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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六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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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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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国情制定劳动标准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要素和经济资源，劳动标准也是一种资源和要素，并且，劳动标准往往是影响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砝码。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的标准，制定什么样的劳动法，就是制定什么样的劳动力价值标准。
劳动标准与IS90000一类的技术标准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劳动标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它必须从人性和人权出发，制定出合乎人性和劳动权利的法律标准。最近我国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一部法规。
应当说当前世界人类的发展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经济和物质的发展标准，二是人的发展标准。这两项标准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过度追求物的发展，便会损害人的发展，如果过分照顾了人的发展，往往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各项标准都不能定得过高或过低。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劳动力的购买，说更深一点，就是对一种劳动标准和劳动价值的购买。但劳动力价值在历史上和国际间是大不相同的，从历史上看，农奴和奴隶的劳动价值最廉价，但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因此，这样一种劳动力标准被废除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劳动标准定得比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就比较高。譬如西方国家有完善的工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各行业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有罢工和结社权利。但对于那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劳动标准定高了，往往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一般都定得比较低。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个劳动标准较低的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购买，更多的是对一种劳动标准和劳动力廉价权利的购买。这种现象在一个历史阶段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持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时间地保持低劳动标准，那将出现社会发展的绝对不平衡，不仅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劳动群体的贫困化，也会发生生产过剩和政治危机一类的社会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在改革进行到第30年之际，我国一部新修定的劳动合同法出台了，但这部法律一出台便遭到资方强大的反对。先是深圳华为公司与员工重新签定合同，后是一些企业裁减员工，新劳动法还未实行，一批劳动者的就业便受到影响。在我参加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一批被企业除名的职工满脸迷惑地坐在台上，他们不知道新劳动法是对还是错，当主持人询问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新劳动法时，有的人举出反对的牌子。
对此原因我们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是中国的劳动标准定高了，还是仍然很低？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承受不了，还是资本利益或某些个人私利承受不了？当前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
二、一场罕见的围剿，一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新劳动法看来真是触动了中国资方的利益，否则不会遭到如此激烈而顽固的反抗，并且从目前的局势看，简直就是一场气势凶凶的围剿。
先看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劳动合同法触发多米诺效应，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新《劳动合同法》实施、500余家台湾企业搬离东莞”、“新劳动合同法将搞垮中国经济”......
再看一些学者居心叵测抛出的一顶顶罪名帽子，如：新劳动法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社会安全网过度膨胀，经济活力今不如昔”，“侵犯企业家用工权益”，“影响劳动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传统战略走上了绝路”，中国将患上“福利国家综合症”，新劳动法是“中国经改的致命伤”，“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新劳动法“会闯出大祸”，因而它是一部“善良的恶法”......广东一位女企业家甚至称新劳动法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种种企业表现，加上一些代表资方利益的学者铺天盖地的批评文章，大有将一部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摧毁和遏杀的架势。在这股围剿劳动合同法的战役中，跳得最高的当属香港那位学术权威张五常教授。这些人耸人听闻的言论十分有煽动性和鼓惑性，很多企业在种种舆论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加入了抵制和抵触新劳动法的行动中去。据调查显示，有七成企业希望修改新《劳动合同法》，另有一些企业准备撤资和转移，还有一些企业在一群学者和律师的指点下，大打法律擦边球，频出各种花招以规避劳动合同法。
如果让这批“狼来了”的舆论继续影响社会，如果让一帮学者继续对企业诲淫诲盗，那么，中国的劳动群体在劳动权利方面稍微取得的一点进步，又会夭折在襁褓里。因此，不管新劳动法存在哪些完善与不完善之处，中国的劳动群体都要奋起捍卫改革30年了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点权利。
新劳动法争议的背后，不过是社会间一场劳资利益的大博弈。不管代表资方的学者搬出什么罪名和理由来吓唬社会，都掩盖不了其背后的真相和目的。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那些对劳动法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
三、劳动法更多影响的是企业内部分配
尽管资方利益的代表者放出许多吓人的话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过分夸大了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经营和企业命运的影响。这一点人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劳动合同法的作用至多产生在企业利润在内部分配的范围内，不会大到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它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企业多拿点，还是员工多拿点，资本多拿点，还是劳动多拿点而已。至于说，新劳动法将搞跨中国经济，这种恐吓更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这样说？多少具有一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劳资双方之间所有的博弈，都局限在企业经营所能承受的基础上。这就是说，无论员工怎样提条件，涨工资、增加福利或改善劳动条件，这些条件也都限制在企业财力所能容忍和承受得了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博弈如果把企业搞垮了，那么劳资双方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如果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那么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会共同维护这条船的利益的。因此，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法律规范，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基本上限制在企业内部利益调整的范围内。
即使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但这种作用也只有好处，或好处大于坏处。以麦当劳为例，如果不是国内的批评与抗议，其工人工资能提高30%吗？提高劳动标准的实质是中国工人与外国老板争夺企业利润。中国的工人为什么只能俯首帖耳地将利润让与外商？外资企业在中国赚得还少吗？这些年里，跨国公司从中国拿走多少巨额利润？因此，如果说新劳动法的出台产生了一些外部性，那也是捍卫本国经济利益。
特别是，劳动合同法比起罢工权和结社权，其约束力和对抗力差远了。照现在那些恐吓者的理论，中国劳动者就更不能有罢工权了。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仅仅出台了一部稍微修订了一点的劳动合同法，便引起资方如此抵抗。
那么请问：如果中国宪法中增加了劳动权利最基本的一条：罢工权、结社权之后，中国的企业怎么办？还没法活了吗？中国的经济发展难道就是建立在约束劳动权利的基础上吗？西方那些实行罢工权的国家，企业不是照样经营吗？
四、劳动法对宏观经济面只能产生正面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劳动法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不会产生影响，即使产生，也是良性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由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我国这些年里出现了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现象。加强劳动权利，提高劳动收入，可以改善和促进国内消费，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助于宏观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劳动合同法影响的更多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不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劳动合同法产生的作用是社会财富在劳资双方间的调整。中国资本的收益从宏观数字看，已经过高了，必须通过法律标准进行调整。并且，中国仅仅拥有一部劳动合同法还远远不够。对于这一点，中国社会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那些打着珠三角外企关闭和撤资旗号来否定劳动法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无视基本事实。真实的情况是，东莞等某些地方有三资企业关闭和撤资，那也不是实施劳动法的原因，而是当地工资水平上涨和企业所得税合并的原因。再说了，有些血汗工厂与其让它们存在，不如越少越好。少一点这些血汗工厂，对中国经济无关痛痒，只是好事。
五、糖因奴隶而廉价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资本的蛮横和无知！也可以看出一批资方学者的嘴脸和无耻。中国的资本已经被30年的改革惯坏了！30年间，中国的劳动群体基本上是一群权利缺失的群体，是一群毫无权利保障的、被一任宰割的羔羊。资本在权力的保护下，已经习惯了最大限度的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利润。今天，修改一下劳动法，增加一点新的内容，中国的资本便受不了了，便要大喊大叫，制造耸人听闻，这种做法坦率地说：丢人！
这使我想起欧洲一位学者孟德斯鸠当年说过的话：“糖因为奴隶而廉价！” 18世纪，美国南方的白人种植园主由于从非洲贩卖黑奴，使用廉价的奴隶劳动力，结果使运往欧洲的糖的价格大大降了下来。欧美大陆的白人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而那些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却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张五常之流或许会为美国南方廉价的农产品而骄傲，在他眼里，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产品才越有竞争力，才对这个国家越好。所以，中国的劳动者永远都要象黑人奴隶那样廉价，才符合中国利益。这就是张五常流的逻辑和谬论。
中国目前就是有这么一些奴隶主式的人物，他们生怕员工有一点尊严，生怕劳动者有一点权利，有一点辩护的法律依据。中国是个奴役传统深厚的国家，封建等级剥削制度仍然大量地残留在今天。中国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与这些奴隶主残余进行斗争。
但是，当年的美国人民就是不信那个邪，不怕经济崩溃，不怕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正义的北方人民挺身而出，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争。经过近两年残酷激烈的南北战争，北方终于赢得了胜利，奴隶制被彻底埋葬。这时，张五常流会跳出来痛心疾首，他们会大叫，南方的糖价要上涨了，粮价要上涨了，美国的经济和出口竞争力要遭到灭顶之灾了。
但是，回首历史，美国因为废奴战争跨掉了吗？作为一个落后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欧洲那些发达的强国，美国落后了吗？恰恰相反，正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超过了英国。
美国的历史表明，只有人的标准的进步，才有经济物质的进步。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如果今天被张五常一类败类学者占据着舆论阵地，那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六、劳动权利缺失已经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畸形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行整整30年了，战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经过同样长的时间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但只有中国，劳动群体依然贫穷。这不能说中国仍然不发达，实际上，中国已经发达起来了的那一部分群体其富裕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
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不平等。这几年里，财政收入连年以30%的速度高增长，资本收入（企业利润）以30%的速度高增长，只有工资收入低增长。2001年以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41%，而企业盈余占GDP的比例则高达30.6%。我国的初级分配结构不合理可见一斑。
再以银行储蓄结构为例，政府存款和企业存款占银行储蓄和GDP的比例连年上升。 1996年，我国的家庭储蓄相当于GDP的20%，到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这一期间从13%增大到20%，政府储蓄从5%增加到6%。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和10%。这种格局都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那就是由劳动权利缺失而导致的。
看看中国的企业，工会起作用吗？工人们能罢工吗？劳资双方有谈判吗？暂时还没有。这些年里，劳动群体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听从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和资本的收入怎么能不高歌猛进！中国怎能不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劳动收入怎么能不被长时期地被压在一个低水平！
从宏观数字看，中国有一千个理由加强劳动法规的改革，提高劳动的标准！但是，仅仅一部劳动合同法是不够的！劳动合同法仅仅是在其它劳动权利（如罢工、结社）缺失的情况下暂时的补充。中国的工会如果真的起了作用，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也就退而次之了。
所以，劳动权利的刚性化，只能是历史的进步。中国资本发出的强烈抵制，只能说明中国资本的无知和蛮横。中国劳动标准的提升与劳动权利的完善是历史性的进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社会和经济发展
对待新劳动法带来的这一场社会震荡，我们还要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进行宏观把握，要从历史的层面来看清楚劳动权利演进的过程，看看每一次劳动权利的诞生和提升，都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结果。
世界上最早的劳动权利诞生于19世纪中期。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野蛮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撰写《英国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劳动群体陷入最悲惨境况的历史阶段。
但这一时期也是工人运动和武装反抗最激烈的时期，英国出现了宪章运动，法国出现了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的劳工运动，无不是为了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环境，争取劳动权利。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一次次的罢工和武装起义，震撼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劳动群体妥协，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人权利的国家法律，尖锐和激烈的劳资矛盾到了19世纪后半期才得到缓和。
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通过与奴隶主和工厂主长期斗争才争取来的。每一次劳动权利的改善，都是人类历史的一次进步。最有说明意义的还有美国十九世纪60年代展开的废奴运动，当时的美国南方，主要的劳动力是黑人奴隶，这种不人道的用工制度遭到了美国进步势力的强烈反对，废奴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这种进步的要求遭到南方奴隶主的强烈抵制。他们的理由是，一旦解放奴隶，南方经济将遭到重大打击，奴隶主以奴隶为主的财产将化为乌有。于是，南方奴隶主不惜以流血的代价，发动了南北战争。其结果，还是美国的进步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南方的奴隶制度被废除。
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靠买卖奴隶繁荣一时的南方经济尽管暂时受到影响，但为美国19世纪后半期的迅猛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劳动权利的确立与改善，使欧洲大陆和美国社会获得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进步。
从历史看，每一次劳动权利的提升都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尽管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和美国奴隶主会有种种理由来证明工会、罢工权和废奴的坏处，就象今天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劳动合同法有种种弊端一样，但历史证明，只有欧洲和美国实施了保障劳动权利的新法之后，社会和经济才取得了大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才得到缓和。
因此，对于我国今天的这一场劳动合同法争论，我们必须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及前景。任何短视和狭隘的看法都不可取，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不可抗拒。
八、我国新劳动法的意义
回顾我国的历史，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以来，曾经走过一条极左的、过分理想主义的道路，过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赋予了国有企业职工较高的待遇，结果使国企在改革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高成本而缺乏竞争力，由此导致了国企在一段时间内的劣势。
与此同时，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劳动力低成本模式发展起来。这批企业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如浙江吉利汽车公司，广州志高空调集团，都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优秀的中国民族企业。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扶植国内新生资本、优惠国际投资资本、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放松了对劳动力这一经济资源的法制标准，对劳动力的使用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在这一期间，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本优势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既无规范的劳动生产标准，也无正规的生产用工标准，更无劳动者的维护权利组织----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持续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法规不严，劳动权利缺失，我国出现了大量损害劳动利益的事情，例如，国家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山西居然冒出了黑砖窑奴工事件。种种情况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劳资者的权利状况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如果拿我国今天的某些情况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状况相比，其情形都不过分。
因此，我国新劳动法的出台是历史的需求，是时代的呼声，我国不仅要继续补充完善劳动法，更要修改国家的最高大法----宪法，只有在宪法中恢复罢工权，这项权利，劳动者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完善和保证。
任何社会都是不同劳动权利形态的社会。奴隶社会是以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为法律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获得相对政治权利为法律保障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拥有较高权利为标志的社会。
社会的发达不仅是由物质发达程度所标志的，也是由人的权利发达程度所标志着的。中国发展决不是单纯地追求物质增长，中国要物质和劳动者权利双丰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资本。
（完）
一
建国后，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中央一直将快速增长（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目标很明确，早日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使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因为“快”当头，才有“社会主义改造”，才有“三面红旗”，才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去很多想法、做法都“拨乱反正”了，但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没有改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快速摆脱贫穷与落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政府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经济增长上。干部的考核任免提拔，近乎唯GDP增长数字是举，于是乎比、学、赶、超的政绩竞赛由此悄然开始，由此诞生出著名的将“人间天堂”变成“世界加工厂”的“苏州模式”，并成为地方官员争相效仿的对象。
为了快速增长快出政绩，官员们不断强化政府积聚、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形之手”伸向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对“无形之手”的挤压越来越严重，对拥有特殊资源群体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胡汉山又回来了”、被赶走的“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给予这些特殊群体的不仅是铺红地毯、敬香茶，而且还有政府顾问、政协与人大代表位子伺候。与此同时，对缺乏资源的人群越发忽视、漠视，有的甚至是蔑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9%，近年来都超过10%。外贸、外资、外汇捷报频传，第一、二、三产业蒸蒸日上，东部、中部、西部你追我赶…，中国经济列车持续的开足马力的高速奔驰，由此也导致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环境与水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劳动者与一般居民的生命健康也趋于越来越恶化的态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种种问题症结，都能找到一个“快”字。如今，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论证起来“意义重大”，但是依然离不开一个“快”字。
二
在“发展是硬道理”下，政府的职能鲜明地定位为主导发展经济，因此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便视为积极要素，不断弘扬光大；凡是不能或难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便当作消极因素，理应进行抑制。以此，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为快出成绩，重大改革措施往往未经细致论证、认真试点就仓促出台。
为轻装上阵发展经济，政府便将那些“赔钱买卖”作为包袱甩掉，对教育、医疗等本应由政府责无旁贷提供的“公共产品”实行市场化，任由学校、医院、地产开发商为所欲为，如此自由放任的结果，终于营造出压得老百姓难以喘息的“新三座大山”：医疗改革使弱势群体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使农村贫困家庭孩子上不起学，住房改革使诸多城市家庭买不起房…，由此引发乃至激化了多种矛盾，威胁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教育为例，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高校合并扩招。一年招进，两年合并，三年出炉，五年成功。中国不仅大学规模很快步入世界前列，而且培养的高等人才绝对数很快步入世界前列。然而在“多收三五斗后”，迅即有了“谷贱伤农”。诸多满怀希望的学子，毕业即失业，令含辛茹苦的父母百思难解、百般无奈。
对于越来越不和谐的态势，父母官们其实都心知肚明，但是急功近利的明知选择，就是纷纷争做“太平官”，将问题与矛盾不断向后推移，“在我任后，哪管洪水滔天”。年复一年，届复一届，问题也聚沙成塔、成丘、成山，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险，解决问题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越来越大，一些甚至到了难以收拾的境地。
三
为尽快加入WTO，攀附上风驰电掣的全球化列车，缺乏细致深入评估，轻率承诺，承担了远远超过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开放义务。如今，轻率承诺的遗祸日益显现，导致外资对中国经济快速渗透与控制，抢占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份额，大豆、棉花等种植加工业岌岌可危，民族商业零售七零八落，金融领域风险不断攀升…
为快速增强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信奉拿来主义认为高新技术研发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时日太长，因此执迷于适用技术，“够用就好”，痴迷于“市场换技术”，抱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信条。结果，中国在相关技术与制造上，落入了“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恶性循环之陷阱。
不管是否合乎国情，只要能拉动经济增长，就大干快上，数百条汽车生产线被引进，汽车产业因此而在中国迅速崛起，昔日的奢侈品快速驶进中产以上阶层的千家万户。人们在享受“汽车革命”带来无比怡然的同时，蓦然发现，空气污染了，交通拥挤了，效率降低了，而且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石油价格也因“中国因素”而不断上涨。
头痛就赶快去医头，脚痛便忙着去医脚，石油价格高涨，就拼命解决石油问题。同样找了帮不问国情的庸医，效颦美国制造生物新能源，将大量粮食炼制汽车用酒精，结果新能源没炼成规模，反而炼出个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正是由于每每缺乏通盘考虑国民经济的总体格局，急功近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便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
只要是客观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智者之智，在于顺时应人，在于及时认知规律，尊重规律，依照规律办事。社会经济早就证明有其自身规律，经济本身也有它的自然增长与潜在增长能力。长期使实际增长超越其自然与潜在增长能力，必然要出问题。因此，顺其自然，多点“无为”，让市场来主导增长，让人民休养生息，自主发展，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与社会、自然实现和谐的需要。
在2008年开春，中国能称得上“门”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香港地区的“艳照门”。另一个是“再融资门”。前者引发社会对华人道德和价值观的反思。而后者，则引发社会对再融资制度乃至整个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的追问。
无论哪个门，在2008年的这个制造出雪灾的寒冬，都显得似乎难以穿越。但是，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必须得越过“再融资门”。
一.再融资的杀伤力
次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性股市下跌，最终“感染”了中国股市。
就在人们开始讨论中国股市能否抵御住次债危机的影响独善其身的时候。
以当时的股价测算，中国平安再融资规模接近1600亿元，是其2007年3月IPO规模的四倍多。中国股市应声狂跌，沪深两市总市值当天蒸发1.68万亿元。沪指从5200点跌到4200点，强度超过了“5·30”。
虽然许多人不解中国平安为何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中国平安的底气并不难于理解。当沪指接近6000点，监管层停止了新基金的发行，新股不断上市，再融资不断获批，此时股市改变方向，步入调整阶段。在这个时候推出再融资计划，既能配合监管层调控股市，又能趁机圈钱。事实上，当中国平安再融资计划推出后，有评论就认为中国平安此举获得了监管层的授意。直到浦发银行再融资计划推出，这一说法才逐渐被淡化。
而面对股市的狂跌，在调控与救市之间痛苦地找寻平衡点的监管层又忙碌起来。
但是，
再融资的杀伤力来自哪里？放下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庞大限售股的解禁，单就再融资本身而言，2007年，中国共有188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再融资，实现募资约3657亿元，超过2001至2006年6年间的再融资总额。而今年前两个月，上市公司提出的再融资计划就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再融资总和。 倘若中国平安、浦发银行的再融资模式被其它上市公司效法继续，那么，再融资将演变成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圈钱游戏。
二.富者的游戏
中国平安在推出庞大的再融资计划时，其公告中对资金用途并未进行详细披露，只是表示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营运资金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指出：“如此大的融资规模，却具体项目不定，回报预期不明，只是一味地叫你掏钱，难怪会让投资者反感。”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具体项目不定，回报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这样的融资报告怎么就能堂而皇之地推出来，且上市公司丝毫感受不到有什么不妥呢？答案在于再融资制度过于随便了。
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金额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过量融资现象普遍，并且再融资资金投资项目随意更改。以2007年为例，公告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上市公司有81家之多，变更绝对额度超过亿元的上市公司有40家，占到总数的50%。而2007年以来，上市公司涉及委托理财的业务公告总金额高达123亿元，再融资资金浪费严重。在2001年，平均每家上市公司闲置的资金数高达3.11亿元，闲置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7.96%。 不少上市公司在实现再融资计划后，面对低成本圈来的钱不知如何处理，有的将自己用于购买国债，有的存到银行，有的去打新股，有的干脆拿去委托理财。
可是，在现实中，有些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不但不缺钱，甚至为了再融资才不得不将上次募集到的资金“突击”用完。
具体到中国平安，据wind统计，仅2007年7月至9月，中国平安就动用2458亿元参与新股配售；
2007年中期，中国平安每10股派2元（含税）——这是中国平安给股民的现实回报。
三.流言下的利益
发展到现在，再融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些人恶意制造恐慌气氛、浑水摸鱼的工具。事后的数据显示，在一些股票被再融资传闻压倒在跌停板的时候，却有大笔资金趁机买进，增仓迹象非常明显。事实上，如果对照这波的调整就会发现，再融资计划的推出及再融资传闻的散播，几乎是在以“接力”的方式实现对股市的疯狂打压。
再融资传闻与对股市的打压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联想：
其一，QFII。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的协议正式获批时，中国股市处在接近6000点的位置。QFII有必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建仓点。
其二，热钱。随着中国连续加息和美国连续降息，中美两国基准利率倒挂，且幅度越来越大。国际热钱不仅受到升值收益的吸引，同时还将受到利差的吸引，“汇差”加“利差”所形成的叠加效应，将对国际热钱进入中国产生更诱人的吸引力。但根据日本当年的经验，国际热钱更喜欢投资收益更高、变现能力快的股市。而一旦国际热钱打算进入，就提前就会唱衰中国股市，炒作中国股市的风险性，以推动股市下跌，在低价位完成建仓。
其三，如果再融资获批，根据规定，增发价格要由前20个交易日平均价决定，股市下跌将使一部分人以更低的价格增股，这部分收益无疑是直接的。比如，花旗银行持有浦发银行4.20%股份，但是，根据浦发银行与花旗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第二补充协议》，花旗承诺将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至19.9%。如果股价下跌，对花旗增持股份是有利的。
其四，提前出逃者。无论是中国平安还是浦发银行，在传出再融资消息以前，机构主力就已提前逃遁。数据显示，中国平安的105家机构在暴跌前夜已经逃离中国平安。浦发银行也一样，有媒体引述一位银行业研究员的话说：“这次浦发尚未发布增发公告，得到消息的基金经理就提前减持，以应对增发预期。”提前出逃的资金，同样寄希望股市下跌以待机进入，赚钱更大差价。
虽然无法断定谁是流言的“始作俑者”，但是，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却可以找出谁是股市下跌的最大收益者，或者说，谁是最喜欢股市下跌者。而当强势集团通过这种原始的工具左右中国股市时，市场监管者却无能为力。
四.从调控到救市的错位
在这个时候，监管层突然发现，它竟然没有能力消除流言，也没有能力阻止“再融资门”的影响不再蔓延和扩散。
根据规定，上市公司应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再融资申请，证监会在正式受理发行人融资申请后，视市场情况以及融资方案的可行性、合规性，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对发行人的融资申请进行审核，然后才能决定放行或叫停。而在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都没有把申请递交到证监会的情况下，面对再融资负面影响的急剧扩散，监管层似乎突然感到了一种“无奈”。
监管层的职责本是建立并完善制度，通过制度的正常运转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但是，在A股这里，监管者却被赋予了调控与救市的重任，这种角色的错位延续至今，以至于它几乎成了监管部门的本职工作。但是，在全世界找不到另一个类似的以调控和救市为主要任务的市场监管者。
强有力的制度化监管是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障。安然和世通等一系列财务欺诈丑闻案，曾导致美国资本市场8万亿美元市值烟消云散，但是，在美国于2002年推出严厉的萨班斯法案后，市值很快就恢复了将近一倍。 萨班斯法案的核心是有效防范恶意欺诈，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最终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一些上市公司因监管过于严厉而退市，这确保了市场的规范和健康运行。而在A股，只要能够进来的上市公司，无论多么糟糕，就能高枕无忧，倘若会炒作题材，还能生存得很滋润。
在这次的监管中稍有变化的是，弱化再融资负面影响的是税务部门。在再融资压得股市抬不起头来的情况下，国税总局突然决定于
为了调控股市，监管层可以连续五六个月停止新基金发行，也可以通过新股一个接一个上市加大供应；为了救市，有关部门又可以通过各种路径介入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紧紧地围绕着股市走势展开。股市涨到多少点有泡沫，跌到多少点到底了，监管部门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裁缝，总希望所出台的调控措施正好合身，但是，举着一个伸缩自如的尺子，面对一个随时可以变形的身材，监管层甚至不知道自己最后裁剪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式”的调控与救市，相互交替，来来回回走不出去。而“再融资”，只不过是这一困局下的有特色产物而已。
●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转移：从中国本土转移到海外。人民币加速升值只是加速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
●中国央行采取持续加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紧缩银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却仍然抑制不了物价上涨的趋势，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之后，外资的人民币资产一旦选择撤离中国，将更快地、更多地消耗掉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上，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把中国经济逼进越来越缺乏回旋余地的境地
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外汇储备超过1.53万亿美元，均位居全球首位，海外资本正逐步主导或已主导中国的不少产业，同时，相对应的国内情况是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环境有所恶化。中美汇率博弈正在中国经济最易于受攻击的情况下拉开了序幕。
中美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博弈本质上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之争。美国实行弱势美元政策、持续降息、推动人民币升值，其目的是将中国民众积累起来的财富转移走，并通过温和乃至动荡的方式，逐步削弱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我们目前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对此似乎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被动地契合美国开出来的政策清单，而不是基于对中国价值立场的清醒认识，选择主动、针对性的措施，保卫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成果，如果货币和汇率政策不是从开放的、系统的角度重新评估目前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局势，从而牢牢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么，中国将非常被动。这样的案例在南美、日本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
加速升值将产生严重后果
中国位居世界第一的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成为国际游资的猎物。它让国际猎手们感到极度兴奋。其实，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转移：从中国本土转移到海外，主要是美国。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政策只是加速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其它问题。
事实上，中国央行客观上在配合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反，中国央行对应的货币政策是升息、人民币升值、紧缩货币。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美元的攻势之下疲于奔命，丧失了货币主导权。
中美央行之间政策客观上契合的结果是：美国通过持续降息、美元贬值甚至宣称无限量地提供美元，正逐步消化次级贷款危机，维持物价基本稳定，避免通货膨胀快速恶化；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央行采取持续加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紧缩银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却仍然抑制不了物价上涨的趋势，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面对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某些舆论仍然在进一步呼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升值。
笔者认为如果继续采取加速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简单机械地加息等调控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加速升值会使预期加大
中国经济目前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首屈一指。2007年底，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超过1.53万亿美元，并且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
与此同时，美元资本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不断流入中国，阻止美元资本项目流入的防线已经形同虚设。面对这样的国内经济现实，美联储一旦采用泛滥的美元政策，那么中国必然成为美元泄洪的重灾区。
目前，不少专家学者还在呼吁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希望2008年度人民币升值10％，同时进一步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便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
这种政策组合实属抱薪救火的做法。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从3.87％上调到4.14％，如果人民币升值10％，则海外热钱进入中国的无风险收益率高达14.14％，而美国减息之后的基准利率是3.0％，这是境外热钱的基本成本，海外资金的套利空间达到11.14％。如果对冲基金以保守的4倍杠杆放大进行投机，资金的年化收益率可以高达44.5％以上。巨大的利益诱惑势必导致海外热钱涌入中国。2007年度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年，却同时又是外汇储备同比大幅增加43％的一年。
升值酝酿金融危机
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人民币存款利息之和一旦大于美元资金成本，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过度和存款加息的过度。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损失不是出口商品减少、没有换到美元，而是中国的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像冰雪一样每天在融化、是国民财富在被弱势美元所蚕食。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大量海外在华资产在完成国内增值之后可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轻易地兑换走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把中国依靠消耗资源和劳动力挣得的财富不断消耗在人民币与美元的这场较量之中。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主张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中国有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忽略了海外资本已经掌握了巨额的人民币资产。这些已经增值数倍的人民币资产必然会选择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到顶峰后撤离中国。人民币加速升值意味着外资回报率的加速提高和外资集中撤离中国时间的提前。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之后，外资的人民币资产一旦选择撤离中国，将更快地、更多地消耗掉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上，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把中国经济逼进越来越缺乏回旋余地的境地。届时，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各类企业股权、债券贱卖给外资机构就成为必然的结局。简言之，中国正在重复着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道路。
升值助推通货膨胀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货币升值可以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这个教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适用，相反，人民币升值不仅难以抑制通货膨胀，反而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
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本次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是：
第一阶段，海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并主导了对外出口，外商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60％，同时，海外资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大量的国内企业股权，此时，逼迫人民币升值既有借口，又十分有利。
第二阶段，人民币开始升值，并形成持续升值的预期，从而，大量投机性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向中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股权市场和股票市场。
第三阶段，央行通过发行票据对冲美元，希望维持人民币升值的节奏。这种公开市场的对冲操作，本质上是把国内企业手中的人民币收上来交给持有美元的海外机构，中国本土企业减少了这部分人民币所对应的发展机会，而以美元换取这部分人民币的海外机构取得了相应的投资机会。从2007年年初到
第四阶段，美联储推行减息、贬值、宣称无限流动性的美元政策，制造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央行发行票据对冲美元的公开市场操作，本质上是把国内生产经营机构的资金搬运给了海外机构。由此，一方面造成国内生产经营单位营运资金紧张，民间拆借利率一度高达30％，另一方面海外机构持有充裕的人民币热钱，可以大举投资和收购，抬高了资源和产品的价格。中国金融体系中人民币资源配置的失衡和错配，既制造了有效供给不足的通货膨胀，又制造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这二种通货膨胀交叉作用的产物。美元泛滥、人民币升值、公开市场操作误配人民币资源是本次通货膨胀的根源。
人民币升值和紧缩货币政策正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伤害，却恰好可以配合美联储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继续维持弱势美元、维持低利率和低通胀、承诺提高无限流动性以便顺利度过次贷危机，同时，为未来实行强势美元政策、吸干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作准备。
截至
导致国内货币调控手段陷于被动
在人民币升值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那么，会导致负利率的情况加剧，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存款会受到更大的损失，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相反，如果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那么，会导致海外热钱套利空间加大、内资企业的发展机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并给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和国内资源提供更大的机会，中国经济拉美化趋势会更加严重。后者的政策尽管可能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是，通货膨胀会在未来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更加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各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历史事实已屡次证明这一点。
导致国内外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失衡
在加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国内加息的空间有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可能长期维持在负利率的水平上，使得存款者利益受到损失，从而逼迫部分存款离开银行，形成现实购买力或被迫跟随国际热钱炒作资产价格，从而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2007年度CPI达到4.8％，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4.14％，活期存款利率是0.72％，居民和企业存款利率就成了－0.66％以上，以2007年10月份38万亿无存款余额计算，负利率使得存款者的损失在2500亿元以上。人民币兑美元是从2005年7月开始升值的，此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8.27左右，之后开始一路升值，并显现加速之势，截止到2008年1月底的中间价达到7.20，升值幅度为12.94％，中国的汇兑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1.2万亿元人民币，超过2006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2万亿元人民币的一半以上。
如果2008年度人民币继续升值10％，中国近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应地贬值15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财富再次损失1万多亿元人民币。企业和居民的存款损失与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之和在1.3万亿~1.5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2006年度中央财政收入2万亿元人民币的65％~75％，也大幅超过了2007年度中央企业创造的利润的总和。上述两项损失的区别在于：负利率造成的存款损失属于国内财富的再分配，美元储备的贬值属于国民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属于国民财富流失。这将是我们推行以人民币升值为主的政策的代价。
面对泛滥的美元，英国央行选择了抵抗，而不是迎合。英国2007年11月份生产者指数产出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4.5％，为过去16年以来的最大升幅，PPI投入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0.2％。英国银行没有采取紧缩政策，没有加息，没有为泛滥的美元提供纵深推进的货币空间和利益诱导，相反，英国央行选择了对抗，采取了与美联储相同的放松货币的政策，在去年12月6日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5.50％，这是该行自2005年8月以来的首次降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在美国，在于美联储的垃圾美元政策，而不在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本身。因此，英国央行的操作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利率汇率调整需资源价格和财政政策配套
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
中美之间的这场货币较量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不应该继续选择退却、不应该继续跟随美联储主席和保尔森的要求迈出步伐。我们应该把握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制定政策的主导权，避免陷入国际资本布下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该让汇率政策牵着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应该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同时，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的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
具体建议如下：
建议之一：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存款利率，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同时，相应地，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值调整为贬值。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必须同时考虑下列四个基本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平衡：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美国基准利率或国际游资成本。从理论上讲，最佳的平衡状态应该是：人民币存款利息收入加上或减去人民币贬值或升值所形成的汇兑损益之和，等于国际游资的资金成本。如果其中的某个要素发生变化，那么，可以根据经济环境的具体情况，通过调整另外两个要素或另外两个要素之一来实现新的平衡。根据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和国际游资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式，可以看出，在维持正利率的前提下，通货膨胀率上升，本币就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出现通货膨胀应该成为本币由升值转为贬值的分水岭。
以中国当前的情况为例，2007年度全年通货膨胀率达到4.8%，央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应该从目前的4.14%调整到4.8%之上；而美国目前的基准利率是3.0%，可见，如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改变人民币负利率的现状，人民币不仅不应该升值，而应该贬值。
一个国家，没有理由在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选择外汇贬值和本币升值，更没有理由在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继续选择本币升值甚至加速升值。
通过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扭转人民币负利率的局面、适度地对人民币进行贬值，有利于达到以下目的：
首先，人民币贬值可以减少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人民币少升值1%，相当于中央银行少损失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少升值10%，相当于少损失1.2万亿元人民币。只要中国没有把过多的外汇储备降到合理的水平上，中国就应该阻止人民币升值。
其次，人民币存款由-0.66%利率变为正利率，可以增加储户收入，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储蓄稳定和物价稳定。
再次，提高利率意味着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成本，也意味着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成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摆脱粗放经营的根源在于，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资源要素如土地、燃油、矿产、水、劳动力等价格长期低于合理水平。在开放的经济体内，提高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就意味着把财富留在了国内，同时，也有利于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
建议之二：提高国内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要求，使得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环保标准与国际市场接轨。
人民币停止升值甚至贬值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手段，也是促进出口的手段，但容易引起贸易争端。因此，需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来提高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出口的过度扩张。
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才能实行可持续发展，才能从经济杠杆的角度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把财富和资源留在国内，而不是以低价换取美元然后贬值。
正确的宏观调控策略是，一方面持续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以达到国际水平，增加企业的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促使企业转变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将人民币由升值转变为贬值，防止出口能力急剧滑坡。把握好人民币贬值与生产要素价格、环保标准提高之间的尺度，这是宏观调控的艺术。在企业经营效率没有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标准往往会产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是推行人民币贬值政策的合理理由。
建议之三：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缩小银行存贷利差，以此配合存款由负利率转变为正利率。
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是国外银行存贷款利差的2倍以上，不合理的存贷款利差收入形成了商业银行包括在华外资法人银行的巨额垄断利润。这是对国内产业利润的侵蚀，影响着国内产业资本的长期竞争力，因此，提高存款利率、实现负利率向正利率转变并不意味着贷款利率的等比例提高。
一方面银行资本应该向产业资本回吐一部分利润，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量来适度弥补其利润损失。同时，适当提高利率意味着增加企业使用社会资金的成本，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贷款供给，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冲式的平衡。因此，提高存贷款利率、缩小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政策需要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之间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平衡型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的内涵还在于让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得到相对高成本资金的充分支持，并以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彻底取代行政性的“贷款窗口指导”。
建议之四：推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此配合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根本性调整。
利率政策的调整主导着汇率政策的调整，但是，利率政策能否得到充分运用并取得预期效果，需要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化改革的配合。如果企业直接融资继续实行目前低效率的行政审批制度，如果企业缺乏起码的资本自主权、资金成本结构及期限结构的选择权，如果企业仍然缺乏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化的股权融资市场和债权融资市场作后盾，从而真正解决企业直接融资难的问题，那么，在银行存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支出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企业可能因为股权融资难而成为高利率政策的牺牲品，由此可能导致所谓的“货币政策紧缩过度现象”。这种所谓的“货币政策紧缩过度现象”不是因为货币政策自身欠妥，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从某种角度看，资本市场自身的“市场化”改革是利率政策调整和汇率政策调整的重要条件之一。
建议之五：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
通过提高利率水平、资源价格和环保标准，将在短期内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可能造成短期内的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不是坏事，相反，一定程度上的通胀可以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
这类成本推动型通胀可以改变国内的利益分配格局，避免进一步资源浪费，同时，通过通货膨胀率与利率的挂钩，将人民币由升值趋势转变为贬值趋势，可以避免国民财富的流失。只要财富留在了国内，只要财富没有流失到国门之外，政府就可以利用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来解决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问题。把财富留在国内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物质前提。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在教育、医疗、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来扩大内需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不应该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高目标，而应该把防止国民财富流失、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作为最高目标。只要能够实现后者的目标，通货膨胀其实是一种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收入结构调整的表面现象而已。
宏观经济调控不是单向的政策运动，不能依靠“独一味”的单方，而需要把握客观经济对象自身内在的对立统一规律，实现对立统一中的平衡，因此，偏紧的利率政策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进行平衡；利率与通胀率挂钩、资源价格上升、环保标准提高抑制出口，这就需要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平衡；商业银行利率上升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这需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平衡；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的减少对银行业绩产生了不利影响，这需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平衡。总之，宏观调控要坚决避免“头痛医头”或“拔高增肥”，而应该着眼长远、立足根本，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建议之六：加强资本项目管制，在人民币贬值到合理目标之前严防资金外逃。
美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让中国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中国应该设法得到弥补；此外，近年来进入中国本土的外资获得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值，中国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设计把外资机构的超额利润再分配回来。有统计表明，仅仅外资投资于银行股权一项，2006年度就增值了1万多亿元人民币，如果把外资投资于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股权计算在内，外资的收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华资产大幅增值之后，这些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都要向中国金融机构兑换成美元出境，这将消耗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降低消耗的程度？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外资机构的人民币资产通过外汇管制的方式关在国内一段时间，使得这些外资机构的人民币资产一方面接受通货膨胀的贬值，另一方面接受人民币的贬值，从而将他们在中国挣得的一部分非市场化的暴利吐还给中国。
建议之七：迫使美联储放弃弱势美元政策。
为了使国内的利率提高、人民币贬值、资源价格上升等抵抗性和防御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在国际汇率和金融市场上更积极主动，比如，可以通过抛售部分美国国债、相应提高美国国债收益率、最后借助美国国债利率的定价传导作用，压低美国其它金融商品价格，促使美元升值，维护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同时减轻人民币主动贬值的国际压力。
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和推行QDII政策无法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难题。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持有的2000亿美元资产，其年化收益率估计难以达到5%，难以取得每年1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可是，只要人民币升值1%，就相当于抹去了中投公司1.5年的投资收益。我们没有理由对外汇储备的“走出去战略”抱有过分乐观的幻想。因此，与其把一部分外汇储备的命运交给海外市场去被动地漂泊，还不如通过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联动，主动地确保整体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升值。
中美汇率博弈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一场金融较量。美元已不再代表黄金、不再代表美国的信用、不再代表任何持久的实体，在美元的背后仅仅是美联储计算机键盘敲打出来的虚拟的符号，因此，美国急于把符号化的美元变为中国的土地、资源和企业股权尤其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权。外资机构拿着美元可以在中国肆意收购，美元在中国拥有着超越人民币的购买权利，可以从事着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国持有的美元在美国本土除了可以购买美国债权却难以购买中国所需要的股权、技术和商品。
中国觉醒了吗？
中国必须觉醒、必须防止更严重的掏空。中国应该与其它国家之间“对等开放”。中国需要反思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资本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调整政策和思路，重视政策之间的平衡和配套，才能避免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被金融危机所误。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向松祚先生的《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和困境》、余云辉先生的《中美汇率博弈的分析和对策》，它们均分析指出了以人民币加速升值、不断加息为核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组合是当前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根源，并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随后，也刊登了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不能因监管“热钱”而放弃汇率改革成果》等文，它们强调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是必然的方向。在目前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面临越来越大挑战的今天，这个讨论已引起更多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随着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那么如何保障讨论能够“真理越辩越明”，而不是“泥水越搅越浑”，这首先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产生如此巨大和众多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倘若想解剖清楚分歧的原因，先要将货币和汇率政策——这一居于中国宏观经济“心脏”地位、牵涉面很广的复杂课题，如“庖丁解牛”般分为不同层面。
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分歧，从类似“解牛”的不同层面上剖析，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第一，某些经济学原理和政策选择方向是主观先验的，还是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第二，对当今国际经济金融基本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及基于对现实客观冷静的认识后，选择何种货币、汇率、财政、税收、资本市场、土地、能源、劳动等政策的系统匹配关系；第三，政策现实操作的是否“可行性”和主观世界的是否“作为性”，即没法做和不愿做的问题；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这其中，前三个层面主要属于理论认识层面，若各方基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共同判断标尺，是可能达成共识的；第四个层面由于不同价值立场的本质利益冲突，是很难达成共识，但可以达成博弈制衡后的妥协。
此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努力通过分析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巨大分歧的原因，从层次清晰的不同层面，从每个层面清晰明确的不同问题上，来界定这种讨论的有效边界，避免有人混淆视听，误导决策。并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个人对当前货币和汇率课题的系统认知，从而对过去两三年来零散、局部的多次分析建议进行一次全面梳理总结和系统战略思考，以供社会公众参考。
第一层面：经济金融理论与伦理的六大焦点冲突
某些经济学原理是不是不需要讨论的共识？是主观先验的“真理”还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假设理论？它们是货币和汇率讨论逻辑的起点和必然的终点，还是它们只是中国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福利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工具？
答案是明确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讨论就可以宣称为“共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原理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增长社会公众福利的工具，而不是供坛上要世人顶礼膜拜的“圣经”。
在哲学层面上讲，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对过去发生事实的总结和提炼，或者是基于假定前提下的逻辑推导。真理是相对的，任何理论都有适应它的时间、空间和不同文化特质的人群。换言之，一种曾经有效的理论，它并不必然适用于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人群，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延伸，它们必定要服从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由学者根据经济现象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因而常常是后知后觉的，而当现实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迁时，旧的理论往往就无能为力，就需要新的更具现实合理性和前瞻指导性的理论的提出。同时，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推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比如说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市场是充分有效的等等，而这些假设前提并不天然就是存在的。新的经济理论可以通过证明前者假设前提的不可能或存在缺陷，证明前者理论的错误性或有限性，从而提出旧理论的补丁或者创建新的理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讨论必须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实践只要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就可以用反证法证明某一个理论的有限性，进而可以通过更符合现实的理论分析来证明其错误性。经济学的讨论必须摒弃那种不经讨论，某一方就宣布某种理论是必然的方向，或占有不可质疑的真理等。
当前，就货币和汇率的主要理论工具分歧在于：一、本币升值带来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二、“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三、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否必须保证。四、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是国际经济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五、黄金一旦脱离美元，它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六、自由市场是否是天经地义的。
1 本币升值导致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
现实已证明“本币升值国内紧缩”理论不仅失效，而且出现明显反效果！自
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这是坚持人民币加速和大幅升值者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上述逻辑的完整推演是：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中国的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如此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央行国内的货币发行相对收缩，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了。
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国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自
那么，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加速大幅上升呢？这以真实的贸易顺差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解释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巨量热钱投机中国人民币升值！
历史的反证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日元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但它并没有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愈演愈烈，最后全球前来投机的热钱倒卷而去，日本金融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彻底摆脱当年的阴影。另外，近两年欧元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了40%，但是欧元区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通胀顾忌，欧洲央行至今不能跟随美联储降息。汇改以来，已经发生在中国的事实已验证了笔者在2007年2月作出的判断——《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
在一年前的文章中，本人已分析了这种理论的错误根源——它早已不适应于已发生了重大变迁的国际经济现实，最重要的有两个。
上述理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某一国的出口商品，其投资、品牌、制造、销售(出口额)、利润均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但现实中，这一前提已不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发达国的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商品的制造和利润分离了，原属于美国等跨国公司的利润还是他们的，并因为将制造转移中国降低成本而利润大大增加；但它们将制造留在了中国，返销美国的商品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的出口额。换言之，只要跨国公司将制造向中国转移仍然是有利可图的，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就会持续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就不会减少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对减少真正的贸易顺差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它，那就是，1.把“世界工厂”机遇赶出中国；2.美国将这些工厂再搬回去。
这个理论只考虑到商品贸易的经常项目，没有考虑到国际热钱投机的资本项目。当年“日本制造”是日本公司的资本、制造、销售和利润一体，日元升值对抑制日本出口增长是有一定效用的，但由于日元持续大幅升值的预期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投机日本，使得日本国际收支在最后泡沫破裂前越来越失衡，国内流动性泛滥更加严重，资产泡沫异常膨胀。
当今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带来该理论所预期的对美贸易顺差减少、“国内紧缩”等，反而出现反效果，正是上述两种原因联合作用的结果。
对于“本币升值能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理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民币升值将减少中国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的开支，原材料进口价格相对便宜了，则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
首先，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同样非常苍白。2006年~2007年人民币加速升值，假如他们的上一个理论是对的，再加上这个新理论，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是双重下降的，但遗憾的是，事实和数据已证明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名义和有效汇率升值均同步加速上升。
其次，以人民币加速升值给中国带来的进口原材料的收益，远远不能掩盖由此给外汇储备带来的重大损失。就石油而言，2007年进口石油价值797.6亿美元，若取当年人民币升值6.88%的中间值——3.44%计算，全年可减少购买原油的成本为27.4亿美元；而2006年度中国进口石油价值664.1亿美元，因升值因素可减少购买原油成本约算为11.16亿美元，两年合计节约石油采购费用约为38.56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6年初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2007年底按外汇资产口径统计的外汇储备余额17710亿美元(官方余额1.53万亿美元+中投公司购置2000亿美元-中投公司购买汇金公司回流670亿美元+商业银行外汇缴存准备金1080亿美元)，取其两端中间值12939亿，以2006年初~2008年初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9%计算，则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价值约损失892亿美元，是同期石油受益的23.21倍，即便是把铜、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受益估算成100亿美元，中国同期外储的损失也高达进口原材料收益的近9倍！
更重要的是，要根本性保证外汇储备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关键在于我们要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投资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期货保值意识，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自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原材料收益属“芝麻”的局部小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巨额外汇储备损失是“土豆”大的问题，则都不能遮蔽和转移对“西瓜”——最核心最要害的根本问题的关注，即不能捡了“芝麻”，丢了“土豆”，特别是“西瓜”——人民币加速升值极大地诱惑了国际热钱，它们伪装成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乃至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地涌入中国，造成中国国内流动性日益过剩和通货膨胀加剧，并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
2“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吗？
实行固定汇率就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不成立的。历史经验证明，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经济领导国家最重要的崛起时期，它们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蒙代尔先生被誉为“欧元之父”，其提出的“蒙代尔三角”是现代金融学上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这是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争论的另外一个理论源头。
目前，争论的双方都认可“蒙代尔三角”依然有效，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独立货币政策是否是必需的目标，二、如果独立货币政策是必需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2007年度达到78.4%)，经常项目数额大，加上外商投资等因素，资本项目的有效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项目自由化实际已是一个现实选项；同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独立货币政策是必需的，因此，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笔者并不同意这种逻辑分析。因为它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逻辑缺陷或者简单臆断。
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当今中国已不太现实。笔者认为，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这么高的情况下，中国的独立货币政策是一相情愿的奢望。
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来说，最明智和理性的策略是保持人民币和美元收益率基本均衡(更进一步地讲，中美间建立类似欧元区那样的稳定货币同盟)。即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之和基本等于美元的汇率与利率之和。如果人民币的收益大大高于美元收益，大量热钱受到诱惑涌入中国，即流入中国的水(热钱)越来越多了，资产(股票和地产)和居民消费品(猪肉和大米)价格的“船”就越涨越高——即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如果热钱集中撤离，则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它对于美方，尽管一方面意味着借了中国的钱——美元债券可以缩水少还了。但另一方面，逐利热钱离开美元区，则意味着美国金融系统资金链的严重紧张，甚至崩断；人民币大幅升值和石油价格大涨，很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糟糕局面，这对美国也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中美两败俱伤，欧元渔翁得利(
第二，资本项目的管制不可能——这个论证起点也是错误的。
仅从这两点就足以反证，所谓实行固定汇率就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不成立的。同时，历史经验也可以证明，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经济领导国家最重要的崛起时期，他们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当然，笔者并不是固定汇率制度的顽固不化派，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中阐述。
3 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必须保证的吗？
某些学者认为，居民储蓄必须是“正利率”，因此，在目前人民币负利率的情况下，人民币就应该加息，同时加息会收缩国内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率。
非常有趣的是，美联储近来作出了相反的举措。2007年11月、12月、2008年1月，美国的CPI分别为4.3%、4.1%、4.3%，由于石油、粮食和基本原材料价格大涨，未来美国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美联储却在今年1月23日、
上述观点的逻辑错误在于——它漠视了汇率和利率政策是联动的——人民币加快升值会增加对热钱的诱惑，人民币加息同样会增加投机热钱收益。尤其在现有资本项目难以得到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政策是无法割裂的。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学者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当他们论证为了独立货币政策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的时候，他们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无法监管的；但在论证加息的必要性时，他又会忽略了当前资本项目是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忘记了加息会诱惑热钱的投机。
4 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某些学者常常这样写道：1.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市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断言，与这种趋势抗衡，如同“螳臂挡车”；2.既然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必然趋势，与其不断渐进升值导致热钱投机，那么长痛不如短痛，应一次性闯大关。
针对第一点，所谓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并不是一个共识：
它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以哲学的高度看，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它和任何其它的世间万物一样，都有产生、发展、达到高峰、没落的过程。
从社会学发展角度看，不乏西方学者认为，以工业化发端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迈过其社会政治、经济文明的高峰，正因为它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极大消耗无以为续而正在衰落，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其经济和金融文明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正在进入衰落的周期，尽管笔者并不无条件赞同这一观点，但它至少提出了另一种趋势的可能性。
在人类经济史上，浮动汇率制度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汇率制度安排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史上两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固定汇率制的金本位时期(1870~1914)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6~1973)，更早的时候，国际经济交往也一直是黄金、白银的固定汇率制度。换言之，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历史并不能证明——其相对于固定汇率，能够给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带来更多益处，也不能证明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就不能再回到固定汇率制度(1946年曾回归)。
即使在今天，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选择，中国签署的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中，均并没有必须实施这种汇率政策的义务和责任。
近年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挂钩黄金，其它各国货币挂钩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日见加剧，以国与国之间汇率大幅跌宕和热钱大进大出为特征的汇率危机愈演愈烈，英国、巴西、阿根廷、拉美、墨西哥、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均先后遭劫，正在深化的次债危机和与之相伴的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更显示浮动汇率危机正由世界经济的边缘区向中心区和全局蔓延的势头，不能不令人高度警惕。
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固定汇率、资本项目管制一样，是服务于一国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工具，它不是目的，工具是为了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主观先验的教条主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陷入不可知论，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众富裕，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公平交往，进而实现人类共同进步和幸福为目标，在全球政治、经济、金融发生重大历史性变迁的时代，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系统经济政策工具，其中，汇率和货币政策至关重要(在下文中笔者将继续阐述)。
5 黄金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
坚持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人士，往往同时对另一个断言深信不疑——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脱离黄金，黄金就仅仅只是一种物质商品，它不会再拥有任何的货币属性。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任何以黄金为价值标尺的纸币或者电子货币都一去不返。
这种观点与“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一样，它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不重复论证。对于抹杀黄金的货币属性，仅从两个现实事实就可以反证。
在美联储的储备资产中，黄金高达70%左右，总量超过8000吨。作为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先决条件，各国均被要求将部分黄金储备存入美国，作为最重要的资产质押保证。作为另一种主要国际货币——欧元的各欧洲宗主国，它们的黄金储备一般也占其储备资产的50%以上，总储备额高达1万吨以上。如果黄金真的没有了货币职能，为什么这些主要发行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央行如此看重黄金？
无论以美元或欧元定价，过去几年，它们都无法解释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至今(2008年2月底)石油和铜的价格分别已经比2003年初上涨了233%和428%，远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水平。但如果以同期黄金价格来看，5年来它们分别上涨20.5%和90.3%，就相当合理。换言之，至少这期间黄金已经具备了相对于美元和欧元更客观的“价值尺度”功能。
货币公认的职能有三个，分别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目前随着美元等纸币的滥发，黄金已经成为全球最客观的价值尺度；同时，黄金一直是全球大多数主要国际交易货币国央行最重要的储藏手段；尽管其交易和流动不如美元或欧元方便，但它仍然能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流通和交易。因此，谁能否定黄金具备货币职能？或至少黄金的部分货币职能一直都在(作为央行储备物)，而现在其大部分的货币功能已经复苏。
有读者可能问，为什么谈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要讲到黄金去了呢？
这不仅因为黄金迄今仍是最重要的“货币锚”——像一只锚对一艘在海上飘荡的船(纸币)那样重要，而且它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战略选择到底是建立在“表”——与各国纸币对接，还是建立在“本”上——与主要货币背后的黄金对接。打个比方，这就像在海面上的一艘船上无法开采石油，只有海上钻井平台将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的岩层上，人们才能稳定地开采石油。表象的各种汇率关系，比如中国船与美国船捆绑在一起(固定汇率制度)，或者同时与海平面上的多只轮船用绳索相连(与一揽子货币挂钩)，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船(人民币)的动荡甚至倾覆一样——尽管它可以作为过渡性或者权宜之计。但是，中国未来货币政策的根本战略必须建立在黄金这个“本”——海底岩层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本”——本国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
同理，从这个本上讲，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么被动，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本，缺乏在越来越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汪洋大海上的这个海底之锚——因为我们的黄金储备仅600吨，仅占目前中国实际外汇储备1%左右。这也是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人士两三年来一直大力呼吁增加黄金储备和“藏金于民”的原因。
6 自由市场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不是人类经济伦理的最高追求。
某些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人们最值得追求的经济理想，是经济伦理的最高宗旨，作为自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是理所当然正确并值得追求的。
首先，对于自由市场，笔者并不天然地反对——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话。
真正的全球自由市场，它不仅仅只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应该是所有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除了资本之外，还应该有技术、商品、劳动力等等。但现在的荒诞在于，在西方要求中国按照自由市场的“理想”彻底开放资本自由的时候，美国能不能彻底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允许所有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劳动呢？在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产业的控股权，为什么美国会拒绝华为控股3COM呢？美国为什么在诸多高技术领域限制中国进口呢？显然，这并不是公正对等的开放，所以2007年2月，笔者以《伪自由市场：请向中国劳动打开美国门》一文指出这个要害。要知道，在任何文化中，虚伪都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美德。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因为从生产力要素的特性上讲，资本最集中，管理次之，劳动力最分散，自由放任的结果是，1个资本家往往利用20个管理者剥夺1000名劳工的剩余价值（同理，强势国家利用其当地权力和舆论代理人剥夺目标国的国民福利），财富分配必然越来越向资方集中，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头重脚轻，物极必反后，就是社会颠覆和动荡。公正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支持分散性的市场要素，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本博弈，这才是生产力科学平衡发展的源头。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和散户的集体诉讼等均属此列，这也是美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精华之所在。
因此，即使从人类的经济伦理的追求角度，公正和诚实也应该优先于自由，或者说要实现在公正和诚实地基之上的自由——这是人类的自由与动物世界自由的本质区别。
第二层面：基于国内国际战略趋势下的国内经济政策配套选择
对当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应作怎样的判断，对当前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应有怎样的基本判断，选择何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战略和民众福利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进行怎样的货币、汇率、财政、税收、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政策组合的有效匹配，是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重大分歧的第二个层次的源头。
如果说中国是一条驶向国际经济、金融汪洋大海的大船，试图趋利避害，驶达成功的彼岸，那它的航线和政策选择至少要考虑两个大战略趋势，一是要对远洋上的风暴、洋流、水底的礁石、漂浮的冰山，甚至竞争的船只有着大致清楚的了解；二是要对本船的大小、动力、坚固、抗风浪、破冰、防攻击的能力有客观冷静的分析。由此来确定自己的航海战略和路线图，并系统分解为航向、动力、人力配备、有效联动、补给等一整套连贯的行动。并在出现新情况新挑战时，能够随机应变。
一，对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分歧
对国际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脉络判断，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国际上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1989年）为代表，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人们可能正目睹这样的历史的终结。人们将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这类观点认为，西方文明，包括经济和金融文明将在未来更加美好，并攀上新的高峰。
第二种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1993年）为代表。即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八种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建立在文明秩序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西方文明因其它文明的崛起而将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周期。
第三种观点以库泊辰（Charles A· Kupchan）的《西方的终结》（2002年）为代表：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即将结束，与之争锋的既不是伊斯兰世界或正在崛起的中国，而是逐渐统一、经济力量可与美国匹敌的欧洲。欧盟正在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势必成为制衡美国的一大力量。目前美国与欧洲摩擦范围扩大到贸易以外领域，大西洋两岸数十年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势演变成地缘政治相互竞争的新格局。这种西方自身内部分裂的冲突和消耗，将导致西方的终结。
这三种观点将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描绘为三种趋势，也对其它国家给出了三种对应性选择：A，追随和模仿西方，包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B，其它国家和文明独立自觉，并可以与西方相互竞争、制衡；或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融合提升；C，世界经济的主要竞争是欧美之间的展开，其它国家可以选择站队，或者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
第二和第三种都认为，西方的文明会因遏止其它文明的崛起而支付越来越大的成本，或者因内部冲突和消耗而衰落。“9·
对于这种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主脉络，笔者近年来一直跟踪分析，并做出一些预判。
在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
二是对当今中国国情的认识分歧
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现在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种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在2006年9月访华前称，应该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必须承认和加入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并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承担相应的主要责任。
显然，前者是冷静客观的。笔者非常认同前者的判断。目前中国虽然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央行余额数字)，为世界第一。但其中隐藏了大量热钱，他们本来就是虚幻泡沫，随时可能从中国夺门而出。即使仍有上万亿美元的真实余额，它也是中国数亿劳工辛勤、坚韧劳动换来的血汗钱，是干了别国别人不愿干的吃苦耐劳的辛苦钱。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平均收入长期在1000元人民币上下，其收入水平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几十分之一。并缺乏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相适应的劳动、医疗、教育、养老的相应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由于国内缺乏本土优势主导企业，中国企业在与上游原材料提供国企业谈判中，也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2004—2008年度，中国购买的铁矿石的价格累计涨价268.3%；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下游的欧美国家经销商的议价能力也相当低下。中国商品对下游出口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几年中远远低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乃至一度被西方批评为输出“通货紧缩”，致使中国制造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消化“上挤下压”的逼迫。据报道，珠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或外迁的现象。
中国每年大量城市新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要求工作，中国解决就业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为重点解决的课题。
需要注意的是，某种观点一方面大力推动人民币应大幅升值，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给劳动者提高待遇，反对新《劳动合同法》——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已经从53.4%下降到41.2%——它正是国内需求难振的源头之一。客观上，它会将符合劳动者真实价值的合理收入增长收益拱手相让给美国欠债人和西方投机热钱。
三，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币值“低估”形成原因的分歧
某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中国存在严重的“操纵汇率”嫌疑，人民币大幅升值，乃至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对于这一判断，笔者并不反对。笔者反对的是——中国人为制造人民币币值低估。人民币低估是因为历史原因客观形成的。更加反对的是所谓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道路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三种路径。
A，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国际经济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客观形成的，绝不存在所谓的汇率操纵。
首先，“汇率操纵”罪名本来就不存在，在当今国际经济法中，选择哪种汇率制度是各国的权力，根本不存在固定汇率就是汇率操纵的立论前提。
其次，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历史原因和国际经济重大变迁的双重力量形成的客观结果。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的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较高，下游的价格水位较低。
19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创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人民币的内在实际价值得到了较大提高。
B，人民币与西方主要货币一度的确出现了内在真实购买力的落差。但解决这一落差的办法不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一个渠道。
就像一个“三峡大坝”（所不同的是，国际经济上下游是在一个共同的封闭空间里），其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有三种办法将其它的水位拉平。一是一次性将三峡大坝拆除，上游（西方）的滔天水量瞬间扑向下游（中国），巨大的洪水将使下游的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上游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动荡的冲浪高手——国际热钱将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第二种是，通过提高下游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价格，用这些政策垫高下游的水位，这种办法会使下游国家——中国及其国民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第三种是，采用类似三峡大坝船闸式方法，把上游的船——经常项目——放入上闸口，再把下游的闸口打开，或者相反，在这种方法中，上游的水（资本项目）会逐渐有一部分随着船流入下游，并逐步拉平上下游的水位。
这个比喻与现在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的相类似选择项是：第一种炸掉大坝是短期内实现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必然是下游的滔天洪水和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固定汇率制度，并需要有提高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的价格配套；第三种是现在实际选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渐进升值，对经常项目放行，但要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因为如果上游的水流入下游过多，则下游会出现流动性泛滥，水（钱）涨则船（商品价格，包括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就高了，这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剧。当然在货币领域还有第四种方法，即一次性重估，但在今天大量热钱已经进入中国埋伏的情况下，它已经错过了合适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一次性重估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好处，反而是一次性豁免了国外欠债人的巨额债务，即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
四，人民币升值不同路径选择和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在上述四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中，第四种——人民币的一次性重估，因为时机窗口已经错过，同时学者们也找不到形成共识的重估标尺，已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第一种——短期内闯大关，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使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在上游大浪猛冲（巨量资本投机人民币升值）下游后，再倒卷回来（人民币升过头后，巨量热钱争先恐后地外逃，人民币及资产价格剧烈下挫，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将遭到严重冲击，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应当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方式。选择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国的货币——美元为主要的盯住货币，以每年3%左右（热钱融资成本大约3%）的升值水平逐年升值，明确资本项目合法与非法的定义界定，严厉打击非法的国际投机热钱。
在其它政策配套上，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人民币的正利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排除采取一次性补贴全体公民和纳税人的办法，将投机热钱获得的暴利转回一部分给国民和纳税人；提高土地价格，环境价格，国家将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开支。有力遏制房地产投机，提高第二套的贷款和交易成本，加大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建设。进一步加强向公正、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避免股市大起大伏，维持慢牛市场，引进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制度严厉打击市场坐庄操纵行为，并借助比较健康活跃的市场，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水平，扶持中国各产业的优势企业提高整合度，进而提升它们与上下游的博弈能力。
大力增强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活力。积极扶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现有国有金融机构，实现政企分开，除了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银行外，在避免一股独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社会多种力量合力办商业银行，在明确严谨的经营业绩奖惩办法的基础上，推进经营者股权期权激励机制。从而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和弹性。
与此同时，将增加黄金储备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将每年真实外汇收入的相当比例（热钱部分不可轻动），参考中国“世界工厂”的每年需要量，用于购买石油、铜、铁矿石等战略性物质并不断增加储备，或进行海外矿产资源直接投资。逐渐改变单一以美元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历史，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量，与其使用该国货币结算，并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顺差量比例配备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
在中国世界工厂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体系不断优化成熟，人民币的黄金货币抵押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就可以逐渐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进程。这个过程可能要5—10年的时间。
上述政策对中国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可以攻守兼备。如果现行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秩序能够修正、完善和巩固，我们日后也可以水到渠成地与之接轨；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即防范可能发生的极端状况——强势的主导货币单方或联合宣布实施金本位，中国现在持有的外国纸币或债券极大地缩水，只能兑换很少的重新与黄金挂钩的新美金或新欧金。倘若那样，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0%，中国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将“小巫见大巫”！
第三个层面：客观上的不可为与主观上的不作为
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建议和取向产生分歧的第三个层面是。某些理论前提在实践中是否可行。比如，上文中曾特别强调指出的——资本项目管理是否能基本有效，再比如官方、民间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是否能做到。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了——如果采取市场化的监管方法，借鉴西方证券市场卓有成效的上市公司报表制，推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报表制度、“看门狗”制度、举证责任在辩方和举报查实有奖的制度，是完全可以有效打击明确定义后的非法热钱的。
更加容易判断的是，中国无论如何都有充分的理由和手段增加黄金储备，不要说把黄金作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最重要的抵押物；成为中国财富在国际金融大动荡中的避风港；就是按照10%配置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中国也需要将黄金储备由现在的600吨增加到5000吨左右。如果中国有着这种主动购买的权力，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增加到这个比例份额。如果官方不方便，也可以放开鼓励让金融机构和民间百姓收藏，并可以在合适的宏观条件下，实行实物黄金回收或抵押融资的政策。更退一步说，2007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创记录的270吨，即将超过南非成为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天时地利下，至少可以将国内绝大部分黄金产量有效控制在国家手中。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金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质，其国内矿藏屡屡出现被外资控股的现象。与此同时，现在国内保险等机构资金被禁止购买黄金，黄金进口还受到严格的审批限制。
以上两个关键性的举措——反热钱和买黄金，完全可以果断地大有作为，并将对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谓客观“不可为性”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要有关部门主观“想作为，愿作为”为动力，这就对有关部门提出几个考验：一，其执政能力；二，决策的开放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胸怀；三，其价值立场的归位，是受部门既得利益、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舆论影响，还是以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利益长期可持续增长为指针。
第四层面：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是现代金融的核心，汇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经济和金融政策会牵涉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其中尤以货币和汇率制度至关重要——所有的人都要通过货币来与他人进行价值交换。因而所有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利益博弈格局中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博弈，利用各自的优势力量来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 而不同价值取向下的不同货币和汇率政策将造成差异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或利益输送。
一，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分析
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会有不同的货币、汇率及其它经济政策的组合取向。从资本的角度看，他们至少包括三种：一是工商业实业资本；二是传统金融资本；三是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资本。
1，工商业资本，特别是本土资本属性的工商业资本，他们非常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因为对于从投资到回报少则两、三年，多则十来年的实业投资而言，外部宏观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期性非常重要，而固定汇率制度是保持宏观环境相对稳定的最重要“定海神针”。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在他们最成功的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中国1994 —2005年期间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其间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灭的冲击，为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创造了最重要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各国纷纷贬值货币，中国政府坚决不以邻为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为将遭遇重创的亚洲各国带出危机泥沼做出了重要贡献。
2，传统的金融资本。这些资本通过为工商业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获得存贷差收益，或者帮助企业上市，获得保荐销售等相关服务的收益。它们希望看到工商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资本市场长期可持续成长，由此他们可以获得持续的收益增长，他们也是资本市场上的巴菲特们，致力于把握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和持续成长能力并长期持有。这些资本也不反感固定汇率制度。
3，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机资本。它们自身不直接创造任何真实的物质财富，他们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各资本市场，各种投资品涌去，再流走。在流入的时候，目标国（地区）货币价格大涨，带动资产和金融品价格暴涨，居民消费品价格也水涨船高；他们流走时，则是刚好相反的暴跌。一方面，它们的力量如被利用的好，也曾刺激出美国IT业革命式的奇迹，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造成泡沫破灭后的一片狼籍。
然而，当他们的力量越大，他们流动的速率越快，它们对实体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破坏力就越大，它们对资源有效配置的间接帮助就越小，他们对实体经济所创造的真实财富剥夺的就越严厉。
与此同时，他们以“超级过山车”般的投机暴利诱惑，摧毁着一个社会的艰苦创造的实干精神。在这种零和乃至负和博弈中，极少数人的超额暴利是以洗劫绝大多数人的辛苦劳作积累为代价，他们将大大加速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和加深社会矛盾和仇视。
这些投机资本的受益人非常少——他们智力超群，对人性认识深刻，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他们对金融知识和金融理论有着相当大的垄断权利，他们往往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但是与白求恩大夫完全相反的那种，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对他们相当淡漠，他们信仰的核心是“成者为王”，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中不在乎诚实，更没有公正，只有自由——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游牧民族”拥有更大的猎场；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敌视黄金和固定汇率制度如同阻碍他们制造巨浪的“三峡大坝”。量子基金的索罗斯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对自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行为从不忏悔。
他们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巨大的资金流，金钱使得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很大的舆论和政策影响力，并因为对金融知识和规则的相对垄断，拥有很强大的蒙蔽和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能力——他们早就希望中国立刻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了。
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国家主力资本的属性不同，会出现与其资本演化阶段相对应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偏好。或者说，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两个极端之间，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平衡点。相对而言，仍以实体经济为主或仍处在传统金融业阶段的国家，会偏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而那些虚拟经济程度越高的国家，他们实施并推动更大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投资自由化的动机越强。比如，美国现在以金融虚拟经济为主，它就要向全世界推销其浮动汇率和投资自由化。而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他们甚至连最主要的交易所——泛欧交易所都卖给了美国控股，因此欧洲各国间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将欧元作为它们的统一货币。
当前“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起步，因此，2007年5月的汇率改革是适宜的。我们的主要忧虑在于，中国储备的黄金太少了，人民币升值速度太快了（今年前两个月跃升2.73%，照此速度，全年将大涨17.54 %），加息的节拍也越来越多。以此为源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加速太快。一言以蔽之，我们越来越接近陷入了国际投机热钱所希望看到的路径中去。
显然，货币和汇率制度政策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有着难以调和，甚至截然相悖的不同价值立场，从这种本质利益上分析，前三个讨论层面中一些理论和现实的疑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货币和汇率政策最终的博弈结果，要取决于各方的博弈实力与技巧手段。不乏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力量和国家实力远不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在外部压力下，迟早要被迫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但笔者不以为然，因为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矛盾是欧元和美元的竞争，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加上中国手上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实际具有很大的投票决定权。况且现在美国深陷次贷危机，已临金融全面危机爆发的边缘，急需中国的帮助。倘若中国货币当局能够摆脱博弈对手的精神束缚，以平等自信的态度，敢于善于博弈制衡沟通，进行对等的利益交换，争取达成妥协共赢，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新秩序中获得重要一席的——这也是笔者2004年12月31刊发的《新三极演义：战略的中国已经春暖花开》一文的主要思想。
闵明 吴朝清
现在是到了对美元走势不但要定性，而且要定量研究的时候了。
各国政府及央行对美元的态度暧昧、放纵，是美元大幅贬值的重要原因。被美元捆绑在一起的全球利益集团，在没有足以与美元抗衡甚至代替其地位的强势货币出现之前，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美元这艘巨轮在慢慢沉没，也都不急于跳船。因为弃船加速其沉没，除了美国之外，谁都将受到不小的伤害。目前美元仍是各国外汇储备持有的主要资产，美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具广度和深度的成熟市场之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元资产仍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民间对外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美元会心甘情愿退出世界经济舞台吗？目前有承担起世界硬通货职责的货币来替代美元地位或与美元分庭抗礼，独自或共同执掌世界流通货币帅印的吗？研究这些问题，需要从最基础的概念入手。
一、什么是货币
先看看马克思货币理论对货币的定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定义包含了三层意思：(1)货币是一般等价物；(2)只有商品才有资格充当货币；(3)充当货币的商品是从成千上万种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担当货币职能的特殊商品。这个定义强调了货币的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同时还认为货币有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金本位制崩溃以后，信用货币逐渐取代了金属货币，成为流通中最主要的媒介。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12版)中说，“货币，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一种商品，不是因为货币自身而是因为它将能买到东西而为人所需要。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交换媒介，是我们实际上借以买卖一切的媒介。古往今来许多东西充当过货币，当今主要是纸币和银行货币，即没有内在价值的币种的时代。”尽管萨缪尔森对货币的定义进行了修修补补，但其货币的职能却还是马克思总结的五大职能。
二、美元的历史
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目前美元的发行主要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控制。很少有人知道，美联储银行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机构，而只是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1792年，美元在13个殖民地形成了货币区，当时美国只是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国家。19世纪末，美国已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甚至是它们的总和，这使得美元的地位日益突出。二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乱成一团。为了解决这种混乱的状况，1943年，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和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了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计划，即“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1944年7月，二战中的44个同盟国在英国和美国的组织下，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
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废除白银美元之后，1971年尼克松总统又亲手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就在此时，美利坚近二百年的辉煌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美元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高位大幅振荡之后，开始跌跌撞撞地下行，并一蹶不振。美元挣脱黄金的束缚之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起进入法币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能独自支撑，担此重任吗？
三、风雨飘摇中的美元
真是为了石油这么简单吗？
显然不完全是，而是萨达姆公然挑战了美国人的命门——美元的地位。
把美元拉下马，这个梦魇让美国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从1999年1月欧元发行，到2000年10月，欧元相对美元一直处于“熊市”之中，而自从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石油以欧元计价，欧元相对于美元开始转势，从1欧元兑换0.83美元到
美元是一种债务货币，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有研究表明，1914年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1914年至今的国际货币演化周期，是美元周期。深入考察美元自身的周期波动，是理解全球经济最基本的出发点。
其实，美联储纽约银行早就告诫世人：“美元不能够兑换财政部的黄金或其它任何资产。”2007年年底，俄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米哈伊尔·彼奥尼德维奇就指出，现在美国累计有50万亿美元的债务，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且以每年10%的速度在递增，而美国的生产速度仅为2%，所以美国不再发行新债根本就不可能弥补旧债。现在的情况是，世界所有资金都无法填补美国这个大窟窿。看来美国给世界经济出了个大难题，将世界带入到斯托克代尔悖论中了。
《货币战争》的编著者宋鸿兵说，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问题是这样的债务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而债务又必须被偿还，如果不是欠钱的人还，就是借钱的人还，更糟的是，最后会由世界多国纳税人来偿还。
高油价及通货膨胀的困扰，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使本来就不明朗的美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无论是从美国的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的基本面来分析，美元贬值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了，那么，从微观上分析，风雨飘摇中的美元究竟会下跌到何处才能止步呢？
四、美元走势研究
目前专家和学者对美元进行定性方面说明得较多，很少有人从定量方面加以研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定量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在现实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介绍一下美元指数这个概念。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1973年3月被选作参考点是因为当时是外汇市场转折的历史性时刻，外汇市场以100为强弱分界线。
下面我们以美元指数为量化标准，对未来美元走势加以预测。这次美元指数是2001年7月从最高点121.02开始走弱，到2007年12月为止，在此期间共经历了4次较大的反弹，之后进入漫漫熊途，其间一破近3年的相对底部80.40点，二破美元指数从1971年形成的近36年的低点(为
下面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入手对美元贬值路线图加以研究和考察。我们主要从美国无力履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的
美元指数走势的强弱与美国经济的高涨衰退有密切的关联，细分如下：
1971年—1979年：美元贬值期
这次贬值主要是由于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摆脱了外国央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沉重包袱。美元相对其它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高达15%，到1979年，美元相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超过30%，从而触发石油、贵金属(黄金等)、基础原材料价格飞涨。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到史无前例的“滞胀”，失去黄金呵护的美元在跌跌撞撞中找到了又一个媒介——石油，石油美元成了摆脱美元颓势的法宝，同时也给拉美债务危机种下了祸根。在这一时期，美元指数一直振荡向下，1973年年初、1975年年初两度破100点，但都在91点以上被拉回，并强劲反弹到1976年中旬的107点附近，之后又爆跌到1978年年末的82点附近。
1980年—1985年：美元强劲升值期
在此期间，美元对其它10种主要货币的比价上升了73%。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临危授命，以铁腕手段遏制通货膨胀，他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紧缩措施很快见效，使美元强劲升值。随着美元的升值，美国的外贸逆差急剧增加，这也为美元的贬值埋下了伏笔。
美元指数从1978年年末的82点升至1985年的最高点165点，美元指数是以100点为中心轴上下波动的，美元指数下破100点，并在82点处止住，下跌了18点，而美元指数转势后再次向上穿越100点，笔者认为，上涨点位一定会和“18”这个数字有某种关系，现在看来，与3.618的乘积相关，即反弹位在165.124(100+18×3.618=165.124)点附近，这与实际反弹高度几乎完全吻合。
1986年—1995年：美元贬值期
在此期间，美元走势是崩盘式下跌后，从1986年起，大部分时间在100点以下运行，并在78.19点以上进行窄幅振荡整理。美元指数在
1996年—2001年：美元的升值期
在此期间，美国财长鲁宾提出了“强势的美元，强大的美国”的政策，认为强势美元政策最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此时，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了大量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另外，亚洲在1997年—199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美国跨国公司趁机兼并亚洲企业，使美国实力更加强大。
从美元指数可以看出，这一轮反弹的最高点121.02点是在
2002年—2011年：美元大幅贬值期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让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深受打击，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美国；美联储为避免美国经济陷入持续严重衰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急剧增加；反恐战争的巨大开支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对外负债不断刷新记录；次级债市场崩溃诱发全球信用市场动荡，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持续下降。
从历史角度分析，美元升值期一般为6年，而贬值期为10年。目前世界的经济总量及经济走势的复杂程度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一样，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美国经济，都出现了“内分泌紊乱”现象，根据惯性原理以及以往的贬值周期来判断，美元的这波贬值在时间上至少要运行到2011年以后。
从纯期货技术分析角度来判断，笔者认为这次美元大幅贬值是对1985年美元指数升到165点高度的一次综合性回调，理论调整幅度在35(100-65=35)点。目前美元指数已轻松越过80点和78.19点两个重要支撑位，说明世界货币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尽管美元走势还将深幅下跌，但笔者认为下跌过程中会在下列3个点位出现强劲反弹行情：
(1)75.17(100-65×0.382)点
这个点位目前已经得到验证，
(2)67.5(100-65×0.5)点
这是美元指数第二个强劲反弹的位置，正等待市场的检验。
(3)59.83(100-65×0.618)点
这将是第三个强劲反弹的位置，如果此位置还不足以使美元指数转势向上的话，那么，世界货币体系就可能要遇到大麻烦了。
五、如何应对美元走势
面对美元的大幅贬值，我们陷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以美元或美元债券为主要储备手段，如果没有在外汇期货市场上进行保值的话，那么人民币资产已大幅缩水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必然会引起美元加速贬值，从而加速我们外汇资产的缩水。因此，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加快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的同时，充分利用外汇期货市场，在美元反弹的过程中逢高沽空美元，以对冲我们的美元资产。
目前，世界货币体系正处在由“美元独霸”到“多种货币共同构成储备货币”的过渡时期，这个进程是自然规律。笔者认为，到2020年左右，世界货币体系将不再是“美元独霸”，也不会是“美欧双雄”，而极可能是“三足鼎立”的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收到黑龙江富锦市、陕西渭南市、江苏宜兴市、天津市武清区等地农民发布收回土地的申明和相关评论文章，感觉大有“土地革命”又起之势。无论是收回土地的申明还是对此事的相关评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将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归咎为《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都认为只有土地没有“私有化”，才能保住农民的土地。这些申明和评论似乎都认为，这次农民“自发”将土地分了，宣布拥有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就不会再失去土地了。还有人将这次局部的“土地革命”和当初小岗村的“分田单干”扯在一起，甚至还认为黑龙江、陕西等地农民收回土地的运动将在全国蔓延开来，将是“分田单干”后的更深刻的“土地革命”。
这里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黑龙江、陕西、江苏、天津等地的各村农民为什么会失去土地？第二，他们凭什么“收回土地”？第三，收回土地的行动会不会蔓延、进而导致一场更深刻的“土地革命”；第四，土地制度改革到底该怎么深化下去？
农民为什么会失去土地？
我和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1988年以来，农民失去土地，不是因为“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而恰恰是因为否定了《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9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事件。
我们知道，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的是30年土地农用收益。为什么只补偿30年呢？因为农民承包期权是30年。政府征用土地所有权，补偿给农民的只是30年土地农用使用权。所有权是农民集体所有，是《宪法》规定的，但《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并没有落实《宪法》的这个规定，而是将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了，异化为国家所有或地方政府所有。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的约束下，“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家（政府）所有＋农户30年承包经营”。2004年后的税费改革，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强制性取消了“三提五统”——土地所有者租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算是彻底虚化了。
为什么《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被虚化和否定，这是和90年代否定集体经济和大规模强制私有化改制运动的大背景高度相关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学界在90年代制造了“私有化万能”的话语体系，法学界很多人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民有民营性质，以为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那个“公有制”，所以，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制定的过程中，虚化了村民集体所有制。虚化和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仅靠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声音是不够的，政府巧妙地放大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声音，主导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向“所有权国有化＋使用权农户30年”的“和平演变”，政府利用学者的“私有偏好”和小农的“自私短视”，非常漂亮地完成一场没有流血流泪的“幸福革命”——政府得到了土地所有权，农户得到了30年土地承包权，但村民集体失去了永久的土地所有权。
由于，农民只在乎自己家的承包权，对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并不十分关心；学者要革除的就是“公有制”——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制经济；政府怕的就是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在否定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进程中，政府从来没有考虑依据《宪法》给村民集体发放土地所有权证，政府只给农户发放了土地30年承包权证。这就为非法的“土地征用制度”大行其道创造了便利，因为按照《宪法》规定，政府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工商业用地不得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政府大片、大片的征地，只补偿农户30年的承包权，暗含的前提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村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证”的话，农民集体就可以依《宪法》和《物权法》《民法》邓要回被剥夺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就有无穷无尽的官司要输，现行的“征地制度”就得立即废除。
很多村庄正是由于集体意识的淡泊，或是否定集体所有和集体经济，才走向了经济衰退或土地轻而易举地被“征用”。90年代以来，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全国有7000多个“思想僵化”的村子却依然坚持集体经济和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如今这7000多个村子都成为了各地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没听说这7000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只听说他们兼并和征用它村的土地。在很多村子的承包地以5000元/亩的价格被政府“征用”的时候，这7000个村子的土地却在增加并数十倍增值。这7000个村子才是真正的土地主人。
世界上只有这样的道理：小农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小农没有集体意识，谁都保护不了小农。法律难或根本不是保护分散小农的，法律能或不得不保护有组织的小农——农民集体。
失地农民凭什么要回自己的土地？
在东北、陕西、江苏、天津等地农民发布收回土地的“告天下书”中，都表达了对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愤恨”，也许这些“告天下书”不是农民自己草拟的。我在给“农民”的回复中说：“拿农民的土地搞商业开放，是宪法不准许的。宪法只准许政府修学校、医院、敬老院、公园、公路等公益事业征用农民的土地。
至于批判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文不对题了。
宪法规定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民所有。没有集体所有，土地民有就没有法律依据了。现在阶段，农民怎么可以否定农民集体所有制？
村长个人是不能代表“村民集体”出让土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出卖集体土地，要村民大会决定， 7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有效。政府要违法征地，村长恐怕顶不住，农民个人更顶不住，不能怪罪集体所有制，是政府不守法和民主政治发展不够所致。
……
农民兄弟们，集体所有制是民有制，只有落实了民有制（集体所有制），才能在民有制（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讨论怎么实现村民家庭或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建议大家不要动不动就批判“土地集体所有制”。如果东岗等村农民自己否定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要收回的土地权利顶多只是30年承包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如果农民否定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而农户又没有土地承包证，要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无凭无据”了，法律上是站不住的。特别是黑龙江东岗等村农民失去的土地，是 80年代后期开荒获得的，要拿出集体所有的有法效的证据未必容易，现在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且恰恰要赶紧找到村民集体所有这片土地的有法效的依据。
和小岗村的“分田单干”不是一码子事
黑龙江、陕西、江苏、天津等地几个村庄的农民要回自己土地的高调行动，地球人都知道了！但和小岗村当年的“分田单干”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没有可比性。小岗村当年“分田单干——联产承包”是经营制度的创新，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增量收益，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创新带来的巨大的增量收益可以满足各方的利益，因而小岗村的创新是一种可复制、不推自广、可持续（有增量）的机制性创新，所以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而这次黑龙江等地几个村要回失去土地的行动，既不涉及到经营制度创新，也不涉及到土地制度创新；既不创造出巨大的增量，何况各方利益冲突巨大，更不可能不推自广。甚至可以预见，如果没有社会、高官和高法的强有力支持，这些农民对付地方黑恶势力都无能为力，甚至有生命危险和牢狱之灾。
这几个村的农民要回自己的土地，就像衣服被人穿走了，说给钱而没有给钱，现在想把衣服要回来，但要不回来了。如果有高官和高法撑腰，要回了自己的土地，顶多体现了党中央的英明和法律的公正。对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产生多大的推动力。
本人在此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这几起土地事件，关注这些农民的命运和权利；也敦促政府高官和高法果断介入这几起土地事件，严肃处理违法犯罪的腐败干部和黑恶势力，还地于民，保护农民的安全；更要奉劝地方政府和强人，主动将土地还给农民集体，给农民道歉，争取农民的原谅。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到底如何深化
从黑龙江、等地各村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和土地被“征用”后的用途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非常糟糕的，中国的“征地制度”不仅是违法《宪法》的，而且还是非常血腥的。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要改，不改的话，我共产党最终会失去农民，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如何改？
本人认为，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有三个前提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坚持和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要是否定了，土地就没有合法主体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如果有地主回来要60年前的土地，就合理合法了，连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新政权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了；第二，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土地产权如何经营管理、土地产权收益如何分配，由全体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土地依法征用（用于公益）或改变用途（农转非），由全体村民依法决定，70％以上村民签字同意为有效；第三，同地同权。同样的地（农地或非农地），不管是个人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或是国家所有的，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
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专家学者主流的思路是私有化，政府实际操作的是“国有化＋农民30年使用权”，学者专家和政府在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上是高度一致的。在我看来，土地改革要抛弃意识形态之争，不要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跳来跳去，否则是没有出路的。在坚持上述三个前提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农地农用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必须遵守农地农用原则，只许依法在农民之间交易，村庄内部转让优先。农民集体之间也可以交易或置换土地。非农民不许购买农地，更不许购买农地擅自改变用途或闲置。农民之间交易农地，不征税。
第二部分：“农转非”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效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如：某块农地10亩，规划在2008年8月“农转非”，到 2008年8月时，这块地即为非农用地了，政府无偿获得5亩，土地的原主人失去10亩农地而获得 5亩非农地。政府无偿获得的5亩非农地，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原所有者得到的5亩非农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或开发或出售或闲置都可以。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
第三部分：非农用地交易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土地增值所征税收，归全民共享，用于增进全民福利。“农转非”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选择闲置，但必须缴纳土地闲置税，闲置时间越长，税率越高。
如果按照上述制度操作，应该不会出现像黑龙江东岗村这样的土地问题，而且税收不会少，公益事业土地也有保障，农民更不会贫困，工商业发展也不会缺少土地，还可以避免很多政府官员倒在土地征用的战场上。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会得到空前巩固。
中国农村现代化应走日本而不是菲律宾道路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之路，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韩国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台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台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
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台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道路的失败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然而，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
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
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段弯路啊！
日本模式的共识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台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台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台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非农用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台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台道路是有效的。可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第二，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变”。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的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台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台用了数十年甚至近100年时间保护农民的金融合作，不准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而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也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该走什么道路
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现在的主流话语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纠正了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后果一：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
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后果二：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
后果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台“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
1
农业人口在中国人口构成中仍占据大多数。农民安居乐业的问题，农村社会的安定问题，是中国社会整体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近年来，国家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农业投资增大，政策向农民倾斜，大部分农民增收，得到实惠，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很快很好，这是成绩，非常难得。
但是，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已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民的主业是农产品种植业。近年来随着各项农用生产资料（包括电力、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处理）、农民生活资料以及农业用工佣金的快速上涨，尽管农产品的价格也在快速上升；但仍难以抵消上述价格的总体上升态势。因此，大量农民流出土地，进入城市寻找货币收入，一方面造成城市中严重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农村中农田的荒芜化以及土地兼并问题。
由此发生一系列衍生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容忽视且亟待从理论上研究、规划，政策上解决。
2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向资本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民面临着失去“两个市场”的危险：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据媒体报道，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豆类产品所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外销的境外市场（据报道，如，中国传统出口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港澳、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现在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出口品逐步替代）。[1]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当代世界经济中出现了重要的新现象，石油、粮食等重要国际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表明：
在现代高度金融化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决定商品（包括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短期的直接市场供给需求曲线（不是市场决定价格），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远期期货投资（金融资本投资决定价格）。
如果听任中国农民失去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趋势继续发展，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会非常严重。第一，在国际农业及金融资本巨头操纵下，中国将失去内、外两个市场上的农产品定价权。
当前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市场定价权已经丧失。据有关统计资料，由于目前大豆及其加工品70%依赖进口，至少导致2000万豆农利益直接受损，还导致大豆产品定价权完全丧失，致使其价格暴涨。
据有关方面统计，豆类品价格在2007年翻了一番以上，同时带动有关饲料价格和猪肉价格成倍上涨，加速了国内通货膨胀。间接使中国消费者蒙受损失，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生活日益陷入贫困困境。
农产品销售竞争失败，势必导致小农户面临破产困境，弃房卖地，堕为流民，成为外部农业资本竞争下的牺牲品。前两年豆农已破产不少。有关报道和资料表明，目前一些地区的棉农、奶农也面临类似的危机。
3
在加入WTO以后，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对外部资本开放度和本国市场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自由竞争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农民的作业方式和生存状态，基本仍处于传统式自营耕种的分散小农经济状态下，个体小农户对农业产品的分散自发性销售，难以对抗境外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更难以对抗来自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的生产能力。传统小农经济本身既无能力保护本国农民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又缺少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空间的有组织力量；因此在国际农业竞争中陷入劣势的不利地位，乃是必然的。
个人认为，我国农业亟须探索和规划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思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听任我国农业始终处在无序化、分散经营的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那么这种旧式小农经济是否有能力面对国际上农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挑战和机遇？
在我国农业改革初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改革方向是通过土地承包政策，获得农副产品品种数量的增长，从而解决国民衣、食短缺和农副产品匮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90年代），随着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农业经济形态由实物经济完全转型为货币化经济。
然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农业、农产品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当前，我国农业改革必须面对加入ＷＴＯ后国际农产品竞争和倾销的挑战。国家应设计规划未来农业政策的长远战略目标，应当考虑如何形成中国农业经济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面对两个市场的新型组织形态。通过国家农业政策的引导，帮助和支持中国农民保护和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保证我国农民获得稳定、持久的农业经济收益；这也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根本性课题。
实际上，参考外国的农业政策经验，我们会注意到，无论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对农业一直在实施有长远规划的保护性和组织化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之一，即是通过建立资本化、市场配套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包括组织各种农产品同业协会），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实施农业资本密集化作业，提供农业产品品牌保护，提供国家农产品市场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同时，日、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地区始终对本国本地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农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
4
我国主流经济学界似乎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有失去“两个市场”的破产化危险。甚至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例如认为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只要出口农产品(哪怕主要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就是增加就业，甚至还有人主张将中国的粮食安全完全依赖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
实际上，外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农产品出口，在取得自身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挤占了中国本土农民在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的商品份额（任何市场空间都是有限的）；其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并不足以补偿由于市场竞争失败而破产的中国本土农户的失业数量，更无法弥补国产农副品在国际上长久失去传统市场空间所造成的远期损失。
中国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上世纪70年代未农业改革以后，国家至今缺乏农业经济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从而改变落后现状的远期规划、新政策设计和构想。另一方面，国外农产品（特别是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粮油产品）在中国畅通无阻的市场控制和倾销策略，也是发达国家开拓和整合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长期战略性政策实施的结果。
如果我国的长期农业政策，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第一阶段)的水平和方向：认为中国农业可以长期或永久地置于非资本化、非有组织市场化的传统分散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并在这一着眼点上，继续强调所谓农业政策的“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有政治远见的长治久安之道！【2008年3月】
[1]表面上看，由中国出口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年增长率在12%以上，但主要是台资、韩资、日资农业企业在华生产产品的“出口”占据主要份额。
改革30年：当前最大的危机何在？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按：今年是公元2008年。上溯30年，即公元1978年，是中国至今仍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发端之所在。人类历来有个习惯，但凡遭遇某个年头，总要就某件大事勒碑记文，或颂之，或议之，或褒之，或贬之。意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前行。按中国古语的说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三十年为一轮回，也似有必要对改革作一个阶段性总结。改革30年的得失人们有目共睹，笔者深知，一味歌颂即便不是言不由衷，恐怕也并非吉兆；报喜不报忧更不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最好的纪念不是评功摆好，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我在这篇短文中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纷繁复杂的老问题和新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精英的高论与普通百姓的浅见显然很难“和谐”。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邀请了经济学界的两位大腕，一番PK之后，他们发表了如下高论：
厉以宁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说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第二个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吴敬琏接过厉以宁的话头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之外，“另外两个，一个我认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其它的权力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
吴、厉二人关注的“二元结构”、“行业垄断”、“社会保障”、“产权”、“法制”等等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人们的耳朵早就被这些关键词磨出了老茧。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看似“突出”、“紧迫”，却都不是改革30年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认真地想一想，中国社会当今的各种利益关系究竟处于什么状态之中：
（1）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可笑的是，至今仍有个别人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收入差距不大——比如张五常和张维迎），这方面的经验数据已经十分成熟，恕不赘述；
（2）政治领域的贪腐相当猖獗，据报道，近5年来仅各级纪委立案查处的就达80多万人，给予党纪处分的高达50多万人——这不仅表明官民关系已经失衡，也表明权力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制衡；
（3）思想文化领域腐朽糜烂到处弥漫，低级趣味已成泛滥之势——这说明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与各种多元化思想之间的平衡关系，已经主客易位。就连自由主义学者任建涛都愤愤然了：“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三十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
早在10年前即1998年，笔者就指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一个利益平均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利益的多样化发展趋向上，而且尤其表现在利益差异的扩大上。”笔者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利益关系已经进入“失衡”的状态。30年过去了，胡温新政以来，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状态虽然在最近几年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纠正，由于惯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恶化的迹象。
其实，有识之士对此已经有所察觉，比如中央党校的辛鸣先生指出：“与改革之初社会民众对改革巨大热情和积极支持相比，现在已经出现社会民众对改革冷漠乃至失望的情绪。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冷漠乃至失望的情绪？其根源就在于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
实事求是地看，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关系失衡”。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社保短缺，等等，之所以成为困扰人们的难题，其本质都是在于这些问题背后所体现的各种利益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如果不站在利益关系的高度审视这些问题，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把握。
如今有一种倾向，只要一说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习惯把根源归结为“产权”和“法制”。产权和法制当然是要害问题，但如果不能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去把握，尤其是如果不能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富人和精英的立场上去把握产权和法制问题，就不能正确认识30年改革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要将产权改革和法制改革“进行到底”的誓言，恐怕也只是发誓要将利益失衡“进行到底”而已。
如果说，前30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今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就只能是建立在由利益失衡转向利益均衡的努力之中。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转轨，从而为社会机体注入了竞争的活力；改革30年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激活”的问题，而是必须有效控制利益分化向两极分化加速发散的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分化向利益均衡的收敛。
“利益严重失衡”正在造成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分裂和敌视，正在极大地损害和瓦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
（
deepseakeeper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1978年前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建国二十八年来基本一无是处，只有到了"春天的故事"发生后，江山才似乎为之变色。
真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吗?反正我是从来不信这种鬼话。鄙人年龄不大，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1974年，尚年幼，偶然机会亲临上海金山石化工地现场，巨大的输送管道，直径
我见到这一幕恰是中国第一批，四大人造纤维石化工程之一，另三个是天津，辽阳和仪征石化公司，规模一个赛过一个。之前我们布料紧缺，而且由于含棉成分高，不耐穿，衣服打补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978年，这四大工程投产之后，才开始根本性地扭转了这种情况。并且在这基础上，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加工工业，这一切原来周总理早在1974年前就已经规划，并初步实施的。那时我们每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能成为世界纺织大国。我们今天穿着体面整齐的衣服，还有多少人时常想起穿补丁衣服的日子，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由于这段亲身体验，让我有进一步探寻"浩劫"时期经济发展的热情，由于1977和1978年经济规划和工作方法与以前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查阅了"中国统计年鉴1965年至 1978年的经济情况。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7.1%，69、70两年GDP增率分别达16.9％、19.4％，这不仅高出1975年，而且在建国以来也极为少见，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 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 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究竟是"崩溃的边缘"还是起飞的前夕?
我们取得这些傲人成绩的背景是国际环境险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刚刚被赶走的强盗，依旧在我们国门口，犹如困兽，环视徘徊，久久不去。抗美援朝，北疆珍宝岛和越南战争与两大强权激烈军事冲突，随时面临全面入侵，几次进入战争动员状态。三线建设共投入2000亿人民币，经过十年建设，到1975年已经形成与一，二线同等生产能力的规模，同时氢弹，核潜艇，弹道导弹，大型飞机和人造卫星，已经一应俱全，巨大的重工业，军事工业投入，为日后的人民生活和国家长治久安预付了代价。援越抗美200亿美元，援助非洲，奠定了我国在世界上的战略格局，至今仍在余荫之下。人类历史从未目睹过如此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场景。不记入产值的，规模宏大的农业基础和水利建设，依旧是我们今天碗中的稻米香，傍晚的灯火明。
周总理曾经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规划，向有关人员咨询，初步建议在上海崇明岛辟为特区。绝不是某个划圈圈的发明。所谓实行 “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实事说明，我们积极开展对外开放方面是一贯的，在这个问题上，划圈圈的人绝没有超过毛主席，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是健康的，有利于国家和全民的。
一个百年积弱，五千年历史，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史诗般地重新崛起，多少人们为之付出了血汗，青春，甚至生命。人均消费二十八年没有增加，把能够积累起来的一分一毫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了。我们之所以能全国上下艰苦奋斗几十年，经济能够高效运转，同时社会风尚保持昂扬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先富的新阶层。
1964年12月至 1965年1月，毛主席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文革”末期，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读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就明白了某些人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急急忙忙开始所谓的改革。农村企业都从企业联产承包开始，到职工参股，股份制，一直到今天强盗式的管理层收购，每次都声称产权不明注定搞不好，世界上究竟有多少规模企业的拥有人和经营人是一个人呢?再进一步，我们的共和国产权是谁的，是否属于具体某个人?产权也不明嘛，是否也要私有化?盘给某个人呢? 其实很简单，所有搞不好的国有企业都是和渎职腐化等犯罪行为有关，不是经营者本人就是他的上级。在这意义上说，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犯罪行为妥协的代名词，接下来的推进私有化改造，向外资贱卖国家骨干行业，已经和纵容鼓励犯罪无异了。无非某些管粮仓的人见到粮仓渐满，私欲膨胀，已经急不可待，将手伸向公粮。
三十年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仅十家银行贱卖给外资就损失一万亿有余。另外更严重的是产生了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付出了理想信念破灭，道德价值沦丧的代价。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可能还要付出百倍，千倍，我们承担不了的代价，子孙后代也将搭进去。
毛主席在1956年8月作报告时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按他老人家的规划，在2006年至2016年间赶上美国，现在离上限只有八年了，我们能赶上吗?
由于靠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已经占有大部分份额。大多数企业将只能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挣扎，依靠赚取微薄利润生存。据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在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才增涨了60多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还不如10年前"。据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有7625人参与的调查显示：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而另一方面， 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
买办的经济政策对外资极为开放，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把自己的国内市场作为国内企业的保护伞，更有甚者，还在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为发达国家的公司产品和服务不断打开新的市场，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过多依赖外资，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日益扩大。主要工业的核心技术被外国企业控制，有些制造业实际上是“装配车间”；一些高技术产业还根本没有建立。
市场逐步被“殖民化”，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外资控制我国经济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三十年来我们究竟取得了什么功绩与名声? 统计资料表明，房地产基建以及相关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高达20-40%，果然是"三十功名尘与土"。
暂时无派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改革，就不能不纪念邓小平。很长时间，我一直想写写邓小平，动手敲键盘的时候，却发现邓小平很难写。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大致地说，邓小平一生好象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自己对他女儿做了总结，那就是三个字：“跟到走”。也是，从红军长征到新中国成立，除了这三个字，还有什么能更准确地概括他的前半生呢？第二件事呢？就是启动了改革开放。
第一件事难写吗？不难， 只是“跟到走”的人里面优秀者太多了，而且，不管怎么优秀，只要写他们，就不能避开毛泽东，因此，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毛泽东的第一件事。另外，作为后来人，我们有多少有关邓小平的第一手资料呢？他女儿的书一出，别人就更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所以，这件事不写也罢。难就难在第二件事上。按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天天都在改革的年代，一个改革开放的启动者怎么能不好写呢？我之所以觉得不好写，是因为我拿不准一件事，那就是：此改革是不是彼改革。
谈起改革的今天，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感受是：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或者已经将中国的社会撕裂。在经济上，这种撕裂表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政治上，这种撕裂表现在越来越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果有人说，改革在今天还和八十年代初一样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共识，那他不是在有意歪曲事实，就是过于天真了，只是这种天真很不可爱。我理解，今天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修补这个巨大的裂痕，使改革能在最广大的人群中达到共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改革是邓小平当年设想的改革吗？
第一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改革正是当年他设计的结果。
改革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想，这个定义的根据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这个“特色”，十七大政治报告作了官方的定义，但根据个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观察，我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象就是一个以私有制为主体、以股份制为特征的“公有制”为辅助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可能太长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由着它按其惯性发展，它的合乎逻辑的归宿将是资本主义。
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可以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过，就不能肯定资本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按照这个逻辑，旨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邓小平有没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我不能确定，但我推测他可能有。比如，他就主张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不争论”。不争论，就是允许试吗。还有，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他就说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而且，“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为什么没有必要了呢？是因为五十年后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吗？没人相信邓小平对共产主义有如此高的乐观程度。对他这句话的合乎逻辑的引伸，应该是五十年后整个中国都将是资本主义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只“好猫”吗？资本主义会带来中华民族的崛起还是衰落？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是一样的：没有过，就不知道结果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千秋功罪和改革的千秋功罪是连在一起的，它只能由历史回答。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写邓小平很难。
第二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并不是当年他设想的样子。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被反复强调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不久前，又有人从邓小平历年的讲话和文章中摘录出了“十个如果”。如果我们认真地用“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来衡量一下今天的改革，就不难发现：改革早就走到他说的“邪路”上去了。如此说来，此改革可能并非是彼改革，邓小平也不是今天的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当年的改革的启动者。
尽管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过许多论述，不知为什么，他本人从来没有将他的想法上升为“邓小平理论”。有意思的是，“邓小平理论”问世不到五年就被“创新”了。我在一个贴子里说过这样一段话，“邓先生逝世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中共历史上前七十年的几倍。这些日新月异的突破和创新，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千古绝句一下子变得那么可笑和乏味”。我有一种感觉（很有可能是错觉），那就是：“邓小平理论”被总结出来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将其束之高阁。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被突破和创新呢？因为它不成熟、缺乏前瞻性？
如果第二种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么，邓小平就不应该为后来改革出现的问题负主要的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今后改革的发展而“名垂青史”，而我们写他也相对容易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为了民族的强盛，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但是，他这件事做得多少有些缺乏深思熟虑，他的思路还比较粗糙。尽管他为改革限定了某些界线，但却没有明确说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什么样的石头不能踩。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越界”是很难控制的，而某些说法又给另有想法的人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天地。另外，邓小平在改革的启动过程中也有失误，那就是：他没能始终坚持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改革依靠的不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群众，而是少数脱离实际和不负责任的“精英”；整个改革的过程坚持的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民主作风，而是“不争论”的家长式作风。这样一来，一场本来可以振兴民族的伟大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带上了不确定的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件事”上的令人遗憾的缺陷。
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有人在刻意淡化毛泽东。说“主流”媒体在淡化毛泽东，我是相信的，可要说普通百姓也将他淡忘了，我觉得不太符合事实。但是，除了在“特色”理论的第一句中还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邓小平理论”，无论是在媒体中，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邓小平倒是真好象在很快地淡出。历史通常是严肃的，但有时也会显露出它的诙谐之处：比毛泽东整整晚二十年走进历史的邓小平，却比毛泽东早得多地成了“历史人物”。我希望，在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我们能想起这位老人，谈谈有关他的事儿。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创造，而传承文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这种能力。世界上能传承文明的国家大多都是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拥挤在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国家。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于欧洲，传承于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美国。当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再也无法复制之时，新文明的晨钟将会在哪里响起呢？
欧洲无力长期承载工业文明
俯瞰地图，我们会发现，欧洲地缘政治力量分布是破碎的，而反观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景色则明显呈现出大板块特征：北太平洋东岸有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西岸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欧洲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英法德三国面积仅占欧洲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主要大国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和印度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0%。
欧洲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还在于除俄罗斯外，与其它地区相比，欧洲还是大国间边际缓冲地带最少的地区。德国与法国边界相接，安全地带重合，经济重心紧邻、且双方实力均等，呈对称型制衡状态。法国与西班牙、意大利边界直接相接，后二者对前者也足以构成准对称型制衡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如无广大殖民地补偿，国力，尤其是大国的国力会因与其力量对称的国家产生相应抵消，抵消的程度与双方力量对称的程度及边界接近的程度成正比。
欧洲是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这也就是说，与其它陆地大洲比较，欧洲板块———不管其生产力总量如何———是合力最小的地区。欧洲国家近代殖民扩张更多是为了转移国家间的巨大挤压，这种内部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相反，中国、俄罗斯、印度、美国这几大政治中心地理板块间的广阔的缓冲地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比如远离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中国西藏、青海、新疆地区、印度的北方地区以及美国与亚洲诸国相隔着的太平洋，都使亚太大国力量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地带；更为有利的是，在这几大国各自周边又镶嵌着广泛的具有破碎地域特征的小国群落。比如，中俄之间的中亚各国及蒙古等，中印之间的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缅甸等，这对亚太政治都起着比欧洲更为有效的缓冲作用。对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有，中国东部边界还为同具破碎特征的小国所镶嵌，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冲了甚至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种来自美国对中国东部的战略压力。
欧洲的地缘政治特点，使它没有能力长期承载工业文明。欧洲在17-18世纪还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传承人类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以至美籍历史学家孔华润说：“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欧洲）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只是由于北美洲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才将欧洲工业文明承接过去。从华盛顿到林肯完成了国家建立到统一的任务，后来又不断扩张，最终使美国成为一个在北美洲占据绝对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这为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传承于北美打下了基础。美国吸取了欧洲的经验，坚决不允许美国在北美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出现分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工业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但保留并传承希腊文明的并不是近代以英法德为主体的欧洲而是以罗马帝国为主体的欧洲。罗马以地中海为中心将欧洲整合为一个在欧洲大陆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帝国并由此传承了希腊文明，欧洲文艺复兴将希腊文明改造并通过“五月花号”船将其传到北美。我们可从美国人的“五月花”精神看到希腊文明的影子。
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
现在我们将视野从欧洲经亚洲，再进一步推向北美洲。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亚洲是一个相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那么北美洲则是一个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这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联想到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自由制定和实施其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
但美国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其所处地缘政治位置的限制。在人类有能力完全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的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那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正如东海在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正是因为美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它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使美国人养成了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思维定势。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的逐渐加强，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使它对两洋防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正变得“无穷大”，以至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与对手国家的“边界安全”（主权边界）相重合———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奢望用全球资源来支撑的美国必须占据分布于各大洋中的关键岛屿，这又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美国的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
对此，只要我们读读美国每几年一出的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并将美国的战略报告与其它国家的同类报告比较，我们就不能不说，美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成了一个永远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幸中的不幸，因为美国自己创造又被迫维持了一个巨大却又是永远不足的国防开支，而这又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所在。这种脆弱性导致美国总是为世界所累，它无法做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此，美国通过二战摆脱欧洲压迫后，就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遭遇“9•11”袭击后，又发动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据此而制定的全球性的安全目标需要全球资源支撑，这样的奢侈使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层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陆上目标。
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决定了这里将是传承人类新文明的国家
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板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用“相对主体中心板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与美国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长袖善舞”的最佳状态：东北这边有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下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中国大陆“身体”没有受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地区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东部空旷地带，使中印俄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上述条件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世界霸权国家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能得逞。仅此就可知中国必然是有天命的国家，是有文明创新能力和传承条件的国家。黑格尔看出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如果说西方是人类文明终结之地的话，那么，按黑格尔的说法，东方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现在的世界北面是“朱门酒肉臭”，南面是“路有冻死骨”。这么两极对立和分化下去，何时是了？世界还得和平、和谐地发展。目前这种高成本的和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本国发展的西方模式已走到尽头，东方新文明的晨钟正要敲响。和谐是世界本质，而和谐思想的故乡恰恰是在东方。现代世界文明正在向东方转移。
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文名为Martin Powers。本文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写就。
“西方诡辩术”是怎样的
几年前，我在北京讨论宋代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发展。一位学生对我表示疑问，大意是“宋代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共舆论！大家知道公共舆论需要公共空间才能发展。在西方，咖啡馆早已成为公共舆论的空间，但宋代中国显然没有咖啡馆，可见，公共舆论无从发展！”这位学生很认真，但我怀疑他或许中了“西方诡辩术”的毒。这种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艺术、山水画等某种社会现象，都视为是“西方的概念”。其逻辑非常复杂，但却可以称之为“井底之蛙”式的谬误。
大致说来，这种诡辩术有三种逻辑弱点。一是用某种地方习惯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譬如前面那个例子，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即使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讲课时给学生们介绍这个谬误常常举餐具为例。请读者们想象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我们可以想象他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这位理论家也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语。”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并不难找。
此谬论的第二个逻辑弱点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譬如有个美国同事曾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妇女还是不许参加！”当然1911年的时候无论是英国、美国，或是中国，妇女都不允许参加选举。此句暗示在“西方妇女有权利投票”，但所谓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后来的西方。
第三种逻辑弱点可以称为作茧自缚的错误。倘若我们不说“举贤任能”而说“精英政治”，这个在中国发明的行政措施，则成为西方的东西了。如果不说 “形似”而说“写实主义”指涉现实的艺术描绘法，就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现象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忽视宋代的“举贤任能”与十九世纪的“精英领导”的区别(比如，欧洲人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又花了几百年才施用于政)，而是说为了研究官制的历史特征，我们必须超越文化政治的范畴而承认“举贤任能”与“精英领导”作为社会实践，并非判若两物，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社会形式会产生个别的形态。如果我们能多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态，就能够避免被“西方诡辩术”束缚了。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概念
这里讲的“束缚”是指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即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上述公共舆论的话题是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过去有人说，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后来这种社会理想无从发展起来。还有人说言论自由是普遍性的，即使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但现代化的国家都有能力学习并将之用于实践。第一个说法给中国知识分子设定了壁垒森严的界限，但第二个又将中国看成西方的知识统属。如此，中国人想多发展知识资源的流通性就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西方挑战，甚至西方知识的垄断。
美国学者奥维尔?希尔在2004年《外交》杂志发表的“中国被遮蔽的民主遗产”一文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民主传统”。这实际上给我们就如何看待中国言论自由等公共舆论问题，提供了启示。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需求并非源于民族精神，而是所有近代早期的社会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的扩展知识流通性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是各异的。
以中国来说，古代人早已意识到抗议权利的重要性。汉文帝的诏书曾提到要重视反对者的建议，其中写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汉代也产生了全球最早的学生示威。到了近代早期，即宋代，各种交换社会资源的媒体进一步发展。信用借贷行为扩大而商品流通量也相应增加；印刷科技与新的、世俗化的文体出现了，而文化和话语(包括政治思想)也随之世俗化和多样化。专业化的官制与举贤任能的任官标准发展了之后，世袭身份制度随之衰退，而支配人才的效率提高。公共舆论与这一进程息息相关。如同信用借贷增加了商品的流通量，纸张和印刷科技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科举制度提高了人才支配的效率，公共舆论具备了揭露有害政策的能力，并进而产生应对社会挑战的新理论或思想路线。难怪《宋史》有不少关于“公论”(舆论)的记载，譬如《宋史 邹浩传》中记载，邹浩想辞去谏官的职务，怕连累家人。其母张氏就曾慷慨陈词：“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无顾何忧？”
张氏不大像传说的那种不敢质疑权势的中国人，相反，她认为，“公论”的判决比官方的还有权威。显然，宋代的公共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官方的决定和舆论的判断是单独形成的。也许张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对中央政策的批评已经制度化了。宋代的分权制衡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台谏制度。苏东坡曾阐述了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北宋太祖赵匡胤最初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制度、学生示威、讽喻诗等言论渠道大部分传到明清时代的中国而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按照传统的叙述，如果言论自由是西方的概念，当时的欧洲人应该承认并接受批评政府的习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在1738年，汉文帝的诏书以及其它类似的文献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将其视为非常先进的政治文件。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卡福就曾写过：“这些中国的宣言、法令和演说可以视为关于自由和政府等伟大思想的篇章，可以同任何欧洲国家出现的同类事物相媲美，当然也包括大不列颠———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唯一的政治摇篮和平等人权的捍卫者。”
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批评政府的习惯或权利，只是后来伏尔泰、魁奈、瑞纳神甫和其它佩服中国文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平民参与施政的权利(即举贤任能的道理)以及平民参与议论的权利。或许有人有疑问，既然欧洲国家有议会的传统，自然地就有自由言论的机构，哪里需要提倡中国的言论措施呢？议会是宝贵的传统，但18世纪的议会只是给贵族言论特权而已，孟德斯鸠曾写道：“虽然大多数公民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选择，但是却不具备足以被选择的资格，所以，人民虽然能够任命他人为他们的治理负责，却无力自己来实行治理。”当然当时的“公民”也是人口最富裕的少数。
可见，中国平民能够通过科举参与施政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真是令人惊奇的事。难怪左翼作者经常以中国社会实践或记录实践的文献为范本。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言论自由根本不是西方的概念。
中国知识分子应把传统的束缚解开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20世纪以来大家都说言论自由是西方的传统呢？”这个问题显然很复杂，但中国知识分子轻信西方学术的诡辩应该算是因素之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了解只是些皮毛，而且他们的逻辑训练不强，结果西方知识分子自卖自夸的宣称，无论有无根据，大都被吸收了。
欧美学者偶尔使用诡辩术推广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足为奇。令人吃惊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乐意地接受他人所断定的思想界限。幸亏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这一代人应该有办法将传统的束缚解开。欧美没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么美。如果以后有更多人能用原始资料(不靠译本)学习欧美历史，那么，中国知识界就会有更好的条件衡量欧美学者的论调，也就不会那么轻易接受他人所建构的“中国”或“西方”的模样。
中国历史、欧美历史甚至于其它区域的历史都有值得考虑的社会措施。以言论自由来讲，中国历史上的资源尤其丰富，想参照则参照，谁能说不准？如有人强词夺理说言论自由、山水画、美术等概念原本是西方的东西，也不必温顺地将之吞下去。笔者认为，不如反问一句：“此人为何要强词夺理坚持这个论调？”也许是因为有需要遮蔽的东西吧。
赵 磊：张五常凭什么恼羞成怒？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改革30年以后，面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甚至两极分化问题，大多数国人基本上已经能够理性正视，官方也不再刻意回避。这说明人们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已经越来越理性。然而，有些人直到现在也拒不承认这个地球人都早就知道的事实。
比如，在年前一次新闻对话中，张五常不仅拒不承认，而且还恼羞成怒。当记者问到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是否过大时，张五常急了：
“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做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是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无可置疑的。”
“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是什么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当记者提供有关的基尼系数时，张五常勃然大怒：“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韩福东：《改革存在问题，但可以打100分》，《南方都市报》
张五常的说法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张五常的恼羞成怒在逻辑上看，几近于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1）“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并不等于“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两个问题；
（2）在更科学的数据公布之前，有关方面提供的基尼系数就是权威，就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何况这个计算已经得到了反复的印证；
（3）你不同意公认的权威数据，你可以从新计算并公布出来，用“谁算出来的”、“念过书没有”、“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之类的恐吓，就想推倒贫富差距过大的结论，这才真是“胡说八道”，更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见过不讲理的教授，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教授。
有些人虽然承认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但却拒绝对市场经济自身的关联作用进行起码的检讨，比如朱学勤和张维迎：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朱学勤相当激动地说：“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但是左派喊声一出来，有意无意混淆是非，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本来应该是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却变为反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此‘手’‘脚’颠倒，鱼目混珠，还很有舆论‘市场’！”（朱学勤：《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南方都市报》
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当然与政治体制的某些缺陷有关——比如腐败问题，就是人们最为诟病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或许只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但是，把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都一股脑地归咎于政治体制，未免天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可疑。即使是在“好的”、“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按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其它国家应当模仿的榜样），贫富分化也并没有因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人间蒸发，很不幸，它照样存在。
比如美国国内税收署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继续扩大，最富有的少数美国人占有的国民财富超过1990年代的股市泡沫时期，贫富差距创下二战后的最高纪录。2005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纳税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大大高于前一年19%的水平。处于收入分配天平另一端的50%的低收入纳税人的收入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百分之13.4的水平。
没办法，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与市场经济的确有着某种内在的天然联系。因此，不要一检讨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就扣上“反市场经济”的大帽子。朱教授说左派“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其实是朱教授自己在拿“政治体制当市场经济之替罪羊”。
面对贫富差距，张维迎倒是十分“理性”，他说：“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为什么是一种误解呢？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理由：“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张维迎：《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学习时报》
张维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技术扩散能使普通人受益，这当然没错。然而，张教授就此得出市场经济不会造成贫富差距，甚至能缩小贫富差距的结论，就太令人喷饭了。
按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说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优化资源配置。怎样“优化”的呢？“优化配置”的本质就是优胜劣汰。看过《动物世界》的孩子们都知道，优胜劣汰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一级是强大无比的食肉者胜出，另一级是弱小无力者被无情地撕碎。
在人类社会，优胜劣态的结果同样没有任何悬念：两极分化。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优胜劣汰只有通过两极分化来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才能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盼望的效率的源泉之所在，而且也正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因此，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不过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只承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却又否认市场经济拉大收入差距、促使两极分化的作用，这样“美好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恐怕还没有出现。
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就必然趋向两极分化，这不仅是经济学的常识，也是被反复证明的经验事实。张维迎之所以把这个常识看作是“一种误解”，就在于，他把“贫富差距扩大”与“普通人受益”截然对立起来，将两者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事情；换言之，他把“普通人受益”等同于“差距缩小”了。
其实，“普通人受益”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差距会“缩小”。在“普通人受益”的背景下，贫富差距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比如，封建社会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原始社会的酋长要高得多，但封建社会的贫富差距比原始社会也要大得多。
回到现实中来：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受益）的情况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相对拉大，这难道不正是中国今天的事实吗？
为市场经济辩护，这样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应当尊重起码的事实吧。否则，不论你是著名的什么“家”，还是知名的什么“教授”，都只能让人耻笑。
（
［比］波尔·德·博斯着 毛禹权译
比利时杂志《马克思研究》总第77期（2007年）发表了波尔•德•博斯题为《委内瑞拉：反帝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长篇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委内瑞拉自查韦斯任总统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过程以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上的诸多战略性措施。该报告内容详实清晰，有参考价值，现将其主要内容译介如下。
前言
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分析
委内瑞拉领土882050平方公里，人口2600万，其中首都加拉加斯人口320万。它是拉美第四经济大国，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它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输出国，美国第四大石油供应国。2003年，委国的生产总值1030亿美元，人均4000美元。石油是委内瑞拉关键产业，建有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国际油价对它影响很大。2005年，石油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出口收入的82％。石油收入占国家收入的一半。其它是当地工业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为14％，2005年上升到17％。美国是委内瑞拉的主要贸易国。每年委内瑞拉向美国输出340亿美元商品，进口64亿美元商品，主要是运输器材、机器和建筑材料。
19世纪初，委内瑞拉是个典型的拉美国家，种植可可、咖啡，糖、棉花等作物，70％人口居住在农村。20世纪初石油工业的兴起和出口，给委内瑞拉带来了大量外汇，因而购买力快速提高，引起通货膨胀，进口产品，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农产品，都比国内产品便宜，因此，委内瑞拉市场到处都是进口产品，这就制约了工业的发展。农业也面临破产，1960年35％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到1990年农村只剩下12％的人口。委内瑞拉是拉美最城市化的国家之一。同时，它是拉美惟一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当前农业生产仅占国内生产总值6％。在农村对土地占有也极端不平等，许多庄园都拥有
1996年12月，3家最大的银行出卖给外国金融集团。随着这次金融危机，国家资产大批地转移到金融集团手中，而委内瑞拉统治集团对美国金融势力的依附也大大加深。1996年12月以前，外国资本在委银行界实际上还不存在，而一年以后，外国资产占全部资产的41％。三家主要银行已在外国资本控制下。接着私有化浪潮更加发展，许多电讯业和电子生产企业落入美国手中。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划对社会保险业实行私有化，并决定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业分离为多个公司，分别由外国财团控制，事实上美国石油跨国公司已控制了石油开采权。
委内瑞拉的阶级结构
第一，买办资产阶级。在查韦斯执政之前，委内瑞拉政府一直由买办资产阶级即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紧密相联的委内瑞拉统治集团领导。它的生存和发展都依附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这个阶级前身是以五大家族为中心的委内瑞拉大地主阶级。20世纪初石油被发现和开发后，这些大地主在当时戈麦斯独裁政权的支持下投资于石油开采。同时，这个数量极端有限的集团同样在与美国的进出口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并加深了对美国资本的联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它由传统的大土地所有者、金融集团和政治集团内部合并产生从而掌控国家机器。这个买办资产阶级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它对民族工业毫无兴趣。查韦斯上台后只部分地限制了它们在石油开采方面的利润。这个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情况大部分原封未动。查韦斯到目前对金融业和进出口业也很少采取措施。同时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强大私人媒体暂时还掌握在这个买办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人数有限，是投资于纺织、食品等民族工业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大量进口制约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危及其生存。革命政府现阶段的重要挑战是将这些企业家纳入国家独立发展的轨道。
第三，我们可列入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约占人口的5—10％，它们分布在服务业、教育、国家机关，接着是能在正规经济中生存的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最近十年中，委内瑞拉各政党为在政治斗争中争取这一群体都作出重大努力。他们中一部分是进步的，支持查韦斯政策，同时，重要部分进入反对派阵营，还有一部分犹豫不决。为了争取这一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参加玻利瓦尔革命，查韦斯花了很大精力。
第四，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委内瑞拉在数量上相对有限，约占人口的10—15％。随着石油繁荣，大批移民进城，但他们大部分很难在正规经济的劳动中立足。公共部门雇用了13％的劳动力。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特殊情况使工人阶级的工会领导人成为工人贵族，换句话说，这些领导人的利益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趋向一致，正因为这样，在2002年和2003年，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CTV）支持反查韦斯的政变和资本家推动的罢工。而不少企业工会起来反对委工联并成立了委内瑞拉全国工人联盟（UNT）。全国工人联盟支持查韦斯总统的改革，但各种意识形态潮流的分歧使之仍处于分裂之中。正是这种分裂，使全国工人联盟在革命进程中还不能起什么作用。
第五，农民和农业工人，约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0％。委内瑞拉可耕地面积有限，但这些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庄园主或大地主手中，尽管上世纪60年代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最好的农用地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尽管石油开发大大地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农村地区生活自殖民时期以来没有真正的改变。农村工业仍处于萌芽状态。按照农民拥有土地数量和所生产作物比较，农民间仍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绝大部分农民收支很难平衡。因此，至今农民继续大规模涌向城市。
第六，半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最多的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几乎占了人口的50—60％。他们通常没有工作或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据2006年1月官方统计，失业率为12.9％（2003年8月为17.8％），非正规部门占了经济活动人口的一半，约500—600万人。居住在大城市周围贫民窟的主要为非白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许多家属被迫重返农村。工会的特殊组织形式和各种利益组织在这个阶层中发展起来，在社区也成立了许多组织。查韦斯执政八年来，这些社区物质条件得到直接改善，使他们今天群体性地支持玻利瓦尔革命。
收入鸿沟
为了更好地了解委内瑞拉的贫困程度和收入差距，我们以委国家统计院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2003年收入作如下分析。
如果按平均人口5.2人家庭的收入和基本生活费用作比较，把它的收入不能达到基本食品支出即基本生活费一半的列为绝对贫困，对那些收入能达到基本食品消费支出但不能满足其它基本需要的列为贫困，2003年下半年委内瑞拉调查的数据显示有1560万贫困人口，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将近800万。而收入能超过基本生活费5倍以上的仅31万人，约占2500万人口的1.2％。
玻利瓦尔革命的发展
1980年石油价格暴跌，委内瑞拉陷入危机深渊，饥饿在弱势群众街区蔓延，街头抗议活动时有发生。乌戈•查韦斯一走上军事生涯，在政治上就是个积极分子，在武装部队内组建了支持反帝理念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
1989年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下采取一些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物价。由于工资突然下跌同时失业直线上升，在加拉加斯和其它大城市，饥饿的人民群起暴动。这就是有名的加拉加斯暴动。佩雷斯总统下令武装部队严厉镇压骚乱。据官方统计，有372人死亡。但实际数字是，仅首都牺牲者就超过2000人，还不计成千名受伤者。
90年代，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从此，查韦斯与玻利瓦尔革命运动一起，为组建团结人民运动各阶层的广泛阵线而努力。同时他与“玻利瓦尔主义的”军人保持秘密接触，而革命运动同样在武装部队中发展。因此，在进步军人的支持下，查韦斯思考举行人民和武装部队总起义。上世纪90年代传统政党的深刻危机引起的政治真空，使委政局形成多变的旋涡。查韦斯看到了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权的机会并组建政治阵线。在这里他特别得到城市贫困群众的支持。它的口号是：“希望就在街头”。
查韦斯八年总统的历程
新宪法
新宪法强化了人民参与，除代议制民主外同样规定参与式民主。新宪法反对新自由主义，保护包括合作模式和可能出现的自我管理的混合经济。此外，新宪法特别强调要实行重大的社会计划：医疗、教育、就业计划。关于经济计划，早在1999年2月当选总统后不久查韦斯就宣布：“我们不想搞经济国有化，但也不再是新自由主义。我们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即市场看不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合作：国家是需要的，同样市场是可能的。”
玻利瓦尔计划
2000年查韦斯再次当选为总统后，建立了人民银行和统一社会基金，将石油收入用于发展，为此提出“玻利瓦尔计划”，4万士兵被派往街区和农村，与人民结伴，修建学校，修桥铺路，进行基础建设。
49个法令
2001年，查韦斯致力于编制49个法令，以赋予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经济社会崭新的面孔。
土地法将赋予政府没收荒芜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权利。同样，在城市，通过非法占据空地迅速发展起来的社区，也列入这一法令，因而成百万人成为已建造了通常很简陋的住房的土地的所有者。关心土著居民是玻利瓦尔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委内瑞拉土著居民有316000人，分为26个族群，主要分布在国家南部和西部。石油开采法规定从现在起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与外国公司合作中都需至少持有51％以上的股份，此外，与私人石油公司一样，委内瑞拉国家享有30％的石油销售收益。有一个法令是反对把油田卖给跨国公司，规定建立合作社并发放小额贷款。另一个重要法令是阻止以前拟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私有化。
政变
政变的失败巩固了查韦斯的地位，贫民区的居民懂得了必须动员起来保卫他们的玻利瓦尔革命。但决定性因素仍是军队。这些年来，查韦斯关于军队直接在玻利瓦尔计划中与有组织的人民（即群众组织）合作的主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时查韦斯决定对政变的支持者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他想罢免几个将军，对其余的人让司法部门去起诉。但考虑到司法机构大多数掌握在革命的反对力量手里，因而把政变负责人释放了。同时，查韦斯对企业主和委工人联合会也不是怒火冲天，甚至还修改了某些法令。这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反对派在这种迁就的态度中，看到总统方面的软弱性，而准备采取更有害的活动。
总罢工
1999年，查韦斯一上台，就任命一位老游击队员，也是一位石油专家阿里•罗德里格斯为部长以调整石油政策，因为政府必须重建权威，改组委国家石油公司，以改变其“国中之国”状态。
2002年末，当查韦斯准备更换委国家石油公司领导班子时，反对派发动了不限期的总罢工。这次雇主组织的罢工从
这次罢工引起了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激进化。人们清楚地看到谁制造了社会困难和查韦斯如何尽力解决问题。最后罢工松懈了，反对派分裂了。银行、报刊、电视台日益忧虑可能被接管。逐渐地罢工失去了影响力和力量，在两个多月后，
反对查韦斯的公投
新宪法规定要罢免总统只有在总统任期过一半并通过公民投票进行。为了赢得这次公投，反对派需获得20％的登记选民的支持，就是说要有240万选民签名。在围绕着签名进行活动并反复舞弊后，反对派终于拼凑到足够的数字，并相信能赢得这次公投，而且在经济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反对派过高估计自己。广大的社会计划，人民街区组织力日益提高和公民通过与反对派较量觉悟的提高增强了查韦斯阵营。
巩固
2004年公投失败后，反对派暂时陷入瘫痪。
2007年查韦斯采取反攻
2007年1月查韦斯宣布将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措施，计划在未来15年内改造委内瑞拉。查韦斯把1999—2006年称为过渡阶段，现已结束，从现在开始，实行2007—2021年全国玻利瓦尔计划，其目的是“建设一个更扎实，参与程度更高、更透明、更有效的和更有革命质量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期限定在2021年，因为这一年是委内瑞拉独立两百周年。
查韦斯设想这些计划有五个支柱，首先是特别权力法。查韦斯设想在未来18个月中通过一系列特别法律，其中包括关键工业国有化的法律。查韦斯说要把已经私有化的一切企业重新国有化，例如委内瑞拉电信公司。它在1991年被私有化了，现在由美国公司控股。查韦斯也想把电力公司国有化。现在委最大电力公司是加拉加斯电力公司，供应首都电力，属于一家美国公司。第二，查韦斯建议再次修改宪法，作为1999年修改的补充。这将作为首要措施，取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这种独立性是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剥夺了政府可能采取独立于金融市场强权的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这可能已迈向取消买办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的金融权力的第一步。接着，查韦斯想取消同一位总统只能任期两届的规定。第三，推出“一项玻利瓦尔人民教育”计划，其目的是发展新理念，清除诸如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私自利等旧观念。第四，重组国家权力，让国家的边缘和更贫困人民能有更多发言权。第五，发展地方社团、街区、农村权力，以人民参与的现有形式使之成为基层政权。
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权力大部分还原封未动，国家机构还是原来的状况，这是玻利瓦尔革命两个结构性的弱点。今天人们还不能清楚地看到查韦斯重组国家机构的进程。要粉碎美国和买办资产阶级对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华盛顿不可能不经战斗而接受这一变革。因此和美国的冲突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将更为紧张。
玻利瓦尔革命的对内政策
社会项目
从2003年起，将开采石油的收入用于社会项目（mision）。这些社会项目针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一批社会项目涉及到教育和培训。有进行扫盲工作的鲁滨逊项目（Mision Robinson），发展小学教育的里瓦斯项目（Mision Ribas），发展中学教育的苏克雷项目（Mision Sacre）。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国家石油公司原总部大楼，今天已成为“穷人大学”。最闻名的是“走进邻居”项目（Mision Barrio Adento），它保证了委内瑞拉大城市周边居民区中的占委人口一半的几百万人的免费医疗保健。有两万多名古巴医务人员和数量有限的委内瑞拉同行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三年来已诊治了两亿多人次，建立了拥有高级治疗设备的600所诊所，供人们看病和治疗。在就业方面有重返工作项目（Mision Vuelvan），对寻找工作的人们进行培训，或支持他们组织合作社同时给予贷款资助。此外，还有援助农民的萨莫拉项目（Mision Zamora），支持矿区的渴望项目（Mision Piar）和努力帮助土著居民走出困境的吉卡普罗项目（Guicapuro）。
梅卡尔（Mercal）项目已建立了遍布国家广大地区的商店网络，人们在那里出卖基本产品可享受补助。罢工的经历使政府知道原来的食品供应体系的弱点：差不多全部依靠进口的食品连锁店都支持罢工。政府用“梅卡尔”项目建立自己的供应体系，在3年中，特别在贫困街区，14000家商店开张了。今天“梅卡尔”成为全国最大的连锁店，国家第二大企业。所有人不管它的政治倾向，都可向“梅卡尔”出售产品，在2005年10月在全国供应系统中，“梅卡尔”系统的销售额占全国食品销售的34.7％，2006年3月已增加到47.3％。委内瑞拉产品的40％都经过“梅尔卡”连锁店销售。同样“梅卡尔”也促进了国家工业的发展。
养老金随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了，目前最低工资提高到每月250美元。由于“街区母亲”项目，经济困难的家庭母亲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最后在2006年，开展一个“身份认同”（identilé）项目运动，发动选民进行选民登记。
反贫困的斗争
国际上对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上台以来的贫困情况褒贬不一。华盛顿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于2006年5月发布了“委内瑞拉贫困指数”提供了正确的数据。从1997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长，贫困家庭比例逐年下降，从1997年上半年的55.6％下降到2001年下半年的39％。由于政变和石油业罢工，经济衰退，从2001年末到2003年上半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8.1％，贫困家庭比例到2003年下半年又上涨到55％。罢工结束后，经济恢复，从2004—2006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都超过10％，由于各种社会项目的开展，约有1450万人享受免费医疗，约有47％的人口在“梅卡尔”连锁店购买得到补贴的产品，大量人群参加并享受免费教育。加上工资的增加，贫困家庭比例又下降到2005年下半年的38％。
“内生”的经济发展政策
在2002年和2003年政变和长期罢工后，查韦斯呼吁国家各经济部门，齐心协力激活经济：“不管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管我们的政治和哲学观念，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把国家和经济向前推进。为了创造就业岗位，要搞活整个经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我呼吁大家：企业主和工人，为国家的明天，我们共同劳动。委内瑞拉不应满足于出口石油，也应成为工业化的国家、农业国家、旅游国家，这一切，工业应起主导作用。”查韦斯把他的发展计划称为“内生的”（从内部需要出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工业和食品生产，并与拉美其它国家进行合作，同时，有力地减少对美国投资的依赖和大量从美国进口产品。地方都应主动配合这一发展计划。查韦斯说内生发展意味着：“自己能生产我们需要播种的种子，我们消费的粮食，我们穿戴的衣服和我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能够打碎经济、文化和技术依赖枷锁。”
自1999年以来，有一项法律规定，通过与公共权力机关以及与梅卡尔连锁店签订合同，促进中小企业和合作社发展。接着又有一个国家支持企业主的促进和保障投资的法律。在玻利瓦尔革命的现阶段，发展混合经济是必要的，使公共部分、合作社部分和私营部分经济都能得到发展。查韦斯2003年7月说：“革命不是要摧毁私营经济，相反我们应鼓励和支持它与公营部分一起发展国家。”为此还通过一个更为战略性的法令而建立发展特区。在那里，无论国内投资还是外国投资都可暂时免除税收，在一定时间内国家保护它们的投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查韦斯说：“我们保护这些企业反对垄断，反对银行的高利率，反对任何破坏中小企业的威胁。”这里，查韦斯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强有力支持下的混合经济，这一政策是2007—2021年西蒙•玻利瓦尔全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查韦斯想减少对石油作为惟一出口产品的依赖，减少对食品和其它产品进口的依赖，强调国家工业化的多样性和在拉美内部更多的一体化。
合作业发展令人鼓舞
鼓励发展合作社是经济内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合作社同时能完成玻利瓦尔革命许多任务，建立混合经济，为反对失业斗争作出贡献，组织人们，促进他们相互合作。发展合作社是新宪法的一项特殊使命。新的人民经济通过资助学习合作社知识，生产和会计等必要的培训使人们集体管理合作社事务。在2001年颁布新的合作社协会法以后，合作社成倍发展，1998年查韦斯上台那一年，全国有762个合作社，到2006年中，已发展到10.8万个，约有150万合作社员工，其中31％是商业合作社包括旅馆饭店业，29％是交通运输业，18％是农业合作社，另有8.3％属于工业生产。大多数合作社都是小本经营，但是从2005年1月以来，国家同意支持工人接管关闭和破产的企业，但必须与所有者商谈合理的接管费用。另外，也有工人占领的企业如库马纳科埃糖厂。这要政府征用被占领的企业，然后将它改造成合作社再由工人接管。这种情况需要给予有限的赔偿，为此公共权力机关要贷款给合作社。这类企业经常由工人选出的代表和当局委任的人员共同管理。但是，落入工人合作社手中的企业数量是极为有限的，工会运动某些派别要求采取更激进的征用政策，但政府保持沉默。重返工作项目也在管理和会计方面培训人员，同时发放助学金。受过培训并想成立合作社的人员，在技术贷款和签订与国家有联系的合同方面享有优先权利。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减少失业最有效的方法。
委内瑞拉石油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在查韦斯当上总统的头几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经常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论是失败的政变还是石油罢工都围绕这个石油公司发生。这是因为它一直是国家最大的企业。
1928年委内瑞拉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和第二大生产国。但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还不知道石油是什么颜色。只有跨国公司和当地在石油工业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小撮精英洋洋得意并发财致富。1976年佩雷斯政府收购了在私人手里的所有股票，将石油工业国有化，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由此诞生，但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集团手里。
企业领导决定采取用服务合同的形式向外资开放。国家仍是石油资源的所有者，国内外私人企业与委国家石油公司签订开采石油的服务合同。这些服务合同的承包商对投资、技术和生产负100％的责任，但需向国家支付30％的石油开采使用税和相应的企业税，开采石油归委国家石油公司，委国家石油公司按合同付给承包服务费。后来跨国公司认为它们是承包服务，拒付石油开采使用税。这样，这笔相当于石油出售价30％的费用由委国家石油公司来支付，加上国家石油公司机构臃肿，开支巨大，使公司盈利很少，甚至亏本，而跨国公司收益大增。
查韦斯政府在撤换委国家石油公司领导后，以合资企业（混合企业）替代这些提供服务合同。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为实现一项专业计划，组建一家新的企业。壳牌等企业都与委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这种合同，每个企业都进行一定比例的投资并得到相应的石油产品，自己在市场上销售。2001年以来，政府要求委国家石油公司在每个合资企业都要保持相对多数股份以保持公司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决定权。此外政府将私人企业石油开采使用税从30％上调到33％，并对所有企业征收50％的企业所得税。
2006年公布了名为“2006—2012播种石油”的发展战略，以扩充石油生产和更快地发展这类合资企业。这一发展战略受到左翼的批评，他们称政府廉价出售主权，要求将石油业完全国有化，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让国家手里的石油业由工人集体领导管理。而政府首先认为委内瑞拉还缺乏资金和人材，合资企业不仅对石油业而且对其它重要经济部门也是需要的，使当地工业从国外引进企业管理经验和技术。查韦斯认为这种与国外的合作可以作为委“内生发展”的补充。其次，在当前世界形势下，还可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引进投资，使委内瑞拉生产和市场多样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当前委内瑞拉生产石油一半多输往美国。
土改
委内瑞拉政府实行宏大的土改纲领。在新宪法中，赋予国家促进农业发展的任务。新的土地政策把占有土地放在首位并强调食品主权。1997年，75%的土地集中在5%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而75%的最贫穷的土地所有者只拥有6%的土地。当前的土改不仅要重新分配属于国家的土地，也要分配私人所有的土地，因此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2001年的那次土改，还不那么激进，仅限于对一定面积的荒地进行没收。另外还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而现在颁布的法令规定一切超过
土改由全国土地局领导进行。另外还有一个全国农业发展局，负责技术，指导道路修建、农业信贷和农民培训。还有一个委内瑞拉农业公司帮助农民及其合作社，使它们的产品走向市场。开始，改革纲领按部就班进行。为此，2003年提出了埃塞基耶尔•萨莫拉计划。在12个月中，13万个家庭约65万人分配了150万公顷土地，平均每个家庭
也有一些问题阻碍土改的进行。一方面是没收土地引发的争论使土改进程放慢。另一方面是混乱和逍遥法外的现象还笼罩着委内瑞拉农村。不仅是大地主的镇压，还有土匪、哥伦比亚的准军事组织和它的委内瑞拉同谋者。此外，执行命令的军警的腐败行为也阻挠了土改进程。由于组织和支持农民的农民组织相对薄弱，全国农村发展局和委农业公司在培训农民，支持他们的生产和贸易中发挥作用不够，使情况更为复杂。政府同意通过国家收购发展合作社，但农产品生产价格仍大大高于进口价格。目标仍然是委内瑞拉自己生产大部分食品，用梅卡尔项目，保证自己生产的食品在市场上快速增长。
民主参与
城市土地委员会
在土改法的范围内，
到2006年初，城市土地委员会成为委内瑞拉参与式民主最广泛的形式。自己组织起来在委员会已占据了中心位置。每个委员会都自己决定它的议程。提交讨论的议题有教育、文化、街区社会问题等。除委员会各自的会议外，还存在城市土地委员会地方一级会议，由10—20个委员会组成，第三级才是加拉加斯城召开的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绝大多数参与者是查韦斯的支持者，因为他们认为委员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不但如此，查韦斯的反对者也参加了委员会，这有助于制止居民的两极分化，对冲破玻利瓦尔小圈子迈进了一步。这个小圈子过于政治化，缺少对居民区具体需要的关心，为此，政府规定向委员会直接拨款。
社区委员会
从2006年4月开始，一项法令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在全国实行，这就是建立社区委员会制度，试图从城市土地委员会经验出发，建立当地的民主机制，独立运作，促进地方发展。社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和整合地区范围内各种组织的活动，如从事健康、教育、体育的项目组织、城市土地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的活动。它可以提出地方一级的发展计划，可以申请特别基金，用于社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医疗中心、农业或住宅建设。社区委员会是最好的政治培训学校，可以开展各种活动。社区委员会设有发言人，由社区大会选举产生，并可选举连任。发言人没有决定权，只有社区大会才是最终作出决定的权力机构。
根据法律，在城市，约200—400户家庭建立一个社区委员会，农村为20户，而在土著居民区，10户以上就可以建立社区委员会。查韦斯鼓励普通公民参与，他深信玻利瓦尔进程的力量在人民组织中，委政府公布，2007年将拔款50亿美元用于社区委员会，这是2004年拔款的三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社区委员会数目增加，到2006年末，全国有13000个社区委员会，估计到2007年底将达到21000个。查韦斯认为社区委员会将成为新的国家基层结构。
工人委员会
军队及其与人民的联系
在2002年反对查韦斯的政变中，委内瑞拉军队没有像拉美国家以前政变中的军队那样反动。委内瑞拉军队是否与其它国家军队不一样？首先，委内瑞拉军队受玻利瓦尔影响，关心贫困人民并渴望拉美一体化。20多年来，在军队内部存在玻利瓦尔运动。
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军官不再派往美国著名军校受训，而是在委本国军事学校受训。他们接受大学式的训练，与其它大学进行交流，提高了思想境界。在委内瑞拉，不像其它国家存在军队阶层。极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人民阶层。他们看到了城市人民街区的现实和农村的贫困。他们也看到了靠窃取石油致富的阔气的寡头集团。他们深知日常问题因而不受上层阶级摆布。当然，1989年加拉加斯暴动对极大多数士兵的觉醒进程有很大影响。当时士兵奉命上街枪杀人民。这丝毫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查韦斯本人的觉悟过程很能说明这些因素如何互相影响导致在军队内部产生革命运动。同时他的天赋和动员力使军队内产生了对他的广泛同情。玻利瓦尔计划就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保卫民族的财富。这就是军队的职责。因此，一些也许不同意查韦斯革命政策的士兵也认为他的做法是出于对国家的深深尊敬，认为他是按选举和宪法规则行事的。
2005年军队改革
“国家的整体防御”，这是新的军事理论。从这点出发，就是说革命进入反帝阶段，战略上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深化和巩固。首先，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购买新的装备，以调整严格防御的军事战略。购买军事装备与技术转让相联系，使委内瑞拉能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并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合作。其次，巩固和深化军民合作，以使人民群体性参与到“国家整体防御”战略中。这里，委内瑞拉应防备出现从国家解体或政变到类似今天对伊拉克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委内瑞拉奉行动员人民，保卫自己家园的战略，每个周末，志愿军在军队领导下进行军训 。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为保卫国家和玻利瓦尔革命作出贡献的预备役人员。2006年1月，查韦斯宣称：“惟一可能出现的战争，是一切人反对美帝侵略的保卫战。”
委内瑞拉始终保持预备役军人。2005年，预备役军人不再从属于不同兵种，而是自成建制，并有全国领导机构。公民可以自由地参加预备役。在六个月中的每个周末，都进行军训，接着进行关于人权和军队法律的培训。这些人都成为预备役积极成员，并在自己街区建立地方部队。在那里，他们继续训练以组织起来维护地方秩序，2006年，全国约有10万预备役积极人员。查韦斯多次反复强调至少要有100万预备役人员。伦吉福将军说，我们在这里不仅要谈战争，也要谈社会整合。我们要在人民中加强爱国主义理想。这就是为什么预备役人员能在街区自愿尽义务并积极参加社会发展的原因。查韦斯这一套战略就是通过军民新的合作加强玻利瓦尔革命，从而加强军民互动：人民在保卫国家中援助军队，军队在国家发展中帮助人民。
争取媒体的斗争
委内瑞拉媒体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2006年3月，查韦斯政府被美洲新闻局（SIP）指控为“违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美洲新闻局是美洲大陆传媒组织，总部设在迈阿密。它成立于1943年，1950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务院的合作下重建。委内瑞拉两大报刊《国民报》和《环球报》的总裁都是美洲新闻局的董事局成员。这两张大报，近年来都积极密谋瓦解查韦斯政权。它们在
委内瑞拉有五大电视台，1979年，委政府出卖了公共电视台。1980—1990年间，各届政府陆续放宽了对私营电视台的行动限制。因此，委内瑞拉视听业被四大电视台控制。首先是与美国跨国公司，美国政经集团有密切关系的委内瑞拉视听电视台，它拥有40亿美元资产，是拉美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第二是环球电视台，它受民主行动党影响，抨击查韦斯所有政策；第三是委内瑞拉电视台，由拥有20多家国内外企业的奥马尔•卡梅多掌握。最后是加拉加斯电台电视台，是1953年成立的委内瑞拉最老的媒体，也是亿万富翁掌舵，最近表现恶劣，查韦斯决定以它支持2002年政变为由不再延长它的播放许可证。
为了争夺舆论阵地，查韦斯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利用公共电视台，开辟《总统，您好》特别节目，每周一次，总统直接与听众对话，论述政府政策，倾听民生需求；第二是1999年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电视通讯法》，促进地方媒体的发展，到2002年得到许可证的13家地方电台在动员人民反击政变阴谋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变失败后，地方媒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到2005年6月，已有170家州市电台得到许可证。另外还有300家提交了书面申请，提出申请的包括土著居民团体和安第斯地区农民，并包括建立地方电视台的申请。这些地方媒体适应地方发展的需要，在促进政治讨论和保持对敌人警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创办南方电视台——“另一种电视是可能的”。在查韦斯的推动下，一些拉美国家进行合作，创建了南方电视台并已于2005年10月起向全拉丁美洲开播，其目的是替代美国CNN式媒体。
外交政策
委内瑞拉与拉丁美洲
1994年老布什创议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并在迈阿密举行有美洲34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这是美洲第一次峰会，签署原则宣言称：“发展和繁荣条约：美洲民主，自由贸易和持久发展。”2000年在魁北克召开第三届峰会，提出自由贸易区将于2005年实施的计划，但会上遭到反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会上投了惟一的反对票。接着，美国为了挽救局面，与一些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查韦斯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来与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唱对台戏。为此委内瑞拉与古巴签订了经社计划合作协定，与阿根廷、乌拉圭、古巴和巴西组建了南方电视台。查韦斯在2005年11月说：委内瑞拉是个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大量的贫困和不平等。但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范围内，委内瑞拉建立加勒比石油公司，以低于市场40%的价格，向加勒比14个国家出售原油，为期25年。除加勒比地区外，委内瑞拉准备收购阿根廷的一家炼油厂，在那里投资并建立输送体系，把委内瑞拉石油输往阿根廷，并以低价出售。委内瑞拉还与巴西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在巴西东南部伯南布哥州建立一家大的炼油厂。同时，委内瑞拉也参与南方共同市场。
委内瑞拉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1960年在巴格达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当时委内瑞拉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天，11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是该组织的会员国。当1999年1月查韦斯执政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已陷入危机，同意的某些生产限额，有的国家也不执行，结果石油价格极低。查韦斯采取国际攻势要各成员国一起加强石油输出国组织，尊重生产限额，以取得更高的稳定的石油价格。在开始阶段，委内瑞拉自己首先严格执行石油生产限额。1999年3月，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了4%的生产，很快，价格开始上升。首要的成果是遵守生产限额。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当前中东局势，世界石油市场需求上升使石油价格飙升。而2002年底和2003年初委内瑞拉的危机也使油价上升。
委内瑞拉主张多极世界
查韦斯力图建立与其它国家经济政治联系多样化的机制，其目标一方面是拉美一体化政策，另一方面是促进在世界范围内的多边经济联系，以反对委对美国的极度依附和反对美国继续统治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具体成就体现在多边经济上，和古巴达成在委内瑞拉开采镍生产不锈钢的合作协议，与阿根廷、西班牙和利比亚进行商业合作，与莫斯科就军火交货达成协议，并就开采铝土，生产铝和共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达成协议，伊朗将在委内瑞拉建造一座拖拉机和车辆装配厂。委最早与中国达成协议，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建造住宅，技术上支持委内瑞拉小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与古巴的重要联系
从1994年查韦斯访问卡斯特罗以来，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合作不断升温。最有名的行动是古巴的医生进入了“走进邻居”项目。而2004年12月14日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签署的委内瑞拉和古巴合作协议，大大地扩大并深化了两国间的合作。查韦斯称之为玻利瓦尔和马丁（古巴民族英雄。——译者注）美洲替代协议，这是两个姐妹国家史无前例的一项协议，是一项一体化的协议，它将使“走进邻居”项目发展到第二阶段，谈论经济互补性。此外，古巴为保卫和发展玻利瓦尔革命提供了榜样。查韦斯在2006年12月说，当有一天要写玻利瓦尔革命历史时，要写古巴革命和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人民在人道、社会、道义和科学领域所给予我们的无限的、无比巨大的、毫不动摇的、史无前例的支持。
查韦斯政治思想的改变
2005年7月，查韦斯在接受智利报刊专访时介绍了他从一个民族主义军人向现在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伸张社会正义，根除贫困的思想演变过程。“当时，苏联开始衰落，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思想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报刊中，甚至主张武装斗争的人士中消失。
没有“第三条道路”
“经过2002年政变、企业主罢工、石油破坏、反政变和各种讨论，我得出一个结论：能够战胜贫困的惟一道路是社会主义。当时，我对‘第三条道路’想得很多，我读了许多坏书，很多人给我出主意，更增加了我的混乱，我甚至建议在委内瑞拉召开一次关于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论坛。我对人道资本主义也说了很多，写了很多。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社会主义是条道路。为此我号召全国进行讨论。我认为这是一条与许多新局面相联系的新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与刚开始的21世纪有关，因此我称它为‘21世纪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之一，首先应是基督教；我是基督徒，我想社会主义应从基督教最纯正的思想那里吸收营养。不要去寻找任何一个可供我们照搬的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来进行。在委内瑞拉，当前我们处于过渡阶段，我敢称它为革命过渡。这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方向在委内瑞拉十分明显。也必须把革命民主向社会主义发展。这要从基层来扩展动力。过去媒体的欺诈是很严重的，如你宣布是社会主义，人们会把你说成‘过时人’、‘穴居人’、‘恐龙’。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就在大道上，甚至某些资本家也说不害怕。士兵们在谈论革命和社会主义。他们应讨论这个主题。我认为这都是很积极的。在这过程中，我要负起责任，我们应更多地学习和讨论。我希望尽早就社会主义组织国际讨论并了解不同的观点和经验。”
走向统一党的道路
2006年底，至少24个政党和团体提名查韦斯为它们的总统候选人。查韦斯说，每天都有新的政党参加进来。派别与革命背道而驰，派别是分裂的源泉，“2007年，作为革命新阶段，我们应组成统一政党，以结束这种派别”。2006年12月，第五共和国运动即查韦斯本人的党决定解散，为组建新党让路。这个新党暂时取名为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其它政党被邀情参加。查韦斯说：“我听到很多意见和建议，广泛阵线不是更好吗？不，不，不。这是不能改变的事。革命需要一个统一的党，单一的党。在新阶段，我们需要的不是党派利益而是一种能为人民服务的，为革命服务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机制。”查韦斯是从2006年选举运动前建立的政治结构出发来组建这个新党的。当时，在所有的居民区和农村，在各人民阶级中，组织了选举“营”在本地区进行竞选活动。同时，这一结构也在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下。查韦斯说：“营、连、排的指战员们，你们听着，在基层建立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是你们的使命，营、连、排将建成全国结构中的基层组织。你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对伦理道德方面要求很严。这取决于你们，因为你们是最了解街区和社区的人们。在你们那里，没有一个小偷和腐败的人。但是要注意，党不能成为一个选举党，虽然要搞选举运动，像我们进行过的那样。但党应超越选举性，因为社会主义党应从基层建党，社会主义营、连、排，首先应连结思想战斗。如同古巴一样，这种思想战斗旨在动员人民推动革命各方面的改进。但走向统一的党，明确的思想和明确的社会主义视野的道路是漫长的。第一阶段应把各阶层、各种倾向和观点聚集在一个组织内，而这要求这个党的领导核心首先要有明确的思想和政治意识。”
在21世纪，什么是社会主义
查韦斯在2006年12月说：“关于社会主义我还没有蓝图，请你们一起来制订，我们应该建设内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查韦斯强调伦理道德意识，2005年他说：“能够确定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我认为首先是道德的内容，要从这里开始，从觉悟，从伦理开始。切•格瓦拉就社会主义道德方面写了很多……要反对资本主义播下的恶魔：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仇恨、特权。我认为必须从这里开始。这是一项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是一项持久的文化和教育任务。在委内瑞拉，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战斗并取得积极成果。这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固有的顽疾——腐败斗争中的一种武器。在社会主义还存在腐败。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的根，是追求财富的野心。社会主义应保卫道德伦理、大度。”
查韦斯强调社会主义要有物质基础，在
查韦斯说：“在政治方面，我们应深化革命民主，这也是社会主义。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在这方面，在委内瑞拉，我们强调的是民主，人民民主，参与式民主，主角民主。人民民主观点是对人民各阶级来说的，是一种尽可能广泛、深入参与的形式，是一种比无产阶级专政更积极的定义，当然，这两方面应相互联系，对企图颠覆革命的阴谋家和破坏者进行镇压是必要的。”
反帝和社会主义
今天，美帝是拉美和全世界人民运动的主要敌人。美国跨国公司不仅统治着拉美经济重要部分，而且加紧了它的兼并侵略政策。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支持这些跨国企业的利益，从扩大自由贸易，利用债务问题将公共企业私有化到讹诈，军事威胁和战争。正如查韦斯2005年在马尔普拉塔的演说中说的：“仅开展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争取美洲玻利瓦尔替代的斗争是不够的。我们有双重任务，一是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另一方面是实行拉美一体化，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中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诞生。”
那么在委内瑞拉准备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哪些阶段呢？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欧洲，有坚实发达的生产力和一个完美发展的工人阶级。而在受帝国主义统治和威胁的国家，生产力发展很有限，工人阶级发展也有限，委内瑞拉也许是靠天然资源出口的富裕国家，但它的生产力相当薄弱，工人阶级的数量很有限。而且，还要受到帝国主义的强大威胁，在拉美，美国的统治和侵略始终是主要问题。宣布帝国主义死亡或低估美国继续和扩展在本地区统治的欲望都是不对的。在过去八年中，人们看到委内瑞拉的反动集团如何与美帝密切合作。例如在政变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插手。在2006年12月总统选举运动中，查韦斯多次宣称，他的对手不是反对派候选人罗萨韦斯，而是美国。
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合作
委内瑞拉革命如果不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当地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垄断金融的寄生集团今天在委内瑞拉经济中仍占有中心地位。石油开采国有化了，但委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核心——银行金融活动与其它拉美国家一样仍被当地金融寡头统治着。而当地金融寡头与帝国主义金融寡头紧密相连。为了粉碎这种权力并在不可避免的反击中自卫，玻利瓦尔革命应得到一切关心民族解放的人士的支持。
首先是工人阶级。鉴于欧洲工人阶级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直到目前，在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正如上面所说，委内瑞拉工人阶级数量相对有限，可以指望哪些劳动者作为同盟军呢？无疑是农民和在大城市周围贫民区的半无产阶级中的最觉悟部分。半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方案不是抱始终如一的坚定态度。但他们为个人生存特别能战斗。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他们已表现很好。他们人数多，是一支最大的革命力量，在2002年的政变中，这支半无产阶级大军在动员群众反击政变主谋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个阶段，革命运动的重要措施应集中满足这些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为农民取得土地，为城市贫民区居民定居点争取产权证，建立医疗中心和其它基础设施。这一切查韦斯一开始就实践了，如颁布49个法令和实行社会项目。贫民区组织起来了，民主参与在扩展，由于民族工业继续发展，半无产阶级参加生产过程，这些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觉悟。随着这种过程的发展，绝大多数半无产阶级也会选择社会主义。总之，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反帝斗争的坚实基础。
谁还能起积极作用呢，依次排列是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中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成员。小商人、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主也是跨国公司吞并政策的受害者。但通常，他们没有上述阶级那种动员力和坚定性。小资产阶级也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他们处境已相当优越并对激进的变革兴趣不大。他们能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如作为“舆论制造者”，他们在广大人民阶层中有着广泛影响。他们在大学或中小学工作，为报刊写文章，在电台、电视台传播他们的思想。
最后还有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独立于帝国主义的民族经济发展中获益。他们用当地原料为地方市场出产。在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这是个很弱的阶级；因为他们需要的重工业不具备，大量的石油生产导致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和食品，他们的地位就更加虚弱。这些企业主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查韦斯发展政策中受益并准备合作。他们参与“内生”的发展，部分支持变革。重要的是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始终是一个犹豫的同盟者。工人们在其它人民阶层的支持下，应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联盟政策的领导权被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人民运动的利益很快就会退到次要地位，革命就会失败，而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激进化，很快就会投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但是应和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合作以使它来承担跨国公司和大买办资产阶级承担的任务。玻利瓦尔革命设想巩固“内生”发展，这不但要国有企业在必需的工业发展中占中心作用，同时也要支持合作企业、个人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和鼓励、支持民族的大型企业。
在全国，包括远离首都加拉加斯的地方，都在修建工厂，建立生产合作社，建桥铺路，也在修建连接南北、东西的铁路。
鉴于美国的统治和侵略仍是主要问题，革命的一切努力都应集中在这个主要敌人上，能起作用的一切力量都应在广泛的反帝阵线下动员起来。在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仅一次完成。必须通过“民族”、“民主”的第一阶段，以便为社会主义作准备。“民族”意味着面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民主”就是要把农民从大地主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及通过创造就业计划、保证食品等基本需要，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使大城市群众生活条件从结构上有很大的改善，同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通过参与式民主鼓励人民参与如社区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合作社等各种形式的组织，查韦斯正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统治尚未被粉碎，这在石油业、银行业、进出口行业和媒体中都可看到。
在社会主义前途中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
2005年7月，查韦斯把当前委内瑞拉的革命阶段称为“革命民主”，“其特点是打开了民主的大门”，“也可称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或社会主义准备阶段”。在这一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存在两种危险，一是不采取措施，让革命仍只局限于某些财富的分配，而不能动摇帝国主义和当地精英集团的利益。不进行政治对抗而迎合跨国公司的贪得无厌和屈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压力，并对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反抗不作准备。除对改革不再深入发展并对反革命反抗不作充分准备外，还存在另一种危险，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为更快地实施社会主义措施，采取激进或冒险主义的战略。没有一个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大众的决定性运动，没有建立民主的工人国家，反革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聚集起来。工人阶级和贫困大众应利用当前喘息时间建立一个革命政党，制定推动政府前进和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如果委内瑞拉人民希望他们的革命取得成功，如果他们想建设社会主义，这场革命就应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但工人阶级自己不能导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委内瑞拉问题之一是工人阶级内部严重分裂成几股潮流，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被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卷入了反革命阵营。新的革命工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又处于严重的分裂中。如果革命的领导（先锋队）以正确的政治战略帮助克服这种分裂并建立坚实的阶级工会，革命就会赢得胜利。为了建立这种团结和加强支持革命的所有其它阶级的联盟，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党。这个党是在明确的思想路线中组织起来的坚实、统一的组织，是有伦理的、强大的、民主有效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必要的国家和社会变革引入正道，并为实现这些变革作出贡献。查韦斯本人也认为要组建一个强大统一的党作为推进革命的先决条件。
从2007年开始，查韦斯想把支持的各种组织聚集在一个政党——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内，这个党的建立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它将拆除各种革命政治组织间的隔离墙。随着它的巩固，各组织间将会合作得更好。但是，建立先锋队政党的首要条件还不具备。其实一个党也好各阶级阵线也好，当前只是支持查韦斯的一切潮流包括从想建立凯恩斯式的资本主义到想尽快地剥夺私有生产资料的各种集团的聚合。在委社会主义统一党内部，要保证能考虑联合的各方利益并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革命核心就任领导，但也要保证革命不要跨越阶段并在对帝国主义保持警惕中进行。
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和革命前途的讨论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觉悟。同时今天采取的具体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指向帝国主义统治。随着对抗的激化，在阵线内部矛盾也将发展，广大人民阶层在经历中能理解反资本主义措施的必要性，例如继续更激进地征用主要生产资料。同时人民运动政治觉悟和组织力的提高将走向激进化，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质的飞跃提供了可能和需要。下阶段和现阶段从质上来说有两点不同。第一，第二阶段的目标不仅更为反帝和民主，而且是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在这一阶段，没收生产资料是中心任务，同时根据全社会需要实行计划经济。第二，在新阶段，在各阶级阵线内部矛盾将向对抗性方向发展，绝大多数人不仅支持革命激化，而且鼓励革命继续向前。半无产阶级亲身经历了必要的生产资料集体化，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是必要的选择，他们和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矛盾将加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也将耗尽。
今天的委内瑞拉
八年来，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普通民众。人民运动的觉悟大大提高，并初见成效。但查韦斯说得对，今天玻利瓦尔革命仍处于初始阶段，革命刚刚开始，我们才迈出最初几步。2006年9月，在提到12月总统竞选运动时，查韦斯说，我们的革命还是一个入学才一年的小姑娘。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建立坚实的工业和科技基础，从而保证所有人的食物、卫生、教育和文化需要时才能得到发展。
1998年末查韦斯选举的胜利表明革命进程的开始完全不同于1959年古巴革命和197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进行的武装革命，在古巴和尼加拉瓜，旧国家被粉碎，反革命逃跑了。在委内瑞拉，富人集团在富人区原封未动并与美国使馆紧密配合，此外，旧的国家机器大部分也原封未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旧的国家机器应被摧毁。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委内瑞拉从国际形势中受益，在伊拉克，人民反抗的加强使美国无法活动而退至自卫。由于国际需求的增长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内新的协议，石油价格上升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活动自由。随着美国在国际上继续被削弱，委内瑞拉能保持它的活动空间并将有所扩充，但如美国利益受到更多的触动和它在拉丁美洲的统治受到更大的压力，美国作出的反击也会增强。
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说过，“维护和平依靠的是我们的实力，而不是对手的善意。”
伊朗核危机是后冷战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场地区危机。这场危机牵涉众多大国（美、欧、俄、中等）、诸多问题（如核不扩散双重标准、能源安全、地区格局变化等）和各种斗争形式（谈判、制裁、军事威慑），该危机几年来发展走向，对我们洞察国际斗争规律极具启示意义。
伊朗强硬与美国让步
几年来，因伊朗在核问题上不肯让步，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呼声曾一浪高过一浪。美国高层一直叫嚣“不排除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对付伊朗，布什自己也称不会把伊朗核问题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即使到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布什仍扬言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新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有一段时间，媒体和专家甚至已开始预测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然而，就在２００７年末，伊朗核危机却出现了戏剧性转变：一是美国主动与夙敌伊朗接连举行直接谈判，并准备在２００８年再次会晤；二是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美国情报机构出台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称伊朗早在２００３年就停止核武研发；三是２００８年１月布什的中东之行，对伊朗政策基调的核心是加强遏制。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伊朗动武可能性已很小。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改变了主意？
其实，美国是冷战后最爱打仗的国家。美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把全球化比作大市场、把国家比作企业的话，美国就是赚取超额利润的垄断性企业。而维护这种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的终极手段，就是美国的强大军力。尤其是在当前，由于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美国昔日的全面性优势（至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已大不如前，但美国的军事优势却史无前例地突出。霸权结构的不对称性使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经济问题。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发动了四场局部战争，即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１９９９年的科索沃战争，２００１年的阿富汗战争和２００３年的伊拉克战争。而这四场战争均明显带有用军事实力维护经济霸权的目的：海湾战争是为防止萨达姆独吞海湾石油，形成威胁美国利益的能源垄断；科索沃战争是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货币；阿富汗战争是为了接近和抢占里海能源；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并确保伊拉克的石油交易货币由欧元重新换成美元。现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同样是为了防止伊朗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维护石油美元，打击“石油欧元”。可以说，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黩武好战了，美国的对外行为已开始异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过去的国际制度建设者，逐渐蜕变成为为一己之利不惜牺牲他国权益的反动力量。
然而，回顾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场局部战争，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就是越是双方军事实力不对称，越容易激发美国进行军事打击的欲望。美国是个实用主义主导的国家，格外注重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尽可能不做赔本买卖。因此，美国很喜欢通过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创造不败神话，进而杀鸡吓猴，威慑那些敢于与美对抗的敌手和潜在对手。翻开历史看看，美国为了确保战争成为一桩合算的买卖，总是要精心挑选打击对象。萨达姆自废武功，主动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让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相反，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而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朗高层态度始终十分强硬，他们十分清楚，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会得寸进尺，迫使伊朗作出新的让步，永无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内贾德曾说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因此伊朗拒不妥协并做好军事斗争的充分准备。也许正是因为顾及伊朗的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甚至出现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缓和举动。
和平发展更需强大军力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维护和平，在和平环境中实现自我发展，一直是中国孜孜追求的目标。但挥之不散的战争阴影，不仅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使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受到损害。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令我们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无法收回。而伊朗核危机的不断恶化又一度使中国在伊朗的利益面临威胁。从长远看，未来爆发新的地区冲突（甚至可能就在家门口）进而使我们的战略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仍难说不会出现。因此，要想使经济发展持续长久，中国就必须辩证地处理生产与军备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主要是考虑当时特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但时移势转，现在出现了军备发展滞后而国际安全环境仍不令人乐观的新形势。西汉桑弘羊有言，“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一场战争可以使财富流向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计算成本与收益也应该从战略高度着眼。
怎样做才能尽可能降低和减少爆发战争的概率？过去经常有人讲，发展军备容易引发对手疑惧，进而使对手也提高军备水平，这种“安全两难”是导致世界不安全的根源。据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超越安全两难”的办法，即通过松弛武备来体现善意，以此换取对方善意，实现共同和平。但事实表明，实力不对称恰恰是导致局势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有学者明确指出，“任何大国的崛起，仅靠发展经济和贸易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根本无法实现，这是历史证明了还将继续证明的铁的事实”。
伊朗强硬政策的部分成功告诉我们，保持强大的军备水平和坚定的国家意志，是实现国家生存及发展目标的根本手段和最后屏障。国家间的和平是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说过，“维护和平依靠的是我们的实力，而不是对手的善意”。在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两极的军力平衡，才让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一结束，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便层出不穷，以致米尔斯海默发出“为什么我们很快怀念冷战”这样的感叹。西方有句谚语，“篱笆箍得紧才会有好邻居”。以松弛武备换取对手的怜悯，结果只能激起对手的杀心和贪欲。充分的军事准备反而使对手因顾虑重重而增加和平的几率。
海军尤其是航母不可替代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决定了国家间矛盾和冲突的常态性。大体来说，国际冲突的演变基本都是个渐进升级过程。在冲突升级过程中，要想实现自身的目标，采取威慑战略是必不可少的。所谓威慑，就是要显示既有动武的意愿，也有动武的能力，对方可能在威吓面前做出让步，从而达到兵临城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威慑战略的前提是威慑手段必须跟上。而海军（尤其是航母）不仅是作战的平台，更是实现军事威慑的有效手段。尤其是航母编队所特有的机动性，使其可以到达任何指定海域。
仍以伊朗核危机为案例。面对伊朗咄咄逼人的核政策，美国应对手段也曾逐步升级，它通过不断向海湾增派航母，渲染战争气氛，试图以此迫使伊朗国内政局出现变化。这从一个层面说明航母在解决当代国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美国不是拥有航母战斗群这种远洋作战能力，它怎么可能远涉重洋、到波斯湾耀武扬威？往远些看，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参加的地区战争几乎都是航空母舰打头阵。
伊朗核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十分明显。就目前来看，中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带都在东南沿海，而中国地缘政治的薄弱点和矛盾汇集点在东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台湾问题。当初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曾准备解放台湾，但朝鲜战争一打响，美国第七舰队就进驻台湾海峡，导致我们无法完成历史使命。当前，同样是因为缺乏类似美国动用航母威慑伊朗那样的军事手段，才让“台独”势力气焰嚣张，不断推进“去中国化”步伐。这些问题的日益突出，决定了我们的战略突破重点就是发展强大的海军力量。它不但能有效遏制“台独”势力发展，而且通过和平手段收回台湾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此前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发展应该以陆权为主，但殊不知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那块。而海军建设就是目前中国国防建设最短的那块木板。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一、“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着”。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着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二、“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它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它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三、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四、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德德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五、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六、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它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每一个爱国者都有理由反对科索沃独立。科索沃的情况与目前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十分相似，如果科索沃独立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台湾“独立”。不仅如此，如果按科索沃“独立”的“理由”去推论，中国的西藏、新疆甚至内蒙等地也就都应当“独立”，中国就真的不可避免地要象某些台独分子、日本右翼主张的那样被分成七八块了。只有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不知道，承认科索沃独立才是从国际社会规则上对中国生存的最大威胁。
在现在的世界上，由承认科索沃独立而受到威胁的国家绝不仅仅是中国一个。所有那些国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国家，都会由于科索沃独立而面临国内的分离主义增大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连欧盟内部也有一些国家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这些国家如罗马尼亚、西班牙等，也都有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更一直是其国内的头等大难题之一。
科索沃的独立破坏了现行国际法的准则。
其实现行的国际法准则正是那些西欧国家在17－18世纪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把这些准则概括了起来，其中的一个准则就是“国家主权不容干预、领土不容分割”。就是在8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之后批准北约军队进占科索沃时，
就是这样一个科索沃独立，却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的承认。凡是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明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们之所以承认科索沃独立，是为了最终实现它们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南斯拉夫、出兵侵占科索沃时暗中所抱的目的，给它们的侵略行径作一个圆满的终结。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国们都很清楚，它们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南斯拉夫、出兵侵占科索沃，是对南斯拉夫国家主权的干预、对南斯拉夫领土的割裂，违反了它们自己几百年来制定的国际法准则。它们当时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它们这种破坏国际法准则的行径是“为了保护人权”。读者从我当时致美国大使馆的信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爱国者是如何痛快淋漓地揭穿了美国人的谎言，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以“保护人权”为借口，要以武力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清除可能妨碍其霸权的任何障碍而已。
几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我当时的揭露如何一点不错。美国和欧洲北约盟国们“人权”谎言的虚伪又在不断得到新的证明。他们不仅对非洲内陆国家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置若罔闻，袖手旁观拒不干预，而且拒不以任何值得一提的干预来保护土耳其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被美国的盟国所剥夺的人权。美国在其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中，更是使尽了难以胜数的侵犯人权的流氓行径，在伊拉克制造了货真价实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伊拉克侵犯人权的事实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尴尬境地。
不过，最清楚地证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标榜的“保护人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还是科索沃本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持续70多天的轰炸，这本身就制造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北约部队占领科索沃之后，当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人权”似乎得到了保障，可是随之而来的是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失去了人权。有资料显示，那以后每年在阿尔巴尼亚族的暴力下丧生的塞尔维亚族人都有400人之多。科索沃成了塞尔维亚族人的地狱，成了人权最没有保障的地方。在这样的暴力和死亡威胁下，原来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只好大批逃亡，原有的20多万塞尔维亚族居民现在只剩下了10万人。
而这一切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占领科索沃的占领军保护下发生的，是在他们标榜的“保护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下发生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当年说的如何正确：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有的只是对“人权”和主权的同时侵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破坏者。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急不可耐地承认科索沃独立，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我们当初反对北约侵略南斯拉夫是何其正确。要在科索沃保护“人权”，根本就用不着让科索沃“独立”。现在科索沃在北约军队占领之下，说要让科索沃独立才能“保护人权”，等于说北约军队对科索沃的占领本身就一定会侵犯人权。在逻辑推论的后果这样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还要急急忙忙地承认科索沃独立，更说明他们在侵略科索沃时编造的“人权与主权之争”、“为保护人权而侵略”之类的“理据”，都是骗人的谎话。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我们当时指出的，要违反国际法准则地割裂并搞垮塞尔维亚，以便在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建立起它们的霸权，实现美国和少数欧洲大国的帝国主义梦想。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急不可耐地承认科索沃独立，说明了当代的国际协议、条约和承诺是如何不可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的承诺是如何不可信。1999年美国和欧盟都赞同联合国安理会的1244号决议，如果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中有一个国家反对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是不可能通过的。时间过去不到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们就承认科索沃独立，不仅违反了在国际法上有强制性效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且违反了它们自己在通过这个决议时实际上所作出的承诺。
再清楚不过的事实证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的承诺没有任何可信性，当代的任何国际协议、条约和承诺都是不可依靠的。连有强制性效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可以随便不遵守，连在通过安理会决议时作出的承诺都可以违背，我们还能够相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作出的什么承诺，还能够相信什么国际协议和条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几个主要的欧美大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丑恶表演充分说明，这些欧美国家构造了当代的国际法，但是并不准备真正遵守这些国际法。它们内心真正的思想其实是，“任何已有的国际准则都可以任我修改，我就是准则”。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现在几乎都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它们在科索沃问题上的丑恶表演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承诺根本就不能相信。它们所谓的“不支持台湾独立”随时都可能变为“支持台湾独立”，甚至变为“出兵帮助台湾独立”，问题只在于它们自己的利害权衡和时机考虑。那些不允许台湾独立的国际决议、协议和条约，也至多只有一点点道义上的作用，不可能成为制止台湾独立的真正依靠。想依靠这些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许诺和国际协议来制止台湾独立的人，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大失所望。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带头破坏当代的国际法准则，从反面证明了一百年前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
最近几年，甘当欧美帝国主义应声虫的中国极端自由派知识分子恶毒地辱骂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吹捧侵略中国的英、法、美、德、日、意等国的“八国联军”。其实恰恰是按西方人现在鼓吹的“民主”、“自由”原则，义和团才是最可尊重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民间真正独立自主的自由信仰，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而自发组成的民间团体。按照欧美帝国主义者的腔调辱骂的人能够找出的义和团的最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义和团不遵守“国际制度”，破坏了“国际公认的准则”。
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欧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所说的“国际公认的准则”，本身就是欧洲列强为自己的利益制定出来强迫别的国家遵守的。可是就连这样一个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制定出来的“国际准则”，欧美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打算真正遵守。历史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不遵守它们自己制定的“国际法准则”的例子比比皆是，用不着我们一一列举。
现在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急不可耐地承认科索沃独立，表明了它们自己就没有把它们原先制定的“国际法准则”当作一回事。只要我们相信人人平等，我们就应当承认，如果欧美国家有权不遵守“国际法准则”，中国当然也有权不遵守这个“国际法准则”，中国的义和团更有权不遵守这个“国际法准则”。而且中国的义和团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民族自决权而拒不遵守欧美国家制定的“国际法准则”，比这些欧美国家的“现代意识”可“超前”得多了。那些八国联军的子孙们不是最近几年才想起来拿人权和“民族自决”来否定它们自己的“国际法准则”吗？
科索沃战争的一个特点是，欧美的帝国主义者们利用阿尔巴尼亚族人与塞尔维亚族人的冲突摧毁了主权国家南斯拉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侵略南斯拉夫，打的是“支持少数民族自决”、“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号。把“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用作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这是最近20年国际冲突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他们把世界的“外围”地区中比较强大而最可能破坏欧美国家对全世界的统治的国家和民族视为主要敌人，借口“保护弱小民族”而支持一些更弱小的民族反对“外围”地区中的那些比较强大的国家和民族，以维护自己对全世界的统治。
欧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手法并非全新。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就一贯在其海外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挑动殖民地的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以削弱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科索沃战争和欧美的帝国主义者们支持下的科索沃独立，就是欧美帝国主义者们演出的“分而治之”丑剧的最新一幕。
在欧美帝国主义者们的这种节节进逼面前，中国的爱国者们担忧者有之，愤慨者有之。但是谁都知道，光是担忧和愤慨是不能挽救中国的。
我们要作的，不仅是在节节进逼面前奋起反击，而且是要把侵略者的威胁和进攻化为反击的契机。侵略者的威胁和进攻给我们提供了觉醒的契机，帝国主义者破坏它们自己制定的国际法准则更给我们提供了摧毁欧美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的契机。我们应当作的正是利用这个契机，反过来对威胁进行反击，把欧美帝国主义者们对国际法准则的破坏化为独立自强的契机。
最近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的觉醒和奋起都是由外来侵略者首先是欧美侵略者的侵略唤起的。科索沃战争和欧美的帝国主义者们支持下的科索沃独立，又是唤起中国人的一个最好契机。
科索沃之所以能够宣布“独立”，是由于它在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北约军队占领之下。而北约军队之所以能够占领科索沃，又是由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南斯拉夫在北约军队的绝对优势面前不得不屈服。一句话，要割裂南斯拉夫的北约军队的绝对优势造成了科索沃的“独立”。科索沃的“独立”又一次证明了当代世界上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军事实力决定国家了是否会任人宰割。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只有军事实力靠得住。
据说某一任俄国沙皇曾经说过：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海军，另一个是陆军。今天的中国还应当补充说，中国在这两位朋友之外还有两位朋友，那就是空军和原子弹。南斯拉夫太小，军事实力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相抗衡，最后被人宰割也确实无可奈何。中国的领土面积不小于美国或欧盟中的任何一个，人口数量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如果我们将来仍然没有能与美国和欧盟相抗衡的军力，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没有保卫自己的决心。
中国现在已经具有世界第一流的生产总量，而且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上升到世界第一的总产量。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只保有世界第二流甚至第三流的军事实力，这在当前这样一个强权的世界中是绝对不正常的。科索沃的战争和“独立”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应该觉醒。我们应当下定决心，拿出实在的措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扎扎实实地全面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一而把中国的军事实力提升到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靠的主要不是军人和武器装备的数量，而是军人和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要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先要有世界第一的军事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水平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靠向外国人买是买不到的，只能靠我们自己研究、开发和生产。
这就意味着，为了保证中国不再回到任人宰割的地位上去，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世界第一的军工产业。我们需要的是拿出卧薪尝胆的劲头，扎扎实实地进行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争取在军事国防和武器装备的一切方面，都达到世界最好，世界最强。在先进武器的研发上，现在是时候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落实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违反现行的国际法，承认科索沃独立，还给了我们中国另一个契机：利用这些老牌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提供的理由，推翻现行的欧美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
现在的国际秩序、包括现行的国际法体系本来就是欧美的列强建立的。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他们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者。他们建立这一套国际秩序的根本目的是要统治全世界，这一套秩序也确实在为他们统治全世界服务。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套国际秩序、这样的国际法体系，在许多方面都是妨碍我们崛起的锁链。我们本来就需要突破这个旧秩序、这个旧的国际法体系。今天，欧美的帝国主义者们却利令智昏地首先带头违反现行的国际法。那么好吧，让我们利用他们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良机，尽快摧毁这个欧美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吧！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十分清楚事情这样演变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声明，科索沃的独立只是一个“特例”。他们违反了国际法，却想把这种违反作为“特例”处理。除了傻瓜任何人都明白，今天他们可以把科索沃当作“特例”，明天也可以把台湾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当作“特例”。特例的说法只不过是把违反国际法的特权保留给欧美的帝国主义者而已。
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宣告：现行的国际法准则一经被你们这些欧美的帝国主义者破坏，它再能不能得到遵守，就由不得你们这些欧美帝国主义分子了。从今往后，国际法的准则、国际性的决议、协议和条约能不能得到遵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就要看我们这些非欧美国家的意愿、看我们对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考虑了。我们一定会作到让你们来恳求我们遵守现行的国际法、国际协议而不可得。你们要是不服气，那就让你们再品味一次伊拉克战争给你们的教训。
是时候了。是结束我们在对外关系中所处的被动防御地位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采取被动防御态度，跟在不断挑衅的美欧帝国主义者的攻击后面被动地挨打。我们要主动出击，把他们的挑衅变为攻击的契机，变为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的时机。
若干年前，有人在中国对待美国的战略方面规定了一个“不搞对抗”的底线。在这样一种不惜代价避免与美欧帝国主义者对抗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在美欧帝国主义和“台独”等分离主义势力的挑衅和攻击面前被动挨打，节节败退。
当美帝国主义2003年悍然侵略伊拉克时，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浪潮风起云涌，中国政府却没有直接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在中国国内说一声“美国侵略”竟然都遭到禁止。这样对美国妥协退让，并没有换取到任何实在的好处。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仍然没有受到美欧帝国主义者们值得一提的约束，仍然在日甚一日地向着宣布台湾“独立”的方向前进，一直发展到最近要在台湾举行要求台湾以独立国家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全民投票”（入联公投）。
更有甚者，美欧的帝国主义势力竟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中国。非洲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一部分居民反对中央政府的内战，内战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危机”。美欧帝国主义者又借口出现了“人权”问题而要制裁苏丹政府。这本来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按照“分而治之”的方针挑拨民族矛盾以反对伊斯兰世界的惯用手法，中国政府本来就应当坚决反对对苏丹政府实行任何制裁。而“不搞对抗”的路线却使我们对美欧帝国主义者对苏丹的制裁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导致美欧的霸权主义分子们得寸进尺，借口中国对苏丹的油田进行了投资而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进一步攻击中国，甚至公然鼓吹“因为中国支持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的反人权罪行而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场反对崛起中的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闹剧的最新一幕，就是美国好莱坞的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以达尔富尔问题为名，辞去了北京奥运会的艺术顾问一职。
事实证明，对美欧帝国主义势力“不搞对抗”的战略，只能导致丧权辱国、受人欺压和宰割的结果，导向亡国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承认科索沃独立的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对美欧帝国主义者“不搞对抗”的投降主义路线。
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立场只能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为我们制定的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应当不怕对抗，准备对抗。中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应当是终结美欧国家对世界的统治地位，改变这个欧美国家支配全世界的国际秩序。当然，任何国际性的对抗都不应当是盲动，我们应当遵循毛泽东早就指点好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
由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反倒应当庆幸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美核心盟国承认科索沃独立的行动，庆幸它们违反现行的国际法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有理由在未来不受任何现行的国际法、国际决议、协议、条约和承诺的约束，放手采取对中国有利的行动。
我们未来最应当抛弃的承诺，就是“不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两边的现状”的承诺。现在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在不断挑衅，企图以宣布台湾独立的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两边的现状。可是在实际上，最有资格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两边现状的应当是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方面。这种单方面的改变就是派兵攻下台湾。当然，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应当极其慎重，行动时要绝对的胜利把握。这决定了即使是在全力备战的状态下，这样的行动也应当在很久以后才可以采取。但是正因为在我们有实力采取这种行动时国际法、协议和条约的状况有可能不允许我们这样作，我们才需要能够援引今日美欧的北约盟国之所为而摆脱这些国际法条的束缚。
当前我们更急需的，是不再遵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的承诺。
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美欧国家的压力下作出了许多承诺，这些承诺成了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在这些承诺中，有一些我国不可能单方面不遵守，这些承诺主要涉及中国向美欧国家的出口，如同意美欧国家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同意美欧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采取更多的限制性“紧急措施”，等等。中国政府的主管部门一直在游说美欧国家政府，请它们同意取消这些限制，但是收效不大。对此我们也确实无可奈何。
但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那些有关开放中国市场的各种承诺，却完全是我们可以单方面不遵守的。这些承诺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严重得多的损害。诸如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服务业市场的承诺，其恶果目前正在呈现；这方面的开放不仅妨碍了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且正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角成威胁。
就是那些开放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的承诺，许多也妨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为了落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承诺，我国对进口小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征收10％的关税。由于担心小汽车零件进口影响国内汽车产业发展，我国规定国内生产的汽车如果使用进口零部件超过60％，对其进口的零部件就征收25％的关税。我国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的这一关税被某些美欧国家视为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且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组也已经裁定中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违反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承诺。
恰恰是这样的事件说明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在怎样妨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说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承诺在如何损害中国人民的经济利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不再遵守这些承诺，不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些有害于中国利益的规则。现在好了。美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然撕毁国际法承认了科索沃独立，我们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不再遵守任何对我们不利的“国际规则”和承诺。我们应该抓住美欧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提供的良机，以科索沃独立为契机，全面审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些“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承诺，对其中凡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国家安全者，一概不再执行、不再遵守。
别说是那些美欧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是那些畏美欧帝国主义者如虎的胆小鬼，也一定会被我的这个主张吓破了胆。他们会惊慌失措地问：西方国家报复我们怎么办？老实告诉他们，西方的报复最多不过是要取消我们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这并不能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害，反倒有可能使我们走上更良性的发展之路。不要害怕这一类报复，我们应当向全世界宣告：如果美欧国家再这样以WTO为工具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宁可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美欧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们肯定会发出狂吠，说我们“不遵守国际规则”，“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过去就一直不把我们当作人，从来就说我们“不合乎人类的基本准则”。有一些惯于遵守规矩的人也会疑惑，质疑我们怎么能“不遵守国际规则”。对所有这些狂吠和质疑，我们只需用一句话回答：是那些走狗们的美欧帝国主义主子们教会了我们这样作；既然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可以不遵守，还有什么“国际规则”值得遵守？！
科索沃的独立可以为我们中国人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从今以后，遵守还是不遵守任何“国际法准则”，都只取决于我们对利弊的考虑。我们在国际上该怎样行事，就只能看这样行事对我们是利大还是弊大，而不要再看什么“国际规则”。不要再服从美欧国家制定的那些“国际准则”了，科索沃的独立已经使它们死亡。
百草止水
（原题：从科索沃和米洛舍维奇看中国主权安危）
科索沃已经正式宣告独立了，以英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予以承认，其它散居世界各处的零星国家也相继予以承认，尽管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自从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在美欧的怂恿和力挺之下，科索沃在独立的道路上就不断跃进。而且也正是从科索沃战争彻底失败之后，塞尔维亚势力被北约驱逐出了科索沃，塞尔维亚政府就此彻底丧失了掌控科索沃局势的任何可能。
科索沃战争后，欧美之所以未有尽快促使科索沃独立建国，一方面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有关主权独立的相关条款，另一方面也忧虑科索沃独立后的国际连锁反应。对于国际法问题，早在科索沃战争之前，美英就已经抛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概念思想，为武力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径进行预先的理论铺垫。尽管如此，国际法还是深入人心，尤其对欧美那样高度法治化的国家来说，依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冲淡人们在主权问题上的旧有顽固概念。但是，科索沃独立的连锁反应就不一样了，因为世界上有众多的国家存在分裂主义，美欧悍然肢解主权国家并力挺分裂势力，将会为国际社会树立一个不良的先例。别的不说，单单说说欧盟，西班牙、英国、比利时、希腊等等不少的国家就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分裂主义危机。如果美欧支持并帮助科索沃独立，那么这些国家的分裂主义也应该有权获得独立。所以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欧盟并非铁板一块，以英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坚决支持，以意大利为首的国家犹豫不决，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国家则坚决反对。但是，由于欧盟的各主要大国予以支持，再加上北约的主导权掌握在华盛顿的手里，所以美国主持下的科索沃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独立之路。
早在科索沃正式独立之前，在联合国斡旋之下，塞尔维亚当局和阿族分裂势力展开了异常艰难的谈判。阿族分裂势力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独立，塞尔维亚政府却希望将科索沃继续挽留在国家版图之内，由于双方目标大相径庭，谈判最终不欢而散。谈判破局后，阿族独立势力强硬地宣告将单方面宣告独立，塞尔维亚政府发誓将动用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国家主权，欧美立即宣布反对任何一方诉诸武力，甚至直接声明将会再次武装介入。一时间，科索沃上空阴云密布，随着阿族独立势力正式宣告独立，新一轮大规模战争大有再度爆发之势。
事实上，在百草止水的眼里，塞尔维亚当局不过是虚张声势，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像米洛舍维奇那样有胆量的领导人，而且塞尔维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为科索沃战争和其后的西方封锁已经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之下，塞族人根本就无力也无法发动战争，因为这将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尤其重要的是，米洛舍维奇是在战败后被自己的同胞出卖给了北约，同样的失败者很有可能再度步上同样的下场，甚至可能比米洛舍维奇的结局还要凄惨。既然这样，在塞尔维亚政府之中，谁又敢力主并领导战争？谁又敢面对战败后的可悲宿命？
显而易见，米洛舍维奇是个强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英雄。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项羽的影子，一样的勇敢，一样的豪气，一样的妇人之仁，一样的多谋少断，一样的最终失败。不同的是，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儒者，项羽却是知识不多的一介武夫；米洛舍维奇被自己的同胞出卖并客死在敌人的审判席上，项羽却是慷慨自杀以谢江东父老。在科索沃战争中，米洛舍维奇的强硬赢得了中国人的敬佩和尊重，但是他的优柔寡断和谋略不当又注定了最终的失败。米洛舍维奇犯了与萨达姆一样的错误，在一场注定开始的战争中，被动地等待强大无比的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做好完美的战争部署，之后又被动地等待强大无比的敌人率先发动进攻。兵贵神速，战场险恶，谁先抢得先机谁就更有希望胜利，这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更是这样，而让本就强大的敌人赢得先手就更加提前预订了失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一样在此后的战争进程中还有一些零星的机会，但都被他们自动放弃。在科索沃战争和海湾战争中，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都曾握有一定数量的西方人质，并且都曾扬言要将人质放在战略重点区域充当人体盾牌，以此要挟敌人放弃或收敛进攻，可惜他们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做。对米洛舍维奇来说还有许多重要的失误：第一，他没充分做好战争动员，没有让战争进行到底的信念根植于公众心中，使得人民的支持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折扣，从而导致抗战的仓促结束；第二，他不该接受一个充满无理要求的停火协议，那等于将科索沃拱手送给了北约并任北约处置，使得北约轻松拿到了战场上拿不断的东西；第三，战后他不该纵容西方用大量人力、物力扶持的反对派，而且也未做好争夺选民的选战准备，结果反对派一上台就将他作为礼物送给了北约。
尽管这样，米洛舍维奇与萨达姆还是不同，前者崇尚民主尊重民意，后者是个强奸民意的残暴独夫；萨达姆确实身怀大屠杀等的反人类罪行，但西方栽赃米洛舍维奇的大屠杀同萨达姆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一样虚假。但是米洛舍维奇还是遭到了西方的审判，然而北约在自己完全掌控的法庭上就是无法按照法律程序予以定罪，直至历经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审判后米洛舍维奇在监狱里离奇死去。毫无疑问，米洛舍维奇是个失败者，尽管他下场很惨，但仍不失为一位英雄，一个抗击侵略维护民族正义的悲剧英雄，而且他在北约法庭上的英雄形象更是远甚于科索沃战场之上。
米洛舍维奇失败了，塞尔维亚被肢解受摆布的命运也就注定了，这已经不是以塞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尽管俄罗斯一直力挺塞尔维亚，但是这个从昔日超级大国废墟上站起来的巨人还非常虚弱，他的声音虽然能够传遍世界，但他的手无论如何也伸不到巴尔干。科索沃独立后，俄罗斯的口气异常严厉，不仅力挺愤怒的塞族人对欧美大使馆的暴力冲击，而且扬言局势紧张时不排除武力介入科索沃。但是，百草止水很遗憾地指出，俄罗斯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在科索沃同北约对抗，除非他不惜冒着全面触发世界大战的风险。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趁机打格鲁吉亚的主意，这个从前苏联分裂出去后又投进西方怀抱的昔日共和国境内，有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方背离格鲁吉亚心向俄罗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情况同科索沃非常相似，俄罗斯一直以此为底牌胁迫西方放弃对科索沃独立的支持。可是西方并不买俄罗斯的帐，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科索沃，甚至连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的否决科索沃独立的议案也惨遭夭折。现在，科索沃已经宣布独立了，俄罗斯立即扬言，这一模式同样将适用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美国立即强调，科索沃只是个特例，不能当作先例引用到其它地区。“科索沃是个特例”？美国的这种腔调不过是惯常的美国“独特”的逻辑，只要是美国人认可的和美国人做的就都是“特例”，他不受任何国际法的束缚，或者他的话和他的做派就是国际法，这是最典型的霸权独裁的逻辑，与美国一直自我标榜的最民主和最法制相去甚远。
现实是，科索沃已经成了一个先例，世界各地的分裂主义已经蠢蠢欲动，纷纷希望效法科索沃模式走向梦寐以求的独立。中国台湾省的独立分子们已经欣喜若狂，各头面人物不仅纷纷表达相关的意向，而且还向科索沃表示祝贺，并且在第一时间予以承认，甚至希望借此同科索沃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什么是科索沃模式？台湾的状况与科索沃相同吗？科索沃模式就是主权国家的一个地方谋求独立，这主要是因为民族的、宗教的冲突和隔阂的缘故，为此分裂势力展开了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武装起义，且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强国的支持，并在外来势力的加持下最终实现了独立。台独势力渴望套用这一模式，他们一直积极地谋求台湾的实质独立，不仅扩军备战，而且紧抱美国和日本的大腿，渴望着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实现真正独立。但是，台湾毕竟不是科索沃，台湾与大陆一样主体民族为汉族，不仅宗教结构与大陆一样，而且宗教也很难干预世俗政权，这和科索沃的民族和宗教构成是截然相反的。大陆也不是塞尔维亚，而是一个经济力量迅速发展、军事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实体。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开支持台湾独立，即便美国和日本也不过是在暗地里悄悄予以怂恿而已。这主要因为，如果有人胆敢强力策动台湾独立并悍然武力介入，台海之战就绝不会是科索沃战争的翻版，其规模、胜负和对世界的强力破坏都事先无法预料。
可是我们是否就能因此轻忽台独势力的顽固和外来武装干涉的可能？显然，台独势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只是目前尚未发展成科索沃解放军那样的恐怖组织而已。美日势力显然乐见中国的分裂，甚至于包括西藏、新疆等一切有潜在可能性的地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美国和日本均以中国为最大假想敌，日本甚至公开这样宣扬，美国仍然继续用“反恐战争”作为幌子进行羞答答地遮掩。目前，美国政府确立的国防军事预算又创历史新高，五千多亿美元的军费中接近一半是专门用来对付中国的，真正用于反恐的其实寥寥无几。作为世界第二富的日本，不仅紧跟美国盯紧中国，而且积极主动地策动围堵紧逼中国的包围圈。可见中国的两岸问题仍然极为棘手和复杂！
可是中国政府内部至今仍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认为美国连同日本太过强大，中国根本不是对手，主张尽力缓和台海情势，从而避免美日的直接军事介入；另一派则认为美国人害怕伤亡，进而以为美国人是纸老虎，日本又唯美国马首是瞻，大陆如果武力攻台，美日根本就不敢武装介入。前一派思维因为过于害怕美日，因而在台湾问题上过于看重美日的眼色，这种未战先怯不仅会助长美日武力介入的决心，甚至会导致台海局势不可逆转地恶化下去。更加令人震惊的是，96年台海危机过后，大陆叛逃到美国的某高级将领所泄露的军事机密显示，我们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武力统一的军事计划，百草止水不仅大跌眼镜。依据后一派的观点，由于美日不敢武力介入，因而大陆的军备根本就无需尽快加强，已具备的实力就足以完成征服台湾的需要。然而持该派观点的人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冷战中的苏联比之我们现在的实力强大不知多少倍，美国尚敢与之针锋相对，甚至有数次机会双方差点就发动了灭绝人类的核子大战。如今，苏联消失了，已经更加发达的美国难道还害怕尚不及过去苏联的中国吗？由于这两派思维的交替作用，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军事发展，致使中国大陆的军力长期裹足不前，以至于现在不仅收复台湾成了麻烦，连东海、南海、藏南等领土主权的维护都变得捉襟见肘，这难道不算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吗？
正确的态度显然应该介乎两者之间，美国再加上日本的确强大，而且他们支持台湾独立的野心也很顽固，这一点我们不能怀疑。如果连这一点都能怀疑，我们就不会做好应对美日军事介入的准备，其结果必然因为我们缺乏准备而刺激并加强了美日军事介入的疯狂冒险。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美日联合势力太过强大而恐惧退缩，想当年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不知强过中国多少倍，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果断派军进入朝鲜迎战，并最终迫使对方败退至三八线停火了事。如今的中美无论军事还是综合国力的差距都已大大小于从前，同样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且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反而还要恐惧退缩了不成？如今的神州大地上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毛泽东热，就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长足发展了，我们在东海、南海、台海上却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人们普遍忧虑国家的前途，因而倍加怀念起毛时代强硬而又颇具实效的反侵略反干涉策略。现在的中国恰恰缺少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颇富军事韬略的领导人，一味地对外绥靖、妥协和忍让，连中国普通老百姓都实在看不下去了。如果台海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真不知道届时中国的掌舵人能否像米洛舍维奇那样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并且能否像毛泽东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果不能这样，中国的下场只会很惨，甚至连塞尔维亚的前身——南斯拉夫都不如。
一个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南斯拉夫，在内外交困之下一步步走向分裂，直到现今孵化出众多小国家的可悲局面，的确有许许多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其中，单单科索沃问题的诞生、发酵和最终的不可收拾，就足以令我们深思。从前的科索沃并非是阿尔巴尼亚族的天下，在漫长的科索沃历史上，塞尔维亚人曾经两度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可是，由于历史的风云变幻，塞族人曾被数次赶出科索沃家园，阿族难民又不断涌入并被收留，再加上阿尔巴尼亚族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塞尔维亚人，科索沃终于成为了现今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天下。更何况由于铁托生前死后的塞阿两族的矛盾激化，再加上南联盟政府的处置不力和科索沃生存环境的贫穷落后，塞族人便大量逃离科索沃，从而使得科索沃的阿族优势更加确立和巩固。这样，阿尔巴尼亚族彻底取得了科索沃的民族优势，再加上塞阿两族的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科索沃阿族人的独立倾向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和泛滥了。
南联盟科索政策的失误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觉，因为中国存在西藏、新疆、内蒙、宁夏四省的以少数民族为绝对主体的地区。其中，西藏和新疆都有一小撮分裂主义势力在滋事，并且已经多次制造了小范围内的骚乱。可是，中国虽是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人还是能够居于绝对多数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还是出现了四个以少数民族为绝对主体的省，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主权安危的一个重大隐患。早在孙中山时期，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就曾极有远见地制定出“移民实边”的国策，“移民实边”一方面能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另一方面也能稀释传统少数民族省的民族结构。如果汉族人能够均匀地散居全国各地，中国每个省的主体民族就都是汉族，不仅任何一个省都无法从民族结构上找到独立的理由，而且各少数民族只能加强同汉族人的融合和团结。所以百草止水坚定地认为，“移民实边”必须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中华繁荣、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石！
然而新中国已经成立近六十年了，不仅孙中山先生制定的“移民实边”国策丝毫未予实行，而且汉族人的人口比例还在不断减缩。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走向一个极端的话，我们的民族政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国家政策极尽讨好少数民族之能事，简直就是靠收买来来实现民族团结与和睦。比如，我们在升学、提干、工作乃至计划生育上都偏向少数民族，甚至连治安管理上也存在严重的偏向，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公安机构一遇到少数民族的治安问题就犯难和踌躇。事实上，这两种极端都是严重错误的，南斯拉夫对少数民族的疏忽和粗暴使得他们仇恨和反抗，我们的过分优待和宠爱又容易滋生骄横和傲慢，这些都已经在少数民族管理问题上具体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尤其是现行的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基本上不用实行，即便有些地方实行也是对少数民族极为宽松，结果就是汉族人口的出生率越来越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家主权的安危将不容轻忽，科索沃式的危机将很难保证不在中国发生。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实践活动，同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选择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方向。苏共20大以后，党内出现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解冻”时期一代人，其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在苏联社会亟待改革的特殊时期，在改革还是改向、完善还是摧毁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面前，戈尔巴乔夫选择推行了一条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导致了苏联剧变。
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它确认人的实践活动的重大作用，即人们在历史舞台上，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社会历史规律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类社会在总的发展趋势上呈现出必然性、统一性、相同性，基本上都会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和阶段上，则往往呈现出偶然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可以依据既有的条件，对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政治体制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选择。唯物史观既包含着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与不可回避性，也包含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重要历史人物代表主体力量的抉择往往对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如列宁所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苏联剧变就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进步性和曲折性的反映。运用唯物史观，剖析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是深化苏东剧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如何能够确立
早在
在苏联知识分子阶层中，曾受到苏共20大“解冻”思潮洗礼、已经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有力支持群体。如米格拉尼扬认为，“促使改革进程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存在着对制度持批判态度的，并准备同改革派领导人合作的一定的知识分子阶层。”［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7页。这些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给予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以积极而有力的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改革之初，就有不计其数的苏联‘思想家’、改革的狂热分子前往西方各国。他们辱骂苏联的一切，谈论共产主义的崩溃，他们为西方的一切感到兴奋，认为‘人类的光明未来’已经属于资本主义。”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主要代表了这一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同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根本不同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国家的未来何去何从，是改革还是改向，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取决于这些阶级阶层的党内代表力量，进一步说则取决于处于苏联党政军最高权力地位的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说，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原则上说，苏联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转变的任何前提条件都还没有成熟、也不可能成熟，国民大众中间还没有任何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需求，只是一些来自‘影子经济’的罪犯、个别持不同政见者、隐藏的敌人以及一部分聚敛了财富并想要将其合法化的特权阶层的代表幻想这样做。随后开始的、毁灭一切苏联的事物的狂热，乃是新的反苏、反共宣传和大规模思想混乱的结果。”［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之所以能够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进行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因为在苏联的经济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土壤”和条件，逐渐形成了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特权官僚阶层，而且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代言人逐渐在执政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足以让我们警惕，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必须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
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如何得以确立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改革纲领，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世界观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其形成和确立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先前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的影响，“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二是现实社会和当代世界的影响。尽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在1990年苏共28大上正式确立，但戈尔巴乔夫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远在改革之前，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人道主义化，这种抽象地谈论人和人道主义的作法，对苏联理论界、思想界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以明显人身攻击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揭露”和“批判”，开启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恶意的非斯大林化，也开启了苏共对党的历史、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时的不慎重、不科学、极端化之先河，使人们对国家历史、领袖人物的神圣看法，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受到强烈震撼和冲击，人道主义呼声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日益高涨。这一过程逐渐演化为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最终提出了类似社会党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为日后苏联理论界人道主义化和戈尔巴乔夫形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历史基础。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恶意批判，不仅在当时苏联国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而且形成了所谓“解冻”时期一代人。从苏共20大一直到1985年，“在官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旁边，对生活、社会组织和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另一种不同看法正在为自己奠定基础”［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戈尔巴乔夫对苏共20大评价非常高，他说：“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改革的构想并不是某一批人的心血来潮。从苏共20大起，在党内和社会上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明了其改革的历史渊源，均来自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苏共党内经过“非斯大林化”及其“解冻”思潮，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受到极大冲击，社会民主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适宜的土壤，就会迅速发展，形成气候。可以说，在苏共20大后，苏共在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时，不可预测性和风险大大增加，极有可能出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的党内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在“解冻”思潮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以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考察西北欧国家就得出结论说：“至于说到平民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那么先验的所谓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有所动摇。大概我从出国访问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家的生活条件更好、生活更有保障。”通过考察对比后，他认为，“我国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对于调到苏共中央工作的建议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1页。 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抽象而不是具体地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的一些成果，抽象地因而是片面地将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西方进行比较。这种割断历史、站在与苏联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上看待世界，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错误的结论进一步主导其世界观发生变化。因此，当戈尔巴乔夫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高位置时，民主社会主义自然成为其改革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是戈尔巴乔夫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现实原因。
担任苏共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很快成为一个理论形态完备、实践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苏联剧变后，他总结自己的改革道路说：“我在党内走过的路是一条逐渐向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过渡的道路。”“在改革的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制定了“苏共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1990年苏共28大“正在起草的新党纲上实质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57、161页。 。在苏联面临着改革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关头，戈尔巴乔夫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观点出发，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思想武器，评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体制的弊端，他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只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无法越出他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级阶层的局限性。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从这些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他无法从本质上深刻认识到，在苏联这样一个建国近7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根本是不符合国情的，因而也根本是没有出路的。
历史发展中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呈现着多种可能性是一种客观现象，至于哪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1985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解冻”时期一代人的代表出任党的总书记，是必然中的偶然。苏联社会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来，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开拓精神、充满活力并力图改革的领导人来引领国家，这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客观要求。而从现象上看，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戈尔巴乔夫是最佳人选之一，如葛罗米柯说：在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时，谁都会理所当然地想到戈尔巴乔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相当丰富的经验。《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戈尔巴乔夫虽然具有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在当时并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推举，并不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当选，苏联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如何得以推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认为，主体选择性依赖于历史决定性，受历史决定性的支配，但主体选择可以在历史决定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可以为实现一个客体中的特定可能性创造条件，使另一个客体发生人所需要的变化，从而成功地进行主体选择。因为，“在客观的社会规律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可能性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社会中的主观因素就是人们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们的意志、毅力、政治成熟性、组织性。”［苏］Ф·Ф·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81页。戈尔巴乔夫所选择建立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决非是必然要发生的，必须创造使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的条件。
1. 创造干部条件
（1）戈尔巴乔夫竭力追逐个人权力，作为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有力的物质条件。唯物史观认为，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但个人历史作用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概念内化，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历史的、实践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经济关系，决定了不同时代个人历史作用发挥的广度和深度。普通个人、杰出人物、领袖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执政党领袖能够依靠其特殊的地位和国家这一特殊的“经济力量”，推行其思想、理论、政策。戈尔巴乔夫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位置，他对外代表国家、代表苏共，对内能够决策国家大政方针，他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的力量，就是党的力量，就是整个民族的力量。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7年间， 苏联最高权力中心发生数次大转移，每一次转移，戈尔巴乔夫都在努力强化个人的权力，削弱、直至夺取苏共健康力量的权力。
大卫·科兹说：“斯大林之后，就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了。但与西方任何一位总统或总理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十分有权势的。”“如果有人说服了总书记需要推行重大的改革，总书记就有着巨大的权力把改革推行下去。”［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因此，当有人问道：“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够摧毁整个国家吗”时，苏联时期的外交官斯莫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戈尔巴乔夫喊到：“很可能，如果这个人是总书记的话。”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为什么解体》，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1期。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戈尔巴乔夫能够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有力的物质条件。
（2）以是否拥护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作为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大批撤换干部，为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扫除障碍、建立组织基础。戈尔巴乔夫上任不到一年，从1985年3月至1986年2月苏共26大前夕，就有140多名中央、政府、各部、加盟共和国和州委领导，因不符合这一“决定性标准”被撤换。苏共26大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占44％，中央候补委员占69％。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上任时的10名政治局委员中5名被撤换。1988年9月又撤换了５位老资格的领导人，降低“传统派”代表人物利加乔夫的地位，由主管意识形态改为主管农业。1989年4月，10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被要求集体辞职。1989年9月撤销5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职务。至此，戈尔巴乔夫上任时的政治局委员，除他本人外，全部退出政治舞台，一大批积极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派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
意识形态领域里有85％的人被撤换，由“改革派”全面控制舆论界，并以此为桥梁，把非正式组织、党内的“改革派”、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改革派”领导连在一起。“这种政策可归结为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去领导最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这些新闻工作者得到了最高层改革家的支持，从改进这种制度和纠正其发生变形的立场上对制度的价值观和机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这些组织措施一经落实，舆论导向作用很快显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之见诸报端，逐渐泛滥、充斥于社会。这对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路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电视、报纸出政权”。戈尔巴乔夫事后说，正是“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取消宪法中规定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条款——引者注）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件”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这样“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并得以成为现实。
戈尔巴乔夫还利用“鲁斯特事件”在军队中进行了大清洗。德国飞行员马加斯·鲁斯特驾驶的运动飞机降落在红场，却未被防空设施发现。戈尔巴乔夫以此为借口，大批撤换对他的改革路线持反对态度的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150名有经验的、有独立见解的苏军将领和军官被移送法庭，清洗至少达到了师首长一级，甚至可能更低。这次清洗使苏军陷入了实际上无人领导的境地，进一步增大了国家局势的不稳定性。雷日科夫对此指出：戈尔巴乔夫所有关于干部的挑选和安排政策都具有消极的、甚至是居心不良、发泄私愤的性质，“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干部政策，是共产党人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以前培养干部的原则是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国家，现在则完全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Правда”，16 иоября 1990г；转引自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戈尔巴乔夫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路线确立后，干部也同样是决定因素。因此他必然按照其改革目标为标准，起用干部，排除障碍，推行其改革路线。
2. 创造社会条件
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意识形态多元化打击“保守派”，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为改变社会制度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亲自安排组织对安德烈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的大肆批判。安德烈耶娃对改革尤其是对斯大林问题的评价上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立场，明确表明以“重评历史”、恶毒攻击斯大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对改革前途和国家安危充满担忧。文章引起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的“高度重视”。在专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安德烈耶娃作为一名工艺学院的化学老师怎么能有这么些材料供她阐述，这一点值得怀疑。这是可以推论出来的，有些信息是她无法接触到的，她的知名度并不高，她的圈子还是比较窄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矛头直接指向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又专门召集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书记开会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文章。针对赞赏安德烈耶娃文章的地方领导的发言，戈尔巴乔夫说：“斯大林是丧失了一切道德的罪人……如果按照安德烈耶娃的逻辑，她要把我们引到又一个1937年去。你们这些中央委员愿意吗？我们应该考虑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这样，《我不能放弃原则》被定性为“反改革势力的信条”、“反改革势力的行动纲领”。“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只要他敢于反对戈尔巴乔夫路线，便将遭到来自上面（苏共中央）和下面（大众传媒）的双重打击。”［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至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利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夺取了苏共的权力，使“保守派”最终丧失了影响国家政局的能力。1989年春开始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时，认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获得解放和改善生活之路不在于完善社会主义模式和革新苏共，而在于坚决否定社会主义和苏共”［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40页。的言论，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戈尔巴乔夫还以“不留历史空白点”运动否定苏维埃历史，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社会基础。因为“在各种改变社会心理的方式方法中，最阴险的方法是通过消除人民的历史意识去压迫精神。众所周知，人民对时代的感知，自己对国家历史的归属意识是稳定社会心理的最重要保证”［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公开确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许多“禁区”，提出“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真理报》
所谓揭露
“历史空白点”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1）自上而下的发动。这场应该是历史学领域的学术运动，来自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2）内容中明显的政治意图。尽管所涉及的基本是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但落笔之处都在苏联改革和发展前途的根本问题上，借史喻今，针贬现实，抨击社会主义制度。（3）文章题材繁杂，学术价值极低，作者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历史“变为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武器。历史政论作品成为流行的大众读物，‘审判’过去，主要是‘审判’苏维埃，成为全国最受注目的事情”В·А·
Козлов：“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разрушенное прошлое’и кризис совет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3. 4.。（4）关注的焦点为斯大林。在1987年11月至1988年6月的半年时间里，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迅速下降了15个百分点《莫斯科晚报》
毫无疑问，苏联在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过严重错误，并造成过严重后果。关键是如何看待，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如马克思所说，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客观、理性与科学地研究和评价国家的历史，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民族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与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必然要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犯错误，尤其是以斯大林所犯错误为突破口，否定历史，而且否定得越全面，他的改革也就越彻底。因此，他号召、支持敌对势力对苏共、苏维埃历史进行诽谤和污蔑，出现了苏联共产党的主要掌权者自上而下发动社会自我否定、自我丑化、到自我垮台的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一幕。
苏联解体十多年后，历史本身不可遏止地展现出还自己清白与公正的强烈愿望。俄罗斯著名学者、国家领导人、主要政党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相当部分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要“还历史公正”、要更“深入地、科学地重新思考苏联历史”，恢复被颠倒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的真相。“经历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吴恩远：《“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出现反思苏联历史的思潮》，李慎明主编：《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这一重新审视苏联历史、还历史公正的社会现象，是必然会出现的。
3. 创造国际条件
为保证改革路线在苏联顺利推行，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存在的基础性条件，戈尔巴乔夫利用苏联与东欧的历史关系，在东欧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导致了东欧剧变。
1988年，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进展不顺，国家社会经济危机正在加深，而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没有推行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国家经济状况相对良好。这对于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意破坏现存制度是不利的。戈尔巴乔夫就着手使东欧演变，摧毁“保守派”赖以发生影响和作用的国内外阵地。雅科夫列夫接连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和怂恿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推翻现政府的蛊惑言论，戈尔巴乔夫则在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适时出访东欧国家，给予直接鼓动和影响。很快，东欧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相继宣布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有的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东欧剧变不仅达到了打击、摧毁国内“保守派”国际力量的目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发展，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这是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创、跌入低谷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改变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趋势。苏联也因此再也没有平静下来，国内危机已呈现不可遏制的势头。
唯物史观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但国家权力特别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往往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可以利用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促进和延缓社会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深刻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历史已经证明，正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改革路线，创造种种条件导致了苏联剧变，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才导致了苏联历史上的空前的灾难和倒退，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
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决定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与时机的成熟度，代替过程的长短，代替的方式与手段，则呈现出多重性、曲折性、复杂性。苏东剧变暂时的挫折，决不能说明历史就此转向，更不表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这只是人类向着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波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501页。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吸取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就是为了警钟长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弘扬社会主义。
张捷老师：
最近我从《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苏联亡国的原因》，历数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体制的“反宪政潮流”，断言这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该文对于断送了苏联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则大加赞扬，并附有此二人亲热地交头接耳的一幅照片。结尾有这么一段喜悦和庆幸之情溢于言表的文字：“待到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民主选举的时刻终于来临，
致 以
崇高的敬礼！
青年学生 章雷方
章雷方同学：
来信收到。我深为你们年轻人关心天下大事的赤子之心所感动。这里，我遵嘱谈一些有关叶利钦与所谓“宪政民主” 的情况。
据我所知，叶利钦是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出现的自由化浪潮中依靠所谓的“民主派”的支持，逐步扩大势力和最后上台的。他嘴里虽然有时讲民主的话语，采用一些民主的形式，但是骨子里仍然是没有任何民主思想、不讲任何民主原则、恣意妄为、独断专行的人。当年曾和叶利钦一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过、“改革”年代担任过苏联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对他甚为了解，听到有人说叶利钦是“民主派”时他反驳说：“我的上帝，他算什么民主派！可找到一个民主派了！我没有遇见过比他更专横的人！”曾经大力支持过叶利钦、担任过全俄电视广播公司总裁的波普佐夫也说，叶利钦从来不是民主派，他是在为自己夺取权力时才使用民主的概念的。等到他大权在握，不再需要民主的外衣时，他的独裁者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接着就开始策划“经济改革”。苏联解体后，“改革”
全面铺开，它破坏了整个经济，而且成为对人民群众的残酷掠夺。人民群众本来就对叶利钦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这时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活动。而打着民主旗号上台的叶利钦政府对他们进行钳制和镇压。在1992年初到1993年上半年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多起军警用暴力镇压群众集会游行的流血事件。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在
同年5月 28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宣布
叶利钦的独断专行和“经济改革”
的失败，使得他受到议会的愈来愈多的批评，最后总统和议会之间形成了对抗。当时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是在苏联解体前选出的，在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成员中，左派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员。当时实行的宪法也是苏联解体前制订的，许多条款对新政权起着束缚手脚的作用。叶利钦当权后，本来想改组议会和修改宪法，但是没有来得及这样做。他在《总统札记》中以感到遗憾的语气谈到这一点，说是错过了根本改变议会制度的大好时机。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是叶利钦提拔起来的，起初两人还合得来，但是他对叶利钦的专断作风甚为不满，反对叶利钦实行的“经济改革”，并且向批评“经济改革”
的反对派靠拢。这是叶利钦所不能忍受的，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在1992年12月召开的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修改宪法和批准总理人选问题上发生了正面冲突，叶利钦提出的宪法草案和总理人选均未能通过。他就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严厉指责，讲完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会场。为了让大会开不下去，还号召支持他的代表与他一起离开，可是响应者不多。
叶利钦在发布总统令的同时，调兵遣将，派部队包围了议会所在地白宫，切断了议会同外界的联系。但是议会得到愈来愈多的群众、尤其是左派群众的支持，他们纷纷前来保卫白宫。在双方对峙的十余天内，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最后叶利钦于
这次悲剧事件是由总统与议会的对抗引起的。如果以民主派自诩和打着民主的旗号上台的叶利钦有一点民主作风，脑子里有一点法制观念的话，那么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他把自己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专横跋扈，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更不必说受议会监督了，根本不把宪法和法律放在眼里，充分显示出专制暴君的特点。他对议会充满敌意，由于当时议会是苏维埃时代遗留下来的组织形式，他恨不得把它彻底铲除。因此叶利钦炮轰议会，这也可说是他颠覆苏维埃制度的反革命政变的继续和完成。著名学者和作家季诺维耶夫在“十月事件”十周年之际发表文章说：“反共政变延续了两年，以 1993年10月炮轰最高苏维埃时期留下来的东西而告终。政变的结果，开始了对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破坏——破坏了政权体制、管理制度、思想体系、文化体系、武装力量建制、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新的社会制度，我将其称为‘后苏维埃制度’。”
在总统与议会的对抗的发展进程中，叶利钦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愈来愈多的人的反对，左派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先后站到了议会一边，他们武装起来进行自卫和反击，这使得这场对抗发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场具有相当大规模的保卫苏维埃时代的成果和反对叶利钦专制统治的斗争。叶利钦炮轰议会，也是对起来反对他的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
叶利钦的这一行动，似乎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国家首脑下令炮轰民选的合法议会的先例，就此一举将使他留下骂名。人们把1993年10月称为“黑色的十月”，不少俄罗斯人把当时发生的事件看作民族的耻辱。叶利钦的暴行自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斥，许多人称他为“杀人凶手” 和“法西斯”，就连一些崇奉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对他进行谴责。最突出的例子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他在《这一切已经有过——我今天为什么要反对叶利钦》一文中说，叶利钦的胜利是民主的失败，用血作为代价而取得的胜利是胜利者的犯罪行为。他又与另两位前持不同政见者联名发表文章谴责叶利钦，说叶利钦应该“退位，进修道院，祈求宽恕过错”。
“十月事件” 后，叶利钦把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发表一系列命令，宣布解除鲁茨科依职务，实际上是取消了副总统职位，暂停宪法法院以及各级苏维埃的活动，改变地方自治制度，修改一系列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与此同时，加快了制订新宪法的步伐，并于1993年12月通过他炮制的宪法草案。新宪法大大扩大了总统的权限。根据新宪法，议会权限大大缩小。至此，叶利钦彻底铲除了苏维埃制度留下的遗迹，最终建立了带有浓重的封建专制色彩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在这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内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对抗，但是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实行全面私有化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原来属于国家的财富落到了少数人手里，出现了一些后来称之为寡头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遭到残酷的掠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大大增加，这就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人们本来对他在“十月事件”中的暴行记忆犹新，加上他的方针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到1996年总统选举前夕，他的支持率下降到最低点，他自己承认只有3％左右。与此同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毫无节制地饮酒的旧习损害了心脏，使他成为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可是他仍不愿放弃权力。
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叶利钦来说是十分严峻。在头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取得了重大胜利，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接着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从当时的民意测验来看，他的支持率很高，对叶利钦的威胁最大。这时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内部意见不一，行动迟缓。此前不久，作为叶利钦私有化方针的主要得益者的寡头们，觉察到共产党有重新上台的可能，担心失去已得到的一切，便联合起来，决定大力支持叶利钦竞选。1996年1月，寡头们利用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的机会，商讨了帮助叶利钦竞选的具体步骤。别列佐夫斯基、吉辛斯基、波塔宁、弗里德曼等人去见叶利钦，向他说明形势严重，表示愿意为竞选提供“他们所有的资源——信息方面的、地方上的、财力的，而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推荐他们当中的“优秀人才”参加竞选班子，并提出这个班子里必须有丘拜斯。叶利钦接受了寡头们的意见，决定竞选班子由他亲自领导，由丘拜斯领导“分析小组”。参加班子的还有当时的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亚娜•季亚钦科。根据塔季亚娜的自述，她在竞选活动中成为“在智囊团和分析小组与爸爸之间起连接作用的环节”。
紧接着，寡头们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叶利钦竞选。1996年4月，别列佐夫斯基等十三名企业家联名发表支持叶利钦的呼吁书。他们给叶利钦提供各种“资源”，首先是财力资源，使他拥有十分充裕的活动经费。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他们提供了五亿美元的经费。提供赞助的还有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电力系统等大企业。叶利钦在国内筹集到的经费大大超过了选举法规定的上限——二百五十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慷慨解囊，给他巨额赞助，为了掩人耳目，不通过银行，而是通过使馆把现金直接交给他的竞选机构。总统安全局局长科尔扎科夫证明，德国总理科尔答应给十亿美元，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梅杰答应各给五亿，谈判是由当时的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博罗金进行的。同时他本人和博罗金曾去罗马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谈判，结果意方同意给十亿美元。这样做，完全违背了选举法所作的不得接受外国国家机关、各种组织和个人捐助的规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叶利钦在竞选中还得到了美国顾问的帮助。美国顾问小组根据美国总统选举的经验，结合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建议叶利钦承认自己的某些失误，根据选民提出的问题发布一系列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统令，做出各种许诺，以博得选民的好感和争取选民的支持；第二，用过去苏维埃时代的所谓空货架、劳改营等吓唬选民，阻止他们投久加诺夫的票。
在新班子的领导和精心安排下，竞选活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叶利钦拖着病弱的躯体前往各地作竞选旅行，按照美国顾问的建议，摆出一副亲民的样子，嘘寒问暖，大开空头支票，同时签署了一系列有关群众关心的问题的命令。这一招还真的起了一定作用，他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在当时的俄罗斯，包括电视、电台和报刊在内的各种新闻媒体大多控制在寡头手里，于是这些媒体利用各种手段一方面为叶利钦做宣传，为他歌功颂德，把他描绘成一个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另一方面集中火力攻击主要对手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掀起了反共宣传的高潮，歪曲历史，制造谣言，把过去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时代描绘得一团漆黑，说什么如果久加诺夫当选，国家就会回到过去的年代去。与此同时，对久加诺夫进行人身攻击，造谣诬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久加诺夫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我预料到新闻媒体会施加压力，会出现反共的歇斯底里，但未曾想到会达到这样的程度，未曾想到会变成公开的威胁、恐吓和惩治……对我整个的一生，从我上学的学校和出生的村子直到我的学术著作，都进行了诬蔑，诽谤我曾为之服务的一切。”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叶利钦在总统选举前的1995年曾两次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在这之后身体非常虚弱。他的竞选班子怕选民知道他是一个病人，不投他的票，因此对他的健康状况实行严格保密，向选民隐瞒事实真相。电视台在报道叶利钦的竞选活动时，对他的形象作“技术处理”，使得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他总是一个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嗓门洪亮的人。到5月，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为他治病的医生在信中指出，如果这样下去，将对他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竞选班子不加理会，继续那样做。这实际上是欺骗选民的行为。
叶利钦的竞选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
就这样，叶利钦充分利用他拥有的各种“资源”（在这方面他占有绝对优势），学习美国人的经验，使用各种不正当的、甚至违法的手段，欺骗选民，最后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场争夺总统职位的搏斗中，寡头们出了大力。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得意地说：“俄罗斯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对谁在说都不是秘密。这是一场为我们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战斗。”
选举获胜后，论功行赏，寡头波塔宁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主管重要的经济部、反垄断委员会和国家财产部。据另一寡头透露，波塔宁是他们经研究后推举的，因为他们认为政府里应该有自己的人。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机关安全会议的副秘书，这就开了寡头直接参政的先例。另一方面，在此后进行的拍卖国有财产的活动中给予那些“有功之臣” 以特殊“照顾”，结果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许多重要的大企业，从而使自己的财富有了明显增加。
由于在竞选过程中劳累过度，叶利钦终于完全病倒了。为了拯救他的生命，
这里所说的“家族”所表示的，不只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它已成为一个政治词汇。“叶利钦家族”的成员包括他的妻子、大女婿奥库洛夫、小女儿塔季亚娜及其第二任丈夫季亚钦科、被叶利钦收为义子和后来成为塔季亚娜的第三任丈夫的尤马舍夫，还有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有些俄罗斯论者还把丘拜斯以及后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和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博罗金列人“家族”之中。
总统选举结束后，丘拜斯当上了总统办公厅主任，后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一职则由龙马舍夫接替。不久，违背劳动法所作的不准在工作中任用亲属的规定，正式任命塔季亚娜为“总统形象顾问”。对女儿的这个头衔，连叶利钦本人也觉得奇怪。不过这位顾问不只是负责他的形象设计，用叶利钦自己的话来说，她“确实以她难以察觉的参与，有时是用她的建议帮助了我”。1997年3月，当叶利钦把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撇在一边，搭建了以丘拜斯为“发动机”的新班子时，塔季亚娜成为他与丘拜斯的班子之间的“非正式的纽带”。有一位俄罗斯论者不无夸张地说，她在四年的时间里“实际上代替了父亲”。90年代上半期担任过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菲拉托夫说得更加具体，他说：“事情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呈上来的文件上如在预先约定的地方没有塔季亚娜画的圆点，就会得不到签署”。总之，这位“公主”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塔季亚娜同寡头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有她同别列佐夫斯基多次通电话的录音为证。曾任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这样说过，先是别列佐夫斯基，紧接着阿勃拉莫维奇（几年后此人成为俄罗斯的首富）等人跟着塔季亚娜登上了克里姆林宫阶梯的最高一级，“他们过去和现在都通过塔季亚娜采取行动，通过她实行有利于他们的政策，最后干脆厚颜无耻地对国家进行掠夺”。尽管从表面现象来看，最后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作出的，实际上是他的亲属，尤其是塔季亚娜，伙同一些亲信和寡头把持着朝政，这给叶利钦第二任期内的国家政治生活打上深深的烙印。
更为严重的是，叶利钦的亲属凭借权势，聚敛大量财富。他的大女婿奥库洛夫从一个地方航空公司的普通飞行员一跃而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航空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据绍罗什披露，该公司赚取的硬通货被划到一家瑞士银行账上，这家公司实际上属于叶利钦家族。塔季亚娜的第二任丈夫季亚钦科是一家石油贸易公司的所有者之一，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材料，他拥有十亿美元的资产。塔季亚娜改嫁尤马舍夫后，叶利钦家族增加了一个大寡头，这就是尤马舍夫的前妻生的女儿的丈夫杰里帕斯卡，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材料，他的资产达到一百六十八亿美元，在俄罗斯寡头中位居第二。
总之，叶利钦在他担任俄罗斯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就抛弃了民主的假面具，暴露出了专制和残暴的本性，他建立的政权是专制独裁的政权。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这个政权专制独裁依然如故，同时由于“家族”弄权，又变得愈来愈腐朽和黑暗。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叶利钦在他第二届任期快要结束时，自知不能再连任总统，于是便考虑继承人问题和安排后事。他曾想让小女儿塔季亚娜竞选总统，并曾和周围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考虑到这样做会遭到强烈反对，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同年
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对叶利钦其它方面的情况，例如他所操纵的所谓“经济改革”，特别是“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拖入绝境的情况进行介绍，这只有俟诸来日了。但从上面所说的这些，你们也可以对叶利钦的“宪政民主”有所了解了。如此“宪政民主”，难道还要捧之上天，山呼万岁，非得重蹈覆辙，坠入深渊不可吗？亲爱的同志，你们说呢？
专复顺致
同志的敬礼！
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张捷
2008年3月
写在前面，因为众所周知“炮打司令部”被称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曾轰动全国，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或者说是个敏感的问题，所以先讲几句题外话。回顾我在这以前发表的几篇文章，比较多的介绍了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邓小平等，他们间在一起叙谈关于发生在
既然是右派政变，同出了修正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是一回事。今天来回顾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被称为“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很有必要。
邓小平说：“八届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派工作组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已的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过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坠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么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已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
上面，仅摘抄本人已发表的“另类《邓小平文选》”一文中，有关邓小平一系列言论中一小部分，从他的全部自述、信件等内容看，邓的自述或说检讨也好，所述情况是属实的。而且他也郑重声明过共产党人，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另外，在文革期间，没有群众揪斗过他，更谈不上有逼供信。毛主席甚至不让林彪、中央文革插手邓小平的问题。由此可见，邓小平后来说林彪、江青迫害了他，纯属为了某种需要而虚构，但可以理解，因为他也是人，不是神仙，那有一点私心没有的。另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没有点名是谁的司令部，邓小平能自告奋勇对号入座，并感到“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对他自己另立山头，在党中央以外，另立司令部，感到如此切肤之痛，确实让人感动。也证明毛主席一针见血，揭了问题的要害处。本来这个问题就祘过去了，但有人偏说毛主席在文革中全错了，而毛主席己去世，已不能辩护，我们有这个责任，把问题弄清楚。
从以前本人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毛主席在世时，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其中有邓小平同胡耀邦一段对话，朋友们都能从中看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他同叶剑英背地里策划要在中央抓人、以至企图策动周总理而遭到严词遣责，并承认：“总理对主席忠心耿耿”，言外之意，他们就承认了自己对毛主席三心二意、或别有用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如果一个政党，承认一个政治局成员私底下认为另一个政治局成员是“坏蛋”(注：无任何现行叛变投敌或杀人放火等现行活动，而来不及通过正常程序处理的情况下) ，就可随便抓人，以至“谁不赞同就抓谁”，是合法的话，那么，此例一开，都照此办理，岂非乱套了！这些大道理，那几个大人物，平常也能用它来道貌岸然地教育“臣民”。我们党在面临十分危急的战争年代，张国涛另立中央，也没有把他抓起来；王明一直逃亡在苏联，公开反共、反华，中央还保留他中央委员的资格。因此，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一般情况下，私下策划逮捕另一个党员，都是非组织的违法行为。往往都是野心家、或阴谋家篡权，才如此胡为。林彪是这样，他们说的“右派政变”，也应属于这类性质，这才是符合党章、党纲的正确结论。
《张受萍在1975》一书说：“什么‘一手遮天’！我不是‘一手遮天’，我是一手通天！”(注：他1975年约4、5月间这样讲时，毛主席、周总理还在世，从全文看，他指的‘天’，指明是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又说：“而江青这时正愁着没有整垮邓小平及其‘四条汉子’(胡耀邦、张爱萍、ＸＸ、ＸＸＸ)的材料哩！”[注：从该书上下文看，张爱萍这段话，是针对七机部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张的问题，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事实上这同江青无关；另外，批张是毛主席提岀来的，这在后面介绍，七机部给毛主席写信前，张已被批判，而不是因七机部的信，才批张爱萍；“四条汉子”，以及下面介绍该书中讲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这些封号，国防科委，以及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的两个党委常委扩大会上，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也没有听说过，是张爱萍自己招领的]。
《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说：“‘张爱萍同志’，纪登奎说话是很严粛的，‘你应该很清醒地认识自己。你犯的是方向路线错误。在这次右倾翻案风里，你是主要的一个’”、“张爱萍已经被‘钦定’为‘右倾翻案风’的主将之一。其余后来才知道，还有ＸＸ、胡耀邦、ＸＸＸ，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注：全书对“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谁“钦定”的，没有作交代，也没有听说过毛主席讲了这话，“钦定”就只能是张爱萍自定的)。
(以上参见作家出版社《张爱萍在1975》第190、 269页)。
在此，补充说明1975年底前批张爱萍的问题。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结束后，毛主席把李先念留下来，对李先念说(大意)：“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李先念把主席的讲话精神向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作了传达。陈又把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兼第二书记陶鲁笳找去作了传达。
后来有李先念挂帅，由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和陶鲁笳共五人组成帮促小组，帮张(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58页)。由于张爱萍不认错，又扩大到科委和七机部两个党委常委帮张爱萍“过关”。还无效，最后中央决定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党委扩大会，由百多人逐渐增加到两百人左右。在准备开扩大会时，七机部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信，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在扩大会开了约二十多天，国防科委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了揭发信，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这两位写信的同志，一位被判了十六年徒刑，另一位被开除党藉；稀奇的是，该同志离休后移交地方时，档案里竟没有“开除党藉”的材料，造成极坏影响。
从上述过程，可见批张同江青毫不相干，批张爱萍完全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由李先念带领，共四位副总理亲临指导或每天一汇报。四位副总理无一人是“四人帮”。四位副总理来抓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是少见的，是不是中央和毛主席没事找事而和张爱萍过不去呢？不是的，毛主席提出批张爱萍是完全正确的，请看事实，除掉他上述自认的“天”、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为证据的独立王国外，还有如下问题：
1)、别说当时他的反动言论，即便他在《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的反动言论，也够冒尖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这本书；
2)、1975年8月前后，张爱萍背了组织，要他的心腹刘某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我们报纸上没有公开的中央领导的材料；刘某背了党组织，滥用职权，组织十几名高级外文翻译人员，从进口的四种文种反动报、刊上，非法突击搜集了六篇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反动文章，并翻译成中文，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给刘批了手令，刘向下布置继续搜集。1975年底，刘某不知何因(注：当时还不知张爱萍有问题)，突然加班加点写揭发材料，包括张的手令，报中央后，中央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
3)、《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指岀：“1975年，…王洪文多次找某主要领导人(注：原稿为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审核时，希望不点名)， 要在上海搞核弹头(运载工具上海己能生产)。李敏听说这件事后，因为正在青岛养病，就让哥哥(注：孔令华)及时报告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事我不知道，军委也不知道，要查’。小平同志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参见海南出版社《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65至166页)。该书出版经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查批准；书名中“唯实”由当时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
另外，张爱萍同王洪文多次密谋“成交后”，还亲自写信和布置人员要同上海的陈阿大联系，而撇开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后来王洪文被捕后，张爱萍把有严重心脏病的某同志(即张要浱他去上海同陈阿大联系的)，打成“李敏‘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关进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进行迫害，企图杀人灭口。
中国政府是“禁核扩散条约”签约国，私造核弹头属什么性质？
以上问题，都是1975年集张爱萍于一身；毛主席对批张的问题的指示，是否正确？已无可争议。而且，处理这些问题全过程，同所谓的“四人帮”毫不相干。张爱萍给自己戴一顶“受四人帮迫害”的“光荣帽”、加上他借以弦耀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这两顶光荣帽，不仅抬高自己的身价，并借此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还栽赃了江青“四人帮”，一举获三利。
毛主席去世后，张受萍进行残酷打击报复，迫害揭发他罪行的李敏、孔令华以及其它知情的共二十多人 。请看事实：
《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指出：“曾与她(即李敏)‘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革命造反战友门，有的纷纷作鸟兽散，有的在清查交代说清楚时，痛快地供认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人李敏同志，说是她向他们传达了‘最高指示’，才干下了那么多‘暴行’的”、“ 别的单位揭批查的目标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她所在的单位批判的对象却是‘王、张、江、姚、李’。李即李敏也！(以上均引自《红色贵族》一书)”。“但像《红色贵族》一书中写的那些话，恐怕就不只是针对我个人了。这样写的目的，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辱骂和人身攻击，恐怕是借攻击我之笔，想继续燃起那般早已被党中央否定了的批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余火吧！”“对于我个人而言，说我什么话，…，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的军队干部，无关于党和国家大局，无损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历史是昨天，历史是过去，过去的历史自有公论”、“ 人们所以这样关心我，是因为我的爸爸是毛泽东，是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当然，对于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我不能沉默，我同样以大量事实一一报告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普通公民，我还是一个军人”、“这里，我也不妨提几位领导同志关于我的问题的谈话：1980年万里同志这样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注：原内容是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后，得知我的情况，他非常气愤，并表示：‘等我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注：遗憾的是，他不幸在德国离开了人世)。黄克诚同志任军委纪委书记时，也非常关心我的事，并委托军委纪委副主任甘维汉同志和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同志找我们的单位领导谈话，要求他们解决我的问题。黄克诚同志明确指示：‘李敏没有什么问题，告诉单位领导，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注：张爱萍收掉了李敏的出入证，不仅不让进办公室，连每月的粮票都不让去领)。恢复组织生活。如有什么问题，党委可同李敏当面谈嘛！余秋里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也非常关心我，并指出：‘看来一下子做不通单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调到总政来(注：调总政后保护了起来才免遭张爱萍迫害)”。
(以上参见李敏着、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
张爱萍把李敏定为“国防科委‘四人帮’小帮派女头子”，然后用高压、升官等让某些人编造“罪行材料”。共计迫害二十六人之多，私造监狱，非法关押八人，均被诬陷为“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 。本人很尊重李敏同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骨肉亲人，但我们间无任何私人交往，更谈不上什么“阴谋活动”，但张爱萍纵容其心腹常某和刘某秉承张的旨意，凭空编造“罪名”：胡说“李敏伙同恽某整死了肖向荣同志(国防科委副政委长期住院于301医院病故”、“李敏伙同恽某给毛主席写诬告信，制造了对张爱萍的‘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注：把上述刘某揭发张的事栽赃到李敏和本人头上，把华国锋、陈锡联批示查清张的问题，转嫁影射毛主席)” 、“李敏同恽某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这些“血案罪行”，明显是为了杀人灭口。而把当时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我，非法关进他专门私造的监狱长达十七个月，直到中央严厉批评了他以后，才被迫把八个被非法关押的同志放了。
经组织核查，以上所有“罪状”均系子虚乌有。恶劣的是，本人根本不认识肖向荣，只是一次我们在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突然进来一位老年军人，另一位同志看出我不认识他，走过来向我介绍：“肖向荣副政委来了”{注：肖调来科委时，我任科委派驻某三线单位工作组组长，加上肖长期住院，我们间互不认识}。我立即起身让座，并倒了一杯水，礼节地端到他面前。大家坐定后，有人提议请肖副政委对主席讲话给大家启发启发，他一直谈到下班，总计不到四十分钟，我搀扶了他把他送上电梯；会上自始至终本人没有讲话，更谈不上有李敏在。过了约十多天，说肖副政委病故在301医院，通知大家去向他遗体告别。我一生中，唯一见了他一次，唯一听了他几十分钟的讲话，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和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张爱萍之流，口口声声文化大革命如何迫害人，请问，谁有张爱萍之流如此迫害人的高超水平吗？因此，整我时，我谈不上有什么“交代”，倒是有好心的领导同志劝我检讨几句，大家都下个台阶。我说：“没有好检讨的，除非党章规定，张爱萍的错误，要我来检讨，否则一句话的检讨都不做，我没有什么台阶要下的，他想怎么迫害，听便，无非掉脑袋，多一个疤，但量他没那么大的权，别看他张牙舞爪”。并请这位领导同志原原本本向科委常委报告。
李敏同志，因本来身体较弱，毛主席去世、接着母亲贺子政去世，给她带来的悲痛可想而知。但张爱萍丧尽天良，乘机迫害李敏，致使她精神崩…，而住了一年半安定医院，幸好万里、罗瑞卿、黄克诚、余秋里等中央领导的关心、保护，算是保住了命，为毛家减少了一位烈士，是人民之大幸！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之大幸！
再看李敏的爱人孔令华被株连遭迫害的情况。
《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指出：“仅举几例，(1)、作家文摘
(以上参见《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70至173页)。
该书又指岀：“哥哥在筹备‘毛主席诞辰105周年’纪念活动时，因发生了意外造成右手骨折。一直…坚持工作。这次纪念活动刚结束，广州要筹办1999年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哥哥立刻驱车由深圳去广州，……，商谈后返程时在广深髙速公路翻车受伤，骨断九根，送入深圳红会医院抢救，手术时出现事故，突然仃止呼吸。………。红会医院…，说了一个粗心大意接受教训就(把这一医疗事故的责任)交代过去了”。(参见《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99至200页)。
本人参加了在八宝山的孔令华同志的追悼大会，国家领导人贾庆林和曾庆红送了花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孔令华治丧委员会讣告”(全文参见《我的哥哥孔令华》第244至247页)，髙度评价了孔令华一生优秀品质和所作出重大贡献、立功情况；并严正遣责了孔令华同志生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写到这里，我含泪想起毛主席一、二事：1)、毛主席在六十年代还用食盐刷牙，而不用牙膏。毛主席说：“能省就省么，……。红军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现在虽然经济好转了，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困，老百姓还没有真正过上好日子，我们还是应该勤俭一些，勤俭办一切事业”。2)、“他(毛主席)平时用的牙刷，牙刷头上剩的没有多少毛了，卫士们几次要给他换一把新的也都被他拒绝了”。(参见新华出版社《“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17至318页)。可是，就是他老人家的后代，被张爱萍株连九族被逼上自谋生路的境地。
一位在西安事变中立有卓著功勋、我军炮兵司令员孔从洲老将军的儿子、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同志，就因为张爱萍残酷打击报复李敏(因揭发了张爱萍同王洪文的反党活动)，而株连九族，剥夺了孔令华为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力，以至在军内、北京无立足之地，被逼上梁山到远离亲人的深圳谋生，因车祸而惨死在医疗事故。同时由于张爱萍打击报复迫害李敏，无耻地编造了一大堆蛊惑人心的“滔天罪行”，几条爬虫，借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悪浪。
张爱萍为迫害揭发或了解他同王洪文的反党阴谋活动的李敏、孔令华等二十多人，使尽全力，遗憾的是，从这些人中，没有查出一个人给“四人帮”写了诬告信、“劝进信”、“效忠信”的；没有查出一个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有联系的；更没有查出有一个人跟了“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也没有查出一个人受贿或贪污一分钱的。自豪地讲，二十多位同志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老中青中级以上干部、革命知识分子。1980年中央定为是张爱萍制造的天大的冤案，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无情地证明，除张爱萍本人同王洪勾搭搞阴谋外，另外，铁的罪证证明：真正参与给康生送了诬告信，诬告彭德怀等老干部是“苏修特务”，并私立专案迫害彭德怀等的是张爱萍的心腹刘某干的，国防科委迫害那么多老同志、把科委政治部打成“总政阎王殿黑分店”、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喷气式或用箩筐把罗瑞卿抬出来批斗，都是被称为“林彪的亲密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某几个常委们领导了一些人干的，而都让张爱萍包庇了。对此类劣行，李敏当场退出了会埸；本人贴了署名大字报表示抗议他们迫害干部。张爱萍利用一手通“天”的权势，把这些栽赃到李敏等人头上，煽起了社会上几条爬虫，疯狂反党、毛主席。由此可见，我们这些亲历文化大革命的同志们，有这个责任，彻底揭开某些反文革的人物，借文革名义反反革，而制造一系列残酷迫害老中青干部、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等严重问题；以及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打砸抢问题。决不能让他们把这些栽赃给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
张爱萍的严重问题，华国锋、邓小平等都知道，并分别有文字或口头要查的批示和讲话，事实上都没有查或不了了之；张爱萍还官运亨通，一提再提，更助长了他反攻倒算，猖狂迫害知情人。更严重的是，张爱萍那么猖狂地迫害知情人，中央确认是：“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但张爱萍一个人就能顶着，李敏等二十多人至今不平反，甚至张爱萍一个人就可随心所欲编织“罪状”迫害同志，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到如此地步，竟无人管、无人敢管他。难道不正证明“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一手通天”的客观存在嘛？！在党中央以外还有个“天”、还有个中央管不了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不恰好证明中央之外还有个司令部吗！
本人仅以国防科委一小部分事例，已证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就把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得淋漓尽致。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一定能战胜邪恶！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幽暗人性？
王佳芝对邝裕明的“爱”是她舞台上戏内外的代入移情过程。不可思议的是，邝竟然早就在策划让她当易先生的情妇。王佳芝也没有表现出诧异（不象一个大一学生），而象个老练的熟知套路的人（如她扮演的麦太太）。
我们可以质疑，在那个时代是否女学生有这么“开放”，爱她的邝是否可能这么无情，作为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即使用牺牲自己同胞来换取一个敌人生命在心理上也无法作到。更何况是逼迫牺牲自己心爱的人。而且，民族主义话语历来将本民族女性的贞操与身体视为国族尊严与利益象征，这里先将女同胞贞操夺去，再将女人献于敌人，本身即与民族主义话语相冲突。此外，从历史的可能性上来看，其时“革命加爱情”套路的小说泛滥，很难说作为爱国青年他们会不受到影响，而采取这种卑鄙的方法。此情节来自张爱玲，而后者本人早就说她很小即从当时流行的明清市民小说中获知男女之事。而五四之后，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如三角小说家张资平、“性博士”张竞生之类作家早已出版对社会影响广泛的性描写、包括性行为具体描述的作品。当时性信息的广泛流通相比今天并不逊色。因此，这个卑劣情节的设计丝毫不可信，它只是为了嘲笑抹黑大学生的虚幻爱国热忱，以便于编导解构爱国主义。
麦太问邝“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按照其时流行模式，那是正常不过以至成为俗套。但是影片另类叙事选择不仅是为了颠覆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国民党都一致的传统革命叙事模式。三十年代千篇一律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被研究者斥为幼稚的无稽之谈（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爱国青年正是受这些小说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类似的举动和选择。）刻意反其道而行之的故事设计，只能从叙事学中加以探讨：情节设计有多种可能，特定情节是为了传达特定信息。影片的这个特定信息就是：一旦致力国族救亡，等于男人失去人性，女人失去贞操。
然而，日常生活中此事对于普通人之无可能，不等于它不可能发生：但不时发生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而只是发生在国民党的特务政治里。类似的国民党训练特工的场景在历史记载中常可见到。这种居心叵测的情节虚构在另一细节设计中无疑泄露了其来由：邝没有杀人经验，要杀汉奸老曹捅八刀还不致命，最后竟懂得一招致命，将他整个头扭歪。这一特务专门行刑暗杀手段的不经意间的展示暴露了整个影片的意识形态布局：编导（以及对国民党政治深有洞悉的张爱玲）将国民党特工的惯用做法，投射强加于爱国学生身上，
邝裕明作为片中唯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被刻画成因为爱国缺乏人性的人。为了使此设意稍具可信性，编导安排了赖秀金这个人物。赖由于作为她的男友的邝为王所吸引，而自始至终设计陷害后者，她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这里编导要表现“人性本质恶”（或脆弱）的观点。但显然她还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更有说服力的说明仍在其阶级成长的背景，所造成的个人的“惯习”(habitus)。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既表现为与遗传有关的无所谓善恶的个性，更表现为阶级性（所谓“幽暗人性”说是缺乏中介的本质论）。或者说个人的阶级性成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以及阶级之间关系的中介。赖的行为只不过表现出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纯粹利己的动机。
此外，易太太始终知晓两人的奸情，甚至刻意撮合。这是现代中国的“国情”：为了维护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被遗弃，百无聊赖的贵妇不但穷奢尽欲，而且要为虎作伥，奉送新欢给先生以讨欢心，表现绝对忠诚。这是“外国人不懂”的中国三四十年代中上流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烂、无聊、庸俗和奸巧。麻将桌上讨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普通百姓的生死不在他们眼中。“察言观色”的“琐碎政治”据说也表现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但这只代表了留存在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里的封建帮派性。
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对“人性”的描写，可以说正是客观“阶级性”的展示。编导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进一步通向了影片核心之一：作为终极人性的阴道主义。
“色”之本性
李安的“存在主义思想”认为,王佳芝在“假装麦太太的时候，她才真的有意义”;在和汉奸作爱时“那个什么叫做谈恋爱，她才能够触摸她女性深层的那些东西。”
但是当王佳芝由青年学生装成麦太时，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这不是她有“双面人格”，而由“易装扮演”无意中揭示出来：这是一个阶级身份的转换。这里问题关键不在于作为掮客商人夫人的麦太本身是伪装的小资学生王佳芝，而在于阶级身份转换后以此身份待人处世的中产阶级贵妇的心理定势、行为模式。比如，强奸之后初次约会麦太易奸立即相拥，易奸如婴儿状伏在麦太怀里。麦太不痛恨强暴者，且怜惜地体会到他的“寂寞”。影片的施虐/受虐场景诠释了“通过女人的心通过阴道”的“爱情心理学”。
李安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性爱本身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动作，而是它激起化学反应，激发爱情和亲密感。”[1]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在做爱时得到什么，确切地说我们（男人）是不知道的。”唯一能理解的是“作爱，释放出一种爱意出来，它是关联的。”[2] 在这种哲学里，“性+性交分泌的激素=爱”。
这种对爱的理解有其阶级基础，也被这个阶级的人所广泛接受。即麦太的通奸行为是这个阶级的人经常发生、觉得是自然的“人性”。在其中据说能产生“爱”，（而不是相反的由爱而通奸）。对于何为“爱”的定义不是普世不变的人性，而是不但随着历史阶段的演变而不断改变，而且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对爱的理解。它是一种话语，一种文化与社会（包括心理）机制,有其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基础。这种机制可以看作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某个时期对“爱”的理解和定义“性+金钱=爱”。
然而，影片对易奸和麦太太“感情”的渲染，也不过是为了服务于它的一个核心逻辑：这一隐蔽的却要"微言大义"予以表达的政治话语。
阴暗政治
影片是李安从国民党意识形态立场对中国现代史的诠释。电影表现汉奸的人性，以及其“忍辱负重”，而回避表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鬼子杀人如麻”的事实虽然得到易奸承认，但略去他同样杀人如麻，且专杀抗日爱国志士的呈现。
国民党上海特务头子老吴虽和易汉奸有血海深仇，但他对待王佳芝等手下是纯粹的利用关系。李安演绎出这个形象，表达对国民党历史的反省。在这里直面国民党的黑暗面，对自小接受党化教育的李安来说，的确可以算是“很痛的一个事情”。
唐德刚曾暗示，汉奸的罪恶不在于背叛国家民族利益，而仅在于破坏了民族道德，但其贡献是巨大的：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保护了了占领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易太在牌桌上说“我跟老易说，你们汪政府，连一点象样的戏都摆不出来。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买帐的呀。”）这个逻辑被香港评论家马鼎盛近期在《南方周末》上所重复：汉奸不汉奸，本来就是一笔胡涂帐。又如龙应台女士认为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丁默邨本来可以逃避历史惩罚，是蒋介石下令枪毙。这里资产阶级抵抗派与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被龙女士不是被看作历史正义的声张，而是流露出兔死狐悲、惺惺相惜的感伤。为汉奸的遭遇鸣不平，不但是龙女士的心愿，也是影片的目的。
电影的暧昧处正在于此。在这个阶级路线的眼睛里，有两种现实：一种是日寇的惨无人道（然而影片刻意避免呈现，其意值得玩味），一种是国民党片面抗日路线的不择手段。虽然他们有基本的是非道德观，但出于李安所言的“恐惧”，它被克服超越了。因此，易奸镇压抗日志士也可以体谅甚至理解：因此影片原不惮于表现易奸残忍审讯国民党特务，然而最终基于其目的而割舍掉了。
汉奸的错被认为不在破坏国族利益，甚至不在于如邝裕明谴责老曹的道德意味上的破坏国家尊严，而在于人算不如天算：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是美国卷入，战后最坏的情况不外是三分天下（易奸说：“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在它看来，其时“全国精华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3] 也就是说汉奸才是民族的精英所在。他们残杀国人的行径于是可以被解释为忍辱负重，“无毒不丈夫”。
电影是关于一部失败主题的电影。因此，这部似乎是人性、或性爱战胜国族利益的伟大象征(Symbolism)，就成为一出关于失败的寓言(Allegory)：代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依靠正规军队和特务暗杀手段）的老吴的失败，代表国民党投降一派的汪精卫路线（易先生为代表）的失败，以及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间爱国进步力量的失败的三重失败。这不但是当时亡国论者的历史观，而且这种抗战必败的亡国论持续到现在。也即李安所说的：他要颠覆国共两党撰写的抗战史。为此，李安将抵抗者“描写成滑稽、怯懦、难以有效组织和行动，只能垂头丧气、接受屠杀的爱无能、性无能、政治无能、战斗无能者。”[4]
影片中死去的是叛变的麦太太和爱国青年，易奸逮捕的爱国志士，包括他弄死的两名同时来勾引他的国民党女特工，活下来的是易奸，冷酷无情的老吴，醉生梦死的太太们。由此编导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政治从来都是卑鄙的不择手段的人幸存和得胜。
出于这种理解，暴力的可怖（编导的部分“恐惧”所在）被渲染：无论是邝八刀才血淋淋杀老曹（同时渲染他们的“同乡之谊”，表现战争的“非理性”），还是原情节中易奸审讯场景。既然暴力可怕，汉奸的问题只不过是其“人性”被战争所扭曲,怎么办？如何让易奸和麦太的“爱情”（通奸）继续；或者，王和邝的爱情发展？片中有所暗示：王佳芝-麦太太在影院里找邝，离开前戏中戏的画外音说：“妹妹回去吧。妈还在等这我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也就是说，编导暗示我们要离开抗战救亡的现场，回到自家的安乐窝。于是，在此影片表现出了其资产阶级投降派召唤的本质。
因此，影片是汉奸电影，又不是汉奸电影。它不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并不宣扬汉奸的直接投降论，并不美化日本人的“王道”；然而它又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在宣扬抗战原必定失败（如果不是后来历史巧合，美军介入的话）的亡国论，同时在隐蔽地传达汉奸的“人性”，以及其曲线救国论的观点（在戏中易太太在牌桌上说“我跟老易说，你们汪政府，连一点象样的戏都摆不出来。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买帐的呀。”）
上述种种政治话语，缘于现代中国历史上大中层资产阶级出于阶级地位和利益，面对强敌所具有的恐惧感和动摇性。然而更深入的理解要求我们最后还要探讨影片的另一个层面：它的历史话语。
荒诞历史
影片隐而不显的第三条线索是追查美方给重庆的被未知力量获得的军火。它被易先生截获，而日本人还不知道，那么易奸留着这笔武器给谁？一直隐蔽在幕后的神秘的力量是谁？它或许才是最邪恶的力量，才是害死王佳芝和那些爱国学生的真正凶手。
这当然一向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评判：消极抗战，积极壮大力量。是他们在蒙蔽爱国青年，与日伪暗中勾结。于是日前李安
因此，影片将易奸设计成三面间谍，为了给自己保命留后路，同时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力量合作。国共两方都不想真心抗战，而和日寇勾勾搭搭。而爱国青年则一直被蒙在鼓里，最后被老吴为公报私仇当炮灰所牺牲（他明知邝要为了王佳芝得到解脱杀易奸，而装做不知以卸责。最后让他的手下枪手脱身，而不管那些从大学生中招募的小特务）。
由此此片中暧昧不明的暗示，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李安或许私自保留了一部由于目前海峡两岸的政治情势，暂时不能公开的完整的影片版本。这或许就是李安所说的“那真正的玄机是天机不可泄露。”这才是李安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终极寓言演绎和阐释！
这是一出人生的荒谬剧,然而人生的荒谬是源于历史本身的荒诞：王、邝、甚至易奸都是三方政治力量间肮脏政治博弈的牺牲品！然而这又可以从其对政治的解画逻辑中很好理解：既然政治从来都是卑鄙的不择手段的人幸存和得胜，那么历史有什么是非，方向？汉奸不但是无奈的在各种政治力量间挣扎、折冲、协商的牺牲品，而且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万世万代着想的爱国者（他们也在鼓吹：“中国不能亡”。既然抗战必败，要让中国免于日本统治，而由他们这些中国人统治。）编导为此要为他披上温情面纱。
影片置换了中华悲情的主体，将其由全体被宰割欺凌强奸的国族民众，置换为汉奸与叛徒的“悲情”。 李安通过纂改史实，意图用汉奸和叛徒的“悲情史”，来做一种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对中华民族近代与现代史的概括隐寓。而视女性为缺乏智力的玩物的强烈“厌女症”的表达的封建男权话语（如片中评弹《剑阁闻玲》的杨贵妃与唐明皇故事及麦太躺在易奸怀里的霸王别姬意象），牵涉到重要的对原作的改编。影片的结尾与原作易奸喜气洋洋相反，易奸坐在床边似乎眼有泪光。从床上起来，在走出房间时回望，是他的阴影。张要让易奸觉得麦太“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死后为他“作伥”；李安要进一步表达的是易奸成了麦太太的“鬼”。张爱玲（表面）要超脱政治，李安是再进入政治：张爱玲要回避政治，李安要声张政治。
主体生成
影片用暧昧的民族情结（王佳芝个人身份不但被改换，而且民族身份被颠覆收编），暗示中国国族身份是暧昧的、流变的。同时，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中或许也隐含了对影片中另一个缺席的他者——台湾——的文化政治的诠释。张的小说里对王佳芝并没有个人家世的介绍。编导填补了这个遗漏，将她设计为母亲已死（中华传统文化已死），父亲带小儿子离弃了她（“祖国政权对台湾的遗弃”）。于是王作为“亚细亚孤儿”，被祖国（老吴“代父”和邝裕明“哥哥”）利用来作为“娼妓”与日伪通联，因此她被后者收编。她的被毁灭的民族身份，由于不可能代表香港和上海（内地），被编导寓示为现在台湾国族身份的“暧昧性”。因此，这部影片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寓言，而且是编导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历史关系的寓言。
张写《色戒》，意将50年代的历史背景置换到抗战时期：不在于为汉奸平反（相反，小说包含了对汉奸本质的深刻认识），而在于抵抗其时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李安将当前的时代背景错置，意在于为其时政治辩白，汉奸因此有了人性的光辉。张爱玲要表达她的悲观主义宿命论，为失败的恋爱和婚姻辩解（因此才声张“爱无所谓对错”的中产阶级话语），李安要表达历史轮回论，为内心“恐惧”剖白。因此张的小说不动声色暗示麦太的性关系和性心理，电影铺张性爱画面。张痛斥和鞭鞑汉奸的邪恶，而影片回避汉奸行为残忍。对敌懦弱谄媚，对同胞凶残的汉奸被承认是为虎作伥的娼妓，但要表现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二者共同点在于，这种历史错置和形而上的“性的力与量”，目的在于解构工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
中产意识及话语，今天占据媒体和社会主流的声音，在价值和审美上构成欣赏《色戒》的社会基础。当汤唯说：“那样的一种结果是，我觉得是女人觉得是最浪漫的”时，它表明中国大陆当前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阶级）的主体的正式生成（“真爱无罪”论），与接受的背景（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与台湾及香港因中产阶级占主体而趋于一致的反应不同,大陆民间的网上异议声浪,表明中国大陆社会依然异质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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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安：我不知道爱是什么》，http://bbs.chinanews.com.cn/thread-3
[2] [
http://v.backchina.com/watch.php?video=U16-b-K4p2I
[3] 唐德刚《书缘与人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9。
[4] 刘建平：〈《色·戒》给汉奸整容〉，文章来源：环球时报，可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1/27006.html
[5]《《色戒》日本宣传，李安：伟仔代表我的蛋蛋》
http://q.sina.com.cn/film_club/bbs/topic/tid=12034544
——评贺卫方《“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因国家教育部关于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中的大多数曲目选自“样板戏”，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样板戏”的争论。其中最近刊登于《南方都市报》的《“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的文章颇为吸引眼球。文章作者是头衔满身的北大教授贺卫方。此文是迄今为止对“样板戏”进行最激烈攻击的一篇“奇文”。由于该文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是非问题，不把它解剖开来进行消毒、杀菌是很不好的。
虽然贺文的标题叫《“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其实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于”样板戏”该不该进课堂，也不在于是进中小学课堂还是进大学课堂，而是如何看待“样板戏”本身，如何看待“样板戏”的主题思想，进而折射出如何看待“样板戏”所反映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战争。
首先看看贺卫方是怎样评价“样板戏”本身的，他说“这些产生于十年浩劫时代的特殊艺术作品可谓典型的‘恶之花’，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极端化的思维，甚至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虽然贺卫方也说到“‘样板戏’的音乐又那么富于创新气息，加入管弦乐队的伴奏较之传统戏的‘三大件’，表现力自然是丰富了许多”，但在贺卫方眼里这只不过是为“恶”服务的“花”，正是这些“花”的绚丽外表让它们的“表现力丰富了许多”，使得“样板戏”内容的“恶”更加彰显。于是他恶狠狠地接着说“自己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编写京剧史以及音乐史，‘样板戏’仍然是不能遗漏的一个篇章，正如现代小说史不能回避浩然、德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写纳粹文学一样。”
人们都知道，所谓“纳粹文学”，是指德国法西斯利用文学创作来影响群众心理，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从而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多么狰狞的行文，在贺卫方笔下，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与反侵略斗争为内容的“样板戏”竟然与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舆论的“纳粹文学”同日而语了。
因为贺卫方认为“样板戏”、是“恶之花”、 如“纳粹文学”，所以他不同意“样板戏”进中小学课堂，他说：“尚处在对于是非缺乏辨别能力的小学和中学学生刚接受戏剧和音乐教育时，便以这样相当病态的作品开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接着“学识渊博”的贺卫方用柏拉图的话“告诫”人们，“如果他们‘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咀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就铸成大错了’”。但他为什么要让“样板戏”进大学课堂呢？因为大学生“心智大致成熟，我们就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既有美的，也包括丑的，以培养健全的判断力。”然而贺卫方对大学生是否真能按照他的希望去鉴别“样板戏”很是担心，于是他提出“ 教师们应当把这种艺术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包含着怎样‘坏精神’及其对于国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做出细致的解说，从而补上一段被人为遮蔽了的历史的叙述。” 看来贺卫方很清楚，中小学教师算不得精英层，他们还不懂得主流精英们进行他们那套灌输阴谋政治的秘籍；只有像他那样身居高等学府殿堂又垄断了话语权的大牌教授、高级精英，才能有摇唇鼓舌的本领让大学生懂得“样板戏”的“坏精神”。大学生们，你们可要警剔啊！
贺卫方所以把“样板戏”称为“恶之花”、比之“纳粹文学” ，其基本立论点是 “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为了认清贺文的本质，有必要把这一条再解剖一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贺卫方所谓“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不是由于他看到剧中有多少残酷、吓人的战争景象 ，因为事实上这些戏没有什么血腥的战争场面。样板戏都是舞台剧，不像影视剧那样可以炮火连天、鲜血淋漓、骨肉纷飞；加上戏曲的程序化表演要求，战争场面也只能是一些虚拟动作，至多是舞动一下花枪花刀，或是翻几个跟头，所有“样板戏”都是在挖掘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上下功夫。可见贺卫方所说的“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只能是指“样板戏”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 。在贺卫方看来，以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阿庆嫂、郭建刚、杨子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是“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也就是“恶之花”、就是“纳粹文学”。还要指出，贺卫方认为样板戏“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是“恶之花”、是“纳粹文学”，实际上也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产生于文化大革命那个所谓的“特殊年代”，那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以此煽情罢了。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民族的武装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的历史。只要这些作品是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斗争，不论它们产生于什么时期，就必然与武装斗争相联系，与所谓“暴力”相联系。对这样的斗争、“暴力”，难道不应该热情歌颂而要抹黑、否定吗？如果硬要将此与那个“特殊年代”联系起来，也只能说明即论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和反侵略斗争仍然爱憎分明、是非透彻。因此贺卫方强加于“样板戏” “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的罪名，其矛头所指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斗争本身。于是，一部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斗争史、一部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抗战史都被贺卫方一句“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而钉上了“恶之花”、“坏精神”、“罪恶形象”、“纳粹文学”的耻辱树。看来贺卫方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抗击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对立面了。
贺卫方把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样板戏诬之为“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恶之花”、“纳粹文学”并非偶然。这些年来我国确实存在着一股打着“反暴力”旗号否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以此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性和合法性的暗流，《南方都市报》端出的贺卫方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黑色浪头罢了。
附：新华网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知道分子之贺卫方专栏
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音乐课中加入京剧唱段的举措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已经确定的15首唱段里居然有9首来自“样板戏”，更是令不少论者有不知今生何世之感。一些网友甚至义愤填膺地把此举视为“文革”回潮的一个标志。不过，个人看法，问题的症结也许不在于“样板戏”是否应当进课堂，而是进什么课堂和以怎样的方式进课堂。
作为一个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人，我对于这种特殊的戏剧艺术有着十分复杂的感受。一方面，理智上知道这些产生于十年浩劫时代的特殊艺术作品可谓典型的“恶之花”，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极端化的思维，甚至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不过，因为那是小时候惟一能够接触到的戏剧类型，虽身在苦难之中，但是那些唱段时刻在耳边响起，与自己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所以每当重新聆听，不自觉仿佛回到了那既有悲苦又有欢愉的少年时光。况且“样板戏”的音乐又那么富于创新气息，加入管弦乐队的伴奏较之传统戏的“三大件”，表现力自然是丰富了许多，特别是那些需要以更富立体感的音乐语言表现的内容，诸如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那一段，柯湘的唱段“乱云飞”等等，假如没有管弦乐的伴奏，真难以获得那样舒展挺拔、酣畅淋漓的效果呢！自己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编写京剧史以及音乐史，“样板戏”仍然是不能遗漏的一个篇章，正如现代小说史不能回避浩然、德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写纳粹文学一样。
可是，把这样的唱段放到中小学音乐课里却值得商榷。首先是目的大可质疑。有关人员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我认为这样的定位对于“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那样的唱段也许是适合的，但是“样板戏”的产生分明是京剧史上的一场所谓“天翻地覆的革命”，它本身是反传统的，也绝非“优秀文化”，把不共戴天的两件事情硬捆在一起，显示的是决策者对于历史的无知，对于什么是我们优秀的戏剧传统缺乏最基本的思考。
与这种无知和不思相适应，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尚处在对于是非缺乏辨别能力的小学和中学学生刚接受戏剧和音乐教育时，便以这样相当病态的作品开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柏拉图曾对于在教育中受艺术教育者接触“坏精神”作品的危险提出告诫：如果他们“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咀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就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到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起，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但是，“样板戏”的那些唱段却完全不是那种体现友爱、正直、节制、和谐的作品，毋宁说它们的精神大体上都是在鼓吹一些与上述美德相反的精神。所以，让中小学生浸淫在这样的音乐和唱词里，实在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不过，如果心智大致成熟，我们就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既有美的，也包括丑的，以培养健全的判断力。所以，“样板戏”理应在大学的戏剧史和音乐史的课堂里占据着应有的地位，这样的课程当然不仅仅应该向戏剧或音乐专业的学生开放，而且应该面向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学生，或者通过专题讲座、专场演出让我们的学生们认识这样的艺术，把它们与传统京剧做出比较。比展示和比较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应当把这种艺术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包含着怎样的“坏精神”及其对于国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做出细致的解说，从而补上一段被人为遮蔽了的历史的叙述。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本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