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中国吃的不凭票了，就是全都带了药了。满大街的“物质极大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虽然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只要知道点内情，便难免有“笑里藏刀”的感受——天晓得里边埋伏了多少激素农残重金属，假冒伪劣转基因，看着眼馋，吃着心悬：吃得出病，看不起病。多吃几口，少活几年——这是赚钱生意，还是赔老本的买卖？没资格享受“特供”的普通老百姓即便是想买凭票的“健康可靠”，买得到吗？

这回“毒奶粉”风暴闹大了，震惊中外了，于是据说要痛下决心改变了：“整顿后新生产的奶制品绝不能出任何问题”。

这个包票兑现得了吗？那要取决于两条：第一，有没有那个真心，第二，有没有那个能耐。

第一，有没有那个真心？

起码可以肯定一点：过去没有。

如果真心想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会拖到今天吗？

——2004年就已经出了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毒奶粉”、“大头娃娃”事件，当时也是又调查又严厉惩处的好不热闹，结果呢？现在还是4年前的原班人马，折腾了4年整出了啥结果？

——早在2005年3月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上海市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就向报刊揭露“高科技”的假奶毒奶已经泛滥成灾（见附录一：《北京晨报》2005年3月11日的报道）。根据他们的揭露，牛奶造假始于1990年，用“高科技”“升级换代”始于1995年，大规模泛滥成灾于2003年（与全面“私有化改制”高潮完全同步合拍，而且全仗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专家们“解放思想”发明出来的毒奶造假“高科技”。）从1995年算到今天，中国老百姓至少已经在“高科技”的毒奶的威胁中生活了13年。

——“高科技”的假奶毒奶泛滥成灾的消息于2005年3月刚刚见报，第二个月（2005年4月）立刻就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见附录二：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闻风而动雷厉风行，足见有些人对自己的健康安全何等重视，顺便也证明他们对社会上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的实际情况一清二楚。

——2007年3月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里的三聚氰胺毒死了美国的猫狗惹得美国人大闹了一场。中国质检总局立刻下令严查出口食品中的三聚氰胺，不但要查狗食，而且明文规定要查“包括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食品。而这次毒奶粉出了大乱子、中国老百姓质问“为什么以前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质检总局前局长大人却大言不惭地宣布“在中国和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中，都没有对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进行规定”——给美国狗吃的有“检验标准”（没就马上就能立一个），给中国人吃的没“检验标准”；对美国的狗关怀备至，对中国的人漠然置之——真是爹亲娘亲不如美国的狗亲。

……

就凭这几年来的这一系列桩桩件件，能看出任何保护中国老百姓生命健康安全的真心吗？

那么是否从现在起当真痛改前非，亡羊补牢了呢？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抓小放大”、“避重就轻”：只承认是“事故”，不承认是“下毒”；只承认是“奶源污染”，不承认是全行业黑幕；只承认被逮着现行的，不承认没当场人赃俱获的。只谈奶制品，只谈三聚氰胺，其他一切一律“顾左右而言他”。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奶制品，不是三聚氰胺，那就另当别论。——老百姓的食品只有奶吗？

——22个厂家的奶粉同时查出了三聚氰胺，却只抓了一个三鹿的田文华，外带几个奶贩子，把一切归罪于“原料奶污染”，这不明摆着“舍卒保车”吗？牺牲三鹿一家，开脱其余21家——田文华也好，奶贩子也好，可能同时给22个厂商的奶下毒吗？分明是全行业集体作案，蓄意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三聚氰胺。现在只揪住三鹿不放，只揪住几个奶贩子不放，对其他的同案犯碰都不碰，反而让他们以“郑重保证”的名义既洗刷了自己，又做了次免费广告。——恰如鲁迅形容的，“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在老百姓面前又演了一出“警察扫黄、婊子从良、风头一过，一切照常”的滑稽戏。

——对“造假第一生产力”——“发明创造”、“推广培训”用三聚氰胺之类“高科技”造假奶毒奶的“精英”“专家”连一个字都不提，更不用说追究惩罚了。而这些人才是最坏最恶毒的凶手。放着这样的巨恶不抓只抓奶贩子，等于禁毒只抓街头小贩不管发明毒品配方提炼工艺的主谋；只抓小偷小摸，不抓教唆犯。如果当真有决心打击毒奶粉的元凶巨恶，能放过这些元凶首恶的“精英”“专家”吗？（顺便提一下：“精英”整天骂毛泽东时代“破坏科学”，今天才是“科学的春天”。而“破坏科学”的毛泽东时代搞出的是杂交水稻，如今这“科学的春天”搞出的“高科技”却净是用三聚氰胺之类造毒奶毒食品。）

——满嘴好话，一毛不拔：“道歉”可以，“内疚”可以，“哭天抹泪”可以，“辞职”可以，“下保证”可以，“免费检查治疗”可以，但索赔不可以——“上面特别要求律师不许接向三鹿索赔案”：光拿话甜和人。

——山西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溃坝在一个县造成人员伤亡，省长便引咎辞职。河北毒奶粉流毒全国全世界，伤了数万无辜婴儿，当时隐瞒不报，现在还严禁河北律师接案，情节难道不比山西一个县的事故严重多少倍？怎么只让石家庄一个地区的头目下台，省里一点责任不负？这能算“一碗水端平”吗？同罪不同罚，还讲什么法制？

——有人简直成了“事故专业户”，到哪哪出事：到河南河南出事，到东北东北出事，到中央全国出事——回回出事，回回他没事。这次“毒奶粉”他又没事人一大堆。当然，这固然说明“朝中有人好做官”，主子皇恩浩荡，奴才肝脑涂地，哥俩好，亲密无缝，但如此赏罚不公，包庇袒护，怎么能证明当真有决心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

——附录一证明从1995年算到今天，中国老百姓至少已经在“高科技”的毒奶的威胁中生活了13年。既然“精英”们能整天闹着要求当时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为“三年经济困难”负责，那么为什么不能根据同样原则要求始终处于一线的头头脑脑们为持续了13年还没有结束的毒奶毒食品的泛滥成灾负责？说“三年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如今这“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又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打包票的人还自认是共产党吗？还自认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吗？如果认，那还有理由拒绝“最讲认真”、“无所畏惧”地正视现实、解决问题吗？如果不认却还要装作认的样子，既不敢“最讲认真”也不敢“无所畏惧”，对事实怕得要死，对老百姓怕得要死，拼命删除一切不合心意的网贴以封民口，那怎么能让人不怀疑所谓“整顿后新生产的奶制品绝不能出任何问题”的包票也同样是在逢场作戏？

第二，有没有那个能耐？

答曰：没有。

要确保最终产品不出问题，首先必须保证原料没问题。

根据新华社2008年09月21日报道的检测专家的结论（见附录三：专家称国家标准委正制订奶粉检测新标准），“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户从事分散的农业生产，我们所吃的绝大部分食品，就来自这种分散生产，我们食用的奶制品的原料很多也来自“散养”的奶牛。同时，我们还有几十万个中小型的食品加工企业，其中大量是10人以下的小作坊。”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奶源分散，只要有一家奶源有问题，同时收购的一整批奶就全完了。要确保奶源不出问题，就必须确保所有的奶农都“步调一致”、不出问题。要靠加强监控来杜绝问题，那就得每家每户从头至尾都派人盯着，而且从奶牛喂养的全过程、全部饲料等等都得有监控，否则就有空白，就有发生问题的可能——实际上这做得到吗？即便做得到，代价承担得起吗？

奶源如此，加工过程呢？《附录三》指出：

“食品中不能添加的物质远比能添加的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有上亿种之多，对每种食品都进行有害物质‘彻查’也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成本谁都负担不起。”

由此可见不管检查如何严格严密，也不可能把食品中所有有害物质全都查出来。一是技术上做不到，二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造假“精英”一直丝毫没有受到打击，仍然在不断“科技创新”，开发出新的造假“高科技”，“改进”毒奶毒食品的“技术”“工艺”。只要“发明”出新的投机取巧的“高科技”，就可以轻而易举避开现有的检测手段。既然检测不出来，或追查不出责任来，那就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任凭他们坑蒙拐骗——比如现在那么多激素抗菌素，即便查出来了，能判定是某个具体企业的责任吗？至于更新一代的高科技如“转基因”产品，连是否对人体有害都难以确定，更不用说防范与追究责任了。

结论：仅仅依靠消极检测来杜绝食品加工的造假猫腻捣鬼不现实。

这完全符合全面质量管理（TQC）的原则——“优质的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以为靠监测严格就能确保食品安全本身就属于无知。

靠“加强监控”来解决毒食品问题如同军事上的攻防战：一个千方百计堵漏洞，一个千方百计钻空子。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堵漏洞的永远追不上钻空子的。——“严格监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多环节，要步步设防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破绽”根本不现实。象食品这样的大批量生产，再严格的检验也只能是抽检。抽检的前提是工艺稳定，没有任何人为的变化。如果存心捣鬼，不管如何严格检验也总有空子可钻——这如同游击队跟鬼子捉迷藏，只能据点而守的鬼子根本防不胜防。

只要做不到从奶牛的饲养到挤奶全过程监控，做不到奶制品生产加工的全过程监控，做不到能够对每种食品所有可能的有害物质全部检验出来，那从理论上说就有空子可钻。问题就变成：如果有了发现不了的作弊赚钱的机会，企业家的“道德的血液”起不起作用？是“有便宜不占”还是“不占白不占”？

张维迎说：“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求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张维迎在这里回避了一个前提：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要实现“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企业实现“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求信誉”，就必须做到：第一，市场能及时发现问题。第二，市场能及时查出责任。做不到，一切免谈：如果企业产品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企业的责任不能及时查出，那企业根本不会有任何压力，更谈不上“讲求信誉”。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化企业追逐利润的本性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制约，资本的血腥本色就会充分发挥到极至。

比如这次三鹿的三聚氰胺放多了，出了人命了，被迅速发现了，被立刻确定责任了，于是三鹿受到惩罚了。当没有这种“意外”，没有“立竿见影”死人，不能迅速追究出是三鹿的责任时，谁能制止三鹿？如果再有比三聚氰胺更巧妙的损人利己的“高科技”玩艺，让你无从检查，无从确定危害，无从确定责任时，“企业家的道德的血液”会良心发现、悬崖勒马吗？没门。“捉贼要赃，捉奸要双”，你没本事当场人赃俱获，就不能拿我怎么样，只能让我欢天喜地发大财——这就是利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利润不相信道德，市场不相信眼泪。

如今西方的食品公司玩的就是这手高科技，合法钻空子发财。比如什么转基因、添加剂，只要你不能证明短期对人体有害，那就没理由禁止我用来发财。至于长期效果，对不起，管不着。

那么就走投无路了吗？当然不是。要彻底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让生产者自己不愿意作弊。怎么才不想作弊呢？不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就行。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不就是这样的吗？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需要，那对人没好处的东西想都不想往里加。靠工艺保证质量，靠抽检确保工艺稳定，根本不需要象防贼似的“人盯人”。

《附录三》里的专家建议是：“要实现奶制品和其他食品的质量安全，就应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食品工业产业结构，使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储存贮藏、物流配送等——都达到规模化、规范化、现代化。”——过去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奶牛集体饲养，集中管理，出了问题一下子就能发现解决，那有什么分散管理的麻烦？生产目的同样不是赚钱第一，同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同样没人整天打主意钻空子玩花样，哪有今天如此防不胜防的麻烦？

只有公有制才能确生产食品的和加工食品的根本想都不想往食品里加损人利己的东西。那种情况下的“加强检测”才能既确保质量又不极大地提高成本。

利润不相信道德，市场不相信眼泪。只要坚持赚钱第一的私有制，就休想指望“企业家的道德的血液”高于利润，就休想指望人家有空子不钻。既要确保赢利第一的私有制，又要当真实现“整顿后新生产的奶制品绝不能出任何问题”，那就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东墙补西墙，把其他地方的检测力量全集中到奶制品加工上来，从头至尾、从里到外处处设防，步步为营，象监狱防范囚犯那样一步都不松懈。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按倒葫芦浮起瓢”，奶制品暂时没事了，别的食品又出乱子了。而这么多人员压在奶制品企业即便不是行不通的，也是代价高昂的——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所谓私有制效率高纯粹是神话。(2008．9．24)

附录一：破旧皮鞋变假牛奶原料造假环节可见专家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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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xiaofei/consume/20050311/04061421115.shtml

2005年03月11日04:06北京晨报

假牛奶的制造术简直匪夷所思，根本不需要与牛发生任何联系，只要用香精、糖、自来水和一些添加剂，就可以造出假牛奶来。更为耸人听闻的是，甚至一双破旧的皮鞋经过一系列处理后，也可变为假牛奶的原料。

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上海市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及一些正规奶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牛奶造假的各个环节，都可隐约看见专家的身影。

造假日益逼真

如此彻底的牛奶造假，在1990年前很少见到。当时造假者多是在奶源上做手脚，譬如往鲜奶中掺自来水这种“雕虫小技”，或者为了使牛奶看似浓稠，往牛奶中掺滑石粉，再大量加水稀释，使奶量瞬间成倍增长。

但1995年后，在一些唯利是图的专家的推波助澜下，造假技术逐步升级。往鲜奶中掺牛尿、劣质豆粉、化肥已经算是“初级阶段”，一些厂家一斤奶加两斤水，将牛奶狠狠地稀释，然后添加各种添加剂，人为地将牛奶产品的指标凑到国家标准。

2003年前后，造假更为猖狂，一些造假者开始完全用与牛奶毫无关联的物质造奶。牛奶越造越假，越造越逼真，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然而，造假牛奶的小作坊主多是农民出身，文化层次较低，甚至是文盲，他们怎能掌握如此“巧夺天工”的造假术？

“如果没有一些专家的辅导，他们即使养一百年牛、一千年牛，也断然造不出足以逼真的假奶。”举报情况的业内人士说，所有的配方都是从专家手中流出来的。

另类“辅导员”

一些不法厂商依据行业杂志中的广告，找到研制添加剂的专家，提出怎样不用鲜奶制造出逼真的牛奶。利字当头，一些专家开始充当“辅导员”：你要发财就来买我的专利，我教你如何使用，用各种添加剂调配就把牛奶的色香味全都解决了。

“纯牛奶里究竟能否添加配料，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现在没有人管理，加多加少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因此就有人走向极端，全用配料。”顾佳升说。

顾佳升忧心忡忡地表示，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药粉，只要用水按比例调配就可以变成足以乱真的假牛奶。这种情况，我们在互联网上发现公开叫卖假牛奶粉片的网页，商家声称其产品特征为“将假牛奶放入杯中，冲入温水，就像真的。”

这两年有专家搜集了造假牛奶的材料，仅能够检测出的一小部分就有11种之多，检测不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

可怕的人造蛋白

出钱越多，假奶就可以越逼真。据了解，目前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用人造蛋白，也就是水解蛋白代替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的情况。

什么叫“人造蛋白”，就是用城市垃圾堆里的破旧皮衣、皮箱、皮鞋，还有厂家生产沙发、皮包等皮具时剩下的边角料，经过化学、生物技术处理，水解出皮革中原有的蛋白。

有人专门收购这类工业垃圾，有人专门生产水解蛋白，而这项技术很容易掌握，成本并不高。水解蛋白造就的假牛奶副作用很大，卫生、营养均不达标，毒性反应是一个慢性发作的过程。

据《新民周刊》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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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年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代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出席本次会议。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基于对自身优势及对需求的客观判断，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率先投入到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中来，被臻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的进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进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我们臻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用返朴归真这四个字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大家都知道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这些成分残留在最终产品（各类蔬菜、肉类、奶制品）中，人食用了这些产品后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再说“营养性”。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一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我们将保健食品列为一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其要求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格外的慎重。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进、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进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GPM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我们还要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进行大量调研，最后由我们的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覆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定，历时半年，“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最终获选。

在此，我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对山东科尔公司表示由衷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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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专家称国家标准委正制订奶粉检测新标准

2008年09月21日05:27来源：新华社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发生让公众产生很多疑问——为什么不法分子会在奶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检验检疫机构没有查出？这类事件能否杜绝？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食品与农业所的相关专家。

不法分子瞄准检验标准漏洞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总工程师曹红介绍，我国检验奶粉所含蛋白质使用的方法是“凯氏定氮法”――即以含氮量的测定值乘以一定系数，得出蛋白质含量。这套检测办法虽然国际通行，但有个弱点，即只要在食品、饲料中添加一些含氮量高的化学物质，就可在检测中造成蛋白质含量达标的假象。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不法分子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在奶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含氮量高达66%的化学物质，造成了蛋白质虚高。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低温奶事业部总经理吕淑芹表示，目前社会上在奶源方面的造假手段变化很快，让人防不胜防。

三元以前的检测水平也不能检测出三聚氰胺，但三元在2005年推出了一种非乳蛋白检测，尽管不能检测出三聚氰胺，但能从收购的奶源中检测出是否含有非奶中含有的蛋白，这一检测手段对保障三元奶品质量很关键。

二十二家毒奶厂商一齐陷入“囚徒困境”

铃兰台

所有这些厂家的相关责任人员肯定要负刑事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题目不是说那个意思。

个把两个公司出现丑闻，也就算了，如此多的知名厂家一齐上，实在是匪夷所思。是暗中的联合行动吗？不会，毕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CEO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标题中的“一齐”是指这么多的厂家在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件事，即往婴儿奶粉里添加有毒物质三聚氰胺。我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是联合行动，是阴谋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发出一齐行动的暗号，催生出了这些漠视婴幼儿健康和生命的犯罪行为。接着又一个让人匪夷所思，就是在一夜之间，这些壁垒森严的曾经的宠儿们全被端了出来、成了万众痛骂的对象。一方面这显示了国家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是否暗示了其中的什么规律或玄机？

“囚徒的困境”。

这是博弈论上的一个悖论，非常耐人寻味。它描述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在市场经济下，一个行业中的各竞争对手构成了一个多方决策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个行为个体都遵循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决策和行动；如果所有的个体都不约而同地（独立地）去做一件事，一件通过损人来利己的事情，他们是否能如愿？“囚徒困境”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如果人人都想通过损人来赚钱，则最后必然谁都赚不到钱，不仅赚不到，还可能把老本搭进去，这就是悖论所说的规律、或玄机。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

两个囚徒一起做下了坏事，被警察逮着了，分别关起来进行隔离审讯。警察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这种状况下，囚犯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供出他的同伙，要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保持沉默。两个囚犯都知道，倘若两人都保持沉默的话，结果就是无罪开释，因为警方无法定罪。警方也明白这一点。为了获得口供，警方会给囚犯一个利诱：只要告发同伙，不仅可以无罪开释、还能得到一笔奖金。而警方对于被告发者，将课以最重的刑罚并课以罚款作为支付给告发者的奖金。警察的这个策略，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两囚互相告发对方，到这一步，这案子也就水落石出了。

两个囚犯（A和B）该怎么办？是选择告发、还是选择沉默？逻辑上讲，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谁都保持沉默从而获得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处于隔离着状态无法相互串通，便不得不去猜测对方可能的选择。

A犯意识到B犯不是傻子，为了保全自己，他很可能向警方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然后带着一笔奖金扬长而去，撇下自己一个人坐牢。A犯又想，B犯会不会也用同样的逻辑来设想自己呢？这样的话，B犯就更没有理由保持沉默了。A犯于是认为，他唯一的理性（对自己有利而不管对对方如何）的选择，就是向警方告发B：与其大家一起坐牢，不如侥幸地期待B犯会选择保持沉默，那样的话，带着一笔奖金扬长而去的就是自己了。B犯呢，他和A犯想的逻辑完全相同，也做出了决定要向警察告发A。这样，两人在经过仔细琢磨之后，不约而同作出的选择都是告发对方。结果不用说了，他们获得了最糟糕的报应：一起坐牢。

“聪明反被聪明误”。

“囚徒困境”所深刻揭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理性与集合理性的冲突以及后果的问题；一个行为个体在做决策的时候，会考虑竞争对手可能的思路，他会领悟：“我如果不做坏事，不能保证别人不做，别人也做，对我肯定没好处”、于是乎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做坏事并一起倒塌，是这样的问题。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奖者面对市场经济下暴露出如此多的、光怪陆离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和商业丑闻，从博弈论角度所提供的解释。

这次，这么多的奶制品厂家竟然不约而同地往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虽暴利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囚徒困境”揭示的规律——聪明反被聪明误。其结果，必然是这些厂家就如同囚徒困境中的A和B那样，遭到最糟糕的报应：相关人员一起坐牢，并且，多年资本积累顷刻间将化为乌有！

经济问题是这样，在其它领域，许多的现象也能用“囚徒困境”来加以解释。例如人口问题。人们一般相信多子多福对家庭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家家如此的话，必定带来人口的爆炸，最终从社会整体来看，肯定会给每个家庭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还有军备竞赛、资源的竞争和滥用等好多的例子。

因此，就经济学而论，囚徒困境对市场经济所谓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说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三鹿毒奶粉事件及其连带事件，为这个悖论提供了有力的、也是最鲜活的例证。

我们从中吸取什么呢？

首先，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无疑是市场经济的那只追逐私利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对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着触目惊心的描述：市场经济，就是产生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和商业丑闻的温床，而这些违法行为和丑闻，就是“从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毒瘤中滋生出来的一个个癌细胞”（竹内靖雄著：《市场的经济思想》，创文社，1991，pp.62－71）。

三鹿事件后，有人痛骂这是“行业的脓包”。岂止是脓包，这其实就是“癌细胞”。竹内教授“癌细胞”的提法，用来表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法行为和经济丑闻，可谓一语中的。在缺少健康和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对癌细胞的扩散并没有绝招，屡禁不止，且花样繁多和逐年增多着。（奥村宏《为何公司的丑闻事件会反复不断：检证战后公司史》，NTT出版社，2004，p.265）马克思早就指出，市场经济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进行的扩大再生产，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今天，人们看到了太多的“癌细胞”在扩散、在“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人们对过去盲目赞许的东西开始产生怀疑。主流社会长期以来对人的私欲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和盲目的歌颂，对其巨大的危害性及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装作没看见，是否应该反省？是否应该在今后的宣传中多一些客观与节制呢？

不这样，只能误国害民。

其次，应该看到，国际上使用“囚徒困境”的理论来解释公司的行为、来分析公司以赢利目的进行违法活动的成因并进行数理解析，正成为主流，研究也在深入。而在我国，却看不到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至于政府官员似乎就更鲜关注了。

根据博弈论，22家奶制品厂商无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行业内部抢占市场份额，像三鹿就是采用低价倾销的方式来扩大地盘。不排除在其它行业，类似的无序和无法的竞争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也不排除各种水面下的联合行动的存在性，只是尚未得到揭露而已。这些行为的背后，暴露出了企业家们的冒险心理，即认为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不会动用多厉害的杀手锏（社会惩治成本）去惩治商业不法行为。事实上，人们也看到了很多事，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包括对于贪污数个亿的罪犯竟然不处以极刑！这必然会助长企业家们铤而走险的勇气。

由此来看，党、政府和法律界对于企业不法行为和商业丑闻的危害性的认识，是否应该提高？防止再发，是否应该提高社会惩治成本？低了是不管用的，过高则可能给民族经济带来副作用。究竟应如何设定，应该有怎样的应对机制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都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拿出切实的成果来让全国人民都看得到。

但不论如何预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西方经济学定义的所谓“冒险爱好者”就不会消失，由此带来的企业不法行为和经济丑闻就不可能根除，对此真的很无奈。

最后，党和政府的作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前面说过，市场经济是一个毒瘤，但毒瘤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为了建立健康些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尽快想出好办法来，包括应对经济丑闻，也包括相关机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所有相关课题的研究、政策的修改与制定，党和政府应尽快承担起来，成立专业的研究队伍提出方案。昨天听一餐饮师傅都能说出问题的症结：在中国，法是一回事、漏洞是一回事，而执法又是另一回事；群众只有冷眼旁观的份，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白费成本而已。话说得很尖锐。执政党和政府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了事，需要抓住社会环境和思潮的重大变化、及时把病态的社会引导到健康高尚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凡是论”和“不争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感召力和说服力。(20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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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论”——资改派的经济法西斯主义

水火

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你全然看不出中国10多天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毒奶粉”事件。

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的完达山版；9月26日新华网在首页排列了三个标题：《奶粉启用QS标》、《再检液奶均未测出三聚氰胺》、《信心渐恢复》。

黑心烂肺的中国乳制品行业，已经狡诈地“软广告”，忽悠中国人民奋不顾身地喝“奶”了。“

在中国，资本的邪恶力量，想来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看看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譬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新闻媒体依然人声鼎沸，不断有和中国乳品相关的食品被检测出三聚氰胺，从奶粉，到饼干，到咖啡伴侣，到奶精，到面包，到包子，甚至到鱼饲料……一包包商品从货架上撤下，一一堆堆商品堆放在仓库，一柜柜回收来的商品堆在车站码头……

但是在奶制品大面积三聚氰胺化的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饼干、咖啡伴侣、奶精、面包、包子等奶粉周边产品的检测情况，而且才十几天过去，就因为发明了最先进的消毒工具——“QS标志”，“再检液奶”就“均未测出三聚氰胺”了，而中国人民就“信心渐恢复”了，并且“石家庄的信息采集员苏惠丽说：‘现在要求严格了，质检部门也抓得紧了，层层把关，老百姓心里也舒坦多了。’”

“QS”者，“QualitySafety”—“质量安全”也。根据《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03年下半年开始，乳制品进入市场，就必须“QS”了，而我手头一罐8月1日出厂的“蒙牛”液态奶，上面就印着蓝色的QS两个大大的字母。

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企业还是那个企业，人员还是那班人员，设备还是那摊设备，程序还是那个程序，为什么昨天贴“QS”就“三聚氰胺”，而今天再贴“QS”就能“质量安全”，就“均未测出呢三聚氰胺”呢？

在乳业漫长纷乱的产业链上，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冒出三聚氰胺的？至今依然莫衷一是，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令大众信服的结论，但是就“质量安全”了，可能吗？

只有一个解释：短短几天，手眼通天的奶业资本已经将一个天大的危机，摆平了、搞掂了！又开始厚颜无耻地向老百姓“卖拐”了！

人命关天啊，出了如此丧尽天良产品，他们怎么还能如此面无愧色、理直气壮呢？

这是因为他们有一套自欺欺人的“代价论”，作为他们行骗乃至行凶的理论依据。

什么是代价论？中国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资本主义；而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制造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将自己的经济财富和政治利益，汇聚到少数人手中，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过程。

这种大多数老百姓沦落为无产阶级的牺牲，乃至因此所产生的社会动荡的“阵痛”，就是绅士们口中“进步”到资本主义必须支付的代价。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企改、房改、医改、教改、股改，绞尽脑汁地想出五花八门的措施，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一网打尽”，就是这种昂贵的“代价”；

所以只要乳业资本有丰厚的利润，毒死4个孩子，成千上万的结石儿在病房中哀号，中国食品产业的国际信誉一夕毁灭，中国人民的道德形象和人格尊严遭受举世的唾弃和践踏，更是微不足道、何足挂齿的“代价”而已！

为什么呢？绅士们摊出西方资本史，振振有词：“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腥的啊，譬如英国有圈地运动，美国有黑奴买卖。”

但是千万不要相信绅士们的忽悠。

1、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权贵阶级通过向国王和其他地主购买土地，圈起来“产业升级”——养羊，并非抢劫农民的土地，只是不再承租给他们从事“传统种植业”罢了；而当今中国的绅士们，直接剥夺中国人民的社会财富所有权；

2、英国资产阶级在制造失地农民的同时，努力对这些失地农民进行了“移民安置”，将他们送到澳大利亚、美洲，不但使他们拥有了更广阔、更富饶的土地，而且将因此产生的本民族之间阶级仇恨进行了空间隔离；中国绅士们有胆量、有愿望、有可能，将“代价论”产生的仇恨如此隔离，保证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吗？

3、美国黑奴制度被奴役的黑人是外族人，而中国绅士们让本民族的人民向他们支付“代价”；

4、美国的黑奴制度，终究是少数奴隶主对占总人口少数的黑奴的奴役，譬如1861年美国内战前夕，主要蓄奴区的南部15个州人口总数1200万，而黑奴仅占400万，奴隶主则是更少数的人；而中国的绅士们却要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支付“代价”给他们极少数人；

5、美国黑奴制度以当时人类的文明程度和法律规范衡量，是合理的；而以当今人类的文明程度和中国现行法律的实质正义衡量，“代价论”是反道德的、邪恶的、非正义的；

6、美英资产阶级将剥夺收获的财富，留在本土，发展民族经济；而中国绅士们将“代价论”掠夺的社会财富，大量转移到境外；

7、美英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大量开拓海外殖民地，扩展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掠夺外族的财富，别忘记中国鸦片战争后的100年，给美英帝国输送了多少海量的财富；中国的绅士们有这样的志向和勇气吗？

所以，“代价论”不过是绅士们为创造不合理的制度，盗窃、抢劫中国人民财富的一个借口而已。

那么，绅士们言之谆谆的“代价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句话，经济法西斯主义！

横行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灾难。这个邪恶的政治派别的主要特征是，一小撮人结成党团帮派，创制理论，欺骗人民，攫取权力，然后用暴力剥夺全社会的个人权利，为他们党团帮派的利益和意志服务。

当前口念“代价论”的绅士们的行为，和当年的法西斯主义何其“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啊。

譬如人种等级论。

希特勒认为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次是意大利等同盟民族，再次是法兰西等归顺民族，最劣等的犹太人则必须赶尽杀绝；

而“代价论”者则表现为，英美等“战略合作伙伴”优先，其次是港澳等同胞，最后才是内地中国人民。

不说“国企改革的成果由美国人民率先享受”吧，就说毒奶粉事件。绅士们先是保证，奥运期间供应的乳制品，绝对不含三聚氰胺，明眼人都知道，这主要是对西方绅士们打的包票；接着，蒙牛的绅士在香港表态，销往港澳的乳制品，质量绝对比在国内的好；那么喝三聚氰胺几率最大的就是国内劣等的中国人民了。

这不是经济法西斯又是什么？！

譬如优胜劣汰论。

希特勒认为，战争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一方就是优良人种，而失败的一方，打死活该。

“代价论”者则表现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钱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就应该被保护，而穷人则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当然是被淘汰的对象。

这次毒奶事件中，乳业资本毫无疑问是有钱的“良种”。所以，当周边国家和地区胆战心惊地搜查着每一个可能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毒品”时，我们这里却已经贴起了“QS标志”，已经“均未测出三聚氰胺”了，而分布广泛、数量庞大的奶粉相关产品更是提都不提。

这充分表明，在绅士们眼中，劣等的中国人民天生就是为有钱的“良种”奉献金钱乃至奉献生命的一个种群！

这不是经济法西斯又是什么？！

支付代价，必然有相应的收获。

30年来，我们支付了无数“刨祖宗坟、断子孙路”的惨重代价：“市场被侵占”、“财富被掠夺”、“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社会被分化”……

那么，我们收获了什么？难道“国家的附庸化”、“政治的腐败化”、“经济的殖民化”、“财富的寡头化”、“人民的贫困化”、“道德的堕落化”、乃至“奶粉毒化”，就是我们的收获吗？！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经济法西斯主义，骨子里到底藏着什么污秽：

所谓“代价论”，就是卖国有理！有了“代价论”，主事者就可以将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资源、中国的资金乃至中国的主权，进一步进贡到“战略合作伙伴”和“战略投资者”手中。比如美国股市才跌20%，绅士们就如坐针毡，央行银监会紧急同美联储商量救市，建设银行行长说：“中国不能不救美国”；而中国股市损失70%，中国外储损失万亿，这些绅士们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代价”；

所谓“代价论”，就是剥夺有理！有了“代价论”，地产商人就可以光天化日下圈农民的土地、拆市民的房产；有了“代价论”，管理层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将国有、集体企业，转到自己手中；有了“代价论”，鬼鬼祟祟得来的“小非”，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股票市场上抢劫。而农民失地、市民败家、工人失业、股民破产，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代价”而已；

所谓“代价论”，就是杀人有理！有了“代价论”，火腿厂就可以镇定从容地添加敌敌畏，奶粉厂就可以轻松坦然地制造“大头娃娃奶”“三鹿”们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投毒”，而死去的儿童、伤残的孩子乃至中华民族灭绝，不过是轻如鸿毛的“代价”而已！

绅士们硬要中国重复一遍资本主义的野蛮，就如同想当作曲家，先学习贝多芬的耳朵，将自己的耳朵打聋做“代价”一样愚蠢；就如同想当作家，先学习史铁生的腿子，将自己的双腿砸断做“代价”一样荒谬！

当今中国人民的认知水平和500年前的英国农民，天壤之别；当今中国人民的觉悟能力和200年前的非洲黑奴，天壤之别。

假如绅士们硬要实行经济法西斯主义，逼人民喝“毒奶”，不遗余力地为形形色色的“先进”们敛财，那么我们终究会看到，最后是谁支付了这笔高昂的“代价”！(200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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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化】

耕者无其田：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卢克·埃里克森（LUKEERICKSON）

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辩论

中国农村最近出现了针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抗议活动，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西方主流报纸《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ScienceMonitor）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都对中国农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美国的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和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持续支持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土地私有化，也对这些报道进行了政策分析，并认为私有化是消除贫困与社会不稳定的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私有化要求的动因何在？为何能产生如此热烈的讨论与众多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经过流血斗争已经建立起一种最佳发展模式。在这一发展模式背景下，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超出土地私有化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并对以经济增长促发展的公理提出挑战。然而，对于为了谁而发展、谁在促进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发展所要达到何种目标这些关键问题，在热烈的讨论中却几乎没有提及。

黑龙江省最近发生了“土地抗议活动”，并引发了中国其它地区类似的抗议活动，要求重新掌握集体土地，以阻止地方官员把集体土地出售给大型私人企业。然而，西方媒体却误解为中国农民要求私有化。其实，农民的真实目的恰好相反，他们是在阻止集体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集体土地被少数社会精英占有。农民看到耕地、森林、草场这些集体财产被卖给私人投资者和公司，他们便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包括要求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农民并不是认为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而实质上他们想把集体土地从腐败的官员手中夺回，以阻止官商勾结侵吞集体资产。

西方主流媒体文章乌托邦式的分析与卡托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观点一致，认为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到少数优秀农民手中以及多数农民城镇化，将会提高农村地区的效率和生产，促进国家的总体发展，最终实现繁荣昌盛。这一观点建立在对美国发展模式的线性和有限的分析之上，表明了他们几乎不了解中国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设想与企图。

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相反，私有化带来的土地丧失并非“穷人的选择”、“落后地区的实践”、“有限的人力资本”等此类辞藻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竞争动力，在应用到全世界的农村社会时，一定会使得农民迅速出售其土地，并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剥夺了多数人的唯一生存之本。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不对社会福利进行投资，农民愈加贫困的背景之下，情况更是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土地私有化不是承诺“耕者有其田”，而恰好相反，将会导致“耕者无其田”的最终结果。这便是新自由主义所谓“土改”的悖论。事实证明，这种“土地改革”与世界上多数穷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冲突。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是新自由主义精心设计的理论观点，重视不均衡分布的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剩，财富同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实，这种理论没有正确理解广义的社会协调发展。假如对社会发展重新定义，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指标，还应包含生活是否有保障，能否获得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也许人们对土地私有化的评估完全不同。如果这种重新定义还包含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清洁的环境、参与社会关爱、个人与群体的发展机遇以及个人的自主权力，那么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所存在的不足就会更加清晰。

中国土地私有化极有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城市和农村的多数民众将更加贫困，更加依赖这些土地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富裕和有权势的精英人士。通过土地私有化而强制实施脱离实际的自由市场计划，不仅将使中国的贫民和环境遭受灾难，而且整个世界都无法幸免。尽管世界大声呼吁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实践，世界依然如故。这就是事实！

虽然土地私有化被奉为农村贫困的解决方式，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会带来大量的农民失地、土地集中、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加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加剧以及城市工资下降等后果。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土地私有化过程可能将导致全球工作和环境水平的下降。贫穷的失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避免遭到中国以及世界的精英阶层的掠夺。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强中国作为世界资本工业平台的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几乎无法提高农民和工人的利益。

我们应对那些要求土地私有化人士的思想根源保持清醒的认识。土地私有化明显损害多数中国农民的基本生活安全，但却清楚地表明，农村和城市的少数人可以从农村土地私有化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土地私有化的压力不是来自多数农民，而是来自想从中渔利的新兴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人士主动曲解农民通过获取土地来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急切呼吁，极力推动新圈地运动和均分剩余的集体财产，以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但他们却声称这是自下而上的所谓“农民运动”。

工业和房地产亿万富翁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但这一切并非源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现行中国发展道路。相反，那些通过原始积累而聚集了财富的人士引导与影响了资本和财富的流动方向，同时也造就了农民的最终贫困和软弱。把工业资产和稀缺土地的使用权揽入私人手中，使得国家财富实现历史性的转移，从而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迅速从一个最平均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距最大的社会之一。限制农转非、城市棚户区的扩大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逐渐荒凉，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农村的骚动与抗议不断增加。目前，私有化还在不断扩大，我们还能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非法瓜分集体资产为何能写进法律并作为正确的发展方式？然而，为何不能在农村和城市的权贵中查处违法之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盗取土地和其它资产，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政府若能进行查处，将有助于重新加强保护农民的立法，防止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阻止农民在胁迫之下一次性低价出售有限的个人或集体资产。

在出售终生赖以生存的土地过程中，农民们很少几次能保证得到土地出售款项的公平分配。并且，土地出售应当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监控，以避免滥用职权与土地流失。然而，中国几乎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在一些城市郊区土地出售依法进行，但最终的利益却被几位操作者获得，多数农民只能看着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近20年来，中国不断爆发反对非法占有土地的活动。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不是土地的全部私有化，而是起诉那些滥用职权破坏长远社会发展利益的权贵们。

案例研究：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罗伊·普罗斯特曼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尤其是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RoyProsterman）长期支持中国土地私有化。农村发展研究所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在中国推动土地私有化仍有其既定目标——保护中国与世界精英阶层的利益。农村发展研究所在中国青睐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制定者，并声援西方主流媒体支持自由化的观点。

然而，尽管农村发展研究所声称“代表农民的心声”，却无法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去关注他们曾通过恐怖和右翼敢死队推行的“村寨和平计划”（villagepacification）。40年来，农村发展研究所正是通过这样的计划确立了自己的声誉。这些计划给世界农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加上农村研究所对这些计划进行玩世不恭地阐述，清楚表明该所与其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的思想立场和他们的最终目标。

罗伊·普罗斯特曼是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法学教授。他在设计和完成美国政府主导的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土地改革”计划中建立起农村研究所。这一“土地改革”计划在每一地方推行时，都被公认带有农村恐怖的性质。任何反对该计划的人士都被当作左派的同情者，因而可以合法地通过杀戮进行消灭，但此计划却被描述为“立场中立”。如此的“土地改革”计划曾是稳定战争中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内容，也是地缘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应当真正关注的是，谁从农村发展研究所推行的“村寨和平计划”与“土地改革”中收益？在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推行的计划臭名昭著，明显失败。越战期间（1968－1973），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参与了所谓的土地改革。在实施“凤凰行动”（OperationPhoenix）的地区，农民被限制在铁丝网后的“和平村寨”中以及被“焦土”军事战略清洗过的区域。美国支持的傀儡政权被最终推翻后，普罗斯特曼的计划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在菲律宾，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在美国支持的马科斯独裁政权（1970－1980）的授意下，推行土地改革计划，但他们反对试图改革少数家庭控制绝大多数土地的任何提议。马科斯政权中由美国培训的军事和准军事武装通过非司法程序的杀戮和迫害，恐吓反对人士，以保证这些改革计划的成功。在萨尔瓦多（1980－1984）里根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执政期间，右翼准军事敢死队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支持农民自决的组织者进行暗杀，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才完成了土地改革计划并使之制度化。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能阻止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宣扬在此三国获得了成功。农村研究所竟然虚伪地声称，自己在这些土改运动中起到了历史性作用，是一个追求社会和经济正义的组织。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提及他们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军事干预联系密切，并且经常通过暴力和恐怖对抗世界各地的农民运动。

假如农村研究所与自己过去的行为保持距离，那可另当别论。但是，恰好相反，他们声称目前的立场与观点只是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正。现在，这种修正主义的论调已蔓延至中国，声言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推动中国政府制定30年的土地租赁政策以及土地权利法案，为超过4亿的中国农民争取土地权利。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他们是中国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外国顾问。更有甚者，农村研究所声称，40年来他们把通过土地私有化推动农民的进步视为己任，世界近1/16的人口曾经得到农村研究所的帮助。其实，农村研究所只有23名员工，但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通过倡导私有化竭力为农民争取土地权利。

我们应清楚认识，农村研究所的土地改革计划自开始起就反对世界范围内贫苦农民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运动。在此方面，普罗斯特曼甚至走得更远。他以各种必要的方式支持一些最腐败、凶残、独裁、反对民主的政权，而这些政权代表的根本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精英阶层的利益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普罗斯特曼愿意接受任何政治骗子的支助。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土地改革清楚表明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的本质和动机。对于普罗斯特曼而言，土地改革就是安抚农民，以对抗社会主义运动。

威廉·科尔比（WilliamColby）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负责人，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越战期间，他是普罗斯特曼的上司，领导实施“凤凰行动”中的“村寨和平计划”。他们俩都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由于“村寨和平计划”实施的范围“太小、太迟”。但是，普罗斯特曼并不仅仅是科尔比的代言人，而是积极倡导和参与实施“凤凰行动”以及“大规模的迫害与暗杀”，并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为“凤凰行动”寻找法律依据时，普罗斯特曼提议使用所谓的“土地改革计划”，并借用列宁“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现自己完全相反的政治目标。

美国在越南失败5年后，普罗斯特曼开始负责中央情报局在萨尔瓦多的“耕者有其田”的项目，但他在萨尔瓦多的计划同样不得人心。1968年，中央情报局打着土地改革的旗号，成立“萨尔瓦多公共联盟”（SalvadoreanCommunalUnion），对农民组织和工会进行渗透，以“平息社会骚乱”。普罗斯特曼继续依靠萨尔瓦多的社会暴力组织推行他的农村和平项目。

目前，农村研究所对印尼和印度的土地改革提出建议，用“微型田地”（micro-plots）收买农民。农村研究所指出，在印度只需要把不到1％的耕地重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改革所需土地部分来自公共土地，不足部分可从市场购买。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缓和农民要求自决的政治愿望，保证控制绝大部分良田的印度贵族的利益不受损害。由于印度各地广泛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直接威胁现有国家政权的安危，这才是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微型田地”计划真正关注的重点。农村研究所类似的建议也得到印尼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支持，政府动用财政分配少量土地给多数农民，保护国家最富有家族继续拥有绝大部分土地。

普罗斯特曼现在设计的政治观点更加精明，好像农民自己在呼吁土地私有化。其实，他的设计还是继续通过“村寨和平计划”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农村研究所和普罗斯特曼花了两年时间在中国组织和寻找农民的抗议呼声，充当他们新和平计划的宣传点。他们的这种行为不足为奇，因为如此的秘密行动完全符合研究所成立之初与中央情报局的那种密切联系。

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通过中国的政策专家推行他们已修正的和平计划。他们认为，中国土地私有化会将推动民主自由和劳动生产率；土地公有制是一种失败制度的最后遗迹，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农村困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同时，我们不应对普罗斯特曼与其支持者的狂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应该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当现实与他的理论不相吻合时，他们认为现实存在问题，而他们的理论没有问题。农村研究所先前在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目前在中国、印度和印尼，总是歪曲、隐瞒事实，顽固推行自己并不周详的计划。

个人的成败与阶级的成败相对立构成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的主要观点和立场。根据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个人成功与广泛的阶级和社会利益完全对抗。显然，普罗斯特曼在试图剥夺中国多数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去研究农村贫困的结构因素，却竭力支持重新产生不平等的体制与方式，使农民在农村危机中相互竞争土地，从而破坏农民的团结。普罗斯特曼的政策欲分化而非团结农民，缓和而非解决矛盾。他避免提及结构转型，只把贫苦农民作为极端保守势力，根本没有兴趣增强集体的力量。

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对土地问题的分析缺乏历史依据与结构分析，没有涉及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行为体、体制和历史因素。他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分析框架，认为只需建立机制和法律框架支持土地市场化就能实现农民的解放，却不去关注土地私有化以外产生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其它决定因素。

辩论的重要性

农村研究所、金融时报、卡托研究所以及其它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对中国国内相关议题辩论将产生多少作用？尽管土地改革计划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这一观点还是会引起那些深爱此理论以及在土地改革中受益人士的共鸣。中国目前主要关注农村的稳定与巩固政权的合法性，避免触及土地私有化问题。但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提出以私有化来尝试解决三农问题。私有化对少数精英阶层具有吸引力，可以大规模聚敛财富与资本，最终导致土地和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却以华丽的辞藻进行宣传，此类计划可以保证农民获取土地权利，丝毫不去提及在世界各地惨败的历史经历。

林毅夫最近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在中国的力量和影响。1993年，林毅夫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说，牺牲上亿农民工的利益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最终将会从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中受益。目前，中国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已超过2亿，转型的矛盾与中国目前的现状表明，林毅夫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几乎没有得到修正。对于林毅夫和其他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土地私有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终选择。

假如土地私有化得以实现，那将加剧广大农民的失地状况。为了获得医疗、教育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他们被迫出售赖以生存的田地。农村现今的权贵（村干部及其家族和朋友）通过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增强农村的原始积累。与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相同，他们会逐渐成为新的地主阶级。此外，土地开发、基础工程建设以及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空间，稀有的土地资源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多数农民更加贫困。随着农民贫困的加剧以及失地导致社会福利不断恶化，农民走投无路，只有涌入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他们也无法回到农村赖以活命的土地。

农民被剥夺生存选择权，只好接受最危险的工作，几乎丧失所有权利。同时，这也会产生对仅存土地的过度使用，导致环境恶化、森林砍伐以及草场被毁等恶果。农民被迫到边远地区违法开垦土地，而国家会以环保的名义立法进行干预，禁止农民的这种行为。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们的“科学管理模式”成为土地私有化经济中的楷模，法律也予以承认。在如此奇特的悖论中，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却成为罪犯，被剥夺正常公民权利，进而被边缘化。当人们只剩下劳动力出卖时，失地农民便失去了现在他们仅有的生存之本，也几乎丧失了全部权利，更加贫困与走投无路。

结论

中国的农村危机将会继续挑战国家的合法性，也会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扩大将迫使国家在农村地区采取强硬措施，以应付不断出现的抗议与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虽然中国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贫民阶层，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国农村的前景依然黯淡。此外，中国目前政策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资源配置有限以及城市财富对农村的再分配太少。

中国的惠农政策目前几乎没有解决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无法阻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以推动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地方政府仍然要提供免费教育、医保和其它服务。地方干部经常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为这些服务筹集经费，有时只好廉价出售集体土地资源。这种一次性交易虽然利润丰厚，但却无法取代提供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保障所需的长期投资。

尽管惠农政策回应了农民关心的问题，但是假如中国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就会存在产生另外一次革命的危险。即使农民能从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也是最后获益之人。鉴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痛苦，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土地私有化之路将会给所有相关人士创造双赢的局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几亿最贫穷、最易受到冲击的农民在世界的转型中失败，中国也不会例外。

精英阶层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真实本质是“耕者无其田”。揭露土地私有化本质是重新审视中国农村未来发展之路的第一步，中国农村不能依靠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与市场的作用来解决农村危机。中国农民正在采取集体行动来追寻一种不同的未来。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党员、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都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支持这一社会正义运动。(20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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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私有化对解决农民问题弊大于利

李昌平

很多学者依然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之核心，甚至说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并主张：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对此，笔者持异见！

一，曾经是，但90年代后已经不是了

农民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吃饭问题、收入问题、体面生存问题。

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或“地主经济”形态，农民若失去了土地或只占有很少的土地，是很难温饱或体面生存的。所以，在1949年以前，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之核心，也是中国问题之核心。

1949年后，农民均分了土地，获得了土地农用的完全权利。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形态依然是农业经济形态，获得了完全农地权利的农民，其根本问题——吃饭问题，算是基本得到解决了。但随着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的土地权利被逐步“半社会主义化”了，农民从土地上生产出的劳动成果的很大部分被“剪刀差”拿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57：1，吃不饱饭又重新成为首要的农民问题，这实际上是地权“半社会主义化”之“以农补工”导致的。所以，改革开放前的农民问题之核心，也是土地问题。

80年代推广的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模式，实际上是让农地权利回到了农民的手中；此外，农民集体还可以直接用土地办乡镇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实际上，农民在80年代获得的土地权利比49年还要大。虽然80年代中国经济形态已经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并举的经济形态了，但由于农民既获得土地农用的农业收益，又获得土地非农用的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收益，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下降到了1.8：1；这个时期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可谓是蒸蒸日上，农民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解。这个时期的土地制度对农民而言，是最好的。所有，并不存在明显的农民问题。

1950—1980年代，地权变化与农民生存状况是正相关的，即扩大农民地权，有利于解决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问题尖锐化是从90年代开始的，然而，90年代以来农户的地权却是不断扩大的。从土地农用权看，90年代以来的土地农用权由经常“调整”改变为“长期不变”了，农民获得的土地农用权是扩大的；从土地非农用权看，虽然90年代以来的土地非农用权利由“农民集体所有”转化为“官府所有制”了，但对农民家庭的征地补偿却由10－15年提高到了30年，补偿标准也大大提高了，所以，从农户的角度上看，农户获得的土地非农用权也是扩大的。

然而，90年代扩大农民地权并没有起到缓解农民问题的作用；换句话说，农民问题之核心是土地问题的结论，进入90年代后已经站不住脚了。

二，农民从农地上获得的收益会越来越少

90年代以来，为什么扩大了农民家庭的农地权利和增加土地非农用的补偿，农民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呢？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结构和国家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农民所占有的农村经济份额大幅下降了，90年代对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和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已经导致农村经济除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外的GDP几乎全部非农民化了。以生猪产业为例，农民仅仅只能养猪，生猪运销、屠宰、销售和饲料生产、运销等环节，都与被非农民占有了。农民无法从生猪产业中获得收益了。生猪产业是如此，其他产业都是一样的。

第二，农村经济占国民经济GDP的比重下降到11％了，如果除去“龙头”企业所占的部分，农户实际占有的农村经济在GDP中所占比例估计不到8％，其中在农地上生产出来的GDP（种植业和养殖业）可能不足5％，8％或5％的GDP要养活9亿农民是不可能的。农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已经不再从农地上、甚至农村中获得了。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分析，总体上看，土地为70％农户所提供的可支配收入只占其家庭收入的30％以下了。

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农民依赖农地而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纯农业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正在被迫走向终结。绝大多数农民不得不离开农业或农村寻求发展。无论农地制度怎么“化”——私有化或集体化或国有化或股份化或永佃化等等，对解决农民问题意义已经不大了。如果说土地“私有化”有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扩张，有利于在中国建立起“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对假解决农民问题之名，蒙骗党、政府和人民，迫不及待地行土地“私有化”之实，并浑水摸鱼的人，是要警觉的！

当然，我相信主张通过土地“私有化”解决农民问题的人，99％的人都是好心人、光明磊落的人。但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已经由农业经济形态进化成为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形态了，数亿农民在有限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收益，已经无法养活9亿农村人了，按照日本等人多地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的农地甚至难以保证3亿农民体面的生活。我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不能停留在30年前或60年前，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

三，就业和社保，才是农民问题之核心；

在农业经济或地主经济时代，农民只要有几亩地就能够比较体面的生存了。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价格也越来越高，农业比较效益日趋下降。现在已经不是给农民几分地、甚至几亩地，农民就能够体面生存的时代了。现在，一个劳动力的工资比一家人种7亩农地的收入高3倍以上。中国户均耕地7亩地不到，即使给一个家庭再增加7亩地也难使其小康，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农民家庭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就有可能使其生活宽裕。政府帮助每个家庭提供一份工作比增加一倍的土地要容易得多，是可行的。另外，也只有给农民更多的工作机会，农民家庭经营（土地）规模才能相对扩大。所以，解决农民问题，增加农户就业岗位比增加农户土地面积和扩大农民地权重要得多。这是其一。

另一方面，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即使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到20％以下（至少在50年后），人均土地规模也只能支持日本式“家庭小农经济”模式，中国除少数省区的部分地区外，绝大多少地方不可能发展欧美“大农场”模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后的国家，“家庭小农经济”模式也是不足以解决农民问题，这个判断有日本等国和地区为证。在日本，尽管农产品价格比中国高出15倍以上，但“家庭小农经济”的收入依然相对较低，所以，日本多是业余农民——兼业农民，大量的土地处于休耕或生态保护状态，以至于日本65％的农产品依赖进口。如果日本政府不对农业实现很高的补贴，恐怕日本的土地“撂荒”会更加严重。日本人均土地规模比中国稍大，虽然农民数量不足10％了，但家庭农业不足以富裕农民，农民必须靠政府补贴、社会保障和兼业来维持体面的生活。日本的经验说明，人多地少的国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后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日本的劳动力价格大概是中国的20倍），农地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作用越来越微不足道了，希望通过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想法，是不可行的。日本应该是中国的镜子。中国农民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宽裕生活，除兼业外，扩大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工住房保障）和农业补贴是关键措施，而不是土地“私有化”。

四，农地“私有化”对解决农民问题弊大于利

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一般而言，农地经营的比较效益是相对下降的。“分田单干”一锄头刨出个“金娃娃”，想通过土地“私有化”也刨出个“金娃娃”不可能了。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寄托于农地“私有化”是不现实的。土地制度无论怎么“化”，都无法在农地上创造增量了。相反，如果农地“私有化”了，一旦城市化和工业化遇到挫折或危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农民工返乡躲避危机的退路就很窄了，数亿人的吃喝拉撒睡等“麻烦事”就不得不集中在城市里解决，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这是很危险的。维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既有利农业规模经营和合作经济、新集体经济发展，也不影响股份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既有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又有利应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不确定性的“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应该说维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是个最不坏的选择。

但是，从有利解决农民问题的角度考量土地制度，笔者认为农民集体土地“农转非”制度是要彻底改变的。笔者一贯主张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建立农民集体土地依法“农转非”制度——“农转非”减半制度，即：一半归政府，做公益用地（包括用于农民工住房建设）；另一半留给农民集体，由农民集体内部民主、依法处置——或出售或开发或闲置，但要照章纳税。与土地转变用途和开发增值相关的税收，要全部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农业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是民有制，包含了成员份有（基本农田和自留地）、共同共有（水系、风水林等）和按户占有（宅基地）三种所有形式。如果贸然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将农民集体所有一步到位变为“完全的个人所有”了，若干年后，如果中国现代化遭遇挫折或危机，当农业再次成为国家发展瓶颈、或当城市爆发贫民人权运动时，土地问题或许会将再次成为中国之核心问题。

五，解决农民问题最紧要的是：让农民获得平等公民待遇

前面提到，增加农民就业和建立农民社会保障比扩大农民农地权利重要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贫困才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因此，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给农民平等公民待遇——而非土地私有化。

经济上——在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同时，扶持农民合作社和集体经组织济发展，让农民全面分享农村加工业、储藏业、流通业、运输业、建筑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金融保险业、土地增值等方面的收益。政府要节制资本下乡与小农争利，更不可扶持资本家的所谓的“龙头”企业剥夺小农，只有资本家的政府才会这样干！

政治上——让全国人大和政协各增加1000个农民工和农民代表；让全国党代表增加1500个农民和农民工个人代表。共产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政治上要保障工人和农民的绝对领导权；即使共产党是“全民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党，按照农民和农民工的人数算，也应该至少增加这么多代表。在各级人大、政协和党委的领导班子中，也应该有农民和农民工的代理人，不能用“四化”标准将农民和农民工排斥在“干部和公仆”之外。

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等方面，要公共财政均等化、官民平等，要城乡统筹、城乡居民平等。不能搞“一国两民”，更不能搞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内卷化”国家。此外，要让中心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享受大城市建设的同等政策。(200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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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之类“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剥夺农民

宪之

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各路精英都在开足马力利用他们手中的霸权话语大造舆论，以便影响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他们从“智囊”祭出的形形色色、天花乱坠的宝贝，若用“土地流转”来概括之，当无大错。宝贝就是宝贝，祭起来自然是霞光万丈：

厉以宁表示，当前发展农村经济的瓶颈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而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是现行农村产权制度，尤其是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宅基地和住宅不能流转、不能抵押，不利于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应鼓励支持各地探索宅基地流转和抵押办法，保护和实现农民对宅基地的应有权益。”厉以宁认为，当前要总结一些地方将宅基地及其上面住宅抵押给信用社或其他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的做法，大力发展住宅抵押试点，实现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的可转让性，“最少让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则提出，从重庆、成都的改革实践来看，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改变、坚持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农业用途性质不变并在农民自愿的原则前提下，引导农民参与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谢天谢地，中国的“三农问题”终于找到了出路，小岗农民也可以再一次“先富起来”了。阿弥陀佛！不过吃一堑长一智，有了30年风云阅历的，“思想解放”得多，不盲目迷信了：

一，与上一轮“先富起来”和“完善社会主义”一样，这是否又是新一轮的“从北京到天津”的起步？诸君之德，一贯“只能做不能说”。如今，尚未“图穷匕见”，谁知“图”里包裹的，是“鹿”还是“马”？

二，30年的改革，“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正名”早呼之欲出，离“转型”的最后实现，还有两处须要“攻坚”：一个是“国企”，一个是土地。国企在“国退民进”中“主体”早已名存实亡，剩下的幸存者，外有“外资并构”，内有贪官污吏精英买办的蚕食挤压，即使暂未MBO，也官僚买办资本化了——它已无“坚”可言。而土地尚未“产权明晰”，自然是改革中的一个最后也是最大的难点。在农村，如果用“管理者收购”模式如法炮制，那就会像30年前改革一起步时要“快卖卖光”一样，三岁小孩子也知道那行不通。怎么办？“先说到通县”——“土地流转”，想来农民一定会双手拥护。

三，欲取先予，“流转”之后“卖光买光”，可以顺利地颠覆土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当年叶利钦将国有企业“量化”为股分给个人，看起来真是既“产权明晰”又极为“公平”。孰知，转眼之间其股只能买一瓶酱油了，股后的财富迅即集中到“先富”手里，以致整个俄罗斯的财富的一半，一下子聚集到七个寡头手里。——这个前车之鉴至今中国的主流话语讳莫如深，太可怕了！中国的土地一旦分给农民个人，可以说，以目前的贫富悬殊和中外富豪的虎视眈眈，以现在各级政权的“保驾护航”，不用两三年功夫，中国的“小块土地”，就会以远比古代任何王朝时的土地兼并快得多的速度，集中到大地产手中。农民不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吗？谁也不会否定。不过，在种种南北霸天的资本和权势面前，小农的抗争和无奈，决不会比“买断工厂”的下岗工人处境和结更好，他们只好任人宰割。梁斌《红旗谱》中的严致和的悲剧，就是中国农民坚守土地情结的血泪史，泰戈尔的《两亩地》也是典型。中国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严致和和巫宾式的悲剧，很快就会在中国重演。

上学生病买房，遇上那一项天灾人祸，中国一个普通农民，卖了全年粮食都是应付不了的。如今，可以外出打工，要么只好有病硬撑，学可以不上。所好有块承包地，有个最后的退路。一旦可以卖，“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哪一个都可以将他们的“两亩地”吞噬，变得一无所有。厉以宁说：“把宅基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面积相当的一套住宅），加上城市的户口，再加上城市的低保。换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城了”。辛子陵更是唱道更为动人：“把土地交给农民，每亩卖一百万元，一家人几亩土地，就是几百万元，农民不是一下就富了吗？”

这是天方夜谭，还是幼儿园的儿歌？笔者地处苏北老家邻居的一处乡镇住宅，几年前脱手，半亩宅基三间瓦房总共才卖不到两万块钱。这点钱在城里只够铺一间卧室地板的！地“权”虽可流转，但是，农民无法将土地本身都搬到北京三环四环以内去。中国私有化后的土地兼并，刘文彩们的崛起和成长，就十分容易了。

四，土地的私有化保护问题，纯粹是糊弄人的鬼话。社会主义国有和集体财产的保护，白纸黑字写在最高的宪法上，可这一点也不妨碍各级政府把“快卖卖光”作为改革的方向和考察政绩的标志。“国退民进”难道不违宪吗？你说这话只能证明你有神经病。国退民进，公退私进，中退外进——这就是改革的大方向，无须争论，大胆地干，一切俱在不言中。一方是“国”“公”与“中”，有着“产权不明确”的原罪，乃改革对象；一方是“民”“私”与“外”乃“先进生产力”，改革的旨归。两者之间，我抢你叫“改革”，抢到手的叫“物权”，叫法制，“神圣不可侵犯”；反之不然，你坚守叫僵化，维权叫反对改革和破坏法制。时下的“铁三角”房地产开发，司空见惯的野蛮拆迁，其中重重黑幕，有几个不犯法违规的？不然他们何为整天高喊“赦免原罪”！这些难道是因为无法可依吗？贪污受贿愈演愈烈难道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吗？中国老百姓也太好糊弄了。

五，新一轮“土地改革”，在各级政府应该也有着不亚于右翼精英的强烈冲动。这些年，中国各级政府都实行“卖地财政”，在GDP中，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这是个人人皆知的“硬道理”。如今，地已经卖到极限了，即使房地产泡沫不破，也无地可卖了。而农民土地的“流转”，正是“持续发展”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六，土地集体所有制，乃是以私有化为最终目标的改革的一道非跨越不可的最后障碍。最终剥夺农民，一面为中国的大地产成长扫清障碍，一面为资本进一步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的血汗劳动力，实乃转型接轨实现中顺理成章的事。无须等到“图穷”，“流转”云云所包之“匕”，明眼人洞若观火。无需“争论”，能否“流转”开去，最终取决于立场，而不是理性。

七，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俄罗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得多，经过主流精英30年的持续洗脑，“八荣八耻”的道德底线早已荡然。十亿农民的温饱底线，实乃社会安全的最后底线。他们被彻底剥夺之日，也是中国社会“安定团结”崩溃之时。中国精英可以用曾经得手的“只能做不能说”方式实现对农民的剥夺，用“渐进”的方式与叶利钦时代“接轨”，但他们无法避免叶利钦式的劫难——它只会来得更可怕。

与金融买办卖国一样，这是与中国前途命运攸关的两件天大的事。(200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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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耕地私有或变相私有

熊万胜

最近，支持农村土地私有或变相私有的文章很多，一时热闹得很。如果我们的决策者真的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倒未必就是听信了这些专家的意见。但是，专家确实在影响大众舆论，客观上是在“造势”，所以，对于这些危险言论，还是应该认真辩驳。这里，之所以只反对耕地私有化，是因为我觉得完全不放开农地地权，或许是做不到的，但必须守住耕地的集体所有制。

一、小心被逻辑闪了腰

秦晖先生曾担任过《方法》杂志的编委，所以，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个方法上的问题。秦先生很讲究逻辑，认为反方某些人的逻辑能力有问题。在这方面我很服，因为我看过他的一些文章和辩论记录，知道他的厉害。但是我赞同这样一种思想，读书人太相信逻辑的严密性，就很容易犯“高级”错误。在自然科学界里，爱因斯坦是个思想家了，他在1918年的一次演讲中讲过：“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意思是说，逻辑严密的理论也只能在某个层次上有效，无法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但是，如果这个层次上的理论对于任何自然现象都能有所解释，那么不完整也就不完整吧。可见自然科学家很潇洒，说到底，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一般是可以重复的，所以他们尽可以讲逻辑，如果在实验中不符合，那么再改就是了。但社会科学家在面对这个两难的时候，可不能抱有这个态度，否则就有点玩世不恭。显然，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也很容易遇到这个两难。记得杨小凯先生在《新兴古典经济与超边际分析》的序言中，也讲过逻辑的清晰性与研究的现实性之间有个两难。他对此很谨慎。但有些经济学家就太牛了，范里安在《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中讲过：“以1：1的比例画出的地图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说，过于讲求现实性往往是没有必要的。对这种看法，我很不以为然。就拿地图来说，如果你的地图只是让人学习地理知识，那么任何比例都可以有益。但如果是指导整理地球或者破坏地球的实践，那么还是越详细越好，也详细也就越真实。

既然有这样的两难，那些强调事实的人就会比较吃亏，因为他们的言论逻辑性就比较欠缺。但只要能够言之成理，逻辑性差点也不是个什么根本原则性的问题。秦先生是经济史家，当然是极讲事实的，他自己也说“第一讲事实，第二讲逻辑”。我认为，他对“讲事实”的强调已经很够。可这不妨碍他仍然可能被逻辑闪了腰。因为强调土地私有也就是要对未来进行一项理想设计，难免会太依赖逻辑。如果只是说，农民的地权容易受到官权的侵害（包括借官权之手），这一般的人都会很赞同，因为这是一个被广泛观察到的现象。但要说推行某种土地私有化政策，就能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就不过是关于未来状态的逻辑推理，很容易出问题。进而，如果说推行了土地私有化政策，就能推动土地流转，就能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那就太相信逻辑了。我注意到，秦晖先生主要是从保护农民权益的立场上思考为题和推论未来。至于很多纯经济学家走的太远，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自由主义新农村的乌托邦，那就太忽悠人了，甚至没有讨论的价值。

二、农民地权的社会保护

笔者同秦先生一样，都十分希望帮助农民更好地保护土地的权益，差异只在于如何做到更好的保护。秦晖先生也一定会赞同：法治在当代农村能量还不够。如果我们不简单地把这个状态归因于政府管的太多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是否在法律上将耕地和宅基地说成是农民所有，对于农民的权益保护未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有效的保护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性的保护。农民的权益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才能得到保护，这就是农民地权的社会性保护。

农村的地权是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固定的，也可以说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并非就是法律构造出来的。这种认识下的讨论很多，已经形成了一个“产权的社会建构”的文献脉络，这里就不展开了。秦先生也不会否认这种认识的基本立场，因为恰是法律的力量不够，政策又容易被创造性解释和选择性执行，所以在当前的《物权法》框架下，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不够踏实。问题是，秦先生对于这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理解的过于简单，他基本上就是在官与民的利益争夺中来思考。秦先生引用了司马光的话来为自己的官-民框架作证。说“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宋史》司马光传）。这种说法粗略地讲，也没有问题，但是何谓官，何谓民？难道就是政府和农民，或者干部和农民？肯定不能这样说，即便在宋代，司马光的这句话也有人不同意。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书通鉴后》）。今天，陆游的批驳仍然是成立的，只不过其中“势家”的内涵要换一换。

今天，虽然很多土地的圈占都是政府站在前台，但背后的推手很复杂。我也不相信土地的自由公平的买卖就会导致大量的失地农民，人数多到甚至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我们必须注意陆游所提到的“或在兼并”。从字典上看，“兼并”具有巧取豪夺的意思，所谓对土地的兼并，就更有巧取豪夺的意味了。在今天的社会中，有哪些势力具有强占别人土地的能力呢？秦先生特别在意的是干部，我想，无论怎么立法，干部都可以成为强势。如果干部真的如秦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如同猛兽，那么，土地私有的合法化，只会将他们的既得利益洗白，结果让小民们连上访的理由都找不到。而且，如果真的在法律上推行私有，能够对农民土地巧取豪夺的人，恐怕就不只是干部了，有钱的，有权的，有势的，都会参与其中。现在看来，农村的灰色势力发展很迅速。我在安徽的调研中，发现农村的各种灰色势力在农业经济中渗透的很深。这类势力渗透最深的当然是服务业，其次大概就是农业。农业露天作业，不像工业那样可以把自己围起来，而且社会关联复杂，给了灰色势力可乘之机。他们在征地中的作用，已经有很多的文献都提到了。他们并不一定就自己来兼并土地，但是他们会帮助更有实力的人物实现愿望。这种势力在全国已经比较普遍，华中的学者在湖北的系统研究可能是开创性的。即便是偏远的贵州weng安，在这次的事件中也抓了111个势力人物。为什么在大力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种势力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调研中，我听到一个说法：“共产党只坐了70%的江山，剩下的不知道让谁坐去了”。别以为只有党和政府能治理农村事务。那些相信法律可以决定权利的人，真应该多到农村去走走。

我们一般认为，单个的农民实际上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必须要有所组织。一百多年来，有识之士设想了多种多样的方案来组织农民，包括“集体化的”和“被集体化的”。孙中山深感中国人一盘散沙的不利，所以希望将中国人维系于宗族，进而扩展到国族，历史没有给他机会。梁漱溟希望兼采中西之长，建立一种新型的乡约组织，但是也没有成功。结果是毛泽东从土地改革入手，以一种阶级斗争的策略完成了对农民的组织。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在这种组织方式下，中国人口从5亿4千万增长到9亿6千万，建立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确实，单从农民的权益出发，这种组织方法是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可更好的组织方式是什么？在改革之后，我们思考的是让成为个体的农民在自由民主的原则下重新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法律的执行效果不太理想，坦率地说，这些组织要么太松散，要么只能组织一小部分人。秦先生们可能认为，之所以这些组织没有成功，是因为农民的公民权并没有落实。我想这样讲下去就不会有什么建设性。因为公民权的落实只是一个结果，是复杂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结果。我只想说，我们东亚近邻的农民组织并不完全是个自愿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很自发的过程。而且，他们的农民组织我们难以模仿，因为，我们的农产品是买方市场，却又不能向国际转移市场风险；我们的以工补农的能力有限；我们是大国，市场体系很容易越出了行政体系；我们的组织中腐败的风险比较大，等等。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应该组织起来，却又组织不起来的状态中，眼睁睁地看着农民越来越分散，而侵害农民利益的一方组织能力越来越强。这个时候，我们说赋予农民以土地私有权，这在必然削弱既有农村基层组织的同时，真的能有助于农民建立起现代的契约性团体吗？我对此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我在云南调研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自然村比较强大，不论是汉人的村落还是少数民族的都是如此，这除了是因为历史的传统，也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村原来就一直是一级基层组织，村委会曾经建立在自然村上。大概自2000年后，村委会改在了行政村的层次上，原来的自然村下降成了村民组。好几个村干部说云南的村干部不好当，自然村很麻烦，不好对付。我很欣喜于这种不好对付，我相信秦先生也会对此开心。但我担心的是，如果真的实现了土地私有，自然村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对付。我之所以引述这个例子，首先是要说明，我们不能只盯着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和其中干部的败家子角色。也应该看到更广大的纯农业区域，以及那些既存的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积极作用不只是在云南能看到，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如果说，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珍惜既有的组织。其次，我也是想说明，权利是在制衡中实现的，很多人都主张在政府组织之外发展另外的组织来实现横向的制衡，可现实中纵向的制衡并非就毫无用处，特别是当对付上级的时候，就更不能这样说。之所以农民在对抗上级组织时能量不够，如其解释成是因为农民的权利不够硬，还不如说是最基层组织的权力不够硬。

很多人看不惯产权在法律上的模糊，以为产权只有在法律上清楚了才算清楚，更有人以为只要法律上清楚了，也就清楚了。《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这种产权清晰有利于土地流转和社会稳定的观点，是古已有之的。中国人的逻辑能力本来普遍欠缺，可是一说起经济问题来，立刻头头是道，这大概也是个现象，且不说它。这段话的观点我也很赞同，但必须要问这个“定分”要怎么才可能。我们不能说既然“定分”是好的，那么我们就立刻昭告天下：“定分”自今日起，钦此！这有什么用？但很多书呆子完全忽略历史和社会的过程，以为逻辑正确的，就是可行的。杨度先生当初力保袁世凯即位，他的理由类似于这里的“定分”：“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君宪救国论》。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他以为是保护了天下，实际上不过是保护了某些人的私利。更糟糕的是，连这些人的私利也没有保护了，反而使先烈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三、农村政策以稳为要

今天的中国确实有些东西需要改革，但如果一个国家总是盯着农村搞改革，实在是有些奇怪。就如同把一个人捆在椅子上，只剩下两条腿踢来踢去，岂不可笑。

国家的前途主要在城市和工商业，我想这对于中国绝对是个常识。发展是第一要务，当前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这个过程的主战场肯定在城市和工商业。农村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稳定和谐，为城市的深刻转型担当大后方。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最自由的变革最大的领域都是在城市，农村意味着传统，意味着保守和缓慢的变化。可我们的农村似乎总是在改革，甚至是在革命，难道城市已经很完善了吗？我想农村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是以城市的完善为前提的。如果说城市的变革仍然需要从农村入手来推动，那真是一个悲哀！！我们的农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手法，应该被禁用。(200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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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海啸】

千万别把眼看花了——欣赏五彩缤纷的世界金融表演

泛思

8月的北京奥运很精彩，那是一场世界级的体育欢宴；长达一年多的世界金融大戏更耐味，算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疯狂表演；中间还有格鲁吉亚等的小插曲，这个世界精彩极了。俗话说：“看戏的呆子，唱戏的疯子”，那是娱乐。可是作为置身入这场世界级的金融表演的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谁会是疯子？谁会成呆子呢？留与后人评说。

一、金融明星们精彩的脚本

1、序幕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拉开时，美国政府就在倾尽全力遏制它的不良影响，2007年8月，美联储在短短三周内向金融系统注资14725亿美元；今年4月，美联储和美国国会再次联手向市场注入900亿美元资金，9月7日，美国政府更是宣布接管两大房贷融资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但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财政和国际收支双赤字政策和次级贷款自身的特点导演出难以驾驭次贷危机，现在“两房”业已破產。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意思意思而已。瑞士银行是次贷危机中损失最为严重的金融机构，自去年7月以来累计披露了总共377亿美元的次贷相关损失。中国的六大银行自己陆续披露的财务报告表明,以中行为主的六大银行的损失总计也有上百亿元人民币。

2、今年3月被摩根大通以跳楼价收购的贝尔斯登，以及破产的美国十多家州立银行机构。

3、上周日，美国政府拒绝出手救助华尔街投行巨头雷曼兄弟。雷曼申请了破产，眼下其业务正在被分拆出售。雷曼兄弟公司当地时间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公司将于当日递交破产保护申请。根据声明，将于15日上午向纽约南区的美国联邦破产法庭递交破产保护申请的将是雷曼兄弟控股公司，而不包括旗下金融公司。根据雷曼兄弟第三财季报告显示，雷曼目前所拥有债务已达6130亿美元，亏损达到其158年历史中的最高水平，市值更是所剩无几。中国几大银行共持有美国按揭信贷证券化金融产品约200多亿美元，雷曼兄弟破产等事件将会让这些金融资产面临大幅缩水的风险。其中中行贷给了雷曼5000万美元，招行持有雷曼债券7000万美元。另外雷曼公司在中国还有一些投资。

4、同一天，另一家苦苦挣扎的华尔街巨头美林将自己卖给了美国银行。作为全世界资产总额最多的证券公司，据彭博搜集的数据,去年中国向海外销售了约600亿美元的股份,承销费高达21.3亿美元,在这个盘子里,美林分到了较多的份额。美林拥有94年历史，以1.6万人组成的金融经纪人大军有“雷电部落”绰号。但“雷电部落”未能躲过信贷风暴袭击。其股价从去年1月的每股97.53美元最高点至今已暴跌80％，与抵押贷款相关业务净损失大约190亿美元。过去一星期里，美林的股票贬值36％。

5、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周二晚间宣布，向陷入困境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救助，该贷款期限为12个月。根据协议的要求，管理层和CEO将离职，而政府将获得AIG的认股权证以控制该公司79.9%的股份。而AIG的亚洲子公司周二也纷纷同摇摇欲坠的母公司划清界限。去年，美国以外的客户占该公司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保费收入的79%。该公司去年来自海外的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保费收入为266亿美元，是在美国国内70.3亿美元保费收入的3倍多，在海外的保费中有142.1亿美元来自亚洲。

二、导演、编剧、演员析疑

美联储(FED)一位资深官员周三表示,政府之所以要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而放任投行雷曼兄弟破产,是因为该保险商与其它公司和零售产品有着广泛的联系。

该官员表示,市场对雷曼破产做了更多准备,且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有一套程序来应对证券公司的倒台。但是,AIG的业务要复杂得多,在包括零售金融产品在内的金融市场很多领域有着更广泛的业务联系,比如保险和担保年金。

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际集团倒闭可能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家庭财富缩水、经济活动进一步萎缩，给本来已经脆弱的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伤害。美联储说，作为交换，政府将获得美国国际集团７９．９％的股份。

白宫发言人弗拉托说，美国总统布什支持这一行动。他说，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遏制金融市场动荡对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造成损害。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发表声明说，他支持帮助美国国际集团的行动。他还说，政府部门正与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其他政府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有序，使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限度。

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可能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将有更多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倒下。

马斯特说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and?Co.）、高盛（Goldman?Sachs?Group?Inc.）、巴克莱资本（Barclays?Plc）和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等4家投行所控制的商品互换头寸，在市场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高达70%。是互换交易商正是纽约原油期货合约最大持有者。“这些大型金融巨头正是最近一轮具有破坏性的油价急剧动荡的罪魁祸首。”

三、场外观众应如是看

其实你只要认真地揣摩下这场闹剧的细节，并冷静下来思考，就能品味出来点什么。

为什么要救两房？我估摸着有如下考虑

1、次级贷款对应着实体——房地产，如在次贷危机现象没暴露之前，一个没有收入的美国家庭（次贷对象）都拥有着两套房子。

2、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领先，美国民众自我优越感很强，同时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原因，多少年来有一群人养成了“不劳而获”的习性，根本没有把借钱消费当成回事。

3、从国家管理者角度出发，次贷关系到美国的国计民生牵涉范围广，对美国国内社会稳定影响，不能随便轻易处置，必须要保障这群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为是以往政府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导致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一些发达国家怕生产能力过剩会带来经济衰退），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干活，所以一旦生变，政府要出面维持。

4、所经营的次贷资产有局外人买单，是经济缓和过来可借用的外界支撑力；

5、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重需要增加的产业工人群体，与次贷危机关联密切。

为什么对投行会区别对待呢？

其实谈不上区别对待，只是在符合调整（压縮）国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重的指导思想下，尽量避免一些损失罢了。

作为国家高层管理者，我想是早就看出了潜在的金融危机的。中国有句古话：“善战者因势利导之”，看出来不等于就能马上挽转，要等待一个良好的时机才能出手。次贷危机的出现给予了政府管理高层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处理起来就显得得心应手，非常自然。因此我不能认为美国政府是被动的处理次贷危机及后面的金融机构对应的关联现象。

对于贝尔斯登投行以跳楼价今年3月被摩根大通收购，我想美国政府高层心理是暗暗高兴的。满足美国政府：能市场内部自我解决的就让它自我解决的思路，且符合政府的意志。至于倒闭的十多家州私立银行，无损美国经济实力，就一笔带过。

轮到投行巨头之一雷曼兄弟，由于所拥有债务已达6130亿美元，亏损达到其158年历史中的最高水平，市值更是所剩无几。关键是盈利业务范围主要局限于美国国内，破产也只是“肉烂在锅里”，美政府自然无需出手。一则给美国金融界一个教训；二来给国际社会一个烟雾；三则达到虚拟经济比重压縮效果。何况他的子公司照常运转，如果按政府旨意办难说没有做大的一天。而总部员工相对素质较高，再就业没有压力。

对于陷入困境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提供850亿美元紧急救助，该贷款期限为12个月。根据协议的要求，管理层和CEO将离职，而政府将获得AIG的认股权证以控制该公司79.9%的股份。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去年，美国以外的客户占该公司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保费收入的79%。该公司去年来自海外的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保费收入为266亿美元，是在美国国内70.3亿美元保费收入的3倍多，在海外的保费中有142.1亿美元来自亚洲。算算这个账，过关问题不会很大。

总之，赚外人钱多的机构就要保，就要让它延喘下去。同时借次贷危机美政府又完成了一次金融史上的“南”“北”统一，增强了对外的意志凝聚。

四、雷曼兄弟或是投石问路

金融风暴来了，不看重不行，太看重也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最近的股市反应来看，雷曼的破产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重的心理压力。随着美国的股市大跌；英国股市机器出问题，俄罗斯的股市关闭，世界其他的股市都大跌。雷曼这块石头激起的波澜不小，美国导演把各国的反应暗暗记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演出内容和戏剧变化。因为他也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股市涨跌的魔术影响力会很快降低的。

石油期货从早先的147美元/桶跌倒90多美元，今日（9月18日）有所回升。面对着各国这一时期采取的有力对策，这个游戏也不是那么好玩的了。升美了俄罗斯，跌便宜了中国，难办呀？

汇率也不好玩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来一段最原始的武打。从哪里入手呢？还很难说。

至于我国个别学者认为：如果我们的金融业能够练好内功、加强风险控制意识、提高对局势和趋势的判断力，那么这一次的美国金融危机说不定倒是一次机会。如果能借助这样的机会，借助并购、参股等手段更深入的参与全球化，那么我们的金融业没准儿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跨国大银行。

我看在全球经济趋于衰退迹象时，还是谨慎点为好。(200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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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违约掉期的惊险梦游

宋鸿兵

2008年6、7、8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罕见的集体暴跌行情。笔者曾在6月16日《次贷危机没有过去警惕美国金融风险升级》（《第一财经日报》）中明确指出，“美联储完全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已不可避免，发生的时间段就是2008年6月到2009年夏，但直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完全没有向世界投资者发出任何预警。在毫无警觉和预防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广大投资人势必遭受重创。”

7月12日，历经11天银行挤兑，美国第二大房贷银行IndyMac轰然倒塌，这是美国历史上破产的最大存贷银行及第二大被关闭的金融机构。

9月7日，房利美、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托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拯救行动。

9月16日，美国第四大投行，拥有158年历史，资产高达600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国股市当日狂泻504点，创下美国2001年911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同日，已有94年历史，资产高达9000亿美元的美林公司（MerrillLynch＆Co。），周日晚间同意以大约440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出售给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Corp。）。至此，华尔街五大投行高盛、摩根士坦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中，三家已经灰飞烟灭，仅剩高盛与摩根士坦利尚在风雨中飘摇。

2008年以来，美国已倒闭了11家银行，另有117家可能破产的银行正被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严密监控，其中最有可能很快破产或被兼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Wachovia、AIG等。当美国最大的存贷银行WaMu级别的银行再倒闭2－3家时，FDIC自身也将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这个仅有452亿美元自有资产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竟然为比自身资产总量大101倍的全美银行储蓄保着险，当它出现危机时，如果美国财政部不紧急救援，必将导致整个美国银行业的挤兑风潮。

很显然，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时刻。

实际上，真正令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极度恐惧的并不是银行破产本身，而是这些机构所创造出的高达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可能发生崩盘，这一世界金融史上规模空前的超级“堰塞湖”正在发生危险的溃决，特别是其中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已构成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这正是贝尔斯登在72小时之内被吞并、美林在48小时被收购、两房被政府突然接管的真正原因。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被美国的媒体有意地“忽略”了。

美林和贝尔斯登都是CDS的超级玩家，其中贝尔斯登就是高达13万亿美元CDS的风险对家，9月8日两房更面临高达1.4万亿美元CDS合约的清算，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的本质就是以美国政府的国债违约赌博来置换两房无可避免的债券违约所造成的高达1万亿美元的即时违约支付，这样规模的即时偿付金额将毫无悬念地摧毁华尔街几乎全部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财政部的立刻介入，美国金融体系在9天前就已完全崩溃了。

什么是信用违约掉期（CDS）

信用违约掉期是1995年由摩根大通首创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长久以来，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始终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这就是债务方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期支付债务的利息，如此一来，持有债权的机构就会发现自己所持的金融资产价格贬值。如何“剥离”和“转让”这种违约风险一直是美国金融界的一大挑战。

信用违约掉期的出现满足了这种市场需求。作为一种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信用违约掉期使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能够找到愿意为这些资产承担违约风险的担保人，其中，购买信用违约保险的一方被称为买家，承担风险的一方被称为卖家。双方约定如果金融资产没有出现违约情况，则买家向卖家定期支付“保险费”，而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承担损失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实物交割”，一旦违约事件发生，卖保险的一方承诺按票面价值全额购买买家的违约金融资产。第二种方式是“现金交割”，违约发生时，卖保险的一方以现金补齐买家的资产损失。信用违约事件是双方均事先认可的事件，其中包括：金融资产的债务方破产清偿、债务方无法按期支付利息、债务方违规招致的债权方要求召回债务本金和要求提前还款、债务重组。一般而言，买保险的主要是大量持有金融资产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而卖信用违约保险的是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也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约持有双方都可以自由转让这种保险合约。

从表面上看，信用违约掉期这种信用衍生品满足了持有金融资产方对违约风险的担心，同时也为愿意和有能力承担这种风险的保险公司或对冲基金提供了一个新的利润来源。事实上，信用违约掉期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热烈追捧，其规模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其中，这一数字只包括了商业银行向美联储报告的数据，并未涵盖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数据。据统计，仅对冲基金就发行了31％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致命缺陷

问题是，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62万亿美元的规模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信用违约掉期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格林斯潘曾反复称赞信用违约掉期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并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他认为银行比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来自我监管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从而坚决反对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然而，事实是信用违约掉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枚正在嘀嗒作响的“金融核弹”，随时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安全。

信用违约掉期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没有准备金保证要求，没有风险对家的监控追踪，一切都是在一个不透明的圈子里，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在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交易商们获得最高的收益。

与此同时，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了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双方其实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这种对赌的行为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信用违约掉期设计的初衷。

两房CDS的惊险梦游

2006年夏季以来，美国房地产价格暴跌了25％，4万亿美元的财富已灰飞烟灭。以大约33倍杠杆运作的两房显然无法消化这种规模的损失，两房的资产支持债券（MBS）的违约率急升6－7倍，这是导致两房自有资本金损失殆尽的直接因素。我们原本估计两房在9月30日高达2230亿美元的短债滚动（借新债还旧债）时将会失败，从而导致现金流断裂，但美国政府于9月7日提前介入以避免矛盾的表面化，达成了消解CDS危机于无形的目的。

政府的托管行为提前触发了信用违约掉期的“违约事件”条件，那些豪赌两房不会发生违约的超级赌徒们在9月8日将立刻面临高达1万亿美元违约支付金额，这些必然失败的支付将产生庞大的信用违约掉期更大范围的扩散，至9月11日，违约总额将达到10万亿美元，而9月12日违约总额将高达20万亿，9月13日以后，世界几乎所有主要金融机构都将不复存在了。当然，事情并未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这是因为政府托管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隐性好处。那就是，政府保证两房债券不会出现违约。实际上，美国政府是用国家信用来置换两房债券的信用，其实质就是以美国国债出现违约的可能去替代两房债券出现违约的可能。显然，作为美元的发行者，美国永远可以开动印钞机去偿还以本币支付的国债，从而使美国国债出现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一来，两房的债券违约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

这就是9月8日当两房最大的13家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对家们坐在一起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喝着咖啡，微笑着探讨关于两房CDS交割方面的细节问题的秘密。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是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挽救了本来应该已经崩盘的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在鬼门关前梦游了一回。

梦游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可看梦游的人却吓出一身冷汗。

我的天，但愿人们不再梦游！(200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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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进入严冬——评雷曼兄弟破产

张明

2008年可谓全球金融市场的多事之秋。911事件七周年这一周，必将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周。在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中，除了贝尔斯登在今年3月被摩根大通收购后，雷曼兄弟于9月15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而美林证券于9月14日与美洲银行达成协议，将以440亿美元的价格被后者收购。在半年时间内华尔街五大投行事实上已去其三，而市场也正在密切关注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命运。而除了投资银行外，美国很多中小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就在一周之前的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一切证据均确凿无疑地表明，次贷危机已经进入高潮，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着自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向来出言谨慎的格林斯潘更是断言美国已经陷入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

雷曼兄弟为什么会破产？

雷曼兄弟是一家有着158年悠久历史的投资银行，它本身就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传奇之一。该公司曾经经历了19世纪的铁路公司倒闭风暴、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以及2003年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诉讼风波，它都最终挺了过来并且愈发壮大。为什么雷曼兄弟最终会栽到次贷危机头上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雷曼兄弟持有的资产在次贷危机中亏损累累。该公司在次贷危机爆发前，持有大量的次级债金融产品（包括MBS和CDO），以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造成次级债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和市场价值直线下降。随着信用风险从次级抵押贷款领域扩展到其他住房抵押贷款领域，则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和市场价值也大幅下滑。由于雷曼兄弟实施了以市定价（MarktoMarket）的记账方法，它必须定期根据金融产品的市场价值来确定自己资产负债表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导致该公司自次贷危机以来就不断爆出巨额的资产减值，而资产减记的过程同时就是暴露亏损的过程。

迄今为止，雷曼兄弟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总亏损额已经达到150亿美元，而且据市场估计，雷曼兄弟最高还可能面临460亿美元左右的潜在亏损。根据该公司08年5月31日的季报，该公司的总负债高达6132亿美元，而所有者权益仅为263亿美元，杠杆指数高达23倍。市场普遍认为，巨额资产减记已经严重侵蚀了雷曼兄弟的资本金。如果雷曼兄弟不能通过及时注资来补充资本金，那么它很快就将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事实上，雷曼兄弟一直在做两手准备。上策是自己救助自己，包括将价值330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组合剥离出去，出售旗下资产管理部门55％的股权，将40亿美元的英国房地产资产出售，并削减股息，试图以此来降低潜在资产减记、恢复公司盈利能力、重新挽回市场信心。下策是寻求其他金融机构的注资。雷曼兄弟首先在8月份与韩国发展银行展开谈判，据说带有中投公司背景的JCFlowers私募股权基金也加入了其中。然而，这一交易最终因为难以获得监管者的同意，以及担心该公司的潜在巨额亏损而终止。随后，雷曼兄弟又启动了与美洲银行以及巴克莱的谈判方案，最终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提供任何信贷支持而陷入僵局，从而不得不宣布失败。

一方面，雷曼兄弟出售自身资产管理部门的方案因为自己要价太高而未能成交；另一方面，引资计划又因为自身资产状况原因以及缺乏美国政府的实质性支持而两度失败。由于迟迟未能改善自己资本金不足的窘境，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纷纷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雷曼兄弟的失望。该公司的股票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已经下跌了95％。求天不应求地不灵，申请破产自然在情理之中。

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救援雷曼兄弟？

既然雷曼兄弟的规模要比贝尔斯登更大，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先后救援了贝尔斯登以及两房之后，却拒绝为拟收购雷曼兄弟的美洲银行以及贝克莱提供信贷支持，从而导致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呢？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否有厚此薄彼之嫌？

笔者认为，雷曼兄弟之所以没能获得美国政府的救援，关键在于美国政府一直处于维持金融稳定与降低道德风险的交替（Trade-off）中不能自拔。让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则是美国政府试图在二者之间搞平衡的结果。

雷曼兄弟之所以与贝尔斯登待遇迥异，在于雷曼的问题出得不是时候。贝尔斯登的问题则出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当时，在多家抵押贷款供应商宣布倒闭和多只对冲基金停止赎回的冲击下，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整个金融市场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由于证券化产品的复杂性以及会计记账方法的不透明性，导致整个市场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投资者既不知道哪些机构可能遭受损失、也不知道损失规模有多大、还不知道危机将会持续多长时间。考虑到贝尔斯登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交易商之一，如果在市场处于严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听任贝尔斯登倒闭，则整个金融市场可能停摆、投资者可能纷纷退出、所有金融机构不得不集体减持风险资产、资产价格将陷入螺旋性下跌的局面，美元可能大幅贬值，同时金融市场长期利率上升，致使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为了防止这一系列负面影响的出现，美联储选择了果断救市，一方面向市场输入大量流动性，暂时缓解了流动性短缺局面；另一方面为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提供巨额信贷支持，使得贝尔斯登最终免于直接倒闭，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市场信心。

然而，即使这样，在救援了贝尔斯登之后，美联储还是受到了大量的批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为什么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去为私人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失误买单？政府救援私人金融机构会不会滋生道德风险，即鼓励金融机构去承担更大的风险，反正最后有政府兜底？因此，当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更加慎重了。一方面，次贷危机已经爆发一年有余，市场投资者对于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可能出现的亏损、亏损的分布，以及危机的可能走向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开始发挥作用，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已经显著降低，在这一前提下，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不会引发金融市场上的恐慌；另一方面，在对政府救市的如潮批评下，反而需要一家重要机构的倒闭来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即除非引发系统性风险，则美国政府不会轻易利用纳税人的钱去救援私人机构。应该让私人机构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承担责任，这不仅包括管理层，也包括股东。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接管两房时表示只保护债权人利益，而撤换了管理层以及严重稀释了两房股东的股权价值。投资失败就得承担责任，这是自由市场的核心原则之一。

下一个倒霉蛋会是谁？

继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之后，下一个破产的著名机构将会是谁？这是当前市场上最热门的话题。从迄今为止所披露资产减记的规模来看，披露亏损最多的三家机构分别是美林证券、花旗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UBS）。美林证券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最大的“热门”，但是它已经于上周末被美洲银行收购，从而成功上岸。此外，花旗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由于分别获得了主权财富基金173亿与116亿美元的注资，而暂时缓解了危机。短期来看，这两家机构破产倒闭的可能性不算太大。

此外，虽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未能在危机中幸免，但这两家机构的财务状况更加稳健，抵御危机的能力更强，在朝中也有更铁的关系。不要忘记，美国的多位财政部长均出自高盛，包括目前的保尔森。况且，美国政府也承担不起五大投行全部破产而带来的对美国金融市场信誉的冲击。

目前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破产倒闭的机构。由于购买了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以及出售了巨额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Swaps，CDS）（简单而言，出售CDS意味着向购买者保证，市场上某些特定的公司在某个期限内不会发生违约），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国际集团同样出现了巨额的资产减记和账面亏损，最近3个季度以来，美国国际集团已经披露了高达185亿美元的亏损，从而急需募集资本金以及出售部分业务。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该公司的股票已经下跌了79％，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当前美国国际集团已经向美联储寻求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能否获得批准还前途未卜。如果遭到美联储拒绝，则美国国际集团很可能沦为下一家破产的美国金融巨头。

危机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来看，危机未来有两个主要趋势，第一是危机将对美国商业银行产生更严重的冲击；第二是危机从金融领域进一步扩展至实体领域。

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前者国内有大量的州立银行与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在过去几年内投资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以及其他证券化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银行出现了大面积的资产减记与亏损。此外，这些银行持有大量的两房的普通股与优先股，两房陷入危机、以及美国政府的接管措施，使得两房的股票几乎变得一文不值，这对美国中小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了又一轮冲击。考虑到这些中小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差，也很难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因此在未来破产倒闭的概率很高。据说，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内部，有上百家可能倒闭的中小商业银行的黑名单。而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Mutuals，WAMU）则既有可能成为继IndyMac之后又一家破产倒闭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更令人担心的是次贷危机从金融领域传导至实体领域。目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已经持续出现负增长。而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交替下挫的负向财富效应的拖累下，美国居民消费日益疲软，消费者信心指数更是连创新底。由于自身股价下跌，美国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有下降。而由于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下跌，美国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简言之，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的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仅靠出口和存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在2009年陷入衰退。而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传递机制下，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乃至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的增长前景都不容乐观。2009年可能是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一年。

目前还不到中国金融机构抄底的时候

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下一步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例如如何推动资产证券化进程、如何发展信贷评级机构、如何控制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如何提高金融衍生产品的透明度、如何进行投资者教育、政府如何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作出反映等。如果能够充分重视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依然扑朔迷离。早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就曾有经济学家宣布，次贷危机高峰期已过，中国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抄底。试想，如果中国机构投资者轻信了上述判断，而进入美国市场购买了雷曼兄弟或两房的股票的话，到现在将会怎样懊悔。目前美国国内不是没有资金充裕的机构投资者对市场虎视眈眈（例如巴菲特），目前就连他们都没有出手，这说明次贷危机的走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市场依然有可能继续下跌。“炒股炒成股东”，依然可能成为中国机构抄底美国股市的判词。事实上，金融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要准确预测市场的底部是非常困难的，与其拍脑袋判断市场的底部并冒险进入，不如观察其他有经验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买涨不买跌”，这句话的合理性不容低估。简言之，目前的最佳策略还是“现金为王”，中国金融机构依然应该持币待购，等待更好时机的到来。(200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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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观察】

两则假新闻歹毒的政治意图

——看近期新闻传播界的倒行逆施

水火

毋庸置疑，中国的公众舆论由网络主导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些主要由外资和中国右倾化色彩鲜明的学术、财富精英控制的网络舆论媒体，对主导中国政治运作的领导同志，以赞美之名，行诋毁之实。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而四个月前汶川大地震期间的两则流布天下的假新闻，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第一个假新闻——“看着办”

这则假新闻出现在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

5月13日中午12点33分，天涯论坛里出现了题目为《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的帖子。那些天因为心牵灾区，所以我一直挂在天涯上，有幸成为最先看到这个新闻的人之一。绝非事后诸葛吹嘘自己的高明，在看完这个帖子的第一时间，我直接的反映就是，这个“新闻”古怪异常，假的！一笑而过，压根没有当回事。

谁承想，此后几天，网络上蓬蓬勃勃地蔓延开来，而《广州日报》迫不及待地据此刊发了同题新闻，老牌的《文汇报》慌忙转载，新浪网、网易、搜狐甚至新华网等主要网络，如获至宝地显著刊登，央视新闻直播节目中，“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作办”更是被作为义正词严的警句，被名嘴们一再引用……一时间，天下皆知，“感动啊”、“泪水”啊、伟大啊……

4个月过去了，这则地震期间连篇累牍的新闻中最“光彩夺目”的一篇，无人查证澄清，至今依然有主流的“学家”们津津乐道。这实在无法不令人悲哀和愤怒！

这则“新闻”假到什么程度呢？假到砍一截甘蔗当金条的程度！

首先是记者身份之假。“直播”的记者叫“绮梦”，是哪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至今无人告知。新闻和谣言都是向社会传播大众所不知的事情，但是新闻是事实，其真实性由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单位担保，所以新闻都以“xx通讯社(报社、电台)x时x地（记者：xx）”开头或结尾。这不是新闻单位广告自己或者记者贪图出名，而是他们对新闻的真实性的提供责任担保。

5月13日能贴近总理跟踪采访的新闻单位寥寥无几，哪些记者那天在总理身旁跑前忙后，更是一目了然，宣传部门、安全保卫部门甚至地方接待部门有完全详细的资料，谁是“绮梦”，“绮梦”是谁，这是一个需要考古的问题吗？

其次是发布手段之假。根据新闻中“我和几个同行现在开了9台电脑，同时在传消息”的内容可知，“记者绮梦”虚拟的“现场直播”的条件，是通过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记者在现场要看、要听、要问、要跟着跑，还要一手托个笔记本电脑，另外一只手打字传消息，请问我们移动、联通有如此稳定的无线上网技术条件吗？“记者”有这样孙悟空一般的能力吗？用手机直接向后方的支持人员口头叙述不是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吗？整个汶川地震领导人所有的电视新闻中，谁见过一次有一个记者手里捧着台电脑跟着跑的画面吗？更何况是一字排开的“9台电脑”！

第三是发布对象之假。5月13日是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能有对政府首脑贴身采访的机会，对任何一个新闻单位和记者本人来说，何其宝贵啊。“记者绮梦”如果是电台电视台的，此时定让他（她）显声显像；如果是报社网络的，必大张旗鼓地在新闻栏目的头条让“记者绮梦”直播，而如此宝贵的机会、宝贵的时间、生动的内容，居然以在“QQ群”内聊天的形式出现，可能吗？

第四是内容之假。

1、时间——无中生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绮梦：10:11:56，“我现在是在都江堰市”；绮梦：10:28:13，“向峨乡中学”。

新华社记者李斌记录了当天温家宝的活动：“13日上午7时再次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接着，“立即乘车来到都江堰市区街道，看望正在雨中避震的群众。”然后，“温家宝还专程前往新建小学”，“13日中午，温家宝在德阳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临时会议”，“会后，温家宝即驱车赶往重灾区绵竹察看灾情”……

“记者绮梦”现场直播的那个时间，温家宝在什么地方？在都江堰市区，看望了市区的新建小学！而“记者绮梦”所在的那个“现场”——向峨乡中学，在什么地方呢？在都江堰郊区的向峨乡乡政府旁边，距离都江堰市区足足20公里！

2、逻辑——狗屁不通。“绮梦：10:16:03倒霉天气在下雨，飞机几次都不能降落，伞兵马上就要起飞了；绮梦：10:17:36，飞机在汶川空投物资了。”一边在现场直播着总理的活动，一边在1分33秒的时间内将此前飞机降落情况、地上伞兵行动情况、汶川飞机空投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还不耽误打字聊天，这是孙悟空也望尘莫及的超人行为啊；

“绮梦：10:37:16，最新消息，彭州被困的10万群众危险！！！”；“绮梦：10:38:49，由于大雨的影响，工程兵几次架桥失败，附近已经出现泥石流迹象，电话直接是叫通总理的，情况很危险！！！”；“绮梦，10:39:19，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群众被堵在山中，救灾人员和物资无法运入。已经出现泥石流迹象。”

既然“电话直接是叫通总理的”，说明“彭州10万群众被困、工程兵几次架桥失败、泥石流迹象、桥梁倒塌、救灾人员和物资无法运入”等信息来源是远方通过电话向总理的汇报，而“绮梦”在2分03秒钟能将这些繁杂的信息收集起来，通过“在关键时候传的真慢”的QQ，分三段打字发布出去，除非总理的电话有高音喇叭一般的扬声器，或者干脆总理的电话给“绮梦”接了个分机，并且声音能直接转化为文字！

3、事实——一目了然。“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总理摔到了”，“老爷子的手臂受伤出血了，他把要给他包扎的医务人员推开了”，“现在总理在现场组织再次营救”，“总理跑到塌方点了，在帮忙呢”……

看这些流光溢彩的“动人情景”，出现任何一个，都是电视记者们如饥似渴的宝贝。那些天温家宝的公开行程，无不有影像文字记者前呼后拥地跟从，连“让路”这样的事情都被反复渲染，但是在即时、密集的电视直播节目和报纸影像上，谁看见半个上述的“动人情景”呢？

毫无疑问，“看着办”，假新闻！

第二个假新闻——“红地毯”

5月28日，“中新网论坛”刊登了“舞蹈111”的帖子：《从胡锦涛拒绝下火车说起》，5月30日，新华网博客刊登朱有详据此新闻作出的评论《胡锦涛总书记为何在有红地毯处拒绝下火车》的帖子，顿时，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纷纷在正式的新闻页面转载刊登。

这则新闻说的是：在汶川地震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去四川灾区慰问时，由于某市的火车站是新修的，加上地震造成的影响，站台上坑坑洼洼，很不平整。当地的政府官员，为了迎接胡总书记，安排人用化肥袋将路垫平，并且铺上红地毯。火车按工作人员的指示，将专列准确地停在了地毯所在的位置。打开车门，胡总书记正要下车时，看到了站台上的红地毯。于是，他拒绝下车，命令火车继续前行。火车往前行进了十几米，胡总书记在没有地毯的地方下了车。

这则新闻假得离奇。

一、缺少事件新闻的“时间”“地点”要素。哪一天？在哪个市的火车站？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媒体过问、交代；

二、自相矛盾。既然地震已经将站台震得“坑坑洼洼”了，铁轨居然独善其身，依然能将总书记的火车载来，岂非咄咄怪事？

三、和事实毫不相干。在此“新闻”发布前总书记视察灾区，只有5月16日到5月19日一次。全部行程中的交通工具只有飞机和汽车两种，哪里冒出个“火车”来？

所以，“红地毯”，假新闻！

两则假新闻诋毁蛊惑着什么？

两则“新闻”，以歌颂之名，行诋毁蛊惑之实。

“看着办”诋毁蛊惑着什么呢？

1、绝望中国。总理乃世界第一大国的政府最高首脑，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之一，应该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从容，应该有如钢似铁一般坚强的意志。“年过花甲的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总理摔到了”，“总理电话里大喊”，“他把电话摔了”，这个谣言告诉人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的首脑张皇失措、激动暴怒、意志被击垮摧毁！这则谣言蛊惑中国人民，仅仅是局部地区的地震灾难，我们的首脑就如此了，假如发生社会动乱或者外敌入侵，中国人民谁都靠不上；

2、诋毁总理的业务素质。“总理”是一个工作岗位，有着特定的工作职责。总理到四川视察，他的业务内容是抚慰灾区人心、表态举国动员、权衡全局决策，但是具体救援不是他的专业，他必须尊重专业伦理，由技术人员进行。但“新闻”中“现在总理在现场组织再次营救”，甚至“总理跑到塌方点了，在帮忙呢”，不但当消防队长还做救援队员。要知道，总理周围可是陪员、随员、记者、警卫一大堆啊，在纷乱的救援现场，总理如果真这么做了，就不是帮忙施救，而是添乱了；

3、诋毁总理的领导能力。“总理电话里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他把电话摔了”，“总理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是“新闻”中最“出彩”的“文眼”。

但是总理能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吗？再紧急的救援也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科学，“这10万群众”是人民，去救援的“你们”难道不是同样应该珍爱的人民吗？对于出征的将士，总理应该鼓舞信心、激励士气，而不是意气用事、赌气、发脾气。

而被举国津津乐道的“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更是对总理领导能力的诋毁。高层对基层的指示，应该是明确的原则：要……必须……做到……，是当然的格式，而发狠责难式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在集中诋毁总理的领导能力。

4、诋毁救灾的官兵。地震中，人民军队不畏生死、奋力拼搏，是取得抗震救灾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新闻“中，“总理摔到了”、“老爷子的手臂受伤出血了”，这是在曲折批评负责总理安全警卫工作的官兵，玩忽职守；而“我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自己看着办”等语词，暗示救灾官兵消极畏难、推诿逃避。

5、诋毁总理的日常工作。以此“新闻“为发端，网络上主要论坛有组织地对总理灾区的一些工作开始“歌颂”，“感动”啊，“人民的好总理”啊，“做官当如温家宝”啊……无论规模还是强度，这是“改革开放”反对“个人崇拜”以来，最大的一次对领导个人的集中“歌颂”。

总理不就是在严格的安全保卫之下，实地查勘了灾情吗？中央集体领导，救灾各有分工，所以总理深入灾区是其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广义地说，这是社会分工，和工人上班、农民下地、军队抢险、飞行员开飞机、消防队员救灾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温家宝履行了“总理”这个岗位正常职责，就要被大力歌颂，那么在这些“歌颂者”心目中，日常情况下，温总理不需要工作、不必履行职责吗？

所以这是对总理的“歌颂”吗？

那么“红地毯”又是诋毁的什么呢？

一、诋毁胡锦涛同志的判断能力。抗震救灾，急如星火。在“红地毯”面前，急民所急、苦民所苦，赶紧下车了解灾情，这才是大局。和这个大局相比，纠正官场陋习，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啊。胡锦涛是目前我党拥有最高智慧、最大胸怀、最深远目光的领导人，但是这个“新闻”却微妙地诋毁了他顾全大局、主次鲜明的个人品质；

二、诋毁胡锦涛同志通达灵活的智慧特征。胡锦涛同志起于基层，在最艰苦复杂的两地封疆锻炼，长期在中央高层备位实习，最终不负众望，统帅神州，可以说既坚持原则，又通达灵活。但是这个“新闻”中，胡锦涛“拒绝下车，命令火车继续前行。火车往前行进了十几米，胡总书记在没有地毯的地方下了车。”难道胡锦涛就不能在前面或者后面车厢下车，一定要“命令火车继续前行。火车往前行进了十几米”吗？

炮制这类新闻，有什么歹毒的政治意图？

有一个广告说，网络，“网巨人的力量”。目前权贵精英和资本精英控制着的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正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分进合流，煽动蛊惑着一股力量，意图修正党的宗旨，分裂党的组织，弱化党的领导，进而达到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摧毁中华民族，奴役中国人民的目标。

这两则假新闻，以美化为名，行丑化之实；以赞美之名，行诋毁之实，是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曲线隐晦的具体行动。

他们首先意图将天下百姓，长期对中国“党报、党刊、党台”宏观抽象的不信任，转移到具体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身上，削弱最高领导的人格影响力和政治号召力。

“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阉割事实、图解政治、愚弄人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但是，一般而言，老百姓将这种现象归罪为僵化的政治传统，和猜摸上意、懦弱逢迎的媒体从业人员。而这两则漏洞百出的假新闻，风行天下，掌握着天下话语权的大报大刊，非但不正本清源，反而推波助澜；位高权重的学术泰斗、舆论精英，集体沉默；架床叠屋设置着的官僚机构，不究查问责，长达4个月，任凭谬误流布。这些现象必然误导天下百姓：美化领导等于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可以胡乱编造。要知道，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在西方，任何严肃的刊物刊登这类涉及最高领导层的虚假新闻，不但是制造这些新闻的人员和媒体的重大危机，也会在政坛掀起渲然大波，而在中国发生了，居然平安无事，这当然会引发群众的不信任，削弱最高领导的人格影响力和政治号召力。

其次是有心的幕后推手，差别对待这两则新闻，使两位领导个人形象，在国际上产生落差。

“看着办”出现至今已经4个月，除了寥寥几个网友在网络上发几句牢骚，说这是假新闻，没有一家正规媒体对此质疑；

但是“红地毯”的遭遇却大相径庭：5月28日，“舞蹈111”始作俑，5月30日新华网刊发评论，迅速蔓延天下，6月2日，台湾的《联合报》、《中国时报》就开始刊登《胡锦涛灾区拒走红地毯是假新闻恶搞成真新闻》，而台湾各大电视台也滚动播出这条消息，接着香港的《明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一时间，海外华人世界，家喻户晓，并迅速在国内网络之间流传。

海外文章说：“这则假新闻引来中国大陆媒体先后以评论文章，或转载新闻方式歌功颂德，大拍国家主席胡锦涛马屁。”，“中国网路论坛争相转引赞美声不绝于耳，各大媒体专文评论称胡锦涛无官场作风，马屁拍得响彻云霄、余音绕梁数日。”毫无疑问，这是对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价值标准、个人喜好的恶意诬蔑和诋毁！

天下资本家在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上是一家，而海外媒体就是资本家的产业，海内外密切配合、联合攻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共产党首脑，丧心病狂！

由此派生出的“文物”追捧热，是这个活动的延续。

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高三（1）班黑板上题写的“多难兴邦”四个粉笔字，这也许算是温家宝总理给刚刚经受了地震灾难的同学们乃至全国人民的一种宽慰。但是当天下午6时许，“多难兴邦”四个字就被绵阳市文物局用有机玻璃固定下来，说是要作为文物永久保存。且不说粉笔字和黑板能不能作为文物永久保存，就说大震之后，教学资源极其匮乏，高三学生又即将高考，黑板上施工玻璃罩，影响学生课业，同时地震之后才12天，绵阳市境内多少文物需要文物局勘查、保护啊，却分出人力、物力来保护四个粉笔字，我相信这不符合温家宝总理的本意。但是在网络间，莫名其妙有一批人对这四个字歌颂、赞美，掀起网民们热捧的惊涛骇浪；

但是5月３１日上午，胡锦涛在陕西汉中市的一个简易防震棚中，对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既是对社会主义互助协作机制的宣导，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激励和号召。事实证明，正是这十六个字所焕发出的精神内涵，才使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顺利成功。奇怪的是，无人动议将这光辉的16字箴言保存为文物，媒体之间的评论也清汤寡水。

一边神圣化，一边对最高领袖的指示冷处理，中国的媒体，病了！

八宝饭，将这个活动推向高潮。

今年比过去的十几年间的任何一年都民怨鼎沸：天灾不断，百物昂贵，工厂倒闭，外储蒸发，股市暴跌。这其中固然有我们无法规避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难道就没有政策的失误吗？此时知识分子和媒体应该做天下的良心，动员社会各界共同检讨政府的缺失，思考治世的良方。但是人民网却搞了一个“八宝饭”。

将社会主义的严肃的政治领域，混同于资本主义的娱乐嬉戏领域，是及其危险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中，人民和党政首脑之间，应该是平等交流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是理性的；而“粉丝团”却是艺术资本推销其艺术商品的一种商业技巧，其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有单向性和非理性的特征；

娱乐界的偶像，是包装的结果。成龙直到儿子成人才说有妻室，黎明50几的人了，却少年行径。说白了，偶像可以堂皇地欺骗粉丝；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可以这样“包装”起来对待人民吗？

娱乐界的偶像和粉丝之间，彼此没有责任义务，说白了，相互玩玩；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和人民之间，有着天然的契约和不可推卸的权利义务，能相互玩玩吗？

八宝饭，破坏政治秩序，制造党的分裂。集体领导是党的原则。理论上讲，中央最高层的九个常委，分别担任不同的工作，是政治局的民主分工。而这种分工，既有整体性又有顺序性，这种顺序，是一种国家秩序。假如一定要成立一个“粉丝团”，也应该是“九人”粉丝团，至少应该是“涛、国、宝、林”粉丝团啊。

八宝饭，弱化了党的领导核心。任何一个团体、国家，只能有一个核心，形成最高和最后的决断机制。当今的中国，无论是法律的规定或者人民的认知，都必须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胡锦涛是党和国家的唯一核心，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

写完这篇文章，恰巧看到了张宏良先生的最新力作《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乌有之乡的，阅读起来比较舒服，新浪博客里的稍费眼神）反复阅读了两遍，心潮澎湃，不禁又要多说几句。

张先生这篇文章，以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站在历史的高度，悲愤地检讨了残暴邪恶的实施过程和目前苍生绝望的现实状况。文章鲜明地提出，中华民族的已经到了选择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唯一的出路在于“团结亿万人民，支持胡锦涛新政，努力实现伟大的转折，用科学发展观代替毁灭发展观。”整篇文章如行云流水，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丝丝入扣、一气呵成，是认识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不可或缺的《警示钟》和《猛回头》！说实话，将一篇纯理论性的文章，写得如此既犀利又流畅、既宏大又具体、既逻辑缜密又形象生动，当今中国，更有谁人？假如不是将丰富的知识、冲天的才华和对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的深情挚爱有机融合在一起，断然不会有如此动人的华彩篇章！

而本人这篇文章，不过是当前资改派的五花八门的怪异行为中，一个具体的动作例举而已。

“绮梦”者，南柯一梦之谓也；舞蹈者，欺骗误导之谓也。这两个制造了横行天下假新闻的走卒，明知地震期间因为制造谣言至少法办了三个公民，但是他们吃定了舆论监管当局，只分利害、不辨是非的昏聩思维、孱弱性格，将炮弹裹上糖衣，将毒箭穿上花翎，大摇大摆地射向我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华民族！

资该派把握舆论权柄、操纵媒体资源、愚弄党和人民、祸害中华民族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清算！(200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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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这时候了，中央还敢听精英们忽悠吗？

邋遢道人

关于西方要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警告，关于中国必然会同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遭受一次金融洗劫的警告，是早在几年前就有很多人讲过了，还都有专著或论文，这些人包括中国的学者和西方学者。他们都指出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西方经济虚拟化，赌博化对全世界，包括中国都不是福音，早晚会发生雪崩，甚至很多人就预计大约发生在2008年到2012年之间，甚至把危机发生的条件和步骤都说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候，中国主流学者都在拼命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性，鼓吹私有化万能，鼓吹小政府大市场，鼓吹金融创新带来的繁荣。而中国政府基本按照这些主流精英的思路制定了这些年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理会非主流学者的警告。

如果说这些学者的警告在当时还不能从世界经济现象上看出来端倪（这只是指西方金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挨个被金融洗劫是10年前发生的，历历在目），那么到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时就应该可以看出来了。贫道记得2005年看到王建一篇文章，就预计美国房贷很快要发生危机并引发严重金融危机。即使次贷危机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许中央政府还心中无数，但2008年6月以后起码就应该叫“真相大白”了。而且整个过程几乎每一步会是什么样子，大致发生在什么时间，都被非主流学者不幸言中。

自去年开始，西方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多数西方学者都很悲观，把这场危机描绘成如同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人大有人在，连这场危机的主要操纵者格林斯潘都说：会是100年来最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但是，推动中国走到目前境地的主流精英们没有一个对此发表过什么看法，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总结30年改革的成就，嘀咕着要进行政治改革。似乎对马上面临的世界性灾难一点也不在乎。更有一些官员和主流学者明看着已经发生的灾难，无视全世界都知道的引发灾难的原因，就在这几天还在说：

“对中国来说,现在最缺的是金融创新,如果因噎废食,那就太傻了”

“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证券化业务,更不用说复杂的担保债权凭证(CDO)等工具,国内也没有股指期货市场。但官员表示,中国现有环境下的利率和汇率正逐步放开,所以发展金融对冲避险工具的需求迫在眉睫.他并说,银行业必须朝收入来源多样化发展”

“中国不应对金融衍生产品说不”

“当然中国应从美国的动荡中有所借鉴,但这绝非是暂停国内金融改革或止步不前的借口”

“中国政府不应裹足不前,而应趁机在海外市场低价买进”

贫道不知道年初温家宝总理说的2008年日子不好过到底包含什么内容，但显然，中国的主流精英一点没显示出悲观情绪，而是兴高采烈地在欢庆胜利。

假如发生一次类似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会是什么样子，难道这些主流们不知道吗？

且不说世界主要股市都跌去90%多，美国1933年的GDP还达不到1929年三分之一，直到1941年才接近1929年水平。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水平也倒退到一战前，也就是十几年前的水平。大量银行、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十几年西方工人阶级和城市贫困阶层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仅美国失业人数达到1300万。最严重的一年，纽约街头每天拉出十几具冻死饿死的尸体。以后几十年中，西方人还对这次危机谈虎色变。

贫道在以前几个帖子中多次指出，29年经济危机的特点是：凡是离全球化越近的国家遭罪最大；凡是离世界经济活动越远的国家遭罪最小。只有一个被西方封锁，完全隔离与全球经济外地苏联反而占了便宜，经济大发展。

主流们自己评判一下中国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究竟是已经被深深卷入全球化中间，还是还有一定距离，或者还在圈子外呢？

也许精英们会说：中国现在还没完全卷进去，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完全与世界接轨，因此中国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卷入全球化程度并不是以经济政策来确定的，而是以经济活动与全球经济的关联程度确定的。中国在2006年出口依存度接近40%，这个数字是自有世界贸易以来，所有大经济体（小国完全可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数字。日本、美国最高没达到15%，德国等关联国贸易很强的欧洲国家，最多也就是32%。新兴市场国家比较高，但韩国、墨西哥等也无非是三十多。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主流里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更危险。中国不是个资源大国和技术大国，中国是个出卖劳动力的大国。中国经济两头在外，能源、原材料靠进口，产成品靠出口，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原材料价格外国说了算，出口价格也是外国说了算。只要价格一波动，中国最先有感觉。以前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现在再发生经济危机，是西方没企业可破产（都挪到你那里了），西方没工人可失业（没工人了），而是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中国发生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只要世界贸易总需求降低，受损的首先是中国。可这件事情一定会出现，1929年经济危机世界贸易总额就大幅下降！

发展内需？中国什么时候没说过要发展内需？从2001年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内需。结果是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没什么起色，倒是外贸出口不断扩大。原因很简单，中国早在1997年前后已经达到西方传统经济危机的标准了，也就是大量低收入群体无力消费，导致生产过剩。只是因为1996年人民币大幅贬值，使出口能力扩大，才掩盖了这个问题。

中国看起来市场很大，但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差别扩大，大量群体根本不在这个市场中。即使按国家统计局数字，2006年，占城镇居民10%的高收入群体（5771万人）年消费支出为11734亿，而占农村居民80%的低收入群体（58994万）只有11480亿。5771万人消费总额比近58994万人还多。如果参考王小鲁的研究文章，这个数字还悬殊。绝大部分农民（80%月均支出现金162元，全部农民也不过月均支出现金221元），40%以上的城镇低收入群体（月均支出现金425元）基本不具备购买现代产品的能力。也就是说有10亿人基本不在中国消费品市场上，靠什么提高内需？

而解决收入差距，或者说解决涉及将近10亿人低收入问题，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没有惊人的大动作，没有一定时间，根本没戏。而金融危机可不等人，最多给中国两年功夫。

还有一点，中国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来自务工部分已经达到32%，收入增长部分53%来自工资性收入。到楼市崩盘，基本建设停滞，大量建筑业民工失业；出口企业萎缩，大量民工失业；股票楼市一崩，中产阶级消亡，大量服务业日子不好过，服务业农民工也失业。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失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就是会是两位数的负增长！

这根本不是吓唬谁，这些数字都在那里摆着，因果关系的描述也并不牵强。别说专家了，像贫道这样的闲散人等都能算出来，怎么中国精英集团就视而不见，照样在这里忽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