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第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五　　Ｐ 　　　　　　　　　　Ｉ　　　　　　　　二零零六年　　第五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总第二十三期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特稿】 韩德强：略论混合经济、政治、文化体制 【“文革”研究】 金宝瑜等：「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 老田：文革后“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张德元教授农村文革回忆文章读后感 老田：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王霄：文革四十年祭 杨帆：对港报记者谈“文革” 崔之元：答香港星导日报记者关于文革问题 韩德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 【“改革”大讨论】 刘国光：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 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高梁：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仲大军：腐败型和剥削性贫困不应被忽视 【“新西山会议”专题】 张勤德：“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 刘日新：质疑西山会议的“精英”学者 师志凌：试探今日西山会议派的真面目 杨帆：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中国面临全局危机。 河北干部：“新西山会议”是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危险信号！ 【全球视角】 李向阳：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瓦迪·哈拉比：中国日益面临世界资本主义的挑战 【书里书外】 汪晖：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几个问题 孔庆东：解读——鲁迅《孤独者》 ------------------------------------------------------------- 【特稿】 韩德强：略论混合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征求意见稿） 2006年4月27日修订稿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的确取得了显著增长，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弱化，对外依存度过高，产业的国际依附性日益增强；产业的地区布局越来越失衡，内地依附沿海，成为资源和劳动力的储备地区，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指标与社会发展指数之间出现负相关，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 正是这种现实，引发了对改革的方向和中国前途的大争论，也引起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关系的大争论。参与争论的各方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能否重建新的共识，既关系到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成败得失，又关系到未来中国的走向，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十三亿人民的福祉和命运，意义重大。 我认为，争论各方的分歧并不在对目前问题的诊断上，而是形成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出路上，是在目标模式上。“资改派”以私有制、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为目标，“社改派”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领导为目标模式。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的立场问题。“资改派”指责后者只考虑工农利益，要回到过去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老路上去，狭窄偏执；“社改派”指责前者只考虑官、产、学、媒的精英利益，要搞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反党反人民。“资改派”指责执政党专制自为，“社改派”指责共产党违背宗旨，不再为人民服务。“资改派”希望改变政治体制，实行多党竞选；“社改派”在逻辑上希望共产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实际操作上也往往设想党内分权制衡。双方各有自己的理论资源，各有相应的历史依据，各有自己的听众群，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上都可以形成尖锐对立的观点。由此甚至可以判断，不但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社会也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这种情况，却最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感情、立场和理论观点。 在这场争论中，执政党在哪里？或许倾向“资改派”。面对质疑和争论，“资改派”的代表人物高尚全自知不能靠说理取胜——这是他比张维迎高明的地方，于是请求执政党出面来压制争论，为他们的改革目标保驾护航。 但是，执政党是不是也在犹豫呢？执政党的改革目标是否就真是高尚全他们的目标呢？似乎也不见得。因为，按照他们的设想，共产党不但应该分成两派，而且恐怕应该成为多党竞争中的一党。或者，应该与时俱进，改变共产党的名称，以符合党的实际政策取向。这才符合他们理想中的英美的社会模式，才实现了改革的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社改派”代表着执政党的历史和理论，是共产党可以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社改派”置之不理，则执政党将既没有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社会契约型的合法性，又丧失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历史的合法性，执政地位同样也岌岌可危。 因此，面对两派的争论，执政党的犹豫是显而易见的。以小人之心度之，这意味着要执政党放弃现成的政治权力，怎么可能呢？以君子之心度之，执政党之所以愿意部分接受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改革，并非是为了重走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国的富裕和强大，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去执政党也许并不清楚高尚全他们的目标是美国化，是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老路，现在清楚了，也许就会分道扬镳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执政党真相信美国式政改是中国的出路，愿意为了人民利益而放弃政权，未来的多党竞选机制是否就适合一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分裂，落到“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真是很难逆料。 但是，如果接受“社改派”的主张，搞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又会意味着承认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方向性错误，否定改革开放的许多成果和政策，特别是否定国企私有化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检讨引进外资和加入WTO政策的得失，得罪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和拥护者，也可能使政权不稳。 左右为难之下，执政党怎么表态都不容易。 出路何在？或许在于两派之间，探索一个混合经济、政治、文化体制。 一、混合经济体制的理论定位 其实，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材都承认，带头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其经济体制是也混合经济体制，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计划和市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相互增强。正是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走上降低成本、扩大产量的规模经济之路，形成巨大的垄断型企业，要求政府进行反垄断控制。正是市场内在的两极分化趋势，要求政府开征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正是市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要求政府进行反周期调控。正是落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弱势，要求政府集中国家力量研发核心技术和生产关键工业产品，以建立自主技术和工业体系。正是自由贸易导致本国产业衰落，要求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去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正是失业率上升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要求政府建立失业救济金制度，并采取宏观经济措施启动内需，扩大就业。正是竞争性的货币造成巨大的汇率和利率风险，要求货币的统一和稳定。正是银行竞争的风险加大，要求政府加强对银行的监控，提供储蓄保险。正是食品、药品等企业的市场竞争，要求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要求政府建立执法队伍，以有形之手去握住市场的无形之手。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有波动地上升，即使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仍然是世纪初的四倍左右。“小政府、大社会”只是美国建国初期的理想，到了20世纪就演化为“大政府、大社会”的现实。因此，即使真以美国的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也是混合经济体制，而绝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 严格地说，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经济体制不是混合经济体制。十月革命后，列宁不得不向市场让步，搞新经济政策。即使斯大林时期，市场成份也并非杜绝。货币没有消失，商品没有消失，生活资料私有制没有消失，市场就不可能消失。而要消灭商品货币，看来只有彻底实现“两个决裂”才能实现。由于私有意识不简单来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和人的物质性感受相关，完全消灭私有意识恐怕在长远来看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未来可以想象的理想社会中亦将存在一定程度的尊重自主性和自发性的市场成份。 最崇尚放任自由市场的国家不得不有计划，最崇尚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得不有市场，这说明，混合经济体制才是唯一现实的经济体制。各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在于计划与市场何为主导，何为从属；主导到何种程度，从属到何种程度；更进一步，在于指导思想上，是崇尚计划，还是崇尚市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先是经历了计划崇拜，接着又经历了市场崇拜。现在，应该到了承认两者各自优点和局限性，从而建立一个混合经济体制的时候了。 当然，经历过并不等于反思过。高尚全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可笑现象，例如买一个打字机还得坐火车到北京审批，他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情有可原。但是，高尚全也应该懂得，他所经历的现象也许可以称为审批经济或指令经济。真正合理的计划经济我们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潜力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过。宜家家居卖什么？卖设计和质量，卖生产经营方案，一句话，卖计划。正是靠这套复杂精致的、一直标准化到每一颗螺丝钉的计划，宜家家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效率，实现最大限度的利润回报。一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应该以国土整治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经济计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各产业、各领域都有一大批真正的专家群。可是，这一切，高尚全可能也不一定明白。 另一方面，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放任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可以最优配置资源的神话基本上破灭了，反对者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取消市场经济了，正如高尚全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计划经济一样。但是，反对者也可能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真正价值，不知道承认并利用市场机制。市场与人的自利性相关，与人的局限性相关。只要人的思想觉悟没有达到“世界历史的人”的地步，市场机制就有鼓励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的价值，从而有鼓励技术创新的价值。 如果市场和计划能够有机结合，那么计划的整体、严密与市场的自主、创新就可以各自发挥其优势而避免其局限性，使经济运行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协调起来，这将是混合经济体制的最优状态。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由于我们缺乏混合经济体制的想象能力，把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当作改革的目标模式，在经济政策上有许多失当之处。对此，我曾有专文分析。有意者可到网上查阅：《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完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制》。 二、混合经济体制要求混合政治体制 在老一辈领导人中，陈云是主张混合经济体制的。但是，经济理论界两派都对此不以为然。“社改派”认为，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会冲击计划经济，破坏国有企业，腐蚀党的干部队伍。五十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行的就是混合经济体制，但怎么样呢？资本家以种种手法利用、破坏加工订货的国家计划，谋取私利，腐蚀干部，最后不得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资改派”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人的自私性，产权不清晰，预算软约束，是无人负责的大锅饭、养懒汉体制，公平有余，效率不足。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什么地方破除公有制比较自觉、比较彻底，什么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 因此，重提混合经济体制，就必须认真回应上述两种批评。 混合经济体制会给权钱勾结提供土壤，这是事实。但是，只要党的领导层信仰坚定，不受腐蚀，为广大干部作好榜样，同时能够制定并实施严密的纪律和法律来约束干部，那么腐败问题完全可以控制在一个极小的程度上，至少是可以被广大群众接受的程度上。用消灭土壤的方式来保证干部的廉洁，事实证明，也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权钱勾结的土壤不存在了，但是干部仍然可以用山头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私心的存在，造成诸多的问题，迫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来约束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强烈逆反情绪。所以，关键不在于群众，关键在干部；关键不在基层，在高层。只要党的高层领导能够重建信仰，混合经济体制是有可能健康运转的。 “资改派”的批评也显然有失简单化。人性固然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也有无私利他的一面。如果“资改派”的批评可以成立，那么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公心，抑制了人们的私心，其组织效率在理论上将远胜于私有组织的效率，在实践上也如此。战争年代，国民党内部，四大家族产权明晰，所以国民党不团结。共产党内部，一切产权关系都模糊，甚至羞提产权，但是团结一心。建设时期的前三十年，由于国有企业、院校、研究机构的干部和职工没有产权意识，所以重大的科研成果捷报频传，钢铁、煤炭、石油、机械、电子、船舶、核工业、航空航天、载重汽车都有长足进展。改革开放固然有效地以私心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经济的微观效率。但也不要忘了，被调动起来的私心也有巨大的破坏性，造成党的组织大面积腐败，降低了经济运行的宏观效率，损害了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能力。“资改派”如果不承认这些事实，显然就有失理性之名。 所以，理论上回应这两种批评并不难，难的是实践上回应。因为，这两种批评各有一部分道理，各有一部分经验事实作依据，各有清晰的阶级基础。“社改派”理论家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农民，“资改派”理论家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所以，在实践中都有足够的社会动力。 混合经济体制的阶级基础在哪里？谁有资格来决定在什么领域、什么程度、什么产业、什么地区、什么层次适用什么所有制和经济机制？单纯依靠议会化、日常化、民主化的阶级斗争吗？工人阶级也许要求在绝大部分领域实行公有制，资产阶级也许要求在绝大部分领域实行私有制。如果不受到宪法和仲裁力量的约束，日常化的阶级斗争将使两大阶级的力量此消彼长、物极必反，轮流控制政权，混合经济体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翻烧饼”的体制，造成经济活动的巨大不确定性。 所以，当1992年执政党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混合经济体制想象空间的体制时，两派“一中各表”。“社改派”读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改派”读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改派”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正宗的社会主义，废除市场经济，而“资改派”想着有朝一日废除社会主义，搞正宗的、当然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执政党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此后的实践来看，执政党是跟着“资改派”思想走了。这说明，执政党并没有完整、独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构想。 正因为一个平衡的混合经济体制缺乏阶级基础，所以，在世界各国倡导混合经济体制理念的思想家们常常有类似的遭遇：有人欣赏，无人实行。只有在阶级力量对比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国家和时期，执政党对混合经济体制认识清醒时，能够在必要时发挥恰当的仲裁作用时，混合经济体制才能够比较好地实行。例如，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到来，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资产阶级，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偏向资本一方了。 这个事实当然可以说明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本质仍然是阶级斗争，也可以说明张维迎的所谓“理性思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理性，而不是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换位思考的理性。但是，这个事实也说明，如果社会上不出现一种超越阶级利益之上，面向社会长远政治利益，调节各阶级力量平衡的政治力量，社会将注定是在阶级斗争中“翻烧饼”：或者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在阶级统治过程中，社会走向极端，并转向自己的对立面。 因此，混合经济体制缺乏清晰阶级基础的事实，反过来可以说明，混合经济体制将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并能够吸引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阶级中的那部分考虑本阶级的长远利益者。长期以来，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至少从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人们就形成了这种印象，以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也常常把中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但是，各国历史都表明，中产阶级的地域流动性高于无产阶级，而低于资产阶级。高流动性的资产阶级常常没有祖国，因为他们可以将资产转移到境外。低流动性的无产阶级也可能没有祖国，因为谁来了他们都是受剥削、受压迫者。只有中产阶级的祖国感最强，最希望社会稳定，最愿意在两大阶级之间充当调解人。但是，长期以来，中产阶级缺乏独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总是依附在资产阶级后面，接受放任自由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时期，中产阶级又总是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处理，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中产阶级之所以缺乏自己的理论，一方面当然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矛盾斗争尖锐激烈，另一方面也因为在方法论上，启蒙运动以来的机械唯物主义统治思想界，以至理论家们想象不出有社会和谐的可能性。现在，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实践，机械唯物主义已经从多方面露出破绽，历史经验教训已经充分展示给社会各阶级，就有可能想象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主张社会和谐的、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出现，并伴随着相应的社会理论出现。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混合政治体制是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混合，贵族和平民代表对立的两大阶级，而国王超越于阶级对立之上。后来，这种混合政治体制以变形的方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美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国王，却以总统对应国王，参议院对应贵族，众议院对应平民。当然，美国宪法还有其他思想来源，即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自由主义思想希望政府要放任市场自发运作，干预越少越好，干预能力越弱越好，体现在宪法设计中，即三权分立、相互制约。混合政治体制重在平衡阶级关系，而三权分立重在约束权力。在面对内在诸多危机的政治现实下，中国需要的是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是大政府而不是小政府，因此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着重应该借鉴的是混合政治的思想。 应该承认，西方近代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应的政治自由主义，其创新处不在混合政治体制，而在于小政府和弱政府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和政治观在反对封建贵族和国王的统治中起到过重大作用，其历史价值有资格赢得后人尊重。但是，这种经济观和政治观所迎来的新社会，却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替代了贵族的统治，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与贵族靠世袭权力获取财富相似的、垄断资产阶级贵族，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了道路。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观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产物。如果高尚全要求实行这种改革，客观上将意味着为新的共产党从山沟或城市崛起铺平道路，从而彻底否定现在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执政的合法性。 当然，高尚全可能会说，先经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然而，毕竟历史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轮回，我们应该懂得从历史中吸取一点教训了。这教训或许就在于，既然可以有一群先锋队，一群掌握了真理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不可能有一群同样掌握了真理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整体利益，为社会逐渐的和谐化，为阶级对立的逐渐消失，主持正义呢？这真理，就是基于对两种极端反复交替的社会振荡的历史，而认识到社会正义的必要性，而将必要性化作可能性。 当然，知识分子也许没有这么高尚，也许社会中的那一部分人都没有这么高尚。但反过来，却也意味着各阶级、各阶层中都可能有一部分高尚的、正义的、思想深刻、阅历丰富的人。求仁得仁，求利得利。当我们的政治机制能够容纳这种高尚，我们的社会舆论呼唤、推崇这种高尚时，中国社会就可能产生出一批能够主持正义的仁人志士。 三、混合政治体制要求重建信仰 “社改派”可能会批评说，社会正义是柏拉图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黑格尔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没有超阶级的正义。既然混合经济体制允许两大阶级存在，既然混合政治体制允许两大阶级斗争，那么，正义难道不会是强者的正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正义吗？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回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初创时，公有制、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对追求正义者都是极有吸引力的。共产主义同盟正是从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来的。但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尽管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但人的私有意识并未消失，并未随之发生自然而然的决裂，造成了诸多的问题。“斗私批修”对于少数人是有可能的，对于多数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是很困难的。正是由于对“斗私批修”要求的逆反，才使改革开放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改革开放则必然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形成两大阶级的对立。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实践中吸取教训，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在理论缺陷，重新认识到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国际共运中吸取精神营养，懂得追求社会正义的可能性。如果柏拉图活到现在，他可能会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自身利益，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他所设想的正义卫士也没有自身利益，追求全人类的理想国，两者其实只有名称上的差别，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资改派”可能会从另一面批评说，主张社会正义的柏拉图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根源。从柏拉图到卢梭到马克思，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极权的理论家。我们眼看着就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又冒出来一个伪民主真极权的正义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看法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兴起后，正如共产主义在十九世纪兴起后，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考验。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反思，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也需要反思。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各阶级都在反思这场革命，从自由主义贵族的柏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帕累托，从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的赫尔德、费希特，到自由主义加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从美国立宪元勋汉密尔顿到今日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都从不同角度认识到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种种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还来不及认识和体会这些反思的价值，还停留在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初期，所以才会有许多真诚和狂热——假如不是美国第五纵队的话。 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会批评说，我们要对任何自称正确或正义的人保持警惕，善良的动机导致恶劣后果的事件难道我们还看得少吗？ 这种宏论固然有理。但是，放到人类历史的全局来看，究竟是恶的动机导致的战争、杀戮、饥荒、灾难，还是善的动机导致这一切？ 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恐怕就在这里：一味地相信理性，以为理性可以自动地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自动地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在没有对整体之善的信仰和追求的前提下，理性只能认识个别，认识局部，从而导致全局性的冲突。经过二百多年的实践后，诚实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够承认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逻辑，都能够承认理性地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可以导致国际战争。西方的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能够有出路，恐怕还需要重新呼唤善，呼唤信仰，呼唤新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理性自利的价值体系可以继续存在，但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出现。在这一新视野下，重新认识柏拉图和孔子的价值，探索新型混合政治体制，并呼唤相应的价值体系，恐怕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课题。对此共识，恐怕只有一些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狡猾的自由主义者，还坚持理性自利能够自动导致社会和谐。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以来，倡导和谐社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推行先进性教育，树立八荣八辱观，都可以看成是在探索这一课题。当然，这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思路，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也抱怀疑态度，更不要说美式民主的崇尚者了。恶意的评价甚至认为，这些动听的言论是在粉饰现实、误导视听，为国有资产的更大规模流失打掩护。 我承认，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些新的提法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一致，得不到主流学术界、舆论界的理解，也得不到党内大多数干部的理解，基本上是在轰轰烈烈地走过场。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口号和活动不搞还好。搞了，不起任何作用，反而让腐败分子们看轻了新一届领导，更加胆大包天了。 但是，我以为，这些新的提法却蕴含着解决社会危机和执政合法性问题的根本思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发。 这思路的核心就在于重建信仰。 应该承认，文革结束以来，甚至从林彪事件以来，执政党就开始了信仰危机。在浅层，信仰危机表现为对中央领导集体的信任危机；在中层，则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在深层，则是对人性的怀疑。这场危机自上而下袭击了全党，不断扩散，不断蔓延，日益深入，终于形成了性恶论的共识，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固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但是，腐败却几乎成为党的各级干部的正常思维和行为模式。 可是，性恶论一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那么，理论上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既然人人逐私，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多党竞选、分权制衡的方式限制权力。更进一步，既然人人逐私，那么中国共产党艰难创业的英雄史诗就大可怀疑，执政的历史基础就被动摇了。再进一步，既然人人逐私，那么共产主义就将纯属虚构，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理论就成了伪理论。一切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这样思考，不仅是学术界、舆论界。张五常声称，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驳倒马克思，要给马克思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其理由无非如此。 所幸的是，在理论探讨、政策设计和执行时，性恶论者常常把自己排除在外。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私我独公，甚至连厉以宁、张维迎都这样声称。为什么要卖国企？因为国企不卖就搞不好，卖了还能收入回一些钱来，变实物资产为金融资产。为什么要市场化？因为市场机制下，人有足够的工作动力。所以，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是利用人的私而实现社会之公的方式，不是要追求政策设计者自身的利益，相反，是体现了执政党没有私利，一心为公。正是这一点，使一些改革英雄曾经大义凛然，也使干部的腐败速度有所放慢。 问题在于，相互以对方为私，形成一种逐私的潮流。所谓“党员也是人”的说法，就这样为党的大面积腐败铺平了心理道路，也为性恶论提供了证据。理论和现实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难怪有那么多人在给中国下病危通知书。 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信仰，的确非常难。有人甚至可能会嘲笑，不用开刀动手术，不用暴力革命，要用重建信仰来挽救一个垂危病人，这不是巫术迷信是什么？也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说，经济基础都已经私有化了，上层建筑还能够重建推翻私有制的信仰吗？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更可能有人说，靠信仰来建立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这不是要回到神权政治，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吗？ 这一切批评都有许多历史依据，也有不少常识依据。但是，退一步说，中国解体和沦陷的威胁在前，是一根稻草也得捞一捞。进一步说，上个世纪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不正是靠信仰才能打出人民江山，创造出奇迹的吗？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这样的奇迹实际上并不少见。 四、怎样重建？重建什么样的信仰？ 当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重建信仰都有巨大的困难。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还远着呢。同志们要牢记信仰，继续艰苦奋斗，切不可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当官作老爷，回到老路上去。此后，从整风运动到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都是要全党保持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以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以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对革命年代的真切记忆，都没有能够阻挡信仰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今天，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为什么还有可能重建信仰？ 首先需要解释，信仰是怎样产生的。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信仰常常不是在社会良性运行阶段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危机阶段产生的。基督教信仰是在犹太社会被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产生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在阿拉伯社会的两极分化时期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在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时期产生的。只有在社会危机时期，其中一些人才能痛切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联系，并下定决心以自己下地狱来拯救社会，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信仰体系。在社会承平时期，人们各安其位，反而认识不到这种联系，个人奋斗似乎更符合经验和常识。毛主席当年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群众运动的风浪再大，也不如社会危机的风浪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经历过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的风浪，此后又经历过改革的风浪，现在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危机的风浪，有可能形成更加坚实的信仰。中国社会各阶层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社会风浪，其中也完全可能产生出一些能够迎接复杂而巨大挑战的有信仰者。 其次，重建的信仰不完全是原来的信仰。如果是重建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信仰，不说是否可能，现实上就出来一个问题，改革开放是不是完全错了。改革开放有错误，这不难承认，但说完全错了，也有失民心。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是有群众基础的，受益面是比较广泛的。虽然其核心假设——性恶论，有问题，但当时没有像今天那样走极端，干部队伍的价值观还比较多地受党的传统教育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措施只是对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的纠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走得没那么远。 更进一步说，原来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信仰本身就是对人民群众觉悟的高估计和高要求，是走了极端的；当然，把人民群众看成都是自私自利的、扶不起的阿斗，却是走了另一个极端。因此，文革走了性善论的极端，改革后期走了性恶论的极端。前者信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信仰，后者信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都属于简单化的信仰。如果党能够承认人性的复杂性，把混合经济体制作为体制改革的目标，承认两种所有制和两种经济调节机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那么新的信仰机制是有可能持续的。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文革也好，改革也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都在认真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极端，正是探索得极其认真、极其严肃的表现。其间，既有各自阶段的成绩，也有各自阶段的问题，党心和民心都可以维系。否定文革甚至否定其动机，否定改革甚至否定其动机，党的领导地位就必然会动摇。正是这两种类型的动摇，使党的群众基础极大地削弱。动机问题在自由主义政治下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个模式从头就假设人是自私的。但是，在党权实际上高于民权的政治体制下（其合法性由先锋队理论或由正义论解释），动机问题——实质上就是信仰问题，会变得极其重要，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 以探索模型来解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党的历史，恐怕也更加解释力和包容性。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误解，甚至误会到擦枪走火的地步，误会到公有制基础动摇的地步。其缺点是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需要改变，党的决策需要更多地接受批评。但是，这不但符合党的群众路线原则，也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要求。普通中国人的仁厚的，只要你的动机是好的，犯了错误愿意承认，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领导。 第三，如此重建的信仰，是复杂的信仰。普通党员或群众也许不能马上接受。但是，如果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能够达成共识，形成这种复杂信仰，那么党的方向和任务就能够重新明确，责任感和历史感就能够逐步形成，党的腐败问题就有希望从根子上解决，多年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可能逐步得到疏导，中华民族就有可能真正走上持久复兴之路。目前，党的高级干部纷纷派到外国去学习。学什么？恐怕是学美式民主。这样做，很难不让人想象，我们的党不但失去了信仰，而且失去了自信。 第四，如此形成的政治机制，有可能更有前途。在前苏联各国，在拉美各国，以及台湾、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美式民主的问题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就连在美国本土，美式民主的多元与平衡也在逐渐走向一元与失衡。一元，是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独大。失衡，州权与联邦权失衡，联邦权坐大；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失衡，行政权坐大；寡头权力与民众权力失衡，寡头权力坐大。 第五，在中国历史上，正义者执政其实意味着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儒士执政。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往往推崇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无非此仁此义换成了共产主义理想。在牺牲个人以成全社会整体利益上，两者的心路历程是十分相似的。如果说这样的正义者不可能产生，等于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大批的仁人志士。 五、两种价值体系相互制衡 重建后新的信仰体系并不是一种全民性的信仰体系，而只是对掌握公共权力者适用的信仰体系。社会上的多数人既可信仰，也可不信仰；可信仰上帝，可信仰安拉，可信仰祖先，可信仰理性，可信仰自由主义，可信仰法律，也可以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者，只信仰金钱。 从根本上说，信仰有两大类型。一种是面向长远整体利益的信仰，由高度复杂的历史和经验理性产生，多数出现和传播于社会危机时期，更关注下层阶级的感受。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柏拉图、芝诺、耶稣、奥古斯丁、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大体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面向局部的、短期利益的信仰，由自然科学和相对简单的日常经验支撑，多数出现和传播于社会承平时期，更关注上层阶级的感受。亚里斯多德、圣托马斯、培根、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斯宾塞等大体属于这一类。 这两大类型的信仰体系各有各的适用范围，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作用，完全可以相互并存、相互制衡。一个经商者时刻要考虑社会责任，这是越位，是力所不及。可是，一个从政者时刻想着权力变现，这也是越位，是理所不该。经商者好好经商，不要靠权钱勾结来获取利润，而靠技术研发和满足消费来获取正常利润。从政者胸怀天下，不屑于一己之私利，追求社会长远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工人农民以集体谈判提高工资和福利，在公有或私有企业工作，分享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丰裕物质生活。 这样的社会就是两种价值体系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是和谐社会。 六、执政党在混合政治体制中的位置 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能不能设想一种混合政治体制，其中，经过整顿、缩编和教育以后的共产党以正义者的身份仍然执掌政权，但各利益集团，特别是劳资双方能够在国家政治的层面相互讨价还价，而共产党拥有调解和仲裁权。稍具体地说，立法权掌握在由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所构成的议院，但共产党的立法委员会可以拥有否决权或搁置权、延迟权。行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议院对重要人事任免拥有否决权。司法权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由该党代表大会选举独立产生，与行政权相对独立。大量的权力关系细节可由各方磋商形成。 我知道，这一思路同样会遭到两派理论家的批评。 “社改派”的批评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在私有制社会，领导集团一定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在于，同样根据这一原理，“社改派”要求中央左转才是真正错了。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上山打游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是山地游击战还是城市游击战，并非如樊纲想象的那样真的就不可能，本·拉登就是城市游击战的高手，而是成功了以后会不会走向反面，进入新一轮循环。 “资改派”的批评会说，一个如此腐败了的共产党凭什么以正义者的资格掌握政权？ 我认为，有多方面的理由。 第一，如果高尚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就可以知道，马克思是恰恰是吸收了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成份，将“天赋人权”理念贯彻到底的。高尚全今天认同的可能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人权，这种精英人权与神权其实相去不远，而马克思却认同多数平民的人权，与民权更加接近。在这个意义上，今日共产党绝不是十八世纪的封建贵族，顶多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理念塑造出来的革命贵族。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出现共产党，并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得太彻底、太激进，一步启到了无产阶级。 第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经历不容否认。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多数出身于中产阶级，不是为利益，而是为理想、为主义在奋斗。除了少数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以外，一般持平而论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独立和强大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奠定的。 第三，建国以后，党缺乏执政经验，特别是缺乏将革命理想与执政地位统一起来的经验，经历过两个阶段，走过两个方向上的极端。但宽容地看，双方都是在探索路上犯的错误，其强国富民的愿望还是有很大的真诚性，而且，各有各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成绩。更重要的是，党之所以缺乏执政经验，是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相一致。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相信民主，相信人民，相信天赋人权，相信造反有理。在这种信念下，探索执政经验，就意味着凌驾于人民之上，有君权神授的色彩。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名义执政的。党权民授，和君权神授，虽然在阶级性上相去甚远，但在实际政治体制、政治实践、政治心态上，却有许多相通性。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如此强烈地继承启蒙运动的精神和语言，多少懂得一些君权神授逻辑的内在合理性，也就不会那么缺乏执政经验了。 第四，要求共产党重建、恢复或增强正义性，不但有可能，而且社会代价最小，最符合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 当今，党的腐败虽然已经很深重了，但这种腐败有多少来自体制，多少来自路线，多少来自人性之私，值得评估。按照二八律估计，其中80%的腐败者恐怕是跟着腐败。“资改派”会说，对啊，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腐败就会得到控制。可是，在不对体制作大调整的情况下，一旦调整路线，跟着腐败的也会跟着廉洁。当今，面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腐败案例，“资改派”理论家都会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赶紧调整体制吧。“社改派”理论家则会说，路线错误导致腐败，赶紧调整路线吧。到底那一种方案操作性强？调整体制，可控性低，可能意味着大动荡；调整路线，可控性高一点，可能意味着中动荡。按照保守的自由主义思路（柏克思路），中动荡最好是小动荡，即渐进调整，才符合“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现在，“资改派”理论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体制调整的激进方案上，对解决现实的腐败问题没有任何兴趣，甚至以鼓励腐败的方式，来促进体制调整，这恐怕不符合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吧。从立场上说，“资改派”应该更接近柏克，而不是卢梭啊。 第五，按自由主义的思路，在人性自利的前提下，绝对权力当然会导致腐败。由于人性自利不可变，能够变化的只有削弱权力、制约权力，甚至取消权力。然而，当今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内部实现和谐社会，是否真就可以取消或削弱公共权力呢？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分权制衡说常常意味着主权的分裂。一个分裂的主权对内是否能够调节中国已经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对外是否能够应对列强的挑衅和威胁，都是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说，恰恰是自由主义对自利的高度肯定，导致了共产党的腐败化，导致了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自由主义所承诺的新体制，或许可以取消腐败，但却以公共权力消失、削弱或分裂的方式，导致社会动荡。如果社会不动荡，很可能是重建了权力的相互勾结，陷入了新的腐败。 “资改派”的批评可能会说，既然共产党有正义性，那么共产党干脆让位不行吗？干脆接受选举考验不行吗？你还担心一个有正义性的党不被人民认识吗？ 这一点也许是我们的关键差异。虽然党还有正义性，但的确已经不多了。是直接否定，迫其下台？还是给予机会，要求改正。 我的看法是后者。如果党已经变得严格自利，不可救药了，那么党一定会保卫自身的权力，形成主权之争，导致社会动荡。如果党还不那么严格自利，至少其领导人还有正义性，特别是新一届领导人可以让人寄予希望，那么为什么不能给予机会，要求党能够重建信仰，找回正义呢？毕竟这是一个源自“主权在民”理论的革命政党，毕竟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形成了复杂的现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社会演化机制，总不能像扔垃圾那样简单抛弃一个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党吧。自由主义者常常批评革命政党陷入历史轮回，实际上，自由主义中的许多人也拥有和革命政党那样的激进心态，也可能陷入历史轮回。 七、怎样约束执政党的行为？ 在写此文以前，摆在执政党面前的路大概有这么三条，第一是保持现状，共产党领导下搞殖民地资本主义，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越来越难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危机；第二是跟上“世界民主潮流”，适应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实行美式政治体制，但是，有可能下台；第三是回到“社改派”的道路上，对现有的内外关系作重大调整，但此事可能连政变都难以办到，需要社会革命。 此文则是提供了第四种选择，即共产党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调节阶级利益的政党。这种选择既能容纳改革开放的现状，又能保持党的宗旨和历史，还能够逐渐克服由改革开放过度而带来的种种危机。这种转变是对党的理论和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产物，更进一步，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革命和解放运动进行深刻反省的产物，而不是简单地与时俱进。这种转变有可能使党的干部重新找到精神动力和人生定位，有能力克服腐败倾向，从而有可能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要不要放弃作为长远理想的共产主义？目前的执政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此理想，甚至连许多忠诚的老党员都已经淡化了此理想，只是退而求其次，苦苦哀求党中央改善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党承认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存在，反而有可能保留此长远理想。党的近期目标是调节阶级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与国家强盛，长远目标则是缩小阶级对立。阶级对立也许不能完全消失，正如个人物质利益的差别不能完全消失，但缩小阶级差距，淡化阶级对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么说，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并不满意，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不是严格的共产主义，而是儒家的大同理想。但那时候的人民可能会接受。 设想是美好的。但是，历史上常见“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故事。有人会质问，如果经理论调整，执行党可以重新拥有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但却实际行事却仍然是一个腐败政党，怎么办？或者说，怎样约束执政党？ 除了在宪政设计上对执政党的权利作了约束以外，执政党既以正义自诩，则当有严厉的道德约束。任何一个公民一旦发现其中某一个党员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则该党员就必须退党，并辞去公职。党员干部不得享受法律上的“无罪推定”，而必须接受“有罪推定”。党员干部亦不得有隐私权，其私有财产必须公开，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党员干部亦有义务说服亲属公开他们的身份和财产，如果不能说服，则应该主动辞去公职。 执政党在制定某些灵活性强的政策时，必须在电视台接受公众质询并向全国直播，必须给出逻辑完备的解释。在解释有争议时，公众有权要求就某项政策、或某项人事任免进行全国公投。这些权利和义务，连同公众所拥有的言论、出版、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利，都应该在宪法中载明，加以保障。 可以设想，当执政党真能做出如此调整，重建信仰，接受人民群众的法律和道德监督，那么，经过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国面临的种种紧迫危机有可能逐渐化解。那时候，执政党既有可能被群众拥护，继续享受一党执政的地位，亦有信心接受多党竞选的考验。 八、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以神道设教的国度。历史是中国的神。每当重大历史关头到来之际，我们总会回顾历史，去吸取智慧、营养和勇气。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汇入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入了中国历史。所以，总结历史就不得不古今中外，上下求索。然而，一个人生命再长，精力再充沛，面对如此悠久厚重的历史，不免会觉得自身的渺小和浅薄。这种感觉恰似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面对上帝。 但是，人又不能无所作为，听任上帝或历史的摆布。历史越往前走，组织机构越庞大，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村的权力掌握在城市。武汉的权力掌握在北京。北京的权力又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华盛顿和纽约。这个越来越高耸的权力结构使极少数人掌握着像上帝般的权力，改变、塑造或摧毁着无数公众的命运。然而，这少数人却任由一己之私、一孔之见尽情发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类的毁灭。谛听上帝或历史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不能让我们不犯错误。 由于内忧外患，近代中国充满着急切的争执，所有方案还来不及酝酿成熟就登上了历史的实验台。一个方案的失败了，还来不及总结经验教训，就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新的方案又粉墨登场，以历史的潮流或必然性的名义影响公众，耸动视听。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更多地懂得借鉴对立面的合理性呢？ 【“文革”研究】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 作者：金宝瑜等 文章来源：批判与再造 今年三月十八日，日本学者土屋昌明先生带来一部日本电影工作者在「文革」发生半年后拍摄的「文革」纪录片，供台湾的学术、文化界人士观赏。在通过影像回顾「文革」之余，我们于次日举办了座谈会，探讨文革的历史意义，以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因时间所限，讨论未及更加深入，但已可反映与会者的基本看法。【编者】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 整理■林正慧 时 间：2006年3月19日（日） 地 点：跨界文教基金会 主持人：锺乔（「差事剧团」团长、剧导） 与谈人：杜继平（「批判与再造」总编辑） 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作者） 樱井大造（日本「野战之月」帐棚剧导） 前田年昭（日本日雇工斗争成员） 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专任讲师） 土屋昌明（日本专修大学中国语助教授） 主持人：杜继平列了以下五个讨论题纲，每个题纲由一至二人主谈，其它人再行补充响应。 一、为什么发生「文革」（由杜继平主谈） 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由金宝瑜主谈） 三、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由日本朋友及金宝瑜主谈） 四、「文革」挫败后的感受 五、「文革」挫败的原因与影响（由杜继平主谈） 六、重新反思「文革」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发生「文革」？ 杜继平（以下简称杜）：邓小平派上台后为了全面否定「文革」，将「文革」说成是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重大失误。右派一般也以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来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认为毛泽东从1959年卸下国家主席职务，退居第二线之后，由刘少奇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毛发现干部、官僚不再听其指挥，为了夺回个人的政治权力，于是发动了「文革」。这种从毛个人政治野心出发的「政治权力斗争」论，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探讨「文革」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多年来，我不断阅读「文革」资料，思考「文革」历史的意义，我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中国国内及国际两个因素来看： 国内因素： 1）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分歧和扩大 中共党内从建国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基本上没有太大争议，但是，1957年之后，党内针对社会主义该如何建设的问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对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过急、过快产生了争议。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仍然保留着市场和私人资本，而由国家资本来限制私人资本，究竟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继续巩固一段较长时间，还是早些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至少在毛和刘之间就有争论。1958年中国大陆经济在「三面红旗」路线指导下面临一些问题（如「大跃进」产生的浮夸风），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使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更加扩大起来。党内部份人士认为中国在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借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再持续一段时间。另一派则认为当时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有高度的向往和高昂的积极性，因此，能够以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客观条件的不足，比较快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速度的歧见在「三面红旗」出现问题之后，急速扩大为党内的主要矛盾。说句后话，后来邓小平派上台，认定当初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得太快太早，生产力发展不足，所以，才有所谓的「补课论」，这其实都反映了党内从1958年开始的争论。 2）政治制度：共产党专政造成的问题 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是由高度觉悟的革命先锋队组成，这种讲求纪律和高度集权的组织，在革命时期可以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和革命领导力量，一旦执政之后，也正由于服从领导、纪律严明和权力集中的组织特性，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命命主义的专制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容易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不受制约的统治集团。毛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内部则有派系斗争和权力分配问题。毛要建设的是一个平等待人、优先考虑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他很清楚党官僚机器一旦脱离人民群众的监督，就很可能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比资本家还可怕的吸食人民血汗的特权阶级。这是毛当政后不断想要克服和解决的体制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以及专制的统治集团如何避免腐化堕落为压迫、剥削群众的特权集团，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让毛认为党内这批想要保留资本主义因素，并由掌握知识和权力的菁英来领导的想法，配合上党所掌握的具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可能形成少数人领导和压制中国社会的问题。现实中，这批人在农业上，是站在富农的立场，反对人民公社，他们认为过早过急的公社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也认为不宜过早建立大片全民所有制。中国革命之后，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生产力大幅增长，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新的富农阶级，而一部份原来条件不好的贫农则沦落为雇农，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新的阶级分化，并认为应该防止分化的扩大。毛引用列宁的看法，认为在小农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可能每天每日不断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他观察到195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苗头，而为了防范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就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小农个体经营的私有观念，因此，毛希望以人民公社互助合作的精神，经过从低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来克服传统的、落后的小私有思想。毛泽东面对中国这个农民占大多数，有着浓厚的封建传统思维、小农经济的基础，以及新起的一批官僚统治集团的国家，想办法要去克服这些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希望透过人民公社以及人民对社会主义向往的积极性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补足客观物质条件的不足，来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毛不是无视或反对发展生产力，而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刘邓派不一样。在「文革」期间他曾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认为调动革命积极性之后反而有利于生产。刘邓派则相反，他们认为不搞物质刺激，光谈理想和精神动员，效果不好。他们强调物质刺激、多劳多得，这就是毛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权。毛和刘、邓代表的是两种不同促进生产力的思维和做法。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歧见，加上「大跃进」受挫，以及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起攻击，毛意识到党内对于快速建立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有抵制的，他也认识到如果要按照他的想法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话，必须对党内的这些想法和官僚加以清理。特别是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当中，毛发现当他要通过党内整风来防止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时，遇到相当程度的抵制，效果不彰。刘少奇则批评「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其实是在严重指责毛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从1957至1964年间几次重要的运动和会议中，毛很清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相当大的分歧。以刘邓为代表的一派基本上是接受苏联模式，也就是强调物质刺激、技术官僚当政领导的所谓「白专道路」，毛不能接受他们强调党官僚权力，以及由上而下的指挥和命令。 国际因素： 国际和国内因素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为了便于讨论，还是可以粗略加以划分。最突出的事件是1953年斯大林过世后，赫鲁晓夫在/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彻底否定和清算了斯大林，毛警觉到苏联共产党正在发生变质。毛认为所谓「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口号的提出，表示苏联已经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希望能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和美国相处，不愿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另外，苏联强调「全民国家」，表示内部已经没有阶级对立，已经全民平等、不存在阶级分别，毛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表示他们已经放弃阶级斗争的想法，显示苏联已经在变质。加上1956年和1957年，由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路线，连带动摇了东欧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匈牙利和波兰党内出现自由派，社会上则有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自由化运动，毛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他警觉到中国党内如不妥善处理的话，日后也会出现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和修正主义路线。毛对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路线的变化非常警惕，日后更演变为中苏共论战。在中苏共论战当中，中苏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毛认识到中国党过去和苏联的关系密切，尤其是留苏的一批人受苏联影响很深，另外也有一批人实际上和苏联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必须防止苏联的影响和势力透过他们渗透到中国党内，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文革」提出了反帝防修，是毛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在全世界范围进行革命的方法和前途的看法。毛认为苏联既然变修不再充当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中国党在防止走修的同时，也要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责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路线提出新的方向。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主持人：谢谢杜继平对「文革」的背景进行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分析。以下请金宝瑜针对「文革」的内容进行发言。 金宝瑜（以下简称金）：我很赞同杜继平关于「文革」背景分析的看法。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当马克思谈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针对的是生产力相对发展的地区。列宁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使得很多地区是不可能经过资本主义化来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这些生产力较低的地区可以通过革命，向社会主义来过渡。刚刚杜继平提到1957年之后中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争论，这个争论至今仍未结束。在改革之后，改革派认为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进行得太快，所以需要补课。但是，所谓太快是否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呢？另外，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中国经过土改，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土地再次集中，农村里的富农开始跟城市里的粮商结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我认为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而不往前发展的可能，下一步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总是会发展，它不可能停留在那个阶段不动。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上山下乡、赤脚医生、重订大学入学标准、修改大中学课程、确立工农文艺路线、更新工厂管理制度（鞍钢宪法）、普设农村基础教育，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城乡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差别，防范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连结。 「文革」的这些新生事物一方面要打破党的集权统治，另方面在党已经形成专制的统治集团时，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又要如何巩固？当然不可能靠统治的官僚集团，只有靠群众运动来推动。对于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也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践。「文革」是场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更早在土地改革时，广大的农民就已经透过群众运动方式来从事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造。「文革」可说是将群众运动推行到更大的层面。工厂方面，有鞍刚宪法关于工作管理制度的改革，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扩大工人对工厂的民主参与。如果工人连治厂的能力和权力都没有，如何能治国，如何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榨取农业部门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和劳动力，这就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过家所历经的残酷的原始积累过程。像中国这样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也面临如何工业化的问题，可是既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自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老路。公社里兴办「社办企业」，就是希望农村能够就地工业化，透过农民的积极性和合作方式，来进行农村工业化，这种以合作方式来发展小型工业的社办企业，就是为了减少工业化对农业部门的冲击以及对农民的榨取和剥削。在中国这样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过程还是不得不靠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发展，但是毛希望尽量减少对农民的榨取和剥削。在农村兴办社办企业的工业化途径，既可增进农民生活水平，又可促进农村的工业化，减少原始积累对农村和农民的冲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的问题，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过渡到工业的发展课题。 大陆之外对「文革」的认识与反应 主持人：由于冷战关系，我们这代人，一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重新去认识「文革」的正面性。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东亚圈也开始对「文革」进行新的思考和评价。「文革」发生时，前田先生正值高中时期，接受了毛泽东的号召而决定一生的道路，是否请前田先生谈谈这个经历过程。 前田：首先，我很同意杜总编的看法，我也认为「文革」基本上是为了找回革命理想初衷的一场运动。今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是相当值得纪念的。其实，毛在很早就已经对苏修展开批评，1964年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一文当中，毛就指出苏联只抓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民群众应该发挥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地被指挥领导。当时，我们一些日本青年从学习毛的著作当中，认识到反帝就得反修，而要反修就必先改造自己，也就是所谓「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精神。对一个运动者来说，自我反省批判是很重要的工作。世界各国也跟着「文革」的发生而产生变化，各国共产党组织因为支持或反对「文革」而发生歧见，当时日本国内的华侨运动，也在这个问题上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了分裂。 樱井：我是1952年出生，「文革」时上初中。我先讲一下当时的大环境，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1964年在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动，透过美日卫星联播，当时国际的情况很容易在各地传播开来，作为年轻学生的我，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开始了思想的启蒙。关于「文革」的讯息，我是透过当时电视的新闻报导得到片段零星的认识。1980年韩国发生光州事件，虽然韩国国内没有报导，我们在日本却透过电视而得知这个事件。我想说的是，同样在亚洲，我们获得讯息的管道和内容却不相同，自然对世局有不同的看法和影响。不过，像前田先生这样在十五岁受到「文革」感召而决定一生道路的例子是很少见的。 前田：我生活在关西地区，当地有不少华侨。当时大部分人是从电视认识「文革」，但电视当然是很日本主流式的观点。我个人则是从收听「北京放送」的广播节目了解「文革」。我当时每天收听，还组织了一个收听小组来学习讨论。当然，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实在是少见的异类。每天听「北京放送」里的「东方红」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樱井：日本国内讯息的接收方式对如何认识「文革」影响差别很大，像前田先生这样透过「北京放送」去了解的，和大部分透过电视卫星去了解的，是相当不同的视角。我跟前田不一样，我是透过电视媒体去了解的，因此，对于外界对「文革」的看法我跟前田有不一样的观察。当时日本国内左翼思潮高涨，对于历史，展开全民忏悔运动。在学生、工人、进步知识分子里，整个主流取向是自我否定的，新左派就是在这个氛围背景下发展起来，所以，整个运动是伦理主义取向的。在道德化的同时，由于缺乏思想化，很难形成气候，因此到了今天，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左翼的力量。在我之后的一代，也就是丸川先生这代，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历史研究。另外，在日本不同年龄层的人，由于讯息来源的不同，对「文革」也会有不同认识。 金：我补充在日本之外「文革」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文革」的影响深浅跟当地左翼运动发展程度很有关系。从日本的经验，我发现到美国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一阵子很热，让人很兴奋，但由于缺乏思想的深化，一般流于激情化和口号化，很快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而不太有深刻长远的影响。不过，还是有些成果。譬如：一些美国年轻人受到感召，去了中国，回来把他们的见闻发表出来，成为对于当时中国和文革很可贵的纪录档案，也给了我不少启发。十年前，我们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文革」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很多美国朋友都来谈「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以「黑豹党」的经验来说，他们注意到群众基础，因此，在黑人小区里为穷人的小孩提供了早餐服务，在小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还读小红书，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美国方面的状况。 至于其它国家，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在美苏的和平共存政策之下，美国又对拉美提出「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产生思想混淆，一度失去了革命方向。 在毛展开中苏论战，批评苏修之后，各国具反省力的革命力量开始脱党，成立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党。「文革」的发动又给了他们最大的鼓励，让他们可以坚定自己的路线和进行群众组织。 至今全世界活跃的革命的左翼政党都受到文化大革命正面的影响而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已经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组织也在扩大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成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是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一样。 杜：除了宝瑜提到的那些国家，亚洲方面，尼泊尔的毛派在当地也很活跃。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在1960年代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早期的傅柯也一度向往「文革」，在接受法国毛派的访问中，他就提到「文革」及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启发和影响。他的反叛性格、对权威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革」反抗权威的影响。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对「文革」挫败的感受 主持人：关于「文革」挫败，不知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前田：日本共产党跟着苏联走修，它之所以还能存在跟它的中产阶级基础很有关系，党内大部分成员是由公务员、官僚、专业人士组成。回顾起来，当时日本国内同情「文革」者确实还不少，但是缺乏坚固的政治组织和政党来维系和巩固这些力量。另外，支持「文革」的党派虽然也不少，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很快的就分裂涣散了。就像樱井先生说的，当时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道德层面，没有思想理论的深化，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今后运动的一大挑战。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死后会被批判，「文革」也会被否定，这些走修的预言现在都实现了。为了对抗修正主义，今后我们的运动得重新去寻找革命的初衷和理想，而中国革命的小区服务（如：医疗、教育等）、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支持的。 丸川：对我来讲，一开始接触毛泽东思想，就碰触到赤柬的暴力问题，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得思考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除了刚刚大家提到的苏联的修正主义，在欧洲方面，也出现了历史修正主义。以法国来讲，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说法，一些研究以人口学统计来主张革命并未发生。像这些以实证研究来批判否定革命理想的做法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课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克服这种历史转向的思想。 另外，许多否定革命的讲法是以「人权」做为修辞的，像他们会批评柬埔寨的波布红色政权如何残杀无辜人民，以此来质疑和否定革命的必要和理想。樱井提到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但是随着战后世代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战争的记忆，之前基于道德的反省，又缺少思想化内容，所以，这个世代的课题是要如何重新找回战争记忆，并且能够深化思想内容，而其中必须处理的课题就是革命跟暴力的问题。 许多人以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来反对革命中的暴力，革命俨然和人权对立了起来。要如何去处理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的讲法，是我这个世代要处理的重大课题。这其中又牵涉到人口学的统计问题，在我研究战后台湾历史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以「二二八」事件来说，台湾政府依照人口统计学，得出的受害人口在一万八千人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但实际上呢？受害人数到底如何计算？ 杜：所谓的科学论证，很多都是庸俗的实证主义，即使以科学证据的观点来看，这些数字的来源都是有问题的，必须要重新受检验。以「二二八」来讲，台独派与官方的说法，其前提已经肯定了这些户口统计的正确无误。但是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表面的、看似客观的数字，就必须去考察实际的社会背景。以「二二八」受害人数来说，它的反证可以从申请补偿并通过审查的数字来看，这也是所谓实证的方法。从这个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人数就减少到一千人左右。 实质的举证和户口统计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一个是活人的举证，一个是死的数字。从科学角度来看，哪一个更可靠？当然是活的。受害者家属当然有积极意愿出来举证，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更接近事实的。这个悬殊差距显示了从不同年代的户口数字来看问题是不可靠的。 主持人：我想丸川的意思不是说他相信这些统计数字，而是在面对现实里充斥的伪科学，我们要如何从思想上去突破。 杜：我知道丸川的意思，我想强调的是要能够从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上去揭穿实证主义的伪科学。假人道主义者或胡涂人道主义者，总认为不能死人，和平是绝对的，战争必然是罪恶的，这种思维和道德观实在很有问题。这种论调等于说，你面对坏蛋杀人不能反击，否则你也犯了杀人罪，成为暴力者。这根本是没有是非，天真地认为人类的冲突可以光靠和平说理、毫无伤害的方式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这种希望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得到正面的社会进步和谐的看法，在现实上是非常荒谬、有害的。 金：这种倾向在美国特别明显。美国把任何可能反对它的力量和组织都定义成恐怖主义，只有美国能攻击别人、杀害别人，别人都不能反击。所以，即使像菲律宾共产党这样的人民解放力量，对它来讲，都是不可忍受的「恐怖主义」。刚刚大家谈到台湾的二二八的受害人数的争议，其实大陆「大跃进」的人口统计也是很有问题。「大跃进」期间，有几年出生率较低，那些反对「大跃进」的人，就按正常出生率来推算，然后，把这些实际上并没有出生的人，当成被「大跃进」害死的人数来计算。所以对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口死亡数字便从几百万一路上升到三千多万，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惊人死亡人数。 杜：这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人口统计的根据从何而来？究竟是全面确凿的统计，还是粗略推估？这是很不一样的。这些否定「大跃进」的说法是以生命预期值来看，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去推算，不符合生命预期值的部份，就被当成是给「大跃进」搞死的。这就是伪科学的、可疑的说法。 人口调查的数字本身也会因调查方法、技术和其它因素而有很大的差距。以美国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来看，死亡人数就相差了一千万人。姑且不去质疑这种人口统计的方法，他们运用相同的数据来推算还是产生了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运用证据进行推论时，一定要考察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以及取得的方法；在做结论时，也要指出限定条件，以及指出可能的不足和错误。像「文革」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涵义很强的事件，就更可能在运用和解释数据时受到立场的影响，这是做历史研究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方法不正确和思想不够深刻的话，就很可能被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 「文革」挫败的原因 主持人：我们大致谈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和内容，现在是否就「文革」挫败的原因和影响来谈谈？ 杜：曾经轰轰烈烈、震动全中国和世界的「文革」后来为何遭到挫败，我想，可以从主客关因素来看。 首先，中国是个有浓厚封建传统的社会，中国革命不可能摆脱这个客观物质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当年跟着革命的干部，很多成分上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在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压迫时，他们跟着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压迫。特别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大量知识分子受到爱国主义号召加入共产党；在农村，有很多人则因为破产或不堪国民党欺压而加入革命队伍，也就是说他们加入革命主要是基于反帝和反封建，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念相对之下是不足的。当革命成功，三座大山被推掉，他们认为任务达成了，革命动力也开始削弱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但这是个更为高远的理想，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对于这些因为现实里受到压迫而跟随革命的人，在他们的现实压迫去除之后，就出现怠惰和安于现实的心态。有些干部在执政后不免出现自认革命有功，可以「坐江山」、「分权力」的传统功臣心态和保守性。毛为了防止这类干部蜕化变质为新的统治集团，而批判官僚主义，力求创造没有特权的社会，势必挑战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造成冲突。这些保守的党政官僚集团自然也会抵制继续革命。这是从官僚集团和中共内部的问题来看。 其次，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无前例可循的。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只能从苏联取经，按照苏联模式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毛就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而且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论来讲，普遍真理和具体情况必须结合起来，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就体察到不但经济建设不能照搬，有鉴于苏共出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治上更要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在缺乏发展经验的情况下，中共干部对中国具体现实的评估也不尽相同，干部与社会也还存在各种关系，并影响他们的思维、观点。譬如当时农业部部长邓子恢回到老家，听了富农的申诉，就认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好，还以此做为反对人民公社政策的依据。因为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分化和利益集团，干部跟哪些集团有实际上的连带，就会在党内反映和代表他们的利益。总之，干部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距，另方面对现实的阶级利益的看法也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党内的路线争议。毛在文革后期就感慨，党内许多老同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很坚定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开始抵触。这批人在中国社会里有相当大的基础，他们同时也掌握了权力，具备了知识和统治的经验和能力，所以，他们占有优势的力量。 毛发现到这个现实问题，于是希望透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冲破，问题是群众是散漫无组织的。一般来讲，群众的政治斗经验争、知识、能力无法与党官僚集团对抗，他们也缺少组织性。相形之下，群众方面就显出派性和散乱问题。另方面，由于急于发动群众，因此在思想准备上显得不足，只能以通俗化的方式──譬如：小红书──来表达基本观点和立场，但是对于体大思精的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与系统论述的能力，也因此，容易变成激发道德、情感，流于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发泄和道德控诉。毛从1950年代就感慨党内真懂马列主义的实在不多，因此，几次发起干部读书运动。中共在武装斗争期间，曾发起学习、整风运动，但是兵荒马乱时期，学习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认识基础是很不够的。由于这些缺陷，整个运动是政治性高于思想性。不论是党内干部或群众方面，对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了解是很不足的。由于一大批参与几十年革命的老将抵抗文革，毛不得不起用新人，只是新人在能力和经验上都不足，在党政军领域的的斗争和群众的掌握上都无法与老当权派抗衡。文革派由于急于夺权，手段上又不免过激急躁，这又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了不必要的不满与反扑。 另外，由于毛发动文革，并不是像外界讲的是要斗倒、消灭这批老干部，而是要提醒他们避免腐化、变质，走错误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是以改造为目的，希望透过群众的鞭策让老干部跟着他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例，他被解职后，给毛写检讨报告，承认错误，毛就重新重用。毛认为只要犯错承认，就应该给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在以改造为主，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之下，这批老干部不可能被打倒消灭，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一直存在着深厚的基础。文革派只是靠着毛的权威而暂时得到保障，所以，毛在世时，他们还能发挥作用，一旦毛过世，这批接班人根本无法与老当权派对抗，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因此，邓小平很快就得以联合华国锋把四人帮整倒，而毛的路线也被终止了，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一些过激的做法就被拿来做为否定「文革」的口实。 金：关于文革失败的原因，我虽然同意继平所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充份。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基础上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部分是与低的生产力发展有关，像两种所有制并存的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到，毛认为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的并存。但是因为农业的生产力尚低，所以要提高生产的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生产大队）都有问题。还有其它的矛盾，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这个阶段，按照马克斯所讲的商品生产要逐渐减少到消灭。但是在低生产力的国家内，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实际上还在发展，因此也是一个矛盾。还有别的经济基础上的矛盾，有待再进一步继续研究和讨论。 樱井：「文革」能说是一场革命吗？或只能说是一场运动？我个人觉得它只能算是一场运动。又既然名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看它在文化上的影响？ 杜：从破四旧、打破传统思维观念和官僚专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场革命。 樱井：如果要谈「文革」的挫败，首先得澄清何时结束。我认为「文革」从1966年8月开始，虽然一般说到1976年结束，但是政治上来讲，1967年就已经挫败了。 杜：我想从毛泽东过世，坚持文革的路线无以为继，才能算是「文革」的终点。毛当初计划以三年时间来进行「文革」，希望透过「斗、批、改」，让原先抵制文革路线的干部能够改正，也就是透过「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过程，希望以三年时间让党内不同路线可以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发动之后，出现新的状况和矛盾，三年时间是不足够的，所以才又持续下去。 金：我赞成杜继平的观点。文革不只是一场运动，而是一场革命。因为文革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继续专政，直到毛过世，才发生政变，被走资派夺了权，继而转向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如果没有文革，刘邓的资本主义改革早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而不会是七十年代末才开始。 樱井：我想当时很多年轻人其实只是造反心态，为反抗而反抗，不见得有什么深刻的觉悟和认识。同时，我也认为「文革」文化上是一场运动，政治上则是一场暴乱。 杜：我想不能这么说。毛在总结「文革」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而所谓的三分错误，主要是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客观情势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还是造成不少无原则的派性武斗，也整错了不少人，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时，毛一方面希望透过共产党执政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国际上又面对着美、苏帝国主义的威胁，所以，毛希望「文革」能斗而不乱，因为如果陷入内战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首先就要亡国。所以，对外要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内部又要形成压力来迫使官僚集团走上建立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要尽量平衡各方面问题、进行左右调整，这是很大的挑战。 樱井先生提到年轻人的造反心态，我想，「文革」高举造反批判精神，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不过，我认为这只是要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而已，决不是为造反而造反、为批判而批判，否则，就变成虚无主义，反抗一切权威，就像有些人讲的「我在反叛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虚无式的不满不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想法。 我认为「文革」是场革命，因为它的目标和理想是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主要体现为取消三大差别，也就是城乡差别、体力脑力劳动差别，以及工农的差别，也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享成果、人人平等的社会。 前田：「文革」对全世界的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因为受到文革号召而投入社会改革，未来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受到「文革」精神的感召而献身，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文革」不能说是挫败，它其实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实践。 杜：以毛泽东的讲法，发动「文革」是打预防针，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知道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他看到国内及国际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所以，要在全党全国造成警惕，预先演练，打下反修防修的政治基础。这个效果在今天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在中国大陆反对走资路线的人，就是重提毛在「文革」中的警告。反修的旗帜重新被树立起来，用来纠正走资路线的错误，这是「文革」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并没有预期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在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提到以后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于一时，但是右派不可能永远得逞，左派也会利用他的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这是在「文革」发动初期，毛就预见到的。 「文革」挫败的影响 主持人：大家谈了不少「文革」挫败的原因，现在是否谈谈造成的影响。 杜：「文革」挫败的影响，首先就国内来看，是邓小平路线的崛起。今天有很多人支持以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否定上。我们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调，就是全面彻底的否定文革。我们先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全面否定」的讲法已经违背唯物辩证法，就政治、思想上来看，它造成极为恶劣深重的影响。由于文革标举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邓派为了消除文革派的影响，全面否定文革路线，连带地也就把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理想性一并给否定掉了，这是相当糟糕的。于是，到了1980年代才会产生所谓的「社会主义无望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了。这是邓派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也因此才有1980年代通过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界而泛滥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这首先最严重影响到的是学生，所以，有1986年的学潮出现。这个学潮暂时压下去之后，随着经改过程产生的官倒、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又有1989年的民运。不少党内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幻灭，中共政权也就面临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全面否定文革，固然有利于邓派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此一来，除了造成党的正当性危机之外，连带着中国革命的精神面貌和崇高价值也大量的消失。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人心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也造成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彻底否定文革的结果，不但在社会经济上，在人心道德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巨大。 邓派为了确立经改路线的正当性，全面否定文革，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他们的经改扫清道路，另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都产生极大的破坏。我个人在大陆读书时有很深刻的亲身经验。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有种论调，认为仅就东亚地区来看，中国两岸和南北韩的经济对比，显示搞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浅薄的论调真是不可思议。1989年民运时，人民大学还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这是文革挫败，邓派全面加以否定之后必然的结果。中共表面上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脱节了。 金：可是现在的政权没有办法不去否定文革，因为以改革派的阶级性来看，他们势必要对文革加以否定才行，因此连带的它也不可能继承共产党以前的革命功绩。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必须结束。◎ 张德元：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祭《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 张德元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明天就是2006年4月的最后一天，“红五月”就要来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创举”都是与“红五月”有关的，“红五月”注定要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从此“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国大地，历时十年之久。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文革“洗礼”中度过的。时光如梭，弹指间《五·一六通知》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在那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一些事仍历历在目。今天，我这个“可被教育好的”的“黑五类子弟”已经被枉称学者了，就想在这《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之际对我通常不愿提及的那些往事做些客观、理性的回忆，这就算是我送给“红五月”的礼物吧。 阶级斗争与农民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 我就出生在那种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家庭里，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目睹了无数次针对我父亲的“斗争”，虽然父亲并没有“乱说乱动”，但“贫下中农”还是不能饶恕他的“历史罪行”。最初的记忆，就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只有四五岁的样子；父亲被捆绑着、戴着纸糊的帽子，一群人押着父亲、呼喊着口号从我家门口走过；母亲关上门，我和母亲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母亲以泪洗面，我则十分害怕。此后，象这样的“斗争”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因为当时的政策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每次父亲将要被“斗争”之前，都会有当时被称为“贫下中农”的、“出身好”的农民来向我父亲通风报信；在“斗争”现场，“贫下中农”们都对我父亲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可“斗争”一结束，这些农民们又偷偷地跑到我家来安慰我父亲。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不知道是什么“运动”又来了，我的父亲、母亲都被关到“民兵指挥部”，在那段日子里，我和我哥这两个“阶级敌人”的孩子就是依靠“贫下中农”的关照才度过来的。在没有“斗争”的平时，乡亲们也并不把父亲看成“敌人”，他们仍然按照乡村的习惯称呼父亲为“大伯”、“大叔”，甚至称他为“先生”——父亲算是乡村的知识分子。给人的感觉是，农民们在阶级斗争运动中好象是在演戏。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嵌入式的。 象父亲这样的“阶级敌人”被称为“历史反革命”，意思是因他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而被界定为“敌人”。有些“贫下中农”也可能一不小心而被界定为“敌人”——“现行反革命”，我们的一个邻居就稀里糊涂地由“贫下中农”的一分子一下子沦落为“阶级敌人”。文革中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主席像，家家户户都要“请”毛主席像。说实在的，不管上面搞个人崇拜是什么意图，但农民对毛主席的崇拜一般是不搀假的。我家的那个邻居也是这样。我家的这个邻居家庭相对较困难，但他看到别人家都有了毛主席的石膏像供奉在厅堂上，觉得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把毛主席“请”到家；于是他上山打了一担柴，挑到十多里外的镇上去卖了钱，当即在镇上“请”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往回走时，他觉得石膏像不好拿，就用挑柴的绳子栓住“毛主席”的脖子，用扁担头挑在肩上，这样走起路就轻快多了；他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已经亵渎了“伟大领袖”，结果就“理所当然”被定为“敌人”了；他一再向人们表示，他是无意之举，他对毛主席是绝对忠心的，为了表达他的忠心，他在公社门口，光着膀子，在自己的皮肉上别上毛主席像章，鲜血直流；他以为这样，毛主席老人家就能原谅他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打击”的命运。按照当时的文革语言，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割不完的资本主义尾巴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是公有制的，资本主义必然是私有制的。按照这个逻辑，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才是人民公社社员们应该想的，一切私有观念或行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文革时期农村经常性的“革命”任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关系到是否改变社会主义江山颜色、红旗是否落地的大事。 割资本主义尾巴首先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他们“斗私批修”，从世界观上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的优越性，这就是所谓“路线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让农民们不再为自己打算，一心一意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民们白天干活，晚上就参加政治学习，上级还派工作组到生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农民们“提高认识”。这期间还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强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这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却怎么也割不完。尽管上级发狠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农民们总是表面上应承，暗地里还是喜欢“资本主义的苗”。农民们总是在和工作组或公社干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有机会就去搞他的自留地，一有机会就去搞他的家庭副业，一有机会就去“挖社会主义墙角”。农民们可能趁你不注意，在公共空地上偷偷种上几颗南瓜秧，也可能有事没事地在自留地边修修铲铲，悄悄地蚕食公地，“渐进”地扩大他的自留地范围；也可能以请假走亲戚为名跑一趟小生意。农民总是在骨子里和人民公社离心离德。人民公社为了把资本主义尾巴割好，不仅对农民进行教育，也采取行政措施，甚至是专政手段。为了防止农民做小生意，成立了“打办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设立“检查站”，有时也把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当“阶级敌人”一样批斗、游街。也可能把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而干私活的农民当作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进行“斗争”。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农民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保护他的“资本主义尾巴”。结果，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就是割不完。 这几年，我在研究农村产权制度时，常常想起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慢慢地明白过来，实际上，今天的“大包干”就来源于当年的“资本主义尾巴”。 学工学农学军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不断地学工、学农、学军。客观地说，文革中的教育普及确实是做得很好的，甚至可以说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且，学费十分便宜，不存在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问题。但是，我们那时的学校生活是很特别的，几乎不怎么学习文化课，整天搞“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学工、学农、学军。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讲的；那工人阶级当然是学习的榜样了。同时，农民又是革命的同盟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了。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大熔炉”，且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当然只有“全民皆兵”。可见，学工、学农、学军都是理论根据的。 学工就是叫学生到工厂参加劳动，向工人师傅学习；学农就是到生产队干活，向农民学习；学军就是组织学生过军事化生活，向解放军学习。客观地说，这种学习方法确实给我长了不少实践知识，也锻炼了意志，这对我后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但问题是，这样学下来，到我初中毕业时，文化课知识不及现在的小学水平；我至今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考试制度，学校兴起“补课热”，从那里补起呢？我们这些初三学生竟然是从有理数加减乘除补起。 现在，我们又要讲教育改革了，究竟怎么改我不敢讲，但是，我想我写的这段文字或许能对教育改革政策的制订者们有所启发。 文革中的新鲜事 现在，当我们谈到文革时往往称之为“十年浩劫”，不可否认，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伤害确实是存在的，对农村、农民的伤害也是存在的。但是，根据我的记忆，文革中的农村也出现过许多新鲜事，当时称之为“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有些内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可能有借鉴价值。 一是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劳动，给农民带来许多新信息，农村的小学校也不愁没有教书先生了，文革中的教育普及与此有关，我就是沾了这个光，才上的小学。大批的城市干部、医生下放农村，我们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我们公社的卫生院是当时的示范卫生院，能做大手术，在当时的皖西地区名噪一时。卫生知识普及、卫生防疫也都是这个时候搞起来的。文革结束后，“返城”运动就开始了，农村教育、卫生事业都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二是赤脚医生。文革中，每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都通过速成和土法上马的办法培养了属于自己的赤脚医生，建立起大队医务室，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构建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讲，现代医学知识普遍地、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就在这个时候，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功不可没。大包干后，集体经济解体，合作医疗制度崩溃了，但赤脚医生留了下来，他们转变为今天的乡村医生了。这么说来，我们今天仍然在吃文革的遗产。 三是科学种田。文革中，大力提倡科学种田。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种植习惯，代之以科学种田知识的普及，农技推广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实施的。我至今还能记得，当时的公社干部推广“合理密植”和宣传“农业八字宪法”的情景。在我家乡普遍推广双季稻，引进种植紫云英——农民称之为红花草，以绿肥替代化肥。大包干后，双季稻和紫云英都被废弃了。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的新生事物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资源下乡”，“资源下乡”对促进当时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是不是也要搞个“资源下乡”运动呢？ 少年的心 文革中的许多新生事物给农村带来阳光，但是我所能沐浴的阳光总是比别人少，相反麻烦却比别人多。原因是，我是“黑五类子弟”。 当我还是个八九岁孩子时，一次，我发现路边有棵小树长了个杈杈，很适合做个弹弓，我就把它砍了下来；这下可坏了；上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硬是定性为阶级敌人唆使孩子破坏“植树造林”，结果我和父亲都倒霉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在我身上发生。小学毕业时，我又没有被“推荐”上初中——那时升学是不考试的，我的父亲通过同学关系才把我勉强“争取”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就读。这些事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后来，听人讲，党的政策是“讲成分不唯成分论”，我想我有争取和别人“一样”的机会了，所以在上初中时，我努力“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我被树为“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弟”的典型，成为六安地区表彰的“优秀红卫兵”，被允许加入共青团。加之我从小就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少年时期就“官运亨通”了，先是担任团支部书记，后是团总支副书记，公社贫协委员。可就是这样，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填表”，因为每次“填表”我都能够感觉到我跟别人“不一样”。好不容易文革结束了，说是以后升学凭考试，我想这下我该和别人“一样”了。可是好事多磨。我努力学习，升学考试分数很高，比当时的中专分数线高许多，按说可以跳“农”门了。但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我仍然要被严格“政治审查”，“政审”的结果，我不仅没有上成中专，重点中学也上不成，甚至也没有普通高中录取我。我在家等啊等，一直等到人家高一期末考试时，一个山区普通中学终于给我送了个通知书。不明不白地，高中又比人家少上半年。我还是跟人家“不一样”。 少年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痛楚，这种痛楚就是我今天呼吁三农的动力。我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要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有朝一日农村和城市“一样”，农民和市民“一样”；无论前进道路上还要吃多少亏，也无怨无悔。 老田：文革后“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张德元教授农村文革回忆文章读后感 看来人们的知识，以及体现为知识系统一部分的历史记忆，是可以按照特定需要进行改造的，在阅读张德元教授关于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时，这个感受尤其强烈，以至于我最终打算把感想写成文字。 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解框架，当然也许是由于我阅读范围的局限未能发现有用的知识积累，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分析工作，建立在毛泽东的判断基础上――把认识层面分成“红”（政治性认识）和“专”（技术性认识），一个人的知识或者认识最终要受到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的限制。人的认识，一个方面是由自身利益诉求而形成的视野局限，或者表述为立场（即看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认识的政治方面；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前人认识的积累和传承，这是知识的技术方面。相比较而言，在认识论方面，今天人们很重视认识的技术性方面，把认识的政治性方面轻视到可有可无的地步。 就个人知识的取得和积累而言，政治性方面的重要性即使不高于技术性积累，也决不低于它。而且，认识的政治性方面由于受到利益实现方式的博奕性质所决定，具有结构性特点，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出周期性重复的特征，成为人们认识形成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古人最重视超越个人利害关系约束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的认识论口号。而记忆改造工程之所以能够成功，按照老田的理解，主要不是在技术性知识积累或者创新方面着手，因为历史史实一经发生就无可追回，但是对于利益实现的重新厘定，或者换句话说，记忆改造工程可以在重新建立的“政治统一战线”中间去实现，这是可以在事后进行安排的。基本的逻辑是：在给予利益的前提下，由更改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去否定或者重新界定认识的技术性方面，认识是在新的政治认同基础上被“接受”的，而不是被技术性地“说服”的。也许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对认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的存在，才使得技术性方面的记忆改造工作得以进行。 张德元教授在农村问题研究上，较少追随那种“拿着西方真理批判一切”的“主流治学捷径”，更多地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主流学风极端浮躁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就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言，张德元教授的认识明显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不符，而是与文革后“被改造的记忆”一致，由于此种现象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也由于老田在这个文革和毛泽东研究方面下过几年功夫，就以张德元教授的文章《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祭<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为例，做一个现象案例分析。 对于文革和阶级斗争，张德元教授根据自身的记忆，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应该说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阶级斗争进行方式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就与历史文献依据相反了。 文革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建国后的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动”，在这个认识的背后，实质上新政权的颠覆力量来自何方？是来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是来自新社会中间新生的精英阶层？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要向下指向“黑五类”，还是“向上”指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高干子弟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提出“血统论”对联，认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把文革的方向从对准“当权派”转移向“老的剥削阶级”及其后代。张德元的记忆，实质上与新中国的强势群体的政治意向相关，而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根本相反。如果说在“土改”和“合作化”阶段，毛泽东所强调要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夺取旧的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权，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对象确如张德元教授所理解的，但是文革的对象则恰恰反过来，是指向社会的上层和共产党内部，在经过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四清“前十条”，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以及一九六五年初的“二十三条”的系列争论，文革的对象已经锁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不存在任何模糊和犹疑之处。 文革中间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往往被转移为指向“黑五类”，虽然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意志，但是却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他们把打击矛头指向黑五类之后，自己就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即便是在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仍然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毛泽东亲手制定的政策，就这样被官僚精英群体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过滤掉”了。按照美国迈斯纳教授的分析，不同的阶级概念中间蕴含的是不同的利害关系：“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自身利益而言，最适宜的方式是把本来属于他们但现在已不存在的革命时期那些社会阶级的‘阶级成分’安在自已头上，而不是承认新社会具有产生新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这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只能按照生产进程和私有财产所有制来划分阶级这一狭义的阶级定义作出一个大致的解释。由此出发，产生了共产党的一个普遍的正统观念(斯大林在1936年首次系统阐述)：在一个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P406）“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迄今任何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新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有时，毛泽东是相当明确并非常坦率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例如，在1965年，他就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他们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来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上，P408）把新中国的阶级关系固定到旧社会的剥削阶级身上，不仅是官僚精英群体出于自保的需要，也迎合了干部子弟的优越心理，所以当权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但是确实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无关，张德元教授虽然没有硬指是毛泽东要这么干的，但是却不加区别地把相互对立的阶级分化认识“一锅煮”了。不管张德元教授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疏忽，由于他过分强调了自身的感受以及在技术性认识上不恰当地联系了他所熟知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在后果上确实佐证了“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 而毛泽东的看法和政策被歪曲，与其说是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旧剥削阶级的担忧和恐惧，毋宁说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以清算“造反派的造反行为”是“右派翻天”，在没有真正的造反派可资清算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清算旧剥削阶级和黑五类就成了地方官僚“紧跟政治形势”的唯一表现手法了，这一点迈斯纳也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这样，调查组受命不但要审查被市查对象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与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厉。据观察，保守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岐视。过去的社会出身如今再次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标准，家庭历史不那么纯洁的人成为与其在政治上或个人关系上有宿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大量的新的仇恨)的其他人的嘲弄对象。”（P458）相比较而言，清算造反派是文革后期按照力量对比不利于造反派的现实，所进行的一场“秋后算帐”的政治博奕，目的是落实“造反无理”的信条，特别是在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完成了系统清算造反派“造反行为”的政治功能，而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文革初期保守派所主张的“阶级关系不变论”或者“血统论”，张德元教授童年时期被“阶级斗争”运动无辜波及，并非毛泽东所强调的那一种“阶级斗争”，而是“反文革力量”在清算文革积极分子运动中间被殃及池鱼的，是“打着B52旗号以打击B52力量”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明显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其政治内涵完全相反。第一个阶段是在文革的发动时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其目的是矮化一切“非毛泽东思想”，从而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单一的思想资源，扩张为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并占据绝大部分领地，这样，与此不同的思想资源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就被急剧地压缩了。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总结，这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文革的群众运动的终结时期，继续推广“个人崇拜”，目的是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把肯定毛泽东思想主要不同于其他思想资源的部分――特别是“造反有理”的精神取消掉，目的是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和取消造反行为的“合法性”，为进行“秋后算帐”作舆论准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则从强调“造反有理”转移到强调通过仪式来显示对毛泽东个人“忠诚不忠诚”的表演上，“仪式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早请示、晚汇报”来宣誓要“三忠于”“四无限”、大量印发毛泽东的著作、制作“像章”“塑像”、搞“忠字舞”、“宝书台”等等。笔者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老家很多农民在今天堂屋放祖宗牌位的地方，布置了“宝书台”以放置《毛泽东选集》。文革后期的“仪式化运动”，和文革初期的“高举旗帜”一样，也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不过这一次的政治内涵则完全相反，是体现当权派的政治意志，目的是充分利用当权派实际掌握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优势，通过比对手更能在“仪式化”方面表现得更多更好的方式，去“垄断”毛泽东思想解释权。张德元教授的记忆，是一个盲目跟风的农民的一次谈不到任何政治竞争目标的“失误行为”，以及由此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张德元教授所回忆的现象，在浅层次上是足以支持“历史记忆”的样板材料，但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仪式化”运动，却不是出于跟风农民偶然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强势群体的选择和推动的结果，其内在深刻的政治博奕内涵，却被“记忆改造工程”给抹杀了。因此，人们今天只好说，那个时候人们都发疯了，丧失理智了，都不会思考问题了。实际上，逻辑上可能恰恰反过来，丧失理智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是今天的那些高人。 张德元教授的专业领域是三农问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文革和当时的毛泽东思想，问题在于：那些专职研究文革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也没有高出“个人记忆”的浅薄层次。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专家本身是服务于“记忆改造工程”需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出现真正的研究和反思，也正因为如此，张德元教授的“农村文革”文章，是值得提出来进行具体分析的上好案例材料。 二○○六年五月五日 老田：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是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政治博奕过程。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奕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 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舍弃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笔者以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奕回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规定的政治博奕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景进行分析提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1、 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一九六六年年六月十日前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工作组就是领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模式：对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造反派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文革结束后的大审判中间，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作为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二十一日的中央军委文件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先是转移运动方向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的理解和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反右大跃进”来搞）。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是当权派主导中学生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方式，通过整“黑五类”和牛鬼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相捆绑。造反派则在陶铸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革命还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一个很高明的策略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多数派的强大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一级政府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黑五类”“牛鬼蛇神”身上，恰当地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的政治博奕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率先表现出来的武斗趋向，是一九六七年年中大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反路线为止，中间“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2、 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群之间的对立，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组织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在现场张春桥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之间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确认当权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量凭借和操作手段。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反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横扫”的政策，由此留下了与少数派的政治对立；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书记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二月的怀仁堂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式的积极攻势了。 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罢工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来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成“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东曾经预测为“六个月”时间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进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选择：要么屈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派运动；要么就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则成为支持造反目标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转折受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与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的“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说到这里特地强调说：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一月八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元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结合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文革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和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 文革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表述，所谓“不平则鸣”。而文革目标调整到应对干部罢工局势，升级到双元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风险成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反复出现的分裂，这是政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诘，革委会成立前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解放军支左的选择，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反右之后，为了避免真的带来天下大乱以降低造反成本而不得已选择的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点，就是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一涉及到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要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出山，同时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去规避了一九六六八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抓捕造反派。 所谓的“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主流文革叙述就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造反派原来被资反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出现了领先。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 一九六七年中央三二七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下迄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4、 文革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得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在一月夺权时期，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如南京“好派”和“屁派”的分裂，重庆“八一五”和“造反军”的对立，武汉出现“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政治竞争的需要而现成的。出于政治竞争的策略需要，部分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量，依靠军队干部和解放军这个力量符号，通过支持“二月镇反”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压制，成为“新保守派”。许多当权派就此找到了新的群众组织力量，为自己所用。 一时未能找到现成的群众组织力量，就得重新去创造一个群众组织力量出来以实现当权派的意志。最典型的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武部下文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员过程，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三一七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造反派则借机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一九六七年六一三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六一七――六一九“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六二三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六二四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中央六二六通令下来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最后一次武斗，是在七二四围攻武汉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是蚂蟥。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一九八四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这一武力优势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1967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所选择的政治博奕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七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七二○之后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革委会，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5、 文革第五回合：清队和反复旧 1968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和当权派的博奕过程。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竞争现在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而造反派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权力，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借。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委会中间所获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6、 文革的第六回合：从清理五一六到批林批孔 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参加省市结合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五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派是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力。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指斥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向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指定人选参加“北京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政治策略选择是隔离造反派的领导骨干与基层群众。陈伯达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委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去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队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逃跑时被公安干警击毙）被当作英雄来宣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判决后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六九年周恩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队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捅马蜂窝”把造反派拉下马和扩大革委会代表数量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现，革委会大变样了。 湖北省革委会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积代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农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来自天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当权派的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具体是由掌权的军队干部主持，前党政干部参加，保守派成员作为“动力”，清查对象是造反派成员，这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对文革初期造反行为进行系统“秋后算帐”的政治过程。从当时的政治走势看，清查运动锁定造反派作为对象，部分包含着“清除不安定因素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沿袭周恩来在九大前后处理“反复旧运动”期间的考虑；更多的是军队干部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所谓“造反派不听话”）和向造反派夺权的考虑，起根本作用的决定因素则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彻底清算造反派的坚定政治意志：通过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方式以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被毛泽东定性为“路线斗争”，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问题，在被毛泽东否定之后大家又都一致同意不设，因此这样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路线分歧。但是，更为重要的争论是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对张春桥的不满大爆发，与此逻辑上一致的是文革积极分子在各地被系统清算的事实，这在根本上标志着对文革的根本政治分歧，而且这一清算运动的最初舆论动员就是从毛泽东思想仪式化开始的，所以，路线斗争体现在设立国家主席争论之外的两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高举到神坛之上（会议中间的所谓“称天才”）和同时系统表述对造反派的不满。许多研究者在资料选择上，过分重视了会议上对一个具体议程的不同态度，似乎这就是全部的主题所在，同时却过分忽视了不那么明显的、却是与文革大势密切相关的“根本政治分歧”。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请出“军队支左”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无牌可打了（至少缺乏“明牌”而只剩下“暗牌”了），到了庐山会议争论之时，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无牌可打的状态下，搞“违章出牌”，针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系统清算文革力量的政治现实，“借机”进行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击。如果回忆一下一九六七年中期，毛泽东在力量对比不利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战略撤退，那么，对于系统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的形势，毛泽东面临的对手和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这个运动卷入了比一九六七年更多的群体和力量包括更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这更是毛泽东所无法进行“公开”调整和进行政治处理的，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剑走偏锋”出怪招，庐山会议之后，那些在整造反派问题上跳得最高的军队干部，如黄吴叶李邱诸人被迫检讨。在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基本上是被硬性指为“林彪集团死党”而拿下去了，或者作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在政治上被矮化，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被指为“林彪死党”关进秦城监狱，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被称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被称为“活党”，相反，前党政干部张体学等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据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言表达对张春桥不满的是张体学，刘丰是跟在张体学之后才发言的。对政治竞争作一个功能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些在整文革积极分子方面最积极的军队干部，被毛泽东以个人的至高权威加以清算了，河南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王新在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陆续挨整，但是他怎么都不服气，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一句话没有说，就只吃了几片哈密瓜。”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二招办学习班，并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十八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仅仅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份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曾思玉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指为“林彪集团活党”“上了贼船的人”，一九七三年底十大军区对调时去济南军区了事。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一九七五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1973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轻。同时，由于军队干部在支左时期，也大量得罪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他们之间在文革前期曾经有过的高度一致，不再存在了，党政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甚至有了非常深刻的裂痕，一九七三年支左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王克文主持武汉工作，他对军队干部的态度是：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而原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回到部队之后，被安排担任武空第五副司令员自称是“负责农场和喂猪的”，军队干部内部的相互不满和裂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文革前期当权派的紧密联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一九七三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法性。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一九七三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人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文革的新生力量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长期受当权派打击和压制，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之下，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后门进去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而且当权派不仅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再也难以组织百万雄师了，处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钢党委还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边缘权力部门如团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失去了当年的气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之间对造反派清算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九大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初为止，中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7、 文革第七回合：整顿和批邓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赵紫阳私下谈话，使用了诸如“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不要怕当还乡团”等等语言，要他们下去发起“批判造反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了，说是现在“要向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射史学界说中间，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观上相关”。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前后，在周总理去世的问题上，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些观点交锋，武汉、郑州、南京都有所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事件的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间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间所具有的上升阶梯，这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部分人中间，邓小平也许能够代表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上升的愿望和理想，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述；二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及其子弟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发出来，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群人中间许多人就是文革初期“联动”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表述；第三个方面是多数人的状态，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作为一个原本意义上的悼念活动参加者，称不上什么特定的政治或者经济诉求。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会议界定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文革被否定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天安门事件之后，各地都有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风潮，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迅速结束了，这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和政治博奕过程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化战役”，从全面否定文革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们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驳，因此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奕回合。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王霄：文革四十年祭 楔子 离五·一六还有半个多月，网上已经见到个别纪念文革的文章。 屈指一算，今年已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了。 文革那年，我正好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不敢说一生的命运受文革影响最大，但对文革的痛切之深与反思之力，则绝不在父兄辈之下。虽然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二毛”（古人谓头生白发），但文革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罕有的事件。对于这一个事件，其亲历者如果不将它完整地纪录下来，是对后代的犯罪（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巴金先生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但其亲历者如果不能真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不但是对后代的犯罪，而且是对我们自己的污辱。 一 1981年，在文革结束5年后，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式，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加以审视和结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仅有一例，即1945年４月２０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也是曾经附录于《毛泽东选集》中唯一的一份非毛的著作）。由此可见文革影响之大及当时形势与任务之迫切需要。今天来看这个《决议》，仍然为它的许多犀利和深刻的见识而感叹。 但是，坦率地说，要对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判，五年的时间距离是不太够的，太近了，可能还看不大清楚。另外，当时作出这个决议时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受到政治打击迫害、九死一生的老共产党人。他们对文革可谓深恶痛绝，锥心泣血，表现在《决议》中和其时的其他讲话中，就是对文革和文革据以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全面否定”。不但对文革要全面否定，而且对文革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领导人、“站错队”（这个词是一个文革语言）的领导人和由于在文革中取得利益因而对文革感情上难以割舍的领导人，也基本上做了各种清理。 1983年，中共开始整党。我那时正在西北某省的省委宣传部工作。整党的首要内容是要进行全面否定文革的教育。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当着一个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我部部长的面，我们部某处的一位副处长，公开地讲：“文革不能全面否定”。 当我为这位仁兄的荒唐气愤同时又为其冒失担心时，在座的两位省委领导却听若未闻，并未作出什么严厉的举动。之后，这位仁兄的仕途走得也挺顺，看来根本未受“不能正确对待文革”的影响。 后来这些年，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与不同身份的朋友交谈，在说到文革时，尽管全面否定仍然是主旋律，但是对文革唱赞歌的也颇有人在。这种对文革的态度的迥异，集中地反映在对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上。 文革结束时，由于那时毛在政治上还是一把刀子，一面旗帜，各种政治派别都要争当他的正统传人，所以毛的头上还顶着他那虽然黯淡不少，但却依然灿烂的光环。不过实际上，在政治斗争胜负已定并由当权者为毛作了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之后，毛很快就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淡去了。在新的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中，人们似乎已顾不上再去回忆这位老人，新中国之父。只是时不时地，从地球的某个角落射来几枝非毛的冷箭，或者，从毛自己的故乡，偶尔传出或褒或贬的喁喁几句话语，很快湮没于时代的喧嚣。 但令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地突然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热。人们怀念毛泽东，叙说毛泽东，歌唱毛泽东的老歌又唱起来了，追忆毛泽东的文章又连篇累牍了，毛的像章成了值钱的文物，毛的新版画像甚至被挂在几乎全部中国汽车的前窗，成为司机的保护神。沉寂十多年的韶山，又成了人民瞻仰的圣地，其兴盛超过往昔。到1993年，即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这股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那一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到韶山，向这位伟人行弟子礼，并为新树的毛的铜像揭幕。 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 而文革的梦魇，也不时在某些人的脑海中浮现。 但是，奇怪的是，已被“全面否定”的文革，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不但巴金老人的建议被置若罔闻，而且，所有关于文革的学术讨论，都不能见之于公开的报刊。一场影响了甚至决定中国今天走势和中国共产党今天面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决议》之后，很快就被国人忘却于脑后――除了个别文人的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不但重庆郊外那个著名的“红卫兵之墓”黍草离离，在秋风下呜咽着青春早逝的悲怆，而且，那场震憾天听的“四五”事件，也随着那一首首曾经令人热血贲张的诗歌的喑哑，从我们的脑海中淡去。 终于，文革在中国大陆成了一个欲说不能、欲说无言、欲说还休、欲说仓皇的话题，只是在民间间或引发酒后的议论。奇怪的是它在海外却成了一门显学。 其实，上世纪的毛泽东热已经预示了一种思想的复归。 怀旧的导因是现实。对毛的怀念也是如此。这种怀念是以一种新的评价为基础的。的确，对重要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间上的远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不仅是因为与这个人物或事件有关的一些重要史料被钩沉发现，更重要的是，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的新的事实，会复证文革及毛泽东生前的思想和行为的意义，从而使人重新思考，得出与往不同的结论。 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新评价，可以从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情况得到鉴证。在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从整体上讲有了极大提高之后，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环境破坏、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是如此的严重，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时期。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如毛泽东时期。毛泽东热的兴起，其内在的社会根源在此。 显然，对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进行后续的研究与思考，是不合常理也不合舆情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重新的思考应当是基于理性而不是感情的。在文革发动已经四十周年的时候，虽然也许还不是重新讨论与评价文革的最佳时期，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讨论是必要的。 二 首先，这种思考不应该是对文革全面的“否定之否定”。 文革虽然是一个原因极为复杂、表现形式极其多面、动员程度极高、关联阶层极其广泛与深刻、社会动荡极其剧烈、影响国家与个人命运极其巨大、成果及其丰富而正负悬殊、代价极其惨重的历史事件，但就其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与人性的毁坏、对人类文化的戕害的角度来看，说它是中华民族当代史上的一场灾难，并非过甚其词。 搜遍所有历史学家对人类各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都难以对这一场“大革命”的奇特与光怪陆离进行类似的概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最多人口的大国，其最高国家领袖一个人动员了所有的社会草根阶级，对一切所有不同于他们的阶级――创建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大小官僚、知识精英、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了权力、思想乃至人身的围剿与消灭；一切既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而代之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人的人生道路与命运充满戏剧性：一个居江湖之远的“下愚者”，可以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而原来的国家主席却拿着《宪法》在屡遭羞辱之后发配他乡，含恨死去，死后甚至不知尸骨之所在；7亿人以一个人的思想为思想，这个人不但成了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保证，而且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他相连；整个国家似乎成了兵营，而军队既是大革命的支撑力量，又是它的受害者；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却阴谋暗杀伟大领袖，失败后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而在这场革命中打先锋甚至流血牺牲的青年学生，最后却被分配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再教育”；绵延千万年的传统文化被彻底颠覆，同时表现了艺术极高水平的八个“样板戏”和一本小说统治了文学艺术舞台；人性的最高尚与最卑污像天使与撒旦亲密携手那样来到人间，前者在大革命的拷打中放射眩目的光辉，后者在大革命的扭曲中散发駭人的恶臭；经济在混乱中艰难地发展，甚至出现了“两弹一星”的奇迹；昔日的国家盟友成了兵戎相见的寇仇，而昔日的死敌却在世界一片惊愕中移樽就教，相与握手言欢；天下大乱的国内形势却迎来国际大好的形势，中国终于进入了联合国，并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也许我不应该用这种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大革命。现在让我们马上来看看198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文革的评价吧： （１９）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２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以上对文革的结论是极其简炼和鲜明的。请读者认真阅读以上的结论，因为我在后面会多次引用这个结论中的文字。 也许今天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发动的十七年的时间里，全面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去发现文革的动因。如果这样，我们会发现，文革绝不是毛泽东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考与强烈的现实忧虑的。我绝不同意文革是权力之争的说法，如果那样，当年已经实现绝对家长制、一言堂的毛泽东，不会运用文革如此剧烈的方式来清洗如此众多的“阶级敌人”。文革初期，已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的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这场运动只是要打倒他的话，那么他情愿去当一个农民，而使这场运动结束。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刘少奇的建议，证明了他并非仅仅是要打倒少数几个政治对手而已。 用《决议》的话说，就是他的举动，是基于一种对形势与政治局势的判断和对中国政权与前途命运的忧虑的。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归纳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没有抓住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没能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提出适合形势任务要求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这个主要矛盾，用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话说，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或者说是“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他没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从这点说，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性的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与任务，将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