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第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八　　Ｐ 　　　　　　　　　　Ｉ　　　　　　　　二零零六年　　第八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总第二十六期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研究】 祝东力：社会主义与公民社会 张文木:“公民国家”亟须认知整合 【时政评论】 郭 蔼：私有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秦世勇：政治改革要慎防坠入“苏联模式”的泥潭 卢周来：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要低调让步 郭松民：当“精英阶层”时刻准备“跳船” 【战略研究】 王 建：美元危机逼近 中国须未雨绸缪 张文木：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 【民族产业论坛】 余永定： 徐工出售关系中国企业改革方向 左大培：徐工改制方向错 外资控制徐工更是错 左大培：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李毕升：一起由国企改制引发的悬案 【房地产评论】 王炼利：房地产真实需求和影响房价的真正原因——学者官员的错误，房地产问题从理论到实际的一次梳理 钟加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变迁——经济学家赵晓谈房地产掠夺式发展模式与有道德的市场经济 【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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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寿：大家好，我叫黎光寿，《市民》杂志驻北京记者。因为我们和乌有之乡之间有共同的追求，一直想做一些事情，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做这个论坛。这个论坛是什么呢？在北京有很多论坛，像什么“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或者类似的论坛，其实都非常多。但是很多论坛都非常高端，咱们老百姓也没有资格参与，我们也听不懂，也不让我们进，所以我们想开一个大家都能参与的一个论坛，讨论一些和大家利益相关的话题，这个论坛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为什么叫“市民论坛”呢？一方面我们的杂志就叫《市民》，另一方面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市民社会的前夜，我们的前面，已经可以看到市民社会的曙光。我们杂志的“市民”，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市场经济下的公民”，我们愿意通过这本杂志，推动和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10个人到一起，就有10种观点。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公民社会似乎就是一对矛盾，但始终是要统一起来的，所以就有了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的问题。如何适应？如何相得益彰？我们就请了祝东力老师来讲这个话题，现在有请祝老师。 祝东力：大家好，我很高兴跟大家做这次交流。社会主义与公民社会或者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个话题还很少有人系统的来谈。这个很正常，因为如果大家接触过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这个话题的话，就会知道实际上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或者说整个这套话语，本来就是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而来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要用市场、资本，用资产阶级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个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对立冲突性质的，所以这个话题很少有人从正面触及。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尝试着来谈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是不是有内在的正面的关系？ 首先说一下定义，一般讲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学者是这样定义的，说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合。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第一点是公民社会存在在国家体制、国家体制之外。 第二点它是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定义没有提资本和市场，它只是提到了公民社会区别于国家，区别于政府。公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civil society，这个“civil society”有三种通常的译法，第一个是咱们大陆一直以来翻译的，叫做市民社会，比如说翻译黑格尔的著作，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都是译成市民社会。但是台湾一直译成民间社会。还有后来的第三种用法，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都是对同一个英文词的翻译，它的意思原本是一样的。 这个“civil society”最早是从拉丁文来的，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西塞罗在公元1世纪用这个概念是指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其实当时西赛罗指的就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社会。大家都知道，“civil”本来是内部的意思。在当时它指的就是罗马城内的人，区别于罗马城外的人。城里的人和城外的人是不一样的，城外的人是野蛮人，城内的人是罗马人，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们构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civil”的“内”的含义其实到现在的英文里还一直保留，比如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美国的一场内战，就叫civil war。另外刚才讲罗马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区别，也是一个文明和野蛮的区别，所以“civil”也是“civilization”即文明这个英文词的词根。刚才讲罗马城内“civil”这个词，也相当于先秦时候的“国”字的概念，就是国人和野人之间的区别。“国”这个方框圈起来就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概念。 在近代，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我们知道在公元4、5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次蛮族的大入侵。蛮族反复的长时间的攻击罗马帝国，最后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进入了一个长达近千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但在中世纪后期，经过几百年的经济复苏，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又开始繁荣，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时候，欧洲出现了很多自治城市。所谓自治城市就是一些商人和工匠的行会，他们用金钱向封建领主或者国王赎买到自己的自治权利。一个自治的城市在法律上自己可以另搞一套，这样它就脱离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体制。 到15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总数达5千多个，但是每个城市的规模都很小。市民这个概念最初是出现在1007年的一份特许状上，当时市民的概念包括商人、工匠、学徒、律师、自由民以及逃亡的农奴。我们都知道“市民”还有一个译法叫“布尔乔亚”（burgeois），这个“布尔乔亚”也是资产阶级的意思。“布尔乔亚”的“burg”的原意是山的意思。中世纪的市民是怎么起源的呢？刚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这些王公贵族都是在一块地方的一个高地上先修建一个城堡，这是一个军事堡垒、一个要塞，是用来自保的，因为中世纪初期欧洲还比较混乱，蛮族彼此之间打来打去。所以首先他要有一个城堡。这个布尔乔亚的“burg”就是山坡或者城堡的意思，现在欧洲一些城市的名字还保留着这个痕迹，比如说圣彼得堡、爱丁堡、纽伦堡等等，有很多城市名字后面带这个词根。后来在这个城堡周围陆陆续续聚集了一些商贩、工匠和逃亡的农奴，他们到城堡附近，在城堡的外围定居，做生意，打工。为城堡的领主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群体。“布尔乔亚”原来的意思就是居住在城外的人。渐渐的在这个城堡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城区，在新城之外又形成新的城墙。所以，以原来的王公贵族为中心扩展出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这个“布尔乔亚”的词就包含了一个市民如何起源的过程。 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讲市民社会。到了14世纪的时候欧洲也使用市民社会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不同于野蛮人，是和前城市文化相区别的城市商业文明。等到17世纪，按照思想史的脉络，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他的《政府论》里边，又提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先于国家存在，他把社会和国家做了一个区分。到19世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里面，他很系统的提出了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他认为绝对精神在社会伦理的发展阶段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家庭，第三个层次是国家，中间这个层次就是市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追求他自身的个人的目的。其实这个相当于亚当?斯密说的那个“经济人”的状态，就是每个人在市民社会里都追逐个人利益。所以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意味着“伦理的丧失”，就是说那里是没有道德的。在家庭阶段是有道德的，因为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在国家这个层面也是有道德的，大家都为了国家的目的而存在。 从西赛罗到黑格尔，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发生了两次区分，第一次是和野蛮部族进行区分，就是罗马城里的文明共同体与罗马城外的蛮族做了一个区分。黑格尔是把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做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从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形成和成长的过程来看，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而来的，或者说就是伴随着原有的欧洲中世纪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也就是伴随着教士和贵族之外的第三等级，也就是商贩、工匠和农民，伴随着第三等级的成长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就它的实质来讲，是在资本的增殖和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有两个力量中心：一个是权力，这个权力往往表现为国家行政权力，还有一个就是资本、金钱、财富，这是一个社会的两大力量中心。这是我们下面会不断涉及到的两个概念，就是权力和资本。 刚才主要是谈了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它的起源，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演变。下面讨论一下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我打算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做一个批评。 中国现在有很多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人，按照他们的一个通行的说法，市民社会的理念盛行的直接原因是东欧和前苏联集权式国家的转型。也就是80年代以来的一个现象。80年代东欧苏联也开始改革，原来的全能型国家、官僚型国家开始松动，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市民社会的现象和理论。原来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有非常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全能型的国家，一个官僚机器的国家，掩盖、抑制了社会，社会长期缺少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前苏联、东欧发展到后来就表现为一种停滞、僵化，最终衰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而是以全能型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国家来抑制了社会的首创精神。 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是9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中国80年代后期的城市改革和1989年的事件是直接相关的。90年代初，在国际上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话题也非常关注。比如1991年在欧洲和美国召开了三次关于中国市民社会或者东亚市民社会的学术会议。92年也是这样，连续召开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学术会议。刚才说了，这是中国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特别是1989年事件的一个直接产物。1989年事件，在他们看来，就是说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看，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型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冲突。所以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和盛行来看，它直接的社会背景是非常清楚的，而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所针对的就是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非常强大，能够垄断社会所有的政治权力、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话语。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来达成一个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在古代中国有两大目标一个是治理自然灾害，比如说水灾，还一个是抵御北方蛮族南下的入侵。我们看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就非常清楚，中国北方是没有小国家的。因为中国北方的北亚和和西北方的中亚，都正好是游牧民族，是欧亚大陆范围内游牧民族聚居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他们不断要南下要到中原这个水土气侯非常优良的地方来。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在中国的北方是不可能有小国生存的，如果有小国存在的话它必然会被蛮族吃掉。在北方，小国或者成长为一个大国，或者被吃掉，只有这两种可能。所以中国秦始皇的统一是一个非常大的功绩，在匈奴充分强大起来之前统一了中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没有统一，一直保留在春秋时期几十个小国林立的状态下，在匈奴强大和南下的时候，这几十个小国就会很容易的一个一个被吃掉。所以中国的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国家，它的历史功绩应该是被充分肯定的。 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集团垄断政治权力、大部分的经济剩余和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个历史形态，这应该得到正面的评价。也正是因为这种中国官僚集团的强大的行政能力，才造就了中国作为古代农耕文明时代的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和中国古代历史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权力跟中国古代完全相反。它是一个政治权力在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和教会之间层层分割的一种政治权力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统治阶级力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都是被分割的状态，所以一个资产阶级，一个市民阶级才能够在层层分割的支离破碎的欧洲政治经济版图上成长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官僚统治的巨型国家，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少成长空间的。 所以这也是刚才讲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社会成长的一个空间，在中世纪欧洲的确是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在中国古代是不大有的。到了中国近代，原来大一统的国家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一个近代欧洲文明，西方列强航海而来，打到了中国。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好是清朝建国将近200年，正是已经走下坡路的时候了，中国帝国的黄昏遇到了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黎明，两相比较中国是相对比较衰弱的状态。所以鸦片战争就把中国打败了，中国很快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新中国的建立，重建了中央集权国家，这有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原来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修长城和大运河，这两个可以说是造福于中国千年以上的巨型工程，只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完成。 新中国重建了中央集权国家，它在毛泽东时代的27年执行了三大任务： 第一个就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就是从日本经过南朝鲜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到东南亚这个新月型的包围圈，这是从49年以后就形成的，是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封锁。新中国重建中央集权国家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个战略包围，因为这是威胁到新中国生存和中华民族生存的战略包围圈。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快速工业化，这是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起码的一个物质基础。 第三个任务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今天可以比较客观的来评价一下这三大任务的完成情况。 第一个任务完成的非常成功，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标志着美国和中国在20多年的较量之后，美国承认失败了。美国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把中国重新接纳到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这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这个前提是中国打破了美国的战略封锁、战略包围。所以第一个任务完成的非常成功。 第二个也基本成功，中国在70年代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拿出了“两弹一星”这样在当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国防工业产品。 第三个任务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太成功的。毛泽东一直想走一条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57年的提出“双百”方针，大鸣大放，一直到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他都想走这样一条道路，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想探索这样一条道路。但这是在三大任务当中最不成功的一个，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批评和诋毁主要集中在第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诋毁最厉害的当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样摆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和它相配套的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而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但是文化大革命客观的讲很不成功。仅仅指出一点就以可以说明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最后是以军管、军训收场的，而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最坚硬的部分，它和大民主应该是对立的两极，结果，大民主是以军管军训来收场的。一直到文革后期有一首很流行的歌，第一句就是“七亿人民七亿兵”，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巨型的军事化管理的国家，这个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候最初设想的目标是相去甚远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改革往往进入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放乱收死——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经济领域也有相似的表现，都是一个恶性循环。这里顺便谈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我们首先注意到它的政治债务，我们讲遗产，也要讲债务。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有债务的，就是它透支了革命的理想，滥用了革命的名义，造成了对整个社会很大的伤害。 我在文革后期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当时“革命”这个概念在民间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一个被嘲笑的概念，这和文革初期是非常不一样的。文革透支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概念，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一直到今天，革命在很多场合都是负面的、被嘲笑被诋毁的一个概念，而“革命”从辛亥五四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概念，因为文革的失败、文革的挫折，所以“革命”这个概念走向了反面。这是文革的债务，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正视文革的债务这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文革确实有它的遗产。就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系统的响亮的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中国，因为曾经普及过这样的概念和学说，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所以一旦中国出现类似现象的时候，大家会一下子回到这个概念。所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社会对私有化就会非常警惕。他们有非常强大的理论武器，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社会未必有这样的理论武器。所以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一再被阻击，这和文革的遗产是相关的，是文革留下的一个正面影响，这个影响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上面讲到新中国的三大任务之一，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成功，最大的一次尝试是文化大革命，讲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债务和政治遗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巨型国家和国家行政权力都有了一种警惕，甚至是恐惧，这是80年代以来的一个主流思潮。中国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也是在这个思潮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现在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主要是自由派学者在谈论，自由派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一个特点，它基本上是二分法，就是把国家和社会进行区分，回避了资本对社会公众的压迫和强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自由派总是反对强制，但这个强制仅仅是指一种特定类型的强制，即国家的强制，政府的强制，权力的强制，而不去谈或者是回避资本的强制，市场的强制，金钱的强制。自由派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其实质就是用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貌似代表全民利益的概念去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为资本做掩护。这是一个自由派常用的战术和策略。和自由派的市民社会理论相联系，自由派在理论上有一个陷阱，就是刚才谈到的他们只反对一种特定类型的强制，就是国家的强制、政府的强制、权力的强制，这也是所有启蒙运动、启蒙主义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启蒙主义的一个理论陷阱，他们只反对一种特定类型的强制，对其他类型的强制他们似乎并不反对。 前一段吴敬琏发表一篇文章，谈到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在网上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非常多的人批评他。这是非常典型的自由派的理论，因为他所说的腐败和垄断指的都是中国国家权力的腐败和国有企业的垄断。但其实稍加留意我们就知道，贫富分化的原因主要不是腐败和垄断，因为在没有腐败和垄断存在的地方一样有贫富两级分化。比如说血汗工厂，这个现象完全可以和腐败和垄断没有关系，但因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力量极不平衡，在一个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比较过剩的社会，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是极低的，所以他的工资会非常低，劳动时间会非常长，贫富分化和市场、和私有制直接相关。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京某小区开电梯的电梯工都是农村来的女孩，她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个半小时，一个月没有休息日，如果休息的话就没有工资。平均一天10个半小时，这是正常工作时间，还不算加班。她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到700块钱，不算加班的话大概是670块钱。而这在今天完全是正常的雇佣劳动，和吴敬琏说的腐败、垄断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表现了资本和劳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极不对称。所以劳动者在和电梯运营公司谈判的时候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冬天电梯工穿的军大衣是要自己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服，但是要自己买的，带的工作牌，上岗牌也要自己买，5块钱一个。吴敬琏的这种理论及其荒唐，这也是一般自由派的一个基本路数，他们只反对一种强制，就是国家的强制，政治的强制，权力的强制，而不反对市场的强制、资本的强制。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性社会学家最近在南京电视台做了一次节目，讲到婚姻恋爱这方面的话题，她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只要不伤害他人，一个人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和劳动的权利。比如说一夜情，这属于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但是，一个人能不能自由的出卖自己的人体器官，一个人能不能自杀，有没有自杀的权利呢？李银河实际上反对的也只是行政强制。就是说你只要不直接的强迫一个人去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只要不是直接强迫，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要不直接伤害他人的话，就是可以允许的。那么被贫困所压迫，被其他的比如说资本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所强制去卖淫，去出卖人体器官，被逼的走投无路去自杀的话，这在自由派的理论看来都是被允许的，实际上他们的理论真正推导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景象。所以对自由派理论的确是需要特别警惕，不仅仅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没说什么，他们有意无意留下一个理论的空白，这个空白是要被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景象去填充的。 回到自由派的市民社会。自由派对市民社会理论也是这样，它只反对国家的强制，强调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府系统，他们总是回避不谈，真正的一个公民社会也应该独立于资本，在反对政府的强制、国家的强制、权力的强制的同时，也反对资本的强制，反对市场的强制。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是需要两面作战的，反对两种强制。 传统社会主义，按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的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第二是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对的，计划经济是和市场经济相对的。 第三个要点为使用而生产。这点非常重要的，为使用而生产，和它相对的是为利润而生产，所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都不是为使用而生产，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资本的增殖扩张而生产的，所以往往会偏离人类劳动最初的目的，而资本条件下的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了利润，所以往往会造成过剩，造成大量的浪费，大量的产品堆积。 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定义。但是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不完善的。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为使用而生产，这三个要点的主体都可以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官僚群体，而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不一定是全体人民。所以以往的社会主义，我们看到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往往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官僚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真正掌握生产资料支配权的是一个官僚集团，是国家的管理层而不是人民。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当中，毛泽东一直考虑的问题是一个怎么样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人民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和他的一些秘书，系统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做了详细的批注和谈话，逐段逐段进行评论。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论述。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里，有这样的一段：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了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就是说，1936年的苏联宪法保证了苏联公民能够享有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权利，这里强调一下，是社会经济权利而不是社会政治权利，刚才说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都是属于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做了一个批注，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也就是说，政治权利要比社会经济权利更重要，这是毛泽东特别敏锐的捕捉到了苏联宪法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大问题。他接下来有一段论述，这段论述当年被邓力群记录下来，后来整理出来内部交流。毛主席当年是这么说的：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等等。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是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政治权利的话，如果劳动者没有能够以某种形式参与管理这个国家的话，那么他们原来享受到的社会经济权利也会一一丧失掉，我们都看到了在实际中发生的变化。 所以毛主席讲，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让劳动者起来行使参与管理国家的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权利的一个巨大的尝试。否则的话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一种官僚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它是“社会——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不是“官僚——主义”，这个“主义”的主体是“社会”，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这个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呢？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最粗略的定义，它就是指：持有社会主义理念、自愿组合、独立于政府系统、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它首先一定要有社会主义理念，而且它是自愿组合的，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资本的逻辑。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架构下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它是和无产阶级国家相配套的一个民间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早期，曾经在中国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出现了大民主的局面，出现了非常多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都不是各级党政系统能够直接控制，直接指挥的，这个群众组织首先是有社会主义理念，是自愿组合，同时独立于党政系统，当然在当时条件下，更独立于资本的逻辑，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但是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好的情况，群众组织，社会主义的民间社会和社会主义党政部门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出现了对抗性的关系。 文革一开始大家都很熟悉了。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派工作组，而且面对群众运动采取了镇压的态度。当时，王任重承认，刘少奇在文革开始时向他交代，说这一次还是和反右运动一样准备打30万到40万的右派。王任重在自己的日记里也这样说，这一次还是和反右运动一样，但是要吸取反右运动的教训，就是动手不要太早，应该让右派分子更充分的暴露出来。所以文革初期，党政系统，无产阶级的国家，它面对这样一个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民间社会，面对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造反运动——所谓造反并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起来给各级的党政领导提意见而已，但是面对这种群众组织，当时无产阶级国家采取了一个对抗性的措施就是采取镇压的态度。反过来群众组织在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之后，他们采取的措施也是对抗性的，就是夺权。镇压和夺权导致当时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民间社会或者当时叫组织群众之间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本来应该是良性互动的，彼此制衡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变成一个恶性的关系了。所以文革很快面临搞不下去的局面。这次尝试是失败的。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除了在无产阶级国家这样一个架构条件下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架构下存在，在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局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当然，中国目前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现在宪法和党章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中国并不能完全套用我刚才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第二种情况，但是另一方面的确有某些类似的地方。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资本、面临市场的严重侵蚀，以至于还是存在着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当然另外一方面，要完成这个任务它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一般自由派所鼓吹的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看来，就应该缓行，因为那恰恰是颜色革命的一个保护动作。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任务，就是抵制市场和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蚀和瓦解。刚才讲的在两种情况下存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它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义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官僚，反全能型的官僚机器的国家对社会的压制，对民间的主动性、创造性、能动性的压制。而在今天这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它的任务的侧重点应该是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市场特别是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当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变化过程中，但是它毕竟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宪法和党章，它还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应该和政府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像文革期间镇压和夺权这种对抗性的关系。同时，在今天它在市场也能够生存。它一方面反官僚机器，同时和政府有良性的互动；一方面反资本逻辑，同时也有能力在市场环境中发展。 其实在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局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象，比如我们现在的乌有之乡，它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一个局部的现象，至少是一个雏形。还有毛泽东旗帜网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一个虚拟的符号，以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中心，从无形到有形，比如说可以在现实这个层面它可以交流一些有价值的社会科学书籍，社会主义左翼理论方面的书籍，可以组织讲座，可以组织消费合作社，扶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像毛泽东旗帜网站它可以组织很多会议，可以发起民间的运动来抵制私有化的进程，毛泽东旗帜网站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在经济上的独立生存问题，还一个是扩大基本队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量化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全中国13亿人口中，每万个人当中，有多少个有社会主义理念同时又有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活动家，或者说活动骨干？如果能够达到一定比例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据国家统计，中国现在县以上的民间社团大概有28万个，平均到每一万个人二点几。如果说每个社团有这么两三个以上的有活动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和活动骨干的话，中国社会大概每万个人中在民间有5、6个以上社会活动家，如果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是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每万个人中有一定数量的有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有社会组织动员能力，那中国社会主义的局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现在不成熟，因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或者叫民间社会理论主要是自由派的理论资源。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自由派的理论资源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正如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形体，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公民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它可以脱胎于自由派的市民社会理论，但同时超越了扬弃了自由派的理论。现在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非常需要理论上的完善，特别是需要实践上的探索，我们期待着中国出现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象。 我今天给大家的汇报就谈到这，下面希望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谢谢大家！ 张文木接受《大公报》采访:“公民国家”亟须认知整合 来源：《大公报》2006年7月24日 炎炎夏日，著名战略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家中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张文木向记者介绍了其最近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识的国家整合》。他认为：中国公民国家正在形成中，由此产生中国社会认知的多元分化，需要在“公民国家”层面进行整合。\大公报记者吴斌 张文木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基于人民法权的“公民国家”，中国实现了从阶级成分到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重大变化，也是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般规律。 张文木认为，在当今的中国，公民的主体还是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农民，因此，公民权利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公民国家”的底色，仍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 国家合法性来自人民 “中国的发展，也在重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早期出现过的经济发展和两极分化『分裂式并进』的历史过程”，张文木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中国在建设公民国家过程中，将有产者纳入国家建设力量的同时，切不可得鱼忘筌，坐视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而将无产者即工人农民逐出国家“命运共同体”。否则，一旦社会两极分化突破底线，“公民矛盾”就会重新演变成“阶级矛盾”。这不应是中国改革的方向。 张文木说，对当今中国而言，工农联盟及由此产生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的支持，仍然是中国国家政权确定其“合法性”的政治基础。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首先考虑多数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如此方能保证中国“公民国家”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构建和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国家的“合法性”永远要来自它的人民性。 公平失衡令认知分化 张文木指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认知发生了四方面的分化：一是自由主义意识，二是公民权利意识，三是民族主义意识，四是阶级斗争意识。这四种意识都有其合理的价值，摒除它们的片面和极端形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国家是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 “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是造成目前中国社会认知多元分化的主要原因。”张文木说，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公平的天平日益失衡。最终导致了社会认知在原有基础上发生了分化。 在国家层面整合认知 张文木认为，社会认知在“公民国家”层面整合，较之于在“公民社会”层面整合，更有利于公民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从而在理论基础上摒弃了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主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张文木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例如，“宗教自由”即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便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其宗教行为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民族分裂”概念欠妥 张文木指出，在公民国家中，“民族”概念已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他特别提到，中国已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可同时又不当地用“民族分裂”概念来表达国家分裂的内容：同样性质的问题，在东部台海地区称“分裂国家”，而在西部地区则称“民族分裂”，这在法权逻辑上是矛盾的。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并不是一个法权或者说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方说，一个人今天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可以说自己是其它民族，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但这并不触及法律；但一个人要说自己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犯法律了。“民族自治”只应是一个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应是一个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 张文木说，国家主权是属于现代法权范畴，中国的社会认知定性与整合也应该基于现代法权的逻辑。相反，如果中国采取“民族分裂”来表述少数人利用民族问题来“分裂国家”的行为，那就会将少数人的叛国行为混淆为民族宗教行为，将少数人的政治行为与整个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动混为一谈，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由此，张文木认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用“分裂国家”概念代替“民族分裂”概念更为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不仅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 公民权应高于人权 张文木又强调，从现代法权的角度分析，当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 为什么说公民权高于人权呢？张文木认为，因为这时的个人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国家，并由此形成公民权。当宗教权利和义务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选择；同样，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便自动消亡，当民族选择权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 “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在结束采访之时，张文木特别强调，建立新时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多元一体的社会认知，是可能和必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之，如果任由社会认知分化继续扩大，则将面临社会动荡的大危险。（《大公报》记者：吴斌） 【时政评论】 郭蔼：私有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不久前，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分不开，加强执政能力，为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领导方式和能力，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腐败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解决，否则，的确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执政能力。 但在目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根据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共产党掌权，也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正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基础一样，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由于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生产关系，推进私有化对共产党执政地位产生最致命的威胁。 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表明，共产党下台必然意味着重建私有制；历史还将证明，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如果其他问题可以经过共产党本身的努力得到解决的话，例如历史上的各种党内外教育运动加强了共产党的战斗力，那么，私有化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在这条路走下去，共产党本身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扭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维护公有制应该被当作维护其执政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推进私有化无疑于促使共产党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迅跑。可以说，私有化是世界为数不多仍在执政的共产党所能采取的最不明智的举动。 一、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首先，推进私有化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共产党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过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创举。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因此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体步骤如何，需要建立怎样的相应机制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不排斥改革创新，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对共产党来说，消灭私有制应该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方向。如果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扩大非私有制经济，不断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经济，朝着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甚至通过种种方式，动摇甚至挖掉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基础，导致已经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复燃，甚至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背离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剥削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成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都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建党的初衷体现在“一大”党纲中，也体现在随后的党章中。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见证了共产党是一个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党，它忠诚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自己的庄严承诺，长期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出现过失误，但并没有动摇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念，因为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错误和失误是在实现自己宗旨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这个宗旨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共产党政府推进私有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表明共产党中途转轨，放弃自己建党初衷和宗旨，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传统形象。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不得不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与公有制这个磐石相比，市场经济犹如起伏不定的江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涨潮没有退潮，只有繁荣没有衰退，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出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低潮。综观世界，由于经济波动导致执政党下台和政府更替的事例司空见惯。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有权要求一个搞不好经济的政府下台，包括那些未必对经济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却碰巧在位的执政党。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把经济增长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无疑于把执政的命运押在了变换不定的事物上，极大增加了自己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经济发展即使遇到暂时困难，仍然不大可能动摇它的执政地位，因为共产党在所有制问题上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机会领导国家重振经济，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相反，如果共产党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或者“实现小康社会”上，经济一旦出现较大波动，人民生活一旦出现较大困难，对共产党执政将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表明它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到那时，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上台，如果后者宣称自己更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小康”？ 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其他周边国家的实践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赶超，并不必然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或者说“实现小康”方面，共产党执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执政者则非共产党莫属，因为唯有共产党不但主张发展生产力，而且主张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为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不但主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主张全社会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会财富；不但主张“实现小康”，而且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用“小康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任何执政党都可以把前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惟有共产党执政才会把后者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改变了工人阶级作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奴隶的地位，夺回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随后，通过建立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共产党政府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使长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作为代表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进私有化意味着鼓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重新沦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随着工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由国家的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即代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它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目前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只不过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这种极度矛盾的错位状况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们所有已知的历史逻辑。 随着私有化的深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不但新工人几乎全部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基本原理说，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不过，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价格，他们在劳动场所的命运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劳动一途。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工厂，资本永远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铁律。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商业的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从长远来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变，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面貌改造整个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想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越来越无招架之力，被迫下台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驾驭资产阶级。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共产党驾御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驾御共产党，不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维护自己执政地位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等非物质力量作用有限，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连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做都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纳税，共产党又能依靠什么来驾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呢？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钱人已经取代了共产党，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经济或村民致富的所谓带头人，致使群众开始把富裕的希望从共产党身上转到了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共产党，而现在则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钱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事实上向富人出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怀抱。 资产阶级并不真正支持共产党，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目前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服从不过是生存之道，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共产党本身的演变。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变，时间就在他们一边。一旦势力壮大，时机成熟，他们必然自立门户，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开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与他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一样主导国家政治，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律和秩序。 面对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用某些貌似中性、实则暧昧的提法，模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力图通过改变自己，向有产者/资本家阶级靠拢，获得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正是在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下，共产党谋求政党转型的一个初步表现。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建立之初开始，从来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型的一种暗示，而接受资本家入党等具体实践，正好暴露和验证了这种提法的真实意图。只要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蜕化为业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所谓“全民党”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过渡形式罢了。 所以，不要说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即使中国共产党真想成为一个全民党，打算代表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阶级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共产党不但抛弃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脱离其他劳动大众，同时，除非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否则，也会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权的资产阶级抛弃，最终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进私有化极大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共产党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共产党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共产党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政府必然被要求向纳税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为纳税人服务”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政府话语中，大有取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传统口号的势头。说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发展，使新兴资本家阶级变成了所谓纳税大户，给了他们要求共产党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权利。 不仅政府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政府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共产党政府，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共产党基层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政府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产党政府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共产党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共产党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共产党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共产党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共产党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共产党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共产党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政府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共产党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共产党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推进私有化彻底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剥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倡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光明磊落、勤俭节约；批判和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旧思想；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共产党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推进私有化使社会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发生急剧变动，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私有观念随私有产权一道卷土重来，重新开始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崇尚所谓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私利，温情脉脉面纱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随着私有产权的建立和扩大，价值观重新被颠倒过来。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提倡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制社会格格不入，推进私有化把共产党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过去一贯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又不能与资产阶级决裂，于是腰杆不直，说话不硬，底气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挑战面前开始溃不成军。由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私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为了不致显得过于迂腐甚至荒谬，共产党不得不“与时俱进”，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寄希望于不知不觉间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向。 例如，共产党主张消灭剥削，而推进私有化实际上以鼓励剥削为前提，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剥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坏“先进生产力”的罪名。共产党主张逐步消灭阶级，主张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两极化愈演愈烈。当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报酬、许多人不得温饱、而有产者财源滚滚、富人穷奢极欲的时候，人人平等只能沦为笑谈。共产党主张劳动光荣，而私有化使劳动者重新成为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对那些超时工作的“血汗工厂”工人或任何打工者来说，劳动光荣又从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对劳动者有害，对资本家也未必有益。总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根本不适用私有制社会，因此才会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逐渐从社会主流变成了支流。 再如，共产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如果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造就出一批穷奢极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劳动大众，坚持党员干部操守的意义又在那里？在利己主义被奉为社会信条的时代，对干部实行脱离群众的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因为日复一日地面对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党员干部不甘下风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胀，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样，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变成了对个别“圣人”而不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普通党员同样面临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党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还是响应政府推动“民营/私有企业”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驯服劳动工具？当党员们兢兢业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如何体现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如何发挥共产党先锋队作用？总之，推进私有化使共产党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更难以把以往的雷锋、王进喜、甚至改革中的许振超这类工农兵模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保持党员先进性实在是无从谈起。 随着私有经济日益强大，大众传媒不再主要是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喉舌，而越来越变成了资本/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在金钱运做下，许多传媒大肆宣扬剥削阶级价值观，大树特树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发财致富和所谓企业家(实为资本家)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私有化的推进日益深入人心，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进私有化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因而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丧失人民的信任，越来越像是一种虚假宣传。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全面思想混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几近崩溃，社会道德大幅度沦落，金钱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上升为个人成就的核心标志。在丧失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当作凝聚社会人心的粘合剂。然而，诉诸民族主义是各式各样其他政党的拿手好戏，其极端形式表现为民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坚持阶级学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前提下。如果沦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义旗帜的地步，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最终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 与历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谓推翻剥削制度，说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带领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础。 共产党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随，能够由弱到强，打败所有强大的敌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正是由于它的这个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在口头上宣称代表人民，因为任何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都会这样声称，而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的执政党。任何剥削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推进私有化则完全否定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 推进私有化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丛生，许多有志之士当年怀着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加入到共产党队伍中，无数优秀党员和赞成党的事业的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直至生命。然而，推进私有化导致旧病复发，原来已经灭迹或基本消除的社会恶疾再次泛滥，“旧社会”现象重现，例如，少数人家财万贯，许多人不得温饱；有权有势者耀武扬威，“弱势群体”低三下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狗；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恐怕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旧社会，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革命历史的正确性。试想，如果推翻一个私有制，最后不过证明是用另一个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各阶级成员的调整，那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共产党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无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这样，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继续执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仅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而且否定共产党的建设历史。共产党执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从源头上消灭了旧社会丑恶现象。建国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各种所有制并存，私有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但是，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旧社会现象出现故态复萌苗头，此外，私有企业与新生的公有经济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断出现摩擦甚至冲突，为了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革命的成果，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公有制基础，创造了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推进私有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农村小农经济的复归基本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企业让位给私有企业基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基本上否定了国有化措施；打破“铁饭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业；各行各业的产业化/商业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教育体系；等等。一句话，推进私有化使整个社会重新化公为私，这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合理性，否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变革的各种运动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的基本方针路线，客观上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定位于一场历史性错误。 如果消灭私有制、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宗旨和实践，而推进私有化反倒是正确的，那么，在建党80多年历史中，除了推进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产党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不能不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显然，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翻案之风盛行，从否定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到质疑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国之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身。从发展私有经济的观点看来，共产党领导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无必要，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属于瞎折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大部分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无非使历史走上弯路，耽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私有化割裂党的历史，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改写了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共产党在自己大部分历史中执行错误路线，那么，对这样一个历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则上摇摆不定、见异思迁的政党，人们自然有权质疑它当前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它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推进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 二、共产党演变的几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私有化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最严峻、最致命的威胁，因为它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使共产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充分条件，正如苏东波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证共产党不丧失政权。维持共产党政权还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条件。但是，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推进私有化，即通过“国退民进”（读为“公退私进”）重建私有制，结果只能是破坏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让共产党最终丧失政权。 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共产党面临以下几种演变可能性： 一种是名存实亡。私有化过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当他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执政问题上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产资料，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不足以与掌握生产资料、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因而，共产党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参加政治，从而完全转入地下；或者作为合法存在的在野党苟延残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游戏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丧失了战斗力和重新执政的希望。 另一种是名改实亡。共产党内有些人可能希望共产党逐渐演变为例如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政党中主要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分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使如此，这个党在与大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下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将在较长时期呈现金字塔结构，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之后恐怕也难以名实相符。同时，共产党领导层如果有这种打算，这种转变很可能不会顺利，有可能以共产党分裂告终。 第三种是名亡实亡。在日益强大的资本/买办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共产党本身演变成大资本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具体步骤是不断修改党章，改变党的组成，把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进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最后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完成蜕变转型，变成代表中国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共产党垮台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国家利益，符合国内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恶果，导致历史大倒退，但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它拥有5千年的历史，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带领人民奋斗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却结束了。 共产党执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失去了公有制这个支柱，必然导致动摇共产党执政这个支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历史性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当然，共产党面前还有一条利党利民利国的选择，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经过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进”，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强大，重建公有制困难重重。但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在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彷徨犹豫，不允许知难而退。尽管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是，凭借中国共产党依然拥有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发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碍，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从而避免共产党下台、国家拉美化的前景。[初稿于2005/1/23] 政治改革要慎防坠入“苏联模式”的泥潭 秦世勇（a_mman@163.com） 当前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性因素并没有被我们正确地解读，它仍然在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本人认为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并不是戈氏民主的步子太大，而是对于苏共大面积腐败的性质的误读而使其采用的西方的民主政治结构不能够适合当时苏联特殊的历史背景，从而造成国内不同集团之间出现了基本利益上的巨大鸿沟而相互排斥从而最终导致苏共败亡、国家解体。 中国现在正在小范围实验的党内民主和县级直选，虽然为了极力避免苏联悲剧和保护党员的切身利益而设置了看似小心谨慎的两道“关键性的”政治屏障，而且我们假设这一实验在小面积、低层次上会取得“成功”，然而只要这种实验性的“西化的”政体结构的性质不发生本质上的改变，那么一旦这种“小范围内成功的”结构被实际应用于高层次、大范围的民主改革的实际操作中时，这两道防火墙可能会因为性质上的软弱而被轻易突破而化为乌有，一部分人的权利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两大尖锐对立的利益集团会很快形成。那时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找到一个有效政治框架将两大利益上的剧烈冲突的双方整合起来，那么国家因为失去共和的基础而陷入混乱在理论上便具有了可能性。最近经济学家的整体“背叛”与3月4日的西山会议秘密进行就是对此危机前景发出的严正警示。这些都说明中央的政治改革试验低估了这部分人将丧失基本利益的危险性,而这些人显然已经嗅到了这种威胁的味道，因此中央正在进行的民主试验必须考虑在新政治框架中给与他们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上没有万能的政治制度，民主政体也是一样。虽然这一制度是至今为止最先进的而且中国政治的全面民主化是必然趋势，但我们却忽视了其弊端对于我们现阶段实现全面民主化战略的影响，这是很危险的。这种处于政制过渡阶段中对于民主政体之弊端的轻视恰恰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所在，这一因素仍然在困扰和威胁着我们。当前的中国还不具备全面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民主政治的精华以解决我国当前的各种矛盾而同时要避免国家被其肢解，我们就必须更为全面的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并且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控制其弊端所带来的危害，否则一些西方的不合时宜的政治概念会将国家引入政治灾难。 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权力原子化的多数统治，即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完全的平等的政治权力，得到多数人支持的动议形成法律条例管理国家事务。其较集权体制的优点是人人都有机会使自己的意志体现在国家的日常管理之中，这便可以有效地防止少数统治者对大众的独裁和剥削从而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确保社会总体上的公平。然而民主政治也含有其自身无法完全克服的缺陷，那就是民主政治中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既相对多数的公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相对少数公民施加政治迫害的现象。这一弊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化国家里产生的危害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如果这种弊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防范，那么其危害对于一个处在向民主过渡的特殊时期的国家来说将是决定性的甚至是致命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此一弊端对于我国实现政治的全面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和找到克服它的办法，我们要先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的各阶层状态和腐败现象的性质。 首先是决定中国全面民主化进程中的保守力量——贵权阶层（即所谓的右派势力），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与之相当的物质财富（可将两者简称为“权利”）整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权利，即每个公民通过合法劳动所应享有的基本的公民权力和物质所得，这一部分可简称为“权利1”；第二部分是由于贵权阶层对社会做出的高于普通公民的突出贡献而应该得到的权力与物质财富（简称为“权利2”），这两个部分可统称为“应得权利”；第三部分是贵权阶层为了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下保护其“权利2”而“必须”占有的“非宪法允许的”潜在权力与物质财富（简称为“权利3”） ，也就是“职权滥用”和“灰色收入”，这一部分也可叫做“非应得权利”。 由于中国的政权形式落后于生产力水平，所以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并不能有力地保证贵权阶层拥有他们应得的权利2（大家应该能想到如果姚明回中国打球，他的工资单上会是多少钱）。虽然中央提出过高薪养廉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赋予贵权阶层权力2而促其主动放弃权利3 ），但是由于高薪并不能触及到滞后的政权形式，那么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员们所处的如逆水行舟般的“生态环境”（理论上人是应该通过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而不是相反），这样也就不可能保证在他们放弃权利3的同时其权利2不被剥夺，因此这种高新的结果只能是肉包子打狗。而贵权阶层为了在现实的权利链条中存活下去就必须通过“不法”手段得到权利3，因为在真实的环境之中，只有它才能保护自身的权利地位，现实地保证自己的权利2不被剥夺。这就是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贵权阶层为了得到应得权利而付出的代价，即便是由于权利3的存在而受到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甚至是因为社会上的“仇富”心理而受到生命威胁还有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们”被反腐利剑斩杀这样的一些沉重代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90%是不快乐的，至于那10%为什么会觉得快乐，对不起，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贵权们一旦放弃了权利3那么其权利2 亦将不复存在，更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他们的权利1也将随之受到严重掠夺。这就是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尴尬局面，如果谁具有进入权贵阶层的机会，而同时还不想饿死，那么他就必须冒着被撑死的危险，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称作中国特色的个人英雄主义。可见一个人的力量在制度面前显得是多么的渺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毛主席时代人人都要争做螺丝钉。而今天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要数敢于同全体中国百姓公开对垒的任志强同志，先不管他说的话多么惹人痛恨，就其为了维护自己“合法利益”（可惜的是他没有将其中的道理解释清楚，或许是他没有机会解释清楚，而只是气急败坏的时候冲着麦克风乱发一通脾气）而表现出来的英雄气魄来看，还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由此可见权力3这个“腐败之源”实际上与纯粹的个人贪欲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从全局上看，权力3的存在是国家为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维持民主集中这一显然已经落后于生产力水平的政权形式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这样中央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就仅具有其战术的合法性，而不具有战略合法性。对权贵们“可制不可杀”，反腐败只可以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应该扩大化，同时对于腐败分子的量刑不可以过重，这样反腐败可以对保守势力接受“全面民主化”的政体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可以暂时缓解两个阶层间的尖锐矛盾，为和平实现民主争取时间，这是战术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中央将反腐败扩大化、持久化，将腐败当作中国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来处理，单纯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那么权贵阶层一旦意识到其全体的权利1、2、3的必然失去，那么他们定会联合起来奋起反抗，因为中央正在利用其天然的权威来依法责众，将体制之恶果过度地归罪于腐败个体之上，这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贵权阶层的这种反抗情绪会不断升级（现在各地出现的不断加重而不是减少的地方主义就已经说明了中央的现行政策存在较大的偏差），一旦这种反抗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突然爆发并突破中央的压制与其分庭抗礼，那么中央的权威会受到严重削弱。所以在没有找到那条“光明的民主之路”之前，反腐败必须要限制在贵权阶层可以忍受的范围内，而真正重要的是中央需要加快向民主开进的步伐，因为能够抓在我们手里的时间不是很多了。 以上是贵权阶层的状态，下面是中产阶级，或称为小资产阶级。此阶级的成员本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利2，但由于贵权阶级的权力3的存在而遭到严重侵害。此一阶级的人们对社会是不满意的，但是毕竟他们还拥有权利1，因此他们不会成为反对贵权阶层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其利益与权贵阶层不一致，因此他们亦会成为反对派的重要力量。 最后是无产阶级，即那些受到压迫的工人、低薪职员、农民工与无职业者（失业者）。由于贵权阶层权利3的存在，其权利1受到严重的侵害，这使得他们的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存时刻受到威胁，如果国家的经济条件继续恶化下去，这一阶层的人们将为了生存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反对贵权阶层的中坚力量。以上是中国各阶级的大致状态。 由于权利3的存在并且比重在不断增加，无产、中产阶层与贵权阶层之间出现了强大的排斥力。虽然这在根本上是由落后于生产力的政权形式造成的，与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贪婪无必然联系，但是“个体化”的公民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必定是少数，因为贵权阶层（无论他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毕竟是腐败的唯一“受益者”，所以绝大多数人必然要将腐败这一百姓苦难的“根源”归因于腐败者个人的贪婪和某个组织的腐朽。在这种强大的斥力存在的情况下，假设我们现在就引进西方的全民公决与多党制，那么由于党在人数上的绝对少数，在对于腐败性质当前的认知程度下，人民极有可能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完成对整个党组织的封杀，使大多数党员瞬间失去所有权利（典型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人民手中的选票将变成屠刀，而这种所谓的民主对于贵权阶层来说无疑是一台政治“绞肉机”，实现“民主”的那一刻两个对立阶层的关系便会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人民为刀俎，贵权为鱼肉。那时必然会出现“民逼官反，官不得不反”的内乱局面。而这正是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内苏共的悲惨遭遇，其他仍然由苏共掌握政权的苏联各共和国因畏于“人民的迫害”而疯狂逃离苏联，宣布主权独立。显然，叶利钦被美国人利用了。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与苏联的历史教训，我们如果要实现和平演变（注意：不是被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若想通过民主向人民放权的同时不被人民“淘汰出局”，那就必须带领人民走过一条民主集中与全面民主之间的政治“缓冲带”。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缺少了这个阶段，那么等待两个集团的只有战争和分裂。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人类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前景而需要通过战争方式探索那条民主之路的话，那么今天在西方社会已然在前面走出了一条民主之路和拥有苏联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我们却因为不能借鉴其中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并结合国家的实际来和平地向民主过渡而还要通过内战一路爬向民主，那么在美日等国眼里中国将是非常可爱的。 本人以为这条缓冲带必须包括四个方面内容。首先，这一政治构架必须要在国家由于经济或其它原因发生政治危机之前及时地走出试验阶段并在有效范围内正式启用。第二，这种政体形式必须能够基本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若干关键性问题。第三，可以利用这种政体形式将贵权阶层占有的权利3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归还人民。第四，在归还权利3的同时必须保证贵权阶层的权利1、2不受实质性的损害。这四点如果缺少任何一项，我们的政治改革都将走向失败，后果会很严重。 为了满足以上四个改革条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立法机构应采取（可以试验）各级人大的两院制（具体参看：http://column.bokee.com/150787.html），同时国家主席掌有人大立法的“第三方权力”，即当人大进入“立法停滞”时期，主席具有受分院限制的裁定权（其他各级人大亦如此）。人大的两院制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固定议席，其中专设一个具有刚性的能够充分代表和保护党员（包括高干和巨富）权利的立法分院——党议院，其应占有人大半数议席，同时为了使人民拥有实际效力的监督权与决策权，须在各级人大专设一个完全代表和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立法分院——民议院，并占有另一半议席。只有这样双方才可能在政治权力对等的条件下商讨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确定权利3的比率及回收方式）等一系列决定改革命运的实质性问题。有了这个基础，贵权阶层才可以在基本权利不受实质性损害的前提下与弱势群体在日后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广泛的规范化的政治交易。 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关于权利3确定这样的“非公决”议案需要在两院同时多数通过的条件下才能够确立为法律。如果党议院对于任何权利3的比率问题的合理议案采取连续（规定的有限次数）否定的拖延态度，或民议院对于党议院通过的任何议案进行（规定的有限次数的）否决，此时（仅当此时）国家主席可以宣布人大进入“立法停滞”，并且有权直接裁定某一议案（可以是主席提出的折中决案）具有法律效力，而此时人大的任一分院亦有权通过投票以3/4多数推翻主席的裁决，然后再议，如果达不到此比例主席的裁定生效。这样双方才可能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达成由主席促进的各种妥协而将贵权阶层的权利3释放出去，从而早日形成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秩序，另外至关重要的是它给予了贵权阶层转变自身角色的必要时间（任何人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都是需要时间的）。 贵权阶层的权利1、2将在此政体形式下得到法律和舆论的认可和保护，而无需像现在这样必须依靠权利3才能对其进行保护，而且贵权承受的社会压力会基本消失，同时权利1、2的价值将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充分表现出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能通过自杀性消费（如疯狂购买奢侈品，包养108个二奶等）来宣泄自身的真实价值不被社会承认的压抑和对于反腐败前景的恐惧。权贵们的权利1、2亦将在一个较民主集中体制先进的政体管理下不断升值，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将钱运往国外（夫妇在中国，儿女在国外），使家庭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或将其藏在后花园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放入一个已经趋于疯狂的随时都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的股票市场。 另一方面，人民将在此政治体制内得到此一阶段的最大话语权，从而使自身的权利1与权利2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重要的是此政体形式可以避免那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人们乱用手中的权力迫害那些准备在新的权力结构下改变自身的权贵们。这样两个集团在此政体内便具有了诉求各自基本利益的“合法”途径，这样才最有可能在不打乱财富和权力秩序（这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的前提下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这样国家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清晰的、具有改进空间的政治基础。 由于国家处于政治体制的转轨时期，所以两个集团在利益的博弈中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强烈冲突，这情况下国家主席（还有各级人大主席，其应由各级人大选出还是中央政府直接派遣需要讨论）在全国人大中的“第三方权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主席是两大利益集团的调和者，所以其位置必然要相对居中。因此为了确保其权威，主席必须拥有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而要做到这一点主席必须加强军队中的中间势力同时尽量平衡左、右两派势力，只有双方的实力基本持平才会有效地阻止政治困难期内任何一方的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以上是解决过渡时期中四个问题的建议，其可行性仍需研究，但是这四个问题的解决必然会成为过渡期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 这个缓冲期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由于此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消除权贵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由前体制弊端造成的张力，所以一旦这种张力在这一时期内被均衡的权力结构充分化解，那时的党议院所保护的贵权阶层便会因为共同的利益威胁的消失而失去相互合作的基础，那么贵权们为了追求各自更大的利益许会加入不同的政治团体而使党议院很自然地被分解掉，那时中国的多党制的历史条件才真正成熟。当然共产党由于成功地引导了国家的政治转轨将会得到成为多党中老大党的最具价值的政治资本。虽然那时党议院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一机构将继续存在下去，只不过它的性质变成了保护社会上层精英的政治机构（我们也可称其为参议院），而民议院也可以换个名字——众议院。 由于缺乏党议院一类的机构，现试行的所谓党内民主可能会造成权力的反向失衡，虽然党内规定候选人是为了防止党员干部受到过度排斥，但因为党员干部之间的利益有着很大的差别，所以候选人中只要有一个与百姓的利益一致的人物，那么此人必然会入选人大、党代会或者是党总书记（海选的必然结果），这就使得贵权阶层的人们失去足够的权利代言人，其权利当然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即便代表中可能会多一些代表贵权阶层的人物，但如果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机构设置，两个集团权力的分配将始终是一个困难。由于没有双方代表比例的限定，而这一比例又攸关双方的根本利益，所以双方定会为争取代表的位置而不择手段，造成严重的内耗，而且最后确定的比例也不一定是恰当的。 另外，中央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民主形式。然而协商是建立在充分的刚性的权力配置的基础上的，协商的意义是在此基础上拉近利益集团各方的观点差距以加速立法的进程，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作为支撑，那么所谓的协商只会是一座空中楼阁。所以当前的试验应优先考虑民主，协商应该是后面的议题。 现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的各种民主试验，虽然取得了貌似的成功，但几乎所有的民主化试验都遇到了同样尖锐的问题——权力的地方化、黑社会化。这预示着这些成功仅是表面的、不真实的是无法推广的，因为这些试验的成功几乎是完全借助中央的权威施加于试验地区自然权力结构上的高压才实现的。当然，政治改革中必定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但不应该是如此强烈的系统性的抵制。显然各种权力地方化、黑社会化是由于“民主”将地方贵权们的合理权利“非法化”，造成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阻挡这种“民主化”的进程，因为不阻挡必死（他们很清楚自己曾经对百姓们做过什么），而阻挡还有一丝希望，目的当然是不希望失去得到的一切。如果这些民主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么这些伴随着民主的“黑势力”便会大的足以与中央对抗，那时这种民主化可能会导致全局性混乱。即便中央用“正义”的力量压住了他们，这种势力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必然会潜入地下变成广泛的黑社会组织，因为他们具有足够的力量。因此民主应该给他们一条地面上的出路，使他们的权利1、2合法化，而不只是看着大众在他们后面喊杀。 天堂有路谁会不走呢？ 卢周来：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要低调让步 赢周刊记者 苏丹丹 文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有坚如磐石的根基。那么，当“构建和谐社会”渐成第四代国家领导集体的执政新理念之时，“和谐”二字，体现了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财富观念？ 　 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开始关注和强调社会公平与公正，并不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思路的违背，恰恰正是在顺着其由“部分先富”到“先富帮后富”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走下去。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改革来到了一个拐点。在下一阶段，就需要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群回过头来想一想后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群。这是一脉相承的财富观。－－卢周来 　 卢周来简介： 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某大学。 1997年起，先后在《读书》、《书屋》、《天涯》、《当代中国研究》等媒体发表经济学论文及随笔近六十万字。出版有《穷人经济学》、《边缘的言说》、《游戏着经济学》等经济学随笔集及专著。 　 　 中国改革到了一个拐点 　 赢周刊：当年邓小平所提出来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战略步骤，而且它作为一种财富观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差异，比如贫富差距、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城乡差距以及地区差距等等。随着这些差异越来越扩大化并且带来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样的财富观念在目前的社会环境还有没有鼓励的必要？或者说，在中国经济改革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再到第四代政府领导集体，所倡导的财富观念是朝着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和思路在变化和发展？ 　 卢周来：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当年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思路上。改革的第一步是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当时小平也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大局，需要内地或者大部分的人支持这个大局。但是小平的话没有说到这里为止，小平的思路是两步走的战略。他还讲了另外一个大局，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就开始关照后富的地区和人群。这实际上和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设计的思路是一样的。在经济学上，第一步叫希克思（经济学家）改进，就是说先不管财富分配，先让国家总体的财富多起来。然后，转到下一个阶段，叫做卡尔多（经济学家）补偿。也就是只有财富的增加不行，如果仅仅财富增加了却让大多数人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这个改革还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一旦财富增加，就要回过头对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进行补偿。先有希克思改进后有卡尔多补偿，这跟小平讲的两步走战略正好是对应的。 小平时代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现在第四代领导集体上来以后，所提的和谐社会给社会的一个印象就是更加强调公平，而效率优先少提或者不提了。可能就有人认为是不是第四代领导集体财富观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并不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思路的违背，恰恰正是在顺着其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走下去，也就是说现在到了这样的阶段：需要先富起来的地区或者是人群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后富起来的地区后富起来的人群。我在这里毫不掩饰我的观点。 在改革往前推进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期，出了什么问题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问题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社会财富增加了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分配性的冲突也就是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反倒凸显出来了，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甚至威胁到了富人的利益。因此，这个时候强调公平问题不仅对社会有好处，对富人也有好处。 　 赢周刊：也就是说，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实际上是预示着改革要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补偿阶段？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时间段已经说明中国改革所要解决问题的重点已经发生改变？有什么迹象表明？ 　 卢周来：对，而且邓小平连时间段都已经设计好了。我注意到《邓小平年谱》中披露了邓小平在93年一个讲话，大意是说晚年最大的担心还不是这个国家富不富的问题，而是富起来以后怎么办。他说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困难，他还告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中国改革确实在往拐点走。当然江泽民时代还处于拐点之前，即绝大多数时间其思路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包括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明确地把产权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十六大召开之后的一年，是国企改革（包括MBO）速度最快的时候。但是就在去年，草原兴发集团改制引发争议，然后接着是“郎顾之争”起来。在公众印象中，国企改革突然叫了一个“暂停”。现在看，尽管“郎顾之争”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它最后引发成一个公众事件，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这个拐点上。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不像俄罗斯。渐进式的改革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不断地避开一些矛盾，选择大家心理都能够承受的路径来走，但是它最大的弊病，又恰恰是因为它不断地回避矛盾，使得矛盾不断累积。可以说，去年的“郎顾之争”最后发展成一个社会事件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矛盾的累积已经到了一个要促成某种突变的时候了，实际上这种矛盾的累积就是在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中，附着在存量上的阶层成为一个广泛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他们的相对剥夺感非常强，经过二十多年，收入的差距已经到了他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尽管在大家看来，“郎顾之争”好像是一个不太好想象的事情，但如果是从整个改革的进程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折点。我们要开始解决新的问题，解决分配性的冲突在社会公共政策层面应该占据在考虑的首要位置。 　 　 在历史的混沌中解决问题 　 赢周刊：既然是拐点，在改革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刻，便意味着很多东西都将要发生变化。我们都看到了矛盾也意识到矛盾的激化，但是国家是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呢？如果是补偿，是什么方式的补偿；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比如清算？ 卢周来：在很多国家某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清算这样的事情。现在俄罗斯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就是对寡头的清算，而且是整个系统的清算。普金在一个公开的讲话中已经宣誓，一定要清算在那个时候把老百姓资产剥夺的那些寡头。而对于目前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我认为还要回到两年前。当时，张维迎先生曾经提出所谓的“零点方案”。他认为不能清算，应该既往不咎，一切从现在开始。但我并不赞同。当时我就提出，应该在历史的混沌中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能明确把清算的问题提出来，而应该在非常模糊的状态中让一切都过去。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法治经济。该不该清算的话题一旦讨论，就面临着两难。如果不清算，这显然与国家以及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相违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恐怕多多少少都带有原罪问题，在法治市场经济中，只要在法律追溯的时限之内，都是应该追究的；但是如果清算，从一个国家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某一些企业好不容易完成原始积累到达起飞点，一旦清算，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诞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清算，原始积累始终无法完成。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两难的问题，所以不要轻易地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也就是说要在历史的混沌中让它就这么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而现在发生的就就事论事。 　 赢周刊：但是你和张维迎的观点至少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你们都不认为清算能够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并且认为应该让过去的都成为过去，让历史承担一切后果。 　 卢周来：我的观点与“零点方案”的最大区别点是在，是否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以及在解决的方案上，要不要以国家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零点方案是要求国家颁布一个法令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在经济史上看到的是这种所谓的大赦令，只有在权力发生改变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比如整个权力的颠覆，后面的权力与前面的权力没有承接，比如外来权力的进入，它们都不用顾及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中国，这个条件根本不具备。所以我认为零点方案提出的问题不对，解决的方案也不对。 我和张维迎，恐怕是认识到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么一个困境，这么一个悖论，但是我们解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压根就不要提，然后不要搞成系统性的行为，不要指望政府来颁布“零点方案”，因为政府这样做在老百姓那里也站不住。 　 赢周刊：近年来，大批富豪落马，特别是近一年国企管理层频频出现规范性问题，MBO叫停，这些你觉得都不算是国家系统性行为？ 　 卢周来：绝对不是。MBO的停掉还是策略上的考虑。如果是重新清算，就是要把类似“草原兴发事件”重新搬出来，把所有的MBO都重新审计一遍，回到原来的状态。尽管国家反对那种没有法制的MBO，但是国企改革整个路径的性质，都还是要按原有的方向走下去。只不过目前所做的就是要如何避开矛盾，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国有资产流失，所以这种时候做的都是策略性行为。 　 赢周刊：不知道历史是否终会在混沌中过去，但其实你刚才也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已经是历史的一个拐点，矛盾的激烈已经凸现。在这样的状况下，第四代领导集体是否有能力把它模糊化？提出“和谐社会”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模糊化的做法？面对新的改革阶段，“和谐社会”的背后到底意味着第四代领导集体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卢周来：我觉得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本身就有这个考虑，而且我相信政府会明智地在增量部分上做文章。无论过去如何，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判断，二十多年来中国走的是西方几百年过来的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阶段毕竟是历史的必经阶段；而在下一个阶段，在宏观的战略层面，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也还是在增量部分上进行讨论，在公共政策上更偏向于弱势群体，更偏向于普通大众。 事实上，我认为政府提出“和谐社会”是意识到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很多人都把它的出台仅仅理解为了化解当前矛盾为了社会稳定，但是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个社会公正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涉及到效率问题。和谐社会也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下一步经济增长和效率能不能持续的问题。 我们总是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的，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如果社会不和谐，大量社会矛盾产生，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认为投资的环境不安全，然后减少投资，甚至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这肯定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再有，假设社会不和谐，贫困的人口太多，政府的公共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恰恰就会像资本家或者民营企业家所担心的那样，公共政策的压力通过扭曲的税收和财政系统表现出来，也就是这样反倒对富人不利，一旦对富人不利，富人的投资经济利益下降，自然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我从来都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仅表明政府可能要更多地扶持社会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在考虑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到了一定程度下一步如何能够持续健康的问题。 　 赢周刊：也就是说，正是有这么一个拐点的出现，才会有“和谐社会”的提出，因为公平问题已经阻碍到效率问题了。 　 卢周来：对，公平问题已经不是社会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 　 民营企业家要懂得低调和让步 　 赢周刊：在读完姚洋主编的《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后，你曾经撰文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其中提到，在转轨中的中国，其原有的权力结构和集团关系被资本统治社会打破，新的产权关系和利益格局都在重建过程中，因此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而事实上，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各个利益阶层博弈关系的变化的确尤为敏感。在改革不断深入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刻，利益格局的变化在所难免。改革的深入是否会推动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又或者说第一阶段的原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卢周来：改革第一阶段的既得利益群体有三个，一个是资本集团，一个是知识集团，还有一个就是行政管理人员或者叫政治精英。在下一个阶段，如果公共政策能够按照原来改革的思路往下调整，我倒不认为还有什么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它的政策是正确的话，就能够造就出一个健康的社会架构，也就是所谓的中产。现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富人占少数，穷人是广大的底层，而且应该叫倒金字塔结构，因为社会恰恰是由少数的精英在支撑着，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可怕的。 　 赢周刊：但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肯定会有所变化。既然是改革的补偿阶段，也就不得不面临着谁来为改革的遗留问题付出代价的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学里面，社会公平问题恐怕也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卢周来：的确，现在社会出现了各种问题，要解决，也有代价。说白一点，第一阶段改革的代价是由普通百姓更多地付出；显然，如果按照成本、收益与风险匹配的原则，我认为在下一阶段，民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要分摊一些代价。 所以，我的判断是，现在最可怕的是改革不能够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推进下去了，而这恰恰是原有的利益集团在起作用，而不是新的利益集团。因为原有的利益集团才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是补偿阶段，他们的相对利益肯定会下降。吴敬琏老师还认为，中国改革能不能推进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正。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总体上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可能出现了新兴资本集团与权力勾结起来形成分利联盟，他们阻止改革进入下一阶段。 实际上，从我的感受来看，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关系到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过热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带起来的。而房地产的背后恰恰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是由地方官员、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商业银行构成的。他们知道，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们就一起兜进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宏观调控是持着一种消极甚至是抵抗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进行过的宏观调控大大小小有七次，而这一次是第八次，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宏观调控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且遭受到这么大的阻力。 　 赢周刊：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它是怎么在改革中形成的？ 　 卢周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改革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政府的目标还是效率优先，所以很容易就形成这种结构——官商勾结。客观地说，在中国改革特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合谋，在一段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推动了改革的进展，因为它实际上使得改革的阻力减小了很多。但是它毕竟与我们所建立的整个改革的方向是相违背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求政府的权力从市场中退出来，政企最后是要分开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这个改革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但是最后却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被迫地改到自己头上，触及到了其利益。 我为什么始终强调改革两个阶段的划分，就是强调现在的确到了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商业银行系统关系需要重理：如果它们懂得低调懂得让步的话，这个重理的阶段当然就变得相对的简单；但是如果这三者结合成分利联盟，不但不配合，相反三大利益试图与中央进行博弈，最后恐怕是两败俱伤。就像目前的房地产，我觉得房地产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每一个大的房地产商都只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当中央不断地出台宏观政策、发出这么强烈的信号要压制房地产的时候，他们出于个人利益而不是行业利益的考虑，反而不断地朝反方向推波助澜，比如上海房地产的价格还在不断飞涨。 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不懂得让步呢。你已经赚了就适可而止吧。这样的话，至少大家都还可以软着陆吧，但是一旦博弈，没有认清大局，试图运用策略性的行为来进行对抗的话，最后有可能是两败俱伤。我认为，中国政府还要加强宏观调控。 　 赢周刊：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然可以看成是经济改革进入另一个阶段另一个强烈的信号？ 　 卢周来：对。到了这个阶段，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民营企业家们最好的策略就是懂得低调而且懂得让步。低调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学会避免某些问题进入公众话题，而让步就是不要扮演既得利益者的角色，让改革顺利进入下个阶段。欧洲的贵族之所以格外像贵族就是因为他们懂得思考要让步，也就是说我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想到从自己长远的利益考虑，为了使得自己的利润流能够不断维持下去而不被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所阻碍，还应该主动向弱势群体让步，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 郭松民：当“精英阶层”时刻准备“跳船” 2006/08/02经济学俱乐部 无意当中在新华网上看到一份“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明星名单”，觉得分外震惊——原来这些整天活跃在中国的荧屏、银幕、舞台上，逗我们开心也赚我们银子的明星们，大部分早已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他们有的是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子民，如“皇阿玛”张铁林；有的是山姆大叔的子民，如第五代导演陈凯歌；最不济的胡兵，手里也还握有一本泰国护照…… 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原来先入籍国外再回到国内来“捞世界”，并不仅仅是演艺界独有的现象，而是政、商、学界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网上流传着好几种版本的名单，各界名人应有尽有，从来不见有人出来辟谣，可见并非是空穴来风。而在一些东窗事发的高官的保险柜里，发现一国乃至几国的护照，也已经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了。 现在是一个强调自由的时代，一个人愿意选择哪国国籍，应该说那是他个人的自由，别人无庸置喙。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普遍地怀揣一本外国护照，或者渴望能够揣上一本外国护照，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因为这意味着：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精英们，在内心深处却并不认同这个国家，更不打算与她患难与共！ 精英们时刻准备“跳船”——这个判断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到惊怵和不安。你能想象当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后，船长和船员率先跳上舢板逃走，船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精英们“跳船”心理严重，必然会导致他们行为的短期化。因为对他们来说，既然自己可以随时脚底抹油，那么任何着眼于长远的安排都是没有必要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久前刚刚发生的福建闽林集团总裁林凤良卷款外逃事件，他用“高息”为诱饵，从民众那里“借贷”了十几亿元，然后一走了之。无疑，他在玩这场游戏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必然会有这么一天，而他在这一天之前的全部活动，也无非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罢了——这一天是他的节日。 理解了精英们的这种心理，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还会有学者强调最大的危险是“平均主义”？为什么当许多地方的生态已经接近崩溃的时候，还会有官员认为GDP的增长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会有富人敢于无情的嘲笑穷人“成为房奴活该”？等等。我相信他们也像林凤良一样，早已预见到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沉船”，我怀疑他们甚至是渴望“沉船”的。因为船沉之日，就是他们获得“自由”之时——就像林凤良那样，他们终于不用再继续伪装了，终于不用担心时刻可能被人戳穿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享用“自己的”财富了。 精英们时刻准备“跳船”，那么没有能力和机会“跳船”的普通民众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须予以严肃的考虑。如果不然，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陷入了和那些借贷给林凤良的人一样的命运，那时才哭天不灵，叫地不应呢！ 具体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普通的社会公众究竟应该关心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就是大家都要关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丢掉对那些准备“跳船”的精英们的幻想，把中国崛起的责任，抗在自己的肩上。 这样说似乎还是比较抽象，我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如果他仅仅是自怨自艾，或者仅仅想到再考几张资格证书，那我就要说，他还是存有太多的幻想，在政治上也是不成熟的。但如果他意识到，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其实是和国家的贸易政策、教育政策以及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他开始关心这些问题，并积极参加相关的公共政策的讨论，那我就要说，他开始表现出“政治能力”了。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关心公共政策，那么，那些已经做好“跳船”准备的精英们，也就很难再把自己短期利益冒充成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了。 如果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社会公众，都从自己特殊的角度来思考和关心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我记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而且仅仅一个。他的著名的女弟子汉娜.阿伦特对这句话作了经典的补充，她说：当不同的人们从其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理性就出现了，政治就出现了，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这个民族在政治上就“成熟”了。 精英们正是看到了危险，所以他们才时刻准备“跳船”，但人民却只能和这条“中国号”巨轮患难与共，所以人民就必须在政治上“成熟”，也只能“成熟”！ 【战略研究】 王建：美元危机逼近 中国须未雨绸缪 最近的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会加速走入衰退，并可能爆发一场危机。 　　首先，美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GDP增长率只有2。5%，相比一季度的5.6%下降了一半还多。其次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开始加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住宅投资急剧放缓，一季度住宅投资下跌了O.3%，二季度猛降了6。3%：二是新屋销售量急剧下降，7月同比下降了18%，已下降到l991年12月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同时未售房屋量同比上升了40%，已经达到历史高峰：三是进入7月份后房屋抵押贷款申请量连续三周下降，7月当月下降了1.2%，7月28曰当周则下降了3.3%，美国居民买房80%是用这种贷款：第三是在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货膨胀不断加速。二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物价指数为4。1%，而一季度为2.O%。经济增长率放缓而物价不断攀升，使美国已经呈现出“滞胀”的格局’ 　　导致美国经济不断放缓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利率水平提升。从2004年6月28日到2006年6月29日的整二年中，美联储共进行l7次加息，把美国的基础利率水平从1%提升到目前的5.25%。加息对美国产生了全面的紧缩效应，特别是沉重打击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自“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一方面表现在近五年的新增GDP中，有50%以上来自于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质是需求的增长，而占需求70%以上的居民消费高度依赖房地产增值。按照美国目前的房地产和银行管理制度，允许居民把房屋增值部分到银行进行再抵押，因此在近五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大幅度泛滥的背景下，房地产增值就成了美国居民的“提款机”，根据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份报告，因房地产增值而产生的居民消费，大约占目前美国居民消费的三分之一，索罗斯则估计美国居民近年来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得的收入，平均每年有九千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额。但是在美联储不断提升利率的影响下，美国长期房屋抵押贷款的利率也不断上升，并且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加速趋势，目前已经上升到6。8%，已经比2005年上升了约三个百分点，并最终开始影响美国居民的房地产需求。 　　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二季度的消费物价指数是4%，但个人收入增长率祇有2.8%，即扣除通胀率，美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实际已经是负值，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消费仍然旺盛，使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不断下跌，到2006年7月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下跌到负1.5%，并且已经是连续15个月的负储蓄率，因此如果没有美国的房地产繁荣，就没有美国的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而美国的房地产繁荣一旦结束，也必然会引起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衰落势头，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率放缓的直接原因，二季度美国消费支出祇增长2.5%，而一季度增长了4。8%。第二季度消费支出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74个百分点，而一季度则贡献了3.38个百分点，所以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跌，与美联储不断加息打击了房地产市场，严重影响到美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是直接相关的。 　　既然如此，美国政府为什么还要不断加息呢?这就与美国目前的结构性矛盾有关。这种结构性矛盾集中表现在美国不断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上，未来弥补不断扩大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国祇能依靠从海外不断输入国际资本，而国际资本愿意到美国来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寻求美元资产能产生高额回报，这就需要美元的坚挺，否则美元资产就不会有人愿意出钱来买。2000年以后，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泡沫破裂，美国股市已经失去了上涨动力，而在其后疯狂上涨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已酝酿出巨大泡沫，失去了国际资本的宠爱，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祇能依靠提升美元利率来吸引国际资本，这就迫使美联储必须通过不断加息，把美元利率提升到高于其它国际主要货币利率的水平上。到2004年末，美元利率已经超过了欧元，到2005年中又超过了英镑，是目前国际主要货币中利率最高的货币，所以美元会在2005年重新展现出强势。 　　但是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欧洲与日本经济相继走出衰退.经济增长出现了加速势头，通货膨胀也开始抬头，这种趋势迫使欧、日也必须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2005年l2月欧元开始加息，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四次，欧元利率已经上升到3%。日本2006年3月宣布结束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到7月末已经把货币的流动性从3月份的30-35万亿日元紧缩到九万亿日元，并且在7月份进行了第一次加息，英镑也在8月3日进行了2005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这样就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美元以外其它国际主要货币利率底部都抬升的趋势。 　　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持美元的强势，以吸收国际资本流入来平衡巨大的贸易逆差，如果其它主要国际货币的利率水平也抬升，美元利率就得继续提升，否则国际资本的流入就会失去动力。但是利率是一把“双刃剑”，在产生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效果的同时，也在打击国内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这“一正一反”的效果面前，美国目前必须进行艰难的选择，是放弃加息而保国内的资本市场不崩溃，还是为了保持与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利差，冒捅破国内资本市场泡沫的风险继续加息。 　　从目前美国经济的状态看，应该是国际资本流入停滞所带来的风险更大，因为如果发生这种前景，不仅巨大的贸易逆差没有了弥补来源，会立即影响到美国的经济运行，美元也会立即崩溃，所以我推测美联储仍会在8、9月间进行第18次加息。但是美元利率上升到5.5%后，美国将很可能出现房地产市场“雪崩”的前景，并带动美国经济发生严重危机，最后还是要导致美元崩溃，所以当美元利率上升到5。5%以后，即未来的半年，应是美国经济最关键的时期。我们应该记得，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是在日本央行大幅度提升利率，捅破了股市和地产泡沫后发生的。 　　如果爆发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与美元危机，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也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对中国来说，应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美国为了挽救美元，除了经济手段，还有军事手段，伊朗战争很可能在2007年初爆发，从而使大量流入欧洲的国际资本调头流回美国。但是新的海湾战争很可能会引起国际油价暴涨，目前已有分析人士预计，受伊朗战争影响，国际油价可能会上涨到每桶二百美元。由于中国目前的石油依赖率已经高达45%，其中从海湾地区又占到一半左右，如果没有充足的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我国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就会受到极大破坏。 　　第二，美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第一大来源，2006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614亿美元，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624亿美元，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全部贸易顺差还多。目前中国由于国内的分配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接近，本轮投资周期中又已形成了巨大的供给能力，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已经在不断酝酿，2005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4%，2006年上半年已经上升到5.4%.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外需，如果美国经济由于陷入严重衰退而需求大幅度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对这种前景必须有充足的估计与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打开内需的各种政策实施，必须要加快。 　　发生美元危机也不都是不利影响，由于停留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国际资本规模十分巨大，在发生美元危机后这些国际资本都需要找新出路，所以对中国吸纳外资来说是一个新的好机会。 张文木：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 编者按：这是张文木教授1998年发表的关于美国石油地缘战略的文章，至今已有八年。八年来，美国的外交路线基本沿着这篇文章指出的路线推演的，今读这篇文章，仍觉新鲜并有启示。 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中亚五国所独有的北隔俄国东临中国的地理位置及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亚战略中，把该地区列入应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努力使之成为下世纪美国可以控制的新的能源基地。1997年底美国又开始把外交的重心转向南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去年11月访问南亚和今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对南亚进行正式访问，标志着美国对南亚外交出现新变化。 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1992年２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中东历史上美国第一次在阿拉伯人的“邀请”下，堂而皇之地向海湾开进了50万军队，并用打退伊拉克军队同时又保留萨达姆政权的策略，达到了使美军长期“应邀”驻扎海湾的战略目的。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距中东及中亚石油国四周及石油运输线两侧的国家越小越好，因为这便于他们控制；离此之外的国家越大越好，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巨石般相互磨擦挤压掣肘中无力他顾。恰好近代以来的世界地理政治就是沿这条线索发展和布局的：在欧洲大陆是德法俄间的掣肘；在中东西亚及南亚，是两伊及印巴间的掣肘。9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又通过促成苏联解体的方法，把它们的宿敌俄国版图远远地推向北方，在俄国和中东石油国间，出现了一片细碎的中小国家。这个原理也可以说明，巴拿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科威特及新近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等小国得以脱离大国母体并能在大国眼皮底下长期存在的原因。长期以来英美就是通过所谓“巴尔干方式”制造小国，并通过玩弄平衡游戏大获其利。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将很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利剑南插印度洋，逼视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侧门”。因此印巴两国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全球霸权，南亚地位在大国利益交汇中骤然上升。1971年，苏联和印度签定了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1955-1979年，巴基斯坦曾是由美国操纵的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这种大国利益交叉冲突到1979年底由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美巴关系也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国务卿黑格,分别在1980和1981访巴后得到全面加强。美对巴在物资道义上给于全力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实现对阿富汗军事占领的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初，从苏联解体产生的混乱中诞生的俄国，正处在政治经济过渡的阵痛期，此时美国外交似乎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外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美国将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未来外交战略。在这一段时间里，南亚和中亚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显然是下降了。 　　 二、90年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意在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和中国西进 到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趋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阻止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顾俄国的强烈反对，正式启动北约东扩计划，于去年７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确定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首批接纳国；在亚洲地区，美国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利用人为制造的东北亚紧张空气，不顾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反对，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针对“周边事态”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这对台海两岸的统一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形成真正的威胁。　　 在去年完成了上述旨在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布署之后，去年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亚和南亚的外交攻势，其目的首先是确保美国对这一地区石油的绝对控制。美国白宫文件《新世纪的国家战略》认为：“美国基本能源需求40%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尽管其份额正在减少──来自波斯湾地区。……美国对确保获得这一关键资源仍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美国看到本世纪未发生的对下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中东中亚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长。这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南亚。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目前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亚与其他国家角逐的同时，美国政府则开始在南亚展开其外交攻势，扩大其影响力，为中亚石油的输出，事前作好准备。这是经济考虑。 　　 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和堵截中国经济从而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美国传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仍是潜在的强劲对手；俄罗斯与西方浪漫的伙伴期已经结束；莫斯科正在试图在属于前苏联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防止在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俄罗斯帝国是西方应该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美国不应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给予俄罗斯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由于中东地区越来越不稳定，里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蕴藏的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以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应采取措施以保证美国能够获得这些资源。美国人的这些看法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表现的尤其明显。冷战结束后，俄国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东西夹击的攻势下，日益把外交注意力投向印度洋，试图从南面打破西方的战略包围。1995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双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以代替1971年苏印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的条约。去年春天，印度总理高达访俄，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去年７月巴基斯坦外长古哈尔·阿尤布访俄，两国外长决定建立直接联系。中国从1993年已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至1996年，中国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已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当年石油消费量为1.72亿吨，国内石油产量仅为1.56亿吨）。据预测，到2000年，中国石油缺口将达4000万吨。届时中国将对中东和中亚石油进口将不可避免地会产较大依赖。90年代中叶，中国已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关注如何保障未来中国原油需求和进口问题。1997年中国石油公司与伊拉克、伊朗签署了一系列开发和进口原油的协定，特别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开发油田大型招标项目中击败美国的石油公司后一举夺标。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美国的关注，并促使美国政府在去年完成北约东扩和重新确定“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战略部署后，立即开始了对南亚的外交攻势。外电报道：去年奥尔布莱特和今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南亚“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0年前为了遏制北方苏联对南亚的咄咄攻势，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南亚；20年后的今天，美国国务卿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为美国总统再次访问南亚打前站，此举含意深远。 三、中国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 俯瞰世界地图，不难发现，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下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对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本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以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度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旬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石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陆战历来都是东方军队的特长：且不说拿破仑在西班牙和俄罗斯（与西欧相比，这两个国家具有较多的东方特点）的惨败，我们只要看看二战后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东西方军事较量，西方人似乎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制空权和制海权是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的基石。尽最大可能避免陆地作战，是西方人在东方作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抗美战争除外──的通行方式。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作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目前这条线路已为一些国家关注。1995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日本，日本承诺投资１０亿美元解决石油加工运输问题。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埃克森石油公司联手，致力于推进“跨世纪工程”──横跨亚欧大陆、长8000公里的“泛亚石油大陆桥”。这是一条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管道，它西起土库曼，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贯中国北方，最后一直抵达日本。它在逶迤东去的路上汇集土、乌、哈三国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的天然气，集中向东亚地区输送。据日本外交官披露，这项巨大工程将耗资220亿美元，日本三菱财团会同土库曼及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等“正在研究其路径”，估计从土库曼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一段管道需要120亿美元投资；然后，能源管道将从海底下通日本，约需100亿美元。这位外交官坦言筹划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是到2010年，日本对天然气需求将翻一番。去年９月中国与哈萨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５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下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四、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下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目前美国对华外交的策略似乎是声东击西。他们今天炒出个“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明天又炒出个“东中国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笔者）问题”，中国只要被扯进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魔方，美国就不仅可以超然的姿态在打平衡牌中大获其利，而且还可以达到拖住中国经济西进的战略目的。美国在去年完成北约东扩和进一步强化美日防卫合作关系这两大带有火药味的战略部署之后，今年美国外交的重点已转向南亚地区（美国的南亚外交与中亚政策上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动向。我们看：部署于东北亚的日美间的“防卫合作”，不管他们作何种解释，它已将中国台湾纳入所涉“周边事态”的范围之中。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届时，中国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中的形势──这是美国去年完成了的部署。如果今年美国再在南亚和中亚完成类似的部署──这是美国新南亚外交可能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石油进口线被截断的可能。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判断美国外交走向的最简洁的方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原则在海湾战争中暴露无遗：海湾战争后期向伊拉克政府军发起攻势的库尔德人曾确信高喊“人权”的美国人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结果大出所料，美国人竟保留了战争中的死敌萨达姆。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萨达姆不倒，科威特等国就会对美国的军事有所依赖，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军就有正当理由；只要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军，美国的石油就不会断流。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会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必慈手软。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 五、对策与建议 今天的历史，象是在往冷战政治回归。二战结束之初，美苏开始了对欧洲的争夺，由此便出现了北约和华约的对抗；接着美苏又在东亚争夺，由此便产生了日美军事结盟及为“遏制共产主义”而拼凑的“环岛锁链”。60年代后，美苏争霸的重点移向中东和南亚地区。80年代，苏联侵阿富汗把这场争夺（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后）再次推向高峰。90年代苏联解体之初，历史似乎又回到二战刚结束时的无序状态。过去为冷战而结成的各种军事或政治联盟，一度都相互冷落了。90年代中，随俄国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及其盟国在没有明显对手的情况下，又重操旧业，默不作声地从东西两翼完成了对俄国和中国的战略包围；现在他们又开始把触角伸向南亚，对此我应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一、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充分认识西藏新疆地区对中国21世纪发展所具的战略意义。在西藏新疆的主权问题上绝无丝毫妥协的余地。现在就应提醒的是，21世纪，如果西藏新疆地区发生规模较大的动乱，我们首先要警觉的是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再次运用他们在海湾战争中用过的所谓“保护库尔德人禁飞区”的策略，来变相肢解中国西藏新疆地区。[1]西藏新疆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枢纽。苏联的解体是从三个波罗地海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开始的，西藏与新疆如果独立，就不可能不引起类似的连锁反应：这不但会使我国西侧失去高原屏障的天然保护，而且还会进一步威胁到西南地区的高科技工业安全。 二、经济由沿海地区起步，然后再转向内地继而向海外扩展，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反，发达地区长期过度集中于沿海城市，则是资本外围国家依附型经济的一般特征。中央已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发展的重点日益向中国西部地区倾斜。近些年，尤其在基础产业上，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导向是明显的：建设了京九铁路、三峡与小浪底工程、喀什——库尔勒铁路、塔里木油田等。这里应当及时提醒的是：我们应预见到三线建设的遗产在今后中国经济西进中可能再现的战略价值。如果我们完全忽视和抛弃了这份遗产，那么，未来在中国经济西进的道路上，还得耗费巨资再次重建大量基础设施与骨干企业，从而造成很大的浪费。鉴于国际政治形势的上述变化，中国经济西进的进度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安全，已有了迫切的意义。 三、要充分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从地缘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参与中亚和中东地区石油开发的深远意义。久拖不决的阿富汗内战已给周边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影响了美国中亚战略利益的尽早实现。美国也急于建成经阿富汗连接中亚和波斯湾的石油输出管道。我国应利用阿富汗内战久拖不决的时机，在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同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以低风险、大市场的优势，抢在美国之前，把中亚石油出口的兴趣较持久地引向中国。 四、把中亚国家石油出口兴趣持续引向东亚，不仅符合中国也符合日本和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建设从中亚经中国大陆直抵东亚的石油进口线路有利于日本避免对海上运输线的过分依赖。1997年日本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的设想，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埃克森石油公司计划联手推进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长达8000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输送管理工程。它西起土库曼，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贯中国北方，最后一直抵达日本。一路汇集土、乌、哈三国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一路汇集了土、乌、哈三国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集中向东亚地区输送。预计耗资220亿美元，估计从土库曼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一段管道需要120亿美元投资；然后，能源管道将从海下通日本，约需100亿美元。筹划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是到2010年，日本对天然气需求将翻一番。这条管道如果建成，对中国和日本及东北亚地区发展都有世纪性的意义。因此，我国在这方面应积极培育东北亚共同利益生长点，推进与日本、韩国的合作，在开发中亚石油问题上形成东北亚的区域性国际合作，以争取日韩对我国西部安全与稳定的政治支持。 来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 [1]需要说明的是，从美国地缘战略的角度看，西藏和新疆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对外华交宣传中，不怎么提新疆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这是因为美国在新疆问题上有两难选择：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虽然可以隔开中国与中亚富油国的直接联系，但却可能导致伊斯兰力量进一步向东扩展和加强，将来也不足以制衡重新崛起的俄国南下，这并非是美国所愿意看到的。 【民族产业论坛】 余永定： 徐工出售关系中国企业改革方向 作者：徐奎松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报 ■ 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 ■ 外国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的，买不到的技术一般也无法通过引入ＦＤＩ得到 ■ 龙头企业被外国资本兼并应引起政府高度关注 “徐工的出售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今后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７月３０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开门见山亮出他的观点。 　 悬而未决的徐工收购案，从最初的网上大讨论，到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与徐工副总裁王岩松通过博客的直接对垒，驱使事态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影响到了中美两国的决策高层。７月１７日至１９日，连续３天，商务部召集所有与凯雷徐工并购案相关的单位（不含外资），分批征求意见。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７月２８日抵达北京，除了与中方领导人谈及中美贸易问题外，有可能为凯雷并购徐工一案做一些游说性的说辞。７月３１日下午，他在美驻华大使馆组织的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上，就将回答记者的提问。 　　作为代表中国学术界权威说法的，余永定还是第一人。他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一再声明“我本人对企业问题没有研究本不应该对企业并购问题发表意见。既然贵报坚持，我只好作为一个外行谈一些粗浅看法。” 　　余永定说，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或等于国内投资，外资的引入意味国内投资被国外投资所取代，而国内的资金只好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换言之，我们把获得较高回报的机会让给了外国投资者。当年日本和韩国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都实行了引入外资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是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国内储蓄不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这些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这说明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引入外国资金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外资不是免费的午餐，引资越多越好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对于目前许多持有引入ＦＤＩ（外国投资者拥有所有权）是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的必要条件观点的人，余永定也不赞成。他说，这种看法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严格说是不正确的。引入ＦＤＩ不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外国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的，买不到的技术一般也是无法通过引入ＦＤＩ得到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说引入外资是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 　　第一种情况：不引入外资（借款或引入ＦＤＩ）就无法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从而就无法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但是，这种情况依然属于如何利用外国资源（弥补本国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二种情况：ＦＤＩ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与销售网络不可分割。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时期和领域才会出现。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就不是依靠引入ＦＤＩ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的。 相反，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是竭尽全力限制ＦＤＩ流入的。我们不应该排斥外资，但在中国当前资金过剩、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不应该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更不应该为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这些外汇仅仅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引资国取得美国国库券利息收入，而外国投资者取得投资利润收入。 余永定提醒说，国家的龙头企业被外国资本兼并是应该引起政府高度关注的。外国资本在美国的兼并活动一再受阻难道不是很好的启示吗？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美国国会，他们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使用现金或负债的方式直接购买相关技术、聘请国外职业经理人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日本的汽车公司雇用了法国经理，效果是不错的。中国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借债或用现金购买是一次性的。出让股权则要永远支付红利。出让股权意味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为我们现在的决定付出代价。在我国资金充裕、外汇储备接近１万亿美元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外国并购对中国的好处十分有限，同绿地投资相比，应该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作为学者，余永定对徐工为什么非要卖给凯雷持有怀疑态度。他说，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外资的并购。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徐工这样的企业一定要卖给外国投资者！难道只有凯雷能够给徐工带来新的技术、市场和先进的管理。凯雷接管之后，徐工的现有管理层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否主持出售徐工的诸君将会被解雇？如果不是，是否必须由外国所有者入主徐工，同一个徐工管理层的才能带领同一批徐工员工（据说他们都支持卖掉徐工）克服当前所面临的困难。据说收购之后，徐工将继续保持原有品牌等等。所有者都变了，保持原有品牌还有什么意义！ 　　余永定最后说，作为旁观者，我们没有权利指责徐工管理层。我想没有管理者会对出卖自己的企业无动于衷。我只是希望徐工管理层能够给我们这些理论上，也是徐工所有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个说法，给出它非卖不可的理由。如果问题只是由于缺钱，各级政府、财政部、国资委、商务部或其他政府机构应该提供帮助。徐工的出售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今后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 *《中国企业报》特约记者 徐奎松／7月31日文* 左大培：徐工改制方向错 外资控制徐工更是错 　　两个月前，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发表文章，坚决反对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购买”徐工机械85%股权的徐工机械改制方案，从而在社会上引发了赞成还是反对外资购并中国国有大企业的大论战。 　　我从来就反对纵容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更反对将国有企业卖给外资。关于美国私人资本意图吞并徐工的消息，过去也曾听说过，并且想将它用作说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害处的一个例证。向文波的文章发表后，我也曾在媒体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但是在最近两个月中，我将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于修改《混乱的经济学》一书，特别是用于补写其中有关市场经济在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行业中的缺陷和失灵的部分，因而一直没能专门抽时间研究一下徐工的改制问题，也一直没有参加这场我们最应当积极参与的有关外资并购的大论战。 　　直到前几天，我的一位老朋友提醒我注意，有关凯雷并购徐工的论战已经成了互联网上的第一热门话题，某些非常够水准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发表了击中要害的意见，我才认识到，前一段没参与有关外资并购徐工的争论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它妨碍了我们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西方资本巨头进入给中国带来的害处。 　　大略地浏览一下有关外资购买型的徐工改制的资料就可以看到，凯雷对徐工的购并完全证明了非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已做出的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分析。有关徐工的情况和凯雷购并徐工方案的细节，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资料和争论；余永定对于凯雷购并徐工所发表的意见，是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对这个购并作出的最好的评论。对于这些已经作过详细论述的东西，本文将尽可能少作重复。本文论述的是几个原则性的观点，这就是： 　　徐工机械的“改制”要把国有大企业变为私有企业，这个改制的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目前的这个徐工改制方案要将徐工变为外资绝对控股，这样的改制方向就更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企业改制的鼓吹者们一直宣传，企业改制的最主要好处就是让企业变成其经营者自己的，而人们对自己的东西总是比对别人的东西更精心。而现在的将徐工卖给外资的改制方案根本不可能实现改制的这些所谓的“好处”。凯雷“购买”徐工的改制方案既没有使徐工变为其全体员工自己的，也没有使徐工变为其经营管理团队自己的，透露出来的最有利于徐工经营者们的改制方案是，凯雷购买徐工后经营者们可以得到总共占企业总股权5%的企业所有权。这样一点企业所有权绝不可能使徐工变为其经营者们自己的，这怎么能使徐工的改制发挥经营者们“给自己干”的“优势”呢？ 　　这种不伦不类的局面证明了我早就作出的判断：在现代的金融结构下，不可能把大多数大企业变为其经营者自己的。在凯雷购买徐工的徐工改制之后，徐工的经营者们仍然是企业出资者的代理人，只不过他们从中国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变成了私人资本的代理人，而且是变成了美国私人资本的代理人。 　　况且这样一种变化，是使徐工的经营者变成为美国私人资本赚取利润的执行人，把归中国人民所有的中国国有企业变成为美国私人资本发财服务的工具。作为被卖掉的原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人，我们当然有权利质问，这样作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我们为什么要同意将徐工这样一个国有大企业卖给美国私人资本？ 　　徐工方面为它的这一改制方案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它需要资金来解决股权危机。按它的说法，2002年中国的华融、信达、东方、长城4大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持有了徐工机械48.68%的股权，为防止这部分股权被徐工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卡特彼勒收购，持有徐工机械51%股权的徐工集团自2004年起以6.8亿元人民币溢价、全额回购了这部分股权。徐工集团付出的这笔钱大部分来于银行贷款，要最终化解资金方面问题造成的股权危机，就必须为徐工机械引进战略投资者。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徐工集团为什么要出售其持有的徐工机械股份，但是不能说明它为什么要将徐工机械的控股权甚至高达85%的股份出售给美国资本。徐工集团回购4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权只用了不到7亿元，2004年借入的7亿元银行贷款加上利息今天也不会超过10亿元。根据徐工方面宣称的数字，它“卖”出徐工机械80%多的股权所得的收入最少也有20亿元人民币，照此推算，只要出让40%的徐工机械股权就可筹措到10亿元人民币。为了筹措化解股权危机所需资金，根本就不必将徐工机械的控股权出让给美国的凯雷。 　　而对我们这些关心整个国有财产运营的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我们究竟是否需要将徐工这样的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资本。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供应和银行系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表明，我们目前不仅不应当再向外国资本出售国有企业，而且应当立即停止外资对国有企业的任何购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大幅度减少国内的外资数额，需要以公平的价格将中国国内已有的外资企业再买回来。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方面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外汇储备过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就会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为收购这些外汇储备，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发行了8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这样多的基础货币通过银行体系内存贷相互作用并造成货币乘数的机制运转，会造成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即可流通的货币量过多，带来通货膨胀的危险。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中国的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以便在过多的外汇储备下减少基础货币，而这种举世罕见的“银行业务”已经完全扭曲了中国的货币银行体系。 　　目前中国货币银行体系中还存在着一大扭曲，这就是银行可以贷出的资金过剩，找不到足够多的有偿还保证的贷款项目。这种资金过剩首先表现为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所谓“存差”。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1994年的存款余额为40472.5亿元，贷款余额为40810.1亿元，存款大于贷款的“存差”还是个微小的负数，2005年的存款余额为300200亿元，贷款余额仅为206800亿元，“存差”已达10万亿元。存差的资金主要用于向中央银行缴纳准备金、购买各种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也用于持有某些企业的债券，剩下的就用于持有超额准备金。而资金过剩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表现，就是银行的主管们都愁于如何为自己吸收的存款找到有偿还保证的贷款出路。 　　这两大扭曲都表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资金过剩，都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安全。而它们形成的原因，都与过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有关。 　　造成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已经吸收了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的常识表明，一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必等于其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的顺差之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汇储备大致等于中国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1994年以来中国的外贸顺差之和，而中国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已经超过6千亿美元，占不到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一多半。 　　而对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多余的过剩资本。国际金融的常识表明，一国有经常帐户顺差就意味着该国在流出资金。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有显著的经营帐户顺差，表明中国自那时起就资金过剩并流出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就是多余的资金，它挤垮了中国的民族产业，加剧了中国的资金过剩和流出——它只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不过是通过官方渠道的资本流出而已。 　　现在的向外资“出售”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外资并购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到5%，而2004年仅1到6月就达到了63.6%。这样的购并没有增加中国的任何生产能力，却以流入的货币资金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压力。 　　仅仅是为了纠正中国货币银行系统的扭曲，减轻宏观经济压力，我们也必须立即禁止外商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任何购并，制止任何国外资金的流入，抑制外商直接投资。非如此不足以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为了减少目前已经过高的外汇储备量，我们还必须立即考虑回购某些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其产品销售市场在中国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 　　主张向外资出售中国企业的人总是强调“被出售企业需要资金”，但是现在这根本不构成向外资出售中国国有企业的理由。外资购买国有企业的任何资金都肯定能收回并且还赚到显著的利润。在中国目前资金过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筹措这些资金易如反掌。 　　这样作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中国政府向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发行专门的经济建设债券，借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资金和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资金，再将这样借入的资金作为国有资本注入国有企业，以充实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如果企业需要的是外币资金，还可以专门注入以外汇储备购买政府债券所筹措的外币资金。这样用等额的资金替换外资用于购买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资金，再建立适当的制度以收取国有企业的利润为政府的借债还本付息，就可以在禁止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的同时，解决本来要用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解决的企业所需资金问题。 　　与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货币银行系统造成的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徐工的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了。围绕着向文波文章的争论，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这一点上。而在实际上，凯雷“购买”徐工股权到底出资相当于20亿还是30亿元人民币、谁收买徐工股权的出价高，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是却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应不应当向外资出售中国的国有企业。 　　在今日之中国，只要向外资出售了中国的国有企业，那就不管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了，都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向外资“贱卖”中国的国有企业减少了中国人民整体上拥有的财富，当然会伤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如果向外资出售中国的国有企业时没有“贱卖”，那就会增加出售国有企业换得的外汇，由于中国今日外汇储备已经多得成灾，不“贱卖”国有企业所增加的外汇只会使宏观经济和货币银行业中的灾难性局面变得更糟。这也就是说，“贱卖”了也好，没“贱卖”也好，只要向外资出售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人民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 　　为把徐工卖给凯雷的改制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种改制有利于徐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任何懂得一点技术和企业经营的人都会看出，这种说法是最不可置信的胡说八道。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徐工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大企业，美国的凯雷投资集团只是一个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专门的财务投资者，这样的所谓“企业”不仅没有什么工程机械方面的“先进技术”可向徐工传授，连经营管理企业的“技术”也不可能帮徐工获得多少，因为这两个不同行当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是极其不同的。如果徐工的头头们想搞个MBO或“杠杆收购”之类，他们倒可能从凯雷那里学到不少这方面的“技术”。但这也正是我们坚决不允许凯雷收购徐工的原因。 　　主张把徐工卖给凯雷的人竟然还敢列举出凯雷帮徐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种种“承诺”，以证明徐工卖给凯雷后可以提高技术水平。一个行业中的专业企业竟然要靠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引进“先进技术”，本身就可笑之极。如果象徐工这样“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企业”竟然不知道应当从哪里以什么方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那徐工的管理层本身就根本不配再领导这个企业。如果他们知道应当从哪里以什么方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那凯雷购入徐工股权又怎么能提高徐工的技术水平？ 　　也许，徐工的经营者们知道应当从哪里以什么方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却非要把这笔引进技术的业务让给凯雷作。如果真是这样，这只能使人理解为他们要特意给凯雷又一个赚钱的机会。徐工经营者的水平大概不会低到以为凯雷聘请了那些“前总统”们就能帮徐工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上占多少便宜吧？其实它让凯雷来作引进技术的业务倒会使人怀疑徐工是否想以此讨好凯雷聘请的那些“前总统”们。 　　现在说得最多的把中国国有企业卖给外资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引进一个好机制，改善企业的治理”。但是仔细审查凯雷并购徐工的协议，我们找不到徐工的经营管理能够改善的任何理由。 　　据透露的消息，维持徐工管理层不变是此次凯雷并购徐工的内容之一，有消息说徐工的经营管理层至少保持3年不变。这样一来，凯雷并购徐工就不会带来徐工经营管理的重大变化，我们前边还说过，凯雷这种财务投资者也不可能传授什么真正适用于徐工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这样，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凯雷并购徐工会使徐工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什么重大的提升。 　　另一方面，并购的协议又显示徐工的经营管理者们绝不可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而仍然是企业之外的所有者和投资者们的代理人。按照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凯雷并购徐工之后徐工的经营管理者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搞好企业。 　　这样，凯雷并购徐工之后，徐工既不可能有经营管理水平的显著提高，其经营管理者们也没有获得明显地更多的物质激励来增加其努力工作的程度，在这样的改制以后徐工的利润如果真能够大幅度提高，那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迹。 　　如果这个奇迹的发生不是由于纯粹的企业经营上的“运气”，而是真的由于徐工的经营管理者们在改制以后更加努力、更加精心，那我们只能说徐工现在的经营管理者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在国有企业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工作时不努力、不精心，而一旦为美国私人资本工作，即使自己没有多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也会更努力、更精心地工作。先不说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人，也不说这种人是否是纯种的外国资本家的奴才，光是他们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工作时不努力、不精心这一点，就满足了以渎职罪和对国家不忠惩办他们的条件。对这样的“特殊的人”，应当作的不是允许他们通过将企业卖给外国私人资本而投靠外国主子，而是撤销他们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职务并惩办他们。 　　有传闻说，凯雷在并购徐工的协议中规定了经营管理团队必须达到的利润指标，这也许会被人当作徐工被凯雷并购后利润显著增加的理由。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将徐工卖给凯雷的理由，因为以协议规定企业经营者必须达到的利润指标是一个完全可以由国有企业管理机构完成的工作，不需要美国的私人资本来履行这种职能。如果仅仅靠协议规定利润指标就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中国的国有企业早就搞好了。 　　唯有一个因素可能成为徐工被凯雷并购后利润显著增加的真正理由：有消息说，凯雷并购徐工的改制方案规定，王民等徐工的管理层和骨干将获得徐工机械5%的股权，根据凯雷报价，这笔财富价值1.5亿元。不过，徐工的管理层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开承认有这样的协议。他们甚至宣称，他们个人从凯雷的并购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其实，如果凯雷并购徐工真能给徐工的管理层带来这样的好处，我们倒可以相信徐工这样改制后利润会有显著增加。当然，正如前边已经指出的，给徐工管理层的这点好处绝不可能使他们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而且这笔财富也只能折算为每年1千多万元的收入，但是这样的物质激励倒真可能诱使徐工的管理层更加努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