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46

　　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次级房贷的违约率由三季度的12.56%升至13.33%，成为4年来的新高。房价飙升，使美国220万“房奴”将面临失房之痛，大约2%的次级抵押贷款已经超过60天没有偿付，而这一数字是2005年同期的两倍。次级房贷信用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次级房贷如此快速盲目地扩张为日后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第二，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房屋价格持续下跌；第三，美联储不断调高利率导致贷款人的还款压力迅速增大，违约现象大量出现。

　　随着形势的恶化，市场担心这种现象会演变成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信贷协会濒临大量倒闭的超级金融风暴。目前，此次坏账危机已经波及到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媒体舆论出现大哗，各种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房贷问题恶化可能令美国楼价跌10%，导致经济衰退”、“ 美国房市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警惕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传染全球金融市场”……

　　加上前些日子爆出的美国“资产毒垃圾”事件，人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肇端者？

　　一、我大笔外汇掉进美国 “金融创新”黑洞

　　近日惊闻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下称汇投公司) “将于近期推出超过1000亿美元的金融组合投资，据悉，这些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将通过选秀的方式外包给机构投资者。” [注1]

　　又据曾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高级咨询顾问的宋鸿兵先生撰文披露：2003年－2006年，中国已买了1070亿美元已是坏账的债券——“资产毒垃圾” [注2] 。

　　如此巨大的损失不仅未能成为即将成立的汇投公司前车之鉴，相反却不顾惨痛的教训要再将1000多亿美元进行此类肉包子打狗式的金融投资。

　　“此前，针对中国战略性资源短缺的现实，有专家建议应大量购买战略性储备，有关政府部委也持类似看法，但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汇投公司筹备组组长楼继伟否定了这类建议，最终确定汇投公司主要进行金融组合的投资。……

　　一位资深金融专家说，持此建议者大多并不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现状，不了解华尔街前沿的金融创新。据其介绍，当前国际顶尖投行和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发出种类繁多的大宗商品交易金融工具，与直接购买大宗商品相比，进行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不仅方便，成本也低得多。” [注3]

　　但宋鸿兵在其文章中却充分揭露了所谓“不仅方便，成本也低得多”的 “华尔街前沿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投资银行勾结资产评级权威机构，想方设法使具有最高风险（也因此才具高回报）的债务（坏账）都能评上“AAA”的最佳等级，从而都变成“低风险高回报”的“标准化”债券品种以流通变现的欺诈游戏。这种欺诈游戏内藏有“炸弹”（陷阱），且其价格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们以其内部公式 “推算”的“进入价”而非真正市场价，一旦上市拍卖，“人们将会看到这些泡沫资产的实际价格非但不是财务报表公布的120％或150％, 而很可能是50％甚至30％。” [注4]

　　目前，这3万亿美元的华尔街最火“资产毒垃圾”已原形毕露面临崩盘，“从2006年底到现在, 已经有100多家次级贷款机构被迫关门。这仅仅是个开始。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最终将可能有20％的次级贷款进入拍卖程序, 220万人失去他们的房屋。被穆迪、标准普尔等资产评级公司严重误导的各类大型基金投资人, 以及监管部门纷纷将评级公司告上法庭。2007年7月5日, 美国第三大退休基金——俄亥俄警察与消防退休基金(Ohio Police & Fire Pension Fund)严重亏损的消息爆光, 它的投资中有7％投在了MBS（按揭抵押债券）市场上. 俄亥俄州的检察官马克.德安(Marc Dann)怒斥 “这些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贷款MBS生成的评级中都大赚其钱。他们持续给这些(资产毒垃圾)AAA的评级,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这些欺诈的同谋。” [注5]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们也早已人心惶惶。到7月19日, 此“金融创新”的急先锋，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通, 其旗下的两只基金近20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已 “没有什么价值残留了”。而这还仅仅是拉开了一个序目而已。[注6]

　　深陷这场“资产毒垃圾”泥沼的除对冲基金外，主要还有美国的许多退休基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及作为生力军的外国投资者（其中中国最多）。

　　因“巨额亏损将再也难以掩盖, 横扫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空前风暴必然降临。” 于是“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在火烧眉毛的时候, 满头大汗的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于7月13日从消防第一线赶到北京. 喘息未定的部长大人避而不谈火灾灾情, 而是极度真诚地为中国多余的美元出路献计献策。部长先生先是大夸中国朋友够意思, 从2003年到2006年短短3年的时间，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MBS债券总额就由不足30亿美元狂涨了30多倍，到现在拥有了107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按揭抵押债券都多。然后部长先生又热忱地期待中国朋友进一步慷慨解囊，继续将友谊的热度推向新的高峰。” [注7]

　　不可思议的是：美国部长7月13日刚跑到北京求援解套，21日《经济观察报》就登出了楼继伟等1000多亿美元金融投资组合，并且还是选秀外包给外国投资机构运作。

　　这么明显的牺牲自己巨大的国家利益去为华尔街救火，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大员太爱美国太不爱中国了。

　　由于我们买进这些“资产毒垃圾”不是以市场价而是以其内部公式计算的“进入价”，一旦上市拍卖，这些东西就只值原买入价的一半，甚至30％。我们收回这些投资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已经陷进去的1000多亿美元，加上即将再搭进去1000多亿美元，这2000多亿美元合16000亿人民币，摊到全国13亿人头上，每人合1200元，相当于庚子赔款全国人均负担一两银子的12倍（现一盎司（约旧制一两）白银约合人民币100元）。即使这些坏账能收回一半，人均摊损失仍是庚子赔款6倍。庚子赔款是因打了败仗，我们现在还没打败吧！？

　　二、关于外汇储备经营的安全性原则

　　我们某些精英大员这样解释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原则：过去外汇稀缺，因而重视其安全性。现在外汇已不再短缺，应主要考虑投资盈利。这就是我们精英的“睿智”！外汇是粮票、布票吗？少则有益多则无用？谁家只重百元存款安全而不重万元存款平安？

　　本来我们不再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是为避免我美元资产因美元贬值而缩水及中美关系破裂遭美政府冻结的风险。但目前我巨额外汇储备的经营运作不是买美国股票（黑石）就是买美国“资产毒垃圾”，仍是美元资产。不仅持有美国国债所具有的贬值及有可能被冻结的双重风险依然存在，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持有美国国债所没有的破产和坏账风险。我们为何要以比购买美国国债更糟糕的方式破坏性运作巨额外汇储备？

　　我在评论关于入股黑石的文章中对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做过较系统的论述，现再简要陈述如下：

　　由于作为国际货币的外币具有世界范围的流动性，因此只有外汇财富才能很方便地瞬间大量流失到国外去；又由于外汇与国内商品也存在（间接的）等价关系，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累计到一定程度必导致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从而大大改变外汇与国内商品之间（间接的）的比价，因而将再流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外汇问题搞不好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大失血，甚至经济实力彻底崩溃。

　　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在我国，过去十几年来已有约五千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加之我还存在一个因10年经济紧缩而形成的损失四万亿人民币的财富黑洞，这两年又因外资对我国企及各行业的大规模兼并控制，以及金融业大量廉价参股，以及境外投机热钱赚走和我外汇运作本身的失误，我又进一步流失了大量财富。因此，届时因人民币汇率大跌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及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外汇储备作为国家最宝贵的战略储备精华，若有闪失，国家就无力外抗强权，内济民生，而必分崩离析。什么学费都能交，就是这个学费交不起！

　　因此，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资金本身的安全，而且是国家经济、军事、政治安全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其经营运作无疑应将安全性置于首位。

　　三、如此破坏性“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将与抑制通货膨胀之初衷相悖

　　我政府宏观调控一向高度重视通胀问题，以至于千方百计要“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因此而产生的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

　　然而，须知我巨额外汇储备正是人民币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外汇储备折腾光了，再怎么调控也难免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当今世界所有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的国家（如：俄罗斯、东南亚、阿根廷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因为大量流失了外汇财富而引发的呢？

　　四、唯进口紧缺战略资源方能实现“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 之初衷，有效消除通胀因素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

　　其实，不要说以此大量消灭外汇储备为目的破坏性“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将导致恶性通胀，就是可稳定盈利的海外正常投资，如果其流回的利润不能用于进口商品以平衡外贸出超，也仍对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抑制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于事无补。因为其对外汇的继续流入及因此而放款（外汇占款）的继续增加不产生什么影响。

　　只有扩大进口以平衡出口方能有效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问题。而进口紧缺的战略资源（包括黄金）既是增加紧缺资源的战略储备，同时也是增加一般价值物之储备（因大宗易保存的紧缺物资会经常排挤、替代货币（包括世界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因此进口紧缺战略资源对我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五、台海枪声未响，我支持战争的财力储备已先遭重创。

　　打仗在某种意义上打的就是钱粮。因此，以军事打击和经济战等手段破坏对方支持战争的经济基础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隋朝高炯利用经济战削弱破坏了陈国经济后，便一举灭陈。

　　目前台独势力是否策动分裂挑起战争，以及美、日是否介入台海冲突，战争打响后我能否速胜，全在我是否有万全的战争准备。只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准备大打、早打、打核大战，才有可能将战争限制在局部常规范围或制止战争。只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才有可能速胜。战争自近代以来就已是总体战，财力的准备（储备）无疑是战争（尤其是全面战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当前重要的战争准备时刻，应立即实行经济动员，蓄积财力，储备资源，生产战争物资，服务于战争需要。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的战争准备似乎只是军队一家的事，政府部门仍旧沉浸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全球化歌舞升平的梦境而未作兼顾平战之配合。台独分子之所以敢闹分裂，美日之所以敢暗中支持台独，正是基于其对我并未做好全面战争万全准备的判断。尤其当前战争阴云密布的严重时刻却将自己战略储备精华的庞大外汇储备包给外国投资机构去填华尔街即将崩盘的金融黑洞，为拯救可能的战争对手而不惜使自己遭受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台海枪声未响，我支持战争的财力储备已先遭重创。（欲重蹈南陈覆辙乎？）我巨额外汇储备这种自杀性的使用方式无疑对我支持战争的财力基础构成严重破坏，从而必定会严重影响到美、日及台独势力分裂我国的决心。即便钱还未汇出，仅此决定本身就已对我国家安全造成实质性重大损害。

　　六、我财力储备还不仅是遭受重创的问题，还有是否会“资敌”的问题。

　　把自己的家底交给外国投资机构玩，谁敢保证外国投资机构不会用这笔钱贷款给陈水扁买美国军火！？那些投资银行家难道不是最喜欢借战争之机放贷牟利，甚至对双方都放高利贷的吗？

　　难道我巨额外汇不会被外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用来兼并我国企，投机我楼市，先爆炒再打压我股市、汇市，制造金融和经济灾难吗？

　　难道我们的外汇不会流入敌手，被其用来对我实行经济战及其它形式的冷战、热战、颠覆、渗透吗？

　　前不久，对汇投公司30亿美元入股黑石，鄙人曾撰文批评。比起来，黑石真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外汇储备－－我们的国之利器，看来真要都用来自杀了。

　　七、关于外汇储备经营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确保安全性，兼顾盈利性、流动性、以及满足战略资源储备的需要。无疑应该是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的基本原则。凡与此基本原则相适合的方针政策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注8]。

　　由于美元因其长期贬值趋势而迟早要退出世界货币角色，其它国际货币都还不足以取代美元，因此供应量有限的黄金不仅必然要重回世界货币宝座，且其价格也将长期看涨，升值空间十分巨大。

　　又由于其它大宗紧缺战略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铀、铁矿砂、木材等等因其紧缺，会不时排挤、替代货币（包括世界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功能。

　　因此，对黄金、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既是所需资源的必要储备，也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一般价值物储备，是战略储备的保值增值。

　　尤其在当今国际游资（尤其是美元）大量充斥全球的情况下，资源产品是供不应求，而美元资产是供大于求。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大势。不论做何生意，顺势而为方能盈利，逆势而为早晚赔个底掉。

　　因此，我们外汇储备的经营方针应该是：

　　对资源型产品只应作多，在仓单盈利较大时可平仓，接现货与多头平仓相结合，既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又盈利。但决不能作空，否则将如前年期铜一样被逼空。

　　而对美元资产，却只能作空不能作多，（美国债券和股票都属美元资产，）所持空头仓单盈利时可平一部分仓，但决不能开仓作多。目的是逐渐减少美国债券、股票等美元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盈利。

　　（若仅利用现货市场，则我大量交易对期货市场所产生的（资源产品）利多逼空和（美元资产）利空逼多两方面重大利益则完全与我无缘而只为期货、期权投机者做了嫁衣裳。况且期货市场还有交易量大，方便，易于隐蔽的特点。因此，外汇经营应充分利用期货、期权的利益和方便，结合现货交易进行。）

　　而楼继伟所确定的外汇经营方针却是一个完全逆势而为的方针，犯了商家大忌。其否决了购进价格必然长期看涨而我又十分短缺的战略资源，却偏要全力增加供大于求必然贬值的美元资产。即使这些美元资产不是“毒垃圾”，我们的钱也不是被黑石等用来兼并我国企，仅将美元资产作为主要投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

　　因此，先抛开楼继伟爱国心和责任感的问题不谈，仅其经营方针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就至少说明此人缺乏最起码的市场判断和经营能力。

　　至于高盛那位胡祖六说什么：“购买战略性储备一方面会引起国际上的猜疑，另一方面会抬高此类商品的价格。同时，购买大宗商品将增加运输和仓储等成本，根本划不来。”[注9] 此人已是美国金融财团代理人，身在曹营心不在汉，他的话只应反着听。

　　其它应把握的原则：

　　除上述经营原则和方针外，还有其它一些必须把握的原则：

　　1.应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禁止将外汇储备从事高风险投资。

　　如：对收购和参股境外企业，只应以资源型企业为目标，目的是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即便如此也应充分权衡利益与风险。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收购，其成功率则不足5%。因此决不能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作此类无把握冒险。

　　2. 由于对外汇储备这些国之血本的管理经营关乎我最重要之战略利益，也因此需体现此国家根本利益之国家意志能具体落实到其实际运作中。因此决不能将其交给不谋（甚至损害）我国家利益而谋其私利之外国人或机构去运作。

　　八、与外汇经营原则和方针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保障

　　由于对外汇储备这些国之血本的经营管理关乎我最重要战略利益，因此需体现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能具体落实到其实际运作中。这首先需要管理运作外汇储备的机构应直接受国家最高领导指挥，并受对国家安全负重大责任之部门监督，评估其运作对国家安全及战略利益的影响。须确保外汇经营管理机构领导骨干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外国（及与之勾结的买办）利益为其职责的官僚买办。总之，必须首先从制度、机构、及人员组成上确保我外汇储备是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而使用，而不能是为他人的利益需要而使用。

　　由于国家外汇储备的经营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因此应是国家最高机密。再者，为避免我巨大的市场影响力造成我自抬买价，自杀卖价，其具体运作方式也应隐蔽秘密，如成思危副委员长所说“外汇储备应分散投资”。因此其组织形式也必须与其分散隐蔽机密的运作方式相适应。

　　九、如此精明之官员！如此精练之机构！

　　楼继伟因不具备起码的市场判断和经营能力，无法面对“年回报至少要在10％左右”（人民币年升值5％+ 特别国债不低于4.4％的年息）的局面，本来嘛！逆大势而为焉能盈利？此君等痛感“规避汇率风险的责任不应当由汇投公司单独承担。” [注10] 于是想出一个简单高效两全其美的高招，将巨额外汇外包给“无所不能”的洋大人，既满足了美国人的求援渴望，又卸掉了自己“单独承担”的责任。真是太有才了！只是此等“才华”于其政府大员职责相悖。

　　此大人既无爱国心，也无市场判断能力，唯一长处是能以最快速度最大规模给洋人送钱，这一点古今中外无人能比，连李中堂李大人都难望其项背。汇投公司还未正式成立，2000亿美元就快造光了，效率如此之高！对此筹备组内部也颇有微辞，如此经营模式国家要汇投公司干什么？外汇管理局外汇投资中心不也干的这些事吗？[注11]

　　十、问题出在哪里？恳请最高层能费心亲躬巨额外汇储备问题。

　　目前汇投公司还未正式成立，就急着造光全部家当。不管楼继伟等用心如何，客观上已对我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战略损害。但问题是，怎没人管他呢？如此军国大事竟如同儿戏，由楼继伟一人作主？

　　任何一个公司或机构，重大的财务支出审批都应是老总财权份内之事。国家更是如此。为何我堂堂大国数千亿美元经营支出却可放权给一部级干部任其胡造，而没人对其约束。对其要求仅“保值”（不低于4.4％的特别国债利息）而已[注12]，却无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任何要求。（好像外汇储备不是国家的战略财力储备而是多余的无用之物。）如同公司老总将自己的财权下放给部门经理，任其支配公司钱财而不问其用途，甚至这些钱可能转到对头手里用于吞并或搞垮自己也不管，而仅要求其“保值”。这样的公司能“保值”吗？

何况我们这位手握重大财权的部级干部如此爱美国又如此不爱中国。

　　毫无疑问，在此方面我们存在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存在着官员爱国心和责任感的问题。存在着国家意志的严重缺失。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整天忙于国家大事，为国为民辛苦万分。这人们有目共睹。还望我们的最高领导层能于百忙之中，费心过问考察一下巨额外汇储备的经营使用情况及所托付之人是否能使自己放心。因为人均摊损失是庚子赔款的6－12倍，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实在不能算是一桩小事。

　　——————————————————————————―

　　注1：见2007年07月21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利明文章《外汇投资公司方向初定以保值为首要目的》。

　　注2：见宋鸿兵《外汇投资公司: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

　　注3：同注1。

　　注4：同注2。

　　注5：同注2。

　　注6：同注2。

　　注7：同注2。

　　注8：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建议，“汇投公司的投资三原则依次是：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平抑宏观经济波动；战略性非控股证券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渐进式、学习性的证券投资。”——同注1。

　　外汇家底造光了如何能对冲 “宏观经济风险”？又如何平抑“宏观经济波动”？这位天才的清华金融系主任以此似是而非的原则替换了国家利益所必然要求的确保安全性，兼顾盈利、流动性、及战略资源储备的原则。甚至将“渐进式、学习性的证券投资”也塞进外汇储备投资原则。国家巨额战略储备精华是用来为无能的官员交学费的吗？

　　注9：同注1。

　　注10：“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对汇投公司的回报要求就会很高，以人民币年升值5％的幅度计，汇投的年回报至少要在10％左右。对于一家资产规模2000亿美元的超大型公司来说，这样的要求非常困难。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人士均表示，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的大趋势下，规避汇率风险的责任不应当由汇投公司单独承担。”——同注1。

　　注11：“目前在筹备组内关于投资方向仍有不同认识，有成员认为，这一方式和方向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外汇投资中心的操作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采用这种模式投资，成立汇投公司意义不大。” ——同注1。

　　注12：同注1。

返回目录〉〉

“国际货币基金”才是最凶恶的经济杀手

金宝瑜

　　《经济杀手的告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书的中文译本在台湾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是件大事。今年1月20日的《中时开卷周报》又登载了戴绮薇写的书评，想必会进一步引起台湾读者的兴趣。此书在2004年出版后，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注意，它的作者 ﹣约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过去两年多来被邀在各地演讲。昨天（6月5日）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访谈（Democracy Now节目中）。约翰．柏金斯的另一本书 ﹣美帝国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刚刚出版。柏金斯决定写《经济杀手的告白》是因为911恐怖事件使他痛思，并引起他良心上的谴责，因此决定将他替美国政府所干的恶事告诸于世，让一般人理解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会仇恨美国。柏金斯受到他的读者和听众热烈的响应，可能是这些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有所反省，想了解美国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作了什么样的恶事而招恨。

　　美国利用一批专业人员，其中包括律师、投资顾问、和像柏金斯这样的经济分析家，到一些发展落后国家去为当地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建设的投资计划，这些专家们故意推荐过于庞大的、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的计划。发展中国家为了完成计划，必须要向美国或由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借债，还不了债，就得服贴的受美国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和摆布。这些国家借到的钱转个账就进入了美国包下工程的跨国公司的账户，就像柏金斯工作的发电厂建设公司。这些与柏金斯相似的专业人员表面上在某某私人信息公司工作，但暗底下拿的是美国政府的优厚的薪资，这样作是为了伪装他们在专业上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美国政府可以推却责任。像目前意大利政府起诉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十六个人在那边非法绑架案子，这是美国常干的事，但是直接牵连到美国政府，让美国很没面子。

　　柏金斯在昨日访谈中说，目前在伊拉克美国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像暗杀某某人，就雇用专业的私人公司来干。柏金斯还认得几个现今在伊拉克的私人暗杀专业者，因为柏金斯一类的经济杀手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威胁利诱来取得某个领袖的合作，美国政府下一步就策划雇用这些人把他们暗杀掉。《经济杀手的告白》书中所说的厄瓜多尔的总统罗尔多斯，和巴拿马的英雄杜里菏都是为了保卫他们国家的主权不妥协而被这些混棍给暗杀了。

　　严格说来，像柏金斯这样的一批人也还只能算得上是帮凶，美国政府当然是主谋，而主要的经济杀手是由美国所控制的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其中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这两组织以「国际」为名，但实际上却是为跨国垄断资本谋利服务。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最具杀伤力，因此可以说它是最凶恶的头号经济杀手。

　　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国际货币基金是由美国所控制的呢？我们不是常常听说当一个落后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都会来拯救它们吗？它怎么却会是杀手呢？而且是最凶恶的杀手？

　　我们要了解国际货币基金如今是一个由各大帝国（尤其是美国）所控制的经济杀手，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组织从成立到现今的历史发展。下面的一些论述读起来有些繁琐，而且有时好像离开了本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战后的发展，和它对世界各大帝国（尤其是美国）所作的贡献，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因此这段历史无法省略。

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的背景和它的最初宗旨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之初，它的宗旨并非要成为一个杀手。今天变成了杀手和二次大战后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连。

　　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就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 召开国际金融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和世界复兴发展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简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这次会议是以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名义召开的。经济社会理事会是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事宜，而安全理事会则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事宜。但是美、英各大国认为联合国的政策，要靠一国一票来决定，因此绑手绑脚，它们就把「国际货币基金」的决议改为以参加基金国家的股份大小来决定票数的高低。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的初旨是为了建立一个固定汇率系统，用基金来维持各国货币之间兑换率的固定，以便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大战前，在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大国因为要应付国内生产过剩、市场萧条的危机，各国都用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限额来抵制外货，保护本国市场。在关税和限额之外，它们也相争将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抵制进口和鼓励出口，以及将本国货币贬值都是为了解决本国巿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保护本国市场的措施不但不能帮助解决危机，反而为因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和过高的关税而造成国与国之间商品贸易的一片紊乱。这种为了争夺市场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导致全世界贸易的停滞，更进一步加深了危机，也更激化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

　　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1947年成立的「关税贸易总协」（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则是为了削减进口关税。

国际货币基金与固定汇率 (1944 - 1971)

　　一 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

　　国际货基金在1944年成立时，有四十四个会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规定下，每一个会员国在入会时都分配到一个存款的配额，配额的大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来决定。每个会员国将相等于这个配额的黄金或外汇存入基金。在五十年代初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也被允许参加货币基金。那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配额占总配额的57.6%。其中美国占19.3% ，英国占6.7%，西德占5.8%，法国占4.8%，日本占4.6%。各国在基金的存款就是它们的股份，而货币基金的政策是由会员国投票来定，各国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据它们的股份来决定，因此不像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在基金中少数资本主义大国的股份占有一半以上，因此它们就拥有半数以上的票数，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少数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就掌握了货币基金政策的决定权。而且根据基金的规定重要决策要85% 的股份才能通过，而美国当时占有近20%的股权（今天还有15%以上的股权），这个规定就保障了美国所独有的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的设计就是一个保障少数大国权益的组织，而且只有美国一国掌有否决权。(Korner, 43)

　　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在名誉上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都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上，联合国早已无权过问。在联合国的宪章中规定国家不分大小，每一个国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权。虽然在安全理事会内，永久会员有否决权，但是在大会中联合国的这种一国一票的制度，使资本主义大国取得控制权相当困难。美欧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持有大多数股份，因此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的决定权。到今天不但联合国无权过问任何有关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决定，在这两个机构每年开年会时，联合国的总秘书长都不准出席致词。 (Dasgupta ，73)

　　国际货币基金制定了一套维持固定汇率的规则，固定汇率的制定是由美元与黄金维持一个固定的比率，当时美国将一唡黄金定价为三十五美元。每一个会员国的货币的价格也都与黄金维持一定的比率，如此来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的比率，就是汇率。这个汇率一但决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因为贸易不平衡有必要调整时，必须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许可。否则每个会员国都必须维持它的货币与美元之间汇率上下不超过1 % 的波动。如果某一国的货币升值超过1%时，这个国家必须抛售它本国的货币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国的货币贬值超过1% 时，这国必须用它的外汇储备买回本国货币，使本国货币的贬值不超过1%的限度。当一个国家需要买回本国货币时，可以先用它在基金的存款，如果存款不足可以向基金贷款。

　　二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与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

　　国际货币基金建立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美元与其它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例来维持固定汇率，美元由美国政府担保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黄金，而变成了世界货币。在布列敦森林会议中，英国的代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的代表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对未来国际贸易流通中所采用的支付媒介有不同的意见。会议中，凯恩斯提出为了保障贸易的扩张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数量的限制（像金本位时要受黄金数量的多少为限制），基金应该创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凯恩斯将他所构想的国际货币命名为Bancor。他认为这种国际货币的数量可随贸易量的大小来调整，就像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银行随着经济的情况来调整一样。

　　美国代表怀特同意凯恩斯对世界贸易中需要有一个被所有国家共认的交易媒介的这个构想，但是他认为大可不必再创一种新货币，美元即可当作国际货币来使用。战后的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大不如前，而美国在大战中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因战争物资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英帝国没落，英镑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就是连英国这位经济学的祖师爷的意见也变得没份量。美国就在这次会议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权地位来影响会议所作的决定（Wachtel, 48, 51)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除了它的经济实力以外，也因为美国政府承诺随时接受它国的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且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持有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黄金存量，所以没有国家会怀疑有一天美国会拒绝接受美元兑换黄金。此后美元就代替了黄金成为世界通用的货币。

　　当会员国遇到因贸易逆差而引起外汇短缺时，就可以向基金借外币来缓冲，因此不必即刻将自己的货币贬值，直到外汇有盈余时再偿还。这就奠定了基金的融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的这种融资功能到了后来，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因贸易逆差所造成的外汇短缺派上了用场。

　　当美元变成世界货币后，美国得到很大的好处。美国的资本家可以拿着他们本国的货币到世界各国投资。大战刚结束的十年内，欧洲和日本都在重建，各种物资和消费品都短缺，美国在贸易上大量出超。美国跨国公司用美元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并没有留在当地，这些国外的美元又经这些国家从美国进口而回到美国。在这十年内美国基本上是用贸易上的顺差来增加它的对外投资，因此不存在美国境外美元过多的问题。

　　三 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黄金挤兑、与固定汇率解体

　　五十年代中后，美国在国际收支产生逆差。这时美国在贸易上虽然仍然保持顺差，但是这时它的贸易顺差额已不足抵过美国因继续扩大国外投资，和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军事基地的开支而导致资本帐上的逆差，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不断随着它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增加。到了1958年时，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已相等于它国内的黄金储存量的总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国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国以三十五元兑换一唡黄金，美国就将失去所有的黄金储存。到了1959 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战后的记录（除了1950 年因韩战引起的高入超外）。因此，美国在它境外累积的美元持续增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更从它的贸易顺差逐渐减少，转变为逆差。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持续到六十年代，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好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固定汇率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发生动摇，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和日本战后的发展，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失去战争刚结束时的绝对优势。除此之外，到了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国在战后短暂的商品需求高出供给时期已经过去。二次大战对生产设备的摧毁到六十年代不但已经恢复，而且资本主义大国－美、英、德、法和日本的生产设备远超过战前，生产设备的产能超过需求的矛盾是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原因，此时又再次变得明显，大国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也就跟着激烈起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美国前一段的优势逐渐消失。在1964 年到 1968 年间，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 50%，法国增加了 38%，加拿大增加了 92%，日本增加了 100%。从1952 年到 1968 年，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出口额的比率从35% 降到 22%。(Johnson ， 225)

　　1964 年开始，美国的物价上涨率增加，其中部份原因是美国开始扩张它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在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在军事扩张之余，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财政上赤字的速增。此时美国的经济达到战后顶峰，失业率低，在充份就业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再能增加国民总生产，只会造成物价上涨。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它国货币相比下降，再加上美国国外美元持续增加，更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和挤兑黄金的压力。美元在自由市场上已经贬值到每唡黄金四十美元，也就是美元相对其它货币（像德国的马克、法国的法郎、英国英镑等）贬值超过1%，按照基金的规定美国有义务用外汇或黄金买回自己的货币。但美国不履它的责任，其它国家为了保持它们的货币不升值，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继续收购美元。

　　但是在固定汇率下，美元相对其它货币的官定价格不变，因此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它的官定价格要低，也就是说美元的官价高估美元的价值（over-valued)。美元过高的官价使美国的出口更加困难，并同时刺激了它的进口。美元的官价过高虽然不利于它出口，但是却有利于它的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因为按照官价美元可以换得多过于它实际价值的其它国家的货币。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六十年代增加的很快，从六十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亿美元，增加到六十年代后半每年平均三十三亿美元。到1971 年时，更达到四十四亿美元。但是美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了它境外的美元存量，也就更使其它国家忧虑美国停止接受美元兑换黄金迟早会到来。

　　这样一个完全不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办法，只有继续拖延，到了六十年代的后期，这时美国因侵越战争的庞大军事支出，使得它在国际收支经常帐中的逆差加剧。美国对欧洲国家每一年在贸易上的逆差，就等于欧洲对美国侵越战争在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靠欠外债来支持越战，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对这样的现实非常不满，开始提出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在六十年代末，法国总统戴高乐更带头攻击美元，挤兑黄金再度开始。这次法国能拿到许多美元是因为美国在南越的军费和其它支出，被南越官员贪污去了，然后再把他们由贪污得来的美元存进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法国拿到这些美元向就美国挤兑黄金。美国黄金储存量从1960 年时的一百八十亿美元，下降到1968年的一百亿美元，仅剩下1959年的一半。（Wachtel, 72﹣75）美国虽然用各方面的威胁来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国家兑换黄金，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元与黄金原定价格再也维持不下去。

　　最后到1971 年时，美元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三十五美元兑换一唡黄金的原定价格。1971 年 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接受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且将美国进口商品项目中的一半在原进口税之上再课加10%的临时进口关税，同时又增加了农产品进口限额的项目。美国这种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单方面决定，使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变成不可兑换的和价值不定的纸钞。此后，在 1971到1973 间，资本主义大国用各种办法来挽救固定汇率而不得成功，终于在 1973 年，国际货币基金正式宣布固定汇率解体。从1944年成立，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之下，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通畅，经济成长迅速，资本积累顺利。到了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后，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维持固定汇率的功能在1971年时终止。原因是战后的固定汇率是靠美元与黄金一定的交换率（每三十五美元对换一唡黄金），和美国承诺各国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可以随时向美国兑换黄金来维系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转为逆差，增加了美国境外美元的数额和美元贬值的压力，从而引起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美元挤兑使美国失去大量黄金，如此继续下去美国黄金的库存将枯竭，于是美国在1971 年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固定汇率从此解体。

固定汇率解体后的国际货币基金 （1973 – 现今）

　　从上面所说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是为了用固定汇率来促使国际贸易成长，以便利于资本在国际间循环和增值。到七十年代初虽然固定汇率解体，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协助国际资本积累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形式上和作法上很不相同。从七十年代初到今日，货币基金的功能基本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保持国际间资本的流通，另一方面是抢救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牵制的。国际货币在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从下面这段历史的发展来了解。

　　一 石油加价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1973 年 10 月，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产油国家的不满，它们联合了其它石油输出国家，用限制石油生产和出口，来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场的价格。从1973 年到次年四月之间，每桶石油的价格从三美元上升到十二美元，上涨了四倍。石油加价就使得本来已经因生产过剩带来的世界经济萧条的进入了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大国自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资本国家都进入经济萧条，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国的国民总生产下降更多，美国的国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国下降2%。在国民所得下降之外更加上物价暴涨，在1973年和1974年美国消费者的商品和劳物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5.6%和11.5%、日本为11.8% 和21.7%、德国较低为7.1%和7.3%、英国为8.5%和15.2%、法国为7.1%和13.2%、意大利则为10.8%和19.6%。

　　1979 年时，由美国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国王被回教的基本教义派的势力赶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石油出口价格第二次上涨，从 1978年的十三美元一桶上升到 1980年三十二美元一桶。石油是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国、欧洲、日本都依赖进口石油，石油的价格的低与高不但与汽车业的兴与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其它工业甚至于农业都依靠石油为能源。高油价就会提高生产成本。石油加价后，引起了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与汽车相关连的产业的危机，因此也更加深了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资本积累所面临的困难。上面说过，到了七十年代初，世界的生产过剩再次出现，而且看不到任何转机。七十年代初石油加价后，大量外汇花在石油进口上，就更突显了需求不足的问题，加重了当时已经进入萧条的世界经济危害。

　　在第一次石油加价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经济滞胀的新问题，即在经济萧条的同时物价高涨。经济滞胀对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政府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经济萧条和物价上涨使得战后执政者所采用的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去功效。经济学家找各种原因来解释经济滞胀这个新现象，但是一个常被忽略的经济滞胀的原因就是七十年代欧洲美元扩充过快，而使得国际支付媒介过于充沛。欧洲美元是在欧洲的美国银行分行或欧洲银行的美元存款，这些存款多半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将它们在欧洲投资要用的美元（不换成当地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