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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题目，善良的国人会感觉震惊和奇怪，有人敢挑战中央政府？答案是肯定的，对于中国的富人来讲，不仅中央政府可以挑战，甚至中央政府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无政府时代。尽管对于诚实善良的中国底层老百姓来讲，对于奉公守法的基层公务员、一般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来讲，中央政府不仅依然存在，甚至还十分强大，强大到需要用民主法制加以约束的程度。但是在富人眼里，中央政府已被彻底踩在了脚下，如同街头昏暗灯光下的廉价婊子，可以随心所欲的肆意玩弄羞辱蹂躏损害，其标志就是目前股市中回应中央政府处罚的涨停板，中央政府处罚哪家公司，哪家公司股票就暴涨，并且不是一般的暴涨，而是以涨停板这种极限方式暴涨，杭萧钢构就是典型。

　　4月上旬中国证监会对该公司做出立案调查决定后，该股连拉6个涨停板，5月14日中国证监会对其信息违规行为做出处罚决定后，该股更是变本加厉再次连拉9个涨停板，目前仍然在涨停板途中。用连续的涨停板来蔑视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这是世界证券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司法闹剧，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未遭受过的玩弄和羞辱，即便是军阀割据时期的北洋政府，也没有被如此羞辱践踏过。别说面对的是中央政府了，就连西门庆那样的流氓豪强，面对前来捉奸的武大郎，都表现出惊慌失措、拔腿欲逃的狼狈样子，可现在一个小小的上市公司，就能对中央政府大动干戈的处罚不屑一顾，权当狗屎一样，甚至连狗屎都不如，踩一脚狗屎还需要费力去擦一擦，杭萧钢构却连擦都懒得去擦一下，旁若无人地玩着连续20多个涨停板的财富魔方，仅杭萧钢构私营企业主单银木一个人，就从这20多个涨停板中获得了近30亿的个人财富。

　　由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组成的强势集团言之凿凿地认定：股价是市场决定的，股价连拉涨停板，说明股票值这个钱。果真这样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杭萧钢构20多个涨停板的奥秘。杭萧钢构股份公司是一家原本不大的私营企业，说白了就是一个能够自己生产脚手架的包工队，公司季报披露负债率超过78%，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25.8%，按一季度每股收益1.9分乘4计算，目前市盈率已高达400多倍，即便忽略其盈利能力下降的因素，投资者收回投资也需要400多年时间，可以说，该股暴涨之前2元多的股价、30多倍的市盈率应该是其真实价值。

　　导致股价从2元多一路涨停板达到近30多元的神话题材，就是公司声称从安哥拉获得了一份超过300亿的巨额订单，最为幽默的是，这份具有中国特色的巨额订单既不是来自安哥拉政府，也不是来自安哥拉企业，而是来自于一个叫中国国际基金公司的企业，读者不要被中国国际基金这几个字吓住，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这个又是中国又是国际的基金公司，是香港一个小老板公司的子公司下面的一个孙子公司注册的重孙子公司，记者在其注册的写字楼里不仅连一间办公室和公司资料都找不到，甚至鬼魅般闪一下身就再无踪影的唯一公司人员连张名片都没有，据说公司唯一能够正常运行的，就是一部传真机的电话号码，香港政府公司注册处的文件上注明公司的规模共100股，每股面值一元，加起来就100元，相当于2两茅台酒的价钱，杭萧钢构就是从这个面值总计不过2两茅台酒的小公司获得了安哥拉300多亿的巨额订单。并且杭萧钢构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国际基金公司承建安哥拉的任何合同，只是听说中国国际基金公司承包了安哥拉全国的工程建设，其中包括建设23个机场、22个城市等。就是如此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创造了杭萧钢构同样天方夜谭的股价：在连续不断的涨停板中，股价由2元多暴涨至30多元（目前还在涨停板），公司市值由原先7个多亿暴增到70多亿，5个月创造的市值相当于过去13年的10倍；仅公司大股东董事长单银木公开的账面获利就超过26亿，相当于每天获利1千多万，二股东公司董事会秘书潘金水公开账面获利超过5个亿。这还只是根据公司公开的F10资料计算出来的，至于二级市场连拉20多个涨停板的庄家与杭萧钢构有没有关系，由于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关系的话，按照交易量由原来每天几百万暴增到每天几个亿来测算，来自二级市场的坐庄收益至少也不会低于其公开的账面收益。

　　一条信息就能在数十天创造数十亿的收益，这就是信息社会虚拟经济的财富魔力！所以美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才会逐步放弃几百年工业社会形成的集团政治法制模式，把类似中国文革时期的大众政治模式引入资本市场，一是加强政府监管部门的集权领导，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拥有让任何违规上市公司灰飞烟灭的至高权力，其裁决本身就是法律，甚至是终审裁决；二是充分发动群众，赋予每一个投资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法律权利，可以随便控诉庄家即富人，并且在经济上保证控诉庄家既富人的成本等于零。由于富人侵权风险无限大，穷人维权成本等于零，所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违规就等于破产，就等于监狱。就在杭萧钢构非法获利数倍的同时，美国证券市场上摩根斯坦利公司一位副总裁，仅仅因为向老公透露消息赚了区区60万美元，就被逮捕投入了监狱，而非法获利超过20亿的杭萧钢构董事长单银木仅被罚款20万，只相当于其非法获利的万分之一点多，并且杭萧钢构仅一个涨停板，就能让杭萧钢构董事长单银木获利增加2个亿，是20万罚款额的1000倍。这20万与其说是罚款，倒不如说是向中国证监会购买的“违规通行证”更加准确，道理很简单，罚款应该在没收非法所得基础上对违规者的一种经济惩罚，现在是收取非法所得的万分之一作为罚款，罚款也就变成了购买“违规通行证”和“法律保险单”的费用。既然购买了“违规通行证”和“法律保险单”，违规者有恃无恐的大胆嚣张也就十分自然了，并且代表中央政府的中国证监会的“违规通行证”价格如此低廉，还不及街头小贩一盆兰花价格的十分之一，被人羞辱玩弄就更是自食其果了。在富人眼里，廉价的娼妓永远成为不了红颜知己，同样，廉价的政府还不如二奶值得尊重。

　　杭萧钢构三波涨停板的过程是最好的典型例证，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中央政府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的，对于富人来讲，中央政府根本就不存在，至少是在其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

　　杭萧钢构第一拨涨停板，开始2天就被监管第一线的上海交易所发现了，面对交易所的询问，杭萧钢构一方面通过大股东董事长单银木用非法方式散布300亿订单的非法信息，另一方面又让二股东董事会秘书潘金水又对上海交易所否认有未公布的重大信息，导致估价连续12个涨停板，整个市场被惊的目瞪口呆。这种面对交易所质询公然说谎的欺诈行为，在任何国家都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即便是在我国的香港台湾也肯定会被投入监狱。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公司总裁陈久霖，就因为隐瞒信息去年被新加坡法院判处4年监禁。最巧不过的是，杭萧钢构正副总裁都在几年前获取了新加坡国籍，成为了新加坡人，可他们得到的惩罚仅仅是中国证监会的警告处分，在此，中国证监会的幽默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警告处分是单位内部的一种处分方式，是通过影响你未来发展前程起到约束作用，对外国人给予警告处分能有什么作用？同样的违规，中国人在新加坡就要蹲监狱，新加坡人在中国就只是一个警告处分，形成如此强烈反差的并不是监管，而是立法。客观地说，中国证监会的警告处分和上海交易所的强烈谴责，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法律赋予他们权力的最大边界，就是对富人过分的违法行为吆喝一声，并且声音还不能过大，就这么一丁点儿可怜的权力，那些富人豢养的法学精英还在天天喊着要分权要民主要制约，杭萧钢构之所以敢如此轻率的欺骗交易所，就在于大家都看到了中央政府已经被分权为主的法制捆住了手脚，对富人已经无能为力。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是集权专制的话，恐怕类似杭萧钢构的违规行为早就被坚决镇压了。

　　再看杭萧钢构第二波涨停板，更能反映出目前中国富人对中央政府的不屑态度。4月初，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杭萧钢构立案调查，并对公司下达了立案调查通知书。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肯定是公司股票恐慌抛售，高管人员吓得发抖，安然公司就是典型，被美国交易委员会立案调查后，公司破产，高管自杀，甚至被牵连到的安达信都难逃噩运，这个世界最大的会计事务所就此灰飞烟灭。可是杭萧钢构董事会秘书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编造虚假信息，声称中国证监会调查已经结束（当时还刚刚开始调查），公司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各大媒体公布后，本来已结束涨停板的杭萧钢构，又连拉5 个涨停板，掀起了第二波涨停高潮。如果说在第一波涨停板中对交易所隐瞒信息还是被动防守的话，现在这种行为则属于主动进攻了，道理很简单，既然公司没有任何违规行为，那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就是恶意挑衅的错误行为。知识精英天天说中国是中央集权政府，可现在，连杭州萧山一个小小小私营企业主都敢对其主动攻击，并且用连续的涨停板把中央政府的权威彻底踩在了脚下，在此不仅看不到任何集权的痕迹，甚至其软弱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政府。与美国相比较，我们看到了中美两个国家一种十分有趣的彼此相反的矛盾现象：美国政府越来越类似于中国文革时期，对穷人是分权的民主的，对富人却是集权的专制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巴掌打死了安然和安达信2个霸主般地位的跨国公司，2个跨国公司至死不敢有半句怨言，至今也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敢用一路飘红的涨停板来叫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是中国证监会却被不过是包工队的一个小小公司玩弄到如此狼狈的地步，究竟中美两个政府谁更集权谁更权威？

　　可见，简单划分集权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十分荒唐的，世界上既没有单纯集权的政府，也没有单纯分权的政府，关键是对谁集权对谁分权？凡是公众立法的国家，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对穷人分权对富人集权；凡是精英立法的国家，都是对富人分权对穷人集权。并且凡是公众立法的国家，都是政府权威大官员权威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最为典型；相反，凡是精英立法的国家，都是官员权威大政府权威小，中国现在就是典型。杭萧钢构敢于用一路涨停板戏弄挑战中央政府，却绝对不敢主动得罪一个地方官员。精英集团分权改革的奥妙就在这里。通过分权改革对上约束中央政府，通过放权改革对下控制社会公众，最终不仅把一般民众踩在了脚下，也把中央政府捆住了手脚，变成了有钱人可以随意强暴的对象，可以说，站在富人立场上来比较，中国政府已沦落为世界上最软弱的政府。杭萧钢构传递的可怕信息就在这里。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卷入了一亿人口，最近2年内至少还会再卷入1亿人口，目前市值已突破18万亿，今年市值有可能会达到30万亿超过GDP，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权威的监管部门，中国股市就不仅仅是一个散户的金融屠宰场，弄不好会成为宰杀中华民族的金融屠宰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现代经济出大问题无一不是出在股市上，管不住股市规则的政府肯定管不住整个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全面失控。一个杭萧钢构就能把中央政府踩在脚下，反映出中国股市已经无法无天到何等程度！

　　杭萧钢构的第三波涨停板最能反映出中国股市无法无天的性质，5月14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杭萧钢构的处罚决定，本来已经深幅回调的杭萧钢构股价，立刻结束调整，如有神助般地连拉9个涨停板，掀起了第三波涨停狂潮，至今仍然处于涨停板途中，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书变成了杭萧钢构涨停板的宣言书，其荒唐程度超出了人们关于吉尼斯纪录最大胆的想象，在世界证券发展史上，猫鼠勾结的事情有过，蛇鼠一窝的事情也有过，但是像目前中国这样老鼠戏弄猫的事情，却是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杭萧钢构只是一个公司，并非是一个政治组织，无论是单银木、潘金水，还是已经获得新加坡国籍的正副经理，都不过是只为赚钱的一般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与中国证监会针锋相对？其实，凡是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处罚通知变成涨停板宣言，并非是杭萧钢构故意所为，而是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的必然结果。

　　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是中国精英集团邪恶历史品质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背离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潮流的典型作品，其中独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违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风险。前面说过，杭萧钢构20多个涨停板，给董事长单银木一个人带来的收益就超过20亿，而区区罚款只有20万，用20万罚款换取20亿的收益，并且这20万是从20亿的违规收益中扣除，并非是另外支付，这是任何一个合格商人都不可能拒绝的正常选择，相反，如果放弃这一巨大的利益，反倒不是一个商人的正常行为，杭萧钢构直到目前的一路涨停板，其实就是市场对这种正常选择的最好肯定，商人赚钱，天经地义。可见，中国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并非是来自相关人员的个人品行，而是源自于制度设计，如同此例，违规不被发现，赚取20多亿；被发现抓住，同样赚取20多亿；既然违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不违规获取暴利？恰如俗语所言：不赚白不赚，白赚谁不赚，赚了也白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谁设计了这样一套祸国殃民的监管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初级阶段缺乏经验的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九十年代，世界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已经十分成熟，特别是《证券法》的出台又正值东南亚金融动荡以后，本应该形成强大有效的监管机制，可是结果却相反，所形成的监管机制和证券法，不仅对市场违规行为没有约束和震慑作用，反倒对市场违规违法行为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其最大特点就是没有赔偿条款，没有赔偿条款的证券法，一方面让股民被骗破产亦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能够保护违规者永远不会伤筋动骨。为做到万无一失地充分保护违规者的收益，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曾一度规定各级地方法院不准受理股民的诉讼请求。可以说，当时的市场监管制度和法规，完全是按照保护庄家利益量身定做的。这既有保护国有企业的客观原因，又有精英立法的主观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

　　就客观方面来讲，最初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的，上市公司和庄家券商都是国有企业，法律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也就是保护人民（包括股民）的长远利益，所以采取了牺牲股民利益的监管法律和监管制度，这在当时虽然不合理很残忍，可毕竟逻辑上还是说的通的，但是在市场已经私有化和外资化的今天，依然采取牺牲股民利益保护公司和庄家利益的立场，就无异是用国家机器为少数私人剥夺广大投资者了，这不仅不符合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甚至有悖现代政治文明和国家政治伦理。就主观方面来讲，是精英立法的结果，精英立法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幸。在人类社会三种立法方式当中，精英立法是最糟糕的一种立法方式，皇帝立法会约束社会所有集团，公众立法会同时约束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唯独精英立法是既放纵官僚集团又放纵资本集团，把法律变成对抗中央和打击百姓的双向手段。并且精英立法又分两类，一类是“武松立法”，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如北美大陆就属此类，当时的精英是由基督教培养出来的具有高度理想主义精神的清教徒，虽然这类精英立法同样不代表人民利益，但是至少在主观动机上不是为保护犯罪而立法；另一类是“西门庆立法”，即由法律的约束对象来起草制订法律，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保护犯罪而精心设计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最野蛮的一种法制社会，不幸的是中国就选择了这种法制，当时《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中，甚至出现了“老子参与起草《证券法》、老婆儿子坐庄炒股票”的荒唐现象，最终形成了一部世界历史上最荒唐的《证券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证券市场上所有违规行为最终“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把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欺诈场所，按照吴敬莲的话说，就是“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上至少不能看着对方的牌出牌，中国股市却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欺诈行为的市场，却没有出现一个因违规破产的安然公司，没有出现一个因违规死亡的安达信会计事务所。

　　不仅违规者不会因违规行为而破产，甚至你指责违规行为都要承担巨大风险和损失，当初吴敬莲就是因为上述言论触犯了庄家利益，遭受到包括《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5个所谓经济学家的联手围攻，专门召集媒体开会，5个人连番批判，出手狠辣，招招见血，疯狂的人身攻击对整个社会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其实吴敬莲的“赌场论”不过是对中国股市的温柔一刀，中国股市早已成为散户屠宰场，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描述，是中国股市散户命运的最真实写照：“他们掩埋好同伴的身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前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股市的特殊设计，造成了在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股市却持续多年的惨烈大跌，80%以上的投资者资金损失80%以上，投资者损失之惨重，不亚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股灾。面对如此惨烈市场的如此温柔的批评，都像疯狗一样的猛烈撕咬，可见这帮流氓嚣张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最能反映精英立法本质的就是仲大军案，北京学者仲大军写文章反对一家上市公司以“管理层收购”的名义瓜分国有资产，居然被珠海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赔款20万元给那位身价数千万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老总！法院几乎变成了上市公司老总的私人保安！这种事情别说不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即便在政治文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国有企业归包括仲大军在内的全民所有，仲大军是宪法规定的该上市公司的“老板”之一，公司老总不过是包括仲大军在内的“全体老板”聘用的管理人员，“老板”发表对管理人员做法的不同意见，是包括仲大军在内的全体所有者的天然权利，怎么能扯上侵犯名誉权？况且国有企业老总是国家任命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就是由公众随意评说的，公职人员和公众的关系，本来就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世界上哪有主人评说仆人属于侵犯名誉权的道理！别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在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批评也扯不上侵犯名誉权的，连堂堂美国总统泡妞都可以随便评论，你一个小小的公司老总有什么不可评论的！如果你硬要维护自己名誉权也可以，你可以辞职回家，卸掉公职后就拥有名誉权了，但是作为公职人员是没有名誉权的，公职和名誉权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样，这是作为公职人员必须承担的一种代价。这本来是全世界通行的基本常识，可是在精英立法的中国，名誉权不再是维护一般民众的法律工具，而是维护权贵富豪、打击民众的法律武器。中国那么多国有企业在管理层收购的名义下被瓜分，没有听说过哪个瓜分者被判罚，可是一个反对管理层收购的普通学者却被罚款20万，20万几乎是一个普通学者的全部财产。可见，精英立法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蛮最伤天害理的法制，其最大特点就是只容许流氓强奸，却不容许受害妇女叫喊。法律完全变成了作恶的工具！

　　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律对罪恶的保护，证券市场应该是十分干净的市场，世界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由证券市场特点决定的。一是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时滞几乎为零，一个欺诈信息立刻就能迅速覆盖整个市场，让市场所有人都立刻知道，并且除非逃逸，始终都被锁定在公共视野中，隐藏的机会等于零。不像实际资本市场那样，在北京诈骗的信息很难传到上海让所有人知道，即便能让所有人知道也需要很长时间，其间可为再次诈骗创造时间和空间。二是违规者在明处，受害者在暗处，并且不像实际资本市场那样是一对一的欺诈，而是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民众的报复又是非理性的，所以，除非是违规者坚信会受到法律和国家的保护，否则是绝不会用身家性命去冒险，违规者的目的是赚钱，既然是赚钱就有一个犯罪风险比较问题，由于证券市场犯罪风险无穷大，所以一般人很少敢到这个市场进行欺诈，这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我国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很少出问题的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充满欺诈，就在于违规者坚信有监管制度和监管法律的保护。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和证券法对违规行为的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几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删掉了世界各国证券监管相关法律中的民事赔偿责任，对违规者起到了风险和收益相分离的保护作用，违规者只有违规收益没有赔偿风险，在经济利益上对违规行为起到了鼓励和保护作用。二是免除了违规者的举证责任，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证券市场的特殊运行机制决定了不仅投资者难以举证，即便管理者举证都十分困难，所以世界各国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辩方即违规者承担举证责任。比如杭萧钢构的巨额订单是不是为拉抬股价设计的？在20多个涨停板以后汇入公司账户的7000多万购货款是不是来自老板几十亿的市场获利？诸如此类重大问题，如果放在其他国家证券市场，弄清楚很容易，可是放在中国，不仅弄不清楚，甚至提出来都要遭受惩罚，除非是实行领导强行干预的所谓人治，就像著名的刘涌案一样，这也是中国长期实行人治的客观原因。由官僚主导的人治，老百姓还有50%遇到好官的概率；由精英主导的法治，伸张公理和正义的概率等于零。操纵证券市场的庄家本身就是精英，精英立法也就是庄家立法，结果只能是法律成为庄家操纵市场的工具。三是加大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降低违规者的侵权成本，比如有人要起诉杭萧钢构非法获利数十亿，百分之二、三的诉讼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投资者维权成功官司打赢，法律规定杭萧钢构的赔偿对象只包括起诉方本人，其他受害者不管。而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投资者打官司请律师都是免费，并且无论几个人打官司，违规者的赔偿对象包括所有投资者，从而使投资者维权成本趋向于零，违规者的侵权成本无穷大。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为中国证券市场，香港股市就比较干净，大陆股市则欺诈成风的原因。假如香港出现一个杭萧钢构，恐怕整个香港司法界都会震动起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在香港上市的所有大陆公司都十分规矩，没有发生过任何欺诈行为，所以我们说，欺诈成风绝不是上市公司自身的问题，而是法律精心设计的结果。

　　按照庄家需要量身打造监管制度和监管法规，是精英立法的必然产物，虽然它创造了上千个亿万富豪，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的持续十几年的惨烈大熊市是已经付出的代价，今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惨烈，它使中国背离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证券市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它通过投资领域的革命实现了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奠定了大众经济和大众政治的经济基础；它通过利益关系领域的伟大革命，改变了以往私有化竞争的悲剧结局，形成了能够实现整个社会共赢的利益纽带；它通过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形成了现代经济的风险释放机制和完美的经济调节机制，能够保证经济的稳定谐调发展。可是精英立法却使中国证券市场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是推动资本的社会化发展，而是成为少数人掠夺整个社会的工具；不是形成社会共赢的利益纽带，而是把社会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证券市场不仅没有形成现代经济的风险释放器，反倒成为激化整个社会矛盾的火药桶；股市不仅没有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是成为庄家宰杀散户的屠宰场，每一次股市上涨都成为围歼中小投资者的歼灭战，连上届国务院总理朱溶基都承认，所有股市欺诈都是地方政府、庄家和上市公司相勾结的结果。其实，中国股市地方政府、庄家和上市公司的小铁三角，是由中国社会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大铁三角决定的，其中精英立法是其关键环节，精英立法为市场欺诈行为提供了法律保护，即便像中国证监会和深沪交易所也无可奈何，杭萧钢构就是典型，面对其一路高歌的涨停板，无论中国证监会还是上海交易所，除了乞丐般的哀求其停牌一小时做个说明之外，已经没有了任何作为，把中央政府的脸面丢的干干净净。

　　19世纪中国的精英改革已经让中国人失去了蒸汽机革命的机会，这次精英改革的历史性反动如果不加改变，将使中国再次失去电脑和股票革命的历史机会。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孙中山那个时代：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美国已成为顺势者，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也都在成为顺势者，中国近代第一次改革最初也是想顺势，后来在精英主导下变成了逆势反动，结果差点儿亡国灭种，目前的胡温新政是中国顺势崛起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事不过三”，历史不会让一个民族连续浪费三次机会，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杭萧钢构展示的可怕意义就在这里。强势政府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前提，这是历次世界历史大洗牌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的基本教训。可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却连一个小小的上市公司都不将其放在眼里，在即将展开的世界大洗牌大冲撞大变局中，让我们老百姓又去指望谁呢？

　　许多人有个糊涂认识，认为从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证券市场天天欺诈操纵也没出大问题，甚至朱溶基亲自砸盘，把股票连砸几个跌停板，社会也没出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欺诈操纵的市场也不会出大问题。要知道，九十年代投资者之所以被欺诈亏损得血流成河也没出事，完全是在透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巨大政治信用，包括革除公费医疗，福利住房和免费教育，都是在透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遗留下的巨大政治信用。正是拥有这种政治信用，老百姓才相信政府相信明天，对未来充满美好预期，无论眼前现实多么严酷多么惨烈，心中都有一盏不熄的理想明灯，他们相信毛泽东创建的共产党、毛泽东创建的人民政府，不会不管老百姓的；所以房子没了，他们认了；医疗没了，他们认了；教育没了，他们也认了；股市的钱没了，更是认了。如果没有这种巨大政治信用，上面任何一项剥夺都肯定会引发巨大社会动荡，大家可以想一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老百姓福利被剥夺干净而没有流血的？唯独中国。以往几十年的生活使老百姓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只要有毛泽东的共产党在，有毛泽东的人民政府在，一切就都还会在！直到中宣部派刘欢大江南北一唱“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老百姓才知道丢掉的永远丢掉了，以后不再是依靠“党在政府在”，而是要依靠“心在梦在”了，全部政治梦想就此破灭，所有的政治信用卡透支干净，从此眼里不再揉沙子，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不再相信明天的“刁民”，其中股民又是“刁民中的刁民”，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叫股东，唯独中国投资者叫股民，一子之差，天地之别，在剥夺他们资金的同时更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了做人尊严的投资者已经被欺诈和亏损锻造成为平时的“刁民”和乱时的“暴民”，遇有风吹草动就会成为被率先引爆的火药桶。可以说，在胡温新政已经基本稳定住农村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出大问题，将肯定出在金融上，如果出现大的骚乱，将肯定出在股市上，股民将成为未来社会骚乱的主要威胁。

　　这还不仅仅是因为矛盾集中在股市，欺诈在训练着股民，更主要的是随着共和国几十年创造的数百万亿财富浮出市面，中国经济进入了迅速虚拟化的历史进程，将超越美国九十年代大牛市的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牛市正在中国展开，六亿城镇居民正在以月均二三十万的速度潮水般涌入股市，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以散户为主体的市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尤其是中国老百姓储蓄的特殊性质，更是加剧了未来市场动荡的可怕性，世界其他国家老百姓的储蓄和投资都是消费后的节余，即便像前苏联那样瞬间化为乌有，老百姓也能够容忍能够照样活下去，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则是社会福利被摧毁后用于买房看病上学养老的保命钱，一旦化为乌有就意味着完全陷入绝境，中国股市独有的制度性欺诈将把老百姓的全部仇恨都引到政府头上，形成富人发财政府买单的被动状况，甚至整个共和国都会成为今天庄家胡作非为的牺牲品。

　　其实，这种苗头早就出现了，当初朱溶基就曾不解地询问“为什么以前的股民赔了钱去跳黄浦江，现在的股民赔了钱找政府？”道理很简单，以前国民党政府不管股市，所以股民赔了钱不找政府，现在其他国家政府只是单纯的管理股市，股民赔了钱也不找政府。而中国政府是既管理股市又在股市中做生意，既吹哨又踢球，中国证监会是国家机关，股票交易所是国家事业单位，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庄家金融机构是国有经济单位，国家和庄家直接合二为一，只有一方与国家没关系，就是散户，所以全世界股市都是多方与空方之间的博弈，唯独中国股市是国家队和百姓队之间的较量，吃亏的永远是百姓队。比如股票买卖，国家买是一个价格，公司买是一个价格，外国人买是一个价格，老百姓买又是一个价格，偏偏其他几个价格都差不多，唯独老百姓买的价格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以往说国家利益就是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老百姓吃亏也就认了，后来随着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入市，庄家越来越私有化了，可是监管制度和监管法律仍然是为庄家服务，这就在客观上把国家监管机构乃至整个司法系统变成了私人资本的保安公司，不仅形成了政府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在私人资本眼里政府越来越娼妓化了，所以才有了蔑视中央政府的连续涨停板。

　　虽然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在中国刚刚展开，可是，不受惩罚的欺诈行为和散户为主的投资结构，就已经注定了其最终必然走向股灾的悲剧结局，中国大牛市的第一波行情将肯定以股灾的形式完成调整，如同世界各国历史一样，以股灾的形式把欺诈和散户双双赶出市场，奠定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至于最终能不能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把股灾仅仅局限于证券市场内部，则完全取决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即便胡温新政不能恢复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政府权威，至少也应该具有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对资本那样强大的约束力量，否则，股灾炸毁的将不仅是证券市场，有可能是整个社会，杭萧钢构涨停板的历史警示意义就在于此。如果中国证券市场不出大问题，人们将很快忘记杭萧钢构的涨停板；相反如果出了大问题，杭萧钢构的涨停板将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杭萧钢构还在涨停板，已经超过了30元，中国的权贵富豪正在把矛盾逼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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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照：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

陈德照

　　21世纪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在变。由于经济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迅速增长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旧的经济安全问题有的淡化了，有的消除了，但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掩盖下的经济质量问题是中国经济安全中的最大隐患。中国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内涵和质量方面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据2006年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6%。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经济保持了这样高速的持续增长，并且这种势头还会继续下去，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现象一旦出现，肯定会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005年中国GDP总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四位，贸易总额占世界第三位，吸引的FDI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甚至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超越性的增长无疑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度。

　　但在看到上述现象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内涵和质量方面的差距缩小得要慢得多。对于什么是经济内涵和经济质量，目前国内外并无一致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测量指标。但如果考虑到科技竞争力是目前国际竞争中的主要因素，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况。2006年1月10日，在中国科技大会上，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指出，在具有科技竞争力的可以比较的49个国家中，中国大约排在第28名左右，只能算中下水平。这同GDP和贸易总额在世界的排名状况不相适应。在科技竞争力中，自主创新能力占有核心位置。但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的问题又最多。由于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依靠资源消耗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发生根本改变。相反，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高污染和高资源消耗使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1.3%）过低，与日本、美国的3%和以色列的4.7%相距甚远。即便我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了日本、美国的水平，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要像GDP总量和贸易总额那样名列世界前茅，这中间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无论是科技竞争力还是自主创新能力涉及的不仅仅是研发投入，也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它们还涉及到体制、管理、品牌乃至人员素质等问题。这不是仅仅依靠增加研发投入就能解决的。研发投入固然要增加，但我们更需要进行总体的思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进行综合的考虑。

　　我们还要说一下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总体和长期看，经济规模的扩大一般都会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提升。经济规模的扩大为结构的提升提供财力、物力支撑，也为这种提升提供了发展空间。而结构的提升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反过来又为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新的动力，使经济规模的扩大在新的内涵和质量基础上进行。这就是经济结构的提升和规模扩大之间存在的正相关系。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就必然随之提升了，更不等于说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提升之间是一种同步的关系。经济规模扩大和结构提升之间除了统一的、正相关系外，还存在着矛盾的、反相关系。特别在下述四种情况下，事物的另一面会突显出来：

　　1、当目标主要是扩大经济规模而不是提升经济内涵与经济结构时；

　　2、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人们更关注的是眼前的，而不是长远的根本利益时；

　　3、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慢于发达国家时；

　　4、人的素质的提高速度落在发达国家后面时。

　　当这四种情况同时出现时，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规模差距缩小的同时，经济结构和经济内涵方面的差距最有可能扩大。这是我们要十分警惕的。

　　二、某些重要部门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当年，中国进口波音747飞机时，要出口1500多台机床才能换取到买一架飞机的外汇。这种情况现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了。现在全世界的电脑，每3台中就有一台是从中国出口的。在手机的生产和销售方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和对外开放的结果。但事情同样存在着另外一个方面。拿MP3、MP4来说，现在我们生产和出口的产品，都是用人家的技术生产的。一部MP3卖79美元，成本只有13美元，卖那么贵，是因为每台要付给外国人专利费45美元。我们生产一台只赚1.5美元的劳务费。这种情况在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都存在。发达国家争夺的主要是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目的是垄断和主导世界经济及其发展方向和运行机制。美国国会中美工作小组联席主席迈克•柯克2006年1月16日说，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赤字不是美中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也不是美国人民最关注的问题，美国最关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说到底，知识和知识产权是发达国家的优势所在，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劣势所在。发达国家所讲的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说出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趋势，它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第二，借此向世界表明，21世纪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时代，因为美国在知识经济方面占有明显优势，认为美国已经形成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推动知识经济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方面美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在知识经济方面，这样的严峻挑战则几乎等于零。当我们也跟着兴高采烈地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欢呼时，应当严格地区分开上面所说的这两层不同的意思，不要盲目地跟着发达国家的感觉走。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我们明显地落在了后面。这种落后给我们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

　　三、外贸依存度过高降低了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了我国经济脆弱的一面。

　　2005年11月30日，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3年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50%，现在已接近80%（美、日等国家不到20%），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脆弱性。文章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无论是内需还是出口，只要需求稍为不足，就发生供过于求的现象，进而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最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90%以上，但就业岗位只增加了10％，陷入了经济增长而就业岗位不太增长的泥潭。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注意。

　　国内外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计算方法到其影响都存在不同看法。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而只想说明以下几点：

　　1、我国的外贸顺差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国家，这对我国带来的安全问题比给美国带来的安全问题更大。据美方估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至少将达到2120亿美元；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接近1万亿美元，超过GDP的7%。2006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美国国会要求实施《舒墨修正案》的压力会加大。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会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从中国的进口，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向中国施压。加上多哈回合谈判全面中止，贸易保护主义可能进一步抬头。目前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我们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却比过去严峻。

　　2、中国通过对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取得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投入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现在人们担心，一旦国外对以美元为票面的投资失去信心，大量抛售股票和债券等美元资产，可能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把利率推向高位，或使美元急剧贬值，从而引发美国经济的危机。近年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不但对美国经济，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手中的大量美元资产会成为烫手的“山芋”。我们不能因为近期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而忽视这一问题，不去研究应变的预案。

　　3、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外需拉动的，我们要降低外贸依存度的增长速度必须要扩大内需，提高内需的增长速度。但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又有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4万亿元的历史高峰。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在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宁肯把钱存入银行，也不敢敞开消费。我们现在在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肯定有助于扩大内需，但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遇到的那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正在农村出现，需要认真研究。从总体看，我们降低外贸依存度的空间恐怕并不大。

　　四、跨国公司并购活动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挑战。

　　近些年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二是出现明显的独资化倾向。2004年外商独资企业已占全部外商在华投资的67%（按到位资金计算），比1990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趋势。这两个特点都加强了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我部分行业的外资集中度明显上升，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合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的可能性减少了，中国经济受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和策略的影响增大，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与社会的稳定。鉴于并购是目前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们不可能完全限制这种活动，但应对并购实行管理和疏导，这是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多年的办法。比如美国要求对外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严格调查，对外资并购设置了规制和措施。德国法律规定，在跨国并购中如果投资人收购德国公司的股权超过一定比例，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不久前美国国会阻止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法国政府阻止百事可乐竞购达能，是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两个新例子。现在，美欧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势力打着“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爱国主义”等旗号，推动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政策，矛头所指超出了贸易本身的范围，而扩大到反对外国企业并购本国所谓“战略性部门”等领域。非经济因素更加明显地介入到了对外经济决策中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制定《反垄断法》，并在外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方面制定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估体系和标准。

　　五、能源和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