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第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十　　Ｐ 　　　　　　　　　　Ｉ　　　　　　　　二零零六年　　第十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总第二十八期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朝核专题】 杨晓陆：朝鲜非核与中朝战略同盟 黎 阳：朝鲜的核武器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敖 广：朝核危机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 【聚焦陈良宇案】 老 田：喜看中国著名“贪官买办奸商集团头子”陈良宇的倒掉 云淡水暖：陈良宇倒下的意义 数 学：陈良宇案说明了党内资产阶层代表人物的存在性 【和谐社会研究】 房 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韩德强：通向和谐社会之路 【毛泽东研究】 邸延生：毛泽东1964年同金日成和吴旭君谈中国前景 龚忠武:长征出了个毛泽东――纪念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 张志明：文革--毛泽东操心的是整个人类 岳德常：为什么说毛主席是真正的大哲学家 陈速：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主张 郝首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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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核专题】 杨晓陆：朝鲜非核与中朝战略同盟 朝鲜核试震惊全球，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予以强烈谴责，一时间朝鲜成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及邪恶的化身。朝鲜盟友中、俄的谴责比其宿敌美、日等毫不逊色，尤其中国政府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不仅口头谴责如此，中国一些官员学者更是“激愤”异常，主张不惜彻底抛弃中朝关系而严厉制裁惩罚朝鲜。另据凤凰卫视报道，中朝之间的主要陆路通道－－丹东至新义州的鸭绿江大桥已经关闭，朝鲜似乎已面临国际全面制裁四面楚歌之困境。 然朝鲜毕竟是我邻邦，其如此重大变化及我如何应对，必对我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况东北亚历来强国环伺，战云重重，权谋险恶，形势复杂。因此，需冷静分析判断，全面权衡利弊，切不可感情用事。此时若头脑不清，敌友不辨，措置失当，必中他人圈套，对国家安全造成难以挽回之巨大损害。甲午战争不就是起于朝鲜半岛吗？ 朝鲜为何发展核武 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决非要威胁世界，而是为自身安全。其所受安全压力越大，其发展核武之决心也越坚定。朝鲜乃一小国，多年来面对美、日、韩三方巨大军事压力，军事技术又很落后。尤其美国近年来将其与伊拉克、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又出兵侵占伊拉克。朝鲜面对此空前巨大威胁，惟全力发展核武以图存求安，这是美国战争威胁政策逼出来的无奈之举。然而在当今全球一片谴责中却鲜见正义之声对朝核问题之根源――美国威胁的追究。国际政治这种弱肉强食，欺软怕硬的现状正是弱国决心发展核武原因所在。 美国的战争威胁是朝核问题的直接根源，而作为朝鲜盟国的中、俄两国由于不愿与美对抗，也未能给朝鲜可靠的安全保证。尤其中、俄配合美、日、韩对朝施压，更使金正日感到中、俄靠不住。与其信赖靠不住的盟国，不如将实实在在的核武握在手里塌实。 因此，朝核问题的关键是朝鲜能否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国际社会越是对其制裁施压，朝鲜愈感力孤势险，其发展核武决心也愈强。因此一切制裁施压都只能推波助澜，激化矛盾，与非核目标背道而驰。 美、日的目的 美国和日本并非不知朝核问题关键所在，但问题是美、日除朝鲜非核外还存有其它目的。美国从未放弃过倾覆“邪恶轴心”朝鲜的企图，因此一直拒绝对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日本则意图利用朝核问题大做文章，借机自己发展核武及大规模军备，因此日本总是强硬蛮横，蓄意激化矛盾。可以说，日本是朝核问题中最邪恶的一股势力。 美、日这些与朝鲜非核背道而驰的目标最终都是针对中国的战略企图。其逼我对朝施压，也明显含有双重目的。其一是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及对日、韩发展核武的担忧或许能实现朝鲜非核。其二，不论中国能否使朝鲜弃核，对朝施压都会在中朝关系中打进不和的楔子，甚至可望离间瓦解中朝同盟。现在，欲使朝鲜弃核的第一个目的已随着朝鲜核爆而似乎破灭，但其离间中朝的第二个目的却有可能实现。（关键是看中国取何对策。） 而拆散中朝同盟却正是美、日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如果美、日没有颠覆朝鲜进而威胁中国的企图，单纯的朝核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要一个有效的朝鲜安全保障机制即可。但美、日显然不愿以有利于中国及东北亚稳定而与自己的全球战略相冲突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而是想鱼和熊掌兼得。 只要中朝反目，不论朝鲜是否垮台，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战略损失。若朝鲜垮台，包括朝核在内的所有朝鲜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中国将直接面对美国和统一了北朝鲜的韩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如果朝鲜不垮，必视身后与其接壤却又反目成仇的中国为最危险之敌，进而与美、日迅速接近。美、日则会像当年尼克松拉中国反苏一样与朝鲜结成反华的战略同盟。 朝鲜非核与中朝同盟孰轻孰重？ 朝鲜拥有核武，无疑会鼓励他国群起效尤，核不扩散将成一纸虚言，笼罩人类之核战阴云也将愈加浓重。尤其日、韩两国，如受朝核刺激发展核武，将使东北亚局势和我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因此，作为东北亚地区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降低人类核战风险，中国都必须尽力维护东北亚地区非核化。 另一方面，朝鲜核武无疑又能加强其国家安全，大大减少了美、日、韩对其军事打击的可能，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中国被拖入半岛战争的风险，对我东北边境的和平安宁有正面影响。另外，只要美国能有效保障日、韩安全，就还能约束其发展核武的意图。 因此，如仅从东北亚安全来说，朝鲜核武对我利弊参半。但如从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重大意义来看，朝鲜核武对我弊大于利，朝鲜非核对我利大于弊。 中朝两国历史上一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历来为我战略屏障，为我边境地区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不论朝鲜内政如何，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中朝同盟巨大的战略价值是轻易改变不了的。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正是对此地缘政治作用于边疆安全战略的深刻总结。因此，中朝同盟关系是我国家安全战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瓦解中朝同盟也必定是美、日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朝鲜不畏强暴敢于与美、日抗争，正可作我抗衡美、日霸权的有力臂膀。况朝鲜核试现已既成事实，难道还要使一有核武之友变成有核武之敌？如前文所述，若美日阴谋得逞，中朝反目，不论朝鲜亡与不亡，都将使我安全形势出现重大逆转。和平发展将成一枕黄粱，再加上我严重内部问题，内忧外患将使我永无宁日。 因此，权衡利弊，中朝同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轻易受损。退一步说，若中朝同盟真与朝鲜非核目标冲突，中朝同盟无疑也应重于朝鲜非核。从东北亚安全角度讲，朝鲜核武对我利弊参半。而从国际防核扩散看，朝鲜核武虽对我弊大于利，但对美国更是莫大威胁。此美国自己制造的恶梦，犯不着由我牺牲巨大的安全利益自卖自身，自填其虎口。 中朝同盟与朝鲜非核其实并无冲突 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是因其受到美、日、韩巨大的军事威胁。此外，中、俄对美国的软弱态度使朝鲜认为盟国“靠不住” ，也是使其坚定发展核武决心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中朝同盟与朝鲜非核其实并不矛盾，来自强大盟国可靠的安全保障当弱化其核武决心。日、韩至今未能发展核武不正是因有美国的同盟保障吗！ 因此，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朝同盟，给朝鲜坚定可靠的安全保障，是中国能否在朝核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进而有效阻止朝鲜核武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相反，若中朝同盟破裂，中国就不能对朝核产生积极影响而只会起反作用，以致最后失去朝核问题的发言权而自轻于他国，自轻于世界。 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对策 朝核问题发展至今，中、俄也有值得检讨之处。中、俄无疑皆不愿朝鲜发展核武，又都清楚朝核问题关键所在。但又都不愿为朝核问题而过分得罪美国，因此既不能对美国据理力争，坚持以斗争求团结，说服其放弃对朝鲜的战争威胁政策，也未能理直气壮地与朝鲜保持牢固的同盟。相反却不时迎合美国的要求而做出对朝鲜施压的姿态。这其中固然有大国利益的交换，但也难免没有机会主义的失策。 朝鲜核试对美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应该能促使美国反省：美国不可能在不放弃敌视、威胁、颠覆朝鲜的企图的条件下实现朝鲜非核的目标，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因此，朝鲜核试在表面上使东北亚非核化走入死胡同的同时，也使东北亚非核化出现了新的契机，并开始其真正的进程。胡主席派代表访问美、俄，及美国避免对朝鲜军事打击和军事制裁的表态，以及俄罗斯最近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正是东北亚非核化进程真正开始的标志。（而日本的制裁叫嚣不过是仍旧在扮演令人厌恶的小丑角色。） 中国在此东北亚非核化真正开始的新阶段，无疑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即应向美国坦诚相告：为了核不扩散的大局和美国真正的安全，美国必须放弃敌视、威胁、颠覆朝鲜的政策，鱼和熊掌兼得的企图只能导致二者皆失。因此，中、美、俄等大国共同建立一个确保朝鲜半岛安全的国际机制是应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不仅朝核问题如此，人类社会要想真正避免核武扩散及其威胁，必须有一个能确保各成员国安全的国际机制和环境。中国有责任在联合国表明此立场。） 而在有美国参加的确保朝鲜安全的国际机制建立之前，中、俄应率先与朝鲜恢复牢固的战略同盟。即使在国际朝鲜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后，中、俄盟国对朝鲜的安全承诺无疑也应是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体制中的可靠基础和中坚力量。而中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则更应是此国际安全机制最可靠的基础，从而掌握朝核问题的主导权。为此，尽快修复中朝关系乃当务之急。 中国应向美国直言相告：中朝战略同盟并非针对任何人，而只是为了实现朝鲜非核化所必需的基本安全保障。中国不可能为了他人与东北亚非核化背道而驰的其它目标而牺牲掉中朝关系及东北边境的安宁，牺牲中朝关系只能使朝鲜彻底丧失最后一丝安全感，从而使东北亚非核化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世界范围的核扩散将从此再难避免，这才是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 朝核问题数年来的发展证明，制裁和施压完全起了相反的作用。但朝鲜核试已引起强烈国际反响，一些象征性的制裁措施已难以避免。我们对此只能是以防核扩散为目标而不应以损害朝鲜为目标。尤其不可受人蛊惑假戏真做，使中朝关系受到任何实质性损害。 至于国内那些鼓噪不惜以中朝关系为代价而惩罚朝鲜的官员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在为中国谋利益，而是在为美、日蛊惑。其实他们也并不代表美国的利益，而是代表美国的特殊利益和战争政策集团。而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当今子兰、靳尚、郑袖之流，欲使我效法楚怀王自断臂膀，自填虎口，自取其辱为天下笑。 美国对朝鲜的敌视、威胁和颠覆政策与朝鲜非核目标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关系，其欲二者兼得只能使二者皆失。而中朝同盟却不仅与朝鲜非核并无冲突，而且前者恰恰是实现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黎阳：朝鲜的核武器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于中国人来说，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出发点只应该有一个：中国的国家利益。离开了这个客观标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会陷入盲目。 毫无疑问，最大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一旦受到威胁，任何其他的利益都毫无意义。分析朝鲜的核武器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影响，首先要看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朝鲜半岛最理想的情况是： 1．不存在来自这个方向上的任何军事入侵的威胁或威慑。 2．如果非存在不可，那么这种威胁或威慑离中国边境越远越好。 3．不发生把中国强行拖入与中国根本利益无关的冲突的局势。 显然，只要朝鲜与南韩对立并存，谁也吃不掉谁，那朝鲜半岛自身就不会形成足以威胁到中国安全的实力。反之就难说了。越南就是个先例。 南韩是美国的盟国。由于北朝鲜的存在，美军到不了鸭绿江边。否则整个中国的东北都要在轰炸的阴影下战战兢兢过日子。当年中国抗美援朝，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有人会问：如果北朝鲜突然化敌为友，直接跟美国结盟反过来对付中国，那岂不就把美国力量直接引到鸭绿江边了吗？ 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有个前提：北朝鲜的现政权肯下台才行。否则第一，南韩不会干。人家跟美国的结盟就是为了对付北朝鲜，怎么可能同意美国公开倒戈保护自己的敌手？第二，“父子相传”的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制度经得起美国的“和平演变”吗？稍一放松，就可能全盘崩溃。其他人也许不在乎，但靠“主体思想”吃饭的人受得了吗？所以只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长期以来，北朝鲜客观上起了替中国把守东北大门的作用。这点，中国明白，美国明白，南北朝鲜人也都明白。 回顾南韩的对华政策，向中国示好的时候颇多，又是“经济援助”又是“友好交流”之类，实际是希望借此“感化”中国，别护着北朝鲜。但这仅仅是眼前的权宜之计。从南韩对中韩历史的提法看，人家已经留足了伏笔，一旦有朝一日一统朝鲜，接下来肯定会跟中国闹领土纠纷。 至于北朝鲜，显然吃定了中国不愿意失去这个屏障，完全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不但一有机会就敲竹杠，而且动不动就撒泼。很多中国人对此早就受够了，巴不得早点甩掉这个包袱。 现在北朝鲜搞核武器，这些人便主张追随美国“谴责”、“制裁”北朝鲜，哪怕搞垮北朝鲜政府也在所不惜。但这些中国人忘了一点：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只算小帐，更不能“随大流”，看别人眼色行事。 先看实际效果：如果中国“谴责”、“制裁”北朝鲜，能达到什么效果？ ——能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器吗？恐怕不能。北朝鲜兴的是“主体思想”，意思是一切自己做主，不听别人的。 ——能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因此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和提防吗？肯定不能。想想前苏联，再看看自己抱人家粗腿的经历。9．11后中国全心全意配合美国和西方“反恐”，人家呢？不但拒绝把“东突”分子交给中国，而且提名给“东突”分子发“诺贝尔和平奖”。 ——假定制裁导致会北朝鲜政府垮台，那后果呢？帮助南韩统一朝鲜半岛？让中国东北边境出现一个统一的日本式国家？让抢了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还不算的人根据其“历史”来索要中国的长白山天池、辽东半岛甚至山东半岛？让美国及其盟国大兵压境，饮马鸭绿江边？ 里外里一算帐，这叫“割驴JB敬神——驴也整死了，神也得罪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两面不落好，里外不是人。 再看道义：北朝鲜搞核武器是为了侵略别人还是为了自卫？如果为了侵略别人，那谴责制裁都应该。如果是为了自卫，那就没犯什么“天条”。只要别人不去侵犯，核武器就不会被使用，有跟没有一样，有什么可指责的？况且北朝鲜在此之前一直想和美国直接打交道，美国理睬吗？没有核武器的，美国一概不放在眼里；有了核武器的，美国一概不敢碰。这不是在逼人搞核武器吗？这叫“逼上梁山”——谁让你美国的政策这么势利蠢的？ 只要北朝鲜的核武器用于自卫，那对中国反而有利：既然你有了自卫能力，那我就有理由拒绝你再狮子大开口，又是常规武器又是经济援助的没完没了。否则还麻烦了，人家要什么你就得给什么，不给还“理亏”了：既然听了你的不搞核武器，那你就有义务保证我的安全，不找你要找谁要？ 有人说，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给了日本与南韩发展核武器的借口，所以中国应该坚决反对。 这种说法本身才是借口。任何技术扩散都是迟早的事，核武器技术也不例外。不管北朝鲜有无核武器，日本和南韩都已经建立了核研究的能力。只要美国不认真反对，这两个国家发展出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光骂北朝鲜消灭不了日本和南韩的核能力。世界范围内的核扩散也是一样。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相情愿的“不扩散”上，不如冷静面对现实，及早做好准备，对付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那么，中国是否该坚决支持北朝鲜搞核武器呢？也不行。论经济实力，北朝鲜统一不了南韩。但如果他陷于绝望，挺而走险，不管三七二十一跟南韩打起来怎么办？历史已经证明，别指望别人决策时会替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如果中国有言在先不支持冒险，那他或许还知道收敛。如果你无条件支持他，就等于给了人家一张空白支票，人家爱填多少就填多少，你只有被人家牵着鼻子跑，本来可以不打的也要打起来了。万一他乱摔核武器怎么办？难道中国能允许自己被硬拖进一场别人的核战争？ 中国与北朝鲜结有盟约。据说中国在要求修改条款，防止滥用这种同盟关系。如果真是如此，那中国对朝鲜核试验的声明就可以理解了：不管修改条约成功与否，中国现在就要表明立场，拉开距离，避免中国被无缘无故拖进一场战争，尤其是核战争。 总之，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北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既有其利，也有其弊。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无条件赞成，也不能不顾一切制裁。对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中国”的力量，必须审时度势、对症下药、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 敖广：朝核危机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 　　实质是军事平衡被破坏 　　近来，朝鲜半岛局势日益升温，如果我们排除美国宣传机器的聒噪，冷静观察一下朝鲜周边各方核力量对比，就不难发现，与美、日、韩相比，朝鲜的核能力是最微不足道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国家自不必说；日本有51座核反应堆，储备的核原料足够制造3000 ～4000个核弹头；南韩也有7座核反应堆；朝鲜仅有3座小功率核反应堆，最理想条件下只能年产4～5枚核弹头。由此可见，所谓“朝鲜核危机”和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问题”一样，无非是美国为了发动战争而制造的又一借口而已。 　　中国对朝鲜危机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人云亦云，否则只能一再陷入被动，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朝鲜核危机的实质是朝鲜半岛安全平衡被破坏，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恢复军事平衡。 　　50年来的核军事平衡 　　1945年，美、苏军队分别占领38线两侧时美国处于核垄断的优势地位。1949年，苏联爆炸第1颗原子弹，美国丧失核垄断地位，但仍然掌握着核优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每当美国军队在朝鲜遇到挫折，美国就计划在战场上使用原子弹，但都因畏惧苏联的核反击而放弃。1953年，苏联氢弹试验成功，此后苏联一直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在核力量方面极力追赶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苏建立核均势。 　　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联为朝鲜提供了核保护伞。 　　50年来的常规军事平衡 　　从二战结束后，美国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其常规军事力量仅次于苏联，远远超过中国。但是经过3年朝鲜战争的较量，50年来，双方的军事力量在38线形成了对峙。这说明中、苏、朝与美、韩等国常规军事力量建立起了长期的军事平衡。对此，可以从时间、空间、战略、战术等层面详细分析。 　　从时间层看，3年的朝鲜战争中，由于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拥有强大火力的美军在夜晚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中国军队的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在夜幕掩护下进行的。简单的说，白天属于美、韩军队，夜晚属于中、朝军队。虽然中美双方国力差距巨大，但至少在时间层上，处于平分秋色的地位。 　　从空间层上看，美国强大的海、空军牢牢地掌握着海上、空中的优势。而中、朝军队在地面和地下占有优势，因此空间层同样建立了双方的力量平衡。 　　在海上，美军的仁川登陆战役一举击败朝鲜人民军的南下攻势，显示了海上力量对半岛作战的强大影响力。但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美国的海上优势被中国军队强大的兵力所抵消。朝鲜战争后期，中朝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建立了强大的海岸防线，在保持38线方向充足的作战兵力的同时，还在战线后方的纵深地域保持了强大的机动兵力，因此美国即使再进行仁川规模的登陆战役，也不会对战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过多地抽调正面战线的兵力导致正面战线被突破，或因登陆兵力不足而被围歼。因此，朝鲜战争后期美国的海上优势已经不能对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了。 　　在空中，美国空军一直掌握着朝鲜大部分地区的制空权。美国空中优势对战局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但造成中、朝军队大量伤亡，而且由于美军从空中对中、朝军队的运输线的攻击，遏制了中朝军队向南方进攻的能力。可以说，空中优势是美国军队没有被赶出朝鲜半岛的主要原因。 　　在地面，优势则在中、朝军队一边。朝鲜多山的地形限制了美军占绝对优势的机械化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大量的坦克无法发挥突击作用，只能作为活动火力点使用。美军强大的炮兵是美军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由于志愿军主要装备轻武器，炮兵很少，所以美军炮兵造成的威胁很大。志愿军发动的前几次战役都是运动战，因为没有充足的炮火掩护，很难在一个固定战线上立足。后来志愿军改装了苏联装备之后，逐步建立起强大的炮兵部队，这才有条件建立起连续的战线，与美军进行阵地战。但在美军强大的空、炮火力威胁下，真正能牢固的守住这条战线，还得依靠地下坑道工事。 　　地下层往往被忽略，但这实际上是朝鲜战争对世界军事学术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坑道工事并不是朝鲜战争才有的创举，但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朝鲜半岛地形狭窄、多山地的特点，朝鲜战争后期中、美双方都建立了连续的坑道工事，由于坑道工事特有的坚固性(当时威力最大的炸弹也无法摧毁处于山体内部几十米深的坑道)，在攻击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上，中、美双方都陷入了战术僵局。第1次世界大战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由铁丝网、重机枪、堑壕构成的野战工事遏制了双方的进攻，直到英国发明了坦克才打破了这个战术僵局。但是在朝鲜的山地，坦克也无能为力。美国方面对攻击中、朝坑道防线进行的最大一次努力就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的失败不但从战术角度证明了当时的美国军队没有能力突破中朝军队的坑道防线，而且打垮了美国将领和士兵的信心，从此，美军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阵地进攻战役。 　　中、朝军队在攻击美、韩军队坑道防线时同样遇到困难，尽管中、朝军队的炮兵已经很强大了，局部地区甚至压倒了美军炮兵，但是后勤运输能力仍然是限制中朝军队突破美军坚固阵地的“瓶颈”。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志愿军发起了金城战役，这是朝鲜战争中突破坑道防线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虽然金城战役的主要对手是南韩伪军而不是美军，但至少打破了攻击坑道阵地的战术僵局。金城战役之后，美方迅速同意签字停战。 　　坑道不但在防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中朝军队来说，坑道在后勤运输方面也有着巨大的价值。朝鲜战争初期，由于志愿军主要使用轻武器作战，虽然后勤保障能力低，但是对运输量的需求也较小。志愿军换装了苏联装备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没有强大的保障能力，大炮就不能发挥作用。由于战争后期中、朝军队建立了密集的地下仓库网络和防空警戒网络，虽然美国空军仍然控制着朝鲜的天空，但中朝军队依托防空网和地下仓库网，采取短途接力运输方式，大大减少了空袭损失，增加了运输量，也就是增加了中、朝军队的进攻能力。 　　军事平衡新的变化 　　50年的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构成朝鲜半岛原有军事平衡的很多因素都不存在了。 　　苏联的解体，朝鲜丧失了核保护伞。朝鲜半岛核力量处于完全失衡的状态，因此美国的核武器政策越来越“积极”，这一点是出现所谓“朝鲜核问题”的主要原因。 　　常规力量方面，50年里，美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说，美国人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针对朝鲜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军一直在不断改进自己的装备、技术、战术。 　　从时间层上看，美军的夜战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美军大量装备了先进的夜视装备。在最近的几场战争中，美军不但能打夜战，甚至开始主动利用夜幕作为发起攻击的掩护。仅仅增加夜视器材只能缓解而并不能改变夜间作战的根本困难，美军近年来发展的网络化指挥和全球定位攻击能力才是美军夜战能力真正提高的地方，因为对于全球定位攻击武器来说，白天和夜间是没有差别的。虽然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说美军已经掌握了夜战优势，但是可以肯定，50年前那种“白天是敌人的，夜间是我们的”理想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在空间层方面，朝鲜半岛地区总体上的海空优势仍然在美国一边，而且从打击力量角度看，现代海、空军对地攻击能力大大增强了。50年前的美军舰艇只能用舰炮火力攻击海岸目标，现在从舰艇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数千千米外的目标。朝鲜方面的进步是拥有生产地对地战术导弹的能力，可以打击朝鲜半岛上的美军基地，但是单纯依靠一种武器是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战争的结局的。而且美军战机还可以利用航母和日本的基地。朝鲜的地面部队规模很大，但基本装备仍是20世纪60年代的，即使对南韩军队也不占优势。而美军装备了大量直升机，这对提高美军山地作战能力有很大帮助。 　　现在朝鲜半岛上军事力量的平衡也向有利于美国的方面倾斜，美军在夜战、山地战能力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唯一的疑问就是在地下层。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一直没有放松国防建设，在原有坑道工事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量深层地下工事，不但可以储备兵员、物资，朝鲜人民军的炮兵、导弹兵、和歼击航空兵也可以依托地下工事作战。这种工事足以抗击美国最新式的常规钻地炸弹的攻击，美国的武器库中，除了核钻地炸弹之外的其他武器都对其无可奈何。因此，微型核武器成了美国国会的“明星武器”。 　　朝鲜问题上各方的利益衡 　　朝鲜核问题关系到中、朝、美、韩、日、俄等国的切身利益，各国的利益是不同的。 　　对朝鲜来说，由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问题是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渡过危机发展经济，同时还要在困难的时候维持国防力量，但是靠朝鲜有限的国力恢复对美、日、韩的军事平衡是不可能的。 　　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转守为攻，四处出击，扩张自己的势力。肢解南联盟、占领伊拉克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朝鲜，美国明确提出颠覆朝鲜政权(所谓政权更替)，最终也是为了尽可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其手段有经济封锁、政治颠覆、挑起军备竞赛、甚至军事打击、全面入侵。这些手段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得逞，因此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对朝鲜发动战争的门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两党在扩张美国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根本区别。历史上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都曾经试图用战争手段解决朝鲜问题，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5027计划”与2003年小布什政府的“5030计划”也都企图用战争手段颠覆朝鲜，甚至在主动使用核武器方面都是共同的。 　　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不但全力支持美国，甚至还制定过日军单独空袭朝鲜核设施的计划。可见日本右翼势力是企图利用朝鲜问题推进核武装，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以1987年日本右翼分子破坏周恩来总理诗碑事件为标志，即使没有朝鲜问题，日本也一直在耍伎俩，有步骤的修改宪法、向海外派兵、突破国防预算限制等等。 　　对韩国来说，在和平环境下发展经济，最终和平统一国家是最理想的。但是韩国经济严重依附日本、美国，政治军事对美国依赖性更大，长期受美国控制。因此历届韩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都没有自主权。虽然韩国民间会产生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些只是在竞选时被利用而已，每一任新总统上台，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最终都要看向美国的脸色。 　　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衡 　　由于中朝两国山水相邻。1千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安全一直与中国密切相关，历史上唐、明、清等朝多次出兵抗倭援朝，以及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都是源于中国的安全利益。今天，即使重新审视国家利益，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仍然是紧密相关的。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因为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目标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 　　假如美国颠覆并占领朝鲜，将改变东北亚安全形势。中国将丧失400千米安全纵深，美、日联盟的军事力量就一直会推进到鸭绿江。届时，中国不但需要在整个鸭绿江沿线重新布防大量精锐部队，而且随着每次美军演习，中国都需要采取应对措施(现在这一压力由朝鲜承担着)。如果美军在朝鲜北方建立军事基地，北京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丧失了防御纵深以后，对空袭的预警时间就大大缩短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倒退回20世纪70年代中苏对抗的时代了。 　　如果大量战争难民涌入东北地区，不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对社会治安、就业问题也造成压力。敌对势力的渗透会破坏东北朝鲜族自治地区的稳定。事实上，近10年以来，一直有韩国的敌对势力向延边州渗透，多次发生的北朝鲜难民冲击外国使领馆事件就与韩国地下教会有关。历史经验证明，凡有外国势力渗透的地区，原先和睦相处的各民族之间矛盾就可能激化，并被外国势力所利用。 　　在中国北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就成了一句空话。美国除了台湾海峡之外，又多了一条牵制中国的北方战线。 　　综上所述：中国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获得了50年的和平。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我们同样应采取一贯的积极防御战略。 　　和50年前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因此，只要中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把财力物力转化为战斗力，就完全有可能恢复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 　　在目前情况下，需要采取威慑和战备两方面的措施。加强战备谋求恢复军事平衡是保证中长期和平的根本手段。虽然于朝鲜半岛军力对比失衡已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一旦面临突发事件，已经采取的积极的威慑与战备行动都会增加中国的应对选项和主动权。以往中国曾经通过运用联苏抗美和联美抗苏的战略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空间，苏联解体10多年后，曾经把中、美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安全利益早已不复存在，中国应该进入一个以实力求和平的新时代。(作者：敖广) 　　该文原载2003年8月8日出版的《舰船知识》杂志第九期。 【聚焦陈良宇案】 老田：喜看中国著名“贪官买办奸商集团头子”陈良宇的倒掉 记得在○三年的时候，上海周正毅一案的爆发，许多人士都预测中央反腐力度会很大，最终可能导致上海贪官买办奸商集团的瓦解，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未能尽如人意。看来，反腐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奕是难以奏效的，原因无他，因为中国大地上“贪官买办和奸商”已经积聚了很大的势力，这种势力不仅有舆论和理论支撑，而且构成是一股现实的政治势力，并且还得到海外垄断资本势力及其背后的政府支持，特别是美国政府为了本国垄断集团的利益，长期大力支持中国买办势力的政治代表人物。主流经济学界中间就有一些人长期为中国的强势集团“贪官买办奸商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服务，表现出人类智慧发展史上少有的奇特景观――“官学商”高度紧密勾结的现象，这一现象在顾雏军一案中间初步为人们所认识。 许多为“贪官买办和奸商集团”服务的文人，长期把腐败说成是政府执政不力的结果，以此败坏政府威信，降低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其实是一种为贪官买办奸商集团服务的“曲线救国”策略。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政权，更加容易对强势群体妥协，无法坚持独立的政治意志，贪官买办奸商进行“捕获政府”的行为就更加容易了。这一策略说穿了，就是削弱政权的强度，是为了让强势群体更方便地捕获政府，最终是为了让奸商买办一起组成更强大的分赃同盟，以实现更彻底的政权为强势群体利益最大化服务。 分赃同盟的强大，也许在上海格外突出，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举凡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不受到“贪官买办奸商集团”的入侵，近期网络上热烈讨论的上海历史教科书事件，就是这个强势群体侵入意识形态领域深层次的表现，他们不再满足于占领学术阵地和主流媒体，而是继续深入到新一代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间，在他们的早期教育阶段，就着手实现“去社会主义化”“去革命化”“去中国化”的努力。许多网友拿上海历史教科书中间盖茨地位高于毛泽东来说事，实际上“去革命化”已经是整个中国精英们的共识，妖魔化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是许多内地精英也具有的“共识”。按照著名的自由派巨擘朱学勤的见解，上海就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块“飞地”，中国只是在名义上享有主权而已；教科书真正突出的主题是“去中国化”，这是上海的独有特色。上海在中国各个省区中间，如此高程度的“面向世界”情节，不是偶然的，而是反应了上海本地经济、政治上强大的“贪官买办奸商集团”的力量，以及反应他们政治意愿的强大买办文化意识。朱学勤和那个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周春生，不过是自觉地代表强势群体意愿，来进行学术表达而已。 陈良宇的垮台，很明显是中央乃至中国人民对于“贪官买办奸商集团”的一次局部胜利，对于上海未来的走向也许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不仅仅在于众多高级别贪官中间的又一个，因为“点子低”而垮台了。这也许还意味着，在○三年周正毅一案中间曾经支撑上海贪官头子的政治势力的退潮，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趋势，所以陈良宇被查处在政治上才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看，事情就具有某种全局性价值，说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调整的阻力在降低之中，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求国家的光明未来，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鲜血代价，但是一路蹒跚走来，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中间，总是不断地产生那些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的强势群体，在今天，就是以陈良宇等高级别贪官为政治代表的“贪官买办奸商集团”，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不仅与民众的利益相反，而且直接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但愿，那些干扰中国未来走上正道的势力，个个步陈良宇后尘，一一被揭发出来，这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让我们为此振背欢呼吧！ 原作者：老田 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云淡水暖：陈良宇倒下的意义 陈良宇终于倒下了，正如同这些年来上海的轰轰烈烈一样，陈良宇的倒掉也是如此的轰轰烈烈，草民在新浪网中见到有人惊叹，叫好、痛骂、评论的留言几乎都来不及刷新就被淹没在后续的留言之中，草民观察到，新浪的留言已经到达到2万8千多条。何故如此，民心所向也、民怨所指也，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顺乎民心，互动民意，真乃大快人心事。 在轰轰烈烈之外，如果对这种交织着百姓的痛快、痛心、悲凉、希望于一体的态势进行观察，可以感觉到一种不可回避的指向，就是对“土围子”的深恶痛绝。土围子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种称谓，特指一些地方的土豪劣绅、民团反动武装，借助其构筑的高墙城寨，与我红色武装抗衡的现象。而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特别是发达地区、经济重心地区的腐败分子、贪官污吏，借助手中的权力，阳奉阴违，为个人、小集团的私利，采用官商勾结的模式，形成盘根错节，枝蔓交织的关系网，上抗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下贪民众、社会的切身利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的“土围子”。往往党中央、中央政府的好措施、好政策，就是落实不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以至于有所谓“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说法。 就在陈良宇倒下之前不久，上海爆发的“社保腐败大案”，牵涉到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祝均一、上海宝山区区长秦裕，而这两位，无一例外都在上海市政府担任过要职，秦裕2002年成为上海市长秘书，年底成为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再加上目前该案牵扯到的奸商张荣坤、上市公司上海电气集团的高管（前国企高管）韩国璋、王成明等，一个活生生的土围子就在眼前。在中央的决定中，有这样的描述“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在这个土围子中，看来还包括了陈良宇的亲属，这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金钱利益，走到一起来了，在陈良宇的卵翼下疯狂侵吞国家、公众、金融资产。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的这个腐败土围子的形成是要依靠一定的政治经济气候的，是有踪迹可寻的。 政策土围子，自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央的调控决心很大，房地产是调控的一个风向标，而上海的房地产又是风向标的风向标，就是在房地产领域，宏观调控政策受到了空前的阻力，据《新财富》报道，估计2004年进入中国的热钱中，有10%即80亿美元投入了上海房地产市场。中国在制止海外热钱流入上的一筹莫展，上海对热钱的欲拒还迎，已经使上海房地产变成海外投机资金的乐园。如果没有土围子势力对投机热钱的“欲拒还迎”，怎么会有上海房地产在调控大势下的疯狂领涨。所以记者惊呼，上海的市中心楼价每平方米突破了16000元，2004年前还只在万元徘徊。在2001年，上海只有4%的住宅售价超过8000元/平方米，2003年有16%，到2005年第一季度，估计40%的住宅成交价格超过8000元/平方米，而新开楼盘成交价超过8000元/平方米的更多过50%。房价上涨之迅猛，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上海的房子已经不是一般上海市民买得起的了。每平方米11万元的“汤臣一品”，就耸立在浦东江边。靠这种畸形的发展，上海的GDP更多地依靠房地产的“贡献”，上海的服务业、制造业已经让位于房地产业，泡沫化愈发严重。中央的调控政策，对上海这样的土围子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利益土围子，上海电器集团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国有企业，其资产的优质程度，令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多家寡头如西门子都垂涎欲滴，跃跃欲试，草民搞不明白的是，这么好的国企为什么非要在这一届上海政府的手中卖掉，而令国际电器寡头们和国内众多大型企业搞不懂的却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竟然后来居上，就是社保大案的核心嫌疑人之一的张荣坤。这其中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交易，迄今无人知晓，但无可争辩的是，张荣坤仅在上海电器集团赴港上市的过程中，就获得了数亿港元的私利。张荣坤在上海金融市场呼风唤雨达5年之久，而社保腐败大案的中高级官员与其的渊源深不可测。 意识文化土围子，草民注意到一个现象，最近两年，打着“多元化”旗号，唐而皇之地在意识文化领域另搞一套，上海也是“领先”的，比如，2005年“上海湖南小学教材删除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据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介绍，当初选择这篇文章是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把《狼牙山五壮士》从新课本中删除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徐根荣告诉记者，现在社会以多元化为主，学生们需要更多更新鲜以及种类丰富的知识，2006年，又传出“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该新版历史课本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创新、外贸、政治稳定、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和谐社会。还有，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云云。 与此同时，也耐人寻味的是，曾经在旧上海名噪一时的、在新时代又春风二度的“娱乐场所”百乐门在《新民晚报》登广告招聘，有记者说是“‘百乐门’招女伴舞 上海最老牌舞厅开出过万月薪”（大洋网）、有报纸说是“百乐门招女舞师引发争议”（文摘报）、有报纸说是“聚焦‘舞女门’事件 探访上海百乐门舞厅”（《北京青年报》），标志着“上海市政府允许外资进入‘百乐门’的改造。新‘百乐门’在旧址上改造，基本上恢复了往日风貌，定位为高级舞场，以吸引上海中高阶层的消费群。”，一位老牌殖民者英国人的后裔感叹说“太有意思了，似乎回到祖父的时代。” 打掉土围子，是一种决心，是一种意志，更是一种警示。 数学：陈良宇案说明了党内资产阶层代表人物的存在性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理论做了正确的描述：“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而决议认为毛泽东的论点是错误的，而决议根据pluto网友的观点，应当是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因此决议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我已经在以前就发贴子指出过，虽然决议的观点是正确的，仍然有进一步的课题需要研究。这课题就是具体错在哪儿，只要纠正了错误，那么就能够形成正确的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是就一般原理而言共产党就不可能有资产阶层代表人物混进来，还是指的中国共产党永远就没有可能内部存在资产阶层的代表人物？或者文革的错误并不在于党内存在不存在资产阶层的代表人物，而在于寻找和处理他们的办法不对，应当用正确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或者，毛泽东只是在1965年的时候对当时的中国情况做了错误判断，当时的中国党内并没有什么资产阶层代表人物，但是如果将判断移到现在，那就是正确的？还是这种判断在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 而我认为，陈良宇这次被拉下马一案，说明了陈良宇是资产阶层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或者说代理人。因此也就说明了党内资产阶层代表人物的存在性。 有的人将陈案归结为反腐败。我就想，难道资产阶层代表人物就没有不腐败的么？我看也有可能有不腐败却为资产阶层的利益服务的。 比如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他的一系列理论和路线，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得以完全实现，因此戈尔巴乔夫是资产阶层在苏联党内的代理人。但是这个代理人贪污么？腐败么？至今的情况看，戈氏并没有贪污巨款，在苏联解体之后个人的经济生活一度还很拮据，因此他并不是一个贪官，他的行为也不能够用腐败来解释。 当然，我并不是说陈良宇案就一定不是贪污腐败案，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只能够说可能他腐败也可能他是一个并不腐败的党内资产阶层代理人。他的前台意识有可能会认为，用社保基金扶持私人企业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好处呢？难道现在的经济学家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么？ 因此，我认为党内的资产阶层代理人中，有腐败的，也有不腐败而只不过是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接受了资产阶层的价值观而免费不计报酬地为资产阶层服务的。 有的网友有可能不相信，难道会有大公无私不计报酬地为资产阶层服务的人么？当然会有，比如在这强国论坛上反复宣传右派观点的人，他们中间当然有的是拿美国中情局薪水的，但可能也有不计报酬忠心耿耿地为资产阶层服务的人，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打心眼里认为资产阶层才能够救中国。诸位右派自己属于哪一种可以自己报告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陈良宇成了资产阶层在党内的代理人却成了一个事实，说明了这种代理人的存在性。将本属于工人阶层的社保基金，工人阶层的保命钱，用来给资产阶层投资，本身就是在侵犯工人阶层的利益而保护资产阶层的利益。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内的资产阶层代理人将长期存在，就算打掉了一个陈良宇，我相信将来还会出现张良宇李良宇。因此共产党内的资产阶层代理人将和无产阶层代理人进行长期的斗争。虽然这一次是无产阶层代理人取得胜利，但下一回合或者前一回合则是资产阶层代表人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两个代理人集团是互有胜负的。 那么，怎样判定，一场政治斗争中，究竟是哪种代理人胜了邮呢？那是不容易观察的，通常要看老百姓的反应。如果老百姓反应冷漠，不解，困惑，甚至愤怒，社会上开始出现道德沦丧现象，往往是资产阶层代理人暂时占了上风。如果是无产阶层的代理人占了上风，则会发现老百姓喜气洋洋，一片喝采，大家兴高采烈。 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大家只能从广播和报刊中看消息，因此，消息有可能虚假，有可能制造假的民意，比如百姓明明不高兴，却能够报导成高兴。 而互联网尤其是论坛这种东西出现之后，情况完全不同。想要制造虚假民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可以认为，通常一场权力斗争导致了网友们纷纷叫好，表示高兴，甚至连右派也不得不叫好，则是无产阶层代理人占了上风。而如果一种现象导致网友们的沉默甚至抗议，反对，不解，愤怒，则通常资产阶层代理人占了上风。 比如当皇甫平在人民网的头版发表文章的时候，说明他在共产党内的理论界暂时占了上风，但是网上一片叫骂声。皇甫平是贪官吗？没有理由认为。但是他是资产阶层代言人却似乎是真的。 而陈良宇下台，网友们则纷纷喝彩。 这说明了网友们的情绪是客观的，不受操纵的。如果真的是把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弄下了马，又怎能引起网友们的喝采呢？ 顺便讲一句，在我的词典里，阶级就是阶层，阶层就是阶级。这两个词其实是同义的。在学术研究中用什么词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所提出的理论是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比如在计算机科学中，激光有时也叫镭射，磁盘有时也叫磁碟。那么一篇学术文章用了什么词是无所谓的，这篇学术文章揭示了什么观点才是需要认真批评的。 我的这做做法，其实也是沿用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在《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叫《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但是毛泽东当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标题其实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阶层和阶级就是一样的词，也是根据一些规范来使用，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在学术界普遍使用阶级这个词的时候，将自己原来的文章中的阶层改成了阶级。 这一点和研究地质学有一些类似。研究地球的各层，也可以分为地表地幔地核三层，但是每一层又可以细分为许多层，而且随着地球的运动，各板块之间的挤压，又形成了不同地貌中的不同层。比如有的地表就有沙漠层，而在海洋当然有海水层，等等。 研究人类阶层社会时也是这样，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将人类社会简化抽象成无产阶层和资产阶层两个大的阶层，但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中则将各个阶层再加细分，比如中农就分富裕中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几种。无产阶层之上还有半无产阶层。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层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而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够生搬硬套，而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即使是资本家，也分为好的资本家和坏的资本家。在我国建国初期猛烈的五反运动中，最后毛泽东总结时我们也知道，大部分资本家被定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违法户是资本家中的极少数。 好的资本家应当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产品，为生产力的发展做贡献。 而象那些总是在试图染指社保基金，试图侵吞工人阶层的保命钱的资本家，属丧尽天良。这样的人也应当予以严惩。 其实，陈良宇一案我也预测到了右派的态度，他们的“理论”无非就是美国和平演变理论，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必然是什么腐败说明没有一人一票啊，或者思闻又搬出什么只有一人一票才能够“根除”腐败啊。我已经都懒得驳了，有啥可驳的，有的人就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嘛。 只要看看台湾进行的倒扁，就知道那种一人一票导致了什么样的效果，哪有什么“根治”，再看泰国军方的政变，说明美国制度甚至连稳定都做不到。再看没有一人一票的香港，当初港英当局试图消除腐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一人一票，无非就是弄一个廉政公署嘛。 但是没有关系，右派们永远有话说，他们永远有理，那就让他们哼哼去吧。我反正打算不理睬，索性放他们一马，就试试看他们究竟能不能说服中国人民。他们已经嚷嚷了那么多年了，不妨再让他们嚷嚷十年吧，我看那种嚷嚷一点效果都没有。 【和谐社会研究】 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 作者：房宁,1996年 〕 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充斥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幻，现实社会主义的兴起和遭遇挫折与失败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变迁。在历史告一段落的地方，人们终于可以，也需要冷静地思考了。 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的危机反映了理论上的危机。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尚未能够对于变化了的时代以及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概括和系统的回答，从而失去了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在经历着一次发展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批判精神，而其自身正在接受历史最严格的批判，一块金币即使表面已磨光，仍有其价值；一种理论被岁月蚀去光彩之后，就必须加以重铸。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需要一次新的理论综合。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新生，才能继续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一、“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从蓬勃发展到遭受严重挫折，走过了它生命中的第一个周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解读，最具认识意义。苏联、东欧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窥探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奥秘的窗口。 关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样的断言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东欧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挫折感、失落感却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人们日益感到不满足，日益向往西方，越来越感觉自己穷、西方富。这种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 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的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七十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的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今天历史终于为那场讨论作出了结论。 二、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求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但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失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三、历史发展：决定的还是选择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变迁是否在遵循着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长久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再次将这一问题凸现出来。 将人类历史发展归因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马克思学说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又将其进一步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些也许都是对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社会与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而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历史活动是具有主体参与的活动。主体性以及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存在决定了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有着性质不同的运动发展规律。 历史的面貌是由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构成的，是客体和主体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与发挥作用的结果。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在社会领域，人类拥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生活方式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提供的是基础性的因素，但没有直接构筑与描绘历史的图景。直接的构筑与描绘历史图景的是作为主体人，是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活动。在历史领域，所谓的客观必然性，实际上是以可能性的形式提供的──因为，物质基础只能限制主体的活动而不能直接支配主体的行为。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可以决定人不能做什么，但它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们能做什么。物质条件提供的可能性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这就为人们的主体性活动留下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历史面貌的最后决定是主体在客体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活动和选择的结果。 人们谈论历史规律的时候，常常提及客观物质条件的第一性问题，即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在用抽象代替具体，用一般混淆特殊。仅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当然一切都来源于物质世界，一切都由物质生成、演变而来。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历史进程是主客观的统一。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起决定作用，纯粹是个实践问题。一般来说，当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客观条件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主观条件具备与否就起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决定性因素。 把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客观性的历史决定论或曰经济决定论，在历史观上的基本缺陷是：丢弃了历史观察的时间维度。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并不否认社会领域是人的领域，也承认人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但决定论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社会规律是依人的主体性而转移的结论，也不同意历史规律是主客观统一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社会规律就其本性而言是客观的，它的基本公式即是：“只要有……就会有……”。坚持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核心理由是认为：主体的意愿、目的、动机等，最终还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即主体本身同样是被决定的。 抽象地说存在决定意识、主观来源于客观，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引入时间维度，使我们进入四维时空，那种主客体、主客观的线性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在时间的维度上，客体对主体并不具有一种恒定的、持续的决定作用；同样在时间维度上，主体也会依照自身的逻辑和价值取向自行演绎、发展。主体的社会意识一旦从客观世界中产生，也就脱离了客体而独立存在了。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必有其客观来源，但此意识已非彼意识，意识的产生与意识的发展不是一回事。客观中有的未必意识得到，客观中没有的可以去创造。意识与主体性的发展需要自身的积累和飞跃，而这些并不都是以客观条件为转移的。社会意识并非社会存在的附属物，而是其对立物。客观性与主体性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两个异质的环节，将其进行形而上学的对照只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庸俗历史观。 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社会化及其程度制约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和水平，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尚不具备、尚不成熟的时候，就搞不了也不能搞社会主义。但是，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具备之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逐渐转向取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了。在类似的客观条件下出现不同的结果，显然是主体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物质基础提供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与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对立统一体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历史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历史的长河冲刷着客观世界，也激荡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历史也是主体性发展成长的历史。人是一种否定性的社会存在，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否定意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体性成长意味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加强，进而意味着主客体关系的改变，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被主体“撑”大──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因素作用下降，主观因素作用上升。 在主体性的幼年时期，人被自然与物质生产、生活条件紧紧地束缚，生活在必然王国之中。物质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极其狭小，人的选择性极小，甚至无可选择、极其被动。极小的可能性空间中出现的现象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那时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甚至可以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就曾视蒸汽机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然而随着主体性的成长，那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便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体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日益加强。今天人们甚至看到封建君主制、资本主义议会制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存于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的同一时代的历史奇观，这是主体性发育成长的表现。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主体性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作用在上升，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历史角色转换的时代，历史舞台上传统的主角──客观性正让位于主体性、主观性。这一点是否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失败变得更加清晰了？ 如此高扬主体性并非意在贬低客观物质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人的社会意识的本性毕竟在于否定存在、超越存在，而不是适应存在。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是主体冲破客观的限制性，摆脱被动性的历史。客体是主体的幼稚园，成长着的主体性终将带领人类走出客观世界的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 卢卡奇深有体会地说到：“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的确，马克思曾热情地呼唤主体性 ──“以往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决定论也许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 但它的视野中绝没有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问题”，物质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世界在按自身的规律变化，何须改造？然而，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来培育。 我们不需要经济决定论继续充当精神的保姆，也无须“必然”和“规律”一类坚定的话语籍慰我们的心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今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对社会正义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 现在是摒弃那种缺乏辨证观的决定论的时候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谈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十分空洞的话题。它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将其演化为一种泛物质主义。物质，变成了冥冥之中按其面貌改变操纵一切的另一位“上帝”。泛物质主义的实质是否定主体性，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当然它也对主体性、偶然性网开一面──将主体贬为客体的木偶，把偶然当做必然的幌子。然而，一幅新的历史图景正展现于我们面前──日益扩张的可能性空间正在变成主体性的圣地，正在变为偶然性的乐园。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体系。英国当代哲学家麦克莱伦把马克思的学说形象地比喻为：人类探索社会历史规律的“地图”。如果认为社会历史是主客观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客观方面的纯粹科学？还是一种反映劳动阶级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还是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抑或价值观念，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开篇即声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既是革命的、批判的，又是科学的。科学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从功能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反映了社会历史领域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人们的通常所说的历史规律。价值，一般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一切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代表平民反抗精英统治寻求社会解放的愿望。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基础上的价值？还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所谓“科学基础上的价值”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预测了人类的未来，而这种科学认识恰好符合了劳动阶级及平民的利益与愿望。难道有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吗？其实，人们建立或选择某种科学本身就有目的，就是某种价值取向导致的结果，而非科学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则意味着：它是以实现劳动阶级及平民解放为目的，而非一种一般的社会理想。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研究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与方法，指导寻求解放的道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应从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层次上加以分析研究。尽管有时人们笼统地把马克思的学说涵盖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中。但严格地讲，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说过：“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写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必须能够回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必须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而马克思的学说则是历史的，它有着确定内容和固定边界。 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例外。追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倾向与作为劳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固有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便反映了马克思学说内在的矛盾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古尔德纳曾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的确是由注定它要被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规律所支配，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问题是要改变它’呢？如果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科学保证了的，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气力去为它安排葬礼呢？既然看来人们无论如何会受必然规律的约束，为什么又必须动员和劝告人们遵照这些规律行事呢？” 熟悉马克思的思想与生平的人，都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身上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种倾向。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承认人的有目的的行动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一生都在期盼和发动对旧世界的革命，他热情地诉诸无产阶级、诉诸阶级斗争；但马克思又声称他并不是在仅仅追求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理想，而是在客观地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他语焉不详地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时的马克思宁愿象苏格拉底那样──仅仅作个接生婆，来迎接历史新生儿的诞生。恩格斯则干脆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 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科学”与“价值”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他们在《宣言》最后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但在工人运动低落的时期，马克思又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几乎把他的学说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一笔勾销──既然一个社会在其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那么马克思的学说除了预告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一个社会在其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就注定会灭亡，社会主义运动岂不是对历史进程的干扰和历史的多余？！马克思在这里显露出了他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的痕迹。萨特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至少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历史舞台上空无一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主体作用留下任何余地。 在人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革命”的马克思，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旧世界发起冲击；另一个是“科学”的马克思，他很象一位站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气象预报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上的分野总是泾渭分明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或者说，马克思逐渐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试图从两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片面去认识和解释历史。 实际上，马克思学说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又不是纯主观的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客观可能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因此，以社会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理论，既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又不能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一定是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对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可能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认知。二者的统一性至少表现为：第一，科学的建立是以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前提的，是人们为完成特定的目的而选择和创造的手段。第二，在社会领域科学预言会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即产生“俄狄普斯效应”。第三，社会科学只是意味着对某种可能性的认知，而可能性的实现则要靠人们的主观努力。第四，科学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方法和手段，离开了信仰和主观努力，科学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科学从来都是一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科学。只是对于有相同信仰与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才有共同的科学真理。迄今为止的人类没有真正建立过统一的价值标准。反过来讲，价值的实现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与条件，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找到实现主观目的的物质手段。就一些简单事物而言或在简单系统中，人们时常可以总结出一些事物间的不受主观意志左右的因果关系，构成某种微观层面上的知识；但就复杂事物而言或在复杂系统中，时常是离开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动。 由于马克思学说本身存在着“科学”与“价值”倾向的矛盾，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为了两种范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相反相成：既相互对立、相互质疑，又相互包容、相互渗透，也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使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时常是两种倾向并存，只是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改造，使之成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认识工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功能日益丧失。各国共产党人日益强调按“客观规律” 办事，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公平则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 “科学化”倾向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朔到伯恩施坦。上个世纪末，当资本主义平稳发展而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理论纲领－－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按照伯恩施坦的解释，所谓的“运动”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条件的增长。政治上伯恩施坦进而主张，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与资产阶级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主要不是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与统治。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生产力，反而推迟社会主义的到来。列宁是伯恩施坦主导的第二国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对立面。但是，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是个典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思想中科学马克思主义成分占据了上风。正是在那时，列宁提出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他的两个著名口号。与列宁相比，斯大林的精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了，他建立和健全了一种依靠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体制，以寻求国民经济更有效率的超常规发展。当然，列宁的公式和斯大林的论断都是有前提和特定目的指向的。但是，如果目的的实现没有寓于手段的实施之中，目的最终还是要落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逐渐蜕化成了官僚特权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政权的人民性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和道义的承诺之上，最后也因缺乏实际的内容而被轻易的抛弃了。 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思想理论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相关。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是主、客观的统一，脱离了人的主体性、阶级的主体性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抽去特定的价值属性，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社会实践性，而脱离实践的知识体系是不具备社会功能的。信仰是社会理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理论只是一堆空洞的辞藻。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使其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解答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是，科学的真理性总是相对的，总会在实践中遇到遭到诘难。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动，出现一时无法回答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几乎就要立即陷入一场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与混乱。没有信仰支撑的理论是脆弱的，它总要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不停地做说服工作，以赢得信任。作为科学，它只有给予认识对象一个周延的解释，才能真正赢得信任。一旦出现反证或例外，科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了。为了填补所有的漏洞和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被演绎得极其庞大、极其复杂。体系常常是真理的坟墓，何况一个试图包罗万象的体系。于是，马克思主义被一大堆极其平庸的、有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知识搞得面目全非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真实的遭遇。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体，其科学性是相对的而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会不断地变动、淘汰、更新，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追求。今日马克思主义需要来一次再意识形态化，需要一次价值的复归。 五、未来人类：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 发展生产、追求增长是人类传统的基本价值标准。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对抗与超越客体。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为此人类建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本质上也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挣脱自然的束缚中，发育了自己，塑造了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逐是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发展的手段。由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人类日益强大。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洋溢着乐观的情绪。 唯物主义的真谛在于它说明了自然界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界限。尽管主体性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然而这个空间毕竟是有其最终边界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平衡。 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断推动着人类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流让路。在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遇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挑战－－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触及到了自然的极限。相对于人类经济活动增长的自然极限，人类已有能力改变和破坏适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界。事实上人类正在改变和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今日之人类正在“透支”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人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科学技术能够拯救人类和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吗？决定论者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或者最终能够解决，包括环境与生态问题在内的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难题。他们说：人类过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理论的推导还需实践的检验，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说明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现实的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损耗和破坏的速度。出现的新问题远比解决了的旧问题多。退一步讲，如果时间允许又没有太多的新问题产生，科学技术还是能够最终解决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但是，时间不够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注定了，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一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 市场经济曾使人类获得了一次解放，获得了一种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置于增长的陷阱之中。市场经济将人的异化推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主体性的极大张扬，却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丧失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主体缺失。市场经济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战争状态。由异化了的需要推动的无限膨胀的生产活动，通过破环和毁灭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也在破坏人、毁灭人类本身。现代生产活动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些什么？人类不改变自己，还需要些什么？ 从总体上看，目前生产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全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需求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小，生产越来越依靠制造需求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基本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满足其自身的自然需要的临界点。目前人类的贫困与社会差距问题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类亟须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和建立新制度来解决这类问题。企求更大的“蛋糕”是徒劳的。“蛋糕”已经够大了，而且不能再大了。人类应当做的，也许还来得及做的，是改变自己。 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和压迫。人定胜天的信念鼓舞着人类前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人在观念上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之间的对立，也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表现。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和人类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 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未来的新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周详的内容，我们还无从知晓。但这一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取向是确定无疑的，即主体性指向的变更：从改造自然转向改变自己。以往人们也在改变自己，但那是为了适应于改造自然的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未来的人类既不再是自然的奴仆，也不可能主宰万物。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的建立。新的和谐关系建立的起点，是一场改变主流价值体系的观念革命，它将解放人类的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决定论的窠臼；它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估价历史，重新定义幸福。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社会进步最终总要表现为人的觉醒，人性的进化。历史一再表明：没有哪一种“科学”，能够确保人类的进步。命运只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提供了新的合理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将成为设计和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理由。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在于：它的使命是改变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仍然在为人类指明未来。因为，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和谐的实现，又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终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和谐，曾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漫长的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今天的人类终于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个古老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和谐还是毁灭，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现实和紧迫。于是，和谐作为一种新理性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面向未来的人们已经望见了新理性的曙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复归。和谐，意味着人类最终摆脱动物界上升为人；意味着人类从物质生活领域的异化中解脱，向精神生活领域复归；意味着升华人类生活，进化人性。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那里将是人的乐园。 韩德强：通向和谐社会之路 1998年8月29日 一、反思与前瞻 回首资本主义五百年历史，溯及人类社会由混沌未开到战争与文明并行，目睹共产主义思潮的诞生、壮大和失败，我们深深感到，这一部人类历史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世界冲突渐开、矛盾渐剧的历史。随着世界历史逐渐联为一体，人与人的矛盾从部落走向地方、国家，从国家走向国际，直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越来越深刻的主导其他一切矛盾的矛盾，即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它既表现为南北矛盾，又表现为西西矛盾，更表现为西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同时急速发展，表现为日益深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同时则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为了争夺人与人矛盾中的有利地位，以役使自然作为自己的手段，并美其名曰“人类征服自然”，而事实上人类是被重大的、无处不在的矛盾深刻地分裂着，因而事实上“征服自然”是征服他人的伪饰。同时还是人内心世界矛盾的加深过程，随着资本主义赤裸裸地宣称“私恶即公利”，道德体系彻底崩溃，人越来越被原子化、感官化、即时化，即越来越被动物化，然而人的残存的理性又使人难以摆脱对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因此内心冲突于今达至极点，家庭解体、性关系畸变是行为失范的典型写照。 在人类历史上，矛盾从局部走向全局的过程是矛盾在局部积聚、在全局爆发的过程：从个体与个体的械斗到部落间的争战，从地方割据到列国战争，从民族与民族的世仇，到国家对国家的侵略，从个别国家间的冲突到国家集团间的世界大战的出现。今天，经济全球化源自资本集团间的垄断竞争，区域化才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本质。美、日、欧三大资本集团间的经济竞争始则以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方式进行，今天则以货币贬值的方式进行。这三大集团的竞争因苏联的解体而失去共同利益的制约，不但在经济上越来越激烈，每一个集团都不惜以世界经济崩溃为代价来获取竞争优势，而且逐渐走向政治和军事领域。欧盟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到军事一体化只是个时间问题，以日本为主的东亚经济区在这次肇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增强了唇齿相依的共同感，欧亚大陆以欧洲、日本为经济中心，以俄罗斯为军事中心的大联盟正初见端倪。一场新的真正的世界大战正在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局限在欧亚大陆，而下一次大战美洲大陆恐怕就在劫难逃了）。 遗憾的是，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在这个世纪末遭受重创。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复杂，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也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享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进步论，同把技术成就泛化成历史进步，同诉求于“物质极大丰富”，同样缺乏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同样不从每一个人都作为价值主体的立场来考察主体与主体的矛盾，同样不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局部性的，由此而奠基的国际共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也就是局部性的。局部性改造遭到总体性抵制的颠覆，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的根本原因。 由此观之，二十世纪固然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同时也目睹着资本主义从混乱走向毁灭。现存着不可冀希，替代者又土崩瓦解，于是全世界的精神层面发生着最彻底、最根本的动荡和困惑。作为其表象，反传统、反逻辑、反理性的后现代状态（一般称后现代主义。《读书》杂志对此有精彩分析，认为主义一词本身就是现代的，是体系性的，理念性的，与后现代特征格格不入）扫荡全球，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唯有听任世界末日的到来。 这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前景。然而，绝望中也孕育着真正的希望。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性改造及其失败的历史中，我们才有可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才有可能提出总体上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才有可能寻找和把握改造的时机和方式，瞻望改造的过程，从而重塑理想、信仰和价值体系。 二、 和谐社会 我们把这一新的改造理想称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世界三大矛盾的全面和谐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是需要调节人口的数量，在目前人口过度密集，远远超过地球可持续承载能力的情况下，则要实现人口的负增长，以便在未来使地球人口在合理规模（这是需要研究的）上的保持零增长；二是要控制人均消耗物质资源的增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改变资源消耗的极不平衡状况，增加公共资源利用，在未来则构建合理的公共消耗和个体消耗水平和结构。 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只有在人与人和谐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罗马俱乐部在保持世界经济结构的剥削性、掠夺性，保持资源消耗极不平衡格局下的零增长是不可能的。即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避免生态灭绝的到来。人与人和谐的实现，其实也就是阶级对立的消灭。由于阶级对立的深刻性，很难设想统治阶级会自动放弃剥削压迫的特权。剥削、反剥削，压迫、反压迫，降顺、反降顺，奴化、反奴化，压抑、反压抑的斗争事实上渗透在每天、每时、每地、每人的每一个事件中，渗透在对每一个事件的解释中。从被统治者的地位来看，这每一个事件解决和解释都由暴力作为依据或直接就是暴力的。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优势地位，因此，这每时每刻的阶级斗争都不利于被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消灭阶级对立的动力必然来是被压迫阶级，而其方式也必然带有群体性和暴力性。关于这一点，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有清醒认识并希望对之改造的人，对于深受其制度性压迫的人，都很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所在。从哲学意义来看，任何革命必然是暴力的，因为革命即质变，而质变不可能平缓进行。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二十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承诺的科技合理性、公平竞争的经济合理性、议会民主的政治合理性越来越远离现实，向来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有可能背叛这个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寡头们众叛亲离，在一场形式上并不暴力的变革中落荒而去，相对顺利地实现社会质变。 当然，这是人与人关系实现根本变革的最理想途径。现实也许比这来得严酷得多。还在依附性阶层背叛之前，资本主义的制度内积聚的暴力就会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我们希望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从前两次大战的情况看，当舆论还受统治寡头操纵时，反战力量很难抵御狭隘爱国主义热情的煽动。万一这种情况到来，那么和谐社会理想的传播也许就是为资本主义的死亡筹备丧事，并在战争的前、中阶段成为并不强大的战争减缓剂，在战后的反思中的实现新的社会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依附性力量的反叛也许只有在其所依附的对象彻底毁灭后才会有效进行，即便如此，这种反思对实现和谐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变革的实现需要人内心世界的根本变革来起动和巩固。在后现代状态统治下，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能力，甚至也丧失了认识社会的愿望。这就意味着，和谐社会理想的发祥和传播首先只能在一小部分已经或可能实现内心世界变革的人那里进行。人的内心世界也充满着矛盾，最根本的矛盾是感官满足与幸福之间的矛盾。获得感官满足是任何动物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寻求幸福却只是思考着的人才可能具有的。资本主义的进展使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无与伦比地拉大了，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即时的感官满足，但却失落于软弱无力、缺乏意义感、充满着困惑和不安，因而必须以更多的感官满足来消磨时光。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幸福感：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赞叹，对自己的行为与世界关系的清晰认识，既有源自方向感和意义感的激情，又有对重大事变的预见和容纳的平静。这种幸福感以往社会的人多多少少地享有，老子、孔子、释加牟尼、耶稣等人就具有这类幸福感，而分享这些大思想家成果的普通信徒们也都能体验到。西谚“美德即幸福”就是对此感受的简洁概括。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从人心深处呼唤价值观念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到了个人与他人的统一。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这种统一，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在对历史的更深刻的理解上重新发现这种统一。 有了对人生幸福和意义的追求，才有可能彻底摆脱以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寻求越来越难得的感官满足的恶性循环，也才有可能避免社会变革后的执政集团的变质，因而才有可能使和谐社会成为稳定的、具有抗干扰能力的社会。资本主义是有抗干扰能力的，这表现在资本主义不但有可能经历世界大战的摧毁而重生，即使一时成了社会主义，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私欲的复苏和膨胀颠覆其制度。如果说感官私欲是资本主义制度抗干扰能力的源泉，那么对人生幸福和意义的追求将是和谐社会稳定的磐石。 三、中国怎么办？ 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可能最早通向和谐社会的国度沦变为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小伙计，这恐怕是未来世界历史会记录的最重大的人类理性和良心的挫折。其所以能实现这种转变，要害仍在于为自私自利正名，向感官满足的文化屈服，以经济人为核心来逐渐改革经济体制。 于是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了，成为世界经济海洋里遨游着的几百条大食肉鲸鱼的美味佳肴。科技精英纷纷为跨国公司效劳，教育之花被美国人以低廉的奖学金摘走，民族工业纷纷败下阵来，只有一大批生产服装、玩具的合资企业发挥了廉价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外围地带。然而，这种靠低廉价格赢得的优势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日元和东南亚货币贬值的威胁，迟早会被卷入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浪潮中。 与此同时，则是国内的权势集团以卖祖宗财、断子孙路的方式，对人民粗暴地、大规模地、系统化地进行掠夺，使国内急剧两极分化，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普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由此也从工农联盟为基础转变到以资产阶级为基础。与此同时，则是工人和农民的主人翁权力遭到剥夺。工人的各种福利措施被取消，铁饭碗被打破，大批工人失业，工资水平重新定位在养家糊口的标准；农民则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被抛向“多收了三五斗”的市场，乡村两级政权被善于以权换钱的人、先富起来的人、家族势力乃至流氓团伙把持，苦不堪言。 更为糟糕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共产党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搞了资本主义，臭了社会主义，使人完全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资本主义的价值准则还把一切是非观念完全颠倒过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售良心和道德，杀熟（指坑害亲戚或朋友）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荡然无存。这种风气极大地腐蚀了年轻人，自我中心，玩世不恭，追求感官，浅薄无知，后现代心态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都使中国今后面临全面危机时所能动员的民族自救力量严重缺失。 这二十年还是人与自然关系在中国急剧恶化的时期。今年的长江洪水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这也是人与人关系恶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典型案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顾一切地煽动发财致富是乱砍滥伐森林的罪魁祸首；村级集体经济消解是长江各支流中小水库长年失修和毁坏的主要原因；而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则是长江干堤失修或修而不固的关键所在。 可以初步判断，时至今日，政府的权力资源已经基本消耗殆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动荡正在酝酿之中。这一场大动荡和世界经济的大萧条相重合，其烈度将是空前的。这场动荡有可能使中国右翼势力猖獗，把中国煽动成为积极向外发泄，充当美国在亚洲的桥头堡，带头冲进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也可能使中国左翼势力觉醒，重新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使中国不仅摆脱罪恶的世界大战，而且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带领人类走向和谐社会的先行者。 四、我们的议事日程 中国是有这种潜力的国家，也许甚至是唯一的国家。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欠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负债尽管越来越多，尽管俄罗斯所展示的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尽管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轮廓越来越明朗，但仍然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痴迷地抱有坚定的资本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势必在未来若干年里继续遭到沉重打击，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右翼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资本主义，固然与他们的立场、倾向关系密切，与他们的钱包关系密切，但其为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理论迷误之处，一旦这些迷误被未来一一挑破，并不排除右翼的分化。事实上，这种分化已经出现。近年来主流改革派中游离出来一些“公平改革派”，开始对改革进行有限度的反思。 未来中国的希望将与右翼的进一步分化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知识分子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而这在当代政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世界各国，阶级矛盾比中国更深重的国家比比皆是，但并未能使社会矛盾向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解决。伊斯兰世界在与庞然大物的西方世界相对抗中发展出了城市游击战——即所谓恐怖主义，但并没能触动西方世界的筋骨，而且在使世界舆情前孤立了自己。这都提醒我们时代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武装斗争如果不与强大的理论攻势相结合，很可能只是徒劳的抗争。 因此，我们的议事日程中首要的是形成理论阵线上左翼大联合，并加速使对右翼不利的客观形势转化为分化右翼的理论攻势。 右翼固守的防线是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是，这道防线是感情型的，因而是不牢固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一场内战，它再坏能坏得过灭绝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坏得过灭绝性的生态灾难？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消除人与自然、人内心的战争状态。无论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都是有来胧去脉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必须去理解的。右翼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罢了，他们还阻止别人去理解，把文革说成是全国性精神病发作。其实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沉浸在对自身往事的追忆中难以自拨，才是真正病态的。值得赢得起码尊重的右翼知识分子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二十年后中国的确复辟了资本主义。至于这件事好不好则是价值判断，左右翼自然不同。我们的问题非常简单，如果中国共产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转变是可以想象的吗？这道感情型的防线是必须破除的，也是必然会被破除的。因为历史总归要有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解释。 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传统，中国也有理解历史的传统，中国还有着神奇的辩证法和矛盾论传统，中国应当也可以在世界性灾难到来的时候为世界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既是我们紧迫的使命，也是我们长远的目标。 【毛泽东研究】 邸延生：毛泽东1964年同金日成和吴旭君谈中国前景 毛泽东1964年同金日成谈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 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天下大事分久比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并对金日成解释说，“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接下来，毛泽东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严重的估计：“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同志有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再问：“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拿在他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这次长时间的谈话，金日成感到毛泽东鉴于赫鲁晓夫的教训而对中国的前途心事重重、顾虑太多…… 以上内容节选自《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30——331页。 毛泽东1964年同护士长吴旭君谈中国前景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向吴旭君谈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毛泽东注意身体，而毛泽东却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摘者注：指反修防修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 吴旭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长了，了解毛泽东的脾气，对于毛泽东说这样的话，知道没办法劝，只得听毛泽东继续说下去：“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实在担心毛泽东的身体，不得不劝慰说：“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烟，继而又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一副愁绪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主席的身体要是出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毛泽东说：“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吴旭君见毛泽东谈起这个问题，知道毛泽东经常为死去的革命烈士们而感到难过，更知道仅毛泽东自己身边就牺牲了6位亲人，包括他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儿子毛岸英、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还丢了几个儿子和女儿…… 以上内容节选自《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31—332页。 龚忠武:长征出了个毛泽东――纪念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 一、长征与毛，毛与长征 长征是英雄的雄浑赞歌，是人类精神的完美结晶；是无数英雄用鲜血和心志书写的一首人类历史上空前悲壮的史诗，和一幅超迈千古的壮丽画卷。 红军的英雄们，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变绝望为希望，从垂亡走上新生。 毛泽东是英雄中的英雄。 是他，领导了长征；是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共，挽救了中国革命。长征成就了毛的不世功业。 长征与毛，毛与长征，是历史的孪生儿；没有长征，就出不了毛，没有毛，长征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今年，适值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鉴于当前毛的英雄形象和长征体现的刚毅尚武的民族精神，受到人欲横流的拜金主义的严重腐蚀，所以深受长征之惠的我们这一代，更应抚今思昔，重温反思一下长征的历史，发扬不朽的长征民族精神。 重温反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长征前，红军是如何陷入绝境；一个是长征期间，毛是如何使红军绝处逢生。 二、留苏洋共当起了家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多变、吊诡反复的，甚至有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1930年代初期长征前後江西苏区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时，正当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统帅的工农红军在江西苏区击败了蒋的四次围剿战争，不断成长壮大的时候，却从遥远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吹来一股强大的政治寒流；从1930年初起，一批28个二、三十岁初出道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奉共产国际之命，陆续回国，参加中国革命。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是他们回来是指导革命，不是作为一名革命的小兵参加革命。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导下，纷纷进入中共中央，并将他们的代表人物两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王明（陈绍禹，1904－1974）和博古（秦邦宪，1907－1946）推上了最高领导岗位。然後逐步将他们的势力扩张至全国各地的苏区，当然更是包括江西苏区。真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 自从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为欧风美雨推波助澜以来，东西洋留学生一回国就成为中国党政军学各界的头面人物。流风所至，博古和他的留苏同学们一下子成为新贵，并不令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就是发觉了，也只能顺着大流。 但是，他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却是极其严峻的，他们的资望，他们的洋学识，他们对中国革命现实的理解，能够承担这副历史的重任吗？ 残酷的政治现实立即把这批新贵推到了历史的前沿。随後的两三年里，蒋介石加紧清洗和镇压上海革命势力，这批新贵寄身的上海中共中央，东躲西藏，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至毛的地盘江西苏区。然而，他们是党中央，他们理所当然地反客为主，凌驾江西苏区之上。这时的王明已随米夫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走前指定他的亲信博古为接班人，坐上了中共的第一把交椅。 这时，他才24岁，但历史却错误地让他手里握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大有真理在此，舍我其谁的君临气慨！为了树立他的绝对权威，原来苏区的权威，已届不惑之年的江西苏区缔造者、党军元老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追随者，当然是挡路石，必须排除。不止是排斥他的人身，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洗他的军事路线和思想，代之以他们从莫斯科引进的一整套未经论证和实践检验过的马列理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 江西苏区随之弥漫着一股「顺我者上，逆我者下」、「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寒流。毛是个道地的农民土共，无论在年龄上、学历上、革命资望上，同这些少不更事的新贵，都很少有共同语言。所以毛在长征前後命定要遭到打压的政治厄运。在1932年10月12日 的宁都会议上，留苏洋共尖锐地贬斥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是土法子，过时落后，解除了他的兵权。此后一直到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的两年多时间里，也就是红军多灾多难、几乎惨遭灭顶之灾的岁月里，毛再没有碰过枪杆子。 他的利剑被封藏了！他，一个被迫靠边站的文人书生，只好又重操旧业，拿起了早年的笔杆子，隐居在瑞金山中的一座寺庙里，总结反思历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但他并没有消极地与世隔离，而是积极地从事实地的农村调查并密切注视党内的动态和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耐心地等待时机。 三、请来了洋军师 1933年正当蒋介石积极准备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围剿军事行动的前夕，中央苏区的首要工作当然也是在准备反围剿战争，军事压倒一切。然而，负总责的第一把手博古由于自己完全是个军事的门外汉，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但却又阴差阳错地掌握了枪杆子，只好要求共产国际派来一名德国籍的军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1974，中文名字叫李德的职业军人）当他的军师，军事顾问。因为在博古的眼里，李德这个职业军人，深受斯大林赏识、具有苏联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骄人学历，并且又有丰富的实战和地下革命斗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出色的街垒战的专家。这些军事资历，在唯苏联是尚、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博古的眼里，都是他和他那一帮28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所缺乏的。 然而，共产国际明确交付给李德在中国的任务本来只是一名备供提出咨询意见的军事顾问，不得对红军直接发号施令。然而，博古却一个人自作主张，轻率地把指挥红军的帅印交到一个才到中国不到一年，一个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历史、中国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一无所知、方过而立之年的德国人手里，虽然他满怀国际主义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虽然他确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 博古的错误决定，几乎葬送了红军和中共，断送了中国革命。历史老人，真是同红军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四、洋军师的法宝灵吗？ 将，是点了，帅也拜了。但是，这些只是个名义，李德有没有真本领还得在战争中检验；他不仅要通过博古这一关，更重要的是，必须要通过蒋介石那一关，必须解答蒋介石出的难题。而出这道难题的人，竟然也是个德国军人，一个希特勒特别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资深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这个赛克特可大有来头，出身于普鲁士贵族，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曾经当过德国的陆军总司令，官至一级上将，在德国军界享有盛誉。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的资望、军事阅历，却仍然闪闪发光，丝毫没有过时。 而李德最高只当过骑兵团团长。两军交战，勇者胜，但智者更操胜算 ，因为最终较量的是统帅和军师的智慧、谋略、经验和指挥艺术。博古，虽然孰读马列经典，但对兵学却一窍不通，也没有实战经验；他的对手蒋介石（1886－1975），年近知命，却是国内激烈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老手，又手握全国的军政财经大权。 军师李德，也是红军实际上的统帅，无论就年龄、资望、军事理论、实战经验、指挥能力而言，说他是赛克特的一名後辈和学生，毫不为过。据说宋美龄听到李德拜帅这个消息後高兴地说，他同我们赛克特将军相比，真是「不啻小巫见大巫！」 蒋介石也庆幸地笑着说，学生怎么能够打败老师呢？并且极尽揶揄、语带鄙夷地说，「这个少不更事的博古，竟然重用李德，证明他很幼稚，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娃娃，真是天助我也！」蒋似乎已胜卷在握，而他的对手博古却还在盲目地乐观哩！ 赛克特围剿红军的锦囊妙计，可简称之为「堡垒战主义」和「阵地战 主义」，也可归纳为十六字真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堡筑路，逐步推 进。其精神在于主动地打一场「围而歼之」的消耗战。蒋即按此妙计布阵，对苏区进行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围剿战争。 李德的良策妙方竟然也是「堡垒战主义」和「阵地战主义」，也可归纳为十六字真诀：修堡建垒、固守阵地、短促突击、力求自保。其精神是被动地打一场「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消耗战。博古只有听之任之，放手让李德按此良策进行第五次的反围剿战争。 赛克特和李德两人的攻守谋略，所依据的都是当时德国、西方和欧俄流行的、需要有强大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后盾的阵地战和堡垒战的现代战争理论、战略和战术。他们来自工业化的欧洲，制定出这样的战略战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博古对李德制定反围剿的谋略完全缺乏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竟然把一套「削中国之足，适欧俄之履」的洋军事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君不见，为了证明他对李德良策妙方的充分信任，还特别向当时在瑞金出席中革军委会议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伯承、洛甫、项英、王稼祥、邓发、凯丰等（这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高级将领正在前线指挥反围剿战斗）郑重推介，赞誉李德的十六字真诀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法宝」。 究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还是葬送红军的「魔咒」？只有――而且只有――用战火和鲜血来检验了。 五、广昌惨败 检验李德法宝的两场决战先后爆发了，一个是攸关第五次反围剿胜败和苏区存亡的广昌决战；一个是攸关撤出江西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成败的湘江决战。 先说广昌决战。1933年10月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了确保此战必胜，事先在江西苏区周围修建了数千公里的军用公路和为数多达14000多座的钢筋水泥碉堡，相当于修建了一道坚固的长城，在江西苏区撒下了天罗地网；然后逐步由外向内压缩推进，将网逐步收紧，以期最终能够像坚硬无比的老虎钳一样，夹杀红军。 这样的部署，显然是赛克特汲取了前四次围剿战争中败于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惨痛教训而为蒋谋划的。可是，蒋后来才知道，当时他的对手已经不是毛泽东了。 1934年4月10日，蒋介石令陈诚亲率10个精锐步兵师，一个炮兵师，分东、西两个纵队，向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推进，直指瑞金。为了保卫瑞金，李德决心在这里与来敌大打一次主力对主力、阵地对阵地的大决战。遂急调红一（林彪）、红三（彭德怀）、红五（董振堂）、红九（罗炳辉）四个军团，集中广昌，而且博古还下达「誓死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展示决心。 广昌位于盱江两岸，四周全是高山，开阔地不到10公里，易守难攻。但是陈诚的进剿军，一面用猛烈的炮火为大军开路，一面每天派出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敌人每推进四五里就停下来修筑碉堡防守，然后后续部队梯次推进。就这样，10个精锐步兵师逼近广昌城下。 红军的简陋堡垒，在大炮、飞机的轰炸下，纷纷化成灰烬。敌军的坚固堡垒，由于红军没有重武器对之轰击而完好无损。至于李德的看家法宝「短促突击」，蒋军的大部队尽量避免暴露在碉堡和公路之外，只有在重炮、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才向前推进，所以也派不上用场。更令红军指战员恼怒的是，那些服从命令、坚决执行「短促突击」战术的红军战士，还没来得及冲出堡垒时就被猛烈的炮火和频繁的飞机轰炸，活活埋葬在自己的堡垒里了。结果，生还者寥寥。「短促突击」的法宝不但没有杀伤敌人，反使红军自己遭殃，法宝竟成了魔咒。 指挥这样一个敌我实力悬殊的战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都知道是绝对打不赢的，必须当机立断，撤出危城，减少伤亡。所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忧心如焚地向来到广昌前线的李德大胆地建议说：红军简陋的土木石堡垒根本无法抗御敌军大炮飞机的密集射击轰炸，所以广昌绝不能誓死固守。如果一定要坚守的话，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的12，000人必将全部牺牲。然而，李德却充满信心地对旁边的博古说，「我倒要看一看他蒋介石的攻势厉害，还是我红军的防守厉害。」也就是说，要看看究竟那家的法宝厉害。 残酷无情的战火将李德的符咒焚为灰烬！十五天後，坚守广昌阵地的红军弹尽粮绝，危在旦夕。李德这时居然还想困兽犹斗，祭出他的看家法宝――他所擅长的巷战，妄想同敌人在广昌城里打巷战。幸好没有成为事实。 4月27日深夜，红军被迫弃守广昌，次日陈诚大军随之占领。一场惨烈的较量，以红军的惨败告终，为此付出了5500多名指战员宝贵生命的沉重代价。 毛泽东早已预知此战必败、并且一再告诫博古、李德务须避战。果然，让他不幸而言中！ 这个战果就是赛克特为他的德国後生所打的惨不忍睹的成绩单！相较于毛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虽然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但仍然用的毛的战略战术）的骄人的成绩单――苏区扩地1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百万，红一方面军多达10万之众――反差是多么强烈啊！ 六、这是打的什么仗 于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官开骂了，彭德怀指责李德「瞎指挥」，说李德 「把红军七八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糟蹋光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李德争吵起来，批评红军在广昌决战中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挡战，拿血肉之躯去挡像个铁滚子滚过来的敌人。怎么挡得住呢？李德气极，指斥刘「不配做伏龙芝的学生」，刘也不客气地回敬说，「伏龙芝那有你这样的学生！？」 李德作为军师和实质统帅的威信开始遭到严重质疑和挑战了。博古的境遇比李德还糟。一向被博古视为留苏老同学和忠实支持者的政治局常委洛甫，竟然也同他吵开了，后者认为，作为广昌决战的直接指挥者的李德和博古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应该检讨。博古真不敢相信，广昌之败竟然将他的老同学和忠实的支持者洛甫推到毛泽东那边了，于是严厉批评洛甫犯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顶大帽子把洛甫激怒了，愤怒地回敬博古说，「我要提醒博古同志，我们中国的事情，你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这句话正好击中博古的心病，气得他青筋直爆，但事实胜于雄辩，面对广昌的惨败，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忍气吞声了。 曾经一度被视为铁板一块的28个布尔什维克，现在出现了裂痕。红军的指战员们也开始对博古和李德的权威和指挥能力打上了个大问号，甚至地方上的党政领导也开始质疑。例如粤赣省委刘晓批评李德的战法说，「红军被迫天天同敌人拼消耗，敌人依靠全国力量，加上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援，有充足的物质保证。红军却一向是取之于敌，枪炮子弹和许多物资装备，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麽一点家当，怎么经得起大战恶战的消耗呢？」真是击中了问题的核心，引起了许多人强烈的共鸣。 已经靠边站的毛，更是痛心疾首，愤怒地讥刺说，「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艰苦奋战八年，毫不容易创建起来的红军，让李德这个不会念中国经的洋和尚，拿到阵地上同敌人死打硬拼，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是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怎么能比得过呢？」一点不错，试想拿叫花子李德的宝，同龙王爷赛克特的宝相比，怎么能比呢？ 毛并且预言，如果红军继续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最终会把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苏区全部拼丢了。果然毛一语成谶，这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处处被动挨打，节节抵御，节节失利，苏区土地一块块丢失，筠门岭、建宁、永安、连城、永丰、龙岗等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瑞金已经四面楚歌，危在旦夕。现在面对博古、李德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为了保全红军，迅速突围撤离瑞金和中央苏区，走上前途茫茫的逃亡之路；要么等着同中央苏区一同灭亡。博古、李德，在这个紧要关头还算头脑清醒，也许是出于人类求生自保的本能，选择了前者，秘密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 七、血染湘江 红军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接着再败湘江，几乎全军覆没！ 所谓的战略大转移，当时叫做「西征」；实际上是中央红军为了保命的一次大逃亡，朱德美其名曰「长征」，国民党贬之为「流窜」，英文叫做long march，意思是一次「长途行军」，比较中性，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不论是西征、长征也好，流窜、长途行军、长途大逃亡也罢，总得有个方向，有个目的地。李德计划沿着萧克红六军团向湘西黔东转移的方向西进，以便同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合，建立一块比苏区更大的新根据地。 于是1934年10月16日，苏区红军、中央机关和所属单位共计86000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退出根据地，朝着李德计划的行军方向开始长征。 为了应付处理复杂和后果难测的变局，并有效地贯彻这次战略大转移，博古、李德临时决定成立由他们二人加上善于化解矛盾、处事圆融、机警过人的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凌驾中革军委和政治局之上，成为非常时期最重要的决策机关。 三人团在决定去留名单时，博古、李德本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他们的眼中钉毛泽东留下。但是，经过周的力争，才不得不打消这个见不得人的念头。这段小插曲，如果真的成为事实，将毛像瞿秋白一样硬令其留守苏区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长征大军首先碰到的自然障碍是两条平行的江河，东边的潇水和西边的湘江。蒋介石已经摸清了红军西征的路线和方向，于是调集30万兵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层层堵截。并任命湖南省军阀何健为粤赣湘鄂追剿军总司令，还令其嫡系部队薛岳，桂系部队白崇禧配合，从而在潇水和湘江之间，为红军设下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自投罗网。 毛得知大军的行军路线和蒋介石的部署後，觉得形势紧急，匆忙赶往军委总部博古处，急迫地向三人团建议：红军应该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绝对不能强渡湘江，往敌人在东边潇水，西边湘江之间布下的口袋里钻。为今之计，红军应该北上湘中，调动敌人，然後乘敌人调动之际，发挥红军机动作战之长，寻歼敌人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这样就破了敌人的口袋阵，然后再渡湘江。 「逢毛必反」的李德听了之後，不但没有采纳，还气急败坏地反驳说，你这是游击主义的变相版，违反兵贵神速的原则。他还愤怒地对毛大声喊道，「对你这样的反对者，只能是坚决斗争！」 毛也愤怒地回敬说，「你们真是不碰到南墙不回头啊！」毛见说了等于没说，还做了恶人，只好慨叹人微言轻，怀着沉痛的心情悻悻然地走了！ 一场比广昌更严重得多的灾难正在等待着红军！ 11月24、25日，红军全部顺利渡过潇水後，继续循红六军团路线西进，抢渡湘江。两天后，红一、红三军团的先锋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之间60里的湘江两岸，完成右翼阻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 ，开始架设浮桥。 但是，敌人这时更是没有闲着。蒋介石的三路大军，北边的湘军，南边的桂军，东边的蒋军，已经形成了毛泽东所忧虑的三角口袋阵，越缩越小，形势十万火急。29日，湘军刘建绪率领的四个师，直扑觉山一线，轮番冲锋，两军交接，从射击到肉搏拼刺，激战一整天，真是枪林弹雨，杀声震天，血流成河。30日，桂军用上百门大炮，猛轰红三军团，敌人轮番冲锋，并派飞机不断扫射轰炸，其惨烈程度尤胜于广昌之战数倍。结果敌人固然伤亡无数，红军的牺牲也出奇地惨重，几遭灭顶之灾。 是的，组织军心涣散的大军进行大撤退，的确难度很大，不但李德没有这个经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概也都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对于「搬家式」的逃亡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曾经事先预见，从而提出警告和及时阻止。等到问题发生後，归咎于李德，这是有失公正的。姑且不论是谁的责任，这种大搬家式的逃亡，无疑地严重地迟滞了大军渡河的速度，予敌可乘之机，大大增加了掩护渡江红军的伤亡。 红军的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水！红军的尸体阻断了滔滔的湘江！ 从未上过战场的书生博古，何曾亲眼目睹过这样悲壮惨烈的战争场景？他脸色灰暗，双眼呆直，早已失掉了第一把手的威严。军人李德见到他一生中最惨烈的血战恶战，高大的身躯，一下子变得弯腰驼背了，太上皇的威风早已随风而去。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才自言自语地说，「这次的损失太惨重了！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两人四目相视，无言以对。 红军总司令朱德看到周时，忍不住地气愤地表示，「我看不能再靠他们了，还是要我们自己拿主意吧！」一旁的叶剑英、罗迈（李维汉）、邓发，也异口同声地回应说，「总司令说得对，咱们不能再依靠那个洋和尚了，自己拿主意吧。」周没有直接回应，只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毛，问毛是否渡过了湘江。但周这个时候联想到毛，肯定不止是关心毛个人的安危，而是他似乎从毛的身上，看到了挽救红军的希望，甚至看到了中国大革命的希望！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周是少有的几个具有见微知著、识人之明的大智大慧的领导人。 这是自毛淡出领导层以来，周首次公开地并且心情急切地关心毛的安危。 12月初，湘江决战的硝烟熄灭了，幸存的红军终于渡过了湘江，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令人心碎的，沉痛无比的。朱德哀伤地将湘江决战的战果统计表，也即蒋介石和赛克特为李德所打的分数，递到周的手里。周看了後，忍不住眼泪簌簌直流，哽咽着说，「为了突破敌人的湘江防线，5万多红军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生命，出征时是86000多红军，现在只剩下3万多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一旁的博古，看了统计表的成绩单，浑身冷汗直流，双手颤抖不止。据说，在事后的行军中，鉴于无法向国际交代，和愧对因自己决策的失误而让这麽多红军指战员白白奉献了生命，竟然想举枪自杀，一死了之。幸好被聂荣臻碰上，及时劝阻了。那个气焰曾经不可一世的太上皇李德，在听到伍修权翻译的数字也即他所得的考试分数时，高大的身躯一下子瘫掉了，倒坐在椅子上，表情呆痴，脸上沁出一颗颗汗珠。太上皇的光环尽失，露出了一副无可奈何、极度沮丧的神情。 有职无权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想到在突围转移不到两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六万人，不禁失声痛哭，连喊痛心啊！痛心啊！ 如果说，广昌之败和苏区的丢失开始使博古、李德的领导受到质疑，那么血染湘江的远为严重的惨败和灾难，使两人的领导威信彻底破产；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这时，毛的高大形象逐渐又在每一个指战员的心中浮现！ 八、临危受命 难道这麽多同志的鲜血白流了吗？谁应该为广昌和湘江之战的两次惨败负责？博古、李德还能继续领导下去吗？ 当疲惫不堪的红军残兵败将渡过湘江，拖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地穿越山峦叠嶂的老山界时，这是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热烈议论和深刻反思的问题。例如，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行军中聊天时，一致主张把李德、博古拉下马来，让毛出来领导红军。红军指挥官彭德怀、刘伯承，甚至朱德，也一致明确表态，支持毛出山。作为政治局常委并且同毛越来越接近的洛甫，早有此心，认为党的权力结构和红军的指挥系统必须改组，拉下博古，让毛出山。党心、军心已日益形成这样的共识。 1934年底至1935年初，在道场、黎平、猴场召开的紧急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毛已经不再人微言轻，而是声音越来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得到共鸣了，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见了，主导着决策。毛出山的时机终于成熟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1935年1月中旬，红军在刘伯承率领下渡过乌江，袭占遵义，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讨论改组权力核心。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柏辉章的公馆正式召开了三天会议，即史称对红军、对中共、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前的一个晚上，被安排住在同一栋楼房的两个老战友、德高望重的党军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作了一次意味深长、颇具代表性的对话： 朱：毛很有学问，很有办法，一向按实际情况办事，令人佩服。 周：毛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 朱：我敬重你的人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要自责太重。我也自感责任重大，但不是三人团成员，说不上话啊。你作为主要军事负责人，这次会上，是你应该坚持真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必须结束错误的军事路线。 周：是的，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这段对话，当时只有两个当事人在场，不会有第三个人听到，更不会有记录。所以很可能是史家按照当时的情况编造的。但纵令如此，也颇能反映两个当事人的想法，特别是周恩来的想法。他的「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是说得很重的，其历史涵义是：他在红军和中共党内必须重新定位，过去他一直是毛的上司，从现在起，他必须把毛推上红军和党的核心地位，而做他的助手了。这样，两个人的背景土洋互补，两个人的个性刚柔相济（毛泽东语），实在是最佳的搭当。 历时三天的会议，重点在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主题报告，承认军事失误，但却强调军事失利，主要不是军事的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而是由于敌人过于强大造成的。并且，绝不承认政治路线错误。周作了副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军事失利的责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格和品格，赢得与会同志的谅解、信任和赞赏。这种忠诚、坦率、自谦的性格，是周以后长期在中国政海沉浮中始终居于高位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毛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地批评了李德的堡垒主义、阵地战主义、消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短促突击的战术，以致广昌惨败，丢失中央苏区，继之血染湘江，使红军遭受灾难式的损失。更严词指责博古，竟然把这样一位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套用西方的一般战争理论，独断专行，既不审时，也不度势，只是根据一张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工作的洋大人，捧为太上皇，言听计从，红军焉有不败之理！？毛的发言，痛快淋漓、针针见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共鸣，毛代他们发泄了心中两年多来郁积的怒气，真是大快人心！党心、军心、人心之所向，贬博扬毛的气氛，开始弥漫了整个会场。 率直敢言的王稼祥接着强力要求，必须结束三人团至高无上的指挥权，让毛出来指挥红军。 一向忠厚谦和但却直接指挥红军枪杆子的朱德总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反常态，毅然立即跟进，对王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并且提高嗓门，大声疾呼，现在是追究李德错误的时候了。并且把丢失中央苏区，损失5万多名指战员的责任，归咎于博古刻意排斥毛，盲目地依靠、相信外国人，把他奉为太上皇，惟命是从。最后他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表态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再也不能跟下去了」。与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可见反博古的人心已经到了沸点! 接着，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和当事人的周恩来，在最后作总结性的发言时，深自悔责地说，红军经过无数次的失败，逐渐明白了，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坚决支持毛的正确意见，完全赞成由毛来领导指挥红军。换句话说，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真理是站在毛的一边。他的一番拥毛的总结发言，由于他当时已经成为党军的实际领导人，所以具有一锤定音、一言九鼎的份量，对会议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处理军务。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任总司令，周为军事指挥者，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正式请毛出山，让毛名义上协助周、实际上负责指挥红军的枪杆子。毛的黯淡政治岁月终于走到了尽头！ 当然会议只是开了个头，但万事开头难，有了好的开始，成功胜利的大门就敞开了。 八、用兵如神，不辱所命 毛临危受命，能否不辱所命？ 眼前面临红军和党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几十万蒋军的追剿下，求存自保，转危为安。 这就是毛所受之命。对很多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毛却知难而上，毫不退却。 这个命，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红军的行军方向和最终的落脚点的问题，也就是寻找新的根据地，新家的问题。那么究竟何去何从？这不仅是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还是个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表面上看，是个军事问题，但实际上又是个政治问题，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历史眼光，以及对整个中国政治形势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才能很好地解答。 毛坚决反对博古、李德向湘西转移同红二、红六会师，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主张西进，向敌人薄弱的贵州、云南的方向转移，最终同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的主张，分别在通道、黎平和猴场的三次政治局会议上，得到支持。后来，同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四方面军会合後，又同张国焘产生了更尖锐的北上和南下的路线争论，毛坚决主张北上到陕甘边境同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建立陕甘根据地。张则坚决主张南下，退往川南甚至转入西康、青海、新疆。结果红军分裂，各行其是。直到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陕甘根据地大会师，才最终解决了根据地的问题。 毛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全程中，一直起着一个核心应起的主导作用。历史证明，毛的主张是有远见的，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革命新形势，还符合中国历史上北方一直是龙兴之地，是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规律；在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替过程中，北方一直是马上得天下的胜利者，几乎无一例外。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同毛在红军的长征方向上，坚持错误的南下路线，反对毛正确的北上路线，从而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背道而驰，终于被历史淘汰，成为失败者和中共的叛徒。 其次是红军指挥系统的问题，也即组织的问题。遵义会议由于军情紧急，时间急迫，虽然取消了最高三人团，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兵权，但还来不及取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名义上他仍然是党的第一把手。直到一个月后，常委再进行分工时，才把他正式拉下来让洛甫取而代之。同样重要的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只是让毛进入党军的决策机构常委会，名义上是协助周指挥红军，并没有正式赋予他统帅指挥红军的大权，甚至也不是中革军委的成员。当然，他已经可以以常委资格参与军事决策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相对照，更显出其特点。国民党本来在联俄容共期间，受到苏联革命体制的影响，也是以党领军的。但在蒋介石抓到黄埔军校的枪杆子之後，走上了中国政治传统的老路，以军制党，枪杆子说了算。但是共产党却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一直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领导权，所以具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年近知命之年、比博古大了21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1886－1976）竟然也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听命于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是高明而有远见的，他是一个深受中国历史和传统影响的土共，但他同时也是从1928年三湾改变后一直坚决维护从苏联引进的以党领军的体制；另一方面，他又坚决抵制留苏洋共的教条主义倾向，反对他们不顾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马列理论和苏联革命的经验。他比留苏洋共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原则同中国具体的国情和革命现实相结合。长征期间，他主要就是靠着这样的有机结合，才创造出军事奇迹的。 1935年3月9日也就是遵义会议之後快两个月，鉴于打鼓新场的教训，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毛才逐步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和统帅，周和朱，反过来成为毛在军事上的助手了。朱德总司令虽然仍然是中革军委的主席，但在以党领军的体制下，朱德甚至都不是这个红军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而这三人中，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不懂军事；周名义上是小组的组长，但他只搞过城市武装暴动，并不擅长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所以，毛实际上成为红军的统帅，指挥红军的枪杆子。 最后是长征中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问题，这是直接攸关红军命运的大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在逃亡中打这个「反追剿战」？ 相对于反围剿战争期间的形势而言，现在主客观的条件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围」剿变成「追」剿了，那么毛在江西苏区时期克敌制胜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反围剿战略战术，用之于反追剿战争，是否还能行之有效呢？ 所谓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说主观上，现在的红军失掉了根据地，没有了家，居无定所，飘泊不定；再就是红军人数锐减至3万多人，而且军心涣散，前途茫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可以说，毛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所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危命」。 客观上，现在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即中国大西南和西部的川黔滇甘边境地区的空间远比江西苏区时含盖湘赣闽边境的罗霄山脉时广阔得太多了；境内山高林茂，谷深水急，道路崎岖坎坷，也远非江西苏区境内可比，至于一座座的雪山，广阔无垠的大草地，那更是江西苏区无法想象的。 面对这种几乎超出人类体力承受极限的自然条件，一般统帅可能仰天长叹，束手无策，然而对毛而言，却正是他抒展旷世才华，大展雄图的天赐良机；大西南的广阔天地和山川险要，变成了他导演一幕又一幕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大戏的道具和舞台。 根据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他利用境内山高林茂，谷深水急，道路崎岖坎坷的自然条件，同敌人玩起了兜大圈圈、捉谜藏的大戏。没有了根据地，固然不能「诱敌深入」，但正好可以利用大军居无定所的不定状态，欺敌、谜敌、惑敌、调敌；忽而声东击西，忽而声西击东；忽而虚而实之，忽而实而虚之，让敌人莫测高深，捉摸不定。这种灵活机变的战略战术，彻底改变了围剿战争期间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转为主动调敌歼敌，把敌人几十万尾随追剿的部队，牵着鼻子走，把他们拖得精疲力竭；然後在运动中，寻机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1935年1月27日的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的二渡赤水；3月16日的三渡赤水；3月21日、22日的四渡赤水，就是这种战略和战术的光辉典范。蒋介石被毛玩的「捉谜藏、兜圈圈」的战争游戏，搞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他的几十万大军，变成了疲惫之师；他的现代化武装，变成了一堆废铁；他的碉堡战术，不但完全无用武之地，有时成了自掘坟墓。 毛不止一次的神来之笔，已经将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提升至战争的艺术境界；枪杆子在他的手里，已经化为一支令敌人丧胆的魔棒。 强弱易势，红军一方涣散的军心恢复了信心，疲弱的部队士气大振。在长征的一年多期间，经过无数次大战、硬战、恶战的洗礼和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的炼狱般的锻炼下，千锤百炼的红军，从一条小龙、病龙变成了一条蛟龙、巨龙；从一支小米、草鞋加大刀、步枪的农民军队，壮大为一只具有狠、准、硬、快、猛、活的顽强作战作风和怀抱崇高革命理想及高昂革命斗志的钢铁队伍。 这样一支军队，创造了1935年1月19日攻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5月25日强渡大渡河、5月29日飞夺泸定桥、6月12日至18日越过7座大雪山、8月 21日至28日跨过长征中一段「最艰苦的路程」的大草地、9月17日突破有「老虎口」之誉的天险门户腊子口…….等一系列奇迹般的战绩，谱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悲壮史诗，绘制了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画卷，毋宁是很自然的。有的史家说，这应归功于中共党的领导；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统帅的作用有时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君不闻，也是当时红军领导人的周恩来曾经说过「统帅是军队的灵魂，是胜利的保证」的名言吗？所以，试想，没有毛这样的统帅，红军能够取得这些辉煌的战绩吗？李德统帅红军时的战绩，不是最好的反证吗！？ 这样一支军队的统帅，真可谓神机妙算，用兵如神！环顾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有过这样的统帅吗？有过这样的战例吗？纵令孙子、张良、韩信、诸葛亮在世也不得不心悦诚服。所以，说毛是旷世的军事天才，中华军事第一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是发展的，站在巨人肩上的後人，总是要超过前人，比他们更加高大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在历时一年，跋涉千山万水，历经数百余城，行程2万余里，克服数不尽的艰难险阻，逃过了无数劫难後，终于脱出困境，转危为安，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北红军和第二十五军在吴起镇会师，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毛，终于不辱所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又过了一年，就是1936年10月8－9日，三大红军主力――中央红军、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为全部红军的长征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毛是这个新的大本营的统帅，成为整个红军的核心。延安时期成为党的核心，延安出了个毛泽东；1949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核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76年临终时又更上层楼，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九、小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也即在毛走出大草地，走进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後的四个月左右，毛在东征路上适逢大雪有感而发，写了著名的〈沁园春〉。全词气魄雄浑，意境高远，充满自信、自负和对自己的期许。这首词充分反映了毛在长征後的心境；他变了，他从一个红军和中共的领导人，期许向往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而与中国历代的开国君王「试比高」；不止如此，他还含蓄地期许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后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以词抒情言志，简直就是夫子自道；一个率领红军，完成「三皇五帝至今，人类从来没有过的长征」的人物，怎能不是一个旷古未有的风流人物！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大变化的时代，所以秦始皇才认为他自己「功高三皇，德盖五帝」，单单是皇或帝，已经无法概括他的不世功业，所以称自己为皇帝，也就是把三皇和五帝加在一起，才能体现其不世的功业。套用毛词，这就是当时秦始皇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心境。 当然，诚如一些毛诗词的注释家所说的，这绝不是说，毛有称王称帝的封建思想；而是说，历史把他推上了一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高一层的历史挑战。他暗示，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後，他自信已具备了开创超迈前人功业的品质、信心和能力。 他的品质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高尚革命品质，抓枪杆子是为了要打解放的正义战争，不是打剥削的不义战争，所以毛的枪杆子内涵无穷的道德威力，决不是传统帝王家天下的马上暴力，更不是军阀唯我独尊、欺压人民的枪杆子。这是长征体现的最宝贵的精神，也是红军在长征中与敌斗、与天斗、与地斗的无尽精神力量源泉。 这个长征的致胜秘诀，他的死对头蒋介石不懂，甚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不能全懂。 他的能力，来自于他的内外兼修，文武合一；文则能诗能文，还辩才无碍，上能舌战群儒，下能沟通群众；武则统帅千军万马，多多益善。所以，在他的〈雪〉的词里才会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才会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才会说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都是有武而无文，只有他是内外兼修，文武合一。如果果如一些诗人所说的，「风流人物」是指无产阶级而不是毛的夫子自道，又何必列举这五位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帝王？这不是多此一举，节外生枝吗？这是与全词的主旨不符的。 中共早期的核心，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後来的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博古、洛甫，具有这样的旷世才情和能力吗？没有。放眼近现代中国其他政治派系的核心，远的如袁世凯、孙中山，近的如蒋介石，也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所以，毛用「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自况，历史证明，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当然，历史是不断前进的，长征的后人，毛的后人，不可能原地踏步，必须与时俱进。值此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当总是在钱呀，利呀，我呀上打转，应当要以毛「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发扬长征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民族精神和无私奉献、谋求人民幸福的高尚革命品质，振兴中华，创造一个富强、正义、民主的中华新文明！ 张志明：文革--毛泽东操心的是整个人类 出处：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志明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对世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50年代，毛泽东使一个一直被西方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式的中国，一举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使几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成了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鼓舞都是震撼性的。 　　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让全世界惊讶得目瞪口呆，毛泽东被很多人(特别是世界青年)视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士、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伟大旗手。 　　当然也受到一些人的诘难。 　　以致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说：您改变了世界！(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时非常清醒，他不无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已经过时？ 　　但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也是世界的”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过时？ 　　我认为没有，但背景和意义的确有了很大不同。 　　那个“火红的年代”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带有更多意识形态背景和色彩；但今天我们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则是在全面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理性评判。 　　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主动融入了国际社会，早已成为世界的中国；而任何国家如果不深入了解日益崛起的中国，就不可能有其21世纪成功的国际战略；而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走向，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毛泽东！ 　　所以，美国人别有深意地把1976年以前的中国叫作“毛泽东的中国”，而把1976年之后的中国称为“后毛泽东的中国”。 　　后毛泽东时代：“文革学”在海外方兴未艾 　　当然，国外毛泽东热的主力军首先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大革命”。 　　有意思的是，随着毛泽东的过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当国内理论界着意远离那个时代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时，国外学界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却越来越热起来，以至于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专门的中国研究学科——“文革学”。 　　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学者是别有用心。 　　像费正清、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对“文革”的评价，有时候反而比国内学者冷静客观，比如：对“文革”时期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有些学者则把“文革”看作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关于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社会实验。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对毛泽东的研究特别是对“文革”的研究，不仅对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对人类自身进步的探索，都意义重大。 　　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过去的“文革”起因和重大事件的政治诠释，深化到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关照的层面。 　　这种变化的深层动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日益扩大了5000年华夏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毛泽东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沉自信和非凡智慧。只有从哲学的境界研究和把握毛泽东，才能更好地把握和预测中国现代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深刻影响。 　　正像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不管人们如全何面评价“文化大革命”，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的作者在半个世纪后，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孜孜不倦确信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确信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 岳德常：为什么说毛主席是真正的大哲学家 有消息说，某地组织评选了当代十大哲学家，其中竟然没有毛主席，使我甚感惊诧。我看了看入选的十位哲学家，虽然也有几位比较知名的，其道德文章也有其出类拔萃之处；但那要看和谁比，如果要和毛主席相比，谁也比不上，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哲学家。我这个说法是有把握的，下面就谈几点理由。 一、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推动了哲学的新发展 哲学是做什么的呢？卡西尔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人论》一书中，卡西尔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托马斯直到狄德罗的哲学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了他的这个主张。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接着讨论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些人也同样继续深入地发展着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处在哲学发展的主线上。和工业的历史一样，哲学史也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继续往下翻，很快就可以翻到毛主席这一章，看到毛主席对哲学所作的新发展。 要理解毛主席对哲学的新发展，还必须从马克思对人类认识自我的新发展说起。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批判，发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完成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个飞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费尔巴哈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马克思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其三，费尔巴哈及以前的哲学家们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则扬弃了这种对立，他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综合以上几点，便可看出，在马克思之后，哲学家的形象改变了，以往的哲学家的形象是拿着书本在书斋里踱着方步，思考着人的本质，而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则是在改造旧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人性、推进着人性进化。这个改造旧世界的实践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起点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哲学发展的生长点、主旋律；按这个标准，列宁是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他发现了马克思的不足，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哲学理论上的新进步；列宁之后，便只有毛主席处在哲学的生长点和主旋律的位置上，在领导夺取政权之后，又接着领导着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他自己的伟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变人类政治秩序中的伟大力量。在此过程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诸如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斗私批修，如此等等，这些新论断都深化了人类关于自身的认识，并进一步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从而也推动了人性的进化。 由于在马克思之后，哲学问题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和自身的奋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真正的哲学家必然也是革命家。这是不是说，只有像列宁、毛主席那样身居领袖的高位，才有资格当哲学家呢？也不是这样，普通人仍然可以当哲学家，但前提是，他必须把屁股坐在共产党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一边，关注那些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是哲学事业进步的主旋律。如果他没有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这些哲学家所研究的就不是哲学么？当然也算，但由于他们关注的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问题，重要性就自然要差得远，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就很难称其为“大哲学家”。 二、毛主席的新理论成功地预测了新颖的事实 怎样确定一个理论的科学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哲学家们对其进行了争论。即使一个陈述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仍然有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呢？有人说，理论要面对现实，得到事实的支持，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但是今天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从任何有限数量的事实中不可能合法地推出一条自然定律；后来有一些归纳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概率的标准，概率高的就够得上科学的资格，概率低的就不是科学的；后来又有一位波普出来反对这个标准，他认为，确定一个理论的科学性质或非科学性质可以不依靠事实，那依靠的是什么呢？“假如事先我就能规定出一项能够证伪理论的判决性实验（或观察），那么该理论便是“科学的”；假如人们拒绝规定这样的一种“潜在证伪者”，该理论便是伪科学的。 后来又有一位拉卡托斯出来说，波普的可证伪性标准也没解决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问题，这个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他说，“科学家的脸皮很厚，他们不会只因为事实与理论相矛盾就放弃理论。他们通常发明某种挽救假说以说明他们届时称为只是一种反常的东西，如果不能说明这一反常，他们便不理会它，而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的问题。”（《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发现，科学理论（他称为研究纲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预测了新颖的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先前的或竞争的纲领所梦想不到的，要么是实际上与先前的或竞争的纲领相矛盾的。”（同上第6页）“真正重要的是戏剧性的、出乎意料的、惊人的预测，这种预测只要有几个就可以改变局面。”（同上第8页）哈雷计算出一颗彗星将在72年的时间内返回，时间精确至分钟，这是难以置信的，但72年后，牛顿和哈雷都去世很久了，那颗彗星正像哈雷所预测的那样再次出现了。另外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他预测，如果晚上测量两颗恒星之间的距离，并且再在白天测量这两颗星之间的距离（在日食的时候可观察到它们），两次测量的结果将是不同的。这个预测也获得了成功，为爱因斯坦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因此，“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同上第7页）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众所公认的检验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资产阶级经常用这个标准来奚落马克思主义，说它只有一些著名的失败的预测。尽管如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还是接受这个标准，用这个标准来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包括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些论断，从而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创新。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所预测的事实像哈雷彗星在72年后准确地出现在哈雷所预测的位置上，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理论是科学的；如果一个理论所预测的事实没有出现，或者人们所十分自信地断言不会出现的事情反而出现了，我们就要认为这个理论有问题，需要修正。 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毛主席的理论，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绝对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因为毛主席预测了大量的“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比如说，毛主席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目瞪口呆的结论，但却是一个经常地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的事实，以至于人们现在都见怪不怪了；毛主席还断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他们仍然还在努力地实践着毛主席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法则，就算是反动派们也知道毛主席的这个论断，也还是逃不出这个逻辑，就像飞蛾投火一样；最奇妙的是，毛主席还预测了苏联的“红旗落地”的结局，在他去世十几年以后，庞大的苏联政权轰然倒塌。哈雷计算的是彗星的轨道，而毛主席计算了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发展轨道，这里面的变量很复杂，复杂得让普通人不可思议，这难道不比哈雷的预测更为惊人。但与对哈雷的高度评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共产党人自己都对这一科学预测保持沉默，这是很不公正的。我认为，正是由于对苏联崩溃这个“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的成功预测，把毛泽东思想抬到了当今哲学理论的王座上。所以我就很有把握地断言，真正的大哲学家是毛主席。 三、毛主席在哲学上一直拉着第一小提琴 前面说过，哲学发展是人类认识自我的历程。但是，人类为什么要认识自我呢？这应当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显然，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自我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我。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却让很多有学问的人们一听就炸锅，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改造。毛主席强调了这个很正常的要求，并且很谦虚地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要改造，但那些人仍然很反感，就像愚蠢而又胆小的病人一看到医生就发抖一样，他们一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就发抖，破口大骂。 然而，正是“人应当自我改造”这样一个简单而又自然的结论，却同时也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一个人类必须在实践中正确解答的问题。苏联人没有解答好这个问题，所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于一旦；中国人如果数典忘祖，不继续坚持解答好这个问题，也会步上苏联的后尘。包括整个人类，如果不能解答好这个问题，也必然要自我毁灭。而环顾当今世界，除了毛主席以外，又有谁在认真地研究并致力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哲学问题呢？应当强调的是，正是这个基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人生哲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深厚造诣同时又高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毛主席，就当仁不让地在当今世界上拉起了哲学上的第一小提琴。 人的自我改造，虽然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过程，但它同时也是社会整体的改造进步过程，同时还是整个自然界的改造过程。人是财富世界团团围绕的核心，对世界的认识与对人的认识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于是在哲学发展史的旁边有一个人类的进化史，或者反过来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必然地伴随着一个哲学史。实践与认识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份。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集42卷P128）人性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世界的“人化”过程，人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自然也就是要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人类自身。这就有一个价值体系问题，哲学家发现了美，发现了和谐的价值，但要想实现它，光哲学家自己认识到它还不行，还必须全社会都能认识到它并实践它。 并非只有哲学家在研究着哲学，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有一套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普通人与哲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下意识里形成的价值体系控制着，而后者则对这个东西进行了思考。考察哲学史便可发现，绝大多数思考者所进行的思考并不彻底，总是被后来的思考者指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