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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五年，新政府的“新政”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现实要求中央政府采取紧急、特别措施，制止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信任危机的全面爆发。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庞大的利益集团要求政府拿出勇气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他们作战。这也是历史给他们的考验。历史已经证明，以往的5年中，在利益集团的干扰下，政府的新政策已经遭遇了部分的失败。实践进一步说明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为本的立场是当务之急。

　　一、第三次经济危机的边缘

　　通货膨胀、物价的飞涨和高房价劫持了中国的经济，地方政府和部门利益集团在调控时的犹豫不决，甚至明里点火、暗送秋波的做法使6年的调控越调节越高。

　　利益集团已经到了无比猖獗，甚至和中央政府对抗的地步。银行资本寡头是高房价的最大的推动者，银行已经不甘心于做幕后的主持，而是走到前台来了。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结合起来，形成了官僚+银行垄断资本。中央银行的加息措施看起来，不过是在不冲动富人利益下加重了对穷人的掠夺。而且这种对无权弱者的掠夺还有加重并深化的趋势。

　　二、富人抢劫穷人进一步加深

　　官商勾结，愈演愈烈；而垄断集团强化了集体行动。资本集团甚至猖狂到了没有和合法手续就强制拆迁旅游局大楼的地步。

　　和人民的涣散相反，资本集团正在进一步联合。中国快餐联盟最近放风，想提高快餐的价格。航空公司已经联合提价。石油巨头也在酝酿涨价。房价也处于疯狂的上升中，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张跃庆近日也表示，京城楼盘价格暴涨已经不是个别楼盘的小打小闹，而是演变成了开发商的“一次集体行动”。

　　三、教育大失败强迫人民自杀

　　教育失败的问题也仍然在进行中。《贵州都市报》2007年8月6日报道，被南京东南大学录取的瓮安县大学生张有波的母亲，为了不因为自己绝症拖累儿子自杀。被昆明医学院录取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的母亲因为无法承受学费而选择了上吊自杀。高中时代就已经开始的高收费使学生们往往无法在经济上获得喘息的时间，立即又会有高校的高收费朝他们孱弱的身体扑过来。

　　四、健康环境存在隐患

　　社会的健康情况也不容忽视。最新一期《新民周刊》报道，７月２１日，一对台湾夫妻从高雄出发转机香港，来到江苏南京，去苏北探亲。７月２５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台湾方面通报，得知这两名台湾夫妻丈夫患有耐多药结核病（ＭＤＲ），妻子也感染了普通肺结核。这是时隔两月再一次发生的耐多药结核病人长途旅行事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不得不进入紧张状态。

　　五、底层人民处于残酷的剥削中

　　人民仍然遭受着残酷的剥削。云南云网8月6日报道，50多名云南弥勒县的未成年少女被强迫在停车场卖淫。

　　今年6月开始，茂名市300多名中学生经当地一家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介绍后组织前往东莞、深圳等工厂做暑期工。他们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11小时左右，从不休息，每小时工资3元。直接造成了16岁的梁晓雯死亡。

　　六、社会中弥漫着悲观、愤怒的气氛

　　1、社会普遍焦虑。这几天来，网络媒体的新闻使人们开始逐步清楚目前中国社会的处境，社会正在处于普遍的焦虑与愤怒中。

　　六月（农历）飞雪事件本身是否科学已经无法可考。因为雪花不过是一种瞬间的气候效应，它很难留下实物的档案，因此专家无论怎么否认都是可以的。连续两次的六月飞雪事件，人们纷纷和山西奴工事件联系到一起。很多人把物价飞涨、房价调控失败，联系到一起，成为“基本消除了封建迷信”21世纪的一种借尸还魂的“窦蛾冤表演”。

　　随着北京房价的暴涨，市民在网上“宣泄”的内容越来越多，类似的帖子随处可见。房价暴涨已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他们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房价的不正常上涨，说简单一点就是‘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2、社会正在两极分化，将中间阶层推到贫困边缘，造成下一次革命的动因

　　从历史经验来看，皇朝即将覆灭的最大特征就是将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也普遍地破产化。这些破产的自耕农、破落书生、衰败的官僚地主一旦和贫民结合起来，就会成为社会变动的中坚力量。这是中国目前社会呈现的新危机。

　　（1）物价的飞涨并不影响到高收入阶层，恰恰打击了中间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得到了部分社会保障，另外他们还有民间自己的消费模式；如果中间收入阶层想维持生活，必须采取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模式。低收入阶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多少好处，他们应当得到的，都在地方政府的层层盘剥下缩水了。

　　（2）高房价剥夺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权利。近日，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项调查，仅一天时间就吸引了8890人参与。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普通人对房价的预期都相当“悲观”，普通人将不得不在买房上花费更多。“现在这个房价，中等收入者最尴尬—收入高的其实不在乎，还能投资炒房赚一笔，收入低的也有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只有我们夹在中间的被挤入市场，让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参与调查者说。本次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参与者的调查显示，69.7%的人认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最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有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同样难以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却无法顾及到这个群体。“现在的房价，中等收入者也很难承受。”在银行工作的小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现在月收入8000元左右，如果要在北京四环买套9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也要9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吃不喝，房价也不再上涨，也要10年才能给自己置个家。 “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张伟有点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人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说，“现在的年轻一代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在日本，‘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制度推挤和个人选择下，加入了‘下流社会’的行列。”不久前，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在岭南大讲坛上也说，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现在房价透支的不仅仅是今后几十年的收入，还有再教育或者投资或者创业的机会，因此也透支了往上发展的路径，对他们的发展权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伤害。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稳定的中坚者。但是现在，他们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受害者。”有参与调查者说。房价为什么会涨得如此让人心惊肉跳？对这个问题，开发商、学者都有不少分析，国家从2004年就开始了对房价的宏观调控，几年下来，出台了“国六条”、“国八条”等一系列政策，效果却不明显，房价依然一片大涨。尽管如此，本次调查显示，仍有56.0%的人坚信，只要愿意，政府能够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控制住房价。与此同时，与备受指责的开发商暴利、炒房者太多等不同，此次调查显示，腐败才是造成目前高房价的最大原因，有48.7%的人持这一观点。

　　3、恰恰与民间贫困的生活相反，官方却在肯定资本家阶层。

　　《中国新闻网》8月8日援引《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在武汉“中国资本时代的来临与挑战”论坛中认为，新社会阶层崛起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新社会阶层人士在增加财政税收，扩大就业门路，积极回报社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新力量。这种力量不过是资本家的力量。他们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剥削他人，最大程度地依靠剥夺他人的剩余劳动来壮大自己。但是作为有身份地位的人，居然赤裸裸地肯定这种剥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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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剑：泡沫时代的中国救赎

　　中国与日本、台湾等东亚经济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泡沫开始腾升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罕见的贫富悬殊。而反观台湾、日本等经济体，彼时却是公平分配方面的模范生。这种区别让人们担心，虽然一样是泡沫，但泡沫崩溃之后的结果却可能大不相同。

　　从 2005年年中到现在的两年之内，中国资本市场天翻地覆，让人恍若隔世。

　　从1000点到4400点，指数火箭般的腾升固然足以彰显中国股市的火爆，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似乎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整体格局中，获得了某种从未具有的底气。

　　从濒临崩溃的悬崖边沿到磁石般的财富中心，中国股市在短短两年中完成了魔术般的蜕变，可谓冰火两重天。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大概是牛市太让人迷醉，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暇思考我们正躬逢其盛的这个牛市的来龙去脉。

　　然而，趁牛市还未露出它另外一幅脸面的时候，仔细端详一下这头一路狂奔的疯牛，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图景。

　　国际“猎场”里的钱

　　在对中国牛市的所有解释中，最流行的莫过于“流动性过剩”了。在许多做实务的朋友那里，所谓流动性过剩经常被概括为一句非常生动的描述：钱太多了！这两年，在关于股市的许多私下交谈中，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这句感叹。资本市场的兴衰与资金供应密切相关，钱太多，作为牛市的解释自然最容易被人接受。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中国流动性显著过剩始于2003年，而这个时候，中国股市却处在漫漫熊市的中途。如果流动性过剩可以直接等同于牛市，那么，中国资本市场这一次牛市应该发轫于更早的2003年，而不是后来的2005年，可见，将中国当下的牛市简单归因为“流动性过剩”恐怕并不精准。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表达了同样的疑惑。

　　当然，没有充沛的流动性，牛市就成为无源之水。但这并不等于说，流动性过剩就一定会导致牛市。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流动性过剩为牛市提供了某种货币供应基础。

　　有趣的是，流动性过剩并不仅仅是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在全球金融体制越来越开放、金融效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泛滥的流动性可以在瞬间涌入任何一个他们感兴趣的资本市场。

　　虽然中国还维持着名义上的金融封闭，但贸易项下的各种灰色通道以及QFII早已使这种封闭名存实亡。最近几年的各种迹象都显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国家金融猎手们的又一个猎场。换句话说，中国股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股市，而是属于世界的股市，正在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逻辑的结果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再仅仅受到国内因素的推动，而是受到国内与国际双重因素的推动，其运行格局也当然与前几年迥然不同。看不到这一变局，可能就很难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戏剧性变化的袖里乾坤，也就谈不上真正了解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往那些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比较有效的解释框架恐怕都要重写。

　　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与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相互关联、相互叠加，构成了中国牛市的充沛的货币基础。不过光有钱，还是不足以形成一个牛市的，还必须让这些钱“愿意”进入股市。这就是投资者耳熟能详的所谓“信心”，或者说所谓的“市场情绪”。

　　当“钱”具有了信心

　　在中国股市挣扎在熊市泥潭的时候，一些懵懂的股评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蛊惑就是：市场不缺钱，只缺信心。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股市既缺钱，又缺信心。但这句话本身还是相当有智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钱”具有了足够的信心，它们才会源源不断的涌入股市，所谓牛市也才能因此形成。

　　信心这种东西由于无法精确度量，一贯以科学和数量化为标榜的经济学家对此颇为不屑。具讽刺的是，市场情绪常常是那些老练的资金管理者们非常重视的因素。除了那些及其顽强和纯粹的价值投资者（这种人及极其罕见），任何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可能都无法回避信心——这个每天都在影响市场的因素。

　　信心无法捉摸，但却无所不在，对任何智力都是一个黑洞。但我们还是要勉为其难，用信心这个概念来梳理一下中国牛市。就在不久之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的邪恶渊薮，但短短一两年之内，却变成了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财富磁场。一首非常流行的改编歌曲将投资者的信心渲染得淋漓尽致：死了都不卖。不管这种信心是否盲目，但它却是牛市实实在在的基础。

　　而在所有导致投资者信心重建的因素中，居功至伟者应该首推股权分置改革。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股权分置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它却是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迈出的一步。

　　也正是这一小步，重建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最基础的信任。其内在逻辑在于：股改使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上行为发生了质变。如果说股改之前，大股东只能够通过操纵股价以及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掠夺小股东和投资者）来获利的话，那么在股改之后，大股东（包括许多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则更多的是采取与投资者共赢的办法来获取收益。一句话，股改使投资者与大股东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和协调。

　　股改不是投资者重建信心的全部理由，但却是一条必不可少的理由。也是一些中国股市的顽固空头们转变态度的关键理由。与1999年“5.19”人工牛市政府极尽动员之能事相比，对待这一次牛市，中国政府的态度冷静的出奇。不是他们不想动员，而是他们知道，在股改之后他们已经无需动员。

　　而股改仅仅为牛市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在投资者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种基本的信任。推动牛市，还需要一种心理上充分条件，或者说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对上市公司建立一种乐观的预期。

　　仔细观察中国股市，我们容易发现，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乐观程度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任何东西都有来由，乐观的预期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可以催生投资者几近爆棚的乐观？完全洞悉投资者信心膨胀的原因是非常困难的，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可以为我们解释这种集体心理的发生机制提供帮助。

　　一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再定位。虽然中国至今仍维持着金融封闭，但其实体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恐怕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紧密。这一点，从中国畸高的外贸依存度上可以清晰看到。当中国商品潮水般的涌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形象也逐渐为其他经济体所感知

　　而这个形象，经过多年的培育，近年来开始猛然发酵。在许多外资投行分析家以及经济评论家那里，这个形象被概括成一个有力的词组：中国崛起。这种形象由外而内，逐渐成为中国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