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8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此期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是“兼顾”，其实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不仅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兼顾生态环境和国防建设。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不仅政府忽略了公平问题，普通民众对这个问题也不太重视。原因有三：改革以前，存在着铁饭碗和大锅饭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人们的经验判断不矛盾；在整个８０年代，由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迅速上升。结果，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双双下滑；直到９０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是种全赢游戏ｗｉｎ－ｗｉｎｇａｍｅ　。所有人都从改革受益，差别只是有些人受益多一点，有些人受益少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城市内部、乡村内部和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只要差距不是过大，人们还可以接受。

　　进入９０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８０年代的改革还是全赢游戏的话，９０年代的改革越来越像一种“零和游戏”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　：亦即某些人受益是以其他人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到１９９２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超过１９７８年的水平。此后，这两类差距更是急剧扩大，尤其是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大幅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开。到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０．４５的高度。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达到严重不平等的地步。

　　更为严重的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正规部门（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此前的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中国正规部门职工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累计净增就业人数４５６０万人。但此后趋向骤转：２００４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１９９５年减少了３９０８万人，下降了３７．８％；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２６９８万人，下降了７６％。两者合计减少６６０６万人，下降了４７．５％。在人类历史上，也许还没有过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么大规模地裁减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随着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城市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在农村，９０年代后期粮食和其它各类农产品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谷贱伤农”，由此造成农民收入总体增长缓慢。在相当多的地区，农民收入不是增长，而是下滑。与此同时，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三乱”问题进一步加剧，多重税费压得广大中部农村居民透不过气来，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以上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６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以上。这么大的经济体能连续这么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２００５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１８２３２１亿元，人均近１４０００元，大大超过了当年邓小平设定的人均８００美元的小康标准。为什么在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呢？机械地坚持“效率优先”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不错，邓小平曾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他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他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到９０年代末期，出乱子迹象越来越多。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松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是说说而已，这时的“兼顾”终于有了些实质内容。

　　社会矛盾的凸现是出现社会政策的背景，它只能说明，社会政策迟早会出现，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政策出现在新世纪之初。社会政策不是政府表表态就算数的，每项社会政策都需要雄厚的财政资金支撑。没有财政资金支撑的社会政策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另外，政治学里通常讲政策的“惯性”，政策的“路径依赖”。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决不是几个领导人拍拍脑瓜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因此，为了理解这个历史性的跨越，我们需要考察中国政府的汲取能力与政策过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汲取能力的加强

　　在新世纪里，为什么中国政府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呢？这首先是因为财政体制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使得政府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个领域。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的汲取能力一路下滑，到９０年代初已跌入谷底。不要说支撑社会政策，当时连维持国防、治安和政府日常运作的经费都严重不足。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在１９９４年对财政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回顾过去１０年，很明显分税制取得了巨大的、超乎预料的成功。１９９４年以来，政府的综合财政收入（这里定义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与社保基金收入之和）飞速增长，在短短１０年中从不足８０００亿猛增至近３７０００亿，翻了近５倍。

　　综合财政收支占ＧＤＰ比重也大幅提高。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这两个比重从３０％－４０％跌至１６％－１７％。１９９４年财政体制改革见效后，情况迅速改善。到２００４年底，这两个比重回升到２７％左右。２００５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３００００亿，社保基金收入接近７０００亿，预算外收入估计在５０００亿左右，三者相加约４２０００亿，约相当于ＧＤＰ的３０％，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另外，据财政部企业财务快报统计，２００５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９０４７．２亿元。如果平均分红率是５０％（ＯＥＣＤ国家的股份公司平均分红率是５０％），那就会给国家财政带来４５００亿元额外收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虽然与很多发达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比，中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还不算高，但至少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已表现不俗。

　　如果说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政府未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有所作为是因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今天政府汲取能力方面的问题已大致解决了，为社会政策的出现奠定了财力基础。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

　　不过，汲取能力的提高只是社会政策出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社会政策的出现，还有赖于政策导向的变化。如果“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不转变，政府完全可能把增长的财政收入投放到发展经济的项目上去，而不是用到与民生相关领域。因此，我们需要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政策导向变化的内在动因。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作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这些便是研究议程设置要解答的问题。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我们可以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主要采取前五种模式，即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第六种模式——外压模式——才浮现出来。社会政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议程设置模式转变的产物。

　　与其他五种模式相比，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谁是倡导者已越来越难分辨，他们的身份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宽厚，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ｃ　，一部分是一般大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共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一般大众很少长期执著地卷入某项争议。正是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议程最可能变为正式议程。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共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共议程，如果它最终得以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往往很难准确地断定外力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形成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个特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具备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　，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的发生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可能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权力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时间里调整政策取向。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ｎｄｏｗ　。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的、快速的、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议程设置的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

　　外压模式出现的背景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直到９０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在两方面找到原因，一方面是压力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是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上面提到，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ＧＤＰ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９０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人们切实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人们容易形成共识。那时，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往往愿意为了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曾经让人充满希望的“改革”变得可疑起来。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改革的共识破裂了。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政策导向的变化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共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共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３至５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ＧＤＰ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２００２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到了２００４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没有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２００５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指导思想是个纲，纲举目张。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或正在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解决生态环境恶化、地区发展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工人下岗失业、克扣拖欠工资、国有资产流失、职工权益受损、贫富过于悬殊、矿难事故频发、疾病疫情不断、医疗保障缺失、教育费用高昂、房价上涨过快、征地拆迁野蛮、社会治安不靖等问题。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ＧＤＰ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

　　与过去相比，今天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民间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民主化了；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汲取能力提高和议程设置模式转换都是制度性的变革，而不是权宜之计。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会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何清涟：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

一、黑社会组织产生的温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与黑社会兴起的关系

三、政治保护下黑社会组织的经济活动

四、警界：黑社会组织保护伞集中之地

五、黑社会势力渗透政府部门

六、研究“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认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

　　近20年多年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并逐渐兴盛，得益于它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不少政府官员（工商、税收等部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这些官员们在政府内部也因为共同利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黑社会产生的沃土？研究者通常所持的解释主要是两点，其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有秘密会社（即黑社会）的传统；其二是因为中国底层社会成员过于庞大。这两点能够解释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兴盛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背景，却未能解释中国黑社会渴慕政治权力的特点，以及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大力庇护。与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官员结盟所涉及的领域要宽广得多，而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满足于依靠官员的庇护获得金钱，它们更喜欢在民间使用权力并炫耀权力，一些黑社会头目除了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性政治衔头之外，还为自己谋求官职，以至不少黑社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

　　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者未曾触及两个原因：其一，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近20年来突然兴盛起来，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有直接关系。中国社会在现代以前是个“倒T字型”结构。经历过20多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历程之后，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这一社会结构并未改变，在城市社会中则出现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及少量中产阶级。从城乡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一种“倒T字形”结构，非常容易产生“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中国之所以易于成为黑社会组织滋生的沃土，可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中得到解释。其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有助于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结合。这种非制度化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既存在于政府的科层组织之中，也存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从实际情形来看，在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正式的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这种盘根错节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

一、黑社会组织产生的温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1. 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反社会行为滋生的一种解释

　　2005年初，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强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分析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后，发现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李强，2005）。李强发现的这个现实不仅否定了许多试图把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理想化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引进了西方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紧张”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大量异常现象的原因。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的重要内涵并未引起国内和西方社会学界中国研究圈应有的重视。本文中，笔者用“倒T字形”来代替他的“倒丁字型”，可能更接近他所描绘的图形。

　　“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学解释社会运动生成和集体行为的一种理论。1938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Merton）在分析社会的反常状态（Anomie）时提出了“结构性紧张”的概念（Merton，1938）。他认为，社会上出现沉沦或个人颓废等反常状态，是源于“社会结构性紧张”（strains in social structure）。这种结构性紧张的产生与两个因素有关：社会上多数成员普遍存在着一种渴求致富的欲望，但现行体制许可的获得成功的手段却非常有限，且许多社会群体无法利用这些手段。默顿的这一分析恰巧与中国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特征十分近似。一方面，随着中共灌输多年的革命价值观的解体，“发财致富”成了社会上下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在暴富阶层行为的激励示范之下加倍膨胀；另一方面，致富的机会绝大多数被权贵集团所掌握与垄断，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连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正是这种普遍受到激励的“渴望”和现行体制只为权贵集团提供致富机会的现实，产生了“社会结构的紧张”，由此挤压或诱发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就是其中的典型现象。这是社会底层成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上层社会后所选择的另一种反常的谋生之道。

　　2. 庞大的底层社会以及黑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溯源中国历史，秘密会社最为兴盛的明清两代的社会结构就呈现为“倒T字型”。一位美国学者研究明清历史后发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缺少中产阶层的社会，除了庞大的社会底层之外，社会上层按等级构成一根“立柱”，社会阶层的流动只能通过一条异常狭窄的通道──科举制。这位学者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状况。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考诸史实，升官与发财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做官与发财往往联系在一起，而商人虽能致富，但在有抑商传统的中国其法律地位却比较低下。直至清代，当时朝廷为了缓解财政困难，特开捐官一途，让有钱人能出资买官做。由于这条向上流通的通道异常狭窄，许多人根本挤不过去，只能无望地留在社会底层。到了清代乾隆初年，中国人口超过一亿，乾隆中后期就迅速突破三亿大关，人口严重过剩，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阶层。由于人口过多与工作机会稀缺，许多社会底层成员迫于生存压力就结成秘密会社（又称江湖帮会，类于现代的黑社会组织），依靠江湖帮会维持生存并藉此获得社会尊重。清代执掌大运河运输的“漕帮”就是这类组织。[1] 这种社会结构历经几百年至今，即使是社会改造实施得最彻底的中共政府，也都未能改变这一“倒T字形”社会结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是这种“倒T字形”社会结构，同样存在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底层，为何在毛时代当局能消灭原有的黑社会组织，而且遏止了新的黑社会组织的产生？其原因在于，“倒T字型”社会结构虽然是黑社会组织产生的一个充分条件，但黑社会组织的大量产生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即政府统治无法达到社会边缘与社会夹缝。中国历代王朝虽然也属于专制统治，但政府统治均无法控制社会夹缝，也无法延伸到社会边缘，俗谓“天高皇帝远”即指这种情况。然而，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共建立了控制一切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与此同时，居民外出住宿旅馆必须持有所属单位的介绍信（城市居民出示工作单位介绍信、农民出示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城乡各地餐饮零售业实行凭粮票才能购买食物的制度（农村居民很难获得粮票，城市居民如未获准兑换全国粮票，则无法用本省粮票到外省购买食品或粮食）。当局通过这些手段实现了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95％以上的社会成员往往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能迁往其它地区。再加上那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的居委会制度将当局对民众的监控延伸到社会的所有神经末梢，当局又极力鼓励人民（包括亲人）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时刻留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人们即便外出投奔亲友，都无法定居。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任何外来人进入城市或农村社区，不可能不受注意与监督。在这种严密的监督之下，社会夹缝几乎完全消灭，任何黑社会势力都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当时只在中国的云南及边境地区存在着极小部分游离于社会边缘之人。这些人当中，有由于政治原因不见容于原居住地社会的人士；也有因经济原因被迫逃离原居住地的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到边境从事“走私”，包括倒卖当时购买粮食布匹所需要的票证（布票、粮票）等地下经济活动，被官方称为“投机倒把”。他们一旦被抓住，往往被栽上“社会渣滓”（好听一点则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一名称，并判刑拘押。在这种异常严密的极权统治下，黑社会组织自然丧失了一切生存条件──这就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然也呈“倒T字型”结构却无黑社会组织存在的原因。

　　3．社会向上流通管道的梗阻和“结构性紧张”的形成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官方宣传鼓励的政策性口号很快就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到以追求财富为人生最高目标的道路上来。其二是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城市居民的流动始于居委会功能的弱化。90年代中国政府曾一度想恢复居委会的功能，但却因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就业制度的松动，使居委会控制辖区内人口的功能大大减弱，因此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而农村人口的流动始于农民的“离土不离乡”和外出务工。从1982年开始，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在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边缘区域都生活着大批既不属于城市社会，也不再属于农村社会的边缘化人口。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总量上来说，底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但未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向上流通管道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畅通期。在此期间，因“文革”造成专业人才奇缺，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急切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底层社会成员只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得到向上流动与升迁的机会。可惜这一生机勃勃的时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到了90年代末期，中国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逐年增加，底层社会通过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机会日见稀少。[2]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形。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人口中出现了中产阶层，其主体包括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私营企业主。不少研究者曾把这个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在看来，他们似乎高估了中国中产阶层扩大的可能性。从20世纪末开始，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渠道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更为狭窄──毛时代提供了参军与上大学两条向上升迁的管道，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向上流通的管道只剩下升大学这一条了，何况这条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大学毕业后就业困难而发生梗阻。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耕地减少，以及受教育机会的稀缺，底层人口仍然非常庞大。

　　1994年笔者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文里使用了“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一词，此文经修改后成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五章。当时，我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层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到了2000年，笔者再次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使用这个词，将中国城乡人口合计统计，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会总人口的83％，中产阶层11％多一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将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即城市底层占55%，中层共占27%，高地位群体组占18%（他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分析未包括庞大的失业下岗人口，如果将这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城市底层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而中层、上层的比例会相应缩小）；他认为，农村呈“倒丁字形”（倒T字型）社会结构，因为农村社会成员的97%处于底层，即倒T字的那一横。[4]

　　社会底层人口如此庞大的现状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大量希望向上流动而苦无出路的人存在，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社会底层成员的生存之路极其艰难，他们依靠个人正当努力几乎无法获得往上流动的机会。与此同时，主流文化鼓吹的机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许多“成功人士”那来路不明的“第一桶金”的示范效应，也构成了产生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动因。对许多急于摆脱生存困境的底层社会成员来说，拉帮结派、互相扶持，通过“走黑道”摆脱生存困境，就成为一种生存选择。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以及大量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就使得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滋生成为可能，而庞大的底层人口则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迅速上升，自1983年开始“严打”，每年全国都要摧毁各种犯罪组织数万个，甚至十多万个。[5] 但是，有组织犯罪并未因此减少，旧的还未消失，新的犯罪组织又滋生并发展起来。从已有案例分析，许多黑社会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在该组织中从事的都是危险性极大、生命风险很高但报酬偏低的活动。从其动机来说，这些普通成员参与加黑社会组织，更多地带有就业目的。与正常就业不同的是，这种“就业”要求成员付出“血酬”。如吉林省著名的黑帮头子梁旭东（梁本人是警察），其帮内骨干成员均被安排在他属下的各公司任职，每月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与当时劳动力的平均报酬相比，这些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薪酬并不算高，然而他们取得薪酬的附加条件却极为严苛，如其成员违反了该帮会的严厉“家规”──即组织的一切活动均需向梁旭东请示汇报豆即剁掉手指或打断双腿。1996年6月，一名成员因违反帮规，被砍掉左手无名指。1997年，一名成员又因违反“家规”被打断双腿。[6]

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与黑社会兴起的关系

　　上面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滋生的社会背景，本节将专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社会现象──“保护主义政治”。本文涉及的“保护主义”（clientelism）主要是指中国的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之间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利益交换关系网内将公共权力私人化，即将权力用于牟取私利。由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深入渗透经济领域，这种公共权力私人化往往能够帮助黑社会组织控制当地的主要经济领域。而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与正常企业不同，其经济活动凭借权力与暴力的双重保护，往往带有掠夺与强迫性质，对当地的经济不仅未起促进作用，反而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1. “保护主义政治”与国家资源分配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7]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功能的互补充分体现出华夏大地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无论是极权制度还是威权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美国的社会学者沃德（Andrew Walder）在他1986年出版的著名的《共产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曾分析过改革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内上下级之间的“保护主义”关系（Walder 1986）。其实，沃德对国有企业内“保护主义”社会关系网络的剖析完全可以应用到对官场以及改革以来官商关系的分析。

　　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关。（谢岳，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