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第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一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期　　Ｐ 　　　　　　　　　　Ｉ　　　　　　　　二零零七年　第一期下　　　　　　下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总第三十二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社会观察】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 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 陈永苗：工人维权与左右之争 巫继学：2007新期待：“一碗水端平”劳资关系 【反思改革】 杨 帆：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及其出路 左大培：私有化的企业“改制”造成巨大损害的原因 郑良芳：对外资银行竞争冲击的对策思考 杨晓陆：仓促与国际金融接轨后的巨大风险 【思潮碰撞】 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 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的全面挑战 片　一：新自由主义对斯密的重建及其实质 【历史研究】 汪 伟：毛泽东与赤脚医生 董志凯：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 楚　苏：“文革”时期的外交 安启念、姚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道德混乱与道德真空 【文艺广场】 韩毓海：我们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 祝东力：“大路”的起点和延伸——史诗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前世今生 周立文：陈映真——做祖国忠诚的儿子 ------------------------------------------------------------- 【社会观察】 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 仇立平 　　摘　要：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在关系型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并根据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理论对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命题作了简要说明;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四大阶级: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但是承认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阶级对抗甚至暴力革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 　　关键词：阶层　阶级　生产资料　生产要素　阶级合作 　　作者简介：仇立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任何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都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它必然会使不同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得机会及其结果方面产生较大的分殊,从而重新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缺失和市场的无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较大的差异。基于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而产生的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在对20多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资料,尝试运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为什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能否观照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 第二,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在社会阶级分析的意义及其诠释。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是否必然会导致阶级对抗? 　　一、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经过前期的引进、模仿阶段,从90年代以后进入了相对规范的研究阶段。从知识积累看,逐渐由描述层面向解释层面深化,并开始涉及社会分层研究的方法论、西方分层理论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反思,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回顾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 　　现代社会分层研究应该是从马克思及其以后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研究开始的。在市场制度下,社会分层的特点在于,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中个人的地位主要是由市场机能决定的。“在市场经济里,政治与经济的活动以交换为原则,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最初的具备的经济资源对其社会地位有持久的影响”,因为私有产权按其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已经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机遇(周雪光等,2002 :384) 。因此,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方法还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都是建立在对日渐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所作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或者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实际上都隐含了一个基本前提:即社会资源是按照市场原则分配的。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阶级分层研究,还是阶层分层研究实际上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 　　20多年来,我国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的假定为取向的。这类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以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合在一起) 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例如李强(1993) 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著作中,在具体分析中国的农民、工人、管理干部时是以职业作为主要的依据;并且以群体作为社会分层的另外一个标准,进行有关知识分子群体、个体工商户群体、私营企业主群体和贫困群体的阶层分析。相类似的还有李培林(1995) 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基本上或者以职业、或者以群体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但是在这过程中不少学者开始尝试以职业为主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陆学艺(1989) 主要以职业为标准将中国农民分为八个阶层;笔者和庞树奇(1989) 以职业为标准分析农村的五大社会阶层和城市六大社会阶层;戴建中(1994 :158-168) 在其研究中明确提出“以职业结构及流动为研究内涵”,将所有的职业分为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农民,并分析了各类职业所拥有的收入、教育水平以及权力;陈婴婴(1994 :74) 在其研究中根据工作内容、就业形态、所有制三个要素将全部从业者分为十个大类;作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职业声望评价更是将职业作为分析概念(李春玲,2005) 。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开始归于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主流,明确提出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许欣欣(2000) 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流动》中,以“蓝领、白领、农民”为职业分类,分析代际之间的流动。但是,在理论阐述上,强调职业作为社会分层标准、且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当属陆学艺主编(2002) 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郑杭生主编(2004) 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和思路需要调整,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管理者和非管理者之间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以职业分化及其所包含的三种资源(组织、经济、文化) 占有状况可以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2002 :5 、7 、8) 。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研究者提出了我国社会阶层划分的根本性原则,其中“职业标准是阶层结构划分的主要标准”,人们的职业属性的变化影响着阶层属性的变动,职业位置本身具有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特性;虽然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资源分配有其相似性或差异性,“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阶级阶层结构,它首先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规定”,因此职业本身已经反映了资源分配和占有的关系;并将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分为七大界限相对清晰的职业阶层(2004 :28-30) 。 　　笔者也曾在《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2001) 一文中对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做过专门的论述,指出职业的内涵不仅仅是职业声望的评价,而且是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它包含了权力、财富和声望;处于社会地位等级体系中的职业地位,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声望所构成的;并根据职业地位把上海的社会阶层分为五大职业阶层。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第二个取向是国家社会主义。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市场的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 “要得到地位和特权取决于个人的贡献和政治上的纯洁,但仍有许多硬性的规定使‘新阶级’在赛跑时提前出发,而使‘旧阶级’不得不遭到一个又一个阻碍”(怀默霆,2002 :33)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硬性规定”也没有完全丧失。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阶层是建筑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体制之上的。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里的个人地位大多由政治权力,而非市场机能所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分层表现为两大特点:引起“直接再生产者”与“再分配者”之间的冲突;组织等级划分取决于其所有权的类型;社会团体(阶层) 的定位是以国家政策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根据的。因此,在中国,机遇的分布随着国家政策的变更而变化(周雪光等,2002 :380-385) ;集权国家及社会分层的政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地位变动不居的密切关系(同上:423) 。边燕杰等学者(2002 :455) 也有相同的认识,认为“正在形成的市场体系却被各种政策的混合扭曲了,少数企业——拥有制度化权力,社会网络,适应迅速变化之环境的经济资源——利润增加并把它们作为非基本工资收入(浮动工资、奖金、住房等) 进行分配”。 　　对此,国内的学者也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相似的意思,认为“在目前混合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中的分配权力和市场能力因素同时影响着整个社会中资源分配的平等关系”(郑杭生主编,2004 :29) ;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中, “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因为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陆学艺主编,2002 :9-10) ;“政府运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可以组织、调动和控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政府“仍然是我国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者,并形成其相关的系统运作机制”(仇立平,2001) 。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第三个取向是社会利益群体。李强(2004 :33) 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分析李强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我们可以发现李强是把职业和群体等要素混合在一起考察中国的社会分层,因此李强的基本观点在于中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阶层,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分化还处于过程之中,尚未最后成型。 　　以李强为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1) 20余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变;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社会资源的垄断和集中化相联系,社会可以分为“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2)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占有,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分层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联系;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李强,2004 :16 、17 、25 、26) 。(3) 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可称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自主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4) 碎片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由于国民行为失去了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5) 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6) 除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知识分子自主性增强和具有社区取向的地方官员群体的独立性的增长;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可以分为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利益受损阶层和绝对利益受损阶层(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 :49 、54 、59 、61) 。 　　以上笔者简单地归纳了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应该说不同的学者对于我国社会阶层的发展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的不同解读,见智见仁,很难判断。但是根据当下中国社会阶级层的现状来看,有两点是值得学者们重视的。首先,当下中国的社会分化是在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分化;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市场的力量将有可能逐步排斥国家的力量,但是无论怎样,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完全“出场”的。因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是,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在社会分化过程乃至必然会到来的(实际上已经到来) 的社会整合过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非常令人关注的,它也许决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未来走向。其次,中国的社会分化确实如李强等学者坚持的那样,还没有达到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阶层的稳定,人们原有的经济资源能够对他的社会地位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社会阶层发育随着1949 年的革命而被中断了,它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总体性社会) 的基础上因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引发了涉及社会每个成员利益的社会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注1）还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 　　因此,无论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对于分析我国的社会分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在对我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基本上是统计学意义的,很多学者(包括笔者在内) 都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社会阶层的概念,甚至交替使用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两个概念。 　　回顾以往的社会分层研究,笔者认为基本上是静态的或描述性的,都是在类型学的意义上,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分析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各种要素。缺少关系性的社会分层研究。（注2）虽然很多研究都在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揭示社会分层的因果关系,但是,基于职业结构的阶层划分大多只是反映了职业或阶层结构的形态,而不涉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认为社会阶层是自然的社会秩序;“关系型”阶级划分方法受到奉行矛盾论的社会学家的支持,他们要揭示社会内部的分化和紧张。其中尤以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根据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分析阶级剥削(吉登斯,[2001 ]2003 :363) 。因此,关系性的社会分层研究更为注重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居然会“忽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在我国何以为不能,又何以为可能?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启示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社会理论而不是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它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中国的影响。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如果不从批判的角度看待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实际上也就阉割了它的生命力。虽然马克思的社会预测在现在看来是一种“自杀性预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因为马克思的社会预测所依据的社会状况在其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马克思社会预测的基础——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他身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改革, “挽救”了资本主义,这也许是历史的吊诡。（注3）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在中国何以为不能,又何以为可能 　　回顾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研究,在它的早期阶段也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思考和讨论。当时争辩双方的观点绝然相反,一方坚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在阶级分析的前提下可以吸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合理部分。一方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已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应该以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研究(参见张宛丽,1990)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很少有学者再坚持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此,郑杭生(2002) 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二是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能或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三是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要采取维护建设的态度,不应该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也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 　　其实按笔者的观点来看,正如韦伯所说的地位分层适合于“货物的获得和分配的基础某种程度上(相对的) 稳定”的时候(韦伯, [ 1921 ][1976 ]1997[下卷] :260) ,因此,采取什么理论或标准来描述或划分社会阶层,取决于研究者对“社会”的认识或价值判断,即研究者认为“社会”是处于稳定时期还是紧张时期。 　　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在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解读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在它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社会改革也进入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对立,面临一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2004 ,2005)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2003) ,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方法也许更能揭示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内在逻辑,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然会爆发两大阶级的对抗,直至由一个阶级代替另外一个阶级。但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两大阶级的矛盾并不一定会导致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产生了被称为“新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胡星斗,2005) 。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的武器虽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武器的批判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 　　因此,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何以为不能,是因为我们把它泛意识形态化,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曾经在理论上宣称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两大阶级;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在当今中国的阶级结构分析中的运用所以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出现多种经济成分,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犹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将为自己强行开辟道路。（注4） 　　(二)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韦伯社会阶级理论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度里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影响下,实际上人们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还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是以经济因素(生产关系) 为主、多元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理论范式(参见仇立平,1997) 。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对阶级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是人们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解读中,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标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核心。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社会分工(一般分工、阶级分工) 、生活方式、阶级利益、教育程度、阶级心理和意识、政治组织等方面阐述阶级的内涵。差不多现代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多元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到了。但是,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那样,经济因素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在做具体分析时,要关注除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起“交互作用”的因素。（注5） 　　韦伯的社会阶级定义的基本概念是:生活际遇、经济利益和市场。所谓阶级就是在市场表现出来的具有相同生活际遇和经济利益的人。其中市场是韦伯阶级定义中的中心概念,即阶级地位是由市场处境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的两个相关条件——劳动力和财产——必须在市场上出售,构成阶级的两大因素是包含在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经济利益。（注6）阶级仅仅是社会分层中的一种现象。因此,韦伯的阶级定义是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离开了市场,阶级就不能产生。换句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阶级;由于市场因素的存在,每个人才有可能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流动,也就是说,无论是劳动还是财产都有可能因为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增值或者贬值;资本和劳动、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仅仅是群体之间的紧张,而不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因为市场竞争迫使市场的参与者在竞争中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因而社会将分裂成无数个利益群体,而不是两大阶级。 　　韦伯的社会阶级理论虽然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吉登斯, [ 2001 ]2003 ;赖特, [ 1997 ]2004) ,但是在笔者看来,韦伯的阶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全面“解构”(参见仇立平,1997) 。虽然如此,韦伯仍然承认阶级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意义。 　　(三) 社会分层的两个面相: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如同笔者在前面分析的那样,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偏重于静态的描述性的研究,对于关系型研究着力不多。其中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分层结构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运用什么样的理论进行解读还需要讨论;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社会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在这之前的改革基本上是全民受惠,虽然每个人受惠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20多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改革深层次的矛盾已经显露,直接表现为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或再分配。财富分配出现两极分化,社会的不公正、贪污腐败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同时,社会阶级结构虽然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至少已经初露端倪,或者已经形成雏形。相当多的学者已经从宏观上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以期发现或揭示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的原因。但是从社会分层的层面上考察阶级(阶层) 与阶级(阶层) 之间的关系的规范性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当下中国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意识形态对这一领域的影响,以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偏见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韦伯早就分析过社会分层存在的两个不同的面相或取向,韦伯指出:“货物获得和货物分配的基础某种程度上(相对的) 稳定,有利于等级划分,而任何技术的——经济的动荡和变革就威胁着它,并把‘阶级状况’推到首位。赤裸裸的阶级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和国家,一般都是技术的——经济的变革的时代;而每当经济的变革进程缓慢立即就会导致‘等级的’形成的增长,社会的‘荣誉’又会恢复其重要性。”(韦伯,[1921 ] [ 1976 ]1997[下卷] :260) 根据笔者的理解,韦伯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等级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的社会分层两者的相互交替,从而构成了在社会变迁中社会分层的动态过程;而且阶级分层和等级(地位) 分层不会同时出现,或者说在社会变迁的特定阶段社会分层或者是表现为地位分层或者是表现为阶级分层。用现在的话语表述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即“技术经济动荡和变革”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注7）一方面,技术和经济的变革瓦解了原有的地位分层,社会地位(分层) 处于不稳定时期;（注8）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是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期,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时期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在社会稳定时期,主要表现为地位分层,此时“蛋糕”已经瓜分完毕,阶级之间的紧张趋于松弛,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已经为人们承认,阶级对抗开始走向阶级合作,甚至阶级本身也不存在了。（注9）韦伯的关于社会分层的两种面相,实际上也解构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历史的命题。 　　同时, “谁得到了什么? 是怎样得到的?”历来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最重要的命题。即使在一个静态的、或者相对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里,人们也会疑问:人们的所得和为什么所得是否公平、合理。因此,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层结构,即社会分层的表面结构和深层结构(庞树奇、仇立平,1989 ;仇立平,2001) 。社会分层的表面结构主要是回答“谁得到了什么”,社会分层的深层结构是回答“是怎样得到的”。通常韦伯的地位(职业) 分层表现为社会分层的表面结构,例如生活方式、财富、声望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是研究社会分层中深层结构的一种理论——通过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得到。虽然人们也可以以教育、权力等来解释所得到的,但是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的教育、权力等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因此,教育程度的不同、权力的大小或者有无,还只是“中介变量”,它的根源还是在于马克思揭示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注10） 　　因此,我们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应该把社会分层的表面结构和深层结构结合起来,以揭示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通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质疑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已经不能解释20世纪以来的社会分层状况,包括笔者也曾经有这样的认识。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甚至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资本的形式由私人资本表现为社会资本的形式;（注11）资本的占有和管理、支配发生了分离;工人阶级出现分化,产生了“灰领”或“白领”工人,工人阶级出现中产阶级化;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阶级;教育的普及打破了阶级或阶层流动的屏障;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得到化解,阶级斗争合法化;等等。 　　这一方面需要我们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当代西方以赖特（注12）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就是一个尝试;另一方面,任何取向的社会分层都只能达到对社会主要阶层的认识,而不能穷尽社会全部成员所在的阶级或阶层;因而在有关阶级分层研究中,人们往往根据社会成员财富的主要来源来界定它的阶级归属。（注13） 　　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的基本理论是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或者资本是一种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占有关系解读成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也许可以启发当下中国社会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四) 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占有关系和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注14） 　　所谓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条件;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要素,在古典经济学中也被认为是“获得财货手段的产品”,在现代经济学中资本被认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要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生产资料或资本是生产要素中的特定形式。 　　在拙作《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一文中,笔者曾经提出一个尚待论证的命题: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及其所有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仇立平,2001) 。 　　在马克思时代,土地、资本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曾经在不确定的意义上讲过在三种生产要素上(土地、资本和劳动) 形成的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在现代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也可以将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解释,阶级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确定的。生产资料是生产要素的特定形式,在逻辑上,我们似乎可以把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命题转换为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际上确认了生产要素所有权和对报酬的索取权。如果以上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所形成的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 、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管理者阶级。根据陆学艺(2002 :10-23) 和郑杭生(2004 :10) 主持的研究,全国和城市社会阶层结构见表1 （表略）。 　　按照生产要素占有关系形成的阶级结构,根据陆学艺和郑杭生主持的研究,全国和城市的阶级结构是: 管理者阶级【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管理阶层、办事人员阶层】(8. 4 %、33. 6 %) 、资本所有者阶级【私营企业主阶层】(0. 6 %、0. 3 %) 、专业技术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 1 %、11. 1 %) 、劳动阶级【(产业) 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78. 6 %、45. 8 %) 和其他阶级【个体工商户阶层、自雇佣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其他】(7. 3 %、9. 2 %) 。（注15） 　　根据全国2000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所作的全国和上海职业分布及其阶级归属比较见表2 （表略）。 　　注: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职业分类由于其特殊性,有些职业的阶级属性很难看出,例如个体经营者,此表仅供参考。括号内为调查人数。管理者阶级包括除私营企业主以外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劳动阶级包括除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其他阶级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不便分类的职业。私营企业主在职业统计中属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全国私营企业2000年共有176. 2 万户,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有1191. 12 万人,因此私营企业主占14. 79 % ,由此推算全国和上海私营企业主的人数。个体工商户在职业统计中一般属于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业人员,陆学艺主持的研究中个体工商户占4. 2 % ,郑杭生主持的研究中自雇佣者占8. 1 % ,依此比率计算全国和上海的个体工商户。 　　从总量上看(参见表1 、2) ,管理者阶级、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劳动阶级是三大主要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所占的比率很低。但是资本所有者在我国的经济中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4 年在上海市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占38. 9 % ,私营及个体经济占13. 5 %,两者相加已经超过50%。（注16）而且,目前的职业统计还不能反映全部非公经济占有者的状况,其中还未包括长期在中国投资的甚至生活的境外投资者。 　　与表2 比较,陆学艺主持的研究,管理者阶级的比率相差不大,资本所有者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比率偏低,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其他阶级的比率偏高;郑杭生主持的研究,管理者阶级的比率偏高,劳动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的比率偏低,其他相差不大。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资源,非稀缺性的、可以替代的资源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根据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理论,笔者认为,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主要是由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来决定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种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因此占有这种生产要素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由于劳动是一种非稀缺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成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同理,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因此占有土地的地主阶级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当下的中国,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因此代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其次是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劳动尤其是简单劳动几乎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需要注意的是,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四要素中,劳动是最弱小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政府对“资本”的关注（注17）要远远超过对“劳动”的关注。 　　那么在21 世纪及其以后,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将是什么? 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社会,资本已经不再是稀缺性生产要素,产生了所谓的“资本过剩”;但是技术、管理和劳动开始成为稀缺性资源。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提出著名的“中轴原理”,即后工业社会“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并且“这种中轴原理正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贝尔,[ 1973 ]1997 :124) 。虽然知识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要素,但是知识至少是能够转化为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是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因此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是后工业社会的主导阶级。 　　根据以上分析,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分别是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因为它们都占有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由知识转化的生产要素。 　　三、未完成的叙述: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注18） 　　笔者在前面说过,批判的武器虽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武器的批判并不一定就是暴力革命。因为马克思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所认为的武器的批判即暴力革命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基本上消灭了;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的实施,使得贫困者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条件;（注19）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至少得到减缓,人类能够开始有效地调控和化解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危机不再是一种全球性的危机;人权的高扬,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阶级矛盾和冲突可以在法律的框架里得到化解。社会主义阵营虽然瓦解了,但是社会主义因素深深地嵌入到资本主义的内核,以至于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很难用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进行定义。 　　相对于“风险社会”来说,和谐社会所包容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和谐社会既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现实社会中可以达到的目标。从社会阶级分层的角度看,和谐社会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和风细雨,更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建构不同阶级利益的均衡机制和制衡机制。不同的阶级利益通过“谈判”和“对话”达到“帕累托最优”,阶级矛盾将会由阶级对抗走向阶级合作。 　　建构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机制,按笔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尽快缩短“社会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了的社会虽然是对总体性社会的解构,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但是并不能降低大规模的政治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将会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起社会的骚动,蔓延成无组织的、自发的集体行动,（注20）对社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因为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社会,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相对于碎片化的社会,国家和政府对社会只能是控制和统治,而不可能是治理。 　　第二,有组织的社会不是一个“全覆盖”的社会,不是那种在全面垄断社会资源的条件下、由上而下的组织社会;而是基于不同阶级利益或群体利益、社区利益基础上的自组织社会。 　　第三,建立不同利益合法诉求机制。人民代表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且是不同利益群体、甚至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人民代表要有选区意识,要对选民负责,当然前提是社区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区;在宪法的框架下,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保证公民依法申诉自己利益的权利;不同利益的仲裁者是法律而不是个人或者政府;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判断新闻是与非的标准只能是看它是否“违宪”。（注21） 　　第四,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其代理组织进行谈判、沟通和解决, “共享、多赢、自治、合作”是和谐社会中不同阶级或群体的最大公约数。 　　第五,政府要尽快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国有资产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框架下实行“托管”。在建构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统筹安排好经济、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协调和发展。政府在治理社会中的“无利益追求”就是政府的最大利益。 　　第六,建立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合法性的来源在于民众“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哈贝马斯,[ 1976 ]2000:262) ,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制度不能依赖于它的合法性,就不能保持民众对它的忠诚心;“辩护本身的程序和前提是合法性的根据”,是合法性的关键(同上:270) 。克服合法性危机最主要的策略是在于把经济成就, “表现为普遍利益的最大可能的实现”,在于“国家有责任在纲领和规划上把功能失常的副作用限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同上:283) 。 　　因此,建构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最根本的是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整合机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社会转型。其中,政治领域的社会转型主要分为两大方面:法律的——由传统法转变为现代法,即法律不再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表现为社会的公正、公平和公开;政治的——由封建制社会转变为现代公民社会,由专制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启动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只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社会稳定,才能使社会改革有秩序地进行下去。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将保证中国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因此,法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桥梁和中介。社会分化而导致的社会阶级的重新定位,只有在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使各自的阶级利益得到诉求和满足。 　　注释： 　　* 本文是2005 年5 月在北京召开的“协调社会阶层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并得到一些专家的评论。随后,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上就本文作了专题讨论,会上张文宏、刘玉照、张江华、张佩国、陆小聪、董国礼和耿敬等同仁对本文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张敦福、肖瑛则通过邮件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在此谨向各位专家和同仁表示感谢。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均由笔者负责。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都市社会研究”( Y0104) 资助,谨致谢意。 　　本文仅从学理层面上讨论阶级理论,并不涉及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概念。 　　注1：还应该包括土地所有权的界定。 　　注2：近期的社会分层研究,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萌芽。该项研究由于采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分析,得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 是“主导性阶层”的结论。 　　注3：如同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所表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是不断循环和相互建构的。马克思以后的资本主义实践恰恰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意外后果”。它一方面表明反思理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的建构来之于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世界和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双重诠释”,从而改变了“标准”的社会进程。 　　注4：2004 年下半年发生的中国地方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向中国足协发起的挑战,可以看作是一场小小的资本挑战或者是资本的革命。当然,由于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这场“革命”夭折了。 　　注5：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重要论述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59 、629 、693 页;第3 卷,第36 、439 页;第4 卷第477 、479 页;《马恩全集》第6 卷,第221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注6：有关韦伯的阶级定义及其相关论述参见《经济与社会》(下卷) 第246-249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注7：韦伯的观点也可以理解为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是历史变迁过程。 　　注8：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李强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分层还没有稳定的观点。 　　注9：我们也许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那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也就是韦伯所讲的技术、经济动荡和变革的时代;韦伯的时代正好处于资本主义开始自我完善时期,因而他对社会分层的观察和理论概括更为全面。 　　注10：这个问题的解释可能会陷入“鸡和蛋”的陷阱,从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超经济强制”所起的作用。 　　注11：马克思所讲的社会资本不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而是指私人资本以社会占有的形式出现,即股份制。 　　注12：赖特认为人力资产、资本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或者剥削机制。 　　注13：例如,一个雇佣工人同时拥有某公司的股票,而成为股东,如果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劳动而不是股息,那么他还是不能改变自己受雇佣的地位。 　　注14：对此观点的详细论证见《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阶级还是阶层》(2006 年全国社会学年会论文) 。 　　注15：括号内第一个百分比为全国,第二个百分比为城市。 　　注16：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1494/node12335/userobject21ai99783.html 　　注17：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政府对资本的“偏爱”是一种理性行为。 　　注18：有关阶级合作的详细分析将在《论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及其机制》(未刊稿) 阐述。 　　注19：在欧美发达国家里,这种“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可以使失业者出国旅游。 　　注20：2005 年4 月中旬在上海发生的涉日示威游行就是由几个青年白领在网上发帖而自发产生的,数万青年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参加了游行,游行的发生和游行规模大大超过了政府的预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学课题——网络社会下的集体行动。 　　注21：民主政治虽然如许多学者批评的那样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到现在为止,民主政治在现代社会里只能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参考文献： 　　贝尔,丹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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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绝对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就其基本生活状况的变化而言，用“翻天覆地”一词来概括并不为过。比如，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分别为133.6元、343.4元；2003年，分别增至2622.2元、8472.2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增加了5.5倍和5.1倍。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7%和57.5%，到2003年则分别下降至45.6%和37.1%②。 　　第二，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通过改革，中国社会改变了过去国家包就业、企业包工人的办法，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工人阶层改变了此前长期形成的诸如平均主义、“大锅饭”、“单位制”等等弊端，而越来越具有竞争的意识和竞争的能力，越来越充满活力。 　　第三，以往的“虚高”成分已经消退，以职业分工为阶层定位基本依据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在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由于中国的时代中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所以当时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往往是以政治成分而不是以职业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其经济与社会的境遇存在着某种明显的“虚高”成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中心的替代，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职业化分工越来越明晰化，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城市，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随着新兴经济部门的出现，工人的行业分工越来越明显；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知识技术含量的增加，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而且这种情形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在农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民出现了全面的职业分化现象，从农民当中分化出了一系列的职业群体。除了原有的农业劳动者之外，出现了大量的职业群体，这主要包括：农民工；农业经营大户；农村知识分子；乡镇企业里的雇工；私有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乡村干部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经济与社会境遇获得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态发育”和“正常回归”。 　　第四，人员构成比重发生了正向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流动人为阻碍因素的大幅度消除，农民阶层的人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中的工人人数始初呈增长的态势、继之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中的工人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增长趋势。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轨迹大致可以印证这种情况。1978年，第一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70.5%，第二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17.3%，第三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12.2%；1997年，第一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49.9%，第二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23.7%，第三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26.4%；2003年，第一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49.1%，第二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21.6%，第三产业中就业人员比重为29.3%③。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这些年的社会发展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形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从基础阶层层面或者说是从民众层面上来看，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分层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在社会当中存在着拥有不平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④。在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一个日益凸显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弱势群体通常是指那些不能给予广泛赞同或者容易受到影响的个人，一般包括儿童、罪犯、怀孕的妇女、身体残疾或精神失常的人、经济地位低下或者缺乏教育的人⑤。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现阶段弱势群体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数量十分巨大的弱势群体成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包括身份依然是“农民”的工人）和农民阶层中的许多成员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里所说的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是指：主要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的生活状态没有能够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同步的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边缘化状态；他们的竞争能力表现出某种弱化和退化的状态；他们的基本权利有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开始减小，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问题只是一种“趋向”，还没有“定型”。之所以说只是一种“趋向”，其理由在于：其一，这一现象只是涉及到主要群体当中的一些成员，而不是所有成员。其二，在现阶段的中国，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和成长过程尚未完成，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明朗化。其三，中国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尚未形成，对于社会阶层利益结构所进行的必要的政策调整尚未大面积地予以实施，所以，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问题还没有“固化”和“定型化”。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几乎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均产生了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问题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没有明确地将此问题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二、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 　　中国现阶段之所以会出现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一现象，其原因多种多样，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其中，有两个十分突出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背景原因，一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的时代条件，二是中国渐进型改革中的失误所引致的问题。 　　1.“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的环境和政策层面上呈现出某种“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的状况。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平等意味着对社会成员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肯定和保护，“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⑥自由则意味着对社会成员的个体差异包括有所差异的个人自主选择、个人禀赋、个人能力和贡献等等的尊重和保护。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平等和自由体现在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方面。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必定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的具体状况，反映了各个社会群体相互间具体的互动方式，反映了社会分层体系的具体状况，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允许、所容纳的社会成员利益结构改善的空间余地。 　　需要说明的是，平等和自由这两者密切相关，难以分割。两者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方能使社会保持着一种合理、公正的状态；否则，便会造成畸形化的状态。如果只是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判断社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则势必会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比如，有的学者采用当时美国社会学界公认的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亦即从阶级分化、结果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这样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从而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体系较之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分层体系具有合理性的片面结论⑦。 　　由于平等和自由不可能总是处在一种平衡、协调的状态，这就对一个社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平等和自由之间关系的具体状况，成为影响中国阶层结构化过程中的重要变数。这个变数在很大程度上规定或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具体状况和基本趋向。 　　自建国以来，随着时代条件的急剧变化，平等和自由在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表现出某种十分明显的畸轻畸重的情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初步获得了平等，但同时却在不小的程度上丧失了自由；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初步获得了自由，但同时却在不小的程度上丧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畸轻畸重的平等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社会通过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强度的社会动员等多种十分有效的方式，通过国家全面垄断社会经济资源并实施再分配，从而实现了大面积的社会平等：以往阶级之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被消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获得了解放，大众教育迅速普及，等等。这种平等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且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主导性的、绝对的意识形态，所以，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同时也使得平等逐渐地丧失应有之义。具体来说，这至少造成了两个十分有害的结果。一个结果是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公权几乎得到无休止的扩张，个体人必须依附于某个单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拥有自我选择的空间，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动的权利；况且，从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显然是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不过是阶级的附属物，所以，在涉及到国家、集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毫无疑问的是前者对于后者的绝对优先位置，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最小化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后者最大化的利益。另一个结果是，形成新的身份等级制。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为两个在生活及工作待遇上有明显差别的、十分不平等的身份系列；而基于当时阶级分析理论，则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以及新的身份等级制直接损伤了社会的活力，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提法的被摒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社会经济资源垄断的局面明显松动，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出现并增多，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空间迅速扩展⑧。与之相适应，中国民众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开始瓦解，社会成员开始具有了自我意识，具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创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以大面积涌流，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初步有效地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为限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革。 　　同时还应看到，这个时期人们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种初级的自由，是一种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能够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自由，而远远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意义。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自由同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缺乏必然的联系。中国改革初期的自由空间并非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而是解除了束缚之后的、没有限制所造成的，或者说是规则真空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初期，中国发展进程的迅速推进，与其说是得益于新体制的建立，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旧体制的瓦解，换个角度讲也就是得益于某种“无序”状态的形成⑨。由于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详细密、可行的方略，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规则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这一切，造成了在改革初期这一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某种“无序”状态亦即规则的混乱和匮乏现象。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身束缚，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背景，因而只能说是一个初级的、有限的、不确定的、易于走样的自由空间。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这样的一种自由空间和自由状态显然只能是短期的、脆弱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由缺乏制度层面上的系统保护。一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事实是，在这种自由开始20多年之后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方被列入《宪法》。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条件下，自由同平等两者之间势必会产生相互脱节的情形，自由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市场转型最初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是，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社会不平等也随之加剧⑩。因而，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就必然会面临着系统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 　　“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这一特定的时代条件必然会导致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意味着，社会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农民阶层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竞争中很容易处在明显的劣势位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意识开始普遍形成，各个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互竞争的情形；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处在规则真空的状态，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了，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地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系统的规则体系。于是，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却又相对无序状态当中谁能够获益或取胜，常常取决于其自身资源（包括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拥有量的强弱。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在占有自由流动资源以及左右一部分国有资源变为有利于自己的自由流动资源的过程中，摆脱不了社会各个群体按照实际实力及潜规则进行占有或控制的局面。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谁占据了有利的位势，谁就往往能够在新的资源再分配过程当中占据优先的位置。这时，缺乏资源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社会主要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往往会面临着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处在十分不利的、弱势化的境地，其基本利益往往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以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为例，在现实社会中，中国农民自致性的获益及发展空间往往有着特定的“边界”，即：经常地被限定在同其他社会群体一时形不成“争利”的某些部位，或是其他社会群体不屑从事的某些行当，或是其他社会群体尚未察觉到是能够“赢利”的某些事情。“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虽然不能排除价格的因素，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惊人提高则是主要推动力。……其后，农业完成了其暂时的火车头的作用，回到了常规增长的轨道。”（1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民之所以获益很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农民人身同以往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同时这种自由又同当时资源的具体状况有关，即：当时是很多资源处在“无人认领”的情形，因而可以进行基于自由的创造。但是，应当看到，农民赖以发展的行当、地域主要是在农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区域，而且当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市场意识相对来说尚未形成。农民一旦越过此边界，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所以，一旦形成与其他社会群体某种“争利”的态势，那么，来自强势一方的种种歧视、限制及“打压”便往往会相继而来（12）。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在“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的时代条件下，一部分人的自由往往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使自由出现变异的情形：一些处在强势位置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些成员有时会凭借着资源的优势和无序的“竞争”，使自己原本是“基于自由创造”的行为演化成一种“基于自由的为所欲为的扩张”的有害行为，使市场经济丧失起码的平等性，甚至会造成少数人的资源得到极大的、超常规的扩张的情形，从而形成某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畸形社会分层结构。 　　2.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失误所引致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同激进式改革相比，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这是因为，中国无法支付过多的试错成本，甚至缺乏必要的试错能力；艰难的社会双重转型，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加之中国是一个超级大规模的社会机体，其环节和变量因素更多，而且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都极有可能对其他多个环节产生联动或联滞的广泛社会影响，所以，渐进式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具有起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况且，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运作等方面经验的匮乏，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初期的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谨慎地推进，以便及时调整改革政策和方略，确保改革的安全性和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的正确性。 　　渐进式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降低整个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阻力，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确保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在于：在改革的推动力量方面，强调政府在改革中包括在市场经济建设初始阶段中的主导性作用；在改革的策略安排上，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否则改革进程就要陷入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的改革任务从总体上讲应本着先立新、再破旧、以新代旧的策略进行，换言之，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允许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板块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13）。 　　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是同改革进程的成功与失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政府的发展观、偏好以及具体做法等等都会在国家政策、制度层面上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缺乏“常态”制度的条件下，就其实际功能而言，政府的这种影响在改革的初期几近等同于正式制度的替代物。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消解以往的同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受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理念、发展观以及具体做法等方面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因而出现了某些失当。这些失当对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政府目标和行为取向的失当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起了某种助长的作用。 　　首先，政府目标取向的某种错位，导致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现象的出现。 　　社会政策，是指立足于社会公正，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总称。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还有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社会政策主要是政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采取的行动（14）。对于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来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缺一不可。经济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强调经济政策而忽略了社会政策，以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生活水准无法得到保证的病态社会，是一个社会焦虑不断加重、社会问题迅速增多、社会整合程度不断降低的低质量社会。 　　在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没有重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而是十分热衷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人们往往把发展问题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进而又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也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问题，亦即GDP 的高增长率。人们简单地以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只要把经济搞好，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换句话讲，要想使整个社会尽快改变面貌，就必须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来，整个社会似乎是患上了经济饥渴症，染上了一种经济偏好症，一切都以经济为纲，经济成为优于其他一切领域的事情。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在这样的目标取向或者是发展观的引导之下，政府必然会只是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本来，重视经济政策并没有错，但如果同时轻视了社会政策则是极为有害的。因为，一旦失去社会政策的屏障，那么，社会的主要群体就必然地会出现弱势化的情形并引发其他许多社会问题。 　　其次，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又进而造成一些行为方面的失当，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应当是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的公共管理机构。但是，对于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们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试图事无巨细地统领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事情；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又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无论是“全能型政府”，还是“经济型政府”，尽管都曾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都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社会。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是通过公共投入等途径来履行自身职责的。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是要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公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梯度性排列情状。其中，公众的基础性需要也就是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需要。所以，就公共投入的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础需求为基本着眼点，应当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而且，公共投入应当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而不应当是“奢华”的公共消费物品。反观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据或其中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 　　再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930万个城市居民家庭、2246.8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亿元（15）。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7%，这在各个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见表2）。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元之巨（16）。另外还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国家在一些属于“豪华”性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来国家花费了12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建成了30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准备投入2800亿元打造新北京、新奥运，各地拟斥资2000亿元建设城市地铁，上海准备投入4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迎接世博会，等等。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相关数据计算。 　　注：中国一栏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支出占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总和的比重，而且包括预算外的相关支出。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群体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和顺利发展，有赖于一个前提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安全网。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又有赖于公共投入的力度和投入结构本身的合理与否。无疑，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之所以出现并日益严重，原因有很多，财政总实力的不足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身定位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三、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主要表现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贫困的测量基于资源和需要的比较，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拥有的资源低于贫困底限，那就是贫穷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测量首先取决于贫困标准的确定；其次取决于等价尺度，亦即对于相对贫困来说，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贫困线在哪里需要调整（17）。 　　1978年以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并不是很明显。世界银行在对农户的纯收入和城镇户的生活费收入加以调整后，估算出中国1981年的基尼系数为0.29（18）。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着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的绝对贫困人数大幅度下降。西方大多数观察者也相信，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给绝大多数的绝对贫困者带了极大好处（19）。但是，还应看到，由于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发展，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等原因，由于政府对公共事业的不重视，中国现阶段绝对贫困人数下降的趋势开始减缓，在有的年份甚至出现反弹的情形（见表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相对贫困的主要特征是社会的“相对剥夺”。相对贫困现象主要是由社会经济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公正所造成的。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势必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会强化人们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大多数群体有着一种比较深切的相对剥夺意识，涉面比较广泛，特别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从表4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对剥夺感，就连权力阶层和专业阶层也不例外。不过在城市所有的阶层当中，社会的主要群体——工人阶层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程度是最高的和次高的，差值分别为1.06和1.40.这种现象为中国1949年以来所仅见。 　　资料来源：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2.劳动权利的维护处在十分弱化的状态之中 　　劳动权是劳动者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基于不同的经济利益取向，工人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必然会发生种种纠纷和冲突。所以，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中，对于劳动权的维护问题便成为工人阶层极为关注的一件事情。尤其在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健全，由于不少企业管理者为追求超额利润而过分地损害工人的利益，因而工人对于自身劳动权利的维护也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从各级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情况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可以了解中国近年来工人维护劳动权利的情形。据1998-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97年到2002年，中国的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10%以上，短短的6年当中，即从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2年的184116件，其数量增加了1倍以上。在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当中，占第一位的是由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其百分比为32.1%，占第二至第四位的分别是由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所引发的劳动争议，其百分比分别为17.7%、16.8%、7.0%. 　　在劳动纠纷迅速形成、工人的劳动权利容易受到侵犯的时期，特别需要以维护工人基本权利为己任的工会组织出面同“资方”交涉、谈判，对工人进行帮助，提供有力、有效的支援。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工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不小的程度上出现了“缺位”的情形。表5说明，就绝对数量而言，20多年来工会组织有了明显的发展：工会基层组织的数量从1980年的37.6万个增加到2003年的90.6万个；工会的会员人数从1980年的6116.5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2340.5万人；工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从1980年的24.3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46.5万人。但是，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参加工会的状况来看，则是很不乐观的，工会会员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却从1980年的46%逐渐降至2003年的33%.这表明，从覆盖范围来看，工会的影响面在减小。另外，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质量”上看，工会组织的实际地位在降低，其功能在萎缩，发言权在削弱，在不少地方成为可有可无、有名无实的摆设。 　　由于工会等权利维护组织的不力和缺位，由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等原因，中国现阶段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权利往往会受到侵害。从各类企业受雇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比例、拖欠工资情况以及加班补偿情况这样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国家某部委课题组2002年底对全国66个城市的城镇劳动力（其主体部分显然是工人）状况所作的大型调查（20万份问卷）显示，各类企业受雇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81.5%，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外资／合资企业（89.2%），比例最低的是私营企业（74.1%）；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当中有8%的人被拖欠工资，平均拖欠工资额为2228元；有高达55.1%的人加过班，而全部得到补偿的人的比例只有29.3%，部分得到补偿的人为20.4%，安排补休的人为14.6%，没得到补偿的人为34.5%（见表6）。可见，中国目前工人的基本权利受损害问题已经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某部委课题组《2002年全国城镇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抽样调查分析报告》整理。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劳动保护条件较差，近年来我国的生产事故数量及人员伤亡率呈上升趋势。2002年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3960起，死亡14924人（20）。近年我国平均每7.4天就会发生一起特大煤矿事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我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采煤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21）。 　　3.社会保障状况令人担忧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建国以后的30年，我们做了很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比如，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妇女的解放，大众教育的普及等等；同时也做了一些“前人乘凉，后人栽树”的事情，比如像是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忽视社会保障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在追求经济效益而轻视人的基本权利、过度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的取向之下，我们对于社会保障仍然重视不够，公共投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对于社会保障的长期忽视和严重欠账，致使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成为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瓶颈。例如，我国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欠账已经高达2.5万亿元（22），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公平，现在农村居民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就连一些国外的学者也发现，这些年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几乎是停滞不动，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低水平、广覆盖、有实效的状况。 　　表7说明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暂且不论享有社会保障的成员所得到的社会保障支持力度，仅就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来说是很不乐观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几个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即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只有18.1%、16.2%和4.3%，其他种类保险的覆盖比例更低，没有拥有任何一种保险的居民比例则高达58%.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拥有比例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反差。城市居民拥有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的比例为43.7%，农村居民只有7.2%；城市居民拥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比例为33.1%，农村居民只有7.7%；城市居民拥有社会统筹失业的比例为14.8%，农村居民只有0.5%.除了在民政救济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拥有比例持平外，在社会保障各个项目方面，农村居民的拥有比例均显示出巨大的反差。 　　需要说明的是，表7尽管是对不同地域中国居民拥有各类商业和社会保险比例的一个调查，但由于在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明显高于企业中的从业人员，所以，表7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正反映出城市当中企业从业人员（以工人为主）的社会保障状况。 　　社会保障发展的滞后，对于中国的基本民生问题直接产生了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以公共卫生状况为例。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下降，有效需求发生转移。患者中，去医疗机构就诊的占51.1%，自我医疗占35.7%，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占13.1%.也就是说，患者未就诊比例高达48.9%（城市为57.0%，农村为45.8%）。该调查还显示，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而没有住院的比例为29.6%（城市27.8%、农村30.3%）（23）。 　　资料来源：零点指标数据网与零点调查2003年10月合作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转自区媛媛：《医疗保障：缺口很大》，零点指标数据网2004年4月30日。 　　4.劳动技能总体水准在下降 　　由于缺乏长远的考虑以及对短期效益的过度热衷等种种原因，中国近年来对于“高、精、尖”人才青睐有加，而对于高级技工的重视程度却是日益降低。从表8中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持续升温，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大，招生人数从1985年的61.9万人，迅速发展到1995年的92.6万人，接着又迅速发展到1999年的159.7万人、2000年的220.6万人、2001年的268.3万人、2002年的320.5万人，1985-2002年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400%以上；高等学校的教职工人数也从1985年的87.1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130.4万人，增长了40%左右。2003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17%（24）。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技术职业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1985-2002年间，技工学校的招生数从35.5万人增加到73.7万人，只增长了1倍多一点；同一时期，技工学校的教职工人数不增反降，从21.5万人略降至20.3万人。更有甚者，2002年中国有600多所技校停止招生（25）。 　　社会的误导以及技术职业教育发展的滞后，导致了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劳动技能总体水准的下降。中国的劳动者队伍十分庞大，但令人担忧的是，称职的亦即符合岗位需要的劳动者比重却是在下降的。现代社会当中的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应是中级和高级工人占据多数，而在中国现阶段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却正好颠倒过来。中国工人中的高级工的比例只有4%不到，初级工的比例则高达80%左右，许多工作精力和劳动技能处在最佳状态的40-50岁的工人提前退休或失业。例如，北京市现有企业技术工人101万人，其中初中级技工占88%，高技能人才仅占12%，而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资格的人员只占到技术工人的1.7%，这与发达国家35%以上的比例差距巨大（26）。再如，深圳的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7.5%.深圳现有的“高级蓝领”只有约1500人，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员处于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状态，老龄化程度较高（27）。另外，为数一亿左右的“农民工”就总体而言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农民的劳动技能更是无法适应现代种植业的需要。前述现象所带来的，从国家的角度看，是中国工人及农民竞争能力的严重下降，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现实需要，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局面尤其是难以适应中国加入WTO 后的新局面；从个人的角度看，是生存竞争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削弱。长此以往，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改善自己处境、进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努力无疑会变得十分艰难。 　　5.程度不同的边缘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也逐步边缘化了，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在现代社会，在制定法律和重要的公共政策时，应当也必须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要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当制定一些同工人群体或是农民群体或是女性群体有关的政策如就业法、失业保护政策、农民保护政策、女工保护政策时，必须允许这些群体的代表参与和表意。否则，便是不公正的，并使相关的政策缺少了起码的“正当性”（合法性）（28）。但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声音越来越弱，对于政策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现在工人和农民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大为降低，其表意渠道十分有限，其基本的诉求往往成不了公共舆论的焦点（除非不解决就会引发现实的激烈行动的时候）。 　　尽管法律的体系化和完善化在中国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应当看到，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重要，相应地，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人民代表大会愈益成为中国民众影响政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然而，在人民代表大会等重要的立法或是议事机构当中，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数量很少，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不相称，因而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难以充分反映和有效维护工人和农民作为社会主要群体的切身利益。从表9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小。从1977年到1999年这20多年当中，市、县、乡这三级人大当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在最为重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比较重要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其代表比例迅速降低。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从1977-1981年的26.74%和20.59%分别迅速降至1983-1984年的14.88%和11.69%，又降至1993年的11.15%和9.40%，再降至1996-1998年的10.84%和8.06%.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比例也是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省级人大干部代表的比例在剧增：从1977-1981年的13.38%和19.32%迅速增加到1983-1984年的21.35%和23.58%，又增加到1993年的28.37%和49.85%，1996-1998年在全国人大中的比例增加到空前的33.17%的高比例（29）。 　　资料来源：根据刘智等：《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数据整理。 　　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还表现在，主要群体中的不少人开始远离社会主流生活。现在社会上许多“前卫”、“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同社会主要群体似乎很难搭界，许多主流媒体所热衷渲染的生活方式如“白领”化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也很难为主要群体中的多数人所认同和效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要群体中的很多人开始游离于社会主流生活之外。再者，社会还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做法，以财富的多寡或身份的差别为理由，来限制主要群体中不少成员的活动空间，从而形成了种种歧视。例如，1996年北京市劳动局颁布第2号通告，规定了限制使用外地人员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包括：金融与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宾馆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各类售票员，计算机录入员，办公室文秘等。而且，自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而对外地劳动力不予限制的大都是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劳动保护条件较差和职业声望较低的行业和工种（30）。 　　四、明显特征 　　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现阶段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还表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占据突出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保护人权是社会基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的重要目标取向之一。通过人权的保护，可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健康发展。人权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如，适当生活水准权，适当住房权，健康权，自决权，发展权，自由迁徙权，财产权，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就业中的权利，教育权，文化权，等等；而且，其具体项目的清单有不断拉长的趋势。2004年，中国也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列入宪法。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所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往往是围绕着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形成的，这是理解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问题的一个关键。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中许多成员的基本权利往往得不到制度层面的保障，而受到种种侵害，致使其基本的生存底线无法得到保证。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其弱势化趋势就难以避免。 　　这些侵害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该得的往往得不到”。国际劳工组织（ILO ）的有关数据表明，世界上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保护之外（31）。具体到中国来说，农村居民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本来，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于全体国民的普惠性和一致性。但是，现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分为两个板块，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而不包括农村居民，厚此薄彼现象比较明显，致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严重滞后，中国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难以应对人生及市场经济的各种风险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如“人民公社”时期（32）。再如，农民工的工作条件是比较差的，他们往往从事一些低级的工种，劳动强度大，工资偏低，10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33），这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进展不相适应；而且，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往往得不到必要的保障，工资被拖欠的现象经常发生。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截止2003年，全国共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高达1000亿元（34）。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中许多成员基本权利另一种受侵害的情况是，“不该拿的却被拿走了不少”。国家某部委课题组2002年底对66个城市城镇劳动力的大型调查（表10）显示，城市中所有行业中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均超出国家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为40个小时的规定，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其中，批发和零售业行业人员超出的时间最多，每周工作时间达57.09个小时；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为55.85个小时；第三位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52.33个小时。根据卫生部的调查，2002年各类职业病发病病例14821人，比2001年上升了12.1%.2000-2002年，职业病发病连续增长率都超过10%.有60%的乡镇企业没有配备任何防护设施；有90%的乡镇企业的粉尘作业场所超过国家卫生标准；有30%的乡镇企业职工接触尘、毒等；职业病人和疑似职业病人检出率高达15.8%（35）。在近年来迅速兴起的“圈地”狂潮中，作为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线的土地权益损失极大。从1997年到2003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净减1亿亩，全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开发园）达6015个，其中70%是违规擅自设立的；共规划占地3.54万平方公里，比2003年底全国所有城镇建成面积还大8.9%（36）。在“圈地”狂潮中，农民的基本权利被严重侵害。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至三成，企业占四至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农民的基本利益被严重侵犯。据国土资源部调查，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37）。现在共有大约4000万人左右的失地农民，其基本生活状态大多不如以往。农民的基本权利被侵害状况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这就是，在国家的“正税”之外，农民还要交纳许多额外的费用，如各种各样的集资甚至包括农网改造的费用，其数目总额往往要超过国家的“正税”。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以资代劳”等费用，全国人均约为180元，占上年人均收入的10%以上，占农民现金收入的16%，已远远超过“上年人均收入5%”的最高限。除此而外，农民负担还来自请客送礼、中小学乱收费、看病乱收费及高价电费等（38）。实际上，这是一种超经济剥夺的现象。现在，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是由农民负担；庞大的基层政权的运转费用大部分也是由农民在承担。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某部委课题组：《2002年全国城镇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抽样调查分析报告》整理。 　　2.与特定的阶层结构化过程密切相联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空前的变化：成就性的、后致性的、能力主义的规则正在取代身份性的、先赋性的规则，机会平等的理念和准则已经开始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社会流动由不规则、半停滞的状态转向相对正常、有效、畅通的状态；城市与农村这两个原本相互隔绝的板块被打通，城乡之间的社会成员初步实现了大规模的对流；社会成员从看重结果均等转向越来越看重起点平等。与之相适应，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由于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转型时期，所以，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个时期的、变化着的社会阶层结构视为一个正处在“定型”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时期，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因素、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旧因素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变异因素同时存在。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同时存在着几种演化的趋势：既存在着健康的发展趋势，也存在着诸如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等不健康的趋势。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旦某种不健康的趋势固定化并成为定型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这无疑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构成极为有害的、广泛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是否保持着一种平等进入和开放的状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是否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状态这样两个方面，来观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对于阶层结构化的不利影响。 　　在现代社会，作为公民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任何阶层特别是具有较高社会位置的阶层都不应以任何理由人为地设置障碍，来排斥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本阶层，以达到维护本阶层特有利益的目的。而且，一个人，只要是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应当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假定有一种自然禀赋的分配，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亦即不管他们生来是属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同时，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39） 　　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换言之，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40）。这种现象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问题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中国现阶段存在着不少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如不公正的户籍制度、缺乏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有重要缺陷的就业制度以及不公正的教育制度等等。正如韦伯（Max Weber ）所言，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41）。正是这些不正常的制度性因素，严重地妨碍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和开放，从而造成一种畸形化的阶层化过程。如果仅仅从职业流动的指标来看，大量的农民已经变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然而这些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要想在城市当中安家落户则难乎其难，难以完成阶层的实际转换。比如，农民进城后首先要面临着居住的问题。但是按照市场的价格，购买一套商品房对农民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通过贷款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这些人的就业尚且是个未知数，更何况其日常生活、子女就学的开支比以前要大幅增加。如此一大笔支出确实难以筹措。许多农民（实际上其职业身份已经变为工人）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其劳动成果已被统计在这些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但他们的身份却依旧是“农村居民”，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和日常的社会活动条件也因之要低“城市居民”一等。表11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城市中单位对待城市户口人员和农村户口人员的差别当中，清晰地看到城市当中的城市户口人员和农村户口人员在住房、医疗、养老等重要的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别。2003年底，中国在农村居住的人口是76851万人，但全国农村户口的人员总量还在93500万人，两者相差1.66亿人以上（42）。这说明，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明显地降低了社会流动的质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和开放。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43）。而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教育的落后，必定会降低农民的职业能力，进而会严重妨碍农民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会使农民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和开放过程中缺乏起码的平台。这种情形，不但对于目前的阶层化过程，就是对于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的阶层化过程也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有关数据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为了保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整合，就必须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社会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是指，处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害处在较低位置的阶层的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相反，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的同时，较低位置阶层的处境应当随之得到改善。按照罗尔斯的解释，“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别无论有多么大，人们无论多么情愿工作以在产品中为自己挣得更大的份额，现存的不平等必须确实有效地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否则这种不平等是不被允许的。”（44） 　　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现阶段，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同主要群体生活处境的改善两者之间不但缺乏具有积极意义的相关性，相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向意义的相关性。换言之，前者的利益增进不仅没有改善后者的生活状况，反而在不小的程度上相对恶化了后者的生活状况，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等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财富过度地向社会上层聚集。这一点，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富裕群体所占有的财富比例等几个指标中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其一，基尼系数上升速度很快。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0.2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0.42，这样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在所有国家当中是最大的（45）。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人们对于中国现阶段基尼系数的判断有些差别，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46）。又如，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调查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47）。其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按照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7倍。显然，中国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从近几年的具体数据看，1998、1999、2000年这三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2002年达到3.1倍。这是一般的统计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的看法，如果再进一步地具体化，情况要严重得多：如果扣除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再把城镇居民享受的一些福利也考虑进来，那么差距就更大，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6：1（48）。其三，富裕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迅速提高。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49）。 　　3.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现象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而且，如果不以大力度的措施予以应对，这一现象甚至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加重的情势。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以及一些不合理的习惯或是潜规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固化的情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占有与分配的公正状况，影响着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形式，并最终加剧了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 　　社会公共资源被挪用、挤占、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诚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谈及的那样，中国现阶段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存有偏颇之处，即不是定位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而是经济型的政府，于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严重缺位，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被用于经济方面而不是基本的民生方面。再者，在盲目追求GDP 增长的情况之下，政府的政绩观也往往容易陷入诸如膨胀经济水分、过分维护地区利益和形象、相互间模仿和攀比等误区。比如，为了呈现出本地繁荣的经济景象，不少地方热衷于建造一些超出负担能力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扩建城区、修建城市广场、扩展各种形式的开发区等等，为此透支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这样一来，必然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比如对被拆迁市民和失地农民的低额补偿，甚至就连不少从事城市建设的农民工的工资也被克扣。据海南省建设厅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属于政府拖欠，政府已成为了拖欠工程款的大户（50）。 　　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现象也比较明显，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纵向（行政隶属）的角度来看，上级的财政状况要好于下级的财政状况。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就同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系而言，基层机构最为直接，责任最大，同时也往往是最无奈的。同上级部门相比，现在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是极为窘迫的。1998年，农业部对10个省区的调查显示，乡、村两级高额负债是普遍的，乡级平均负债400万元，村级平均负债20万元（51）。另据调查，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基层债务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估计达2500亿元（52）。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乡镇不能正常发工资，有的欠一个月，有的欠一年，相当多的乡镇还在发1992年标准的工资（53）。基层财政的窘迫，不仅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而且在客观上容易助长一些基层干部同民众“争利”的现象，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其二，从横向（区域之间）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共资源越来越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对此，我们从东部一些城市建设的投资状况同西部一些省份的财政状况的比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54）。暂且不论像人们所熟悉的北京准备用2800亿元的资金打造“新北京、新奥运”、上海准备用4000亿元的资金迎接世界博览会等等，我们只是来看一下山东省济南市这个东部地区发展程度尚不算上乘的城市仅仅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金情况。据报道，1999年-2003年5年间，济南市城市建设累计投资近600亿元。在此基础之上，济南市又计划五年内投资1360亿元用于城市建设（55）。相比之下，西部许多省份2003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只有几十亿元至一百多亿元（见表12）。这种势头如果长期保持下去，那么，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加速拉大，西部地区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问题毫无疑问地会严重加剧。 　　违规现象明显，致使社会公共资源向强势群体倾斜和流入。由于社会在不小范围内的失序以及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待不同群体厚此薄彼等多种原因的存在，导致不少社会公共资源出现来源不畅、投向违规的情形。一方面，本应形成的一些社会公共资源难以形成，这突出地反映在大量的税收收入很难兑现。例如，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 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56）。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另一方面，现有的公共资源由于种种违规活动而损失严重。以广州市和江苏省为例，从1998年到2003年，广州市审计部门共完成审计项目474个，查出违规资金高达312.63亿元。两年内，江苏全省共审计11447个单位，揭露各类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和一些经济犯罪案件，查出违纪违规金额251.86亿元（57）。一个省辖市、一个省尚且如此，全国违规活动之严重更是可想而知。就连国家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也卷入类似的违规活动（58）。中国现阶段的官员寻租现象也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许多大案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口岸发生的（59）。另外，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土地收益的严重流失，均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重大损失。 　　五、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这一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负面影响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利影响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一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抵消发展的意义 　　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而且是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本位的发展。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社会的主要群体，不论是改革的参与者还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均应当成为改革成果的分享者。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缺乏基本的发展平台，意味着其基本的家庭财富难以得到可预见的必要积累，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社会成员无法有效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这就造成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第二，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具体依据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在于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通俗地讲，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打江山，坐江山”。建国以后，也正是由于顺应了中国民众的根本要求，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公认的建设成就，使民众得到了具体的“实惠”，因而才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显然，能否确保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否给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带来实际的利益，能否使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不断地得到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亦即执政和建设时期能否继续保持其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关键。而在民众当中，工人和农民居于主体性的地位，是主要的社会群体，是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那么，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社会基础势必会被严重地削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我们不但要重视扩大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基础问题，而且还应当重视防止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执政基础萎缩和削弱的问题。 　　第三，严重削弱经济的拉动力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主要的经济拉动力如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三者当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就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人群比较而言，高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最强，但其边际消费倾向却是最低的；低收入群体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其边际消费倾向最强，要高于高收入群体，但其购买能力却是最低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购买能力均比较强。显然，一个以中等收入人群占主导位置的社会，对于内需的拉动力是最强的；相反，一个以低收入群体占据主导位置的社会所产生的内需拉动力是最弱的。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意味着低收入群体成员的数量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成员的比例过小。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课题”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占社会人数大多数的不是中等收入人群，而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群，其中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约占31.79%，中等偏低收入户占32.36%，两部分合计为64.15%（60）。如果再加上农村中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中国的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群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目前，在全国人口中，中等收入者只占6%-8%（61）。 　　正是由于低收入群体以及中等偏下收入人群成员的比例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成员的比例过小，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拉动力只好过度依赖于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而不是以内需拉动为主。200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70483.5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117251.9亿元（62）。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0.1%，远远高于美国2002年18.2%的外贸依存度水准（63）。2003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次高点42.3%，而消费率却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55.5%（64）。中国目前经济拉动力的这种具体状况是不正常的，而且过度依赖出口拉动是有风险的。中国目前的内需拉动力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其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现象使得中国大量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内需拉动力被严重削弱，进而造成消费市场的不振。如今中国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是耐用消费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社会成员在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方面的匮乏。比如，中国现在一方面是由于彩色电视机生产能力的过剩而造成的彩色电视机产品的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则是农村当中仍有大量人的购买力十分低下，虽然彩色电视机的价格已十分低廉，但仍有大约四成左右的农村居民家庭没有彩色电视机（65）。显然，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一旦得到解决，那么中国的内需拉动无疑会明显地上一个台阶，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会趋于健康化。 　　第四，这一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会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安全运行有一个前提性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应当是合理、公正的，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应当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即：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平等开放的状态。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同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改善两者之间是相互脱节的，而不是同步的。这就必定会造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和抵触。当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和抵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定会进一步损害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引发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的不安甚至是社会的动荡。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从改革初期的个案化的社会问题转变为现在的整体化的社会问题。 　　在改革的初期，社会问题虽然不少，但表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案化的特征。这一时段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来源于价值观念体系的紊乱、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的心理不适。这些来自多个方面、看上去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破坏能量相对有限，相对来说难以在同一个方向上聚集和释放。所以，一般来说，这一时段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不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而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层面上的大幅度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程度的加大，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其总体表现而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社会问题在种类依然很多的同时，源自社会利益结构层面上的社会问题逐渐凸现，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源自社会利益结构层面上的社会问题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人们对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很强；涉及人数数量庞大；潜在能量巨大；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连带性极强；而且，这一类的社会问题在各种社会问题当中居于中心的位置。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类的社会问题如今呈现出一种加速度加重的迹象。这一切，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具有一种整体化的特征，使得社会问题在某个时期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安全运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复杂与艰巨的程度很有可能是自建国50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例如，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这些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越来越强，如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2000年2700起，到2003年3700起，当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3100起（66）。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直接相关，如社会保障待遇问题、强行拆迁问题、强行圈地问题以及劳动保护问题等等。显然，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这一十分有害的现象。 　　总之，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是属于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上的社会问题，涉及面和连带性是很强的，所以，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这一问题就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丧失掉基本的前提条件，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 　　六、如何应对 　　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问题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只能在改革和发展中予以解决。只要在改革和发展中采取积极、可行的对策，这一问题在短期内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在中长期内是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有效解决的，从而最终能够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至于应对思路与措施，虽然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是必须做到的。 　　第一，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的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需要注意的是，扶贫济困，为弱势群体直接提供帮助，固然十分重要，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当看到，我们不仅要想方设法地减少现有弱势群体的人数，更为重要的是，应当用长远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从总体上防止更多的、目前生活尚处在正常状态的社会成员变为弱势群体的成员。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应当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的层面上，从社会发展基本宗旨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以此作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理念依据。否则，其他一切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将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理念就是：社会成员应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恩格斯指出，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67）邓小平更是极为重视这一问题。他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68）我们从《邓小平年谱》当中可以发现，邓小平退休以后的几年，对于这一问题越来越关注。比如，1993年他就表现出一种很深的忧虑，他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9）而且，邓小平并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到遥远的未来，而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就应当“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当我们引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时，不能忘记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另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构想，否则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就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70）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含义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应当相应地不断地得到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相应地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准应当相应地得到不断的提高。相反，如果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发展，只能造成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 　　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化建设固然需要社会成员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我们不能总是立足于让社会成员承受些什么，不能将社会成员视为被动之物，而是应当立足于让广大民众不断地获得些什么。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应该考虑让广大的民众普遍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实力。只有这样，真正地解决主要群体的弱势化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谈论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一问题时，是有其特定的时代前提条件的。否则，便有可能误人空想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境地，便有可能违反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这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们注意到，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邓小平，他们在谈论“共享”问题时，总是把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在社会经济资源比较匮乏的条件下，如果要刻意地制造一个“共享”社会的话，那只能是流于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境地。在这方面，中国曾经有过沉重的教训（71）。 　　第二，矫正几个流行的错误观念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形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已经成为各个阶层所共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是社会不公现象当中的突出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些观念或者说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妨碍着我们重视社会公正问题。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足”，“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所以，要想真正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以有效地阻止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就必须对于这些观念进行一番必要的反思。 　　一是“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 　　这种观念尽管在正式媒体上所谈论的不多，但是不少人在一些小型会议或在私下场所当中谈得比较多，实际的影响面比较大。这种观念认为，欧洲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火与血”的原始积累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是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中国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免不了出现一个残酷的、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和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必然的事情。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的误区在于，对于各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不恰当的、简单的类比。由于历史条件和国情的不同，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原始积累现象在当今中国社会并不见得会重现。其一，同欧洲早期现代化建设时期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权保护、平等、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深入人心。比如，以往的选举有着种种身份或资格的限制，而现在的选举则排除了一切不合理的限制。再如，保护人权已经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当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拒绝一切形式的人为剥夺，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大势所趋、民意所向。任何形式的剥夺，在社会基本价值观层面上均会遭到明确的反对，在现实社会层面上都将招致民众的广泛抵触。其二，与以往不同的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保护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基本制度和种种方法，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有效地实现社会转移支付，使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改善两者之间实现同步化，从而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或加重。虽然中国社会要想完全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已经开始启动，其前景完全可以预期。其三，同欧洲早期现代化建设时期迥异的是，中国现在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权力十分强大，拥有很大的资源控制力和调节力，能够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很多事情。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基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只要公共权力运用得当，中国可以从长远考虑而避免许多由市场自发性所造成的种种缺陷。比如，可以限制某些群体的不当行为，可以举办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益事业，可以防止过大的贫富差距，可以主动地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等等。其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说明了欧洲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原始积累现象可以避免。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的发展历程证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社会公正状态。 　　二是“国家财力不足”之说 　　这种看法认为，现在之所以还不能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 　　公共投入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必须通过有效的公共投入，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国家拥有必要的财力是公共投入的前提条件。就中国的目前状况而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的财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2004年仅税收一项就突破了25000亿元，再加上非税收的财政收入以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应当在30000亿元以上；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就实现初级的和基础性的社会公正而言，国家的财力条件已经具备。 　　显然，就现实情况而言，国家的财力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已经不能成为不重视社会公正的理由。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国家是否拥有了一定的财力，而更在于中国目前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明显颠倒。如果中国目前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得以适当的矫正，那么，即便是在国家财力现有的条件下，也能够使中国的社会公正程度得到大面积的、大幅度的提升，并使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 　　三是“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之说 　　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目前必须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所以，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必然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大局。 　　这种看法的第一个误区在于错将社会公正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平均主义固然是与效率相悖的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同样与效率相悖。平均主义的本质是削高平低，强调社会成员生活状态的相似和均等。平均主义如果得以盛行，必然会形成一种多数人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少数人的局面，从而损伤了这个社会的活力。问题在于，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个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价值体系。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基本依据，其精义是强调给每个社会成员他（她）所应得，强调每个社会群体和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公正是由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予以保护、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以及社会调剂这样几项基本规则构成的有机体系（72）。在公正基本规则体系当中，任何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都具有着特定的重要功能，而其中的机会平等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规则是一个社会提升效率、激发活力所必不可少的。 　　这种看法的第二个误区在于没有看到，现在的效率出现了一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得不够好。诚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就经济的直接推动力而言，无非是来自三个方面，即：外贸拉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三项拉动力当中，内需拉动的作用又要远远超过其他两项拉动力。显然，目前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推动力的关键在于，实现初级的社会公正，建立起基础性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减少低收入群体成员的人数。如果这项任务能够完成，便不但可以直接增强内需拉动力，提升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而且还可以通过建立起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量社会成员生活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从而间接地增大对日常消费的投入，有效地扩大内需拉动。 　　第三，注重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权利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直接原因，是对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做得不够到位，所以，改变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关键在于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权利。2004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也说明，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现阶段，应当特别注重维护和保护社会成员基础层面的生存权利如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劳动权等。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过于强调完善的人权保护作法显然不够现实。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现阶段，同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权利，如财产权、劳动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等已经成为影响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状况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因而应当也必须得到应有的保护。 　　在中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规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财产权对于社会成员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方面，此项权利是得以确保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独立以及自由的依托。”（73）具体言之，财产权对于社会成员的意义在于：其一，就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保护而言，财产权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是对其基本生活状态底线的确保。私有财产包括个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计的必要屏障，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条件。对大多数人（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群体）来说，同高收入群体相比，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数量自然要少得多。虽然如此，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有限的私有财产对于大多数人基本生存需求的边际效应来说并不低于甚至要高于高收入群体。比如，对于为数不少的收入不高的城市居民来说，其私人住房的面积很小。由于他们无力购置新房，或者需要费很大力气多年储蓄资金才买得起新房，所以这面积很小的住房却是他们基本生计的须臾不可缺少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行圈地、强行拆迁对于相关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利益的损害与打击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显然，将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列入宪法，将之上升到国家大法的位置，无疑会防止其他群体对于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群体以各种各样名义进行的剥夺，防止将大多数人的基本财产强行充公或变相充公，从而有效地维护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其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发展权利及其可以预期的发展空间的保护也是十分必要的。保护私有财产不仅事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问题，而且事关其发展的基本前景。不能否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状况同其发展前景密切相联。这不仅仅因为积累财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还因为具体的财富状况是社会成员赖以发展的基本平台。所以，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排除大多数社会成员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有助于其财富的可预见积累，有助于增强其发展前景的可预期性。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一规定显得更加重要。现在中国的社会收入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的，即：上面小、下面大。这种社会结构不合理，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应当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亦即一个以中等收入人群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而在中等收入人群发育、壮大的过程中，对于其私有财产进行保护至关重要。 　　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成为社会的优先目标。获得一种职业，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意味着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明确指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74）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失掉工作，那么，就往往意味着这个人社会生活状况的边缘化，即与“主流”社会生活板块隔离开来，而进入一种片面、狭小、封闭的社会生活情境。如是，则会使失业者同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出现障碍，或者使这种交往成为一种不平等、不对称的社会互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互动影响深远，它不仅会造成失业者与正常社会生活环境之间的隔阂，而且还会使失业者的尊严以及独立的人格受到严重的伤害，其伤害程度会随着失业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实现充分就业，是消除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这一现象的有效途径。 　　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毫无疑问，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此外，在中国现阶段还有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如果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做好了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工作，就可以明显地增加就业机会。 　　从表10中可以发现，在中国城市当中，所有行业中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都超出了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规定，每周平均工作48.16个小时，而且。大部分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加班费或足额的加班费。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究竟能够增加多少就业机会？通过两种方法可以简单地估算出来。我们先按照一种最保守的方法来计算一下，也就是按照假设城市每个行业中每个就业人员全部超出每周4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计算，在2003年，中国城镇共有就业人员25639万人（75），每人每周平均工作超时为3.16个小时，3.16个小时乘以25639万人就等于81019万个小时，再除以45小时就等于1800万人。这种最为保守的计算说明，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仅在城市就能空出1800万个就业机会。诚然，在现实中，不可能所有行业中的就业人员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45个小时。我们再按照最为理想的一种方法估算一下。假设每个就业人员每周的工作时间都没有超时，都是40个小时，每人每周平均工作超时为8.16个小时，那么，8.16个小时乘以25639万人就等于209214万个小时，再除以45小时就等于4649万人，即按照最为理想的状态计算，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在城市能空出4649万个就业机会。显然，中国现阶段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城市当中能空出的就业机会在1800万人和4649万人之间，取其中位数，应当是3221万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估算结果：如果我们重视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注意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那么仅仅在城市当中，就可以增加3000万个以上的就业位置。如果再进一步进行估算，将农村当中非农领域就业人员的劳动条件改善问题一并考虑进去，那么，又可以增加1000万个以上的就业位置。通过以上的分析与估算，初步结论是：目前，只要切实地改善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条件，那么，全国城市中的各个行业以及农村中的非农领域总共可以增加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由此可见，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大幅度改善民生状况。 　　第四，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阶段许多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源自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而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重要症结在于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缺乏必要的保证。显然，要想消除或缓解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并进而从总体上缓解社会问题，就必须由此入手，建立起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状况和基本生活条件不被恶化，就可改变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维持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安定局面，避免社会可能出现的严重动荡，从而渡过现代化过程中最脆弱、最危险的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之所以如此，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方面，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促使我们必须注重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定的国情条件决定了在中国建立一个高级的或者是中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在中国现阶段应当开始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指标不一定面面俱到，但主要指标应当具备。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在五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定制。五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对于国家来说，近期需要做的事情可以分为两大块，一是国家的直接投入，二是国家的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前者。 　　就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言，国家每年究竟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如果不算需要偿还的社会保障“历史欠账”，按保守的估算，国家每年大约需要支出267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城市义务教育已有的支出）。其支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1）在城市大约需要支出1500亿元。主要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大约需要国家垫支600亿元以弥补缺口；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需要国家支出200亿元；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需要200亿元；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国家需要支出300亿元；适当增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国家需要支出20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城市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2）在农村大约需要1020个亿。主要包括：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需要支出200亿元；国家对医疗保险需要支出320亿元；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国家应当出资并免除所有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计250亿元，适当减免部分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计200亿元，两者相加共计45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扩大农村的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需要国家支出50亿元。另外，在城市和农村，应当增大对抚恤事业的投入，需要支出150亿元。 　　显然，上述资金数额没有超出国家财政能力的可承受范围。 　　至于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可否作这样的考虑：其一，在新增财政收入支出当中确定一个较大的比例，并形成惯例。此举相对来说更容易被人接受，可行性程度高。这方面，可以借鉴上海的作法。2005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新增财政支出当中的70%用于基本民生。其二，将已有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作适当调整。比如，可以将用于竞争性领域的支出逐渐减少，大幅度减少豪华性公益工程的建设支出。其三，以土地换保险。将一部分用于补偿征地的资金用于被征土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四，发行专项国债和福利彩票。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对于养老保险方面的“历史欠账”约为2.5万亿元。对于这一部分的缺口，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的专项切块，如通过减持国有股、动用部分外汇储备等方法，来陆续冲抵。 　　在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方面，国家需要做的另一方面的事情是，通过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包括制定《社会保障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劳动法》，制定相关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予以切实的落实；逐渐实现政府的职能由经济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换；确立劳动监察机构的权威地位，加强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妥善解决已有的征地、拆迁等问题，并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建立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等。 　　美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机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得美国深感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1935年，以制定《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美国开始系统地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 同当时的美国大致相仿，均为4000多美元（76）。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国家现在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财力，均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我们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可以借鉴的各种经验与教训也要远远优于当时的美国。所以，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在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方面，我们应当也能够比当时的美国做得更好。 　　显而易见的是，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最大难点，既不在于资金问题，也不在于其工作的难度问题，而在于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否实现了真正的转换。只要我们真正确立并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将社会公正放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许多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也就能够作出相应的合理调整，从而改变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社会主要群体，主要是指社会阶层体系中的基础阶层，亦即民众层面上的社会阶层，包括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等。目前这部分人在中国社会当中居于多数人的位置。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③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④S.K.Sanderson ，1991，Macro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human society （second edition），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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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49页。 　　（6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6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66）王东进等：《积极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4年第3期。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69）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364页。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71）吴忠民：《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72）吴忠民：《公正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73）［挪］艾德等：《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黄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74）转引自《劳工世界》2002年第2期。 　　（7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76）参见：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工人维权与左右之争 陈永苗 作为一个维权律师和致力于从思想和政治正当性上推动维权运动的宪政学者，我一直在弥合民间思想领域左右之分。长期留下来的左右观念分化了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左右立场只是对具体时局的判断和进路不同，在大的问题和方向上基本一致。可以在行动中合一。一旦在维权运动中，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转向维权者，就把他们的权力意志从争夺话语霸权的狭窄空间腾挪开来，从天安门前奔向田野。从内斗转向合作，这样实现了民间力量最大化。 从2002年7月份第一次带动反对信息产业部和新闻出版署的《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的网络维权开始到今天，我诧异地看到右派知识分子居然对工人维权一点也不关心。以代表整个民族和改革时代的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右派，把工人维权之外所有维权都包揽起来，唯独对工人维权视而不见。而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左派学者，一开始只在嘴巴上"良心和平等"。我就用右派维权的道德勇气在世纪沙龙论坛等地方刺激他们，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中表扬他们的领袖人物。后来他们也开始考虑维权，一些学院中的左派学者可是介入，一些行动派，例如施晓渝如今介入工人维权已经很深。颇为奇怪的是一贯以领导阶层著称要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左派学者，仅仅关心工人维权。如今的格局颇为明显，以维权律师为主体的维权右派，是"不管部部长"，工人维权之外的维权都管。而左派就专盯工人维权。 左右之间的有志之士还是还是要打破这篱藩，例如近几年活跃于工人维权领域的施晓渝。他嘱托我给西安整流变压器厂维权写篇文章。去年他参与的重庆特钢工人维权，就有一些右派人士参与其中，我本来也想以律师身份参与但未果。 　　工人维权 根据西安整流变压器厂维权职工的介绍，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是六十年代创立的大集体企业，职工（包括下岗退休）一百多人，以女工为主。职工靠捡拾拆迁的废砖头盖起了厂房，在八十年代生产经营还不错，有了相当的积累。1994年，主办机关西安整流器厂派张平安任厂长。张平安到厂后，独揽大权，先后逼走两任党支部书记，无故辞退厂工会主席，变卖厂里汽车，将4080克黄金私自转移到他的老家贮藏，将盈利大的产品转包给外人生产，将一个好端端的工厂搞得发不了工资，又以种种理由辞退90%的工人，不给办理劳动保险等手续，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全厂职工向主管机关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另派厂长，而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决定不再派遣厂长，决定由该厂民主选举厂长。经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西整字[2004]93号函批准，在西安市公证处的现场监督下，该厂于2005年3月25日召开企业职工大会，集体罢免了原厂长张平安的厂长职务，选举高爱莲为厂长（（2005）西经字第6135号公证书}）陕西省国资委也承认了该厂民主选举厂长的合法性（陕国资字（2005）89号文）。但张平安拒不执行厂职工大会的决定，不仅执意把持企业的账目、证照、印鉴，而且强行拆除该厂配电房等设施，造成该厂停电断水，致使该厂新的领导班子无法开展工作，企业生产完全停顿，职工生活陷入困难。 　　该厂女工孙礼静（60岁有严重青光眼病为残疾人，因带领工人维权被扣发工资）多次带领职工进京上访，要求国家国资委支持该厂工人的民主选举。该厂职工多次向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报告，要求其兑现诺言，承认该厂职工大会的民主选举结果和撤消张平安的厂长职务，但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长久以来对该厂职工的合理合法的要求置若罔闻，推诿搪塞，不予履行其法定职责，而且在2005年11月9日由公司田书记亲自带领一干人员到该厂表示公司支持张平安开展工作，逼迫该厂职工服从已经被罢免厂长职务的张平安的领导，遭到该厂职工的严辞拒绝。 　　2006年9月6日，公司保卫处处长带领很多保卫人员砸该厂的大门，并扬言要抓厂内职工。2006年9月12日，四辆警车到厂内进行所谓的法制宣传，吓唬工人。该厂职工生活陷入极为困难之中，有两名女工因无钱治病而自杀，有三名职工无钱治病病死在家中，有的家庭离婚破裂。 　　工人亲生女主管局二奶 　　集体企业与国企一样，都是宪法重点保护的资产，可是重点保护的偏偏流失，越保护越流失。因为流失的原因是内贼，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外贼。剥夺工人的集体企业财产权和剥夺工人私有财产的强盗和土匪，不在山上，而在政府大院里面。集体企业产权比国企清晰多了，但是还是主管局的禁脔。集体企业是工人亲生女，如今的下场是被抢去做主管局二奶。产权是靠政治权力来保护德，如果政治权力来抢夺，那还有什么抵御的办法。 　　主管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首先还是官官相护。 我原来在福州做律师的时候，在福建古田办过一个类似集体企业古田造纸二厂的的案件，福建宁德中院在与当地古田县委协调未果得情况下，最终判决职工方败诉。 　　可是说中国工人今天的贫困是政治性贫困。为什么不让分享国有企业增值的成果，甚至工人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也要供别人抢。这里有一个潜规则在于维护政体的安全，就是要民穷官富。民穷就不容易提出分享政治权利。 集体企业做大了就是为别人做嫁衣？ 我们就可以从未来的必然结果来为当前经济体制的变迁定性：以国企为例子，从90年代初全民所有到国有，这是取消全体国民对国有资产的抽象所有权，而每一个国民的那种权益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没了，国有就是特权集团将真正意义的所有权人赶走了，私有化就是把所有权人赶走以后的分赃。 　　在工人看来，工人对集体资产的这份权利是自然权利，它是"约定俗成"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预期"利益。"预期"也就是信赖利益，正是基于对政府的信赖，全体工人才将集体资产交给国家管理，并要在将来的时间内获得"分红"，是永久享有产权，而不是应该被政府官员以及同伴抢走的。 　　平等精神之增长和以理维权 　　目前的工人维权，其对政府的合法性评价是中央政府是好蛋，地方政府是坏蛋，从地方到中央，越往下，越腐败，越黑社会化，越往上，越清廉，越青天大老爷。从工人本身来说，以及胡温的亲民政治来说，现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没有十来年的时间，还不会倒塌。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最后一捆稻草，最后一段希望。 　　从封建王朝末年的历史来看也是一样。当豪强的实力过于强大的时候，皇帝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打击豪强。可是都是虎头蛇尾，最后皇帝还是陪同豪强一起陪葬。 工人上访维权，工人总是在怀念毛泽东和期待中央来收拾地方。 　　为什么工人维权在怀念毛泽东中进行，我认为这样的精神景象，并不是能够通过批判能够解决的。对毛泽东的怀念，对毛泽东式强人的呼唤，其背后有一种现代性的东西，也就是平等感的增长。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兴，逆之则亡。 　　作为一个贵族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也承认民主和平等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天意。所以我们应该把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平等感的增长区分开来，前者不过是后者的载体，当我们没有提供适当的载体，那么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为载体。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工人崇拜毛泽东，而是我们如何提供一个制度的替代物。 　　在中国，平等感的增长，与士大夫知识分子地位的沉浮成反比。从秦政以来，除了士大夫是进入政治社会的，而其他阶层都在政治社会的，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处于黑暗之中。科举制度通过几位少数机会的公平竞争，只能带来"一线天"：也就是极少数的人才能上升政治社会,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一切社会资源，财产、地位和荣誉，都由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来支配。 　　其他阶层积攒了数千年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怨恨，在人民主权确立的时代中终于爆发。1895年的立宪，在人民和皇帝之间插入一部宪法，人民主权开始确立。1905年于是进一步废除科举。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两千多年来士大夫对人民基于自然的统治被废除了。五四运动从精神上废除了儒家的文化法权。要翻身作主的人民跌跌撞撞来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士大夫阶层的底层精英乡绅也被消灭了。再到文革，知识上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又再次被毛泽东打断脊梁骨。 　　在此我并不做道德判断，我仅仅在描述历史现实背后的精神龙骨。一个不道德的举动背后，并不见得没有积极的意义。就像法国大革命虽然血腥，但是却开启了现代历史的大门。 　　完全来自农民阶层，还残留农民集体记忆的工人在1949年似乎是首先解放起来的政治力量。要翻身作主的心理能量是极为强大的。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政治参与、开会等等方式来体现它，表达它，抒发它。毫无疑问，在一种癫狂和神迷之中，人民民主专政是可以高度代表人民的。当然这种心理时间很短暂，就像海洛因一样高潮一阵子就结束。后果也很严重。 　　现在工人维权是不可能从这种集体记忆中走出，集体记忆的力量是本能的力量，别想用理性批判短时间内解决之。工人维权中的毛泽东旗帜和以理维权，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经济改革并没有如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相反加剧了贫富差距。精英的自由和民众的平等没有融为一体，自由就如同泼在煤中的水，本来是降火的，结果导致火势越大。贫富差距和精英的优越感将唤起新一轮的平等感。 2007新期待：“一碗水端平”劳资关系 巫继学 　　§ 2006关于世界变平的话题 　　一元复始，人们总有新的期待。在过去的年代，中国经济已经做成外汇储备世界第一，GDP世界第四，能源消耗世界第二，而且农村市场与潜在市场世界第一，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世界列强。在这个时候，国际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变平坦了”。这究竟是观测世界走向的新视野，还是哗众取宠粉饰太平的新风气，抑或是意见流行中的新娱乐？这自然见仁见智。 　　2006年，有一本书在西方国家高端读者群中首先流行起来，而后它的中文本被国内的企业领袖们率先捧读。这便是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在该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向世人讲述了世界正在变平的过程。书中援引了很多热点话题，介绍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市场和炙手可热的行业。开放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和搜索技术等被描述成为铲平世界的上来大动力，而中国、印度等国家和一些站在全球顶尖位置的公司和机构，则被描述成变平的世界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书中写到的许多现象新鲜但不陌生，更有一些是我们工作中接触过甚至直接参与的商业行为。但是当弗里德曼把所有这一切编织在一起的时候，却揭示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深刻而叉令人激动的变化一全球化的趋势。弗里德曼在书中将全球化分割成三个阶段，他向世人描绘也许有一定道理的21世纪简史：“全球化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始于1492年哥伦布打开新旧世界的贸易大门，直至公元1800年前后，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公元1800年持续到2000年，其间被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硬件的革新扮演着主要的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再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而在“全球化3.0”中，个人成为主角，肤色或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门槛，软件的不断创新让大洋两岸的人们可以通过海底光缆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位弗里德曼，为了强化他的这个敏锐的新发现，竟然没有忘记用马克思为自己的观点作证。他写到：“今天当我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他还预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看来，马克思作为影响历史重大进程的伟大思想家，无论有人怎样“涂鸦”都无损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力。 　　应该说，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与表述还是富于创意的。也许从某一角度看，世界确实是平的，例如目前许多人都在玩的地球搜索（Google Earth），从那上面看，世界那才真叫平呢！但那太宏观，太抽象，如果逼近微观，拉向具体，世界的起伏崎岖立即显现。 　　§ 中国经济在通往平坦和谐的路上崎岖不平 　　说话世界变平，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与现实似乎大相径庭。中国经济在追述和谐的路上非但不平坦，而且它的太崎岖。说中国经济并不平，不仅令人们想到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坎坷，诸如至今还没有得到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认账，被逼人民币汇率与升值，服装、皮鞋之类产品遭遇反倾销、设限不公平待遇；而且在国内经济关系上同样坎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直逼0.5业已触及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发达地区与发展地区同样不断加深鸿沟，教育、医疗改革愈改愈百姓意见愈大，等等。而其中，经济关系中的问题更让人怵目惊心：劳资关系的矛盾日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破坏力，劳资关系确实不太平。中国经济生活的公平，被人们广泛置疑；不平则鸣，互联网上网民们每天都会披露海量的劳资矛盾鲜活样本，都会有此起彼伏的辟鞭入里的分析批评。 　　崛起中的经济大国，都会面临如此多前进中的经济难题，这并不特殊。在新的一年里，我认为解决好劳资关系矛盾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自始至终地“一碗水端平”劳资关系！ 　　现今中国，经济阶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逾1.5亿，成为第二三产业真正的主力军。现今中国农村，有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七到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在当代中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在建构和谐社会中这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重点，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最为基本、牵动经济社会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关系。仅仅注意到有1.5亿以上的农民工是远远不够的。这1.5亿农民工所在企业，基本上是私有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那末农民工面对的基本上都是私人资本家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意义的劳资关系。 　　阶级及其阶级斗争，似乎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话题。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没有人不对阶级斗争产生反感。大多数人的共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几十年里，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然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夕，国民经济已届崩溃边缘。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用以经济建设为纲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这并不表明经济社会没有了阶级，没有了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与冲突。 　　§ 劳资关系的马克思观回望 　　通常人们都将阶级理论归为马克思，似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提出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新划分。其实，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阶级，首先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学范畴。它同时也是政治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逐渐形成了三大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劳动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土地，是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劳动力是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基础。这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成的事实，决非人为杜撰。由此相适应的是资本获利息，土地获地租，劳动力获工资的“三位一体财富分割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否定三大阶级的存在，他批判的是“三位一体公式”的庸俗性、揭露的是其欺骗性。他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详尽分析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被资本占有，又如何转化为利息、地租这样的现实形态。价值转形最后，在资本及其利润、土地及其地租、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基础上，站立着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劳动者阶级。《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