民使用化肥，帮农民洒化肥。到了GGKF以后化肥就普及了。同时，还使用杂交水稻提高了产量，水稻从70年代1200多斤提高到1500多斤。粮食产量提高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因为领导。包产到户之后干劲足一些，但是没有化肥和新品种增产是不可能的。

五、毛时代的企业效率低下吗？

问：毛时代稍微大一点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等附属部门。改革后，有人说，这是企业办社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真的是这样的吗？

老工人李师傅：我不知道这提问题的人都是从哪个角度考虑的？他以为工厂就是搞生产的？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不行。人不光要工作，还要生活啊，这还不是为了方便职工？说那种话的人是资本家的逻辑！企业就是小社会，不然叫谁办去？那时候我们的福利好得很。比如我们化肥厂，有幼儿园、医院、小学、生活服务公司，为工人买米买菜提供方便的服务行业也有，这都体现了对工人衣食住行的关怀、保护。工厂自己有卫生所，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工厂里转，遇到谁有什么小病很快就能给解决，大病帮忙转到大医院。这就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哟。

老工人赵师傅：你们的教授、学校里也有两种思想的斗争。鞍钢宪法是无产阶级搞的，马钢宪法是踏压工人阶级的。你说这工厂里必然有女工啊，有女同志就会有小孩，那就必然得要哺乳室、幼儿园。那时候我们厂专门盖了一大间房子，每天上下午各20分钟，专门让女工去给婴儿哺乳。所谓的“企业办社会效率低下”的说法就是为现在这一套作辩护！

郭师傅（女）是老三届毕业后到工厂当工人的。郭师傅说：毛时代厂里有自己的哺乳室，我就不用跑老远回家去给孩子喂奶，大大方便了职工，你说我们女工安不安心？你看现在这些倒没有了，怎么办呢？有钱的你花高价请个保姆，没钱的就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带，那时候老人哪这么辛苦？现在有些厂子离市中心可远，看病和子女上学都非常难，工人还怎么能安心工作？教育搞了产业化，国家投资又少，为了让子女入学还得到处托人，拿高价、花大钱。还有住房分配，你看现在开封最低工资标准才550块，私企老板连500块也不给你，人民的收入相当低，即使一年能拿到一万，可房子几十万一套，要你几十年的工资才能买得起——还得不吃不喝！

林师傅：我们享受的福利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且福利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远远比不上工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这些“企业办社会”的说法都是为了污蔑计划经济造出来的——现在就是资本家的思想，当然是不给工人办福利好！那时候厂里啥都有，图书、阅览室，啥都有，还组织工人篮球队。工人业余生活很丰富，衣食无忧，又很活跃。

郭师傅插话：咱们厂的篮球队可是打遍河南无敌手！

林师傅接着说：还有剧团、歌剧演唱队，可热闹了，哈哈。厂里还组织文艺演出、赛诗歌，大家都可高兴、可活跃了！现在思想都沉闷，政治工作不做好。为啥工人容易出问题呢？因为根本不管你、没有业余生活，全部不管你，使工人陷于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沙状态。过去大家无论生产还是玩儿，都是很有积极性的。

山东××机床厂的张师傅生于1946年，1967年参加工作，2006年退休。××机床厂是当年国民党留下的枪械厂改造而成，50年代很快发展成为有4000多人的大厂。张师傅在该厂工作了20多年，先在车间，后做团的工作。他说：我结婚后，向单位申请了房子，得到12平米每人的房子，其他东西厂里提供。一年后搬到一个20平米的。毛时代领导把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济南锅炉厂的厂长给职工让了三次房子。工厂要给一些困难的工人救济，工人都不愿意要。而且领导的生活和普通工人是一样的。

当时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但可独立行使权利，由一副厂长分管。工会主要是关心工人的生活，也有自己的资金。工会人员中专职干部由职代会选举产生。工会主要的部门有职工福利、计划生育、纠纷调解、后勤和宣传等等。周末或夜里组织青年工人开展活动，不占用工作时间。

当时厂里的支出有各种公积金、公益金（交国家的）和工人的工资。工人创造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创造8元的价值，工人自己只拿1元，工资占企业的资金比例很小。工厂有职工业余大学、职工技校和文化学校，适合不同文化层次的工人上。技校的学员三年毕业后就可以回到本厂工作。文化学校是为工人补充文化知识的。

当时孩子生病都不很要紧，一年住院6次都没问题，孩子的医药费也能报50%。看病不用花钱，用的是厂里的记帐单，当时1毛7分就可以动一次手术。对比现在，我前几天去看脚，就用了4000元，打一针就要540元。

李师傅：单从经济效益角度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看，企业办社会确实增加了负担，与私营、外资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还原历史，就可以清楚这种制度是很符合当时情况的。建国初期，一穷二白，工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生计问题，国家也根本负担不起社会保障，把保障的功能扔给社会是不现实的，必然要由企业来办。再从工人的立场和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把他们的个人问题解决好，消除了后顾之忧，更能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利于企业发展，也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单单从市场经济所谓的“经济效益”角度考虑是不合适的。

穆师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底子那么薄，企业不仅承担了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而且还向国家上缴了大部分利润，为国家积累起财富。过了几十年，现在再去批判当时的制度是不合适的。

郭师傅：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要我说，现在也是很受欢迎的，给工人提供了多大的便利啊。

李师傅：对企业也是有利的，工人吃住都在厂区或附近，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工人。单从效率角度对资本家当然是不利的，支持企业办社会的人是站在工人角度，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

王师傅是阀门厂的老党委书记。王师傅说：我们市有八大厂，都是部属厂，共有3万多工人，还有300多市属厂，每厂1000多工人，建厂就是就业，砸厂就是失业，就业好，还是失业好？给你们事实，你们自己判断吧：2万人的工厂实际养活7万人（包括职工家属），是安居乐业呀，就文革那么乱的情况下，工厂的小搁门边都没人拿，而且这个厂一年还能交税3000多万。企业办学校、医院、食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养活人，能达到这个目的不是很好吗？

改革到现在，我不管你有多少名词，人要吃饭，要住房，要教育，这是永远都不能变的，现在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老百姓找谁说话去？以前的老市长那是真为人民办事，现在呢，GDP增长全国倒数第七，也能吹成全国第五，明明就是“吹”吗。

如今政府办的医疗保险，纯粹就是欺骗工人。一是工人有12种大病能住院，要交700元门槛费，用什么药由医保局定，花5000能报2000就不错了，还必须是在规定范围内的药。二是与公务员相比极不平等，他们不用交押金，就先报掉80%，回单位又给报掉剩余部分的80%，即使不生病，医疗补贴都有上千元。再说退休费，人家事业单位是叫做“退休工资”，我们企业就叫“基本养老金”。谁对老百姓好，对工农兵好，谁就是好政府，就是民为本。凭啥说工厂办保障就不好，社会办就好？

一位老退休工人：现在很多退休工人的子女下岗，下了岗还能吃大米白面，吃的都是老人的。年轻人家里都是一个孩子，你看看这些孩子（他指着在广场边上玩耍的两个六七岁的儿童），最幸福了，不过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可就要受苦了。这儿还有不少下了岗经常打架、闹离婚的。如果家里不出闹离婚的事儿就算不错了，你想想，离了婚，孩子就只能让我们这些老人养了。

问：有人认为，现在许多老工人怀念毛时代，主要原因是出于对现在处境的不满。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为什么老工人都对毛时代念念不忘？

杨师傅：国有工厂建起来有我们的功劳啊，对国有企业我们有感情。现在才是真正养懒汉呢，那些厂长、经理什么不干，还要拿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以前只有几元的工资，工人也都抢着干。这不是怀念不怀念的问题，而是我们一直觉得毛时代好呀，在那个时代生活的时候，心情就比较愉快，现在没有幸福感，只有危机感。

怀念毛时代，也是因为爱国，因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如今社会分配不公，贪腐太多，社会秩序不好，工人境遇差。

孙师傅：改开三十年，国家从政治、经济上造成的事实，要求你们这批人走向社会，真正去了解到现实。毛泽东时代，敢于向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帝国主义进行斗争，U-2飞机打掉了好多架；而现在轰炸我们的大使馆，政府连学生上街抗议都不愿意。过去，在经济上，人们一心为公、以厂为家；现在，右派精英把国企全搞垮，职工也不给安排。是谁领我们走到这条路上、掠夺我们的资产？当时我们都不理解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时候，低工资、高福利，上学、医疗、住房都有保障。现在呢？新的三座大山，是叫我们提前送终！毕业不搞分配，埋没了人才、所学非所用。我的外孙女儿，她是海洋大学推荐进市职机关第一名的推荐生，结果必须要先交12万块钱！我这心里啥味儿啊？儿不养爹，孙子吃爷爷！天地之差啊！

朱师傅：我孙子上大学，一年花一万块，他学的计算机，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最后走后门去当了饭店的服务员。真是浪费啊！

河北省一位建筑企业的老工人说：以前厂子里什么都有，理发啊，澡堂子，食堂，都有。一个月看两次电影。要是谁家家里有人不干活的，就给家属建筑工人三级工资的待遇。

现在形势跟以前不一样啦，以前那是工人当家作主啊。现在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找到了工作的地方，还要写一个志向书，就是要说自己怎么忠诚于老板。跟以前差太多了。还有河北大学的很多女学生，上不起学，没办法，都只好白天去上课，晚上去当妓女挣钱。

现在的公检法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能5人以上上访，又不能越级上访。工人现在还有什么权利？30年没开会了，你们知不知道，开会是工人的权利啊！

孙师傅：贫富差距就是因为走了私有制的道路。你看看我们××市，53年就参加工作的老工人、老干部，一大片的住在窑洞一样的贫民窟里，那就是龙须沟，回到解放前了！很多老工人、老干部因为看不起病含冤而死，自杀、服毒、跳楼……现在咱们国家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邓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叫大多数人穷，不然一部分人咋富？富的都是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一年拿6千个亿来吃饭，洗一次澡花7万块钱、叫10个小姐去按摩，这腐化到啥程度？加入WTO、买美国的债券，我们担心的是中华民族完了！经济命脉也没有了，工业体系摧垮了，6千万职工下岗没饭吃了，咋稳定？人们的道德水平直线下降，老头去讹诈年轻人，这是社会造成的，人的思想以金钱为主了。不说你们学生，连我们的职工好多人也走上邪路，男的去抢劫、女的去坐台……为了生存变得五毒俱全，不叫人寒心吗？难道维护国有资产是我们没事找事吗？毛泽东逝世前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现在呢？坑蒙拐骗，先掠夺国有资产、再从股市掠夺老百姓的钱。到现在，中国的腐败无论整还是不整都是要亡党亡国的。这是路线错了。

朱师傅：我们那时候上班，觉得党、国家是自己的，所以我们乐意的干、认真的干。现在是雇佣关系，人和国家是对立的了，多干多拿点、老板想不要你就不要你。那时候，工厂也是我们的，工人是主人，现在工人是奴隶、是买卖的关系。你看我们拖电厂，经过了邓的路线，工厂卖了，工人下岗，开发商卖地建房子，工人就不管了，三千多人啊！工人们原来学的技术现在都用不上了，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了，这些来钱不快，服务行业也用不上他们。朱上台了，就用三铁对付工人：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拖电厂彻底完蛋。毛泽东时代是广就业、低收入，共产党是为了劳苦大众服务的，这是当时的国情。现在一部分人有了高收入，大多数人都失业了。我们厂的工人买不起药、看不起病，到不行了就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就死在那了。现在终于有了医保，还这卡你那卡你，这不能报那不能报，没有一点对工人的关怀态度。我们厂每年要死二、三十个人，都不是正常死亡的，都是看不起病、被拖死的！不是不治之症，大部分人死在家里。

赵师傅：破产以后，我们厂平均每年死了25人，最多的一年死了35个，去年最少，18个人，这笔帐我都仔细记着的！

朱师傅：现在比旧社会还要残酷，那时候工人之间相互还能有个照应，现在工人给踢到社会上互相都帮助不了。我儿子死时才42岁啊……文革前几年，我们厂有个工人心脏得病换了瓣膜，厂里把他送到北京去治，医药费全给报销，还包括陪同家属的路费。今天呢，只要一交不上钱，马上就停药！我住院那会儿，一盒药2304块钱，没钱里立马就给我掐了，家里人只好去借钱交上，下午就给开了。以前医生是救死扶伤，现在是金钱主义。你敢骂、敢闹，那你就是不安定因素！这种讲话简直就是混蛋逻辑！

以前还鼓励职工们发扬互助友爱精神，鼓励大家去关心照顾生病的职工，现在大家只有关系好的才去看望、而且只敢在下班以后。毛泽东时代不是以利润为主，方针根本不一样的。现在打着gcd三个字，不是gcd。现在医药费，花了10万能给你报5、6千了，问他还说“这都不错了，以前连报都不报咧！”你还能说什么？这是为谁服务的？中国淘第一桶金的人，是利用双轨制的官僚子女。第二桶，就是工厂改制。我们厂原来是1亿多的资产，卖了几千万，这批人就暴富了。第三桶就是引进外资的买办，为啥当官的都热衷于引进外资？人大代表有多少是为工人说话的？物权法是保护谁的？工人有啥？是大老板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前的宪法上，我们有示威、游行、罢工的权利，改开之后就没有了。你不查为什么不安定，反而去指责叫喊的人，就像妇女被强奸了，你到去指责她不应该喊叫一样！

王劳模：我1930年生，今年79岁。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那个情况你们可能是不了解的，很多人现在把事情说反了，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工人你没有资本家就活不下去。那时候是绝大多数人受压迫、受剥削！日本人在来我们市之前扔了很多炸弹，没费劲就进来了。当时这里做生意做小买卖的统统都不敢出来，穷人没吃的了就只好去抢粮食，我父母那时候就叫我去粮行抢，用独轮车推了一袋黄豆，天天吃，不是咸的就是甜的，我都恶心了。日本人看没有人，就开着车在大街上宣传，说自己是来帮助中国的，女的一靠近汽车他就给你撒糖，男的就递烟，我是小男孩，他们就送我麻将牌大小的饼干。这样人们又都开始做生意了。我就在日本人的造纸厂里当童工，工厂里不论钟点，论太阳一出来到落下去算一天。开始受的罪还算小，赚钱也少，但是一当了学徒，他一管你吃、不回家，就不给你钱了，就受罪了。他不叫你睡觉你就不能睡觉，你累了犯困，工头就用藤条抽你，一抽一条血痕，身上痛得都不想活了，晚上睡觉时枕头上都是眼泪流湿了。工厂里干活累死病死的人很多，我这个厂还是比较大的，还好些，那些小厂子就悲惨。那时候我回家诉苦，母亲倒说：“谁叫你生到这个家来？他们（邻居）家有钱生了两个女儿想要儿子，你咋不生到他家？”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听到那个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我体会很深，是真的热爱共产党。我解放后带了一个徒弟，他在一个小厂，只叫你干活不给你吃的，小业主天天叫他挑水不叫他吃饭，他实在饿得受不住了，就抓一个窝窝头吃，小业主拿了棍子就往他头上敲，他也不管，他和我说：“我肚里饿，他只管敲他的，我只能管自己吃……”我还到过上海去，荣毅仁在那边，他是个养“拿摩温（音）”（number one的音译，意为“工头”）的大资本家，他纱厂的女工打瞌睡，结果就把女工的裤腿扎住、放猫进去，捆住她的手来打猫。

针织厂李师傅：我40年生，7、8岁进了烟厂当童工，家里没钱，那时候物价又不稳，剥扫烟丝小孩就能干。那时候有地下党进到工厂里来，策动工人反抗国民党。他们打扮得像要饭的，做最苦的活，哪个工厂工人多，他们就打到哪里去。47年底策动了烟厂工人开始罢工，是因为男工晚上出去买东西，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工人反抗资本家，罢工了半个月，资本家受不了了，就去说政府，把工人放回来了。第二次罢工是物价上涨，老百姓根本吃不上白面，只能吃三合面，就是豆子、杂粮混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为了偷漏税，不肯给工人点灯、他点蜡烛，不开机器（防止声音大）、让工人用手摇。计件工多干多得钱，计时工就不给加工钱，晚上饿得不行，我们小孩就钻进仓库偷点油面工人去锅里做了吃，资本家知道以后把锅也藏起来了。他们还改工人的秤，把工人的20斤硬说成10斤。工人们想办法和他斗，往烟丝里放小砖块。我当时不知道是受剥削，也学大人，放了一大块进去，就被发现了，资本家要开除我，老工人就团结起来保护我。后来河南大学的老师来给我们讲，他们说“工人一无所有”、“工人纺织没衣穿、工人造房没房住”，这都是暗地里的宣传，是为了给新社会做准备。

我们市在48年5月解放，10月就稳定下来，一年比一年强，到了50年，工资能有2、30元了，可那时的1毛钱可以买三个煮好的鸡蛋、5分钱可以吃的饱饱的。抗美援朝的时候，工人可以不要工资，半个月加班加点。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没有人来叫，工人们听了广播播了，就到广场上去哭了，那时候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不受压迫。现在哪个外国人死了，谁咱都不关心。

那时候监督、破案都依靠群众，工人有组织有纪律，开会从不迟到。53年，妓女一扫黄，3个月全没了。让她们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老鸨按罪行大小处罚，妓女改造、鸦片馆取缔，把几十年存在的腐败场所都清干净了。现在毛主席取消的邓都给恢复了。我儿子下岗了去做生意，结果被人怂恿给吸上白粉，公安局把他抓进去，让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交了3千块，连个收据也没有，这钱哪里去了？他们堵在我们那边前面一个卖白粉的人家门口，专门抓那些卖完了出来的人，罚他们的钱，就是不去动那个卖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他们是故意的！

毛时代的老厂长卢师傅说：像我们这西郊八大厂，全是五十年代建的，跟后三十年没有关系。现在一说起来，就好像有了GGKF，才有了这些厂子似的。你们要问问，是先有的爹，还是先有的儿子？难道是先有的儿子，才有的爹不成？

很多事情现在都慢慢变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良心？因为他们都忘记历史了。我们做饭要用水，没有水是做不了饭的。58年的时候全国到处修水库，修了2万多个，那全是当时义务劳动给干出来的啊。饮水思源，今天北京的老百姓喝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到哪里吃水去？忘记历史不行，吃水不忘掘井人哪！

你们知不知道建国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时穿的鞋子是用针纳的，袜子也是用针做的，那时候的针，全叫做洋针，因为国内做不了啊！街上跑的，四个轱辘的，全叫洋车。那时候什么都做不了，谁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共产党领导工农建了新中国后，一切都变了，我们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那时候发展真是快啊！

现在污蔑毛时代，说大跃进饿死多生人，却不说是谁搞坏的。建国以后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要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刘邓路线就来共产风；毛主席要四清，他们就要四清四不清；毛主席要搞社会主义，他们就要单干风，一直对着干。那时候，毛主席是要继续革命的，但是这些人当上大官了，就想着自己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了。

毛主席时代虽然只有窝头吃，但心里踏实，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就很高，上班也没有迟到的。

沈阳标准件厂的老工人说：毛时代干部的工资还没有工人高。标准件厂的厂长是中央派的（一机部直属）。当时13级算高干，党委书记是40年参加革命的，13级，工资154元/月。车间主任的工资不见得有工人多，过去他们一分钱不敢贪，贪污1万元就可以枪毙，现在都可以花钱买通了。当时讲的是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个党委书记家孩子少，住房没有我家的大。

以前上学看病都不花钱，现在医保只给报80%，而且是住院才给报。我孙子在私立学校上初中，每年要花1万多，因为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比别的学校高。别说上学看病，连吃饭都管不上，大孙子大学毕业上班，一天20块钱吃不饱。以前每天上班8小时，现在就随便加班了。2005年以前沈阳曾经不发退休金，于是退休工人站马路，当时差不多有一万人，迫于工人的压力退休金后来发了。这几年大家都不敢有什么行动了，不然会扣上法轮功的帽子。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那时候工人之间感情可好了，谁生病了，大家只要知道下班就去看他，不像现在是竞争关系。现在的人互相都不信任，老太太摔倒了，没人敢扶，怕被她讹上。也不敢反对坏现象，前一段那边几个打牌的人打起架来，大家也没人去劝。

六、老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

问：毛泽东时代宣称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现在对这个提法很多主流学者都不认同，比如于建嵘在《安源实录》这本书里面就认为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对工人的一种欺骗。更多的主流学者认为这个口号只是工人阶级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而已。不知师傅你们对这种质疑有什么看法呢？

周师傅在毛时代是技术人员，曾在市委、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任职，改革后在电力部门某公司当总经理。周师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先笑着问我：小唐，要是现在你工作了，你说你们单位会不会对你关心得无微不至？

我：呵呵，估计不会吧。

周师傅：你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那肯定不会。但是如果你是领导那就不一样了，连泡澡洗脚的钱都可以给你报销，你说这是不是无微不至！

为什么现在的厂对领导关心得无微不至，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了现在的厂是领导的厂，不是你工人的厂。哪个人当干部，领导说了算；厂里面的经费怎么用，领导说了算，甚至连账目都不公开；你要是敢提意见，马上把你开除。换句话说，现在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主人不是一句空话，哪个有权力哪个就是主人。当时为什么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因为工人有权力。

周师傅停了一下继续说：比如说人事权，这是一个工厂的核心权力。现在哪个人提干、哪个人下台是领导说了算，所以说现在的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以前可不是这样哟，以前能不能提干那是要在群众这里过关的。

以前的干部产生是非常民主的。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工作积极、乐于奉献的人），然后政审。到了一定时候觉得可以了，就开始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党政干部由组织部管，技术干部由干部处管）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三上三下之后，再决定这个人是否能提干。不要以为座谈是走过场哟，我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棉纺厂有个女同志，各方面都很能干，厂里面想给她提干，就找群众座谈了解情况。结果很多人反映这个女同志脾气大，说话的时候经常说脏话，最后就没提成。

这时，梁师傅突然插话：小唐，这个事情值得你好好的体会一下。群众反映她说脏话，结果提干就没有提成。这说明当时选干部那是非常严格的，不是你哪个领导可以随便安插的，在群众这里过不了关，那就不得行。

周师傅：你可以想象，通过这种程序严格筛选出来的干部，那都是群众满意的干部，群众不满意的选不上去。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又是群众满意的干部，那他们肯定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

罗师傅：××钢厂处级干部，80%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当时提干是三上三下的群众意见调查，所以选出来的都是相当优秀的人。

贾师傅是老劳模，他说：当时的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职代会最关键的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工人中产生的。所以当时的职代会能够真正的代表职工的利益。

山东××机床厂的张师傅：当时大搞群众运动是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966年开始批判马钢宪法，76年又针对一长制再批了一次。推行鞍钢宪法后，很有效果。1968年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干部要从产业工人中提拔。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的工人根本就没有当家作主过。有人说那时工人“只不过能提个意见”，不能算做主，工人也不过就是干活，不管什么朝代什么时候，工人“只能想着通过什么途径增加自己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待遇，那就是最高的了。要想着当家作主人那是做梦，是办不到的。”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您对这一问题怎样看？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文革前厂长是比党委书记权利大的，掌握的全部的决策权,工人不参与决策。文革前工人也不敢给干部提意见，但文革期间就敢提了，主要是写大字报。

老工人赵师傅：那时候工人有权利，处理工人必须经过工会，工会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就行不通、你想开除也开除不了！工厂里的大事也都是在职工大会上讨论通过的。

林师傅：过去工人不但在工厂里有权利、在社会上也是最有地位的。那时候关于政治地位，上面提得也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工人做贡献了，国家给予一定的荣誉，申报劳模，都是很光荣的。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劳模、代表，但无论是政协、人大、五一劳动奖章，性质都改变了，过去是一线工人占大多数，现在不是产业工人为主，都是些老板、管理层。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现在的组成成分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吗？私企老板，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为啥都能入党？当政协委员还可以理解，但让入党在方向上就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个发展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啥都有的。毛主席在九大结束后的一个报告里说，我们中国一大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有一部分人，他们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思想。那时候派工宣队到学校、政府机关宣传，工人的地位高，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那时候从各个工厂、从农民当中挑选优秀的积极分子，不经考试直接送到学校进行深造，这打破了过去科举制度的那一套束缚人的内容。有实践、有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工人中来的，学习后又返回到基层做贡献，老三届都是骨干。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靠精英、一个事依靠广大的工人群众自己，两条路线依靠的对象不同。过去培养人不是看谁记住的知识多——你学的知识再多，当个卖国贼害处更大，汪精卫就是例子——还有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

余师傅50多岁，在河北省某鞋厂工作，后下岗。他说：毛时代的工厂是工业局管理，厂长和书记都是上级任命，他们与工人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如何体现呢？一方面通过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来体现，比如陈永贵、吴桂贤就是这样提拔上去的，这些人就能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现在是从精英中提拔，也就是从有钱人中提拔干部，比如张茵，她是人大代表，她提出国家应该让富人少纳税，应该让穷人多纳税，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都说不通。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毛主席提出，干部要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三同”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毛时代的市长、书记来厂里检查工作都是骑自行车，自己带粮票吃食堂。我1970年进厂，因为工作积极且群众基础好，被选拔为车间主任，因为同时负责财务，相当于副厂长。我的办公桌就在车间，有什么问题解决起来很快。现在的领导都不这样了。想一想，如果矿长经常下矿参加劳动的话，矿上还有经常死人吗？此外，在经济上，毛时代工人的工资和干部没有区别，我1970年是学徒工，每月18元，后来转正成为三级工，增加到37元，1978年在车间主任位置上，是42元。包括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减少，干部和工人也是一样减少。

李师傅：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对工人是啥待遇，现在又是啥待遇。对我们这些参加护厂的老干部、老工人，都是“坚决打击一小撮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来抢工厂的东西还不让你说话，你说话就是闹事。实际上他们是贼喊捉贼。

七、毛时代工人不自由吗？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工人在毛时代不自由，不能自由流动，分配到哪里工作必须到哪里，没有选择。现在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宣传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限制，使过去的农民进不了城，当不了工人，今天总算有进城打工的自由了，城市工人也不再高人一等了，所以国企破产工人才能获得自由，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现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在毛时代工作时是否是自由的？

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工人们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愤慨的说：咋不自由？！我们根本不接受！国家分配，咋不自由？这就是对你们的灌输、说我们过去啥都不好！

稍稍平静下来后，老工人凌师傅先说道：过去在安排、调动工作时，是很尊重个人意见，要征求工人自己的意见才能安排。你有困难，提出请求，比如夫妻两地生活的就马上能把你们调到一起，咋不自由？你住东郊，工作在西郊，生活不方便，就把你调过去。

老工人刘师傅：我是普通工人，当时我爱人在二电机工作，每天要推着个小车一跑几十里，挺困难。我和厂里一说，为了方便职工，就把她调过来了。这和领导一说就可以，只要找一次，领导很主动的就给你解决了，根本不是啥困难。这都为了职工的方便，给职工解决困难。现在都给你“调”回家了，可“自由”了！

老工人赵师傅：调动需要服从一定的产业、计划安排，不能无组织纪律性，调动过程有手续。相比之下，同行业的调动更加容易，调动有点难是跨行业的那些，比如你从重工调到商业，跨行业的调动是有一点限制。因为粮食局、劳动局都要根据计划控制指标和人口，一期是有一期的计划的，而且工厂要保持一定相对稳定性，不能你想去哪就去哪，这哪叫自由啊？这都乱套了、生产不出问题？这是无政府主义。如果你是技术骨干，你要随便走了那工厂怎么办？啥叫自由啊？想睡就睡想吃就吃？这是个人主义。

老工人王师傅：毛时代尽管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但工人调动确实是方便的。通过组织有计划安排，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调动——那时组织都是很积极地解决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给你办好。

现在呢？屁大的事你要到处找人、托人，好几个月好几年都办不好。工人现在没有地位，在资本家的管理之下，你就没有任何权利，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证，叫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一句话就给你炒了。

凌师傅：有一个例子，拖电厂的钣金工自己到锅炉厂去了，他想转正。劳动局一查发现他是拖电厂的人，并没有法定手续离厂，让他回去补办手续，拖电厂还补了他三个月的工资。现在呢？你看李彦荣，老总说开就把她开了，这是啥事儿？劳动局都仲裁了、法院都判了，老总不让她上班儿她就不能上班，你说到底什么是自由？谁的自由？什么时候自由？

老工人陈师傅（女）：那时无论如何调动，工人的工资、福利都是有保证的，没有遇后顾之忧。你看我们厂，62、63年的时候效益出了问题，没有生产能力了，就把我们都借到其他单位去，阀门厂啊、针织厂啊都有，工资奖金照样拿。五六百人只剩下一百多。到67年文化大革命时，厂里的效益又转好了，就一边招工、一边把原来的工人叫回去，因为厂里是有专业技术、特殊工种的，一些车间还需要原来的老工人。但有些工人不愿意回去啊，比如阀门厂的20多个工人，还有针织厂的，因为搁那儿工作可习惯、可熟练，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劳资科就根据你个人的要求，重新安排人组织生产。

化肥厂杨师傅：我认为，在职业上“定终身”是有好处的，对企业有好处，对他自身的成长、学习也有好处。现在可以自由流动了，年轻人“跳槽”频繁，没有民族感，只有金钱感，一心追求享受，能有什么成就啊？

以前都是先国家、集体的利益，人民有民族感，国家有凝聚力。如今少数人财富增加了，整个社会倒退了，这是改革的成功吗？

问：在毛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工作调动比较困难，所以解决起来比较慢。改革后，有人说毛时代不人道。是这样的吗？当时夫妻分居数量有多大？

老工人林师傅当年管理过人事。林师傅说：当时我处理过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调动是很方便的，都是照顾着工人的想法。只要符合条件、单位肯放你，一定会要。比如我们钢厂有个叫王玉的女技术员，她和她爱人原来是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还没谈恋爱，所以分配在两个地方，她爱人在广东，他们在那边结的婚。后来她爱人从部队转业到汕尾，两个人想在一起，王玉就给厂里打报告，组织部门汇报到党委、市组织部门，开封市政府就和汕尾相互联系。当时我亲自去把她爱人的档案调过来。两地分居的比例在我们这很小，1千多人的厂，就两个人有过这问题，一两个月就能解决。这是73、74年时候的事情。

电缆厂老工人丁师傅：有这样的情况，但尽量照顾，实在调不了的，有探亲假，除去路上的时间保证够18天。如果是厂里特别需要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得要快一些。企业照顾个人利益，但首先考虑的还是工作需要，厂里的问题比个人问题重要，哪个厂需要多少人都是死数，有特殊情况可以调剂，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调走，必须还得有一个人来填补生产线上的空缺。

什么是人道？现在是可以自由流动，但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厂里的问题重要，工人集体的利益重要，还是你个别的问题重要？人道不是这么体现的。那个时候，工伤很少，厂里真正关心工人的生老病死，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

问：那您对现在社会中 “工人的自由”怎样理解的？

林师傅：说我们那时候不自由，是为市场经济开脱的一种说法，市场经济下可自由了，国企工人都下岗回家了——想干啥干啥是吧？

郭师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那个时候的情况，工人那时候可没有感到不自由，都对自己的工厂恋恋不舍咧，从来没有想过“不自由”！现在那些人到处宣传歪理邪说，年轻人就相信了，有不少年轻的工人也相信那时候没自由。你看那些人不说毛时代稳定，偏要说没有自由。你说现在工人可自由——到处去找工作、哪儿都不要你！

可自由了，这是出卖自己的自由！

林师傅：你提的这些问题啊，是一些搞自由主义的人弄出来蒙混人的说法，你们没有经历过毛时代，是有些问题挺可笑。还有人说过去工资低，那时候那么好的生产、福利，你说工资低、过不下去，怎么说得过去？你GGKF的基础，就是这些过去利税上亿的企业，你说人人是懒汉，那GGKF到哪里去弄？

八、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

问：GGKF前是党委领导，改革后是厂长负责制，为什么党委领导就好一长制就不好呢？厂长在改革前后一般也都是党委的成员，为什么前后会发是这样大的变化呢？毛时代使领导行为受到约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是党委负责制，厂长和党委是相互制约。但是从80年代开始搞厂长负责制起，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了，主流媒体不也说“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吗？确实是这样，他一个人说了算，没人监督、没人制约，结果他出了问题，整个厂就完了。这里每个厂都是这样。

赵师傅：搞了厂长负责制后马上又搞了聘任制，会计也成了厂长的人，工人再也不知道厂长的账目了。正厂长聘副厂长、科长聘副科长，都是领导说了算了，厂长还可以叫书记下岗，后来干脆“厂长书记一肩挑”了。啥也不公开，工人啥也不知道，都成奴隶了。

马师傅：52年我进了龙华（音）烟厂，56年搞公私合营把11个厂合到一块，合到现在的烟厂。公私合营后厂里有700来人，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大一点也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解放后经济还不发达，我们是搬到省军区的院子里，在三层的楼房里生产，过去的老厂长几乎都是从工人中间提拔的。那时候国家没有对我们厂进行投资，就是大家相互兑点机器，扩大生产以后的地皮都是烟厂通过审批自己买的。当时的书记由市政府派下来的，也有部队转业过来的。61、62年部队转业过来的老书记可好了，排队盛饭的时候，他自己排到了又站到队伍后头去，叫工人先吃。为了建设这个厂，工人吃的苦不小，我们是穿着棉干皮做的工作服上班的，都是为了节约。82年的时候，光在厂职工就有2700多人，我们盖了高大的厂房，厂子里交了税还留下1亿3千多万，市里财政吃的都是烟厂的。

厂长负责制以前，书记可以起到监督厂长的作用；厂长负责制以后，书记就没有监督权了，以前经常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面对面提意见就都没有了。领导一大把，全是脱产干部，还多吃多拿！到了84年以后，烟厂就不中了。

余师傅：厂长负责制是80年代开始的，平安公司的老总年收入6000多万，这就是厂长负责制的结果，因为厂长可以给自己定工资。搞厂长负责制之前我们厂效益很好，负责制后反而搞坏了。之前我们180多人的小厂，账面资金30多万，加上原材料一共有100多万，这个钱其实已经很多了。厂长负责制后大权独揽，错误决策、贪污腐败、化公为私、任人唯亲等等，到了90年代末期工厂就垮了。

烟厂的李师傅：厂长负责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如果党的路线出了问题，党委书记也会变坏，哪能对厂长起到监督作用呢。到了80年代，按照国家政策，我们厂搞了“三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刀切，把原来的老厂长换掉了。新上来的是个专业兵，83年他通过培训到省烟草公司的研究所一年去拿了文凭，然后到烟厂来当厂长，才20多岁。他在部队是犯了错误的，搞未婚先孕，为了女友要留到市里来。他找了当时是烟厂的党委书记马××（原来是7249的一个团级干部），那还是党领导一切的时候，马书记就让他先下车间干了一段，然后去了研究所。84年他拿到文凭回来正赶上“三化”，他可年轻，其实专业化他也谈不上，他不懂技术只是有文凭，但他有靠山，结果他就当了厂长。不到2年，生产任务就一直下滑，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是“5个7”的亏损，亏了77777元！抓生产他是外行，而且基层也搞了年轻化，连组长带班长，都上年轻的。当时年轻的那个姓陈的副厂长，他专挑不听话的、刺儿头的小青年上来，说什么“以毒攻毒”！最后他和马××、厂长他们成了一个派系，都是同一个部队的几个人，把老工人踢开。当时的亏损对于烟厂的职工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会儿干部全部脱产了，连班组长都脱产了！这前后党政工团领任务、分析生产的工作全部都停了，工厂管理也开始混乱，偷烟什么的都有了。一些年轻工人报告说完成了，其实是偷工减料。我当过工艺科科长，启用了老工人，分析情况以后，才扭亏为盈。

××木器厂下岗工人徐师傅：以前不是厂长说了算，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关于机器、厂房等还得上报，只是对办公费用有支配权。有人给党委书记送礼了，就可以写大字报监督，监督是一部分，有战斗力。大字报写出来有用，党委会的时候必须交代，如果有利益交易就要检讨。出问题了要开批判大会，检讨。所以当时干部都不敢贪污，我刚进厂的时候，干部吃顿饭都不敢吃。一个干部下乡在农民家吃派饭，农民给他打了两个鸡蛋，他走的时候就得多付点饭钱。

××农机厂原工会主席刘师傅：那时候我们厂长、书记都是调配的，我们归农机局管，所以就是农机局调配。一般都是自己这个行业的人来当。书记有时候是一些转业干部来做。86年的时候，就一刀切了，谁要是没有小红本（即大学毕业证），就一律下去。原来的厂长是中专毕业的，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后，也就下来了。局里面也是一样的。紧接着，87年的时候，厂里就搞承包了，承包之后厂长就有权利处理干部了。以前我们厂里有一个人，他干活的时候很能吃苦，人们怎么拉都拉不回的。但是他对厂长有意见，厂长也看他不惯，结果就被开除了。还有厂里的副厂长、书记，都被厂长给排挤走了。后来厂里的设备都被卖了，卖给邯郸，卖的钱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反正没有上交。原来的地毯厂，也归我们管的，承包后厂里的设备全给厂长卖到他老家去了，厂里的人都没人管了。承包前厂子里有1700多人，后来就减到200多人了。厂长承包后就要砸我们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毛主席给的，凭什么可以砸？

吴师傅：实行承包制、一长制，一点点在温床中剥夺工人手中的权利，使工人最终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当厂长决定一切而工人沦为生产的工具时，工人也只有消极的应付了。

问：过去工厂里干部和工人关系怎么样？工人是怎样防止厂长和干部贪污行为的？

××烟厂的一位老太太：以前工人上班一律平等，干部还没工人拿得多呢。会计全场只有一个，每天要下车间检查，那组完成了就马上插上小红旗。厂长比工人到得还早。天热的时候也不能开窗帘，因为水分是烟厂的生命，不能蒸发掉了，可是工人们也没有怨言。厂长和工人都是吃在一块儿的，他带头舔饭碗，不浪费一点。厂长拿多少钱工人们都是知道的。

田师傅：过去财务有一个很严格的规章制度，超过30元以上，必须用银行转账支票，不允许用现金购买。现在不要说30块钱，一百万都可以变现。过去国家对全国工厂的管理都有很严格的制度。“开放搞活”，厂长想咋弄就咋弄。

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确实是大家没有利益冲突。工人工资待遇好，那就是现在批判的“平均主义”。现在工人的铁饭碗打烂了、平均主义打破了，管理层倒抱上“金饭碗”了！现在管理层都是放任自流了。贪污咋办？你看咱这刑法，贪污10万元以上最低是判15年徒刑、至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处死刑，实际情况是贪污几千万的都不死。

田师傅：看看现在这个腐败，就是因为政治没有放在第一位，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是一切为了钱，这就是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

李师傅：邓小平要学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李鹏当总理时候搞“村务公开”，后来又搞厂务公开，都公开了吗？允许工人查账吗？毛时代叫谁当会计，他还不愿意呢！运动一年半年来一次，大队会计们站一圈儿，大家围上去：“账目拿出来！”敢不老实？现在的财务科长，和老板一起可风光了。大面积开始腐败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以前也有腐败，朱镕基总理说过，腐败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但以前我们能监督。

赵师傅：现在工人很难监督了。我们市企业的改制，是先从几个大厂，地方政府根本不会把财务、改制的明细公开。职工人多，有人对工厂财务和厂长腐败问题有了疑心，就自己去调查，调查反映渠道都是自己摸索寻找出来的，费了多大劲啊。

××制药厂的吴师傅：那会儿有问题就贴大字报；再不行就去找政府，当时找市长都是推门就进的。那些保卫，就是收收报纸，不像现在还管人了。

70年代我们厂有个副厂长，老说点坏话，是一个“大炮”。我们就上轻化局反映问题，解决不了，就去找市长去。当时市长在开会，我们等了一会儿，后来会开完了。秘书让我们派个代表去，结果当时市长出来了，就说干嘛派代表呢，都进来吧。结果我们就都进去了。后来那个副厂长就调走了。哪像现在，见一次市长可难了。

××木器厂下岗工人徐师傅：“四大”在第五次人大撤销了，不然资本主义复辟不了。d一上台领导干部就腐败了，当官的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了，他南巡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员干部带头富，那干部腐败如何解决？

现在的腐败反不胜反，总有贪的地方。靠法制永远是不彻底的，只有发动群众，那又得来一次文革。其实文革就是一场反腐败斗争，整走资派就是整腐败。当时已经出现腐败现象了，红卫兵写大字报讲有些领导穿的皮鞋和用的皮带扣都非常高级。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没钱办，其实把贪官污吏的钱拿出来就好了。

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

问：毛泽东时代有“鞍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你能谈谈这个民主管理到底是怎样搞的吗？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脑体差别基本上不是太明显，脑力劳动在车间里有基层小组，在厂里面有设计科、工艺科。技术人员在产品设计出来后，一定要参与试制试验，在这个试制实验过程中，工人会主动地把他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比如你这个设计上有哪一点上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应该咋样改进，技术人员就会很虚心的请教听意见。

科室干部要经常地、规定的一个月经常下去劳动的。干部每周六下午都要参加劳动，如果到月底忙的时候也会参加。那时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创业》？我说一个很不客气的话，今天你们问的问题，对于我们老工人，有的问题就感到很可笑。现在打工就是让你听话，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不干你走人。

老工人丁师傅：当时搞“三结合”，厂里有设计小组，那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搞出技术，到各个车间试运行，发现问题再进一步改进。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时设计的这个预热器，给发动机预热的，原来厂里用的是苏联设计的，这个大，我们厂里设计的就很小（他边说边比划，表示小3/4左右），工艺都是一样，材料就节省了很多。这是车间一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他领导一个设计小组，设计出来后经过两年半的实验，工人当然是参与设计其中的、参与实践，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坐办公室的人都认认真真。现在说句不好听的，坐办公室的都不干事，这画画那描描。在鞍钢宪法实行之前，厂里的干部就以厂为家，参加劳动。干部和工人关系比较好，车间干部直接参与搞生产，不是和现在一样就在办公室里坐着。那时候干部和工人都是一条心的。过去的干部是带头干、领着干，要是有工人提他意见，他自己都要反省好几天，上级领导也要批评他，哪像现在谁提意见就让谁下岗。在四清的时候，我们厂有一个车间主任，工人提他意见，说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提了这意见以后，他那是不吃不喝、心里受不了啊，找工作组谈，说自己十四岁当工人，“说我没有工人阶级感情，太想不通”。他写检查写了两次还通不过，工人就是认为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不同意、让他继续检查，僵持了一年多。他越想越想不通，最后工作组提醒他，“你自己考虑考虑，工人为啥提出这样的意见？人家工人开着车床，你穿这白衣服往那一站，你想想看你这啥意思？”他说我又不计较，我就穿这衣服啊，工作组就提醒他“你不计较，但工人他怕把你这衣服沾上油渍啊，工人不愿意啊。”这下他想通了，这确实是脱离工人阶级、不团结劳动群众，他重新做了检查，给大家一读，工人就哗哗哗地鼓掌，大家都非常满意。下车间都穿工作服啊，你说你穿着一身很整齐干干净净的衣服（会给工人劳动带来麻烦）。所以那时候工人和干部都是很一致，都是想把生产搞好、把厂搞好。

老工人金师傅：过去厂里的技术革新，那都是“三结合”搞的。干部领着，或者支部、或者厂里的技术科领着，技术人员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完以后，付诸实施由工人来实践检验，看你这个方案适合不适合。那时这个“三结合”搞得真不错，基本上很少出现失误——理论有了、实践也有了、上面又有正确的领导，失误个啥？技术革新里还有不少工人单独发明的。早先一车间搞运输是人工干活，后来工人发明了用电器的传动装置，减少人的体力劳动、效率也提高了。这些都归功于“三结合”，技术人员、加上车间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车间的骨干力量，这样一合就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我们厂这样搞出来的技术产品可多了，相当多。

吴师傅：干部参加劳动使大家劳动热情都很高涨。领导干部都冲到生产一线了，普通工人有什么理由不卖力啊！当时工人都争上游，争小红旗。

一位未担任过干部职务的普通工人：那时候很多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不感兴趣，只埋头于自己的岗位工作。但工人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对于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当时领导参与劳动是很普遍的，很多工厂的领导都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上来的。干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调整时间参加劳动，可以说有的干部比工人还累，但工资和一般工人相当。遇到什么活，领导冲在前面。单位里干部打扫卫生、帮工人买饭等例子很多。这些都使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

东北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我们砖厂包括厂长在内，有五六个人是脱产的。厂长是上级派的，班组长是工人选出来的，班组长也是工人，不比大家多拿工资，还要带头儿干活。干部的工资与工人差别不大，有的工人工资比干部还要高。

凌师傅：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出来都先到车间去当见习技术员，一定时间后再转成技术员。我们原来是个贫穷的国家，农业都不是很富，工业你想啥？所以提出工业技术改革、技术革命，效率就提高了。我原来是车间的一个领导，原来轧钢啊都是人工的，又热又累，我们就想把这个体力劳动降下来。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技术人员的智慧，车间领导支持，底下的骨干人员、还有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人一起，结果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研究出从加热炉里出炉通过轨道运到轧钢地点的办法，代替了人工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李师傅：当时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是很融洽的，一个国家没有知识怎么行？但是要看学的是啥知识、都用到哪了？你看这李鹏跟新加坡学的高薪养廉，学的啥？车间主任工作都是单间、一人一套房！你说这是个人行为？这是受整个大气候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随整个政治体制来实现个人才能的。现在大学生都是想的怎么去当官，这是最现实的。邓小平说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实际是什么意思呢？文凭是个宝，年龄不可少，口才是关键，钱财比山高。你看那个发动机厂的技术员，半年里当上了副厂长、过半年当上市里主任，再过半年副局长、省委常委，现在全国妇联的主任，我是听过他的几次报告，那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又臭又长，就是那水平了。关键是你这知识分子到了大环境里，就只能变这样。

问：毛时代工厂经常开会，开这些会是简单走走过场，还是真的对维护工人主人翁地位有帮助？普通工人一般都参加哪些开会？在开会讨论时，大家提意见提得最多的是哪些方面？

电缆厂孙师傅：那时开会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以车间为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每个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安排下周任务，如果有未完成的，其他人帮忙完成，一周开一次。二是以厂为单位的生产调度会，也是每周一次，全厂各车间负责人参加，70年代的时候，厂长迟到都得交待清楚，并且要扣奖金，大伙儿的监督是很严密的。三是政治学习会，每天要抽一小时进行政治学习。

开会都在业余时间，不耽误生产。开会主要围绕生产，同时提高政治思想。各车间如何相互协作，生产程序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完成生产任务，每天生产多少都是会上讨论规划的，都有记录，管理得很有条理。

马师傅：那时候工会的干部只有3、4个人，他们都不脱产，除了主席、副主席，就是两个办事员。工会开会是召集全厂的工会成员参加的。上班前后都要开生产会、分析会，以小组为单位，一个车间分成几个组，每组有10－20人。

沈阳标准件厂的老工人说：过去工会就是搞福利的。工会有小组，平时有活动，有会议。

以前在工厂里一天学习一个半小时，现在都没有了，学习主要是学政治、学生产。工人们不觉得学习是一件心烦的事。当时心情舒畅，什么顾虑都没有。厂里传达过鞍钢宪法，更主要的还是学大庆。工厂里有啥事，工人都可以参加，比如评劳模。工人可以提合理化建议，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工人有说话的权利，可以要求调动，身体有病可以退二线。关于工人工资评级，一个是靠工龄，不用找关系，另一个就是工人互相评。每次群众运动也都会让工人参加讨论。

田师傅：班组会是很经常的，一个班组大的百十个人，小的十几个人。大家每天开会都是很主动的，开工前布置一下工作：今天都是啥任务，工作完成的工时是多少——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一套相当严谨的制度的，不是像现在宣扬的什么的“国有企业大锅饭、养懒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也不是有些人说的每天都是什么斗私批修，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金师傅：开会是工人当家作主的表现。工人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想开除也开除不了。那时候工厂里经常开会，生产会、行政会、党支部生活会，一个礼拜最少三个下午，再加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是用来开党员生活会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议一议。大家心里也不觉得烦，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明天有啥事了就开职工大会，事先有通知，开会是下午4点以后。

凌师傅：一般工人都是参加车间一级的管理。每个月下了一定的生产计划，尽量地减少浪费——每次讨论这个工人提意见的最多。

丁师傅：我给你讲一个厂办的事情。那时候部里派一个农业局长来视察工作，厂办觉得不能叫人家喝白水，就买了两包茶叶一包烟，那时候这花不了几块钱。后来开会一说，职工发现按规章制度里不能报销，这个账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你看着规章制度严格不严格？你再看看，到现在报销大吃大喝的经费算个啥？

朱师傅：我那时候管理过工资，基本工资、医疗、福利等构成工资总成，但发给工人的是一部分，大概是82%。另外18%留在常理作为医疗、教育的补助费用，余下的利润交给国家。厂长根本没有“我先分”的权利，工资的分成是大家开会定的、工会讨论通过的，厂长根本没有个人的决定权。厂长管生产，就像像小区的物业管理，而不是所有者，他是受党委领导的。后来改革把国营改成了国有，偷换概念，资产阶级国家夺取了资产。工人也从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和厂子也要签合同了。

90年代厂里一个小小的班组长都敢贪工人的1千块钱，两个工人告了12年都告不下来。毛时代可不是这样，职代会、工会，车间还有骨干小组、党小组，大家一起审理行政计划；厂里的财务要受上级监督；而且还经常搞运动，不是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吗？大会小会班组会，就是为了这个。有时工人也烦，下班就要开会。但是会上生产啊、财务啊、人事啊都得公开，所以没人敢贪污乱动，大家都监督着。

吴师傅：我们每周都开班组会，上班前或下班后，开半个小时。那会儿都乐意开，主要就是讲些技术创新、学一些国家的政策文件、

报告厂子的生产状况、奖优罚后等。这些都是工人必须知道的。每周或每两周还要开一次全厂的大会，向工人汇报生产情况。如果有人有自由主义，比如迟到早退，或者生活作风不检点，开会的时候就经常批评他。

那时候大家都不讲面子，谁做不好的话工人就会当面批评。干部意见也会提。也有派性，我们厂就分两派，一派就给另一派提。我就提过，说这次生产没有领导好，有窝工现象，或者说干部有些偏听偏信。

一位老退休工人：工人对群众运动是欢迎的。我们经常开会，通过开会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经常讨论厂里的工作，比如生产中遇到了问题，大家就在一起分析问题的原因，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现在二十多年都不开会，对国家大事都不了解了。

十、物质刺激符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吗？

问：有人说过去工资低，工厂里讲究“政治挂帅”，没有实惠；GGKF以后，开始涨工资，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办法，待遇提高了，才符合工人的要求。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鞋厂余师傅：毛时代对于先进职工通过发奖状、评先进进行表彰，被表彰的人很光荣。1978年搞改革，企业里发奖金，搞物质刺激，有的工人也很高兴。但是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劳动没法致富，搞物质刺激不是工人阶级的出路。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领导不让加班工人还自己愿意去，没有什么报酬也愿意去，加班不给钱的时候都抢着加班。这是啥呢？灵魂——政治挂帅。如果专为了钱，你看现在，工人都不去加班。

为什么一些老工人对这个改革满腔怒火？你看工人那时候工资有多少，高了也才八九十，可工人有39项福利，家属看病报销一半，光医疗这一条你现在看看，不要说家属了，连自己都看不起，是不是？那时有各种补助——比如用电，一个灯就交一毛钱，房子坏了、家里家具坏了，一个电话就专门上门帮你修了，厂里有专门负责修的。你说我是该怀念那个时候的低工资，还是该拿现在这几百块钱？

老工人丁师傅：我来厂里的时候才16岁，拿几十块钱，那时候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现在呢？我拿一千多块钱了，可养活不了几个人。那时候干部和工人没啥差别，福利待遇都一样。

老工人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工人和干部工资差不多，八级工工资一直在变，有过八十来块钱，八级工工资比车间主任高，厂长也不一定有八级工高。

老工人林师傅：我那时一天工作8小时，正常的都是8个小时。有时候有突击任务、特殊情况要加班，像58年大跃进的时候，工作12小时。这都是有突击任务、特殊情况。有一次三天三夜加班呢，那时候也没加班费、也没钟点费，但大家都愿意，没有说不干的。

过去干部和工人工资基本上差不了多少。邓小平搞工资改革的时候，提出搞行政管理的工资要多涨，干部工资就比工人高了。到江泽民时候，管理层成天了，整个地翻过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各种奖金的标准都有，看你生产的咋样、各种表现如何，不同时期标准也不一样。那时干部没有奖金，每月3块3主要给一线工人。文革期间没有取消奖金，但那时候都不提物质刺激的，奖金也很少，分一二三等，一等只有3、4块钱，而那时候工人最低工资也有3、40块钱，奖金只是个象征性的。评上模范就是发个奖状，鼓励你积极劳动。可80年代开始发红包了，就坏事了，红包不叫问，管理层拿多少、财务上批出去多少钱都不叫问。评劳模标准也变了，过去的劳动模范，都是工人，现在的都是些什么人？农村的至少是个乡党委书记，工厂都是大老板。

针织厂另一位师傅：我是58年参加的工作，针织厂当年是公私合营建的。那时候的领导是爱护你的，不是看不起工人的。一线的技术工人、老工人工资比厂长、市长都高。大跃进的时候在工厂里是产量质量都抓的。我们厂从开始的3、400人到文革时候升到1000人，工人有发表言论、提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还有毛主席号召扫除文盲，我们就上夜校，现在的工人哪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文革的时候也没有影响生产，我们是三班倒，4点下班以后才在会议室开会，大家一商量，写个大字报一贴，现在谁敢给领导提意见？那时开会总结生产、总结工作，谁也不要耍滑头，大家还争着早上班，就怕自己落后，没有关于发个人财的想法儿。厂是我们建的，家属住的楼房也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从80年代初开始忽悠工人了，计件工资、奖金刺激。从厂长承包开始就叫工人下岗了，减掉的人的工资他就贪去了，提拔干部也任人唯亲。原来我们车间的一个小干部因为男女关系给记了大过，后来他当厂长犯了错就换个厂子让他继续干！

吴师傅：毛时代是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干部不敢贪。刘青山、张子善才贪了多少钱？就被杀了。而且会影响后代。子女参加工作、入党、参军，都是要政审的，干部自己没做好，政审就会出问题。

一位普通老工人：劳动积极的工人在评级时候是可以涨工资的，但工人的积极性不是那点激励能解释的，更不是管理出来的。我们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要那几个臭钱。生产效率很高，因为不是个别的领导在组织生产，不是个别的专家在解决技术问题，而是大家都参与到厂子的生产中，每个人都很积极，因为每个人都是厂里的主人。当时，领带干部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反映。同时大家经常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领导敢于面对面批评，能很快的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都保证了生产的高效率。

注释：

[1] 列选4卷，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2]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3] 毛主席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

[4] 以上引号内都是工人原话。详见本书中《二、为什么毛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六、老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等部分的访谈记录。

[5] 孙礼静. 工人之路——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6] 于建嵘.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威虎网，www.weho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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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四夕：一家之言：五九庐山真面目

打油诗．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鬼使神差一封信，阴差阳错悲剧生。评头品足数十载，看破红尘有几人？　　

第一节　　五九庐山真面目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已到天命年了，人们不但没有遗忘，而且还在议论纷纷。但从议论中看出，真正认清五九庐山会议真面目的人并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许多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议论错了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些所谓教授也信口开合就不对了。因此，有必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

庐山会议分两部分，前部分是纠“左”，后部分是反右倾。对前部分认识比较一致，对后部分反右倾认识就很不一致了。这里只说后部分。

五九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反右倾的悲剧，不是有的教授说的：是毛泽东放长线钓大鱼，有意要整彭德怀，而是由七个阴差阳错的环节造成的，这七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悲剧都不会发生。

第一个环节，是彭德怀鬼使神差的一封信。人们常说彭德怀的信是万言书。其实信除了标点符号外，包括台头、结尾和年月日在内只有3170个字。

为什么说彭德怀写信是鬼使神差呢？生活中有些事就很难说清处，如彭德怀过去经常与毛泽东相隔在千里之外，他一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只是送材料或报告工作。这次近在咫尺却要写信，大家说，这是不是“鬼使神差”。

彭德怀根本就不该写那封信。因为：

一方面信上写的那些问题，自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先后在一些会议上讲过了，还承担责任，作了初步检查，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请看毛泽东以下的讲话：　1958年11月10日　，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脑，以为快要上天了。……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并没有。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不能速。”　11月23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第二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今年番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　12月1日　又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12月9日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就提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1959年2月1—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两次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按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1959年2—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说：“公社在1958年秋建成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3月和4月，毛泽东分别在陶鲁笳、王任重、谭震林的报告上批示：“旧账一般不算，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以上材料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06—826页）　　

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中又强调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7月10日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上面类似的话。

从毛泽东以上的一系列讲话来看，彭德怀信上说那些内容，除了“左”比右难纠正一句而外，毛泽东都先后讲过了，而且比彭德怀信上说的还要深刻、严重些，并在不断想办法解决。因此，彭没有必要再写信。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彭德怀信上说那些内容，彭在西北小组会上也已经讲了。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去年忽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再搞，就好了。”“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就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里。”

（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55—856页）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比他在信上写的尖锐得多。既然已经说了，也就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再说，就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次一举了。没有这封鬼使神差信就不会出现下面的阴差阳错。

第二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毛泽东不该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彭写信不该，毛泽东把彭信交给大会讨论，也不该。因为彭信一出现就争论不休，没完没了。这就干扰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讨论，把会议引入歧途。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呢？是不是有意引彭上钩呢？我认为毛不是有意要整彭，而是要加深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因为：一是彭信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没有理由要整彭；二是毛泽东看了彭信后说了这样两句话“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三是在讨论彭信时，有人对毛说，彭信有问题。毛泽东说：彭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有什么问题呀；四是李银桥说：“庐山会议开始是要纠‘左’，有人向毛泽东反映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上说了许多反对意见的话，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提个意见嘛”；五是7月23日，毛批评彭他们时，也还说他们基本正确，只是部分不正确。所谓基本正确就是主要是正确的。因此，说毛把彭信交大会讨论是有意整彭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与会者不该对彭信争论不休。如果与会者一致认为彭信好，就不会引起争议，如果与会者都认为彭信不好也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没有人们的争论不休，就不会有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没有毛泽东23日的讲话，悲剧就不会发生。因此，那些对彭信争论不休的人们对悲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悲剧的产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7月23日毛泽东不该那样讲话。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应当下令停止争论，集中精力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如果这样，悲剧也不会发生。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的讲话从表面看，是各打50大板，但从字里行间来看，打在柯庆施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轻些，而打在彭德怀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重得多。这样就引起彭那部分人很不舒服，促使他们说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如彭德怀的傲慢，目中无人；李锐和周小舟听了如丧考妣，到黄克诚家去大发牢骚，攻击毛泽东。

第五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彭德怀7月23日不该那样傲慢。《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第265至267页上说了这样一些话，23日毛泽东讲完话，“会议散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出去最早，等毛泽东出了会场，他已经走得老远。

“……彭德怀正走着，不知是蓦然发现拉下了什么东西，还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又掉头反身上坡，与毛泽东一行人碰了个照面。

“毛泽东站住了，向他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脚步不停，情绪冲动地挥手，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口吻平缓地说，没关系嘛，我们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彭德怀甩手不谈，要谈的他都在信里写过，其余的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他的步伐未做丝毫停顿，将毛泽东丢在身后。

“党的领袖遭到这般冷遇，毛泽东的不自在不用说，在场的其他中央首长亦忿忿不平，意见大极了，都异常生气。

“按照预定的会期该是结束了，毛泽东回到‘美庐’也是让工作人员做下山的准备。然而有些领导同志感到，这次会议争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从大家的思想深处达到一致，反映如果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今后工作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

“于是，临时又决定改变行期，推迟下山的时间。经过短暂的筹备，8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未参加前面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纷纷自各地赶上山来。至此，庐山会议已经从最初的要纠‘左’，完全转化为反‘右’。”

由此可见，如果彭德怀不那样傲慢，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不会忿忿不平要求彻底解决争论的问题，继续开会，使大家在思想深处达到一致。不继续开会，会议就到此结束，彭也就平安无事了。可见，后来，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倾，与彭德怀的傲慢关系极大。

第六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有些中央领导同志不该要求继续开会。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起了乘人之危、推人下水、落井下石的作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本想会议至此结束，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就不该要求继续开会。他们应调和毛彭之间的矛盾。彭的态度不好、傲慢，他们应同彭私下交换意见，谈谈心，也可以对彭的傲慢态度进行严厉批评，还应劝彭，心平气和地去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减少分歧，这才是他们应有的正确态度，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提出继续开会，彻底解决彭的问题，就起到了死灰复燃、火上浇油的作用。

第七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周小舟和李锐7月23日晚不该大牢骚。周小舟和李锐在这场悲剧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不是周小舟的鼓动，彭德怀就不会写那封信，没有那封信，悲剧就不会发生。没有他们7月23日夜，在黄克诚家里大发牢骚，就不会出现“军事俱乐部”。有了这个假“军事俱乐部”，才使会议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使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成为“反党集团”，才使他们跳下黄河也洗不清，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很像屎。

周小舟和李锐是害人不成反害己。他们鼓动彭德怀写信的目的是想毛泽东能在大会上批评罗瑞卿、柯庆施等人，因为罗、柯等人在会议期间给他们过不去。但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批罗等人轻些，批彭等人重些。于是他二人就如丧考妣，当天晚上先是在自己住处大发牢骚还不过瘾，还要到黄克诚家去大发牢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后来彭德怀也来了。于是人们就把这晚上他们的活动称为“军事俱乐部”。

周、李在离开黄克诚家时，李锐对周小舟说：今晚说的话就当没有说，今后我们也少来往，可见他们心中确实有鬼。

在后来的会议期间，人们就要他们交待23日晚在黄克家干什么？他们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但人们又揪住不放。于是，胡乔木觉得毛泽东很相信李锐，叫李锐把那晚上的情况写给毛泽东，以便消除人们对23日晚的怀疑，继续追查。7月30日，李锐给毛泽东写了23日晚的情况，并说：“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毛泽东看信后，信以为真，并交其他常委看。但后来从黄克诚的交待的情况看出，李锐给毛泽东的信全是谎言。

彭、黄、张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在是冤枉（但在当时，是事出有因，不可避免的）但周小舟和李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点也不冤，他俩是自跳深渊不算冤。

毛泽东对周、李二人可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非常信任他二人，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二人，虚心接受他二人的批评和建议。在7月23日前，毛泽东两次与他们长谈，在交谈中，用李锐自己的话说，毛泽东给他们说的话“可说是‘知心话’、‘私房话’”，他们也毫无顾虑地给毛泽东提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批评，还作了自我批评，并重用他们，调他们去参加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在这次会议中，他们不仅畅所欲言，而且还多次“通天”，这在当时是得天独厚的。可他俩是狗坐箢箕，不受抬举，还要上窜下跳去鼓动彭德怀写信，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他俩却如丧考妣，仇恨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由于他俩的过激行为，才使庐山会议的性质发生变化。李锐后来悔悟说：“回忆庐山旧事，常常怀着自责的心情，7月23夜发生的事，更追悔无已。”他还诗云：“山中夏夜鬼缠身，号角鸣金耳不闻。心事满腔何处诉，已无缘再让交心。”（这一自然段引号中的话来自李锐著《毛泽东的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

毛泽东在8月10日前，对李锐都是信任和重用的，直到　8月10日　黄克诚交待23日夜的真象后，毛泽东才与李锐彻底分道扬镖，因为李锐是骗子，他曾用政治生命保证的事全是假的。

以上七个环节缺少任何一个，庐山会议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这场“反右倾”斗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责任不能全怪毛泽东，其他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把这场悲剧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实际，更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请注意！这场悲剧主要是由周小舟和李锐造成的。因为彭德怀的信是在周小舟的鼓动下，彭才写信的。信是这场悲剧的起因。假的“军事俱乐部”是周小舟和李锐制造的。就是这个假的“军事俱乐部”才使会议发生质的变化。

打油诗、彭德怀　　　　　　　　

领导平江起义军，井冈反剿纵驰奔。横刀立马长征路，运筹帷幄抗日营。　　

陕北游击歼胡匪，朝鲜阵地胜凶神。鬼使神差一封信，七四临终泪满襟。　　

打油诗、张闻天　　　　

满腹经纶不为名，甘当基石为苍生。庐山会后屋寒冷，默默孜孜用笔耕。　　

打油诗·黄克诚　　

推下深渊实在冤，冤中生活二十年。平冤不记仇和怨，公正评毛一马先。　　

打油诗．周小舟和李锐　　

自跳深渊不算冤，毛翁苦劝当耳边。牢骚太盛风云变，促使庐山起祸端。　　

第二节 毛泽东的失误　　

毛泽东的伟大是古今中外无人能比得上的，但不能一骏遮百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次庐山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倾”，把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毛泽东的失误。这次失误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从纠“左”变成反“右倾”，使“左”不但没有得到继续纠正，而且更“左”了。更“左”的结果，造成三年经济困难，饿死人的事确实是有的。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要由当时的统计数字为准，有人推算出来的数字，说是三千多万、四千多万、七千多万是不准确的、不可靠的，有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这一严重恶果是由多种原因，多种力量共同造成的，不完全是毛个人的责任，但毛作为作为舵手，没有掌好舵，没有排除干扰是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是严重失误。

二是把彭德怀、黄克成和张闻天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削弱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作嫁衣裳。

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对有些人的领导是不服的，但对毛的领导他们是心服口服的。彭在临死前，虽然很气愤，但他还是客观地说：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他（毛），以前离了他（毛）就是不行。

毛逝世后，有一股妖风要彻底否定毛泽东。这时，首先站出来为毛泽东说公道话的是谁？是黄克诚，他说：“现在，有人讲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他还说：“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这两段话充分证明他们才是真正拥护毛的。当年说他们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完全是假的。事久见人心。

革命胜利后，他们继续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不搞特殊化，这和毛泽东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

彭、张在背后对毛有些议论和发牢骚是不对的，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的功劳并不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和林彪之下，特别是彭德怀的功劳可以说在他们之上。而革命胜利后，那些人都上升了，彭德怀还原地不动，张闻天还下降了。他们也是人，人，对公平、荣誉、地位一点不考虑、一点不计较的人不多，有计较（虽风格不高）也不为过，有牢骚，有不满情绪是正常的。至于彭对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不管正确与否，都是为党和革命事业无私无畏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马屁精是不敢批评的。毛泽东对彭德怀应当像李世民对待魏征那样才更伟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如李世民，因为他没有把彭德怀当成魏征，而是当成魏延。这样他就把真正支持拥护自己路线的人清除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这场悲剧毛泽东后来有所悔悟，他多次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不该在县以下反右倾。

1966年10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58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后来的信，究竟是反毛还是刘呢？我认为主要是反刘不是反毛，理由有四：

一是毛泽东在58年讲的大话不多，又最早提出纠左，并多次作自我批评。而刘在58年讲的大话最多（请参看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而且没有看到刘作过自我批评；

二是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主要是批刘，而不是批毛；

三是在《彭德怀自述》里，彭德怀说：我写信的目的就是有些人对大跃进的缺点还认识不够，希望主席在大会上再强调一下。哪个对大跃进的缺点还认识不够呢？肯定不是指毛；

四是“文革”中，彭在北京航空学院的批斗会上说，在庐山会议上他是反刘x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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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仁祥：大跃进万岁！

——纪念建国六十周年

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间，几亿人民建树的光辉的新生事物，值得大大庆贺、宣扬、继承的一件大事。但是，近30年来，大跃进成了地富反坏右及其代理人走资派攻击、污蔑毛主席的重要题材之一；编造的“罪状”之离奇、辱骂语言之恶毒，均到了竭尽之能。把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丑化到了极点；到了实不可忍的地步。好在，我们这代人，都是亲历大跃进过来的，在这代人没有死绝之前，不管是哪个大人物，还是其唆使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大小走资派，任何否定大跃进的企图，最终只能是扳起石头砸烂了自己的脚。历史将再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本人写这篇文章，想把重点放在争论最剧烈的问题上。

一、大跃进的时代背景

1958年，即大跃进开始的一年，当时正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园满完成。“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18.4％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14.7％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万8千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亿3千1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60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4.5％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4. 3％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开始时的41.5％(1952年)提高到结束时的56.5％(1957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的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率都不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3.7％，英国只有2.9％。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是很快的”。(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至1976)》上册第763至764页)。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见，五年内工业总产值增长5.6倍；农业产值约增加一倍。远比被“精英们”吹神了的美、英帝国主义增长快几倍。毛主席领导的20多年，干了美、英帝国主义干了一百多年的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工、农业产值的增速，尽管当时没有“大跃进”这个口号，但事实上是大跃进的五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8年，即或保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也是完全合格的大跃进。因此，1958年提出大跃进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历史的继续，是人们通过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升华。

二、大跃进的提出

现在某些人攻击的“大跃进”，实际上指的是“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因为三面红旗均是1958年相继提出的，相互间有联系，但有区别。本人认为应分开讨论三面红旗，关于人民公社，我在《人民公社好》一文，已阐明了自己的覌点；本文主要探讨大跃进。

“大跃进是由周总理提出部署的，毛主席大力支持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主席、周总理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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