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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三十三期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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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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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民主就是“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与俞可平先生商榷民主的真缔（修订稿）
汪亭友：武装斗争的尼共（毛主义）：产生背景、基本纲领与当前政策
杨斌：为全世界人民敲响的警钟——《一个经济杀白的自白》杨斌推荐序一
林行止：躲在世界银行背后的“经济杀手”——《一个经济杀白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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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07年“环保风暴”，你们用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手段——区域限批。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潘岳：这个想法，我在2005年第一次环评执法时就有了。但是当时连环评法都没人知道，一下子就“区域限批” ，震动太大。所以我们决定先从“普法”开始。2006年第二次环评执法时，我们对形势还是过于乐观——中央在“十一五 ”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4％，减排2％”。结果是，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了52％。我们意识到，对这种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扩张的高峰，温和手段已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使用了这么“狠”的手段——环保总局成立30年，此前从没使用过。
另外，2006年12月新开工项目清查专项工作中，环保总局已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安监总局等7部委形成共识，今后将逐步对各项建设程序执行不力的地区，采取暂停项目审批或核准。但新的制度要经过试验，环保总局先踏出这一步，成功或失败，都将为其他部门提供借鉴。
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又将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现在又进行窗体顶端
宏观调控，但2006年仍然成为中国环境形势最严峻的一年。症结到底是什么？你以前说是“扭曲的政绩观”，但不执行中央政令、乱上项目，中央也没有将其视为地方官的政绩。举个例子，中央处理内蒙古新丰电厂事件，也处理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负责人。
潘岳：我曾一再强调，环保首先是政绩观问题。但现在，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正在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
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我以前一直在宏观经济部门工作，从国有资产管理局到体改办，见证了中国的财政改革、国有资产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样的特殊利益结合现象，给每项改革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继财政、国资、金融之后，资源和环境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在动荡的全球化世界上最后的战略储备。如果“老本”被劫掠一空，何谈民族的复兴？所以，“区域限批”针对的就是不顾国家大局的特殊利益结合现象。
记者：中央进行宏观调控，有些地方执行不力，是不是也与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有关？环保执法的重点行业钢铁、冶金、电力等与宏观调控的重点相吻合，特别是2007年，环保总局拿出激烈手段。这样做，除了保护环境本身，你们是不是另有醉翁之意？
潘岳：这是与宏观调控有关的。环保和“科学发展观”有天然的血缘，自然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2005年环评执法之后，环评从“橡皮图章”变成了项目审批的重要环节，实际上已经成了宏观调控的手段。2006年仅环评一道关口，就卡住了7700亿元投资项目，其中一半以上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不正常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次使用“区域限批”政策，就是希望探索宏观调控的新方法。
屡败屡战
记者：但为什么“风暴”越刮越大，环境却越来越差。你和环保部门不停地刮“风暴”，是在乘胜追击，还是屡战屡败？
潘岳：肯定不是“乘胜追击”，也不是屡战屡败，而是屡败屡战。2006年，环保总局是拼了老命的，我们强迫电力公司新建的脱硫能力是前10年的总和。我们什么手段都试过，从私下劝说，到通报，到叫停，到签署责任书，但仍然没有明显起色，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这不是一个部门“修修补补”可以解决的。
记者：每年的“环保风暴”，你们手中的大棒都不一样。如果明年还刮“风暴”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灵丹妙药？
潘岳：没了。“区域限批”是最狠的行政手段，再往上，就该追究行政责任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记者：很多人看来，你和环保总局招数不少，令人眼花缭乱，但似乎是花拳绣腿，不能一刀致命。“风暴”是非正常手段，难道就不能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吗？
潘岳：我最重视制度建设。目前的环保法律虽然多，但大都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惩罚权十分有限。行政手段上，环保总局不能关停，不能撤职，连环境监测和执法都没有垂直管理。要完善制度，开开会是不顶用的，只有博弈——每次环评执法都是博弈，对方退一点儿，我们就进一点儿，再用法律把成果固定下来。
比如说，第一次环评执法后，凡是发改委核准备案的特大企业的重点项目没有不履行环评程序的。此前，它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环评一说；“圆明园听证会”以后，《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出台了，2006年这个办法卡住了1600亿元公众不同意的项目；第二次环评执法后，环评由“项目”层面深入到规划层面，规划环评的法律在国务院法制办的审核之中，争取2007年上半年出台。这次执法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区域限批”常规化——不只是每年一次，而是全年任何时候，对违规严重的企业和违规省份、地区严厉实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制度。
记者：这次“风暴”后，听说你的电话要被打爆了。“风暴”实际上是掐别人的脖子，断了许多人的财路和官路，你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潘岳：从两年前第一次环评执法开始，我和同事们就处在漩涡的中心。每年从我们手上要经过2万多亿元的项目，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内外压力都有。我就不多说了。
记者：妥协是为官之道，你会适当做出一些妥协吗？
潘岳：那要看妥协的价值。如果妥协能够造成新的制度，那就妥协。但如果是放弃原则和同流合污，那我决不！
记者：这几年，有些人观察你之后，得出结论：你并非像媒体上表现的那样强悍，实际上，你在硬撑着做事。比如说，在过去的“风暴”中，大唐国际就在名单中，这次“风暴”之前，大唐国际仍在违规，可见人们并不怕你。是这样吗？
潘岳：如果我是别人，我也不怕。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就让它在媒体上喊两声吧，反正喊也是白喊，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这就是现实。3年来，每当我看见违规的项目在补办手续后，用各种方法拖延兑现环保承诺；看见新的污染项目违法开工后，又打着“不能让国家受损失”的名义补办手续，心里十分沉重。但我不允许自己有“无力感”。既然法律和体制只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空间，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空间内创造出新的办法。现状决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而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顺便说一句，大唐国际电力已表示要彻底整改了。
官员和思想者并不矛盾
记者：有人说你是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
潘岳：在实现理想的方式上，我不认同唐吉诃德，但在追求理想的精神上，我是钦佩他的。人最可怕的是没有理想，只被利益驱动。
记者：你当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时，清查海外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流失大案；当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时，开展“ 质量万里行”打击造假企业；当体改委副主任时，提出政改报告，呼吁宗教改革；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没多久，就提出绿色GDP ，刮“环保风暴”。这么多年来，你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潘岳：我做的事情指向同一个方向——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民族，能够“可持续”。因为，一种生产方式、一个文化、一个党、一种主义、一个民族是否先进，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地强大。
记者：你似乎不仅想做官，还把自己定位为思想者——你写过政改报告，呼吁宗教改革，并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在思想方面，你想做出什么贡献？
潘岳：官员和思想者并不矛盾。在中国，只懂行政实践没有思想是不成的，只懂思想没有行政实践也是不成的。从少年时起，我就一直尊崇思想家。多年来经历了几次究竟是当学者还是当官的激烈思想挣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正如韦伯说过：“思想所创造的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 历史上的大转折都是由思想作为先导的。中国正在经历伟大的转型，20年后的中国，是要成为拉美式的世界工厂和消费场，还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和价值观策源地？是将成为其他文明的翻版，还是创造出融合普世价值和自身传统的新型文明？这都取决于今天我们思想的方向。如果能够为它的诞生贡献一点微薄的火花，我此生无憾。
记者：但很多人批评你过于理想主义，你的很多想法是“乌托邦”——比如 “绿色中国”、“生态文明”。
潘岳：任何伟大的信念和事业，都是从乌托邦开始的。它就是对完美社会的追求。“乌托邦”做法不可取，但精神是必需的。在利益驱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推动变革的力量。
在朝在野，“家、国、天下”
记者：如果没有从政，你会做什么？
潘岳：最可能的是办报纸，或者做历史学家——既能描述广阔的历史，又能讲述动人的故事。我甚至可能写几个关于中国历史的大剧本。看到如今的那些历史大片，觉得我们的艺术家在历史素养上还欠火候。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改变世界的事件那么多，就是没人写没人拍。这是史家和文人的悲哀。
记者：你为什么喜欢历史？
潘岳：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留存下来的民族，历史给我们的智慧和对我们的束缚都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的。前人遵循的规则，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作用；前人遭遇的困境，今天依然没能全部解答。历史的每一次变迁，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执政者应该善加吸纳。
记者：你的风格也与其他官员不同，你经常说一些似乎“出格”的话，爱好不少，写
散文，还写古体诗。我在你的诗文集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古寺灯影，三佛并坐，东琉璃西净土，沉浮众生轮回相；楼观经藏，大道同源，左庄老右程朱，彻悟天地解自身”；还有这样的句子：“漫天情絮，乱乱夜无语。颜色一分天给予，不怕梅花香许”。你像个文人，而不是官场中人。
潘岳：官场中的人就是木头吗？很多领导同志都喜欢诗词，有些写得还很好。我们一直习惯了模式化的官员形象，其实私下里大家性格都很丰富，只不过我的生活更加透明，你们对我的了解多一些罢了。我从少年时代一直坚信，不管你是官员、学者还是别的什么，首先你是一个人，一个性格完整、有信念、有感情的人。
记者：你喜欢历史，也熟悉媒体，这两个领域都密切关注社会的变迁和变迁背后的推动力。据你观察，现在改变中国社会的最大新生力量是什么？
潘岳：互联网。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进而改变了社会和政治运行的规则。最重要的是，网络孕育出的新一代人，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总的来说，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独立。
记者：你觉得那一代的执政者要具备什么素质？
潘岳：他们要善于学习新事物、接受新理念，并倾听人民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时代，必须具备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多数人可以在个人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们必须视民族的兴衰甚于个人荣辱。
记者：兼济天下，而不是独善其身？
潘岳：对。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对一个大国来说，无论哪一个历史阶段，都要求执政精英具有特殊的责任感，儒家在这方面值得借鉴。我也有“士大夫”情结：在朝在野，都是“家、国、天下”四个字。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 关于“权力资本腐败”这一概念
（一）我的“权力资本腐败”是针对“权贵资本主义”而提出的
“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具有亚洲（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
这几年来，吴敬链先生时不时地结合“中国国情”将它作了“发挥性的引入”，吴敬琏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曾有一段时间，报刊杂志热炒了“权贵资本主义”。我也加入了这个“热炒”的行列，写了一篇《我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写是写了，评也评了，然而心里总还有点不太踏实，什么原因？就像“权力寻租”这一概念一样，“权贵资本主义”是舶来品，多数人还不太认识，要让人们接受它，还得将“权贵资本主义”本身解释一番，否则，一般人真还有点不太好懂，学术研究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民懂，也就是说人民性、通俗性不强。
搞社会科学研究嘛，总不能老是跟在他人后面嚼他人的馍。于是，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概念呢？能不能创造一个让人一看就明白的概念化呢？经过很多夜的苦思苦想，真还找到了一个，这就是“权力资本腐败”这六个字，查一查资料，有“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化”的提法，也有“权力”病变为“资本”而导致腐败的这类描写，譬如，刘沛汉、永春先生就说：“腐败通常是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的要害也仍然是权力腐败。”其涵义和我的“权力资本腐败”也就相差无几。而巫继学先生所说的“腐败行为只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是权力资本”，涵义则与我的“权力资本腐败”相当地接近。
总之，我的“权力资本腐败”这六个字是专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提出的，有它特有的内涵。
（二）中国式的“权力资本腐败”与亚洲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区别。
“发明”一个能站得住脚的科学概念，首先要明確自己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何谓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庄礼伟先生认为，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1）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2）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3）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4）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什么是“权力资本腐败”？
所谓“权力资本腐败”，指的是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权力与资本的交易（运作）”，无偿地占有国家的财富、社会的财富、集体的财富和百姓的财富，使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直发地发将起来，成为百万、千万、几亿元的“暴富式的富翁”。譬如，那个被称谓“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原来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私企业主，但却能成为一名上海地产界和金融圈子内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当然，既有“暴富式的富翁”，也有“暴卒式的富翁”，“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既是“暴富式的富翁”又是“暴卒式的富翁”，这就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所以，“权力资本腐败”的外延比“权贵资本主义”要大、要广、要宽泛。
从这个意义上说，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沈阳慕马等大案，都是一些地方上的腐败权力者的“权力”与不法富豪的“资本”相互“交易”（腐败）的结果。
（三）“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
正因为由于当今社会的“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的权力腐败呈现出以下这些特点来。
第一，“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向“高层化”发展，即有越来越多的位高权重的“第一把手”掉进腐败的泥坑中去了。而且，在整个腐败官员中“第一把手”占的比例或是居高不下或是有所増长，发展趋势极为令人担忧；
第二，“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十万、几十万是“小菜一碟”，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也不稀罕，判十几年、二十年、无期甚至死缓的增多也是“必然趋势”了；
第三，“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案不仅仅但金钱腐败，还浓浓地烙上了“色”的色彩，有的腐败分子的腐败甚至是围绕着情人、“包二奶”的、“小密”而展开的，因而严重恶化了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
第四，“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案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其中，有很多串案、窝案是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展开的，与此相关联的则是，被卷入到串案、窝案的都是一些被“大的第一把手”领导的“要害部门”的“小的第一把手”。
第五，“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案的“家族式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夫人、儿女、兄弟姐妹被卷进腐败案的不少，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相当突出，个别的甚至是“满门进狱”。
第六，“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的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卷资外逃的不少，而且金额巨大，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有的是早就有所预谋，早就将自己的子女、妻子及其腐败款子转移向境外、国外，有的在国內风声一紧就拔腿开溜。
第七，“权力资本腐败”使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的同盟”，在一些地区或领域已经形成了气候，成为一股能左右地方动向的势力，这就使社会的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大大增加，有不少案件本来明明是省市自己就可处理的，然而非得要中央出面查处不可，社会反腐败的“成本”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而大幅提高。
二 “权力资本腐败”出现的历史背景
（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腐败。
腐败，“权力资本腐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高速发展的衍生物。
于是，有人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腐败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
我的回答是：“否。”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腐败、“权力资本腐败”之间无必然的联系。然而，当权力处于“失控”、“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条件下，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却为腐败、“权力资本腐败”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往往是腐败的易发、多发时期。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不仅仅是社会利益冲突最激烈的阶段，也是利益对处于“脫贫致富”时期人们的诱惑最大时期，更主要的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权力制约”始终是个大问题，权力的失控很厉害，导致的腐败也必然很瞩目。
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中国每一次大的政策调整都是一次财富的重新再分配。”
的确，仔细研究中国腐败的发展，可以发现它有这样一个规律：即，每当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或分配）时，权力腐败总是趁虚而入，总是利用手中执掌权力的优势与境内外、国內外的不法商人相勾结，疯狂抢占“利益制高点”，将利益的天平向自己、向自己的家族、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倾斜。上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是如此，90年代掀起的大规模的农村圈地运动、国企改制、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房地产开发、金融也是如此，最近几年腐败发展态势也是如此。正因为中国的腐败是与重大的经济体变革挂上了勾的，因而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腐败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就非常之大，就非常之严重，据专家的测算，贪污腐败活动使中国政府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的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时期：超大规模的工程（或称跨世纪世纪工程）纷纷上马，大中小城市都将自己的城市发展列入了快速发展的议事日程之中，“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列入了省市权力者立即实施的行动之中，事实也是这样，这几年来当世界经济处于一蹶不振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却处于“一枝独秀”之中……
对社会来说，社会经济大发展的确是一个“重大利好”，而支持着这一“重大利好”背后则是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具有天文数字的“经济总量”，而伴随着这个“经济总量”的是新一轮社会利益的利益重新调整、重新分配，而对腐败者来说，面对过去从未有过的、具有天文数字的利益重新调整、重新分配，其“利益的诱惑”亦是从来也没有这样诱人，这样巨大的“腐败机会”，怎么会使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放弃这个暴富的机会呢？他们肯定会抢占这个利益调整、分配中的“利益制高点”。
为什么？马克思说的好：“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这段话用到这类腐败分子身上，是一点都不会错的。其实，对当今的腐败分子来说，又何只是“300%的利润”呢？一张条就能换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利润”，无需资本投入，只需“权力运作”，简直就是“∞”（无穷大），又“何乐而不为”呢？！腐败分子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物，他们是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个致富的机会。
譬如说，近年来，“工程腐败”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中一个久攻难破的“堡垒”，交通系统成为腐败大案的“重灾区”，“工程上马，干部落马”，似乎已是我国工程建设中的一种“宿命”。在大大小小工头的围追堵截之下，与工程沾边的官员们“前腐后继”，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瞠目的丑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交通工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当年即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接近１０％，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高速公路的里程数比上年增长８３％。此后，社会资金大量涌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２００３年，交通领域投资达到３５００亿元。“越是热点部位就越是腐败的高发地带”。１９９７年以来，河南、四川、广东、贵州、江苏、安徽等省的十多个交通厅长因为经济问题受到查处，交通系统的官员如此大面积“塌方”，的确值得我们反思了。
附注：近年来落马的交通厅长、副厅长（年份、省份、姓名、落马原因和处理结果）。
1997 河南 曾锦成 受贿被判 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全部赃款赃物
2000 四川 刘中山 贪污、受贿 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0 四川 郑道访(副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被判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 河南 张昆桐 受贿、挪用公款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 湖南 马其伟(副职) 受贿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多万元
2002 广西 褚之田(副职)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2 广东 李向雷(副职) 受贿 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
2002 贵州 卢万里 涉嫌贪污、受贿 2002年5月被逮捕，至今在押
2003 河南 石发亮 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2003年2月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
2003 广东 牛和恩 涉嫌严重经济违纪违法、受贿 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03 贵州 张有德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零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
2003 新疆 阿曼峁吉 涉嫌重大经济问题 2003年底被“双规”
2004 江苏 章俊元 涉嫌违纪 已被立案审查,2004年2月13日被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免去职务
2004 安徽 王兴尧 涉嫌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 被立案审查，并已被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免去职务
应该说，这几年来，中国的反腐败的确是在动真格的，的确是在向纵深发展，刑不上大夫早就成了历史。就以2003年来说，中纪委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不下十人，他们包括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潘广田；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王钟麓；原安徽省副省长兼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以及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曼•哈吉等。然而，对腐败分子来说，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他们的态度是你打你的，我贪我的，“前腐后继”，腐败非常疯狂。
（二）“权力资本腐败”是上世纪90年代腐败发展的主要形式
权力孵化着资本，资本提升着权力，形成了双向推动效应，加速并加重了腐败。
“权力资本腐败”是腐败的一种。
“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是处于剧变时期的中国腐败发展、泛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发展、泛滥的主要形式，有它主要表现的特点，危害极大，影响深远，带有一定的“国粹性”。
“权力资本腐败”也是直接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主要形式，对人民的损害最烈。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的“登场”，中国的腐败对广大人民的危害已经从过去的隐形性、间接性转化为公开性、直接性。譬如，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引起的城市经营性土地腐败极大地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大规模建设工程上马和“开发区”热潮引起的“农村圈地运动”使社会“游民层”的激增，还有那个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机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的腐败将数千万职工人变成了“下岗工人”、“失业人员”……也就是说，由于“权力资本腐败”的“登场”，相当一部分公民的基本生存权、旋工作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显示两极分化最为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超出会国际警戒线，就是与这类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资本腐败”也是一种“发生在基层、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最为恶劣、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为严重的腐败”。
当今的腐败现象为什么总是那样“严峻”？为什么现阶段的中国腐败仍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状态？根据笔者多年的反腐败研究，就是这个“权力资本腐败”惹的祸。
应该说，中国腐败发展、泛滥的轨迹是浓浓地烙上了中国的国情，浓浓地反映了中国的“特色”的。
（三）“权力资本腐败”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熟悉中国腐败发展的特点都知道，中国的腐败始自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商品流通领域里的“不正之风”。当时，因为商品短缺（短缺经济）消费品不足，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如能搞到一台彩电、冰箱），为了一张票据而奔波，而“走后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仍然是这个短缺经济，社会为了奔向“市场经济”而不得不实行价格的“双轨制”，因为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导致了“官倒”的大量出现，倒批文的倒批文，倒钢材得倒钢材，全国上下“倒爷”横行，譬如，当时的两次房地产潮，海南、北海的房地产一度炒到了天上，海南各大宾馆人头涌动，一张图纸，几个公章飞来飞去，说是土地交易，实质是图纸交易，而图纸交易的核心则是权力交易，这种权力交易更离不开腐败的润滑。这是社会就用“腐败”二字来代替“不正之风”或“严重的不正之风”，问题的严重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腐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腐败行为主要表现在诸如商品、信贷和外汇指标等等“流量领域”，据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统计，当时社会为此损失了6000亿左右，在这之中，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通过“官倒”、“权倒”转到了私人的手中，中国的私有经济和私有资产在这一“原始积累”过程中得到了“强化”和“催化”。但是，这时的腐败主要还是在“商品流量领域”中的腐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9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领域、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这就使中国的腐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就将它称为“权力资本腐败”。
看看现实，进入新世纪之后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都是围绕着超大规模的工程（或称跨世纪世纪工程）纷纷上马展开的，围绕着城市的“拆迁圈地”和农村的“圈地运动”展开的，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展开的，都是浓浓地烙上了“权力资本腐败”的痕迹。
三 “权力资本腐败”与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现象
（一）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速度值得生疑
“权力资本腐败”催生了一大批富豪，催生了一大批“问题富豪”。
新近出笼了一个1990—2004年的“问题富豪榜”，其中有拥有资产250亿赖昌星家族，资产75亿的杨斌，资产70亿的仰融，以及余振东、周正毅、牟其中、国洪起……据统计，在“问题富豪榜”资产总值近700亿，相当于一个省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GDP），据称，其中近一半人员已经逃亡海外……
这是当今国情的使然。
的确，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速度实在是怪怪的，一不靠办企业，二不靠科学技术，三也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而实施“官倒”的好时机，四，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富豪的出身也不是“名门望族”，有的基本上还是一个不懂计算机、不懂外语的“新文盲”，从一穷二白起家，然而就硬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中，直发地发将起来，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翁，譬如，那个被称谓“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私企业主，但却能在地产和金融圈子内呼风唤雨……这类富翁的“财富（原始）积累”之速度真比火箭登月还快，真能活活气死世界上那些靠真本领富起来的有钱人。
若再进一歩用“三个代表”思想与其相对照，就更是南辕北辙了。这些富豪的暴富沾不上先进生产力的任何一点边，他们的暴富过程亦没有任何先进文化的内涵，更为致命的是他们所伤害的则是社会的利益、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这类富翁的暴富，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就拿赖昌星家族、杨斌、仰融、余振东、周正毅、牟其中、国洪起这批“问题富豪”来说，他们敛财暴富的主要途径是主要集中在暴利走私、金融诈骗、后门上市、贪污受贿等方面，其中任何一类都离不开腐败，离不开“权力资本腐败”。
有的人对这些“问题富豪”赞不绝口：说他们不仅聪明、能力强、运气好，而且能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不过，依我这个研究国民心态几十年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来说，这些心理品质常人也能所有，与一般人不同的则是：拥有冒坐班房、掉脑袋的心态！反正自己是一无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若一无所有离去，也没赔什么，然世上的荣华富贵享受着了，也算是赚了，活着了，够本了……说真的，若是将马克思所说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这段话用到这类“冒险家”身上，是一点都不会错的。其实，何只是“300%的利润”呢？简直就是“∞的利润”（无穷大）。
总之，这类“冒险家”创造的暴富“奇迹”，是值得可疑的。
（二） 令人深思的中国“问题富豪”的流程图
应该承认，中国“问题富豪”是有“诀窍”的。
什么“诀窍”？研究腐败多年，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秘密，依我现在看来，这个“诀窍”，说深也不深，说浅也不浅，还蛮管用，“效率”极高。
对这一“诀窍”，中国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问题富豪”的“暴富操作流程图”：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
对这一“暴富操作流程图”，我认为学术味稍嫌强了一点，一般老百姓真还看不懂。于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它作了通俗的解釋：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
我认为，这一解释还不够白，还需要作更“通俗”的注解，于是，到了我的嘴里，就不那么好听了，这就是，这类“问题富豪”极能抓住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地方上握有“资源绝对支配权”的“父母官”，一种是口袋里装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钱的“银行家”，然后在“市场——资源——金钱”三者之间进行“资本运作”（这是说得好听一点的说法，说得难听一点就叫“空手倒”或“空手套白狼”）。
“资本运作”需要钱，然而“问题富豪”哪儿来的钱？什么背景都没有的人又从哪儿来去找钱？于是，精明的“问题富豪”将眼睛盯住“银行家”，攻关的目标自然成了“银行家”。然而，商人们的这种“用小钱换取大钱，用担保换担保”怎能骗得过管钱的、精明的“银行家”？怎么将“银行家”们搞掂、摆平？就成了“问题富豪”们的一门深奥的学问。于是，“银行家”们自然就成为房地产商和批发土地官员“共富的对象”，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银行家”一摆平，钱就滚滚而来，据学者的计算，房地产项目中有超过70%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
以上就是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
（三）“权力资本腐败”使中国的土地商们成为中国大富豪
那么，这批不怕“坐班房、掉脑袋”心态的“问题富豪”是怎么能抓住这两种类型的官？
实在简单得很，就是用腐败两字：贪财的就给钱，贪色的就给女人，贪权的就用钱去为他们买官，总之，不适时机地抓住这些当官者的“爱好”，恰到好处地满足他们的欲望。手段呢？谈不上什么手段的，“不择手段”也行，只要能达到目的。目标呢？在“‘富豪’——‘父母官’——‘银行官’”三者之间建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形成既得利益的“铁三角”。所以，大凡“问题富豪”的背后都有当地最有权势的“父母官”护着，有最有钱的“银行官”撑着。用我们学者的话来说，组成了在本地一呼百应的、最有权势的“既得利益小集团”，或叫“腐败利益集团”。
那么，什么资源最能赚钱？最能暴富？当然是土地，它没有公开的市场价，“级差”特别大，全在当官的一句话，一进一出都以亿来计算。据统计，自80年代末以来，因为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达100亿元以上。譬如，那个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将超过人民币亿元的地价，5000多万元就批了出去。当官的，只要自己能捞，那管国家利益，慕绥新从1997年到沈阳市任市长至2000年，沈阳财政收入一年损失数十亿元。沈阳黑老大刘涌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一包钱，总计两万美金。事后，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原因何在？就在于“领导干预”。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在6月25日 “全国土地日”说，领导干部和地方政府打招呼批条子等一些行为，影响了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作用的充分发挥。比如，领导干部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等形式指定供地对象、位置、面积、价格，干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工作；应当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地方政府却以协议出让甚至划拨方式供地，低价协议出让、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
所以，房地产商“发”得最快，也最容易，这些人一不留神就上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
所以，中国的大富豪们有个特点，就是异常地集中在地产领域。在中国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
所以，管土地的官也就富得最厉害，成克杰一句话就能赚3000万。
以上就是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
所以，只要“‘富豪’——‘父母官’——‘银行官’”在这三个环节的哪一个出了问题，那么，跨台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就能在当地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和“经济地震”。
总之，是腐败成全了中国土地商的暴富梦。
或许是中国的一些富豪暴富得太厉害而昏了头，或许是这批富豪的素质实在太低了，他们以为在市场经济不健全、权力腐败泛滥能吃得开的这一套“游戏规则”搬到香港去也能行得通，到香港去圈钱，到处作秀、虚张声势，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玩火玩得太过，露了馅，终于尝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厉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内地的一些富豪的纷纷折戟香港之因。譬如，6月1日，廉政公署官员搜查了周正毅在香港的豪宅和周正毅的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两家上市公司被抄，还逮捕了周的妻子毛玉萍和其他19人，包括5月份刚辞职的前中银香港高层管理人士刘金宝事发香港后才引起了中国金融界特别是银行界的“高度重视”。说明什么？一是说明这些富豪实在太不识时务了！二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官员真还是“六亲不认”，管你什么富豪不富豪，违规了，就要管，违法了，就要抓。
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不灵了，失效了。
（四）决不要低估中国一些富豪暴富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
也许有人以为中国的一些富豪暴富起来的就是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若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的了。中国的一些富豪暴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副作用，实在是不能低估啊！
第一，它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的确，中国的一些富豪暴富人数的绝对值，与全国人数的相比，那肯定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就其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来说，那肯定是极其惊人的天文数字，譬如，有的学者计算后指出，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中国当今的两极分化为什么那么厉害？中国的描述财富差距“集中度”的基尼系数为什么能超过世界的警戒线？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商人暴富的速度实在是太超常规了。
第二，它腐蝕了共产党一批位高权重的干部。贪官与奷商历来就是一棵藤上的两个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鸡和蛋之间的关系，是先有鸡后有蛋呢？还是先有蛋后有鸡呢？谁都说不清楚。然而，发射“糖衣炮弹”则是奸商们的一种“先天的本能”，为了获得“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的所谓利润，他们会不择手段地、丧心病狂地向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干部进攻，也的的确确“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所以凡“问题富豪”出了事的地区或领域，总有一批共产党的高官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这批新倔起的“问题富豪”的对共产党真还有相当强大的“杀伤力”。
第三，它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位网友在看了我的“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之短文后发了这样一个贴子：“企业改制造就了相当一部分暴富的富豪,几千万元的资产为了迎合千篇一律的改制就成了几百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大量的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了,他们能不富吗?而大量的下岗工人为此不得不每天为最低的生活保障奔波挣扎!” “改制”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吸引力的词，然而发生在一些地区、行业的改制却变得极其荒唐、滑稽的——一些有权人通过这类“权转股”的“改制”方式，轻轻松松地、合情合法地成为新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当今，国有资产向私人、向新的权贵流失，向境外、国外流失的现象为什么那么严重？为什么有很多富人一富以后就急于成为美国、加拿大、澳洲和中国香港居民？我想，这是与中国富豪这种暴富的模式联在一起的不义嘛，心虚嘛，就急于外逃。
第四，它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一位网友在看了我的“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诀窍’”之短文后还发了这样一个贴子： “我们内地jx，正在掀起一股‘招商引资’热 ，办起了房地产开发、国有企业拍卖。原来效益好与不好的企业，现在全部一卖了之。至于这个企业的资产是怎么评估的，那些人评估的，工人一概无知。有时连厂长也没有权利评估。最后拍卖的价格尽是政府一些官员与‘外商’协商的结果。可怜的工人们则根据‘外商’买断的价格决定自己被卖的价格。卖得好的，工人有800元/年工龄 差的400元/年工龄。从此回家安度余阴。上述外商为何打‘ ’？困为很多都披着羊皮的狼。一则政府完成了招商引资的任务，一则双方实现了‘双赢’，再则‘主人翁’从此真正成为居在家的主人。一幢原县委政府招待所，卖了270万；一个县城中心的农机厂，卖了780万；一个造纸厂，卖了400万!”这个贴子说明什么？说明我说的中国富豪暴富不仅仅止于房地产，真还有点普遍性，决不要低估这种现象对社会形成的危害，它严重挫伤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扩大了当今社会的失业面，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
（五）我们的社会应该怎么办？
负责任的中国文人不应该发现问题，更应该在发现问题之后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来。
那么，面对中国一些富豪如此暴富，我们的社会应该怎么办？
第一，中国一些富豪的“原罪”该怎么办？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中国一些富豪的“原罪”应该进行“特赦”。我认为，这万万不可。为什么？因为中国一些富豪的暴富是非常肮脏的，它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骗贷、逃税、行贿等权钱交易、随意侵占、掠夺的腐败手段将国有资产变成私有财产，是一种违法犯罪，所以不能特赦，不能豁免，不能既往不咎。若是对这类腐败手段的富翁“特赦”了，那么，对腐败的官员能不能“特赦”？对其它违法犯罪分子能不能“特赦”？若是都“特赦”，那么还要法律干什么？若是只对富翁“特赦”，其它都不“特赦”，那么什么叫法律的公正与公平？那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变成一句空话。所以“特赦”论是错误的，决不能姑息遗患。腐败现象只有通过坚决的反腐败手段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
第二，从源头上采取措施，防止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说到底，中国一些富豪的暴富实质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而有的人将国有资产是“唐僧肉”，将改制看作是“最后一次腐败的机会”，因而一些有权人、有钱人“不捞白不捞”，千方百计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一些地方一窝风出售巨额国有资产，大搞 “监守者自盗”到“看守者交易”，一些地方的案例表明，有的以恶意“拍卖”为手段，疯狂占有国有资产；有的以“公司脱钩”为幌子，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企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从公开侵吞到暗箱操作，从非法变成合法。 怎么办？我想，一是对国有资产出卖转让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能仅凭政府单独作主，必须经过民主听证和公开咨询程序；二是国有资产的出售应尽量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实现，减少行政色彩；三是请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进行监督，确保拍卖运作公开、透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其中，还要防止一些执法及资产评估人员受利益驱动，搞虚假评估 ；四是强化强化审计监督工作，对国有资产的出卖进行全过程审计；五洲是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国有及国有控投企业负责人，终生不得担任任何国企负责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赔偿，构成违法违纪的要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六是将改制简单化为“国退民进”。
第三，要坚决把好银行关。
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有很多是银行给房地产贷款造就的其中有很多是违规的、灰色的、无节制的。什么后果？至少有以下三种副作用：一是一大批被称为中国经济精英的银行家（银行官员）被拖下了水；二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上升，房地产商的潜伏的债务危机将引发出新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盲目投资房地产将造成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即泡沫经济），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怎么办？有以下四点：一是强化对银行系统“第一把手”的监督，不让这些“第一把手”的权力无限大，将监督落实到实处；第二，将贷款发放过程公开、透明、公平，杜绝暗箱操作；第三，不给房地产商吃偏饭，严格按照银行；第四，当今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央行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严查违规贷款，发现问题坚决查处。
第四，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中国富豪的暴富从根本上说是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为结果的。无论是企业的改制（或叫拍卖）或是土地的征用，由于是暗箱操作（有的简直就像淸人入关的“圏地运动”），受到伤害的总是被称为工厂“主人”的工人和土地“主人”的农民、城市居民，往往是他们的利益被官员“出卖”掉了（或是成为失业工人或是成为无地的农民），“主人”却还被蒙在鼓里，而且一旦成为“圈地”成为事实，他们却无处申诉，理论上的“主人”成为听宰割的“羔羊”。怎么办？应当该从制度上保证“主人”有发言权：即在企业改制或土地征用过程中，应该成立一个由当地“主人”们构成的“公平改制委员会”或“公平征地委员会”，让他们有发言权，以保护、申诉自己利益不受富商们的侵害。总之，通过这一制度设计，让“理论上的主人”变成“真正的、实际上的主人”。人民的利益不受极大侵害，富商就失去暴富的可能性。（邵道生）
编者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转载是为提供更多信息之用。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反腐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 巫继学：《权力资本四分析》，《当代经济科学》1992年第5期
结构先于体制定型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概括地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基本的过程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即新的社会力量及其新的组合关系的形成。其具体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知识分子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的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等。如果要讲目前我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往往也要加上修诗词了，比如东部地区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地区农民或贫困的农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等等。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了。
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力量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总起来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当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下来之后，体制的变革过程便开始更多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
定型化背景下的断裂社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19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断裂社会是指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福尔泰利有句名言，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在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讲到过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网上也有人讲这种结构的行为特征，叫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断裂社会中的改革论争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出现了一场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对于这样一场会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争论，也许只有在断裂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都存在着。但总的来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共识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改革几乎都得到整个社会的呼应。这种呼应一方面是基于对弊端丛生的旧体制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旧体制的任何“破除”似乎都意味着一种“改善”，就连旧体制的受益者，也似乎在对旧体制的破除中得到了另一份好处。于是，改革的道德优势压倒了意识形态的阻力，改革得以顺利推行。问题是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但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他们更愿意将改革中的问题看作是偶然失误的结果。
但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在面对复杂的局面而容易“出错”的时候，这种“错”应当是散射性的，“错”的结果应当是随机的，即每次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是无规则变化的。如果所有的“错”都使得结果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就使人相信这决不是自然地“出错”，而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而其结构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90年代中期之后，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
扭曲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进程。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在国企改革或改制的过程中，几千万人失去工作或前提退休，其得到的补偿却微乎其微，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瓜分，甚至在瓜分之后也没有出现一些人期望的所谓“效率”。不是说弊端丛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进行改革，实际上，在大规模国企改革进行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是很高的。甚至人们对国企的私有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是不是到了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又变化了？有些瓜分国有资产的辩护者也确实是这样说的。但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以这样最坏的方式才能进行。
不过要注意到的是，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深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结构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社会结构的力量越来越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以及方向的必要调整，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是优化社会结构。首先是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在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的取向日益明确。但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中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替罪羊。其次是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市场中资源集中的自然趋势，政府对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企业的扶植，银行信贷政策的倾斜，中小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使得小企业和个体户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城市中片面追求秩序和美轮美奂的管理方式，伤及了许多下层民众的生存生态。近些年来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状况的外在表现。建设无摊城市、禁止瓜农进城摆卖西瓜、禁止果农摆卖桃子、对有碍城市观瞻的居住区一律扫荡等措施，表现出的是对民生的漠视。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要给弱者以出路。再次是保护社会流动的机制，使下层人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就不至于绝望。
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于其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换言之，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了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三是建设具有超越性的政府。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和谐社会的建构从一个方面来说，代表了重建政府自主性和超越性的努力。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最近各级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当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具体表明了这种努力。需要正视的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和问题会妨碍甚至削弱政府的超越性和自主性。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导致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行为取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部分强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具有更大影响力；政府行为势利化等。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与政府超越性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等。因此，重建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新年伊始，自去年下半年以上海社保大案为标志擂动的的反贪污反腐败战鼓，声声催人。这几天，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主要腐败事实的公布，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郑筱萸收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特别是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案情，温家宝总理、吴官正书记到会讲话，都表明了中央对反贪污腐败的决心与力度，同时也彰显了腐败现象高发的严峻现实。就在此时，一个颇有意思的事情是，一篇文章被新华社以特稿的形式转发了，就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国应击破贪官等组成的腐败铁三角”，草民以为，这篇种文章本来应该由国内主流媒体来“首发”，因为这种“铁三角”现象的存在，已经非一日一地，然国内诸多专家学者、主流媒体却少闻其声，令人感慨。
所谓“铁三角”是哪三个角呢，《金融时报》认为，宏观调控遭遇到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导致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金融时报》看来是从宏观调控效果不彰，房屋价格疯涨，通货膨胀现身，百姓生活及预期前景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这个角度来论说的。而自2006年以来揭发的系列腐败大案，已经映证了《金融时报》的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揭发出来一个贪官，其背后就有与一个或者一帮“先富”、“首富”们肮脏的交易，或者说，每查办一个不法奸商，其背后就有一个或者几个贪官在仗着其腰子的踪迹，官商勾结，官商一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查处邱晓华的报道中，提到其收受不法企业家的巨额贿赂，在关于郑筱萸的案情中，也少不了“他人”的贿赂，“他人”自然是拿得出大钱来的那群。张荣坤引发的上海社保大案，一下子牵扯出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上海宝山区区长秦裕等等一长串高官。而所谓“上海首富”周正毅的二进宫，据揭露甚至牵涉到看守所所长、监狱领导之类的执行层面的官员，这些事实昭示，“先富”和贪官这两只角，对社会危害甚烈，颠覆了人们对正确价值观的认识和判断，败坏执政党的风气，损毁执政党的形象，消解人们对改革发展的信心和期望。
然而，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只有贪官、奸商这两只“角”，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形不成一个几何学意义上的“铁三角”，贪官、奸商的勾结，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支撑，需要一种思维模式的土壤，需要有一种舆论氛围来培育，这个就由《金融时报》的所谓“不良学者”来提供这一只“角”。
至此，草民忽然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差不多一年前有人在X山庄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有一位“改革家”曰“我想共识非常之重要，而共识说到底是和官产学媒，不大喜欢用中产阶级，也不大喜欢用精英阶层，或者叫中坚阶层，对这个国家富有责任感、终极关怀，承担着一定力量的阶层，他们能否形成共识。官产学媒，对眼下、对中期的前进方向的具体操作慢慢的，这是中国非常需要的。这是我们一个大民族在中间转型当中最宝贵的财富。”（石小敏）
上述言论在草民理解，是说在“当前”的“争论”（？）中，“对这个国家富有责任感、终极关怀，承担着一定力量的阶层”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决定了“走向”，而这个阶层由四个部分组成，叫做“官产学媒”，如果剔除“媒”，官、产、学不正是一个“铁三角”么，而“媒”只不过是依附在“铁三角”下的一个话语平台而已。草民想，正因为其们事实上也在扮演着所谓“富有责任感、终极关怀，承担着一定力量的阶层”的重要角色，所以其们内部所酿发出来的腐败，才颇具能量，才难以彻底破解。
再拿宏观调控为例子，人们应该还记得，宏观调控是从2004年就开始的，而就在当时，一位经济学泰斗级人物却一轰再轰宏观调控的基本判断面“经济过热”，2004年，《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其在各种不同场合一直坚称当前中国不存在经济过热，说是“中国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问题。经济过热刹车容易启动难，不要轻言经济过热，要在发展中解决出现的问题。”，结果不出其所料，宏观调控的主要风向标之一的房价，至今一路飙升，远远超出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房价收入比水平。
而这些当年竭尽全力鼓吹住房改革全面市场化，一切由“看不见的手”解决问题，政府不需要干预房地产价格，纯粹由“供求关系”决定，鼓吹“经营城市” 的“家”们，与扬言“不为穷人盖房”的房场寡头一起，反过来倒打一耙，说是解决穷人住房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而广州市的一位区长前几天说，其实政府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土地，都在90年代被房产商们低价控制在手中，吃苦的自然还是百姓了。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领域就是国有企业改制，造成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沉重局面，其理论“依据”的提供者们也逃不脱干系，比如“冰棒论”、“靓女先嫁论”、“吐痰论”，而在这个风潮中，立刻涌现出了张荣坤、顾雏军等等吞噬国有资产、社会财富的“好汉”，最明显的就是，在顾雏军被依法查处的前夜，数十位顶尖的“经济学家”一道坚决站在其身后，把其树为20年来企业制度改革的“旗帜”。
目前看来，贪污腐败“铁三角”中的贪官、不法富人、“企业家”已经被多次触动，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触动，但是，还有“不良学者”这只角似乎尚未被涉及，不触动这只角，就未能够真正打破贪腐“铁三角”的“稳定结构”。
水生：民主就是“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与俞可平先生商榷民主的真缔（修订稿）
目录：
一、民主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管理哲学。
二、民主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也就是“被管理者”的意志。
三、民主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四、民主无好坏，民主有真假。
五、民主需要不断完善，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需要以经济民主为基础。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发表以后，一时间众说纷纭，在国内外都引起了重大反响。笔者对俞可平先生对民主的分析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也深感此文有所不足。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此文居然未能明确所谓“民主”的基本概念，对民主真缔的理解语焉不详，所作的分析似乎仍然停留在已显保守的传统认识上，力求全面却现过于肤浅，为显中庸但又迷失立场，尤其让人感到缺憾的是此文明显缺乏创新和突破。笔者现将多年来对民主真缔的一些思考整理成文，并以此与俞先生商榷。
一、民主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管理哲学。
或许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此尚有不同的认识，为了避免引起争议，俞可平先生在文章中并没有对“民主”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俞可平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它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显然，俞先生是将“民主”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然而，笔者以为，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的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政治学的范畴，几乎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凡是存在管理的地方就存在对民主管理的诉求和民主管理的实践。
一般来说，所谓“民主”是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人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所以，通常人们将“民主”与“统治”一样，都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没能道出民主的真缔。因为，在当今世界，“民主”这个词的应用范围早已超出了“政治”的范畴。“民主”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偶尔还可以作为动词，不必进行仔细统计，随手拈来，与“民主”或前或后地联系在一起的词组就可以列出数十条之多。从“民主国家”、“民主体制”、“民主社会”到“民主理念”、“民主思维”、“民主作风”、“民主原则”，以及“民主管理”、“民主程序“、“民主决策”、“民主手段”、“民主过程”、“民主诉求”，还有所谓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民主办厂”、“民主办校”和“民主集中制”等等。“民主”几乎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管理的任何领域，也几乎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在“空间”上，“民主”不仅已经进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最为基本的生活方式，“民主”也早已越出了“国界”而进入了联合国的日常管理中。在时间上，对“民主”的诉求和“民主”的管理（决策和表决等）方式也已贯穿各项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民主”可以是一种理念也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一种体制、工具、手段和管理方法，它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民主”既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论，“民主”应当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管理哲学。
二、民主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也就是“被管理者”的意志。
俞可平先生的文章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全文竭力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民主原则，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这里，俞先生刻意地将原来常说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改为了“人民的统治”。同时，俞先生也说到“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但“人民的同意”以什么方式来体现？又以什么方式来衡量？俞先生对此回避没说。这让人感到俞先生是在有意将民主与法治相分离，以致让民主社会中的法治成了无源之水。笔者以为，正是这一个小小的改动，混淆了“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之间在价值取向和权利上的本质差异，反映出作者在有意模糊民主的真缔。
民主的实质是多数人的统治，这也是民主与专制和独裁之间的最根本区别。民主社会中的法治体现的就是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所能实现的稳定、自由、平等、和谐等等“好处”，其实都是源出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可以称为民主的管理方式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进行民主选举、民主表决等民主管理方式，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多数人”意志的实现。即便是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其实质并不是仅仅为了防止多数人对民主权利的滥用，也是为了保障多数人能自由地行使自已的民主权利。因为，多数人中的任何个别成员在自由行使自已民主权利的时候也都有可能成为“少数”。如果不能保护“少数”的自由，那么“多数人”的个人意志也就必然无法得到真正自由地表达，这也就更谈不上能确保民主的结果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了。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在所有的民主体制和民主管理中，民主对多数人意志的体现是绝对和必须的，非经规定的民主程序，任何个人不能推翻或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独断专行。而民主对少数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则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民主允许少数人发表和保留自已的意见，但有个前提，就是少数人的行为必须合法和不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其实，这里边将“民主”与“法治”联系起来的就是一个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性其实就来自于它是由社会多数成员或者其所委托的代表所表决通过的“多数人的意志”。在人类社会中，无论何时何地和何种组织，在各种管理权的管辖范围内，就社会成员比例而言，总是统治者或管理者的数量要远远少于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数量。所以，民主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实际上就是要体现被管理者的意志。在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中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多数人群体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各自拥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当今世界，劳动者的数量显然处于社会中被管理者中的最大多数地位，所以，真正的人民民主就应当体现广大劳动者的意志。离开了“多数人”的实际存在而奢谈“人民”意志，就是违背了民主的真缔。
三、民主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
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笔者以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工其实并不是产业分工，而是管理分工。人类社会从各个家庭发展到氏族社会，作为社会分工的“管理者”——家长、酋长或氏族首领就开始出现了。由此，人类社会中就出现了两种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拥有不同管理权力的人，这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正是“管理”这一社会分工的出现，让少数统治者或管理者掌握着作为社会成员多数的被管理者所不可能拥有的管理权力，并因此而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与此相对应，作为人类社会最初的被管理者所要求的“原始民主”的思想萌芽也就开始出现。可以说，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出现以后，古今中外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作为社会多数成员的被管理者对民主的诉求和渴望，以及作为社会管理有效手段的一些最基本的民主管理方式方法的实践，在中外历史记载中都已有所表现。作为一种初级的民主体制的出现，从古希腊城邦至今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民主”作为一种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已与人类社会共生。
然而，尽管“民主”思想的萌芽与人类社会共生，但由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也由于绝多数被管理者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而导致的愚昧，再加上社会成员的分散居住所导致的信息表达和沟通困难，以及绝大多数被管理者的无组织状态，都十分有利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利用其所掌握的管理权和社会资源不断巩固自已的长期统治，让极少数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统治者竟能长期处于强势的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被新的宗族所取代。这种情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才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当时与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同样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倡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得到迅速传播，少数资本拥有者从取得社会经济组织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开始，以暴力或其它的强迫方式推翻封建王朝，逐步以“资本统治”替代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封建统治而取得了社会的统治权，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思想的启蒙，也为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者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和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与资本拥有者相比，劳动者尽管人数众多，但除了自身以外并没有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优势。所以，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力图以革命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彻底摧毁少数资本拥有者利用“以资为本”所取得的社会资源优势，以实现工人、农民和多数劳动者“以人为本”地行使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权。这种民主革命的实践曾经在二十世纪成为一种波及世界的潮流。“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相互冲撞和相互借鉴中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了民主的真缔。但由于“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少数资本拥有者对社会的控制权，这种民主是不彻底也是不可能体现“多数人”意志的。而社会主义民主则由于实践时间太短，既缺乏成熟经验，更没能建立起一个由多数人能对少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从而至今也还处于探索前进阶段。尽管如此，只要有管理分工的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而民主就是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被管理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管理者处理这一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终将替代“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民主而逐步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统治的真正的民主管理的目标终将实现。民主将始终与人类社会同在。因为，民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首次出现的一种由绝大多数被管理者所主导的社会体制，这也是“民主”作为一种“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的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所在。
四、民主无好坏，民主有真假。
俞可平先生明确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自已却在文章中明确承认“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而且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而俞先生自已也在文中列举了不少民主的缺陷。尽管俞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但这就无可避免地使自已在逻辑上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以笔者看来，如果将民主定义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哲学”，那么，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象破除那种盲目的“市场崇拜”那样破除所谓的“民主崇拜”，而将其看成是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管理哲学”，那么，承认“民主”本身在理论、实践和体制上的不完善也是十分自然的。民主当然也要与时俱进。由于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管理而导致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和“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不同分工，那么，站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立场上，对民主的真缔自然也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那种有些社会成员由于自已同时拥有双重地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导致对民主评价的双重标准，以及所谓民主的阶级性等等现象，也就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