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第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七　　Ｐ 　　　　　　　　　　Ｉ　　　　　　　　二零零六年　　第七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总第二十五期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时政评论】 卢周来、杨思远：胡温新政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民族产业论坛】 杨 帆：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 高艳平：反思外资并购对中国影响 国人战略产业意识淡漠 白津夫：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国行业排头兵 高 梁：对垄断行业改革问题要有具体分析 白津夫：国企改制应谨防外资化 【房地产评论】 孙立平：失衡的社会与畸形的房市 赵 晓：房地产已沦为瓜分土地和掠夺存款的道具 仲大军：我国房地产资产升值和资产通胀的外部性 【法学研究】 沈宗灵：批判法学在美国的兴起 张伟仁：中国传统司法与法学 纪坡民：近代中国的“民事习惯调查”运动 【民主政治】 王力雄：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李昌平：旗帜鲜明：拥护“还权于民”的改革，反对“卖权于民”的改革 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 【国际视野】 张文木：冷眼向洋看世界——读周建明教授主编的《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书 佚 名：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张幸仔：“颜色革命”——不再掩饰的颠覆行动 佩里·安德森：《新左派评论》的重建与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 陈晓律：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及其他 【文革研究】 韩德强：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 旷新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唐少杰：清华事件：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秋石客：论文化革命——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 【三农问题】 贺雪峰：荆门实验随笔及其他 【文艺广场】 李云雷：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 曹征路：我们的时代困惑 【人物】 杨 燚：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 ------------------------------------------------------------- 【时政评论】 卢周来、杨思远：胡温新政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学术研讨会综述 5月14日上午，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及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主题为“胡温新政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高校百余名经济学博士听取了国防大学卢周来博士和中央民族大学杨思远博士关于“穷人经济学”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程永宏博士和中央党校王天义博士对两个报告分别做了评论。 卢周来博士认为，新政的经济学就是穷人经济学。他从穷人经济学视角对新政出台的时机、新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如何落实新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新政出台时机时，他认为渐进式中国改革进入“拐点”。渐进式改革是以增量带动存量，增量改革需要足够的利益激励，而存量则更多地承担了改革成本。渐进式改革道路可追溯到邓小平关于地区经济发展“两个大局”的思想，这也符合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设计。改革必然造成受益不均，按照卡尔多或希克斯标准，对改革成本承担者进行利益补偿是与改革一致的。“没有补偿就没有改革”。问题是中国改革所增加的利益并未流到成本付出者手里。主张改革的利益激励效应开始下降，成本付出者反对改革的呼声上升，中国改革到了“拐点”。新政就是以利益补偿推进改革，把公平树为改革的原则。过去的改革越来越倾向强势群体，现在应转向弱势群体。当前，弱势群体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三座大山”，政府应承担起公共产品的供给。 卢周来博士认为，如果需要新政，新政的关键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新古典模型到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经济发展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测量过去一直以货币收入为指标，认为收入差距越大，效率越高；但盖拉等人以财富为指标进行测量，结果是把传统经济学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颠倒过来，财富均等有利于效率提高。此论一出，罗德里克与阿尔辛纳以土地分配越均等，收益越高检验了这个结论；林德勒用教育越普及，效率越高也做了检验。罗德里克与阿尔辛纳认为：不公平分配既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高，抑制经济增长；又使阶级冲突增加，造成再分配努力取代了生产性努力。新政要避免这个局面，必须使政策偏向穷人。 在如何落实穷人经济政策时，卢周来博士认为，建立社会保障网，实现政府从追求增长到追求公平的归位，打击既得利益集团，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的重点。卢周来认为，以公平为新政目标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时代的回归。 杨思远博士在发言中指出，自2004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自主创新等新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一揽子新政策，可称之为“胡温新政”。胡温新政同历史上罗斯福新政相比较，后者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背景下出台的，新政一改传统经济学自由放任旧理念，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以财政政策为核心，扩大需求，实施反危机政策，从而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为战后20年资本主义黄金发展创造了条件。罗斯福新政还对经济学产生了理论影响，为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开辟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新领域。胡温新政则产生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和改革进入关键阶段，“战略机遇期”和“矛盾突显期”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出台的。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思考新政的产生的条件、内容、效果及意义是当前经济学的一项急迫任务，也是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的难得机遇。 杨思远博士就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基础、任务与目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杨思远博士认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政府和开发商。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关乎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设定、动力的形成、建设方式的选择和建设成果的巩固，是解决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历次重大社会变革，土地改革、合作化、集体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文化革命、农业学大寨、家庭承包，只有那些以农民为农村变革内在动力，以农民利益和愿望为内在根据的变革才真正是富有成果的，如土改、合作化运动、贫困地区的家庭承包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而离开农民主体，单纯仰赖外部力量的集体化、公社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都不能长久。当前的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确立的主体，恰恰不是农民，而是政府。不仅“三农”问题是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来的，主体是政府；而且新农村建设的一系列举措都有一个假设，就是农民是被动的“取”、“予”或“放”的对象。税费的免除、财政对“三农”的增支、义务教育集资的取消、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的配套支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乡镇机构的改革等，无不以政府为主体。但是杨思远博士也不同意那种把农民主体地位和政府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和进步的内因，政府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政府制定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诸项政策对于农民极为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政府政策在农村的推行就失掉了内在根据，不是贯彻不下去，就是贯彻了也会走形。而农民主体地位一经确立，政府政策的优惠就会转变成农民实际的建设行为。割裂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否定外部政策的积极作用是错误的；但没有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试图通过外来力量的“支援”、“反哺”、“补贴”农业，于农村长久建设也是极为有害的。关于农民主体地位如何确立，当前流行的说法是“放活”。而所谓“放活”正说明农民是受另外的主体束缚的，杨思远博士认为，劳动者的解放和农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地位的确立，不是靠别的主体“放活”的，而是其通过自身在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实际斗争中争取来的。农村民主化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逻辑和历史的起点。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杨思远博士认为不是小农经济，也不是集体经济，而是合作经济。小农经济在中国可谓历史久远。家庭承包重建了小农经济，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增产效应。但他认为：“小农经济的重建只能导致中国经济古代化，而不能导致中国经济现代化。”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有本质不同。集体制权利体系的特点是不承认农民个人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人民公社作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占有权行使机构代行了农民个人所有权。这种集体制剥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中的个人所有权。集体制的衰败，究其根由在于劳动者因失掉个人所有权而挫伤了劳动积极性。从劳动者权利看来，合作化后建立的集体化不是农村变革的进步，而是退步。集体经济演化存在两种可能性：“私有化”与合作化。这两种可能性都源于集体经济的内在权利体系中社员丧失劳动力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体制中农民丧失所有权，在逻辑上既可以通过牺牲公共占有而推行个体私有化来解决，也可以在保留公共占有的条件下通过还给农民个人所有权以复兴合作经济来解决。当今天建设新农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复兴合作经济不仅有逻辑的可能，而且有现实的条件。 在谈到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时，杨思远博士认为不是单纯发展农业，而是发展工业，并且以工业改造农业，在合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农场经济；关于新农村建设目标，他认为不是建设乡村文明，而是建设城市文明，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相促进的，割裂二者关系不是产生“城市病”，就是产生“乡村病”，他以乡镇企业的衰落分析了建设城镇文明的重要性。 【民族产业论坛】 杨帆：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 在关于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尖锐的争论。 主张“开放创新”的看法，一直占据优势。 这种看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以企业经济效益代替产业关联效益，以经济效益代替国家安全效益； 对于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做静态的解释，否认比较利益是动态的；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那符合劳动力过剩的国情，于是就有“以一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战略，中国可以“世界加工厂”为荣。 这种观点特别反对以国家力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认为国家干预会产生寻租和利益集团； 在历史上则完全否定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认为那是一种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没有出路的“赶超战略”。 近年来，经济全球出现了新的形势。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四次新科技革命取得了突破，信息与生物科技开始产业化，出现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包括传媒业和金融业这样的第三产业，促使第三次科技革命造就的传统产业群，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整合。一系列大规模企业与银行兼并已经完成，最著名的就是世界航空制造业的整合：在美国政府主导下，波音兼并了麦道，搞垮了中国与麦道合作的MD系列大型喷气式民航客机；欧洲五国联合生产空中客车，在国际航空业形成了两家寡头垄断。 巴西和加拿大钻空子仍可生产100座的支线飞机，日本与韩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则因安保条约的关系，被美国定位于为波音配件，不能拥有自己的品牌。这就是美国主导的“生产国际化”与产业整合。拥有品牌与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就能控制整个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制度与产权”，这是比股权控制更加直接，更加有效，更加隐蔽的“非股权控制”。 适应科技革命，全球化和美国新霸权的背景，新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这就是公开或者隐蔽地主张：以外资为主导来整合中国产业。发达国家不仅把产业的加工装配部分向中国转移，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发展”也在转移。于是就有人说：技术在国际上正在由垄断因素变成流动因素，根本动力就是原创性技术成本太高，促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向中国转移新技术，以占领市场，否则就无法回收成本。 中国没有必要以巨大代价去做原创性的技术发明，“以市场换技术“是可以成功的。没有必要去强调“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只要在中国注册就是中国企业，能创造GDP，增加就业，改进消费者福利就行。 这类理论误导性极强：它回避了全球化背景下仍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不可能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崛起中大国，关键技术和基础科技都必须相对独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向我们转让核心技术； 第二，它回避了产业国际化中间的企业和产业主导权问题，中国不能永远居于国际产业链条的末端，而把高端让给发达国家； 第三，它以消费者福利代替生产者和发明者利益，引导中国人只做消费者不做生产者，更不做发明者。 中国的民族企业是弱小的，需要国家支持他们参与国际竞争，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基础科研，参与国际行业标准的制订。国家支持也必须避免腐败和寻租。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中国产业包括金融和传媒业，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整合的日子，就不会很远，中国将不会有自己独立的产业和核心技术。 GDP或许可维持高增长，但GNP将越来越少，就是说生产加工在我们一边，但利润却在外国资本手里。表面上看这是我们出让市场的结果，实际是丧失产业主导权的结果。 为眼前利润而不去争取产业主导权，到头来不仅丧失经济主权，也得不到利润。 2005年底全国科技大会以“自主创新“代替”开放创新“，是国家确立正确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但国家与企业谁为创新主体，认识还不一致。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在2000年吸取赵英的“超级产业”，提出“战略产业”概念，是为了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公与私”，“军与民”，“民族与外资”，“市场与国家”之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新产业而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 西方定义的“全球化理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主体，片面归结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片面的。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产业竞争。 超级产业或者战略产业，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巨大空间,巨大利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的主要体现，以国防产业为核心：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战略物资储备等行业。 战略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风险和收益都高。发展战略产业可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核心利益，需要巨额社会先行资本。战略产业主要提供公共或准公共产品，政府是主要买主。战略产业进入门栏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政府能力；成长初期需要国家基础研究计划和国防采购。 如航空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核心产业，涉及机械，仪表，电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运输，在制造业中附加价值最高，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如果船舶为1，小汽车为9，彩电为50，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新战机的导航设备和软件已经占成本的50%。开发研究费用50亿美圆，用8---10年。现代航空制造业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武器各前沿技术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种工艺。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飞机是一种文化，只依靠国家财力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全体人民的强国意志，包括公务员带头坐国产飞机，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有人以为通过国际转包、合作，引进先进制造技术，这是幻想。可能长期被外国“锁定”在加工配件档次上许多年。中国可以参加国际飞机的转包生产，但要放在研制独立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方面。标准和机型是自己的，某些造不出来的零件可以进口和转包。开放与保护，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船舶工业经过30年开放，承担大部分国际加工业务，订单源源不断，但是自己不能生产曲轴，需要到处高价购买，非常被动。原来的曲轴厂因为一时亏损，被人以“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效率不高的罪名关闭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产权问题，而是暂时没有订单，从长远观点国家应该实行补贴， 目光短浅，或者受某些理论误导，一旦加工生产突然发达，发现关键环节没有，悔之晚矣！ 独立发展战略产业是国防安全和提升工业科技水平需要。乡镇企业已能独立设计制造摩托车和汽车，只有航空与航天才能带动技术和工业全面升级，为一般民营和国有企业腾出空间，通过公开招标带动它们为战略产业加工配件。片面强调产权改革，把发展战略产业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战略产业可创造长期动态比较利益，拉动无数产业链条。这类产业处于幼稚期，国家应以坚决意志和法律，长期进行扶植，这绝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学习考察，翻译资料，全球加工定货，都是对外开放。 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强者的规矩。中国人不是没有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未来的国内市场，加强国防和技术实力，都是我们的优势。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接近饱和，以中国年40%的储蓄率，数万亿人民币投资，继续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会使全球产品过剩。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卫星已经使用于地质勘探，气象预报，地图测绘，军事情报，网络电讯各个方面，利润可观。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也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仍旧坚持飞机与火箭研制与生产的道理。 最新的“学习效应理论”，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成本越低。美国人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发展中国家“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相对成本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要使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它们。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受到进口产品和引进外国设备的竞争，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生产无法进行，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相对生产效率永远不会提高。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总之，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是：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优势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中国作为政治独立的世界大国，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高艳平：反思外资并购对中国影响 国人战略产业意识淡漠 外资并购的底线 企业并购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在东道国市场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 “至少从去年开始，中国社会对外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外资并购这种方式都已经开始了反思，并不仅仅是从向文波博客开始的。”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告诉记者。 梅新育认为，外资进来的方式，一种是新进企业的投资，一种是并购的投资，对这两种方式适用的政策应当有所区别。 “并购投资适用的政策受到的限制和制约应该多一些，理由很简单，并购很可能降低了市场上的竞争，消除了内资行业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并购投资的管理理所应当比新进投资稍多一些。” “现在事实上有一个国退洋进的现象，”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颇为感慨。他认为，在加强对外资审查的同时，应该给民营企业同等的机会参与并购。 在经历南孚等并购案后，外资并购中国战略性行业应该设定“底线”已经渐有共识，但“底线”如何划定，仍然见仁见智。 南孚的失守 南孚电池曾在国内遥遥领先。2003年，南孚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6亿，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 2003年8月，南孚突然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 此前的1999年，南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要求下，南孚股东以南孚69％股份作为出资与摩根士丹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 当时南孚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相反，资金很充裕。南孚当时是被迫合资的。后来，外方股东逐步增持至72％。 随着摩根士丹利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中国电池的全部股份出售给美国吉列公司，2003年8月11日，美国吉列公司宣布入主南孚。 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而且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 。 本来南孚的优质碱性电池已打入国际市场，此时正是向海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可是为了避免和母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南孚只好匆匆鸣金收兵。 南孚并不是最典型的案例。 在5月份，国家工商总局完成了一份《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显示：经过长期的外资单向开放，目前在一些行业内已经出现了外资企业限制竞争的现象。 “从调查情况看，在华跨国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地位，有的还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反垄断处一位专家对外界表示，“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在中国时有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跨国公司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行为。” 从《中国统计年鉴》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占行业产值的比重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 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显示，企业并购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在东道国市场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 这份报告的摘要中提及： 除了通过并购同行业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内企业，使市场竞争格局发生质变以外，跨国公司直接并购我国的实力企业的方式，避免与中国实力企业的竞争。比如，柯达公司1998年并购除乐凯公司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内洗印材料和照相器材厂家，迅速形成市场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选择并购方式的根源，源于其资金和管理的优势。凭借这些优势，跨国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立足长远战略，既不放弃利润，也不放弃市场，甚至不要利润也要占有市场。”报告称。 叩关战略行业 “南孚案例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卖给外国投资者，因为它毕竟不是战略性的行业，”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义相说。 除了在竞争性行业并购重点企业外，外资也已经开始试图在资源等上游产业进行拓展，但在这些行业中，除了钢铁等，并没有明文规定外资进入的份额。 “最近，我们看到外资大手笔的操作特别多，这种趋势下去之后，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林义相告诉记者。日前，山西省原计划拍卖的两个近亿吨级和一个千万吨级的煤矿刚刚被叫停。近亿吨级的大型煤矿拍卖在山西尚属首次，而据了解，叫停与外资介入有关。 “从山西煤炭规划长远考虑，外资不适合获得采煤权。”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表示，山西煤矿开采一般不考虑外资独资或者控股，而在此次拍卖过程中意外出现了外资介入竞拍的局面。 据了解，拍卖被叫停的三家煤矿是位于山西省岚县的任家庄井田，资源储量9843万吨；位于襄汾县的北李井田，资源储量9697万吨；位于垣曲县城的成家坡井田，资源储量1862万吨。 今年初，山西省对外宣布，省内煤矿采矿权将逐步取消行政划拨，走向市场，进行公开拍卖出让。推行矿业权公开出让制度，目的是实现矿业权有偿取得，遏制矿业权隐形交易。 3月24日，这三家储量大、质量好的煤矿采矿权首次公开拍卖。消息一经发布，引起广泛关注，外资更是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日本、韩国的一些矿业公司相继表现出了购买的意愿。 此前，在山西惟一一家中外合资并由外资控股的大宁煤矿，合资双方围绕控股权已矛盾重重。这是导致山西省近日叫停三大煤矿拍卖的直接原因。 目前，由于没有明文的限制性的规定，已经有不少外资试图进入煤炭行业。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中国部总经理方方曾透露，近期至少就有5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希望进入中国的煤炭行业。 “我认为，必须对外资进入资源性产业进行限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表示，“由于目前国内普遍没有实行采矿权利的市场化，国有矿山的采矿权利事实上是免费的。” 如果外资进入，一方面分享了这些国民红利，另一方面，在我国能源、矿藏日益紧张的今天，战略上也是很不利的。“我们国家的企业花了大量的钱，全球性寻找能源和资源，但对我们自己的矿藏，政策上对外资并没有太好的限制办法。” 目前，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存在限制外资参与煤矿业的门槛。在我国2002年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煤炭及伴生资源勘探、开发被列入鼓励类。外资进入煤炭领域（除焦煤行业外）可以取得控股地位，但各地政府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操作。 2005年，日本伊藤忠商社向黑龙江省龙煤矿业集团进行投资，此次投资是日本企业首次投资中国的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但并未取得控股权。 哪些企业应该得到重点保护 今年两会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和王巍提出对外资并购进行限制的提案，引起了强烈反响。 除了能源、矿藏这样的战略性行业外，此次徐工之争很大的一个焦点，在于所谓“装备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问题。 正是在三一对徐工叫板的案例中，徐工被指卖给凯雷会造成“贱卖、垄断、国家安全、偏爱外资”等诸多方面的争议。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打算在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新规中，明确列出一份包括二三十家重点企业的“红色名单”，要求对这些企业保持国有资本控制力，徐工集团、厦工集团、沈阳变压器厂等位列其中。同时，计划列出一份20~40户的企业名单，以国务院文件形式点名保护，禁止这些企业被外资控股。不过，也有说法称，考虑到维护对外开放的形象等原因，在最终完成的规定中，并没有直接列出名单。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哪些行业、哪些重点企业属于战略性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从而应该特别审查，公正、公平地确定这一名单。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并不赞同徐工应该得到所谓的“名单保护”。但他认为，现代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从整个格局来说，主导装备制造业的应该是我们自有的企业。 “我承认徐工集团是中国的排头兵企业，但一下子提高到战略行业的高度上，还不至于。至少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里，并没有放在限制或者禁止行业里。”梅新育说，“这应该代表着至少当时制订政策时候，国家主管部门对这个行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的总体判断。如果对所有的行业都搞到国家战略安全来看，好像有点荒唐。”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隋永滨则认为：外资并购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伤筋动骨”目前还只是局部情况，但任其发展的趋势却很可怕。因此，应该态度鲜明、理直气壮地设定限制，因为对外资并购国内制造业实行行政与法律干预是国际惯例。 据了解，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主要负责的外资并购限制实施细则制定正加快进行。细则将列出受限制的行业目录，再分行业拟定具有针对性的限制政策。 事实上，装备制造业已成为率先出台限制政策的行业。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装备制造业拔得头筹，与“凯雷收购徐工”一事给政府造成的压力有关。专家称，需要受限制的行业还有金融业、部分稀有金属的采掘业、能源业、石化业和汽车业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瀚/上海报道） 向文波：我为什么不依不饶 6月28日晚上将近10点，在长沙市郊三一集团厂区向文波的办公室里，刚刚结束了六七个小时旅途奔波的向文波显得有点疲惫。 一进门他向记者摊开手中的报纸 又一篇对于徐工并购案的交易价格分析。“没问题是贱卖。”他用浓重的益阳口音高声重复着近一个月来反复阐释的“贱卖论”。 从6月6日开始，身为三一执行总裁的向文波通过博客痛批工程机械行业老大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的并购案是“美丽的谎言”、是“贱卖”，并且将三一的出价从3亿美元提高到4亿美元。 “我还会出更高价。最近两天就有行动。”他告诉记者。 对于“拉抬股价”、“个人出名”、“炒作企业”、“搅局徐工”等等外界的动机猜测，向文波一挥手：“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要看我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 他提出的问题是：外资控股战略产业的龙头企业，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国企产权交易缺乏规范，导致国有资产被贱卖。 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向文波不断用有点沙哑的嗓音重复着他对徐工并购案的定性——太荒唐。他始终瞪大眼睛，语速飞快。在开足了冷气的宽大办公室里，不知不觉中在场的人都汗流浃背。 尽管声言此事无涉企业利益，尽管因为近期的激烈论争，徐工方面已经强硬表态不可能接受三一，但是一谈到徐工与三一合作可能形成的“产业航母”，向文波显然满怀憧憬。他甚至说，对于那些署名“徐工职工”反对三一的跟帖根本不信，“我愿意去徐工发表一次演讲。” 熟悉向文波的人都说他很有战略眼光，从不允许自己在战略上失误。同时，他也是个计划周密、注重细节的人。 被评价为典型湖南人性格的向文波一直向记者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做到这个份上，不管你愿不愿意，很多东西都要向社会有个交待。” 在向文波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幅毛笔手书《岳阳楼记》，那是他去年过世的父亲在病中完成的。 向文波说，事情远未结束。“我要搞到底，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公理。”这个小个子的湖南人显得底气十足。 “我是负责任的搅局者” 《瞭望东方周刊》：这两天有消息说，你表示如果法律许可，不排除以一个公民和徐工科技股东的身份，拿起法律武器，对这一交易负有责任的人和部门进行起诉的可能。这场由博客引发的公案真要演变成法律诉讼吗？ 向文波：这个话我说过。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机制，当发生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指徐工并购案）时应该有什么方式去阻止它。法律是一种方式，如果只是舆论、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是没有效力的。 我想，如果在国企产权交易中存在欺诈，国家应该有追溯权，可以推翻重来，重新进行，而公民也有责任呼吁建立制度。 我就是想探一探这个底——无论是我们中国的法制、国民承受能力，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底线。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探底”的想法是从写博客一开始就有，还是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向文波：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应该让所有的人感受到压力。有消息说美国将出台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新法案，这对于我们又是一次提醒，我们不能生活在幻想之中，总认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换来先进的技术。改革开放20多年，所谓“市场换技术”或“项目换技术”，实际上并不成功。 中国要实现强国梦，成为创新型国家，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这些口号提出后有没有具体的战略？ 这是我对徐工并购案不依不饶的原因。我是把这个并购案作为案例来分析。这个典型的案例恰巧发生在我熟悉的领域，知而不言是一种失职。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如果知道了不说出来很痛苦，你觉得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吗？ 向文波：隔行如隔山，政府或者其他人对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可能并不清楚，中国国企是典型的经理人操控，所有者缺位，根本不明确其价值，而且这种价值经理人可以操控。徐工2005年业绩出奇暴跌，十年来首次亏损，并且一年中发了三个预亏公告，这在上市公司中很罕见，没法让人不产生联想。我认为这就是在操控业绩，打压股价，美化收购方案。 算徐工倒霉，可能比它卖得更糟的企业也有，但是没有人说。它碰到了三一这么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又碰到我这个较真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你发起的这个探讨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对并购案本身的质疑，二是对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 向文波：是的。我认为，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产业或是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够由外国人控股；即便退而求其次，也不应该是这样荒唐的交易价格。 其实我分析徐工这个案例就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程序的规范，二是如何从国家战略上维护产业和经济安全。 别人可能揣摩我的动机，那是别人的事情。我并不纠缠于三一与徐工的恩怨，那就完全把这次讨论降格为口舌之争，矮化了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不愿意陷入口水战，而是更希望解剖一个事实。 从内心来讲，我确确实实是从这个高度考虑问题的。如果从三一一己之私利出发，没有人以这种方式谈合作的。我关注的还是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徐工合理的出让价格问题。 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傻事，整个徐工并购案甚至被称为“国企产权交易的标杆”。看到一些外国资本利用财务制度的漏洞、产权交易的不规范大肆收购中国企业，整合中国的市场资源，我感到心痛。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你认为徐工并购案的交易价格不合理，可以直接质疑、分析，何必要提自己的报价？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各种联想，甚至质疑你违规操作。 向文波：这就是说服力，表明我不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不提出自己的报价，人家会说你只是说空话，只是不负责任地搅局。我是负责任的，如果你说我乱讲，我愿意用这个价格买下来，至少我是一个负责任的搅局者。 事实上我的报价已经从3亿美元提高到了4亿美元，并且，我还会再提高。我会一直搞到底。 如果我的报价是倒数第二，凯雷就是倒数第一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你认为这个交易很荒唐，那么2003年三一参与竞价的时候提出的竞价标准为什么会那么低？徐工方面说，三一出局的原因之一就是报价太低，在竞价者中位列倒数。 向文波：你提了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三一自始至终就没有入过局。 像这种并购案，最初提出来的只是意向，应该是这样的程序：对方收意向书，签订保密协议，然后提供资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收购方案或收购价格。这才是合理的程序。 对于我们递交的方案，徐工方面没有提供任何资讯，也没有任何正式回馈。三一根本就没有进入被考虑的范围。 即便以当初的报价为依据，我告诉你，我的报价肯定比凯雷高。如果我是倒数第二的话，凯雷应该是倒数第一。 徐工和凯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在2005年10月。但是，凯雷最初提交的方案是向徐工机械注资3.75亿，获得徐工机械85%的股权。是“注资”而不是“购买”，就是说凯雷向自己拥有85%股份的公司注资3.75亿，他们自己分享了其中的85%，然后15%归徐州市国资委所有。你算算，3.75亿的15%是多少。因此我的报价肯定比凯雷高。 《瞭望东方周刊》：有说法是三一当时提出的方案是用8亿至10亿要求70%左右的股份。 向文波：这只是个借口，并不是事情的关键，因为一个企业的并购程序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街上买白菜，报一下价就完了。关键是整个过程根本就不符合程序，是违反交易程序的。 2003年我们曾两次去徐工接洽，但根据事后徐工的作为来看，从来就没有把三一当作真正的伙伴，从来就没有和三一谈过实质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就是说2003年之后三一就再没有介入徐工这件事？ 向文波：没有门嘛。这件事情我觉得无能为力，在一段时间就不关注了。奇怪的是，三一却又被牵扯到这个局中，有媒体报道（指2006年2月中国经营报的有关报道）在讲三一收购徐工是个阴谋，徐工没有办法在国内找到合作伙伴，民营企业不可信，只能选择海外招标。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对于徐工并购案的质疑早在去年底就有，而且你说的这篇报道又出现在今年年初，那为什么你的第一篇关于此事的博客到6月6日才出现？ 向文波：我反复讲这里面有复杂的因素。我的博客春节过后才开，说实话，在以前我说话可能没那么多人听得见，也就是几个朋友一聊就过去了。 再有，今年5月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我去做了演讲，主题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我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从今年国家提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两会”期间产权安全的问题变成焦点，在某种意义上给我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氛围。参加高峰论坛触动了我的神经，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提出的是国家、老百姓和我们行业都关心的问题。 揣摩我的动机是没有意义的，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理解。只能说我谈的问题有没有价值，看看客观效果。现在话题的核心不是我向文波，也不是三一，而是徐工，是产权交易中国家的产业安全，是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管理问题。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你发难的时间点正是徐工卡脖子的时候。 向文波：我就是要卡脖子，它要搞完了我卡脖子还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要阻止它被外资控股。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的“贱卖论”也有人并不认同，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说你提到的3.75亿的问题，事实上这部分资金是分成三部分，捆绑在一起，互为前提的，不能拆开来说。 向文波：你说对了，我们都不要把它分开说。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写3.75亿，它的构成，一部分是凯雷出资2.5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2%的股权，折合人民币大约20亿元；第一个6000万是注资徐工机械，注意，是“注资”，不是购买，不是交给徐州市国资委的，而是放在徐工机械里的，凯雷得到3%的股权；第三部分是对赌协议，就是说达到2006年的经营目标，再向徐工注资6000万，也是注资，所以国资委只能获得1.2 亿的15%。严格说来，后面这1.2亿不能说是购买，真正的购买资金就是2.55亿。 注资就是注资，不能混淆概念。到现在他们还在玩价格游戏。这个游戏的脉络很有意思，开始是3.75亿，它是全部注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徐工机械白送给凯雷，这个方案没有获得通过；后来又讨价还价，结构就是现在三分之二买，三分之一送。从这个交易的过程可以看到改制者的思路、心思到底是什么。所以以三一出价低做解释是自欺欺人，是欺骗天下。 其实最后的6000万要不要凯雷有决定权，到那时它已经控股徐工，业绩是可以操控的，它完全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 “国人的战略产业意识太淡漠” 《瞭望东方周刊》：在产业安全部分，徐工方面也作了很多解释，说协议中设置了防火墙，也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款。 向文波：这是粉饰。我为什么说它有产业安全问题，因为徐工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两个产品占中国市场的50%。作为龙头企业的产权交易势必影响行业的发展，影响产业安全。同时它是中国机械行业品牌价值最高的企业。 等到对方已经控股这个企业时，说一千道一万也没有用。现在说的所有东西未来都有不确定性。比如说“毒丸计划”，徐工如果在美国上市，它肯定要遵循美国法律，还可能有很多方式规避“毒丸计划”，你设定15%的限额，我搞三个14%你有什么办法？徐工自己曾经在类似的事情上吃过亏。在一个合资企业里，卡特彼勒一下子把徐工的股份稀释到一个零头。 这种情况下控制权完全在对方，两头在外，让你亏就亏，让你赢就赢。南孚电池也是这个状况。中国人吃这种亏太多了。 徐工把核心经营团队的稳定作为改制的条件，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寻租吗？按道理讲，卖个好价钱应该是惟一的考量，经营队伍是买家考虑的事情。但现在我们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如何保证整个交易行为的公正和公平？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5年10月双方协议公布后你就发现了这些问题？ 向文波：没有，我一段时间都没有关心它。但是后来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让我看到希望，觉得有可能争取。再加上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比如中石油、联想、海尔在海外受挫，包括中国产的鞋子等产品遭遇反倾销，这些事情给我很大刺激。 我们以前还沉浸在世界大同、国际化、参与全球竞争的幻想之中。事实教育了我们。中石油收购案出价远高于对手，却被美国国会否决，美方明确说这是关系美国国家利益、经济安全；联想电脑不允许进美国政府大楼，也是被国会否决。美国政府规定数额超过2亿美元的交易都要经过政府审核，还有听证制度，有很好的关联其国内产权交易的机制，而中国没有形成机制，只能靠有识之士写封信，有的事情阻止了，有的事情就阻止不了。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把你的博客引发的争论和郎咸平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类比，你怎么看？ 向文波：这是不同层面的事情。我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安全，他强调是交易层面，是交易的合理性问题。 徐工机械说它们的产品属通用机械工业，而不是重大装备制造业。我说机械行业是战略产业，以前有很多争论，很多人不接受。今天（6月2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装备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产业，其中专门提到为桥梁、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服务的大型施工机械。徐工生产的就是大型施工机械，而且是行业龙头企业。 国人的战略产业意识太淡漠了。如果说徐工都不属于战略产业的范围，这个概念不就太空洞了？ 《瞭望东方周刊》：工程机械行业现在处境如何？受到很大威胁吗？ 向文波：这个行业是我国具有比价优势的行业，技术含量高，同时又是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是多品种小批量的产业。中国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有廉价劳动力，国内还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是适合中国的产业，中国人将来能真正在这个行业干大事，参与国际竞争。美国目前在这个行业有三四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国外企业也开始蚕食中国市场。 如果徐工有更好的选择，必然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如果徐工并购处理不当，走了弯路，可能延迟这个行业的发展，但并不是说这个行业没有前途。只是徐工并购的这种方式一开口子，其他同行业的国企是否也可以这样卖掉？这是一个危险的案例，作为装备业品牌价值最高的企业，徐工只卖20亿人民币，中国的装备业值多少钱？ 什么是“最好的结局”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徐工的“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向文波：就是和三一合作。 三一是行业内最大的民营企业，体制上和徐工有互补性，可以帮助它完成改制的愿望。这是徐工最需要的东西。改制并不一定要借助美元完成，人民币也可以。 我们的产品互补性也很强，徐工的主打产品是起重机和压路机，我们是混凝土机械，不重叠，而双方市场资源、研发资源、物资供应链、生产管理等资源都可以产生很大的整合效应。 如果双方合作，中国机械行业就形成了一个航空母舰，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国际化的竞争起码提前十年。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有些事情说起来真是让人着急。日本在产业化过程中有意扶植民族工业发展，把企业的并购和国家的产业整合结合起来；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有资产却没有做战略性的考量，没有强调产业整合，做强做大，有的国企甚至以很不合理的低价卖掉。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经过最近一个月的论争，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否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目前你认为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向文波：我觉得这是次要的，首先是不能外资控股。 最好的结果就是把徐工作为案例，希望国家出台规范的制度，其中包括外资并购国企的管理，从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的角度建立安全机制；规范国企的产权交易，必须很透明，要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不能由经理人操控。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期的。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的关注，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让政府规范一些问题。把我的声音传播出去。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下属和朋友都说，你的表现形式很率性，但实际是一个很有条理和规划、深谋远虑的人。所以你应该不会对未来没有很明确的预期就发表博客吧？ 向文波：我活得很本真，我到哪里都不怯场，不担心人家说我没水平。毕竟经历了一个企业的创业发展，我希望把经验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事实上，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阅历自然知道哪些话该说，我不是个莽撞的人。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如果太患得患失就会一事无成。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写博客是个人行为，但是又说对于出价金额董事会有沟通，那么目前三一对于徐工并购案是否仍有明确的计划？你说还要出更高价，三一能对此负责吗？ 向文波：三一在2003年就专门成立了项目组，研究徐工并购案，当时集团管理层内部就有讨论，所以我今天不是即兴发言，也不是乱讲。 在资金方面，现在已经有大把的人找我合作。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不能说服董事会，我愿意到徐工负荆请罪，向他们道歉。如果不能拿钱去，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发博客是因为民企遭遇不公正待遇而不平则鸣。像三一这样规模庞大、与政府互动密切的民企，仍旧会受到很多限制吗？ 向文波：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我从不觉得三一的发展过程中有多少痛苦波折，而是强调要“心怀感激”。 但是民营企业仍然受到很多制约，比如国企改制中对于民企的排斥。民企在中国没有得到国民待遇，竞争条件弱于外国企业。2003年时三一就寻求机会，希望能够参与国企改制，但是很难做到，至今只有一个约3000万元的并购案，收购了邵阳的一个小厂。 对于民企来讲，以前在产权交易中出过问题，一是因为参与改革的是资本运作型公司，没有产业整合能力，造成经营困境；另外中国的产权交易不规范，有法律风险，所以三一目前选择的是自主发展的方式。 不过凭良心讲，写博客质疑徐工并购案，既不是出于企业利益，也不是出于民企阵营的利益，还是关注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因为国外对中国在技术上的封锁遏制是长期的过程，不可改变。我并不排斥引进外资，不排斥外资参与国企改制，也不是反对现有政策，但开放必须是有管理有保护的开放，过度的开放和闭关锁国一样，都是有害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段羡菊/长沙报道 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周国洪对此文亦有贡献） 微妙时刻探访徐工 身处风口浪尖的徐工集团，其企业改制外资并购的路能否走得通，顿成悬念 赶往徐州的火车上，记者与几个徐州本地商人聊起正在网络上如火如荼的三一老总向文波质疑徐工并购案，换来的是几人一脸的惊诧：“不会吧，没听说过，你这是小道消息吧？”他们中间就有亲戚朋友在徐工上班。 到了徐州，到了徐工，更印证了一句老话：风暴的中心总是平静的。“从18号开始，我们就决定不再接受采访了。我们要集中精力把我们的生产经营搞好；搞政治，搞舆论，我们都不专业。”面对闯上门来的记者，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甫一坐定，就表情颇为严肃地说。 徐工赴京沟通 “徐工徐工，助您成功”，上个世纪80年代，徐工的这句广告语响彻了中国。然而，一个中国人如此稔熟的国企与国际资本大鳄联姻，引发轩然大波，还是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一切都是因为一个老总的博客。 从6月6日开始至27日，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博客连发16篇文章，质疑凯雷－徐工并购案。从并购谈到国资贱卖、愿意溢价30％收购徐工，再谈到外资并购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拨动了国人的敏感神经。 已经于去年10月签约的凯雷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的协议，至今没有得到主管部门商务部的批准，面对外界的质疑，身处风口浪尖的徐工集团，其企业改制外资并购的路能否走得通，顿成悬念。 向文波博客引发的舆论热潮已经跨洋过海，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一时间，繁忙的公关任务让徐工方面已经疲于招架了。 原来的徐工经济运行部部长王庆祝一人兼顾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而现在，王岩松作为分管副总也不得不同时出马。 面对本刊记者抛出的密密麻麻的问题，王岩松推迟了前往北京的航班，在徐工集团一间小会议室里，一一回应，直谈到天色将晚，大雨倾盆。 “去年我们和凯雷刚签完协议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挖苦，我们不管，现在三一这事情一出来，媒体都来采访，我们是出于无奈。” 记者被告知，接受完本刊采访的第二天，王岩松将赶往北京，目的是与各界广泛沟通。其中包括网络媒体高层，还有行业专家。 王拒绝了网络媒体邀请的做客网聊，他说，“等时机到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所有观点看法说出来，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讨论的问题，都是假命题，没必要说。” 改制路径选择 作为徐州的经济名片，徐工营业收入占了徐州市GDP的20％。在中国工程机械领域，徐工集团是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 徐工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集团总资产72亿，销售额131亿元。而挑战者、同行民营企业三一重工的销售额是60亿。 徐工集团的员工有2.5万人，加上亲戚朋友有10万人。所以徐工的职工们会自豪地说，“到徐州任何一个饭店里吃饭，必定会有人跟徐工有亲戚关系。”徐州的政府官员，不少都曾为徐工高层。 按照徐工新闻发言人王庆祝的说法，徐工选择凯雷，是一个边走边选择的过程。 2002年年底，徐工被列为江苏省82家大型改制企业之一。2003年初，正式启动改制。彼时，徐工集团最初的改制方案就是后来争议很大的MBO。“我们是500多个经营管理层的MBO，包括下级分支企业的管理层，还有劳模，技师，而不是集团公司几个人的MBO。”王岩松解释说。 方案出来以后，集团内部讨论几次，最后放弃了。仅仅是MBO，并不能实质为企业注入资金，不能解决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 2003年4月，江苏省政府组织项目推介会，徐工集团提出国有控股51％，民营或者外资参股49％的方案。接触了很多家企业后，几乎无人垂青，有愿意参股的，也都出价很低。 “现在舆论认为这是最好的形式，但其实很难操作。我们接触了很多家，没人愿意参股。在国有体制下，工程装备行业又是完全市场竞争行业，投资者认为风险太大。”王岩松说。 在这种情况下，徐工集团才退一步考虑出让控股权。2003年7月和2004年4月，徐州市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项目推荐会，一次在上海，一次在香港。 “当时最活跃的就是民营企业。德隆，包括三一，外资也来了。” 徐工集团还保存着三一当年的投标书。投标书显示，三一的核心方案是：“三一将支付8亿~10亿元，改制后，政府保留10％~20％的国有股股权，同时还将安排企业核心经营管理团队拥有一定的股份。” “准确地说，三一的报价当时是倒数一、二位的。现在徐工和凯雷已经签约，三一再来说比凯雷高30％加价收购，也不符合国有产权交易规则。”王庆祝说。 “况且向文波所说的是杠杆收购。通过股权、债券、银行贷款来收购，我们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杠杆收购失败的先例太多了。” 凯雷还是卡特彼勒 把投标地点选在香港和上海，足以说明地方政府和徐工集团的意图——期望能有国内外投资者接徐工抛出的绣球。 徐州市国资委一位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徐州市委市政府是很开明的政府，国企改制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发展，谁来控股，谁来参股都行。什么阶层都可以参股，前提是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国家资产不流失，企业职工的利益不受损，改革后的企业能获得大的发展，这是国企改制的主线。” 按照这个主线思路，2004年5月，徐州经贸委代表市政府作为徐工产权转让的委托方，在徐州产权交易所公开召集国内外投资者，华平创业、卡特彼勒、凯雷集团、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和花旗等六家潜在投资者递交了意向书。 徐州市另一位政府人士向《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当时在卡特彼勒和凯雷之间，市委市政府讨论非常激烈。开了好多次会。” 卡特彼勒是全球机械制造业龙头，当时给徐州市政府承诺，收购徐工之后，到2010年，将带来20亿美元的项目到徐州。 “这对徐州当地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能带来大量的税收，有领导建议可以借此把徐州打造成世界第二大的卡特城。”上述政府人士说。 但是一个看得见的结果是：60多年的徐工品牌会因此消失。经过激烈讨论后，市委市政府觉得选择卡特彼勒无法向徐工交代，遂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把目标投向财务投资者凯雷。 和凯雷的谈判并不顺利，前后持续了一年多。 “外资收购行业排头兵，有蒙牛成功的例子，也有南孚电池失败的例子。所以在和凯雷的谈判中，我们邀请了专家，把各种各样可能的风险都一一列出来，希望在协议中加以明确，把收购的风险降到最低。南孚电池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产业投资者的转让设限。” 徐工集团参与了徐工改制的经济运行部部长王庆祝对《望东方周刊》记者感慨地说。 基于对风险的防范，最终，一些限制性条款被写进了协议，其中包括：四年内，凯雷不得转让合资公司股权；徐工对合资公司具有优先回购权；如果凯雷公司向第三方转让合资公司股份，必须重新履行国家审批程序等。这就避免了凯雷向其他产业投资者出售徐工股权的可能性。 协议方案上报后，相关部委提出疑问：如果凯雷通过海外上市退出，产业投资者通过股市恶意收购怎么办？ 5月份，凯雷和徐工达成一致意见，准备向商务部提交“毒丸”计划，对4年后股票市场可能出现的产业投资者的恶意收购关上闸门。 此外，协议里还写入了保留徐工品牌，保持员工队伍稳定，徐工共享凯雷所有海外的销售渠道，凯雷引进先进技术项目，为每一位员工提供竞争上岗的机会，在清华设立人才培养站等条款。 “因为对国有企业体制弊端有切身感受，这些条款对积极寻求发展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家觉得引进凯雷之后，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而不会像现在一样，论资排辈，混年头。”一位徐工普通员工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这也是这次改制能够得到职代会高票通过的原因。 “徐工集团的想法是，三四年之后，准备在香港上市，机制的市场化，经营的国际化，资金的社会化，走国际化的品牌之路，这是我们未来的定位。”王岩松说。 “我们认为徐工值100亿，有战略合作者买吗” 徐工高层憧憬的一幅图景是：能像蒙牛那样，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财务状况，提升品牌之后，再顺利回购。 但是悬而未定的批文，让徐工的改制充满了变数，而恰在此时，向文波提出国资贱卖、制造装备业是国家战略，外资收购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等各种质疑，并博得了许多人的掌声。 徐工到底有没有贱卖国有资产？ 王岩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国家法律规定，国有资产出让在净资产90％以下的要经当地政府审批，那样才算得上是‘贱卖’。”目前徐工机械的总资产是17亿多元（包括有形资产和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徐工机械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折现法估值，股权出售价格其实是净资产溢价70％。 凯雷收购徐工机械的价格中存在一个对赌协议：就是假如2006年的经常性EBITDA（指不包括经常性损益的息、税、折旧、摊消前利润）达到约定目标，则凯雷徐工的出资购股金是2.55亿美元，增资额是1.2亿美元；如果达不到，则凯雷的购股金是2.55亿美元，增资额只有6000万美元。 对于向文波的计算方法，徐工王岩松并不认同。 “上市公司徐工科技目前还没有股权分置改革，60％的非流通股，还没有除权呢，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不可能是按他的算法；况且股票市值也不能代表公司的价值；另外一点，按照国际惯例，企业估值是看企业的盈利能力，本身已经包含了企业的品牌价值，无形资产。我们认为徐工值100亿，有战略合作者买吗？” 对于向文波质疑的徐工有意在和凯雷谈判期间，对外公告徐工科技的亏损，是为了故意压低价格，贱卖国资。王庆祝是这样回答的：“徐工科技是下面几个国有厂合起来的，几个老厂，机制没有根本转换，遗留问题很多；二是产品问题，产品都是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压路机、装载机毛利率很低，技术门槛也比较低。” “徐工科技还有不少不良资产，遗留问题，目前在处理；去年徐工科技亏损1.29亿，经营班子也已经调整；去年施行了轻装瘦身一体化，主要保留了几个优势产品，放在装载机，压路机，铲土机上。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始盈利。” 王岩松补充说，“我们是经过多方评估，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两级政府审批，按照一整套的规范程序走下来的。” 徐工“不属于战略性装备制造业” 对徐工是否从事战略性装备制造业，三一和徐工各执一词。王岩松认为，徐工所从事的是工程机械行业，属于民事军用产品。按照6月19日中央有关领导的讲话，工程机械里面除了盾购机一个产品属于战略性装备制造业，其他都不属于战略性装备制造业。 而向文波最新的博客文章说，“部队长期以来在徐工设有军方代表机构，徐工一直在为部队生产装备。我相信，随着我国军事工业的战略转型，军寓于民将是一个方向，徐工有能力为军队生产更多的装备。” 此外，向文波说，“徐工每年都承担了许多国家863项目的研究，涉及许多工程机械的前沿领域。” 对此，王岩松打了个比方，“装载机，挖掘机，起重机，压路机，都是基础建设用机器，军用也可以。就像轿车，民用也行，军用也行，难道能说轿车也是战略性制造业？” 徐工有军队的客户是真，但是王岩松否认了徐工设有军方代表机构这一说法，而徐工所承担的863项目是计算机网络方面的，而非工程机械的前沿领域。 在徐工看来，向文波是一个搅局者。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老总，来诋毁同行企业，至少这方面是不对的，博客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国有企业改制改革问题，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探索阶段，徐工也在探讨很多问题。三一享受了国家政策，现在的发展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本身是受益者。徐工作为国有企业，面临很多困难。作为国有企业，现在寻找一条自己的出路的时候，你拼命去堵这条路，这是不合适的。” 徐工内部职工也自发开出“响云霄”博客，和向文波叫阵，引来不少职工跟帖。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目前，凯雷徐工协议里的估值有所变更，按照协议，“在协议和交割期，盈利的部分归原股东，如果亏损，徐工要赔偿给凯雷。” 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宋学峰认为，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还是需要一些规范文件。但是无论这条路可不可行，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答复。 徐工收购案大事记 2005年10月凯雷宣布将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股权 2006年2月发改委派出调研组，调查凯雷收购徐工的动机、项目规范及日后的制度安排 2006年6月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在博客表达了收购徐工机械的愿望，并称出价将高出凯雷30% 2006年6月13日凯雷与徐工集团联合声明称：双方已达成最终协议，强调了双方合作的坚定性 2006年6月15日G三一发布公告称，向文波的观点是一种博客行为，是个人观点，公司尚未有实质性收购动作。同日，“响云霄”开始在博客中与向文波就收购一事进行辩论 2006年6月20日徐工科技(000425.SZ)公告称，公司董事、徐工集团总经理付健于6月15日递交了辞职报告并生效 2006年6月21日徐工科技宣布，徐工集团不与任何其他投资者就徐工机械改制的事情进行任何谈判或协商，且改制仍需要国资委和商务部审批。 徐工集团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200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0 亿元。 压路机、装载机分别是中国机械工业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 主要产品有工程起重机械、路面机械、压实机械、铲土运输机械、混凝土机械、高空消防设备、建筑机械等系列工程机械主机和基础零部件产品,其中 70 ％的产品为国内领先水平, 10％ 产品达到国际当代先进水平。 徐工集团与世界 500 强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德国利勃海尔、德国克虏伯公司等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组建了 14 家中外合资企业。 目前徐工集团的国际代理商已超过 40 个,使徐工产品累计销售到了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 年出口创汇 1.2亿美元。 三一重工 成立于1994年的三一重工集团是工程机械行业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截至2005年9月30日,公司拥有资产总额48.56亿元、净资产总额20.64亿元。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全国首家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司。三一的主力产品主要是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拖式混凝土输送泵,2002年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建设中以406米的输送距离创造世界纪录,据称今年这个纪录将在上海刷新;另一项主力产品是占有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混凝土输送泵车,其56米的臂长居亚洲第一。 卡特彼勒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机械生产商，也是全球高品质柴油发电机组和天然气发电机组的首席供应商。在中国三峡、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中都有他们的产品。 凯雷集团 在国际投资界有总统俱乐部之称,投资者主要包括富有的个人、家族以及机构投资者。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人先后在其中挂职,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管理的资产超过3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凯雷收购徐工85%股权是中国迄今最大的一笔私人股本交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艳平/徐州报道） 白津夫：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国行业排头兵 重在消除我行业排头兵 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具有明显的产业垄断倾向。跨国公司最初的并购是以企业为对象的，跨行业选择比较普遍。也就是说，并购是基于经营规模和赢利目标最大化。现在，跨国公司的并购表现为对行业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竞争力比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往往是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重点。尤其是对产业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制造业，跨国公司表现出格外的关注，我国制造业中的一批排头兵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并购重组。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轴承行业，以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化工机械行业，以行业的优势企业“锦西化机”为代表；油嘴油泵行业，以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为代表；电机行业，以大连电机为代表；齿轮行业，以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等，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着力消灭新的竞争点。跨国公司最初的并购着眼于扩大市场份额，加快业务增长。现在，跨国公司的并购则着力于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弱化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消灭潜在的竞争点。如在工程机械行业，我国企业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并购明显地是针对着我们的优势，试图通过并购把我们的优势掌握在它们的手中，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将来与之一争高低的可能。如在装载机和压路机领域，中国是装载机生产大国，年产量12万台，其中柳工、厦工2004年产销量都超过1.4万台。同时，中国企业还拥有部分核心技术和稳定的国内市场。所以，柳工、厦工等装载机排头企业一直是卡特彼勒等公司的并购目标。再如锦西化机的主导产品透平机械，已经形成独家优势，但在合资中，由于德国西门子公司以 70%绝对控股，其核心技术和品牌被掠走，并不再允许进行整机制造，这意味着西门子彻底消灭了中国本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着力提高控制力、跨国公司最初对所并购企业的控制，主要是在股权和技术、设备环节上，现在则谋求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实施全面控制。目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力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控制。这一点，在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向国内某企业提交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反映的再清楚不过：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等等。卡特彼勒同时还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 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 的大公司。 与外商并购投资战略意图相适应。外商并购投资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并购活动的基本点。此外，就是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也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公司，现在也在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今年上半年，在引进外资中，属于增资和并购项目明显增多，如四川省外资企业增资和外商并购投资额同比增长185%，占全省外商投资总额的56.5%。 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从跨国公司对我工程机械行业的并购可见，其整体布局意图明显。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 重点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实施的近乎于是“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 在华并购成为跨国公司的“联合行动”。对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个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之手，其“联合行动”不免有“合谋”之嫌。其中既有跨国公司之问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例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军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遥相呼应，2005年10月2 5日，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收购了徐工集团85%的股权。如此“绝配”，显然不是简单地巧合。而实际上，凯雷投资的最初收购设想，就是希望转手卖给卡特彼勒公司。但由于在收购协议上有“不许把徐工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凯雷投资只能暂时作罢。然而，凯雷投资作为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是迟早的事，当徐工在境外上市，凯雷投资完全可以通过慢慢卖掉所持股份的方式退出。届时，国际竞争对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徐工机械的控制则是顺理成章的。 采取分步到位策略。通过逐步渗透，迫使中国企业逐步就范。有时，为了得到一家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以后，就采取让其陷入亏损的办法，直到将合资企业的中方拖垮，中方愿意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合资企业最后变成了外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家企业在拿出铁路轴承这一块优质资产和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丢掉了合资公司，而且丢掉了有竞争力的高端主导产品的市场和制造资质。 原 因 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并非偶然，而是世界新一轮并购重组的大势所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发生战略性转变。8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行动。 跨国公司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其在华投资总体布局的战略举措。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基本上是循着先合资后控股再购并的路子。目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比重明显下降，外商独资经营比重大幅上升，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 1999年的38.5%。从今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1.7 6%和4 2. 8 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增加4.27%和43.63%。说明跨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在中国投资的“试水期”。 跨国公司抓紧并购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缘于中国产业成长的势头。随着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并且在一些产业领域形成了我们的优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中国既有广阔的市场，目前国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强劲，连年以上升3 0%－40%的速度递增，十分吸引人。同时，也形成一些优势企业，对跨国公司构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所以，跨国公司为了扼制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增长，必先斩获行业排头兵企业，从而达到扼制整个产业发展的目的。 此外，国内企业急功近利，自主意识缺失，投其所好，主动迎合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地方政府短期行为，追求眼前政绩，投怀送抱地急于把国有企业转让出去，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 后 果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深层影响。制造业是国家的核心产业，装备制造业又是制造业的龙头。失去装备制造业排头兵企业，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的产业根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严重弱化我国产业竞争力。排头兵企业是产业竞争力的代表，主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被大量并购，就等于竞争优势转移、竞争资源流失。 造成多重利益流失。首先是战略利益流失，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战略利益的主体，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些企业被并购，直接造成国家战略利益受损，加大了安全风险。其次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失。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预期达到500多亿元；到2010年，预期达到1200多亿元，经济总量将位居全国前列。并购装备制造业的排头兵企业，就等于直接控制了全行业经济效益的“闸门”。再次是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对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行业排头兵企业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甚至通过行政手段、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强行推动。 固化了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规模较大，但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长期处于低端，如果我们的一批优势企业再不断被并购，那么，我国装备制造业就将长期被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 严重弱化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被跨国公司并购并控股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就等于是对“自主” 的否定，几乎所有的外方控股企业都对自主创新采取种种限制。即便是有个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其创新成果也毫无例外地尽属控股方。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现象日益明显。在合资企业十分集中的江苏省，据省科技厅公布的一项调研，近几年合资企业技术开发经费远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不足国有企业的1／4。每年推出新产品数量最少，仅为8.14个，同样远远低于26.6个的整体平均水平。 国家安全的风险加剧。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我国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这样的企业如果也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积极应对 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 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要努力扩大开放，一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相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 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 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 借鉴国外经验，立法规范外资并购活动。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美国的并购法规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规组成：一是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二是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 当收购德国公司25%或 5 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在加拿大，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韩国在年内出台了有助于国内企业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我国目前却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对于外商并购投资的监管还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 （《环球视野》刊摘） 对垄断行业改革问题要有具体分析 高 梁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其中关于放开市场准入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件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规定不准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参与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加强立法、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和按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等。 文件发布一年以来，人们对“36条”的执行情况，反映最大的也是市场准入的问题。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非禁既入”原则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二是“垄断打不破”。但是，为什么有些行业的进入这么不容易？ 我认为，首先要对这些领域开放准入的情况有个客观的评价，第二应该对各行业的技术经济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为什么不容易进入，第三，需要弄清楚，不同的领域和行业，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仅仅一般呼吁“准许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是不够的。 近年来，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的放开准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经营领域（道路、上下水管线，绿地），传统的经营模式都是由政府的专业部门主管、投资和管理，因为它是公益设施，又是网络型的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必须由政府向全体市民收费以维持公共设施系统的运转，属于非竞争领域。当前，一些城市的部分公共设施投资领域如非网络的、有资金回流的公共设施，像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厂，向社会招标，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就是很好的尝试。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经营的领域在某些部分，可以放开让民间企业竞争进入，有助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也让私人资本有利可图。 又如，国防军工体系中某些部分的研发和生产，早已试行向社会招标，引入竞争机制。如机械加工和电子信息产业中，民口（包括国有和民营）的相当一批企业和大学、研究院所，以不同的形式进入了军工的投标，参加了国防建设，效果很好。 关于不同的领域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36条指出，凡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领域就可以向私人资本放开，这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实际上，我国并没有关于行业准入范围的一般规定，“反垄断法”还没有出台，所谓“竞争性行业”或“非竞争性行业”也是一般的说法。所以行业准入问题，必须对特定行业进行具体研究，才可能有操作性。 垄断行业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一般理解的垄断行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同的行业的运行，有其技术特点，有客观的门坎。另外，对部分带有很强网络性质的行业，必须分析其中哪些是可竞争的部分，引进竞争后的效应如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条件等等。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法规，才可能引进竞争，并实现公平的健康的竞争。 比方说民航。一般认为民航是垄断行业，但确切地说，这是寡头竞争型行业。其中空域管制是政府责任和国家主权；机场管理是公共服务领域，很多情况下无利可图。至于空中客货运输服务，30年前，所有国家的民航公司都是国家垄断的，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开始放开民航运输领域的竞争，一时形成私人投资民航的热潮。美国刚放开民航运输时，很快出现七八十家民航公司，但很快就发现，多数企业由于规模过小，无法维持。经过淘汰合并，最后形成十几家全国性的干线航空公司，以及一些地方性飞支线的小公司，在细分的市场中各司其责。 中国民航早在80年代就打破了由中国民航一统天下的政企不分的垄断制度，实行航管、机场、后勤、运输分开，形成了六家国有大航空公司（北方、国际、东方、南方、西南、西北），各地方又陆续成立了若干小规模航空公司。后来发现，在我国容量相对小的民航市场中，航空公司过多还是不利于管理和竞争，经过整合后剩下了三大国家级的航空公司。地方航空公司也在逐步整合。 民航是资金门坎高、专业性强的行业、对安全性要求又非常高。实际上这是一个微利行业，在当前油价上涨的情况下，利润更不会很高。根据前几年的数据，平均客座率如不能达到65%就会亏损。 再比方说石油。石油分为石油开采和炼油两部分，石化工业早就开放了。人们说“石油垄断”主要指石油开采，特别是油价持续上升，利润高，“准入”的呼声也高。问题在于，石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而且，石油开采的前期工作所费成本巨大，要进行大量的地质勘探研究工作，分析油气藏的分布情况并规划生产布局，包括钻井、采油、储运、地下油气藏的充分开采，牵涉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这个工作必须不断进行下去，才能保持有效益的工业开采。对一个特定地域，油藏的专有知识必然是排他性的，这就是对该地域开采权的排他性的根据。这也牵涉到知识产权的问题。 石油矿藏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战略性的。在石油开采领域，是不是可以准许私人资本进入？允许到多大程度？根据不是书本理论，而在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国家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而定。美欧准许私人公司拥有油田，但必须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许多阿拉伯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石油资源，但对石油工业实行国家垄断。俄罗斯在“休克疗法”时期曾将93%的油田卖给私人，但很快就发现私人资本进入石油能源工业后，带来的不是竞争，而是新兴财阀即“寡头”们的垄断，他们富可敌国，甚至到了可以操纵政局的地步。这种局面，对行业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都不是好事。让私人垄断代替国家垄断，使国家有限的战略性资源变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让极少数人获得暴利，而国家缺乏为全社会服务的资金。所以带有战略意义的矿藏资源是不应该由少数人控制的。而且由于这类工业的竞争力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推动，私人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更能有效的提高生产率。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铁路和电力行业都是在网络上运行的系统，铁路网和电力网都是具有严格技术规范的物理网，这就是“自然垄断”行业的物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对铁路、电力这样的垄断行业进行了改革，引进竞争。电力改革，除电力网由国家保持垄断经营外，发电、配电这两端可以向私人资本开放。我国发电行业放开竞争后，曾出现了许多问题，正在不断探索改进。 西欧各国的铁路改革，铁路运输向私人放开，但铁路网仍保留国家经营。惟一的例外是英国从90年代开始，把国家的铁路网也私有化了。其后果是，由于私人经营更看重短期利润，疏于对铁路的长期投资和技术改造，不太关心运输安全问题，管理能力也跟不上，结果在私有化后的七八年中，出现多起重大交通事故，列车出轨相撞，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经过充分调研后，社会得到共识，像铁路这种带有公益性的网络系统是不能让私人控制的。其根据是，国有企业不能仅追求短期效益，必须兼顾安全、正点等公益性目标，必须更重视采用新技术。于是英国政府收回了私人经营的铁路网，交给国有企业管理经营。 再比如国防军工领域。这是包含多种高技术制造业的集合，它的准入困难主要不在于技术门坎，而在于其产品服务对象。所有国家的军工产业的核心部分都是国家战略，其技术发展和军事采购计划一般都是国家机密。 但是，这组行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技术的军民通用性。严格划分外围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界限是不合理的。比方说特殊钢厂，既可以生产战车和舰艇用材，也可以生产钻井设备、石油管道，锅炉用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军工企业应该参加民用市场的竞争，同时也应该准许民用企业参加军品订货的竞争。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还是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的企业。面对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一定的国家支持和保护，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可能被外资企业挤出市场，甚至被吞并，这就对国防建设带来潜在的威胁。 民营企业参加军品研发生产，必须符合军品技术标准。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产品的品质必须符合适应战场条件的特殊技术要求。这就是参加竞争的起码资格。另外，让民间企业更多参加军品招标，还必须遵守国家的保密管理法规。之所以要保留很大一部分国有军工制造企业，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国家可以保持控制。私人企业参加军品市场如何履行保密义务，严格遵守保密条例，是一个有待研究完善的问题。 最后，在竞争的环境下，很多企业确实有很好的技术和产品，但由于竞争环境非常激烈，企业的生存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电子信息行业更是如此。如果企业没有起码的规模和较好的市场信誉，就无法保证稳定的供货关系，和必不可少的保障服务。这都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尽管当前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备。但也不是一句“非禁即入”就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放开金融服务，实际上我们正处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的阶段。90年代我们曾经尝试放开地方金融机构的准入，一是发展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二是发展城市信用社。但在一些地区，城市信用社中的相当一部分经营不善，出现大量坏账，严重亏损，储户资金打了水漂，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家只得拿出大笔资金进行善后处理。金融改革的实践要求，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准入规则、监管规则和风险控制办法，然后才能逐步让符合条件的民间金融组织进入这一领域。 总之，要“破除垄断”必须对特定行业的技术经济和行业运行特点的细致分析，这是引进竞争、提高效益，规避风险的前提。 由以上分析可知，一般所谓“垄断行业”，可分为稀缺战略资源类（如石油），国家战略行业类（如民航）、网络类（铁路、电力、电信），和战略性垄断类（如军工）。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对国家战略有重大意义的行业可有限的开放竞争，以激励全行业提高效率，主体部分还要国家保持控制。网络型行业中的物理网部分带有自然垄断性质，实践证明自然垄断的设施让私人经营，效果不一定比国营企业效果好。 中外经验说明，带有垄断性质的资源或资产（设施），国家垄断固然会有低效和收入不均（行业内享受垄断利润），但这类领域的垄断很难打破，尽管各国都做过很多尝试，但改革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用竞争代替垄断，而是用私人垄断代替国家垄断。这样效率不一定提高，公平反受损害。所以，在这个领域，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加强国家监管和社会监督，并对垄断利润收税（垄断地租）。 2006.05.09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白津夫：国企改制应谨防外资化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不少地方政府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资上，无节制地给予外方超国民待遇，在谈判中难以谋求对等地位，造成国企被"贱卖" 　　"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主要路径。在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国有企业被外资化倾向。 "在近日举行的安徽省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白津夫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他指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外资参股或并购俨然成为"最强音"。有一种极不正常且普遍存在的倾向，国企产权一旦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视为"改制不彻底"，理由是"改来改去还是改在国企的饭碗里"。不少地方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资上，这种十分危险的心态逼使地方政府无节制地给予外方超国民待遇，在谈判中难以谋求对等地位，无法忠实地代表国企利益。改制的最终结果是屈从于外方意志，国企被"贱卖了"。 　　他说，一些地方把引进多少外资、引入多少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奉为官员考核的"最高指标"。跨国集团的财力、技术、品牌让不少官员迷恋，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在国企本位和地方政绩的双轮驱动下，地方官员铁了心思要把国企"卖"给国外资本，优惠政策竞相攀比，甚至不惜动用行政资源为外资进入"保驾护航"。其实外资真正应该被看重的是其"溢出效应"，即对产业链条的刺激作用，能否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能否为企业提供市场机会，而不在外资本身，单纯的ＧＤ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这里，中央"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被曲解了。 　　在"招商引资"的狂热中，"靓女先嫁"大慷国企之慨常被用来彰显诚意。在各地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具有垄断资源和规模经济的大型国企跃然纸上，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 　　"现在跨国公司的并购表现为对行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竞争力比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往往是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重点。尤其是对产业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制造业，跨国公司表现出格外关注，我国制造业中的一批排头兵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并购重组。"白津夫说，这一现象被称为外资并购的"斩首"策略。 　　他认为，如果改革开放之初的外资并购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运营演习"，那么今天的外资并购更似一场"廉价掠夺"。"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１５％。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并购活动的基本点。"外资对并购对象的高要求与各地政府的"低姿态"不无关系，一曲一伸之间，跨国并购集团的纷至沓来表明，中国有一个充满诱惑的市场，到处充满了便宜的收购对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１９８５年的０．６６％、１９９０年的不足２０％，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５％；而从２００５年１－１０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１１．７６％和４２．８３％，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４．２７％和４３．６３％。外方资本谋求企业控股权的欲望逐渐显露，"在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也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企业，现在也在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白津夫说，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热潮中，已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国有企业。 　　继南孚电池、格力电器、徐工集团、西北轴承、天府可乐、无锡威孚、锦西化机、杭州齿轮、索贝数码、哈药哈啤、华凌管线、华北制药、熊猫电子、乐凯胶卷、常州变压器相继被"斩首"之后，许多人对这场"国退洋进"的盛宴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 　　白津夫认为，首先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如果国有企业大多被外方控股，那么国家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十分有限，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会大大削弱。 　　其次是弱化了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外方控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自主"的否定，杭州齿轮签署的合资意向书赫然约定，杭齿具有市场竞争力产品的相关技术、设备等一同进入合资公司。于是杭齿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为合资公司拥有，失去了自主开发能力，原有的品牌销声匿迹，而企业大量的技术成果也尽属他人。 　　三是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国企也罢，民企也罢，如果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外资手中，那么这种失控带来的是企业国家意识的淡泊，进而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 　　四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影响。外方控股有时是恶意的，是为消灭竞争对手而来。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的"投资合作意向书"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有同行认为，卡特彼勒是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其竞争对手。同样，外方控股进一步强化了产业畸形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带来不利影响。(记者 耿延军) ------------- 国企改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掠夺式外资并购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 【作者：王红茹】 　　“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经济学家白津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收购活动的基本要求。 ” 　　在如此不平等条款下完成的并购，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民族工程机械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和高附加值如果被外资控制，行业发展必将出现“外大内空”的危险景象。 　　国企改制要不要外资并购 　　其实，跨国巨头大举并购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并非偶然，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并购重组的一种新趋势。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而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这种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因此，跨国巨头大举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的行为正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表现。 　　拿机械制造行业的外资并购为例，如果说传统的合资并购仅仅是为获得进入中国市场“许可证”的话，如今的合资并购则已经明确为：将国内工程机械企业纳入跨国巨头的全球产业链，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对中国机械制造市场的垄断。 　　面对如此国际购并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中国的国企改制如何选择？外资并购还行得通吗？ 　　经济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就必然会出问题，只有选择产权改革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产权改革最好是将产权卖给外国公司，据说在国资委内部也有很多人持这种声音；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让跨国公司并购并不是唯一解决不良资产的出路。如果国有企业发展前景良好，过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趁现在的大好时机尽快扭转。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是使国有企业真正有出资人的代表，用市场管理的方式，割断过去国有企业多重的行政命令关系，通过实施出资人的办法，使国有企业焕发活力。这本身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产权清晰，能够适合市场经济环境。 　　“现在不少人认为国资委的任务就是应把国有企业灭掉，我认为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这还要看企业的结构，比如搞服装的、搞食品的、搞零售的，历史证明，这些行业让国有企业来管理绝对不行；而象矿山、铁路、电力、国家电网等，让私人去搞也是不行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国有企业是行或者不行。我们国家是一个工业和科技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面对全球化竞争，不能让产权都私有化，没有了民族工业，国家经济独立就等于是零。”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高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有企业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民族工业。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了，创新的主体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创新。 　　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各个产业都面临着外部的挑战。要想保护民族产业，企业不良资产等财务漏洞能否自我填补？如果填补不了，企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又如何活下去？ 　　“如果要对产业进行保护，在遵守WTO法律范围条件下，财政要有支持力。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确面临两难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中国如果不改革只保护，死路一条；如果不改革就开放，中国民族产业到最后难免全军覆灭。 　　强势垄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法规和办法相继出台。这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闸门已经打开，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外资可以并购的目标企业涵盖多种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态的中国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 　　不过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潮中，几乎都将关注目光集中投向国有企业改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某些国企来讲，合资绝对是一条出路。国企必须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指导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在扭曲的政绩观驱使下，草率选择让跨国公司并购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参与其改制。 　　“这是当前国企改制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如果原国企产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地方政府一些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了也等于没改，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而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语中的。 　　从近年来外商投资情况看，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而从2005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4.27%和43.63%。 　　从正式对外披露的30多起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来看，来自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件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来自东盟国家和香港的企业都占9.1%；日本企业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 　　“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通过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白津夫分析说，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了外资对行业形成威胁的负面影响。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于2005年12月底在《联合早报》上撰文称，“应该反思过度开放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给脆弱的国内工业以喘息之机。 ---------------------- 外资并购愈演愈烈　民族工业应清醒分辨 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白津夫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是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如今，中国装备工业的正在接受一场外资并购浪潮的冲击，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并购重组就已开始发生战略性转变。对于我们的民族工业，合资是一个工业腾飞的契机，但处理不当有可能也是场廉价并购的风暴，因此在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从无锡威孚与德国博世成立合资公司博世控股85%、美国凯雷集团收购行业龙头企业徐工集团，到美国卡特彼勒收购山工等这几起合并案，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迹象，望所有的民族企业能够警示我们所有的合作计划，“合作”的概念是双方平等互利，“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如果事态的发展不能如期所愿，所有的中国企业应该有准备随时叫“停”。 　　 跨国公司中国布局愈演愈烈 　　 现阶段尚没能统计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经被跨国公司收购或兼并，有多少行业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但一个很明白的事实是：这种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 　　 实际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布局早已展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就掀起了一股合资浪潮。从1994年、1995年开始，发达国家的著名挖掘机制造企业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到1997年，中外合资企业已达到9家。 　　 2005年4月，大宇烟台被韩国斗山集团并购，之后凯雷出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85%股权。 　　 目前，国际工程机械制造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外资在中国的投入仍在不断加大。统计显示，2003年，国际品牌工程机械在华企业产销额达到270亿元。同年，中国挖掘机产销3.19万台，其中国际品牌产销量占93%，卡特彼勒、小松、日立、神钢、现代及大宇等在华企业取得了最佳效益。 　　 在内燃机领域，德国博世公司在收购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后，将中国长期以来着意培养的技术中心撤销、合并。由于博世进一步控制了销售渠道，这家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价格由原来的7000元一件提高到13000元，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在仪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也已身不由己，大多已在跨国公司的眼下。 　　 随后，国外制造商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和完善工程市场体系，提供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市场环境，主要包括：开放工程机械融资租赁市场和产品租赁市场；开放二手工程机械市场(二手进口和翻新业务)；开放工程机械零底价拍卖市场等等。 　　 跨国公司的强势布局，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据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行业全年销售收入为1157亿元，同比增长11.6%。此前，工程机械产业已经连续5年高速增长并在2003年突破1000亿元销售额大关。该协会预测，虽遭遇宏观调控，2005年工程机械行业仍将保持7%的增长。 　　 有分析指出，由于水利、铁道、公路、电站、煤炭、房地产以及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等建设需要，我国“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1.6万亿元。据统计，大型建设项目投资的5%至8%用于购买工程机械，因此平均每年需采购工程机械900亿元左右。 　　 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陆燕荪：“现阶段尚没能统计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经被跨国公司收购或兼并，有多少行业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但一个很明白的事实是：这种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 　　 强势垄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法规和办法相继出台。这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闸门已经打开，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外资可以并购的目标企业涵盖多种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态的中国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 　　 不过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潮中，几乎都将关注目光集中投向国有企业改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某些国企来讲，合资绝对是一条出路。国企必须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指导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在扭曲的政绩观驱使下，草率选择让跨国公司并购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参与其改制。 　　 “这是当前国企改制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如果原国企产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地方政府一些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了也等于没改，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而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语中的。 　　 从近年来外商投资情况看，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而从2005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4.27%和43.63%。 　　 从正式对外披露的30多起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来看，来自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件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来自东盟国家和香港的企业都占9.1%；日本企业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 　　 “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通过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白津夫分析说，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 　　 国企改制要不要外资并购 　　 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潮中，几乎都将关注目光集中投向国有企业改制。可以说，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的龙头企业正在逐渐地被纳入外资企业的旗下。面对如此国际并购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中国的国企改制如何选择？外资并购还行得通吗？ 　　 经济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就必然会出问题，只有选择产权改革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产权改革最好是将产权卖给外国公司，据说在国资委内部也有很多人持这种声音；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让跨国公司并购并不是唯一解决不良资产的出路。如果国有企业发展前景良好，过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趁现在的大好时机尽快扭转。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是使国有企业真正有出资人的代表，用市场管理的方式，割断过去国有企业多重的行政命令关系，通过实施出资人的办法，使国有企业焕发活力。这本身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产权清晰，能够适合市场经济环境。 　　 “现在不少人认为国资委的任务就是应把国有企业灭掉，我认为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这还要看企业的结构，比如搞服装的、搞食品的、搞零售的，历史证明，这些行业让国有企业来管理绝对不行；而象矿山、铁路、电力、国家电网等，让私人去搞也是不行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国有企业是行或者不行。我们国家是一个工业和科技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面对全球化竞争，不能让产权都私有化，没有了民族工业，国家经济独立就等于是零。”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高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有企业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民族工业。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了，创新的主体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创新。 　　 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各个产业都面临着外部的挑战。要想保护民族产业，企业不良资产等财务漏洞能否自我填补？如果填补不了，企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又如何活下去？ 　　 “如果要对产业进行保护，在遵守WTO法律范围条件下，财政要有支持力。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确面临两难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中国如果不改革只保护，死路一条；如果不改革就开放，中国民族产业到最后难免全军覆灭。 坚持自主互利理性面对国际合作 　　 外商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也是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廉价并购浪潮中，我国应当坚持自主互利原则，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积极应对跨国公司战略并购。 　　 一、加紧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跨国并购，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监管机构对此极为关注，各国纷纷制订有关法律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约束。 　　 对于外资的并购，我国政府也应按照WTO的非歧视的原则，尽快出台有关规定，不应再对外商来华投资的政策过于优惠，要给国内外企业一个平等的经济发展环境，不能够为了体现招商引资政绩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在购并过程中，工程机械行业各企业同时还要考虑诸如国有资产的保值、经营层的控制、职工身份的转换、企业的长远发展、市场的扩大、自身产品品牌的保留和维护、产品档次的安排等问题，还要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防止一些投机公司恶意收购现象的发生，相关规定的出台也就迫在眉睫。 　　 国家应加快产业安全方面的立法，制定关于维护产业安全的政策法规，提高外资进入关键行业的门槛，建立国家对外资控制行业资产的审查机制，切实维护国内关键产业的安全。特别是跨国公司对我们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活动，要严格把关，划定合作底线，确保中方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 　　 解决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我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 　　 保持自主性，首先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敢于挑战强手的气概。“中国企业比起那些国际一流的大公司，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但我们不能被人家吓住，并就此放弃对于自主能力的培育。没有技术可以学习，没有经验可以积累，没有资金可以逐步筹措……但是如果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勇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就没有了希望，中国工业的自立自强就被抽去了脊梁。” 　　 积极应对跨国公司战略并购的措施建议 　　 一是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战略产业，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 　　 二是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更要处理好开放与共赢的关系，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只有在合资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才能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正确把握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以《公司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要严格履行程序，理性选择适于企业实际的合作伙伴、合作形式，不能盲目资本化运作，防止以搞运动的方式推动企业改革重组。 　　 四是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 【房地产评论】 孙立平：失衡的社会与畸形的房市 在有关房地产的争论中，有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插曲：当任志强因他自己认为是被媒体断章取义的富人穷人分区论而备受抨击的时候，潘石屹则开始高唱贫富混居的理想。 更值得玩味的是，任志强在回敬潘石屹时，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请问小潘为什么不在建外SOHO中盖一些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的类似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普通住房，让为这个社区服务的秘书、保姆、清洁工住在同一个区域中而免去交通来往之苦呢？你会说规划要统一、管理费要统一、建筑产品与风格要统一等等理由，但结果是高房价已使建外SOHO成为了富人区”。任志强更进一步说，“华远曾经竣工的住房中低于4000元/平米的大约占50%，低于2500元/平米房价的大约占10%”。 任志强的这番话，既是对潘石屹的回敬，也是为自己所作的辩解。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其观点的是非，而是其论证的方式。任志强在用自己盖了多少低价房来说明自己不光是给富人盖房子的，说明自己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开发商。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用“只给富人盖房”来指责开发商，而开发商则用自己也给穷人盖了多少房子为自己辩护。在这样的时候，不知道人们是否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生产诸如劳施莱斯、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的公司，需要用他们每年还同时生产几百辆夏利来证明自己的眼里不是只有富人吗？事实上，汽车制造商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这样的辩护，也没有人会逼着他们做这样的辩护。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的汽车制造商专门生产高级轿车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专门给富人盖房子的房地产商就会被人们抨击为见利忘义？以至于像任志强这样在公众舆论面前表现得非常强悍的人物也不得不用自己同时也为穷人盖房来为自己辩护？ 这当中的原因也会有许多，首先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在于这两种商品的属性不同。汽车是一件耐用消费品，而且至少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还不是生活必需的耐用消费品。汽车贵了，人们可以不买。但住房却不同，住房不是一般的商品，它同时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而且是一件最大宗的生活必需品。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告诉人们人人有房住包括租房住，房地产商告诉人们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不现实的，但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仍然是几乎每一个人的心愿和生活目标。 这样差异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住房和汽车这两个领域中商品提供者与消费者关系的不同。当普桑卖到20多万的时候，其暴利的程度比今天的房地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使是在当时，汽车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也远没有今天开发商与购房者关系这么紧张。在今天，在汽车消费中，偶尔的质量纠纷，偶尔的维权，也会发生，甚至还出现过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当中砸毁奔驰车的事件。但总起来说，汽车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总体性对立。即使是开夏利开奥拓的，甚至骑车走路的，也很少有对生产奔驰宝马车的厂商心怀敌意的。而在房地产领域中情况恰好相反。夸张点说，在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商与购房者之间，简直视若仇雠。如果浏览一下各个房地产项目的网站，特别是其中“业主论坛”之类的BBS，就会发现，对楼盘的奚落，对开发商的谴责，占据了相当的版面。而在整个社会上，开发商简直就成了奸商或为富不仁的代表。可以说，就一个产业与其消费者关系的紧张程度而言，很少有出其右者。 商品属性差异的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但问题的症结却远非仅此而已。因为在任何社会中住房与汽车这两种商品上述属性的差异都是存在的，但却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中购房者与开发商都要如此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产生这种现象的更大的社会背景。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对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畸高的房价做过一个很好的分析。他说，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提高价格，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会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买房，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要买好房子，买大房子，买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可是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这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上来。由于住房与汽车不同，住房是一种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因而一般地说，房地产业要比汽车制造业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但要注意的是，我这里所说的社会责任，更多地是对一个产业而言，而不是对一个具体的商家而言。也就是说，这种社会责任至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每一个开发商都要同时为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和群体提供住房，都既要为富人建高档住宅也为穷人提供廉价住宅。这里的社会责任是表现为，整个产业能够提供一种相对合理的产品结构，使得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和群体能够在这些产品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之所在。这就是，不是某一个开发商，而是整个产业走上了一条与普通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背离的高端路线，住房开始逐步脱离居住之所的属性，而越来越成为一种投资甚至热炒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才有去年某市长强调房子是用来居住的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常识。 因此可以说，目前我们社会中房地产业的问题并非是个别房地产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的问题，是整个产业的病态。而这个产业的病态又是与整个社会的失衡联系在一起的。 在若干年前，我和一个搞房地产的朋友经常在私下里争论北京房价的走势问题。当时我的观点是，北京房价的上涨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我的根据是，在北京的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房屋租金的价格却在不断走低。除了少数地区，包括城市中心区在内，甚至租金的水平要低于10年前。如果租金与房价的偏离达到一个临界点，房价就会走低。那个搞房地产的朋友争辩说，我虽说不出这么系统的道理，但我坚信北京的房价会不断走高。事实证明，是我错了，朋友对了。我的推断错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对外来资金涌入北京估计不足。从一些研究的成果来看，除了北京市自身的购买力之外，有两个因素对推动北京的房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外来的投资性或投机性资金。一种坊间的说法是，外地的有钱人纷纷在北京购房，最新的一则消息是“80多名山西千万富翁组团到北京看房”。二是每年超过十万人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大多都不会离开北京，此外每年还有为数可观的“北漂一族”来北京寻找机会。从理论上说，两个家在外地的毕业生在北京安家立业就需要一套房子，如果考虑到独生子女所形成的家庭结构，甚至两个外地孩子在北京安家立业最终可能需要三套房子，因为其父母在退休之后也可能追随而来。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一个失衡的社会里，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若干个特大的城市集中了社会中主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甚至也集中了生活中最主要的机会。这让我同时想起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人们在讨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经常指责他们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去，更不要说农村了。但这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问题，不如说是失衡的社会缩小了他们选择的空间。在美国，即使是一流大学的博士能在排位百名左右的大学找到教职，也会当作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但北京上海高校的毕业生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当中的原因不仅是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学术资源和机会是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因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畸形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表明的是失衡社会中资源向这些城市进一步积聚的过程。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中，会有一个正常的房地产业吗？可以说，房地产的问题，并不仅仅在房地产业本身，更在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状况。 赵晓：房地产已沦为瓜分土地和掠夺存款的道具 www.hexun.com 【2006.07.07 09:53】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翟宇邵轩岚】 　　聚焦博鳌房地产论坛 　　中国房地产繁荣的收益几乎完全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来分享，而成本则由社会来承担。为什么房地产的问题如此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变得如此重要？就在于它牵扯的资产最大，引发的利益分配矛盾以及社会冲突最严重 　　此次来参加2006博鳌房地产论坛的赵晓，身份是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离开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职位后，他的观点变得更加犀利。最近一段时间，赵晓关于房地产的论述被广泛提及，包括本报此前连续刊发的《庶民的胜利》，此文指出新“国六条”及其细则带来了房地产调控理念与方向、房地产发展理念与方向、房地产利益分配的三大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出“房地产已变成一部压榨机器”的观点，直指过去房地产不健康的发展对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危害。在房地产商云集的博鳌房地产论坛，持有这种观点的他，在博鳌不可避免地让地产商心里不舒服，但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所发表演说的题目就是《以自由看待中国房地产发展》，力证在权力与资本联盟，而失地农民与购房者缺乏组织力量从而对公共政策影响力微弱时必然会造成房地产发展的畸形与分配的严重不公。 　　实际上，赵晓对房地产发展的观点，已较早前有不少转变。他坦言，在1998年时他是力主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两年前，他也认为国内房地产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是价格，并卷入许多细节之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价格不是最主要的，空置率、暴利等技术性的讨论也不是主要的，公平、公正、合理的游戏规则最为重要。 谁在瓜分中国最大的一笔资产？ 　　《第一财经日报》：您最近提出一个观点，即“房地产已变成一部压榨机器”，这个观点让那些抱怨买不起房的人们感觉很过瘾。我们想知道，您所说的“压榨机器”，是通过什么方式，如何进行压榨的？ 　　赵晓：我只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并没有想到要让人过瘾或让人不快，这不是我撰文的目的。房地产发展在中国的确已演变成开发商与一些地方政府一起瓜分全国土地资产以及掠夺购房者储蓄存款的道具。 　　我们知道，土地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笔资产，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还是股票市场的全部市值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房地产的收益主要来自土地升值。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民处于弱势，而政策规定全国农民的土地都必须卖给国家，进而导致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分肥，农民土地资产被瓜分的结局；另一方面，国家没有建立健全的住房保障体制体系，个别地方政府更是以市场化为名，几乎彻底地放弃了政府在住房分类供应方面的公共职能，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国人民都被逼着自己去买房并在住房只能靠市场化解决的预期下入市。 　　对于个别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合起来操控和瓜分市场、牟取暴利，有一个最新的例子：媒体报道，呼和浩特从北京请了一个中介咨询公司过去专门为其出谋划策，共同运作呼和浩特的土地经营，目的是推高房价和地价。结果到2005年，呼和浩特的房地产涨幅全国最高，与此同时，经济适用房建设的降幅也达到了全国之最，剧降60％多。这已经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个掠夺场。 　　根据公开的数据，2005年地方政府从土地方面获取的收益高达5000多亿元，开发商利润在1000亿元以上。然而，这样的收益是以农民土地的损失和购房者的存款损失为巨大代价的。 　　中国过去的进步在于市场化及其驱动的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未来最大的希望则是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再加上外向型经济，但城市化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要首先明确房地产的游戏规则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房地产的收益到底应该怎样来分配？这些年，房地产的发展模式是畸形的，是我所概括的“你发财我发展，成本社会掏”的模式，即只有单纯的房价市场化，土地产权却不市场化，并且几乎谈不上住房保障体系，某些地方政府像商人一样追逐利益最大化，但对市场秩序不管不问，甚至与房地产商一起操纵市场（如呼和浩特市的例子），最终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中国房地产繁荣的收益几乎完全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来分享，而成本则由社会来承担（农民承担失地成本、地方承担环境破坏成本、购房者承担不合理房价成本、银行承担房地产风险成本）。为什么房地产的问题如此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变得如此重要？就在于它牵扯的资产最大，引发的利益分配矛盾以及社会冲突最严重。 　　《第一财经日报》：那应该如何避免开发商与某些地方政府的联合，对土地资产的进一步瓜分？ 　　赵晓：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确保地方政府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职能，在住房的增长导向、效率导向以及市场化取向与住房的民生导向、公平导向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取向之间取得平衡，在此基础上重建房地产发展的游戏规则。为此，在当前，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地方政府领导在住房公共职责方面的经济责任制，最有效的就是“一票否决制”。也就是说，如果房地产问题处理不好，那么地方领导的乌纱帽就要被拿掉。 　　除此之外，还要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并且完善市场监管。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则是明晰土地的私人产权。我个人主张，对农民的土地或者集体土地，应该与城市土地一样，实行“同地、同价、同权”制度。可以尝试一个村成立一家公司，由这家公司来运作村里的土地，哪个开发商出价高，土地就卖给谁；当然，农地公司也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土地的收益。 　　另外，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发展仍需要明确并强化政府的监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建立在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严厉监管基础上，开发商产品如果出现安全问题、质量问题、短斤少两问题以及信息披露失实问题，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并且美国政府在维护信息的对称性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强势的消费者才能与强大的开发商有大体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但是中国的个别地方政府，只热衷于土地拍卖的收益，热衷于经济增长，并且与商人勾结，完全失去裁判职守。显然，如果政府不维持市场的公平交易，房地产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 　　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严加市场监管，对那些提供虚假交易信息、欺瞒、欺诈消费者的开发商予以重罚，罚得他们倾家荡产，这样才能对开发商产生足够的震慑力量，建立起市场的秩序。 　　另外，政府还应该完善现有的税收制度，特别重要的就是征收不动产税和物业税，以此防范投机，同时也能从中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改变，从注重招商引资转向注重本地的治安和环境建设等有利于安居乐业的方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个测算，如果开征物业税，全国的房价将平均下降18%，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国债的办法来弥补收入损失，因此这一转变是可行的，从长远来看它将带来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市场需要什么游戏规则？ 　　《第一财经日报》：从“国六条”及九部委细则看，中央已开始关注住房保障体系的问题。实际上，住房保障体系是解决目前“买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这一问题的关键。您认为如果要健全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赵晓：暂且不谈住房保障体系。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各地能否最终落实中央的“国六条”和九部委细则。这可以说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今后，住房保障体系的健全还有赖于“国六条”和九部委细则的落实情况。但如果新“国六条”及其细则都得不到贯彻落实，那就甭论以后了。对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最重要的是从落实“国六条”细则出发，去逐渐制定一个符合民生利益、符合社会公正与市场效率的新的游戏规则。 　　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发展的健康的游戏规则，应该是政府与市场各安其位，同时市场秩序规范良好，能够保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一套制度安排。当前，中国房地产的规则调整，特别重要的是从效率导向向公平导向、从增长导向向公平导向、从住房市场化导向向住房分类供应转变，尽快从当前“劫贫济富”式的利益分配格局转向“劫富济贫”（香港模式）式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走向共享繁荣、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第一财经日报》：前不久传出的消息是，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土地出让金重新按比例分配的问题。这是否是避免土地资产被进一步瓜分的举措？这一举措对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发展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赵晓：中央希望房价稳定，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房价上升，两者之间的博弈一直都存在。如果对土地收益进行重新分配，在一定时间内，相信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房价涨幅的抑制肯定会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央手里的牌多了，而地方政府手里的牌少了。 　　但是我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无法判断这一变化的长远影响。我所知道的是，房地产利益追逐及其失衡，从深层上讲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在事权、财权方面的分配。在1994年以前，中央的财权只有40％多，同时其事权占到全国的60%左右，地方政府则反之。但在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被分配更多的事权，现在已占60%左右，而财政收入却缩减至40%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权，则相应要么减少其事权，使两者匹配，或为其打开另一条增加收入的途径，否则在事权、财权本来已不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压力将更大，其行为必然产生新的扭曲。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房地产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问题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有些问题超出了房地产，因而房地产游戏规则的创新，必然牵涉到更加深刻的制度创新。 　　　　 ------------------- 赵晓：从新国六条细则看地产游戏规则变革 新浪房产 　　主持人：下面有请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先生发表主题演讲，演讲议题：从新国六条细则看中国房地产发展游戏规则的变革。 　　赵晓：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房地产的问题，我和前面的专家有分歧。我跟您的观点有两点不同的。第一，要科学的历史的具体的看待公平的问题，这一点我认为提得非常好，如果真的按照这个原则来做，我们发现中国房地产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所以我不同意效率优先，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国的房地产增长也是全世界最快的，所以效率不是问题，问题在于98年以来，整个的房地产发展都没有讲公平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大家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是否过热，效率是否太高了，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公平。 　　所以科学的历史、具体的看待公平和效率，应该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国六条准确的反应了这一点，所以我提出不同，大家可以讨论和商榷。 　　管制总体的看法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在1999年和张维宁教授讨论管制的时候跟您的观点是一致的，全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对房地产不管制的，有一个例子，新加坡的管制是全世界最高的，新加坡不允许一个人拥有两套住房，拥有第二套住房必须卖给政府，全世界公认新加坡的住房解决得最好。我们要进一步明确住房的性质，住房有特殊的地方。 　　我强调一句话，现在很多人对国六条，特别是国六条的细则持有批评的态度，尤其是我以前的朋友，我们都主张市场，主张效率的，同时特别反对政府管制的，他们对国六条和细则，意见尤其的多。他们认为弯拐得有一点急，我认为里面有政府的痕迹，应该完善。弯拐得急，是因为拐弯太晚了，但是拐弯的方向是政策的，而且时机选择得很好。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牛市和发展得非常好的态势，在这样情况下调控是非常适合的，股票市场以前是往下走，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房地产市场是在大牛城市得情况下，发展得非常好，宏观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做一些调控时机是非常好的，为什么房地产市场这么重视，很多人非常关注。我非常感谢博鳌论坛，去年我参加了，学习了很多的东西。 　　我关注房地产是因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手段。98年我就和任志强讨论，当时我们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鼓吹者，这没有错，房地产经济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并且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我本人没有很好的研究房地产。 　　我经常讲话，就说我是房地产的外行，但是也没有几个人是房地产的内行。刚才中国房地产报的单总说了要从大层面从大财经的角度看房地产，所以包含了宏观、制度、经济，这三个层面懂得的并不是很多，我是从宏观的经济关注房地产，经常和开发商搞一些讨论，有的时候被人抓去PK，我认为不要参加PK，因为参加后要说极端的观点，大家争论泡沫、暴力、控制力等等。这样的争论，包括我们组织的博鳌论坛的学习，我认为这些问题无关紧要，都是技术和细节的问题，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游戏规则的问题。 　　如果游戏规则没有改变，暴力、控制力、泡沫等问题，都不会妨碍挣钱的人挣钱，破产的人破产，绝望的人绝望，这样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逐渐我认识到，房地产中最重要的是公共的问题，重要的是游戏规则的问题，游戏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从98年开始，当时，国家的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经济不景气，大家都想通过房地产的发展，启动中国的经济。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是先天不足，是国家的机会产物，政府需要经济增长，就需要房地产，后来发现经济过热，这样就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敢对外贸部门调控，通过调整汇率调控外贸部门，可以有效的调控中国的总需求，因为出口部门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太大了，城市里面创造的就业是800万，出口部门创造的就业是200万，所以就调控房地产业，这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房地产。 　　房地产的发展是有很强的公共性的，住房对很多人来说，不是普通的商品，不是有钱就可以吃海鲜，没有钱吃海鲜一样，而是有钱没有钱都要居住的问题，所以存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有增长和民生的问题，有住房市场化的问题，也有住房保障的问题，在我国有一点先天不足，刚开始强调的增长和效率导向，强调的是市场化的导向，其他的被忽视了。 　　中央政府和地方又在博弈，当中央政府强调通过住房启动经济，地方政府就走得更远，例如全国的投资增长18%是来自于房地产，很多地方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房地产业，这样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方面不予遗力。反而民生保障和住房供应体系就没有人关注。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西方的制度下地方官员做了一百件好事，没有解决好住房的问题，一票否决，所以没有地方官员说，希望房地产和地价上涨，其他的可以不管，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制度保驾护航的。我们的地方政府如果发现有好处，可以廉价的将投票权投出去的，就形成了非常畸形的发展模式，就出现了瓜分全国的土地资源。为什么房地产重要，因为全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比房地产还要重要，比房地产牵涉的资产还要多。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在IPO之前，没有超过十万亿的，股票市场的市值是数万亿的，去年股票市场融资额不过300多亿，大家都在骗钱，也不过是骗了300亿元而已，中国最大的资产是在房地产，全国的土地价值25万亿，过去很多年我们知道土地市场增值一倍以上，例如武汉、沈阳等等。 　　房地产市场也牵涉到全国的居民存款，全国的存款是17万亿，中国没有一件事比房地产更大，牵涉到了中国最大的资产，最大的利益分配，最多的群体，所有的人都关心房地产，住房的问题，绝不是简单的商品，包含了游戏规则。 　　过去的游戏规则，政府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只考虑增长导向，不考虑民生，只考虑住房市场化，不考虑住房保障体制。将全国的土地收归所有，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强势的利益集团瓜分全国最多的土地，也在掠夺全国的储蓄资产，本来是好的事情，结果发展就变形了，这样的竞争已经若干年了，我们知道已经进展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方。 　　大家知道，民愤很大，并不是煽动起来的，而是有这样的基础。有人说，不购买房了，大家说，不购买房过两年房屋上涨了，就亏了。这说明对游戏和公共政策不满，对微弱和无奈的声音，我们漠视不听取，没有相应的政策回应，终于有一天就会用爆发的声音让每一个人听到，就象9.11一样让大家知道。如果再改变就困难了，98年来，最重要的房地产文件就是新国六条以及细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带来了三大的改变。 　　一、带来了房地产调控的理念和方向。 　　过去的调控房地产，是因为有泡沫，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调控房价，让更多的消费者购买房屋。现在我们发现这些理念和方向改变了，房价是很难回落的。即使房价回落，到了合理的地步，符合价值的情况，很多人还是购买不起房屋，所以不能期望调控房价解决居民住房的问题。老百姓购买住房是当前最大的矛盾，有可能是房价太高，也有可能是收入低。如果房价调低还购买不起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是世界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调控房价是不可能的，所以转向了住房供应的调控。 　　现在主要是调控供给，我认为调控的理念和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住房的发展理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强调住房的支柱产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强调公平和民生导向。不能说这两个文件可以保障将来建立住房供应体系，但这是调控方向。 　　二、调控可以带来利益分配，过去的利益分配是不公平不足的，现在就会公平一点，香港跟我们的做法有一点相似的，香港也是高地价竞拍，但是竞拍的钱补贴给穷人，香港的做法是劫富济贫的，政府承担了公共责任，我们过去是劫贫济富，这样的做法要改变。所以本次的调控有一点急，还需要改善。土地产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游戏规则也要改变，而且也要有效的监管，这样就有了游戏规则。 　　美国出现了住房质量和缺斤短两，中国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呼和浩特，政府请专业的人推动房价，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抬高房价，消费者就没有活路了。要有有效的监管，就会出现市场化的房地产，价格是跟随市场调整的，政府要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得太多，时间已经到了，最后给博鳌论坛提一个意见，每次请了很多的人，而且有创新。 　　还有几天的会议，剩下的几天内，是否可以邀请另外的一部分人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代表，他们是不购买房屋的代表，我们也可以听听他们的声音，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市场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同时我也非常期待，房地产的青年领袖的评选可以成功，因为大家期待房地产新的形象的出现，已经被妖魔化的房地产形象有所改变，我知道有一些扎扎实实作事情的房地产，你们要富了要承担责任，要富了而快乐，我们的快乐是和大家的快乐联系起来的，如果大家都快乐，我们的注定都是快乐的。 仲大军：我国房地产资产升值和资产通胀的外部性 作者：仲大军 文章来源：开放导报 更新时间：2006-6-24 我国房地产资产升值和资产通胀的外部性 　　■ 仲大军 ／文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 100031） 　　[摘要]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国的货物和资产都显得相对廉价。外部世界不仅从我国大量进口可移动的贸易品，还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大量“进口”中国的土地和房地产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房地产商品的价格上涨。所以，研究我国的房地产问题，必须从对外贸易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我国这几年来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纳到货币政策和汇率问题。房价上涨的部分原 因在于外部输入的货币量过多，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偏低，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保值升值，使这一稀缺资源充满了投机性。 　　[作者简介]仲大军（1952—），山东济南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 　　一、我国正在发生资产升值（资产通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似乎远离了通货膨胀，自1998年到2005年8年间平均通胀率仅为0.6%。但在物价平稳波动中，商品房价格却鹤立鸡群，上海和杭州的商品房价在这七八年间大约上涨了四五倍，一般中小城市的房价也有几倍的涨幅。 　　房地产商品的涨幅大大高于其他消费品的涨幅，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资产升值的表现，也可以称作资产通胀。资产通胀的特征是：其他消费品价格不涨而带有资产性质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对于中国来说，资产通胀是通货膨胀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实质是富余货币更多地涌入资产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中去。 　　资产通胀在一些发达国家都发生过，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房地产和股票价格飞涨，而同一时期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却很低。美国这些年里也在发生着资产通胀，譬如股市在90年代后期出现暴涨，股市萧条下去之后，房地产价格又涨起来。很多美国家庭的收入没有增长，然而家庭资产却增加了许多。资产通胀到底算不算通货膨胀，如何把它归纳到常规的通货膨胀范畴里去？这还需要我国统计部门进行研究。 　　资产升值对于有房产者是个福音，对于无房者是个噩耗，它增加了拥有房产者的家庭财富，但加重了购房者的生活压力，使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它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种选择，既可以选择投资中国，也可以选择撤离中国，但对于国内外投机者来说则是机会，他们既可能赚钱，又可能亏本。 　　从国家角度来说，资产通胀往往会给出一些错误的经济需求信号，房地产过热会加大实物经济的供给，在一个时期里拉动经济增长，但最后可能造成生产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给投资者带来损失，使一个国家经济产生紊乱。资产通胀还不同于资本膨胀，股市上涨牵动的是货币资金的流动，而资产通胀带动的是钢铁、水泥、交通等实物经济。因此，要对资产膨胀特别引起注意。 　　但是，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原因（如汇率偏低），资产类商品价格上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我国，土地和空间都属于稀缺资源，房地产商品的不断涨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资源的紧缺性。因此，深入研究目前我国发生的资产通胀的原因，是当前我国重要的理论课题。 　　二、我国资产通胀的外部性 　　比较起食品、服装、家电、生产资料这一类消费品，为什么房地产商品价格上涨这么多？它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引起我国资产类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有许多，首先在于它的外部性，即外部影响因素。 　　这些年里，我国成了进出口大国和外国投资的大国，每年有五六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进入我国。这些外部资金进来后，不仅要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还要购买土地、厂房、写字楼、住宅等。因此，大量的外商投资，必然带来大量的对国内房地产商品的需求。 　　实际上国外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对中国不动产商品的一种购买，进入中国的投资除了用在机器设备、生产资料方面，再就是土地、厂房、住宅等不可移动的资产类商品上面。我们可以把国外的直接投资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土地和房产的一种进口行为。由于近些年是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高峰年，因此，外商对中国房地产商品的购买量是巨大的。实际上这是中国房地产商品的对外出口，这种“出口”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商品房价格的上涨。 　　目前，外商所拥有的商品房、厂房以及住宅房面积占我国总房地产面积的多大比例？政府统计部门可能还没有详细的数据，但估计数量一定不少。以加工出口贸易占我国GDP1/3这一比例来测算，外资在我国所拥有的房地产资产已经相当庞大。看看北京周边一些高档别墅区，大部分居住的是外资企业的高管人员。来华经商的外企人员到底消费了多少房地产商品？这一数字极需统计部门进行摸底统计。 　　三、我国商品房涨价的内部原因 　　从内部因素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住宅商品仍处在较大的需求状态。由于市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就使房价有了不断上涨的理由。北京在2005年销售经济住宅房时出现了提前几天排队的热闹现象，这种强烈需求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住宅商品仍是广大城镇居民迫切需要的消费品。但是，房价上涨与需求有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需求。由于当前的市场统计在数字上有很大的争论，我们还难以断定商品房真实的供求关系，但导致商品房价格上涨的另一些因素却是很明显的。 　　首先，房价上涨与房地产领域的暴利有很大关系，开发商们从中牟取暴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从外部客观原因看，房地产商品又有着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给开发商牟取暴利创造了条件。 　　住宅商品属于耐用性消费品，具有使用时间长的性质，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投机价值，因此这种商品具有很大的保值和增值性，它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和投机品。商品房的这种特点，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充满了投机性。在这种情况下，当社会的收入分配拉大差距，当一部分人群拥有了较多的储蓄，这些剩余资金便不能不向房地产市场聚集，这就导致了房价不断上涨。 　　另外，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压力总是要通过某种商品的价格发泄出来，而房地产商品就成了我国通胀的宣泄对象。1988年和1995年发生的两次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日用消费品价格上。而我国今天的通胀特点是：一般消费品价格不涨，房价却在不断上涨。 　　进入21世纪以后，住房私有化改革基本完成，房地产商品迅速成为城镇居民的最大消费商品，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艺术品市场也都已建成，我国经济也走出了短缺状态，供大于求已成为基本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各类消费物价很难上涨，除了一些垄断性的和服务性的商品价格有所波动，最有可能上涨的就是房价。 　　四、资产价格上涨的货币因素 　　物价上涨，除了有需求因素，还有货币的因素。房地产商品价格上涨，除了有需求和投机因素，也存在货币量增多、需要寻求实物以进行保值的因素。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年里，我国的货币供应到底多还是少？货币政策到底是稳健、积极还是保守？ 　　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 　　-0.6%、-1.3%、0.8%、0.7%、-1%、0.9%、3.3%、2%，8年的时间里我国通货膨胀率平均只有0.6%！这使我国出现了连续几年的通货紧缩。但是这些年里，我国的货币增长量平均在17%左右，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按西方国家传统的货币理论，M2增长率高于GDP和CPI的增长率之和就属于货币供给过大。但中国的情况是，广义货币增长率多年在17%左右，国内也没有出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的通货膨胀。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私有化和货币化进程中的国家，大量进入市场的商品需要新增货币去对应，货币增长率较高是客观的需求。例如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直到21世纪初才完成，目前我国城镇住宅面积大约80多亿平方米，以均价为4000元一平米计算，我国城市住宅的市场价值大约为30多万亿元，而农村住宅面积大约有200多亿平方米，以每平方米500元计算，总价值在10万亿左右。自1998 年之后，我国大约有价值三四十万亿的住宅商品进入市场，这就需要提供相应的货币来进行交易。并且，住宅市场私有化越彻底，货币化程度越高，所需要的货币量越大。正是这种原因，自1998年我国公房改革后，住宅商品立即对我国的货币供应产生了直接影响。 　　除了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艺术品投资市场也逐渐成熟和完善，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属于商品的资产类产品现在都显露出它们的商品性。譬如今天的艺术品市场，至少要有几千亿的市值。而股票市场早已达到几万亿的市值。这些资本和资产市场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货币的去处，因为它们具有货币储水池的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之所以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主义不起作用了，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挥了调节货币量的作用。当日用消费品都处在供大于求的状态时，物价基本上不会发生上涨波动，多出来的钱只能涌到资本和资产市场。譬如股票、文物、艺术品、房地产等领域。美国的格林斯潘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才放松了货币政策笼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我国自1998年到2005年的货币供应量，我认为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相对保守的，广义货币平均增长率大约只有17%，这还是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货币增长量。如果扣除外部作用，这些年里我国的货币增长率估计只有13%左右。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保守的货币政策，我国出现了持续八年多的低通胀状态，这也使我国的资产通胀稍显得温和（见图1）。 　　图1 1992年至2005年我国货币和GDP增长率 　　并且，资产升值还有一个与其他消费品争夺货币的关系。如果是在一个货币量固定的状态，资产价格通胀越是厉害，越会挤压其他消费领域的货币流量，甚至会使其他领域的物价更加降低。这就是资产价格上涨与货币供应及其他物价的关系。这种现象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很相似，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大涨，但消费物价不涨。这种情况与美国最近几年的资产膨胀也十分相似，房地产价值在上涨，其他物价不涨。这就是资产膨胀的特点。 　　那么，保守的货币政策是否就说明我国不会发生资产通胀呢？我们还要看到来自外部的压力。 　　五、 我国发生资产通胀的外部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房地产商品的涨幅每年平均在7%左右，个别地区高达30%。这还是在政府一再调控下出现的状态。假如取消政府调控这一因素，完全凭市场因素来自由放纵房地产商品价格，今后我国很可能出现一波历史性的资产通胀。 　　之所以这样判断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汇率导致的外部因素，二是国内的需求和投机因素，其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外部因素。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采取了相当谨慎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货币增长率，但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使我国的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有抑制不住的增长趋势（参见图2）。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外部资金大量进入我国，在我国新增货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图2 1978年至2005年我国广义货币量、GDP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状况 　　在汇率、利率、贷款等各项调整货币量的要素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些年里，我国实行了低利率政策，使人民币这一金融资产显得很廉价，贷款的成本很低，因此使国内经济十分活跃，甚至2003年一度出现了经济过热。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定得过低，使人民币在各国际货币之间特别是与美元比较起来，是一种真实价值大于名义价值的货币。正是由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定价太低，导致2002年以来，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涌进我国。2002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约2800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底，增长到8350亿美元，3年间增加了5500亿美元。而在2006年第一季度过后，我国外汇储备已增加到8700多亿美元，估计到2006年末，将突破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2003年到2006年4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将增加三倍多。 　　这么多外汇涌入中国，不都是冲着人民币升值来的，目标不仅有套利，也有购买廉价资产和搞资产投机。最近这波沪深股市上涨主要是外来资金拉动的。2004-200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暴涨，是外部投机资金拉动的。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的深圳房市大幅上涨，也与外部投机资金炒作有关。由此可见，一个汇率问题，牵动了国内市场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查找房地产市场上涨的原因，不能不追踪到人民币汇率上去。 　　笔者在2002年就呼吁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如果自那时起央行就及时地使人民币适当升值，可能今天的局面不会这样被动。但是，我们的行动晚了，几千亿美元的投机和投资资金已经进入中国。这折合几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金一旦进入我国，必然对我国的资产价格产生影响。如果我国对这些资金控制得当，它们将起到活跃经济的作用。如果控制不当，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的投机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不提出中国能否避免资产膨胀的问题。 　　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都是由于本币升值而导致外部资金的进入，大量的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比较起来，当时日本的广义货币增长率还没有中国今天的高，平均增幅大约在12%左右，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彻底货币化的国家，这一点中国与日本有所不同。即使在这样一个幅度，也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出现了严重的泡沫。 　　六、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国内的资产升值 　　我国这几年来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纳到货币政策问题和汇率问题。目前我国的资产通胀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由低汇率引起的房地产这种稀缺资源的价格通过市场在自我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研究问题时不可忽略外部的因素。 　　汇率乃是衡量一国资产价值的介体，人民币定价过低，必然导致外部国家对中国货物和资产的大量购买，这种购买是全方位的。国外将大量的生产企业迁入中国，不仅需要从国内购买原材料，雇佣劳动生产工人，更需要土地、厂房、写字楼、工人宿舍和高级管理人员生活居住的住宅。再加上投机因素，这一切都足以使我国的资产充满着升值的压力。 　　从汇率角度看我国能避免资产膨胀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能否出现上世纪80年代日本那种资产泡沫还很难说。2006年很像日本的1985年，都是货币开始升值的年头。人民币从2005年到现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升值了4%，再下去的几年里，人民币估计至少还有10%～20%的升值空间。因此，在今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将是外部投机资金最活跃的时间。中国如果不能控制住这一场资产炒作，顺利地度过这三四年，可能会出现一场经济泡沫。 　　因此，当前规范房地产市场，决不是建设部一个部门的事，而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来密切注视动态，采取正确的措施来应对由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带来的经济波动。这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中国如果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中国经济将进入下一个平稳发展的历史时期。 就眼前的事态看，出现房价上涨，政府部门也不能一味地进行价格控制，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外部资金与国内资金的较量。如果你不买，外部资金就要抢先，就要抄底。这与股票市场的道理一样，外部资金进来就是要抄底。这次沪深股市就被外资抄了大底，国内资金只有跟风了。5月16日800多亿元的成交天量，很可能就是外资的一次胜利大逃亡。从房地产市场看，上海已经被外资炒过了，深圳和北京正在被炒作。 　　面对国 内经济的新形势，宏观层面一定要有新意识，再按传统的老办法老思路考虑问题已经不行了。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国内市场，这就是国际化和全球化。政府管理层必须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找出适当的措施应对新问题。 　　七、资产通胀带来的社会问题 　　资产通胀从好的方面说是国内居民为保卫资产防止外部人购买的一种手段，它提升了中国资产在国际上的价格。但是，房价等资产类商品价格暴涨，还会导致另外一些结果，那就是加大了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这种压力主要表现在住房消费比例大大增加，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根本不存在住房消费压力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住房消费的比例甚至要高过吃穿的比例。如何来测算这种压力呢？我们可以对那些已经贷款买房的家庭来分析，每月几千元的分期付款一般要占到家庭收入的30%，有的占到家庭收入的50%还要多。在上海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买房的家庭，不得不缩减了其他领域的消费，因为家庭收入就这么多，买了房就买不起别的。如果是这种情况，资产膨胀的结果是导致一部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测算城市居民生活压力的另一个标准是国际间沿用的标准，即一套住房的价格一般是年平均家庭收入的6倍。而今天我国城镇的房价大大超过了这一标准，房价往往是家庭收入的15倍、 20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城镇居民根本买不起房，不得不放弃买房的念头，深圳出现邹涛呼吁不买房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些年里，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不大，但人们始终感到生活的压力在加大，主要是因为住房、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价格在上涨。 　　继续分析，资产通胀还可以使我国社会出现一个“无资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特征是：他们可以有饭吃，有衣穿，但没有固定资产，他们的一生可能都要在租房住的情况下度过。如果要有的话，也只能靠银行贷款，背上几十年的债，冒着一定的还贷风险去积累自己的房产。房地产价格上涨使拥有房产的家庭其财富量迅速增加，而不拥有房产的人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无缘。 　　另外，资产通胀还会导致地区间的资产价值拉开更大的差距，东西部地区不仅存在着收入差距，更存在着资产差距、 财富差距。那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其家庭财富更是比其他地区成倍地增加。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北京有大约150万个百万富翁，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这里所说的财富是指这些家庭的不动产价值，并不是指他们的年收入。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些年里，北京和上海这一类大城市冒出几百万个“百万富翁”来并不是稀罕事。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和资产收入已经成为富裕群体牟利的重要手段。掌握资产类商品是当前社会的一大特点，拥有资产类商品，便可以赚取利润，在一个资产不断升值的社会，拥有资产者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房地产业目前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富裕群体正在抢购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类资产（住房、商业房产等一切可以出租、转卖和投机的不动产）。普通的消费群体是无法与这样一个富裕群体进行价格上的对抗的。你可以罢买，我可以租房给你。我国社会正在形成这样一个结构：有房群体和无房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办？提高房贷率和首付比例吗？那样做只能使更多的怀有买房希望的购房者远离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难道正在离“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渐行渐远？于是人们将希望寄托到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上，但是，至今人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影子，即使等到廉租房出现了，也只能证明中国的社会在市场化改革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希望的。 　　总之，资产通胀问题已经成了当前我国应对的重要经济问题。 【法学研究】 沈宗灵：批判法学在美国的兴起 【关键词】批判法学 自70年代末以来，一个通称为“批判法运动（Critical Law Studies Movement，简称CLS）的思潮在美国法学领域中开始出现，以后不断兴起，至今仍盛行不衰。从80年代美国法学刊物的目录来看，在有关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学理论方面的论文主题中，批判法学占有首位，在同一时期，美国一些著名法学院曾多次召开批判法学的学术讨论会，有的法学院更开设了有关批判法学的课程。据有的评论文章指出，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来自某些名牌大学，特别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他们大多较年轻，也多致力于并善于传播自己的学说，因而这一运动不会转瞬即逝（2）。这一思想在美国兴起后已影响其他西方国家的法学。 ( http://www.tecn.cn ) 关于批判法学的性质，一般认为是“现代法律思想和实践中的左派运动”（3），“法学领域中左派学术思潮”（4）。严格地说，批判法学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群具有各种不同观点但却都以批判正统法律思想为特征的左派法学家（主要是年轻一代法学家）。现代西方社会中所讲的“左派”泛指一种比较激进的政治倾向。 ( http://www.tecn.cn ) 就政治或理论倾向而论，这些批判法学家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形式主义的左派法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教授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和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等人。第二类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法学家，包括莫顿?霍维茨（Morton Horwitz）、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教授马克?图什内特（Mark Tushnet）等人。第三类是不属于以上这两类的左派法学家，包括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等人。“新马克思主义”，或称“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指西方发达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 ( http://www.tecn.cn ) 批判法学家不仅有这三类之分，而且在每一类批判法学家内部，每人又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尽管如此，所有批判法学家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正如上面已指出的，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属于左派。第二，这一法学是对“正统”法律思想的批判和挑战。它所讲的正统法律思想，是“自由主义”法律思想或“自由法条主义”（liberal legalism）。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法律思想在历史上的代表是英国17~18世纪思想家、法学家洛克（Locke）、霍布斯（Hobbes）和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等人。但批判法学家真正要批判的是当代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些法学家，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里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以及在法学领域中有较大影响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人。第三，批判法学的批判范围不仅直接有关法律思想、制度，而且更扩展到其他思想领域，特别是社会理论、政治学的问题。也正因此，有人认为，批判法学是一个“政治运动”（5），有的更声称，“批判法学旨在改革。它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实现一套价值。”（6） ( http://www.tecn.cn ) 就批判法学的思想渊源而论，有的认为来自20~30年代美国史学的进步传统（例如C.比尔德的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和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7）；有的认为来自德国M.韦伯的社会学说，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哲学；也有的认为来自马克思主义（8）。 ( http://www.tecn.cn ) 由于批判法学的众说纷纭的特点，本文在评介这一法学的暂且以三个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为代表。 　　 一、邓肯?肯尼由对布莱克斯通代表作的分析 　　 邓肯?肯尼迪于19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布莱克斯通的<释义>一书的结构》的长文，对英国18世纪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代表作《英国法释义》——（1765年~1769年出版，在美国革命时期在英国和美国就同样畅销，对美国接受英国法传统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曾在西方一些国家流传，已有德、法、意、俄译本）——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邓肯?肯尼迪这篇文章是批判法学在美国开始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 http://www.tecn.cn ) 邓肯?肯尼迪首先指出，法学家在对法律规则进行分类、分析和解释时，一般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力求发现实现社会正义的条件；其二是企图否认一个真理，即对我们自己周围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人际关系有一种痛苦的矛盾感。但前一个动机是一种幻想；后一个动机是一咱辩解（apology）的手段，即企图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神秘化，使他们相信一种奴役状态的“自然化”、“自由”和合理性。他的文章着重探讨第二个动机的问题，即企图否认和辩解的动机。他认为，就这一问题而论，布莱克斯通的书值得特别注意。因为第一，他在美国法律思想的自由主义模式方面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学说在英国第一次通过学术形式使现状合法化。第二，他在一个对现代读者颇为陌生的较大结构中提出了一些人们并不陌生的论据和范畴。第三，他的书特别使人难以信服。尽管他对乌托邦式的法制事业作了许多贡献，但《布莱克斯通的<释义>一书的结构》一书，总起来说，显然是使纯粹的社会现象“自然化”。由此可见，邓肯?肯尼迪企图通过批判布莱克斯通的书来批判当代美国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法律思想。 ( http://www.tecn.cn ) 邓肯?肯尼迪既要着重分析人们企图否认这样一种真理：即对人际关系的痛苦的矛盾感，因而他就进一步分析人们人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他认为，美国法律文化使人相信，个人自由目标的实现既必须依赖社会强制行为同时又与它不相容。其他人（家庭、朋友、政府官员、文化界人物、国家）是必要的，他们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并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不受毁灭，但在构成和保护我们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