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下来，“增长”又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压倒性话语。政府保增长，学者谈增长，就连普通百姓也在翘首以盼等增长，似乎只要增长一来（当然要超过8%），我们就可以立马重返刚刚逝去的太平盛世。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增长，尤其是8%的增长，中国似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没有人这么明说，但政府的表态以及媒体的报道，都给人们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然而，这可能正在构成一种危险的误导。

在一种相当肤浅但却非常流行的线性思维中，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很显然，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归因推理是相当诱人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痛苦和令人羞愧的自我反省。但真实的情况恐怕要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全球市场体系迅猛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可能是最大的。对1990年代之后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简单图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而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体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遇到了重大的麻烦。在供给一方，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价格的极端低廉，加上各级政府超级的税收优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在需求一端，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职位的大量转移以及分配的高度不均，造成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否则，这个市场将无以为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中美这两个看似冤家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以金融泡沫的方式膨胀全球市场体系需求而最终破灭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由次贷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也不独独是所谓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处于体系内部，而不是体系外部。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无妄之灾，池鱼之殃，而是它本身的危机。事实上，如果不是全球市场体系在需求端率先破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供给端首先破裂。其爆发形式很有可能是资源、环境约束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产能无法倾销所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和经济萧条。在2008年，中国内部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资源暴涨，都险些使这个前景成为事实。幸运的是，美国佬先中国人一步不支倒地，让我们摆脱了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否则，今天被全球同声数落的就可能是中国。

很容易看到，在1990年代之后被推展到极致的全球体系扩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需求一方，以滥发货币、寅吃卯粮以及毫无约束的金融“创新”为主要手段的需求创造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一方，以牺牲环境、透支资源并剥夺庞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为手段的产能供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显然，要重新修复并维持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我们显然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必须削减其名不副实的需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产能输出国则必须减少其不计后果的环境及资源透支并壮大其内部需求。只有这样，全球市场体系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忍受经济低迷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让人忧虑的是，世界似乎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疾驰。我们似乎决意要用一种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来渡过危机。

在地球的那一端，美国人正在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滥发钞票，创造需求，而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国也沿着同样的增长路径狂奔。其主要办法就是不断的增加政府投资，只不过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在今年的头一个季度中，中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已经接近5万亿，几乎完成了全年的贷款规模。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能够迅速增加GDP但丝毫都不会提升增长质量的项目。其势头已与“大跃进”无异。虽然各级政府高喊保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促转型”，但显然后面这一句已经沦为点缀。如此货币创造及信贷投放，是不是真能够保住“增长”仍未可知，但在未来某一天引发无法收拾的产能过剩以及奔腾的通货膨胀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灾难也可能接踵而至，那就是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果真如此，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会又一次掏空中国纳税人的口袋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相信，各级政府大手笔支出，各类银行放款，肯定受到了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成功的鼓励。但今非昔比，朱镕基时代的成功刺激是建立在中国基础建设如付阙如，全球市场体系需求旺盛的基础上的，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饱和，全球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收缩。以老办法来应对迥然相异的新情况，其成功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全球市场需求，还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需求都明显处于不断的萎缩之中，如果目前这种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无法被迅速吸收，那么，高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稳不仅可能是昙花一现，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前景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低迷的组合，当然还要加上财政上的严重困境。届时，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我们相当理解，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有其政治上的充分理由，然而，政治正确并不是总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对于更加严重的困局，我们可能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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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房市、股市正在复制日本“80后”

近来，股市越过3000点，房价也开始疯狂上涨，“地王”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房价上涨的预期。

今年6月25日，北京通州九棵树地块以17.4亿元荣膺北京新“地王”称号；仅仅一天后，“地王”称号即易手北京奥运村乡地块；6月30日，以40.6亿元成交的广渠门15号地又再次刷新“地王”纪录。

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是“地王”迭出。绿地集团5月份出手买下“2009上海最贵地”，投资金额达12亿元；广州城建集团6月夺下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深圳“地王”经过14分钟内113次举牌，以高出底价2.7亿元的价格，终结了当地连续10个月的“零成交”。

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了股市与房价上涨的一个共同源头：通货膨胀预期。当天量的救市资金涌入市场，泛滥的流动性必然推高商品的价格，而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就是提前所做的反应。

从4万亿元救市计划，到持续加大的信贷投放，中国的救市措施力度空前。我们知道，我国中央财政自1980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而地方财政除了极少数地方，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这也是催生土地财政的根源。

早在2005年11月，《财经》杂志就曾经报道：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按照财政风险矩阵，对中国截至2004年的公共债务进行了全面测算。测算结果为，2004年中国直接显性与直接隐性负债合计7.6925万亿元；或有显性与或有隐性负债合计9.5087万亿元；按或有负债转化为直接负债的概率0.5进行调整，则为4.7544万亿元。这样算来，全部政府负债规模为12.4469万亿元；2004年中国名义GDP初步核算为13.6515万亿元，而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91.18％。

现在，地方政府的负债更是一个天文数字。钱从哪里来，就变得显而易见。今年1-5月，新增贷款达到惊人的5.84万亿元！而6月份的新增贷款，普遍预计在1万亿元以上。

由此加大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人们动用储蓄去买房、买股票，一下子把消费激活起来了。问题是，这种复苏是在消耗民众仅有的存量财富，而新增财富则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全球经济未能直接走向复苏，而是在盘整一段时间后继续掉头下滑，中国民众的不安全感将会增强，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未来国民购买力的下降，将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变得更为艰难。

我曾经提出过破坏性复苏的概念。所谓破坏性复苏，反映在股市，就是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抽血”作用，使大批宝贵资金涌入股市追逐短期利益；反映在楼市，就是通过放松信贷，利用垄断信息对民众进行欺骗、引诱，在维持高房价的情况下，扭转需求者对未来房价继续下跌的预期，使他们不得不在高位买房，接受既得利益者的盘剥。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激活了成交量，但后患无穷。事实上，最近，惠誉国际评级公司已经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与美国、欧元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而这有可能引来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推波助澜。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教训。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国际投机资金疯狂涌入日本，炒高日本的房价和股市。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房价飞涨了好几倍。日经225指数从1985年底的13000点上升到1989年底的39000多点。与中国一样，当年日本也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果，在国际炒家获利离开后，日本楼市和股市崩盘。日本股市到2003年4月跌至7607.88点，日经指数截至2009年6月26日，也仅9877点，距离1989年12月29日创下的历史最高点39815点，仅是一个零头而已！

中国不及日本的地方在于，日本当年经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有足够的积累，而且社会保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并且，日本科技发达。在缺少这三个基础的情况下，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日本承受了20年的衰退而位居三大经济体之列，中国有这种能力吗？

国际清算银行在6月29日公布的年度报告中称，由于目前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基于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各国央行的犹豫增大了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因此可能使通胀预期加剧，或者产生又一次的资产泡沫。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目前中央银行面临两种风险，一种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种则是政策力度不够无法推动经济复苏的风险。

我们同时面临着这两种风险。

“地王”的出现，不仅对中国的高房价进行了确认，更指明了一个方向，当泡沫被急剧吹大时，谁有能力吹散它呢？每一次泡沫的破灭，都会引发一场悲剧，我们能够成为唯一的幸免者吗？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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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不是居民在买房，而是银行在买房

看到几组数字：

5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7.98万亿元，同比增长28.26%，是2007年全年货币投放5.78万亿的145%。比08年底本32万亿余额增加7.98万亿。在投放中，一季度月均超过1.5万亿，4月有所回落，但5-6月重新抬升。预计6月依然投放依然超过万亿。按这个速度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会是2008年的2倍。

据央行数据，今年前三个月，居民户贷款的增速分别为7.5%、4.1%和13.6%，4月份更是进一步提高到24.9%。进入5月份，“上海房贷井喷”、“深圳房贷井喷”、“工行房贷井喷”、“四月份全国贷款四分之一是房贷”……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今年前5个月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46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5%。而销售金额达到了1138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5.3%。在3月和4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双双超过6000万平方米之后，5月份楼市更是大卖了超过7000万平方米。今年前5个月的2464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是房产市场最火爆的2007年当期21100万平方米的117%。

统计显示，北京6月在售楼盘，近50个楼盘目前售价为其历史最高，多数楼盘从2009年一季度到6月份的涨幅超过20%。

6月底，上证指数开始冲击3000点大关，比2008年12月的1850点上升62%。

如果类似数字不是2009年上半年而是2007年上半年的数字，中国人应该兴高采烈，说明中国经济在健康发展。但是，这是2009年，也就是中国和全世界人都看到了银行信贷吹起来的房市兴隆、房价暴涨、股票高涨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本该有所警惕和思考。但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兴高采烈，主流学者依然在欢呼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小阳春后不是寒冬，而是直接到了春天（小阳春是指寒冬初的突然回暖，但接着该是寒冬）。

今天又看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一篇文章，历数了中国金融资本金在他主持下翻了几番，利润多了多少，不良贷款下降多少。也看到很多主流学者在显摆中国金融安全程度有多好。对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幸灾乐祸，似乎类似问题在中国不会存在。

说实在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开始阶段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确实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因为危机的原因，是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大量扩充信用，并通过主导世界货币对生产国举债，形成了一个依赖不断举债和膨胀信用来寄生生存的局面。一旦信用膨胀出问题，金融体系就会出现剧烈动荡。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出去的是商品，进来的是钱和债券，金融问题自然不会严重。中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将出问题：西方需求降低，生产过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两方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完整经济链不同的两端，谁嘲笑谁都有证据。

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并不见得不出金融问题，只是会出的晚些罢了。

比如中国，2003年以来楼市兴旺，房价飞涨。到了2005年以后，房市已经成为一个以储蓄和投资为主的市场。商品经济中部分产品会具备很强的金融性质，土地、房产就往往是这样。也就是说房产和土地很容易变成类似股票、期货一样的“赌具”，买房不是为了住房而是为了其升值和保值。于是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居民购买能力的高线。富有阶层持往往持有两套甚至三、四套房子。

在2008年前的房市中，用按揭贷款买房全体有两类。一类是急需结婚，家里也有一定积蓄的年轻人。而把房子作为赌具的购房者，以储蓄为目的买房者要大于投资为目的买房者。前者很少利用按揭资金，后者则大量利用按揭。按照银行公布资料，2008年年底个人房贷余额为2.98万亿。而2000-2008年商品房销售额约12万亿，银行贷款占最终市场资金比重约为25%。

而这次利用按揭的个人用户，依然不会是以储蓄为目的的购房者，主要是急需新房或者投资者。由于投资者利用按揭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大部分可能是收入不高但急需住房的群体。这些人在盼望房价下跌无望后，不得不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进入了房市。上海仅5月房贷就达到近80亿，6月又增45亿，北京等城市房贷都快速增长。即使不都像5月份四分之一新增贷款是个人房贷，1-5月有八分之一是房贷，也新增9000万个人房贷，这个数字与1-5月商品房销售11389亿的数字很靠近了。也就是说银行资金用来买房的比例从2008年前的25%左右上升到80%左右。加上二手房房市旺盛，说明现在买房者主要是依赖宽松信贷环境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些人不缺少“信心”，主要是缺少“钱”。只要有人借钱，总会有人敢买。与其说现在是居民在买房，倒不如说是银行在买房！

这像不像美国新世纪初购房情况呢？很像。

只要西方走不出经济危机，世界贸易就会持续下降和低迷，中国制造业过剩情况就会持续，就业和收入都难以改善。而靠信贷支撑的房市和股市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傻瓜现在也知道了。贫道认为，这个局面能支撑到第四季度就不错了。即使美国第二波金融危机不在第四季度出现，中国也就支撑到这个时候了。而泡沫总会崩的，这次崩就不是2008年的房市低迷问题了。

贫道一直说，房市要兴旺，两条路：一是大量金融资金进入，最好是外资也进入，重新恢复为一个买涨的赌场；一个是抽紧资金，让房地产商破产，房价下跌一倍，使中等收入群体能过买得起。现在看来政府采用的是第一个方案。这也对，只要房价高，地价才高。地价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有保障。

作（平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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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熙：“省直管县”会不会又是一次“瞎折腾”？

昨天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改革。

但是推进“省直管县”是否就是缓解基层财政财政困难的“葵花宝典”？未必！推行“省直管县”，到头来会不会像以前实行“市管县”那样又是一次“瞎折腾”？很可能！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针对基层财政困难，许多人提出 “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设想，实行中央－省（自治区）－县的“三级财政架构”。试图通过“省直管县”的新体制来减少中间层次以及由此产生的克扣和耗损，壮大基层政府的财力，缓解其财政困难。目前这一设想已经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推行。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目前的中央－省（自治区）－市－县－乡镇的“五级财政架构”，层次太多，链条太长，信息失真度大，监督控制难，政府层级多，行政成本高。而且，在“分税制”体制下，现有的二十多个税种根本不够五级政府分，加之“分税制”改革后，财力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再加上中间层次的克扣和耗损，基层财政焉有不困难。二是，据说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的“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而我国实行的“五级财政架构”不合世界潮流。

这些说法应当说有一些道理，但同时却存在相当的片面性。

其一，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都是实行的“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陈庆海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层级研究》中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对2003年世界上的109个国家的财政层级进行了分析，尽管统计分析表明这109个国家中实行“三级架构”的财政体制的国家占43.12％，“四级架构”的占28.44％，“二级架构”的占21.1％，“五级架构”的占6.42％，“一级架构”的占0.92％，但这些不同架构的分布却没有表现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同为发达国家，为什么德国实行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层级，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国实行的却是“四级架构”的财政层级，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荷兰、瑞典、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实行的却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同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中国和伊朗实行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层级，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实行的却是“四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印度、巴西、爱沙尼亚等国实行的却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但是如果放到每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不呈规律性的分布，其实还是有规律的，那就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层级所决定的财政层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实，就以“分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实行“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实际上也是由建国以来的历史、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此外，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美国表面上是“三级架构”的财政层级，即联邦－州－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一级相当复杂，它既包括3034个县（恐怕应当翻译为郡更为合适），19431个市，16506个镇，13522个学区以及35356个专区，共计87849个各级地方政府（2002年），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数量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从1972年的78218个上升到2002年的87900个。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一趋势难道不值得重视吗？还有一点必须值得重视，那就是美国的“三级架构”，即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及其财政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之上，宪法和法律直接规定了各级政府的权力边界与活动范围。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由于有严格的宪法和法制约束，大体上能够保持“活而不乱”。如果考量中国历史，则会发现大约可以以元朝为界，元朝前的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的地方政府大体为2级，而元朝以后的元、明、清的地方政府则大都为3级。如果这样看来，解放以后到现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层级只不过增加了乡镇一级而已。而这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恰恰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因为，过去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低下的技术手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广大农村国家只能实行“政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只能依靠乡绅来治理，即所谓的“乡村自治”。其实，不是国家不想治理，而是国家没有能力治理。黄仁宇先生对此曾经作过深入的研究。

主张实行“省直管县”，只建立中央－省－县的“三级财政架构”的又一个理由是，这个经验来自浙江，据说浙江实行这种体制后，效果不错，既发展了县域经济，又壮大了基层财力，大大缓解了基层财政困难。我不否认“省直管县”可能在浙江取得了成功，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浙江的幅员面积只有10万余平方公里，人口才4千多万，而且，浙江的县域经济一直比较发达，而像四川这样的大省，幅员面积就达4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8千多万，仅仅一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幅员面积就达15.3万余平方公里，而且，四川的县域经济一直不发达且发展又极不平衡，在相当部分的县，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县，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工业。类似四川这种情况的还有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像这样的省（自治区），如果硬要推行“省直管县”的话，马上就会产生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省（自治区）到底管不管得过来？如果管不过来的话，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而且，如果撤消市和乡镇两级政府的话，这些人员又往哪里安排呢？如果不能妥善的安排，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也许有人会说，为了解决一些省（自治区）管理半径过大的问题，可以把省（自治区）“大卸八块”，像美国那样，搞50个省（自治区），但这些人想过没有，这样一来，行政机构和人员到底是会减少了，还是增加了？行政费用到底会是降低了，还是膨胀了？也许有人会说，撤消市和乡镇两级政府以后，这些人员可以“下岗”，“自谋生路”，政府又可以减少行政费用，岂不美哉！而且，九十年代下半期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不是也“下岗”了吗，为什么工人“下岗”就可以，行政人员就不能“下岗”呢？说这话的人可以说是太幼稚、太无知，太不负责任了。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九十年代下半期的国企改革，让6千万工人“下岗”，说得轻一点，是当时的一大失策，说得重一点，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当时6千万工人“下岗”，使多少家庭沦为贫困，使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使生产过剩日益凸现，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饱受苦果。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又让行政人员也大量“下岗”的话，国家怎么保持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

其二，之所以造成当前基层财政困难，我认为主要不是因为目前的“五级财政架构”，财政层级过多，而是“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所导致的各级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的泛滥，以及目前一些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官员的腐化。众所周知，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遇到的阻力也非常之大，因此，尽管当时的动作相当大，但这一改革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妥协、折衷、探索和“权变”的色彩，也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不很完善、不太彻底的改革。比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就不太明晰，以及省以下的“分税制”改革尚未进行，等等。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由此必然导致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的不明晰，由此又必然影响它们之间财权和财力的划分。因为，财权和财力的划分缺乏明确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带根本性的依据的缺失，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利益的逐渐分化和“硬化”的情景下，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权、财力的分配上，必然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相互博弈，也难免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并由此出现财权、财力的层层上收和事权的层层下放，以及由此引起的基层财政困难。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政府的财力占整个政府财力的比重是在上升，但从绝对额看，县、乡等基层政府的自有财力部分仍是增长的，而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即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财力还是在不断增长的。那么，为什么基层政府还是普遍感到财政困难呢？这里面应当还有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目前部分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这一劣化和腐化集中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僚衙门化”、“奢侈浪费化”、“机构和人员臃肿化”、“部门和私人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成风化”。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左右大幅度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是明证！这还是显性的。如果再加上许多并没有摆在桌面上的各种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甚至贪污受贿的收入，那么，这个数字恐怕是相当惊人的。不然，全社会千夫所指的一年一万多亿的“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又如何解释？近年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如何解释？由此看来，此种“毒瘤”不除，要想根本解决基层财政困难，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难矣哉！

古人说得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你即便是把“五级财政架构”改为“三级”、甚至“两级”，实际上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到头来，会不会又是一次“隔靴搔痒”的“瞎折腾”呢？

至于说在“五级财政架构”下，目前的二十多种税不够划分，如果改成“三级财政架构”似乎就够分了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分税制”体制的误解。君不见，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又有哪个国家的税种是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似的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呢？即便是“分税制”比较彻底、比较完善的美国，属于联邦政府的主体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不是州和地方政府也同样在征收吗？属于州政府的主体税种的销售税，不是地方政府也在分享吗？属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的财产税，不是州政府也同样在分享吗？（见下表）而且，自二战以来，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数，均呈现增长态势。如，联邦对州、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支出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例，1950年为5.5%，1980年为15.6%，2005年为17.2%；到了1993年，联邦补助金占州政府收入达到了20%，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6%；2005年，联邦政府提供的补助金占州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1]。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州与地方财政的财力支柱。“分权化”程度很高的美国都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不同税种在各级政府税收中的分配 单位：%

政府税种	联邦政府 (Federal)	州政府 (state)	地方政府（local）	各级政府合计
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81	17	2	100
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81	17	2	100
销售及消费税(sale & excise)	17	67	16	100
财产税(property)	0	4	96	100
机动车税(motor vehicle)	0	92	8	100
其他税(all others)	48	36	16	100

注：表中数据专引自《美国地方税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一文，http://tax.sf.gov.cn/admin

综上所述，可以说目前提出的在我国实行“省直管县”的中央－省－县的“三级架构”的政府和财政层级，既缺乏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也缺乏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省直管县”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不然的话，很可能是又一次“瞎折腾”。（至于目前普遍推行的“乡财县管”，撤消乡镇一级政府，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也是同样值得商榷的。由于篇幅所限，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2009.7.10.

注释：

[1]涂永珍,刘虹.美、法财政联邦制的立法经验及其启示.中国改革报[N].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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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重提西部大开发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摘要：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启动内需”、“产业升级”，现在大家都在热议。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操作。统筹优化、倾斜扶植西部大开发，就是落实的关键。

一、开发西部将平原、水、能源结合起来

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难以为继，广大劳动人民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的途径，只能是中国产业、特别是资源开发型重工业的全面振兴。中国自然资源的潜力在西部。西部资源大开发，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与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出口加工工业相比较，意味着更新的工业基础、更高的技术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个进程，明显需要新一轮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引进，其中自然蕴含了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的商机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譬如，中国的水利资源集中在西南，储藏量世界第一。因为西南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80％的人口、财富和生产力集中在不到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平原。新疆一省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14个省市国土面积的总和。西北有广袤的平原，海拔、日照、温差样样得天独厚，适合人类居住、农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唯独缺水。不调水，西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广大平原不仅无源开发，而且很难扭转生态恶化的颓势。可以说，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对民族振兴的伟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扩大规模、加强力度南水北调，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西线”纳入工作进程，把西南长期不能利用的水资源，尽可能多地调往西北，不仅黄河一系列现成的梯级设施可以成倍发挥效力，而且可以大规模开拓绿洲面积，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集聚人口，展开大规模城市化，在全国范围和世纪时间维度，启动足以使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

二、基础工业优化升级

譬如，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西部，储藏量世界第一。但因为交通运输、加工利用技术、污染等问题，现在每年还要从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煤。怎样充分开发中国的煤炭资源？最主要的方向应当是高技术含量的煤化工、清洁燃烧技术，尤其是煤转油项目。去年石油价格一度突破140美元一桶，至今令人胆寒，发展煤转油技术大有可为。只要大规模煤转油，能将每桶油的价格控制在35-40美元，中国的能源问题即能长治久安。

不仅是煤矿、水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有道路、港口等基础设置的建设，机械尤其是与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重型机械产业的发展，都势必促进和带动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这一切都应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盘子里，重新考虑定位，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发展大企业为主的重工业，与小企业为主的轻型加工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能单纯招商引资，创造和完善市场环境，等待市场调节。在这个意义上，神华集团的成功具有启发意义。神华集团1995年成立，2001年一期工程建成，4000万吨煤炭生产能力、810公里铁路、3000万吨港口装船能力，2004年煤炭产量1.21亿吨，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如今，神华是集煤矿、电厂、铁路、港口、航运、煤液化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销售商，拥有54个累计生产能力为两亿吨的煤矿，全长1369公里、运转能力1.28亿吨公里的铁路专用线，电厂装机1608万千瓦，煤转油和煤化工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神华集团开创了中国煤炭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纪元。

神华的飞跃发展，靠的是国家坚决上马重点大型项目抢占战略制高点和科技制高点的决心、规划、组织和指挥。别的不说，单是“矿、路、电、港”一体化大规模开发，牵扯到煤炭、铁道、电力、交通等部门和地方，如果囿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局限、市场调节的既得利益，部门地方的协调扯皮，神华的发展不可想象。

三、善用已有经济实力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前所未有，中央的财政收入前所未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国际施压的理由，也是货币博弈的资本。善用已有的经济实力，能干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多少内需和就业？不是北方城市严重缺水吗？——大举投资南水北调，加快工程进度，扩大调水规模，全面展开“大西线”的踏勘和论证；不是油价高踞不下、进口石油财务吃亏、收购油气资源国际关系紧张吗？——大力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清洁燃烧技术和煤转油项目；不是因为关闭小煤窑，煤炭涨价、供电不足吗？——大举投资国有大煤矿的技术改造，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大力改造各地电网；不是房地产投机造成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吗？——大举投资经济适用房和相关小区建设，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不是一些农副产品涨价造成通货膨胀吗？——大举投资现代化、工厂化大农业……

当然，外汇储备不能直接拿来投资基本建设和产业升级。具体的财务安排和技术转换，恰恰有待更开阔的视野，研究开发出有利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如何善用数以万亿计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国际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课题。新加坡的淡马锡，肯定不是适当的参照系。

四、重提西部大开发[1]

如果说过去30年，东部沿海的发展主要靠轻型出口加工工业，西部大开发则是以资源开发和重工业为主。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是一时得以高速发展的快捷方式。经济安全和不可持续的弊端显而易见——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受制于人。中国13亿人口，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坐拥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何必在市场上受制于人？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蕴藏着几乎应有尽有的自然资源，何必在能源、原材料上受制于人？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足以发展“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本扭转东部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单兵突进、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帮助东部产品“出口转内销”，在继续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环境下，把东西部生产力组合成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开放而不仰人鼻息，正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从轻到重的转移，在人口、生产力布局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东向西，顺理成章地再上一个台阶；在启动内需、城乡关系上，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相对于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这里不仅有户籍制度的束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轻型出口加工工业本身，具有规避城市化的产业特征：第一，流动不定的民工潮，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东南沿海经济繁荣，两代民工的劳动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第二，东南沿海的轻工业分散发展，遍地开花，占据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不会自然发展起来；第三，与临时进城打工的最低消费相对应，城市的住宅、商业、教育、医疗、服务等第三产业，未能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20多年时间，东莞“常住”民工数倍本地居民；各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几乎等于户籍从业人数；城市化及相关的第三产业，长期未能得到与工业增长速度相应的迅猛发展。

与轻型加工工业规避城市化的三个产业特征恰恰相反，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与城市化，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回事，足以形成第一产业（资源开发）、第二产业（重化工）和第三产业（城市化）协同带动经济发展，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发展重工业生产，多靠熟练技术工种，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积累，不能像轻加工的简单劳动那样，今天从农村出来，明天就上岗干活；有活就干，没活走人。所以，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重工业的产业升级，需要培育和造就一支相对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大批尚未富起来的流动民工，可以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转变成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固定职业的产业工人，转变成具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城市人口。

第二，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神木、府谷一带有煤，“几通几平”搞得不好，照样有人愿意去开发。同理，如果没有什么资源，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再多，招商引资优惠再多，大片上好农田土地转让再便宜，也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轻型加工工业讲究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短平快”。相反，开发自然资源，必须大规模长期性集中投资，不可能乡乡建厂、村村冒烟，往往一个项目一座城市。譬如，一座年产2000万吨的大煤矿，需要十万具有专业技能的职工队伍。

第三，发展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产业工人队伍相对稳定，不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一名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往往伴随2-3名第三产业就业。如果一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一名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个城市居民！譬如，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原油，职工29万人，家属80万人，加上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一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这还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毋庸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割体制。倘若鼓励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疆规划的5000万吨石油的油田，加上相应的油化工，可能集中500万城市人口。所以，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南沿海轻型加工工业到西部重型资源开发工业的转移，直接意味着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

总而言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今后两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要关头。庞大的就业压力，势必对社会安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抓住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把短期应对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需要集思广益，参考中外大兴基本建设、自力更生的历史经验，统一部署，集中指挥，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需要把压力转化成动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变捉襟见肘为大有作为。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大力展开水资源调配和国土整治，启动新一轮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真正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则今天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就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

● 王小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

[1] 参见李旭梅：《西部大开发之“大”——读〈西部大开发方略〉》，《香港传真》No.2001～18。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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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李慎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应对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及苏东剧变；三是当前这场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急剧演进。从现在起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世界将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化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房贷，深层原因是金融体制漏洞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在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却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在行业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非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会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会使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从而在全球范围加剧资本家与劳动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苏东剧变导致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体系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右转，就连已建立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据美国官方报告，2005年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美国90％社会底层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占0.6％。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人，2001年增加130万人，2002年又增加170万人，达到3460万人。到2007年，已增至3620万人，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生活。这极大地抑制了全球包括美国国内的消费，也从根本上抑制了全球包括美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

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为挽救其经济颓势，美国将美元利息降到1％，并规定可以用房屋增值部分到银行进行再抵押，美国房市因此大涨，其后5年上涨了60％以上。美国新增GDP中，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近年来，美国居民总计每年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近万亿美元，消费也因此旺盛，储蓄率到2006年7月跌破-1.5％。这就是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原因。由于财政和对外贸易连续数年的高额双赤字，美亟须引入外资填充。而外资的进入需要提高利率，所以，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后来，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升为6.8％。利率的高调，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这又直接打击了美国GDP的增长。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按照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规定，个人信用评级分为5级，其中差级以下的最高值为619分，美国共有总资金余额为近两万亿的差级以下次贷。金融资本明知差级以下次贷存在高度风险，仍执意放贷，其主要用意就是想继续寻求高额增值。当然，不排除美当局想通过改善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条件来标榜自由资本主义的“优越”，其用意是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看，1929年美国等西方强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是信贷扩张引起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则是信贷扩张引起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1929年与2008年的危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说到底，依然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收入少、消费不足的结果。这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这也充分说明，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从本质和根本上说，并不只是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所造成，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积累并进而爆发的必然结果。还有一种国际舆论，甚至想把此责任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而那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怀揣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舍不得花，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说法，则更为荒谬。

古人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用这句话来解析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同样有一定的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一国独大。美国用其金融霸权的地位，放肆地张着大嘴吃世界。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从往年4000多亿美元激增到1.75万亿，占GDP的12.3%，为二战以来的最高。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8567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美国每年外贸逆差相当于其他国家每年为美国每个家庭补贴9000美元。美国资本主义的挥霍无度，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腐朽，从而也引发了美国今天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为何美元仍坚挺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却大搞所谓第三产业中的核心产业——金融创新，结果使其进一步崛起，成为超级金融帝国，其所谓金融创新成果的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在全球大肆泛滥。有报告说，美国金融市场为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最下一层是次级贷款，约为两万亿美元；倒数第二层是普通房贷，约10万亿美元。现在这两层已经暴露出问题；倒数第三层是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最上层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 2007年，全球的实物经济总计为10万多亿美元，GDP约54万亿美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全球GDP与金融衍生品市值相比为1：13。2007年，美国GDP近14万亿美元，与其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29；若按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则为1：68。恩格斯在1889年就指出：“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4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3页）他还说：“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同上，第395页）重读这些论述，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并且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正因为在金融帝国的时代，金融市场形成了独立于实物经济的单独体系，所以，当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家特别是金融家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

美元是世界货币，当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各大投行和银行为了免于破产，纷纷把自己的各种资产置换成美元，这是当前美元坚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美国金融、经济出了大的问题，政府采取刺激经济计划，需要投入大量美元，必然要增发货币，大举国债。美国凭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发行债券，只有保持其汇率的坚挺，其他国家才会心甘情愿地继续购买美国的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但是，只要美元毫无节制地滥加发行，从中长期来说，美元必然要大幅贬值，这样便等于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其实质倒可能是美国在操纵美元汇率使之坚挺。

三、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两点建议

1．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基础理论和宏观、战略、前瞻、全局的高度加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战略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金融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命脉和血液，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已把我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鉴于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们一是可能用文化、价值观侵蚀的办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因此，研究金融危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仅限于金融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问题，各方持不同意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都应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2．高度重视我国的分配问题，以进一步启动我国的内需，这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间下降了12％；近几年仍在下降。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都要占GDP的60％以上。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的税前收入竟达6616万元的天文数字。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讲到：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和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的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意义十分深远。

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国的分配，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收入的差距，目前仍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包括影响社会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配搞不好，最终会制约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问题，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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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春：美元危机下阶段：美政府被迫制造通胀

在日前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我从多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经济的百年危机特征。在此笔者将分析框架拓展，探讨世界经济的百年危机。

笔者认为，当前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是各类经济体内部严重结构性失衡、世界经济严重结构性失衡、全球产能与可持续的有效需求严重失衡、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等一系列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从量变到激化的结果，美国次贷危机只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而已。至于华尔街贪婪之类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华尔街从来都是贪婪的，甚至人性也是如此。

当前世界经济层面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失衡，总结起来可以归于几个层面。

第一，加速膨胀的货币（以美元为“领头羊”）与日益减少的资源（以石油为代表）之间的失衡。

第二，石油等矿产资源可开采年限不断减少与工业文明不断膨胀之间的失衡。

第三，停滞不前的实体经济与泡沫化的虚拟经济(以股市和各种衍生品市场为代表)之间的失衡。

第四，美元过高的、难以被取代的国际地位与其损失殆尽的信用基础以及价值基础之间的失衡。

第五，欧元在欧洲和全球的重要地位与其脆弱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失衡。

第六，美国实体经济“真空化”、家庭“负资产化”　与美国人长期膨胀起来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失衡。

第七，西方国家老龄化加速、过高的养老标准与养老金缩水之间的失衡。

第八，亚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内部消费能力不足、外部消费能力下降之间的失衡。

第九，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管制的基础价格与要素稀缺性之间的失衡。

第十，亚洲新兴经济体住宅价格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失衡。

以上各种失衡不仅是一个个彼此牵扯的难题，这些失衡的修复过程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难料的痛苦。目前，世界经济尚处于被自身多种“病症”折磨的阶段，政府也只是不停地给其“注射吗啡”，真正的“手术”过程才刚刚开始。

向更深的层次看，政府对经济过度刺激会严重阻碍经济体系发挥其内在的优胜劣汰机能，从而使全球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产业创新迟钝化。

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不会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更加严重。这种判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假设：一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没有上世纪20年代末期那么坏；二是今天各国政府比那时更善于搞“宏观调控”。对于这两点，笔者都不敢苟同。

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比那时带有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层面进行完整逻辑的对比。

第一，资源供给环境。上世纪20年代末期非常宽松；上世纪70年代宽松，当时中东局势动荡，有人为因素造成油价飙升；上世纪90年代宽松；当下则空前紧张，石油等资源供给能力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硬制约。

第二，国际货币环境。上世纪20年代为金本位制，这对纸币发行和汇率波动构成较强制约；上世纪70年代为美元本位制，美元于1971年脱离黄金的约束后，步入加速泛滥的旅程；上世纪90年代为美元本位制，尽管美元泛滥带动全球货币泛滥，但美元未完全丧失其信用与价值基础；当下则是国际货币体系动荡期，走向新体系过程中布满了货币博弈与汇率动荡，美元正在丧失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和价值基础，诞生不久的欧元则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第三，主导产业环境。上世纪20年代为动力革命全面完成（包括蒸汽动力革命和电动力革命两个阶段），并等待下一轮产业革命；上世纪70年代电子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上世纪90年代信息处理与传输革命由电子技术革命向信息网络革命纵深发展；当下，等待和探索下一场产业革命，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能源与新材料革命尚未取得明显突破。

第四，全球一体化程度。上世纪20年代处于低水平；上世纪70年代也不高，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彼此隔离，两大阵营各自的一体化程度也不高；上世纪90年代处于较高水平，而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产生了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下则是顶峰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五，股市泡沫程度。上世纪20年代仅在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出现股市泡沫，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股市；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股市泡沫不明显，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股市；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股市泡沫先后达到顶峰并破裂；当下则是全球性股市泡沫。

第六，房价泡沫程度。上世纪20年代仅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的部分地区存在房价泡沫；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存在房价泡沫，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房市；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房价泡沫先后达到巅峰并破裂；当下则是全球性房价泡沫，亚洲新兴经济体同样严重。

第七，衍生金融工具层面。上世纪20年代很少；上世纪70年代不多；上世纪90年代较多；当下则是泛滥，市场规模庞大。

如果刺激力度不够大，经济会继续衰退；如果刺激力度很大，则只能导致一两年之后出现“滞胀”。在产业动力青黄不接和资源供给不再宽松的大背景下，无论怎样“调控”，也难使经济重回原来的速度；而且，为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转化为又一轮通胀的动力。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用财政扩张救经济。这是危机的第一阶段，下一个阶段很可能就是政府拯救自身的财政。救不了财政等于政府崩溃。

然而，怎样才能拯救财政？直接增加税负当然是不可行的，那就只能变相地增加税负。直接向央行透支（因为那时政府向公众发债的潜力已经枯竭）和提高政府掌控的各种资源价格将是必然的选项。到那时，政府就不再是控制通胀，而将是被迫制造通胀。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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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阴谋笼罩下的美国金融危机

摘要：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苦心构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梦。这是一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言过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也同样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苦心构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梦。这是一场马克思早在100 多年前就预言过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也同样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一、必然发生的危机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1]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家将手中的货币转化生产资料（购买机器、厂房等）和劳动者的消费资料（购买劳动力商品），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商品投放市场，换回更多的货币。因此，为了追逐利润即剩余价值，资本家“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 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维护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总是竭力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限制。一方面，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推销过剩产品，甚至是不惜用枪炮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另一方面，则鼓吹和推行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试图通过扩大工人的消费内需来化解生产过剩。但是，一方面工人的消费能力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即工资不能高到消除资本家利润的地步，另一方面工人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与此同时，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而在信用交易中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在一个人为的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地方发生的。当美国次贷危机打乱了这个机制时，全面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货币（美元）一下子变得不足了。尽管美联储借机滥发了大量美元，但还是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这是因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堕落到“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的衰败地步了。

二、危机中的阴谋

近些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十分畸形，以金融服务为首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居高不下。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向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靠拢的呼声。然而，美国经济的现状却是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而弥补这些贸易逆差的不是金本位制下的黄金，而是几乎零成本大量印制的美元。其目的是拿这些极低印制成本的美元按其票面上印刷的数额去套购别国的物资，白白获得大量的收益。

而美国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二战以来美国金融资本家及其政府采用种种手段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只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2]，并消灭了试图用其他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以此增加了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这使得美国金融大亨不仅可以继续滥发美元并通过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套购他国商品，而且还可以利用美元贷款来剥削那些需要美元来进口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国家。

但是，一国的纸币毕竟是该国中央银行的负债。美国长期滥发美元，也使得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要卸掉这个包袱，除了在俄罗斯、东南亚、南美等一些国家挑起金融危机，进一步攫取利益外，还要采取其他办法来赖掉。而资本主义世界必然要爆发的经济危机，则是赖掉债务的最好时机。

“1847 年， ‘ 英国所负的债务<极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1857 年)”

一百六十年后，同样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偿还债务外，也用其金融机构和美国普通民众的破产来偿还其所欠世界各国人民的债务。其中的阴谋主要体现在美国金融机构首先用锐意创新的形象、严格监管的假象和低利率构造了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不仅诱使美国的劳动者拿出自己仅有的储蓄进入次级房贷市场，而且以自导自演的高等级信用评级诱使世界各国人民和金融机构参与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并进入金融市场。然而，次级房贷契约中预设的调高利率的条款和美联储这个由美国私人资本控制的美国中央银行调高利率的行动，与无法持续增长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起，迫使次级房贷大量违约，推倒了经济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基金损失惨重，美国人民不仅失去了住房、储蓄，而且失去了未来的保障；冰岛濒临破产，韩国陷入危机，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巨大；而美元却利用一时之间的货币荒，尽管受到美联储的巨量增发，却坚挺了起来。

三、危机中的中美经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一些地方听任非公有制企业随意压低甚至逃废工人工资，放任这些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廉价来招商引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给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只不过导致了出口商品的廉价。正是由于缺乏利润的积累，中国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才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由于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倒闭。这一时期，大量滥发的美元通过中美贸易顺差和对华投资进入中国，不仅套购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资，而且控制了中国不少资源和行业，并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为了储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向中国国内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从那时起，外汇储备发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发行方式和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方式。发行多少人民币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以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币的发行主权已经悄然丧失。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的币值基础既不是黄金，也不是商品，而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购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为币值基础，人民币以用于套购这些商品和资源的美元为币值基础的态势。

为了让套购的中国物资支撑美元的币值，并以此限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将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商品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国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求中国放开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使得中国无法购买所需要的美国高科技产品、军事产品，甚至难以和无法并购美国的企业。大量过剩的美元砸在中国手中，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进而诱使中国有关部门拿这些似乎无路可去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基础进一步从美国信用等级最高的金融资产——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级较低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上。

同时，为了防止因吸纳美元储备而增发过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大量的人民币限制在银行系统内，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巨大的存贷差，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仅给外资进入和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借口，而且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提早做好应对金融风险的准备。

随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和危机过后美联储大量增发的美元的必然贬值，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已经动摇。

四、危机的启迪

危机总会过去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还会再来的。此次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遭到美国暗算的欧洲重新“捧热”了《资本论》。在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之际，国际社会却突然注意到，尽管《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但它的基本理论却仍然适用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今世界。

当今中国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按理说，《资本论》与中国特色没有多大的关系，似乎有些过时。但是，一方面，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化，那么，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必然要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而要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避免受其拖累，做出有效的应对准备，就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资本论》。另一方面，《资本论》中关于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之间必须满足的协调关系的分析对于中国政府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避免无的放矢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除非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中国经济必须与美国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不应当继续增持美国的债券，无论是政府债还是企业债，同时，美元现金储备也应当限制在必要的限度以内。多余的美元必须用于进口和储备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如粮食和石油、有色金属等，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国际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积累。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对利润的追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地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1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2]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年，第188 页。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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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

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住房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借给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高风险借款者。通过证券化，风险从发起人转移到投资者。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导致违约率的上升。而后者又导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收入来源的债券（MBS）和在MBS基础上进一步证券化而创造的另一类债券CDO的价格暴跌。由于MBS和CDO价格的暴跌，依靠拆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投资（持有MBS和CDO）的结构投资机构（SIV）所出售的短期商业票据（ABCP）无人问津，货币市场利息率急剧上升。2007年9月西方中央银行联合干预，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次贷危机由此而浮出水面。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归因于监管的失败。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监管，“有毒债券”才得以被创造出来、被高价售出，而风险则被转移、传递到整个金融体系。除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美国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被指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并使MBS和CDO大行其道。

然而，直到前不久、在次贷危机吸引了所有经济学家的眼球之前，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所谓全球不平衡是指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和亚洲国家、石油生产国的贸易顺差。自1981年以来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美国几乎年年是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与此同时，美国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不断增加。到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达到7%,美国的净外债余额为3万亿美元左右，外债余额对GDP之比接近30%.

与经常项目逆差相对应，美国拥有大量资本项目顺差。外国资金的源源流入，使美国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而不必诉诸于美元贬值或提高利息率。但是，美国外债的不断积累迟早会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不愿继续购买美国资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元必然贬值，美国利息率必然上升，一场类似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就会在美国发生。然而，尽管自2002年以来，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加，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外资流入美国的势头并未发生更本逆转。相反，在一段时间内，还出现了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平缓化的所谓“格林斯潘之谜”.

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会不断上升。在正常情况下，外债余额-GDP之比会趋于一个极限值。但是，国际投资者对一个国家外债余额-GDP比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风险贴水不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外债余额-GDP比可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不会导致危机的发生。例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外债余额-GDP比都曾达到很高水平而未发生任何危机。因而，美国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积累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投资者是否会继续购买美国资产。事实上，正是由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高回报深信不疑，日本、中国和石油输出国一直在购买美国金融资产。这就使美国得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美元的稳定。而美国消费者则得以继续通过借债维持入不敷出的生活水平。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当外债余额达到什么水平时，外国投资者将不再购买美国国库券从而引发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未过多考虑美国金融市场本身会发生什么问题。当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外债余额/GDP越高，外国贷款者要求的风险贴水越高。而这又将使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外债余额/GDP比可能加速上升，从而使国际收支加速失衡。但是，在达到什么临界点之后，外债余额/GDP比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换言之，到底到什么时候美国将会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没人能够给出肯定的回答。

由于尽管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美元出现式微迹象，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由于全球不平衡恶化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急剧贬值一直并未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新布雷顿森林制度，即布雷顿森林体系2.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这样一种贸易格局，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将保持不变。与此相应，中国将用贸易顺差换回的美元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在中国私人投资尚未得到发展之前，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中国提供真实资源、美国提供借据，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的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所谓全球不平衡是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逆转和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担心是多余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极为广泛的市场。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出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保证。而加工贸易的支配地位又是中国贸易结构的重要特点。因而，中国保持贸易顺差是必要的。另一种流行看法是，储蓄大于投资必然导致出口顺差。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储蓄率，因而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同布雷顿森林体系2假设是高度吻合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表示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精英阶层深知，中美国际收支结构的这样一种镜像关系对美国十分有利。因而，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现在看来，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2可能还会在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

现在金融危机终于发生了，但却是以大多数人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的。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全球不平衡与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有何关系？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是荒唐的。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这种指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国际收支不平衡同美国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资金的大量流入美国，所谓格林斯潘之谜就不会发生，美国政府就难于长期保持低利息率，从而使美国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全球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要为美国金融危机负责是一个还需要做更多经验研究的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明，中国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结构-布雷顿森林2这样一种全球不平衡状态，对中国是不利的。现在，对中国来说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最终解决将对全球不平衡造成什么影响？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使美国金融体系重新运转起来，制止美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消费者终于开始考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开支，偿还债务。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发债也是5万美元。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已经无法靠再融资（refinancing）来继续入不敷出的生活了。与此同时，由于信贷紧缩，企业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廉价资金增加投资。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

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猛烈方式发生了。但是，这种调整方式过于剧烈，政治代价太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抵消这种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换言之，美国希望使布雷顿森林体系2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自相矛盾。例如，一方面，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力求居民消费不会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接受了国会提出的“买美国货”的主张。前者意味着国际收支难于改善，后者则意味着缩小国内投资对储蓄的缺口。因而美国政府也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尽管美国外债的不断增加，基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信任，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资产，包括MBS、CDO这类高风险资产以及原以为风险不高但实则不然的“两房”债券。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彻底打破了美国资本市场近乎完美无缺、美国金融资产回报高风险低的神话。一旦有选择，外国投资者是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了。另一方面，美国家庭对自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美国居民必将降低自己的消费率（提高储蓄率），降低债务水平。这一调整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也可能会很快完成。而这一调整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又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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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宾：SDR客观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

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之前，西方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再掀中国将提案SDR“超主权货币”的传闻热潮，高度亢奋。

与此同时，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热闹地举行，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智囊“权威”们共话“SDR超主权货币”、“世界货币”，这成为此次论坛上的一个大热门话题。大有众星捧月下，帮促中国成为“SDR超主权货币”的倡导大国之势。

尽管此前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给予明确否定。但仍难以降低SDR拥趸们的温度。

绝对不能被忽略，却屡屡被SDR支持者忽略的是，在过去仅仅9个月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再三重申中国货币的基本国策——“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其场合分别为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G20会议上，2009年4月初的伦敦G20峰会，2009年6月中旬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四国峰会。

某些人士，某些西方媒体如此热衷于SDR超主权货币，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还是别有动机？特别是SDR是中国挑战美元霸权的武器，还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是一个绝不能含糊的问题。

SDR超主权货币的发明权属于美国

关于SDR的一个误会是，SDR的超主权货币是中国货币当局的发明，是中国挑战美元货币霸权的武器。

形成这个印象的缘起是，2009年3月23日，中国某货币主管官员撰文称，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他把这个“超主权货币”指向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对此，国际金融界一开始大为惊讶。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感到相当吃惊：“在世界上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中国公开批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提议构筑新的货币体系，这一点谁也没有想到。”

一些西方舆论借题发挥称：在G20峰会前，由于中国央行行长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满，世界弥漫着“货币战争”的气息。颇有被一些海外媒体误导为新的“中国威胁论”的气氛。

这篇长文发表的时间很微妙，是在伦敦G20峰会之前；而且它又是以其官方身份署名发表在官方网站上，它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中国对G20会议的基本态度——即以一匹挑战美元霸权“黑马”的形象出现。

然而，它真的能代表中国央行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吗？未必！中国外交政策素以“韬光养晦”为基调，如此单挑美元不似中国风格，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是在过去半年内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了超过2000亿美国国债后发出的。

果然。2009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在G20峰会上正式讲话称：“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这再一次明确强调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基本思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根本未提及所谓的SDR的“超主权货币”。SDR甚至都连成为伦敦G20会议的下午茶议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真正的各国货币掌权者都很清楚，在现有的IMF的体制下，用SDR来遏制美元霸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关于SDR超主权货币，西方媒体显然有二个误会：一，中国改变既定的“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而替代以“SDR超主权货币”，二，SDR超主权货币是中国人提出并挑战美元货币霸权的。

前者误会现在显然已经被中国反复澄清，不排除有些人仍会一厢情愿地误会下去。

第二个“误会”需要给于澄清，即SDR超主权货币方案的发明权不是中国人的，而是美国人的。2007年底，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提出过一个“SDR超主权货币”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是，要求顺差国（比如中国）把多余的美元兑换成特别提款权，存入基金组织的替代账户，再由IMF将美元投资于美元债券市场。

鉴于中国某权威人士暂无具体的“SDR超主权货币”方案，那么，我们不妨以伯格斯坦的SDR方案分析，这个“超主权货币”到底对谁有利？

SDR客观是延续美元货币特权的工具

SDR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名词，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各国以实物黄金交纳，获得纸面凭证，后称为“特别提款权”。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黄金非货币化，特别提款权现在已经作为“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目前是以美元为最大权重的四种货币综合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

SDR非常复杂而专业，对其技术细节的讨论只能钻进“迷魂阵”。我们应着眼于SDR的本质问题——这个新储备系统是谁出钱，谁定规，谁控制，谁受益！

IMF貌似“超主权”，但众所周知，它是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下的多元国家货币博弈的机构。美国在IMF拥有绝对权力——即一票否决权。IMF规定，任何IMF决议必须有超过85%的赞成票方可通过执行，而美国一家就拥有了16.79%的投票份额。换言之，如果美国投反对票，赞成票就永远不可能达到85%。

在美国继续绝对控制IMF的情况下发行SDR，并以之取代各国国家主权信用货币，欧洲绝不可能接受，因为那意味着欧元被美元变相扼杀；而美国也绝不会放弃对IMF的绝对控制权。如果中国在其中是只出钱，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导权，甚至失去债务追索权，中国何苦呢？

如果参照伯格斯坦先生的SDR方案，那么，中国将丧失对外汇盈余处置的国家主权，而将由IMF代持，IMF干嘛呢？它还是拿中国存入的外汇主要购买美元国债。如此一来，一旦美元赖账，中国就连向美国追账的权力都没有了，因为你把这个权力让渡给IMF了，只能通过IMF追账，而美国对IMF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

果真如此，那中国把巨额的资金借给别人，最后连直接追索债权的国家货币主权都沦丧了。

SDR不符合中国基本的国家战略利益

倘若执意要利用SDR促使国际货币制度更加公正，那必将陷入一个怪圈。

如果想让SDR方案更公平合理一先，那么首先就要取消美国在IMF的特权——一票否决权，而现在要废除这个一票否决权，美国必然会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挑战一票否决权的提案。

这才是欧洲反对此方案的根本原因，他们才不愿为此虚无飘渺的方案浪费时间。

反观美国，此方案客观有利于美元统治权延续的。但美方却表演的像吃了很大的亏一样，让实际将会吃大亏，连国家索债权都丧失的中国反而像欠了美国，反而像要挑战美国一样。

当然，如各国不承认美国在IMF的超级特权，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永远达不成结果的谈判。当然这对美国并非坏事，因为如果谈不成，则只好勉强维系美元秩序，对美国也有利；假如世界各国同意实施美国在IMF超级特权下的SDR，那么对美国是个天大“福音”——将来的“超级主权货币”将是世界各国出钱，去买美国国债，世界各国承担责任，它们有没有权力向美国追债，最后还要美国人说了算！

更何况，即使SDR真的实现了，它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夜间被作废。换言之，如果IMF突然解体了，谁来对中国巨额外汇投入负责？

即使SDR这种“超级主权货币”最终不可能实现，但其客观上将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潜在危害。这个危害就是，它会使国人对SDR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犹犹豫豫，进退维谷中，使我们在推进真正公平合理国际金融秩序的道路上走入歧途，失去在美元大崩溃前挽回中国外汇损失的最后机遇和时间。

现在，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而言，时间是最为宝贵的。中国作为拥有2.3万亿美元的外储大国，绝不应该将巨额外储命运赌注在任何一个单一方向，而应是针对未来金融大变局的多种可能，进行多元化操作。以确保在发生任何方向突变时，都有安全保障。

在未来最为可能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中，主要有四种方向：一是对现有的美元系统修修补补；二是实现多元主权货币体系；三是SDR似的“超主权货币”；四是回归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制。

其中，SDR的超主权货币是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最有可能出现的进程是：在美元信用信心溃败之下，多元主权货币将成为阶段性过渡；其后，各国纸币难免陷入竞相滥印，互相贬值，恶性竞争的怪圈；在最后阶段，将不得不回归以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

就中国而言，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既定国策下，中短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中长期主动迎接金本位回归，才是最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路径。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评论人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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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菲：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角色定位

〔摘要〕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可视为一场货币战争，这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集中而极致的运用，反映了“美元霸权”走向衰落进程中的一次剧烈挣扎，主要意图在于转嫁危机损失、掠夺人民及其他国家、继续维持美元强势地位。中国对内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外需要积极防御，将现有战略优势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注意保存实体资产，保护国内市场空间，保留与国际责任相称的国际权利，保持对美元的密切关注和适当距离。

一、美元长期贬而不弱的秘密所在

（一）“货币战争”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集中而极致的运用

一切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并激化的必然结果，而在危机的酝酿和演化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寡头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及自身利益，必然会选择顺势而为、择机而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对美国中央银行及金融体系的控制、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既转嫁损失和危机，又趁火打劫，并竭力维护霸权地位。只要滋生危机的土壤还在，货币战争就不会落幕，并且将随着危机的升级而不断升级。

1．美元的贬而不弱之谜

美元的债务发行机制决定了它必然贬值。美元进入流通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二是以再贴现方式向商业银行注资。前者使美国政府牢牢地绑在美联储的战车上，后者则使得同美联储联系密切的金融大亨们得以攫取通常本应当归一国政府所拥有的铸币税收益。所谓债务，自然需要还本外加付息。如果说，本金所对应的货币是美联储印制的，那么利息所对应的货币也要由美联储印制。换言之，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来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新的债务美元，债务链条连绵不绝，发行的货币也会越来越多。假使按年增长率5％的复利模式增加货币发行量，那么，当前1美元的债务货币，只须300年时间将达到200多万美元。这意味着，在债务货币系统自身扩张动力下，美元必然大大贬值。另一方面，美元的发行者必然竭力维持它的强势和主导地位。美元的持续贬值在为其发行者带来丰厚的铸币税、通货膨胀税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它面临地位弱化的危险。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必须设法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让人们乐于或不得不持有日渐贬值的美元。当年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信心与清偿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那么，美元不断贬值与维持霸权之间的冲突又该如何解决呢？这在金本位制下本来就是难以破解的矛盾，然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因而只要能够攫取别国财富，打击别国经济，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样贬值，甚至贬值得更多，美元就可以既贬值又保持强势地位。

2．货币战争成为美国的一项惯用策略

为了迫使其他国家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美国在拉丁美洲、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迫使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并增加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以保持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同时，美国还威逼利诱欧佩克，让世界各国的主要进口商品———石油，以美元作为贸易结算手段。这样，欧佩克获得的石油美元为了保值还得回流美国；同时，无论是炒高还是打压国际油价，都只不过对非美元发行国造成影响。当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决定在石油贸易中不再采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时，美国不惜代价出兵攻占伊拉克以稳定美元的霸主地位。正是依靠这些方法，一直以来美元顺利地解决了持续不断贬值与巩固霸权地位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数额巨大的铸币税并分享他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元霸权”衰落进程中的一场货币战争

近10年来，美国尽管凭借美联储降息和刺激信贷消费的强心剂，不断炮制泡沫下的繁荣，设法将本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后半阶段拉长，并依靠进口廉价商品维持低通货膨胀率。但是，这一经过反复拉伸的经济增长机制已经益发脆弱、难以为继，国内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危机的到来只是迟早的问题。放眼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中东石油输出国一道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经济实力有所恢复的俄罗斯在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同时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并不成功，其霸主地位并不稳固。在这样的局势下，为了争夺主动权，挽救美元的霸权地位并获取人民和别国的财富，美国不得不考虑再次发动一场货币战争。

1．助长次贷泡沫，请君入瓮

在国内，美联储先是降低利率，并鼓励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房地产价格也逐步抬高，形成了“抵押贷款购房—（推动）房价上升—可以抵押更多的贷款购房”的房地产繁荣局面，使低收入家庭陷入债务链条。与此同时，通过金融创新和控制评级机构，将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等级的金融资产，出售给公众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近年来，美联储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由提高基准利率，迫使一些低收入家庭因为还不起日益高涨的贷款而不得不断供，同时房价下跌，由房地产衍生出来的金融资产大大贬值。在此期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也在同步实施。为了套回中国等国家靠出口大量实物产品所积攒起来的些许美元，美国一方面限制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其储备的美元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和并购美国企业，迫使和引诱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将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级别的证券产品，出售给这些国家的投资机构。待条件成熟以后，危机被引爆，金融资产泡沫迅速破灭。

2．掠夺本国人民和别国，拖人下水

美国金融危机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的行动及其相关后果，便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这场货币战争。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储蓄、住房，还损失了积累起来的养老金。超过700万美国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美国中产阶级面临崩溃。除了直接掠夺外，少数金融大亨还获得了廉价捞取资产的大好机会。政府救市计划救的既不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也不是一般金融机构，而是大金融资本的坏账。最终结果就是富豪们的不良资产国有化了，而优质资产则继续私有化、集中化。

同时，借助世界范围的“美元霸权”，美国的对外策略至少达到了四个目的：一是使其他国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受到损失，削弱这些国家基于美元储备而发行的本国货币的币值基础，进而破坏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乃至经济安全，强化美元对受损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一步步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已将它的各类债权人深深地拖入泥潭而无法自拔，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成了危机的买单者，而美国仍然在继续逼迫或诱使别国特别是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冰岛的银行为了投资次级按揭资产等长期资产，曾在国际资金市场大量借入低利短债，外债总规模竟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以致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境地。欧洲银行业于2008年8月爆出危机，欧元在美国金融海啸中不但无法保持坚挺或赶超美元，形成取代声势，反而在与美元的汇价上不断走下坡路。同时，国际油价被炒高后又急势下调，也使得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强劲反弹，美元指数在10月底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二是受到冲击的国家为了避免自身金融市场破产，不得不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采取降息政策，致使本国货币贬值，从而有助于挽救美元的颓势，使其得以恢复相对强势地位。三是借机发行更多的美元，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收益。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1〕在正常情况下，发挥货币职能的主要是商业票据，票据结算相互抵消后的零头差额才由货币来调剂。而一旦信用受到破坏，这些票据都要转化成货币时，货币就会严重不足。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投资者争相变现数十万亿美元的各类证券，这无疑会造成大规模的货币荒。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从而在金融动荡中扮演着避险货币的角色，在全球货币市场资金冻结的状况下，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急于在公开市场买进美元以应对流动性危机。总之，在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恐慌中，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救市名义增发海量美元。四是利用信用受到破坏后货币必然出现不足的状况，迫使金融开放的其他国家因为缺乏美元、难以偿还美元债务而出现金融危机，资产贬值，便于美国金融大亨们四处抄底，获得廉价的优质核心资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还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并未对金融体系造成全面破坏，也没有对整个经济和社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相反，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却对所在国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以至于无法依靠自身调节得以恢复而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并且很容易演变成经济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正因如此，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爆发时，许多分析家并未料到其演化会是如此深重；也正因如此，我们不难想见，当前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深度挑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华尔街为震源爆发的这场金融海啸，其冲击波经历了一轮轮向外扩散的过程。总体而言，动荡由美国国内扩散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再到新兴市场国家等欠发达经济体，由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直接波及的各类金融主体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再到实体经济领域。仅从媒体报道的指称由“美国次贷危机”过渡到“美国金融危机”，再到目前使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变化中，可窥见其不断深化扩散的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将金融危机划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外债危机四种类型，〔2〕然而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显然超越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它已经转化为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美国占到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3〕其自身金融动荡和经济下滑已经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而其他两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也在陷入衰退。这场货币战争不仅是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剥夺，也体现了大资本家对中小资本家的剥夺，它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基础上，进一步消灭了中产阶级。因此，这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终结，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将加速到来。

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种强权恰恰反映了它面对走向衰落的趋势已乏回天之力。一方面，它已经无法依靠内在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实现持久繁荣、打造偶像神话，而是必须借助于对经济全球化的控制，在产品上依靠寄生、在资金上依靠输血；另一方面，它已经无法在远离国土的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直接制造危机从中渔利，而是必须让资本主义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在本土作一次集中释放，然后将缩过水的财富重新做出分配。

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金融运行和经济状况原本尚属良好，但由于出口依存度或外资依存度较高，正日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对俄罗斯、巴西和石油输出国造成严重打击，出口收入的收缩引发了本币贬值，恶化了国内股市行情。在国际信贷市场冻结的情况下，一些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例如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又不足的波罗的海三国，负有大量外债特别是近期需要偿还大量短期外债的韩国，都面临着资金来源难以接续的困境。而美国有可能借机摆脱部分债务，反过来通过抄底其他国家资产，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给陷入困境的国家，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控制。尽管受到强烈质疑，但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实际影响，令众多国家不得不“同舟共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人们不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抱任何美妙幻想时，保护主义已悄悄来临。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需要各国民主协商、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将更加激烈。世界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

三、中国的角色定位与可能策略

资本管制比较严格、外债水平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避免强烈冲击、维护金融稳定。而最为世人瞩目的是近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早已在各界人士的“救世”计划中频频出现。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奇等提出的方案是，由IMF为主导向各国提供资金救助，而中国等外汇储备充裕国可以为IMF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索罗斯认为，中国应当向其他新兴市场小国提供外币流动性，这对中国的安危同样利益攸关。〔4〕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也将中国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对于盛行的“中国责任论”，我们有必要清醒面对。就中国自身来说，首当其冲并且意义深远的影响显然来自出口受阻，进而导致目前的增长方式变得不再可能或不可持续。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无疑会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仅从工业增长数据看，2008年上半年月均为1613％，而第三季度的月度数据分别为1417％、1218％、1114％，9月工业增长速度比上半年下降30％，世界经济危机传导的后果已十分明显。

一场痛苦的发展转型势在必行，因而扩大内需成为此刻最响亮的声音，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升级不能不提上重要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由高度依赖出口向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转变，也应当是从以美元作为生产目标向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生产目标的转变，是从注重把蛋糕做大向更加注重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转变。同时，中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应带来的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的需求，对许多出口国来说十分重要。

正视我们身陷其中的这场货币战争，中国在制定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时，一方面要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第一，泡沫退去，真正有价值的是实质资产。应当注意维护并把握时机收购一些有产业竞争力的实体资产，避免直接投资于救助西方的金融机构，审慎购买证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继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除了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向关键性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适当倾斜外，可以借有利机会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垄断，进口一批先进适用技术。第二，扩大内需，弥足宝贵的是市场空间。与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政策相配合，需要保护好国内市场，把主要市场份额留给本土企业和本土资本，避免外资的挤出效应，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较广阔的空间。第三，承担责任，与之相对称的是国际权利。所有主张中国应当运用外汇储备向其他经济体提供融资安排的论者，论据不外乎一是大国的道义形象，二是全球化效应下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然而，中国在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应当充分争取相应的权利，如提高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第四，关注美元，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债权人和贸易伙伴，在行动上会受到很大牵制。但是应当清楚，美元虽然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却只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我们不可能奢望美国制定出为中国着想的政策；即便是国际协调机制，也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应设法避免对美元亦步亦趋，尝试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资本论: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51.

〔2〕张礼卿, 李建军.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51.

〔3〕程恩富, 大卫·科茨. 中美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与大卫·科茨对话——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影响与根由〔N〕.中国教育报, 2008-10-14.

〔4〕张翃. 谁来解救新兴市场〔J〕. 财经, 2008, (2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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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

吴辉：国家资源流失，揪出决策内鬼

一、网易又出汉奸评论

“民族品牌，该卖就卖”，2009年 7月3日，网易第四十五期评论公开不要脸地叫嚷如此混帐的逻辑——

网易谬论之一：外资收购并非民族品牌的死路。反对外资收购者认为，美加净牙膏、中华牙膏、活力28、南孚电池、小护士、乐凯胶卷、乐百氏等，这些品牌落到了跨国公司手里，将即刻打入冷宫。但实际情况是，南孚电池直到现在仍是国内领先的电池品牌；乐凯胶卷只卖了20%的股权给柯达，年初柯达已将股份转让给一家中国民企；乐百氏的逐步沦落，其实是败在了同为达能掌控的娃哈哈的手下。

反驳：南孚电池品牌留下来，但是这个利润却流进了外国人的腰包。柯达反吐乐凯，是因为柯达自身出了问题。达能抛弃乐百氏，是因为娃哈哈可以取代它。外资收购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死了，因为利润已经流走了，即使活着，也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民族。怎么就不是死路？

“外资会为了消灭中国民族企业而恶意收购民族品牌”，这是“亡我之心不死”陈词滥调的经济版。收购民族品牌的企业都是外资民营企业，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因为收购中国的企业而业绩欠佳，外国政府也不会给任何补贴。外资企业如果真是为其国家利益打工，收益和风险未免太不对等了。在市场经济当中，品牌的兴亡盛衰太正常不过，秦池、爱多、巨人、三株、太阳神、亚细亚、科龙、三九、托普，外资并购充其量只是众多“死法”里很不重要的一种。

反驳：“忘我之心不死”不是陈词滥调。把“忘我之心不死”说成陈词滥调，只能说明网易评论者居心叵测。

外资收购中国企业政府不给任何补贴？

譬如可口可乐花170亿收购汇源果汁，它先拿20亿美元到中国央行兑换170亿人民币，把170亿人民币给汇源果汁的同时，又从央行把刚才的20亿美元外汇储备弄到美国去投资，然后“次贷”分掉，分给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一分钱也没有花，只是买通央行，喊一句“次贷”，“汇源果汁”这个品牌就白白拿到手了！

白拿，还要什么补贴？

网易谬论之二：危害国家安全是无稽之谈。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将“危害国家安全”，这是很多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要说辞，在06年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中，这一说法一度喧嚣尘上，并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作为“美国政府因国家安全直接干预企业”的例子。然而，美国人对中海油国企身份的忌惮却被众多媒体避而不谈。最近，四川民企腾中重工意欲抄底悍马民用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人的恐慌，尽管悍马本身是美军备供应商。

反驳：请不要使用“喧嚣尘上”这样居高临下的词汇。别人说话是“喧嚣”，网易评论说话就是“一言九鼎”？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美国人不是因为国家安全？而是因为中海油是国企？国企就能威胁美国安全？即算是，那美国人不还是因为“国家安全”而拒绝收购吗？

产业收购，看产业的价值，垃圾产业当然不影响美国安全。“美国国债”、“次级贷款”、IBMPC甚至悍马民用部分，都是套住中国投资的诱饵，美国人当然欢迎。

要求对外资并购民族品牌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呼声不绝于耳，商务部专家就此表示：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目前来说还比较模糊，但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的案件范围其实很小，主要是军事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的领域。的确，在引起中国人敏感的“民族品牌外流”事件中，被收购企业不仅与军事、信息安全无涉，而且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域，与国家安全实在无法扯上关系。一些固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把国内品牌卖光，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自然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只要卖掉国内品牌有利可图，那么国内品牌是永远卖不光的。

反驳：说“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目前来说还比较模糊”的商务部专家，是谁？

是真有其人，还是网易杜撰？

如果真有其人，请下课！

如果是网易杜撰，那只能说明网易评论者真不要脸。

民族品牌外流大多集中于民用、日化及食品领域，就与国家安全无法扯上关系？民族品牌是产业制高点，这些制高点被外国人占有，就能获取大量利润，外国人拥有这些利润，就能换走中国的资源。国家的资源被掏空了，等着就是国家灭亡，这怎么就扯不上国家安全？

只要不禁止国内创立新品牌，国内品牌就永远卖不完？可是要创立新品牌容易吗？张小泉、王麻子、狗不理、同仁堂，中国有几个这样的民族品牌？

网易谬论之三：收购造成的“垄断”并不可怕。否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理由是“防止垄断”。实际上，市场自行制造的垄断被称为“非强迫性垄断”，并不能禁止竞争者的出现，正如即使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它也不能禁止其他厂家生产果汁。这种垄断是有效率的，它必须考虑潜在竟争者的挑战，可口可乐即使收购汇源，其果汁产品也不可能大幅提价或者降低品质，除非它乐意被新进厂商击败。历史经验证明，真正导致严重后果的垄断都是市场之外的力量制造的。

反驳：反垄断的实质，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低效率的讹诈。是市场力量对于公平的自发追求。但这个市场力量对于“非强迫性垄断”的打破，是需要时间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之后，如果可口可乐实施垄断，获取非分之利，市场要想打破其垄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给了可口可乐牟取不义之财极大的时空机会。

而且，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阻止竞争者的出现，会恶意挤垮襁褓中的竞争对手。这个恶意挤垮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却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自己的高额垄断利润。

所以，只要可口可乐获得了垄断地位，不管其能维持多久，对中国的消费者都不是一个福音。好比战略要地，失去容易，扳回来很难。不能说失去了还可以扳回来，就可以把手里的战略要地拱手送给别人。所以，即便是“非强迫性垄断”，我们也决不可以让其实现。

况且，果汁行业是一个资源消耗小、可再生、可持续的产业，外资占据这个产业，可以不消耗自己的资源，却大量换走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这样的行业，外资不管垄不垄断，都应该不许其进入，何况还是进来搞垄断？

网易谬论之四：民族品牌无需政策扶持。民族品牌透过资本市场融资，就有可能被国际资本收购。如果既想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又不想被收购，仅有一途，就是不走市场融资之路，靠国家产业政策扶持，银行提供资金，这是很多经济民族主义者心仪的模式，也正是许多国企所采取的模式。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并非源于国家保护了某些产业，而来自放弃保护，开放竞争。我们必须看到，政策扶持往往成为滋生落后和低效的温床，在权力保护下垄断，在垄断保护下低效，正是我们经济的问题所在。“民族品牌”只能走品牌并购之路，这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反驳：民族品牌在资本逻辑下做大做强，用外国人的钱，外国人的管理，帮助自己发展强大，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外国人的钱要琢磨着用，宗庆后用了达能的钱，吃了一身官司，惹了一身臊，这应该为前车之鉴。引进外资最怕管理权的丢失，在产权上扯皮不清。

但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并不就等于被收购。刀口上添血，还可以既添到血又不割到舌头。何况进入资本市场还谈不上“刀口上添血”？既然进入资本市场只是“可能被收购”，并不是“一定被收购”，怎么能说，做大做强而不被收购，就只能“靠国家产业扶持，银行提供资金”？

如果外国人的投资，是货真价实的、可以买到资源的真金白银，那么资本市场的风险就非常小。可口可乐拍出20亿美元，帮助汇源果汁做大做强，汇源果汁用这2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关键技术、生产线、去美国打造国际品牌，把果汁卖到美国去，挣了钱大家分，这个风险是极小的。

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美国人拿出20亿美元换成170亿人民币，汇源果汁拿了这个170亿只能在国内花，造成国内通胀。而具有国际购买力的美元，又被美国人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拿回美国，然后次贷分掉，分给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分钱不花，就要占有汇源果汁这个品牌，从中国挣钱，然后白白弄走资源。——这样的“资本市场”，在中国刚一进入的时候，就被下了套子！所以中国的民族品牌才会那么容易被“收购”，因为这其实不是收购，而是“白拿”！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堵住“购买美国国债”这个战略上的漏洞，理顺汇率制度，企业其实是可以放心上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而不必完全依靠国内的银行贷款。

就算依靠国内政策扶持，也比民族品牌的沦陷要强。虽然国家政策扶持会导致对一些落后产业的保护，纵容它的低效率，但国家的政策扶持也不是一无是处。有的企业出现暂时亏损，但企业的价值观是健康的，那么这样的企业还是会成长。而这个成长出来的企业，则完全就是中国原创的、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扶持只要有限度，不是恶意骗取银行贷款，就不会完全没有意义。

民族品牌走并购之路，与“国内政策扶持”相比较，“效率”是提高了，但这个效率的好处，却是被外国人占有！这比“在权力保护下垄断，在垄断保护下低效”的情况要更糟糕。因为后者效率虽低，但起码也是中国人自己在作主，国家资源没有流失给外人。

孩子走路不快，父母亲包办，孩子的效率很低，这是个问题。但是把孩子送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决定孩子的生死，听话就让其卖苦力，不听话就弄死。这对孩子的父母来说，是最大的失败。

自由主义是有界限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超脱利益和血统的。但对于每一个物种来说，不可以对自己使用丛林法则。这就是“虎毒不食子”。羊如果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我把你放到丛林中去，跟狼搏斗，如果你被狼吃了，那就只能说明你效率低下，该死就死——可以吗？

中国的民族品牌关系到国家利益，关系到中国人自己的血统，如果中国人自己对自己说“民族品牌，该卖就卖”，这与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狼嘴里再说“该死就死”，有什么区别？

网易谬论之五：“民族品牌”概念不必太当真。在人们都在为“民族企业”这个词而激动甚至愤慨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个内涵与外延似乎都无比清晰的词汇，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却是一个无法准确定义的“伪概念”。比如什么是民族品牌汽车？按产地吗？零部件在中国制造的就是？别忘了，捷达的国产率超过了90%，连奥迪A6的国产率也已经超过了65%。而人们常说的民族品牌比如比亚迪F3、华晨骏捷，用的可是三菱的发动机，更别说车里面那些多如牛毛的日本电子元件了。

按公司老板的国籍、公司注册地来界定也不靠谱。在达能和娃哈哈之争中，慷慨激昂呼吁保护民族品牌、限制外资进入的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其实早在1990年代已与达能联姻，其女儿等多名家人都有了外国国籍，并在国外注册了多家离岸公司；立志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吉利集团，也是由在国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控股的；上一次“保护民族品牌”的主角汇源同样如此，它是在凯曼群岛注册，在香港上市，原有的股权大概有40%左右已经是外资。实际上，人们说一家企业是“民族品牌”，一般只发生在和外资的并购过程当中。换言之，“民族品牌”不是否决跨境并购交易的理由，而是品牌所有人多要对价的筹码，不值得旁观者过分紧张。

反驳：世界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利益一体化”。民族品牌承载着民族利益，并非无法准确定义的“伪概念”。捷达的国产率超过90%，说明“捷达”车还有10%必须依靠外国。而且“国产率90%”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得到90%的利润，可口可乐的国产率是100%，但其利润的90%却流向了美国人的腰包！外国人利用收购的中国民族品牌，控制产业链的制高点，可以赚取大量的利润，换走大量的资源！这样，本来应该属于中国人享用的资源，被外国人通过“品牌”弄走，养着了外人！

但中国人如果控制了品牌这个制高点，那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比亚迪F3用三菱的发动机，那是因为有利可图，我们可以把三菱发动机的利润压缩到最小！这个利润的流向明显由中国人控制！宗庆后的女儿有外国国籍，吉利公司离岸注册，汇源果汁香港上市，这并不影响这些民族品牌的持有者对利润流向的主导！

企业的经营活动没有国界，但企业是有国界的。美国人的企业不管在哪里组织生产，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迷失了国家利益的企业，必定找不到方向，也无法真正强大和受人尊敬。

网易评论者如此恶意误导中国人对“民族品牌”的归属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显就是要搞垮中国、离间中国，掠夺中国资源。

网易谬论之结论：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当国际粮商进入中国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者很紧张，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被破坏；当高盛宣称要在中国养猪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者又再次紧张，担心中国养猪产业被其垄断。实际上如果我们一听到“外资”两个字就紧张，那么外资的任何举动都可以和“阴谋”联系起来。

当前中国公司纷纷出手抄底美国，美国人似乎并不担心被中国控制，也不觉得被伤害了“民族自豪感”。也许他们具备而我们缺乏的一个常识是：天下的企业一样，都是以牟利为目标，只要消费者吃到廉价又放心的鸡蛋，何必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我们真正应该忧虑是，政策保护下形成的垄断和低效，很可能让我们只有昂贵而劣质的鸡蛋可选择。

反驳：经济民族主义很紧张，是正确的。国际粮商进入中国，给中国种粮食，高盛养猪，给中国人猪肉，是好事吗？

中国人粮食不种了，猪也不养了，吃外国人的粮食外国人养的猪不更好？

问题是，中国人拿什么去交换外国人种的粮食？

自己闲起来，不去挣钱，拿什么吃饭？唯一能拿出来的，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老本，那就是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资源耗尽呢？

等死！

所以，中国不要美国人来种粮食，也不要美国人来养猪。这些事情是可再生的、可持续的，我们要自己干！我们要自己干，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拿不可再生的资源，去交换美国人在中国弄出来的可再生的粮食！

只要消费者吃到廉价放心的鸡蛋，何必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但如果我们不关心下蛋母鸡的国籍，我们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会被这些“不让关心其国籍”的人弄走！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国人将会撤退其母鸡产业，我们那时候将一无所有，不仅吃不到廉价放心的鸡蛋，就连昂贵劣质的鸡蛋也吃不到！

二、捍卫资源，煮死中国外资品牌

网易的汉奸评论，我作了一一驳斥。但是还不够，我们要找到赶走侵略者的方法。

毫无疑问，外资进入中国，“收购”中国的民族品牌，其目的就是想利用这些可再生、可持续的品牌，获取暴利，换走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中国的对策，第一，要关闭自己的资源型出口，让这些进入中国的外资无利可图，将其逼退。第二，可以针对外资开征品牌税，强行夺取外资所获利润，不让其从中国换走资源！

麦当劳、沃尔马、可口可乐，你在中国赚取暴利，3毛钱一罐的可乐卖3块钱，用其中的2.7元换走中国的钢铁、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这样的事情不允许其持续下去！

所有外资在中国品牌，都不允许获取暴利！勉强让其生存，就算给了其天大的面子！

开征外资品牌税，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不要怕没有惯例，税务政策就是用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没有惯例我们可以创造惯例！

三、内鬼不除，国难未已

现实的情况，开征“外资品牌税”，煮死外资品牌，没有人会付诸行动。

这些决策者，不仅没有想到要煮死外资，反而在削减资源出口的关税，帮助外国人弄走资源！

很显然，国家的资源一步步流失，肯定有内鬼作怪！

“财政部宣布7月1日起降低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出口暂定关税”

看了这样的报道，有良知的中国人，只好抓狂，发疯！

内鬼不除，国难未已！

国家到了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命搭上去也在所不惜！

国家安全部形同虚设！

财政部的卖国政策，国家安全部为什么不关注？

网易的汉奸评论，如此毫无遮拦地出卖国家，国家安全部为什么不关注？

如果国家安全部没有这个敏感性，请下课！

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反思了，如果这样的国家安全部，还算是在保护国家安全，那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每一个不希望中国在暴乱中结束的公民，都应该出来，发出理性的声音。让我们的声音去改变政治，让我们的政治，能维护国家利益！

四、屠杀左派，请捎上我

前不久有人在网上散布言论，要“屠杀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和毛主席的所有后人”，据说开了一个几百人的屠杀名单。

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中有没有我的名字？

如果有，那是我的荣幸。

如果没有，那说明我还不够格，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我不怕死，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认为变法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死人。所以谭嗣同死了。谭嗣同死后十三年，满清政府民望丧尽，在几个兵痞的闹事声中轰然倒塌！

如果我有幸成为侵略者的屠杀对象，那么在我死后三年或者十三年或者三十年，总会有一天，美国人及其汉奸走狗，将会被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永远赶出去！

国家利益到了需要用生命来捍卫的时刻。二十岁的时候，一农民弄走我的东西还出言不逊，我认了，我想，我跟他拚了不值得。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三十岁的时候，我妹妹跟人打官司，对方仗势欺人，我一忍再忍，没有跟他拚命，我想，我跟他拚了不值得，我还要做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拼了，我死了，我就是死得其所。在国家要灭亡的关口，还不拼命，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让我值得拼命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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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洲：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

惊闻我国财政部6月22日宣布，“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世人皆知，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对方对其物品完全的支配权，即互相承认对方对其商品的所有权。别人的物品卖与不卖，卖多少钱，那是他的权利，你可以不买，但绝不能强买强卖，侵犯他人所有。如果连这一最基本前提都没有，非要强买强卖，那就不是交换，而是强盗勒索抢劫。这么简单的普世真理，公仆们真不懂吗？

美、日、欧完全无视中国的经济主权，以其将贬值的纸币强买中国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和粮食，并威胁告上世贸，这还很是贸易吗？中国还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吗？对此赤裸裸的强盗勒索，我当局竟不敢有丝毫反对，立即乖乖投降。如强盗所愿，不仅卖，而且要降低出口关税贱卖。完全无视人民的愤怒，无视全世界的轻蔑和嘲笑，甚至不顾政府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连婊子卖笑半推半就扭捏作态都没有，连个假装“无奈”的借口都找不出。官怕洋人！一点不假。看着强盗勒索成功后的得意和蔑视，及刻意表现出的意犹未尽，公仆们竟无一点羞耻心吗？！

居然还有无耻专家说什么此举“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珍贵资源和粮食难道是卖不出去需要降低“出口成本”与人竞争的贱货吗？降低的“成本”是归了出口企业吗？明明是减少我海关税收，即降低外国的进口成本，却偏要说成“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什么叫睁眼说瞎话？！还“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公仆”是以“促进外需”为天职的吗？

他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自己不会烧焦碳吗？！不愿污染自己的环境就一定要污染中国的环境！美国自己没稀土吗？自己的资源要保护不开采，非要先挖光中国的资源！世贸组织的原则难道就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美日欧真敢与中国对簿公堂吗？世贸组织难道真是助盗抢劫的帮凶吗？不过是我们的公仆自己不愿据理力争罢了，多么完美的配合。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有求必应，狼狈为奸。

退一万步说，就是中国官司打输了，世贸真是强盗算计世界人民的黑窝，继续呆在这个陷阱里还会有什么好处？！跳出这个火坑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解放吗？！

“失去国际贸易利益”？交换的对方已拿不出有价值的交换物，不过是印些不断贬值的纸片子骗走我们的日渐稀少比真金白银还珍贵的资源，这是什么狗屁“经济利益”？如此倒霉“利益”没有岂不更好。

若真讲经济利益，我们就不仅不应以自己珍贵的稀少资源去换即将不值几何的纸片，而且应拿这些纸片去换进即将大涨的稀缺资源。

晚清慈禧、李鸿章卖国，好歹还打了几仗。我们不仅一枪未放，而且连据理力争都不敢，其实不是不敢，是不想，新中国连旧中国殖民地都不如吗？今年还是建国六十周年，这就是对六十年大庆的献礼！？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彻底丧失经济主权！

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我们的财富、资源竟都要由美国及其日、欧帮凶们支配。他们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必须干什么，不喜欢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不能干，中国是三孙子吗？是美日欧的奴仆？

我们的经济是专为美日欧服务的殖民地经济，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债，我们的银行一定要让外资参股控股，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专为便利国际资本剪羊毛而畸形发展的唯一可允许繁荣的支配性经济部门，我们丰富的劳力资源只是为了外资取得最大利润而压低普遍工资成本才存在的劳动后备军，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主要是用来对冲因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才产生的外汇占款通胀因素，我们丰富的储蓄是美国人的金库，我们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上总是按国际资本的愿望贵买贱卖，为外国输送利益。外资参股兼并我国企业总是获超额暴利，我参股外企却总是血本无归。为了美日欧天更蓝，云更白，山更清，水更秀，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

我国的产业已大部分为外资控制。我们大中城市的水务等公用事业正在被外资控制，而外资控股后就都能让政府下令涨价，助其以垄断公用事业盘剥中国人民。

我们的新兴产业也正在被外资控制。其中光伏（太阳能）产业已被美国等完全控股，然后当局就以发展清洁能源为名，以提高普通电价补贴太阳能发电（用中国消费者的钱去补贴控股外资）。此特大“利好”已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11家太阳能企业（全被美国等控股）股价连番数倍。

等等等等……这还不是殖民地么？

去年6月18日，以“中日东海原则共识”为标志，开始了中国领土主权的沦丧。一年后财政部6月22日的宣布，则标志着我国经济主权的彻底丧失！并以此宣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已丧失殆尽！我国人民早已被彻底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而重新沦为被压迫者，甚至上访告状、爱国活动、反抗官员强奸、纪念毛泽东等等都成“非法”。人民的生存权不断受到剥夺，其土地、家园、房屋被非法侵占没完没了。而官僚买办阶级、贪腐黑恶势力却勾结国际资本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月22日是继去年6月18日后又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重回殖民地旧中国，此轮回也太彻底了！

这么重大的事，是该隆重纪念热闹热闹。为了这个大排场，据说“维稳”压倒一切。可公仆6月22日所为这是在维稳吗？若真想维稳就别卖国！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卖国就一定会激起 “五.四运动”! 一定会引发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别不信！历史上哪个卖国贼有过好下场？！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年后又趴下了。这次“新帝国主义”没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而是靠收买中国的公仆精英进行渗透，并对其洗脑，使其视洋人为上帝，他国为归属，并将此“福音”广为传播，以使1840年以来百年买办汉奸文化未死之毒瘤恶性发展扩散溃烂。此阴招果比枪炮好使，于是公仆们身在汉营心归外，竟卑鄙地蒙上主人的眼睛，堵上主人的嘴，捆住其手脚，然后伙同强盗将主人的财产全都掠走，并与强盗一起吸食主人的血，直到最后眼睁睁看着受尽凌辱的祖国母亲惨遭肢解……

曾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这样倒下了，未败于外，却毁于内，毁于吃里扒外的“公仆”。这些恶奴意在消灭祖国债权人后挟其卖国所得远遁异邦去作洋人，撇下身后被自己毁掉的满目疮痍的故乡和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同胞……

大公仆们：你们毁掉故乡去作丧家之犬将会有好日子过吗？

岂不闻：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正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违背自己意志的卖国条约！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

杨芳洲

2009年6月30日

附：《财政部宣布7月1日起降低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出口暂定关税》

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财政部22日宣布，我国将自2009年7月1日起取消部分粮食以及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并对化肥及化肥原料的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专家表示，当前国际经济仍然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全球需求萎缩的趋势并未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对部分产品出口关税进行调整，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

根据财政部通知，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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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核心领域外资垄断　汽车零部件全线告危

经济观察报7月6日报道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正面临因成本增加和外部竞争而引起的效益下降，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6月30日发布的《汽车蓝皮书》中，大量翔实的数据显示，在几乎已被外资垄断的核心零部件技术领域，国内企业均难实现较大突破，产业发展堪忧。

该蓝皮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大众中国共同编著。根据书中的统计数据，目前内资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在全行业中的比例还不到1%，大中型企业也不足15%，且内资零部件企业90%的市场份额和制造能力都集中在低端产品上，而其余10%涉足高端产品的内资企业绝大多数也都与外方进行了合资。

“这与我国缺乏对汽车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政策的系统性规划有关。”《汽车蓝皮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付于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对于此前国内12家整车企业在发改委主导下，与美国博格华纳联手开发、以突破国内自动变速器技术瓶颈的尝试，付于武则表示，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博格华纳在其中占股高达66%，而且是惟一的技术来源，很难想象中国企业能从其中获得什么关键技术。”

外资加强控制

金融危机对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大冲击直接导致了很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财务状况的恶化。根据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今年3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2009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率将大幅下降，息税前利润率可能为零。

这一残酷现实加速了外资零部件商在中国的强势扩张，从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包括GKN、博格华纳、江森自控等全球知名零部件公司都在中国新建了独资或合资工厂。

尽管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总量指标不断提高，出口数量迅速增长，但内资零部件企业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有外资背景的企业，生产仅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和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赢利能力明显不足。

数据显示，在我国，拥有外资背景的汽车零部件商占整个行业的72%，而这些外资供应商中，独资企业占55%，中外合资企业占45%，与此同时，外资也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内资零部件的销售收入仅占全行业的20%至25%。

外企增资和独资的趋向也越发明显，仅博世一家就以完全独资或是控股的方式在中国投资了18家公司，形成了从研发、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在2007年新成立的19家外商投资的零部件企业中，选择独资的也占了74%。

此外，关键技术市场也几乎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数据显示，在我国汽车电喷系统、发动机管理系统、ABS和安全气囊等核心零部件的产量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0%、100%、91%和69%，进口自动变速器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也高达78%。

尽管国家产业政策对外资品牌整车国产的国产化率设定了标准，但由于外资在国内的总成零部件和高端产品等核心部件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外资在争取为国内主机厂配套方面也明显占了上风。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调查，完全的中资企业很难进入合资产品的一级供应商中，其中美系车型在中国选择的零部件供应商100%是有外资背景的企业，而德系车型、日系车型以及国内自主品牌车型的这一比例也分别为88.9%、89.5%和52.8%。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之前业界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将有可能成为我国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但自2008以来，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上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进口关键零部件。

“欲速则不达，这样的拿来主义看似是实现新能源车产业化的捷径，但本土零部件企业会因此而失去发展的机会，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成为新能源汽车自主创新的制约。”付于武说。

政策缺位

在2005年我国实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后，零部件行业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为外商投资敞开了大门。

付于武认为，我国汽车整体实力发展滞后与国家政策的关注度不高密切相关，“从国家各部门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对整车发展的关注度都远远高于汽车零部件”。

数据显示，除长三角地区汽车零部件产值比重可占到全国的37.2%外，其他汽车零部件重点分布区域的产值比重仅占全国的6%至12%，而且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主机厂降低成本的双重压力，已经有大批零部件企业倒闭了。

虽然在1994年和2004年汽车产业政策中都述及汽车零部件的发展问题，但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设计和政策设计，而今年年初发布的《汽车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中虽也明确提出“核心零部件自主化”，但仍然缺乏落到实处的具体政策。

这导致绝大多数的内资零部件企业因缺乏政策导向和具体鼓励措施而难以获得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也无法与整车厂形成稳定的供应商关系，更没有开发产品的积极性，而一旦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也会很快成为外资零部件商吞噬的目标。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锡威孚以前曾多年来在国内高压油泵生产方面位居“老大”，但2004年，该公司与博世以33%：67%的股比进行合资后，威孚实质上已被外资通过控股合资的方式所控制，现在仅是合资公司的一个供应商。

政策缺位的问题不仅导致外资对国内的零部件市场形成垄断，也导致内资零部件企业在资金投入和产品开发方面明显滞后于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更滞后于整车的发展。

数据显示，国内汽车零部件商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连续数年都仅为0.6%左右，但跨国零部件公司的这一比例却可达7%至10%。

事实上，现有的合资、独资零部件企业的主要技术来源和技术支持均来自于集团内部或是集团持股甚至是控股的整车厂，而内资零部件商与整车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也缺乏协同开发共性技术的平台。

此外，目前已建成的零部件产业集群也没能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和联合开发，不同车系的整零合作自成一体，内资供应商难以从中获取必要的技术养分。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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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部门利益：为何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而不买黄金

2009年07月06日第一财经日报

“美元陷阱”，这是一个新词，用来形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都投资到了美元资产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首次提出了这个词语，中国著名学者余永定教授也用过这个词语。

克鲁格曼于4月中旬在纽约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为美元贬值，预计中国遭受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塞策(Brad Setser)的说法，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30%的变动(这是很可能的)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差不多是中国经济的十分之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有一种外汇储备，核心是这种储备是否能够花出去。比如，保有美元储备，我们的美元能否和美国人自己的美元一样，在美国购买任意资产。但是，美国不断通过立法，增设部门机构与机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汇储备富余国购买美国优质资产或先进技术设备。因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近乎只能购买美元债券资产。

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增长三倍，高达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次贷危机没有改变这个趋势。

2003年，为完成一项国家重大课题，本人有幸“近距离”接触国家外汇管理部门高层领导。我借机问了一个自认为很简单但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不断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而不可以购买比如黄金储备？”这位领导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买黄金不赚钱。”我更是满怀疑问，想知道为什么不赚钱？但是当时那位领导并没有回答这个进一步的问题。

2005年，本人在进行《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课题调研，就上面同一个问题，笔者与一个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交换看法。这位领导回答，“买黄金是不赚钱，即使黄金升值了也不好在我们的财务账面上体现。因为黄金的价值在不断变动，即使能在账面上反映出来，在结算时，也会因为储备黄金不好买卖，变得没有了收益。而买美国债券，因为有债息，到期都有收益，尽管按你们学者的看法实际可能是亏损的，但是我们的账面有收益，而且我们买得越多绝对收益就越大，部门绩效也就越大。”我随即问，“买黄金，黄金升值了，国家不是赚了吗？”那领导笑曰，“国家可以说赚了，但是咱们没赚头。”

4月份，新华社发表了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专访，透露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54吨，目前已达到1054吨。购买方式是通过国内杂金提纯以及国内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的，并不是用外汇购买，而且不是在国际市场购买。但笔者以为，这种购买、增加黄金储备的方式，不仅未能有效分散国家储备风险，而且抬高了国内黄金价格。

这终归还是一个“美元陷阱”问题。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远远超出3%的年度警戒线，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家，约占世界GDP的10%，以美元作为单一的货币系统，实已出现威胁。

20世纪20年代，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为法国拥有，但最终以落入“英镑陷阱”的灾难性结局收场。当时管理外汇储备的法兰西银行是一家私营机构，并没有涵盖法国的全部外汇资产。

与当年法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对全国近乎所有外汇的集中管理，是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集中体现。因此，中国更应该避免重蹈法国的覆辙。(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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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申草：中国经济信息安全危在旦夕

力拓间谍门事件的明确提示是，中国经济信息非常不安全。在数目字管理的市场，数目字的主导权为交易对手、谈判对手掌握，结果不问可知。

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力拓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已被拘捕，其中包括该办事处总经理、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在例行发布会上对此做出正式回应指出，中国有关部门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证明胡士泰等人为境外刺探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并对中国钢铁企业的内部人员行贿。

大型企业与政府关键部门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公司员工，是获取中国商业核心信息第一条捷径。

不少钢铁企业负责人透露，包括力拓在内的三大铁矿石巨头在与中国钢铁企业接触过程中，常常以多种方式获得中国钢铁行业的核心数据，包括生产成本、毛利率、生产技术参数等等，所有这些详尽的数据，使中国钢铁行业的底牌尽在铁矿石巨头掌握之中，核心商业数据的泄露使中国铁矿石谈判无法获得先机。

此次被刑拘的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80年代在中信集团工作，中信集团是我国进行海外资源性布局的一家窗口企业。1998年，冶金工业部，许多掌握核心资料的官员进入力拓等企业，被委以重任，每次谈判，这些对中国钢铁行业了如指掌的人士充当了信息搜集马前卒的重任，他们获得的百万美元高薪，让中国企业付出了上百倍的代价。

不仅如此，包括证监会、银行、政府财经部门的一些官员退休后即被国外企业高薪礼聘，既提供行业咨询，又可以充当高级公关，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场中常常无往而不胜。

以为信息无价，利用权利之便将所知信息收益个人化，是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透露商业资料的根本原因。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二条捷径是国外机构与国内政府统计部门合作。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数据都是在这一天首次公布。但早在7月8日，路透社就在中文网站刊登文章，以“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我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为消息源，称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0.4%。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连小数点都一样，如果以此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套利，中国普通投资将蒙受巨大损失，而外资机构既可避险，也可提前做多做空，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有专家建议司法介入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国内公众有权利知道，国家统计局如此核心的数据如何提前透露，统计局仅以“不可能泄秘”推托无法塞责，事实上，小数点后面的预测一致，概率与中大奖差不多，统计局难道不了解概率？

不仅如此，国家统计局的景气动向指数由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高盛(亚洲)联合开发，国家统计局是否无法独立完成研究监测工作，他们理应告知于众，打报告要求加派研究力量，而不是与国际投行合作。如果政府部门无法排除泄秘之嫌，如何要求企业掌握数据的关键人士不把数据换成金钱？一些政府部门无意中充当了一些急于泄露信息换取真金白银的苟且之徒同样的角色。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三条捷径是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将数据拱手让人。

中国经济信息泄露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

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车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资贷危机爆发，这些评级机构的职业道德在美国本土受到强烈质疑，这些机构会利用中国经济数据从事何种商业活动，不得而知。

更让人奇怪的是，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期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中国大型企业低价境外上市，高价回归国内，让国内投资者为国外投资者买单，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中国金融机构没有通过境外上市形成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反而强化了垄断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信用卡业务等数据落入竞争者之手，在长期威胁境内市场的安全。

无论如何，政府处理间谍门事件是及时而必要的，窃取商业机密进行商业贿赂不仅违背商业伦理，更违背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违法者理应受到制裁。

力拓间谍门事件是个标志是个契机，通过铁矿石谈判收回利权，通过谈判意识到中国经济信息危在旦夕，处于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困难处境。政府以政府有必要改进目前的信息管理制度，对于大型企业关键人士与重要岗位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大员作出严厉规范，同时反省大型企业首先在境外上市剥夺国内投资者权利，与泄露核心商业信息的软肋，通过培育内部市场机制，通过全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彻底摆脱目前借用外力推进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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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矿石间谍与内外大势

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中国没有榜样”，等等，同意的、反对的，大多在理论层面争来争去。包括关于“伪君子”、“真小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大多也处于概念对概念、观点对观点的状态。不同的倾向性，使不同的观点都难以说服对方。今天，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解读一下上述问题。

7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已被中国国安部门依法逮捕。具体原因是，胡士泰涉嫌为境外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胡士泰是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另外几名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秦刚在记者会上说，希望有关部门配合调查，并且强调，这只是一个“司法个案”，不希望把它无限扩大，甚至政治化。这话显然是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这一事件意义深远，如何解读这一事件，以及它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首先，力拓集团窃取了关于中国什么方面的“国家机密”？为什么要窃取这类机密？力拓集团是世界上三大矿业公司之一，它与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一起，控制了当今世界绝大部分铁矿石生产。近几十年，中国的钢铁生产增长很快，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铁矿石进口方（约占60%）。因此，包括力拓在内的三大矿业公司，窃取的中国国家机密包括：中国各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国家对于钢材的需求和计划、钢铁企业的内部成本、生产周期、矿石储备等等。掌握了这些数据，三大矿山企业就能在铁矿石谈判中，清晰地制定对于中国的价格战略。比方说，了解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内部成本，它就能准确地把握铁矿石的涨价幅度，如果再了解了中国对于钢铁发展的整个政策和计划，铁矿石涨价更能卡住中国的软肋。由于这样一个垄断集团的存在，中国将各个钢铁企业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立场的谈判方针，同三大公司进行铁矿石谈判。但是，胡士泰涉嫌窃取的国家机密还包括：中国方面完整的、书面的谈判策略。等于把中国的谈判底线完全暴露给对方。

这个现象说明，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经济，对外常常是一个幌子。三大矿业公司，已经实现了高度垄断，尤其是力拓与必和必拓，他们互相持有股份，组成价格联盟，寻找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细小瓶颈，严密把守，以获得他们最大的利益。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对钢铁的需求，进口铁矿石的数量日益加大。但是，中国这个世界铁矿石“第一客户”、“第一买主”，在铁矿石价格上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客户就是上帝”是一句空话，除非生产方是真正的自由竞争，否则最大的客户就是最大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就成为供应垄断方要挟的砝码，最大的客户由此成为最大的、任人宰割的对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找到对付三大矿山企业以保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

矿石间谍涉及到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为何矿石间谍能成功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说起来很简单，一是投靠外国的洋奴，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首要涉嫌人胡士泰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在他的洋主人和自己的父母之邦之间，他做出了清晰地选择：投靠在洋主人的怀中。因为，洋主人给他的利益更大，而洋主人给他的利益是靠损害他的父母之邦换来的。对此，胡士泰毫不在乎，乐此不疲。胡士泰能够实现成功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各钢铁企业的“内鬼”。虽然目前这些“内鬼”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但我们可以想象，实现这个目标，无非就是贿赂、金钱和美色，利用的正是“真小人”的本性。于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提倡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提倡道德修养的时候，至少，内外勾结的“矿石间谍”和“内鬼”首先就会反对，因为，那将妨碍他们靠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中饱私囊。如果“矿石间谍”所接触都是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者，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不是某些人大力鼓吹、提倡的“真小人”，“矿石间谍”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的难度就会大很多。

面对铁矿石问题上的长期被动，中国该怎么办？我们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下三大矿业公司。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依然被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在2008年就试图收购力拓9%的股份，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但是，由于国际金融也掌握在西方资本的手中，2008年，中铝公司收购力拓的计划亏损了70多亿美元。2009年，中铝公司试图利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再次入股力拓，所谓抄底。年初的时候，中铝以195亿美元的价格，与力拓在伦敦签订了协议。6月，随着西方经济形势有一点点好转，力拓便撕毁了协议，宁愿赔偿1%的违约金，终止了中铝的战略计划。联想到几年前中国试图收购美国某几个企业，遭到美国国会的抵制，力拓的“毁约”便更能让我们看清西方的本质。前不久，欧美针对中国向自己特产矿石征收出口税的举动，提出要起诉中国。与此同时，欧盟还开始对中国钢材加收关税，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明显的双重标准：西方可以要挟中国，中国却不可以违背西方！中国只能任西方宰割！西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是他们定的。而多少中国人还仅仅满足于西方同意和中国一起玩游戏，却没有看清其中的陷阱。

关于力拓毁约的原因，有分析指出，这是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冷战意识，也有分析指出，这是西方试图继续保持垄断的心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还在西方的操控之中，中国想要改变被动的局面很难。英国方面解释说，他们担心中铝公司的政府背景。的确，中铝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那么，我们把中铝变成私营企业会怎样呢？也许，中铝变成私营企业后，类似的“毁约”不会发生。但是，第一，中铝从国有变成私有，这个变化过程让谁得利？这个过程是否必然会导致令中国人愤怒的腐败？这是否就是某些媚美资用文人宣称“腐败有理”的原因？第二，中铝变成私有，即便成为力拓的大股东，在当前世界金融规则下，西方资本也很容易把私有化的中铝变成类似“汇源”一样的“外国企业”，或者像几家上市银行、保险公司一样，变成西方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假中国企业”。这也是国内某些媚美资用文人不遗余力地鼓吹私有化优于国有化的原因。

即便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一团糟糕，美国的国有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某些中国媚美资用文人，还在不失时机地鼓吹私有化，贬低国有化。前几日，最新世界500强的排名榜上，出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名字，其中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前十名。于是，某些资用文人又大声责问：为何又是国有企业？为何不是中国的私有企业？我并非反对私有企业，但是，我认为，首先，私有和国有应该相互结合地存在，不能夸大私有的好处和国有的坏处；其次，在一批资用文人的长期鼓噪下，如今的中国还有几个企业家，具有早年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的理想？还有几个中国企业家像吴蕴初等一批民族企业家一样，具有炽烈的爱国情怀？

在中国钢铁对外铁矿石谈判中，国内还有人指出，中国国内钢铁企业太小，太多、太分散、集中度不够，也是我们谈判不顺利、处于被动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将国内钢铁企业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巨型的钢铁企业实体，并不是做不到，而且对于铁矿石谈判的确会有好处，但未必就能真正解决问题。西方同样可以像对待中铝公司一样，借口你是国有企业，而采取双重标准。就算把这个假想中的巨型钢铁企业变成私有，除了上面提到的腐败和所有权问题外，还会有其他巨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到我国最大的造船厂。当时这个造船厂有1万名员工。据船厂领导介绍，同样生产规模的日本船厂，只有1、2千名员工。在当时的观念中，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企业应该像国外一样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减少人员成本，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先进企业。如今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客观看待。企业规模扩大、技术改进、效率提高、人员成本减少，对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的确有好处。但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必然使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必然使就业机会减少，很容易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这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中国的事情又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提高，面对国外的大型企业，就没有竞争优势；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像国外企业一样朝巨型化发展，国情的不同，会使得后遗症在中国更加突出。这个问题在此处不详说。这里只是通过这个问题指出，如果我们只在西方模式、西方游戏规则中寻求发展，中国很难找到突破，很难摆脱受人控制的被动。这就是我主张的“中国没有榜样”的一个具体例子。

在我看来，解决铁矿石谈判的长期被动局面，至少有一件事情，中国是可以做的，那就是改变好大喜功的方式，改变以刺激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比方说，像鸟巢那样极大消耗钢材的项目，应该少之又少，慎之又慎。而在中国各地的建设项目中，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各种建筑，为何不能多采用中国非常丰富的石材资源，而非要采用资源缺乏的钢铁？我对建筑是外行，就算用石材成本可能会高（假设），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大型公共建筑的投资，大多数都用于国内企业和国内就业。就算石材建筑可能建不了摩天大楼，但是，矮一点又怎样？何必非要争世界第几高楼的无谓名声？如果这样的观念能够被普遍接受，“大裤衩”的难堪也许就不会出现。何必非要争“奇特”建筑的无谓噱头？

矿石间谍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把它定位成“司法个案”，主要是出于中国与众多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平衡的考虑。而对于中国自身来说，矿石间谍事件反映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系列问题。既有企业发展模式问题，也有国家利益问题；既有制度建设问题，也有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维护。要实现这个目标，制度仅仅是一方面。民族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同样需要；国有企业内部机制和市场行为的深度调整同样需要；对于那些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的“内鬼”，既需要法律惩处，也需要道德建设。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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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中国已进入商业机密谍战高发期

21世纪经济报道叶一剑 2009年07月11日

“这太司空见惯了，可以说类似的事国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7月9日，谈及力拓上海办事处四员工被捕一事，江涌语气平静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江涌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侧重对涉及国内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

3年前，江涌的一篇关于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调研报告曾轰动一时，引发外界诸多联想，在该报告对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进行商业情报搜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关注一些包括商业信息战在内的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事件和情报，是江及其所在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

“按常规来看，由国安部门参与调查的案件，如果明确表态称‘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就基本上代表了已经证据确凿，否则不会公开表态。”江涌说。

江涌表示，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活动，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内有些公司的发展规划刚刚做出，就已经摆在国外竞争对手的案头。

江涌认为，商业间谍案已经进入高发期，是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时候了。

司空见惯的“间谍案”

《21世纪》：上海市国安局公开确认力拓上海四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拘捕，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江涌：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窃取重大商业情报以及国家机密的事情太平常了。对于我们做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人来说，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21世纪》：这个事件一出来，很多人不自觉地联想起一些热播的谍战片。很多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情报窃取者为什么会从事这种行当？

江涌：这要分几种情况：首先，有些人员一方面是一些商业机构涉华业务的工作人员，同时本身又可能是所在国家的间谍机构的人员，获取情报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种是，这些出卖国家情报者并非专业谍报人员，只是通过工作便利窃取一些重大的国家机密，然后出卖给一些需要的境外部门和机构来谋利。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被敲诈勒索而被迫从事窃取重大的商业情报或国家机密。能够使这些人员就范的敲诈无非就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个人把柄被情报机构或相关人员掌握了，然后被胁迫，较多地表现为事关权、钱或色等方面的把柄。

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窃取重大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案例表明，有的国家甚至给自己的国民从小就灌输一种“全民皆谍”的意识，这样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就可能更加多元。

获取机密途径多元化

《21世纪》：你在3年前发表的《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中，曾谈到关于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你是否认为自己当初的警告得到了印证？

江涌：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我们后来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我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我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从而对国家一些重大的立法和决策施加影响。某些大的跨国公司也会直接通过自己在中国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利益输送和寻找利益代理人，这些机构行为，和一些在华个人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属于同一性质，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更为系统和深远。

应对商业谍案高发期

《21世纪》：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化发展到目前阶段，针对商业秘密的间谍事件开始具有阶段性频发的特点？

江涌：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国民戒防意识，与目前商业谍战高发期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年代，间谍在更多人的意识中似乎只是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事，好像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同时信息开放的意识也深入人心。于是很多重要的机密就是这样无意中给泄露了。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还有一种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金融服务机构盲目迷信与崇拜，对待这些西装革履的金融家们毕恭毕敬得像个小学生，往往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主动拿钱请那些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就这样轻易拱手送给别人。

依法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21世纪》：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来重建我们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戒防系统？

江涌：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这方面国外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首先是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还有比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但光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还需要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就是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同时，应当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考虑到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应该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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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分析】

张宏良：“7.5”事件——肢解中国的战略序幕

后面所附是黎阳文章《自作聪明与适得其反》和流波文章《新疆7.5事件谈民族问题》。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疆“7.5”事件的根源。黎阳文章主要分析了新疆事件的现实国际国内政治因素，指出了西方反华势力是制造此次杀戮事件的幕后黑手，国内腐败势力和对外妥协示好政策则是杀戮事件的催化剂。流波文章主要分析了此次杀戮事件的历史因素，用确凿史料说明了当初胡耀邦，为了清除极左势力，恢复官僚统治，为了否定毛主席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地位，采用了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方法，为那些被打倒的奴隶主平反，让那些被改造的流氓恶霸进入各级领导机关，请达赖喇嘛的分裂势力返回西藏，全面清除毛泽东时代那些贫苦出身的干部，不仅剥夺了他们参政执政的政治条件，甚至剥夺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条件，让那些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彻底出了气、解了恨。对于试图阻挡地主恶霸再次出山的那些干部，胡耀邦一律采取了撤职调离的坚决措施。所以，那些卷土重来的地主恶霸、头人喇嘛等一提到胡耀邦，就如同翻身农奴提到毛主席一样，无一不是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虽然胡耀邦借助曾经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头人喇嘛等旧势力，成功铲除了极左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治路线，但是却埋下了民族分裂的仇恨种子，在客观上为解体中国创造了条件。去年“3.14”西藏暴乱事件和此次“7.5”新疆杀戮事件，都是那时埋下的祸根。

“让中国人在内乱中自行崩溃、自行解体，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不加掩饰的公开战略。”这是我们7月5日晚文章指出的西方国家新型对华战略，文章刚刚发表，便传来了新疆“7.5”杀戮事件。事件已经发生几天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质，仍然把它看作是一般的骚乱事件，唯有黎阳等极少数人想到了“印巴次大陆、巴尔干、科索沃、巴勒斯坦”等民族对抗现象，其实新疆“7.5”杀戮事件更加类似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个事件绝不是一般的社会骚乱，而是解体中国战略的开始，或者说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战争开端。

黎阳说得对，种族仇杀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现象，完全是外来移植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有过异族入侵军队见到汉人就杀的现象，但是从来没有各族老百姓之间见人就杀的现象。特别是具体到汉维两族之间的民族关系上，根本就不存在生死对立的矛盾，因为大家处于相同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汉维两族人民的感受完全相同。扒房子圈地抢企业的，根本不管是汉族还是维族；下岗失业逼良为娼的，也不管是汉族还是维族；卖官鬻爵、贪污腐化的，同样不管是汉族维族；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更不管是汉族维族；哪里来的汉维之间生死矛盾？我们教研室，恰好是一半汉族一半维族，大家除了吃饭要去清真餐馆之外，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丝毫民族的隔阂，甚至根本就没有民族的感觉，即使有矛盾也是其他方面的矛盾，与民族问题没有丝毫关系。昨天遇到一位维族老师，对方一言未尽就哭了，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和汉族在一起居住了几个世纪啊，从来都好好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到底是谁干的啊？”，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的难言之苦。

是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当今中国，仇杀不是爆发在官民之间，不是爆发在贫富之间，而是爆发在同样遭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底层民众之间？显然，选择新疆“7.5”杀戮事件作为战略突破口，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国内动乱，其更深远的目的是挑起中华民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以此来实现全球战略打击目标的转变，由以往打击伊斯兰为主要目标，转向今后以打击中华民族为主要目标。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21世纪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三大族群之间的斗争，将代替原有的国家之间的斗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环节。目前，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伊斯兰族群，中华族群这三大族群之间斗争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在此之前，西方国家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伊斯兰国家，对中国则采取了先包围后宰杀的策略，等到彻底解决伊斯兰世界以后，再掉头东进解决中国。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演讲，就是美国战略打击目标，开始由伊斯兰国家转向中国的历史标志。美欧等西方国家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屠杀20年，基本上实现了其战略目标，现在该转向中国了，并且还要把伊斯兰世界长期积聚的仇恨也引向中国，释放到中国头上。转移和制造民族仇恨和民族对抗，是近百年来西方国家最擅长的专业，他们对付非洲，对付阿拉伯国家，对付印巴次大陆，对付巴尔干，以及当初对付中国，采用的都是这种办法。于是，便有了新疆杀戮事件。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复制科索沃和卢旺达的人间惨剧，就在于他们在新疆旁边已经建立了4个军事基地，可以直接给疆独分裂势力提供军事打击方面的支持，当初克罗地亚民兵的几枝破枪，能够击溃塞尔维亚拥有飞机大炮的强大正规军，就是因为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打击的支持。这也是近些年突然冒出个疆独分裂势力的原因。现在，中国才明白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在中国西部建立4个军事基地的真正用意，才明白美国先后侵占朝鲜、越南、阿富汗这三个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目的，才明白自己支持美国占领阿富汗的悲剧后果——主动把绞索套在了自己脖子上，也才明白美国操纵中国舆论界污蔑毛泽东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战略作用。直到今天，美国豢养的李悔之等一批街头流氓还在上窜下跳、疯狂污蔑毛泽东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大肆歌颂美国侵占阿富汗的民主文明。比较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本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可以说，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是阿富汗战争，而最有条件粉碎美国包围中国战略的也是阿富汗战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实行抗美援阿、保卫国家安全，将比当初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更有条件获得胜利。七十年代末苏联10大军队入侵阿富汗，耗费10年时间也没有征服阿富汗；眼下美国入侵阿富汗已整整8年，阿富汗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援（包括道义和政治援助）的情况下，至今仍然在坚持抵抗入侵美军；假如有中国支持，阿富汗将是美国的第二个越南，甚至会比第二个越南让美国陷入更深的泥潭。美国也肯定会像当初请求中国帮助其摆脱越南战争那样，再次请求中国帮助其摆脱阿富汗战争。可惜，由于中国的战略失误和软弱，把决定中国西部安危最关键的阿富汗，轻易丢给了美国，甚至还主动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把本来是中国战略大后方的西部，变成了美国打击中国的薄弱前沿，中国把自己送上了砧板。

本来，美国入侵中东国家，大肆屠杀穆斯林，全球追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罪恶行径，为中国联合伊斯兰世界共同反对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提供了彼此生死相依的联盟基础，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抓住这个历史机会，“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与伊斯兰世界结成战略联盟，反倒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家的所谓反恐战争。结果，美国在控制了中东后便掉头东进对付中国，而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让全球穆斯林和中国形成对立，把伊斯兰世界由过去的敌人，变成现在共同对付中国的战略盟友。从美国雇佣的国内伪自由派的反映，也可以看出新疆“7.5”事件幕后的黑手并非仅仅是三股势力。事件爆发后，那些天天叫喊要和海外民运共同“推翻中国专制政府”的伪自由派，却突然调转枪口，打着维护汉族利益的旗号，猛烈攻击海外民运中的维族人士，那个以往对吾尔开希顶礼膜拜的街头流氓李悔之，突然大肆攻击吾尔开希的维族身份，要与吾尔开希进行汉族维族大论战，疯狂煽动民族仇恨，与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做法完全相同。李悔之等街头流氓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煽动民族仇恨的做法，引起了自由主义人士的极大不满，自由主义学者陈永苗就立刻著文驳斥道：《此时此刻，没有维族和汉族，只有暴徒和平民！》。

可以说，此时，打着汉族旗号去攻击和侮辱维族人民，煽动民族仇恨，是对中华民族最致命的打击，是最为邪恶的汉奸行为。一旦美国等西方国家阴谋得逞：全球伊斯兰和中华民族形成对立，再和盎格鲁·撒克逊族群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崛起很可能将由此成为泡影。制造汉族维族之间对立的可怕后果就在于此。虽然目前除了李悔之等街头流氓之外，所谓汉维之间民族对立的叫嚣在国内很少有人去理会，但是在国外，以美国CNN和英国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却在发挥现代传媒能够制造“视听现实”的特点，竭力向全球穆斯林头脑中注入汉族与伊斯兰对立的“视听现实”。这种“视听现实”对人感官的持续反复刺激，就会转变成为一种坚信不疑的“观念现实”，一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形成了这种“观念现实”，对中华民族产生对立乃至仇恨情绪，势必会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外部环境，产生特别可怕的灾难性影响。

可是，在胡锦涛主席回国之前，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一个致命错误，已经将这个灾难加诸到了中国头上。中国所犯的这个致命错误就是，把这次种族仇杀事件混同于一般的打砸抢烧事件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关于人权的指责，中国在展示一般打砸抢烧的场景时，往往选择的是暴徒打砸抢烧的画面，而不是打击暴徒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画面，去年对“3.14”拉萨骚乱的处理就是如此。这次乌鲁木齐杀戮事件发生后，政府仍然不加分析地沿袭惯例，继续重复了过去的做法，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大量血淋淋的杀戮画面：血肉模糊的尸体，被砸碎的头颅，皮肉翻卷的断肢残体，马路上大片的血渍等等。中国政府的本意是要告诉国际社会真相，激发起国际社会对暴徒杀戮行为的愤怒和谴责，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可是，中国政府却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关键点：这不是一般的打砸抢烧事件，而是蓄意设计的种族仇杀，并且双方不是人口较少的中小民族，而是各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两大族群，他们更加关注的本族群的命运，任何血淋淋的画面，都有可能激发起民族对抗情绪。这是中国政府没有料想到的一个致命疏忽，而美国CNN和英国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所盼望等待的，恰恰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疏忽。他们及时抓住了中国政府的这个疏忽，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现场音像资料，通过现代媒体的技术手段，对画面进行重新切割，对声画配置进行重新组合后，形成了与中国政府本意和事实完全相反的解读，向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反复播放，让他们带着这些被颠倒被歪曲的恐怖画面进入梦乡，在睡梦中再转化为一种潜意识的恐惧和仇恨，当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这种潜意识中的恐惧和仇恨，就会形成一种明显的隔阂和敌意，并且再想消除这种隔阂和敌意将十分困难。虽然胡锦涛主席回国后立刻纠正了这个致命错误，以宣传民族团结的画面取代了展示暴力活动的画面，但是已经晚了，这些经过歪曲解读的暴力画面已经注入到了十几亿穆斯林的大脑之中。

特别是中国政府又不敢像最近伊朗政府所做的那样，公开揭露造成血腥杀戮的幕后凶手就是美英两国，而只宣称凶手是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这便更加陷入了西方国家设计的圈套，在客观上“证实”了CNN和BBC的恶意宣传，更为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因为一方面，事件发生后，被指认为三股势力代表的热比娅等，不仅没有像本·拉登那样藏匿起来，反倒一直在美国示威游行反对暴力。血腥杀戮的策划者居然跑到大街上游行，并且还是在全球反恐领袖美国游行，热比娅这种悖逆常理的行为本来就会引起人们对其策划者身份的疑惑，再加上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热比娅等人发出通缉令，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要知道，新疆“7.5”事件就是中国的“9.11”，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像美国那样全球追杀基地组织，甚至对三股势力的代表连个通缉令都没有发，这必然会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对中国指控的怀疑，加深穆斯林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另一方面，所谓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除了民族分裂主义之外，其他两顶帽子都是美英等发达国家为欺负伊斯兰国家专门量身打造的罪名。把伊斯兰国家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称为是宗教极端主义；把伊斯兰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武装斗争，称为是暴力恐怖主义；把用导弹杀人称为是文明，把用手榴弹反抗称为是恐怖主义；这完全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强加于伊斯兰国家的伪造罪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现在我们用这个伪造罪名来解释新疆“7.5”事件，等于是把美国这个强盗逻辑的屎盆子扣在了自己头上，主动接过了美国污蔑伊斯兰国家的仇恨接力棒，帮助美国从仇恨和罪恶中逐渐解脱出来，而由自己替代美国成为穆斯林世界敌视的对象。可见，把新疆“7.5”事件的策划者仅仅归结为三股势力，恰恰在客观上印证了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宣传：新疆“7.5”事件是汉族和穆斯林民族之间矛盾爆发的结果。只有同时揭露出操纵三股势力的幕后黑手美国，才能最大限度消除CNN和BBC的宣传效果，避免形成伊斯兰族群和中华族群之间的误解和隔阂。

中国政府回避揭露三股势力幕后操纵者的示弱做法，所造成的另一个可怕后果，就是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推上伊拉克道路。看到西方记者潮水般涌入乌鲁木齐的情景，听到西方记者大加赞赏中国对外全面开放媒体的声音，不由让人想起了伊拉克对外全面开放核查的悲剧结局。当初西方记者潮水般涌入伊拉克的“忽悠”和今天完全一样，甚至没有一个字的区别：“只有对媒体全面开放，才能避免谣传，让世界知道真相”，“没有什么比让世界知道真相，对伊拉克（现在是中国）更加有利了”。就在这种“真相对伊拉克最有利”的忽悠中，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伊拉克全国每一寸土地都被反复核查了几遍。就在西方媒体一边播放萨达姆卧室被核查的镜头，一边用老师表扬学生的口吻表扬萨达姆配合西方国家了解真相时，停泊在波斯湾上的美国航母急不可耐地揿动了发射按钮，成百上千的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无比精确地击中了所有目标。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了美国巡航导弹穿过一堵面积窄小的矮墙，再穿过一扇面积更小的窗户，直接命中发电厂枢纽设备的镜头。人们往往用这个镜头来证明高科技武器的精确打击程度，其实，实现如此精确打击的，不是现代高科技，而是翻遍伊拉克每一寸土地的彻底核查。

现在，这个镜头又在中国出现了，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赞扬也和当初对伊拉克的赞扬一样：“OK，这样才能让世界了解事情真相”。如果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真相的开端，那么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会被推上动荡和战乱的“伊拉克之路”，西方国家把动乱和谣传撒向哪里，中国就对西方媒体开放到哪里，直到中国被西方国家彻底解体为止。纵观当今世界，凡是任凭CNN和BBC了解真相的地方，无一不是血流成河、动荡不休的地方。伊拉克任凭CNN和BBC了解真相，结果是总统被绞死在仓库里，人民被屠杀十多年，平均20人里面就有1人被杀；伊朗坚决打击CNN和BBC“了解真相”的颠覆活动，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记者逮捕判刑，对操纵骚乱的英国外交人员实行拘捕，结果，伊朗赢得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尊敬，并主动表示要与伊朗逐渐和好。俄罗斯收复车臣的两次战争更是典型说明。第一次是叶利钦领导的收复车臣的战争，这本来是一场反对分裂、捍卫国家统一的战争，可是，美国CNN和英国BBC却开动宣传机器，把车臣打造成为世界伊斯兰圣战中心，全世界声援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的穆斯林敢死队一批接一批地扑向车臣参加战斗。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则被妖魔化为侵犯人权的法西斯行动，导致将军辞职，士兵开溜，剩下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没有丝毫保家卫国的高昂士气。结果是强大的俄罗斯伤亡八千人大败而归，而分裂祖国的分裂分子却被西方媒体打造成为人权英雄。后来，普京在发起第二次统一战争时，就接受了叶利钦的教训，对外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不仅CNN和BBC的声音无法进入俄罗斯，还发动俄罗斯整个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指控CNN和BBC造谣诽谤。结果，只伤亡数百人就成功收复了车臣。如果普京也像叶利钦那样任凭CNN和BBC“了解真相”，恐怕直到今天也无法收复车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俄两国同样都面临有国家统一问题，俄罗斯有个车臣问题，中国有个台湾问题。并且中俄两国同样遭遇到美国的警告和威胁：如果谁敢进行武力统一，美国就进行军事干预。结果是俄罗斯不吃美国那一套，坚决用武力收复了车臣，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不仅没有解决台湾问题，反倒又多出一个西藏问题和一个新疆问题。中国天天说自己的改革比俄罗斯成功，自己的经济发展比俄罗斯快，自己的GDP总量比俄罗斯大，可现实却是俄罗斯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反倒分裂因素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俄罗斯是假的，中国经济总量确实比俄罗斯大，只是中国的大不是虎狼般的强大，而是牛羊般的肥大，而俄罗斯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始终是建立虎狼般的强大国家。特别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财政金融已经完全崩溃，对西方经济援助的依赖程度几乎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就是在如此困难险恶的条件下，叶利钦仍然敢于发起统一俄罗斯的战争，宁死也要捍卫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到了普京时代则更是如此，面对日本索要北方四岛的要求，普京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狠话：“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日本人就含着眼泪再也没有提北方四岛。只是让中国人异常悲愤的是，日本人转而南下千里，以战败国的身份攫取了中国钓鱼岛，获取了相当于北方四岛数倍的海域，用侵占中国领土的方式，补偿了被俄罗斯侵占领土的损失。从叶利钦和和普京身上，人们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俄罗斯疆土最为辽阔的原因，连酒鬼总统叶利钦都宁死不失俄罗斯一寸土地，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人民的巨大幸运。

相比之下，中国却在没有任何外来武力逼迫的条件下，主动对西方国家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在老爷子强制实行的“绝不出头”的外交政策下，无论西方国家怎么打，怎么骂，怎么抢，怎么夺，都“绝不出头”，日本侵占钓鱼岛绝不出头，诸国蚕食南沙群岛绝不出头，台独公投绝不出头，以至于出现如此惨烈的“7.5”杀戮事件，仍然绝不出头，不敢出头揭露三股势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甚至最近中国外交高官跑到美国公开表示，中国将坚持XXX指示，保证100年不出头。或许有人会说，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美国是操纵三股势力的幕后黑手，退一步来说，就算美国不是三股势力的幕后黑手，新疆“7.5”惨案完全是由三股势力策划的，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在已经宣布三股势力是新疆“7.5”惨案策划者的情况下，三股势力的代表都在美国公开活动，就应该坚决要求美国引渡三股势力的代表，并且要严重抗议和声讨美国包庇恐怖分子的罪恶行径，彻底揭露美国“反对恐怖主义”和“世界人权领袖”的虚假面目。在血腥杀戮和中国政府义正辞严的抗议面前，美国要维护其世界人权领袖和反恐领袖的国际形象，必然对中国和世界要有一个交代，哪怕是纯粹狡辩式的交代，也会在道义上处于被动地位，至少能够暂时延缓对中国的颠覆活动。

可中国却再次选择了独自吞下苦果的绥靖政策，绝口不提美国，这就必然会刺激起美国更加进一步颠覆中国的胃口。中国近代史上两次鸦片战争，两次中日战争，一次八国联军入侵，所有这些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挨打战争，几乎无一不是妥协退让的结果。此次妥协退让，又是让美国策划新疆“7.5”惨案的战略目标得以全部实现。一是成功制造了中华民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策源地，为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和扩大新疆“7.5”事件留下了模板。二是探测到了中国的底线。中国指控三股势力是此次“7.5”惨案的策划者，目前三股势力的代表都在美国，中国对美国政府却没有任何异议。类似事件是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基地”组织被美国政府指控为“9.11”策划者后，至今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承认自己和“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谁敢承认有关系美国就敢找谁拼命，这一点小布什表达的十分明确坚定。普京在得知俄罗斯两架飞机是被车臣击落后，立刻挥师而上收复了车臣。而如今，美国不加任何掩饰地公开庇护三种势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继续为被中国指控为三股势力的组织拨款，中国却没有任何哪怕是走过场的任何抗议表示。如果连如此惨烈杀戮的苦果都能够吞下去，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强迫中国接受的了。由此美国知道了中国的底线在哪里，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底线就是已经没有了底线。如果倒过来看一下，就会看清中国的妥协退让的确已经没有了底线，假如“9.11”之后中国也像今天美国这样，允许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北京公开活动，中国财政部公开为“基地”组织拨款，那美国会有什么反映？会不会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依然笑脸相迎、握手拥抱？或者说，如果有人闯入你家，当着你的面杀了你的老婆孩子，你会不会依然与对方喝酒言笑、生意往来？如果你依然与对方喝酒言笑、生意往来，对方会怎样看待你？此时对方看待你的眼神和态度，就是现在美国看待中国的眼神和态度。

美国在由重点对付伊斯兰转向重点对付中国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可以说是初战告捷、大获全胜。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将是美国单方面任意挥洒的历史，如果中国不能够在短期内采取霹雳手段，真正实行17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路线，根本扭转被包围被颠覆的被动局面，那么，让中国人民痛彻心肺的“中美国”，将会由国际经济实体转变为国际政治实体，中国右翼集团梦寐以求的“改革不可逆转”，将会变成钢铁般的现实，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将不再是三座大山等贫与富的问题，而是血流千里、横尸街头等生与死的问题。新疆“7.5”惨案就是历史向13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强烈警示，如果13亿中国人民再不觉醒，今天的乌鲁木齐就是明天的整个中国！在此，黎阳说得对，中国老百姓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了。《国际歌》那句歌词应改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保住我们的生命，全靠我们自己。”中国的买办势力、汉奸势力和腐败势力等，在此之前一直咒骂我们关于危机的判断是危言耸听，如果在新疆“7.5惨案”之前，人们还相信他们咒骂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应该觉醒了。到时候他们有地方去，可以去美国去欧洲或者去日本，总之，可以去他们事先已存放好财产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是中国老百姓没有地方去，中国绝大多数妇女老人孩子没有地方去。这就是中国老百姓不得不面临的严酷现实。

从目前来看，如果中国发生动荡，将会具有三种形式：一是老百姓的抗暴事件；二是中国右翼集团发动的颜色革命；三是西方国家策划的民族对抗和派系杀戮。今年以来，除了颜色革命之外，其它两种形式的事件都发生了，就是民间抗暴和民族仇杀。比较一下这两类事件就会发现，30年来一直被妖魔化的民间抗暴事件没有发生任何杀戮，甚至没有死一个人；相反，30年来被吹捧的西方普世价值却造成了灭绝人性的血腥杀戮。江西南康上万人的骚乱没死一个人，湖北石首数万人与防暴警察对峙同样没死一个人，这两个事件都是被极端右翼势力咒骂为极端民粹和恐怖暴民组成的义和团事件。按照他们30年来的谣言诽谤，民粹主义和极端暴民一起来，必然是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只有追随美国的普世价值运动才是文明和平的运动。然而，在南康、石首和乌鲁木齐这三起骚乱中，唯独乌鲁木齐是西方普世价值领导的骚乱，唯独乌鲁木齐血流成河。无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如何狡辩，无论雇佣多少李悔之那样的街头流氓疯狂叫喊，血写的事实都无法改变，目前，操纵杀戮的三股势力都在美国，并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仍然在对三股势力拨款。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钱来自于美国财政部拨款，这其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钱。此前，我们一直在讲，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是一种精英民主，精英民主属于一种狼群民主，在狼群内部平等互助，对于其他物种则血腥杀戮。所以毛派共产党人才努力追求大众民主，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民主权利，而不是只有极少数官人、富人和有文化的人才享有的民主。

回顾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西方普世价值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二次大规模杀戮，第一次是八国联军的杀戮（中国右翼势力一直把八国联军屠杀中国老百姓，说成“是一次纪律松散的国际维护行动”，右翼势力之所以否认八国联军大屠杀，依据就是八国联军是民主制度，中国是专制制度，民主国家屠杀专制国家，是推广普世价值的历史进步）；第二次是蒋介石推行西方普世价值的杀戮；如果算上新疆“7.5”惨案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第三次是已经到此为止，还是仅仅是开始，完全取决于中国人民觉醒的程度，取决于中国人民吸取教训的程度。

杀戮唤醒了人民，人民将制止杀戮。相信经过这次新疆“7.5”惨案血的教训，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觉醒起来，认清祖国面临的威胁，认清人民面临的危险，大家努力团结起来，56个民族团结起来，所有爱国的政治力量团结起来，彻底粉碎肢解中国的战略阴谋，彻底铲除卖国力量和腐败势力，坚决实现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的历史转变，迎接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的大众时代的到来，在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的历史大潮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请看下面黎阳和流波同志文章，由于新浪字数限制，无法附全文，只能附文章地址链接，请原谅。两篇文章均转自乌有之乡网。

附文

黎阳：自作聪明与适得其反

蠢人总是爱做蠢事，总是边做蠢事还边自作聪明而不觉其蠢，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把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数百人群体斗殴、死伤120人这么大的案子归咎于一个心怀不满的人的一条虚假消息，这在官场上似乎是很聪明的一招：不偏不向，冲突双方谁也不怪，一切都怪那个该死的家伙谣言惑众，把他抓起来就完事了。牺牲他一个，保护一大批——当然也包括了自己的乌纱帽：否则就该追究是什么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什么对这种矛盾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以至大爆发——这还怎么和谐？

可惜这种聪明是官场上一厢情愿的自作聪明。到了民间就适得其反了。

对老百姓而言，一个人的一条假消息居然引发了几百人的大斗殴，比“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厉害——是这个人的能量太大，还是其他的人太蠢？

如果随便一条虚假消息就能惹出这么大乱子，那中国早该闹翻天了——信息社会每时每刻的虚假消息还少吗？

一颗火星落入一桶水里与落入一桶汽油里结果完全不同。虽然外因相同(一颗火星)，但内因不同(水与汽油)，结果当然不同。

如果不同民族工人之间关系一直平静如水，即便有人蓄意散布虚假消息，那也如同火星入水，立刻泯灭。毛泽东时代全世界对中国心怀叵测的人每日每夜造的谣还少吗？怎么那时候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械斗？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汉民族，有动不动就大规模械斗的习惯吗？有仅凭道听途说就大打出手行凶杀人的传统吗？(如果有，那岂不只要随便造个谣说某某不是自己的爹生的就可以借刀杀人吗？)

老百姓凭常识就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缘无故，一个人的一条假消息不可能引起如此大规模的不同民族工人之间的大冲突。如此解释完全隐瞒了真正的原因。结果：失信于民。这是第一蠢。

第二蠢：你既然宣布一切都是一个汉族人的责任，而且“公安机关开展了缜密侦查，没有发现旭日玩具厂曾发生女员工被强奸案件”、“旭日玩具厂所在地韶关市武江区也没有发生过强奸案件”，那就等于宣布维族工人什么错事也没做，无缘无故就被汉人打死打伤了好几百——这不正好给疆独提供绝好的“汉人迫害维族人”的“铁证”吗？平白无故就打死了人，放谁身上谁也不干，何况是早就憋足了劲无中生有、没事找事的疆独？结果：自我抹黑，授人以柄。

两蠢加一起：汉族老百姓不满——隐瞒真正原因，欺软怕硬，欺负汉族老百姓。维族老百姓也不满——你自己宣布维族工人是无缘无故被汉族工人打死的，足见是汉人欺负维人。蠢上加蠢的综合效果——加剧民族矛盾。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推卸责任两面落好应付过去，结果偏偏适得其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把乌鲁木齐7.5暴乱简单全部归咎于海外疆独煽动也是官场上的自作聪明，实际上的适得其反。

这其实是对广东韶关6.26斗殴解释的翻版：那次把一切归咎于于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的“散布虚假消息”，这次把一切归咎于热比亚之类的海外煽动。两次官方说法的解读其实一样：“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而民间的效果同样适得其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内因，一个热比亚加几个小娄罗在海外再声嘶力竭能掀多大的浪？毛泽东时代自西藏平叛后达赖天天在海外煽动(不但煽动，而且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直接往西藏派武装人员捣乱)，但什么时候成过气候？62年最困难的时候苏联直接在新疆策反那么大规模的外逃，也始终没闹成大暴乱。现在不是改革了吗？开放了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宽松了吗？和谐了吗？怎么几个人海外一煽却能闹得自治区首府人人自危？而这个热比亚不恰恰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富起来”的榜样吗？把她捧到天上，给了她闹分裂的资本，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自作聪明还是犯蠢？

广东韶关6.26斗殴被疆独利用了，闹出乌鲁木齐7.5暴乱了，这才慌了手脚改了口，不再坚持广东韶关6.26斗殴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网上造谣引起的了，不再坚持百分之百是汉人的错了，而是羞羞答答宣布大家都有错：“一名在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内实习的女工黄翠玲‘误入’新疆籍员工宿舍内，被几名员工挑逗戏弄”、“此时正好该厂保安巡逻路过此地，见此情况上前询问，并准备将其中一名为首挑逗黄翠玲的员工带回保安室了解情况，但遭到其他员工的阻挠未果”、“黄回到宿舍后向其他员工诉说遭遇，引发部分员工到新疆籍员工宿舍理论，随后，围观聚集的员工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至6月26日凌晨2时许，引发了斗殴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这跟原先“心怀不满散步虚假消息引起冲突”的版本完全不一样了。但结论其实一样，仍然离不开一个“误”字——原先是因为假消息引起的“误会”，如今是因为“误入”引起的“误解”。也许还觉得这还不够份量，于是再添点作料：“是因为语言不通，可能有矛盾沟通不了才打架”——呜呼，一个“误”字(误会、误入)再加上个“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可能有矛盾沟通不了才打架”)就导致了上百人的死伤——这世界实在是个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这种“故事新编”拿来哄小孩也许凑合，但凭一番说嘴就想让闹出人命的大事变成若无其事，可能吗？况且同一件事，新疆官方的说法跟广东官方的说法就互相打起来了，人们到底该信谁的？实际效果：谁的也不信——又是适得其反。

出了乌鲁木齐7.5暴乱，老百姓不免要问：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事先毫无觉察？整天说“维稳”、“和谐”、“安定团结”、“形势大好”、“情绪稳定”，整天自夸防暴力量如何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那为什么社会局势一触即发？为什么关键时刻不能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面对这一系列质问，最简单省事的做法就是把一切推给境外敌对势力——不怪我，只怪XXX。有了这个大前提，就有了一系列后续动作：“第一时间”大肆宣传报道汉族老百姓受害的恐怖图片，组织境外媒体现场采访，请外国人出面证明自己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委屈。

然而这一切自作聪明又适得其反：那些血淋淋的图片打动不了洋大人，也感动不了闹事的疆独，却激怒了汉族老百姓：这不是“民族迫害”吗？这不证明靠政府保护不了自己吗？既然不能指望政府保护自己，那就只有自己保护自己。结果：“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伤痕进一步深化扩大，在星期日乌鲁木齐骚乱中成为维吾尔族攻击目标的汉人，昨天群起手持棍棒走上街头，准备冲入维族聚居区报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局势昨日进一步恶化，近万名汉人手持刀棍上街，高喊「血债血偿」反击维吾尔族，有维族店舖遭破坏”、“他们杀我们汉族人，我们也要杀他」汉人上街复仇”——凡是对印巴次大陆、巴尔干、科索沃、巴勒斯坦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这是出现大规模民族对抗的危险征兆。

请洋大人记者现场采访的如意算盘同样适得其反：“数百维族妇女小孩包围外媒大声哭诉”、“大都抱小孩统一民族服装”、“特别设翻译答问几易口径”、“在成功吸引众多记者的注意后，这些维族妇女又分成几群，对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声泪俱下地用维语哭喊。她们当中，每几个人裡便会有一名懂汉语的维族妇女负责用中文作现场翻译，这让记者们很容易地明白其哭诉的主要内容是：她们的丈夫、儿子或父亲，昨晚被警察抓走了、打死了”、“在一些中国记者用普通话向这些妇女提问时，她们会用中文回答说听不懂，但面对外国记者的镜头，她们马上用流利的汉语大声哭诉，并不断有人晕倒。如果发现外国记者没注意到这些「细节」，还会有人主动上前，拉外国记者们去拍”……想告洋状却被疆独将计就计弄出一堆“娘子军”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对方组织如此严密，情报如此准确，计划如此周详，针对性如此之强，相形之下大腹便便、脑满肠肥、满口官腔、自作聪明、颟頇无能的官僚“精英”简直如同被人耍的猴，狼狈透顶)。结果：洋大人顺手牵羊各打五十板，顺便为干预中国内政找到了根据：“希拉里发话：新疆事件当务之急是停止暴力”、“潘基文：抗议权应受尊重”、“国际特赦要求公开独立调查”、“国际特赦组织瑞士分部在声明中说，中共当局应对死亡和逮捕事件负起责任”、“这次骚乱是自2008年三月的西藏起义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种族冲突。和西藏的骚乱一样，这都凸显了中国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对共产党政策感到的极度沮丧”、“维吾尔人是一个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族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憎恨被汉族中国人统治。自从九十年代以来，(新疆)的城市就被一波又一波的抗议，骚乱和炸弹袭击所困扰。中国安全力量自那以来就把这个充满石油资源的省份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

毛泽东早就指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历来分阶级而不分民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首恶。那时对付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一不靠精良装备，二不靠专业部队，就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人民战争。结果：有效地凝聚了各民族绝大多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境外敢有来捣乱的，一来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根本成不了气候。

但对“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这一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精英”们能学吗？肯学吗？学不了，只能自作聪明“摸着石头过河”：全面否定毛泽东，把被赶走的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头人、僧侣请出来，“连头人家的狗都落实政策”，让他们东山再起死灰复燃，求他们高抬贵手替自己管住少数民族不要闹事，以为这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这比“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群众”轻省得多，“聪明”得多。

结果：得寸进尺，野心膨胀，分裂主义越闹越凶——当阶级矛盾激化时，民族矛盾有不激化的吗？连汉民族社会越来越加剧的矛盾和冲突都解决不了的人，能解决得了民族矛盾吗？

毛泽东历来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得有原则，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在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架子大胆子小的“精英”、“学者型官员”看来，还是“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聪明：欺软怕硬、同法不同遇、同罪不同罚、“两少一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多和谐啊。

结果；“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养虎贻患，自乱天下。

“精英”们处处自作聪明，却处处适得其反。

——他们整天指责“愤青”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而对真正闹分裂、闹“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结果是眼睁睁看着民族分裂势力越闹越大而束手无策。

——他们整天污蔑毛泽东时代多么多么恐怖、多么多么不安全，他们自己多么多么能耐、多么多么和谐，结果是如今连乌鲁木齐这样的首府最繁华的地方都毫无安全可言。

——他们整天嘲笑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多么多么土得掉渣，他们的“现代化”、‘专业化”如何如何威力巨大，结果是这“现代化”、“专业化”保护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逼得老百姓不得不奋起自己保护自己——别的不讲，就把毛泽东时代的民兵组织拉出来，几个疆独闹事闹得起来吗？

——他们整天讽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如何如何“惨无人道”，他们如何如何“宽松”、“人性”、“理性”、“和谐”，然而他们的“理性”实际就是欺软怕硬，谁老实欺负谁，谁能闹让着谁——你只会逆来顺受让人欺负死了也没人管；你只会上访告状和平诉求就暴力对待；你能闹出“群体事件”就另眼相看；你如能成群结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惹不起躲得起”——结果是乌鲁木齐的血淋淋。——哪个流血最少、社会最安定？

——他们整天控诉毛泽东的思想工作如何如何坏，他们的思想自由如何如何好，然而广东韶关6.26事件和乌鲁木齐7.5暴乱却给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大嘴巴——在毛泽东时代，象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这样的工人集中的地方都会建立相应党、政、学、工、青、妇组织，使工人处于有组织状态，生活有人管，思想有人抓，娱乐有人安排，出了问题有人负责解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在那样的情况下，决不允许出现影响民族对立的大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酝酿成灾。现在倒好，把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一切都破坏殆尽，任凭你自由自在吃喝嫖赌，美其名曰“自由”，只要不出人命就没人管，甚至出了人命也不敢管，整个一个“丛林世界”，结果是广东韶关6.26事件——成百上千工人处于这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再加上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挑唆，出大乱子奇怪吗？——这可真是“解放思想”了。(也难怪，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有什么资格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即便一天到晚宣讲假话空话废话也没人理会，当然是放任自流最“明智”。自己做尽坏事，惟恐老百姓算帐，当然要拆散老百姓的一切组织，让老百姓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才放心。结果便是思想混乱面对宗教分裂主义；一盘散沙面对极端恐怖组织，怎么能不处处被动挨打？)

从广东韶关6.26事件和乌鲁木齐7.5暴乱可以看出，“精英”们所做的一切，从自己狭隘的利益看无不是自作聪明，然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看无不是愚蠢透顶，只能适得其反。但别指望他们从此学聪明：他们的私利使他们虽蠢却不能自拔，非要将这适得其反的愚蠢进行到底不可。这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要维护民族团结、对抗民族分裂，“精英”的“聪明”是指望不上的。指望得上的只有老百姓自己。别的做不到，起码不能为民族对抗火上加油，既不能鹦鹉学舌什么“汉族统治”、“民主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随声附和什么“本世纪必须彻底解决本国的宗教问题” 、“他们杀我们汉族人，我们也要杀他”，更不能主张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严厉报复”、“给点颜色看”之类——这不正是某些图谋分裂中国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吗？如果当真想做点什么，那就好好看看毛泽东的书，动员起来宣传毛泽东的有关主张——如今能够凝聚中华各民族、有效对抗民族分裂的力量，只有毛泽东。

流波：新疆7.5事件谈民族问题

昆仑：流波老师，前几天与你的对话还心有余悸。就如你常说的，大政策大背景一旦出错，则所引发的问题就不是一件两件，再加上思想水平低理论混乱导致的本身糊涂，则可能造成政府无法消除掌控的局面，乌鲁木齐7.5事件又一次证明你一直以来的担忧。

流波：是呀，前几天还在谈西藏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全面否定毛主席时代，把过去压迫在西藏百万农奴身上的极少数人在邓政策耀邦具体实施下全面解放出来，从而使毛主席时代建立起来的民族和谐的正义的正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链迅速剥离，再加上不切实际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不出问题才不正常了。

昆仑：是的，有必要再说说这个问题，也是对新疆问题的一个借鉴。

流波：我曾经在西藏工作近八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的，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拉萨骚乱，而且是两次直接面对了骚乱，深有体会。我当时也非常纳闷，怎么好端端的，就变得乱蓬蓬起来了呢？当时的“老西藏”（在西藏工作了很久的汉族同志）告诉我，说毛主席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汉藏关系非常融洽，藏族同志对汉族非常尊敬，汉族同志对藏族也是赤诚一片，故当时汉藏通婚的也不少。

昆仑：那么又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

流波：这就牵涉到当时的整体“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了。上次不就谈到了刘毅华《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一文，其中披露说胡耀邦与万里到西藏考察，指责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于是撤销当时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的职务。后来，小平、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回藏执教；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小平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耀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虽然是后来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却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几乎每隔十年就在拉萨搞一次大骚乱。因此，我上次就总结说，西藏问题其实质也就是后来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在另外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回忆感悟西藏》）里说到：十年前拉萨发生了骚乱，人民日报驻拉萨的记者刘伟西采访群众，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想不通”：…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刘伟西记者当年在文章的结尾问了一句：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

可讽刺的是，果然在1998年后的拉萨骚乱后十年的2008年3.14号又发生了拉萨打砸抢烧和杀汉族的严重暴乱（此前最大的就是1988年拉萨骚乱，也就是年年小乱，每过十年大乱）。西藏如此，新疆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效果来看，7.5乌鲁木齐骚乱规模又大了许多，造成的死亡达140人，难怪汉族质疑成为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的牺牲品是有道理的！

昆仑：流波老师，你说说今天的这个民族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流波：这不单纯是个民族政策问题，套用毛主席的话说是：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我上次谈话中说到近代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强势国家的精英大多是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当然，这些人的爱国大多是霸权主义、纳粹主义，对外对弱小国家民族大打出手，如大小布什、小泉、沙龙等等；而弱势国家的精英右派则是崇拜强势家的西化派，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基本是西方的，行动也就基本为西方所掌控，这个现象，我们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是深有体会。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左派与右派、爱国与汉奸、自主与西化的斗争如此激烈的原因。前不久右派西化网站还精心策划了要诛杀左派、毛主席后代的天大“恐怖与笑话”的闹剧，就是中国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左派与铁心崇洋要搞资本主义的右派的激烈斗争的结果，也是右派黔驴技穷凶相毕露的体现。

昆仑：因此说，为什么说毛主席时代民族政策就好，也对民族地方进行扶持，也有民族优惠政策；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就感恩戴德，今天却你越是优惠他们就越不当一回事了呢？

流波：其实，在人类历史上，都基本是胜者王，败者寇，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实行统治，有严厉有宽松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广大汉族均实行非常苛刻的歧视、压迫政策的；只有真正的毛主席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党，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好政策。但这是有一个基础的，那就是毛主席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伟大领袖、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核心、汉族与少数民族基本消除了历史隔阂亲密无间且民族化倾向越来越少，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边疆巩固、民族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亲如一家，叫做军民、汉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并且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少数民族化、宗教化是越来越谈；而改革开放后民族分裂势力在西方支持下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再加上我们对毛主席时代的“拨乱反正”，民族化、宗教化倾向在一系列所谓的政策、法律法规下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不管你对我有多么好、多么实惠、优惠我都笑纳，但我就是不感恩图报甚至于在西方推动下变本加厉的造势闹事，这就造成了改革开放后拉萨、乌鲁木齐等地方长期骚乱的原因。

也就是说，形式上差不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时代是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方，使狭隘民族主义逐步消亡，汉族在少数民族地方为边疆做贡献，少数民族对汉族从心里崇敬感佩；而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政策看起来形式与毛主席时代差不多，但却完全从根本上改变了毛主席时代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国家统一繁荣的大道大义，相反无知无端的去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文明、文化、宗教上的区别，刻意加大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化、宗教化倾向，还美其名曰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等等，从而从思想、文化、宗教上人为制造加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膜，刻意制造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氛围，从而培植出国家分裂的危险因素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必然落入西方反华势力和分裂主义的圈套，形成今天如此局面。所以从一定的角度讲，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膨胀是国家政策、外部怂恿、政者糊涂软弱共同造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昆仑：这样说来怎么办呢？

流波：这当然是个严峻的问题，中华民族近代的落伍也是民族矛盾造成的。过去，也就是近代以前，我们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时常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近代后中华民族虽然合了，但经受的苦难是几千年来甚至于上万年来的总和还不止，为什么？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执人类文明牛耳在前，你中华民族自己家里分来合去，文明文化却总是大一统的，分合的只是一个统一大政权和几个分散的小政权形式；这个时候西方的气候还太小，中华政权志向大点的去外面管一管，显示一下天下中央之国的威风，如明朝郑和下西洋，沿途国家看到如此如山一样高的船来了，感觉整体国家都抵当不了，那时的中华还是何等威风八面；但在中华清朝时代尤其是清朝末年，虽然中华当时的经济还是世界第一，但西方在中华科技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业革命，欧洲人推翻阿拉伯人的殖民接过阿拉伯人殖民非洲沿岸的基础上向其它洲进行海盗试的掠夺殖民，把美洲的中华印弟安同胞赶尽杀绝，美国独立建国、将中华周边尽数殖民了，才来最后用鸦片向中华叫板，结果中华成了银样蜡枪头了，才有了后来连续不断的中华危机与灾难，直到中华出了过毛泽东，才使我央央中华再次横空出世于地球之巅。因此，在今天列强横行的时代，中华民族再不能用老的历史观进行衡量，今天的国家分裂可能就再不是如近代般受外族欺凌的问题，也再不会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轮回，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必须牢记的！分裂国家者、分裂中华民族者，全民全中华民族共诛之！

昆仑：我正在读你的《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感觉你在澄清历史、还原中华、改写人类文明史的主线时，多多少少还包涵着为中华复兴、希冀人类沿着和谐、健康、进步发展的理想境界，请说说。

流波：是的，今天不少人崇洋媚外，就是不了解中华文明文化的伟大所至。其实，不要说西方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完全不能与中华文明类比，因为近代以前人类所有文明文化的源头都是中华文明，而且更为让你们吃惊的是，历史上的白种人也是由中华人种所衍生，也就是中华历史所记载的白民。二十多年前，奥地利奥茨山谷发现了一具5300年前的人，叫奥茨冰人，DNA检测，冰人与附近今天的村民没什么区别，西方纳闷怎么是个中国人，且身上带纹身，于是就报道说：奥茨冰人，穿着中国人的棉袄，拿着罗马人的斧头，身上的箭簇却是五千多年前的……其实，欧洲的白种人是距今4000年左右从中华西部随着炎黄时代后期辗转而去，也就是尧舜时代“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的史事，距今5000年前后的欧洲、非洲大地也正在演绎从中华西去的炎黄海外之争，都为中华黄种的天下。

我在谈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其实是汉族与所有世界其它民族）的关系时，曾打个一个比方，说有一家山里人，有几个儿子到外面发了、西装革履的回来，说着统一的普通话，成了汉族，而在家的却不断分化语言也变得方言甚众，成为了少数民族。因此，不仅中华民族是一家，就是西方的欧洲白种和非洲的黑种人都是由中华走出，白种、黑种都由中华黄种所衍生。做为黄种的主体汉族的一些人搞崇洋媚外实在不应该也完全无必要。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几千年上万年前就开始开拓全球，先进引领人类文明上万年，近代以来百年耻辱只是奔腾到海万里长江的一小节洄水涡，中华民族当以人类第一族的精神、勇气、自豪再创人类第一族的辉煌！再次重复我在《皇皇中华》的第十八章（后来简练为《源》的最后一章）中阐述：

“今天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主体是现代美国文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浅薄、粗犷、强盗、自私式的文明只能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是近代以来的欧洲文明？也不是，欧洲文明同样是一种强盗、掠夺式的文明，美国文明只是将欧洲强盗式的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而已。只有中华文明经历上万年历史锤炼洗礼，是人类发祥的源码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只有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未来文明的走向。” 　

“要使中华民族‘先进一万年，落后近百年，今又崛起’成为家喻户晓的文明文化理念。复兴中华，首先是文明文化的复兴，必须正史正文，将近代以来以西方中心论而产生的历史、文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全部进行清理重写，澄清事实，还原中华，改写人类文明史。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进行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学习了解，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在人类绝大部分时间里引领世界潮流、风骚，为人类做出的绝对贡献，使中华民族自豪感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同时，也要告诉西方人、我们的黑人兄弟，你们其实也是我中华人，也是炎黄子孙，也是从长江流域、昆仑大陆走去的自家兄弟。”

昆仑：再回到主题，今天的民族政策到底还要不要实行，既然是民族平等，却再要人为的搞出民族政策来，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

流波：是的，这是一个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大问题。如果说毛主席时代，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认定民族，识别出来几十个民族，又制定民族政策是有其大的历史背景的话，并且关键是毛主席时代实行民族政策，一个重大的主旨方向是促使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话；改革开放后却丢失了有助于国家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主旨大义，所制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虽然表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各种优惠，但实际上效果上却在人为的制造地方民族的和宗教的氛围，正好迎合了西方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所要为，这是让正义的中国人极为痛心的，并且我们主事的还没意识到这些危险，每次出事都非常被动难有所谓，多为马后炮事宜了结，留下的是再下一次。

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民族地方，汉族总是生活得战战兢兢，有理无理都基本不敢与少数民族争执，弄不好对方一洒泼，搞你他是少数民族，是“不懂事”可以乱来的；而你稍微硬邦的，却可能是个引起民族矛盾的问题，这样的顾忌的长久发展，就成就了今天普遍的不正常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再加上外部环境势力的推波助澜，平静的表面下民族分裂势力暗流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又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想一想，你的一些指导思想，在这些指导思想下制定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政策，西方政敌大加赞赏，说你比毛主席时代（因为西方最怕毛主席嘛，对毛主席时代无可奈何嘛）如何如何的自由民主了，进步了，呵呵，你却还信以为真，还在忘乎所以，这难道还不危险嘛？这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今天，严重的问题不都接踵而至，你挡也挡不住了；而西方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分子却一次次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而当你有所反应时，他们又祭出他们惯用的民主、自由、民族、宗教的大旗，逼得你左右不是，只能乖乖听他们的摆布和一次次的羞辱，原因是因为你的思维被西方西化控制了。到这个时候，你还不从根本上有所考虑，反应迟钝，只怕悔之晚矣！主事的该认真好好想想，为中华民族大计，为中华复兴大计，为什么就不能大刀阔斧的放弃了由于各种条件因素都变了的已不合时宜了的为西方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的有关政策？！

中国主事的必须改变当下对国内民族矛盾方面的处理如此软弱无能，对外的如南海、藏南、钓鱼岛等领土领海问题的处理也是如此无力无章法，对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的各种反华势力的打击也是如此的毫无建树……成天就是经济经济GDP的，把自己的资源、矿产都搞光，环境污染尽，13亿中国人养着山姆赖皮等的被动局面了；要学习中华民族伏羲、神农时代就开拓全球的决心和开阔视野，要学习毛泽东压倒一切敌人与之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树雄心、立壮志，重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则全国各族人民跟党走，逐步化解一切矛盾与问题，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二十一世纪！

昆仑：谢流波老师点拨！为在这些没有安全的地方被暴力分子袭击而屈死的灵魂致哀！

流波：不谢，主要是主事的们提高主事能力听点就好。向这些为祖国边疆安定而牺牲的同胞致哀！也希望在受到暴力分子威胁而政府又没能力保护的地方的同胞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卫，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200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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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疆独分子热比娅与美国

7月5日，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数千名暴徒在市区多处大肆破坏，并攻击无辜群众。至7月6日傍晚，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这起暴力事件已经造成140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活动。其背后的操纵者就是成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简称“世维会”），这个恐怖组织的头目，就是臭名昭著的疆独顽固分子热比娅。热比娅这个企图分裂中国的野心家，像藏独分子达赖喇嘛一样，与美国政府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热比娅1951年生于新疆阿勒泰，曾经离婚。1981年再婚，第二任丈夫司地克肉孜曾经是一位大学教师。热比娅早年长期在新疆做生意，据说10年间，资产达到1亿元人民币。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估计热比娅拥有2亿人民币的财富，将其列为中国富豪第8位，新疆女首富。美国《福布斯》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是有深刻寓意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热比娅同美国的关系还处于秘密和间接的状态，那么在此之后，热比娅开始了与美国的紧密配合。

热比娅当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并不一定有《福布斯》公布的那么多，《福布斯》当年对热比娅的财产总数也只是“估计”。这个“估计”在我看来大有水分。热比娅此后不久被查出的欠债、透漏税款等，超过5600万元人民币。因此，《福布斯》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热比娅当年的财产，目的很可能就是替热比娅在中国造势，利用某些中国人崇拜金钱、崇拜财富、崇拜美国的心理，将心领神会的热比娅塑造成一个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从而方便地掩护热比娅的下一步行动。

记住这个时间表：1995年，《福布斯》捧出了热比娅；1996年，热比娅的第二任丈夫司地克肉孜前往美国。司地克肉孜长期从事新疆分裂活动，曾经为此而入狱。他在新疆期间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对著名作曲家、歌手王洛宾大肆谩骂，将王洛宾称为“西部歌贼”，显示了他对汉族的强烈仇视。热比娅曾经与丈夫一起到土耳其，拜会“东突”势力的代表人物艾沙。热比娅还在乌鲁木齐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里，以外语培训班的名义，培养分裂势力的骨干成员。1996年，司地克肉孜前往美国后，在美国的幕后指挥下，中国新疆境内“东突”分裂势力的犯罪活动进入一个高潮。热比娅的犯罪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东突”势力受到美国的资助，并且与阿富汗的本-拉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911”还没有发生，美国扶持本-拉登的后果还没有出现，“东突”势力在美国的暗中唆使下，日益变得嚣张。1996年，“东突”势力叫嚣“96年动手，97年大干，2000年实现疆独”。此后几年，新疆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由“东突”分子制造的恶性暴力事件，其中1997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爆炸案，震动了整个中国。我曾经采访过南疆地区的公安机关，“东突”分子制造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事后证明，刚刚被美国人捧为“新疆女首富”的热比娅，与其丈夫里应外合，暗中给了新疆境内的“东突”组织很多资助，被称为“东突”势力的国内“钱袋子”。同时，热比娅还利用丈夫在美国的关系，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并配合美国的行动。

例如，热比娅的丈夫在美国起草了一个污蔑、丑化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稿子，传给热比娅后，由热比娅亲手抄写，命名为“告美国人民书”，直接向美国摇尾，乞求美国的慷慨帮助。1999年，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访问乌鲁木齐，热比娅试图同这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见面，将她抄写的“告美国人民书”以及其他一些情报资料交给美国人，中国方面将热比娅逮捕。丑化中国的“告美国人民书”是由热比娅有学问的丈夫起草的，为何非要热比娅抄一遍，并以热比娅的名义发布？因为热比娅的名气大，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因此，我就能理解，为何几年前，美国会动用《福布斯》的能量，将热比娅捧成社会名流，以至于她的贩毒和其他经济犯罪活动都被忽略。

1999年8月，热比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2000年，热比娅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被判处8年徒刑。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反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内外政策。为了做表面文章，美国不得不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东突”等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由此，热比娅资助“东突”的活动，使得美国无话可说，难以继续利用热比娅。但是，美国并不甘心在新疆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失败，既然“东突”已经不能再成为美国的直接爪牙，美国就需要寻找新的傀儡。于是，我们就看到又一个时间表——

2004年，挪威一个机构授予尚在狱中的热比娅“人权奖”；与此同时，热比娅在监狱内对自己分裂国家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认罪态度非常好，并因此获得减刑一年；2005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前夕，刑期未满的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释放前，热比娅一再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释放当天，热比娅在美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一下飞机，刚踏上美国领土，热比娅立即背叛了自己无数次的承诺，开始攻击中国；第二天，美国一名高官向媒体透露，热比娅的获释，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交易”；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9月，热比娅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此事不止一次）；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布什还接见了中国的国家公敌——热比娅。

至此，经过2年多的时间，美国成功地将热比娅改型，从一个“东突”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假借反悔、深刻认识错误，声称不再做国家的罪人，利用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的帮助下离开中国。并由此成为一个表面上的“和平主义”者，并像达赖喇嘛一样，成为所谓“人权”斗士。那么，中国政府为何要同意热比娅“保外就医”？美国政府高官所谓“交易”一说，似乎也有迹可循。当时，美国总是不断指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赖斯访华那一年，美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刺激中国。但是，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希望借此检验美国是否言行一致，也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事实证明，美国依然是一个惯使欺诈伎俩的骗子。那么，美国为何要帮助并实现热比娅的表面转型？

“911”发生后，原先由美国培植的新疆分裂势力，至少在名义上，美国已不能再加利用，美国必须想其它办法。在此问题上，我们首先应看到，美国将“东突”定为恐怖组织是不情愿的。关塔那摩监狱里关押着在阿富汗被美军抓获的“东突”分子，美国已经确认他们对美国没有危害，但是，美国却不愿意将这些“东突”分子移交给中国，却允许他们在美国定居，热比娅立即表示愿意“认领”。其次，我们还应看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反恐”的大棒表演还没有结束，大张旗鼓地再次利用“东突”，仍然不合适。热比娅就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东突”替代品。早在热比娅被关押期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所谓决议案为其辩护。热比娅到达美国后，美国国会立即邀请她发表演讲。隶属美国国会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向“世维会”的分支机构——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支付20万美元，热比娅是这个分支机构的主席。2007年，由热比娅担任主席的“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欲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共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的资助。

与此同时，热比娅一再否定新疆存在“东突”运动，她把自己标榜成“和平主义者”，同时冠以“维吾尔民族代言人”、“维吾尔民族精神母亲”、“人权斗士”、“自由勇士”等称号，目的无非是要逃避中国政府对于“东突”恐怖暴力活动的严厉打击。但是，热比娅依然制定了“五十年分三步走”的疆独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热比娅终于按耐不住装出来的“和平”形象，从2008中国奥运年开始，热比娅撕下了自己的“和平”面具，重操恐怖暴力旧业。2008年奥运前后，热比娅像达赖喇嘛在西藏鼓动暴力一样，在新疆鼓动和推动了至少三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3人死亡。热比娅还到处鼓动外国政要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抵制北京奥运会，美国人给予她的一系列光环和头衔，使得她有条件开展此项游说活动。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国庆即将临近的时候，热比娅分裂国家的野心再次撕破她给自己贴上的和平面具，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严重暴力事件，再次证明，热比娅已经成为美国人手中替代其他“东突”组织的新打手。

前不久，伊朗也发生了暴力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装腔作势地要求伊朗政府采取“和平”手段。伊朗政府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街头暴力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并指责美国暗中支持街头暴力活动。奥巴马酸溜溜的心态，在伊朗并没有得到什么想要的结果。如今，在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大规模暴力事件在美国豢养的走狗的煽动下，再次发生，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让我们等着看，看美国如何对这一事件表态。看美国如何对待被他们包装成“和平民主斗士”、“新疆教母”、“人权勇士”的热比娅。看美国如何对待它的走狗，是认清美国真相的关键之一。从美国对“东突”和热比娅的长远策划、利用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可以看到美国对待中国的两面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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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夹雪：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和“7·5”事件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今天我想谈谈对“疆独”问题和“7·5”事件的看法，谨供参考。　　

一、“疆独”的起源和早期活动　　

1．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先秦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有人认为西海指青海湖，这是不合适的，先秦时期对青海湖以西的新疆地区了解显然远胜过贝加尔湖地区）。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未视自己为外族。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中断并不能否认新疆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总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　　

2．“疆独”的起源

“疆独”起源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恢复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权。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　　

但是也正是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种下了“疆独”的种子。在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梁羽生的小说（不是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电视剧）《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反映了新疆地区人民对清朝压迫的反抗。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清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使得新疆地区人民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极为不满，不断进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例如，1864 年库车的维、回、汉等民族农民在回族马隆、马三保等领导下，以库车为中心，掀起了武装起义的浪潮。但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当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篡夺了领导权，形成若干封建的地方割据政权。1865年，阿古柏在当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勾结和英国支持下入侵新疆，盘踞新疆十多年，给新疆地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中华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在军阀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先是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的愚昧状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使新疆和内地几乎隔绝。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上台以后顽固地推行“亲乡”政策，起用河州同乡，排除异己势力，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193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哈密农民起义和三区革命风暴都一度被分裂势力利用（后文还要详细介绍）。

可以看出，“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只有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独”的土壤。　　

3．“疆独”的早期活动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捏造的一个政治概念。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新疆地区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情况下，“双泛主义”迅速传播，为“疆独”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0年，金树仁借口“清理旧制”、“改土归流”，把原来哈密王的土地划分给河州难民，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哈密农民起义逐渐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1933年11月，和加尼牙孜在穆罕默德·伊敏的策动下，在英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下，在喀什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他本人任总统(实际并未到任)，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这个伪政权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宣布维吾尔族和外国人享有特权，大批无辜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和迫害。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献1万匹军马，交不出马，则按高出市场价格一倍的马价交纳现金，新疆当地官僚趁机搜刮，把新疆人民逼上了绝路。1944年8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占领了巩哈县城，由此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所谓“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三区革命初期，临时政府领导权控制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手中。　1944年11月12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16人的临时政府委员，推举艾列汗·吐烈为政府主席。艾列汗·吐烈大搞反汉排汉，被杀害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居民估计达二万至七万。1945年，在“临时政府”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首的革命派逐步取得了领导权，主张拥护和谈与中国统一，反对反汉排汉与分裂中国，这是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的重大政治斗争，最后，将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排汉的错误方向中拨正为反对国民党统治、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1945年10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取消。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在迪化成立。其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8月23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在飞往北平途中的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因飞机失事遇难。同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三区领导人赛福鼎等人应邀出席新政协，与周恩来讨论了未来新疆省人民政府组成，三区民族军改编事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对“东突”分裂运动的纵容和支持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这些活动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例如，穆罕默德·伊敏是1933年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之一，长期流亡国外。1940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南疆和田等地公开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自1947年，穆罕默德·伊敏与阿尤甫·哈日商讨所谓“新疆独立”事宜；双方不断通信，研究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步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区革命运动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公开反对国民党扶植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出任省政府领导职务，为维护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从“疆独”的早期活动可以看出，“东突”分裂运动尽管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但是仍然昙花一现，没有成什么气候。而且，早期的“东突”分裂运动已经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新疆地区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分裂没有出路，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把新疆地区的革命斗争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新中国建立和“疆独”的沉寂　　

1．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

随着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以陶峙岳为首主张谈判和平起义，并得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及前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当时已在北平脱离国民党）的支持者的支持。经过谈判，与中共中央达成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国民党当局起义的方案。而反对起义的部分国民党军官被迫同意出走，1949年9月26日，新疆国民党当局正式通电起义，11月20日，解放军彭德怀所部的第一野战军之王震一兵团二、六军到达迪化，并与三区民族军会师，12月，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伊犁的极少数分裂分子就着手组织分裂组织，企图与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分裂分子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 “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伊犁组的负责人热合曼诺夫，密谋　7月26日　拉出城防营100多人的武装，发动叛乱。当地驻军得知此情况后，迅速借调防之机，收缴了企图叛变部队的枪支，粉碎了其暴乱计划，并逮捕了分裂组织骨干巴克也夫等8人。8月17日，热合曼诺夫在克西拉克塔米村地下室被捕获。跟随热合曼诺夫发动暴乱的349人，平暴中共逮捕114人，依法处置54人。8月18日，昭苏县驻军人员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串通区、乡长及五军驻昭苏的少数基层军官共36人发动暴乱。8月19日，暴乱分子向夏特区驻军进攻，烧毁了军区合作社，还企图攻占昭苏、特克斯和伊宁。平暴部队及时赶到，击溃暴乱主力，残敌逃匿，后相继被擒，主谋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于12月26被捕获。平暴中共逮捕47人，依法处置29人。1951年10月28日，马力克阿吉自任暴乱“总指挥”，纠集110名暴徒，裹胁200余名群众发动暴乱。当地驻军在地方公安和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出击，暴乱很快平息。次年1月8日，马力克阿吉等18人在拜城县境内被俘，平暴中共逮捕暴徒143名，依法处置98人。1952年2月2日，在巩留县对分裂暴乱分子举行了公判。此后，“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基本瓦解，牧区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的乌斯曼及其亲信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策动了一系列暴乱，主要有：1950年3—1951年9月发生在昌吉、奇台、哈密等地的乌斯曼、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为首的武装暴乱；1950年7—11月，乌拉孜拜等为响应乌斯曼暴乱，在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及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1—9月乌斯曼的亲信胡赛音、哈力伯克等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乌斯曼之子谢尔德曼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奇台、李远(今吉木萨尔县)、木垒县一带发动的武装暴乱。1951年2月19日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乌斯满。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1951年4月29日，绑赴刑场，执行枪决。1952年9月5日，阿山专署和阿山军分区写给谢尔德曼的劝降信，经过协商，谢尔德曼于1952年9月15日向人民政府投降，乌斯曼集团彻底灭亡。人民政府将谢尔德曼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谢尔德曼一直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到病逝。

1949年9月，“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随同拒绝起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出走境外，和田墨玉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的分裂势力企图利用和田地处边远、交通困难，乘解放军尚未进驻，抢先建立分裂政权，阻止解放和田。人民解放军二军十五团从阿克苏沿和田河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仅用了17天急行军便赶到和田，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1954—1957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秉承境外穆罕默德·伊敏旨意在南疆策划了5起暴乱。即1954年12月和1956年3月的墨玉县两次暴乱，1956年4月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暴乱，1956年5月的洛浦县暴乱，1957年4月的和田暴乱。1959年，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向政府报告了有关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可疑行踪，被我公安人员在地窖中抓获，至此，“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也被粉碎了。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要知道，新疆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像新疆解放前夕就有伊犁等地区的三区民族军，新疆东部的乌斯曼集团，南疆的穆罕默德·伊敏等“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等诸多势力。各个势力长期混战，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不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也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新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为新疆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得到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仅以“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划的暴乱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计划在和田组织暴动，其他地区配合。然而当时和田各地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分裂分子无机可乘，分裂暴乱计划未能实行。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最早是由墨玉县一名爱国宗教人士向政府报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众，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纷纷离散，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而这300人中，经过教育，多数人也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1956年3月的墨玉县暴乱中，在当地干部闻讯赶到后，大多数人不仅放下凶器，并且还反戈一击，当场捕获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乱迅速平息。

2．消灭“疆独”的基础

“疆独”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独”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自治单位6个。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1958年，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如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和教主继承制”等，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强迫少年儿童到寺院学经，当喇嘛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务；四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肃清了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信教群众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通过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反对分子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长期以来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剥削和压迫制度，与此同时，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宗教与生活习惯，宗教与行政，宗教与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预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现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例如，1952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没有充分考虑新疆的特点，违背了中央的精神。1952年6月18日，中央电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暂停在北疆的镇反工作。毛主席指出：“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但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纠正了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错误。1954年，相关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牧主经济实行“不斗、不分、不划分阶级”；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这些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此外，新疆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1958－1960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如火如荼，兵团迅速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建设高潮，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蓬勃发展。到6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

总之，新中国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疆独”的土壤。　　

3．“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覆灭和“疆独”的沉寂

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可以说给了“疆独”致命的打击，“疆独”已经不可能掀起太大的风浪。但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分裂势力不可能一夕间彻底灭亡。对部分叛乱分子的宽大处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客观上也给一小撮分裂势力提供了蛰伏的机遇。自治区党委确立了“大量培养和提拔本地民族干部”的方针，民族干部成为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疆的干部队伍存在着政治不纯的复杂情况，甚至有里通外国分子。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仍未结束。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境内的里通外国分子便与苏联串通，阴谋依靠苏联的支持再次制造分裂新疆事件。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爆发，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伊犁和塔城沿边的一些地区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苏联。其中5月29日，少数里通外国分子在伊宁制造了政治暴乱。毛主席指出，不要怕在国际上丢人，“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果然，新疆居民逃到苏联后，发现苏联并不如他人所述的那般美好，十分后悔。有人在来信中说：“这里很坏，坏人很多，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有很多贼娃子，公开拿着刀子。总之，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私有财产而努力。”但是，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也确实反映了新疆的干部队伍中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隐藏于上层的里通外国分子的操纵下，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出面，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为了混淆视听，欺骗群众，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诡称为1960年11月12日，以迎合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均于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在暴乱分子向边境运动时，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在平息武装暴乱同期，经过周密的专案侦查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自治区公安保卫部门基本掌握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获取了充分、确凿的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军区确定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责成公安保卫部门在全疆范围内依法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组织进行了清理和处治，至1970年3月破获全案。据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者1165人；依法惩治230人，做其他处理135人。　

应该说，清理里通外国分子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对新疆地区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验，为清理里通外国分子创造了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国分子组织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妄图借当时的混乱来分裂祖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疆独”的支持者寥寥无几，里通外国分子们组织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他们暴露了出来，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对残余的分裂势力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毛主席和当时公安部门的负责人的正确领导对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起了关键的作用。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新疆残余的分裂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是反“疆独”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如果以后坚持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新疆就不会再出现大的分裂活动，“疆独”活动将逐渐彻底消亡。尽管后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还是使“疆独”沉寂了10年左右。　　

三、改革开放和“疆独”的重新凸现　　

1．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和“疆独”的关系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有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同志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其次，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主席时代，内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搞了一个“两个大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又大搞“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民族中除了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而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慢得多，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总体也在拉大。新疆的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90年代以来又进行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末总人口258.47万人，在岗职工只有66.06万人。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特别是广东。从刘汉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工作条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当地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还有一些内地富人去新疆经商，有的人和腐败分子勾结敛财。这一切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少数民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极力支持“疆独”活动。和汉族一样，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绝大多数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而是靠种种卑劣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来的。他们生怕广大人民夺回自己的财富，像汉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样，他们力图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的“新时期成功人士”。然而这位涉嫌经济犯罪数千万元的“新时期成功人士”并不领情，大搞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2006年，热比娅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因为影响不够大被发明“现代高利贷”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挤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使“疆独”活动具备了有利条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热爱毛主席，信仰共产主义。然而，70年代末以来对毛主席的疯狂攻击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伊斯兰教的复兴。这时，新疆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肃清的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不少人复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决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多么虔诚，只是指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的情况加剧。我见过有的到内地打工的新疆维吾尔人，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另外，宣传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前面已经说过，“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盘否定，主要责任应该由反动统治者来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无限拔高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情况。把1864 年库车的武装起义，1930年的哈密农民起义甚至三区革命风暴都妖魔化为分裂活动，把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齿痛恨的军阀美化成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新疆地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今天，支持“疆独”势力的仍然是极少数。这里只是探讨改革开放后“疆独”重新凸现的原因，不是全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情况，因此没有介绍改革开放后新疆地区的成就。　　

2．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知识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1981年5月26日晚　，经过精心策划，“东突颁斯坦燎党”头目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枝及各类弹药、手榴弹等。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械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这是80年代新疆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分裂暴乱。

但是，除了伽师县分裂暴乱以外，80年代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分裂骚乱”。80年代初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南疆地区，共发生了3起。1980年阿克苏的“4·9”　事件，一民族群众意外伤害死亡。3000余人闹事3天冲击党政机关；非法游行；殴打干警。党政干部被打15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1981年叶城“1·13”骚乱事件，清真寺失火。2000余人闹事4天冲击党政机关；非法游行；殴打干警。党政干部被打18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1981年喀什“10·30”事件，一民族群众意外伤害死亡。2000余人闹事2天。非法游行；打、砸、抢、杀；冲击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被打631人，伤262人，其中重伤197人，死亡2人。主要口号“打死黑大爷”、“赶走黑大爷”、“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清查231人，收审67人。最后处理清查231人，收审67人。

80年代后期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乌鲁木齐，共发生了3起。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中央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因对新疆民族干部工作变动不满共2000多名学生闹事3天，非法游行，集会。新疆和田、阿克苏、博乐、北京、南京、上海相继游行响应。主要口号“汉人滚出新疆”、“新疆独立万岁”。处理结果疏导、教育。把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 1988年乌鲁木齐“6·15”事件，诱因是一起厕所内侮辱性标语导致500多名学生闹事4天，非法游行。主要口号是“把汉族人赶出去”。处理结果疏导、教育。 1989年乌鲁木齐“5·19”骚乱，诱因是一册有问题出版物导致3000多人闹事1天，非法游行；冲击自治区党政机关；打、砸、抢。共打伤154人，其中重伤33人。打出反对党和政府的口号：“要你们看看我们穆斯林的力量。” 处理结果收审241人，法办40人。

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骚乱爆发快、参与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帜鲜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策划了数年，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无人长期策划，却轻易聚集了3000余人。其次，骚乱地点向中心城市发展。乌鲁木齐市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50年代乌斯曼集团等暴乱分子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80年代后期在乌鲁木齐竟发生3起分裂骚乱。再次，骚乱成员的低龄化。共和国初期的暴乱大多是旧中国遗留的“疆独”分子，而80年代初南疆地区发生的3起分裂骚乱的组织者、骨干及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里甫”，他们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发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都与部分民族学生特别是大学的部分民族学生有关。这一切表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在新疆问题上的失误是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暴。

3．90年代以来“东突”分裂组织的猖狂活动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90年代“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突然猖狂了起来，并且向恐怖主义转化，仿佛“东突”恐怖势力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如何崛起的吧？对，是美国一手扶植的。“东突”恐怖势力出现原因固然很多，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培训了一大批恐怖分子，即所谓“穆斯林圣战者”来对付苏联，最著名的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这其中也包括“东突”恐怖组织。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东突”恐怖组织的一部分人继续跟随美国，另一部分人跟随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但这两部分人在采取恐怖暴力手段分裂中国上是一致的。他们大举向中国境内渗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东突”恐怖势力就这样诞生了。　　

90年代是“东突”分裂组织恶性发展的年代。一般认为，1990年4月4日的“巴仁乡暴乱”是“东突”向恐怖主义转化的标志。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1998年开始，“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境外组织直接指挥，派遣在境外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入境，联络发展境内组织和成员，实施恐怖活动。仅1998年当年，境外“东突”恐怖组织就派遣了100余名各类人员人境。特别是境外“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区各恐怖组织“挖地道、修掩体、储备粮食”，做好战备；继则以境外派遣人员斯拉甫力为首的恐怖组织头目在伊宁县召开“七人会议”，密谋里应外合，于6月30日在伊犁举行恐怖暴乱。由于新疆公安部门及时侦破了这次会议，使恐怖暴乱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区，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境外“东突”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为“新疆总指挥”，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处恐怖活动训练点，训练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装置。仅在乌鲁木齐就缴获了23枚爆炸装置，以及301箱(6吨多)用于制造炸药的化学原料。境外“东突”恐怖组织还不断向新疆偷运武器，1998年4月6日，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在入境货物中查获夹带武器，其中有AK74型冲锋枪1枝、手枪6枝、子弹1．8万发、手雷110枚及一批军用雷管和炸药。6月2日，在南疆吐尔尕特口岸从入境货物中查获火箭弹47枚。6月24日，在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入境货物中查获军用生化毒剂68支、毒剂喷雾器2套。　　

1990—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有4起，包括1991年2月28日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6月17日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爆炸案，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1997年的乌鲁木齐市“2·25”系列公共汽车爆炸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1993—2001年，有重大影响的恐怖主义暗杀事件有10起。1996年4月29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系列暗杀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投毒纵火类恐怖案件比较典型的有3起。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东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门集中警力对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展开了严厉打击。经过4年的努力，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通过占领阿富汗，美国支持大批分子从中阿边境潜入，促使“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2008年8月4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喀什遭遇恐怖袭击，喀什边防武警部队被两名维吾尔族男子用爆炸物等袭击，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警方初步怀疑是东突组织“东伊运”所为。2008年8月10日凌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库车发生爆炸案，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另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毙。其间，两名公安民警和一名保安负伤。美国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政治活动则公开支持。2001年9月底，在谈到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然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关押过22名维族囚犯，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尽快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经美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协商，5人被遣送到阿尔巴尼亚。2004年9月14日，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增长到1000人左右，其中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　　

总之，90年代以来“疆独”活动进入有组织的活动时期，分裂政党与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策划和实行的各种爆炸、暗杀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的形势日益严峻。　　

四、关于“7·5”事件　　

1．“7·5”事件的始末　　

2004年的4月16号到19号，“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合并，在德国的慕尼黑成立了“世界维吾尔大会”。它成立以后，就整合了当时的几十个“东突”势力，特别是以西方为根据地这样的一些“东突”势力组织和人员。成为以西方为根据地的“东突”势力的核心。　　

2009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数百人参与斗殴，致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员工89人，两名新疆籍员工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境外以“世界维吾尔大会”为代表三股势力大肆炒作，借机对中国进行攻击，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六日上午的一个情况通报会上称，　七月五日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之后，又有大量人员向解放南路、二道桥、山西巷片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聚集，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混乱，十九时三十分许，部分人员在山西巷一家医院门前聚集，人数达上千人。十九时四十分许，在人民路、南门一带有三百余人堵路，警方及时将这些人员控制、疏散。二十时十八分许，开始出现打砸行为，暴力犯罪分子推翻道路护栏，砸碎三辆公交汽车玻璃。二十时三十分许，暴力行为升级，暴力犯罪分子开始在解放南路、龙泉街一带焚烧警车，殴打过路行人。约有七八百人冲向人民广场，沿广场向大小西门一带有组织游窜，沿途不断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二十一时许，约有两百余名维吾尔族青年在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高呼口号，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　　

事件发生后，处理事件的指挥部迅速调集近万名警力分赴广场、南门、团结路、赛马场、新华南路、新疆大学、红雁池电厂等事态严重的地点进行处置。至二十二时许，大规模打砸抢烧杀得到了基本控制。暴力犯罪分子开始改变策略，分多路、多股行动，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指挥部迅速调整策略，组织部署前线处置力量，组成小分队沿市区搜捕打砸抢烧分子，营救被困民众，凌晨事态基本得到控制。通报并没有说凌晨几点，不过按照网上发布的“事态基本得到控制”的时间，应该是凌晨三时左右。　　

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焚烧车辆261辆，其中公交车190辆、出租车10余辆，损毁商铺203间、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损毁民房住宅14间、建筑面积　1200平方米。7月7日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召开“7·5”事件新闻发布会，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发布会上指出，“7·5”打砸抢烧严重犯罪事件是建国以来在新疆历次事件中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指出“这次事件是新疆60年来发生的性质最恶劣、伤亡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破坏程度最大、影响最坏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　　

2．“7·5”事件发生的原因　　

“7·5”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前文已经说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7·5”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这些问题不解决，“疆独”活动就难以从根本上被遏制。　　

不少朋友指出，“7·5”事件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对华远程攻击。中央情报局把海外训练的疆独分子派回中国制造混乱，意图是挑拨汉维民族关系，等到汉维民族关系紧张以后，再把疆独分子撤走，让本来彼此没有怨恨的汉维两家打斗，好坐收渔翁之利。而且这次事件肯定有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军的支持。大多数“7·5”事件遇难者都是死于割喉和头部袭击。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经过军队的专门训练，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美军的严格集中训练的。而没有军营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前文已经说了，“东突”恐怖组织本来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训起来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特别是“7·5”事件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显然双方早就勾结好了。　　

不过，我在这里重点想说的是“7·5”事件发生和国内极右派的关系。我认为，国内极右派充当了“疆独”分子的内应。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7·5’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参与人员不在少数，组织和预谋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么多人参加，预谋又那么久，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在组织预谋过程中，我们的公安和政府难道一点也没发现什么征兆和苗头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群众知道此事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况6月26日广东省韶关事件发生后，境外“世界维吾尔大会”大力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新疆已经明显出现不稳的迹象。这时候，为什么公安和政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7·5”事件从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到凌晨三时左右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时间长达10个小时。如此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行为，我们的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为何不能进行坚决有效的制止？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应知道，军人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绝不能擅自行动，如果决策层的决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这一切都表明“7·5”事件是有内应的，而且应该是在决策层有内应。　　

大家不要忘了，6月14日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便开设了屠杀左派讨论专栏，提出“杀左族毛”，即查封乌有之乡代表的左派网站，杀掉“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杀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这表面是对付“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可是，这些人和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在政坛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即使实现了“杀左族毛”的目标，极右派也不会获得太大的好处，极右派的目标应该不止于此。而有一句话暴露了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即“邓公眼拙，看错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试想，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仅仅因为和毛主席有血缘关系就是死罪，“制造了一批小毛左”的人又该当何罪？这样，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就很清楚了：以“杀左族毛”为旗帜，像当初发动“4·12”的蒋介石一样通过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夺取政权把中国变成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然而，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矛盾集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3月，罗马尼亚党内极右派发表攻击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联名信。11月，匈牙利族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外逃。12月15日，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杀左族毛”的典范。　　

“7·5”事件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如出一辙。2009年6月14日凯迪网提出“杀左族毛”。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国家主席胡锦涛7月5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下午“7·5”事件就爆发了。“疆独”分子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西方媒体已经将“7·5”事件渲染为所谓的“和平示威”、“和平请愿”、被暴徒打死打伤人成了中国政府镇压的结果，在国际上，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已经相当被动。这一切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一模一样，在“7·5”事件中国内极右派扮演的角色会不同吗？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无可否认的是“7·5”事件已经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声望，客观上有利于国内极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部分实现了极右派的目的。　　

事实上，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勾结由来已久。当年“疆独”头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穆罕默德·伊敏就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来对付中国共产党。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陆民运与“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定了合作协议。11月中旬，“中国民主党临时委员会”执行主席张英、《北京之春》负责人薛伟、《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等人参加了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张英代表“民主党临时委员会”先后与维吾尔精神领袖阿尔肯、“维吾尔民族大会”主席艾尼瓦尔江等人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了六条合作建议。该建议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宁、伍凡、杨小炎、张先梁、周建和、陈建平、陆卫星、廖然、梁成、王遵伟等人的认同。12月魏京生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邀请了德国“藏人协会”、“东土耳其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保障人权同盟”等组织参加。从国内极右派对海外极右派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不难窥见国内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关系。　　

当然，以上纯属笔者的推测，国内极右派自然不会承认，更不会四处宣扬自己和“疆独”分子的勾结。　　

总之，“7·5”事件的发生是改革开放中的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策划的政治阴谋。　　

3．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的几点建议　　

前面已经比较详细的探讨了“疆独”问题和“7·5”事件产生的原因，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就是要对症下药。在这里我只提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首先，注意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7·5”事件也是“疆独”分子的一次大暴露，在事件查处中应该及时顺藤摸瓜，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　　

其次，一定要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上文已经说过极右派是“疆独”分子的内应和保护伞，不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不可能清除“疆独”势力。

再次，必须果断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例如，可以给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的左派革命力量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必须破除思想上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例如，必须立即开展一个对“炸药奖”诺贝尔奖的批判运动。1989年西藏暴乱后达赖获奖，“7·5”事件后热比娅获奖可能很大。如果不开展对诺贝尔奖的批判，热比娅影响必然更加扩大。

最后，要逐步纠正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失误，恢复毛主席时代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新疆和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这是解决“疆独”问题的根本。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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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7.5事件与热比娅现象——阶级关系颠倒下的民族问题死结

纪念建国60年实际上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右翼精英总是依靠两个30年的对比以刻薄否定过去来肯定赞美现在。30年“拨乱反正”，我们打造出的到底是盛世空前，还是危机重重？中外关系、国内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到底如何？乌鲁木齐的7·5事件级去年拉萨3·14事件，给我们传递的是不祥的信号。

一

欲知未来如何？不能不看看“前车”——面对种种社会隐忧，苏联的前车覆辙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晃动在人们眼前。

想当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是何等风光，中俄两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举行“历史性会晤”，立马要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了。孰料老戈回国不曾旋踵，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变迅即将改革开放顶峰的喜剧变成了闹剧： 8·19事件，苏共取缔，戈叶较劲，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12月7日上午，叶利钦偷偷飞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这里的黎明还静悄悄”，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脑的一纸《别洛韦日协议》，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红色苏联的寿终正寝。

从此，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最早改革的南斯拉夫联邦更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不断裂变，俄罗斯车臣问题、格鲁吉亚北奥赛梯问题层出不穷——“转型接轨“一旦完成，随着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与时俱进的，就是分裂，再分裂。

对外，卑躬屈膝投降美国霸权垄断资本；对内，在阶级迅速分化的同时加速民族分裂。——民族投降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并行不悖，乃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转型接轨”一以贯之从不动摇的基本方针。

我们“中国特色” 的改革是“渐进”，不会吧？

不来的请也不到，该来的迟早要来。

二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发展的，蔑视辩证法一定会受到的惩罚，或迟或早。

苏联的悲剧将人的思绪拉倒40年前，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论断和举措，当时人们的理解还十分肤浅，30年后——正好历经“一劫”——经过历史性的反复，才真正理解了伟人的高瞻远瞩。嚣嚣群小狺狺不已，郭老诗云，亦“桀犬吠尧堪笑止”耳。

当年有个“三和两全”的话题（ “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30年后回顾，何止“三和两全”，““三降一灭”也不是无中生有。从放弃“反帝”“反霸”，到今天的“救市”“信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岂是一个“诬蔑不实之词”，就能轻轻将其“推倒”了的。

回到拉萨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自然不能避开胡耀邦总书记的功德。胡公秉政正逢戈尔巴乔夫风头正健之时，内政外交亦步亦趋仿效唯恐不及，戈氏搞垮苏联，在先生眼里恐怕也是“改革开放”颠覆“极左”的一大政绩。

胡公对西藏新疆有着特别的关注，先是派大公子打前站，继之御驾亲征。他居然拾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余唾，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口号，叫做“×人治×”，是一个典型的为分裂分子张目的祸国殃民口号，故主流媒体一直 “为贤者讳”，讳莫如深。这与后来弄得疮痍遍地矿难层出不穷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12字方针，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耀邦书记视察西藏将毛泽东时代的举措用一个“极左”彻底推倒，他取而代之的“拨乱反正”，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这方面流波网友的的资料极有说服力：

这就牵涉到当时的整体“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了。上次不就谈到了刘毅华《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一文，其中披露说胡耀邦与万里到西藏考察，指责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于是撤销当时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的职务。后来，xx、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回藏执教；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xx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耀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喊出“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虽然是后来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却强烈抵制xxx、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几乎每隔十年就在拉萨搞一次大骚乱。因此，我上次就总结说，西藏问题其实质也就是后来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

从此边陲就进入多事之秋了。贵族农奴主耀武扬威了，达赖喇嘛卷土重来了，本已送进地下室的雪狮破旗又迎风猎猎了。一来二往，藏独分子尝到了甜头：“拿共产党钱骂共产党，你骂得越厉害，他给得钱越多；你越闹事，他越‘反左’”！1987年国庆骚乱，分裂分子公开打着雪狮子旗叫嚷“中国人滚出西藏”。继任的赵ZY仍然在中央会议上坚持：“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不是中顾委老同志逼令悬崖勒马，不是胡锦涛同志临危受命持节驻藏改弦更张力挽狂澜，今日之中华，恐怕连“独联体”都不如。

遗憾的是其后大的方向仍“不走回头路”，于是，才有去年拉萨和今年乌鲁木齐民族分裂主义的疯狂。

三

西藏有个达赖，新疆出了个热比娅。

热比娅何许人？

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估计她拥有2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将之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成为新疆“女首富”。这位首富涉嫌经济犯罪包括偷税漏税数千万元。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后经美国“精心策划交易”，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世维会”2004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由“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两个分裂组织牵头，联合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东突”分裂组织组成。“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是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之一。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热比娅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热比娅到达美国后，美国国会立即邀请她发表演讲。隶属美国国会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向“世维会”的分支机构——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支付20万美元，热比娅是这个分支机构的主席。2007年，由热比娅担任主席的“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欲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共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的资助。

热比娅被东突分子称为““维吾尔人的精神母亲”，她以新疆的达赖自居。

热比娅是这次7·5事件的幕后总策划者之一。

热比娅一身三多任焉：她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典型的“成功人士”和“风光人物”；又是以制造恐怖暴乱为主要手段的穷凶极恶分裂主义头子；也是美国帝国霸权主义的座上客，反共的宠儿，分裂中华棋盘上的车马炮。

无可置疑，热比娅是改革开放获益最大的典型人物之一，属于“新社会阶层”、风光的“成功人士”，按理说她应该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牢固阶级基础和政权支柱，可是，她为什么又心甘情愿地卖身投靠美国主子，成为以恐怖手段分裂祖国的穷凶极恶的罪魁祸首呢？

说起来有些不好理解，但问题值得关注、思考、追问之处也正在这里。

热比娅与成千上万的“亿万富翁”“成功人士”一样，她是喝着“改革开放”的乳汁发迹变泰的。如同今天市场上的许多农产品离不开激素催长一样，促成中国暴发户的疯长的“乳汁”里，普遍添加了两种激素：狼性基因和崇洋媚外基因。前者，促成掠夺劳动者的疯狂；后者，铸就了卖身投靠美国霸权资本的软骨病，这在特色中国是一个普世化的流行病。政治经济文化界名人，诸如陈良宇、方励之、余杰等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破解中国的许多社会症状，都离不开对此作DNA分析。

实际上，看看胡赵在西藏的举措，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也就了然了。

四

胡赵的在西藏的“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于是宣告了西藏地区阶级关系的颠倒。

精英新疆热比娅，是与西藏的农奴主阶层同沐春光茁壮发育起来的。

六、七十年代，结束农奴制之后，西藏迎来了最为稳定的时期，藏汉民族和睦相处，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达赖喇嘛几乎被人遗忘。有了这个阶级基础，才有和谐团结。

“拨乱反正”后，当年追随共产党在“平叛”、“民主改革”中斗争领主中冲在前面的翻身农奴又被踩在脚下。据西藏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通过对西藏西部牧区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在分裂势力得势之后，许多“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

连一些“自由思想者”也承认：

“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现实使西藏普通百姓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随着阶级关系颠倒带来的是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

先说强势阶级。

强势阶级的崛起有四大天然优势，他们举着四面旗帜迅速扩张：改革开放之旗，宗教之旗，民族主义之旗，西方呵护支持之旗。国内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之后是不遗余力地保驾护航。无神论被冷落后神州大地各大宗教都如雨后春笋，西藏新疆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佛陀和真主本来就属于他们的。阶级论遭唾弃之后，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正是他们卷土重来后掩盖阶级矛盾、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得心应手工具。秉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西方”世界，与唐僧取经时一样，本来就是中国“转型接轨”的向往圣地与崇拜图腾，这“西方极乐世界”离他们自然要近得多，只要一举“人权”和“独立”的大旗，西方老板马上张开怀抱，不遗余力地给以支持，这也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恢复强势支配地位的剥削阶级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从古老的农奴制衣钵到近代的血汗工厂，是他们奉送给广大被压迫劳动者的“落实政策”礼物。这是他们处理阶级关系的态度。在民族关系上，投靠依恃西方霸权和分裂祖国就成了他们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毛、邓、胡赵间，他们固然依次欢迎后者，但在胡赵与达赖和布什间，他们无可置疑地要选择后者。何况，既然大家都看美国人脸色，自己为何不直接投靠以拔高奴才等级身份，更得垂青呵护呢？你“转型接轨”，美国人自然心里偷着乐，但人家从未动摇过围堵打压分化分裂的既定方针，从未放弃自己一以贯之的反共战略使命。我一举“人权独立”之旗，欧美政要立马齐声欢呼，国际身份扶摇直上；有了美国主子的撑腰，在“体制”面前的分量也水涨船高，身价百倍，多了谈判“对话”的雄厚资本。就像方励之，我热比娅如果不搞“分裂”，哪来的“保外就医”“超过民待遇”？达赖和热比娅一到美国，身价远非郑必坚、李锐之辈可以仰望其项背。愚人也能看出，一旦中国完成“转型”，像中亚“斯坦”的谢瓦尔德纳泽和萨卡什维利们一样，弄个总统总理之类当当，乃是易如反掌顺理成章的事，胜过在中国“体制”内寄人篱下多多矣。何况，毛泽东的阴魂不散，连你们许多人都怀里揣着绿卡心有余悸，大局若是，我们跟随耗着不是犯傻吗？曾因一部《交锋》出尽风头而成为改革开放先锋精英人物的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许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现在早已将《交锋》“深化”为“对日的新思维”了。民国年代还有一位成为“攘外必先安内”方略牺牲的韩复榘大帅，搞的也是这种“对日新思维”。韩大帅生不逢时，没有像马立诚和热比娅一样混成“成功人士”，但他们的“新思维”方式却是传承不已，种子绵绵不绝的。

无论是西藏的“翻身贵族”，还是新疆的崛起新贵，秉持这一“新思维”方式的，带有很大的普世性——得势后的上层阶级与祖国是离心离德的。

弱势阶级是如何变化呢？

劳动阶层地位改变后，也同样出现离心离德趋势。

《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既然自己“拨乱反正”开始依靠贵族喇嘛，那么，你又凭什么要求农奴依靠自己呢？内地不早已就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为发展作贡献”吗？任何时候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的思想。“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达赖喇嘛重新走上神坛，他们不信奉喇嘛信奉谁！卅年一觉解放梦，赢得极左民粹名。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还是佛陀真主灵验，跟喇嘛阿訇走没错！人家自己都“告别革命”了，我们再“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吗？于是，青年善男信女日益增多，众生日益接受强势势力影响和控制。——接受分裂主义蛊惑，是轻而易举的事。

多年来，霸权媒体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毛泽东，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鼓吹剥削有功。在中国，无论香臭，什么都可“多元”，都可以走红，唯独共产主义另类，挂着个虚名受着“多元” 的无尽围剿。劳动群众的在财产被剥夺的同时也被剥夺了信仰。既然将广大人民交给剥削阶级支配，那么，众生纷纷皈依上帝、真主、佛陀，皈依达赖喇嘛各色藏独疆独以及轮子功，或成为新自由、罗斯福、张爱玲、曾文正公、李中堂、袁了凡们的善男信女，这不是“求仁得仁又何怨”吗？

弱势阶级恢复被剥削地位，他们必然也要恢复保证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剥削压迫的心境，这主要是指他们对本民族的贵族的态度。与内地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不同，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特色，乘着“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涌入边疆淘金的内地资本，他们与当地的钱权黑势力可以携手联手，但对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劳工，肯定是难于保持“和谐”。而这一带着民族色彩的阶级压迫，正好为分裂主义势力利用，成为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求之不得的借口。韶关事件，做得就是这篇文章。3。14事件和7·5事件，直接杀人放火的数以千计，他们多数就是这样被上层分子操纵利用的。

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个阶级斗争问题。阶级关系的颠倒和沧海横流的崇洋媚外买办卖国思潮，铸就了民族问题的死结。卑贱者最聪明，从7·5事件的网络评论看，马列毛的思想在迅速向大众回归，真理就是真理，永远颠覆不了。如果当事者不能下决心改弦更张，那中国的分裂主义势力，必将越来越嚣张，乌鲁木齐的7·5事件，不过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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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自然：7.5暴乱背后策划者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仔细观察7.5暴乱的各个细节，可以明白，7.5暴乱应该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对华远程攻击。中央情报局把海外训练的疆独分子派回中国制造混乱，意图是挑拨汉维民族关系，等到汉维民族关系紧张以后，再把疆独分子撤走，让本来彼此没有怨恨的汉维两家打斗，好坐收渔翁之利。

7.5暴乱组织的相当有水平，特别是妇孺上街游行，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这一手法非常老道。中东恐怖分子在这方面根本不在行。

更明显的一点是不计后果，不考虑策划者自己队伍的伤亡。如果让热比亚来策划疆独，应该不会这样血腥和激进。指使疆独杀汉人，非但不能有效的推动疆独，反而会引发当地百姓的害怕和恐慌，更加倾向于向政府和军队靠拢寻求庇护，而中央政府则正好趁势组织统一战线，强烈反击，反击的程度毫无疑问对等于暴乱的程度。这次暴乱，从结果来看，疆独的骨干一多半都已经在被抓的1434人里面，口袋应该是早就扎上了。这次暴乱的疆独基本上全军覆没，正好为幕后策划者省去了的应该支付给发动暴乱者的报酬。策划者的意图显然是希望后果越严重越好，民族仇恨越深越好，结合热比亚又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下，跟基地没有联系的事实，基本上可以肯定幕后操纵者就是中央情报局。

参照南联盟的解体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在幕后策动暴乱基本上是这么个套路: 先指使潜伏敌对国的特工和培训的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的百姓烧杀抢掠，构成严重挑衅，引起主体民族的反击和镇压，然后将事实作极度片面和扭曲的报道，只提主体民族的镇压，不提前面的挑衅，为少数民族撑腰，接着再怂恿和指使少数民族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诱使主体民族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西方媒体再配合所谓敌国政府进行种族灭绝的报道，反复震荡放大，从而将民族矛盾持续扩大化，最后等事态无法收拾的时候，北约就开始介入支持少数民族独立。

这叫做科索沃模式，当时目的是打击新生的欧元，而这次新疆事件也是这么个套路，目的则是打击刚刚进行境外结算走向世界争夺美元地盘的人民币，中国每多输出一块钱人民币，美元就得相应的少一块地盘，就得少打出一张在世界上骗吃骗喝的美元白条，而这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最致命的打击，因此在7月6日人民币结算了第一单的前一天7.5暴乱就爆发了。

以在美国为基地的热那娅操纵的世维会先指使从国外渗透进乌鲁木齐的疆独分子对汉族百姓烧杀抢掠，构成严重挑衅，试图引起汉族的反击和军队的镇压。他们其实希望军队和汉人大开杀戒，大规模杀死无辜的维族，好为他们以后将冲突升级找好借口。如果汉人上当，果真转向民族冲突，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维族人，那么美国及其西方媒体就可以将事实作极度片面和扭曲的报道，只提政府和汉族的反弹和镇压，而绝口不提前面的挑衅，为他们策划的民族冲突撑腰，……西方媒体再进行扭曲报道...如此反复震荡放大，从而将民族矛盾持续扩大化，最后等事态无法收拾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就开始指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要求派兵介入并公开的支持新疆独立。

民族冲突一但被挑动起来后就是无解的，而以美国为基地的疆独的目的恰恰是要在新疆挑起民族冲突，好制造混乱，打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阻止人民币走出国门抢夺美元的势力范围，并趁机分裂中国。所以，作为主体民族，汉族一定不要把愤怒扩大到无辜的少数民族兄弟头上，要懂得忍辱负重，要冷静分辨，保持镇静的头脑，依法制裁犯罪分子，绝对不要上了西方的圈套，陷入民族报复的漩涡。

中国政府当然清楚这是中央情报局搞得鬼，问题是怎么还击？直接去抓热比娅么？热比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她的保护力度不亚于对总统特使的保护力度。再说，美国方面也可以拒绝承认自己支持疆独活动，甚至西方可以集体站出来支持疆独，就像对待达赖喇嘛一样。如果那样，中国该怎么办？向北约宣战么？不太可能。而且中国方面也缺乏远程投送力量，不能自己直接还击远在海外的恐怖分子。同时中国也没有支持什么干扰美国的特工项目。因此，最后结果就是，对方可以一次次远程攻击我方，而我方够不到对方。所以说，从情报工作上来讲，不是中国高层不想还击，而是以目前的能力无法还击。

问题是，民众的愤怒情绪总是要倾泻的，总得有发泄对象。不然被美国搞一次不能发泄，再搞一次又不能发泄，次数多了，民众无法忍受，中共的统治地位就该受到威胁了。民众会觉得中国政府对外无能，对内镇压，有向晚清政府靠拢的趋势。因此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

现在中美两边其实是在比，比谁能吃得住劲，谁撑的时候长。

美国这边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一蹶不振，不打一场仗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这场仗必须打赢。打输了的仗不仅不会提振经济，反而会使得国家加速走向衰亡。问题就在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伊朗，伊朗是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的南大门，是中国通往中东石油线的阀门，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让美国得手。中国这边受经济危机影响不是太严重，可以靠自身的投资解决问题。相对于美国来说压力要小得多。如果美国胆敢出兵伊朗，中国方面是有能力有决心击退美国的进攻的，会努力的使得美国在伊朗的战斗越南化，最终彻底失败。为了避免陷入那种局面，美国就拼命的在东欧和中国的周边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搞事，试图让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的军队忙于镇压内乱，而无心无力出兵伊朗。这样美国才好出兵取胜，走出危机。

所以，我建议，中央可以这么做：一方面加强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安全和情报工作，加紧查处此类嫌疑人员，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另外，这次事件肯定有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军的支持。从前方发来的图片可以看出，大多数7.5暴乱遇难者都是死于割喉和头部袭击。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经过军队的专门训练，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美军的严格集中训练的。而没有军营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考虑出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边境，名为反恐，实际上是驱赶美军，把美军驱离中阿和中巴边境。制造防护带。后者还可以为以后出兵巴基斯坦和伊朗，阻止美国切断中国通往伊朗的石油线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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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卒：城市贫民骚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

从目前情况来看，乌鲁木齐有数千人在街头施暴，杀人、烧汽车、抢劫、制造混乱。最终可能会造成200人死亡，伤者10倍于此。从结果来看，这是中国20年来从未有过的恶性恐怖事件。

数千人很多吗？其实不多，80年代，90年代，随着农村基层权利宗族化，和政府仲裁权威弱化，为了争夺农业资源或矿产资源，数千壮年农民的械斗非常普遍。双方一般都有冷热兵器和旺盛的士气，也有一方攻克另一方村子的事件，但是伤亡很小，几十人就很可观了。当然，这是农村械斗，不是城市暴乱，可比性差一点。但90年代，随着下岗高潮的到来，数万市民的骚动，几千工人筑街垒，烧汽车，抢劫，对抗军警的事情也很常见，但伤亡也很少到几十人。如果说民族冲突，其实20年以来，恶性民族冲突也不少见，集结上千人的也很多，但基本死亡都在个位数。我中学时也曾随大队人马冲入民族中学挑衅斗殴，双方参加斗殴的人都不是纯粹的学生，而是包括不少成年混子和附近的市民，武器有钝器，刀具等。在这种无序冲突中，一旦打到面前，年轻人的理智是很有限的，都会努力击倒对面的对手，不会考虑什么控制烈度，保护自身。结果在凶狠的对打之后.........无人重伤。类似的，92年洛杉矶暴动，最后逮捕了1万人，死亡不过50-60.

为什么？为什么伤亡这么小？因为杀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从体力上来说，纯粹的踢打，钝器打击杀伤一个人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体力，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能非常迅速地严重杀伤一个普通人。其次，从心理上来说，人并非杀戮机器，普通人如果没有指挥、鼓动、督战，不经训练。杀人效率低的可怕。其次，杀人，严重伤人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在90年代的许多冲突中，许多骨干人员和参与人员都是当年的民兵，受过半专业的杀伤训练，比如拼刺训练。但杀伤依然不多，因为人不是先天的杀戮机器，对直接杀人有本能的抵触。必须有人帮他们卸下心理负担，让他们把杀人而不是抢掠当做第一目标。这才能明显提高杀伤数字。如果能以组织而不是个人斗殴杀人，把杀人分解成每个人负责一道工序的专业行为，比如有人只管钝器击倒，有人割喉，有人放血，效率就要高得多。

所以说，数千城市贫民的骚动导致伤亡是必然的，但伤亡如此严重，几乎可以断定。其中有专业的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介入。数千壮年维族暴民中，应该有几十人的核心犯罪人群，其中专业人员很可能来自境外的训练营。大部分维族暴民满足于抢掠、发泄、放火的同时，核心人群负责杀伤，指挥。这里说的军事人员，不仅仅是杀人技术训练者、专业的带队杀人者；还要包括负责事先计划的参谋人员；负责调配力量、包围重点目标（如中国记者团），远离重点目标（外国记者团）的指挥人员。这里说的政工人员不一定是政委，也可能是宗教人士和军事心理专家，总之就是让人卸下心理负担杀人，让人以杀人为目标的专业人员。这些人才是导致伤亡的重要原因。

城市贫民骚动，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很明显，这次自治区警方误判了形势，低估了对手，请报上有严重问题。他们可以看到数千暴民打砸抢，以为还是几百警察列队就能驱散的骚动，没想到其中裹挟着几十甚至可能上百的专业人员。从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次暴动被驱散后，警方自以为像每次骚动一样，局势已经被控制。结果有组织的暴动去而复来，甚至能围攻医院，围攻车队。这最终导致全国调集特警入疆，胡锦涛紧急回国。

这少数核心人员的目标是什么？杀人、放火？泄愤？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扩大事态，军事斗争永远是政治的延伸。我曾和一个20年前从郊区去过广场，当晚在纪念碑执勤的军人谈过。问他当时最大的困扰是什么？是学生？是街垒？是请愿者？都不是。最大的困扰就是人群中的少数袭击者。不断有人从路边的高层建筑上射击，或是骑摩托车过来，打一枪就逃窜。无论是高层建筑上的远射，还是摩托车不停车的射击，都不足以真正杀伤军队，甚至打中群众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本来也不在乎平民的生命，他们只希望军队无差别还击。事实上，军队确实一度无法控制还击的冲动。还有少数战士被卷入人群，大部分殴打本身其实不足以伤害壮年男子。但有专业杀人者割喉，放血，那就不一样了。这次也一样，几十个核心人员根本不在乎维族人是否也会被误伤，是否会被报复。他们希望流血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挑动仇恨，才能建立自己在民族内部的权威。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必须是找出核心人员，找出掩护他们入境，给他们提供补给的网络，找出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政治鼓动的高层人士。乃至出境作战，毁掉训练营，推翻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如果这个政权是大国，那么就要做出相应的政治经济手段。这样才能对恐怖主义斩草除根。普通暴民，作为帮凶必须惩处，杀人伤人打砸抢的都有相应刑事民事责任。但不可无差别报复，否则就是恐怖主义的胜利。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普通人之间的差别不大，都有自己的感情，也都有自己的理智。如果你硬要把人民看做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如果你和群众讲道理，让暴民和普通少数民族民众看到恐怖分子的真面目，让他们看到恐怖分子要的是所有民族的血，目标是少数人的政治地位和长期经济利益。那些试图重建封建权威，或者试图做组织大国代理人政权的人物，那些充当犯罪核心的骨干，都必须毫不妥协的拿下，公审公判。甚至可以交给维族民众执行死刑。

再往深层说，眼光还是要落回普通民众。真要是几十个核心人上街，会有这么恶劣的结果吗？也不会。必须有外围的城市贫民基础，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才能搞出严重破坏来。作为一个近千万人口的群体，如果平均经济水平差，失业率高，发展无望。那么他们的青年会去犯罪，他们的女儿会去卖淫，他们的骨干会被吸引进黑社会。一旦有城市动荡，他们还会走上街头，泄愤抢掠。我说的是当年东北的下岗工人。维吾尔人作为一个1千万人口的大民族，如果普遍经济水平较差，缺乏发展空间，那么永远是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城市贫民，不稳定性还要胜于农村贫民。那么问题就落在如何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了。当然了，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大，即使在名义上。劳动收入也只占GDP的40%不到，大部分人和少数高薪阶层就是分享这40%的社会财富。指望维吾尔人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不现实。但至少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打工机会，让这些人有机会去参与创造GDP，有机会分享40%的财富。

这个机会如何来？只有融入主流社会才可能做到。其实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是要消灭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汉族也在类似的过程中，被少数民族改变了许多。比如说，我们不介意中国男篮的未来领头人可能是一个维吾尔人。不介意中国的音乐风格受到藏族、蒙族音乐的影响。不介意饮食文化加入西部少数民族元素。各个民族都在取长补短。汉族人为了打工而学英语，维吾尔人也可以为了打工而学汉语，改用汉语。汉族人为了打工，放弃回家过年，维吾尔人也得放弃一些风俗习惯和行事方式才可能打工。这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以胡耀邦为代表但不限于胡耀邦的一批领导人，强行推行维语教学，恢复民族封建势力的地位，才是真正害了维吾尔人。过去30年，和民族上层旧势力妥协，放弃发动群众，漠视普通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得到批判和反思。

不过，客观来讲，一个蔡京推不倒王安石变法，一个貌似能干的胡耀邦也没资格说危害一个民族。甚至1000万人的维吾尔人也不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变。8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和旧统治阶级上层妥协，都在压制群众。指望胡耀邦逆潮流而动，也完全不可能，人家胡耀邦也要落个改革先锋的名不是？整个国家迅速拉开贫富差距，让富人毫无廉耻地继续掠夺，结果就是贫民犯罪率高，落后地区的人因此被整体妖魔化。人口压力大、交通方便的河南人首当其冲，下岗灾难下的东北人紧随其后。工地上，薪水被压低的苏北民工以保护打工权利的名义，把安徽民工堵在宿舍里打，焚烧他们的行李；过几天安徽民工反过来再来一遭。苏南的资产阶级政府除了逮捕和安抚，难道还能说你们应该团结起来搞工会吗？薪水提上去了，投资者可就要到别处开工厂了。整个社会的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别指望能够一事一议。

就算一事一议，也要当事人敢担当，从长远解决问题的角度着眼去解决，眼下的官位和此生的虚名都不足取，这才能真正平息事态。可究竟谁是当事人？政府和党？机构不能拟人化，政府和党不是一个人。寡头共和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寡头们也需要民族主义呢？也希望百姓是乌合之众，希望百姓总是不明真相呢？毕竟不明真相的群众，不管哪个族的，闹起来声势浩大，实际却对付不了任何有决心控制局面的工业社会政府。如果流血能换来地方头目的地位，如果流血可以让大家相信王将军真的靠屠杀定边，真的相信本族的黑社会和贪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未尝不是好事。反正寡头不逛街。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人民，或者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拒绝当乌合之众的时候。新时代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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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过客：诤言：警惕新疆走向“北爱尔兰化”

7月6日，CCTV《新闻联播》令人大跌眼镜：死伤惨重的新疆骚乱竟然一直不是这个新闻节目的头条！根据几天前一则广为传播的消息，《新闻联播》将从7月1日起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增强亲和力。但这一天的《新闻联播》看不出任何改革的迹象。该新闻栏目仍然执着地把领导人的会议活动摆在头条，让新闻主播热情洋溢地颂扬着中欧友好，而新疆骚乱则被塞到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被新闻主播用毫无表情的标准普通话，以只言片语轻轻带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宣传部门在“第一时间”邀请外国记者到乌鲁木齐暴乱现场，以示对“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负责任形象。这种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似乎说明宣传部门更加重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至于国内民众的观感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但我宁可不相信存在“内外有别”的新闻“绿坝”，而对真实情况作这样的推测：由于一号首长的外出，宣传部门面对几乎是突然发生的7·5事件，一时陷入了手足失措的境地，以至于到了7月6日晚上7点，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向公众解释这桩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然而，无论宣传部门是出于何种目的，它已经流露出对本土媒体的不信任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宣传部门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在“不争论”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官方媒体难以对国内外受众进行有效的说服。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舆论主导权，则除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新闻透明度”的几声礼节性称赞之外，并不能避免中国成为一场舆论战的最终输家。

宣传部门没有意识到的是，纵然境外媒体被惨景所感化，它们最多也只能将暴乱平息时的情况告诉世界，至于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则处于被大家任意想象的处境。如何引导国内外人士的想象力，已经成为决定新疆舆论战成败的关键。现在，中国的宣传部门必须正视各方面对于事实真相的迫切求知欲，尽快解决关于新疆骚乱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如何按时间轴真实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整个故事的说服力将决定舆论主导权会落到谁的手中。其次，如何判定这场骚乱的性质？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把它界定为一起被“三股敌对势力”操纵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但是否属于“分裂活动”？看来需要作出明确的定性。其三，既然已经断定有“三股势力”的背景，那么如何拿出确凿的证据，令人信服地把一连串事件追溯于某个政治集团的险恶密谋？其四，如何说明死伤和被捕人员在暴力事件中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警方的行动是否恰当适时，但这需要旷日持久的调查。

对于宣传部门背后的决策层来说，上述问题最终都将指向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采取强硬措施还是继续贯以和睦政策？这将塑造新疆乃至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基于这些错综复杂的考虑，就决定了中国决策机构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对包括宣传策略在内的整体战略进行审慎的分析和研判。但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一号首长提前回国，宣传策略将被迅速敲定，此前一直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的宣传部门将会重新组织力量，发起一场反“疆独”的舆论战，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媒体将爆发式地对新疆7·5事件进行报道。

在新疆暴乱事件初步平息时，惊魂未定的地方治安当局趋向于把新疆7·5事件描述为一起带有偶发性质的暴力活动：远隔千里的广东维汉对峙事件诱发了新疆7·5事件；或者说，没有广东维汉冲突，就不会发生新疆7·5事件。如果坚持作如是观，那么新疆7·5事件就很容易被视为瓮安事件之类不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群体性事件”。倘若能作这样的归类，事情的处理过程将会简单得多。

但是，问题不会这样简单。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有关部门将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三股势力”到底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新疆7·5事件确实是由“三股势力”严密组织的，那么就可以说，“三股势力”已经在新疆形成了相当可观的组织网络，有能力利用某种导火萦，制造相当程度的爆炸性局势。然而，如果承认“三股势力”在新疆的影响力，那么宣传部门就必须准备承认政府正在失去对新疆的控制力。这在宣传上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它否定了中国媒体自吹自擂的“千年盛世”论，暗示三十年来对新疆的治理并不成功。

但无论是否承认这个结论，善于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行的最高决策层都会抓紧反思新疆7·5事件，从中寻找有益的启示，进行相应的政策改进。有价值的线索至少包括：其一，参与打砸抢烧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政治经济背景如何，平时有什么不满言论？通过详细的调查，可以判断新疆民族冲突是政治主导的还是经济主导，以便相应制定化解策略。其二，如果存在幕后黑手，那么这只手是通过什么渠道去控制局势的？这项调查将有利于寻找应对“三股势力”的有效对策。其三，政法部门的情报系统是否畅通，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提前瓦解“三股势力”的图谋？这对于下一步健全新疆治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即使在正式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也可以对整个事件作一个简单的判断：

导致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建立在民族差异之上，并且被经济利益极大强化的族际仇恨。近代以来，新疆屡发民族冲突，但到1970年代中期，族际分歧已经处于可控制的范围，甚至出现了“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景象。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趋势再度被改变。这一变局，跟国际“东突”运动输入的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力量，则是国内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调查结果将表明：维族暴力犯罪分子多数属于被某老年智囊归类为“待富群体”的人士，其中很多人正是不满于被物权法所保护的现存利益分配格局，而在“三股势力”的煽动之下，冲动地把打砸抢烧杀作为泄愤途径的。

使得暴力冲突成为可能的，是日益精英化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近三十年来，中国基层公共安全系统逐步放弃了“群众路线”的管理模式，转而依靠日益精密昂贵的技术设备，盲目崇拜兰博或者李云龙式的虚拟精英。这跟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紧密依靠先富精英、拼命疏离“待富”群体的情形是相表里的。其后果是社会管理日益飘浮化，导致政治宣传机构的声音被公众所拒斥、公共安全机构与基层实际相脱离。从这次暴力事件的演进过程来看，新疆庞大的公共安全系统显然没有能够掌握有关动态，这足以说明政府情报信息系统已经在基层处于高度稀释的状况，基本丧失了对草根阶层的掌控能力。

这是两项非常可怕的事实。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在试图改变上述趋势时遇到了重大障碍。其中最为关键的课题，即重新分配利益，显然是多数学术“精英”和地方官员不愿接受的答案。深圳前市长厉有为所说的“合法的财产要保护，不合法的也要保护”，正能体现毫不动摇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坚定决心。“新政”一度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希望，但在2005年的反思浪潮以后，厉以宁、高尚全、皇甫平等本该退出政治舞台的老朽改革“精英”显然重新掌握了话语权，使得网络民主丧失了原来的发展势头；而在他们老花浑浊的眼睛里，维护自己的面子显然比国家安危更为重要。他们所形成的巨大阻力，已经使得“新政”寸步难行。

另一方面，重新建立遍布基层的公共安全机制显然也是一个不可行的想法。虽然近年来最高决策层高度关注政法系统的作风问题，政法体系的直接领导人也多次出手强力推动改革政法体制，试图通过强化纪律甚至案例示范，转变僵硬干枯的行政作风，重建已经被摧毁的基层自治机制，但弥漫于整个政法系统的惰怠保守情绪事实上使得改革成为不可能，官僚化、精英化、机械化的趋势仍将顺着惯性，继续发展下去。

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稳定前景都将是悲观的。现在，最令决策者头疼的是，如何才能既打击新疆“三股势力”暴力犯罪势力，又不进一步扩大新疆和全国的族际文化-经济裂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很难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过度的镇压必然意味着新的仇恨，过轻的打击则无异于助长犯罪分子气焰。更麻烦的是，由于群众基础的全面缺失，地方政府将发现难以通过亲政府的群众自治机制，达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今后一段时间，新疆地方政府将不得不依靠“以暴制暴”的简单办法，去对付难以捉摸的“三股势力”。

据联合早报报道，在乌鲁木齐发生7·5惨剧后，数万汉人手持棍棒上街示威，要求“镇压恐怖分子”。这是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发展。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民意表达方式足以证明新疆族际冲突正在恶化，而且大家都希望通过暴力来解决民族纠纷。由此，族际隔阂对立进一步扩大和固化，“民族团结”遂成为仅供回首的往事。可以断言，官僚化的精英政治体制无法阻止族际矛盾持续深化的趋势。最令人担心的结果，就是新疆被“北爱尔兰化”。这里，“北爱尔兰化”来指出这样一种政治困境：一个国家政权逐步丧失对于某个地区的有效控制能力，导致该地区在不构成实质性独立的情况下，陷入持久的族群冲突和社会动荡。如果中国同时面临一场与第三方的大规模战争，那么“北爱尔兰化”就会变成“科索沃化”，造成长期甚至永久的国家分裂。

“三股势力”面临的有利条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越来越精英化、机械化、亲富化，日益丧失对“待富”的草根阶层的凝聚力和控制力。这样，“三股势力”就能够充分利用政府力量主动退出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扩张它对于草根阶层的影响。在此前的舆论攻防战中，宣传部门把幕后黑手指向热比娅，但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这无异于为原本分散、不团结的“三股势力”指定了一个领袖人物，只会有利于“三股势力”形成统一的组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有关部门不能改变公共治理模式，变“精英政治”为“草根政治”，“三股势力”将在新疆形成地下政治网络甚至地下军事组织，并在新疆甚至全国范围内开展各种有计划的暴力恐怖活动，从而终结六十年来中国对新疆的有效治理。

由于公共治理模式与利益分配格局互为因果，除非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特别是重新分配老朽“精英”们誓死捍卫的不合法所得，使草根阶层大范围受益，并以此作出一个持续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承诺，否则草根阶层将不会改变对于政府的疏离感。这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不争论”的政治体制，引入民主政治因素，使政策充分体现多数人的意志，这才能为反“疆独”运动注入巨大的活力；但在“不争论”的语境中，誓言捍卫现有利益格局的老朽“精英”集团将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力，坚定不移地阻碍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最高决策层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于是地方治安机构继续沿着僵硬的精英路线，用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去肉博因草根化而获得巨大活力的“疆独”运动，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最终把胜利让给“三股势力”，使新疆的“北爱兰化”成为冷冰冰的残酷现实。

如何防止新疆陷入“北爱尔兰化”甚至“科索沃化”险境，是中国决策层必须面对的严峻政治课题。我宁愿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甚至不惜使自己的观点看起来颇为悲观。但事实上，对于以胡主席为核心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我仍然是充满信心的，相信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能够作出恰当的决策，有效应对“藏独”、“疆独”等危险力量的挑战，使一个统一独立繁荣的中国继续存在于这个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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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义儒：西域“七五事变”的幕后黑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内容提要：要把观察视线进一步瞄向现象的本质——老热和“世维会”其实只是被牵的木偶；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新战术可能会效仿历史上越共的“春节攻势”；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前馈控制十万火急；重温旧作，印证历史……

一、要把观察视线进一步瞄向现象的本质

最近发生在西域的“七五事变”，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评论文章已有不少，但多以表层分析为主。如果把观察视线进一步瞄向现象的本质，就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比如：境内外敌对势力策划的这起暴行，其目的果真只局限于煽动民族仇杀、谋求新疆独立吗？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对情况应该尽量想得复杂一些，否则就会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二、老热和“世维会”其实只是被牵的木偶

我们在观看木偶剧时，对舞台上可以看见的被牵木偶，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隐身于台下牵线的真正演员，却往往忽视不计。而这牵线的，才是最关键的。“世维会”和老热（热妮亚）其实只是被牵的木偶，牵线的便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所以，他们在新疆的演出，必然有着超出“疆独”诉求的更深远谋划。

三、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新战术可能会仿效史上越共的“春节攻势”

作者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前瞻分析一下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可能会采用的战术。勿庸讳言，这些死不改悔的敌对者，虽然乐于看到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但他们的根本目标还是让中国江山变色、老共退场。为达此目的，他们会锲而不舍，不断发难。然而，屡战屡败之后，其战术没有理由不改进创新。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他们将仿效当年越共在反美战争中发动的著名“春节攻势”。

这个攻势的精髓是：潜入敌人的大部地盘，于同一时间向其各个重要支撑点发起猛烈攻击，使对方力不从心，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统一防御，迅速地陷于崩溃。这也就是利用量变质变效应，在众多方向上分散“军警特”力量，极大地弱化政府的整体控制力，以利于夺取政权。具体实施于中国，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派军队来直接进攻，而是会通过代理人煽动各地的群众闹事，欲陷老共于应顾不暇，使之自乱阵脚，从而混水摸鱼。这就是他们想达到的理想境界。在历史上，成吉思汗也常常使用这种战术，那时候称之为“乌鸦撒星阵”。

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就西方版的反华“春节攻势”而言，通过分散来弱化中国的军警力量是其关键所在。他们注意力的重点，虽然是在中国内地。但为了转移视线，就得把老共的警备资源和关注焦点从真正准备起事的核心地区调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几个东突分子搞一些恐怖袭击，并不能大规模调动中方的“军警特”力量，只有通过极端的群体恐怖活动，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以我之见，西域“七五事变”，是他们通过制造动乱来调动中国军队的预演。有可能仅仅是试验和尝试，也有可能已经是进程的一部分。……

当然啦，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最放心的时间、最放心的地方、最放心的部门、最放心的人员，反而有可能是最危险的。这个世界真是非常之复杂，政治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幸亏我们只是评球而不踢球的平头老百姓，无权无势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啊!……

五、前馈控制十万火急

兵力的组织和调动，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不过，即使是最富有的强国，其军力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充的。百万大军应对一个或几个方向，虽然还能够胜任，但如果是遍地狼烟，就必然会变得无能为力。

所以，“维稳”之事，仅仅依赖反馈控制那就太误事了，必须重视前馈控制，事先便使有可能爆发动乱的隐患点减少至最小数量。围绕“维稳”的前馈控制，可谓十万火急！怎样进行此类前馈控制呢？呵呵，这里面有着很深的学问，以后再慢慢谈吧。

六、重温旧作，印证历史

本文属于推测，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大家如果怀疑我的观点，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应当承认，可供我们平头老百姓用于推测情况的有效信息，总是少而又少的。但也要看到，无论在事理还是在物理、人情方面，千百年来均积累了众多的规律。这些规律经受住了现实的严酷考验而依然宝刀不老。只要我们依托这些基础，并且充分联系实际，可以说，相对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是能够做到的。

这让我想起了本人的一篇旧作。它写于六年前，即2003年初夏。当时，美国刚完成了对伊拉克全境的军事占领，小布什亲驾铁鸟在航母上空悠闲兜风。其时，山姆大叔的霸主势力达到了巅峰，气焰冲天，不可一世。我那时感觉他们下一步有可能会干掉古巴，就随即写了一篇相关的分析文章，发表在网络上。不少网民看了以后，表示质疑，认为美国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

整整六年过去了。前些天偶然浏览新闻，竟然发现了这样一条报道，说老美在2003年中期确曾计划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侵略。但是由于古巴积极备战，最终使得老美知难而退，没能将进攻古巴的计划付诸实施。可见，当年我的推测还是有一定准确率的。于是，不顾灰尘飘飘，在箱底翻出了这篇旧文。附录在后面，供大家对照阅读。

附录一、我在六年前（即2003年初夏）写的一篇分析文章

题目：卡斯特罗主席很可能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

美丽的加勒比海静静无声，它在等待着来自北方美人手中即将扔下的罪恶惊雷的炸响。

在打赢伊拉克这个中东穆斯林国家之后，世人想到的多是美人的魔爪下一步将伸向伊朗和朝鲜。但作者认为，在这两个羔羊之前成为被害者的，更有可能的是古巴。

古巴是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距离美国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的两国却是地理上的邻居，这使得古巴成为插向美国便便大腹的一把利剑，美国早就想除掉它了。过去碍着苏联的存在不敢动手，现在所有的外部制约因素都不存在了，正是其下毒手的最隹良机。在对外战争连续得手之后，现在美国国内制约发动对外战争的力量已微不足道。美国内部的反共古巴移民的不断叫吠以及所谓难民逃奔佛罗里达问题等等，使得美国政客更易于编造发动对古巴战争的借口。

在美军的或者是兰德公司的秘密报告里，我们可以设想它们会列出以下一些有利条件。1，古巴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抵抗美军的大规模攻势。陈旧的武器装备由于经济困难基本上没有更新，军队战术思想与指挥仍为应变力差的苏军模式，古军的战斗力已日趋衰落。2，由于距离极近这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使得美军可以最快捷地调动兵力和实施后勤支援。还有什么能比在家门口作战更有利于发起战争的一方呢？3，古巴孤悬远洋。其友邦本来就不多再加上谁也不敢摸美国的屁股，就是想救援也实在是爱莫能助，最多也就是谴责两声，可这是于事无补的。4，古巴由于多年的经济困难加上反对派在国内的猖獗活动，使得战争发生后民心士气难堪大用。

美国必然发动对古战争这个感觉我很早就有了，大家肯定也有这个感觉。过去美军发动对古战争的顾虑是很大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美军仗越打越顺使国际上谁敢对美国说个不字？死亡率越来越小导致美国人民觉得战争越来越像游戏，好玩又能满足成就感，又有几个人真正去反战呢？一百多年前，美国发动第一次古巴战争的时候，苦于师出无名，竟自己派人去制造了一个借口，和后来的希特勒是一样的。

希特勒为攻打波兰，制造借口说波兰人进攻了德国边境。现在美国人发动第二次古巴战争制造个借口是无须发愁的，它打伊拉克说是为了进去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证据现在连个鬼影子也找不到，但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目的是达到了。对古战争也是一样，美国会编造出不止一个理由来挑起战争。

发动对古战争还有两个人们通常容易忽略的巨大推动力。首先小布什总统已准备竞选连任，如果再打上一仗不仅能以三战总统的荣耀写入美国青史，更会以常胜总统的吸引力为自己的竞选拉来更多的选票。这样的好事情小布什能不干吗？另一个动力是军队的内部，美军不论是将军还是别的级别人员，都清楚战争会更快地晋升他们的军衔与职务，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能战史留名，这样也不辜负了自己职业军人的生涯。所以美军内部对战争的渴望也将意味着发动战争至少在军界不会有太大阻力。

许多人忽视古巴所面临的危险，是在于只看到：美国挂在嘴头上的经常是伊朗和朝鲜。大家不要忘了：于无声处听惊雷。实际上这是美国在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转移世人的注意力而已。伊朗和朝鲜当然会被美国一个一个收拾掉的，但站在伊朗后面的是人数庞大而好斗的什叶派穆斯林，朝鲜背后则是强大的中国，美国决策用兵的时候不能不有所顾忌。即使是先打朝鲜，较大的可能也是先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攻击，之后视情况决定是不是再寻机消灭朝鲜。而对古巴用兵一下子就要彻底干掉，现实地讲，势单力孤的古巴成了美国人今后要干掉的第一个对象。如果我们有一天偶尔打开了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突然间听到看到美军对古巴发起了全面的闪电式袭击的消息，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事情了！

卡斯特罗主席有着宁死不屈的坚强性格，于是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率领最后几个共产党人坚守最后一块阵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古巴的“拉雪兹神甫墓地”会见证到这位高大男人的倒下。这将是全世界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而牺牲的第二位元首，第一位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

附录二、今年盛夏（即2009年7月）刊登在新闻媒体上的有关报道

人民网7月7日电据古巴《格拉玛报》今天报道，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透露，2003年中期美国布什政府曾计划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侵略。

劳尔-卡斯特罗说，“在1962年10月的导弹危机以后，那是我们国家经历的最危险的时期之一”。1962年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政府的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上周在主持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说，但是古巴的防务是更有力量的，“我们避免了战争”。他评估了从2003年起古巴为防务进行的紧张的准备工作，一直保持到现在。

他揭露说，布什加强了对古巴荒谬的经济封锁、心理战和其他对古巴的侵略活动，以至企图发动一次直接的军事入侵。这迫使古巴加紧防务的准备。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建议对古巴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这得到前副总统切尼的赞同。布什不仅同意这一计划。而且要求在短时间内提出一项详细的建议。

对形势的分析再次让在1991年所提出的原则的有效性：“我们一刻也不忽视防务”。面对当时的形势，2003年7月15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在所有的方面增加和加速旨在加强国防的措施。《格拉玛报》强调，从那时以来所进行的深刻的重要总结和未来工作的计划成为那次扩大的国防委员会会议的中心目标。劳尔-卡斯特罗说，面对侵略，为了加强古巴，必不可少的是增加粮食的生产，从经济的观点和保障我国人民在任何外部形势下的生活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任务。加强国防应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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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反思】

甄卫国：新疆事件的政策反思

——兼答对《09建言》的一些批驳

从对策建议的角度进行初步反思，新疆事件告诫我们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要把反对内乱分裂殖民地化作为当前最紧要的一项任务。从该事件既有韶关冲突的前因，又有洋奴热比娅打电话部署并鼓动“要出点大事”的先兆，结果却发生了时间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损失这么惨重的悲剧，不难看出，这与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能联系主张西化卖国的x集团在《宪章》中打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旗帜，妄图使中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殖民地化灾难之中的狼子野心；不能联系他们随后提出的“09决战”，认清新疆事件是这场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此后还会有新的更大的战役的趋势，从而做好充分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不能联系国内外的现实，看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有关系。这说明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说明把反对内乱分裂殖民地化作为最紧要的一项任务会遇到巨大阻力，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二)要极力防止x集团利用党群关系问题兴风作浪。这个事件也像不少群体事件一样表明，党群关系问题确实极其严重，必须格外重视，切实下大力解决。但是，也要防止x集团利用这些矛盾，制造事端，扩大冲突，把局面引向內乱分裂殖民地化。他们喊出“联合左派，推翻政府”的口号，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也是帝国主义“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意图。张宏良教授最近指出：“近30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源的疯狂洗劫，掏空了许多地方的生存资源，摧毁了那里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分裂割据，势必形成流血千里的大混战，死亡人口将肯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战乱时期。”因此，卖国是最大的腐败，分裂是最大的祸国，殖民地化是最大的殃民。这些道理，务必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以免上了x集团的当。

(三)要帮助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同志提高认识。一些左派同志不积极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策动的新疆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严厉谴责，以及对《宪章》和x集团批判较少，相反却对《09建言》和赞同这种观点的同志批判较多，称之为保皇派、投降派，是“穿西服的宋江”等等，证明他们确实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已彻底复辟、我们党已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应放弃哪怕万一的通过路线斗争解决问题的希望，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执政党才行；二是认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不能突出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是认为党内高层根本没有社改派，只能另起炉灶。表面上看，这些观点非常革命，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宪章》把多党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证明复辟没有彻底完成；把打垮西化派作为突破口进行反对资改派的斗争，并不是否定主要矛盾反而更有利于抓好这一矛盾；吴邦国等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绝不能搞多党制；习近平同志最近视察河南省兰考县农村合作社；周永康同志强调政法工作要依靠人民进行群防群治；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组织干部群众唱红歌、读经典、传红讯；陈奎元同志公开揭露有人妄图篡党夺权等，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在用不同方式对x集团进行抵制和斗争。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坚信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同志会提高认识，从而使我们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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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向前：时局大转折与中央决断

继7月5日后，新疆又出现“汉族群众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形势急转直下。7月8日凌晨，“鉴于当前新疆形势”，胡锦涛提前回国。国家一把手因突发事件中断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没有先例的。乌市委市政府和新疆区委区政府的讲话表明，中央对这次事件的认识是清醒的，措施是得力的，处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全国的时局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否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今年年初，反共右派叫嚣“2009年中国政治进入紧急状态”，国外敌对势力公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中共”、“全民大起义”。为此，策划“摧毁中共主要战略目标”，以及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步骤。西藏事件灰烬未散，新疆又硝烟四起。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全国能否乱成一气？　

去年时候，国外舆论说“中国站在十字路口”。他们只看到事情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实质。不管怎样，时局已经表明，中国不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中国人民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两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国历史到了大转折关头，它迫使中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乃至每一个人做出抉择。

治乱属于“谋事”，而国家大事的决断属于“治国”。中央是承担“治国”之任的。大转折临头，建议中央调整政策，重新确定路线，即予决断：

第一，坚决地无条件地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首先是处理好这次新疆事件。如（1）热比娅属于监外执行期间再犯罪，对以热比娅为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罪犯通告逮捕，通报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捕归案；（2）对国内参与组织、策划、实施“7.5事件”的首犯、共犯，实行“从重从快”方针，迅即侦办、结案，绳之以法；（3）胁从不问，予以释放，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再次作案；（4）对不明真相参与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即所谓“利益无关者”进行教育，使之分清敌我，站到国家和人民一边。

这里的“坚决”，是指不要怕这怕那，不要怕得罪谁，特别是不要怕得罪洋人；“无条件”，是指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无论现在和将来，“坚决”和“无条件”，应当是处理任何重大事件的前提。非如此，不能走出困局，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新疆事件只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气焰嚣张的一个表现。30年来，他们欺侮到我们家门口，他们欺侮到我们家里了，我们受了国内外敌人多少窝囊气！那种孤立的就事件解决事件的思维方法是不可取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已声言“摊牌”、“决战”，因而事件——平息——再事件——再平息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说到底，是争取群众的斗争。应当说，我们还是失败了，尽管进行了30年无甚效果的然而是顽强的努力。现在需要决断，需要总体上、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资产阶级造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件的平息，而在于人心的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处理新疆事件还是各地事件或者全国性事件，公道自在人心。要做凝聚人心的工作。

第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改变“走旧上层人士路线”立场。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得解放，翻身做了主人。此后，包括文革在内，西藏一直很稳定。1979年开始“翻烧饼”，搞所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农奴主、领主、旧贵族、头人等奴隶制度下的“上层人士”，纷纷出笼。农奴出身的干部、党的斗争积极分子、劳动模范被掀翻在地，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又重回弱势群体地位。西藏的世道变了。一位从西藏回来的同事对我说，民主改革后是农奴主见了农奴“低头吐舌”（旧西藏卑贱者看见高贵者的一个习惯动作），现在反过来了，是农奴见了农奴主“低头吐舌”。

如此世态，连香港媒体都认为，在西藏应当讲阶级斗争，中共“不算旧账”，使人不知道农奴主的罪恶历史，而中共又依靠旧上层人士。香港媒体的话是很有见地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正是在《纪念西藏农奴解放50周年大会》和图片展览之后，我们的党报竟然刊登一幅照片，解说词是“过去的农奴和农奴主，现在的大学教授和政协委员”的并肩合影。难怪“羊爱上了狼”、“老鼠爱大米”的星星相许之音，成为人民舞台和我党电视台、广播电台久唱不衰的旋律！

时至今日，在大部分藏族人的家里，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新疆库尔班大叔见毛主席的歌曲，仍在维吾尔族人中间传唱。西藏和新疆事件的性质，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暴力，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利用民族、宗教做幌子，分裂统一多民族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西藏和新疆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党内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同被打翻在地各族人民的斗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参与西藏和新疆事件的大部分人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党和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靠山，可为什么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战呢？在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敌人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敌人是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绝不是人民群众的敌人。我们要不要认真反思一下，西藏和新疆事件中“不明真相，被煽动上当的”人，何以如此之众多？何以百倍、千倍于敌对份子人数的普通民众竟然如此轻易地一煽即动、一当即上？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是非常可怕的。

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懂“治国”之道的。在民族地区以总书记身份大放厥词，什么“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出”，什么“在新疆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定权”。谁都知道，一个对马列原著和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对《资治通鉴》等治国典籍一窍不通，对真正的国是国情一窍不通的人，是不可能治理好西藏、新疆的，更何况治理好偌大国家。然而，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却能被设计成党的总书记！你说怪也不怪。

第三，终结私有化的改革，以昌国运。

改革开放第一天起，劈头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是搞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搞私有化的改革？两种改革开放，是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写在七一讲话里的，是算数的。

新疆事件的前台制造者热比娅，正是私有化的改革的宠儿。从一介草民，迅速蹿升至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大老板撑腰，亿万富翁政治上风光无限。全国类似热比娅的无数事例，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热比娅犯了罪，关进大牢，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犯，竟能“保外就医”，运作到美国去。刑事诉讼法规定“保外就医”的条件只有三个：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又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其第一个条件，解释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或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治疗无效的。热比娅是一条都不符合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监外执行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指派专人进行监护。明确规定罪犯不得离开所在区域外出住宿。这些规定，在热比娅那里变成了废纸！“监外”在哪里？在美国；怎么样“执行”？跟布什会面、同达赖合影“执行”。私有化的改革真是法力无边呵。

热比娅的罪恶人生，展现了私有化改革的阶级基础和真实目的。事到如今，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不动摇，坚决摒弃私有化的改革。

第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束私有化改革的“亲美路线”。

那么，究竟什么人能够又为什么把热比娅弄到美国去，布什接见，称赞她是“维吾尔优秀代表”，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农民常说，谁都不会比谁傻五分钟。亲美路线，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也是谁都体会得到的。

热比娅“保外就医”有美国的黑手，西藏事件和新疆事件有美国的黑手，美国黑手，是当代中国的一切动乱之源。在对外关系领域，对中国武力包围的、世界各地对中国起事的、使中国吃亏上当的、制造事端的、没事找事的、逼迫中国就范的，等等，等等，都有美国的黑手。总而言之，美国黑手，是当代中国的一切外交困境或失败之源。明明美国的“巧实力”把中国定为“敌对国”、“假想敌”，对其他国家又打又拉，以最后孤立中国，可私有化的改革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往情深地依附美国，奉行“亲美路线”。事情的严重性正在这里。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存在“亲美路线”问题。早在1946年，当人们尚看不清美国的真面目时，毛主席就指出，美国“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1949年说“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断言“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不是么，这些掷地有声的话，真像是对着今天说的！

既然美国以我为敌，那么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我们应当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就会改变孤立无援的困境，我们的朋友就会遍天下，什么越南问题、朝鲜问题，什么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什么法国问题、欧洲问题，什么印度问题、俄罗斯问题，什么非洲问题、南美洲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把恐美、崇美、亲美的中美关系扭转过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危险之恋却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其实，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任何大风大浪都不可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是从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井冈山时期，“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抗日战争之始，“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在与蒋介石集团的决战时刻，“鈡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大国沙文主义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的紧急关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是何等的壮志豪情！其志其情源归何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力，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敢打必胜的勇气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一个“试探”，那么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已开其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行动，他们决心把我们建国60周年庆典变成埋葬新中国的葬礼。好家伙，天地将摧，昆仑即倒，共产党要完蛋了。这不过是螳螂们蚍蜉们的痴心妄想！

中国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西柏坡”一路走来，“学习马列”、“高举旗帜”，“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近年来，“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世价值”的批判、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学读本”的否定，都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已经开始。

200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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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痴禅师：群众路线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良方

维护民族团结，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信仰

——目前只有“毛泽东”三个字才能够凝聚各族人民

早已没有了期望，所以更愿意当一个看客，更多的时候只是抱怨、发牢骚，而不是提建设性意见，反正提了也没有用。但最近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让人看得心急如焚。我们还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社会的动荡受伤害最深的也是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还是忍不住要建议几句。但这个建议实际上已经说了很多遍了，04年就开始絮絮叨叨的“建议”、“恳请”、“盼望”……，说多了自己都感觉烦。似乎现在再提“毛泽东”三个字，是对当下的不敬，所以只能进“历史”。

但我这里的建议和意见全都是针对现实，实际上我自己都觉得羞愧，因为老僧的建议其实是在利用“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影响力，是很功利的行为，这是我很讨厌这一点。本以为那些吃“智囊”饭的专家学者们能够想到这点，可“肉食者”真的未能远谋，他们除了为自己的利益自己小圈子利益施展乾坤大挪移之外，没见他们出过什么像样的主意。看着眼前中国这一锅热粥，要当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真的不容易。

这几十年来，要说中国什么时候最【强调】团结，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现在”。但强调团结未必就一定知道如何团结，事实上这些年“团结”的成果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结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团结”不是搞无条件的调和，团结是一种状态，而不是过程。团结的过程往往是需要有广义的“斗争”参与其中的。任何妥协都是斗争的结果。只强调妥协而不强调妥协过程中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替博弈双方的强者一方说话。强者是现状的维护者，他们从现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斗争”是弱者改变现状的武器，只有改变了现状，利益才会得以重新分配。只有这样，强弱之间的“妥协”才可以导致团结。所以，任何将“团结”当手段使用的人，其实都是在为强者说话，可以说是助纣为虐。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团结呢？团结有两大前提：第一是要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第二是要有共同的远景目标。对于社会来说，共同的利益基础比较好理解，就是大家都能从经济活动中获取相应的利益，并且与自己期望值的误差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根本的远景目标就是信仰。共产主义曾经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后来这种共同信仰分崩离析，首先从开放的前沿阵地解体，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共同的信仰解体后，各少数民族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于是民族分离运动分子透过宗教等形式，开始撒下分裂的种子。一旦分裂的种子在心中发芽，那么眼中能看到的全是不公，不管你在经济领域内付出多大的代价去安抚，但他们心里的“我们”与“他们”区隔却会越来越大。一旦“他们”被符号化，成为了不公的象征，那么民族和谐就变成了一个幻想。

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这一点必须获得广泛的认同，特别是要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民族才会团结。既然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大家吃一锅饭，经济上相互扶持；既然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就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长辈。

对于经济措施，实际上我们政府付出的很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从来都没有减少过，为了稳定团结，经济支持甚至在逐年的增加，但收获与付出不成比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普遍，如同内地一样，边疆地区的经济政策同样是采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央对对边疆的经济支持大部分落入了少数人的手里。但这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他们会紧密的团结在中央周围吗？事实上，结论恰恰相反，由于经济实力的膨胀，少数民族的“先富”们的政治野心也同样膨胀，这也和内地“先富”们一样。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先富们要想实施政治抱负，对他们来说，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搞分裂。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疆独分子的领导热比亚，不就是十几年前新疆“先富起来”的人吗？因此，我们只能不无遗憾的看到：中央在经济上支持边疆，边疆的“先富”们吸着国家的奶水长大，然后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搞分裂活动。这其实是养虎为患的经济政策，失去群众路线的少数民族政策，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疑问。

另外一方面，要争取少数民族对中华大家庭的认可，必须建立起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共同的理念；另外一种是共同崇拜的人或者物。实际上被崇拜的人或者物，也是某种理念的高度象征。一个群体如果有了共同的信仰，那么在信仰的前提下，这个群体的成员就可以彼此信任，有了信任，那么才可以有高效率的合作，才会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从而才能够最终形成牢不可破的群族团结。横观现实，纵观历史，能团结各族人民的唯一人选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各族人心中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他的名字代表着一个清正廉洁的时代。与他名字相连的是“军民团结如一家”的红军、解放军，而不是现在的贪官污吏恶霸黑社会。更直接一点的原因是：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创造者与维护者。

在民族问题上，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再高明的智谋，都是镜花水月。投入再多的资源，结果都将事与愿违。对于台独、藏独和疆独分子，如果对他们让步，他们将获取政治上的资源，力量得到加强，于是更顽固的坚持分裂；如果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妥协，那么他们可支配的资源更多，力量得到加强，更顽固的坚持分裂；如果对他们严厉打击，他们获得被打压的民族英雄形象，获取更多的支持，政治力量得到加强，于是更顽固的坚持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群众路线，只有让广大的老百姓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这个国家，那么那些独立分子再怎么闹，他们也只是在唱独角戏。那些所谓反华势力，他们在国内也就没有了可以依附的群众基础。

所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施行群众路线的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而“毛泽东”正是群众路线的象征，“人民万岁”是群众路线最震撼的宣言。只是，有人可能已经将“群众路线”放进了历史。如果群众路线已死，那么让我们为它默哀，并顺便为我们自己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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