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第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九　　Ｐ 　　　　　　　　　　Ｉ　　　　　　　　二零零六年　　第九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总第二十七期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纪念毛泽东专辑】 龚忠武：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纪念长征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 老 石：毛主席和中国及世界的未来——与年轻一代交流 刘喜发：浅论毛泽东法制思想 姚有志、程亚文：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毛泽东战略思维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 【国企改革论坛】 崔之元：改制，职工权益，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从重庆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诉华夏出版社名誉侵权看改制中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左大培：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恶果 左大培：立即禁止外资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任何并购 路爱国：外资掌控中国企业真的无关紧要？——徐工收购案争论引发的思考 【劳工研究】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严海蓉：利益群体症——剖析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美国病” 游正林：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 【新农村建设】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和重点 曹锦清：社会转型与新农村建设 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 【全球视野】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 周穗明：国外左翼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范 军：全球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阶级分析 【美国研究】 周 琪：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迈克尔·赫德森：美国金融霸权与新自由主义 【文革研究】 楚天舒：“文革”亲历者谈“文革”的另外视角——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逄先知：《毛泽东传》对“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文艺广场】 黄纪苏：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观后 刘继明、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 韩毓海：大雨落幽燕——知向谁边？ 孔庆东：我最早的老师 ------------------------------------------------------------- 【纪念毛泽东专辑】 龚忠武：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纪念长征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 乌有之乡周三讲座 主题：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 主讲人：龚忠武（华人学者，美国《侨报》创始股东、主笔及资深记者； 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中文处专家。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之际，曾经发表重要文章《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现实意义》。） 时间：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晚上7：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写字间三层1308号（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网站（http://www.wyzxsx.com) 演讲提纲： 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延安出了个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下面是演讲正文，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修订。 提纲一、开场白：主持人介绍；自我介绍二、破题：1、 核心的意义及其重要性2、 制约核心形成的宏观因素3、 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四大阶段4、 毛泽东思想行为的特点和风格三、毛泽东核心的确立1、长征出了个毛泽东2、延安出了个毛泽东四、中国的崛起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2、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五、结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可行性 一、开场白 1、主持人范景刚介绍：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今天晚上的这次活动。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的爱国华侨龚忠武博士来给我们做一次演讲，主题是“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定和中国的崛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70周年，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30周年，我们举行这次演讲活动也算是对这两件历史大事的一个纪念。关于龚先生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们网站上已经简单提了一下，这里再简单说一下。龚博士的老家是安徽滁县，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和研究所毕业。到美国后师从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后来参与海外的保钓运动。他还合股创办了美国纽约的《侨报》，并且担任主笔。龚博士也曾多次回国到各地进行访问考察。还有介绍不到位的地方，待会儿龚博士讲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补充。下面有请龚博士给大家做这次演讲。 2、自我介绍：大家好！感谢小范和乌有之乡，让我今天晚上有机会同大家见面。也感谢大家抽空来捧场。我本以为我是唯一的老人家啦，现在看来在座的也有跟我大概是同一个世代的。所以这里面老中青都有啊，特别是看到一些如毛主席所说的，像早晨刚升起来的朝阳一样的年轻人，很是兴奋。因为在当前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被市场大流严重边缘化的时候，居然还有这么年轻的人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真是难得啊！这表明毛主席的事业、毛主席的精神，传承有人了，怎么不令人兴奋呢！刚才小范对我的介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是1966年到哈佛大学跟费正清的，我实际上有两个指导教授，除了费正清之外还有施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费正清么，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他可是大名鼎鼎啊！而施华茨么，知道的人肯定不会多。他是一个纯学者，但在学术界，他的名气却大的很。他是毛主席研究的权威，他的第一本成名作就是写的毛主席，叫做《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Zedong）。我从他们两人那里学到了治学的方法，但是立场、观点却南辕北辙。后来我参加了保钓运动，就在学术道路上跟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是题外话，就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了。我今天讲的主题刚才小范已经提到了。今年是长征的70周年，毛主席逝世的30周年。同时还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建党的85周年，还有一个就是文革的40周年。真是风云际会的一年啊！所以就一并都纪念吧，反正都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关。在进入主题之前，顺便交代一下我的专业背景。我是专攻晚清思想史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写的是张之洞，也就是研究他要将儒家的帝王之学现代化的努力，并探讨最终失败的原因。所以，是搞中国近代史的。至于现代史么，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新中国的历史么，实在不敢说有什么研究。因为是在海外搞爱国运动，保钓运动的缘故吧，所以才开始涉猎了一点这段历史了，当然是浅涉不是深涉。因为作为一个海外爱国华人，特别是搞中国近代史的人，怎么能不知道些中国的现代历史呢，不然你自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急迫的认同(identity)问题，这是所有海外中国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迫切的寻根的大问题。所以，我要首先声明，我不是毛主席问题的专家，更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家。在座的或许有毛主席的权威，有党史的专家，甚至于可能还有亲聆过毛主席教诲的人，是吗？所以，我实在有点不自量力，是在班门弄斧喽！如果我这个外来的和尚把经念歪了，或者念出了格，念离了谱，还请在座的先进专家学者包涵、指教。我主要只是想提出一个海外左翼的爱国华人，对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史的一点非常不成熟的一愚之见，同大家分享。本来我跟小范说，只打算讲40分钟，大题小做，专门讲长征跟毛主席的关系，不想扯得太远了。小范说，时间可能短了一点，范围也嫌小了一些，所以我就干脆放开来、天马行空地讲了，把毛主席整个一生的革命历史都包括进去了，也就是说要涉及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这么长、内容又极其丰富，只能提纲挈领地、重点地谈谈了。 二、破题 1、核心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下面的报告将采取宏观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分析法，既顾到静态的结构性因素，也不忽略动态的功能性因素。这样也许更有助于对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和新中国这段漫长的动荡历史，这段历史的惊涛骇浪，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括性的理解和移情的欣赏（sympathetic appreciation）。现在首先让我来破题吧！就是要找到一个统摄性的概念，能够把这四十年的历史都统括进去。这个统摄性的概念，就是邓小平他老人家发明的“核心”这个概念。版权是邓公的，我只不过是借来阐明我要讲的主题，绝无掠小平同志之美的意思。什么是核心？就是可以发出强大磁吸力、可以发挥强大凝聚力、具有众望所归的魅力(charisma)的物或人。例如拿太阳系来说吧，你必须有一个太阳这样的核心，然后其它的行星就有了主心骨，就环绕运转，不致产生无序的混乱状态。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肯定可以化繁为简，比较容易概括掌握，容易说明理解。比方《论语》里说，“舜有五人，则天下治”。这五个人就是个领导集体，舜又是他们核心的核心。又如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加上刘邦，这就是个集体的核心，他们成就了大事业，开创了汉朝。还有三国时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也是个集体核心，结果造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刘邦和刘备，当然还得加上诸葛亮，就是核心的核心。由此可以类推，国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打天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精干的核心。于此可见，核心是多么的重要了。可是这个核心的形成，却来之不易。就拿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来看吧，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实际上应该从干嘉之交以来，当满洲爱新觉罗这个核心开始逐渐离析崩解时，中国历史又开始进入了黄炎培所说的特有的朝代循环怪圈，就是一个新旧朝代递嬗的、漫长的大动荡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新旧秩序更替的历史大阶段。于是，天下开始大乱了、群雄并起了，逐鹿中原了。大家要争什么呢？争做真龙天子，争做核心么！表面上看来是无序的混战，你打我，我打你，实际上却有一支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历史规律在后面支配着，在规范着。先说争夺的方式吧，大体可以归纳出三个模式：一个是北洋军阀的模式，其特征是君主立宪，例如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其阶级基础是那些满清的封建遗老遗少，他们是历史的残余，所以没有生命力，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洪流淘汰掉了。第二个模式呢，就是孙中山跟蒋介石国民党的混合模式，其阶级基础是江浙和广东也即东南沿海的大财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其政权特征既有美国的总统制，又有日本封建天皇制的影响（蒋介石是留日的），还有王阳明心学的中国君主传统的影响。所以是一个混合的模式，外表上大讲民主，骨子里却是独裁统治，其中还含有德国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色彩。所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么，是一个混合的东西，一个充满了互不相容的矛盾的大杂烩。第三种模式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模式，其阶级基础就是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了。然后呢，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不少都是来自于湖南湖北，还有四川，就是内陆一带。 所以，就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根据我多年来治中国近代史的一点心得，我认为最最重要的首要之务，就是首先必须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磁吸力的核心。否则，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理想，都将成为空谈，都将徒劳无功。比如孙中山吧，革了四十年的命了，临终时还要勉励他的同志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就是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能形成这个强大的核心。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好像形成了这个核心，但实际上只是个非常松散的、没有共识的、缺乏凝聚力的核心。例如在国民党内，除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挑战蒋的核心地位之外，党内还有一些实力人物例如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在不断地挑战蒋介石的核心地位。共产党的情况也不例外，共产党早期的总书记就换了五个，到毛主席是第六个吧！前面的这些核心，都站不住脚，经不起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都一个个垮掉了。特别是向忠发这个总书记，不但是没有能力承担这个挑战，而且是被捕之后还叛变了，变节了，是吧？这是就党内而言，在国家的范围内，共产党更是对蒋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核心地位，发起致命命性的挑战。 所以，我说，中国要救亡图存，要现代化，要变成强国，首先要解决核心的问题。于此可见，这个核心的形成是多么的不易啊！于此可见，毛主席成为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这个国家的的核心的历程是多么的艰巨曲折啊！又是多么的重要啊；历史证明，没有毛主席这个核心，一切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努力和理想，不是流为空谈，就是一定会化更长的时间、作出更多的努力。所以，首先必须让大家认识到核心的重要性及其形成的艰巨性、曲折性。 2、制约核心形成的宏观因素 为什么在朝代递嬗的时候，最高核心就这么难形成呢？下面我就进一步分析一下影响和制约中国历代政权核心形成的一些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虽然中国近现代，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北极风的狂吹猛袭之下，许多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一些规律失效了，不再起作用了，但还是有一些更根本的规律却依然保存了下来，还在起着规范性的作用。 这就是我要讲的制约核心形成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历代的政治核心，必须是暴力打出来的，在古代是马上得天下，在近现代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至于孔孟儒家吹捧赞颂的禅让制，发生在孔子之前好几千年，谁能确证呢？所以，是一种儒家编造的乌托邦神话，是儒家的理想，是否真有其事，有待考证。那么之后呢，从夏商两朝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朝代的兴替不是靠马上得天下的，现代的暴力就是枪杆子。没有一个例外，包括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他是禁军的首领，手握重兵，就像我们的8341部队或北京军区司令员一样，是吧。由于他手握兵权，才会被黄袍加身做皇帝。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无视这个铁律，梦想走捷径，用西方所谓的和平渐进的议会政治来改朝换代，来形成核心，结果呢？碰得头破血流。最典型的教训就是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健将宋教仁，不但鼓吹这个议会制，而且还身体力行，结果怎么样呢？被袁世凯在上海一枪结束了生命。这个铁律是几千年形成的，不是你主观上想这样就这样的，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枪杆子是形成核心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要成为核心，保住核心，你必须要紧紧地抓住枪杆子，必须懂得搞枪杆子。但必须强调，这只是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要成为核心，没有枪杆子绝对不行，但有了枪杆子，不一定就能当得成核心，保得住核心，因为还有其它同样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第二个制约因素，就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兴衰隆替的斗争，在唐代以前，是西边征服东边。例如秦、汉、隋、唐的天下，都是从西边打到东边的。但自唐代中叶以后，这条规律改变了，变成了北方征服南方，此后没有南方征服北方的，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例如洪秀全起义，你看现在我变成宿命论了，他是从南方广西打上去的，打到北方，但打到长江流域的南京之后，他就再打不上去了，也不想打上去了。所以就跟我讲的南方无法征服北方这个规律是符合的。或许有人说，蒋介石北伐不是从广东一直打到东北吗？不过，张少帅是自动起义的，易帜的，不是被蒋打败的。所以，蒋的统一是虚假的统一，是个非常松散的统一，不是经过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么一挑战，他这个核心就垮掉了，做不成了吗？ 所以自唐朝中叶以后，北方一直是征服者，南方一直是被征服者。北方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你看明成祖，他要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是非常有远见的，非常英明的。那么长江以南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什么作用呢？因为汉人和边疆的少数民族都要到中原争夺天下，争做核心，所以中原一带连年战祸，残破不堪了，长江以南便代之而兴，日益开发了；南方的水耕农业取代了北方的旱耕农业，帝国生产力的中心移向南方了，于是统一后的中国，南方主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做出贡献。这样一来，北方就成了中国帝王的龙兴之地，帝王之都，南方呢，主要是在环绕西湖、太湖一带的苏松常泰各府州，则成了中国的大粮仓。既然富庶了么，文化就跟着发达了，出了不少宰相，大学士之类的文学重臣。例如翁同和吧，就是常熟人。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规律了。不过，在欧风美雨入侵中国之后，新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律，一条变则，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就是内陆沿海的对抗，就是从江浙到广东这一带同广大内陆的对抗，其结果是内陆战胜沿海。古时候燕赵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多豪杰之士，现在呢，则湖湘多豪杰之士，什么曾国藩哪，左宗棠哪，胡林翼哪，不都是湖湘豪杰嘛。至于现代中国么，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和将帅中，不少也不都是湖湘豪杰么，当然也有不少是湖北人，四川人，他们都是来自广义的内陆。这些事实，各位比我更清楚了，我就不再多说了。总之，在内陆对抗沿海的政治斗争中，内陆是胜利者，沿海是失败者。这就是制约核心形成的第二条历史规律，大概没有例外。毛和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抗，最后以毛胜蒋败，共胜国败告终，不就是中国现代政治斗争的典型例证吗？ 第三条历史规律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都是农民。所以自古到今，除了塞外的满人和蒙古人的草原民族靠骑射得天下之外，中原的汉人政权无一不是靠农民革命来打天下的。这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如果违背的话，必然失败。 第四条就是天命。过去在家天下的时代，我们说这个朝代气数完了，天命归了某人了，某人就是真龙天子，就是新朝代的核心。所谓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有没有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古代儒家当道，倡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告诫统治者牢记“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历史教训，水者人民也，所以大力宣扬仁政，王道的思想。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党，共产党的天职就是毛主席所讲的为人民服务，它的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所以现在的天就是人民，奉的是人民之命，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秘的、不可知的幽灵。所以谁为人民谋取福利，谁就得到天命，就可以成为核心；否则就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就会被人民推翻打倒。 第五条规律是政教合一，这是我们中国的特殊国情，同西方政教分离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凡是核心，是政治领袖，他同时也是治国理念、意识形态的源泉。意识形态、治国理念所依据的哲学思想为枪杆子提供合法性、合理性。我们古代的皇帝、君王，称自己为天子，臣子么则称他为圣上。天子自然是源自神权思想，但圣上则是圣权，将皇权通过儒家的圣人而进一步合法化了。圣，本来是指孔子这种万世师表的导师的，后来用在皇帝身上了，皇帝也被称圣上了。于是皇帝的权力被儒家的教义合法化了，政教于是合一了。这里的教，不是指宗教，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情怀是淡薄的，所以是指教化，更深一层的应该是指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里面的道，一种哲学思想，一种治国理念，一种终极关怀和目标。 到现在为止，这个传统虽然在近代经过了风风雨雨，却依然被我们的政党完整地继承下来了。例如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之后，要搞一套孙文（中山）学说，就是三民主义么；他的接班人蒋介石，实际上是个军人，那有什么哲学思想啊，但是为了使他的枪杆子、统治权合法化，就叫御用文人替他编造言论思想，先前有一个陈布雷，后来有一个陶希圣，写了之后就冠上他蒋介石的名字了。所以蒋介石的言论一大堆。不过，孙中山的的三民主义倒真是他自己的治国理念，真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不是叫人代写的。 至于共产党的核心们么，也继承了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传统。毛主席既有枪杆子，也有笔杆子，是个文武兼修的双枪将，他的治国理念完全是自己的，不是叫秘书写的啊。你看毛主席文集里有哪一篇文章是请他的秘书操刀的呢？没有。那么我们的小平同志呢，虽然长征时编过《红星报》，但他不是个笔杆子，所以他文选中也没有几篇是出自自己的手笔，是这样的吗？刚问世的江总文选，大概也是如此。因为他是第三代的核心么，既然是党的总书记，刚才讲了政教合一，身为党的领导人当然应该是代表这个党的领导集体，所以第三世代的治国理念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江核心的理念了。欧俄的马列主义传统也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个传统，列宁、斯大林不也是政教合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这个教是自己的还是别人代劳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呼应人民的心声，顺应世界的潮流，体现人类求善向善的最高理想；否则，也无助于枪杆子打天下，也保不住枪杆子打下的江山。蒋介石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讲的这五条，都跟核心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只有枪杆子，但没有其它的充分条件相配合，例如袁世凯、蒋介石等野心家，最后都落得悲剧的下场，而被历史淘汰。 3、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四大阶段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中国的崛起。根据我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可以总结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求存，即救亡图存；第二个阶段是求强，就是不挨打；第三个阶段是求富，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求文，这里的文是指广义的文明，就是建设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这是求富之后我们必然要进入的历史阶段，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么。毛主席完成了四个阶段里头的头两个，就是求存和求强。求富和求文这两个阶段，在他的思想里头是应有之义，但是他老人家时不我待，来不及实现了，只好留待第二、第三、第四以及以后各个世代来做了。这就为发展毛泽东思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 4、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特点和风格 以上讲了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所处的结构性的远程和近程的客观历史大背景。下面我还要简单扼要地概括一下毛主席个人的主观世界的特点，也就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特点和风格，他的品质的特征。这也同他有无资格成为核心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他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格格不入，不能契合，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核心。我必须强调，这是我个人对毛主席的贯穿上述求存、求强两个阶段的思想和行为风格的一点理解，也许不对，也许有漏掉的，还想各位指教。 第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是毛主席思想和行为的超越性，前瞻性，跳跃性。就我对毛主席革命一生有限的涉猎来看，我发现他的思想总是走在他的同志们的前头，有的时候，超前很远。例如长征中的有些战役，像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战役，当在政治局会议里头举手投票来决定打不打时，结果全都举手赞成打，包括朱老总，王稼祥，还有洛普（张闻天）、博古、凯丰，都赞成打，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没有举手，他反对打，真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周总理那个时候没有表态，他是最后下军事决心的人。结果呢？事态发展证明毛主席对了，不能打。 会后毛主席回家，贺子珍就把毛主席在会场上吃瘪的事数说他的不是。毛主席回应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我们都要切记在心，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再例如1935年8、9月间他同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南下的争论，更能说明毛的远见。详情下面再说。 这里我顺便说明一点，就是人的认识问题。认识真理，有两种渠道，一个是通过凡眼肉眼，我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我认识的对象。但是还有一种渠道，叫做智眼。智眼么，那就要看一个人的天赋了，造化了，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比如欣赏一幅画，我肉眼看到的只是画面上的东西，此外我的肉眼就看不到了，因为我没有艺术的天赋，没有后天接受过艺术的训练。专业的艺术家却在一幅画上看到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智眼啊。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大智大慧的人，他常常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毛主席在很多场合就具有这种超凡入圣的大智大慧。他那个锐利的智眼啊，往往洞彻机微，常常具有超越性、前瞻性的视野，见人之所未见。所以他才有资格成为工农红军、中共党和中国国家的核心啊。 第二个就是实事求是，这好象是同第一个他的思想的超越性、前瞻性相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不能放空枪；就是要以人、时、地的具体情况和特殊的国情为决策和思考的依据。你想如果超前到脱离事实，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就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谈，纸上谈兵；但是如果拘泥于事实，没有前瞻性，又犯了短视的毛病，也是不可取的。他一生中最反对空谈，所以打年轻时立志革命起，就亲自搞农村的调查研究，这后来形成了他一生中为人办事的座右铭和独特的思想风格。延安时期，他替党校题词时就是题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可见，不仅他自己终生奉守，还要勉励党的干部也要这样身体力行，成为整个党的办事、思考问题的指导思想和风格。 第三个就是他的中国风格，就是土共风格。一讲起这个中国风格，在座各位自然就会联想到留苏回来的28个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王明和博古所代表的这种洋风格。毛主席，从头到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他都本能性地坚持中国风格，坚持你洋共就必须接受我土共的领导；这是中国么，你那洋经不一定管用，而且往往念歪了，坏了大事。这一点，大家也许比我这个外来和尚有更深的体会。总之，坚持中国风格，坚持洋共必须在土共的领导之下，贯穿毛主席四十年的言行思想，大政方针。所以留法的洋共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之后，就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领导，成为此后毛主席忠实得力的革命伙伴。 第四个是毛主席思想的原创性、创造性。毛主席是不信邪的，他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独家想法。这一点，大家想必也同意，都非常清楚了，不需要什么说明了。 第五个是逆向思维。学理工的人，都知道解题往往有正解和逆解两种，而毛主席呢，总是倾向于逆解，你平常人这样想吧，他不，他硬是要跟你想的背道而驰，就是你要向东么，他偏要向西。这种逆向思维，在长征期间常常搞得他的强大对手蒋介石摸不清楚毛主席的底牌，猜不透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第六个是他性格上的叛逆性。因为在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旧秩序正在迅速崩解离析，甚至于在世界范围内，制约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旧的秩序也必须打破，这就是造反有理么，中国必须造帝国主义的反，才有出路，是吗？因为，如果你不打破国内外的旧秩序，那你就会永远成为旧秩序的奴隶。所以毛主席一直是叛逆性的，要打破现状，创造人道、正义的新秩序。 第七个是毛主席革命的终极关怀，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称之为人民之学，是要造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的反，是它的对立面；它的精粹是以人为本，以民为纲。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思想，例如人民战争，为人民服务，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决不只是个口号，他是全力以赴，身体力行的，并且以生命为代价，例如他好几个最亲的亲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都是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这方面，毛主席为他的同志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可是，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官场上，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干部竟连最低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怎不令人羞愧无地！ 第八点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决不是封闭式的，毛主席的信徒们要特别理解这点，。毛主席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学派可以穷尽真理，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开放式的，就是博采各家精华，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么。现在在毛主席逝世了30年之后，有一些他的信徒，对毛主席的思想言论紧紧抱住不放，一点动弹不得，变成了教条。结果呢变成了“爱之切害之深了”，毛派遭到政敌的批评攻击，指斥为思想僵固不化。这就不好了，历史是发展的，思想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也应该随之发展，与时俱进么，绝不能一成不变；当然如果涉及到理想，原理、原则，那是绝对要坚持的，捍卫的，是吧？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直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强调精神的伟大反作用。我们中国么，起点很低，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饱经战祸、历经帝国主义侵略的落后国家，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所以，如果你要像有些自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鼓吹的那样，先全力发展经济，然后再谈革命，再谈改革。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啊？！苦难的中国实在等不及了，必须要不断地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发扬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来推动中国社会前进。长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物质力量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的情况下，完全靠发挥人的精神力量，才能走过了千山万水，克服了重重的山川险阻，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董必武在翻越夹金山雪山的时候，他对徐特立发表了一番宏论，他说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才认识到精神力量的伟大。经过这样锻炼的红军将来一定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铁军。董老的这番话，说得多么深刻啊！毛主席从长征到他的晚年，到文革，他都是一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都是以发扬人的精神力量来贯彻他的思想、政策和大政方针的。 好了，讲到这里，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点，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作为总结，就是“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诗的真正涵义是说，我们国家跟西方文明的时间差距太大了，乾隆的时候我们还走在西方的前头，但是自干嘉以后，人家的文明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而我们的文明不但是原地踏步不动，有时反而倒退。这样一加一减，到了20世纪初期，我们跟西方文明差了三四百年。所以，毛主席作为中国的党、国家和文明的核心，他的心情是急迫的，我们必须要赶超，要跨越式的前进。所以你看他的那些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是让人无法紧跟，只好掉队了。张治中将军在文革初期就说，哎呀！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啦。 不只是毛主席有这种时间的紧迫感，孙中山也有这种紧迫感，他要我们中国人“迎头赶上”西方。怎么迎头赶上呢？这种说法不科学，还是从人家的屁股后面紧追然后超越，就是毛主席说的赶超么。这才是比较符合科学的。时间差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到了毛主席晚年，他这一代都感到就要快离开人世了，自己的生命快到了尽头，可是还有这么多的事要做，真是时不我与啊！他这种急迫焦虑的心情，作为老百姓的我们，恐怕难以理解，是吧？如果你坐在中南海那个核心位置上，你恐怕就能理解了。当然，这只是个大胆的假设而已。在详细地讲述了制约核心形成的主客观的结构性框架之后，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所经历的四个阶段，也即长征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和晚年走向世界时期的四个阶段，就比较好讲了。 三、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 1、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首先是长征时期，就是长征出了毛泽东。在长征前后，最初的核心是博古，当然博古上面还有个王明。王明跟博古是留苏的，精通马列经典，所以回来成为党的核心之后，他们照搬马列理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刚才讲了啊，核心不懂得枪杆子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请了个洋枪杆子来协助他，这个人就是李德（1990－1974）。李德是个德国的中低级军官，本来共产国际是叫他当红军的顾问的，但是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就自作主张把红军的兵权轻率地交给他了，成了红军的统帅。结果呢？出了大纰漏，在他的瞎指挥下，红军丢掉了广昌，丢掉了苏区，走上了长征。然后在湘江会战中，工农红军牺牲惨重，一下子从八万人锐减到两万多人，元气大伤。于是，红军的指战员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红军为什么现在竟陷入了绝境？大家得到的结论是，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这个结论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就是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红军的指挥权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能放在一个洋人的手里，甚至于也不能放在一个留苏的洋共手里。遵义会议将这个认识正式形成了决议，把李德和博古同时拉下马来，并且让毛主席重新进入了领导核心，指挥红军。当然他那时还不是主要领导人，甚至名义上也不是红军的核心。那么遵义会议标志了什么呢？标志了此后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共来领导红军，洋共必须接受土共的领导。洋共里头有留苏的，也有留法的，当然还有留日的。周总理就是留法的。周总理以前是毛主席的上司，遵义会议以后，周总理承认他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他承认红军陷于目前的绝境，他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公开表态，主张让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红军，才能够挽救革命。从此周总理就变成了毛主席最可靠的合作者和革命伙伴。当然朱德总司令也是了不起的，身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的主席，是实际上手握枪杆子的人，却丝毫没有像蒋介石和军阀一样，拿手中的枪杆子抢权夺权，争做核心，而是严格地遵守党指挥枪的党纪，接受党的领导。所以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土共从此逐步掌握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洋共交出了最高领导权。我这样讲是我的独家看法，不是党史里官方的说法，恐怕出格了，是吧。毛主席出山之后，就把他在井冈山时期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运动战重新拿来指挥红军。这时红军活动的空间大西南，同井冈山的弹丸之地相比，不知要广阔了多少倍，如果统帅是个庸才，碰到这样广阔的舞台，一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但是，对毛主席来说，却正是他尽情施展他军事天才和指挥艺术的好地方。毛主席能不能成为红军的核心，就要看他有无能力领导红军摆脱蒋军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高山深谷、茫茫草地的险阻，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 毛主席不但办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他的同志们的预期。这里我只点出几个著名的战例就够了，如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勇夺娄山关，抢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勇克腊子口等，特别是四渡赤水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战史上的经典战例。毛主席原本只是个师范生，一介文人书生，抓枪杆子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然而这些杰作，使得文人博古、周总理，科班出身的军人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无不大为赞服，自叹不如。那个曾经专找毛主席麻烦的博古，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现在逐步领悟到枪杆子不是好抓的，单凭权势是不行的。博古当时只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湘江之役惨败后，他甚至绝望到想自杀以谢党，以谢共产国际，以谢国人，结果被聂荣臻及时赶到，把他的枪夺下来。所以你看，把不称职的人放在不称职的位置上，结果必然是个悲剧。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也说他被推上党的核心地位，是历史的错误吗？ 然而，历史却把毛主席推上了他应该占到的位置上了，他临危受命，不负重托，把枪杆子玩得出神入化，运用他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使疲惫不堪的红军变一下子成了一条游走在高山深谷中的蛟龙。你看蒋介石虽然派了几十万大军在后面穷追猛打，但却在毛主席声东击西、兜圈子的迷敌诱敌的战法之下，失去了红军的踪迹。最后，毛主席终于把中央红军带出了草地，脱出了险境，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于是毛主席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军众望所归的统帅，核心，所以说长征出了毛泽东。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核心不是靠耍嘴皮、巧言令色的选举产生的，而是靠一个人的功业、战功、能力产生的。这个传统很有意思，跟武术一样，两个人比武，强者胜，也就是说，你必须拿出真本领来才能叫人心服口服。这个重视能力的传统现在在各行各业中基本上仍然保存着。所以，中央红军为时一年的长征（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证明了是毛主席而不是别人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但是他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还是有人挑战的，这个人就是张国焘。 当中央红军和张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上旬在四川懋功会师时，你可以想象到，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就像个叫花子队伍，衣服破破烂烂，一个个面黄肌瘦，人数从八万减到不到三万。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好相反，人强马壮，且衣服整洁亮丽。张国焘同毛主席见面的时候，他有意装阔，在台湾叫秀，秀他漂亮的军装，秀他的战马。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借此告诉毛泽东，你看看我这个实力，你毛泽东没有实力来领导红军了，只有我张国焘才有领导红军的实力，你没有这个实力了！他现在有八万人，有的人说五万人，有的人说十万人，反正红四方面军就是兵强马壮，然后资源补给又远比中央红军充足。所以，张国焘就暴露了他篡权的野心，要同毛争夺红军的核心地位，同洛甫争夺党的核心地位。 上面曾经特别指出，虽然枪杆子是取得核心地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取决于其它条件，例如政治智慧。这时红军发生了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之争。这是个涉及到党、红军和革命的前途的大问题，南下，那是一条绝路，死路一条。而北上哪，北上抗日么，这是从政治的高度来考虑红军的去向和落脚点。但是作出这样的政治决定却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政治远见，也就是对上述的中国历史规律和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式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人才能够提出北上之路。毛主席因为具有这样的历史知识和政治智慧才坚持红军必须北上，到川陕建立根据地，最后到陕北落脚，才有出路。而张国焘呢，就没有这样的历史知识和政治智慧，所以就坚持红军南下，同毛对着干，于是党和红军分裂了。张国焘就于1935年9月另外搞了个中央，而且把党中央一些核心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不但开除党籍，还要通缉。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来，要说枪杆子，当时当然张国焘最强，但是要说政治智慧，他却是最差，结果把自己，把第四方面军带上了绝境。最后他那个八万人到了1936年10月三大红军在陕北吴起镇会师的时候，他也只剩下两万多人，其它的四五万人都因为他政治上的无知而白白牺牲掉了。 由此可见，核心需要具有高瞻远瞩、超越思维的政治智慧的重要性。领导人跟下围棋一样，一段跟九段下是下不赢的，因为人家九段可以看到几十步的变化，而你哪，最多只能看到一二十步的变化，你这盘棋怎么下，是吧？肯定是下不赢的。张国焘志大才疏，想做核心，结果白白葬送了数万红军的生命，也输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最后变节叛逃，晚景凄凉，在加拿大郁郁以终。 这里顺便谈一下我个人对毛主席〈沁园春?雪〉这首词的一点独家心得，向各位请教。当1936年2月他率军东征的时候，正好碰到铺天盖地的大雪，他触景生情就写了〈沁园春?雪〉这首词。词的气魄雄浑，意境高远，可以说是千古绝唱，连反毛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赞赏。诗词言志，这首词无疑地是反映词人这时的心境和心态，决不是一般工于诗词的文人能够写得出来的。个人认为，这首词里头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毛主席认为他领导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军事长征。你想，他作为这样一支军队的统帅，该是多么自豪，多么自信。所以他就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品评了，在他看来，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英雄，都不在话下，不是缺少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基本上都是武夫一个，特别是成吉思汗，更是十足的武夫了。不像毛主席他自己，既能以一支笔杆子指点江山，又能以枪杆子指挥千军万马，文武兼备，数古今风流人物，不是要数我今天的毛润之了吗？ 这是我的理解，当然有些正统释诗的诗人，例如臧克家吧，认为词中的“数古今风流人物”中的人物是指的无产阶级，不是毛主席夫子自道。他之所以这样解释，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符合原词上下文的构思，因为如果真像臧克家理解那样的话，毛主席就不必化那么多的笔墨来列举古代的封建帝王了，而应当要列举中国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例如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了，这样才能前后呼应么，他们可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啊。 臧克家这样解释的主要思路是毛主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决不会有封建帝王思想。这点我完全同意，这些封建帝王，正是毛主席要批判打倒的对象，他怎么可能要成为第二个秦皇汉武呢？当然不会。但是，别忘了，这些封建帝王还是统一中国、抗拒外敌的民族大英雄呢！从这个角度你就能看出词中的真正的深刻涵义了，就是隐晦地说，我毛润之既然有能力打造红军这支铁军，走过了千山万水，那么天下还有打不败的敌人吗？当然他一定可以“手缚苍龙”，打败蒋介石，统一中国，进而赶走帝国主义。这才是词里头的真正含义，当然，如果说其中也有赞颂无产阶级的意思，我也能接受，但这是次要的，毕竟毛主席也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么。 话似乎扯远了，我要说的是这首词间接地隐示长征出了个尤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毛泽东！我也许解释得过头了，请大家指教。 2、延安出了个毛泽东 第二个时期就是延安出了毛泽东。延安时期老百姓曾经传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不过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核心么，讲得早了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就是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被日本吸引过去了，那么陕北这一带的军事压力就相对减轻不少。这时党的领导人除毛主席之外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甚至于周总理、朱德，这些集体核心的成员都抓紧时间加强理论学习，总结苏区和长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大写文章。以前忙于军事斗争没有时间来从感性的认识总结提升到理性的认识，现在有这个时间了。 对毛主席来说，这段大搞理论的时期具有特殊意义。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起点在党内是不高的，他没有骄人的学历，只是个师范生，跟有北大学历的张国焘相比，或跟留苏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相比，学历上自然是矮了一大截，所以他在党内很受这些洋共的轻视，很吃瘪。例如在遵义会议上吧，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就不客气地讥刺他说，“你毛泽东懂什么，你打仗也并不高明，不就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打仗么？”在这些洋共的眼里，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张国焘也讥讽他那套游击战的思想早已过时，认为是落后的代表。无可否认，这些留苏的洋共，的确孰读马列经典和苏联的革命经验，而且也都是很不错的笔杆子，博古、张闻天都写得一手好文章，都是大笔杆子。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常常吃瘪，是可以想象的。当时大家虽然承认了毛主席是红军的核心，但是还不能承认他是党的核心，毕竟在这些洋共的眼里，他的马列理论不怎么地道么。有鉴于此，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期间靠自修补课，苦研马列经典，你不是说我不懂马列么，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是谁能够活学活用马列经典的原理、原则？于是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的大文章，其中不但讨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战略，而且讨论了指导中华民族如何抗战的战略战术；更重要的是，还构思了将来建立新中国的政府的组织形式，这就是超前的思想，也就是党的核心要做的事情。这些结合理论和实际的理论性大文章，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首席理论家。那些曾经轻视他马列理论水平不高的同志，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党的理论家了。于是，延安出了个毛泽东。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他写的这一系列东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句口号变成了现实，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实践吃掉了，消化掉了，转变成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体系，变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自己的东西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精神和原则是以人为本，以民为纲的人道主义思想。毛主席一再强调，其间所贯穿的，在理论上、行为上和作风上，必须建立起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广大利益为最高标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看今天吧，有些干部连起码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竟然也能够爬到中央一级和省一级去了，至于地方一级的劣质干部那就更是车载斗量了，我是不是言过其实，夸大了呢？ 四、中国的崛起 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三个时期就是从内战期间到文革前夕，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段时期毛的标志性功业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开国朝代和政权必然要做的事，新中国当然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但做法上与历代大不相同，以往是经过大乱后首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例如汉初和清康熙时就是这样的。然而中共却大搞土改，没收地主土地，基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拿出来还给农民，使农民自食其力，不再挨饿。对于城市的工商业主，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基本上符合历代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和措施。 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沿着历代的老路。为了新王朝、新政权的长治久安，不得不抗击周边的外侮，秦汉抗击匈奴，隋唐抗击突厥，宋朝抗击辽金西夏，现在则是抗击周边的帝国主义。结果，在开国初期还没有来得及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与民休息，恢复困竭的国力时，就被迫打了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奠边府决战）的两场硬战，然后是中印的边境战争。结果，不是打个平手就是以胜利告终，使中国人不再挨打，永远告别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不断挨打的屈辱历史！ 这里我要顺便插一句，我方才讲的“两个不挨”，不挨饿，不挨打，是我的独家之见，版权是我的。然而我的老学长，老同学李敖，去年2005年9月23日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时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所说的“两个不挨”。因为他没有讲明是谁说的，所以是盗用了我的版权。还有一个是盛世的观念，他说现在的中国是秦汉以来未有的盛世，这个版权也是我的，他也盗用了。你们看，是不是要来个更正呢？ 这虽是题外话，不过这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光耀千古的骄人成就啊！因为毛泽东既是新中国的核心，现在中国人能有不挨打、不挨饿的盛世局面，这个功劳当然应该记在他的名下。对吗？这可是件不朽的功业啊！就这一条，他就可以很自信地说“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试想，谁能做到呢？你们看，在中国大的朝代开国初期，有哪一个开国君主、核心，能够击败强敌的呢？刘邦没有，赵匡胤没有，唐太宗也没有，秦始皇可能算是一个例外，他倒是把匈奴挡在长城以外了，可并没有把他们打败赶走啊！ 所以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2、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最后是毛在晚年，走向世界。世界出了个毛泽东。这里讲的是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也就是他将永远离开人世的岁月。这是他一生中到现在为止仍然让史家、让毛派和反毛派争论不休、难下定论的时期。 那么这段黄昏岁月的标志性功业是什么呢？难道就只是权力斗争吗？只是以斗人为乐么？ 国内外的反毛派，都是这样说的，众口一词么，众口铄金么，几乎成了真理，容不得别的说法。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充其量只是部分事实，不是全部事实，而且更不是重要的事实。毋庸置疑，当时党内、社会上，确有权力斗争，确有打斗抢砸的暴力事件，不但有，而且非常普遍，有时非常激烈，非常凶残。文革么，也是一种革命，不是吗？所以，不可能是和风细雨的，一定会有暴力的。当然，这是非常不幸的，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只好说，这是历史的悲剧喽！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视野来看，你将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广阔的历史景观，这实际上也是毛要处心积虑要创造的景观。这是一段非常时期，绝不能用一般通俗的标准来看待，它是一个毕生奉献于中国解放、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家，一个行将离开人世的老人，一个红色江山的缔造者，一个想在离开人世之前为后人留下一笔永恒的珍贵遗产的不世出的伟人……的巅峰之作。所以，他在晚年的作为，绝不是一个平常人，甚至同他终生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老同志，可以理解的。他的思想已经走向世界，已经进入永恒！ 而且，按照毛一生中一贯的行事作风，从来没有一次不是谋定而后动的，决不轻率地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你看，他在中央苏区挨洋共整了三年吧，他耐心地等待时机；还有，遵义会议后，他大可以取博古而代之，但他却把周恩来、洛甫推上军事和政治核心，自己始终处在幕后，韬光沉潜，时机未到，决不出手。所以像文革这么大的事，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一次的大动作，绝不可能是轻率作出的决定，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的行动，一定是含有深远的谋划、深刻的历史重要性的大动作。毛临终前还一再表示，他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和抗战时打了日本，另一个就是发动文革。可见到死为止，他都不认为文革搞错了，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不少人反对。 然而，这个肯定毛晚年作为的思路，却被官方强制性的全面否定而封杀了，根本不让你往这方面去想。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到了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仍然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传统，谁有枪杆子，印把子，笔杆子就得听谁的，不能有刺耳的异音、杂音。这绝不是一个盛世的气象，也不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有的胸怀，是吗？ 那么到底毛晚年的作为、大动作究竟要意欲何为？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一个天大的谜团。历史已经尘封了30年了，我们不妨对这个谜团提出一些假设性的探讨。我认为毛的晚年有三大关切，正是因为这三个大的关切，才促使他发动了文革。因为这些关切，已经超出中国革命的范围，中国的范围，进入世界的范围，甚至已经从现在进入未来，进入永恒！ 是的，这是我个人的大胆假设，但是却有大量的客观事实可资佐证。例如作为开国领袖，一个新中国的缔造者，毛在晚年念兹在兹的共有三件大事，希望能够在他离开人世前能够完成，或基本上能够完成，或者只是开个头好让后人来接着去完成。这也是孙中山遗嘱中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殷殷之情来勉励他的同志们的临终嘱托，这不就是毛的“不断革命论”的孙中山版么？ 首先是，他矢志打破冷战的美苏二元国际大格局，建立中美苏鼎立的三元国际大格局；否则中华民族仍然将在美苏两霸压迫夹杀的空隙下讨生活。而且，他自信地认为，如果不在他离开人世之前，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党内没有一个同志能够完成，包括周总理在内；当然早在周总理还没有得病之前，也就是60年代初期，他的目光已经逐渐从中国投向世界范围了。 这时，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提醒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潜台词就是要同志们，同胞们备战，准备好随时同美苏进行战略决战。然而他的同志们的眼光，却只看到中国这个范围，却只一股脑儿地专顾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毛的终极关切，对他们是太遥远了，曲调太高了，高得他们无法欣赏了。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主席真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好大喜功！ 终于，这个同美苏进行战略决战的历史时机来到了，那就是中国隐秘地参与在中国南大门进行了长达10年的越战，以及顶住苏联在漫长的北方国境线上驻扎的虎视眈眈的百万大军，以致最终爆发了珍宝岛战役。 这个10年，是天下大乱的十年，是风云动荡东的十年，东亚和世界的矛盾尖锐化，白热化，其激烈的程度，不论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绝非一些反毛、批毛的人所说的，毛晚年夸大了阶级矛盾的严重性；然而，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怎么能说，毛过分估计了国内外的阶级矛盾呢？ 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毛是怎样领导中国人度过这次较长征时期红军面临的有过之无不及的惊涛骇浪的危机呢？ 他反美、反修，既反美帝，又反社帝，就是同时两面作战，而且又是两个超级核霸，犯了兵家之大忌；而且在许多党政军的老同志眼里，也违背了毛自己一再告诫他们的“决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的警言。 然而毛，就是毛，不是别人，他就是不信邪；还是下决心打他一生中后果极其严重、胜负难料的两场战略大决战，以便为中华民族、为后代子孙打出一片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他想在离开人世之前，留给他为之奉献一生、战斗一生的同胞的一笔遗产。 是的，按照一般常理，根据中国同两霸的军力、国力的对比，这两场战争，绝无取胜的可能，何况还是南北同时出击？但是，毛不是一般意义的军事家，革命家，而是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具有崇高声望的战略家、政略家、革命家、军事家，而且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艺术境界。根据他一贯的信念，“是人而不是武器，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决定同美苏打一场世界规模的人民战争，用世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来抵销两霸核子牙和现代化武器的可怕威力。 事实证明，一个久经反殖、反帝战争的疲惫不堪的越南人民，在中国隐蔽的全力支持下，在席卷全世界的正义反战洪流下，终于在1975年，也就是刚好在毛离开人世的前一年，在越南战场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帝国主义。 实际上，这场世界规模的战略大决战，其胜负结果早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时，就已见端倪；美国承认打不赢了，但却要体面地撤出，不要在美国战无不胜的战史上留下一个被三流国家打败的污点。所以有求于中国，才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恳求毛主席助他一臂之力，让美国从越南战场的泥沼中拔出越陷越深的双足。 毛主答应了，因为毛的战略意图已经实现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么，何必不留余地呢？因为中国也有求于美国，就是联美制苏，并且要求美国从中国的领土台湾上撒手，废除美台协防条约，撤出驻台美国军事人员；更重要的是，从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第七舰队，解除二十多年来对中国沿海的封锁。当然，还有毛周尼基四人达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谅解，就是承认中国是个政治大国，美国让开一条大道，让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舞台，也就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进入一切相关的国际组织。于是，毛周同尼基，完成了中美之间一笔空前的外交上的战略大交易！ 于是，1971底年中国体面地回到联合国；于是，1975年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随之，冷战的二元格局打破了，世界从此出现了中美苏的三元大格局。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上的三强之一，苏联不再是老大哥了，而是平起平坐的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了。国际格局和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是毛一生中的顶峰成就，封顶杰作，是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上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较史诗般的长征有过之，无不及。然而，由小平同志主持的1982年相当于为毛“盖棺定论”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对这样具有全局性的大变化，竟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好象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不劳而获的。天下和历史上有这样便宜的事么？毛的继承人坐享其成，但却反而倒打一耙说，毛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真是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他们不就是文革是挨了整，靠边站了么？于是，毛为他一生的反帝事业、为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可以安心地走了。 现在顺便说明一下，毛是怎么打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人民战争的。不是中国派兵到第三世界去，绝不是这样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毛怎么会这样做呢！他是打的宣传战，心战，攻心为上么。例如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由，人民要解放”，“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以及打一场经援战，要给第三世界人民以实惠。例如，毛说“越南人民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的，就给什么”，然后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向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等国，提供实质性的技术和经济援助。 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反毛、批毛的人总是说，毛的晚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事实，否则中国怎么会在自顾不暇的时候，还有余力去大力援助别人？还有，精明如尼克松的政治家怎么会同一个朝不保夕的中国打交道，谈什么重划世界地图的大问题呢？中国具有谈这种问题的资格吗？ 当毛逝世后，他的中国同志却把他晚年的作为说的一无是处，而且净捡坏的说，甚至更极端的人说他犯了罪。暂且不论这种对毛的指控是否属实，是否有理，这种指控的本身却暴露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毛的继承人必须用全面否定毛的晚年来为自己的核心地位提供合法性、合理性。这是中国历史上、传统上，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成王败寇的非理性做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客观唯物的理性做法。这同一个伟大的文明是很不相称的，同小平同志一向博大谦逊的胸襟也是很不相称的。 你们看，当中国人自己把他们不世出的伟人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的舆论、政治人物和名流，包括曾经激烈反对过他的人，却对毛颂赞、仰慕、推崇不已。现在只列举1976年毛逝世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唁电和评论，以资佐证。 第一和第二世界： 《纽约时报》：假如中国的声音今天在世界的会议上获得人们尊重地倾听，那主要是毛在1949年解放中国大陆后所完成改造的成果。《华盛顿邮报》：他不仅改变了他的国家——中国，而且最后教导了人类，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其它政治领袖所教导过的人。 《波士顿环球报》：毛泽东成了全世界亿万人民的一个象征，象征着有可能取得社会改革，取得经济和社会进步，使被剥削者获得尊严。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们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法国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他是一位无限深邃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表面上，他非常温柔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毛泽东历史上的排名要比拿破伦、亚历山大等人高出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要比这些人大得多。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美国作家史特沫莱：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们的人。 第三世界 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里，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如果仅仅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他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世局的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巴基斯坦《世界报》：他教会整个第三世界懂得了新的生活道路。毛主席的思想照亮了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道路；教会了小国站起来坚决战斗，唤起了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的觉悟，使他们看到“依靠自力更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孟加拉国国总理：他的典范将不断激励鼓舞着全世界同压迫剥削势力进行着斗争的人民，他的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将永远是指导孟加拉国和其它各国的人民灯塔。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科威特时报》：世界将怀念你，你将永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毛泽东主席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坦桑尼亚《自由时报》：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给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道义和物质的援助，帮助他们从奴役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对世界许多人来说，毛主席的名字就意味着解放。 扎伊尔蒙博托总统：毛泽东主席心里装的是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桎梏下的人民的自由，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理想，将长久地继续影响世世代代。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毛泽东主席是当代一位伟大的天才政治家，是各个时代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位最伟大的缔造者。 博茨瓦纳总统雷茨?卡马：毛主席在世时是全世界受践踏人民群众的最大希望，在暴政和不义比比皆是的世界里也是个代表和平的伟人。他安息后，他的精神将继续启发鼓舞我们。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他的英雄范例和他的思想是启示的源泉，并将继续鼓舞被奴役的人民、大城市凄惨贫民窟中的人民、种族隔离罪恶统治下或陷入帝国主义重围之中的人民。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他唤起了中国人民，也唤起了中国国界以外的人民。他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道路，使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前途美好进步。 就引述到这里吧，因为多得不胜枚举啊！于此可见，世界出了个毛泽东，甚至人类出了个毛泽东！ 正是70年代的这股遍及世界的毛泽东热使我们来自台港的海外知识分子、留学生，感到以中国人为荣，感到毛泽东的名字所代表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于是，我们保钓的一代变成了毛派，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因为蒋介石政权带给他们的却是民族的屈辱、自卑和自贱！ 然而，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来，官方对毛晚年功业的贬抑、全盘否定甚至丑化，同上述世界对毛的颂扬，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当中国人民为了进行自己反帝事业时，则全力争取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现在一旦反帝成功了，脱掉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成为世界大国而全力发展经济时，却与他们的压迫者、剥削者交了朋友，密切合作，忘掉了以前曾经一道拼搏的穷朋友，这又是多么大的历史反讽啊！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中国人怎么这样的势利啊？！ 第二个毛晚年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历代的开国者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就是他所开创的基业，能否传承下去，直到永远，永远。秦始皇帝之所以称自己是第一个皇帝，是想继他之后世代相传，万世不绝。当然，那是家天下时代开国帝王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公天下了，毛主席当然不会想把这个红色天下变成毛家天下，他想的是，他一手开创的这座红色江山，无产阶级的天下，能否世代相传，不会变色。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是参照了中国历史经验的，例如李自成是怎么失败的？洪秀全的天朝又是怎么半途夭折的？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不久，他的政权就开始腐化了，你们知道洪秀全晚年的时候封了多少王？大概一千多个王吧，每一个王都有一座豪华的王府。你想想看，这个政权还有打天下的雄心壮志吗？根本腐化掉了。所以，所以最后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消灭了。 他当然不会忘记他要同志们好好阅读的郭沫若那篇〈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警示，还有黄炎培在延安时对毛主席提醒的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亦忽焉”的“朝代循环周期律”的怪圈。所以，毛主席才要在从西柏坡进北京城之前，一再告诫和提醒军政干部和党员进城后不要腐化，不要学李自成。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他发现有些开国元勋，高干子弟的生活奢侈了，糜烂了，革命的热情消退了，革命的理想淡忘了。于是，他开始担心忧虑红色江山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就想到了要搞个类似延安整风运动的全国规模的思想运动，让全党和全国重温一下革命的理想和历程。这大概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吧。你看，在文革期间，一再提出来的口号不就是公字当头，社会主义新人，为人民服务，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等这些有关革命理念，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么。当然，通过这样的思想运动，集中意志，统一思想，也可以视为反两霸的思想总动员，当时不是全国在备战么？ 最后一个毛晚年所关切的大问题同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最高权力的转移或继承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甚至连雄才大略的英明君王如秦汉汉武，唐宗圣祖（清康熙），都未能好好的解决。这是家天下时代的权力继承问题。到了公天下我们这个时代，毛晚年必然面临要解决他的权力交给谁的问题。是吧？到底谁有资格接下他这个大位呢？家天下的血缘继承制度当然不再适用了，那么根据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个关键的大问题呢？如果按照枪杆子出政权的传统，那么就建国的军功而言，应该不是一野的彭德怀，就是四野的林彪，当然四野的功劳更大，几乎打下了大半个江山。可是阴差阳错地历史却把这两个人拉下了政治大舞台，最后都以悲剧结束一生。这样，就只剩下二野、三野了，二野的刘伯承早就无意于政治，无意于大位的争夺，现在只剩下个二野的邓小平这个政治将军了，他算不上儒将，只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文职军人。三野也没有争夺大位的人才。所以，党内国内这种客观的权力现实，已经不容毛有太多自己的选择了，根据他奉守的原则，洋共必须接受土共的领导，所以毛临终前将一个毫无军队背景的土共华国锋推上了大位，但是华核心没有枪杆子为后盾，又怎么能够安于大位呢？所以你看，没有多久，就被邓的枪杆子拉下马来了。令人不解的是，邓以开国元勋的地位，又有枪杆子为后盾，却不采取毛泽东的模式，当仁不让地自己坐上第一把交椅，却采用了张闻天的模式，将核心的大位谦让于一个资望、实力远逊于他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中的奥秘，只有邓心中有数，我们就不好胡乱猜测了。是不是他也奉守毛的洋共必须接受土共领导的原则和惯例呢？ 不过，这表明公天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第二代，仍然无法合法合理地解决核心的继承问题。毛虽然将大位让华来继承，但是他很清楚，华是无法安于大位的，只是个权宜之计的过渡人物，肯定是无法让有兵权为后盾的、代表官僚系统利益的邓小平心服口服的。所以毛就寄希望于在毛泽东思想培养下成长的年轻的一代，就是文革时的红卫兵了。所谓卫者，就是保卫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意思。当时红卫兵的一代，现在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已经登上大位了，就是胡温所代表的第四个世代。 那么，毛所寄望的这个第四代，能否保卫他所建立的红色江山呢？能否兼取毛邓之长，而形成自己第四代的统治风格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来回答吧，我们姑且拭目以观其变吧！ 五、结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可行性 讲的太长了，该结束了，最后再讲一下结论。在这里顺便初步提出一个个人大胆的设想，就是构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可行性，以便向各位请教。 首先，我要为毛思想的信徒或追随者敲警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流下，正处于危机，需要我们认真严正地对待。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毛思想真的过时了，没有生命力了。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决不是的。那么，如果毛思想没有过时，还有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在那里呢？我想，它的生命力应当是寓于人民吧，一个旨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怎么会过时呢，怎么会没有生命力呢？例如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出现的社会两极分化，人民碰到的住房、医疗、教育三方面的深重压力――有人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官场上贪污横行，社会风气败坏，一向自鸣清高的学术界斯文扫地，在在使他们又怀念起毛主席那个清廉、公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时代了。这不，人民又怀念起毛主席了，怎么能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呢？ 还有，你看，第四代的核心胡锦涛是怎么界定他的治国理念的。2002年12月6日他上台不久到西柏坡朝圣时公开宣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他们的治国理念，并表明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在毛泽东思想培育成长的第四代，将成为毛思想的继承人，接班人，继续执行毛为人民服务的终极治国理念。 但是，毕竟世界变了，历史在不断前进，现在的中国和世界，同30年前毛逝世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最突出的变化是，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不再是战争年代和备战年代的中国了。那么在和平时期，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当然应该是毛的接班人的事了，不是毛的事了。 是的，世界是变了，中国也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超不出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具体的内容可以不同，但执政的理念依然未变。所以，似乎没有另起炉灶，独立成家成派的必要，仍可消融在毛的思想体系里面。例如第二代的邓小平理论，就是求富的理论，发展经济的理论么，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机制，但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也可以消融在毛思想体系之内么。至于第三代江的三个代表，基本上是邓规江随，没有什么新意、创意，而且这三个代表完全符合毛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代表。 既然第二、第三、第四个世代的大政方针都没有超越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完全没有背离毛的治国理念，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把这些新发展的东西都消融吸收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之内，而发展成为成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呢？在毛泽东思想前面，加个新字，表示有别于旧的毛泽东思想，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做在中外都有例可循。西方有新柏拉图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我们中国古代呢，例如儒家，儒家在孔子之后是不是就停滞不发展了呢？不是的，还在发展。西汉的董仲舒就是在新的条件下，消融了阴阳五行、道家的学说，发展了儒家，成为汉儒，为大汉帝国的统治服务。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都在他们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将佛家、道家消融到儒家里面，开创了理学和心学。理学和心学，实际上就是新儒学，儒学的新发展。 现在中国的文化生态，实际上有三大思想潮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统治意识形态，主要在使政权合法化，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使它合法化。第二个是自由主义，这主要是邓小平第二代引进的，既然要发展经济么，那你就得要利用西方的资金，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管理等等，加上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归，海峡两岸蓬勃的经贸交流，所以自由主义现在是很吃香红，年轻人特别热衷，不是都要发财致富嘛。第三个是方兴未艾的新儒家，新儒家的大本营在港台海外，大陆也开始有人提倡了。例如其代表人物蒋庆，竟然以一副现代的康有为的面貌出现，提出很狂妄的口号，鼓倡用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立儒教为国教等，好像又把中国的历史拉回到了民国初年的时期。他们还要求教育部把儒家的德目编入中小学生的基本教材里。 现在我们有点像唐朝时一样，唐太宗时儒释道三家并行么。这个就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伟大的文明，不可能只有一家独鸣，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么。但是，思想潮流中必须要有主流、非主流，我提的新毛泽东思想的意思，就是希望毛泽东思想的信徒，理论家，在新的文化思想生态下，能够把新儒家、自由主义等学派中合理的部分，消融到毛泽东思想里头，构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这是对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最后，我对刚成立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有点意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不叫毛泽东思想研究院或毛泽东主义研究院呢？毛主席说，他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现在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标出来，变成一个似乎高于毛泽东思想之上的东西，这样做，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了又这样做，我觉得不大合适。国内有人构思倡导新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程恩富为其代表，这其实就是我这里讲的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了，何必还要再用“马克思”这三个字，不用“毛泽东”三个字呢？我觉得历史像是在倒退了。所以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个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其中没有完成的东西，例如发展生产力（求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求文）等，都是思想的应有之义，都是隐含在里头的，只是没有来得及发展而已。以后的各个世代，例如第五、第六…依此类推，如果在求富、求文方面有新的贡献，都可以消融在新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而且，我也很难想象，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会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来取代毛泽东，当然我讲的主要是指官方的统治意识形态，不是就学术界，民间的学者专家而言的。 今天我实在讲得太长了，现在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老石：毛主席和中国及世界的未来——与年轻一代交流 9月9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以及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当今的影响和意义，乌有之乡请来了毛泽东思想研究者老石先生和著名学者祝东力先生，和青年朋友们进行交流。 老石首先做主要发言。他指出，好象一提毛主席，那些对毛持有异议的人就认为是在怀旧，是想回到过去，然而说这些话的人，他们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谈论过去。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者都是站在当代的立场来认识历史的，同时往往我们谈论历史都是面向未来的，是要以史为鉴的，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所以，尽管今天的话题是谈毛主席和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但不可能离开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也不可能对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完全回避。他说，在“人性”问题上他与资产阶级学者的不同之处就是认为，除了他们所承认的人的动物性（甚至说兽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乌托邦性。人类总是要为某种未来、某种可能、某种理想去奋斗，而且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下来，并为后人留下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就此而言，今后能够为中国做出贡献的也将是年轻的一代，因此，他希望今天提出的一些的问题能够引起年轻一代的重视，并且对未来的理解能够比老一代人更好一些，这也是老一代人的殷切希望。 老石认为，谈未来不可能不立足于今天的现实，谈毛主席与未来的关系也必须首先面对或正视毛主席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有一点感觉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么多年来，一方面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以及主流的报刊中，“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等诸如此类的字眼，我们见到的是越来越少了，但另一方面，在网上则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毛泽东”热，而且是一轮比一轮更热。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比100周年的时更热，规模更大，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特点：纪念活动的民间化。如果说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更多的是官方不得不做的一些纪念活动的话，那么到了110周年纪念日时，民间的纪念活动就远远超过了官方。这一现象，连对毛主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注意到了。而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之后直至今天，这股热潮久久不退，并且持续高涨。联系到今年，有两个特殊日子，一个是毛主席逝世30周年，一个是文革四十周年。文革更离不开毛主席的话题，不管是左翼在很多方面寄予未来的希望，是从这里研究的，或者是右翼对毛主席的批判或者咒骂，更多地也是从这里出发的，文化大革命更多地集中了对毛主席看法上的立场的分歧或者说热点。 老石接着谈到文革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在对待文革问题以及毛泽东热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官方的。1996年文革30周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刘青峰出了一本书《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搜集了国内国外关于文革研究的很多文章，他在前言中提及了这种研究的区别，认为文革30周年之时，国外研究沸沸扬扬，很热闹，但国内却冷冷清清，文革资料被禁止查阅。国内一位文革史专家——也是个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经讲过，文革30周年，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的一位负责人——此人在文革曾极力鼓吹“血统论”——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烧毁文革资料，同时地方图书馆（比如河南、湖南）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烧毁文革资料。而今年40周年之际，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文化部长的表态，他说，不管对文革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都不搞纪念活动。尽管这样，在网上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文革的文章，不管是批判的，总结的，还是肯定的。并且有些东西是禁止不了，比如学者（对文革否定）的活动。徐友渔等人曾在密云召开学术研讨会，搞了个纪要，官方也没怎么干涉，包括今年第一次有内地学者到海外参加的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其次，老石指出，从整个文革研究来看，有一个感觉就是，否定文革的右翼比肯定文革的左翼要更加重视文革研究，但是从否定或批判文革的文章中，也普遍看不到什么新东西。在右翼问题上，还有一个例子，国外有一个右翼的重要阵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这个刊物由美国政府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在它上面几乎看不到一篇左翼的文章，其编委会中尽管有个别学者有左翼色彩，比如王绍光，但其余的都是著名的右翼。就是这样一本刊物，去年的第四季度冬季号就出版了纪念文革40周年的专栏，今年的春季号到夏季号连续有纪念文革的专栏和关于文革的文章。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文革的右翼是很重视文革话题的。总的来说，官方的大报一片沉寂，其他地方则热闹非凡，这就好象一个是冰面，一个则是冰下面的激流汹涌，对文革（研究）的热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左翼，今年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文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多少年来，左翼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是比不上右翼的。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点突破，那就是年轻人对文革研究开始产生兴趣和关注，这对年轻左翼和年轻右翼来说都一样。 而说到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在国外，不管左翼、中派、右翼，无论在中国问题上立场有多不同，但都一致认为，要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必须以文革为切入点。因为文革之前，很多资料是禁止接触的，文革以后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正统秩序，很多东西也看不到了，也只有在文革期间，红卫兵的造反活动把很多东西都掀了个底朝天，很多重要的、机密的资料都被公布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透明的时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未有一个时期象文革时期这样，老百姓对政治的了解这么多。就此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国外以文革研究作为切入口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的第一手资料的确比较多。 老石进一步谈到包括文革研究在内的毛泽东热所带来的反应，那就是它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首先是官方对此的关注，他们开始搜集国内外文革40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著名人士公开表示对此的忧虑，例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以轼着文：“如果按人数来说，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思想的对立面。”前年，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萧功秦也当演讲者面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场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因为中国人没有其他的思想资源，只有毛泽东那一套东西”，还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必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爆发出来，而这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劫难。也正是从这点出发，他甚至赞同促进今天的统治秩序更强有力一些，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王力雄等人，这些看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从这里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些人的看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关心的是毛泽东与未来的关系，而不是与过去的关系。老石说，另外一个反映毛主席对今天社会影响的方面，则是毛主席的象征意识在民间、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比如毛泽东画像作为保平安的符号在公车与私车上的普遍出现，有比如老百姓习惯于用“毛主席”来指代过去时代中弥足珍贵的东西。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是任何人、任何宗教无可比拟的，这一点只有那些闭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看不到。 至于说到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毛主席对未来世界的影响，首先可以从毛去世时外国的悼念活动中略见一斑：当时世界上的国家大约有120个，但是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派出的代表到大使馆亲自悼念毛主席的就有105个国家；除中国以外，世界有2/3的国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群众大会，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有官方参加的，也有群众自发组织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伟人去世时能象毛主席这样激发起了世界这么大规模的反响；在毛主席去世当天（9月9日），联合国不需要请示任何人就立即降了半旗以示哀悼，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联合国在任何一个会员国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去世时都会降半旗，但一般都在第三天，而且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亲自率领安理会15国外交官员一起到中国大使馆进行悼念，这种规格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在邓小平逝世后，联合国专门大会上给他的最高评价是“他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而在毛逝世时对他的评价都是放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高度，从他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出发的，例如把他誉为“人类思想的一盏明灯”，“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希腊总理），“他的思想是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的行事的指南。”（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依然有许多方面是与毛主席相关的，比如委内瑞拉的毛派总统查韦斯、由毛派领导的为今天世界所瞩目的尼泊尔解放战争、希腊的“毛泽东情结“等等。但也应该看到，最近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本土的“去毛化”趋势对国外也是有所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例如世界范围内新保守主义的泛滥，毛主席对目前世界的潜在影响还难以产生一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同时也应该客观地估量到，另外一些长期活动的左翼的组织在世界上的影响甚至超过毛派的影响。 老石又强调指出，在毛主席对未来影响的所有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老石认为，除了人们今天谈论最多的这个“向钱看“的现实的中国外，还有两个潜在的中国，一个是处于全球化影响之下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的中国，在这点上还要特别注意到以英美新保守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国际利益集团对中国可能的影响；另一个是受到毛泽东主义极大影响的民间的、与全球化相对抗的中国。从表面上看，受全球化影响的中国的优势和毛泽东主义影响之下的中国的劣势是相当明显的，但是最终哪个中国会占上风，谁都难以对此下最后的结论，包括那些反毛的右翼学者。可以预测，中国有两个前景：第一个前景（与上述第一个潜在的中国联系在一起）是南斯拉夫化，西方对此的感觉是很明确的：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有12亿人口的中国，其本身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有利于列强利益的世界格局来说是一种威胁，一个挑战，道理很简单：整个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对世界的殖民驱使着西方经济、政治等一切方面的发展和强大，他们当然会担心一个变得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对世界已有的利益格局，从军事力量上，包括从意识形态上构成严峻的挑战。西方永远都不会信任中国，除了它是由共产党领导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块土壤是毛泽东主义最大的土壤。促使中国“南斯拉夫化”是典型的西方意识下的一个共识，而对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一立场思想家们来说，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改变不了民众（对毛的热爱），他们不寄希望于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思想来构建他们所设想的未来，他们更加担心的是民众的政治参与。中国的右翼并不喜欢颜色革命，因为中国和中亚、东欧国家不一样，后者没有毛泽东主义在民众中间那么强大的影响，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意识形态是东正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而在中国，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把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那就是毛主席，因此，不管什么人，打什么旗号来发动颜色革命，只要民众也走上街头，广泛参与了政治斗争，那么要不了几天，什么颜色都会变成鲜红鲜红的颜色。在当今中国民众的各种社会斗争中，也普遍都以毛主席作为旗帜。因此，右翼是不愿意看到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的，他们情愿寄希望于国际势力压力下发生的演变。无论权贵、大资本家还是右翼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作好了投靠的准备，一个汉奸遍地的前景是可能存在的，对此不能不警惕。 第二个前景是，别无出路的中国社会在民众强有力的推动下，重新整合，重新凝聚，并且能够接受美国的挑战，再一次影响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东西方文化和政治中平等交流的情况下，结束一个应该结束的西方化的时代，走出人类发展的困境。 那么能不能争取到第二种前景呢？老石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二、三十年来，有些东西在毛主席留下的遗产基础上是有所发展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丢掉了不少优秀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在今天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依然吃着毛主席留下的老本，在未来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中，也可能还要依靠某些老本。右翼清醒地认识到，“毛的成功不只是政治或军事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而这文化上的成功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之子，必有事无二出的语言能力，他用这种能力改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打造了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这是右翼对我们民众思想悲观绝望的根本原因，也是左翼重要的优势所在。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民众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中国革命、毛泽东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民众革命语言——“毛语”。老石认为，现代中国有三种话语：第一种是“毛语”，它的使用者一是官方的语言，一是老百姓的政治社会语言；第二种是学术性语言，包括海外归国学者使用的语言和古汉语，这种语言使用的范围只限于学术界；第三种是港澳舶来语。在今天，大众谈论政治、思想或社会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毛语，这是中国的右翼最感吃亏的地方。被称为“毛语”的现代话语在延安时候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49年后的革命历史运动中受到强有力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文革开始后，人人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普及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都是仅见的，在已有的历史中，我们很难举出另外类似的亿万民众普遍使用一种政治语言来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例子。现代西方语言都包含有强烈的殖民意识，或者政治意识，但毛语则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意识。从亚里士多德到新保守主义的列奥?施特劳斯，甚至宗教都是强调压迫的必然和合理性，反对底层民众的造反的，毛语的“造反有理”则提倡了大众革命意识。人类已有的文化（无论东西方）都贯穿着这样的意识：底层民众是卑贱的，是应该顺从的，毛语则体现了“人人都有做人的尊严”的平等观，一切（潜在的或有形的）等级观念、等级结构在文革的造反中都轰然倒塌了。人民群众对毛语的掌握和使用，是用“无知”的、但包含着真正实践精神的劳动者的文化来教育那些充满了腐朽意识的、“有知”的文化，它颠覆了对旧的偶像崇拜，破除了对权力和权威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培养了民众与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一流的政治素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在关心自己根本问题的政治意识上的素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恐怕是我们今后应对国内国际政治风云的最重要的资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重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除此别无他径，也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成为东西方各种文化都能接受的民众反抗压迫的有力武器。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许多学者总结人类一千年历史时只引用了一句语录：“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并且对毛主席这样评价道，“他对全世界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未来的希望”。 最后，老石提请青年朋友们，“不能忘记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实践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做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以此结束了他的演讲。 在接下来的自由交流时间里，听众提出了“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国当前的争论是否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如何比较黑格尔、马克思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让民众参与政治”，“文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等诸多问题。北京大学一位年老的教师对今天的讲座内容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对文革进行的反思和研究，不应只束缚于对各种具体细节或局部问题，更应该对文革背后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探讨，但恰恰很少看到有人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其次，在“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认为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比较科学，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基本上还是跟马克思、列宁等属于同一理论体系的。 在本次沙龙活动的最后，由祝东力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祝东力认为，“毛主席和中国及世界的未来”这一话题是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处境的，因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未来。理想就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和设想，理想即意味着未来。祝东力指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两种理想，一种是从“五四”开始的革命的理想，它的目的是要全盘改造中国社会旧有的结构，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理想从“五四”时代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它在毛泽东这一代革命家的手中完成了，但又由于文革的失败而终结；另一个是启蒙的理想，它随着文革的流产而在民间知识份子当中产生，在80年代非常盛行，80年代的知识分子发动并主导着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运动和文艺运动，他们的指向是建立一个他们心目当中的未来理想社会，这就是以英美为蓝本的，有多元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理想在“八?九”的政治风波中被撞得头破血流。在90年代商品经济席卷中国的大潮中，这两个理想都风卷残云般地消失了，中国社会只剩下一个当下的状态：过去的记忆在淡化，未来的视野已消失，剩下的只是捞一些现实的实惠而已，这就是当今中国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即缺乏未来。而老石在这里提供的是一个思想资源，就是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去规划未来。祝东力表示，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参加今天的活动感到很欣慰，这表明，年轻的一代对毛泽东和未来这样的话题是有兴趣甚至是有思考的，因此，他乐于预见，中国和世界是有希望的，是有未来的。 刘喜发：浅论毛泽东法制思想 　有人以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依据，武断地认为毛泽东轻视法制，反对以法治国，这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毛泽东十分重视法制，强调以法治国．本文拟就毛泽东以法治国思想，谈一点浅见，求正于学界同仁。 　 　一、 重视立法，主张以法治国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主张要以法治政,以法治军，以法治党，1928年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毛泽东立即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把土地革命的目的、任务与原则等，通过苏维埃政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颁行，作为开展土地革命的法律依据，对推动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开展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把党与红军的关系、红军的性质、任务等等都用党的决议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在农村环境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一支人民军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随后，以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文件．尽管当时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这些文件大都存在'左'的偏向问题，但它毕竟在以法治国方面开了先河．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法令，使根据地的各项事业都沿着法制化的轨道健康发展和顺利进行。 　　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为了阐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内外政策，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从而把建立革命法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权结构形式和基本的内外政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1954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主持立法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领导组织了各个时期有不同特点的司法机关，逐步完善了司法制度。 　　二、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法制原则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这是以法治国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的法律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不能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毛泽东历来主张，在人民内部、干群之间、官兵之间、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起平等的、互助的、同志式的关系．除被依照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允许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从他参与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到他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再到他主持领导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贯穿了这一法制原则。毛泽东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他对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多次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2)1937年秋，他在延安旗帜鲜明地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依法枪毙因逼婚不成杀害抗大女学员的抗大六队队长、老红军干部黄克功．建国初期，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亲自批准将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蜕化变质为大贪污犯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二人处以极刑。毛泽东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子女和亲友要遵守政府法令，廉洁奉公，不能搞特权．1948年秋，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求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结婚．当时，刘思齐差几个月不满18周岁，而边区政府婚姻法规定年满18周岁方可结婚。这时，毛岸英已经26周岁了，很着急，几次央求父亲同意他们结婚，甚至请康克清同志去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毛岸英：不要说几个月，就是差一天也不行．他还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法律你不遵守谁遵守?在父亲的教育下，毛岸英一直等到1949年刘思齐满18周岁以后，才同她举行了俭朴的婚礼． 　　三、政法机关执法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这是毛泽东以法治国思想的精髓所在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过在审讯工作中严禁肉刑的命令．1940年底，在他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又一次明确提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3)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针对晋绥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现象，再次重申：'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4)建国后，在'三反'，'五反'运动和镇反运动中，他都多次强调，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严禁刑讯逼供方法．同时，他告诫各级干部，镇反、肃反工作要慎重，不可草率从事．如果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会给党和政府造成极坏影响．因此，必须谨慎从事，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倾向，镇压反革命，一定要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5)同时，政法机关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采取这个态度'。(6) 　　毛泽东还提出，要建立健全的革命法制，必须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乱捕人乱杀人。在1940年他就曾指出：'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7)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全国一切地方…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对极少数人确应执行死刑的，'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需报请中央批准。'（8）他经常告戒政法战线的同志，人头不是韭菜，割掉了就不会再生出来，因此一定要慎重从事，避免杀错人，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四、 对于犯罪分子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是毛泽东以法治国思想的一个特点 　　革命法制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敌人．毛泽东在1948年4月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9）建国后，他又多次指出：'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10）只有坚决镇压各种反动势力，才能建立起革命秩序，并将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光有镇压，一味杀人、捕人会使自己失去同情，不利于革命和建设。因此，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即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11）建国后，毛泽东更明确提出，在镇反、肃反工作中，'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12）这一政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犯罪分子要实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强制劳动和思想教育，使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建国4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成功地将包括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在内的大批犯罪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有效地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五、 将群众守法的自觉性与法律实施的强制性相结合，这是毛泽东以法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长期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民族文化素质也极其低下，文盲竟占全国总人口的80％．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举办各种类型的识字班，采取各种方式普及文化知识，并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宣传活动，特别是在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程中，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宜传活动，据统计，参加宪法草案讨论的人达2亿多人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3，由此可见当时对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视程度。通过教育宣传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必要性，有关法律条文的内容，以及遵法守法的重要意义。在大张旗鼓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对人民内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也依照法律予以严肃处理，保证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毛泽东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护，这是为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13） 　　由于重视法制建设，注意把群众自觉守法与保证法律的权威性相结合。注重对遵纪守法意识的宜传与培养，建国后至'文革'爆发前人们都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社会风气良好，治安环境安全感很强，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得以蓬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总之，毛泽东以法治国的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曾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天的法制建设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4）（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6、1307、1367页。 　　（2）（5）（6）（8）（10）（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73-74、42、378、40、281、317、366、20页。 　　（3）（7）（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68、767页。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760页。 　　作者简介： 　　 刘喜发博士，男，1961年生，黑龙江伊春人，曾任吉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现为江苏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南京市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5部，其中《盟友与对手-抗战胜利前后的三国四方关系》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奖，自1986年起，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术交流》等30余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姚有志、程亚文：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毛泽东战略思维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新中国的漫长征程中，以无人比肩的深远卓识，运筹帷幄，高瞻明断，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社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屈辱命运，走向解放和独立自主，开辟了道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改写了历史，像他这样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理论家、大战略家、国际政治家以及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历史巨匠和大成至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殊为罕见的。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超群智慧和深邃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他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思考和筹划中国前途的匠思奇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雄伟想像力，展现了一代巨人的伟大风采。 一、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屈辱史。清朝末年专制政权的腐败统治，以及外来侵略者的反复蹂躏践踏，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状态。乱世出英雄，国家的积贫积弱与'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激发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他们以'以天下为己任'，以改变中国'艰难的国运'和塑造'雄健的国民'为旨归，威武不屈，意志坚强，前仆后继，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殊死奋斗。毛泽东则是他们当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他在1917年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要探究宇宙之'大本大源'的理想和志向。毛泽东笔下宇宙之'大本大源'，实际上就是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信念，而其途径则要通过'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来达到。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大气量人'的历史使命，并把此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正是这样心存高远，气势磅礴，一往无前。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预测和设计未来，这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称作为旷古未有的、充满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话，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一位洞悉情节的来龙去脉，从而精心编排剧情的天才总导演。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革命一时的颓势，是继续在城市搞武装起义还是到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尽管当时党内有不少反对声音，但他认准方向，始终坚持这一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所播下的革命火种，终于从井冈山燃遍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否抗击日本的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虑。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慧眼洞察，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提出了'持久战'光辉思想，并合理划分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胜利的前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再次处在新的转折关头。面对'划江而治'的内外舆论，他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一步到位'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革命应该'两步走'，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前，必须先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不要'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及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超越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举重若轻，不仅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洞悉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深悟中国革命应采取的战略策略。'西安事变'时，到底怎样处置被抓的蒋介石，一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危急时刻，他坚决主张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与地位，这种以德报怨、一切着眼于抗日战争大局、从国家民族存亡角度来看待与处理问题的胸襟，令人叹为观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全面封锁，他充满自信，谈笑风生。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他断言不是西方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1954年他还曾对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种玩乾坤于掌上、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的浩然，又是何等潇洒大气。而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泽东见到来访的尼克松时，第一句话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其气度令尼克松折服。 二、哲史通达的深邃眼光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先后设想了一套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和采取过许多革新或革命行动。但这些方案和运动一个个都失败了，而只有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才最终获得了成功。毛泽东的成功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他比其他维新和革命者高明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他的那一套指导革命的思想方法，既站在了哲人思维的高峰，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在对两种对立思想理论的借鉴和超越中逐步形成并科学化的。纵观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两极化的困惑--或者崇尚西方模式，富裕之地必是真理之邦；或者固守自身的儒家传统，祖宗之法不可违。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这块多难之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两极化困惑才最终解除。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辩难和求证的曲折过程。有着宏大救国之志的毛泽东，景仰过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企划过建立'新村'，也倡导过'湖南自治'……，历经艰辛的上下求索，在繁多的主义和各种救国方案中，马克思主义最后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没有理论的革命是无效的革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有先进的理论导航，'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如果固守本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来的和尚'还是可能会把经念歪的。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通贯中国历史，既熟悉过去的中国，更了解现实的中国，也就是懂得中国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才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的最佳轨迹。这条道路为毛泽东所首创， 1935年他在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真正有了胜利的旗帜。 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同时又熟悉中国国情，毛泽东才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深邃眼光和独特洞察力。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似乎'离经叛道'，在遭遇重重怀疑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坚持这一选择，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因此，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重中之重又在于发动农民。毛泽东不遗余力，在广大革命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因此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生力军。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想建立起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为了防止历史成败周期率的重演，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进行了战略谋划。1945年7月，针对国民参议会参政员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的疑问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曾写信给郭沫若，说：'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新的历史任务，并修改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和加强革命的纪律性。 毛泽东作为哲学大师，不仅有着高深的哲学造诣，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杰作，并能够熟练运用辩证思维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而且博古通今，善于从历史成败得失中揭示规律。比如他特别注意和强调中国古代战争中那些以弱胜强的战例和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从前者的研究中，他强调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是使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弱军转成优势和主动的基本前提；从后者的研究中，他总结出黄巢、李自成那样的流寇主义，是历代农民起义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以史为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三、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复杂情况与艰难险阻，总是善于抓住那些关键性环节和稍纵即逝的战机，及时排险解难，转危为安，把握主动，将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毛泽东历来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矛盾的转化。他把革命看作一盘棋，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把握住战略枢纽，围绕关键问题进行运筹和部署。强调'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在动态的时空背景中发现敌我发展趋势和优劣对比的可能变化，把握 '特殊规律'作用时间的临界点，从失败中看到转机，从胜利中看到危险，从而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克敌制胜。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很好体现了他在进行战略设计时的这一思维特质。这篇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和教训，抽象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逻辑起点，乃是'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这一基本判断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的结果，它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正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的准确认知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才超越具体表象，深入到了事物内在，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革命中化不利为有利的大趋势。 从战略的具体运筹来说，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种特质，尤其表现在他善于捕捉机遇，适时推进战略转变上。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等多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每一次战略转变，都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中的枢机，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主动创造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从变动中的国际国内条件中发现并创造战略转变的机会。如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面对国难当头，全国上下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吁，毛泽东果断实施'逼蒋抗日'政治战略，使中国主流民意很快被扭转至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而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上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实现，它不仅成为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机，使中国各派力量终于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保存党的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良好局面。 战略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精神要讲究原则与规范，而艺术涵养则体现为汪洋姿肆的想像力和对原则规范的突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一切以国家利益与人类生存需要为基准，敢于超越一切既定原则与框架。在70年代初推动中美和解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这一天才战略家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到6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和美苏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动，不再一味与中国敌对，而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毛泽东及时洞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迹象，果断把握机遇，呼应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向以前的'敌人'伸出橄榄枝，握手言和，一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对我国非常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四、遇强更强的无畏斗志 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并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游泳？一方面是在锻炼体魄，另一方面，游泳里面有哲学，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把在风高浪急的大江大河里游泳，视作在向大自然挑战。毛泽东曾经在他的诗词中写道：'敢与天公试比高'， 60年代，他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 如果说毛泽东无畏于在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里搏击的话，那么，在革命、战争与政治的大江大河里，他更是敢于接受挑战，迎接挑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的'大江大河'里，一支弱小的力量，能够最终以弱胜强、转劣为优，如果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那是不可思议的。在强敌面前，只有具备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而绝不被敌人所压服，才会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抗日战争刚刚结束，1945年8月间，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事'，企图给毛泽东出难题。然而，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毅然接下了这个'请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亲自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令蒋介石措手不及。而毛泽东则充分利用这次闯入'虎穴'的时机，宣传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斗智斗勇。毛泽东与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认同，中国革命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则受到了来自全国各界人士的谴责和唾弃。 斗争在毛泽东那里，既是性格和信念，也是智慧和艺术。1959年4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引用《聊斋志异》里书生晚上与鬼斗法的故事，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他还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毛泽东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比胆略和钢铁意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大无畏的斗争而得来的；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毛泽东义无返顾，果断出兵朝鲜，又用斗争摆平了美帝国主义；50年代中后期，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毫不犹豫，又两次炮击金门。 毛泽东曾说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毛泽东旗帜鲜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该斗就斗，斗则必胜，在斗争中赢得国家的安宁，在斗争中赢得国际地位。在60年代中苏交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与我国为敌，面对这种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应对，'居安平两路'。在毛泽东那里，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统统不在话下。 五、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 毛泽东所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民主革命，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破旧立新，当然就要创新，要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旧制度。'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充满了创新精神。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他的现代意识上。他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者、构想者和建设者。在求学时期，他就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光辉成果。这些外来思想中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民主自由、向往社会平等的现代内容，对毛泽东始终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特别重视维护无权无势者的利益，多次在党内党外呼吁实行民主制，并在苏区开展民主实验，提出要用'民主'二字来走出兴亡周期律。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都是民主与平等的信仰者与实践者，以现代的民主、平等观念来反对专制和压迫，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和目标。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更体现在他的超越意识上。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没有'天条'，他以孙悟空作喻，说他身上有'猴气'。这个'猴气'，就是指要超越一切既存规范规则，要突破所有教条束缚。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主张要敢于怀疑、敢于超越。1953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创新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同年5月，他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 中国革命是一场极富创造性的革命，它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的毛泽东的创造性。毛泽东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智慧，求实的作风，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投身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劳动，并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也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创新需要有眼光，需要有恒心，也需要有承受挫折和困难的勇气。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体现了常人所难以达到的卓识和境界。在1925年召开'四大'前夕，一直在广州从事国共合作事业的毛泽东，突然回韶山养病，在这次会议上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他回家乡忙什么去了呢？埋头在那里搞起了农民运动。等他重新回到广州的时候，便已然是农民运动的权威。虽然他的那些农民运动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但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却表明，毛泽东所设计的这条中国革命之路，不囿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条条，才真正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他对中国之道路的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其他经验可照搬，无现成模式可作参照，新意迭出、异彩纷呈，并承受了无尽的压力，这种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为世间所罕有。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的一生。他说，他最不喜欢吃人家嚼过的馍。一生追求创造，是毛泽东的精神，是毛泽东的特质，也是他的力量和勇气的表现。 六、力挽狂澜的超常智慧 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具有力挽狂澜、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显出超常智慧的非凡素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毛泽东一生经历过无数惊险事态，承受过各种各样的曲折过程。在许多时候，人们几乎已经感受不到希望，几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然而，在毛泽东那里，奇迹却一次次产生了。革命路上多艰险，但没有什么艰险可以难住毛泽东，在看似绝望的情势面前，毛泽东总是能够正确领导党、军队和民众，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经过一番曲折后，屡屡化险为夷，创造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胜利奇迹。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从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遇到过巨大的挫折。1927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所领导的起义部队，很快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起义部队退却到湘粤赣边界坚持斗争的意见，获得多数拥护，前敌委员会遂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转兵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立足点。这一关键性的决策，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而且开始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战略性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则是另一个转折。1934年，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盲动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蒋介石全力进行的第五次残酷'围剿'中，红军的反'围剿'遭遇了重大失利，不得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挫折也引起了红军上下的反思，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毛泽东据理力争，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和军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重新掌起了革命之舵，这是毛泽东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终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在西北建立起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航船的总舵手。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有毛泽东掌舵，才冲破一个又一个的急流险滩，引导中国革命径直驶向胜利的彼岸。 中国革命是惊心动魄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同样惊心动魄。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1969年冒着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威胁坚决打响珍宝岛保卫战，每一次都是对国家、党和军队命运的巨大挑战，但每一次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下，迎难而上，最终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善于挽狂澜于既倒，充分体现了大战略家毛泽东的高超智慧。 七、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 战略的制定、运筹与把握，在需要有科学精神作指导的同时，又需要有艺术家的天才想像，讲究进退有节，伸缩自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保持灵活与弹性。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正是一位把握战略于股掌之上，'谈笑间灰飞烟灭'，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的艺术巨匠。 井冈山时期红军所遵行的军事斗争'十六字诀'，就淋漓尽致体现了毛泽东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家气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计一时之得，也不计一时之失，而是虚虚实实，实则实之，虚则虚之，避实击虚，出敌不意，就靠这套伸缩有机的战略战术，处于弱势的红军队伍，硬是一次次打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接二连三出敌不意，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捉摸不定，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终于使红军一次次在惊险中绝处逢生，跳出了蒋介石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其历程同样如一首旖旎瑰丽的长篇诗歌，这种宏大的战略想像力，使红军争取到了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自己也曾把'四渡赤水'之战，看做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作'。 高明的战略家清楚，得不一定是喜，而失不一定是忧。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及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后，下令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毛泽东再次在战略筹划中展现他的诗人气质，在延安军民毫不示弱、纷纷表示誓死保卫延安革命圣地的情况下，他却做出决定，主动撤离了延安，连同先前所丢，105座城市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正是这一令很多人难以理解接受的决策，保证了我军避实击虚、保存实力，并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也因此创造出更大的战略转机，为1947年'经略中原'埋下了伏笔。 晚年的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所谓'虎气'当然是指那种举轻若重、雄视天下的宏伟气概；而'猴气'，除了表示创造性外，还包括灵活性、策略性和想象力，即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大胆设想未来前景的智慧与气质。毛泽东诗词中的那种奇诡、雄健、深远境界，实际上也是他进行战略运筹时的思想境界。在'喇叭声咽''残阳如血'的悲剧气氛中，在布满弹洞和革命者鲜血的雄关旁侧，他对革命没有灰心，不曾丧气，而是立下誓言，'而今迈步从头越'，展露豪情要'安得倚天抽宝剑''万水千山只等闲'。诗言志，言情，也言的是理想信念和世界观。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实的超越。'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也是他领导下的党和人民军队，始终充满着战斗豪情，始终具有众志成城、无坚不摧意志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浪漫色彩，还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上。他是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导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是那些在工业舞台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入注目的历史事件。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O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注释8) 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 这种经济发展，很难说是象许多西方报界人士通常向读者错误报道的那样，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的。） 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engewang.org)扫校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政权，当时是允诺进行两次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执政者们迅速地完成了旧国民党政权没有完成(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迅速地把四分五裂的古老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且给它的多民族的众多人口逐渐灌输了关于民族统一和社会目标的强烈观念。被长期拖延了的土地革命，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于1952年结束而告完成，最终从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古老的绅士地主阶级，并且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从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国家领土的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又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对蕴藏于那片广袤土地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利用，给落后的，过去停滞不前的经济带来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后最初几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实质上是孙中山在本世纪初曾经提出的纲领：国家统一和独立，“耕者有其田”，以及现代工业发展计划。因此，肩负实施这个纲领的任务的中国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那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中最杰出人物的当然继承人，这是很有道理的。本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的那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长期(直到不久以前)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949年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目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迅速现代化的强国屹立在世界上”，尽管与先进的工业化固家相比，它依然是一个穷国。 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与任何资本主义类型革命的古典西方模式都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宣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完成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留下的人们，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独具的特点——创造有助于私有制繁荣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城市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时代和农村中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时期，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是由旨在废除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治理的国家所强加的。而且，当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判定(现在有人有时说，这种判定也许为时过早)，“资产阶级的”基本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进行他们答应过要实行的两次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1953年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过渡时代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上和物资普遍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的。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要同时实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这是根据“不断革命”的要求进行的。 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却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毛泽东逝世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毛泽东主义经济遗产的著作，没有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而大谈那个时代的“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不过，这些著作却披露了：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注释1 )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注释2) 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注释3)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当然，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劳动力当时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却已经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1800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中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结果导致大约3亿农村劳动力中的2800万农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数目从1949年少得可怜的5万人(1952年有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后来到1979年增加到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当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注释4) 同时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在毛泽东时代修建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些工程，最近的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许多失策是在毛泽东时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毛泽东的后继者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阻碍这一工业化过程的许多“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的原因。有些失策(特别是大跃进)是很大的，而且造成了人力和经济上的严重损失。 然而，尽管曾经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败和挫折，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 (注释5) 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注释6)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注释7)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是那些在工业舞台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入注目的历史事件。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O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注释8) 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注释9) 这种经济发展，很难说是象许多西方报界人士通常向读者错误报道的那样，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的。(注释10) 经济上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在没有多少外来援助或支持的情况下获得的，因此格外令人瞩目。除了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给过有限的援助以外——中国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全部偿还了(附加利息)这笔援款——毛泽东派的工业化是在没有获得外国贷款或投资好处的情况下进行的。正是一度被神圣化的“自力更生”原则以及敌视中国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止实际上闭关自守；两个因素都起了作用。因此，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末期，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可以宣布，它的经济既没有外债负担又没有内部通货膨胀的压力。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在工业和其他方面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落后性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一方面是还不能与工业发达国家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是胜过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这一事实本身正象它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那样，反映了中国所取得的进步。 尽管回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历史事实仍然是：毛泽东政权在改造中国现代工业方面曾经取得巨大进展——这一进展是在极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取得的，不管在这一过程中犯了多少大错误，做了多少蠢事。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在毛泽东主义后时代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的经济改革家们恐怕就没有多少改革的对象了。(www.wengewang.org) 毛泽东的工业革命要求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劳动，正如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在更早的时代所要求于他们人民的那样。由于共产党人的国家不断拨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以扩建现代工厂，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受到了损害。简而言之，国家利用它所统治的人民(尤其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础，拥护凌驾于那个国家之上的滋长中的官僚。但事实并非象那些更热心地拥护毛泽东以后的经济政策的人们现在所暗示的那样，说中国人民没有从毛泽东工业化的严酷年代中得到物质利益。诚然，中国急剧增加的国民收入当时没有变成劳动人民收入的相应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是靠劳动人民的劳动取得的)。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最后20年间，增加的国民收入许多用于赡养迅速增长的人口(人口迅速增长部分地是由于过晚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效造成的)，而余额的大部分流人了国库(又从国库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剩下的仅仅能让人民收入水平有少量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固定工)的收入在毛泽东主义时代后期增加得相当多，而据多数经济学家计算，占劳动人口75％的农民的收入在1957年以后的岁月中即使有增加数量也很少。(注释11) 但是在经济学家计算时不容易定量的因素中(这些却是衡量人民福利事业时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必须注意到：毛泽东主义时代大量增加了教育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保健制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从1949年以前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65岁)，这一事实提供了引入注目的统计数据，证明共产党人的那场革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完成其不朽的多卷本苏联史时曾经告诫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注释12) 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现在深深铭刻在当代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中的是毛泽东主义记录上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失败，而且使许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可能对这一时代作出其他什么判断)，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人史册。 注释： 1 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題研究》(北京，1981年)第1卷，载出版物研究联合服务公司—CEA-84-064—1(1984年8月3日)，第25—26页；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 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1981年)第1卷，载于(出版物研究联合服务公司—CEA-84-064—1(1984年8月3日)，第25-26页；还有的计算方法表明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52年的18％增长到1979年的50％。见拉迪著：《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第1页。 3 数据引自美国商业部的《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前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中国：对其经济的重新估计》。 4 童大林、胡子合著：《科学和技术》；于光远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第644页。 5 原文如此。按应是26年。——译者注 6 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第1.1表，第2页。 7 拉迪：《中国观代经济发展的农业》，第1.1表，第2页。 8 西蒙．库兹涅茨，坎布里奇：《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量和生产结构》(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4表，第38一39页。 9 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纽约：自由出版杜，1981)，第10．2表，第350页。 10 见约翰．柏恩斯在1958年3月31日的《纽约时报》第4E页上所做的典型描述。 11 现有的资料表明，1957年以后20年间集体分配的农民人均收入有重大增长。 12 塔理克．阿利：《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对20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英国，米德尔塞克斯，企鹅图书公司，1984)，第9页。 (选自[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2章《毛泽东时代的诸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engewang.org扫校) 【国企改革论坛】 崔之元：改制，职工权益，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从重庆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诉华夏出版社名誉侵权看改制中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保持社会稳定,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也是其前提条件。而尊重和保障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职工合法权益，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一环。 本文从国内报刊公开报道的企业改制案例入手，来分析当前地方企业改制中的一些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问题。 重庆市云阳县云阳曲轴厂原是一个资产超过2亿元，帐面价值高达1.4亿多元的明星企业。但近年来亏损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郑易生教授主编的《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中魏沂的论文里，指出其原因是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利用私设企业与云阳曲轴厂进行同业竞争，并有将云阳曲轴厂资产非法转移给私设企业，非法评估企业资产等不法行为。魏沂的文章《移民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有关原话为： "目前全国各地在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中普遍存在着资产流失的问题，三峡库区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上说，由于库区企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更使某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如集体所有制企业——云阳县曲轴厂原来一直是该县的龙头企业，拥有一亿多元的资产，其生产的摩托车配件在全国供不应求，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但厂长刘步云近年在厂区内创办了一个前任县长等参股的私营企业——森华公司。该公司一无技术人员，二无先进设备，三无销售渠道，却年赢利40%。曲轴厂则开始年年亏损，到2002年10月，刘步云委托一个并无适当评估资格的会计事务所进行评估，评估出曲轴厂净资产居然仅为8.7万元。曲轴厂一直被云阳县作为工业"小巨人"在扶持，2001年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和搬迁，新征地120亩，而现在转眼就被宣布破产。这将加剧了库区既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1月13日报道，刘步云2005年6月14日把出版该书的华夏出版社告到了重庆市云阳县法院，认为文章中"转眼就被宣布破产"一语失实，而县法院判决华夏出版社对刘步云名誉侵权。县法院认定："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和有权威部门对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行确认之前，文中给原告冠以不法分子的称谓，是对原告人格的侮辱。该书的出版发行，必然诱使公众形成一种不利于原告名誉的认识，此公众的认识必然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客观上存在对原告名誉的不利。被告所实施的不利原告名誉的事实的传播，与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被告侵权事实成立"。 为了分析云阳县法院判决书是否合理，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对《纽约时报》上诉阿拉巴马州法院对沙立文（Sullivan）一案的判决。该判决被认为是美国名誉侵权判决史上的里程碑[1]。沙立文（Sullivan）是阿拉巴马州Montgomery市民选的市专员之一，负责该市的警察局。他对《纽约时报》提起民事诽谤诉讼，诉称《纽约时报》在1960年3月29日刊登的整页广告是对其诽谤。广告是由"为马丁.路德.金辩护和争取南方自由委员会"策划，并征集了64位知名人士签名。引起争议的是广告第三段和第六段的内容。广告第三段是,"学生领袖在阿拉巴马州首府Montgomery市州议会台阶上高唱'我的祖国，这就是你'以后，就被学校开除。整车整车的武装警察，携带催泪弹，把州立大学团团包围。所有学生拒绝重新注册以抗议州当局，但竟被锁在餐厅里，试图饿得他们就范。"广告第六段说,"南方的不法之徒一再以恐吓和暴力回应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议。 这些不法之徒已经炸毁了马丁.路德.金的家，差一点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不法之徒殴打马丁.路德.金，以'驾车超速'，'乱丢垃圾'等罪名逮捕了他七次。 现在这些不法之徒又在指控马丁.路德.金犯有伪证罪，并试图以此罪关他十年大牢。"[2] 州地区法院查明,马丁.路德.金只被逮捕了4次,而不是广告所说的7次，再加上广告的其它部分失实（如学生唱的不是'我的祖国，这就是你'这首歌，而是美国国歌等），因此判定《纽约时报》对沙立文造成名誉侵权成立。但这部分失实的报道，能否成为阿拉巴马州法院判《纽约时报》对沙立文造成名誉侵权的正当理由呢？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最高法院推翻了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认定《纽约时报》没有对沙立文造成名誉侵权。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大法官在代表最高法院所写的判决书中强调，报道的部分失实，只要不是出于"实际恶意"(actualmalice)――即明知失实而故意报道，不构成对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侵权，否则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无法实现。 美国最高法院在黑人公民权运动高涨的1964年对《纽约时报》诉沙立文（Sullivan）一案的判决，对我们分析云阳县法院判决书是有启发的。 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援马丁.路德.金的群众大会，更重要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辞中的原则――对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与对名誉权的保障之间的平衡――也是我国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与云阳县法院判决书不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没有在《纽约时报》广告上"不法之徒"一词上做文章，也没有因部分失实而判《纽约时报》名誉侵权，关键在于《纽约时报》无"实际恶意"。反之，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如判《纽约时报》名誉侵权，将严重打击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挫伤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公民权运动。 当前，保证我国的企业改革真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而不沦为少数人一夜间致富的手段，非常需要社会舆论对改制过程的监督。我国的法院也应寻求对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与对名誉权的保障之间的平衡，不能因部分报道失实之小而失舆论监督之大。更何况，正如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水皮先生所说[3]，不能认定云阳曲轴厂厂长刘步云是"不法分子"的说法"失实"。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均不难看出，刘步云利用妻子名义下的企业与他任厂长的云阳曲轴厂进行同业竞争，并把妻子名义下企业的车间设在云阳曲轴厂同一厂区内（尽管以租赁厂房名义），已是严重的侵吞集体资产的违法行为。目前，云阳曲轴厂工人代表多次来北京公安部上访，并正在征集选民签名罢免刘步云的地方人大代表资格。 这虽然没有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公民权运动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对于保障我国企业改制健康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本文所分析的案例，是改制过程排斥职工参与和社会舆论监督造成的。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有了一些新的气象。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干预下，中国第二大富豪严介和"零价收购"吉林8家国企的合同已被终止。这是改制过程中人民民主参与扩大的表现。我们期待着有关政法部门重新审查云阳县法院的判决，这不仅是个个案，而且对于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使改革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时不我待"的普遍意义。 -------------------------------------------------------------------------------- [1] 对这一判例的精彩分析是Anthony Lewis,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Random House, 1991. [2] 译文见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第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1月13日，"水皮杂谈"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38223&typeid=41 左大培：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恶果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产出已经在中国今日的总产出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其“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官方立场，官方文件中仍然不时出现“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提法。 不过，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许多中央政府的机构和地方政府都已经在实际上放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20年来中国不仅很少设立新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而且许多政府机构都在致力于将已有的公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私有化。世纪之交的中国甚至形成了一个以“改制”为招牌的私有化浪潮，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把私有化“改制”进行得快当成了“政绩”而互相攀比。 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造成了许多极其严重的恶果。一个受到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指责的恶果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因为私有化“改制”的主要做法是实现企业的“经营者持大股”，这样的改制将本来由许多人分享的企业收益集中给予了极少数人，实质上是纵容极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对这方面的问题，笔者本人所著的《不准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一书作了详尽的论述，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这里所论述的，是几个行业性问题的具体根源。探究这些行业性问题的根本原因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些行业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因为实行了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政策；这些行业的问题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重大危害，就是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恶果。 第一个恶果：外汇储备多而成害 第一个行业性的问题又带有宏观性质，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多得成灾。 2006年7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9,411亿美元，达到了世界第一的高峰。按中国人传统的想法，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听说上一任的中国政府总理朱总理在2002年底卸任前夕，曾经发出过热望式的感叹：什么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能达到2千亿美元就好了！而令几乎每个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之后的三年半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年均2千多亿美元的速度增加，直到累积成今天的这个惊人的数字。 其实，早在9年之前，余永定就基于国际金融学和货币银行学的常识提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绝不是越多越好。时至今日，当我们有了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时，我们才真实地感受到外汇储备过多的害处。 过多的外汇储备带来的最大害处是国内通货膨胀的危险。按照中央银行业务操作的规则，中央银行购入外汇并增加其持有的外汇储备时，必须支付并从而对外发放相等数额的“基础货币”。这就意味着，按照1美元兑换大约8元人民币的现行汇率，仅仅为维持目前的9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的中央银行就必须发放7万多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通过银行体系内形成货币乘数的存贷款相互作用机制，又会按货币乘数放大为多出好几倍的“货币供给”。这样最终形成的几十万亿元的人民币“货币供给”即流通中的货币，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是过多的，它会在中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避免发生通货膨胀，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一边被迫收购汹涌而来的外汇，一边设法不再相应地增加中央银行发放的基础货币。这就导致中国目前的银行业中出现了一种举世罕见的金融资产——“中央银行票据”，它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但又与中央银行通常的负债方业务不同，不是一种有购买力的、可以流通的货币。“中央银行票据”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标志着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给中国的货币银行体系造成了巨大的隐患。 过多的外汇储备还有第二大危害——它极大地缩小了中国政府财政可以动用的资金空间，由此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福利。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本来可以完全变为本国政府的“铸币税”，其途径是中央银行简单地持有本国政府的债券。在货币供给量适当从而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政府财政由此而增加了一笔可以只借不还的资金，它允许政府增加开支或减少税收，从而造福全民。这本来是现代的货币银行制度造成的有利于全社会的货币创造上的外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发达国家都懂得并在充分利用它。但是目前中国中央银行所发行的基础货币只能用于购买外汇储备，没有空间留给持有政府债券，使得中国政府无法从基础货币的发行中获得“铸币税”。 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半以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6年5月底中国的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库券3,260亿美元，但这只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直接以持有美国政府债券而存在的部分。许多分析人士私下猜测，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或机构债券仍占其外汇储备的75％，其中许多是通过第三方国家的托管银行间接持有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这样以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形式变成了流向美国的资金，去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或为占每年GDP的5％的经常帐户赤字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享用中国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所造成的“铸币税”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引进的外商投资过多；而中国引进外商投资过多，是中国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第一大恶果。 十几年来，中国的外商投资数额一直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最近几年更是排名世界第一或第二。但是自1994年以后，中国其实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因为那以后中国一直有明显的经常帐户顺差，而按国际金融学的原理，有经常帐户顺差的国家必有资金净流出。中国在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同时又有资金的净流出，其原因就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使资金通过官方渠道流向了国外。 这样一种对外经济往来使中国与日本的巨额外汇储备有根本不同的成因：日本的巨额外汇储备主要来自长期积累的经常帐户顺差特别是正的净出口，而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却主要来自这十几年积累的外商直接投资。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完全等于1994年以后各年累积的中国经常帐户顺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只能在3－4千亿美元上下，绝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多到危及目前中国的物价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程度。而到现在为止，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积已经超过6千亿美元，正好大致等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与历年累积的经常帐户顺差之间的差额。这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过多的根源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多。 这些外商直接投资抢夺中国国内有利的投资机会，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产业。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不少报道和讨论，这里就不再作系统的论述。这里只随便列举几个触目惊心的事实： ——2001年外资占中国零售市场总额尚不超过10％，而到2005年，在中国零售业最具竞争力的大卖场市场上，外资已经占到了70％。大连市政府帮助外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占地在当地开了几家超市，使得前些年还经济效益极好的百年老店天津街百货商店在2006年倒闭。这是外商投资挤垮中国企业的典型事例。 ——自2003年以来，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投资热。自2005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房地产业过热的措施，力图遏止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近两年境外投资直线上升，在提高国内房地产价格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05年境外机构购买中国建筑物资金额高达34亿美元，占国内总投资额的15％，业内人士表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某国际知名物业顾问公司估计，2006年第一季度外资在中国购买建筑物的资金达45亿美元，超过2005年全年的34亿美元。海外资金在中国约有43％投资在上海，50％投在北京，其中很多都采取了整栋购买的形式。北京的一个房地产项目银泰中心的许多买家来自大陆以外，2005年年底到2006年6月初，该项目的房产成交均价从35505元/平方米上涨到43608元/平方米，涨幅达23％。 而外商投资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错误的思想影响甚至指导了经济政策。这方面的错误思想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崇洋心态下夸大外商投资的好处，认为外商投资越多越好，另一种错误思想就是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这两种错误思想的联合作用下，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享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的主管机构又强制性地将大批国有企业“卖”给外资，这两种政策都直接造成了过多的外商投资。 在使外商投资过多上起了最大作用的就是给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政策优惠，这些政策优惠中最广泛、最系统而又最“正规”的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很长的时期中，中国新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都享受着“免税3年、两年减税”的特殊优惠；直到2006年，实际适用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还比中国本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低一半。至于地方政府为了制造自己“吸引外资”的政绩所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其它各种“政策优惠”，那更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最典型的这一类“优惠”是政府投资搞好了一切基础设施然后将营业用地免费“租”给外资企业，或者干脆把本地最赚钱的投资项目强行指派给外资企业以吸引它们“投资”。 所有这些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优惠，自然会吸引过多的外商投资，直接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政策优惠使中国本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经营时反倒要承担比外商投资企业更重的税收等负担，从政府的政策上就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本国企业在国内与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客观上帮助了外资企业打击本国的民族产业。 这种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实际上打击了中国本国的所有民族产业，当然也伤害了中国本国的私营企业。但是，由于在十多年前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还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给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最初伤害的主要是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公有制企业相对衰落，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不公平的税收优惠。 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享有政策优惠不仅意味着歧视、虐待国内的本国企业，而且意味着整体地歧视和虐待公有制企业，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几乎全部都是私营企业。这样的歧视和虐待公有制企业必将导致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这种歧视和虐待本身就显露了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意图。 最近几年，又有另外一个更有力的因素直接导致了外资过多地流进中国——这就是公然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有企业成批地“卖”给外资。有的时候，这种向外商所作的出售还不是将整个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全部产权都卖给外商，而只是将“部分”产权卖给外商，并美其名曰“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或是“原国有企业改制后到国外上市”，说是这样可以“引进一个好机制，改善企业的治理”；但是在这个“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是全面、系统地将大型甚至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都卖给外资，而且出卖之风愈演愈烈，其势必欲将所有国有企业都卖给外资而后已。 最近几年，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外资流入”已经占了所谓的“外商投资”的很大部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外资并购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到5％，而2004年仅1到6月就达到了63.6%。2005年有268家中国企业被境外企业收购，总收购金额超过140亿美元，其中23％的收购交易由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专家们早就指出，这样的并购不会增加外资流入国的实际生产能力。这样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没有增加中国的任何生产能力，却以流入的货币资金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压力。 目前，国有企业对外资的出售正在吞没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各个产业，包括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金融业。在银行业中，对中国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的4个国有商业银行被强制限期完成“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结果是将这些银行的大量股份“卖”给了外资企业或银行。 这些国有企业所引进的“外国战略投资者”、那些“买”下了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外资，几乎全都是境外的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这样把公有企业变为境外的私人或私营企业所有，已经不仅仅是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是公然要消灭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公有制企业。 而力主向外资出卖国有企业产权的人已经不能为这样作提出象样的理由：靠外商投资引进资金是错误的，我们不仅不需要外商的资金，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利用外国的资金，中国的资金根本就是过剩的，引进的资金已经变成祸害；“靠外商投资引进技术”是一个已经破产的神话，中国最近十多年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吸引外商投资“以市场换技术”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外资占领国内生产领域的结果是，市场已经失去，技术却并没有换得。 其实，如果国外的先进技术不是一两个企业独有的技术，这样的技术通常就都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换买到，根本就不必靠外商投资来获得。从外国买技术的方法包括买设备、买专利、买图纸、以高薪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这样作时所需要的只是钱，而中国目前最不缺少的就是钱。 如果国外的先进技术是一两个垄断企业独有的技术，则无论让外商作什么样的直接投资，是建工厂、作项目，还是让其并购企业，我们都不可能得到这些独有的技术。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学者们达到的一个共识就是，跨国公司到外国去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直接控制自己独有的技术的使用，防止它们被投资对象国的企业学到和扩散。要想遵守规矩而得到这样的企业独有技术，就象要得到可口可乐的饮料配方一样，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只能靠自己的自主研发。这是中国政府自2006年起特别强调自主创新的主要原因。 在这方面，更坏的是并购式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所谓的“直接投资”实际上没有增加投资对象国的生产能力，更不会带来和传授任何先进技术。如果并购者与被并购者是同行业的企业，发达国家来的并购者往往会解散被并购企业的研发团队，消灭被并购企业的研发力量，由此而从根本上封锁被并购企业所在的落后国家技术上赶超先进国家的可能性。最近二十年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合资的外商通常都解散了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团队，消灭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品牌。而最近几年中国的“南孚电池”等著名企业被外资并购的案例说明，外资的并购往往目的就是消灭中国的对其市场销售形成威胁的企业。 于是，那些非要将国有企业“卖”给外资的人只剩下了一个理由——说这样作可以“引进好的经营机制，改善企业的治理”。其实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神话。不管外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比中国企业好多少，也不论这种经营管理是否适合中国，靠外商投资来改善中国企业的经营机制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外商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后已经对该企业控股，则这样的企业已经成了外商的企业，不再是中国人民的企业。这种企业的“治理”无论改善了多少，也与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没有关系。这样卖掉中国的企业来“引进好的经营机制”当然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而如果外商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后不能对该企业控股，则由于外商对该企业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它们也不可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经营和治理。 实际上，只要中国的政府机构还在袒护侵吞企业所有者财产的经理人员，即使是外国的跨国公司占据了企业50％的股权，经理人员侵吞企业财产的那种最坏的“治理”就照样会存在。“上海百事”由美国的一个大跨国公司“百事公司”占股权的50％，而且这个外国战略投资者实际上掌握着控股者的权力，因为它可以单方面决定“上海百事”总经理的人选。可以说，在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和经营效率上，“上海百事”作不到的，其它“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中国企业肯定也作不到。而“上海百事”的总经理利用她自己掌握的职权，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手法来侵占“上海百事”的财产，将其变为自己个人的私有财产。这种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了十多年，连被揭发出来也有3年多，但是这样作的“上海百事”总经理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仍然占据着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事实证明，靠外商参股来改善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