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第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一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期　　Ｐ 　　　　　　　　　　Ｉ　　　　　　　　二零零七年　第一期上　　　　　　上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总第三十一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改版说明：《乌有之乡》电子月刊自2004年7月创办以来，传布日广，影响日炽，迄今已出满30期。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思想和舆论的快速变迁和更替，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等诸多领域，新的主题、热点和观念不断涌现，日趋频密，每期刊物的篇幅也越来越难以控制。鉴于原有的月刊已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反映中国当下的思想动向，同时也应部分读者要求，我们将月刊改为半月刊，分别于每月1日和15日前后刊行，并将围绕重要的热点话题不定期地随时编发增刊。特此说明。 ------------------------------------------------------------- 目录 ------------------------------------------------------------- 【时政评论】 郑永年：是谁“瓜分”了中国的中央权力 马门列夫：评“中国未来五年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财经论坛】 杨 帆：在民族产业研讨会上的发言 益西彭措：工行上市是中国经济从金融领域崩溃的缺口 江 涌：部门利益膨胀正在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云淡水暖：与刘延东部长商榷 【三农研究】 曹锦清：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何慧丽 温铁军：着眼点在农民，着力点在村社 贺雪峰：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思潮碰撞】 刘永佶：民主——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必由之路 黎 阳：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精英民主”是个坏东西 许宝强：没有公正公义，何来自由经济？——重读亚当·斯密 何 新：哲学札记：关于意识形态、学术、科学和真理 (修订稿) 【张文木论著专辑】 单边霸权失人心 东风劲吹搏西风 美国“世界治理能力”正在衰落 论中国海权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文革研究】 莫里斯·迈斯纳：文化大革命中成功的新农村建设政策 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周一良：梁效反对过周总理吗？ 【毛泽东研究】 张志明：“毛泽东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黎 阳：中国离不开毛泽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而作 老 田：毛泽东亲手设计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国家管理模式 老 田：从管理成本角度重新思考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日纪念活动报道 【文艺广场】 张承志：红军渡 李永军：《红旗谱》：是小说，也是历史 孟 飞：关于样板戏若干问题的札记 ------------------------------------------------------------- 【时政评论】 郑永年：是谁“瓜分”了中国的中央权力 　　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大？这取决于是从理论层面来看还是从经验层面来看。 　　从理论层面上，至少在外界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确，看看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涵盖各个方面。从政治控制、官员任免、立法到经济社会的管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但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就很难认定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了。 　　简单地说，中央政府只拥有名义上的决策权，而无政策执行能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央权力要不流失，要不日益被瓜分。中央权力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脱节的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权力结构，即有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但社会则流于无政府状态，如苏哈多强人政治以后的印尼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央部委成决策部门 　　中央的权力是如何被消耗和瓜分的？在众多分享和瓜分中央权力的角色中，最主要的有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和今天人们所指称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央各部委，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官僚体制”或者功能部门，应当说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中央决策，各部门严格执行。而这些官僚部门应当说是政治中立的，它们必须讲求政策执行的效率。 　　日常人们所说的政府效率，指的是官僚部门政策执行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中央各部委实际上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 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部门利益主导了部委的决策，部门利益取代了政府的总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 　　更进一步的是，一些中央部委已经成了一些特殊利益的所有者，或者拥有者，或者后台老板，或者代理人。这些特殊利益有些是国内的，而有些还是属于国外的。 　　地方政府在瓜分中央权力过程中也不遗余力。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大规模的分权导致了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 　　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管治地方社会方面负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责任。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也一直享受着很大的自治权。但是因为中央地方关系缺制度机制，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王国”。 　　在涉及到国家整体利益的领域，中央也只出政策，而执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己有利的，地方政府就过度执行；但如果对己不利的，就想方设法地抵制。 　　无论是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控制着人事任免权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任免部委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 　　陈良宇案就表明了这样一种中央权力。但如果把免除陈良宇那样的地方大员的能力看成是中央权力的强势，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种事件的连续发生只能表明中央权力处于一个弱势状态。中央政府所能任免的地方大员来来往往，而地方利益则是永恒的。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只相当于一个大学里的访问学者，而地方利益就如这个大学里的终生教授。 　　这次的陈良宇案，还有早些时候的福建远华案，中央政府都派了一百多人的纪检队伍进驻地方，不计成本，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果每处理一个地方都要这样做，那么这种管治会是不可持续的。 　　特殊利益集团最难对付 特殊利益集团较之地方政府更难对付，这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结合了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和特殊利益对峙的案例中，往往是中央权力节节败退，特殊利益占据优势地位。 　　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房地产商能够赢得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 　　当然，地方政府提供保护是因为他们（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亲朋好友）和商家之间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今天，特殊利益集团似乎是势不可　当。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每当有新的改革动议，改革还未实施，就有新的利益集团产生。　　他们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更是要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央政策的各个环节倾向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来是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但在很多地方，很快就演变成了既得利益掠夺农民的一次新机会。 　　无论是部委利益、地方利益还是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谴责，但不可根除。只要有人，就有人的利益；只要有机构，就有机构的利益。 　　并且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益既可以导向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也可以演变成公害(public bads)。决定利益取向的则是制度设计。 　　中央权力正在日渐瓜分，但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这种趋势很难得到纠正。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很多利益就是这种大转型的产物。 　　但就中央本身的权力体制来说，尽管也有些变化，总体说来还是过分依赖于传统体制。要通过完善和改进传统体制的方法来应付新形势已经远远不够，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各部委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规范和运作的。 这些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制度能否有效运作，都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在很多方面，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家制度。 　　制度供应不足是导致中央权力流失、被瓜分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设计和提供有效充分的制度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当是建设现代国家制度。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门列夫：评“中国未来五年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许耀桐教授的“ 中国未来五年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比较详细的描述了一种必然向“总统制”政治演变的前景，很值得研究。其策略是先从地方开始，最后再动中央，中央的未来变动暂时被回避了，但完全可以从地方政治演变的结构推导出来。 　　 　　什么是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我国的政治体制，简称政体。教授的方案，一是党退出政府，二是政府成为最高独立权力，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下面逐一给予分析。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纵观2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应该承认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功，成效巨大，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有所起步，有过突破，但是步履蹒跚，多有曲折。到了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停留在党的文件上的提法而已，没有什么具体的部署和行动加以贯彻执行，实际上是被搁置了。” 　　 　　温总理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成功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当然经济体制有一个体制的改变，但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体制的改变，而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体和政体都是不允许改变的。 　　 　　教授显然是与总理唱反调。怎么能允许存在一个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样的政体的改变？所谓“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是对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体的一种污蔑，虽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决不允许从体制上给予否定。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通过下面分析就会看到，无非就是类似于总统制的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消党的领导的政治体制。 　　 　　“探讨和解决政府权力职位由谁授权、政府体制怎样才算是科学的这些真正的、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问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按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我们的政府权力应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授予的，这种授予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是政体有问题，不是什么“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西方的大选直选民主，并不就是解决了人民授权问题，也不是什么最科学的民主。 　　 　　“这里讲的政治权力职位授权方式，是指政府的政治性官员如何产生。官员分两大类，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如何产生，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靠暴力方式取得；二是靠和平方式取得。在和平方式里，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官选官的方式，即大官选中官，中官选小官，由上至下，层层任命；二是民选官的方式，即直接选官、或间接选官，自下而上，民意授权。前者是专制的方式，后者是民主的方式。” 　　 　　这里纯粹是用一种庸俗的官民概念来解释我们和西方政权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权的权力授予。本质上西方政权的权力只能是资产阶级授予的，通过全民选举，披了一件人民授权的外衣。我们的政权从根本上是在革命斗争中由人民授予的，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保证持续的人民授权，即形成人民授权的制度或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理应选择民主的选官方式，而不应选择专制的选官方式。但遗憾的是，在现实实践中，我们采取的却是后者” 　　 　　教授完全无视我们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在民主上的巨大进步，竟然武断的把我们对民主政体的选择归之与什么“官选官”。言外之意就是似乎我们应该选择西方的大选民主。 　　 　　“国家最高的政治领导人是由这样产生的，以下的各级政治官员也是由上级政治官员，或一个官员集体选定的。这与封建时代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是给你一张印有上级指定的候选人选票，让你在上面划划票而已，虽然借了民主的形式，但实质是由上至下的指定任命。” 　　 　　教授甚至说，我们的民主“与封建时代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即使存在一些问题，那也应该是把我们的人民民主形式更完善，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民主形式，非要采用西方的大选民主形式呢？还是精英惯用的手法：先用官选官抹黑我们的民主，然后再取消之。 　　 　　“政治中最核心的是权力问题，权力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职位的获取方式。在当今时代，拿官选官方式与民选官方式比较，无论是在价值理念、实践效果，还是在发展趋势上，都一种落后的、不合理的、没有优越性的选官方式。它的弊端在于：第一，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场腐败，现实中出现的大量的跑官、买官、卖官案就是明证；第二，不可避免地造成精英递减、官员能力下降，久而久之充斥昏官贪官；第三，不可避免地造成官民或干群对立，当官的无视民众，因为乌纱帽不是民众给的；民众则仇恨官员，因为不是经由大家选举的不予认账。官选官方式的后果是，对内造成周期性震荡，无法走出历史周期律；对外则无竞争力，必然败于他国民主制度。总之，官选官方式没有政治可持续发展可言。因此，为了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彻底抛弃官选官方式，走民选官道路。” 　　 　　是资产阶级掌权还是人民掌权，在当今时代是由什么决定呢？真的是由选举决定的吗？是由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决定的。政治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政体是由国体决定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就没有人民获取权力的方式，即政体。两种性质的政权难道能简单用什么“拿官选官方式与民选官方式比较”？西方的大选民主，在价值理念、实践效果，还是在发展趋势上，都真是先进的合理的有优越性的？我们的民主都是“弊端”？西方的民主都没弊端？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官员全都是精英？美国官民没有对立？美国没有周期震荡？美国没有历史周期？怎么都堆到我们的民主的头上了？怎么就能预言我们的民主没有可持续性？ 　　 　　“在我们国家里，党政关系表现为党高于政，党决定政。” 　　 　　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它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为的是更便利资产阶级的欺骗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指挥枪，党必须领导国家，这恰恰是我们国家的优势，而并不说明资产阶级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更有什么优越性。 　　 　　“在这样的党政关系下，党政体制表现为党治国体制，表面上有政府体制，但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府体制，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国家政权组织。” 　　 　　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治国体制，这有什么不好？巴黎公社的原则是变议会式的清谈馆为工作机构。这才能真正作到廉价政府，高效率的政府，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负责的政府。50年代，我们不是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吗？即使现在存在许多问题，难道我们的政府不比美国政府廉价吗？高效和对人民负责吗？ 　　 　　“党组织分为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组织和在国家政权内的党组织（如党组、党委等）两个系统，但无论哪个系统，党组织和它的党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党成为国家机构后，作为国家政权的政府组织并没有取消。这就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中，有相同的两个政权机构、两套政权班子存在。在党可以对政府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党实际上起着第一政府的作用，而政府成为党支配之下的第二政府。” 　　 　　我们党就是一个系统，怎么出来两个系统？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党是领导，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关，这是一个领导关系，不是权力的上下级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是一个集体权力，人民代表大会是政府的上级权力机构，政府的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怎么能说什么“党成为国家机构”？党组织有党组织的班子，政府有政府的班子，哪来的两套政权班子？什么第一政府，第二政府？完全是对党和政府关系的歪曲。 　　 　　“党治国体制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必须加以改革。从国家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当然不需要存在“第一”和“第二”两个政府。两个功能同一、互相并存的机构，其中必有一个是累赘多余的。在按照全世界的惯例政府不可能取消的情况下，只有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序列。这就是必须实行党政分开的基本依据。党政不分，是以党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直接干预、包办、命令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一种专制式的执政；而党政分开是以政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提出大政方针的建议、通过法律程序立法、由国家政权决策执行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民主式的执政。”“党政分开，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思路，不能丢掉这一思想” 　　 　　我们曾经存在某种党政不分，党政分开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邓小平一再强调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是为了更好的加强党的领导。而教授的意思却是把党的领导当作累赘，要摆脱党的领导，让党退出国家政权。这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是一个意思吗？ 　　 　　甚至说什么，按照世界惯例，就是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基本依据！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么一个基本依据？以政权为中心，凌驾于社会之上，确实是世界惯例，那不就是在苏联搞失败了的总统制吗？政权凌驾于党之上，党只有建议权，实现了建议权就是实现了党的领导？请看就这么改个说法，就轻轻地取消了党的领导。多么策略的办法！ 　　 　　“党治国体制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前苏联是实行党治国体制的祖师爷，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制度的优势。政治体制有优势，才能保证政治可持续发展。党治国造成机构臃肿，二元决策体制等严重弊端。这说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现有的党政体制，就是确立一元的政治体制、独立的政府体制，也就是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撤销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党作为执政党，应采取选派党的干部通过选举进入政权任职，贯彻党的执政方针，来实现党的领导。” 　　 　　前苏联开始的体制很成功，后来修正列宁主义才不成功了，戈氏搞总统制结果闹了个大分裂。教授还想在我国搞总统制，这是吸取前苏联教训？还是重蹈覆辙？我们的政治制度明明有优势，却要瞎扎腾，什么党治国呀，二元决策呀，搞成美国的民主就有优势了？不是这样的改革势在必行，而是有些人急不可耐。 　　 　　“明确了政治权力授权方式和党政体制必须改革，还要注重改革的策略方式。策略方式选择不当，胡改一通，也会导致失败。” 　　 　　选择什么策略呢？本来直接推翻党是最理想的，但那样太露骨的做法要失败，于是，采取了先利用党然后再取消党的策略，先利用党中央的权威把地方改过去，对党进行釜底抽薪，最后取消党中央，结束党的“使命”。 　　 　　“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方式，首先必须考量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在于中央，主要依靠中央来发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力量可以胜任。因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保持中央的稳定、统一和权威性。” 　　 　　谁来改？没有动力机制不行，靠党外不行，必须利用党内动力，不利用党中央的稳定、统一和权威性不行。 　　 　　“未来五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地方开始，而且应选择从乡镇到县（市）和地市这些行政层级区间。乡镇、县（市）、地市的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改革最主要的是涉及党、政府、人大这三块的改革。” 　　 　　时间是五年，着手点是地方。 　　 　　“由党组织成立的在乡镇、县（市）、地市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党委），要退出国家政权机关。政权机关中还有由一定数量的党员组成的支部、总支部和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这样的党组织，它们是负责党在机关中的党务工作的机构，配备有专职的党务干部。党的这些组织机构也要撤销。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今后不采取单位建制的方式，而采取单位所在地方的属地管理原则，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 在党组织从国家政权机关分离出来后，党的执政是选拔和推荐重要干部到国家政权机关中任职。党的执政地方各级政权作为执政中心。党必须把自己的优秀干部推荐到政权机关中去，值得指出的是，党“推荐重要干部”，不是推荐所有的干部；是“推荐”而不是由党组织直接委任或决定，必须走选举的法律的程序。” 　　 　　政府机关中，党的组织统统都要撤消，只保留退出政府的“地方党委”，地方长官不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产生，而是直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集体权力没有了，最高权力赋予直选出来的行政长官。由此程序推断，地方改完了以后，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当然也就是选总统了，党中央也理所当然得退出政权。 　　 　　“在政府改革方面，随着党组织从乡镇、县（市）、地市中撤出来，乡镇、县（市）、地市政府建立了独立的政府体制，乡镇长、县长、市长实行普选，被提名的共产党候选人参加选举。” 　　 　　党只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了，党的权力只限于党内，对外，实现了建议权就是实现党的领导了。 　　 　　“在人大改革方面，乡镇、县（市）、地市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实行直接选举，发挥人大立法和审议大事机构的作用。” 　　 　　人大的最高权力过去是在操作上没有实现好，现在，则是干脆从体制上取消了。 　　 　　“以上改革，要在党的上级组织领导之下进行，中央和省的组织部，要以极大的精力开展乡镇、县（市）、地市的民主选举活动，实现党政分开后的新政治体制。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我国的政治景象将是中央和省级合理集中，保持有效领导；地市、县市以下将走向民主、出现空前活跃。” 　　 　　对党利用得多么充分！改革完之后呢？新的权力产生了，党的领导就没用了。改革中党作为动力机制，作为权威是必须利用的。 　　 　　“改革要采用一些大动作，否则将一事无成。目前，惟有实行这两项自下而上的改革，才能激起政治体制的活力，使改革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如果离开这两项改革，任何其他政治体制改革措施，都不可能掀起波澜，无法冲破现存的根本性的体制障碍和弊端，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这两项改革也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如果党不是这样去领导改革，革体制性障碍的命，那么，体制性障碍就要反过来革党的命。” 　　 　　这真是改革的大动作！不过，我们的党不会这么傻吧？这样的大动作，对有些人当然是事有所成了。可是党将一事无成，反而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种改革的焕然一新，掀起波澜，是党和人民所不需要的。对有些人这种好的效果，对国家和人民则是犯罪！党和国家的前途有两种，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有人已经准备革党的命了，反而吓唬和欺骗党说，不革体制性障碍的命，那么，体制性障碍就要反过来革党的命了。 　　 　　两种前途的较量，难道真的只有五年的时间了？未必如有些人所愿吧？ 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３周年 　　今天是12月26日，中国的圣诞节，由于时差关系，毛泽东诞辰和西方12月25日耶稣诞辰正好是同一天，可谓是包括世界东西方真正的普天同庆。西方基督教认为，当初人类受魔鬼撒旦的诱惑，一度失去了美好乐园，后来耶稣降临带领人类重返伊甸园，使人类失而复得又恢复了乐园，为了纪念人类从失乐园再到复乐园，西方国家便有了圣诞节，纪念和歌颂耶稣的丰功伟绩。中国人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失乐园的过程，毛泽东曾经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乐园，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曾经一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干净的一片土地，后来同样失去了，并且失去的方法都一样，都是从否定“神”开始的，都是从否定真理的确定性开始的，都是从“完整准确的理解思想体系”开始的。西方人返回伊甸园是依靠圣耶稣的带领，中国人民返回伊甸园也有一个圣耶稣，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华民族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皇军”；《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的财富挥霍，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土地主还是现代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而死在家里。《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如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干部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干部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干部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支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支解为许多小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财经论坛】 杨 帆：在民族产业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6.12.31 　　元旦献词： 　　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研讨会，比一年前形势好多了，最重要是年初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中央方针，才有基本转折。据我了解，在这之前有非常激烈的争论，有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两个方针，有严重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最高领导决定，包括科技部等部门支持，才确定了自主创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这是最关键的转折点。确定以后，要想真正做到，政策也在调整，我觉得很不够。 　　梅咏红说自主创新的实质是发展民族产业，有没有共识？自主创新的口号当然很好，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后面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继续争论，具体确定：国家和市场各起什么作用？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行业还是国家？创新主体没有说得很清楚，对这个问题比较模糊，还强调市场经济是基础，强调企业是创新主体，这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已有好开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完全没有解决。 　　第一，民族产业概念需要好好研究。 　　究竟涉及几个层面，涉及股权和非股权控制，非股权里涉及国家采购、行业标准 　　和知识产权，还涉及国家安全，可以依靠《国家安全法》或《振兴战略产业法》，除了知识产权属于企业行为之外，各种优惠政策都属于国家行为，如果不解决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我并不太赞成“民族产业”的提法，最确切的是“国家战略产业”。 　　民族产业作为一个口号来提是可以的，好像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口号并存， 　　最后还是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注意国家安全，提爱国主义。 　　我更倾向于叫“国家战略产业”，在概念上更清楚一些。国家战略产业的提法是可 　　以超越左右翼的，第一，超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争论，这个争论我历来都不参加，也许是因为争论太多了，反而不得要领。我对股权控制、所有制，产权不太感兴趣。控制企业的股权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争论半天国有还是私有，是旧有的意识形态争端，我不参加这个争论。 我更加重视国家对企业的非股权控制。 　　第二，可以超越军工和民用的争论。 　　第三，可以超越“民族与外国”的争论。 　　“民族产业” 作为一个思想口号，我赞成，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价值取向。国家战略产业更加精确，可以超越三方面争论，更加明确。它的理论背景，背后实际是国家主义的说法，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说法，都可以讨论。提国家战略产业有一个好处，实际是在国家和市场中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国家自主创新，强调国家作用，主体是谁？基础是谁？我们要更强调国家的作用。 　　第三，关于技术标准。梅咏红是科技部的，对科技比较明白，我也做过简单的研究， 　　标准实际是行业行为，需要国家力量支持。 企业行为是私人的行为，把核心企业的知识产权打包，通过行业标准，实际是把核心企业的利益转变成形式上的公共利益，背后是国家行为。个别企业的利益，特别是有核心技术的垄断企业利益变成公共利益。一旦有行业标准，就成了公共利益，这背后是骨干核心企业的利益。 　　标准问题还要很好地研究，经济学家不太懂技术，制度学得太多，一上来就琢磨产权是谁的。我觉得产权是谁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要研究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上升到经济层面和国家战略层面考虑标准。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很多可研究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出一个口号就完了。先提出口号以后，还有很多可研究的，涉及到每个行业，具体情况不一样，标准之争肯定是最重要的，是政府牵头，骨干企业出面，如3G标准的争论。 　　我还要批评制度决定论。中国学科斯的东西，原来学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都强调制度，所有制和产权。 我认为在产业竞争中间，所有者不是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企业就是要知识产权，行业需要行业标准，行业标准需要国家扶植。 　　发展战略产业，比如飞机、航天、航空、电子，国家有战略产业振兴法和具体政策，要公开招标，不管国营、民营还是外资都可以参加技术链条的配件，国家战略产业是通过技术合同控制的，当然还有安全保密法。通过技术合同和安全保密法完全可以控制，至于国有还是私有，还是外国人所有，这不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是买主。买主控制卖主还控制不了吗？ 　　第四，中国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我接了一个课题，叫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 　　益集团”，9月份新华社记者采访，我非常吃惊，这个问题历来都是不许研究的，特别是官方，不许谈利益集团。这次中央先讨论了，还没开六中全会，就谈利益集团问题。 　　这个问题从反面谈是弱势群体维权，正面讲是强势集团的规范，总体是讲利益集团的 　　平衡。改革开放以后有三个强势利益集团。几年前我去国防科工委讲，到科技部讲，军队讲，你们也应该成为利益集团，研究和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否则就要吃亏。但是他们不敢听，不敢想，也不敢说，他跟他们说也是白说。他们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以为自己的利益就等于国家利益， 消极等待国家给钱，他们对理论方面的争论也不关心， 不重视支持和培养自己的理论代言人。这次中央先知先觉，我们终于可以公开谈了。 　　改革开放出现三个新兴的强势利益集团，是按照市场经济需要，和现代方式组织的。 　　第一个是垄断部门集团，这个集团现在遭到了自由主义强烈攻击，人家的攻击有道理。干嘛不让民营企业进？市场准入方面垄断。这是权力转化过来的，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部门改成公司，转化成部门集团。30年来中国立法主要是部门提出草案，还有大量部门行政法规。部门立法浸透着部门利益。 几个大的垄断部门利润高得离谱，对国家只交税不交利润。国家特许权的利益应该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部门。 　　第二个集团是外资，是我们抨击最厉害的。自由派有自己道理，他说外资在中国没有形成统一集团。全球化是主流话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资企业在中国，是分别与中国企业结合以后，互相竞争的。政府很多政策跟它有关，比如把十个最大的国有汽车厂分别和外国的十大汽车公司合作，互相合资之后互相竞争，并不存在中国民族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竞争，互相结合，互相竞争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老说一边话，要考虑对方的理由，才能够讲道理。 你要知道人家的道理以后才能讨论，事情确实不是这么简单，互相竞争起来之后，历史上叫门户开放，咱们打不过外国人，干脆就让他们一块来，把他们引进中国，让外国人在我们这儿互相竞争。不是那么简单，哪个是民族企业，哪一块是民族，哪一块是外国。 　　许多人说我讲话激烈，很难与人沟通。 前一句是对的，以后可以缓和一些。 但是，第二句不符合事实，我在20年以前就是搞外资出身的，当然懂得他们的逻辑。我们总要吸取人家合理的地方，批评也要了解对方的真正意思和逻辑，才能够有说服力，有建设性。我理解理论上的建设性不仅是要提出解决方案，更加重要的是理论上的梳理和总结， 超越现有双方的表面对立，有新意。不能自说自话， 单纯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搞大批判，在逻辑上自我封闭。这样就无法发展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 　　我提出国家战略产业，不主张把民族企业和外资完全对立，两者恐怕还有互相融合起来以后再竞争的一方面。 在中国有没有形成统一的外国资本利益？这些年他们是怎么组成利益集团，如何寻租？ 以什么方式影响决策？ 都可以研究。毫无研究，不让研究，所以就出事。经贸部的王志乐是不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不是外资的理论代言人？ 　　去年有一件事，是集体维护外资利益的集团行为，50个在华最大的跨国公司联手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反对取消优惠，这是明显的代表外国资本共同特殊利益，就维护自己的超国民待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且取得暂时成功，这属于外资干政，当然是不正当的。 　　我还知道一些行业里面的活动。比如传销，推销产品，公关活动很多。他们有的是钱，著名经济学家和传媒记者经常参加，一个人给一个红包，不知多少钱。所以许多传媒和经济学家替他们说话。 　　10年前我在国家物价局当处长，管外资，叫涉外价格司。官司来了之后，整个政府倾向于外资。当时我处理过一个事，湖北省和德国合资建了一个啤酒厂，湖南禁止他们去，保护自己的啤酒厂，不让湖北合资厂的酒运到湖南。到我们那儿，我们支持外资，我们是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处。 重工司支持国内，两边打，两个副局长各代表一边利益，最后到局长那儿平衡，结果还没来得及平衡，合资啤酒厂直接找到中央某位领导人的批示就下来了，是左派领导，你别以为左派就不照顾外资了，有些人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干嘛不让外资卖啤酒？外资不找我们，嫌我们这些小官办事太慢，他们直接找中央领导人，直接批了。民族企业，民间企业，有这个本事吗？没有。外国资本可以通过政策寻租。 　　代表国际投机资本干预中国经济，而且取得成功的，是4年以来以“接轨”为名，打压中国股市，让国际资本抄底。国内股民损失10000多亿。以后又有人说“股市风险自担”，国家不能补偿。 　　外国资本在理论上的代表有三个： 　　第一，静态比较优势论，主张以裤子换飞机。 　　第二，依靠跨国公司转移技术论。说世界已经变化了，技术已经成为流动要素，不再具有垄断性。国家不必自主创新。 　　第三，盲目接轨论，主动接受跨国公司整合论，放弃民族品牌论等，其代表 　　人物是龙永图。还有经贸部一些官员，到处乱发议论。有些《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已经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第三个利益集团就是民营资本。我最近一年来发表几篇文章，把意见转达给你们，中国民营企业家30年来初具规模，现在有些偏差要纠正。他们在理论上受到自由主义影响。民营企业应该从自发的利益集团变成自为的，要有正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经济学指导，才能够真正成为正常的利益集团。从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并且与国家资本密切结合起来。 　　列宁讲，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要组织为政党，政党需要自己的领袖，一个社会集团能不能真正成为阶级，或者叫利益集团，组织程度怎么样，取决于有没有自己的组织，成熟的领袖集团，有威信的领袖人物，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家，没有这个只能是自发的阶级，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 　　民营企业有现成的组织系统，行业协会，大量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钱，有杂志和媒体，有自己的半官方组织全国工商联。 还有22个民营商会，在法律上不注册，都挂在全国工商联，是民办的企业协会。去年又成立民间房地产协会，不知道挂靠在什么地方。这是最独立的，而且带有强烈的抗拒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思。 　　他们提出的命题自由主义多。维护民营企业利益主要受到自由派经济学影响，比如说一再提出原罪问题，最近抓了几个企业家，他们又提出来了。而且影响到中央，重庆市委书记和国家统战部长都代表中央出来安抚，说是要最大限度地宽容历史上的不规范问题。 工商联更加积极，光彩事业的论坛有600个民营企业家参加，胡德平主席几次讲话，说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以前的不规范行为是迫不得已，迫于潜规则。说反对民营企业家就是否定改革开放等。 　　上一次是张维迎出来谈“有原罪”，要求“赦免原罪”。被法学家否定了这样的提法，说这是基督教的名词，如果有原罪也谈不上赦免，只能赎罪。 某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如茅予轼也说，不要提原罪问题，好象民营企业家礼貌没有好人似的。我在湖南有长篇讲演，系统谈了这个问题。 这样的命题从来不是我们“非主流”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一再提出，那么我准备再回应。 　　我的命题是“民营企业要上升为民族企业”，中国现在还没有民族产业，为什么没有？因为中国只有民营企业，没有民族企业，更没有形成民族产业，为什么没有？主要是方向和理论不清楚，面临着被跨国公司整合的危险，他们接受的不是爱国主义理念和国家主义经济学，而是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念和经济学，在目前中国被解释成为“弱肉强食，马太效应，两极分化，腐败有理，市场机制万能，以市场换技术，融入国际社会”等等，这些价值取向实际上代表国际资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强者。中国民营企业本质上是弱者，需要国家力量扶植才能与国际资本竞争。 　　作为利益群体，自己信奉着对自己利益不利的理论，所以我说，中国民间资本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没有真正上升到民族或者国家层面。这是我对民间企业的批评。 　　如果理论上不来，国家政策不可能对你倾斜，因为制定政策现在是利益博弈，得组成集团，组成集团要有正确的理论和理论家，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替外国资本说话，大家没有认清楚。 　　真正的科技创新者，都是老实巴交搞软件的，搞技术的，不关心理论，不善于交际，不懂得权术。不像那些本来就是搞投机起家的，搞贿赂的，他们可以玩弄一切，包括玩弄理论和舆论。 他们有了钱就很快与自由主义理论家结合。 　　我们这批爱国主义理论家已经出现，但是被他们污蔑为“左派”，企业界搞不清楚，也是盲目相信那些“著名经济学家”。 真正的民族企业家和爱国主义经济学家还没有结合起来。经过多年努力，现在有一定基础，中国终于涌现了我们这一批自称“非主流”，实际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出现了向文波或者奇瑞老总，或者倪光南老师，这样真正搞生产、搞技术创新的企业家。 他们终于挣脱了日常工作，能够理解到理论层面的意义，这是好事，要进一步促进，在他们的主导下，尽快形成真正民族企业利益集团，依照现代社会民主和法制方式进行运作。只依靠向中央汇报工作不够。当然中央很重要，但是他们只能够在利益集团博弈的基础上决策，你不参加博弈，国家也不会主动把利益给你送来。 　　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目前是反官，不反洋人。实际是三角关系，官一方，民间一方，外国资本一方。不能机械地把民族资本和外资绝对对立起来，也不能与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立起来，只是理论上大致可以这样划分。实际上，三方面是互相结合又互相矛盾，三角关系要均衡。 　　我们采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态度，要求国家支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首先要爱这个国家，遵纪守法，国家也应该支持大家。国家强盛要靠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强大，也应该利用和吸引国际资本，不是简单地说小政府，守夜人，不能按照目前中国自由派弱肉强食理论，鼓励国际资本吃掉国家和民间资本。 　　TCL的李东升有民族主义言论，要求国家保护，包括《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杜亮也向我约稿，我说你们不是老骂左派吗？他们说李东升说话了，要扶持民族企业，我们也不能没有反映啊。于是就找到我，他们说杨老师算左派里面比较右的，先找他吧。 因为我不片面维护国有企业。我发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稿，没有维护国有企业，而是维护民族企业。题目就是；《中国民营资本应该上升为民族资本》。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外国资本，不代表你，要弄清楚。 　　我希望中国企业界提高理论水平，关心理论斗争。老说让政府给政策，忽视理论斗争是绝对要失败的，因为中央领导人定政策是有理念的，他也是听下边汇报，也要看书，特别是需要在各种力量之间找平衡，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有几个理论必须要进行批判。 　　第一个理论就是静态比较优势，以裤子换飞机。我很早在凤凰卫视讲过，影响很大，我说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我现在给学生讲，他们很接受，很可惜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少，大部分老师按教材，没有真正搞清楚，主流媒体所宣传的东西不对。比较利益是动态、变化的，不是静态的，变化过程不仅需要市场，也需要国家扶持。 　　讲比较利益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人力资本和设备条件决定的，设备技术是人力资本以前的积累，自然资源只是一个基础。 到了生产要素禀赋论，把自然资源加入了，以后就变成只讲自然资本不讲人力资本。说是，每个国家应该去发展自己相对成本比较低的，资源相对丰富的产业，劳动力也变成了自然资源。于是就有“裤子换石油”，那是对的，但是，长期以裤子换飞机就不对了。 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人力资本决定，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不同，是可以变化的，是依靠家庭，国家和社会投资形成的。哪一个国家能够少消费，多学习，多实践，就可以培养人力资本。 　　要澄清，新古典主义讲的是我这个意思，不能胡讲。 　　他们主张静态比较优势论，必定否定中国计划经济的赶超战略，所以现在不能再搞。你们只要稍微介入一点理论界，就知道水有多深，不是你说几句，我是民族企业，国家就给你钱。 想得容易。 　　人家有书，有理论基础，你不驳倒这个理论基础休想，有钱也不给你，有什么道理给你？人家说赶超战略失败了，30年毛泽东是错的，违反经济学基本规律。只有我们这30年，中国产业出口了，按市场经济也在升级，原来只能出口对虾，后来是背心、裤衩，乳罩，避孕套、箱包、手纸，现在已经到扳子、钳子、螺丝钉、彩电。造船出口第一，接着是汽车出口，不就是没有自主产权吗？没有自主产权赚钱少点，不就是赚钱少点没产权吗？但是加工都在这儿，互相融合，你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你，因为加工便宜，他们也是唯利是图。 　　我们不一定非要大脑，要心脏，就当胳膊、腿也可以，因为一个人总需要有胳膊、腿，根据就是市场经济，你敢不敢批判市场经济万能论？你不敢批判，人家就是有道理。市场经济以利润为导向，这么干可以赚钱，两边都赚钱，双赢。他当大脑心脏，你当胳膊腿才能配出一个人，这种分工我们没有什么耻辱，能赚钱不就完了吗。如果光有大脑、心脏，那是植物人，躺着不能动，我们给他配上胳膊、腿，怎么不行？可以。 　　你只要承认他的前提，就挺有道理的。除非打破他的市场经济前提和逻辑。 　　我们搞产业，第一目标不是为赚钱，市场经济放第二位，第一还有国家利益或民族独立，要从这儿把它打破才行，这步打不破，别的不灵，说不过人家的道理，弄了半天，谁也不敢批判市场经济。必须给毛泽东和计划经济做历史肯定。这几条不做，民族企业不会有人扶植，一套理论体系在这儿摆着，否则只能做个人寻租，你也去寻租，那就去找胡主席，你说我是民族企业，你给我批条子。 　　作为国家政策，有理论基础。中央说理论自由，理论争论是我们自己的事。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没有提是市场经济主导还是国家主导，并没有解决。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努力。很多东西要吸取对方有道理的因素，也要敢于打破对方最核心部分，敢于突破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战略产业是亏本的，不可能赚钱。任何国家扶植战略产业，国家都是要亏损的，企业是可以赚钱的。 　　第二个理论是，依靠跨国公司向我们转移技术。 　　这是比较新的，大概意思就是跨国公司投资新技术需要投资越来越大，不可能不转移技术，否则没有市场就收不回成本。中国不要自己去创新，这得不偿失，不如等跨国公司创造以后转移，他创造之后必然向你转移。 　　他们有新理论，说技术已经不是垄断因素，是流动因素。跨国公司发明了技术之后必须向中国转移，为什么？跨国公司没有市场，中国市场太大，它必须转移，在中国卖不出去就亏本，这是最新依靠跨国公司转移技术论。1T产业，搞芯片投资特大，既然外国技术会转移，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搞。 　　要是澄清不了理论，中央政策为什么向着你？你得有道理，人家用几十万课题费做过调查的，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加速转移技术，人家有钱，有问卷。除非你给我几十万，我也反调查一回，但是没人给我钱。 （笑） 　　伍康文： 　　国外的转移技术给中国的标准是隔代。 　　杨帆： 人家说了，三年之内发明的技术就是新技术，大幅度转移是趋势，向中国转了。两代就是三年，这就叫向中国转移了，不是没转移，你就等三年，自己干三年还弄不出来，还亏本，又何必？ 　　伍康文： 　　IT技术差两年或者三年就不用活了。 　　杨帆： 　　他们调查多少样本。 　　中国谁是主流？我不知道，现在中央倾向于我们这个看法，但是人家仍旧是高官。给政府起草报告的主笔，我们都参加不了讨论。所以政策向着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破格提拔的高官。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说话就不错了。中央政策究竟倾向于谁，主要是看他用什么人。光提自主创新口号还差得远，领导权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经过20年洗脑和破格提拔，新自由主义者掌握许多部门权力，包括许多研究室，报纸传媒主编、大记者，加上有了特殊利益，他们对于爱国主义者严密封锁。一部分号称新左派的，现在稍微得势，就和我们划清界限，生怕和我们在一起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不敢得罪新自由主义者，投机性很强。我看也成不了什么事。 　　老有人劝我，杨帆，你能不能不点人家名字？ 只批评观点？ 理论讨论指名道姓地批评，是完全正常的。许他们立话语霸权随便封杀人，不许别人反批评？ 害怕什么？霸道什么？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是他们右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系统工程。在他们影响下，中国 　　改革开放有取得很大成功，也产生了既得利益者，确实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一套发展思路。与原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思路针锋相对，而且占了上风。 当然我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我不赞成恢复传统左倾的思想，理论和路线，但是也不能否定它的历史功绩，而且，目前中国主要的危险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是“极右的权力资本化”问题。这是我1998年撰长文揭露的。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提法，都在我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争论，以前连争论都不许，人家说，不争论。 而且不承认你的存在，说你不是经济学家， 没有发言权。因为现在胡锦涛存在，他们再也不敢说我们不存在了（笑），但主流思路还是人家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思路，这些人还在掌权。说了半天要主权，要安全，人家心里觉得可以不要，只是不敢明说。 　　中国崛起，有人说中国就得打工，要安于在世界体系中打工，要争取跨国公司来整合自己，安于当胳臂和大腿。中国是这个地位就对了。搞创新战略，国家自主创新是死路，这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国际分工给中国的使命就是中国有13亿人，不打工干什么？就这样就挺好，这样挣钱多，没风险，人家可以不认为你是威胁，中国可充分利用机遇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 　　有的左派是自说自话，惊呼“中国处于低端”！ 　　我说，你一发言总是惊呼也没用。人家主流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证明半天自己在低端有什么用，人家知道。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低端，为什么一定要向高端进步，为什么非得高端不可，在低端难道不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番理论工夫。要有自己的利益集团行为。 　　有的自由主义朋友调侃我说，你们还谈什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么严肃干什么？中国人本身不是这种人，中国人是什么人呢？吃喝玩乐，行贿受贿，搞赌场妓院，靠这个足可走向世界，这样就不能全球化了？把各国都搞腐败了，全垮了，世界就是中国的了。（笑）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里面的一种理论，振振有辞，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成功。 　　他们继续调侃，说你为什么不干？ 自己想当烈士，可以啊，你怎么不上井冈山？你死了，我们给你树个纪念碑。你最好赶快自杀。我们少了一个搅局的，该走什么路还走什么路。 　　中国自由主义这一套，已经说到亡国灭种都无所谓的程度，我们还说什么呀？别说企业属于谁了，连亡国都无所谓。他们中间最极端的说法，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亡国以后才能强盛，亡国一回强盛一回，每亡国一回之后版图就扩大一回，都有例子。他们说，多亏只有一个岳飞，如果大家都是岳飞，中华民族不早都让人家杀光了？当奴隶的是大多数，过一百年，汉族又强大了，把侵略者同化掉了。比当烈士好不好？ （笑） 　　话已经说到这步了，这可是一本正式出版的书。作者是一个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这在中国社会很时髦。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压倒这样的思潮， 我们这里说技术的低端高端，还有什么意义？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如果他不懂，我们说说，问题尚可以解决。人家都很明白了，就是有意这样做，以为这就是救中国之路。所以只能揭露他们，呼吁中央撤他们的职。 　　什么叫文化战略？什么叫意识形态斗争？中国人由于对文化革命心有余悸，总是好怕左倾回潮，完全忽视了还有右倾的新自由主义，丧失了警惕性。近年以来在军队，国家机关和知识界抓了一些泄露国家机密的事件，大家非常吃惊。 　　其实，真正的问题还要严重；有些人不是出卖情报的特务，而是国际文化战略斗争，意识形态斗争。这个概念在法律上不成立，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把我们搞垮了，我们还不能批判。不能说他是文化特务。 　　批判赶超战略，属于学术自由吗？ 但是我们没钱，人家有国际资本支持，有学术界的规矩，有哈佛大学毕业证，有权威刊物，受聘于外国学术一流学术刊物做评委。张五常差点得了诺贝尔奖。得了更麻烦。外国右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集团，已经控制了学术标准。 　　今天我谈了产业标准，也给你们讲讲学术标准。立了标准，天下就是人家的。前几年自由主义主编和记者们已经商量好了，在许多报纸主编手里有一个名单，谁是属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专门不能刊登这些人的文章，他们自发地垄断，不让我们说话。而且，竟然出来一批年轻的记者，比他们老前辈更加没有道德，更加赤裸裸，比如在网上写日记骂我和王小东的那个黄晋章， 不过30多岁，他们主编请我去讲座，他就大发牢骚，请秦辉去他就没意见，而且他把这种行为解释成为自由主义。他公开说，报纸刊物有自由，拒绝刊登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东西。 这是法西斯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也不知道秦辉是怎么教他们的。 　　这就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专制与垄断。 　　我看他们的美国老板比他们强，美国人设计出网络，使我们能够真正打破他们的封锁。什么叫做学术标准？就是一套话语权，一套假设前提逼迫你接受，而且他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这一套东西控制舆论和教育和研究，影响了决策层，不限于要不要民族产业的问题。 　　什么叫文化安全？ 在安全论坛上强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好的，但许多发言不着边际。许多发言给大家解释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墨子，老子，这样的研讨会就成了小学课堂了。对文化问题理解肤浅，特别是脱离中国实际，这些文化学者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所谓文化安全，核心问题是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同时也在变化。 自由主义者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基本合法性，而所谓左派不承认新的阶段新的变化。都有片面性。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间，美国处处占上风，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形成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掌握一部分媒体和政府官员的思想，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个形势。 　　好形势就是最高领导换了。 民营企业力量壮大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了。好多事要历史地看，民营企业家受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也是历史必然，也不是完全误导，比如最近一个温州镇长拜托我给他的女儿考研究生，这个小姑娘考上了，请我到温州转了转，一提经济学家老前辈董辅衽，历以宁，萧灼基，这些民营企业家都知道。他们的交往已经许多年，他们多次到温州、广州、浙江，帮助民营企业创业，呼吁，出主意。20年之后人家发展起来了，当然认他们。但是现在，理论需要转型了。 　　中国什么时候理论的主流，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我国的民间资本才能够上升为民族资本。掌控民间资本的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甚至垄断国家优惠的上层，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了？ 益西彭措：工行上市是中国经济从金融领域崩溃的缺口 　　对于工行上市，原本不愿做探讨，因为那不过是又一个悲剧事件，其命运必然是另一个万国证券（在货币可兑换后）。而对此类事件的每一步解析，都会深深刺痛着我的灵魂和良知。 　　工行上市是一个极深的陷阱，在时空的隧道中挖到了10年乃至20年的未来中国。即将掉下去的不仅仅是工行而是整个中国的金融，实质上是整个中国的命运。 　　按这种模式下去，将来的银行肯定是全部上市，为什么呢？： 　　1， 在上市之初，国内的政府、银行、推介机构，必定倾力打造，以表明这个政策的成功； 　　2， 那些挖井人为了钓到整个中国经济，必定送来大饵，工行决对是盘满钵满，成功辉煌。 　　在此局面下其他银行肯定会效仿，会强烈跟进。绝对有挖井势力一边倒地组织赞美，形成舆论压力、政策建议压力。执政者必定以为政策成功并肯定会得到所谓的秘密建议，继续推进银行入市。 　　到最后一个银行入市后，人民币已经可自由兑换（时间配合绝对不会错），时间大概也有10年左右了，此时必定有全球性的热钱准备完成（以原始出资方式入驻，和股市方式入驻）。然后以几个巨头为主导，利用饵的拉高效应；中国经济腾飞的效应炒高股价，在高位出走。中国银行股全面走低，一批股东在行政范围（不是股市而是原始出资）撤资，金融崩溃。 　　这样一个前景是不是我的疯狂妄想呢？很多人都会这么说的，尤其是反驳我的人，会说我是躁狂型受害妄想。但这恰恰是未来必将要发生的。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由于中国银行体系和外国银行体系的地位决定的： 　　第一， 外国银行业： 　　1， 银行业的起源：提到国外的银行业不能不说从10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在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内，与农村的森林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相伴随的是商业经济的崛起，最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商业自治城市和德国的汉萨同盟。最后发展为巨大的商业城市同盟。当时的货币是金币和银币。巨大的跨国贸易接受任何金银币，因此就产生了对不同质量铸币进行检验和交换的“货币兑换业”。并迅速发展出票据兑换和证券交易，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大批银行家家族。奠定了银行业的基础。 　　2， 银行业的发展：随着蒙古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和基督教再征服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基督教世界的经济繁荣和贸易扩大使金银产生了紧缺。为此寻找新黄金的运动得到了欧洲商人、国家和教皇的大力支持，导致地理大发现。对美洲、非洲、亚洲的金银掠夺使得欧洲产生了大量的金银剩余，这个剩余使欧洲产生了大量的银行家家族，并引发了“价格革命”，产生了巨大的资本势力。金银储备是物质财富的5——7倍。扣除和财富的平衡，大概是剩余4——6倍，暂取平均5倍（后文所说皆是平均数）。这个5倍的货币剩余就是西方的资本货币（资本货币=全部货币–财富货币）。资本主义就是靠这个金银剩余才被命名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靠这个。但这个剩余出来的货币资本不仅在一国内不均衡，通过价格革命产生俩级分化；在整个西方国与国之间也不均衡，只有通过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才能使本国购买力——货币拥有量提高。从整体来看资本货币的购买力摧毁了封建主义，摧毁了皇帝，摧毁了世界上任何还需要货币的个人和集团，并由其支持的代言人立法、行政、执法。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为防止代言人失控，就把这三个权力分开，叫做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资本之下的三权分立”。因此，在西方，政府是在资本支配下的。大家提到三权分立时，一向不说“资本之下”，而在美国则巧妙地说“在上帝之下”（其实资本家和议员、总统最有数谁是政府的“上帝”）。 　　3， 银行业的转型：二战以后，黄金主要集中在美国。随着经济复兴的成功。全球财富的巨大增长再次引起黄金短缺。无论是国库的黄金还是银行的黄金都无法支付财富的货币需求。导致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建立起国家本位的法定纸币体系。这一转变更深刻的结果是拥有黄金的银行不再是发钞行，购买力的产出不再是银行，而是国家。美国由财政部发行国债，美国银行以等量联邦储备券认购。美国进入了双轨货币制度。在本质上，银行退化为货币的经营机构。货币主权掌握是在美国政府手中的国债。美国的银行成了纯粹的商业机构，并且只有一半的货币经营职能——联邦银行储备券。另一半货币——联邦公债，经营在美国政府手中。实际上是半资本主义半国家主义。 　　4， 买卖银行的结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前，买卖一个银行只是取得对一个私人产业的所有权，与国家利益和全美国利益无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买卖一个银行仍然与国家利益和全美国利益无关。 　　第二， 中国的银行业： 　　1， 中国银行的起源：中国银行不属于任何个人和集团而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中国人持有，管理和经营。因此中国银行不能在任何双方之间买卖交易。 　　2， 中国银行货币定位：中国国库虽然存有黄金，但不是金本位。人民币虽然是法定纸币，但不是国家本位。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3，货币和经济的接轨：在早期我国并不是货币经济，而是实物调拨经济，因此在与劳动财富的平衡上，我国的货币量即使是仅仅作为流通货币也是短少型。 　　从实物调拨经济而言，我国的经济起步是从农村调拨粮食，用粮食换取各种我们需要的工业品和技术，比如30亿斤小米换来航空工业基础等等。这样的实物调拨模式在实质上是粮食等同于资本，农民上缴粮食就等于西方经济的资本系统投放资本。随时间的推移，建立起来的原国营企业的产品也是被调拨走的，等于老国企的产品也是资本。改革后通过双轨价格和市场化，到现在完全货币化了。等于是从实物经济突然进入货币经济。农民和农村、国企和工人对一切都要掏钱，而他们过去以粮食、产品方式拿出去的“血汗劳动”时却并没有任何报酬。这样一来，所有的公共环境产品以及任何产品在经过他们租租辈辈的劳动而拿出“血汗劳动”加以建成后被突然宣布于他们没有关系。要用可以，拿钱来！！！ 　　而他们在当时上缴自己的产品而忍饥挨饿时，他们是被告知这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去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而那更多更好的产品是同样无偿地给他们用的。因此任何一个新经济成就尽管自己暂时无法享用，但他们从心眼里高兴，并相信生产多了就自然地分给自己，少的时候只能先给重要的、急需的地方用。 　　转入货币经济没什么不对，但必须补偿曾经从他们的嘴里、从他们身上拿走的“血汗资本”。拿而不还的结果不是多劳多得，而是越劳动越悲惨。这在商品化时就出现了，以至于最后形成强大的“拿文化”。尤其是货币化以后，腐败、私有、转公为私欲来欲普遍。人民达成一种共识“拿了也白拿，不拿白不拿，白拿咋不拿”。中国人堕落了吗？中国人无耻吗？不，绝对不是，中国人民依然在忍耐！！！是国家政策产生了严重失误！ 　　这个失误不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是策划和决策的整体失误！！！ 　　由这个失误造成国企和农村大面积的贫困化和赤贫化。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可以解决！而且很容易解决。 　　首先一个基本前提是从建国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6﹒5%，往往以两位数增长。如果以7%的保守数计算，那么我们的劳动价值从1950年到2000年增长到30倍。按这个劳动价值，等值的货币发行量也应该有30倍的量。按当年8万亿计算，以7%计则存量经济为114万亿。与此相等的流通货币就该有114万亿。这114万亿是财富货币，是可消耗的货币。改革后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二次占用及列入经济循环的土地等资源占用尚不计算在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银行发行的不到20万亿的货币不要说作为银行资本，即使全部投放对调动经济运转仍然短缺90万亿，换句化说银行始终应该是空行！！！ 　　3， 银行资本短缺的原因：如果采用金本位，则我国1929万盎司黄金按100元每克计足以发行546万纸币，这与114万亿的劳动总值相比也是完全不足以支撑的。在此局面下，以黄金作为一种财富储备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保留手段，而不必动用。考虑到金本位已经破产，国家本位才是现代实质。因此国家法定纸币购买力是现代牙买加体系公认的购买力。但是我们的观念迟迟不改，对货币抱有一种神秘主义态度。口头上知道“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却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 　　货币短缺是114万亿的劳动价值和20万亿的人民币对比产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发，也要7年时间才能补齐。如果劳动价值是0，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膨胀；如果劳动价值是2分，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紧缩。 　　因此，就我国的实际能力而言，采用金本位同样过时，只能建立国家本位，我们有能力建立起货币经济体系。问题在于我们建不建。 　　货币短缺是114万亿的劳动价值和20万亿的人民币对比产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发，也要7年时间才能补齐。如果劳动价值是0，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膨胀；如果劳动价值是2分，那么一分的货币也是通货紧缩。 　　第三， 搞清楚这个问题后，中国银行的自有资金问题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拉动114万亿的经济体需要多少银行货币？换句话说这个114万亿将产生的银行货币量必须有等量的存底来调动。这就需要银行在发行114万货币后再发行114万来对流通的财富货币进行资本调动，从而产生资本货币。此时的银行资本货币与社会的财富货币是1：1。这个资本货币也不是银行的，而是属于全中国的。银行的经营就是保证资本货币的安全和随着财富货币的增长而适度增长。四大国有银行平均配置则一个银行资本为28万亿。拥有28万亿资本的银行难道不够经营么？而这样的资本属于全中国，银行是不允许被买走的。它执行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职能——货币发行和管理，其二级分支机构才是相当于美国的一般私人银行——经营实体。二级机构才可以上市，可以被买卖，也可以破产（二级机构与四大主行是债务关系，主行投给的开办资金要归还，在产生利润后才是自己的资金，可自由经营。）民间开办银行必须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加入，受四大主行管理，经营自由。而现在的人民银行执行的是相当于美国财政部的职能——发钞行。[关于美国银行的系统分析及美国的货币双轨制请参看《结构经济导论》] 　　第四， 现在工行上市的性质： 　　工行现在上市等于是拿全国人民从建国以来保存在国家的“血汗资本”当作银行自己的资本。银行本来就应该是空的，拿什么上市？现在的坏帐、呆帐不过是属于流通的货币，不是资本货币，因此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银行学意义的呆帐、坏帐。中国的货币是单一货币，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双轨货币。一旦以目前的方式上市，再被老外资本控制或卷走，那我们整个民族就是血本无归，是真正的血本无归！货币主权将完全受制于人。在国家本位时代，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公行上市等于国家主权拱手相让。这与金本位时代完全不同！ 　　而鼓动我们上市的目的，就是让这样一个含有巨量财富货币还没调整的银行成为他们可买走的对象。然后大量印刷美圆或者把美国的因泡沫而多出来的美圆拿到中国消化。四大银行以其全中国的属性含有114万亿财富货币（我们目前使用不到20万亿），以1：1配置还另外含有114万亿资本货币。采用高通膨政策配置，给中国来一次“价格革命”，以1：5计算，则中国银行系统共含有680万亿的财富支配力，美国可以多印刷82万亿发给美国公民，然后到中国购买。然后宣称中国又赚取大量外汇了！！！ 　　试问，我们上市要筹措多少资金？最多每个银行定的目标不会超过1万亿（中央敢拍这样的板么？现在两市总值才5万亿），四大行同时发行也不过4万亿。这样的价格即使炒高20倍，也不过是总价值680万亿的零头。这样一个以80万亿换回680万亿的大买卖，别说老外雇几个人，就是发动战争他都愿意干，而且绝对会干。 　　现在的银行不是破产问题，不是缺少资本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过资本。全国的货币才20万亿。仅仅是流通的财富货币按2000年尚短缺80万亿。银行那里还会有钱？如果中国50余年的建设才有20万亿的劳动价值，那么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冲击早已垮台了。没垮台的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有114万亿，腐败拿走4万亿也不过是一毛钱的损失，并不能冲击另外的110万亿。 　　中国的民间社会的全部现金都是财富货币。明明财富货币短缺80万亿，却还要把它筹上来当作资本货币，紧缩岂不是更加严重？ 　　这114万亿是中国从1950年到现在的活财富。是劳动了50余年的劳动价值，是50余年的利润，是可消耗财富。这个利润还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本钱多少？本钱就是13亿人口、960万国土和一个强大的党，没有办法估价！！！ 　　第五，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改造：必须明确我们的银行经营办法过时了。但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很普通的学术和技术问题。现在有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就是动则指责政治体制，明明是经济问题却说成是政治问题。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改造就是适应货币的国家本位制。全面调整财政、银行、税收的职能和关系。财政部根据统计数据和发展规划提供货币供给；银行系统全面扩大经营范围。税收调节宏观经济，不再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对农村、农业，国企、失业和军工提供相当的补偿和支持。本着稳健的原则，按银行原有规模补齐资本再适当扩大。彻底清理呆坏帐，严厉查处一批侵害国家利益的蛀虫。然后全部冲消。 　　第六， 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现代化经营，学习西方经济学并没有错，经济学上讲的道理都对，但不能照书本硬搬。更不能错搬，忘记了什么是“资本”、忘记了“资本”所有权的归属就必然产生失误。这不是经济学的错误，而是“经济学家”的错。我不知道这种错误是有意还是无意，但第二个万国证券事件不能再发生。实在要上市也可以，但必须解释清楚万国证券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债券公开交易是谁的策划、谁的决策，是不是同一般人马和同一个程序。 　　第七， 余语： 　　看到大家积极参与讨论，斑竹还亲自动问我的意见，我在感动之余也把我的看法拿出来，原本的不想再说也就变成了这个文稿。我们的改革已经被引诱着朝发生“质变”的方向发展，已经变成了私有化的过程，甚至是有意无意地往外国人的圈套里钻。而且是在极不公正的条件下私有化的。并非所有的人都糊涂，我相信一旦人民觉醒，必将产生历史上最为酷烈的革命。“血汗资本”牵涉到每一个从1950年以来的劳动者，包括死的和活的。一旦被某些势力名目张胆地私有化为自己的财产或造成被外部势力鲸吞，我的历史循环观告诉我，不是六月飞雪，就是赤地千里。我在《结构经济导论》中已经说过每个中国人以现在的人民币含财量共有4万人民币的财富。一个农村三口之家就是12万。但他们现在的处境却非常可怜！ 　　外部势力对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什么办法也没有，利用资本打破权利的办法就是拆散权利，美其名曰“三权分立”。某种东西如果不拿到市场上它同样也不能买。实在想拿就只有战争和掠夺。 　　鸦片战争是打进来，六四事件是宣传进来，现在是培植代理人决策进来。经济学家整天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江 涌：部门利益膨胀正在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21世纪》记者：叶建国、王 娜 　　《21世纪》：在您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中，从哪些方面来定义中国“经济安全”的概念？ 　　江涌：经济安全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主观感受，一种是客观状况。 　　闭关自守下，我们实行“鸵鸟政策”，没有意识到诸多安全问题，而且那时的经济安全内涵十分有限。 　　如今，安全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状况都要比当初来得直接与强烈。 　　现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更加不安全，是因为首先我们的意识是全球化下的全方位意识，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世界各地，世界任何角落的经济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经济利益，触动我们越来越敏感的安全神经。 　　另外，经济安全客观上体现在两方面：即经济的基础稳定和持续增长。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利益膨胀导致了社会矛盾的集中突发，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基础稳定和持续增长。外资企业的敌意并购和垄断妨碍有效竞争，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削弱中资企业的竞争力，威胁了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稳定和未来经济持续增长。 　　《21世纪》：现在的情况是，提到“经济安全”，大家很自然的就和外资联系在一起，甚至要求对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进行反思，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江涌：开放政策实行这么多年来，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如人民生活改善，经济质量提高，但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不均衡性，其负面的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已经损害了经济的基础稳定和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如内外企业税不统一，使得内企无法跟外企平等竞争，外企享受补贴，并利用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进行行业并购，从而扭曲了国内市场正常的资源配置，对中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非常不公。 　　所以，中国的经济开放思路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等到一些问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收拾，要是等到民族企业岌岌可危之时才来解决，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我们仍然片面强调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以不正常的优惠政策盲目引进外资并任由外资在中国市场为所欲为，中国经济肯定是不安全的。 　　　　中国的利益集团没有得到很好发育 　　《21世纪》：您的意思是，变革应该首先从我国政府内部来展开。 　　江涌：境外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已经非常成熟了，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另外，在运作上非常得心应手，对中国的部门决策和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应该说，这些利益集团在西方就很擅长游说，这无可厚非，但到了中国就有一个问题，西方的博弈有两方甚至多方参与，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种平衡的局面，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利益集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所以境外利益集团在中国一直唱“独角戏”，其利益在我们的部门决策和立法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进入政协和人大，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但有一个问题是要规范它，不能让这种话语权一家独大。 　　现在是“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让社会矛盾在公开激化之前就得到很好的降解或消解，因此大量的矛盾往往以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集中体现在弱势群体身上，他们没有代言人，话语权体现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使弱势群体的声音有所反映，利益有所体现。弱势群体不仅有农民和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和学生等自然人，而且还有像一些中小企业等法人，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十分狭窄。 　　因此，要坚定地反对市场垄断，与此同时，鼓励各类商会、协会的发展；另外，要鼓励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诸如律师界为无助者提供法律援助等，这样可以表达一些弱势群体的声音。 　　《21世纪》：民营企业也是您所指的弱势群体的一部分？ 　　江涌：弱势群体中，较明显的有城市里的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学生，另外还包括在大企业垄断下生存的中小企业。部门政策里本身就有对国外利益集团有利的方面，在法律上也有体现。民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与境外集团的垄断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经济爱国主义” 　　《21世纪》：“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全面调整发展战略，但我们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所谓“经济爱国主义”的指责，对此您怎么看？ 　　江涌：“经济爱国主义”由来已久。1841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一个落后国家如果没有保护，要想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德国最终实现了工业化，跃进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无独有偶，美国也是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前提下，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而成为世界巨人。因此，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与实践应算是“经济爱国主义”的滥觞。 　　近年来，一股抵御外资并购内资企业、防范本土商品服务遭遇外来冲击的市场保护主义声浪正在世界蔓延。以至于使“多哈回合”，这一将对世界贸易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的谈判不得不中止。 　　事实上，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只要有国家边界，就有经济国界；只要有经济国界，就有“经济爱国主义”。 　　也许是在社会主义的政体中，开发商的“身份”实在显得格外“特别”。所以作为当今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开发商比其他任何经济行业的从业者，都具有更加强烈和突出的“政治意识”，都更在乎其利益集团的“政治生存基础”。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通过不法盗取和高价倒卖公民居住权利而“一夜暴富”的“开发商模式”，不用说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执政党纲和国家大法格格不入，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这种国有资源被少数利益集团垄断而暴富的“运作”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和基础。稍有一些政治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开发商模式”下“圈地运动”所出现的“房吃人”现象，只能和几个世纪以前原始资本主义的“羊吃人”野蛮行径相提并论。而这在当今任何一个文明、法制和民选的政府中都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房地产“权力榜”，开发商为何成了“领导核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维护“来之不易”和“不仁不义”的“一夜暴富”，巩固和做大使他们“财源滚滚”的开发商模式，中国的开发商不仅比任何利益群体都更加“处心积虑”的拉拢官场上的“有权有势”者，寻求“坚强有力”的政治庇护，而且也特别舍得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大力打造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开发商每年数以亿计的“银弹”攻势中，越来越多官员“屁股”坐在了开发商的一边，成为开发商的“代表”和“守护神”；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了开发商的“奴婢”，整天“摇着鹅毛扇”“上下吹风点火”，想方设法为开发商的暴利提供“理论武器”；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了开发商的喉舌，为这个强势集团的“特殊利益”造势和摇旗呐喊。 中国的开发商利益集团，超级“苦心积虑”经营他们的“政治生态”，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超级回报”呢？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收获”，就是使他们成了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虽然“房吃人”和“房奴”已成为全世界和文明社会的“人权之耻”，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理直气壮”和“势高气昂”的强势开发商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在经济和财富的攫取上如此，而且在政治、特别是官场的影响力上更是“操控自如”。 试问：在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中，有哪个行业及代言人（如任志强所标榜的“地产总理”）能够像开发商那样，敢公开反对、歪曲和以“实际行动”坚决抵制中央的调控政策？又有哪个行业能够像房地产商那样，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使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调控政策“化解”于无形之中，使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变得更加“失控”？又有哪个行业能够做到像开发商那样，可以在几年前就使政府主管部门成为自己利益集团的“丫鬟”，起草的“改革新政”成为本利益集团暴富的“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开发商，任何人无此“天大的能量”。 如果要按照现实中真实的市场和产业操控力，来给中国的房地产和住房政策的“方方面面”排一个“权力榜”，根据这几年的实践及现实状况，排在第一位的，一定不是各级政府部门，甚至也不是中央的决策者，而是作为中国最大特殊利益集团的开发商。因为如果他们不是中国房地产最有权力的集团，他们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利益集团获取实实在在的“成果”：几十万开发商每年在作为老百姓最大的基本民生——住房供应上所攫取的巨额利润竟然高达5000亿元，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六分之一。这每年5000亿元的“真金白银”，就是开发商“最具权力”的最好见证。而这，绝对不是致力打造“以民为本”治国理政的中央高层所愿意看见的，也不是任何一级负责任的、和开发商“关系干净”的政府部门官员所希望出现的。 那么，开发商究竟是如何打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他们在房地产及住房供应这个最大民生产业上的“真实权力”和“垄断操控力”，竟然凌驾于各级政府甚至中央之上，而一举“登峰造极”成为中国行业中最有权势、并拥有最大特殊利益的集团的呢？关键就在于他们通过在媒体舆论、学术理论和官员阶层的长年“精心打造”的“影响力通路”，才使得他们成为真正左右中国房地产和住房格局“领导核心”。 　　“舆论先行”，开发商打造社会政治影响力的第一步 不少对媒体不太了解的大众读者，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基本上和开发商“屁股坐在一起”感到十分的不解。这些平时看起来“一身正气”、标榜为老百姓“办实事、讲真话”、立场“客观公正”的“主流媒体”，为什么一刊登房地产上的“新闻”，就总是和开发商“一个鼻孔出气”？比如说，在高房价的重压下，老百姓希望政府能够多提供一些经济适用房。但到了一些媒体的文章里，经济适用房就成了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万恶之源”。正是在这种舆论“阴风”的造势下，建设部起草的“房改新政”才得以“不动声色”的取消了普通老百姓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实际上，和极少数官员违反制度、多占一些经济适用房相比，那种每年可使房地产商“名正言顺”从高房价中攫取的几千亿暴利的“开发商模式”，难道不应该更被推翻？再比如，有些实在是在市区买不起房的市民，不得已到农村和郊区去买农民盖的“集体房”。有些开发商“利益共同体”的媒体和记者置这些中低收入者基本的住房民生于不顾，在媒体上“杀气腾腾”的进行“讨伐”，千方百计的维护房地产商的“暴利市场规则”。再比如，房价问题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敏感话题。每次一旦有新的调控政策出台或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空置房”严重积压等对开发商不利的“动向”，一些媒体总是从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出发，说什么中国的房价还要大涨20年，想方设法让更多的老百姓上老百姓“登上”开发商的“贼船”，似乎中国的房市永远是只涨不落的“金娃娃”。 号称“党和人民喉舌”的一些媒体，为什么一遇到人民最大的民生利益——房地产的时候，就置人民于不顾，给开发商做起“吹鼓手”了呢？稍加剖析开发商和媒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其中的奥妙。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的媒体，除了少数党刊党报和个别学术刊物是依靠国家拨款进行运作外，一般的大众媒体，都是“企业化经营”，完全自负盈亏。通常，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发行收入，如报纸卖报所得，一般扣除各个发行环节及报摊的费用后，真正拿到报社手上的收入，仅仅只有报纸零售价的二分之一左右；媒体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也就是它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广告收入。实际上，除了个别财经时尚等高端媒体和体育等方面专业报刊外，绝大多数的报刊的发行收入是亏本的。也就是说，一般媒体在发行上是贴钱搞发行。如最常见的城市都市报和晚报，通常一份报纸本身的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成本就在1－2元，甚至更高。但报纸本身的零售价却只有0.5－1元左右。再扣除各个发行环节和报摊的费用，真正能到报社手上的，可能只有几角钱。如果再加上采编方面的人工成本，平均每份报纸报社要贴1元钱以上甚至更多。一份发行50万份的都市报，一天的仅发行上的亏损就可高达50万元以上，一年下来发行的亏损总额就可高达1－2亿。那么，报社用什么来弥补发行的损失呢？这就是广告。报社是发行贴钱，广告赚钱。越是发行量大报纸，广告的来源也就越多，这也是众多的报纸“不惜血本”拚发行量的原因所在。 既然报社的生存基本上是依靠广告收入，那么，广告客户对报社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人们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在报社等媒体中，房地产的广告究竟占了多少，开发商对报社等媒体的“利益关系”和“经济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国内最大的专门从事行业信息收集和比较分析研究的慧聪公司，曾经在它的网上公布了去年一个月的“北京地区平面媒体广告行业结构浅析”。该分析“以2005年8月慧聪媒体中心监测的北京市场6份主要媒体各自的前五大行业的数据为例”，用数据具体说明了北京市六家主要媒体的广告收入和行业分布（图略）： 从图中人们不难看出，越是“主流媒体”，它的广告收入就越是“主要来源于一个重点行业”——房地产。而且它和媒体广告收入主要来源第二位的行业差距较大。正如分析报告指出的那样：“典型的如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北青报和新京报的支柱行业都是房地产，房地产占到北青报广告收入的46.83%，占到新京报广告收入的39.02%，比第二位的机动车行业比重高出30%多”。 既然房地产广告占到“主流媒体”广告收入的比例如此之大，那么房地产商的“一举一动”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就拿房地产广告占了北京市第一的北京青年报来说，它底下有家在香港上市、被称为“中国传媒海外第一股”的北青传媒有限公司。去年8月12日，针对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措施出台的影响，北青传媒就及时的发布盈利预警公告，称由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房地产广告收入大幅下降，其中期业绩将受重大影响。在去年8月26日北青传媒公布的年度中期报告也显示，2005年上半年北青传媒的净利润仅仅只有17万人民币，比2004年同期下跌了99.76%。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北青2004年来自房地产的广告收益为3.76亿元，占其广告收入的46%。 公布这些媒体的广告收入数据，并不是说这些媒体都“上了开发商的贼船”，只是希望望读者可以更能清楚的知道开发商对媒体之间的“厉害关系”。同样，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密切的“利益关系”，相当多“丧失职业操守”的媒体就自觉不自觉的把“屁股坐在了”开发商的一边。尤其是在现在媒体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中，广告收入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媒体自身的生存。在相关媒体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媒体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不“透明”的情况下，哪个媒体越是出卖“职业操守”，哪个媒体就越有可能成为市场的“赢家”。 除了媒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之外，造成媒体成为开发商“喉舌”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媒体内部的有关房地产的采编人员。他们中不少人早已成了开发商“御用的记者编辑”。在媒体内部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不少搞房地产报道的记者编辑基本上都是“媒体最富人群”。这一方面是因为开发商给他们的名目繁多的“车马费”“份量最足”、频率最高。在前些年就有的媒体同行曾经给这些“房地产商记者”算过一笔帐：在一些大中城市，每年都有几百个楼盘开盘、封顶和交付，几乎在这每个环节开发商都要请这些房地产记者“意思”一下，“借记者的笔”在媒体上造造势。一年下来，这些记者从开发商手中拿取的“红包”，不少人都比在媒体内的收入还要高得多，有不少人“额外收入”甚至达到6位数以上。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在一些“重点媒体”搞房地产报道的记者编辑，由于“肩负”开发商所“嘱托”的“任务”最重，比如说在房价上对老百姓的“舆论引导”，在房地产政策上运用舆论的手段误导高层的决策等等，所以这些“重点媒体”记者编辑从开发商手上获取的“报酬”就更高。他们中有的只干了几年的房地产报道，名下的高档住房就有数套。如果靠他们的工薪收入，可能他们工作100年也没有能力按照市场价去买现在拥有的住房。但由于他们在媒体上对开发商的“贡献”最大，所以很多这些“重点房地产记者编辑”所“买”的住房，不少相当于开发商“连卖带送”。 实际上，在现在的一些媒体从业者中，那种靠开发商的“红包”和“特别费”来“包养”的方式已经属于“初级阶段”，不少“主流媒体”都纷纷把房地产报道和广告经营“合而为一”，由这些房地产的“资深编辑记者”进行承包。这样一来，开发商和媒体房地产方面的记者编辑完完全全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当媒体中广告经营和新闻报道混为一谈之时，当房地产广告的受益多少直接关系到房地产记者自身的利益之时，这些媒体有关房地产的新闻报道能否“公正客观”就可想而知了。 在媒体成为开发商的“喉舌”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媒体高层的“利益取向”。读者也许还记得，也是在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主编及北京北青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擅自挪用680万元公款购置房产和开办公司”而被“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媒体的头儿为什么不惜挪用公款“购房”，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利用媒体和开发商的“互动关系”，可以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买房”。媒体的总编“也是人”，他们中“头脑活络”的也在“炒房暴富”。据了解，在江南某号称世界百强报纸的老总中，就有人在繁华的闹市中心拥有4－500平方米左右、市场价合计500万左右的三处房产。指望这样的“炒房老总”在其领导的媒体中号召“降低房价”，实在是“天方夜谈”。 这里应该提醒人们的是，不要以为开发商想收买和影响的媒体，仅仅只是那些可以帮助他们促销房子的“主流媒体”，这未免就太小看开发商的“政治抱负”了。像“地产总理”之类有“大局意识”的开发商更看重的，恰恰可能是那些发行量不一定大、收视率不一定高、但却一定对高层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和电视。他们要使自己的意见可以让高层的领导人听见，他们要通过“舆论压力”给高层领导人决策造成误导。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权威媒体，经常也成了开发商的“炮筒”。 正是由于开发商和媒体、媒体中的房地产记者编辑以及媒体中的“老总”有如此多的千丝万缕、甚至是“不清不楚”的关系，所以一些媒体成为开发商的“托儿”及开发商的“喉舌”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媒体中有关房地产的报道和专题节目，经常是“怪事迭出”。 如中央一出台有关房地产及房价方面的调控政策的时候，在大多数的“主流媒体”、甚至是某些中央权威媒体的版面及频道上，经常出现的“嘉宾”就是那么几个开发商（如号称“地产总理”的任志强）、开发商的“会长”及“御用的专家”。本来中央要“调控”的对象，就是这些“利益集团”及产业，但坐在媒体“嘉宾”席上大谈房地产和房价调控的，竟然就是这些利益集团“骨干成员”。这就如同人大出台一项专门针对某个方面“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规，但到媒体上对这些法律法规“评头论足”的，恰恰是这些“犯罪分子”。记得在今年的黄金周期间，上海某电视台在其做的一档房地产的专题访谈节目中，邀请的“主嘉宾”就是任志强和那个被网民视为“人民公敌”而骂的“狗血喷头”的某教授。过两天在中央台某频道同样是房地产调控的谈话节目中，出现的竟然还是这“一对搭档”，另外还加了一个潘石屹。很多观众和读者都很奇怪，为什么人民要在自己的“喉舌”中，在事关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就那么困难！ 由于我国在媒体上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所以对媒体导向的监督和制约相对比较滞后。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体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在当前社会各阶层多重利益博弈空前激烈的时代，“人民的喉舌”往往被“空置化”。现在的媒体没做好当地党政官员的“喉舌”，可能立马就有人追究，媒体的负责人可能就因为没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不够而下岗，但有谁听说过，哪个媒体，因为没有成为人民的喉舌，因为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因为站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而受到追究和问责的呢？！在发达的法制国家，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选择不同的媒体发布他们的广告，但在严格和比较健全的新闻法下，广告客户、甚至报社股东和老板不可以影响编辑记者新闻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媒体，要在当前多重利益博弈空前的时代不受诱惑，不为利益集团所“收买”，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好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在媒体的制度建设构架上有大的作为。 云淡水暖：与刘延东部长商榷 　　今天（12月28日）早上看到新浪转载的一篇报道，“统战部长主张不争论民企原罪 用实践和历史回答”（《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针对近日各方关注的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昨日表示，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不改变，她主张不争论，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内主要民营企业家悉数出席。专程前来作主题发言的刘延东表示‘目前社会对’‘原罪’问题、‘第一桶金’讨论得很多，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会场上600多人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回报刘延东的表态。…由于明年要召开十七大，在这之前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她希望非公企业界人士不要以为因此政策会有所转向，‘我们还是主张不争论，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草民同意并且拥护刘延东部长的“定心丸”，就是“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草民也理解“会场上600多人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回报刘延东的表态。”背后的含义。而草民觉得如果一个普通公民觉得刘延东部长的发言有值得商榷之处，也是可以在大众话语平台上谈谈自己的意见的。 　　草民觉得，实际上在“社会上”的主流媒体上，对所谓“原罪”问题、“第一桶金”问题，发出“争论”的声音并不是很多，反而是正面宣传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的占大多数，有些“讨论”声音多半是出现在网络平民话语平台上，也并非都一面倒。但是，刘部长仍然关注到“‘目前社会对’‘原罪’问题、‘第一桶金’讨论得很多”，说明相关方面是注意到平民话语的，这也许是信息技术发达时代的一种特征和官员贴近社会的一种途径，所以，草民觉得刘部长的发言有值得商榷之处，就斗胆说一说。 　　第一，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既然群众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和建议，不妨让群众展开充分讨论，真理越辩越明，问题越清晰越容易化解。改革开放的号角，就是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或者说大争论中吹响的，如果说“会场上600多人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回报刘延东的表态。”是一种表达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将这种“热烈的掌声”的效应通过万千人民群众放大一千倍、一万倍，使中央的政策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层面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以6千万、6亿个“热烈的掌声”得到“回报”呢。 　　第二，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同时中央也多次强调过要引导、规范非公经济沿着正确、法治、有序的方向发展，多年来一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一些人借口“原罪非罪”，掩盖其在积累个人财富期间的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社会、法律对这些行为的惩罚，就是对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的亵渎和对社会公正的挑战。 　　第三，就在同一个场合，“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昨日在会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反对‘原罪’的提法，…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存在‘原罪’； 1988年明确了民营企业家法律地位之后，他们的经营行为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法律来处罚即可，但也应该考虑到，民企的有些违法行为也是迫于社会的潜规则。…部分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确实存在着违法行为，但这是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必须考虑到那时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当时法律并不完备，追诉民企‘发家秘史’缺乏法律依据。”，草民赞同“反对‘原罪’的提法”，罪就是罪，没有什么“原”不“原”的问题，但草民以为，“当时法律并不完备”并不能成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依据，从原理上说，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如果已经违法了，尽管“不完备”也可以追究。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有人在这种思维的驱动下，摄取非法经济利益，然后躲过过若干年之后，就因为“当时（现在）法律并不完备”而享受非法利益带来的快乐，是不是有点荒唐。 　　第四，刘部长说“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按照胡德平部长的“界定”“1988年明确了民营企业家法律地位之后，他们的经营行为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法律来处罚即可”，1988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有“历史”可鉴，也有“实践”可查，就拿所谓“企业家”们的财富自88年之后的高速增长来说，是不是与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相关呢，是不是与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相关呢。所谓“鸡毛换糖”发家的暂且不说，那些本来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摇身一变又成廖“民营企业家”，而且其手中的企业，竟然是原先“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对这样的“企业家”，是不是应该“争论”一下，原来的国企是如何搞垮的，又是怎么样到他手中的。 　　这两天，有一个既包含了“历史”，又正在“实践”的企业家本来应该出现在“会场上600多人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回报刘延东的表态。”中的一员，被外界称为“民营油企第一人”， 身兼号称“民营石油航母”的长联石油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亦是光彩49集团的14名股东之一的龚家龙，被司法机关正式控制了，这算不算一种“争论”。 【三农研究】 曹锦清：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一 　　主持人给我一点发言时间的特权， 50分钟，但是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就能发言完成，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作更精彩的陈述和总结。 　　他们要我发言是因为我上次的第一次发言，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充分地陈述。而且很多朋友对那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第一次听说宋代就从事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个起码让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我是读历史的，也是读哲学的，两个专业，我承认，都没有读好。这次发言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当时据说有2.2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已经到了2.5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是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这种分散化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三千年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当然是引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五四感受到的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恭逢其盛，经历了变局，我们也感受了困惑。我们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我们也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不能解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做的工作。实证的研究是比较好一点，利用开会的机会，（因为他们一般都把机票给我报销），然后趁机会溜出去，跑几个地方——所以没有像你们几个同志这样的深入的个案调查——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一些判断，然后理解我们自身的困境。 　　这样我就重读了宋史，也重读了一些关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名词，尤其是读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大家，因为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把张载等几个归入唯物主义，还有一点辩证法。读晚明几个大思想家的时候，我们都按照了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重新梳理了古代的一些思想，把他们看成哲学家，过去我也这样认为。但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宋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对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一方面，他们从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哲学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是为了整个乡村的组织，组织的重新建构，这是我最近一两年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因为我强调这些方面，当然有可能把当代的一些意识，倒输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可能，我预先告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别用当代的一些语言，来解释古代的一些术语。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输入了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感受。所以下面的一些话，我预先告知，因为弄得不好，你可能会中毒，我担当不起这种责任。 　　　　二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当时宋人考察到了一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消灭。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大量地启用所谓的庶族地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就更加严格了，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选拔的这些官吏都是来源于基层的，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而且，这个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开号召。这样就把仕途和履约更明确地挂钩，我们知道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帝王牵引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政权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宋朝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动。这个“高度”，我指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相比，是高流动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银本位制上升。因为从战国到秦汉，是金本位制，是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以铜和布帛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说明当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与魏晋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颜氏家训》，里面就记载了基层在当时是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是不用货币的，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这个银的第一个来源，除了本国的银矿的大量开垦以外，还来自于国外——当然比较少。后来，大量地从国外输入银，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进来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影响了土地的更加分散化。这样，农户和土地的配置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这样，宋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的几大阶级，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种情况，宋朝已经形成了，宋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当时就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都出自宋儒的话语里面，尤其是1000年以后，因为张载，还有二程，都出生自1000年以后（张载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960年建国的）。当时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当时不知道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加剧的流动的管理，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以及如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没有经验——有感觉，没有经验。我们共产党要管理目前这样一个高流动的社会，高分化的社会，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也缺乏经验，也手忙脚乱。当然，现在的规模，我反复讲了，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当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地多。但那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土地的高速流转。这样，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大族的消灭，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权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城市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和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幸好当时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意义。自发的民间的市开始形成了，因为过去的镇都是军制单位，城、市结合起来了。上面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这些现象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方面，给解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社会的高速流动，使得传统封建社会的编户齐民也发生了困难。编户齐民是传统封建社会国家获取赋税的一个基础。在欧洲，在印度，在俄国，在日本，他们是编“臣”齐民的，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编臣齐民的村是作为赋税的一个统一单位的，中国不是的。很早以来，自商鞅变法以来，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产生关系，国家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那么到王安石时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保甲的建构，以前有所谓的乡里的建构，直到我们现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挂名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为是自治的，那么我可以这样讲，印度的、俄国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长是民选的，而不是封建组织任命的，因为民选选出来，你给我征收，征收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选举是作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当代依然可以读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受到笼统的概念的制约，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这样高流动的社会，由于地权的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土地，失去土地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流动就为匪为盗，社会治安在宋初一开始就相当地混乱，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而对边防无力加以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也产自宋儒的学说。这是我讲的背景。 　　　　三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这个现象第一次提出思考的，我提出是张载（1020－1077）。他在《经学礼窟》里面有一个“宗法篇”，还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他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组织的主张。重建宗法制，我们的书上都批判，认为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隐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原子化，两代和三代的家庭成为当时家庭的基本格局。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制度；到了宋代，法律来维持中型家庭制度，维持不住，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几代以后，同一个宗族内部，有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无法维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同体的形式来重建。共同体，就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定社会、为这个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这个词是当代的词，但是意思有当代的意思，也是张载的意思。他自己讲“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也就是说现在土地及家谱没有了，那么就会“人家不知来处”；他考察了历史的整个过程，就讲“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国若无统，至亲也薄”，所以他就讲，“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就必须要重建宗族，这是第一个。他还讲，“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只能造几间房子，买几块土地等等。死了以后，“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家传就熄灭了，所以，他的建议是要建一个宗法的组织。要维持这个组织，第一要义就是要修族谱，使每个人都知道是从哪一族出来的，要建立一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族谱就是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是要建立一个权威组织。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力老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的加快，家长，即小家的家长，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直接过去就是官吏，底层社会的权威没有了，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谁有权威？他的说法是宗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复古，有一点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一般的就是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同时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分较低或者说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出来的，就是说要确立财产权。他说，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它有自己的田）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他明确提出要财产权。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后来有大量的实据说明，祠田制、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来的。第三个方面，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庙，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个祠堂，那是士大夫的事情。他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重大限制，就是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有立祠堂的权力，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还有立家法、设族会。（族会）每月一次。这个族会要做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善、罚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他的这个主张直接进入了他的弟子吕大钧《吕氏乡约》里面，这个吕氏乡约又直接进入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从这里开端的。引领人道德向上——都是原话，要求族内要有“患难相衅，守望相助”，通过内部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族内的纷争。这样，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打下来了。关于程颐的理论，我这里不多说了，因为他们有交流，我估计差不多——里面的学说也大体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而且，程颐规定，从共同体内的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为公田，就等于我们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没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变成两田，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俩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谁是有权力的，都详细阐述了。经济的就是共同体的共同的资产，另外，还有文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宋的文化建设、理学的重建，是为了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是赋予它的文化意义——如果没有文化意义，没有赋予它新的文化意义，这样的组织是无法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因为家庭小，尤其是老婆讨进来以后——老婆是个很大的因素——外来的媳妇嫁进来以后，她要把丈夫和孩子作为共同体，把她的利益要抬高。所以，宋儒反复强调原有的儒家训教，就是说你老婆带进来的那个嫁妆，可以作为你的私有财产，其它的一概不准，这就防止了共同体的内部由于外来媳妇的原因，使诸子的分家倾向扩大化。 　　在宋代，都是理论的建构过程，实践的层面，也有推广至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宋词里面的一些描写，就是几代大家庭里面同柴共灶的局面，包括唐诗里面也有这样的局面。第一次在理学方面的重建，是宋代，是从张载开始的。到了南宋的陆九渊和朱熹，第二波地来进行政治的建设。政治的重建，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非常重视张载和程颐的关于宗法的学说，所以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修《家礼》和《古今家祭礼》，以及《朱文公集》里面的有关的论文，而且把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正、扩充。吕氏乡约在朱熹修订以后，一直流传到解放以前，所以使得梁漱溟得而践之。所以这里讲朱熹的一些建制，以及关于宗族的祠堂如何建，里面如何供几世祖等等。那时规定可以供奉四世祖，就是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也就是高祖。这条到了明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宗族祠堂的格局。这个变化就是从迁祖开始供奉，迁祖作为供奉的第一代，这就形成我们现在在江南还看到的一些祠堂的格局——基本格局是明中晚以后定制的。这是创建出来的，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为了面临经济的流转这样一个局面来制定出来的。在陆九渊当中，也有很多论述，这里我也不一一加以展开了，宗族的族田产生以及如何使用，他都一一加以规定。 　　到了明代，邱濬有更完备的体制，具体的各种建议被逐一创建、试点。到了明的中期以后，就成为定制，由国家的法令来加以推广。这是我讲的宋、明的过程。这还包括王阳明，心学的创始人之一，秉承了陆象山的心学，他讲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我们都知道。“灭心中贼”怎么解释呢？因为明中叶以后，市场上升了，货币大量进来了，拜金主义上升了，所以他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进行约束，就制你的心。他知道，如果心坏，靠法律来制约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心制不住了，以德治国不行了，那么我们只能以法治国。那个时代已经明确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还能治得住吗？我们现在是相反的，法都治不住，德还能治得住吗？证明这个时代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在王阳明的重建过程当中，重点宣扬的就是乡规民约。他把北宋时期的吕大钧的吕氏乡约还有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加部分，都加以进一步地扩充。并且，他自己搞了一个南赣乡约，大概是在江西南部，后来在江西那一带，也是广为流传的。 　　具体到了清代，朴学起来了——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因为政治的高压的躲避，其实不然。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比宋儒明儒更大的精力，对先秦的不同典籍当中的涉及到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以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的原来的样子，大量的人物都有关于宗法制的考察，有大量的著作。一直到清嘉、道以后，龚自珍（龚自珍是未受西方学术浸染的最后一个人物）也看到了土地的流转，人口的急剧膨胀，到处寻找土地进行开垦，以及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进入了山区后，与土著发生了冲突。所谓的乾、嘉时期的白莲教起义，都是原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拿着玉米、拿着红薯、拿着土豆，向汉江流域，向长江上游，向湘西大规模地迁移，寻找土地，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官府不加管理，后来冲突越闹越大，官府镇压，所以闹起来的起义。而且那些脱离土地，离开宗亲关系的农民，只能依靠所谓的民间宗教来加以组织，来进行自救，这样我们就解释了明清以来的所有的民间宗教，至少是南方农民的民间宗教，是失地农民的自助组织，后来演变成所谓的青红帮、黑社会。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学说浸染的人物，像冯桂芬（1809－1874）——他写了《校邠庐抗议》，这本书大家都读过了——按道理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他提出要建议会，要搞民主制，他里面已经隐含到这个问题了。但这样的人，重点不在民主制。我们以为他是洋务运动中最早鼓吹议会制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然，他重点依然是鼓吹要在农村重建宗法制度。他的一些大量的言论，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包括他强行规定，宗族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以后，集体收入派什么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多是基层社会供应，我读一读：第一，要建立养老室，其中供养族内的老人，另外一个就是恤嫠室，要给养寡妇，因为古代男女有分，现在我们说养老院，他分成两个，男女各一个。另外还有建立育婴室，抚养族内的孤儿。第四个就是养疴室，就是医院，要建立族内的乡村医院，来救济族内经济地位比较差的族人。第五个是读书室，供族内贫寒子弟读书。第六个是严教室，禁闭那些族内的不肖子孙，令其悔过。另外还有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 　　　　四 　　具体的我就不加展开了，我最后概括几句。 　　第一就是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农经济的基本样式在宋代已经出现，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前。核心问题是农户经济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性，引起了以地权为中心的阶层分化在族内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族内已经有了阶级分野的性质。要把阶级分野的性质约束在整个宗法共同体之内，为此，必须建立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就是说要族田。族田是这个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他们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国家法令来维系族田，不被后辈那些不肖子孙所瓜分。这是我总结的第一点。第二，维系这个宗族组织，必须要有权威系统，组织内这个权威系统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种建议。要以血统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所以采取家长制的选举制，即各个家长来选，如150个家长，他们共同来选举产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第三，就是说文化建设，族人的共同认同，不能让族内的成员一直贫困下去，要有救济。这个文化建设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建设和族谱建设。族谱是为了追宗认祖，祠堂是为了春秋两祭，也为了调解内部的纠纷。这个祠堂的两祭，在祭祀的过程中要放音乐。这里特别强调了不同礼乐的不同社会作用这个说法。因为礼讲分，讲等级，乐讲和，大家听同一个音乐，无长无幼，没有什么高低等级，加强族人的认同感。这样，任何一个族人衰败下去，族人都有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就是，这些运动的推广所获得的实际的收效，在南中国比较有效，即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的中国比较有效。这是因为宗族内，人会增加，地却不加广，这是这个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个缺陷在丘陵山区得到了有效的弥补，这是因为可以向外开垦，开垦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南部山区层层梯田，所有的土地都被加以利用。当然，也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南方的复种指数提高了，就是早稻引进了；到了晚明以后，南美的农作物引进了，有些不能被小麦和水稻利用的土壤，也被大规模地使用了，被红薯使用，被土豆使用，被玉米使用了，也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为什么北中国维系不足？和元有关系，元朝的扫荡，就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组织机构，大体上被打掉了。元明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北方，即黄淮流域。黄淮流域人口发生了最剧烈的动荡，人口耗尽了90％，所以这里的宗法组织基本上被打散了。现在黄河流域的人口，基本上是从山西，包括一部分陕西迁移过来的。这个迁移过程，持续了50多年，明初两朝皇帝在山西设立了“中共中央安置办公室”，类似的意思，在那里迁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顾炎武举兵反抗，寻找军事力量，特意去找农民，一路往北走——因为国破家亡，所以他要举反清的旗帜——他到了北方走了几千里地，竟然发现没有宗族组织；一直跑到陕西华阴县，发现几个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宗族组织。他就专门研究为什么北方宗法组织解体，他有专门的考察，可以读他的《日知录》。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为什么南部山区丘陵的宗族组织可以延续几百年，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就是说这些宗法组织的内在张力，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宋儒明儒都讨论过，即到底增加好啊，还是缩小好，都讨论过，讨论结果是各有利弊。一般的主张是要大共同体，为什么？因为小宗族制，分家制，社会分化严重，底层无法救济，骨肉相残。还有各种小的水利设施，道路设施无法供给，这都是他们当时考虑到的，不是我胡加进去的。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要提供乡以下的地方共同体的公共品，提到的内幕，完全一样。历史在那里重复，这不是我添加给历史的东西。但是，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张力，我们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发生了。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是引起大公社制度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58年末，一直到61年，毛泽东最紧张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超过家庭，而到大公社的核算单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你看他文献，他以前以为是大队，后来让步，退到自然村落，“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所以我说了，自然村落是农民利益的最后边界——突破，就不容易维系。但是，自然村落的利益边界是有传统的。所以，我们解释了66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维系下来。这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以及内部隐含的矛盾。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产队之间，也有张力。这个张力，在南中国小一点，在北中国大一点。在北中国当中，淮河以北的淮河地区，张力更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分田到户（单干）在安徽万里的老家率先开始，完全有历史证据。所以，我讲的这些的意思是，只要是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必然会发生分化，它缺乏这个组织。宗法组织应该说是宋儒的一个发明，不是一种恢复，是恢复过程当中的重新创造，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明代比较稳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清的稳定，也和这个有关联。当然，人口的继续膨胀，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人口继续膨胀，继续要增加土地，引起了械斗，宗族的械斗相当厉害。明后的宗族在南中国比较地正经。毛泽东在30年代南中国调查的时候，他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所能解释的。它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把它分掉了——但是，分田只是贫下中农的本性要求，这就解释了农户和共同体的张力。因为有这个张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的介入，即国家政策法律的介入，没有强大的文化建设，共同体组织就不可能维系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又那么容易地被解体了。内部存在张力，文化整个就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满足了个体小家庭的内心的渴望，它为了短促的利益，就把共同体给解体了——当然，有所反抗，但这个反抗很弱。当然，解体以后，对生产力的暂时的增长，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现在的弊端也显示出来了。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我们也来简单化，把村民委员会作为分担个体农民组织的有效途经，而不同的价值相关者却赋予这个组织以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赋予它民主，国内的一些人赋予它民主，赋予它什么什么等等，承载不住。那么，其它的形式呢？当然，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形式，今年又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经济合作组织法》，有人建议在县乡两级来建构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以增加农民的合作空间，等等。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就这个价值。我们有我们的活法，这恰恰是梁漱溟谈到的，就这个点，成为梁漱溟的核心观点：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这样，在货币主义、市场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要构建一个新农村，有效抵抗城市的消费主义的侵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的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变为?????等等，然后，我们惟恐他们不发达，惟恐他们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导致整个农村情况自身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单靠我们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八九亿农民背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在我看来，不大可能。 　　时间已到，我基本也结束了，谢谢各位。 　　 （吕德文整理） 　　本文根据曹锦清教授在第四界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山东青州，2006年7月）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标题及分段为编者所加，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对部分的词句作了小修改。 　　 　　原文发表于《三农中国》，2006第三期。 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一种主要意见认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此前，应该维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口粮地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可能选择。这样，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务农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可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实际上，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农村已经错过了一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因现代要素投入而提高农业收入的机会；今日的新机会主要来自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出现的农产品消费转型，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肉鱼并重的农业结构。（本文的农业一词是指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狭义的“农业”则单指种植业。）新的消费与生产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已使推广适度规模的小农场成为现实的可能。其关键在于做出能够激发农民牟利积极性的决策，其楷模应是新时代的应地制宜地结合粮食与蔬菜或水果，或结合种植与养殖的小农农场。当然，在具有一定领导条件和民众支持的村庄，可以以合作或集体组织作为行动主体。推广这样的农业可以提高其收入，借此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连锁性的互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里探讨的问题不在于“建设新农村”政策下一些已经被采纳的措施，包括免去农业税、支援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农村公路系统等一些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些都可以说是新时代小农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至于改革以来的乡村工业和城市就业，它们毋庸说是当前农业发展出现历史性契机的前提条件。这里要集中讨论的是相对被忽视的小农农业内部建设的问题。 　　我的建议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诸多争论，只涉及土地的经营权。我有意要把已经僵化了的左、右双方关于产权的争论置于一旁。今日需要的不是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至于国家的作用，我绝对无意提倡现存政治“体制”诸多弊端的进一步强化。国家从控制-榨取性的机关转型为服务-协调性的机关乃是抓住今日转化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契机的关键。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回顾 　　回顾西方先进国家历史上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有两种模型值得注意。其一是现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当时，农村务农人数在一个多世纪之中（伴随城镇化及其手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源于一些因素的偶然巧合，农业得以改组——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把社区公共放牧土地私有化，为新的种植-养殖交替的制度创造了基本条件，其典型就是诺福克（Norfolk ）轮耕制度（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其中芜菁和三叶草乃是牲蓄饲料）——使农业产出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由此导致相应的“消费革命”，从而促成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城乡良性交换，推动了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规模效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是过去经典作家们所引以为典范的英国经验。 　　其实，在大多数的西方先进国家，如此幅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都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经过工业要素（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的投入而形成农业现代化革命才能做到。后者其实比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更具代表性。它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比较普遍的实际经历。 　　在中国，在1950到1970年代，出于诸多历史因素，农业在经历如此现代化投入的同时，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利用机耕来实行一年三作制，在江南地区把一年两作的水稻-小麦改为一年三作的早稻-晚稻-小麦。这样，本来可以减低劳动投入的机械化被转化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密集度的方法：机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在连接一、二两茬的紧张时段中赶收早稻与赶耕赶种晚稻成为可能。这样，机械化所起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提高了劳动密集度和投入量，结果形成内卷型的一年三作生产制度，导致不可避免的效益递减，从而蚕食掉了机械化所可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提高。尽管农业总产出最终提高了三倍，但是同一时期的劳动总投入却提高了四倍，结果是劳动报酬的停滞不前，亦即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中国也因此没有实现西方和日本等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农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回首往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人口数量实在太大，增长速度也实在太快，而在政策上又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致积重难返。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其后，在改革时代，因为几种不同历史趋势的汇合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历史性契机。一个因素是1980年代的乡村工业发展，在十年之中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其后是1990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打工浪潮，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这样，在短短二十多年中，非农劳动吸收了农村总劳动力的40%，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虽然如此，在今日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农村仍然具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相当于今日务农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今日3亿农业从业人员中很大部分都是半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亦即“隐性失业”的）。这样的情况，使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在更高度的城镇化解决了人口压力之后才有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连农村人民自己也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农业看作是没有出路的绝境，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这是当前所谓“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 　　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今日农业的革命性变化，即近二十多年伴随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而引起的农产品消费结构，以及连带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根本性转向。如下表所示，从1978年到2004年，人均生产总值上升了七倍多。其中，（狭义的）“农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80%降低到2004年的50%，而牧-渔所占比例则从1978年的17%上升到2004年的44%.这意味着全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在食物消费上的结构性转移，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移，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2004年蔬菜和水果在（狭义的）“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达到37%（以播种面积计算则是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106；《中国统计年鉴》2005：460）。作为佐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体格和其父母辈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论在身高、发育、面色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丰富得多的营养。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转折。 　　城镇化当然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体现。同一时期，全国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总共增加了将近24个百分点，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4年的42%.假如今后30年人口城镇化的增长大致维持在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这将意味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城、乡七、三分的局面。如此规模的城镇化将意味农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降低。虽然如此，城镇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农业的结构性转型，真正的关键是人们收入的提高，由此增加了副食消费，减少了粮食消费。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包含全体人民在内的普遍性转变，而是伴随着社会分层以及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转变。首先，城市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但是城市中仍有相当比例相对贫穷的人口，包括城市本身的下岗工人以及农村来的暂住人口，他们的食物消费和过去差别不大。至于农村（和小城镇），虽然也有一定比例收入相对高的居民——主要是从市场经济谋得利益的人们，但是一般人口，尤其是只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在食物消费上和上一代仍然基本相同。 　　因此，社会下、中层的收入今后如果能够广泛提高，全人口食物的消费以及农业生产的结构应会更完全地转化，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和农产品消费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以及从传统以粮为主的食物消费型更完全地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的消费型。改革以来将近30年的时间可能会是这种转型的前半时期，今后的30年则可能会成为其后半时期。除了更高的肉-鱼和蔬菜消费外，应会包括更高比例的精品蔬菜、鲜奶、绿色食品等的需求。 　　　　一个可能的出路 　　我们要问：食物消费的这种结构性转型，对中国极长时期以来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问题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它赋予农业什么样的机会？ 　　首先，它并不意味中国农业结构将相似于美国型的农业。当前中国农业的3亿劳动力（相对于美国的3百万），即使减掉一半，也还是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相对劳动密集的经营为主，不可能会转化为美国的那种地多人少型。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900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10到20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新时代的农业仍将具有中国式高密度人口的特点，哪怕在农-牧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型式上将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而更相似于美国农业。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将来仍需依赖小农场，其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 　　但在这同时，适度规模设想已从原先1980年代流行的不太实际的理想，也是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可能达到的规模，转化为完全可以实行的目标。这里的关键性因素还是上面说的农业和食物消费转型。众所周知，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饲养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种植业需要更高程度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换取成比例和更高的劳动报酬。今日一般的农户只散养一、两头猪、十几只鸡。一个农户如果养殖十来只猪，其收入便会提高不少；如果养殖收入更高的菜牛、奶牛、肉鸡、蛋鸡等（见下面的讨论）则会提高更多。兼种蔬菜或水果，逻辑一样。我们如果用（比较保守的）二到三倍的劳动投入和报酬来理解，这就意味每一个从以粮为主的农场转化为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农场将可以容纳两三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说1980年代以粮为主的适度规模在华北是30亩，江南是20亩，今日粮-菜和种-养兼重的农场其适度规模则是华北10到15亩，江南7到10亩。 　　这样的规模是今日许多地方已经能够做到的。当前的人均耕地是2.4亩，劳均7.3亩。若以一家两个务农劳动力来计算（并不排除其他成员外出打工），亦即一家平均14.6亩，那么，今日很多地区已经完全能够达到这种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尤其是专业化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种植（专业蔬菜种植户每劳动力只需要两三亩地）。今后可以根据新型食物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演化而适当推广。 　　此外，从初级加工的肉-鱼和蔬菜产品转向更高比例的深加工的精品，应会带来更高的劳动容量和收入。中国今日的食品产业相对农产品产值的比例——0.3到0.4比1——仍然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2-3比1.在这方面，中国农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后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应该可以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容量提供多种可能。举例说，农业部从2003年以来已经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据报道，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另外，“分解剂”据称可以不经青贮发酵而把秸秆直接分解，不仅适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也可用于猪鸡等单胃畜禽。众所周知，传统的养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饲圈养吃粮的猪、禽——都面临严酷的资源限制，要么是过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粮牲畜导致粮食短缺。但秸秆养殖不同，它不是与人争粮而是节省粮食的饲养，可以相当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牲畜量。据报道，用粮食养猪，一亩玉米仅够养一头猪，而通过分解秸秆的利用，一亩玉米足可喂饲五头猪。因此，相对只种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这样的秸秆养殖，其发展空间可能是相当宽阔的，因为全国每年共产各类秸秆5亿吨左右，加上毛草等则达到7亿吨。（《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载www.shantang.com） 　　减少饲料制约，便可以在养殖业中扩大高收益养殖的比例。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调查，目前占主要地位的农户散养猪方式，是养殖业中每劳动日收益最低的。2003年，菜牛的每劳动日纯收益要比养猪高出将近4倍，蛋鸡则高出4.5倍，肉鸡6倍，奶牛7倍。对蛋鸡和奶牛来说，主要制约不在成本收益问题，而在于土地限制，因为两者耗粮较多（约11-15倍于养猪；菜牛和肉鸡耗粮则相对较少，分别是25%和79%）。减少蛋鸡和奶牛所用粮食，当能加大养殖业中高收入的菜牛、蛋鸡、肉鸡、奶牛等所占的比例，提高养殖户的劳动报酬。（《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263，322，328，340，358） 　　另外，有人建议，今日多用来放牧牛羊的草原，可以考虑转养禽类。一方面，让草原牲畜“南下”，利用粮食地区的大量秸秆来饲养（也可以同时提高农民的亩产收益）；另一方面，让今日粮食地区所养的禽类“北上”，在草原上养殖可以免去因过度喂饲导致的荒漠化（因为两只爪的鸡不仅不会危害草原，反而能控制草原虫害）。（蒋高明《恢复草原新思路：畜南下、禽北上》，载《人民网》，www.env.people.com） 　　此外是新技术下的能源使用。众所周知，今日许多农村所用燃料仍然主要依赖秸秆和煤炭，但新时代的技术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据报道，8立方米的沼气池，用十头猪的粪便，可以制取足够4-5口之家一年之需的生活用能（《四位一体生态日光温室的功能特点及应用问题》，载www.agri.ac.cn）。但是，一家一户单干可能有一定的技术和经济困难，说不定要全村联合搞大沼气池的方式才可持续。当然，推广如此使用沼气的前提条件是种-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的经营、能源模式主要关联耕作地带。此外，在宽阔的草原地带，新技术也带来其他的新的可能。举例说，甜高粱作为耐盐碱干旱的作物，适合于黄河以北的地带，而其所产秸秆要数倍于玉米。作为饲料，伴随草原经营模式从放牧更全面地改为舍饲圈养，可以供养更多牲畜（据称一亩甜高粱能养“三、四头[菜]牛”），并防止目前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甜高粱也可以用来生产糖和酒精。更具潜力的是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质能源乙醇燃料。草原地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这条道路如果可行，将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甜高粱》，载《农业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www.fao.org/ag/zh；《朱志刚：中国鼓励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载《中国能源网》，www.China5e.com ） 　　上述的只是一些可能例子。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其中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伴随人们收入和科学知识的提高，这样的农业其需求和供应的发展空间应会是相当大的。 　　应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新时代农-牧模式很不同于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后者主要是放牧的、食草型的，得助于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不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1930年代，卜凯（John Lossing Buck ）曾经论证，用种植粮食供养人口，以单位面积土地效率来计算，足足是放牧菜、奶牛所能供养的六到七倍。这也是中国高人口密度农业之所以长时期僵化于“单一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与西方传统的粮-畜并重模型很不一样。我这里提倡的绝非模仿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而是中国式的、小规模的、使用新时代的技术的模式。用粮食舍饲圈养牲畜本来就比放牧食草用地少得多，加上秸秆养殖和甜高粱等方法所可能起的作用，当更加如此。在这样的种-养结合模式之下，食物产品和消费的结构虽然类似于传统西方的粮-肉兼重模式，但是其经营规模、技术、逻辑都很不一样，符合今日中国的客观情况，也是后工业时代科技条件下的可行模式。 　　　　问题与措施 　　问题是今日的农业制度阻碍了这种结构的进一步演变。今日的农业相当程度上被困缚于口粮地制度，造成一种普遍过小和脱离市场的经营。按人分配的土地，仅用来种粮食，规模显然过小，也是今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主要原因。同时，今日的粮食大多是不经市场而由生产者直接消费的（2004年所产粮食中，足足有81%如此），也就是说，全种植业中足足有一半的产出是不经市场而直接消费的，完全没有可能通过市场而牟利（《中国统计年鉴》2005：461，474-75）。 　　于是，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保险去种植，把种地视作为失去城市工作之后的退路，因此导致普遍的不用心耕种。另一种类型是那些城市打工机会较多的农村，基本上是根据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来做出农业的生产抉择：譬如，因玉米劳动投入较低而选择耕种玉米，凭此达到接近于进城打工的每劳动日的收入，而放弃其他的经营可能。在这种种植模式之下，农业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活动，等于是打工的副业，自然不会很用心耕种，更不会积极创新经营。这是当前的“半工半耕”制度下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然，广大农村仍然有相当高比例的村庄缺乏乡村工业以及城市就业机会。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农村劳动力中仍然有60%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另有15%兼农业和非农业。在仍旧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人们相当普遍地得不到足够的土地来经营。 　　同时，当前的借贷制度也使大家相当普遍地认为除了口粮种植之外别无选择。国家金融机构普遍以简单的市场逻辑对待农业，认为农业的回报率相对于其他投资太低，风险又比较高，因此基本上不借钱给农民。后者广泛地依赖农村的非正式借贷，一般（除了亲邻间的无息借贷之外）利息约月一厘，年一分多，乃是农业生产所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回报率，结果扼杀了农村小农的任何生产性借贷。即使是农村的信用社，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超越这种局限。 　　另外，也有运输、推销上的限制。个别的农户没有可能完全由自己来安排运输与推销，而商人一般不会为了有限几户的生产而到一个村庄去收购，结果把从市场牟利的机会基本限制于部分地区和村庄，等于把其他的村庄和农户排除在市场机会的范围之外。 　　面对以上的现实，今日需要的首先是放松口粮地承包权的流通，允许农民们更广泛地转让土地经营权，让更多不用心种地的人把地转让给愿意种地的人耕种，借以提高适度规模农场的比例。在这一点上，今日已经经历不少讨论的《物权法》草案应该会起正面的作用。部分地区已有不少的土地被转包，一旦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其规模当会更有可能适应人们需求而扩大。其实，《物权法》不妨进一步考虑适当允许承包权的典卖，作为比普通出租时间更长、更稳定的转让，而同时可以附带回赎条件，承继中国历史上典地制度原来的照顾农村被迫出卖土地的弱势群体的精神。这样，当会更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的灵活度，逐步扩大适度小规模的和充分就业的家庭农场的比例。 　　应该说明，上述意见不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今日模糊不清的土地产权——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属于个人，但土地既是集体所有也可以被国家征用——不妨等到中国社会的新结构和问题的进一步明确之后，才考虑如何处理。当前可以只考虑明确经营权和逐步改变经营规模的问题。 　　我自己因为缺乏对国家管理体制及其实际运作的认识，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凭空设想，国家应该可以进一步为小农农户的投入市场和进行新时代的多种经营提供条件。一个可能可行的办法，也是国家机构已经具有相当经验的措施，就是模仿过去“扶贫”机关的“贴息借贷”，实行更大规模的低息或无息生产性贷款，鼓励小农户相应市场机会而融资牟利，其关键在于把钱直接贷到农民手里。另外是有些地方领导已经做到的扶植、促进从生产到加工、销售一条链的专业生产的组成，可以连同私人公司与商人经纪建设这种产业化农业，尤其是食品的精深加工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