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第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二　　Ｐ 　　　　　　　　　　Ｉ　　　　　　　　二零零六年　　第二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wyzx.com　 　　　　　　　　　　总第二十期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冰点》事件】 王小东：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袁伟时教授商榷 黎 阳：现代版的“顺民”教材——评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争鸣】 黎 阳：皇甫平靠臭架子还能混多久？——评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 朱卫华：是谁“动摇”了皇甫平的“改革”？ 云淡水暖：皇甫平为什么“再出手” 云淡水暖:吴老又在开玩笑——没有人品，哪有学品？ 【改革路口】 杨 帆：“对外开放反思的14个问题” 高 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财经评论】 杨晓陆：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的巨大风险----央行决策将导致我毁灭性经济灾难 丛亚平：国家金融安全在何处？——金融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 李经纬：警惕外资操控中国经济 白津夫：外资控股狙击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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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点”被封之前写的。然而，如果别人认为我是想投机，也无所谓，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那种造谣诬蔑，我早就习惯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袁伟时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体”发表了，而我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媒体”发表。我不认为封“冰点”是正确的，本来应该允许辩论，既发袁伟时的文章，也发我这种观点的文章。现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讲不清了。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另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凤凰周刊》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让他们随便说罢。我决心什么时候都说自己的话，让任何人都随便去说。 祝春节快乐！ 王小东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与袁伟时教授商榷 王小东/文 读了袁伟时教授2006年1月1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第一个感觉是与袁伟时教授一样，我也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实际上，从少年时起，我就不仅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对于我们大学的历史教课书，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类教科书，也非常不满。恰恰是因为这种不满，我在二十八年前考大学时，决定放弃我所喜爱的文科而报考理科。而后却因割舍不下自己的爱好而绕了个极大的圈子兜回文科来。然而，在我认真读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却感到，与我们的令人非常不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相比，袁伟时教授的经过精心包装的历史学观点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一.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恪守了“程序正义”，火烧圆明园就一定能够避免吗？ 袁伟时教授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去做那些挑衅洋人的事情，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在如果能够在法国马赖神父的问题上“程序正义优先”的话；比如说，当时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欢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话；比如说，当时允许公使愿意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的话；火烧圆明园就是可以避免的。顺着这条思路下来，袁伟时教授认为，义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则中国可以赢得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应该招惹洋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可以避免许多灾祸。 袁伟时教授在这里做的是历史的假设。有人说，历史不可假设。我说，历史确实是可以做假设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得任何东西，历史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一种纯粹的娱乐。然而，在作历史假设时，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在作了某种初始假设之后进行推演出的某种后果，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相同的初始假设之下，也完全有可能推演出另外一串后果来，假使当时的人们真的选择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出现的也有可能是后一串后果。第二点，要大致地猜测哪一串后果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不算小，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去寻找别处发生过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之处的历史经验，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另外的选择，但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选定了那么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假定当时的中国人做了其他选择会怎么样，那永远只是一种猜测。在历史学问题上，猜测也是人类的重要智力活动之一，但它至少还需要“以史为鉴”来补充。 当时的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过程，我们要“以史为鉴”，就不得不寻找其他文明在与欧洲人接触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我在这里就举一个16世纪时，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征服者接触时的例子。当时的印加王阿达瓦尔帕在得到西班牙人正在向他的国度行进时，他决定不是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把他们接纳进来，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对于这些西班牙人也极为友善；当他回访这些西班牙人的时候，他更是把大队人马留在原地，并命令跟随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个印加王阿达瓦尔帕的做法怎么样？无论他在过去的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有多么凶暴，也无论他对于西班牙人的和平姿态中暗藏着什么心计，他在表现出来、成为历史事实的对待西班牙人的做法上，应该不是“吃狼奶长大”了的吧？应该令袁伟时教授满意了吧？然而，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至少是命令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一点，是个最致命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了：不仅仅是印加帝国的灭亡，甚至连这个种族都基本上被灭绝了。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上一个小细节：当时的西班牙人看上去已经很讲究“程序正义”（虽然像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即使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也仍旧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正义”的概念），他们派出了一位教士，要求阿达瓦尔帕接受基督教，在阿达瓦尔帕拒绝了接受基督教之后，西班牙人才开始了屠杀。袁伟时教授也许会说：你看看，你看看，欧洲人还是很文明的嘛，你接受了基督教不就没事了吗！更何况，基督教难道不比你印加人拿活人献祭的宗教更文明吗？然而，第一，无论是当时的印加人，还是当时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到21世纪袁教授的课堂上认真接受一番改造再回去作出“正确的”选择，对于他们作出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第二，当时如果阿达瓦尔帕接受了基督教，是否就会“没事了”，这也永远是个谜，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测，“没事了”至多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第三，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经常拿现代的尺子去卡古人，如果拿现代的尺子去卡，那么，宗教信仰自由，阿达瓦尔帕不接受基督教是他的权利。当然了，仅就这个问题要扯下去还有的扯：你可以说，即使当时阿达瓦尔帕的军队携带了武器，他们也未必打得赢，他们打赢了这一次，也未必打得赢下一次，他们终归是要被灭绝的，等等。这些话也许都有道理，但无论如何，这里一切一切的底线是，印加人没有“吃狼奶”，也还是被灭绝了，“争取时间”什么的也都谈不上了，“吃狼奶”的结果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坏。 其实，不仅仅是印加，在欧洲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民族、国家，乃至文明，或者因为力量更弱，或者因为意愿更弱，对欧洲人的反抗弱于中国人，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奴役，乃至被灭绝的悲惨命运，这里面也包括印度。说到印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许马上会想起圣雄甘地，并迅速地得出“英国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运动来获得独立”这样一个时髦的观点。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两点：第一，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暴力运动的发生；第二，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大英帝国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这样的时刻帝国内部再发生不测事件，才承诺印度在战后独立的，而丘吉尔先生在战后对此承诺后悔不已。脱离了这两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在19世纪的中国人当中，也有为袁教授所赞赏，主张“勿以小嫌酿大衅”的“有识之士”，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以为，过去将李鸿章脸谱化，说成有意卖国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今天大行其道的“翻案文章”将李鸿章说成是救中国的大英雄则问题更大。别的问题先不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与当时的欧美列强相抗，中国的力量确实不够，但与当时的日本相比，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欧美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不仅能够战胜，而且能够轻易战胜。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的惨败。这里，我们且不论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腐朽的问题上负有极大的责任，且不论他在拿海军经费去讨好慈禧太后的问题上其实也负有责任，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李鸿章是袁伟时教授的好学生，他从中日冲突的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主持公道上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在对外问题上，李鸿章与那位印加王差不多，是真正的一点“狼奶”都不吃的乖绵羊，结果却遭受了如此的惨败。我认为，甲午之役，即使北洋水师的问题照旧，清政府的问题照旧，中国文明的问题照旧，只要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即使黄海海战败了，中国也未见得就必输。当时的李鸿章若是吃过一两口“狼奶”，中国就绝对不会输得这么惨，中国就能争取到更宽裕的时间、空间、金钱，真正像袁教授所说的那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 袁伟时教授对于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嗤之以鼻，认为义和团运动决不像瓦德西所说的那样，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而是正相反，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性。然而，历史的事实就是，相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或文明而言，中国的“殖民地”前面，要加上个“半”字。当然，你也许会说那是西方列强争斗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反抗之功。你可以那么说，但如果我说中国人的反抗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你也绝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我的看法就没有道理。 那么，有没有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欧美列强的强烈冲突，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呢？确实也有，比如说日本。但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到过袁教授的课堂接受过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地缘或其他一些原因而来的幸运，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决不是一点不吃“狼奶”的。 回归到“火烧圆明园”可不可以避免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完全否定袁教授所说的这种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比如说，又有谁能保证，英国人绝对不会凭袁伟时教授也承认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亚罗号事件一个借口就开战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袁教授确实可以提出自己的猜测，但袁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否定其他的叙述方式，乃至谩骂吗？ 二. 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真的就是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大体上是适当的——同时我认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袁教授似乎忘了他是在谈历史教科书，在谈一百多年以前的那段历史。放眼到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更久远的时期，人类历史真的可以仅仅沿着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进步的吗？根本不是这样。 不知道袁伟时教授翻没翻过两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京和曼德拉的历史。1946年7月22日，这是西方历史学家们认做现代恐怖主义发端的日子。这一天，贝京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炸死91人，其中有70名英国人，还有许多犹太人，以及一些阿拉伯人。曼德拉呢？他于1961年6月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自任总司令。几十年后，贝京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具有同样背景的通缉犯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多届总理，不仅成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曾经通缉和逮捕过他们的英国政府的座上宾，而且成为它们最亲密的盟友；曼德拉则成为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的象征。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两段历史，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不尽像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但也并不像袁教授说的那么简单，袁教授所说的进步道路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袁教授所说的道路在历史上总是行得通，那么，姑且不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当被归入愚昧无知，开历史倒车，“反文明、反人类”的“暴民义和团”——当时的这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为什么没有“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是“遵守它”，却是揭竿而起呢？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到了可以通过不断批判和揭露列强主导下形成现存的规则和条约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的时代，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先驱者在我们之前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们才有了今天。具体到中国，我前面说袁伟时教授的“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是适当的”，至少原因之一也是叨无数先驱者的光，我们今天相对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而言是强大多了。要是从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对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深信不疑，恐怕我们今天整个人类都还会停留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奴隶制社会。 如此轻佻地对历史上的先驱者进行评论，如此轻佻地总结历史，则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宜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轻佻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并常常被同样轻佻的大众传媒恶炒。 三. 在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强调了“学习”就应该完全否定“反抗”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我不知道袁教授所说的“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句话究竟指的是“现在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当时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当然：现在的洋人是在我们允许的前提条件之下，或来旅游，或来做生意，或来学习，或来公干，或来生活和居住，总而言之，是我们允许他们来，甚至是请他们来的。如果是后者——从上下文看恰恰是后者，那就只是袁伟时教授本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应出自一个理应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授之口。为什么？这道理太简单了：因为那时候的洋人首先是作为毒贩子和强盗打进门来的，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允许他们来，更没有欢迎他们来；就算是那些商人和传教士，也是仗着毒贩子和强盗闯进来的。毒贩子和强盗强闯进你的家门，你却无法阻挡他们，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沦落到完全不能保护自己，自由乃至生存都已落入他人之手的被奴役的处境，这怎么能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呢？用我们看现在洋人进城的眼光去看当时的洋人进城，然后去责骂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开放胸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以这样混乱的逻辑去教育我们的青少年，那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入侵，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它确实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乃至先进的人文思想，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带来的是屈辱、欺凌、被奴役、被屠杀，乃至生计的破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从朝廷到学者到一般百姓，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这种反应也许不是最明智的，不是当时中国人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反应却是非常自然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引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而是引用西方史学界的名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时，有这样两段话：“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般民众对于作为外国入侵者的一员的教士、倚仗外国入侵者作威作福的教民当然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愤恨情绪，而这种愤恨情绪积累之下会爆发出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扩展到对于无辜者的侵害。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从外交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明智的，有可能招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往往还表现为对于入侵者的先进科技乃至先进文化的弃绝，反而妨碍了被入侵的民族学习入侵者的先进科技及先进文化，从而反击侵略者的机会。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绝不仅仅限于义和团运动，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我们当然要从这种失误之中吸取历史教训。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两点。第一，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当事者确实很难作出我们后人“事后诸葛亮”所能看到的最佳选择——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第二，如果我们就此而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失误，所以就不应该反击侵略，反击侵略就是如袁伟时教授所说的“反文明、反人类”，那么，这不仅仅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如前所述，从策略上也未必站得住脚。 袁伟时教授对于香港的教科书相当推崇，他说：“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香港的教科书是否就是我们应当遵照的范本另作别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从袁教授所引用的香港教科书的评述中得出仅仅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而外国入侵者的“任意焚掠屠杀”就不是“反文明、反人类”这样的结论。 袁伟时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给我们开出了一个“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的“药方”，那就是“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药方对不对呢？有些地方是对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确实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以学习来否定反抗侵略，把反抗侵略说成是“反文明、反人类”，说成是“吃狼奶”，这就不是持平之论了。从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讲，如果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侵略只能学习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反文明、反人类”，那么，历史上的很多被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人们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包括很多被美国好莱坞大片所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就都成了“反文明、反人类”了。按照这个逻辑，大概在幸存下来的人类当中是找不出不吃“狼奶”的人群了，要找只能到已经被灭绝的人群或者是绵羊群中去找了。从战略的角度讲，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学习”和“反抗”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学习则改变不了自己的弱小，不能做成功的反抗；而不反抗则很可能在来得及学习之前就被奴役，甚至被灭绝，完全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策略的角度，就是也不能忘了适当的妥协。以这样一个角度去评价义和团等近代中国人的反侵略运动，并吸取经验教训，才有可能对古人是公正的，对我们今人是有意义的。 四. 结语：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 袁伟时教授对于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采用一些有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而激奋不已，斥之为“狼奶”。我在这里要提醒袁教授，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样没有采用许多不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在我看来，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与其说是“狼奶”，不如说是中性的“清汤寡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青少年确实不太喜欢这些教科书——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我要报告给袁教授一个或许可以令他欣慰的消息：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中国青年把教科书放在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来源的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是课堂老师讲授，他们的信息来源排在前面的依次是“互联网”、“报纸”、“电视”、“朋友之间口头传播”、“广播”。也就是说，即使教科书真的是“狼奶”，他们也没怎么吃，就算中学吃了一点，到了大学也吐出来了，所以袁教授根本不必担心“狼奶”会造成他所担心的种种灾难。鉴于袁伟时教授在互联网和报纸上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话语霸权，他的“奶”倒是被放在了我们的青年的信息货架上最显著的位置的。至于我们的青年吃没吃他的“奶”，吃了多少，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在最近的互联网上看到一个署名林思云的帖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我不知道袁伟时教授对于这一段话怎么看，写这段话的人是吃什么“奶”长大的？我认为，首先，据我所知，这段话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支持：很多由西方人主持的最新科学研究得出的都是与这段话相反的结论，要找这段话的“科学依据”恐怕要回到19世纪去；其次，这段话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所贬低的是自己的种族，所以我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然而，在一个人气相当高的思想网站上，这样的言论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我认为这些人病得不轻，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历史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以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好，大学历史教科书也好，乃至其他一些人文、社科教科书，确实有必要容纳进更多的史料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也应包括“狼奶”，互相配合而达成一个营养丰富并非“清汤寡水”的持平，允许我们的青年在其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我认为把那些义和团干了不好的事情的史料放进历史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这些史料的解读，当然也不能只采用袁伟时教授的一家之言，也应当把别的观点放进去，由我们的青年讨论，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现代化的，具有开放心智的青年。另一方面，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的特点，就是很难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定论，不要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即使是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要把所有的史料和所有的观点都容纳进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作为教科书，对于史料和观点，在不歪曲历史的大轮廓的前提下，有其基于国家或民族的立场的取舍，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和日本右翼在历史教科书中抹杀南京大屠杀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知袁伟时教授能否同意我的看法。 黎阳：现代版的“顺民”教材——评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2．2． 如今这年头修改教科书成风。日本有人闹着修改教科书，中国也有人闹着修改教科书。日本鬼子修改教科书，欲证明日本侵略中国“无罪”；中国“精英”修改教科书，欲证明中国被侵略“有理”。二者遥相呼应，配合绝妙。日本人修改了日本的教科书还不算，又命令中国人按日本人的口味修改中国的教科书，删除一切抗日反侵略的内容。他那边一发“最高指示”，中国这里马上有人闻风而动，坚决照办，删掉了《狼牙山五壮士》。现在又蹦出个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嫌光删除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还不够，干脆来了个更彻底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算总帐，连锅端，全盘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全部历史，超额完成任务。他的那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顺民”教材。当年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中国人当“顺民”。今天却见中国“精英”用“软刀子”逼着中国人当“顺民”。这也算“与时俱进”。 袁大教授的文章劈头第一句话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注意，注意，袁大教授借古喻今给中国人上课了。说的是历史，讲的是政治；名为“历史教科书”，实为今日“现代化”。文章从头至尾就一个意思：侵略有理，反抗有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趋势”，只能顺，不能逆，“顺之者昌、逆之者困”，反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是“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 为什么圆明园被烧了？因为中国人不“顺”，或曰“顺”得太不彻底：居然只释放缉捕的海盗和水手而拒绝向洋大人道歉；居然敢处死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居然敢不“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妨碍洋大人自由进出中国城市；居然敢对“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这种“平常外交事务”“一拖再拖”；居然不会处理洋大人在“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节外生枝”，不允许洋人公使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选择走哪条路；居然不准洋大人的军 舰“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居然在受到洋大人的攻击时开火还击……结论：圆明园被烧是中国人不肯逆来顺受的结果，咎由自取，活该。 袁大教授引经据典，喋喋不休地告诉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一个字：“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一定得“顺”：俯首贴耳，百依百顺，逆来顺受，任人宰割。“顺”才有出路，“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不“顺”就只有死路一条，“结果酿成大祸”。绝对不能有丝毫不满，更不能企图反抗，否则就是“吃狼奶长大的！” 然而历史实际是这样吗？九．一八时中国“绝对不抵抗”，“顺”得还不够彻底吗？结果呢？沙基惨案，和平游行的中国人手无寸铁，还不够“顺”的？英国军队照样向中国群众开枪。“顺”顶个屁用。济南惨案，赤手空拳的中国外 交官居然被日军挖眼舌割耳鼻大卸八块。你再“顺”，再“文明”，再“外交礼仪”，再“程序正义”又值几何？根本没有宣战，“和平时期”的外国军舰动不动就在中国内河向中国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开炮轰击：炮轰万县、炮轰九江、炮轰南京……中国人“顺”来“顺”去，照样“闭门家中坐，炮弹天上来”。这又是哪门子的“程序正义”？南京大屠杀，几个日本兵就能看押几千中国人。死难的那三十万同胞“顺”不“顺”？结果呢？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遭屠杀，难道反倒是因为中国人不“顺”？所有那些死难的中国人究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是“喝羊奶长大的”？这时候怎么不见袁大教授“奶”不“奶”的大发议论了？ （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后来对美国的一切要求简直百依百顺，连卧室都敞开了让人家检查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差让人家解开裤子验裤裆了。这还不够“顺”吗？那又怎么样？避免了“酿成大祸”了吗？） 读了袁大教授的这些“高论”，不禁令人想起鲁迅的两段话： “山羊……比胡羊（注：绵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鲁迅：一点比喻》 “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缠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鲁迅致许广平》 中国人实际从来都是喝袁大教授这类“知识精英”们的“羊奶”（或曰“洋奶”）长大的。所以才会有“绝对不抵抗”，才会有南京大屠杀的任人宰割。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精英”们不都是一直在严格遵照袁大教授们的主张来决策吗？“勿以小嫌酿大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对不抵抗”、“消气外交”……凡此种种，哪样不是百分之百地符合了袁大教授“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的“理论”？结果呢？行得通吗？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注：注意：当年谓之“维新”，如今谓之“改革”。换个名词而已。有什么本质区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正因为再喝袁大教授这类“知识精英”们的“洋奶”也救不了命，所以才有一些先锋队改喝了“狼奶”，“让思想冲破牢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面对列强的侵略，毛泽东的主张跟袁大教授的“大顺主义”截然相反：“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客观实践检验的结果呢？抗日战争前的事且不论。1946年“安平事件”，面对美军陆战一师的武力进犯，样样劣势的解放军照打不误，美军被当场毙伤十几个，半点便宜没占着。之后美军不但没有象袁大教授之类“精英”断言的那样倾全力出兵介入中国内战消灭共产党，反而在解放军进军全国时乖乖从上海青岛天津等地撤走了全部军队。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从“安平事件”、“紫石英”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捕捉到了一个准确的信息：毛泽东的军队的字典里没有“绝对不抵抗”这个词。1949年渡江战役时，还没有海军的解放军用野战火炮照着擅闯禁区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打，光舰长加司令就前后打死了仨：你胆敢擅闯禁区又不听警告，那就老实不客气。先开炮就先开炮。打了你就打了你，看你敢怎么着？之后英国不但没有再来一次“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而赶紧跟新中国谈判建交拉关系。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同样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虽然英国还是那个大英帝国，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大清帝国”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是喝“羊奶”长大的。袁大教授不是说不平等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吗？新中国一建国，立刻宣布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什么外国特权，什么“程序正义”，统统去你妈的。“造成不应有的混乱”了吗？1950年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照样出兵抗美援朝，一顿痛打把美军轰回了三八线。得罪了这天字第一号的世界头等强国，天并没有塌下来。1967年英军在香港新界挑起冲突，解放军不打则已，一开火当场干掉英军42名，揍得英国人大哭小叫：“中国老虎真地吃人”。1969年珍宝岛冲突，中国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的弹丸之地跟绝对优势的苏军大打出手，宁可冒核战争的危险，也绝不放弃寸土。上述种种中国人哪次不是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以弱击强？袁大教授拼命告诫弱者对强者只能百依百顺，别妨碍洋人自由进出中国城市、别限制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选择走哪条路、别禁止洋大人的军舰在中国内河自由往来，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即使“一拖再拖”、“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节外生枝”都不得了。而喝了“狼奶”的中国人岂止妨碍了洋大人在中国的横冲直撞，根本就敢迎头痛击一切挑衅，命都要了他们的，更不用说“赔礼道歉”、“忠实执行”不平等条约了。这比袁大教授战战兢兢总结出来的种种“教训”严重了一万倍都不止。结果呢？“酿成大祸”了吗？重演“火烧圆明园”了吗？签定了新的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了吗？看看这一切，再想想中国人九．一八时“绝对不抵抗”的结果，想想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时任人宰割的结果，历史究竟证明了谁的主张对？毛泽东，还是袁大教授之类“精英”？ 袁大教授口口声声说：“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他既然号称“历史学家”，那就应该能够做个统计：从1840年到1911年这晚清七十一年中，中国一共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平均多久签订一个？平均每个条约为中国带来了几年“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几年“充分的时间”？“忠实执行”不平等条约，结果是不平等条约越执行越多，多到再也“忠实执行”不下去。再算算1911年到1949年这38年中，对外“绝对不抵抗”、继承了满清一切不平等条约、“严格执行现有条约”的民国政府又得到了几年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几年“充分的时间”？最后看看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可曾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中国人从那以来可曾再受过任何战乱之苦？究竟是谁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是袁大教授之流“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大顺主义”，还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毛泽东思想？“历史学家”如果连这么大的历史反差都看不见、想不到、不认帐，那还有什么资格号称“历史学家”？还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合格”不“合格”？ 袁大教授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大骂“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并断言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的“错误教育的后果”。他在这里完全颠倒了黑白。凡有人群的地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倾向或破坏性倾向。哪国都一样。上次美国洛杉矶大骚乱时，暴徒就专抢外国人，尤其是亚裔。怎么不见袁大教授谴责这是“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人群中出现自发的破坏性倾向不是要害，当权者如何处理这种自发的破坏性倾向才是要害。一种破坏性倾向如果能甚嚣尘上压倒一切，必然有当权者的煽动支持。真正要负责的是煽动支持这种破坏倾向的当权者。中国现在仍然有跳大神的。你能说中国文化就是跳大神吗？但如果某当官的利用权力公开支持、宣扬、保护跳大神，跳大神行业必然风靡一时。那么谁应该对跳大神运动负责？是中国文化中国人，还是利用权力制造跳大神运动的官员？同样，当年以义和团名义搞的极端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完全是因为满清政府的存心纵容与蓄意煽动。没有权力机构的引导和支持，那些盲动倾向根本成不了气候。否则为什么只有北京一带闹义和团，全国其他地区就不闹？为什么就1900年那一年闹义和团，其他时期就不闹？再战乱、再动荡、再出现无政府状态也不见中国人自发闹什么义和团、搞什么“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可见以义和团名义搞的种种胡作非为根本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的愚昧无知、“文化低劣”，完全是满清政府内部因争权夺利的需要而故意假借义和团名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动乱”。他们又要打击政敌又不肯负责，所以才用义和团的名义横扫一切，完了事之后一推六二五，把一切责任赖得干干净净。真正“反文明、反人类”、“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极端愚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的是那些蓄意把义和团变成政治斗争工具的满清政府，是西太后和大大小小的官吏，而不是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的普通义和团群众。同样，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同样性质的政治动乱。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整“走资派”，“走资派”的对策就是挑动群众互相打成一团，打得越乱越凶狠，就越顾不上整“走资派”，“走资派”们就越安全。这是其一。更要紧的是“走资派”们蓄意制造动乱，惟恐天下不乱，惟恐社会不出大乱子。因为乱子越大，对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破坏就越厉害，就越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走资派”们就越容易借此证明毛泽东的主张错了，行不通。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就故意把社会搅乱然后嫁祸于人，用这种办法间接反对毛泽东。这是其二。毛泽东再三再四强调不准整群众，但“走资派”们偏要阳奉阴违。你越说不准整群众 ，他们就越制造大动乱，以此证明群众不整不行，专整“走资派”的运动方向错了。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权术的产物：你看，闹得如此无法无天，都闹成明显违反国际法的国际事件了，可见你错了。实际上毛泽东什么时候允许这样胡闹过？一旦发现这种倾向，立刻采取严厉措施，抓了鼓动放火的官员。类似事件就再也没出过。可见所谓“红卫兵无法无天”同样是别有用心的官僚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真如袁大教授说的那样，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的“错误教育的后果”，那全国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红卫兵的那种“暴行”，而不是单单在毛泽东决心整肃“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才这么折腾。而且可以肯定，如果将来中国决心狠抓贪官，大力肃贪，贪官们必然会采取同样对策：想方设法搅乱社会秩序，比如制造金融危机、制造停产、停电、经济混乱，散布“整贪官错误”、“贪官整不得，整了损失更大”的舆论，借此引起老百姓不满，借老百姓之手制止肃贪。这跟当年制造义和团和红卫兵“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借此打击政敌是同样的政治权术、政治阴谋、政治动乱。真正“反人类、反文明”的从来都是那些两面三刀的贪官污吏和政客阴谋家。他们为了自己争权夺利，不惜故意煽动狂热，制造事端，搅乱社会。他们才是真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的罪魁祸首，才应该永远受到谴责。 袁大教授们大骂义和团是“拳匪”、“暴民”。不对了。袁大教授自己也承认，无视国际法、攻打外国使馆是西太后命令干的。这“西太后”是“官”还是“民”？在山西有组织屠杀外国人是山西巡抚毓贤亲自出马干的。这“山西巡抚”是“官”还是“民”？北京的辅国公载澜“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这奉了旨的“辅国公”是“官”还是“民”？袁大教授明明一清二楚，却故意说：“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注意这个并列联词“及”字。袁大教授用词大有讲究。一个“及”字就把“清政府高级官员”和“义和团”平起平坐并列到一起，让二者同等分担“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就这么“见面分一半”，先把“官”的罪责硬摊给了“民”一半。然后呢？“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瞧见没有？袁大教授的文章到下结论这会儿指责的就只剩下义和团一家了。先是承认一切劣行都是满清政府煽动纵容指挥指使的，接着来了个“相提并论”，用个“及”字把“清政府高级官员”和“义和团”拽到一起，而最后算总帐时却是“回头再看义和团”，只剩下了义和团一家。真正的罪犯满清政府呢？早被袁大教授偷偷摸摸“无罪释放”了。最后的结论是义和团“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而不是满清政府“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等大帽子就这么最终全部悄悄罩到了义和团头上。袁大教授真不愧学问高深，懂得一步一步偷梁换柱。就这么分步走，不知不觉就把满清政府的罪责走了后门。实际上，真正“反人道、反文明”、“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的元凶祸首是义和团民众吗？根本不是，是满清政府，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这样干并非简单的愚昧无知，而是居心险恶，为了争权夺利不惜牺牲整个世界。所以说把一切极端行为归罪于义和团、诬之为“拳匪”、“暴民”不对，这是在替满清政府开脱罪责。既然满清政府的官员以义和团名义干土匪行径，那就应该说真正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罪魁祸首不是“拳匪”，而是“官匪”，或曰“匪官”；不是“暴民”，而是“暴官”。同理，“文化大革命”时的“走资派”以红卫兵的名义干土匪勾当，他们应该算是“资匪”。今天的“精英”们以“改革”的名义干土匪买卖，他们应该算是“改匪”。真正给中国带来国耻的从来不是什么“拳匪”、“暴民”，而是那些一脉相承、种子绵绵不绝的“匪官”、“暴官”加今天的“精英”“改匪”。 袁大教授专骂“暴民”不骂“暴官”，专骂“拳匪”不骂“官匪”，当然更不骂“改匪”。道理很简单。第一，他自己就是一名“改匪”，现在正在借“改革”之机篡改历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第二，他的文章是“顺民”教材，而不是“顺官”教材（“顺官”无师自通，用不着教）。如果如实承认当年以义和团的名义“反文明、反人类”的其实是“匪官”，那就没法“论证”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而只能证明中国的“匪官”是“劣等官僚”，中国的“精英”是“劣等精英”了。这岂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口口声声“暴民”“拳匪”地没完没了，就是要给所有中国人都按上个“原罪”：“2 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看见没有？袁大教授的提法是“20世纪中国人”，而不是“满清政府的‘匪官’”。一切罪行都让义和团给包圆了还不算，现在一家伙把全体中国人都给扫进去了。中国人人都有“原罪”，个个都属“愚昧”。这下子弄得中国人在世界面前一提义和团就矮人一截：我们的祖先曾经“反人类 ”，中华文化曾经孕育出“反文明”的思潮。就凭这个，你还能理直气壮指责别人的侵略吗？你还能振振有词捍卫中华文化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罪行一下子就给比下去了。中国人遭受侵略吃足了亏反而还捞了个“咎由自取”、“愚昧无知”。纳粹徳国搞侵略扩张种族灭绝，全世界包括受害最甚的犹太人也只说一切都是纳粹党的罪恶，并没有说德国人民“反人类”，德国文化“反文明”。德国人民也用不着为历史上出了个纳粹党而永远低人一头。而袁大教授们这么“论证”来“论证”去，“论证”得中国这个被侵略者居然比侵略者“罪过”还大。不信你看袁大教授们骂谁最起劲：骂法西斯德国？骂日本军国主义？骂南京大屠杀？还是骂“拳匪”？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楞是让他们给说得掉了个个儿。你说这帮“精英”颠倒黑白的本事大不大？叫他们这么“论证”，中国人“劣等”，中国文化“劣等”，文明程度低下，“野蛮孑遗”巨大，没有“自我净化能力”，所以才会如此“愚昧无知”，才有如此“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怎么办呢？不吃“狼奶”吃“洋奶”。“全盘西化”当“顺民”。“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彻底忘掉“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学习西方彻底改革”。“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乖乖“全球化”。“绝对不抵抗”。即使使馆挨了炸也要“消气外交”、“战略伙伴关系”，不顾一切一头拱过去抱住粗腿，扯开嗓子放声高唱“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新鲜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辉煌，灿烂的太阳。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心中的太阳，那就是你……” 袁大教授指责别人“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他自己呢？岂止“不严肃”，根本就是随心所欲篡改歪曲。他要“论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顺”才有出路，所以对一切“顺”了仍无出路的例子，比如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 ”；对一切不“顺”却有出路的例子，比如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一概不予理睬。号称历史学家，却对这么大的历史事实这么明显的历史教训视而不见，把局部历史的特例总结成普遍性的历史规律，这叫“严肃”？ 不仅如此，袁大教授的文章处处搞小动作。指责中国人时各种材料又丰富有精确，而对颂扬义和团有利、对掩饰外国侵略者的罪行不利之处则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来个“材料不足，无法证明”。一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坏，谁的日记，谁的电文，谁的实录，绘声绘色详细形容场面之恐怖，竭尽全力描述“中国人”之残暴愚昧。“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统计数字详细精确之极。但八国联军杀了多少中国人呢？绝口不提。为什么？一提就露馅了。被杀的中国人岂止数以百计？袁大教授只形容“中国人”如何如何残暴，绝口不提八国联军如何如何残暴，比如使用毒气弹，比如奸污完妇女还要剁下小脚留做“纪念”，比如把成百上千老百姓赶入死胡同用机枪全部扫死……在袁大教授笔下，法国神甫马赖干了什么坏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颂扬义和团的歌谣“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再有，袁大教授不承认“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因为“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瞧瞧袁大教授这逻辑：“瓜分”与“瓜分阴谋”是一回事吗？“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跟“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阴谋”是一回事吗？因为瓜分中国的阴谋还存在，所以不能说中国没有被瓜分，这是什么逻辑？能旁明义和团运动使中国免于被瓜分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话却只能算“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中国没有被瓜分“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证据呢？对不起，不知道。这就是袁大教授的逻辑：已经有的证据不算数，算了数的拿不出证据。袁大教授为了抹杀义和团的历史贡献，连这种下三滥的流氓手法都用上了。他就是如此“严肃”地运用史料的。 袁大教授用尽了一切无赖文法，仍然是“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于是他索性不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撕下一切伪装，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穿了：“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为什么“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呢？因为在袁大教授面前说了也白说。袁大教授只许说“中国人”不好，不许说帝国主义侵略不好。因为他要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这是他的根本立场。难怪他的文章从头到尾处处都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说话。 —— 袁大教授先装模作样地承认“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然后马上问：“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莫名其妙。既然是“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应该问侵略者才对。让受害者考察什么“应对得失”？能不能“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是被侵略者的责任吗？袁大教授这一问一答等于说“各国人民不能更好地共处”是中国人闹的，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责任推的精光。 —— 法国神甫马赖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内地只是“错误行为”而不是罪；他干了什么坏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而“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看，“程 序正义优先”，多么先进的文明，多么无耻的逻辑。犯了罪了倒“程序正义”了。是非曲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袁大教授颠倒过来，有罪的变没罪，没罪的变有罪了。 —— “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看看，为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了“拖延”了“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居然就要发动侵略战争，居然就成了“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因为“走哪条路进京”、“绕个大弯”的纠纷就要撕毁条约再次开战！随便找个小借口就能撕毁的条约，即使这次不被撕毁，下次也会被撕毁，而且用不了多久。袁大教授不说侵略者故意寻衅制造借口发动战争，却反过来处处指责中国人不识时务，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改变成了“火烧圆明园是中国人愚蠢的不识时务造成的咎由自取的苦果”。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 —— “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结论：八国联军是“正当自卫”，侵略“有理”。 ——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袁大教授把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歪曲成没有是非的宗教矛盾，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罪行给抹得干干净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宽容的民族，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宗教战争。犹太民族从来没有被别人同化过，唯独在中国被同化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因宗教而歧视他们。有着如此宗教宽容传统的民族却因“外来宗教矛盾”而闹起了义和团，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欺人太甚。袁大教授号称“历史学家”，难道连这点历史常识都没有？ 袁大教授动不动就指责别人“错得一塌糊涂”，却不给自己照照镜子。他先大骂慈禧“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接下来又说：“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然后结论：“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既然是“奉旨公开进行”，那自然是慈禧指使的。那就是说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灭”。同一个袁大教授，同一篇文章，先骂慈禧“专制淫威”，再夸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灭”。这不叫自相矛 盾？这不叫“错得一塌糊涂”？如此逻辑水平，还有脸指责别人？ 义和团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纵有千错万错，反抗侵略不错。有这种反抗精神在，尽管他们那一代不善于斗争，但后来人终于学会了。袁大教授这号“精英”千有理万有理，鼓吹“侵略有理”就没理。就凭这条，再高的学问也狗屁不如。 袁大教授煞费苦心写了这篇当代的“顺民”教材，给中国新一代吞食“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以便培养当代的“顺民”，不愧是洋大人的模范“顺の民”,“良心大大的”。 【争鸣】 黎 阳：皇甫平靠臭架子还能混多久？——评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 狗年还没到时，墙头上就迫不及待窜出个皇甫平，汪地一声大叫：“改革不可动摇！” 皇甫平这一嗓子虽然格外嘹亮，但仍然充满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特色的八股味，从头到尾都是空话、废话、谎话和鬼话。“改革不可动摇”，为什么？任何事物，只要动起来，那就有个方向问题，不可能同时向所有方向前进。走，向哪里走？改，向哪里改？光拼命大声吆喝“快走！快走！”却不说明到哪里去，叫人怎么走？既然有方向问题，那就有通往不同方向的不同改革。朝这个方向去改，就意味着“动摇”了向其他方向的改革。皇甫大人和“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可动摇”的是什么样的改革？把“主人翁”变成“阿猫阿狗”的“改革”？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工人一脚踢开、不顾人家死活的“改革”？让10%的人占有90%的财富、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的“改革”？包庇罪犯肆无忌惮贪污盗窃国有资产、每年转移到国外的赃款上千亿的“改革”？用“医疗产业”买卖人命的“改革”？用“教育产业化”剥夺大多数“弱势群体”后代受教育权利的“改革”？用“市场换技术”毁灭中国民族工业精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改革”？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拱手让给外国垄断资本财团的殖民地“改革”？专门引进污染、把中国变成世界垃圾堆的“改革”？到处弄虚作假、学术腐败泛滥成灾的“改革”？让妓女“职业正规化”的“改革”？用虚假GDP掀起房地产投机狂潮、到处圈地、到处强迫拆迁、剥夺农民生计的“改革”？到处滥采滥挖、杀鸡取卵、草菅人命、矿难不断的“改革”？只准欠薪不准讨薪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有深有痛感、恨之入骨的活生生的客观问题。皇甫大人对这些实际问题承认吗？痛恨吗？真真切切想解决吗？切切实实地想方设法了吗？根本没有。凡当真想解决问题，必定有具体方案：什么问题，有多严重，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谁负责，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谁的责任，该处分谁，该表彰谁，需要什么条件，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要在什么期限内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由谁负责，所有解决问题的措施由谁提出，谁批准，谁执行，如果完不成该如何惩罚……等等等等。如果连篇累牍却对这些内容只字不提，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打算当真解决问题。通观皇甫大人的文章，可有半点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和诚意？ 程咬金有三板斧，“精英”们有四张牌：一唬二赖三哄四捂，皇甫大人也不例外。 唬：扣大帽子。“否定改革、反对改革”、“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赖：倒打一耙。“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 哄：花言巧语。“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一切问题。 捂：捂盖子，“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 皇甫大人笔下的“改革”简直好得没屁眼：“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看，多么美丽的图画！多么“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呜呼，对如此美妙的改革成果还不知足，简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良心坏了坏了的。可惜这个“人均1500美元”就跟那个在“精英”嘴里说翻就随时能翻几个空心大跟头的GDP一样，看着象块大饼，就是不当饭吃。年收入“1500美元”，就算人民币一万二吧。这样的收入看起来不少，但按实际的物价水平，够养家吗？够养老吗？够上学吗？够看病吗？够安居吗？这一切是属于生存必须还是属于奢侈消费？如果算是“奢侈消费”，那皇甫大人所谓的“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实际意思就是“饿不死就算小康”。如果承认这些算是生存必须，算是人权中的“基本生存权”，那连基本生存必须都得不到保证的“小康”算什么“小康”？脱离实际物价，玩弄数字游戏粉饰太平，这不叫矢口狡赖叫什么？ 那么老百姓的出路何在呢？皇甫大人的锦囊妙计是：变本加厉，任凭“精英”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一切问题。赌场老板说：你没发财是因为你的胆太小，下注少，时间短。想发财就得“扩大规模”、“深入赌博”、孤注一掷、持之以恒，不怕输，而且越输越赌，总有赢回来的一天。假药贩子说：你买我的药不灵是因为你买的太少，吃的方法不对。只要你接着买接着吃，总有灵的一天。邪教教主说：你没上天堂是因为你心不诚，对教主捐献太少，磕头磕法也不对。“诚则灵”。想上天堂就得捐献你的全部家财，替教主当牛做马，总有一天感动上帝。“主流经济学家”们说：“改革”出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还没有把中国彻底偷光抢光卖光糟蹋光，还需要继续“攻坚”“深化”“扩大”，等中国搞垮了就什么问题都没了，那才叫“改革最后成功”。 皇甫大人的文章唯一有点看头的地方是那段别有风味的“自我介绍”：“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靠头衔拉客从来是“精英”文章的一大特色。凡“精英”，写文章署名时必定加足头衔，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精英”，就象满脸“国粹”（注：鲁迅语，喻癩疮）一样与众不同。当代中国除了死人的讣告之外大概就数“精英”们的文章署名头衔最全，所以一不小心就能把“精英”的文章署名读出讣告味儿来。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博士、银河证卷首级经济学家左小蕾”、“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人民日报副总编马立诚”、“著名经济学家、XXX大学教授、博导、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XXX”……皇甫平这次更进一步，头衔之外再加来头：“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总之惟恐别人不知道这位皇甫大人乃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的“从龙之臣”。（听听这用词：“辅佐”。天子是老大他就是老二。不管解释成“皇辅”、“黄埔”还是“黄浦”，反正要让你知道老子是嫡系亲信贵胄权臣。你说份量如何？） 既然特意标出了一大堆头衔，那自然是想让读者知道来头，自然是指望用头衔影响读者的立场，自然是不靠文章靠头衔，自然是“理不够，头衔凑”。 有真才实学的人决不屑靠头衔混日子。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有没有头衔都能证明自我。靠头衔混日子，没了头衔就什么也不是。人们听到“郎贤平”这三个字就够了，谁在乎他有多少头衔？“主流经济学家”们呢？有几个不拎出倆头衔来护着就敢伸脖子露头的？动不动就搬头衔的人必定没什么干货，所以才不得不靠亮头衔救驾，否则唬不住人。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穷得到处蹭饭，往往还忘不了神气一句：“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祖宗比你阔多了！”——什么都光了还忘不了借祖宗的头衔抖抖威风。至于无理可讲所以干脆蛮不讲理，专靠“名头”混饭吃的，那已经属于街头流氓黑社会的层次了。 皇甫大人头衔十足，官架子也十足，一开口更是霸气十足：“改革不可动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好象历史就在他兜里装着，想怎么掏就怎么掏。这口吻已经可以跟黑社会头子相比美了。可惜中国现在还不是黑社会的一统天下。你越是不由分说，人家就越是偏要问一句为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改革”？为什么“不可动摇”？ 皇甫大人既然说“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那就是承认“改革”涉及了全社会所有的人。既然如此，为什么全体人民的命运全体人民自己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一切都只由极少数“主流经济学家”来随心所欲瞎折腾？如此“改革”为什么“不可动摇”？中国老百姓对这帮以“改革”的名义胡作非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忍无可忍，群起而攻之，“动摇”了他们的“改革”式诈骗犯罪，有何不可？ 皇甫大人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这帮“改革”“精英”简直成了救世主，想怎么扒拉世界就怎么扒拉。可惜皇甫大人们除了个臭架子头衔就什么也没有，一旦失灵了就狗屁不是，再也没人买帐。他们神气活现大言不惭救这个，救那个，不知到头来由谁救他们？ 朱卫华：是谁“动摇”了皇甫平的“改革”？ 　　春节之际，不但MBO开禁了，而且皇甫平又“出手”了，真是“巧”得精密，“巧”得“精彩”啊！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这是皇甫平最近发表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的第一段文字。大概是为了拔高一下自己立论的尺寸吧，冷不丁地把自己放在“国内”“国外”的话语制高点上，似乎这样才能歆享一种居高临下的意淫。或许他的自我感觉是，我皇甫平不鸣则已，一鸣就必须鸣在“拐点”上。于是对着空旷的“社会”一声断喝：有人在“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啦！他认为，“改革”被人“动摇”了。人们不禁要问：谁在“动摇”改革？在动摇什么样的“改革”？ 　　皇甫平用什么来证明他所谓的“改革”竟是如此地神圣、如此地“不可动摇”呢？主要用了三种招数： 　　第一种是拉大旗做虎皮，把“动摇改革”的“思潮”上纲为“左”，然后扑而击之，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皇甫平在文中使劲地拉扯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大名，妄言“左”们正在“动摇”的改革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的那种改革。这种用政治家说事儿的伎俩我们在另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刘吉的文章中领教过，只是皇甫平发挥得更加平庸而已。可能是因为“廉颇老矣”，思维短路吧，文中不仅没有弄清是什么人“动摇”了改革，以及“动摇”了什么样的“改革”，反而一不小心把自己固定在了“动摇改革”的位置上，反而一不留神暴露了自己歇斯底里去捍卫的改革竟然不是邓公的改革，而是他皇甫平自家的“改革”。 　　难道不是么？小平同志不仅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说过“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可见这位总设计师最大担心的就是贫富分化；江泽民同志讲得更明白，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难道可以置身此“根本利益”之外？胡锦涛同志说得尤其彻底，就是要“让群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就是时下正在进行的皇甫平所谓“拐点”上的改革——在“社会公平”的旗帜上，也写着“效率”二字的改革，而不是皇甫平所谓的“在‘效率优先’的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的改革。请问皇甫平，三位领袖的“共富”改革观都“左”了吗？是他们的“共富”改革观“动摇”了皇甫平们“改革”吗？ 　　这位在“拐点”上“出手”的皇甫平，其实连“拐点”的涵义都没有吃透。如果说现在改革的“拐点”有什么根本性标志的话，那就是，改革开放的航船正在按照人民的意志，冲破一切阻力走上“共同富裕”的征程！改革是人民的改革，不是“富人”的改革；改革可以让富人更富，但绝不是让穷人更穷。更不是让贫富分化把社会拖向动荡的深渊！ 　　现在，我们该清楚了，是谁在动摇这场攸关“分享成果”命运的改革！原来是那些在“效率优先”的富人改革“旗帜”上，对多数人施舍般地写下“公平二字”的皇甫平们——这样的“改革”还用劳驾谁去“动摇”吗？它迟早会被唾弃在历史的浮尘中。皇甫平，这位自作多情欲在“改革”“拐点”力挽狂澜的过气理论家，是基于“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政治劣根性，还是激于“留取丹心照汗青”经济功利性？难道没有发现自己拼了老命去拯救的，却竟然是一股逆邓公“共同富裕”战略设计而动、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动、逆胡温“分享成果”改革方向而动的富人经济学的浊流！ 　　如果皇甫平同意这种“分享成果”的改革观，那我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因为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三位领袖的改革观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观，如果皇甫平硬要认为这种人民改革观指导下的人民改革是“左”，对不起先生，“动摇”这种伟大改革的帽子只能免费奉还了。 　　第二种是暗移花阴接木，把群众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批评诬称为“放下筷子骂娘”的“动摇”和“否定”。皇甫平毕竟是皇甫平，不仅深得“梁效”遗风，而且还有所“创新”。他为了证明有人在动摇他的改革，竟然硬把自己“让少数人富裕”的改革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手段中，如此邪恶的理论强奸. 　　 皇甫平称：“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 　　好一个“水涨船高”！好一个“效率优先”！现今中国的“公平”状况是，6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0.4%的人手中，而99.6%的人仅仅拥有40%的财富。皇甫平用“人均”的把戏将99.6%的广大民众敷衍到一个“水涨船高”的可笑高度，用一种三十年前维持裹腹的“贫困线标准”臆造出一个“2000万人”的弥天大谎。按照他的统计理论，让你们吃饱肚皮就是“公平”了，你们只配做计算社会财富“公平”的“平均数”，凭什么去骂“改革”？至于“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统统跟改革无关！他就是用这种“让部分人先富”的残酷现实去肆意曲解邓公的“战略决策”的，何止是阴险，简直是卑鄙！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好一副君临天下的“谕旨”派头！在把“归罪”之“罪”的帽子扣在“有些人”头上之后，抡起“动摇”和“否定”的大棒砸将下去，并以不容置疑的“文革”式口气盖棺论定——“片面”和“错误”！ 　　不想知道皇甫平这里的“有些人”所指何人，但我清楚皇甫平所说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已经直接涉及到中国8亿农民和8000万下岗工人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这些人要问罪于“市场化改革”吗？就是这些人要“动摇和否定改革”吗？他们把自己今天的困境“归罪”于充满“问题”和“矛盾”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这难道不属于“市场化改革”的范畴？而这些把他们当作“牺牲品”的所谓“改革”，难道“动摇”不得“否定”不得？ 　　皇甫平高举着28年前那个自我憧憬中的“改革”，自言自语地走进了他自己今天的话语世界，他心目中的改革就像他私人收藏的古董，只能欣赏，不能亵玩，外人更不可妄加非议。事实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这场改革，就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探险，本身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甚至错误，本身就承担着必然偶然的风险甚至失败，它绝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概念。无论是谁，都要勇于批评它的“问题”，都要敢于正视它的“矛盾”，都要积极地去矫正它，解决它，这才是正确的改革态度。 　　改革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改革，它是中国13亿人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事业，而皇甫平的话来话去中，怎么就像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让人越听越像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了“市场化改革”的对立面？只是不见了吴敬琏教授的露骨：反对改革的人是贫困群体！试问，没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改革能走到今天？ 　　第三种是作高深弄玄虚，兜售“主流经济学家”近年越来越令人不齿的理论破烂。就像眼下那些找不到反击目标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皇甫平阴暗的心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被“有些人”的挑战激怒了非理性的神经。十几年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确实还能让缺失话语权的中国百姓眼前一亮，然而时移势易，今天的中国百姓早就把当年那种习惯于被人舆论着的愚昧抛弃了。我无意去拆除皇甫平“过去式”的那点儿被人仰望的好心情，但我要说的是，大概恰恰就在那时，他自我营造出了一种代言人的幻觉，自我膨胀起了一种“拟旨”者的狂妄。 　　皇甫平在该文中为了证明“改革”的“不可动摇”性，还极力去证明自己始终没有撕扯明白的一个观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看来他也承认存在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但为何又死不承认这是改革的错误呢？请教皇甫平，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现代经典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一个经典答案——资源的高效配置。“社会财富分配”肯定是一个市场经济改革范畴的概念，分配不公也肯定是相关资源配置失调之过，而且肯定是市场化改革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偏差，怎么能说这“并非改革的错误”？当然，皇甫平词典里那个为富人而进行的“改革”就另当别论了，那里是绝不认这壶酒钱的。 　　皇甫平和“主流经济学家”一起，炮制了一个“有些人”“否定改革巨大成就”的伪命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是企图借助一个莫须有的耸人听闻的话题，去转移人们对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等“新三座大山”的注意力，第二，是妄图通过这个伪命题挑起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从而继续推行天怒人怨的MBO以及“效率优先”的经济暴政。事实上，那些被皇甫平讥之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来就没有否定过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他们所否定的，是皇甫平们企图以“巨大成就”去掩饰重大问题和矛盾的“甚嚣尘上”，是“主流经济学家”为“共富改革”制造障碍的肆无忌惮。 　　我的结论是，真正想动摇共和国“共富改革”基石的不是别人，正是皇甫平以及皇甫平们。他们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或许正是一场失道寡助的终极闹剧。 （2006年1月29日 星期日 丙戌年正月初一） 云淡水暖：皇甫平为什么“再出手” 新年伊始，一篇“宏文”引起了一些目光，就是90年代初“大名鼎鼎”的皇甫平先生的《改革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来高呼“不可动摇”，是不是说有“动摇”的危险或者说有“潜动摇”的危险呢，草民没有看出来。有好事者在皇甫先生的文章前加了个小标题叫作“皇甫平再出手”，这样一来，无不有几分“阵前乏人，主将杀到”的味儿，好像一位早已“安享正果”者，因某种情势，不得不重披“战袍”，“再度”上阵的感觉。 皇甫先生文中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于是，草民不得不回顾了皇甫先生“出手”的经历，原来是“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而在报刊刊登皇甫先生文章的下面，有一行小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众所周知，那段时间也被某些人称为“拐点”，原来只要到了“拐点”，皇甫先生就“不得不”重披战袍，“扭转乾坤”而来，中国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如同2005年人们所见到的“经济改革理论家”们一样，皇甫平先生身上的战袍照例绣着“改革”二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手中的“哨棍”上刻着“捍卫”、“不可动摇”的誓言，还有箭袋中若干顶印着“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字样的帽子，一遇“社会上”的“论敌”，帽子先至，紧跟棍子。但草民发现，所谓“社会上”有些语焉不详，现如今，“主流”的媒体、“主流”的“学者”、“专家”们，不也都亮着“改革”的大旗么，皇甫平先生嘴里的“社会上”指哪些人、哪些阶层、代表哪些“既得利益”者呢。如果皇甫平专指网络平台上的平民之音，那不在“主流”话语平台上的“社会”，何足挂齿。 但是，事情偏偏就有些蹊跷，皇甫平先生把2005年打造成 “拐点”，那人们就不得不把目光将2005年纵览一遍，草民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2005年，“主流”的、自称“20年来投身于改革”的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了，20年来如日中天的“主流”们为什么会“集体失语”呢，原来在近两年的由郎咸平先生引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中，2004年被郎咸平指为吞噬国有资产“样板”顾雏军，在2004年10月得到众多挂着“国家”、“中国”字头的“所长”、“研究员”、“教授”们的坚定支持，并且以一文《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论定”为“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样板”，这是“正剧”的“高潮”，接下来就不那么美妙了，“正剧”转为“悲剧”、“反剧”，顾雏军被指称涉嫌吞噬国有、企业资产锒铛入狱告终，自此，同样是披着“改革”战袍的“主流”们“集体失语”了，并且一“失语”就是近一年，不是“不想语”，而是“不能语”，当然，也有个别自己觉得较为“超然者”出来“语”几声，但“语”的内容与皇甫先生何其相似乃尔，也是什么“否定改革”呀、“反对改革”呀、“捍卫”呀、“不可动摇”呀，就此，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下这其中的关联韵味儿。 当然，皇甫平先生没有忘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引用了几句邓小平的语录，并且把“否定改革开放”被邓小平“一槌定音”摆在前面，“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但是，草民觉得，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要以邓小平理论统领改革开放，别忘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定性，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只能够姓“社”，“发展”、“增强”、“提高”的方向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那邓小平是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的呢？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 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那么，面对邓小平论述时候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到现在为止有些地方的公有制经济已经荡然无存，皇甫平先生的“不可动摇”是指私有化不可动摇还是公有制不可动摇；再如，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以上，被国际公认为“动荡边缘”，是不是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危险呢，如果背离了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是“坚持”呢，还是“否定”、“反对”呢。 皇甫平先生举了一个“动听”的例子“‘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草民有些糊涂的是，在一个一说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一说占中国0.6%的家庭，掌握了60%以上的金融资产的形势下，怎么就“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了？又在玩“人均”的把戏，这是很不厚道的，君不见，教育经费已经“水涨船高”到原先的100倍了，这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一家三代大学生的亲身体验。君不见，医疗费用也同样“水涨船高”到原先的100倍、住房费用更是“水涨船高”到原先的100倍不止，人称“新三座大山”。 当然，皇甫先生也含糊地说了什么“体制”呀、“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呀，但是，草民有理由怀疑，已经占领了改革利益分配高地的财富寡头、权贵们，怎么就不能够在其中继续享受“马太效应”呢？皇甫先生不知道么。 云淡水暖:吴老又在开玩笑——没有人品，哪有学品？ 《北京晨报》报道， 2月11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报道一开头就言明“会上聚集了数十位从事经济、金融研究的主流学者”，什么叫做“主流学者”，看来贤达们还是有那么一个“圈子”的，这个“圈子”就是“主流”，这个年头，“主流”、“精英”的招牌还真是有些耀眼的，“人以群分”，彼此在一起切磋，当然可能只闻掌声了。此会的一个重头戏是“在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吴敬琏以《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作主题发言，呼吁改变目前在学术争论中出现的危险弊端。”。 “德高望重”者，“老”也，吴老也开始“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了么，恐怕与2005年来“非主流”们此起彼伏的“反思”浪潮不无关联。当然，有“改革捍卫者”又会来分辨了，吴老们的“反思”是“理性”的，是“前瞻”的，其他人的“反思”就要警惕“反改革”、“动摇”云云了。 吴老是“反思”的高手，高就高在把“反思”先进行“学术化”，进而把“反思”局限在“学术”，一来表示了“反思”的专业性，只要一“专业”，恐怕就没有“不专业”的平头百姓、升斗小民什么干系，改革的是与非，就只是“学术”们的专利了。“吴敬琏的发言是针对学术界正在激烈进行的一场争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评价说，经济学界正在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学术分歧。”。 草民不清楚的是，这场“正在激烈进行的争论”只是在“主流”内部进行呢？还是包括了“非主流”们，进一步言，是不是还包括了在网络语境里发言的“非专业”们，如果没有包括“非主流”、“非专业”们，还有什么“激烈进行的争论”呢，如果包括了，这个“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中发言的为什么只见到吴老们这样的“主流”。 吴老的第二个高招是“暗喻”，“‘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吴敬琏说。1981年到1984年一次，1989年到1992年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吴老就像前几天皇甫老擎起“不可动摇”的大旗，把“反思”与“反改革”、“动摇”挂钩一样，更为令人充满遐想地、巧妙地把“这样的争论”与80年代初是否实行全面市场化和90年代初的“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挂钩起来，而前两次“激烈争论”，吴老恐怕都是自认“赢家”的。 然而，吴老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记者把其总结为“学术和人品不能混谈”，草民顿觉眼前豪光一闪，“学术”和“人品”可以“分开”，这不知道是吴老的本意还是记者的臆测。吴老提出了两个论点。一曰“然而目前的状况却是缺少思路清晰的具体分析，笼统判断的气氛也影响到公众对经济政策调整，甚至对经济学家学术人品的判断，使得原本应当越辩越明的争论更加混乱。有的学者却借大众的不满情绪，对一些领域的制度调整做出全面否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学者们要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变得不太容易。”，二曰“同时伴随争论的还有对经济学家学术人品的质疑。现在，只要与公众所期待的观点不同，学者们就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招致骂名。吴敬琏认为，对于各领域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和经济学家的学术道德问题，应该分开来做更具体的讨论，而不应该混为一谈。” 吴老在说话的同时，就已经把“各领域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和经济学家的学术道德问题”联在一起谈了，“有的学者却借大众的不满情绪，对一些领域的制度调整做出全面否定”，这不是在质疑“有的学者”的“学术道德”是什么呢，意思是“有的学者”可能是“操纵”了大众舆论，并非“有道德”的学术讨论，使得其他的，确切地说就是“主流”们“要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变得不太容易。”，从而“集体失语”，干脆闭嘴了。草民不明白，既然“主流”们所倡导的“各领域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给社会大众带来了真正的，不断“水涨船高到人均1300美金”（皇甫平语）的实惠，大众们的“不满情绪”怎么还如此轻易地被某些学者所“借用”呢。 第二，“只要与公众所期待的观点不同，学者们就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招致骂名”，是谁造成的呢，公众，还是“各领域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的制定和提供理论支持的“主流”们呢，公众们“所期待的观点”是什么呢，无非是在巨大的改革利益里面，有比较公平的分配，人们能够有稳定的预期，孩子上学不至于“家徒四壁”，身患病痛“敢于”走进医院，不会被一个安身之所压的喘不过气来。但是，如果“学者们”到基尼系数已经高达百分之四点几了还在鼓吹“20年内难见公平”，“医疗改革还要彻底市场化”、“教育市场化是方向”之类，“骂名”如何不“招致”呢。 第三，大概吴老也做过学生的，大概吴老的老师也曾经教导过吴老“做学问者要先做人”的，那么，“人品”与“学术”是否可以“分开来”呢，恐怕是分不开的。比如韩国大名鼎鼎的“克隆先锋”黄禹锡，其学术水平不可谓不高，在国际生物研究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其人品的堕落导致了学术道德的堕落，以身败名裂告终。 在一个“主流”们倡导的以物质利益的占有论成败的时代，公众当然会把“学者”们的言行和“学者”们参与“各领域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建言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追求挂钩，这不是以谁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如果“主流”们敢于站出来在公众面前证明其与改革、企业改制、私有化过程中的物质利益的摄取毫无瓜葛，只是在书斋中苦思，甚至在底层劳作大众当中“摸爬滚打”，搞“第一手资料”，为最广大的人群谋利益，这样的“学术道德”何苦被公众质疑呢。 但愿吴老只是对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否则，没有人品，哪里来的“学品”呢。 【改革路口】 杨 帆：谈“对外开放反思的14个问题” 2006年2月11日，杨帆在乌有之乡做长篇讲演《 反思对外开放》。 这位老资格的对外开放专家，在80年代中期曾任天津开发区研究所副所长，是我国最早亲自参加对外开放的人物之一。他的专业也是围绕对外开放进行的，现在已是著名的汇率和涉外经济专家。 他参加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全过程，非常熟悉情况，而且有正确的立场，在90年代末期以来他一再警告要注意国家安全，不可迷信全球化。 他因此受到了“经济学主流派”和媒体的联合压制。 目前，他的观点就格外引人重视。 他讲演的第二天，香港报纸就报导了"鹰派学者"杨帆教授在乌有之乡讲演的内容。 在全文录音没有整理出来以前，我们先把杨帆主要观点报道如下： 杨帆教授首先强调，反思改革，不是反对改革。 要和极左的全盘否定划清界限。 他的发言主要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14项： 1。外贸依存度与结构升级 2。资源依存度与提高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 3。FDI依存度，限制加工贸易 4。限制投机资本流动，推迟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 5。掌握关键技术，由国家控制战略产业，把民营资本提高到民族资本。 6。提高国际标准参与度。 9。反思中国在国际经济中间的地位，反思出口导向政策 10。警惕国际霸权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反对国际资本影响中国政治与政策。 11。文化开放历史过程之的文化自主性与依赖性。 12。反对西方国家以资本自由流动代替人口自由流动。 13。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提倡爱国主义。 14。 超脱经济思维，以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高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综合国力的基础。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目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它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中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 跨国公司加紧并购中国骨干企业 中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国家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下放到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大量依靠进口装备。中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约占GDP的10%。中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中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目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觊觎中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若干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势和并购手段 外商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一直是主要领域。2002年新设立的外资企业，74.4%在制造领域。“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而导致外资企业将对整个行业实现垄断。”（沈学军，光大证券） 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中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外商独资趋势增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中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中国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可谓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一，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二，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北轴承） 三，霸王条款：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利用中方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行政压力，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如：1.坚持与中国企业的优质资产合资（通常是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中方技术研发部门；2.要求控股、独资；3.压低中方股价；4.不许合资公司使用中方原有品牌，不许生产与外方竞争的产品；5.控制企业关键职位（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6.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7.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5、6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四，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地方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问题 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 杭州市政府有官员说，“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 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国企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 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中国却敞开大门，贱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中国市场和产业。 对于大连电机合资案，大连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周鹤良说，“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病。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 西北轴承合资案中，中方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收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 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中，“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路风） 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中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中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再难恢复。这将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如原大连电机厂是“矽钢片热轧改冷轧技术”的行业攻关集成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就失去了依托。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 中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 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对过度开放问题必须深刻反思 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现在对开放问题还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思路。 吸引外商投资，办“三资企业”，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资究竟能不能解决国企改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合资可以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本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国家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 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中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补充企业资金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内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赢利或少赢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中方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了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认为中国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中国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仔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是拿国家的主权和命运当儿戏。惧怕陷入“自主创新陷阱”，亦步亦趋，就会永久地陷入“合资引进陷阱”，不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而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中国装备工业？ 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包袱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能够意识到的更长。目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决不能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抛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否则包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能转化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动摇国家工业和科技的根本。 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中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 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中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中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中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中国各产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的支持和管理职责。 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像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解决目前中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从原来弱势地位时期的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转型。“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是错误的口号，“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中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国家应当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3期 总第208期 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 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新世纪》周刊：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能落实。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郎咸平：炮口指谁 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对于去年炮轰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矫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规模研究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案例，三月份将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弹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希望通过贵刊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也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和所有企业都没有关系。”同时，对于媒体所关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驰汽车一事，他也想通过本刊做一澄清：香港尖沙嘴的豪宅确实是700万港元买的，但其中5%的自备款，25%的两年期地产商无息按揭贷款，还有75%的15年按揭贷款；另外，奔驰E200型汽车在香港只卖30万元，是100%的按揭贷款，由于经常出跑两地，车子在2005年2月份已经卖掉，目前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此外媒体报道我在长江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薪水也是严重误导，由于在2003-2005年间是双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总共大约是150万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职教授，一年100多万。”熟悉数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这些数据。 　　研究领域在扩展 　　郎咸平是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从当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质疑格林科尔，引发产权改革讨论，再到2005年抨击国企MBO，凭借其经济学和财务学功底，以一贯犀利的风格，对中国的学术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2004年德隆系和2005年格林柯尔的轰然倒塌，都证明了郎咸平敏锐的预见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从单纯对个体公司的财务分析，逐步走向对中国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前途走向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对民主、自由、法治、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作以阐述。 　　当然，他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敏感。 　　作为新浪网络盛典2005年度财经人物，在1月初出席新浪网的网络盛典公开活动的时候，他便非常认真地提醒说，我可以颁奖给文化娱乐人物，但是我不愿意颁奖给企业家。“我现在不想轻易地给任何企业家背书。否则我宁愿不来，不要这个奖。”幸亏，组委会安排他颁奖给超女张靓颖。 　　“我现在持有的是香港身份证，我是香港人，我在台湾出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是我最自豪的身份。”郎咸平笑道。2004年2月，他退掉已用了多年的美国护照，彻底和大洋彼岸告别。虽然很多人劝他应该留一条后路，但是倔强的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他对《新世纪》周刊说，“我决意退掉美国护照是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之前，是在社会大众肯定我的理念之前，我断掉一切后路，我只想将我的未来和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而事实证明我就是这么无退路地走过这两年的风风雨雨。” 　　2005年，郎咸平出席了大小数十个公开演讲，远到墨尔本，小到一些地级市，他都极其激情地大声疾呼，社会需要反思，要反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上下其手，剥削社会大众。对于法制化和汇率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他炮轰教育、医疗和房地产三大改革，也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反应。 　　“商业演讲当然是要收费，但是对于有价值的公共场合，我肯定会无偿出席。”郎咸平说这话的时候正是2005年12月20日晚。当晚21时，在北京北新桥旁边的小山城火锅店里，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的郎咸平，接通了清华大学一个学生组织的电话。热情的学生们邀请他第二天去讲课，但是担心传说之中的出场费。而郎咸平早就答应了免费演讲，甚至自付机票和酒店费用，同时自备汽车，不让学生会出一分钱。当晚，他还和吃饭的北京朋友们反复商量，明天应该说什么，分哪几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听得最明白。他最后独自一人备课到午夜。 　　于是，12月21日，清华大学，郎咸平在上千名学生挤满的报告厅里面，做了主题为“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演讲，两个多小时之内的掌声和笑声不断响起。“这是我2005年最成功的演讲！充分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要感谢现场的同学们给我带来的灵感。” 　　跳出经济学 关注社会问题 　　2005年，郎咸平说，最满意的是自己关于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一共涉及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主要行业的二十多个深度案例分析。 　　这一年，把他告上法庭的顾雏军已经被逮捕。郎顾之争胜负已分。同时，曾经声称为顾雏军向郎咸平牵线给付润笔的股票经纪人宋秦，也已经被加拿大法院宣判入狱。他关于郎咸平收受顾雏军钱财的指责也被法庭驳回。对于这一切，郎咸平却淡然自处。“对于顾雏军我确实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一年多前，我已经预言过事情的结局。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褒贬。我还是希望大家关心我的研究成绩，而不是花边新闻。” 　　在汇智光华主办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主题演讲之中，郎咸平深入解读了日韩香港等国际级大企业的战略思维，从而希望能够为众多中国企业家寻找到提升自身的正确路径。 　　2006年元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的三本新作《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标本——地产领导者领先之道》和《思维——国际级企业和企业家战略思维》，基本上收录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对于他炮轰三大改革，郎咸平提到了他的矫正方案，那就是“社区医疗制度，教育补贴农村的穷人，市场化必须要有配套体系”等具体措施。 　　“我最近大规模研究的是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的案例。三月份应该就会有成果。”郎咸平透露今年他的第一炮。“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一方面可能挤压上游供应商，另外一方面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不能够完全放任自流。”郎咸平说，三年前他就提出要高度注意这方面的隐患，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令他更为担心，因此，希望这次深入研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造福社会的合理建议。 　　国家当前应放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作法，而代之以创造公平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只有打造这样的背景，改革才可能推进和成功；同时，衡量改革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福利的共同提高和民众的满意拥护，而绝非制造贫富差距和阶层歧视。郎咸平强调，建设公平和谐社会环境的不二法门是“法制建设”，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法制建设为中心”的转向。 　　“今年，我还会更多地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因为我有着家国情怀，我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选择在内地度过春节的郎咸平此时的表达，依然坦诚。 【财经评论】 杨晓陆：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的巨大风险----央行决策将导致我毁灭性经济灾难 2005年12月6日 近日惊闻央行正大力推进境内资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QDII）和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QFII）。双Q的迅猛开放将直接产生以下三个方面足以致命的巨大金融风险。 一、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的三方面巨大金融风险： 一．外汇管制政策将因此而基本（甚至彻底）失效。我从此不再有能阻挡资本外逃与阻挡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恶意冲击的安全堤坝。 二．由于外汇管制政策失效，资本外逃势将形成不可阻挡的洪流。仅此一点，不出三、五年就足以引发俄罗斯1998年那样惨烈的金融及经济灾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企私有化改制以来，腐败共造成不少于三千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但由于还有外汇管制政策，至今仍有（以被侵吞的国企资产为主的）数万亿人民币的非法收入未能换成外汇逃出。银行个人存款连年大大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大幅增长说明了这些有待外逃的资本大致的规模。若外汇管制失效，这部分财富无疑将很快逃出境外，资本外逃形成的外汇财富黑洞就将远远大于目前的3000亿美元。 （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是边产生非法收入边换成外汇逃出境外，我国则是大量非法收入因外汇管制政策阻隔一时难以完全逃出而憋在国内。一旦外汇管制的安全堤坝坍塌，资本外逃则将如决堤之洪水迅猛异常，因此其导致经济灾难所需时日必定要短于俄罗斯。） 三．境外金融资本大量涌入我资本市场将对我金融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这些投机资金在条件具备时的恶意冲击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具破坏力。这些条件是： 1．外汇管制失效。（开放内外资本市场已使此条件基本具备。） 2．股市和汇市的期货市场交易。（目前证监会及央行、外汇管理局正在全力推动。） 3．股市全流通。（外企及其它外资脱离风险的撤出通道，目前已基本具备。） 目前只差正被有关管理部门积极推动的汇市和股市的期货交易了，一旦此条件具备，类似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便在劫难逃。由于我已存在资本外逃的巨大外汇财富黑洞，及94－98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紧货币高税率）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大约2万亿银行坏帐和与此大致相等的其它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说明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损失的大致规模。）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有条件对我进行恶意冲击，其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为惨重！ 二、QDII与QFII交织在一起大大强化了叠加在一起的双重灾难 从表面看，内资进入国际资本市场（QDII）与外资进入我国内资本市场（QFII）似乎对等开放，外汇有进有出也并无储备总量大减之虞。但在现阶段，不论对内放开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限制，还是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二者仅有其一都将是灾难性的。前者自减外汇储备产生俄罗斯资本外逃类型的经济灾难，后者在为产生类似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经济灾难创造条件。而二者同至则双重巨大灾难交织在一起，其综合破坏力将远大于二者的简单叠加。 开放QDII所发生的大量资本外逃与开放QFII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这两种交织在一起的巨大危险，却因其外汇流动的方向相反，使我外汇储备总量不减（甚至反增）而将其危险掩盖。央行和外汇管理部门甚至以此（外汇储备不减反增）为理由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动QDII。而正因此种危险被掩盖从而使其更加危险，因此而导致的经济灾难无疑将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突然性和破坏力。令我防不胜防。 QDII所引起直接间接的资本外逃，损失的是我们自己的财富。而QFII所流入的外汇却是他人的财富。即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黑洞是以他人的外汇掩盖着。如果QFII流入的外汇大大小于QDII帮助的资本外逃，盖不住这个黑洞，则不出数年，在国际投机金融资本还未来得及对我恶意冲击时就很可能发生俄罗斯资本外逃类型的经济灾难。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及其它外资在这之前（通过全流通的股市等渠道）也会大量撤出以规避风险，从而提前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并对其推波助澜。而如果QFII流入外汇相当于甚至大于QDII产生的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总量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其结构及所有者变了。随着双Q的继续发展，我外汇财富的黑洞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依赖流入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掩盖。这些流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在一番兴风作浪（卷着更多的外汇财富）撤出后，就会完全露出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巨大黑洞而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因此不论是QDII帮助的资本外逃，还是QFII进入的国际投机金融资本的恶意冲击，二者不论哪个首先引发金融危机，二者的破坏力都会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加巨大的灾难（1+1远大于2）。 三、为何大量丧失外汇财富会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及经济灾难？ 因为如一国短期内大量丧失外汇财富，外汇供需失衡必使本位币与外币的兑换汇率呈现大幅跌落。由于财富是以外汇的形式丧失，而国内具体的使用价值财富依然存在，因此本位币与国内商品之间的相对交换价值－即物价水平，起初并无太大变化。本位币币值的大幅跌落首先表现在与外汇硬通货的比价上，这时外币持有者就可用外币以难以想象的低价轻易买走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记得那时美元在该国巨大的购买力，如一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飞机票只卖1－2个美元，这就是由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第二波财富流失浪潮。）这是丧失外汇财富比单纯丧失其它物质财富更可怕之处。 经过外汇和国内物质财富两次重大财富流失后，本位币币值的跌落波及到国内具体商品，恶性通货膨胀便在所难免。这样的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而是财富流失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随后引发剧烈的银行挤兑风潮，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国家若不增发货币支持银行，只能听任银行破产，经济崩溃；若以资金支持银行，则产生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仍然是巨大的经济灾难。 由于我已存在94－98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紧货币高税率）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约4万亿元，2万亿银行坏帐＋与此大致相等的其它社会自有资金），及资本外逃的巨大外汇财富损失（届时已远大于3千亿美元），这两大财富黑洞不小于六、七万亿人民币。因此我若发生货币金融危机，其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及恶性通货膨胀也必因此而更加猛烈。 因丧失大量外汇财富而引发的经济灾难既有包括银行金融系统在内的大规模公司倒闭及严重的失业，也有恶性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严重的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人们的现实意愿和欲望，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他们的意愿和欲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又由于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人们现实欲望和意愿基础上的资源充分利用并高速运转的"效率经济"，（不仅能放大效率，而且更能放大风险。）因此由于人们信心的崩溃和"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后所造成的损失，必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最初引发金融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 最初因丧失大量外汇财富而引起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原本只是货币市场一个供求形势变化而引起的暂时波动，但经过第二波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浪潮及随后引发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几番折腾后，每元本位币的实际购买力就会大大下降，本位币汇率向下的暂时变动就会固定下来，成为代表国家经济实力重大改变的长期实质性低价位。 总之，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它的"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甚至十之八、九。东南亚、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外汇管制政策与纠正防范货币金融危机 当因外汇大量丧失造成本位币汇率大跌时，要想避免其发展演变为可怕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只要能使本位币汇率迅速回升至大幅跌落前的水平（或比其稍低），就能制止住财富的进一步流失，避免惨重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不外乎两种方法： 其一，立即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阻止外汇的进一步流失，并规定一个稍低于大跌前汇率水平的官方汇率。（既可制止物质财富继续流失的浪潮却又有利于增加出口，获取外汇。） 其二，及时以大量外汇支撑住本位币的汇率，以制止物质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及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先说后一种方法，如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元大跌，人民以其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纷纷向国家捐献出自己的黄金和硬通货，稳住了韩元汇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这种情形只有在基本上不存在严重腐败的法制社会才是可能的。如中国也发生类似韩国及东南亚诸国那样的金融货币危机，人民是不会献出自己的外汇黄金的。一则人民手中硬通货原本就不多，二则人们不信任掏空国家造成危机的腐败的官僚买办。只有在大规模严厉而彻底的清查惩治腐败后，才能恢复人民的信任。如丧失外汇导致汇率大跌时能立即向国外借到大笔硬通货稳住本位币汇率，也能避免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和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如此一来，遭灾的外汇借入国就要受制于人了…… 但如我国因丧失外汇财富过大而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当管理层动用自以为充足的外汇储备大量投入货币市场支撑人民币汇率时，即使外汇够用，措施奏效，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及恶性通货膨胀和全面的经济危机似乎也被遏制，但我们的代价是付出（支撑本位币币值的）巨额硬通货，而换回到手里的是我们自己印刷的一堆纸。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经济成果――我们以大量最廉价的优质商品换来的宝贵的外汇储备，也将因此而基本失去。即我们为了引起人民币汇率大跌的那些外汇财富的丧失不致扩展为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还要再将我可动用的外汇储备都搭进去，以换回我们自己印刷的（已不再有大量外汇储备支撑其币值的）软货币。（代价虽大，但比起发展为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超过其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损失，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目前的外汇储备虽在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已主要由境外投机资金大规模进入所构成。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风险。而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却以外汇储备过多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为理由愈发卖力地推进QDII，为资本外逃创造求之不得的方便条件。也使国际投机资金大举进入和资本外逃这两种将引起灾难的巨大风险交织在一起形成目前空前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对外汇储备不能仅计算其总量，更重要的是应计算在遭遇货币金融危机时真正可动用的外汇数量。 目前外汇储备虽已达9000多亿美元，但除去外债2000多亿美元，除去大量涌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及其它外资（届时都将撤出），再减去QDII流出的外汇，我们真正在货币危机时可动用的外汇储备能有多少？尤其是外汇储备中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形成的部分越来越大（不到一半也差不多），金融风险也因此越来越大。当这占我外汇近一半的国际投机资金兴风作浪折腾一番，卷着更多的外汇撤走后（其它外资也会在此之前或与之同时撤走），我们即使能以可动用的外汇储备支撑住了人民币汇率（投入外汇支撑本位币汇率其实也就是投入外汇以利于国际投机资金撤离），我们宝贵的外汇储备还所余几何？即使还剩下一点外汇储备，还能再有可兑换货币所需最低限度的外汇储备吗？还有能力对付境外投机资金的再次冲击吗？因此届时必不得不又重新严格外汇管制。 因此，在外汇大量丧失引发货币危机时，立即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是最必要的首选措施。因为其不仅可以阻止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而且可以避免再失去支撑本位币币值的硬通货储备。投放大量外汇以支撑本位币币值，如奏效虽可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全面的经济危机，但以巨额的硬通货交换回已失去大量硬通货支撑其币值的已变软了的本位币（正是这种交换使其变软），最后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交换后，还是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在货币危机时立即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要大大优于不立即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而仅以外汇投放支撑本位币币值（最后在又失去大量硬通货后不得不被迫实行外汇管制政策）。 而发生货币危机后无论如何离不开外汇管制政策的规律说明，与其于发生了货币金融危机后再重新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不如当初不放弃这个政策而能避免外汇财富的大量流失引发危机。因此，只要存在（如资本外逃、国际投机资金恶意冲击等）大量丧失外汇财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外汇管制政策就有着巨大的安全价值而不应被放弃，而不论已有多少外汇储备。 放开外汇管制政策使本位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要有必要的外汇储备作为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而取消外汇管制所必要的外汇储备，最重要的不是其总量而是发生金融危机时可动用的外汇储备数量。）但使一种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不仅是其要有必要的硬通货储备。比硬通货储备这个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必要的法制条件。是其法制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严重的腐败及其造成的资本外逃源泉，是否能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有严格的监管和防范措施。如光有本位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物质基础――发生金融危机时可动用外汇储备的足够数量，而没有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法制基础，本位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物质基础也还是会失去。 由于目前我社会经济体系的法制环境根本不能抑制腐败，消除资本外逃，也不能有效监管、防范国际投机资金冲击。就是在发生货币金融危机时可动用的外汇数量（与外汇储备总量无关），也仍不足以对付金融危机并保证危机后维持可兑换货币的必要物质基础。因此，外汇管制政策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至少在我经济体系的法制环境得以完善之前，绝对不能有任何松动。否则必重蹈俄罗斯、东南亚之覆辙。 而当前一些人以外汇储备过多为理由对外汇管制政策的种种非议则毫无根据。当前外汇储备存在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其结构和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如：为何将外汇储备大量保持在其长期趋势注定要贬值的美元，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风险极大的美元债券形式上？为何不将其主要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形式上？等等。 五、停止自杀性改革，放缓金融与国际接轨，认真研究防范经济战 将导致外汇管制政策彻底失效，并为资本外逃及国际投机资金进入大开方便之门的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QDII与QFII）应立即叫停。 其它大大增加金融风险的自杀性"改革"，如股市和汇市的期权期货，A股全流通等也应立即叫停。 中国经济早晚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但当今世上没有一个富强的大国能够将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建立在腐败混乱的基础上。如腐败盛行法制缺失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必须施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及其它与世界经济有所隔绝的措施。腐败及法纪问题永远不解决，中国经济就只能永远与世界经济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否则，以废弛的法纪及严重的腐败和混乱对外开放，只能导致比俄罗斯和拉美还要惨重的经济灾难。 因此，当前应全面审评研判金融工作和改革的方针政策，放缓与国际接轨的速度。金融工作和改革的方针应以控制减小金融风险，完善法规，整肃法纪，提高效率，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为目标，而不能盲目地以"与国际接轨为目标"。我一方面应推迟放缓金融与国际接轨，并向世贸组织说明。另一方面应抓紧时机清除腐败，严肃健全法纪，消除隐患，努力创造数年之后可安全平稳地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条件。 现在，产生如俄罗斯和东南亚经济灾难的所有条件都在稳步而迅速的向我们走来，并且都是通过中国人自己在推动着。中国所面临的决不是国际投机资金一般的商战，而是在核武时代战争具有极大风险的条件下，隐藏于国际金融投机资本身后并利用其商战而进行的不流血的战争――大国之间的经济战，其以彻底毁灭我经济实力，得手之后再乘人之危以极小的代价全面控制我金融和经济命脉，使我中华民族永世不得翻身为战略目标。可以说，这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所有危险中最致命最紧迫的危险。 重大的经济灾难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其剧烈程度无疑远远超过一切"颜色革命"，（如阿根廷的经济灾难使其政权频繁更迭，短期内就换了五位总统）。尤其危险之处在于：我们面临的对手阴谋已日渐得逞，其意图已日益暴露，并很快就要痛下杀手"收官"，而我们今天仍毫无经济战防范意识。况我已在被长期误导的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私有化改革中吃了大亏，且又有俄罗斯、拉美、东南亚等国遭美国经济战算计前车之鉴，若此时仍不能及时省悟而制止外人所指引的自杀性金融和国企改革，等待我们的就只能是无情的崩溃和彻底的毁灭！这不能怪国际对手有多狡猾，而只能怪我们自己太腐败太愚蠢！ 央行及外汇、证券等金融管理部门不顾实际效果和巨大风险，以国外为我们指引的不顾代价后果的全球化阴险教条为神圣目标，造成我们今天千钧一发的危险金融形势。应果断地撤换那些以全球化为己任而不惜制造国家民族经济灾难的经济官员，否则必重蹈俄罗斯及东南亚经济灾难之覆辙。 鉴于俄罗斯、拉美和东南亚等国遭美国经济战算计的惨痛教训，及美日对我明显的经济战意图。为防范凶险的经济战阴谋，我应成立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专门机构，对经济战这种核武时代无风险不流血且破坏力巨大的"超限战"模式予以充分认识，高度重视，认真、全面进行研究，周密部署防范措施。 丛亚平：国家金融安全在何处？——金融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 2005年10月31日 07:58:12　 丛亚平（新华社高级记者、评论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不仅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手段，也是调配经济命脉的供血系统，金融安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经济专家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在金融系统大量廉价出售我国金融企业股权，按这样大跃进、一窝蜂式的出售进度看，不出五至十年，我国金融企业股权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所控制，这样的结局所隐伏的严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金融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 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我国银行、基金、保险业的股份全都在对外出售。如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元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而我与外国合资的基金公司已达18家。目前仅从不完全的统计中就有近70家金融机构已向外资出售股权。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说：在金融业竞卖股权、私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超女选秀"般的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格和市盈率，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如中国人寿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仅以每股2.5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在排队海外上市的队伍中，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行、中国工行、民生银行等等。中国金融业向外资争相出售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象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这将会带来中国财力的大量流失。 压价竞卖　售价过低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仅4年多，从数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约4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工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让它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陈功不客气地说："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但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可以说非常之少！100亿美元换来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而这种毫无顾忌的渴望正迫使国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压低价格。" 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以及十亿人众的客户资源，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市过程中，银行业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需调整！ 大量出售将造成经济控制权丧失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瓜分中国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骆德明指出，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贱卖金融企业(卖股份或合资)，有些监管高层还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资。这样大跃进式地在金融领域招商引资，正可谓引狼入室，不出五至十年，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廉价获得，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命脉将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这样的前景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置障碍。试问中国的金融企业哪家能轻易地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廉价获得他们的金融股份？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至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 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里, 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full banking license）。而淡马锡和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类似于我国的汇金公司），却在中国大量购买中国的银行股份、基金管理公司股份，甚至还要在中国控制一家全国规模的银行。为什么我们没有类似于新加坡政府的金融保护政策？ 过度引入外资将使财富滚滚外流 外资入股参股中国的金融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交通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则亏损19.05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68.84亿元人民币。按此估计，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永久控制权。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呢？难道是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当然不是!那是上市之前刻意的财务安排。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剥离的不良资产却由国民财力来消化），以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 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低价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其后将是滚滚回报。 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例如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拥有了国内某基金管理公司33%的股权，目前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到49％的手续。外方预计，他们只一次性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五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每年股权投资收益6亿元（按规定1.5%-2%的管理费提取比例，基金公司若管理100亿元人民币，一年管理费收入可达1.5－2亿）。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现在已合资18家），未来每年流出境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更甚于此。 专家指出，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了中国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我们用出售银行股权这样的高昂代价换来一些美元，而我国又拿似乎多余的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回到美国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了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资本金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2000万美元的收益。 以上从我国近年金融股权出售浪潮迭起、竞标压低售价以及大量出售金融股权将造成经济控制权丧失和大量财富外流等角度，分析了金融股权出售浪潮令人堪忧的现状和前景。下面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图谋作近一步分析。 单方面意愿终是一厢情愿 人们会问，既然有这么高风险，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为什么还如此热衷出售股权，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呢？监管部门的解释是，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然而不少专家认为，这种想法是出于外来战略投资者都是友好合作的假设之下，有点一厢情愿。 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是以获利为目的，而对该银行的管理权或者控制权的争夺将是获利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合资银行管理方面的整合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明争暗斗很容易消耗企业的效率。最先引入外资的深圳发展银行股权争夺和最终被外资所控制就是例子。 2007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届时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其中必然包括当前各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所设立的各个分支银行，那么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在中国的旁系分支（参股的中资银行）发生面对面的争夺，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那么这些战略投资者将会帮谁不是很明显吗？首先要努力控制参股的中资银行，如果不能，也将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该银行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在此之前，这些外来战略投资者会全心全意无保留地把中方想得到的先进管理经验等东西提供给所参股的中资银行吗？这只是中资银行的天真愿望，如果外方不能取得相当的控制权，肯定不会尽力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和效率。 专家提醒，像银行业这种关键性垄断行业，具有非常高的资金杠杆效应，大比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造成巨额利润流失，而中国的民营资本却不能分享中国最肥美的金融蛋糕。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银行改革给了外资银行打入中资银行内部的机会，使其掌握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有可能在2006年以后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的竞争中在市场和客户争夺中把中资银行打得一败涂地。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指出，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设计我国银行改革模式，这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国外投资者，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对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影响值得深思。 外国某银行一位经理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不理解中国银行界为什么会那么大意。现在许多中国大银行都有外国银行或公司入股，并进入董事会，中国银行的机密和各种资金动向、客户资源等都知道，这会让中国非常被动。他说："这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谈判一样，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外方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外资金融机构的策略居心叵测 熟悉金融运行规则的一位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金融引资处理不好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统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外国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中国政治。 上市、引资并非金融改革惟一路 其实，我国金融企业改革并非只有上市、出售这一条道。如果根本制度不改，不管是上市融资、卖股引资，还是坏账剥离，都不能改变国有银行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引来的资可以照样流入黑洞，剥离的坏账可以更快的速度再产生。 骆德明博士认为，"引入外资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减少银行不良资产。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跟监督制度执行不到位(权力大于制度)、人事制度无法形成专家领导团队等有关，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这可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公司治理运行结果中看出。上海一家银行引入外资后也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照旧，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成了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而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该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技术援助协议。但只是搞点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合作的中国银行，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事实证明，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这从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银事件），管理机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仅依靠上市融资根本无法建立运行高效率的现代商业银行。因此，转变机制比上市融资更重要，这才是关键。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也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我们可以象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是外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了，靠丧失拥有权来改善治理，这样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李经纬：警惕外资操控中国经济 作者：李经纬 香港《大公报》 中国近两年来实际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500亿美元，因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种种事实提醒中国要警惕愈来愈明显的“洋垄断”。 国家大量税收流失 截至2004年底的统计数据，2004年度国家税收高达2.5万亿元，比前年增加千亿以上，总收入和增收额都刷新纪录。但是，国家税务总局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至少有1000亿。 按照现行税制规定，名义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都是33%，但实际上，各地纷纷对外资提供减免税优惠或费用扣除政策，诸如前三年免税，第四年减半，第五年减1／4等等方式，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平均纳税率大约只有15%。而内资企业则无任何优惠。 尽管已有诸多优惠，但外资企业偷税避税仍十分普遍，手法也五花八门。许多外资企业一方面连年报称亏损，但另一方面又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这种“假亏损”、“零利润”的手法，实际上是利用偷漏的税收而使企业“长亏不倒”。 中国加入WTO之后，许多行业及产业逐步对外开放，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税率上的不平等暴露出种种恶果：一是明显地以国家利益补贴外资，损害内资的公平竞争能力；二是鼓励内资向外资学习逃税方法；三是有越来越多的内资，想办法变成假外资，导致资金外流，造成国家损失。 过分依赖出口受掣肘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连年大幅度增长，但是，过分依赖进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反而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包括采取种种惩罚性措施，征收几倍乃至百倍的惩罚性关税，损害外贸利益。再比如，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规模迅速扩大带来的收益汇出越来越大，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另外，由于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为了防范投资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得不用作美国国债投资，而海外投资总体收益不高。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年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年中激增，中央银行外汇存款迅速上升，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此外，2003年我国外贸总值8000多亿美元，其中60%以上来自加工制造业，2004年已逾万亿美元。这些加工业多数由外资控制，因此，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 外商在华投资方式，已由过去的合作、合资为主，过渡到现在的外商独资和控股为主。2003年新批外商独资企业项目26043个，比上年增长21.51%，实际投资金额333.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23%；合资企业12521个，实际投入金额153.92亿美元。两者规模占当年外资总投入的91%以上。外商独资或控股的企业愈来愈多，它们的行为多以本国利益为主，因而对东道国造成企业垄断。 据商务部《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的统计，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已占有1／3以上的市场份额。譬如感光材料行业，自1998年以来，柯达出资3.75亿美元收购全行业，迅速获取中国市场的最大份额；2003年10月又斥巨资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从而全面控制了中国的数码冲印市场。再如，微软公司在中国操作系统市场，占了大约95%的份额；英特尔在中国CPU市场占据大约85%的份额；思科在中国的集线器、转换器和路由器市场占据约60%份额。 跨国公司控制市场 跨国巨头通过知识产权策略支配合作者，通过排他渠道策略和供货策略控制下游的本土厂商和零售商，使竞争对手和中国本土产品无法有效地通过销售渠道进入市场。 中国加入WTO承诺，到2004年底之前开放商业流通业。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已凭借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以及先进管理经验，抢占中国市场。在广州、上海、南京、深圳等地的繁荣商业地段，“洋超市”拉走了大批客流。据悉，早在几年前，几乎全球知名的跨国零售巨头，都已大踏步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抢占80%以上的超市生意。 核心技术不肯转让 截至2003年10月底的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已超过260家，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些机构并非为中国服务，而是为了自身商业利益拓展市场。以汽车产业为例，从1986年确立为支柱产业以来，中国汽车工业大量引进外来合作者，虽然中国的股份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外商一直不肯转让。以市场换技术，借助外资将中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恐难实现。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外商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垄断控制也越来越明显。乐观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必经之路；悲观者则认为，“洋垄断”将左右中国未来的发展。 白津夫：外资控股狙击自主创新 【瞭望新闻周刊】 随着国企改革重组的推进，我国部分骨干企业开始在对外合资合作中失去中方控股权，并由此导致企业丧失自主创新的决策权和主动权，一些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