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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六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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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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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国情制定劳动标准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要素和经济资源，劳动标准也是一种资源和要素，并且，劳动标准往往是影响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砝码。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的标准，制定什么样的劳动法，就是制定什么样的劳动力价值标准。
劳动标准与IS90000一类的技术标准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劳动标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它必须从人性和人权出发，制定出合乎人性和劳动权利的法律标准。最近我国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一部法规。
应当说当前世界人类的发展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经济和物质的发展标准，二是人的发展标准。这两项标准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过度追求物的发展，便会损害人的发展，如果过分照顾了人的发展，往往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各项标准都不能定得过高或过低。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劳动力的购买，说更深一点，就是对一种劳动标准和劳动价值的购买。但劳动力价值在历史上和国际间是大不相同的，从历史上看，农奴和奴隶的劳动价值最廉价，但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因此，这样一种劳动力标准被废除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劳动标准定得比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就比较高。譬如西方国家有完善的工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各行业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有罢工和结社权利。但对于那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劳动标准定高了，往往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一般都定得比较低。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个劳动标准较低的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购买，更多的是对一种劳动标准和劳动力廉价权利的购买。这种现象在一个历史阶段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持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时间地保持低劳动标准，那将出现社会发展的绝对不平衡，不仅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劳动群体的贫困化，也会发生生产过剩和政治危机一类的社会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在改革进行到第30年之际，我国一部新修定的劳动合同法出台了，但这部法律一出台便遭到资方强大的反对。先是深圳华为公司与员工重新签定合同，后是一些企业裁减员工，新劳动法还未实行，一批劳动者的就业便受到影响。在我参加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一批被企业除名的职工满脸迷惑地坐在台上，他们不知道新劳动法是对还是错，当主持人询问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新劳动法时，有的人举出反对的牌子。
对此原因我们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是中国的劳动标准定高了，还是仍然很低？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承受不了，还是资本利益或某些个人私利承受不了？当前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
二、一场罕见的围剿，一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新劳动法看来真是触动了中国资方的利益，否则不会遭到如此激烈而顽固的反抗，并且从目前的局势看，简直就是一场气势凶凶的围剿。
先看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劳动合同法触发多米诺效应，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新《劳动合同法》实施、500余家台湾企业搬离东莞”、“新劳动合同法将搞垮中国经济”......
再看一些学者居心叵测抛出的一顶顶罪名帽子，如：新劳动法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社会安全网过度膨胀，经济活力今不如昔”，“侵犯企业家用工权益”，“影响劳动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传统战略走上了绝路”，中国将患上“福利国家综合症”，新劳动法是“中国经改的致命伤”，“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新劳动法“会闯出大祸”，因而它是一部“善良的恶法”......广东一位女企业家甚至称新劳动法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种种企业表现，加上一些代表资方利益的学者铺天盖地的批评文章，大有将一部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摧毁和遏杀的架势。在这股围剿劳动合同法的战役中，跳得最高的当属香港那位学术权威张五常教授。这些人耸人听闻的言论十分有煽动性和鼓惑性，很多企业在种种舆论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加入了抵制和抵触新劳动法的行动中去。据调查显示，有七成企业希望修改新《劳动合同法》，另有一些企业准备撤资和转移，还有一些企业在一群学者和律师的指点下，大打法律擦边球，频出各种花招以规避劳动合同法。
如果让这批“狼来了”的舆论继续影响社会，如果让一帮学者继续对企业诲淫诲盗，那么，中国的劳动群体在劳动权利方面稍微取得的一点进步，又会夭折在襁褓里。因此，不管新劳动法存在哪些完善与不完善之处，中国的劳动群体都要奋起捍卫改革30年了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点权利。
新劳动法争议的背后，不过是社会间一场劳资利益的大博弈。不管代表资方的学者搬出什么罪名和理由来吓唬社会，都掩盖不了其背后的真相和目的。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那些对劳动法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
三、劳动法更多影响的是企业内部分配
尽管资方利益的代表者放出许多吓人的话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过分夸大了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经营和企业命运的影响。这一点人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劳动合同法的作用至多产生在企业利润在内部分配的范围内，不会大到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它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企业多拿点，还是员工多拿点，资本多拿点，还是劳动多拿点而已。至于说，新劳动法将搞跨中国经济，这种恐吓更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这样说？多少具有一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劳资双方之间所有的博弈，都局限在企业经营所能承受的基础上。这就是说，无论员工怎样提条件，涨工资、增加福利或改善劳动条件，这些条件也都限制在企业财力所能容忍和承受得了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博弈如果把企业搞垮了，那么劳资双方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如果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那么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会共同维护这条船的利益的。因此，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法律规范，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基本上限制在企业内部利益调整的范围内。
即使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但这种作用也只有好处，或好处大于坏处。以麦当劳为例，如果不是国内的批评与抗议，其工人工资能提高30%吗？提高劳动标准的实质是中国工人与外国老板争夺企业利润。中国的工人为什么只能俯首帖耳地将利润让与外商？外资企业在中国赚得还少吗？这些年里，跨国公司从中国拿走多少巨额利润？因此，如果说新劳动法的出台产生了一些外部性，那也是捍卫本国经济利益。
特别是，劳动合同法比起罢工权和结社权，其约束力和对抗力差远了。照现在那些恐吓者的理论，中国劳动者就更不能有罢工权了。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仅仅出台了一部稍微修订了一点的劳动合同法，便引起资方如此抵抗。
那么请问：如果中国宪法中增加了劳动权利最基本的一条：罢工权、结社权之后，中国的企业怎么办？还没法活了吗？中国的经济发展难道就是建立在约束劳动权利的基础上吗？西方那些实行罢工权的国家，企业不是照样经营吗？
四、劳动法对宏观经济面只能产生正面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劳动法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不会产生影响，即使产生，也是良性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由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我国这些年里出现了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现象。加强劳动权利，提高劳动收入，可以改善和促进国内消费，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助于宏观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劳动合同法影响的更多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不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劳动合同法产生的作用是社会财富在劳资双方间的调整。中国资本的收益从宏观数字看，已经过高了，必须通过法律标准进行调整。并且，中国仅仅拥有一部劳动合同法还远远不够。对于这一点，中国社会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那些打着珠三角外企关闭和撤资旗号来否定劳动法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无视基本事实。真实的情况是，东莞等某些地方有三资企业关闭和撤资，那也不是实施劳动法的原因，而是当地工资水平上涨和企业所得税合并的原因。再说了，有些血汗工厂与其让它们存在，不如越少越好。少一点这些血汗工厂，对中国经济无关痛痒，只是好事。
五、糖因奴隶而廉价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资本的蛮横和无知！也可以看出一批资方学者的嘴脸和无耻。中国的资本已经被30年的改革惯坏了！30年间，中国的劳动群体基本上是一群权利缺失的群体，是一群毫无权利保障的、被一任宰割的羔羊。资本在权力的保护下，已经习惯了最大限度的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利润。今天，修改一下劳动法，增加一点新的内容，中国的资本便受不了了，便要大喊大叫，制造耸人听闻，这种做法坦率地说：丢人！
这使我想起欧洲一位学者孟德斯鸠当年说过的话：“糖因为奴隶而廉价！” 18世纪，美国南方的白人种植园主由于从非洲贩卖黑奴，使用廉价的奴隶劳动力，结果使运往欧洲的糖的价格大大降了下来。欧美大陆的白人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而那些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却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张五常之流或许会为美国南方廉价的农产品而骄傲，在他眼里，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产品才越有竞争力，才对这个国家越好。所以，中国的劳动者永远都要象黑人奴隶那样廉价，才符合中国利益。这就是张五常流的逻辑和谬论。
中国目前就是有这么一些奴隶主式的人物，他们生怕员工有一点尊严，生怕劳动者有一点权利，有一点辩护的法律依据。中国是个奴役传统深厚的国家，封建等级剥削制度仍然大量地残留在今天。中国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与这些奴隶主残余进行斗争。
但是，当年的美国人民就是不信那个邪，不怕经济崩溃，不怕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正义的北方人民挺身而出，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争。经过近两年残酷激烈的南北战争，北方终于赢得了胜利，奴隶制被彻底埋葬。这时，张五常流会跳出来痛心疾首，他们会大叫，南方的糖价要上涨了，粮价要上涨了，美国的经济和出口竞争力要遭到灭顶之灾了。
但是，回首历史，美国因为废奴战争跨掉了吗？作为一个落后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欧洲那些发达的强国，美国落后了吗？恰恰相反，正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超过了英国。
美国的历史表明，只有人的标准的进步，才有经济物质的进步。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如果今天被张五常一类败类学者占据着舆论阵地，那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六、劳动权利缺失已经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畸形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行整整30年了，战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经过同样长的时间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但只有中国，劳动群体依然贫穷。这不能说中国仍然不发达，实际上，中国已经发达起来了的那一部分群体其富裕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
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不平等。这几年里，财政收入连年以30%的速度高增长，资本收入（企业利润）以30%的速度高增长，只有工资收入低增长。2001年以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41%，而企业盈余占GDP的比例则高达30.6%。我国的初级分配结构不合理可见一斑。
再以银行储蓄结构为例，政府存款和企业存款占银行储蓄和GDP的比例连年上升。 1996年，我国的家庭储蓄相当于GDP的20%，到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这一期间从13%增大到20%，政府储蓄从5%增加到6%。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和10%。这种格局都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那就是由劳动权利缺失而导致的。
看看中国的企业，工会起作用吗？工人们能罢工吗？劳资双方有谈判吗？暂时还没有。这些年里，劳动群体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听从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和资本的收入怎么能不高歌猛进！中国怎能不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劳动收入怎么能不被长时期地被压在一个低水平！
从宏观数字看，中国有一千个理由加强劳动法规的改革，提高劳动的标准！但是，仅仅一部劳动合同法是不够的！劳动合同法仅仅是在其它劳动权利（如罢工、结社）缺失的情况下暂时的补充。中国的工会如果真的起了作用，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也就退而次之了。
所以，劳动权利的刚性化，只能是历史的进步。中国资本发出的强烈抵制，只能说明中国资本的无知和蛮横。中国劳动标准的提升与劳动权利的完善是历史性的进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社会和经济发展
对待新劳动法带来的这一场社会震荡，我们还要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进行宏观把握，要从历史的层面来看清楚劳动权利演进的过程，看看每一次劳动权利的诞生和提升，都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结果。
世界上最早的劳动权利诞生于19世纪中期。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野蛮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撰写《英国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劳动群体陷入最悲惨境况的历史阶段。
但这一时期也是工人运动和武装反抗最激烈的时期，英国出现了宪章运动，法国出现了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的劳工运动，无不是为了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环境，争取劳动权利。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一次次的罢工和武装起义，震撼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劳动群体妥协，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人权利的国家法律，尖锐和激烈的劳资矛盾到了19世纪后半期才得到缓和。
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通过与奴隶主和工厂主长期斗争才争取来的。每一次劳动权利的改善，都是人类历史的一次进步。最有说明意义的还有美国十九世纪60年代展开的废奴运动，当时的美国南方，主要的劳动力是黑人奴隶，这种不人道的用工制度遭到了美国进步势力的强烈反对，废奴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这种进步的要求遭到南方奴隶主的强烈抵制。他们的理由是，一旦解放奴隶，南方经济将遭到重大打击，奴隶主以奴隶为主的财产将化为乌有。于是，南方奴隶主不惜以流血的代价，发动了南北战争。其结果，还是美国的进步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南方的奴隶制度被废除。
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靠买卖奴隶繁荣一时的南方经济尽管暂时受到影响，但为美国19世纪后半期的迅猛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劳动权利的确立与改善，使欧洲大陆和美国社会获得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进步。
从历史看，每一次劳动权利的提升都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尽管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和美国奴隶主会有种种理由来证明工会、罢工权和废奴的坏处，就象今天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劳动合同法有种种弊端一样，但历史证明，只有欧洲和美国实施了保障劳动权利的新法之后，社会和经济才取得了大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才得到缓和。
因此，对于我国今天的这一场劳动合同法争论，我们必须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及前景。任何短视和狭隘的看法都不可取，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不可抗拒。
八、我国新劳动法的意义
回顾我国的历史，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以来，曾经走过一条极左的、过分理想主义的道路，过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赋予了国有企业职工较高的待遇，结果使国企在改革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高成本而缺乏竞争力，由此导致了国企在一段时间内的劣势。
与此同时，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劳动力低成本模式发展起来。这批企业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如浙江吉利汽车公司，广州志高空调集团，都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优秀的中国民族企业。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扶植国内新生资本、优惠国际投资资本、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放松了对劳动力这一经济资源的法制标准，对劳动力的使用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在这一期间，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本优势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既无规范的劳动生产标准，也无正规的生产用工标准，更无劳动者的维护权利组织----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持续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法规不严，劳动权利缺失，我国出现了大量损害劳动利益的事情，例如，国家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山西居然冒出了黑砖窑奴工事件。种种情况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劳资者的权利状况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如果拿我国今天的某些情况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状况相比，其情形都不过分。
因此，我国新劳动法的出台是历史的需求，是时代的呼声，我国不仅要继续补充完善劳动法，更要修改国家的最高大法----宪法，只有在宪法中恢复罢工权，这项权利，劳动者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完善和保证。
任何社会都是不同劳动权利形态的社会。奴隶社会是以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为法律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获得相对政治权利为法律保障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拥有较高权利为标志的社会。
社会的发达不仅是由物质发达程度所标志的，也是由人的权利发达程度所标志着的。中国发展决不是单纯地追求物质增长，中国要物质和劳动者权利双丰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资本。
（完）
一
建国后，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中央一直将快速增长（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目标很明确，早日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使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因为“快”当头，才有“社会主义改造”，才有“三面红旗”，才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去很多想法、做法都“拨乱反正”了，但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没有改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快速摆脱贫穷与落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政府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经济增长上。干部的考核任免提拔，近乎唯GDP增长数字是举，于是乎比、学、赶、超的政绩竞赛由此悄然开始，由此诞生出著名的将“人间天堂”变成“世界加工厂”的“苏州模式”，并成为地方官员争相效仿的对象。
为了快速增长快出政绩，官员们不断强化政府积聚、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形之手”伸向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对“无形之手”的挤压越来越严重，对拥有特殊资源群体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胡汉山又回来了”、被赶走的“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给予这些特殊群体的不仅是铺红地毯、敬香茶，而且还有政府顾问、政协与人大代表位子伺候。与此同时，对缺乏资源的人群越发忽视、漠视，有的甚至是蔑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9%，近年来都超过10%。外贸、外资、外汇捷报频传，第一、二、三产业蒸蒸日上，东部、中部、西部你追我赶…，中国经济列车持续的开足马力的高速奔驰，由此也导致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环境与水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劳动者与一般居民的生命健康也趋于越来越恶化的态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种种问题症结，都能找到一个“快”字。如今，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论证起来“意义重大”，但是依然离不开一个“快”字。
二
在“发展是硬道理”下，政府的职能鲜明地定位为主导发展经济，因此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便视为积极要素，不断弘扬光大；凡是不能或难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便当作消极因素，理应进行抑制。以此，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为快出成绩，重大改革措施往往未经细致论证、认真试点就仓促出台。
为轻装上阵发展经济，政府便将那些“赔钱买卖”作为包袱甩掉，对教育、医疗等本应由政府责无旁贷提供的“公共产品”实行市场化，任由学校、医院、地产开发商为所欲为，如此自由放任的结果，终于营造出压得老百姓难以喘息的“新三座大山”：医疗改革使弱势群体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使农村贫困家庭孩子上不起学，住房改革使诸多城市家庭买不起房…，由此引发乃至激化了多种矛盾，威胁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教育为例，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高校合并扩招。一年招进，两年合并，三年出炉，五年成功。中国不仅大学规模很快步入世界前列，而且培养的高等人才绝对数很快步入世界前列。然而在“多收三五斗后”，迅即有了“谷贱伤农”。诸多满怀希望的学子，毕业即失业，令含辛茹苦的父母百思难解、百般无奈。
对于越来越不和谐的态势，父母官们其实都心知肚明，但是急功近利的明知选择，就是纷纷争做“太平官”，将问题与矛盾不断向后推移，“在我任后，哪管洪水滔天”。年复一年，届复一届，问题也聚沙成塔、成丘、成山，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险，解决问题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越来越大，一些甚至到了难以收拾的境地。
三
为尽快加入WTO，攀附上风驰电掣的全球化列车，缺乏细致深入评估，轻率承诺，承担了远远超过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开放义务。如今，轻率承诺的遗祸日益显现，导致外资对中国经济快速渗透与控制，抢占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份额，大豆、棉花等种植加工业岌岌可危，民族商业零售七零八落，金融领域风险不断攀升…
为快速增强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信奉拿来主义认为高新技术研发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时日太长，因此执迷于适用技术，“够用就好”，痴迷于“市场换技术”，抱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信条。结果，中国在相关技术与制造上，落入了“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恶性循环之陷阱。
不管是否合乎国情，只要能拉动经济增长，就大干快上，数百条汽车生产线被引进，汽车产业因此而在中国迅速崛起，昔日的奢侈品快速驶进中产以上阶层的千家万户。人们在享受“汽车革命”带来无比怡然的同时，蓦然发现，空气污染了，交通拥挤了，效率降低了，而且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石油价格也因“中国因素”而不断上涨。
头痛就赶快去医头，脚痛便忙着去医脚，石油价格高涨，就拼命解决石油问题。同样找了帮不问国情的庸医，效颦美国制造生物新能源，将大量粮食炼制汽车用酒精，结果新能源没炼成规模，反而炼出个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正是由于每每缺乏通盘考虑国民经济的总体格局，急功近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便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
只要是客观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智者之智，在于顺时应人，在于及时认知规律，尊重规律，依照规律办事。社会经济早就证明有其自身规律，经济本身也有它的自然增长与潜在增长能力。长期使实际增长超越其自然与潜在增长能力，必然要出问题。因此，顺其自然，多点“无为”，让市场来主导增长，让人民休养生息，自主发展，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与社会、自然实现和谐的需要。
在2008年开春，中国能称得上“门”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香港地区的“艳照门”。另一个是“再融资门”。前者引发社会对华人道德和价值观的反思。而后者，则引发社会对再融资制度乃至整个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的追问。
无论哪个门，在2008年的这个制造出雪灾的寒冬，都显得似乎难以穿越。但是，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必须得越过“再融资门”。
一.再融资的杀伤力
次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性股市下跌，最终“感染”了中国股市。
就在人们开始讨论中国股市能否抵御住次债危机的影响独善其身的时候。
以当时的股价测算，中国平安再融资规模接近1600亿元，是其2007年3月IPO规模的四倍多。中国股市应声狂跌，沪深两市总市值当天蒸发1.68万亿元。沪指从5200点跌到4200点，强度超过了“5·30”。
虽然许多人不解中国平安为何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中国平安的底气并不难于理解。当沪指接近6000点，监管层停止了新基金的发行，新股不断上市，再融资不断获批，此时股市改变方向，步入调整阶段。在这个时候推出再融资计划，既能配合监管层调控股市，又能趁机圈钱。事实上，当中国平安再融资计划推出后，有评论就认为中国平安此举获得了监管层的授意。直到浦发银行再融资计划推出，这一说法才逐渐被淡化。
而面对股市的狂跌，在调控与救市之间痛苦地找寻平衡点的监管层又忙碌起来。
但是，
再融资的杀伤力来自哪里？放下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庞大限售股的解禁，单就再融资本身而言，2007年，中国共有188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再融资，实现募资约3657亿元，超过2001至2006年6年间的再融资总额。而今年前两个月，上市公司提出的再融资计划就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再融资总和。 倘若中国平安、浦发银行的再融资模式被其它上市公司效法继续，那么，再融资将演变成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圈钱游戏。
二.富者的游戏
中国平安在推出庞大的再融资计划时，其公告中对资金用途并未进行详细披露，只是表示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营运资金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指出：“如此大的融资规模，却具体项目不定，回报预期不明，只是一味地叫你掏钱，难怪会让投资者反感。”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具体项目不定，回报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这样的融资报告怎么就能堂而皇之地推出来，且上市公司丝毫感受不到有什么不妥呢？答案在于再融资制度过于随便了。
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金额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过量融资现象普遍，并且再融资资金投资项目随意更改。以2007年为例，公告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上市公司有81家之多，变更绝对额度超过亿元的上市公司有40家，占到总数的50%。而2007年以来，上市公司涉及委托理财的业务公告总金额高达123亿元，再融资资金浪费严重。在2001年，平均每家上市公司闲置的资金数高达3.11亿元，闲置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7.96%。 不少上市公司在实现再融资计划后，面对低成本圈来的钱不知如何处理，有的将自己用于购买国债，有的存到银行，有的去打新股，有的干脆拿去委托理财。
可是，在现实中，有些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不但不缺钱，甚至为了再融资才不得不将上次募集到的资金“突击”用完。
具体到中国平安，据wind统计，仅2007年7月至9月，中国平安就动用2458亿元参与新股配售；
2007年中期，中国平安每10股派2元（含税）——这是中国平安给股民的现实回报。
三.流言下的利益
发展到现在，再融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些人恶意制造恐慌气氛、浑水摸鱼的工具。事后的数据显示，在一些股票被再融资传闻压倒在跌停板的时候，却有大笔资金趁机买进，增仓迹象非常明显。事实上，如果对照这波的调整就会发现，再融资计划的推出及再融资传闻的散播，几乎是在以“接力”的方式实现对股市的疯狂打压。
再融资传闻与对股市的打压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联想：
其一，QFII。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的协议正式获批时，中国股市处在接近6000点的位置。QFII有必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建仓点。
其二，热钱。随着中国连续加息和美国连续降息，中美两国基准利率倒挂，且幅度越来越大。国际热钱不仅受到升值收益的吸引，同时还将受到利差的吸引，“汇差”加“利差”所形成的叠加效应，将对国际热钱进入中国产生更诱人的吸引力。但根据日本当年的经验，国际热钱更喜欢投资收益更高、变现能力快的股市。而一旦国际热钱打算进入，就提前就会唱衰中国股市，炒作中国股市的风险性，以推动股市下跌，在低价位完成建仓。
其三，如果再融资获批，根据规定，增发价格要由前20个交易日平均价决定，股市下跌将使一部分人以更低的价格增股，这部分收益无疑是直接的。比如，花旗银行持有浦发银行4.20%股份，但是，根据浦发银行与花旗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第二补充协议》，花旗承诺将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至19.9%。如果股价下跌，对花旗增持股份是有利的。
其四，提前出逃者。无论是中国平安还是浦发银行，在传出再融资消息以前，机构主力就已提前逃遁。数据显示，中国平安的105家机构在暴跌前夜已经逃离中国平安。浦发银行也一样，有媒体引述一位银行业研究员的话说：“这次浦发尚未发布增发公告，得到消息的基金经理就提前减持，以应对增发预期。”提前出逃的资金，同样寄希望股市下跌以待机进入，赚钱更大差价。
虽然无法断定谁是流言的“始作俑者”，但是，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却可以找出谁是股市下跌的最大收益者，或者说，谁是最喜欢股市下跌者。而当强势集团通过这种原始的工具左右中国股市时，市场监管者却无能为力。
四.从调控到救市的错位
在这个时候，监管层突然发现，它竟然没有能力消除流言，也没有能力阻止“再融资门”的影响不再蔓延和扩散。
根据规定，上市公司应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再融资申请，证监会在正式受理发行人融资申请后，视市场情况以及融资方案的可行性、合规性，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对发行人的融资申请进行审核，然后才能决定放行或叫停。而在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都没有把申请递交到证监会的情况下，面对再融资负面影响的急剧扩散，监管层似乎突然感到了一种“无奈”。
监管层的职责本是建立并完善制度，通过制度的正常运转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但是，在A股这里，监管者却被赋予了调控与救市的重任，这种角色的错位延续至今，以至于它几乎成了监管部门的本职工作。但是，在全世界找不到另一个类似的以调控和救市为主要任务的市场监管者。
强有力的制度化监管是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障。安然和世通等一系列财务欺诈丑闻案，曾导致美国资本市场8万亿美元市值烟消云散，但是，在美国于2002年推出严厉的萨班斯法案后，市值很快就恢复了将近一倍。 萨班斯法案的核心是有效防范恶意欺诈，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最终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一些上市公司因监管过于严厉而退市，这确保了市场的规范和健康运行。而在A股，只要能够进来的上市公司，无论多么糟糕，就能高枕无忧，倘若会炒作题材，还能生存得很滋润。
在这次的监管中稍有变化的是，弱化再融资负面影响的是税务部门。在再融资压得股市抬不起头来的情况下，国税总局突然决定于
为了调控股市，监管层可以连续五六个月停止新基金发行，也可以通过新股一个接一个上市加大供应；为了救市，有关部门又可以通过各种路径介入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紧紧地围绕着股市走势展开。股市涨到多少点有泡沫，跌到多少点到底了，监管部门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裁缝，总希望所出台的调控措施正好合身，但是，举着一个伸缩自如的尺子，面对一个随时可以变形的身材，监管层甚至不知道自己最后裁剪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式”的调控与救市，相互交替，来来回回走不出去。而“再融资”，只不过是这一困局下的有特色产物而已。
●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转移：从中国本土转移到海外。人民币加速升值只是加速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
●中国央行采取持续加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紧缩银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却仍然抑制不了物价上涨的趋势，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之后，外资的人民币资产一旦选择撤离中国，将更快地、更多地消耗掉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上，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把中国经济逼进越来越缺乏回旋余地的境地
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外汇储备超过1.53万亿美元，均位居全球首位，海外资本正逐步主导或已主导中国的不少产业，同时，相对应的国内情况是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环境有所恶化。中美汇率博弈正在中国经济最易于受攻击的情况下拉开了序幕。
中美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博弈本质上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之争。美国实行弱势美元政策、持续降息、推动人民币升值，其目的是将中国民众积累起来的财富转移走，并通过温和乃至动荡的方式，逐步削弱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我们目前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对此似乎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被动地契合美国开出来的政策清单，而不是基于对中国价值立场的清醒认识，选择主动、针对性的措施，保卫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成果，如果货币和汇率政策不是从开放的、系统的角度重新评估目前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局势，从而牢牢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么，中国将非常被动。这样的案例在南美、日本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
加速升值将产生严重后果
中国位居世界第一的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成为国际游资的猎物。它让国际猎手们感到极度兴奋。其实，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转移：从中国本土转移到海外，主要是美国。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政策只是加速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其它问题。
事实上，中国央行客观上在配合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反，中国央行对应的货币政策是升息、人民币升值、紧缩货币。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美元的攻势之下疲于奔命，丧失了货币主导权。
中美央行之间政策客观上契合的结果是：美国通过持续降息、美元贬值甚至宣称无限量地提供美元，正逐步消化次级贷款危机，维持物价基本稳定，避免通货膨胀快速恶化；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央行采取持续加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紧缩银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却仍然抑制不了物价上涨的趋势，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面对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某些舆论仍然在进一步呼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升值。
笔者认为如果继续采取加速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简单机械地加息等调控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加速升值会使预期加大
中国经济目前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首屈一指。2007年底，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超过1.53万亿美元，并且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
与此同时，美元资本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不断流入中国，阻止美元资本项目流入的防线已经形同虚设。面对这样的国内经济现实，美联储一旦采用泛滥的美元政策，那么中国必然成为美元泄洪的重灾区。
目前，不少专家学者还在呼吁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希望2008年度人民币升值10％，同时进一步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便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
这种政策组合实属抱薪救火的做法。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从3.87％上调到4.14％，如果人民币升值10％，则海外热钱进入中国的无风险收益率高达14.14％，而美国减息之后的基准利率是3.0％，这是境外热钱的基本成本，海外资金的套利空间达到11.14％。如果对冲基金以保守的4倍杠杆放大进行投机，资金的年化收益率可以高达44.5％以上。巨大的利益诱惑势必导致海外热钱涌入中国。2007年度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年，却同时又是外汇储备同比大幅增加43％的一年。
升值酝酿金融危机
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人民币存款利息之和一旦大于美元资金成本，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过度和存款加息的过度。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损失不是出口商品减少、没有换到美元，而是中国的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像冰雪一样每天在融化、是国民财富在被弱势美元所蚕食。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大量海外在华资产在完成国内增值之后可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轻易地兑换走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把中国依靠消耗资源和劳动力挣得的财富不断消耗在人民币与美元的这场较量之中。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主张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中国有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忽略了海外资本已经掌握了巨额的人民币资产。这些已经增值数倍的人民币资产必然会选择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到顶峰后撤离中国。人民币加速升值意味着外资回报率的加速提高和外资集中撤离中国时间的提前。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之后，外资的人民币资产一旦选择撤离中国，将更快地、更多地消耗掉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上，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把中国经济逼进越来越缺乏回旋余地的境地。届时，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各类企业股权、债券贱卖给外资机构就成为必然的结局。简言之，中国正在重复着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道路。
升值助推通货膨胀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货币升值可以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这个教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适用，相反，人民币升值不仅难以抑制通货膨胀，反而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
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本次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是：
第一阶段，海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并主导了对外出口，外商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60％，同时，海外资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大量的国内企业股权，此时，逼迫人民币升值既有借口，又十分有利。
第二阶段，人民币开始升值，并形成持续升值的预期，从而，大量投机性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向中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股权市场和股票市场。
第三阶段，央行通过发行票据对冲美元，希望维持人民币升值的节奏。这种公开市场的对冲操作，本质上是把国内企业手中的人民币收上来交给持有美元的海外机构，中国本土企业减少了这部分人民币所对应的发展机会，而以美元换取这部分人民币的海外机构取得了相应的投资机会。从2007年年初到
第四阶段，美联储推行减息、贬值、宣称无限流动性的美元政策，制造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央行发行票据对冲美元的公开市场操作，本质上是把国内生产经营机构的资金搬运给了海外机构。由此，一方面造成国内生产经营单位营运资金紧张，民间拆借利率一度高达30％，另一方面海外机构持有充裕的人民币热钱，可以大举投资和收购，抬高了资源和产品的价格。中国金融体系中人民币资源配置的失衡和错配，既制造了有效供给不足的通货膨胀，又制造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这二种通货膨胀交叉作用的产物。美元泛滥、人民币升值、公开市场操作误配人民币资源是本次通货膨胀的根源。
人民币升值和紧缩货币政策正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伤害，却恰好可以配合美联储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继续维持弱势美元、维持低利率和低通胀、承诺提高无限流动性以便顺利度过次贷危机，同时，为未来实行强势美元政策、吸干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作准备。
截至
导致国内货币调控手段陷于被动
在人民币升值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那么，会导致负利率的情况加剧，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存款会受到更大的损失，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相反，如果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那么，会导致海外热钱套利空间加大、内资企业的发展机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并给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和国内资源提供更大的机会，中国经济拉美化趋势会更加严重。后者的政策尽管可能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是，通货膨胀会在未来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更加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各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历史事实已屡次证明这一点。
导致国内外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失衡
在加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国内加息的空间有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可能长期维持在负利率的水平上，使得存款者利益受到损失，从而逼迫部分存款离开银行，形成现实购买力或被迫跟随国际热钱炒作资产价格，从而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2007年度CPI达到4.8％，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4.14％，活期存款利率是0.72％，居民和企业存款利率就成了－0.66％以上，以2007年10月份38万亿无存款余额计算，负利率使得存款者的损失在2500亿元以上。人民币兑美元是从2005年7月开始升值的，此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8.27左右，之后开始一路升值，并显现加速之势，截止到2008年1月底的中间价达到7.20，升值幅度为12.94％，中国的汇兑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1.2万亿元人民币，超过2006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2万亿元人民币的一半以上。
如果2008年度人民币继续升值10％，中国近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应地贬值15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财富再次损失1万多亿元人民币。企业和居民的存款损失与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之和在1.3万亿~1.5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2006年度中央财政收入2万亿元人民币的65％~75％，也大幅超过了2007年度中央企业创造的利润的总和。上述两项损失的区别在于：负利率造成的存款损失属于国内财富的再分配，美元储备的贬值属于国民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属于国民财富流失。这将是我们推行以人民币升值为主的政策的代价。
面对泛滥的美元，英国央行选择了抵抗，而不是迎合。英国2007年11月份生产者指数产出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4.5％，为过去16年以来的最大升幅，PPI投入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0.2％。英国银行没有采取紧缩政策，没有加息，没有为泛滥的美元提供纵深推进的货币空间和利益诱导，相反，英国央行选择了对抗，采取了与美联储相同的放松货币的政策，在去年12月6日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5.50％，这是该行自2005年8月以来的首次降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在美国，在于美联储的垃圾美元政策，而不在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本身。因此，英国央行的操作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利率汇率调整需资源价格和财政政策配套
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
中美之间的这场货币较量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不应该继续选择退却、不应该继续跟随美联储主席和保尔森的要求迈出步伐。我们应该把握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制定政策的主导权，避免陷入国际资本布下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该让汇率政策牵着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应该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同时，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的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
具体建议如下：
建议之一：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存款利率，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同时，相应地，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值调整为贬值。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必须同时考虑下列四个基本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平衡：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美国基准利率或国际游资成本。从理论上讲，最佳的平衡状态应该是：人民币存款利息收入加上或减去人民币贬值或升值所形成的汇兑损益之和，等于国际游资的资金成本。如果其中的某个要素发生变化，那么，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的具体情况，通过调整另外两个要素或另外两个要素之一来实现新的平衡。根据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和国际游资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式，可以看出，在维持正利率的前提下，通货膨胀率上升，本币就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出现通货膨胀应该成为本币由升值转为贬值的分水岭。
以中国当前的情况为例，2007年度全年通货膨胀率达到4.8%，央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应该从目前的4.14%调整到4.8%之上；而美国目前的基准利率是3.0%，可见，如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改变人民币负利率的现状，人民币不仅不应该升值，而应该贬值。
一个国家，没有理由在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选择外汇贬值和本币升值，更没有理由在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继续选择本币升值甚至加速升值。
通过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扭转人民币负利率的局面、适度地对人民币进行贬值，有利于达到以下目的：
首先，人民币贬值可以减少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人民币少升值1%，相当于中央银行少损失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少升值10%，相当于少损失1.2万亿元人民币。只要中国没有把过多的外汇储备降到合理的水平上，中国就应该阻止人民币升值。
其次，人民币存款由-0.66%利率变为正利率，可以增加储户收入，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储蓄稳定和物价稳定。
再次，提高利率意味着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成本，也意味着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成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摆脱粗放经营的根源在于，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资源要素如土地、燃油、矿产、水、劳动力等价格长期低于合理水平。在开放的经济体内，提高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就意味着把财富留在了国内，同时，也有利于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
建议之二：提高国内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要求，使得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环保标准与国际市场接轨。
人民币停止升值甚至贬值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手段，也是促进出口的手段，但容易引起贸易争端。因此，需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来提高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出口的过度扩张。
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才能实行可持续发展，才能从经济杠杆的角度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把财富和资源留在国内，而不是以低价换取美元然后贬值。
正确的宏观调控策略是，一方面持续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以达到国际水平，增加企业的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促使企业转变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将人民币由升值转变为贬值，防止出口能力急剧滑坡。把握好人民币贬值与生产要素价格、环保标准提高之间的尺度，这是宏观调控的艺术。在企业经营效率没有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往往会产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是推行人民币贬值政策的合理理由。
建议之三：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缩小银行存贷利差，以此配合存款由负利率转变为正利率。
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是国外银行存贷款利差的2倍以上，不合理的存贷款利差收入形成了商业银行包括在华外资法人银行的巨额垄断利润。这是对国内产业利润的侵蚀，影响着国内产业资本的长期竞争力，因此，提高存款利率、实现负利率向正利率转变并不意味着贷款利率的等比例提高。
一方面银行资本应该向产业资本回吐一部分利润，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量来适度弥补其利润损失。同时，适当提高利率意味着增加企业使用社会资金的成本，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贷款供给，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冲式的平衡。因此，提高存贷款利率、缩小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政策需要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之间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平衡型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的内涵还在于让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得到相对高成本资金的充分支持，并以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彻底取代行政性的“贷款窗口指导”。
建议之四：推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此配合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根本性调整。
利率政策的调整主导着汇率政策的调整，但是，利率政策能否得到充分运用并取得预期效果，需要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化改革的配合。如果企业直接融资继续实行目前低效率的行政审批制度，如果企业缺乏起码的资本自主权、资金成本结构及期限结构的选择权，如果企业仍然缺乏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化的股权融资市场和债权融资市场作后盾，从而真正解决企业直接融资难的问题，那么，在银行存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支出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企业可能因为股权融资难而成为高利率政策的牺牲品，由此可能导致所谓的“货币政策紧缩过度现象”。这种所谓的“货币政策紧缩过度现象”不是因为货币政策自身欠妥，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从某种角度看，资本市场自身的“市场化”改革是利率政策调整和汇率政策调整的重要条件之一。
建议之五：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
通过提高利率水平、资源价格和环保标准，将在短期内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可能造成短期内的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不是坏事，相反，一定程度上的通胀可以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
这类成本推动型通胀可以改变国内的利益分配格局，避免进一步资源浪费，同时，通过通货膨胀率与利率的挂钩，将人民币由升值趋势转变为贬值趋势，可以避免国民财富的流失。只要财富留在了国内，只要财富没有流失到国门之外，政府就可以利用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来解决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问题。把财富留在国内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物质前提。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在教育、医疗、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来扩大内需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不应该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高目标，而应该把防止国民财富流失、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作为最高目标。只要能够实现后者的目标，通货膨胀其实是一种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收入结构调整的表面现象而已。
宏观经济调控不是单向的政策运动，不能依靠“独一味”的单方，而需要把握客观经济对象自身内在的对立统一规律，实现对立统一中的平衡，因此，偏紧的利率政策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进行平衡；利率与通胀率挂钩、资源价格上升、环保标准提高抑制出口，这就需要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平衡；商业银行利率上升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这需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平衡；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的减少对银行业绩产生了不利影响，这需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平衡。总之，宏观调控要坚决避免“头痛医头”或“拔高增肥”，而应该着眼长远、立足根本，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建议之六：加强资本项目管制，在人民币贬值到合理目标之前严防资金外逃。
美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让中国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中国应该设法得到弥补；此外，近年来进入中国本土的外资获得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值，中国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设计把外资机构的超额利润再分配回来。有统计表明，仅仅外资投资于银行股权一项，2006年度就增值了1万多亿元人民币，如果把外资投资于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股权计算在内，外资的收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华资产大幅增值之后，这些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都要向中国金融机构兑换成美元出境，这将消耗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降低消耗的程度？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外资机构的人民币资产通过外汇管制的方式关在国内一段时间，使得这些外资机构的人民币资产一方面接受通货膨胀的贬值，另一方面接受人民币的贬值，从而将他们在中国挣得的一部分非市场化的暴利吐还给中国。
建议之七：迫使美联储放弃弱势美元政策。
为了使国内的利率提高、人民币贬值、资源价格上升等抵抗性和防御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在国际汇率和金融市场上更积极主动，比如，可以通过抛售部分美国国债、相应提高美国国债收益率、最后借助美国国债利率的定价传导作用，压低美国其它金融商品价格，促使美元升值，维护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同时减轻人民币主动贬值的国际压力。
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和推行QDII政策无法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难题。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持有的2000亿美元资产，其年化收益率估计难以达到5%，难以取得每年1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可是，只要人民币升值1%，就相当于抹去了中投公司1.5年的投资收益。我们没有理由对外汇储备的“走出去战略”抱有过分乐观的幻想。因此，与其把一部分外汇储备的命运交给海外市场去被动地漂泊，还不如通过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联动，主动地确保整体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升值。
中美汇率博弈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一场金融较量。美元已不再代表黄金、不再代表美国的信用、不再代表任何持久的实体，在美元的背后仅仅是美联储计算机键盘敲打出来的虚拟的符号，因此，美国急于把符号化的美元变为中国的土地、资源和企业股权尤其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权。外资机构拿着美元可以在中国肆意收购，美元在中国拥有着超越人民币的购买权利，可以从事着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国持有的美元在美国本土除了可以购买美国债权却难以购买中国所需要的股权、技术和商品。
中国觉醒了吗？
中国必须觉醒、必须防止更严重的掏空。中国应该与其它国家之间“对等开放”。中国需要反思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资本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调整政策和思路，重视政策之间的平衡和配套，才能避免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被金融危机所误。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向松祚先生的《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和困境》、余云辉先生的《中美汇率博弈的分析和对策》，它们均分析指出了以人民币加速升值、不断加息为核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组合是当前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根源，并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随后，也刊登了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不能因监管“热钱”而放弃汇率改革成果》等文，它们强调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是必然的方向。在目前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面临越来越大挑战的今天，这个讨论已引起更多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随着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那么如何保障讨论能够“真理越辩越明”，而不是“泥水越搅越浑”，这首先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产生如此巨大和众多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倘若想解剖清楚分歧的原因，先要将货币和汇率政策——这一居于中国宏观经济“心脏”地位、牵涉面很广的复杂课题，如“庖丁解牛”般分为不同层面。
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分歧，从类似“解牛”的不同层面上剖析，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第一，某些经济学原理和政策选择方向是主观先验的，还是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第二，对当今国际经济金融基本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及基于对现实客观冷静的认识后，选择何种货币、汇率、财政、税收、资本市场、土地、能源、劳动等政策的系统匹配关系；第三，政策现实操作的是否“可行性”和主观世界的是否“作为性”，即没法做和不愿做的问题；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这其中，前三个层面主要属于理论认识层面，若各方基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共同判断标尺，是可能达成共识的；第四个层面由于不同价值立场的本质利益冲突，是很难达成共识，但可以达成博弈制衡后的妥协。
此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努力通过分析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巨大分歧的原因，从层次清晰的不同层面，从每个层面清晰明确的不同问题上，来界定这种讨论的有效边界，避免有人混淆视听，误导决策。并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个人对当前货币和汇率课题的系统认知，从而对过去两三年来零散、局部的多次分析建议进行一次全面梳理总结和系统战略思考，以供社会公众参考。
第一层面：经济金融理论与伦理的六大焦点冲突
某些经济学原理是不是不需要讨论的共识？是主观先验的“真理”还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假设理论？它们是货币和汇率讨论逻辑的起点和必然的终点，还是它们只是中国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福利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工具？
答案是明确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讨论就可以宣称为“共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原理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增长社会公众福利的工具，而不是供坛上要世人顶礼膜拜的“圣经”。
在哲学层面上讲，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对过去发生事实的总结和提炼，或者是基于假定前提下的逻辑推导。真理是相对的，任何理论都有适应它的时间、空间和不同文化特质的人群。换言之，一种曾经有效的理论，它并不必然适用于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人群，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延伸，它们必定要服从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由学者根据经济现象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因而常常是后知后觉的，而当现实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迁时，旧的理论往往就无能为力，就需要新的更具现实合理性和前瞻指导性的理论的提出。同时，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推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比如说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市场是充分有效的等等，而这些假设前提并不天然就是存在的。新的经济理论可以通过证明前者假设前提的不可能或存在缺陷，证明前者理论的错误性或有限性，从而提出旧理论的补丁或者创建新的理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讨论必须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实践只要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就可以用反证法证明某一个理论的有限性，进而可以通过更符合现实的理论分析来证明其错误性。经济学的讨论必须摒弃那种不经讨论，某一方就宣布某种理论是必然的方向，或占有不可质疑的真理等。
当前，就货币和汇率的主要理论工具分歧在于：一、本币升值带来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二、“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三、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否必须保证。四、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是国际经济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五、黄金一旦脱离美元，它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六、自由市场是否是天经地义的。
1 本币升值导致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
现实已证明“本币升值国内紧缩”理论不仅失效，而且出现明显反效果！自
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这是坚持人民币加速和大幅升值者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上述逻辑的完整推演是：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中国的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如此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央行国内的货币发行相对收缩，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了。
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国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自
那么，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加速大幅上升呢？这以真实的贸易顺差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解释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巨量热钱投机中国人民币升值！
历史的反证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日元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但它并没有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愈演愈烈，最后全球前来投机的热钱倒卷而去，日本金融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彻底摆脱当年的阴影。另外，近两年欧元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了40%，但是欧元区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通胀顾忌，欧洲央行至今不能跟随美联储降息。汇改以来，已经发生在中国的事实已验证了笔者在2007年2月作出的判断——《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
在一年前的文章中，本人已分析了这种理论的错误根源——它早已不适应于已发生了重大变迁的国际经济现实，最重要的有两个。
上述理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某一国的出口商品，其投资、品牌、制造、销售(出口额)、利润均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但现实中，这一前提已不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发达国的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商品的制造和利润分离了，原属于美国等跨国公司的利润还是他们的，并因为将制造转移中国降低成本而利润大大增加；但它们将制造留在了中国，返销美国的商品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的出口额。换言之，只要跨国公司将制造向中国转移仍然是有利可图的，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就会持续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就不会减少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对减少真正的贸易顺差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它，那就是，1.把“世界工厂”机遇赶出中国；2.美国将这些工厂再搬回去。
这个理论只考虑到商品贸易的经常项目，没有考虑到国际热钱投机的资本项目。当年“日本制造”是日本公司的资本、制造、销售和利润一体，日元升值对抑制日本出口增长是有一定效用的，但由于日元持续大幅升值的预期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投机日本，使得日本国际收支在最后泡沫破裂前越来越失衡，国内流动性泛滥更加严重，资产泡沫异常膨胀。
当今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带来该理论所预期的对美贸易顺差减少、“国内紧缩”等，反而出现反效果，正是上述两种原因联合作用的结果。
对于“本币升值能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理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民币升值将减少中国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的开支，原材料进口价格相对便宜了，则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
首先，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同样非常苍白。2006年~2007年人民币加速升值，假如他们的上一个理论是对的，再加上这个新理论，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是双重下降的，但遗憾的是，事实和数据已证明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名义和有效汇率升值均同步加速上升。
其次，以人民币加速升值给中国带来的进口原材料的收益，远远不能掩盖由此给外汇储备带来的重大损失。就石油而言，2007年进口石油价值797.6亿美元，若取当年人民币升值6.88%的中间值——3.44%计算，全年可减少购买原油的成本为27.4亿美元；而2006年度中国进口石油价值664.1亿美元，因升值因素可减少购买原油成本约算为11.16亿美元，两年合计节约石油采购费用约为38.56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6年初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2007年底按外汇资产口径统计的外汇储备余额17710亿美元(官方余额1.53万亿美元+中投公司购置2000亿美元-中投公司购买汇金公司回流670亿美元+商业银行外汇缴存准备金1080亿美元)，取其两端中间值12939亿，以2006年初~2008年初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9%计算，则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价值约损失892亿美元，是同期石油受益的23.21倍，即便是把铜、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受益估算成100亿美元，中国同期外储的损失也高达进口原材料收益的近9倍！
更重要的是，要根本性保证外汇储备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关键在于我们要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投资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期货保值意识，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自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原材料收益属“芝麻”的局部小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巨额外汇储备损失是“土豆”大的问题，则都不能遮蔽和转移对“西瓜”——最核心最要害的根本问题的关注，即不能捡了“芝麻”，丢了“土豆”，特别是“西瓜”——人民币加速升值极大地诱惑了国际热钱，它们伪装成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乃至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地涌入中国，造成中国国内流动性日益过剩和通货膨胀加剧，并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
2“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吗？
实行固定汇率就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不成立的。历史经验证明，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经济领导国家最重要的崛起时期，它们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蒙代尔先生被誉为“欧元之父”，其提出的“蒙代尔三角”是现代金融学上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这是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争论的另外一个理论源头。
目前，争论的双方都认可“蒙代尔三角”依然有效，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独立货币政策是否是必需的目标，二、如果独立货币政策是必需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2007年度达到78.4%)，经常项目数额大，加上外商投资等因素，资本项目的有效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项目自由化实际已是一个现实选项；同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独立货币政策是必需的，因此，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笔者并不同意这种逻辑分析。因为它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逻辑缺陷或者简单臆断。
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当今中国已不太现实。笔者认为，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这么高的情况下，中国的独立货币政策是一相情愿的奢望。
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来说，最明智和理性的策略是保持人民币和美元收益率基本均衡(更进一步地讲，中美间建立类似欧元区那样的稳定货币同盟)。即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之和基本等于美元的汇率与利率之和。如果人民币的收益大大高于美元收益，大量热钱受到诱惑涌入中国，即流入中国的水(热钱)越来越多了，资产(股票和地产)和居民消费品(猪肉和大米)价格的“船”就越涨越高——即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如果热钱集中撤离，则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它对于美方，尽管一方面意味着借了中国的钱——美元债券可以缩水少还了。但另一方面，逐利热钱离开美元区，则意味着美国金融系统资金链的严重紧张，甚至崩断；人民币大幅升值和石油价格大涨，很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糟糕局面，这对美国也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中美两败俱伤，欧元渔翁得利(
第二，资本项目的管制不可能——这个论证起点也是错误的。
仅从这两点就足以反证，所谓实行固定汇率就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不成立的。同时，历史经验也可以证明，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经济领导国家最重要的崛起时期，他们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当然，笔者并不是固定汇率制度的顽固不化派，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中阐述。
3 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必须保证的吗？
某些学者认为，居民储蓄必须是“正利率”，因此，在目前人民币负利率的情况下，人民币就应该加息，同时加息会收缩国内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率。
非常有趣的是，美联储近来作出了相反的举措。2007年11月、12月、2008年1月，美国的CPI分别为4.3%、4.1%、4.3%，由于石油、粮食和基本原材料价格大涨，未来美国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美联储却在今年1月23日、
上述观点的逻辑错误在于——它漠视了汇率和利率政策是联动的——人民币加快升值会增加对热钱的诱惑，人民币加息同样会增加投机热钱收益。尤其在现有资本项目难以得到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政策是无法割裂的。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学者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当他们论证为了独立货币政策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的时候，他们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无法监管的；但在论证加息的必要性时，他又会忽略了当前资本项目是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忘记了加息会诱惑热钱的投机。
4 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某些学者常常这样写道：1.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市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断言，与这种趋势抗衡，如同“螳臂挡车”；2.既然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必然趋势，与其不断渐进升值导致热钱投机，那么长痛不如短痛，应一次性闯大关。
针对第一点，所谓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并不是一个共识：
它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以哲学的高度看，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它和任何其它的世间万物一样，都有产生、发展、达到高峰、没落的过程。
从社会学发展角度看，不乏西方学者认为，以工业化发端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迈过其社会政治、经济文明的高峰，正因为它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极大消耗无以为续而正在衰落，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其经济和金融文明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正在进入衰落的周期，尽管笔者并不无条件赞同这一观点，但它至少提出了另一种趋势的可能性。
在人类经济史上，浮动汇率制度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汇率制度安排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史上两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固定汇率制的金本位时期(1870~1914)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6~1973)，更早的时候，国际经济交往也一直是黄金、白银的固定汇率制度。换言之，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历史并不能证明——其相对于固定汇率，能够给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带来更多益处，也不能证明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就不能再回到固定汇率制度(1946年曾回归)。
即使在今天，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选择，中国签署的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中，均并没有必须实施这种汇率政策的义务和责任。
近年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挂钩黄金，其它各国货币挂钩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日见加剧，以国与国之间汇率大幅跌宕和热钱大进大出为特征的汇率危机愈演愈烈，英国、巴西、阿根廷、拉美、墨西哥、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均先后遭劫，正在深化的次债危机和与之相伴的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更显示浮动汇率危机正由世界经济的边缘区向中心区和全局蔓延的势头，不能不令人高度警惕。
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固定汇率、资本项目管制一样，是服务于一国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工具，它不是目的，工具是为了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主观先验的教条主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陷入不可知论，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众富裕，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公平交往，进而实现人类共同进步和幸福为目标，在全球政治、经济、金融发生重大历史性变迁的时代，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系统经济政策工具，其中，汇率和货币政策至关重要(在下文中笔者将继续阐述)。
5 黄金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
坚持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人士，往往同时对另一个断言深信不疑——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脱离黄金，黄金就仅仅只是一种物质商品，它不会再拥有任何的货币属性。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任何以黄金为价值标尺的纸币或者电子货币都一去不返。
这种观点与“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一样，它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不重复论证。对于抹杀黄金的货币属性，仅从两个现实事实就可以反证。
在美联储的储备资产中，黄金高达70%左右，总量超过8000吨。作为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先决条件，各国均被要求将部分黄金储备存入美国，作为最重要的资产质押保证。作为另一种主要国际货币——欧元的各欧洲宗主国，它们的黄金储备一般也占其储备资产的50%以上，总储备额高达1万吨以上。如果黄金真的没有了货币职能，为什么这些主要发行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央行如此看重黄金？
无论以美元或欧元定价，过去几年，它们都无法解释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至今(2008年2月底)石油和铜的价格分别已经比2003年初上涨了233%和428%，远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水平。但如果以同期黄金价格来看，5年来它们分别上涨20.5%和90.3%，就相当合理。换言之，至少这期间黄金已经具备了相对于美元和欧元更客观的“价值尺度”功能。
货币公认的职能有三个，分别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目前随着美元等纸币的滥发，黄金已经成为全球最客观的价值尺度；同时，黄金一直是全球大多数主要国际交易货币国央行最重要的储藏手段；尽管其交易和流动不如美元或欧元方便，但它仍然能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流通和交易。因此，谁能否定黄金具备货币职能？或至少黄金的部分货币职能一直都在(作为央行储备物)，而现在其大部分的货币功能已经复苏。
有读者可能问，为什么谈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要讲到黄金去了呢？
这不仅因为黄金迄今仍是最重要的“货币锚”——像一只锚对一艘在海上飘荡的船(纸币)那样重要，而且它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战略选择到底是建立在“表”——与各国纸币对接，还是建立在“本”上——与主要货币背后的黄金对接。打个比方，这就像在海面上的一艘船上无法开采石油，只有海上钻井平台将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的岩层上，人们才能稳定地开采石油。表象的各种汇率关系，比如中国船与美国船捆绑在一起(固定汇率制度)，或者同时与海平面上的多只轮船用绳索相连(与一揽子货币挂钩)，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船(人民币)的动荡甚至倾覆一样——尽管它可以作为过渡性或者权宜之计。但是，中国未来货币政策的根本战略必须建立在黄金这个“本”——海底岩层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本”——本国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
同理，从这个本上讲，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么被动，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本，缺乏在越来越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汪洋大海上的这个海底之锚——因为我们的黄金储备仅600吨，仅占目前中国实际外汇储备1%左右。这也是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人士两三年来一直大力呼吁增加黄金储备和“藏金于民”的原因。
6 自由市场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不是人类经济伦理的最高追求。
某些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人们最值得追求的经济理想，是经济伦理的最高宗旨，作为自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是理所当然正确并值得追求的。
首先，对于自由市场，笔者并不天然地反对——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话。
真正的全球自由市场，它不仅仅只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应该是所有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除了资本之外，还应该有技术、商品、劳动力等等。但现在的荒诞在于，在西方要求中国按照自由市场的“理想”彻底开放资本自由的时候，美国能不能彻底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允许所有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劳动呢？在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产业的控股权，为什么美国会拒绝华为控股3COM呢？美国为什么在诸多高技术领域限制中国进口呢？显然，这并不是公正对等的开放，所以2007年2月，笔者以《伪自由市场：请向中国劳动打开美国门》一文指出这个要害。要知道，在任何文化中，虚伪都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美德。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因为从生产力要素的特性上讲，资本最集中，管理次之，劳动力最分散，自由放任的结果是，1个资本家往往利用20个管理者剥夺1000名劳工的剩余价值（同理，强势国家利用其当地权力和舆论代理人剥夺目标国的国民福利），财富分配必然越来越向资方集中，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头重脚轻，物极必反后，就是社会颠覆和动荡。公正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支持分散性的市场要素，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本博弈，这才是生产力科学平衡发展的源头。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和散户的集体诉讼等均属此列，这也是美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精华之所在。
因此，即使从人类的经济伦理的追求角度，公正和诚实也应该优先于自由，或者说要实现在公正和诚实地基之上的自由——这是人类的自由与动物世界自由的本质区别。
第二层面：基于国内国际战略趋势下的国内经济政策配套选择
对当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应作怎样的判断，对当前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应有怎样的基本判断，选择何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战略和民众福利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进行怎样的货币、汇率、财政、税收、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政策组合的有效匹配，是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重大分歧的第二个层次的源头。
如果说中国是一条驶向国际经济、金融汪洋大海的大船，试图趋利避害，驶达成功的彼岸，那它的航线和政策选择至少要考虑两个大战略趋势，一是要对远洋上的风暴、洋流、水底的礁石、漂浮的冰山，甚至竞争的船只有着大致清楚的了解；二是要对本船的大小、动力、坚固、抗风浪、破冰、防攻击的能力有客观冷静的分析。由此来确定自己的航海战略和路线图，并系统分解为航向、动力、人力配备、有效联动、补给等一整套连贯的行动。并在出现新情况新挑战时，能够随机应变。
一，对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分歧
对国际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脉络判断，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国际上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1989年）为代表，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人们可能正目睹这样的历史的终结。人们将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这类观点认为，西方文明，包括经济和金融文明将在未来更加美好，并攀上新的高峰。
第二种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1993年）为代表。即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八种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建立在文明秩序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西方文明因其它文明的崛起而将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周期。
第三种观点以库泊辰（Charles A· Kupchan）的《西方的终结》（2002年）为代表：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即将结束，与之争锋的既不是伊斯兰世界或正在崛起的中国，而是逐渐统一、经济力量可与美国匹敌的欧洲。欧盟正在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势必成为制衡美国的一大力量。目前美国与欧洲摩擦范围扩大到贸易以外领域，大西洋两岸数十年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势演变成地缘政治相互竞争的新格局。这种西方自身内部分裂的冲突和消耗，将导致西方的终结。
这三种观点将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描绘为三种趋势，也对其它国家给出了三种对应性选择：A，追随和模仿西方，包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B，其它国家和文明独立自觉，并可以与西方相互竞争、制衡；或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融合提升；C，世界经济的主要竞争是欧美之间的展开，其它国家可以选择站队，或者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
第二和第三种都认为，西方的文明会因遏止其它文明的崛起而支付越来越大的成本，或者因内部冲突和消耗而衰落。“9·
对于这种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主脉络，笔者近年来一直跟踪分析，并做出一些预判。
在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
二是对当今中国国情的认识分歧
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现在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种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在2006年9月访华前称，应该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必须承认和加入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并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承担相应的主要责任。
显然，前者是冷静客观的。笔者非常认同前者的判断。目前中国虽然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央行余额数字)，为世界第一。但其中隐藏了大量热钱，他们本来就是虚幻泡沫，随时可能从中国夺门而出。即使仍有上万亿美元的真实余额，它也是中国数亿劳工辛勤、坚韧劳动换来的血汗钱，是干了别国别人不愿干的吃苦耐劳的辛苦钱。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平均收入长期在1000元人民币上下，其收入水平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几十分之一。并缺乏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相适应的劳动、医疗、教育、养老的相应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由于国内缺乏本土优势主导企业，中国企业在与上游原材料提供国企业谈判中，也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2004—2008年度，中国购买的铁矿石的价格累计涨价268.3%；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下游的欧美国家经销商的议价能力也相当低下。中国商品对下游出口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几年中远远低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乃至一度被西方批评为输出“通货紧缩”，致使中国制造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消化“上挤下压”的逼迫。据报道，珠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或外迁的现象。
中国每年大量城市新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要求工作，中国解决就业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为重点解决的课题。
需要注意的是，某种观点一方面大力推动人民币应大幅升值，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给劳动者提高待遇，反对新《劳动合同法》——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已经从53.4%下降到41.2%——它正是国内需求难振的源头之一。客观上，它会将符合劳动者真实价值的合理收入增长收益拱手相让给美国欠债人和西方投机热钱。
三，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币值“低估”形成原因的分歧
某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中国存在严重的“操纵汇率”嫌疑，人民币大幅升值，乃至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对于这一判断，笔者并不反对。笔者反对的是——中国人为制造人民币币值低估。人民币低估是因为历史原因客观形成的。更加反对的是所谓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道路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三种路径。
A，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国际经济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客观形成的，绝不存在所谓的汇率操纵。
首先，“汇率操纵”罪名本来就不存在，在当今国际经济法中，选择哪种汇率制度是各国的权力，根本不存在固定汇率就是汇率操纵的立论前提。
其次，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历史原因和国际经济重大变迁的双重力量形成的客观结果。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的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较高，下游的价格水位较低。
19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创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人民币的内在实际价值得到了较大提高。
B，人民币与西方主要货币一度的确出现了内在真实购买力的落差。但解决这一落差的办法不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一个渠道。
就像一个“三峡大坝”（所不同的是，国际经济上下游是在一个共同的封闭空间里），其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有三种办法将其它的水位拉平。一是一次性将三峡大坝拆除，上游（西方）的滔天水量瞬间扑向下游（中国），巨大的洪水将使下游的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上游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动荡的冲浪高手——国际热钱将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第二种是，通过提高下游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价格，用这些政策垫高下游的水位，这种办法会使下游国家——中国及其国民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第三种是，采用类似三峡大坝船闸式方法，把上游的船——经常项目——放入上闸口，再把下游的闸口打开，或者相反，在这种方法中，上游的水（资本项目）会逐渐有一部分随着船流入下游，并逐步拉平上下游的水位。
这个比喻与现在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的相类似选择项是：第一种炸掉大坝是短期内实现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必然是下游的滔天洪水和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固定汇率制度，并需要有提高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的价格配套；第三种是现在实际选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渐进升值，对经常项目放行，但要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因为如果上游的水流入下游过多，则下游会出现流动性泛滥，水（钱）涨则船（商品价格，包括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就高了，这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剧。当然在货币领域还有第四种方法，即一次性重估，但在今天大量热钱已经进入中国埋伏的情况下，它已经错过了合适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一次性重估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好处，反而是一次性豁免了国外欠债人的巨额债务，即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
四，人民币升值不同路径选择和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在上述四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中，第四种——人民币的一次性重估，因为时机窗口已经错过，同时学者们也找不到形成共识的重估标尺，已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第一种——短期内闯大关，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使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在上游大浪猛冲（巨量资本投机人民币升值）下游后，再倒卷回来（人民币升过头后，巨量热钱争先恐后地外逃，人民币及资产价格剧烈下挫，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将遭到严重冲击，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应当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方式。选择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国的货币——美元为主要的盯住货币，以每年3%左右（热钱融资成本大约3%）的升值水平逐年升值，明确资本项目合法与非法的定义界定，严厉打击非法的国际投机热钱。
在其它政策配套上，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人民币的正利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排除采取一次性补贴全体公民和纳税人的办法，将投机热钱获得的暴利转回一部分给国民和纳税人；提高土地价格，环境价格，国家将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开支。有力遏制房地产投机，提高第二套的贷款和交易成本，加大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建设。进一步加强向公正、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避免股市大起大伏，维持慢牛市场，引进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制度严厉打击市场坐庄操纵行为，并借助比较健康活跃的市场，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水平，扶持中国各产业的优势企业提高整合度，进而提升它们与上下游的博弈能力。
大力增强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活力。积极扶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现有国有金融机构，实现政企分开，除了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银行外，在避免一股独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社会多种力量合力办商业银行，在明确严谨的经营业绩奖惩办法的基础上，推进经营者股权期权激励机制。从而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和弹性。
与此同时，将增加黄金储备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将每年真实外汇收入的相当比例（热钱部分不可轻动），参考中国“世界工厂”的每年需要量，用于购买石油、铜、铁矿石等战略性物质并不断增加储备，或进行海外矿产资源直接投资。逐渐改变单一以美元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历史，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量，与其使用该国货币结算，并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顺差量比例配备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
在中国世界工厂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体系不断优化成熟，人民币的黄金货币抵押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就可以逐渐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进程。这个过程可能要5—10年的时间。
上述政策对中国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可以攻守兼备。如果现行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秩序能够修正、完善和巩固，我们日后也可以水到渠成地与之接轨；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即防范可能发生的极端状况——强势的主导货币单方或联合宣布实施金本位，中国现在持有的外国纸币或债券极大地缩水，只能兑换很少的重新与黄金挂钩的新美金或新欧金。倘若那样，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0%，中国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将“小巫见大巫”！
第三个层面：客观上的不可为与主观上的不作为
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建议和取向产生分歧的第三个层面是。某些理论前提在实践中是否可行。比如，上文中曾特别强调指出的——资本项目管理是否能基本有效，再比如官方、民间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是否能做到。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了——如果采取市场化的监管方法，借鉴西方证券市场卓有成效的上市公司报表制，推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报表制度、“看门狗”制度、举证责任在辩方和举报查实有奖的制度，是完全可以有效打击明确定义后的非法热钱的。
更加容易判断的是，中国无论如何都有充分的理由和手段增加黄金储备，不要说把黄金作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最重要的抵押物；成为中国财富在国际金融大动荡中的避风港；就是按照10%配置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中国也需要将黄金储备由现在的600吨增加到5000吨左右。如果中国有着这种主动购买的权力，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增加到这个比例份额。如果官方不方便，也可以放开鼓励让金融机构和民间百姓收藏，并可以在合适的宏观条件下，实行实物黄金回收或抵押融资的政策。更退一步说，2007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创记录的270吨，即将超过南非成为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天时地利下，至少可以将国内绝大部分黄金产量有效控制在国家手中。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金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质，其国内矿藏屡屡出现被外资控股的现象。与此同时，现在国内保险等机构资金被禁止购买黄金，黄金进口还受到严格的审批限制。
以上两个关键性的举措——反热钱和买黄金，完全可以果断地大有作为，并将对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谓客观“不可为性”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要有关部门主观“想作为，愿作为”为动力，这就对有关部门提出几个考验：一，其执政能力；二，决策的开放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胸怀；三，其价值立场的归位，是受部门既得利益、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舆论影响，还是以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利益长期可持续增长为指针。
第四层面：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是现代金融的核心，汇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经济和金融政策会牵涉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其中尤以货币和汇率制度至关重要——所有的人都要通过货币来与他人进行价值交换。因而所有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利益博弈格局中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博弈，利用各自的优势力量来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 而不同价值取向下的不同货币和汇率政策将造成差异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或利益输送。
一，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分析
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会有不同的货币、汇率及其它经济政策的组合取向。从资本的角度看，他们至少包括三种：一是工商业实业资本；二是传统金融资本；三是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资本。
1，工商业资本，特别是本土资本属性的工商业资本，他们非常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因为对于从投资到回报少则两、三年，多则十来年的实业投资而言，外部宏观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期性非常重要，而固定汇率制度是保持宏观环境相对稳定的最重要“定海神针”。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在他们最成功的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中国1994 —2005年期间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其间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灭的冲击，为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创造了最重要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各国纷纷贬值货币，中国政府坚决不以邻为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为将遭遇重创的亚洲各国带出危机泥沼做出了重要贡献。
2，传统的金融资本。这些资本通过为工商业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获得存贷差收益，或者帮助企业上市，获得保荐销售等相关服务的收益。它们希望看到工商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资本市场长期可持续成长，由此他们可以获得持续的收益增长，他们也是资本市场上的巴菲特们，致力于把握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和持续成长能力并长期持有。这些资本也不反感固定汇率制度。
3，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资本。它们自身不直接创造任何真实的物质财富，他们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各资本市场，各种投资品涌去，再流走。在流入的时候，目标国（地区）货币价格大涨，带动资产和金融品价格暴涨，居民消费品价格也水涨船高；他们流走时，则是刚好相反的暴跌。一方面，它们的力量如被利用的好，也曾刺激出美国IT业革命式的奇迹，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造成泡沫破灭后的一片狼籍。
然而，当他们的力量越大，他们流动的速率越快，它们对实体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破坏力就越大，它们对资源有效配置的间接帮助就越小，他们对实体经济所创造的真实财富剥夺的就越严厉。
与此同时，他们以“超级过山车”般的投机暴利诱惑，摧毁着一个社会的艰苦创造的实干精神。在这种零和乃至负和博弈中，极少数人的超额暴利是以洗劫绝大多数人的辛苦劳作积累为代价，他们将大大加速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和加深社会矛盾和仇视。
这些投机资本的受益人非常少——他们智力超群，对人性认识深刻，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他们对金融知识和金融理论有着相当大的垄断权利，他们往往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但是与白求恩大夫完全相反的那种，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对他们相当淡漠，他们信仰的核心是“成者为王”，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中不在乎诚实，更没有公正，只有自由——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游牧民族”拥有更大的猎场；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敌视黄金和固定汇率制度如同阻碍他们制造巨浪的“三峡大坝”。量子基金的索罗斯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对自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行为从不忏悔。
他们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巨大的资金流，金钱使得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很大的舆论和政策影响力，并因为对金融知识和规则的相对垄断，拥有很强大的蒙蔽和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能力——他们早就希望中国立刻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了。
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国家主力资本的属性不同，会出现与其资本演化阶段相对应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偏好。或者说，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两个极端之间，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平衡点。相对而言，仍以实体经济为主或仍处在传统金融业阶段的国家，会偏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而那些虚拟经济程度越高的国家，他们实施并推动更大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投资自由化的动机越强。比如，美国现在以金融虚拟经济为主，它就要向全世界推销其浮动汇率和投资自由化。而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他们甚至连最主要的交易所——泛欧交易所都卖给了美国控股，因此欧洲各国间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将欧元作为它们的统一货币。
当前“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起步，因此，2007年5月的汇率改革是适宜的。我们的主要忧虑在于，中国储备的黄金太少了，人民币升值速度太快了（今年前两个月跃升2.73%，照此速度，全年将大涨17.54 %），加息的节拍也越来越多。以此为源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加速太快。一言以蔽之，我们越来越接近陷入了国际投机热钱所希望看到的路径中去。
显然，货币和汇率制度政策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有着难以调和，甚至截然相悖的不同价值立场，从这种本质利益上分析，前三个讨论层面中一些理论和现实的疑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货币和汇率政策最终的博弈结果，要取决于各方的博弈实力与技巧手段。不乏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力量和国家实力远不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在外部压力下，迟早要被迫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但笔者不以为然，因为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矛盾是欧元和美元的竞争，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加上中国手上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实际具有很大的投票决定权。况且现在美国深陷次贷危机，已临金融全面危机爆发的边缘，急需中国的帮助。倘若中国货币当局能够摆脱博弈对手的精神束缚，以平等自信的态度，敢于善于博弈制衡沟通，进行对等的利益交换，争取达成妥协共赢，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新秩序中获得重要一席的——这也是笔者2004年12月31刊发的《新三极演义：战略的中国已经春暖花开》一文的主要思想。
闵明 吴朝清
现在是到了对美元走势不但要定性，而且要定量研究的时候了。
各国政府及央行对美元的态度暧昧、放纵，是美元大幅贬值的重要原因。被美元捆绑在一起的全球利益集团，在没有足以与美元抗衡甚至代替其地位的强势货币出现之前，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美元这艘巨轮在慢慢沉没，也都不急于跳船。因为弃船加速其沉没，除了美国之外，谁都将受到不小的伤害。目前美元仍是各国外汇储备持有的主要资产，美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具广度和深度的成熟市场之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元资产仍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民间对外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美元会心甘情愿退出世界经济舞台吗？目前有承担起世界硬通货职责的货币来替代美元地位或与美元分庭抗礼，独自或共同执掌世界流通货币帅印的吗？研究这些问题，需要从最基础的概念入手。
一、什么是货币
先看看马克思货币理论对货币的定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定义包含了三层意思：(1)货币是一般等价物；(2)只有商品才有资格充当货币；(3)充当货币的商品是从成千上万种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担当货币职能的特殊商品。这个定义强调了货币的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同时还认为货币有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金本位制崩溃以后，信用货币逐渐取代了金属货币，成为流通中最主要的媒介。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12版)中说，“货币，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一种商品，不是因为货币自身而是因为它将能买到东西而为人所需要。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交换媒介，是我们实际上借以买卖一切的媒介。古往今来许多东西充当过货币，当今主要是纸币和银行货币，即没有内在价值的币种的时代。”尽管萨缪尔森对货币的定义进行了修修补补，但其货币的职能却还是马克思总结的五大职能。
二、美元的历史
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目前美元的发行主要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控制。很少有人知道，美联储银行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机构，而只是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1792年，美元在13个殖民地形成了货币区，当时美国只是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国家。19世纪末，美国已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甚至是它们的总和，这使得美元的地位日益突出。二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乱成一团。为了解决这种混乱的状况，1943年，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和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了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计划，即“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1944年7月，二战中的44个同盟国在英国和美国的组织下，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
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废除白银美元之后，1971年尼克松总统又亲手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就在此时，美利坚近二百年的辉煌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美元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高位大幅振荡之后，开始跌跌撞撞地下行，并一蹶不振。美元挣脱黄金的束缚之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起进入法币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能独自支撑，担此重任吗？
三、风雨飘摇中的美元
真是为了石油这么简单吗？
显然不完全是，而是萨达姆公然挑战了美国人的命门——美元的地位。
把美元拉下马，这个梦魇让美国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从1999年1月欧元发行，到2000年10月，欧元相对美元一直处于“熊市”之中，而自从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石油以欧元计价，欧元相对于美元开始转势，从1欧元兑换0.83美元到
美元是一种债务货币，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有研究表明，1914年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1914年至今的国际货币演化周期，是美元周期。深入考察美元自身的周期波动，是理解全球经济最基本的出发点。
其实，美联储纽约银行早就告诫世人：“美元不能够兑换财政部的黄金或其它任何资产。”2007年年底，俄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米哈伊尔·彼奥尼德维奇就指出，现在美国累计有50万亿美元的债务，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且以每年10%的速度在递增，而美国的生产速度仅为2%，所以美国不再发行新债根本就不可能弥补旧债。现在的情况是，世界所有资金都无法填补美国这个大窟窿。看来美国给世界经济出了个大难题，将世界带入到斯托克代尔悖论中了。
《货币战争》的编著者宋鸿兵说，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问题是这样的债务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而债务又必须被偿还，如果不是欠钱的人还，就是借钱的人还，更糟的是，最后会由世界多国纳税人来偿还。
高油价及通货膨胀的困扰，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使本来就不明朗的美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无论是从美国的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的基本面来分析，美元贬值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了，那么，从微观上分析，风雨飘摇中的美元究竟会下跌到何处才能止步呢？
四、美元走势研究
目前专家和学者对美元进行定性方面说明得较多，很少有人从定量方面加以研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定量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在现实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介绍一下美元指数这个概念。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1973年3月被选作参考点是因为当时是外汇市场转折的历史性时刻，外汇市场以100为强弱分界线。
下面我们以美元指数为量化标准，对未来美元走势加以预测。这次美元指数是2001年7月从最高点121.02开始走弱，到2007年12月为止，在此期间共经历了4次较大的反弹，之后进入漫漫熊途，其间一破近3年的相对底部80.40点，二破美元指数从1971年形成的近36年的低点(为
下面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入手对美元贬值路线图加以研究和考察。我们主要从美国无力履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的
美元指数走势的强弱与美国经济的高涨衰退有密切的关联，细分如下：
1971年—1979年：美元贬值期
这次贬值主要是由于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摆脱了外国央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沉重包袱。美元相对其它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高达15%，到1979年，美元相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超过30%，从而触发石油、贵金属(黄金等)、基础原材料价格飞涨。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到史无前例的“滞胀”，失去黄金呵护的美元在跌跌撞撞中找到了又一个媒介——石油，石油美元成了摆脱美元颓势的法宝，同时也给拉美债务危机种下了祸根。在这一时期，美元指数一直振荡向下，1973年年初、1975年年初两度破100点，但都在91点以上被拉回，并强劲反弹到1976年中旬的107点附近，之后又爆跌到1978年年末的82点附近。
1980年—1985年：美元强劲升值期
在此期间，美元对其它10种主要货币的比价上升了73%。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临危授命，以铁腕手段遏制通货膨胀，他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紧缩措施很快见效，使美元强劲升值。随着美元的升值，美国的外贸逆差急剧增加，这也为美元的贬值埋下了伏笔。
美元指数从1978年年末的82点升至1985年的最高点165点，美元指数是以100点为中心轴上下波动的，美元指数下破100点，并在82点处止住，下跌了18点，而美元指数转势后再次向上穿越100点，笔者认为，上涨点位一定会和“18”这个数字有某种关系，现在看来，与3.618的乘积相关，即反弹位在165.124(100+18×3.618=165.124)点附近，这与实际反弹高度几乎完全吻合。
1986年—1995年：美元贬值期
在此期间，美元走势是崩盘式下跌后，从1986年起，大部分时间在100点以下运行，并在78.19点以上进行窄幅振荡整理。美元指数在
1996年—2001年：美元的升值期
在此期间，美国财长鲁宾提出了“强势的美元，强大的美国”的政策，认为强势美元政策最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此时，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了大量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另外，亚洲在1997年—199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美国跨国公司趁机兼并亚洲企业，使美国实力更加强大。
从美元指数可以看出，这一轮反弹的最高点121.02点是在
2002年—2011年：美元大幅贬值期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让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深受打击，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美国；美联储为避免美国经济陷入持续严重衰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急剧增加；反恐战争的巨大开支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对外负债不断刷新记录；次级债市场崩溃诱发全球信用市场动荡，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持续下降。
从历史角度分析，美元升值期一般为6年，而贬值期为10年。目前世界的经济总量及经济走势的复杂程度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一样，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美国经济，都出现了“内分泌紊乱”现象，根据惯性原理以及以往的贬值周期来判断，美元的这波贬值在时间上至少要运行到2011年以后。
从纯期货技术分析角度来判断，笔者认为这次美元大幅贬值是对1985年美元指数升到165点高度的一次综合性回调，理论调整幅度在35(100-65=35)点。目前美元指数已轻松越过80点和78.19点两个重要支撑位，说明世界货币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尽管美元走势还将深幅下跌，但笔者认为下跌过程中会在下列3个点位出现强劲反弹行情：
(1)75.17(100-65×0.382)点
这个点位目前已经得到验证，
(2)67.5(100-65×0.5)点
这是美元指数第二个强劲反弹的位置，正等待市场的检验。
(3)59.83(100-65×0.618)点
这将是第三个强劲反弹的位置，如果此位置还不足以使美元指数转势向上的话，那么，世界货币体系就可能要遇到大麻烦了。
五、如何应对美元走势
面对美元的大幅贬值，我们陷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以美元或美元债券为主要储备手段，如果没有在外汇期货市场上进行保值的话，那么人民币资产已大幅缩水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必然会引起美元加速贬值，从而加速我们外汇资产的缩水。因此，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加快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的同时，充分利用外汇期货市场，在美元反弹的过程中逢高沽空美元，以对冲我们的美元资产。
目前，世界货币体系正处在由“美元独霸”到“多种货币共同构成储备货币”的过渡时期，这个进程是自然规律。笔者认为，到2020年左右，世界货币体系将不再是“美元独霸”，也不会是“美欧双雄”，而极可能是“三足鼎立”的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收到黑龙江富锦市、陕西渭南市、江苏宜兴市、天津市武清区等地农民发布收回土地的申明和相关评论文章，感觉大有“土地革命”又起之势。无论是收回土地的申明还是对此事的相关评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将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归咎为《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都认为只有土地没有“私有化”，才能保住农民的土地。这些申明和评论似乎都认为，这次农民“自发”将土地分了，宣布拥有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就不会再失去土地了。还有人将这次局部的“土地革命”和当初小岗村的“分田单干”扯在一起，甚至还认为黑龙江、陕西等地农民收回土地的运动将在全国蔓延开来，将是“分田单干”后的更深刻的“土地革命”。
这里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黑龙江、陕西、江苏、天津等地的各村农民为什么会失去土地？第二，他们凭什么“收回土地”？第三，收回土地的行动会不会蔓延、进而导致一场更深刻的“土地革命”；第四，土地制度改革到底该怎么深化下去？
农民为什么会失去土地？
我和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1988年以来，农民失去土地，不是因为“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而恰恰是因为否定了《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9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事件。
我们知道，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的是30年土地农用收益。为什么只补偿30年呢？因为农民承包期权是30年。政府征用土地所有权，补偿给农民的只是30年土地农用使用权。所有权是农民集体所有，是《宪法》规定的，但《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并没有落实《宪法》的这个规定，而是将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了，异化为国家所有或地方政府所有。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的约束下，“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家（政府）所有＋农户30年承包经营”。2004年后的税费改革，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强制性取消了“三提五统”——土地所有者租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算是彻底虚化了。
为什么《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被虚化和否定，这是和90年代否定集体经济和大规模强制私有化改制运动的大背景高度相关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学界在90年代制造了“私有化万能”的话语体系，法学界很多人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民有民营性质，以为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那个“公有制”，所以，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制定的过程中，虚化了村民集体所有制。虚化和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仅靠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声音是不够的，政府巧妙地放大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声音，主导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向“所有权国有化＋使用权农户30年”的“和平演变”，政府利用学者的“私有偏好”和小农的“自私短视”，非常漂亮地完成一场没有流血流泪的“幸福革命”——政府得到了土地所有权，农户得到了30年土地承包权，但村民集体失去了永久的土地所有权。
由于，农民只在乎自己家的承包权，对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并不十分关心；学者要革除的就是“公有制”——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制经济；政府怕的就是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在否定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进程中，政府从来没有考虑依据《宪法》给村民集体发放土地所有权证，政府只给农户发放了土地30年承包权证。这就为非法的“土地征用制度”大行其道创造了便利，因为按照《宪法》规定，政府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工商业用地不得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政府大片、大片的征地，只补偿农户30年的承包权，暗含的前提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村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证”的话，农民集体就可以依《宪法》和《物权法》《民法》邓要回被剥夺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就有无穷无尽的官司要输，现行的“征地制度”就得立即废除。
很多村庄正是由于集体意识的淡泊，或是否定集体所有和集体经济，才走向了经济衰退或土地轻而易举地被“征用”。90年代以来，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全国有7000多个“思想僵化”的村子却依然坚持集体经济和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如今这7000多个村子都成为了各地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没听说这7000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只听说他们兼并和征用它村的土地。在很多村子的承包地以5000元/亩的价格被政府“征用”的时候，这7000个村子的土地却在增加并数十倍增值。这7000个村子才是真正的土地主人。
世界上只有这样的道理：小农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小农没有集体意识，谁都保护不了小农。法律难或根本不是保护分散小农的，法律能或不得不保护有组织的小农——农民集体。
失地农民凭什么要回自己的土地？
在东北、陕西、江苏、天津等地农民发布收回土地的“告天下书”中，都表达了对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愤恨”，也许这些“告天下书”不是农民自己草拟的。我在给“农民”的回复中说：“拿农民的土地搞商业开放，是宪法不准许的。宪法只准许政府修学校、医院、敬老院、公园、公路等公益事业征用农民的土地。
至于批判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文不对题了。
宪法规定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民所有。没有集体所有，土地民有就没有法律依据了。现在阶段，农民怎么可以否定农民集体所有制？
村长个人是不能代表“村民集体”出让土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出卖集体土地，要村民大会决定， 7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有效。政府要违法征地，村长恐怕顶不住，农民个人更顶不住，不能怪罪集体所有制，是政府不守法和民主政治发展不够所致。
……
农民兄弟们，集体所有制是民有制，只有落实了民有制（集体所有制），才能在民有制（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讨论怎么实现村民家庭或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建议大家不要动不动就批判“土地集体所有制”。如果东岗等村农民自己否定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要收回的土地权利顶多只是30年承包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如果农民否定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而农户又没有土地承包证，要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无凭无据”了，法律上是站不住的。特别是黑龙江东岗等村农民失去的土地，是 80年代后期开荒获得的，要拿出集体所有的有法效的证据未必容易，现在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且恰恰要赶紧找到村民集体所有这片土地的有法效的依据。
和小岗村的“分田单干”不是一码子事
黑龙江、陕西、江苏、天津等地几个村庄的农民要回自己土地的高调行动，地球人都知道了！但和小岗村当年的“分田单干”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没有可比性。小岗村当年“分田单干——联产承包”是经营制度的创新，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增量收益，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创新带来的巨大的增量收益可以满足各方的利益，因而小岗村的创新是一种可复制、不推自广、可持续（有增量）的机制性创新，所以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而这次黑龙江等地几个村要回失去土地的行动，既不涉及到经营制度创新，也不涉及到土地制度创新；既不创造出巨大的增量，何况各方利益冲突巨大，更不可能不推自广。甚至可以预见，如果没有社会、高官和高法的强有力支持，这些农民对付地方黑恶势力都无能为力，甚至有生命危险和牢狱之灾。
这几个村的农民要回自己的土地，就像衣服被人穿走了，说给钱而没有给钱，现在想把衣服要回来，但要不回来了。如果有高官和高法撑腰，要回了自己的土地，顶多体现了党中央的英明和法律的公正。对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产生多大的推动力。
本人在此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这几起土地事件，关注这些农民的命运和权利；也敦促政府高官和高法果断介入这几起土地事件，严肃处理违法犯罪的腐败干部和黑恶势力，还地于民，保护农民的安全；更要奉劝地方政府和强人，主动将土地还给农民集体，给农民道歉，争取农民的原谅。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到底如何深化
从黑龙江、等地各村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和土地被“征用”后的用途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非常糟糕的，中国的“征地制度”不仅是违法《宪法》的，而且还是非常血腥的。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要改，不改的话，我共产党最终会失去农民，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如何改？
本人认为，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有三个前提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坚持和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要是否定了，土地就没有合法主体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如果有地主回来要60年前的土地，就合理合法了，连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新政权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了；第二，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土地产权如何经营管理、土地产权收益如何分配，由全体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土地依法征用（用于公益）或改变用途（农转非），由全体村民依法决定，70％以上村民签字同意为有效；第三，同地同权。同样的地（农地或非农地），不管是个人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或是国家所有的，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
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专家学者主流的思路是私有化，政府实际操作的是“国有化＋农民30年使用权”，学者专家和政府在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上是高度一致的。在我看来，土地改革要抛弃意识形态之争，不要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跳来跳去，否则是没有出路的。在坚持上述三个前提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农地农用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必须遵守农地农用原则，只许依法在农民之间交易，村庄内部转让优先。农民集体之间也可以交易或置换土地。非农民不许购买农地，更不许购买农地擅自改变用途或闲置。农民之间交易农地，不征税。
第二部分：“农转非”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效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如：某块农地10亩，规划在2008年8月“农转非”，到 2008年8月时，这块地即为非农用地了，政府无偿获得5亩，土地的原主人失去10亩农地而获得 5亩非农地。政府无偿获得的5亩非农地，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原所有者得到的5亩非农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或开发或出售或闲置都可以。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
第三部分：非农用地交易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土地增值所征税收，归全民共享，用于增进全民福利。“农转非”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选择闲置，但必须缴纳土地闲置税，闲置时间越长，税率越高。
如果按照上述制度操作，应该不会出现像黑龙江东岗村这样的土地问题，而且税收不会少，公益事业土地也有保障，农民更不会贫困，工商业发展也不会缺少土地，还可以避免很多政府官员倒在土地征用的战场上。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会得到空前巩固。
中国农村现代化应走日本而不是菲律宾道路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之路，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韩国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台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台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
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台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道路的失败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然而，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
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
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段弯路啊！
日本模式的共识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台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台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台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非农用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台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台道路是有效的。可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第二，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变”。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的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台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台用了数十年甚至近100年时间保护农民的金融合作，不准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而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也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该走什么道路
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现在的主流话语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纠正了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后果一：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
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后果二：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
后果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台“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
1
农业人口在中国人口构成中仍占据大多数。农民安居乐业的问题，农村社会的安定问题，是中国社会整体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近年来，国家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农业投资增大，政策向农民倾斜，大部分农民增收，得到实惠，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很快很好，这是成绩，非常难得。
但是，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已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民的主业是农产品种植业。近年来随着各项农用生产资料（包括电力、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处理）、农民生活资料以及农业用工佣金的快速上涨，尽管农产品的价格也在快速上升；但仍难以抵消上述价格的总体上升态势。因此，大量农民流出土地，进入城市寻找货币收入，一方面造成城市中严重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农村中农田的荒芜化以及土地兼并问题。
由此发生一系列衍生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容忽视且亟待从理论上研究、规划，政策上解决。
2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向资本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民面临着失去“两个市场”的危险：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据媒体报道，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豆类产品所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外销的境外市场（据报道，如，中国传统出口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港澳、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现在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出口品逐步替代）。[1]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当代世界经济中出现了重要的新现象，石油、粮食等重要国际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表明：
在现代高度金融化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决定商品（包括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短期的直接市场供给需求曲线（不是市场决定价格），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远期期货投资（金融资本投资决定价格）。
如果听任中国农民失去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趋势继续发展，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会非常严重。第一，在国际农业及金融资本巨头操纵下，中国将失去内、外两个市场上的农产品定价权。
当前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市场定价权已经丧失。据有关统计资料，由于目前大豆及其加工品70%依赖进口，至少导致2000万豆农利益直接受损，还导致大豆产品定价权完全丧失，致使其价格暴涨。
据有关方面统计，豆类品价格在2007年翻了一番以上，同时带动有关饲料价格和猪肉价格成倍上涨，加速了国内通货膨胀。间接使中国消费者蒙受损失，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生活日益陷入贫困困境。
农产品销售竞争失败，势必导致小农户面临破产困境，弃房卖地，堕为流民，成为外部农业资本竞争下的牺牲品。前两年豆农已破产不少。有关报道和资料表明，目前一些地区的棉农、奶农也面临类似的危机。
3
在加入WTO以后，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对外部资本开放度和本国市场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自由竞争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农民的作业方式和生存状态，基本仍处于传统式自营耕种的分散小农经济状态下，个体小农户对农业产品的分散自发性销售，难以对抗境外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更难以对抗来自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的生产能力。传统小农经济本身既无能力保护本国农民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又缺少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空间的有组织力量；因此在国际农业竞争中陷入劣势的不利地位，乃是必然的。
个人认为，我国农业亟须探索和规划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思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听任我国农业始终处在无序化、分散经营的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那么这种旧式小农经济是否有能力面对国际上农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挑战和机遇？
在我国农业改革初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改革方向是通过土地承包政策，获得农副产品品种数量的增长，从而解决国民衣、食短缺和农副产品匮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90年代），随着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农业经济形态由实物经济完全转型为货币化经济。
然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农业、农产品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当前，我国农业改革必须面对加入ＷＴＯ后国际农产品竞争和倾销的挑战。国家应设计规划未来农业政策的长远战略目标，应当考虑如何形成中国农业经济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面对两个市场的新型组织形态。通过国家农业政策的引导，帮助和支持中国农民保护和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保证我国农民获得稳定、持久的农业经济收益；这也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根本性课题。
实际上，参考外国的农业政策经验，我们会注意到，无论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对农业一直在实施有长远规划的保护性和组织化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之一，即是通过建立资本化、市场配套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包括组织各种农产品同业协会），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实施农业资本密集化作业，提供农业产品品牌保护，提供国家农产品市场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同时，日、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地区始终对本国本地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农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
4
我国主流经济学界似乎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有失去“两个市场”的破产化危险。甚至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例如认为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只要出口农产品(哪怕主要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就是增加就业，甚至还有人主张将中国的粮食安全完全依赖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
实际上，外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农产品出口，在取得自身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挤占了中国本土农民在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的商品份额（任何市场空间都是有限的）；其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并不足以补偿由于市场竞争失败而破产的中国本土农户的失业数量，更无法弥补国产农副品在国际上长久失去传统市场空间所造成的远期损失。
中国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上世纪70年代未农业改革以后，国家至今缺乏农业经济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从而改变落后现状的远期规划、新政策设计和构想。另一方面，国外农产品（特别是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粮油产品）在中国畅通无阻的市场控制和倾销策略，也是发达国家开拓和整合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长期战略性政策实施的结果。
如果我国的长期农业政策，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第一阶段)的水平和方向：认为中国农业可以长期或永久地置于非资本化、非有组织市场化的传统分散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并在这一着眼点上，继续强调所谓农业政策的“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有政治远见的长治久安之道！【2008年3月】
[1]表面上看，由中国出口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年增长率在12%以上，但主要是台资、韩资、日资农业企业在华生产产品的“出口”占据主要份额。
改革30年：当前最大的危机何在？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按：今年是公元2008年。上溯30年，即公元1978年，是中国至今仍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发端之所在。人类历来有个习惯，但凡遭遇某个年头，总要就某件大事勒碑记文，或颂之，或议之，或褒之，或贬之。意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前行。按中国古语的说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三十年为一轮回，也似有必要对改革作一个阶段性总结。改革30年的得失人们有目共睹，笔者深知，一味歌颂即便不是言不由衷，恐怕也并非吉兆；报喜不报忧更不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最好的纪念不是评功摆好，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我在这篇短文中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纷繁复杂的老问题和新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精英的高论与普通百姓的浅见显然很难“和谐”。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邀请了经济学界的两位大腕，一番PK之后，他们发表了如下高论：
厉以宁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说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第二个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吴敬琏接过厉以宁的话头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之外，“另外两个，一个我认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其它的权力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
吴、厉二人关注的“二元结构”、“行业垄断”、“社会保障”、“产权”、“法制”等等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人们的耳朵早就被这些关键词磨出了老茧。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看似“突出”、“紧迫”，却都不是改革30年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认真地想一想，中国社会当今的各种利益关系究竟处于什么状态之中：
（1）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可笑的是，至今仍有个别人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收入差距不大——比如张五常和张维迎），这方面的经验数据已经十分成熟，恕不赘述；
（2）政治领域的贪腐相当猖獗，据报道，近5年来仅各级纪委立案查处的就达80多万人，给予党纪处分的高达50多万人——这不仅表明官民关系已经失衡，也表明权力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制衡；
（3）思想文化领域腐朽糜烂到处弥漫，低级趣味已成泛滥之势——这说明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与各种多元化思想之间的平衡关系，已经主客易位。就连自由主义学者任建涛都愤愤然了：“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三十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
早在10年前即1998年，笔者就指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一个利益平均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利益的多样化发展趋向上，而且尤其表现在利益差异的扩大上。”笔者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利益关系已经进入“失衡”的状态。30年过去了，胡温新政以来，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状态虽然在最近几年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纠正，由于惯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恶化的迹象。
其实，有识之士对此已经有所察觉，比如中央党校的辛鸣先生指出：“与改革之初社会民众对改革巨大热情和积极支持相比，现在已经出现社会民众对改革冷漠乃至失望的情绪。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冷漠乃至失望的情绪？其根源就在于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
实事求是地看，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关系失衡”。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社保短缺，等等，之所以成为困扰人们的难题，其本质都是在于这些问题背后所体现的各种利益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如果不站在利益关系的高度审视这些问题，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把握。
如今有一种倾向，只要一说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习惯把根源归结为“产权”和“法制”。产权和法制当然是要害问题，但如果不能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去把握，尤其是如果不能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富人和精英的立场上去把握产权和法制问题，就不能正确认识30年改革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要将产权改革和法制改革“进行到底”的誓言，恐怕也只是发誓要将利益失衡“进行到底”而已。
如果说，前30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今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就只能是建立在由利益失衡转向利益均衡的努力之中。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转轨，从而为社会机体注入了竞争的活力；改革30年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激活”的问题，而是必须有效控制利益分化向两极分化加速发散的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分化向利益均衡的收敛。
“利益严重失衡”正在造成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分裂和敌视，正在极大地损害和瓦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
（
deepseakeeper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1978年前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建国二十八年来基本一无是处，只有到了"春天的故事"发生后，江山才似乎为之变色。
真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吗?反正我是从来不信这种鬼话。鄙人年龄不大，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