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第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十　　Ｏ 　　　　　　　　　　Ｐ　　　　　　　　　（电　子　月　刊）　　　　　　一　　Ｐ 　　　　　　　　　　Ｉ　　　　　　　　二零零五年　第十一期　　　　　　期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总第十七期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订阅办法：到乌有之乡网站首页下方订阅框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点击“订阅”，收到确认信后按照要求确认即可。 ------------------------------------------------------------- 目录 ------------------------------------------------------------- 【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刘永佶：国有企业的成与败 巫继学：透视权力资本 【战略研究】 杨芳洲：东海与日谈判合作开发必须坚持维护主权原则 岳健勇：殖民化是美国对华战略实质 【全球视野】 努涅斯·卡斯特罗：21世纪世界的阶级斗争将加剧 【文革史研究】 老 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楚 苏：文革时期的经济 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文艺广场】 韩毓海：江山走笔 鲁太光：想起了田春苗，想起了向阳花 【书评】 老田：读钟庆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谷亚光：探索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读刘永结《民主的权威》一书 刘建利：对中国农民工的重新解读——评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刘永佶：国有企业的成与败 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初级阶段国家资本的存在形式 节选自《民权国有——作为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中国于20世纪下半叶建立并发展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是从农业文明向 工业文明转化的关键环节与标志。它与20世纪初在苏联发起的国有企业，有一般意义上的相 同，但也有特殊意义上的差别。当苏联的国有企业因“私有化”而毁灭，中国的国有企业也 陷入困境，而且有继续恶化并被渐进“私有化”的危险时，怎样才能保证半个世纪中国亿万 劳动群众艰难勤劳创立的这份资产，保住体现于其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保证国 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并使之发展，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艰巨，也最为伟大的事业。必须 进行改革，以积极的改革才能保守并发展国有企业，而消极的保守则只能使之萎缩。 　　为此，就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和局限性，由此来探讨其矛盾和改革 的途径。 并非“经济怪物”，而是历史必然 　　20世纪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建立的国有企业，不论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 思的经济学说，都是不能解释的，或者说，它既不是建立在私有资本制度基础上的，又不是 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所有制”那样的“公有制”。 　　然而，它确实建立并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国家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 化，也是由国有企业为主体并主导完成的。 　　在20世纪的30至60年代，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正处于兴建和发达期，其生产效率和发展 速度，都令西方私有资本企业相形见绌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茫然无措，而西欧诸 国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又纷纷以政权之力筹建国有企业。 　　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者也就直接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说成是“ 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并自称这种结论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否定资本私有制后， 所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相一致的。然而，这种“个人所有制”的权利关系如何，又怎样 表现出来，却几乎不予考虑。当时也有细心人提出这个问题，但解答却是相当简单和武断的 ：个人所有制只是对生活资料而言的，生产资料则归公有，即国家所有。国家就是公，就是 社会和全民的当然代表。 　　可是，当7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效率低下等问题出现以后，人们却很难以这 种将国有企业说成公有制完善形式的教科书中找到问题的解答。一些人开始反思教科书的结 论，并对既有的国有企业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这种被说成公有制最高形式的国有企业，实 际上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的所有制”的公有制也是不同的。 而面对国有企业的兴旺发达瞠目结舌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它开始衰败后又抖起了 精神，以“经济规律”的发言人身份宣称：这种违背人性自私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国有企 业，不过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狂人”以暴力和专制建立的“经济怪物”。当这 些人的权威随他们生命的结束而消失之后，国有企业也就失去了支撑，专制政权中那些不具 有狂热革命精神的官僚们，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其专制机制，侵吞国有资产；而 国有企业中的职工，则因无权无利，对其兴衰无动于衷，任由少数掌权者侵吞破坏。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准确地发现了国有企业的致命弱点——所有权主体的不确定，从 而有可能出现人人对其不负责任的状况，集权体制中党政机构和企业中的负责人，只要有意 侵吞国有企业资产，是有相当多的法律和政策空隙可利用的。关键是要进行意识形态战，使 这些负责人(哪怕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明白这些空隙，并调动他们的私欲——将侵吞并所 有国有资产说成是人性的表现，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唯一 途径。80年代以来，西方大资本财团所派出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传销“私有化”的时候 ，中心就是在宣扬这一点：国有企业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怪物”，你们这些握有其关键 性权力的人，都是时代的“精英”，要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权力欲和财富占有欲，国有企业的 “产权”不明晰，正是你们可利用的机会，赶紧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和智慧，将国有企业“ 私有化”，即将其所有权明确归你们个人。这样，你们不仅可以保住自己及子孙的富贵荣华 ，而且还可以强国富民! 　　“私有化传销团”打着“经济规律”大旗，利用各种传播媒体，特别是有效地利用了大 学课堂和党校、行政学院的培训班，由浅入深地宣传他们的主张，使某些人逐步地相信其主 张，进而在其权力范围内试行，果然效果明显。当尝到这初步“甜头”后，就不断放开手脚 ，越做越大——这在那些被揭露的贪官们身上充分表现出来，再就是力图改变政策乃至体制 ，使其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合法化，或者说成一项功德无量的“改革”。 　　正是由这些人构成了“私有化”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他们结成各种“圈子”，为保住既 得利益，争得更多利益而暗里明里活动。在他们的作用下，国有企业固有的矛盾不仅不能解 决，反而因其“改革”，效益下降、亏损，乃至破产。而这又成了他们进一步推动“私有化 ”的口实：国有企业不行了，谁也救不了，赶快“私有化”罢，只有这才是光明路一条! 　　苏联那些由旧体制生成的特权官僚们，率先结成集团，成为势力强大的阶层，在其代表 叶利钦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领导下，从美国请来了经济学的权威，给国有企业开出“放开价 格”和“产权改革”两剂猛药，并制订出先“休克”后肢解瓜分的“医疗方案”。在由美国 及西方各国承诺“贷款”保证之后，这场史无前例的“私有化”，即变国有资本为官僚资本 的运动展开并在短期内完成。 　　“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这句在50年代盛行的口号，曾对中国国有企业创建时期 的劳动群众起过巨大激励作用。90年代以来，这句口号又给中国那些以权谋私者新的激励， 而中国未能实施“休克疗法”，又使他们愤懑不已。带着遗憾和“渐进式”得到的国有资产 ，他们进入了21世纪，他们还会寻找、制造各种机会，将“苏联的昨天变成中国的今天”。 　　我们还是先从中国的历史，即昨天的昨天来探讨昨天，再从昨天探讨今天，由此规定中 国建立国有企业的历史必然性。 　　昨天的中国之所以要建立国有企业，当然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关，但这种影响只 是外因，内因则在于中国历史的矛盾及其演化的必然性。 　　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中国实际的是集权官僚制。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达的要求 ，也是其内在的条件。集权官僚制的特点是废除了封建领主制下贵族世袭的特权，代之以皇 帝名义的中央集权，各级行政官吏由中央选任、监督、罢免；在大一统的行政体制下，主要 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或以皇帝名义的官僚地主阶级，而由土地所有权派生的占有 权则以勋田、禄田等名目分属官吏，或以“均配土田”形式归农民，土地占有权(除禄田外) 可以买卖。由此形成以官僚为主干的地主阶级，而相当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则只能从地主 那里租土地的使用权。 　　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总体统治，即以制度和与之相应的官文化 保障官僚地主们的阶级联合——要求其个体服从总体利益，在服从总体利益中得到个人利益 。这就是儒家道统所谓“礼”、“忠”、“义”、“利”观的真谛。也正是这种制度和文化 的制约，使人数很少的官僚地主阶级形成巨大的社会势力，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 —主要是土地，进而也控制了人数虽多但不能联合成社会势力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意志 和行为。 　　大一统的集权官僚制和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两千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它的稳定 性既保证了农业文明的延续，也阻抑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悠悠两千年，虽有朝代 变换，但无制度革新；重农抑商，历代传承；科举教育，贬低工艺技能。 封闭的制度系统 ，使中国在近代西方资本势力的侵略面前，无能为力。虽有少数先进分子倡导革新，但被保 守势力所阻压，而外国大资本财团又不会容许中国自由资本发达，以形成与之相对抗的竞争 力，因此， 它们极力扶植官僚资本为其代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先进势力的代表与 官僚资本集团的斗争就成为历史的主线，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与外来资本侵略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的劳动群众联合成社会势力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寻求发展的 内在需求，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之火的重新燃烧。这股势力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潮 的趋动下兴起的，也必然成为大潮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变革，其对象是由官 僚资本所集合的内外反动势力，其主体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目的在经济上是促进 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或通常说的“工业化”。 　　在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和战略指导下，中国革命于20世纪中(1949年)夺取了国家政权，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革命的关键 ，但不是终结。 　　新政权建立后的首要经济使命，就是尽快建立工业体系，这是比英国产业革命晚了一个 半世纪还多的中国产业革命。而且，中国并未在此之前形成资本雄厚的商业资本，虽然也有 少数工商业企业，但其主体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仍处相当低的阶段。更重要的 是，这些工商企业，主要集中于流通和轻工业，能够作为现代工业骨干的重工业基本上仍是 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家之集权，将全国的剩余劳动所创造价值，聚合起来，兴建工业 产业的主干体系，就成为必然。当时，能够没收和接收的官僚资本、外国资本企业并不多， 而以财政之力兴建大型国有企业就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首要环节。50年代苏联在技术上援建的 156家大型企业，也就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之后，逐步扩展，历经30年，基本上形 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即令在改革后的20年，虽然放慢了国有企业的建设速度，并受错误思 路的干扰，关、停、并了一批，“私有化”了一批，但这个工业体系的骨干还保留着，有些 企业还有所发展。 　　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以西方私有资本企业的标准衡量，当然是“怪物”，既没有西方 标准的“产权明晰”，又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甚至没有成熟的市场，没有自由竞争…… 如果以马克思理想的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衡量，也是不完善的，即没有充 分体现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 　　然而，当我们站在中国劳动者的立场，从中国的历史逻辑来分析，它又是必然的、必需 的。只有以国家集权之力，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建立起虽不先进，但却比较系统的工业及相 应的交通、商业、金融体系，从而使农业的中国实现了主体上的工业化，或者说，使工业成 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全国劳动者剩余劳动的聚敛，是相当严重 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但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过程的农民破产等残酷有 所不同，更重要的 是，我们没有掠夺殖民地的可能。这样，当我们今天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时，恰可以相当 明确地说：这部分资产是属于全国劳动者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低工资 ，其剩余劳动比率之大，是明显的，他们对已建成和发展的国有企业的贡献，也是不容怀疑 的，因而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所能要求的权益也是相对大的。 　　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对它的评判，不同立场的人又会 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国有企业说成“经济怪物”，并欲除 之而后快，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有企业对资本大财团的利益，对由它们控制全世界经济政治的 战略构成了威胁。而从他们所固守的人性自私及其“经济规律”出发，也很容易演绎出国有 企业违反“经济规律”的结论。我们是站在中国劳动者的立场上看待国有企业的，对它的内 在矛盾有切身体验。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所没有的，他们从外部的宣判只是要铲除这 个“经济怪物”，根本没有想解决其矛盾，促其发展的动机。而我们则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 发展视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条件。我们也要对它的矛盾进行 分析，但目的在于如何解决矛盾，进而促其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国有企业的历史 必然性，更要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在规定其性质的同时，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 　　 公有制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形式 　　不论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把国有企业的性质规定为“公有制”。虽 然国有企业在权利体系上与马克思所预见的“公有制”有很大差异，但在坚持私有制的资本 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国有企业描绘成“怪物”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将它归入公有制的范畴。 在对国有企业特殊性质进一步明确规定之前，先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公有制的依据和必然性。 　　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是社会关系中关于经济关系的界定。从形式上看，所有 制规定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人对物的所有权及由之派生的占有权、收益权、处置权、使用 权等权利，但其内容，却是对人与人关系的规定，正是由于人的社会存在，才有必要规定人 对物的所有权。此物归我所有，不归你所有，只是在有了两个以上人群的地方才有意义，如 果是孤立的个人存在，他对物的所有权也是没有意义的。对物的分别所有权，界定了人的社 会关系，同时界定了人的社会地位。 　　所有权和所有制，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表现。有人说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所有权和所有 制的，如果仅在某一原始部落内部，这或许有其道理(由于原始社会已远离现代，且没有文 字遗留，对它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采用“逆推理”，即现在有的，那时就没有的方法论证。但 我总觉得在原始社会内部也有某种所有权——比如对所使用的工具等)，但从部落间而言， 则有着明确的所有权观念，因此可以称之为“部落所有制”。原始部落的所有权观念，甚至 包括部落间争斗的俘虏的所有权，对之可杀了吃，也可养起来，或者令其从事劳动。正是后 者，形成了奴隶制。奴隶制的所有权，首先是针对奴隶的，其次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奴隶 作为非本部落的人，是俘虏及其后代，还包括买来的奴隶，他们是与牲畜同等的，没有任何 权利，但要归奴隶主所有，本部落中非奴隶主的那些人，称“自由民”，虽没有对奴隶的所 有权，却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随着奴隶和自由民所构成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奴隶制在各种矛盾的冲击下逐步被宗法制的第一阶段，即封建领主制所取代，封建领主制 的所有权，虽然还包括农奴人身，但已将重点转向对土地的所有，农奴在人身上还依附于领 主，却可以从领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其生产物除拿出一部分交给领主做贡赋外 ，余下部分归自己消费。宗法制的第二阶段为集权官僚制，这在中国最为典型，其所有权首 先表现在对土地的所有上，但由官僚地主阶级以国家名义所有，地主个人只有以勋田、禄田 或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占有权，国家还以“均配土田”方式分给农民以家为单位一小块土地 的占有权。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主要表现为以税收占有剩余劳动产品，农民因对土地的占有 权而应承担纳税义务，地主的土地占有权除勋田、禄田外，其本人长期占有的土地也要交税 ，但其来源主要是出租土地使用权给佃农所得的租。而因无地或少地不得不租地主土地的佃 农，则要拿出多过税收的剩余产品交给地主，只有这样，地主在交税后还有供自家消费的产 品。集权官僚制下，农民，包括佃农，都有相对的人身自由，所有制主要针对土地，并通过 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的划分，来界定和制约人的地位和关系。 　　从原始社会到宗法社会(特别是其第二阶段)的所有制转变，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引 起的，素质技能提高了的劳动者经过斗争而要求并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从原始社会将俘 虏作为食品的宰杀，到奴隶社会将奴隶作为劳动力，到封建领主制农奴拥有一小块土地的使 用权，到集权官僚制下农民也可以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占有权，以及相应的人身权利的提升， 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有制的对象，从奴隶制开始到集权官僚制，也以劳动者为主转变为以 生产资料(土地)为主。 　　这一趋势，到资本制更为突出。从西欧开始的资本制，是对封建领主制的否定，但在法 、德等国，都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小农经济时期(以农民权利论，与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下的 小农经济相似，但已不能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在经济上不占主体地位)。资本制的特点 在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以商品交换形成雇佃关系。资本所有权所针对的是 可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货币，而劳动者则拥有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因此也就有了 相对独立的人身自由。资本所有者依据其对资本的所有权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权 ，并由此来构建企业，组织经营。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所有权逐步派生出占有权、经营权 、收益权、处置权等各种权利，劳动力的所有权也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而强化了在与 资本所有权交换中的地位，同时派生出要求社会保障和民主等权利。 　　所有制是一个权利系统，其中的各个权利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而社 会中的所有个体，又都以其所拥有的权利与他人(亦有相应的权利)发生关系。 　　所有制的实现，是以相应的政治制度为其形式和保证的，政治制度中的各种权利，都是 与经济权利相制约的。因此，所有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的变革又往 往是所有制变革的主导，或者说，所有制的变革要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其中主要就是国家 政权的变革来完成。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私有制的最高形式，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及对物质财 富的个人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原则是反对封建领主制的人身依附与对农 奴、平民财产限制的，因此，提出它的思想家，一方面要批判封建领主制的意识形态——基 督教的“上帝造人说”，另一方面又要攻击血缘等级制，由此而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人以劳 动占有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都 是以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然性来论证个人自主及其拥有物质财富的权利的，因此，在基本点上 ，都把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与劳动统一起来。这在配第、洛克、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里得 到突出表现。之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创始时期要强调劳动创造价值，与当时的资本所 有者大都从事经营和劳动直接相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这初级的劳动价值论作 为其论证所有权的根据。他认为，所有权包括内和外两个方面，所有权的内在方面是个人的 生命和身体，外在方面则是通过生命和身体活动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所有权就是这两方面的 对立统一，即我的意志有支配我的身体的自由及运用身体拥有财富的自由。 　　把自然物据为己有的一般权利所借以实现的占有取得，作为外部行动，是以体力、狡智 、技能，总之我们借以用身体来把握其物的一切手段为条件的。① 　　我的意志由于取得所有权而体现于外在物中，这就意味着我的意志在物内得到反映。② 　　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强调个人所有权和私有制，就在于要突破封建领主制以“上帝” 和“家族”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突出个性和人格。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并不是直接对 封建领主制的否定，而是对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的否定。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 时，往往是以这种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为论据的，这也是其经济学说往往以孤立的个人，如孤 岛上的鲁滨逊为出发点的原因，斯密《财富论》中的“经济人”，实际上也是小生产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的考察中，揭示了资本私有 制产生的历史逻辑。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 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识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 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① 　　私有制，分为以私人劳动为基础和非劳动为基础的两种。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即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引以为据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有性质和历史阶段 上差异的。但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忽略或否认这种差异。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欧洲只存在很短的时间，虽然它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 期也曾作为从属或辅助成分而存在，但其普遍存在却是在否定封建领主制的社会变革后(如 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执政期)的短暂时期，而中国则存在了两千余年。这种以个人劳 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虽能体现个体自由,但它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 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 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 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 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② 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适应工业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是与劳 动者素质技能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统一的，因而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劳动者素质技能及其生 产力又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一步提高，从而引起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这样，又会与 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矛盾。矛盾演进的结果，必然是对这种私有制的否定。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 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 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 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 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① 公有制的产生，是对私有制历史发展的否定。有人指责马克思是在玩弄黑格尔的思辨 ，但他上述论证，恰恰是西方近代历史逻辑的体现。当今天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说资本 私有制是人性的体现，是绝对、永恒的制度时，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前辈们在论证私有制 和个人所有权时，正是以资本所有制所否定的“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为论据的 ，而且他们本人也不时以这种“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来立论。不过，为了论证 方便，他们将劳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改变，将对他人的管制、欺骗等行为，也归入“ 劳动”，也就是说，不择手段地攫取和占有财富就是“劳动”，而私有制就是对这样占有的 财富加以保护的制度。 　　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劳动被规定为“负效用”，是与生产资料、土地等 相同的“资源”。他们强调生产资料和土地等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只要掌握了这些资源的 所有权和使用权，就能控制全部经济活动，就可以操纵人类的命运。少数资本所有者是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决定者和主体，而劳动者不过是生产的“要素”，是“资源”，是任由资本所 有者“配置”的。从资本所有者的角度看，经济活动当然离不开他们这些“精英”的主宰和 “配置”。为此，生产资料归他们所私有，是根本条件。若实行公有，那些“低智商”的劳 动资源的提供者，也成了所有权主体，不再接受“配置”，经济怎么运转? 　　如果站在劳动者的立场，这种观点的荒谬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成的， 是劳动使自然资源变成了财富，这财富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当然要归劳动者。早期的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家为了反对“上帝造人造物”说，曾强调过这一点，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学家则因资本所有者不再参加劳动，就否认它，这只能说明其身份和地位的改变引起观念的 改变，或者说，他们所说的“经济规律”本身就是主观的。 　　劳动者能否拥有其劳动所创造财富的所有权，并不取决于劳动创造财富这个道理，而是 取决于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势力。自奴隶社会以来，之所以由少数非劳动者来掌握生产 资料的所有权，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相对低下，而且不能结成强大的社会势力，因此，不 仅不能所有其劳动创造的财富，连他们本人也为非劳动者所有、占有、使用(“配置”)。然 而，劳动者的素质技能随其劳动而不断提高着，生产力也在发展，这样，也就促使生产方式 的改变，劳动者素质中的精神文化素质，即对其利益的要求和争取的观念也会增强，也就逐 步在斗争中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在劳动者人身和劳动力权利的改变中可以看出来，从 奴隶的人身和劳动力归奴隶主所有，到雇佣劳动者的人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归其个人所有，是 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几千年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并不断斗争取得的权利。 　　还没有看到哪一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主张恢复奴隶制，将其私有制的范围扩展到对 劳动力的所有权。这本身也是历史的进步。不妨回顾一下，古希腊时期的奴隶主思想家有哪 个主张过给奴隶以人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然而，这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都顽固地坚持生产资料要归非劳动者所私有——这与 两千年前的奴隶主思想家坚持奴隶人身要归奴隶主所有是一样的。 　　但今天的劳动者已非两千年前的奴隶——即令美国的黑奴也争得了其人权和劳动力所有 权。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当然要求自己的权利，这首先是劳动力的所有权，进而是对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 　　欧洲近代在推翻封建领主制之后所出现的短暂的“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虽然实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由于其生产方式的个体性，不利于劳动者的协作 和素质技能的进一步提高，限制了农业和手工业向工业的转化，因此，它必然地要被资本的 私有制及其雇佣关系所击破和取代。实际上，这种“个人自己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不过 是在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它也只能在产业资本尚不发达时短暂 存在，当然，当资本私有制确立其统治以后，这种小生产的私有制还会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 补充形式而零散地存在。至于中国那延续两千多年的小生产，劳动者始终未有对生产资料的 所有权，只是拥有占有权或租用使用权，而且集权官僚制的重农抑商又从总体上阻抑了商业 资本的发展。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私有制所取代，即将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 料所有权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它本身就是生产社会化的表现。但这种私有制只能 在工业文明的初中期，即劳动方式以体力为主的阶段有其合理性，当劳动方式转变为以脑力 为主的阶段，也就是说劳动者素质技能进一步提高之后，劳动力所有权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 突出的时候，资本(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局限性就日益突出，矛盾激化，马克思所预见到的“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会取代资本私有权所导致的 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进而，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制，也就会转变为“个人所有制”。之所 以马克思说“重新建立”，就是要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恢复被资本私有制所取代的“以个 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原则，即劳动创造生产资料，劳动者所有生产资料，但因此 时的生产资料已不是原来的分散的个体生产的资料，而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料，所以只能采 取“共同占有”的“公有制”。 　　这里所说的“公有”，并不是指所有，而是占有，是个人所有权所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而 成的制度。于是，才有“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层面的规定。 　　由于不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层次差别，引起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并影响到 所建立的以公有制名义的国有企业。我们对国有企业矛盾的分析，也将由此而展开。 公有制是人性升华的体现 　　马克思在论证了公有制形成的必然性之后写道：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 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① 他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明显地是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我们对上述两种 私有制进行区分之后，又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两种不同的公有制混同了，一种是 “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即“共同占有”的公有制，一种是排斥个人所有权的“公有制 ”。 　　正是这种排斥个人所有权的公有制，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形式，而且受 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并将之与前一种公有制混同一起批判。 　　这里，我们还是先从理论上探讨前一种公有制，即“个人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和制度。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攻击公有制的基本依据，就是所谓“人性自私论”，并以人是动 物，动物都是自私利己的，为了利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人只 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他人，对公众的利益则不感兴趣。私有制是人类惟一的所有制，只有在 明确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公有制抹煞个人权利和利益 ，片面强调对公的义务，从而抑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不能发展生产力，不能提高效益。 　　我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苏联模式”公有制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 ，他们将这种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初级形式等同于公有制的一般形式，不 顾马克思说的“个人所有制”的展开的公有制，则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就是他们引以为 据的“人性自私论”本身就是片面的。 　　人类是特殊的动物，人性中当然包括动物的一般性，《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中给 “动物”下的定义为 生物的一大类，指能自由运动、异养（即以其他生物为食）的真核生物。 “人类”的定义为人类也是动物界的成员，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 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作为特殊的动物，也具有动物的一般性。当我们从社会科学，从 政治经济学来探讨人性时，也不应否认人身上所具有的动物一般性，但不能以动物的一般性 来规定人性，或把人性等同于动物一般性。 　　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以人的动物性来论证人是自然的产物，批驳“上帝造人”说， 这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也可以说，明确人的动物性，是对一直困惑着人类的最基本问题 ——人是什么——的一个关键性认识。从图腾到神，从多神到上帝这人化的——神，都是人 认识自己的必要环节。中国古人已将“天命”视为人的根据，这是超过“上帝造人”说的一 种观念，已接近将人规定为自然产物，但由于集权官僚制将“天命观”作为统治的基础，因 而中国两千多年关于人是什么的认识是停止不前的。欧洲的启蒙学者曾试图用中国人的“天 命观”来批驳“上帝造人”说，但他们也发现“天命观”在逻辑上的空泛，于是就借助刚刚 发展的自然科学。当他们将人归于自然，归于动物时，遭到教会的打击，“人是动物”这个 命题，几百年后才得以公开传播。 　　也正是认识到“人是动物”，进而才有对人在动物界中特殊性的探讨。启蒙学者认为， 人的特殊性就是理性，以理性认知和把握人的动物性存在，要突破宗教和封建制度的束缚， 强调个性自由，明确地以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以理智的行为生产，占有物质 财富，并享用它们，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是 自然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强调个体自由时，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对此，他们 主张以理性来制订契约或以伦理、国家等来调节制约。 　　在一定意义上说，启蒙思想家虽然总的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但由于这时的资产阶级 还处创业阶段，仍在从事劳动和经营管理，启蒙思想家对人的个性自由及私有物质财富的论 证，还是以人的劳动为基本依据的，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是一致的 。启蒙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个人主义这个命题，其中劳动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 还统一着。在一部分人那里财富占有与劳动相脱离的倾向，即只要能用非劳动的方式占有物 质财富，就采用这种方式，并认为这是人性所要求的。正是这种倾向，演化为系统的资本主 义，到现代，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以人性自私论证经济关系和制度的依据。不过，当 他们论证本国的经济问题时，往往还要提到自私与利他的关系，即重复斯密“经济人”的思 想，但在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时，则片面强调人的自私性，并把国有企业说成 是违背人性的“经济怪物”。 　　在启蒙思想家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强调个人主义的劳动一面，这主要由代表中下层 的卢梭等人提出，后来，这种倾向经早期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就演化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从个人主义分化出来，并且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资本 主义所坚持并强化的是私有财产一面，社会主义所坚持并强化的是劳动一面；资本主义突出 的是私有财产作为资本而增殖，社会主义则突出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统一；资本主义是资本所 有者意识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则是劳动者意识的集中体现。二者都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 但同时又都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个人主义。 　　马克思是清楚个人与总体关系的，他反复强调对资本关系的否定，并不是否定和排斥个 人利益与权利，而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保证和实现个人作为劳动者的利益与权利，所要排 斥和克服的，只是那种由非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并主导社会生产的经济关系。新制度中的所 有个体人，都是劳动者，都以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并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剩余劳动创造的生 产资料。因此，他称这种新制度为“共产主义”。前面我们所引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和“ 个人所有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虽然因是预见性的，因而不可能具体，但其基本观点和原则是明确 的，对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化有着指导意义。然而，苏联和中国在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后 建立公有制经济的时候，却都忽略或有意排斥了个人权利和利益，在以“苏联模式”为依据 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片面强调总体利益——这又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出现。而以这种观 点建立的国有企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攻击的重点。 　　当片面强调总体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遭遇片面强调个体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时，我们并不想为这样的社会主义辩护，但我们也不能因它的片面性就认可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 　　这里，有必要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深入探讨公有制与人性的关系。我的观点正如 本节标题所示：公有制是人性升华的体现。 　　不论启蒙学者，还是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家，在论证人性时，都以人性与动物性的联系或 差异来定义，似乎只要找到人性与动物性同一或区别，就是规定人性。因此，他们所说的人 性是静态的。 　　对人性的规定，不仅是要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或者说是从外在 关系上的规定。它是必要的，但不是问题的核心和主体内容。 　　规定人性的根据，是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存在，首先也是基本的，就是生命的存在， 看起来一个个独立的人是相互外在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但他们又都是构成一个生命机体的 细胞。机体不是各个独立的细胞简单的拼合，而是按照遗传基因生成并系统联系着的。人类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机体，是按照遗传和生存原则有机组合起来的。因此，人的生命存在 就是他的社会存在。个人的意识可以设想、幻想他能够脱离社会总体，这是人与细胞的差别 ，但他的生命，恰恰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存在。个体人由社会而生，由社会而成长，在社会 中死亡，但社会总体却在各个个体人的生、长、亡的过程中，保持其生命发展。 　　规定人性的核心，是对人本质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从人生及其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对 人性的系统探讨，是主体内容。这是内在的规定。而人生及其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是不断发 展的，因此，人性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升华的。 　　“人性升华”这个提法，是我在《辩证历史》①中首次提出的，其根据，则是对马克思 人道主义的系统研究②和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思考。 　　人性的出发点或核心，是人的本质，或者说，人性是人本质的展开。人的本质由劳动、 需要、交往、意识四要素构成，其中，劳动是第一，也是核心要素，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改造 自然物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劳动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并由劳动而交往，形成社会 。人类社会存在于劳动的基础上，并围绕劳动这个核心而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形成交往和意 识。在劳动过程中，需要、交往和意识有机地联系，并由此形成丰富多彩、复杂万变的社会 生活。劳动在以这三要素为条件的同时，也受它们的制约。 　　劳动、需要、交往、意识这四要素的内在统一，构成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的社会存在的 基本矛盾的规定。明确劳动的核心地位，是规定人本质的关键。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社会之 所以能够发展，都取决于劳动与其他三要素的相互作用。人性是人本质的展开和直接体现。 人本质中的四要素，也就是规定人性的基本依据。人本质因劳动与其他三要素的矛盾而不断 发展着，人性升华也以劳动为依据。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劳动的核心地位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一部分人利用其在 交往中的特殊地位，而脱离劳动，以其意识控制交往的各关键环节，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 动产品以满足自己无限增长的需要——其中绝大部分已非生存的需要，而是虚荣、霸道、奢 侈的需要。劳动者本来应有的社会主体地位被排挤，他们的劳动首先不是按照自己意识支配 满足自己需要，而是受在交往关系居统治地位的非劳动者意识的支配，并满足非劳动者的需 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非劳动者用来维护其在交往关系中的统治地位的需要，由此，劳 动被异化，劳动生产物被非劳动者所有，并据此来继续控制、支配劳动者。 　　人本质的发展，人性的升华，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从而导致交往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劳动是创造性活动，素质提高了的 劳动者不仅增强了其劳动的技能，而且增强了其主体意识，他们要求与自己劳动相统一的利 益，而对人生和社会关系意识的提高，又使他们逐步明确那些控制交往关键环节的人，不仅 是非劳动者，而且对生产和生活都起干扰和阻碍作用。劳动者完全可以在劳动基础上进行交 往，消除社会交往各环节上这些非劳动者的控制，是劳动者利益的要求，也是人自由发展的 必要条件。而原来以“专业”技能控制交往环节的不劳动者，也具有劳动能力，应该也能够 成为劳动者。 　　社会的发展，由此集中表现为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矛盾，表现为交往关系的演变。也正 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在人本质中的核心得以强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逐渐明确。人性也就 在这过程中得以升华。 　　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人性是在其动物一般性基础上对人的特殊性的规定，这种特殊性首 要的一条，就是劳动，由劳动满足需要，而非靠自然界的“恩赐”满足需要；由劳动而交往 ，由劳动和交往而产生意识。因此，人性就表现为社会性、创造性和思想性。 　　针对人性自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 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惟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 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 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 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 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 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 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① 　　一个个人可以宣称他是“纯粹自私”的，也可以宣称他是“毫不利己”的，但是他们毕 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他们就是社会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他有意识，可以主观上宣 布脱离机体，但如果离开了这个机体，也就不能存活。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 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着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 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 历史决定的。① 　　人性是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存和发展属性的规定，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一 个人可以自私自利，甚至可以祸害他人，但这是他的价值观，而非对人性的规定。那些自私 自利的人，恰恰证明了人的社会性：他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表现其自私自利，特别是 那些靠剥削别人而生存的人，正是利用社会交往中的关键性环节，才能发挥其作用，达到其 目的。 　　自古以来，就有关于人性善与恶的论争。这在中国战国时孟轲与荀况那里得到突出的表 现。而抑恶扬善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课题。人性之善与恶，在不同时代，有其特殊 表现，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善就是能考虑他人和总体利益，并能帮助他人；恶则是不顾他 人和总体利益，而且以祸害他人来满足自己。 　　综合起来，从善与恶的角度对人性的规定，实际上有些文不对题，善和恶都是对个体人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规定，而非人性规定。但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又是人性的表现，它们 反映出由于人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可以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生存态度，并以不同方式对待他人 。人性升华，就是要在明确人的本质的前提下，规定个体与总体，个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 人是有生命的动物，有其个体性，当然要对自己的生存有所意识，并要为这种生存而行为。 当个体人意识其存在的利益时，实际上也就是在意识社会，也只有从社会中才能获得自己的 利益。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社会，是以自己的劳动参与社会交往，还是利用交往的环节， 不劳动但获取利益。 　　将自私或对本人利益的获取孤立起来，不顾其社会性，并由此说“人性是自私”的，起 码在逻辑上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个体性与总体性的统一，才是规定人性的出发点。 　　人性的升华，就是逐步克服因动物一般性中的野蛮成份——为了自己不顾他人，甚至可 以任意损害他人——在人性中的比重，这种野蛮成份的社会表现，就是原始社会中的“人吃 人”，就是阶级社会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特别是对多数劳动者意志和 行为的支配。 　　人性的升华，就是逐步提升人本质中劳动这一要素的作用，提升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 地位，由劳动而主导交往，使交往服从劳动及其对需要的满足，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消除少 数人奢侈、虚荣的需要，从而减少对自然界的破坏，在保持社会合谐的同时，保持人与自然 的合谐。 　　当人类已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不仅劳动者素质技能大为提高，而且社会相互交往也更为 广泛、频繁。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突出劳动的作用，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消除那 些利用交往环节不劳而获者的存在，就成了人性进一步升华的关键。资本私有制就是利用社 会交往中的各环节，由不劳动者掌握资源，控制劳动者及其生产过程的制度，它已成为人性 升华的障碍。为此，变革资本私有制，在明确劳动者对其劳动力所有权的基础上，保证他们 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并将由这两个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交给所有权主体选举并监督的 社会机构行使，即建立“公(的占)有制”，也就成为人性升华的必要社会条件。 　　这样的公有制，不仅肯定并保证了劳动者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利益，而且将其作为社会的 根本性权利，使劳动者的个人主义得以实现；但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又不能分散 地、单独地行使他们的所有权，必须联合起来，由某一社会机构在总体上行使所有权所派生 的占有权，进而再由这一机构选聘经营权的行使者；所有权所派生的收益权、处置权、监督 权、管理权等，也要通过所有权主体选举的机构来行使。这就是公(的占)有制的主要内容， 正是通过这样的权利体系，劳动的核心作用，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才能体现，同时又使之可以 控制那些处于交往环节的机构中的个人，使之不能变成控制者，而是作为劳动者来行使其社 会职能。由此而促进人性升华。 　　国家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阶段 　　当读过以上对公有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证之后，有的读者不免会说：这些都是关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变革之后的事，但怎么看中国呢?中国并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不是 先“补”这一课，然后再谈社会主义，再谈公有制? 　　这种“补课”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是盛行，而且，持此论者并不必反对马克思主 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可以明确地说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才得出这种结论的，马克 思的一段话，被他们作为主要的论据，这段话是：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① 受苏联教科书影响，中国的思想界已全面接受了以“生产力决定论”为基础的关于社 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观点，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这“五大社会形态”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五大阶段。而且，其各阶段的生产力都有定数，只有 突破这个定数，生产关系才能改变。由这种观点主导的思维，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中国是否应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怀疑。早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怀疑就出现了，并以“先进生产关系与 落后生产力”的矛盾予以界说。但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可 以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基础的生产关系能否称得上先进? 　　这些疑问，到80年代初就演化成“补课论”。它实际上成了20余年来的一个主要思想潮 流，虽说仍在形式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内容上却在补资本主义的课。前述“私有化 ”思潮就是其突出表现。一些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50年代中国生 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建立国有企业，正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矛盾的集中体 现，因此，国有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须退回到私有制，才能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统一。 　　对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是应当做进一 步的反思和探讨的，特别是应从人本质和人性、劳动者素质技能等前导范畴进一步规定生产 力，而不应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并把它视为历史的终极原因。①对此，马 克思本人在早年曾有探讨，后来，到19世纪末恩格斯针对已显露苗头的“唯生产力论”，又 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作用进行了补充论证。然而，苏联教科书一脉的“马克思主义”，却 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一脉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在不同的层面固守“唯生产力论”。后 者是在制度变革层面，总以为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够，不能进行制度变革；前者则在制度变革 ——这种变革就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最有力批驳——之后，忽视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制度 和变革体制，片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竞比生产力发展。而“补课论”则是退回后者思维的典型 表现。 　　生产力作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表现，是要有其物质体现的，如生产工具的变化，以 及产品品种、质量等，由此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必要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 会影响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实质又是劳动者地位的社会形式，生产力的提高，实 质上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又与其社会地位统一着。 劳动者社会地位受其素质技能的制约，但也能促进或抑制其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 　　片面强调生产力发展，而且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素质技能相脱节，由此而判断该不该 进行变革，就会造成这种局面：由于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量化程度，是不 可能先验地界定的，可以说，它只能容纳九，也可以说它容纳九十九或九百九十九……，而 且更具体的指标谁也说不准，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 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也只有在质的分析上有其意义，就像黑格尔所说 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句格言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具有方 法论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的社会变革中，却不能机械地套用，否则，就会为一切不思变革 ，甚至保守旧制度、旧体制的人提供依据。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俄国和中国发动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社会变革，就在于他们能 够辩证地、具体地分析现实的社会经济矛盾，而非机械地套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论断。按他们当时及后来的反对者们的说法，这两个大而且贫穷的国家，工业生产方式还 刚刚起步，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 。但他们硬是要“违背规律”，不仅搞了革命，还要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其错误是可想而 知的，也一定要受“规律”的惩罚。在做这种论断的时候，一些人以又会对列宁作“一分为 二”的评价，他虽然搞了革命，但后来又搞了“新经济政策”，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甚 至——按这些评论家的观点，——还会进一步搞类似苏联或中国在20世纪末所搞的“改革” ，他们也据这种猜测而把“改革”的理论依据放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上。而对毛泽东， 则毫不客气地彻底批判：这位被崇拜者歌颂为“大救星”的人，在这些曾经崇拜过他的评论 家的笔下，已成了“大灾星”。 　　还有一些更为彻底的“生产力代表者”，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做了类似《反三国演义》 式的评判：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由掌权者全面控制和主导，从末代皇帝溥仪生父载沣到以 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再到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主张发展生产力的，是 正；而孙文、陈独秀、毛泽东，则都是主张革命的，革命就是动乱，就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因此是反。这一正一反的矛盾演化，居然会由代表“流氓无产者”的毛泽东夺取了政权，从 而中国也就陷入生产力发展的停顿期，特别是毛泽东，掌了权还不甘心，还要“继续革命” ，结果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 　　他们认为，毛泽东及其为首的一派共产党人，还有一大错误，就是在中国建起公有制， 大搞国有企业，阻止了私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这如此多的国有企业，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大 包袱，尤其是它几十年所“养”的数以亿计的“懒汉”(一些人一直说国有企业就是“养懒 汉”的)，既无竞争心，又无技能可供“配置”，让人头痛!可以用“零出售”的办法将国有 企业的厂房、设备“私有化”给精英经营者，但却不能把这些“懒虫”扔到地球外边去，成 了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障碍! 　　听这些高论，真让人心旷神怡。如果是某外星人跑到地球考察，回去向本星人汇报其心 得，我们自不必多嘴反驳。但这高论又是和我们同处一个中国，甚至共同呼吸北京这极度污 染空气的人，也就不能不迫使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矛盾，对国有企业进行反思。 　　自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建立集权官僚制，实行小农经济，延续至20世纪初，其间是有战乱 和朝廷更替，但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未变，社会制度性质未变。正是因此，劳动者素质技能 没有明显提高，生产力也无实质性发展。而古代比中国落后的欧洲，却因路德的宗教改革， 及其后的“文艺复兴”，形成了个人主义，与之同时，封建领主为争霸权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再有启蒙运动批判“上帝造人说”，为积累起来的资本转向产业开道 ，并引发革命，造就了资本制度和机器化大生产。资本增殖需要向外扩张，中国也不可避免 地成为其扩张的对象。时下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 来就开始了。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工业资本，但资本不可能容许在地球上有那么大一个国家， 那么多人口在它的控制之外。 　　由西欧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向全球扩张的同时，冲击着旧的农业文明及相应的 经济社会关系。对中国来说，被迫接受外来资本的以武力开路的扩张，是一种挑战，也是一 场危机，变成殖民地的危险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与满清王朝的消极抵抗——抵抗不住就 屈服——相反，康有为、孙文等进步分子主张学习西方人的制度、文化，由此而强国富民。 然而，已经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列强，是不会容许在世界的东方发展出一个同样的资本 强国作为对手的，它们所需要的，只是为其搜刮资源和开拓市场的代理人。适合这一要求的 ，并非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而是由李鸿章、张之洞开创的官僚资本集团，袁世凯、蒋介石 是他们的继承者。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自由资本之所以不能发展，就在于外国列强直接或通 过官僚资本的压制。而被今天一些以“唯生产力论”者所称道的洋务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 ”；及载沣“立宪改制”、袁世凯的“改革”，蒋介石的“发展经济”，实际不过是官僚资 本的存在方式。他们当政时所开的矿山，修的铁路、码头，办的军工厂等等，都是服从一个 目的：为外国资本输出资源、开通市场，在这过程中赚取作为买办的“回扣”和佣金，养军 队、压民众、固统治。其大路数，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者，儒家道统也，官 僚制度之理论基础也!以为西方资本财团做代理，利用西方先进技术(首先是军火技术)来维 护官僚阶级或某集团的统治；官僚资本化，资本官僚化，但绝对不放弃专制，坚决阻止民主 ，严格压制自由。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在中国几十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就 是阻抑了自由资本的发展，这是符合西方列强要求的，又是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样发展? 　　任由官僚资本统治下去，保持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从属地位，甘当“外围” 吗?这样做，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东方的巴西、阿根廷。 　　不知现在那些推崇李鸿章、载沣、袁世凯、蒋介石路线的人，是否想过这样的结果。或 许他们想过，但他们的理想恰是如此。 　　但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却不这样想，他们要的是 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自由资本的势力太弱，革命只能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个观点， 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贡献，是辩证法的结晶，当他以辩证思维将这个观点付诸实践 ，发动并组织民众的大联合，以武装革命反抗并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立即将革命 的重点转向工业化。 　　由中国共产党专政并实施的工业化，只能采取国家资本的形式。 　　现在一些“事后诸葛亮”常说：新中国成立后，就应发展私有资本，实行“市场经济”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路根本不可能产生，不仅外国资本财团在严密封锁，而且 国内那些被官僚资本压迫得破败不堪的弱小私有资本，哪有能力和胆量承担中国工业化这一 重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革命和新政权核心的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是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所领导的队伍，主体是农民和工人。新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以共 产党的纲领为路线，这就形成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国家资本。 　　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形式，或者说是成熟社会主义制度 的准备阶段，虽然共产党的领导人自50年代中期以后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其初级形 式并不因为这种宣布而完结。 　　与之相应，作为工业化主体和主导的国有企业，也被称之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 最高形式”。 　　这些都妨碍了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上的不准确，却不等于它们不能发展 。虽然不准确的认识会导致不适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从而影响了它的正常发展。 　　直到今天，不论维护还是反对国有企业的人，还都重复50年代官方关于其性质的认识。 如果说当时不准确的认识造成其内在缺陷的话，那么现在依然坚持(或者不想反思)这种认识 ，则会在根本上制约已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建立并发展的国有企业，其性质就是国家资本，它与私有资本的区 别在于是“国有”的；它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于不是属于官僚个人，也不是由少数大官僚控 制的，而是由国家机器所有并控制的；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区 别在于，所有权实际上不属于劳动者个人。 　　国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所有制，自资本产生以来，国有资本先是在西方国家出现，比如 法国重农主义时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都曾以国家资本来主导工业革命，后来又 都相继以“出卖”、“处理”方式转化私人资本。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的性质。 中国0年代以后形成的国家资本，与苏联20年代以后形成的国家资本，是代表劳动群众的社 会主义国家所建立并控制的，与法、日等国由当时的封建主义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家资本相 比，区别就在这里。相应的，与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由社会民主党主持建立的国家资本的区别 ，也在其国家性质上。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初级阶段的形式。它并不是什 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矛盾 演化的必然。 　　作为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国家资本的缺陷是明显的，但也正是这有缺陷的国家资本及其 体现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导和主干。 　　到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缺陷日益突出，其实质是国家资本的历史作用已经终结，应在 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辩证的否定，是在承认和坚持已有成果基础上 的发展，是历史的前进。 　　然而，一些从美国学了所谓“市场经济理论”的人，自以为成了“经济规律”的化身， 针对国家资本及其企业发展到晚期的明显缺陷，就从根本上否认它的必然性，甚至退到20世 纪初，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设计已经过去的历史，或者根本不顾历史，只凭数学 演算来规划“改革”。他们并不能规定国有企业的特殊制度性质，只是简单地按官方的宣传 称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其缺陷为由，宣布社会主义已经死亡——更为彻底的说法 是不该出生，既然它的出生就是违犯“规律”的，那么如何处置它就都是合理的——应该从 零开始，将它“化”为私有。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很大度的：你孙文、你陈独秀、你毛泽东不 是以革命毁掉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大业吗，没关系，我们从头来，“告别革命”，在国有 企业的废墟上建立“市场经济”的天堂。 　　然而，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真的能建立起纯私人所有的企业，并充分自由竞争吗 ? 　　五 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导和主干 　　不论人们怎样评价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国家资本及其表现的国有企业，这已是一个不可 更改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从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就是在国家资 本及国有企业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主干。 　　那些借国有企业在20世纪末表现出来的弊端，特别是它在受到严重扭曲和干扰下出现的 亏损等现象，来指责公有制，指责社会主义的观点，除了其所依从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之 外，实则是在替国内某种社会势力代言——自由主义已成了他们的工具，就像儒家道统乃至 宗教、算命、看相都是他们的工具一样。 　　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攻击，离不开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攻击。在某些文人笔下 ，中国革命无非素质低下的“流氓无产者”的胡闹，它不仅对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于是，他们大声号召：“告别革命!” 　　更有人做此逻辑推论：中国的工业化只能由政治上占正统地位的官僚们领导，先是李鸿 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运动”，再是载沣等人的“宪政改革”，进而是袁世凯、蒋介石的 官僚资本。 　　我们不想跟这些人过多纠缠，只是从蒋介石集团的性质及所做所为来判断官僚资本的路 数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蒋氏及宋、孔、陈“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完全是以 其政治专制为依托的，而其政治专制，又是以美国大资本财团为靠山的，他们的官僚资本， 无非美国大资本财团在中国的买办、代理。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今日中国，应为美国大资 本“中心”最大的“外围”国家，南美诸国均得向后站。 　　有人以台湾今日之“繁荣”来推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共产党，全中国今天也像台湾一 样繁荣。这种说法连起码的历史和地理、人口知识都不顾了。台湾作为美国大资本财团设在 远东的一艘“不沉没的航空舰”，是对抗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它的经济， 完全是在美国资本财团的扶植下存在的，更有蒋介石集团从大陆带过去的几乎全部黄金储备 和外汇。就是这样，在80年代以前，台湾经济并没有什么“繁荣”。只是近20年，随大陆“ 改革开放”，台湾的特殊地位及其内部政治的变化，使它成了双重的“经济特区”：一是美 国大资本财团设立在远东为了抑制中国的“特区”，为此，它必须给台湾以各种优惠政策； 二是中国大陆为了“改革开放”对台湾资本的各种优惠。正如中国内地某些“特区”可以在 政策优惠下，特别是受政治控制的资金支持下，迅速地“发展”一样，台湾经济“发达”的 原因，可以得到说明。 　　这里，必须强调的另一点是，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化，使其后来的官僚资本主导经济的格 局发生了变化，不然，它的“繁荣”也是不可能的。 　　即令从统计指标上看，今天台湾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大陆，但其经济结构，特 别是产业结构，依然是“加工贸易型”的，并没有形成支柱性的工业结构。如果真的像“台 独”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台湾宣布独立，并与大陆对抗，美国也不再支持它的话，台湾的经 济结构立即就会垮下来。 　　这话说得有些远了，但为了回应“告别革命”论者，又不能不说。下面，再说本题。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这不仅表现 于最初的国有企业都是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基础上形成的，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 主，艰苦奋斗”来实现工业化的决心和路线上。正是基于这个路线，建国之初的工业发展战 略集中体现为：一、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实行进口替代；二、优先发展重工业；三、以备 战和生产力为目标，加快内地工业建设；四、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是增加资金投入和组织劳动力；五、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 　　这样的发展战略，只能由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为主干与主导才能实施。当今天我们说， 50年代初的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时，必须充分考虑当时的国家机器，是高效、廉洁的，并得 到了大多人民群众支持的，这是一个重要内在条件。国有企业的第一步，就是对官僚资本企 业的没收，以及原来解放区兴建的公营企业(比重要小)。这是新政府以政治手段转变其所有 权达到的，这样，建政之初国家资本在金融、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就占主导地位。1949年 ，工业领域的国有(营)企业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为：发电机容量占73％，煤炭占70％， 铁占60％，钢占90％，水泥占60％，工作母机占50％，纱锭占43％。综合起来算，国有经济 在工业中约占50％。至于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有经济则占绝对优势。① 　　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这是政治行为，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由于旧 中国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官僚资本主要是维护集权官僚专制的买办性企业，起不到工业化 主导和主干的作用，因此，当新政权将其转化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时，只是改变了其政治 属性和所有制性质，它仍不足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必须由新政权动员和集聚全中国的剩余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迅速建立起能够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工业企业体系。 　　从1949年到1957年，新政权以其廉洁、高效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通过税收聚敛了全 国的剩余劳动价值，从财政投资，建立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在技术上则接受了苏联和东 欧国家的支援。其中，苏联援助建设了156个项目，并每年派遣数百名专家来华指导，同时 接受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去苏联培训。这156个项目，加上与之配套的140多个项目， 构成“一五计划”基本建设的中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这些项目，主要是钢铁、 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军工、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项目，少数是纺织、轻工 、食品工业和广播电信工程项目。由此构成了新中国的初级工业体系。此外，民主德国、捷 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也在50年代与中国签订了引进成套设 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108项。这也是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这些援助都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原则，这些援 建项目，不仅提供机器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收集设计资料、设计、指导建筑 、安装设备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制造出厂，都给予全面、系统的帮助。截至1959年， 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共获得4000多项技术资料，而且是不按专利购买，只付复制资料的成本费 。 　　这种情况，与80年代以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技术专利和成套设备时，所受的欺骗 、高价盘剥、技术保守和刁难，以至大量高价购买的设备不能使用等现象相比，成鲜明对照 。 　　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即令中国的资产阶级真心要实现工业化，在向外国资本大财团 购买设备和技术时，不仅要付相当高的价钱，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可能买来中国工业化所需要 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一五”期间，是中国国有企业加速度发展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8％，其 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使钢材自给率达到86％ 。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2％，12个主要工业部的产业成本降低29％ 。一个初级的工业系统基本建成。 　　如果说在“一五”期间国有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资，那“一五”以后，由于企业 已进入再生产，因此其扩建和技术改造等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自身的积累，而且 国家还以所有者的身份，计划使用各企业的利税，以及建新企业。当然，国家财政对国有企 业的投资依然保持，但不再是惟一或主要资金来源。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由于指导思想的 失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工农业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 调、财政赤字严重、市场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 的是，“大跃进”的实质，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被 后人视为荒唐事而反复强调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扩大了计划指标，但由于其 技术性较强并有系统管理，因此，还是得到迅速发展。首先，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 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在各工业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22 00个左右，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拖拉机、精 密仪器、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第二，工业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 4.6亿元增至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 增长1倍多；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 四，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第五，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 　　这些都表明，“大跃进”虽然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的国有企业 ，依然有重大发展，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渡过困难时期，并作为主干企业继续主导工业化进 程。 　　经过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但1966年的“文 化大革命”又使之受到影响。这十余年的时间内，国有企业的政治性得到进一步表现，但必 须承认，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在坚持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并努力保持和发展国家资本和 国有企业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虽然有政治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特别是 大中型企业还在困难中有较大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苏 联人从60年代初即撤去了其援华专家，并停止了援华项目和技术，因此，这个期间中国国有 企业的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它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是有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 现工业化的。这里，仅举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说明这个问题：1976年与1966年相比，钢 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发电量2 031亿千瓦小时，增长146％；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 ；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 年为100)，1976年为1274.9。① 正是50至70年代国有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国家资本的积极性基本上发挥完毕，其中的缺陷得以充分表现。如何对国家资本和国有企 业进行改革，已成为其继续发展的主要课题。从70年代末开始，针对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 改革逐步展开。20余年时间内，各种思路和措施的设计与应用，改变了国有企业原有的体制 和发展轨道，但尚未找到真正使之改革并发展的途径。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依然有所发 展，并继续发挥着其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下面，用从1950年至1999年按经济类型分的固 定资产投资说明这一点。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卷第301页，2000年卷168页。 　　注：“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 　　如此规模的国有资本，实则“民脂民膏”，是全国劳动者，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艰难创 造，辛苦节俭的结果。国有企业，目前仍占国民经济的主体，但能否保持这个主体地位，发 挥主导作用，将取决于改革及其演化趋势。 　　国有资本演化的两种可能性：民主的公有制 经济或官僚资本 　　我相信，一些信奉自由主义者朋友关于“私有化”的设想是真诚的，而且其中也有相当 的人抱着富民强国的良好愿望，起 码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 　　我也相信，如果真的能像这些朋友们设想的那样，在中国实行彻底的自由的私有资本主 义，并能进行充分的自由竞争，中国经济是能够有所发展的。 　　然而，咱们不是从零开始。如果中国现在还处于管仲的时代，①也可以沿着欧洲资本主 义发展的路线再走一趟。可是历史已过去两千多年，中国走到了现在，不论喜欢，还是讨厌 ，都只能面对这个现实。而经济上的主要问题又是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的矛盾和演化。 　　现在国有企业面临困境的内在原因，是国家资本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它的局限与弊端 不再适应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国有资本不应当再存在下去了。这是经 济矛盾发展的结果。但朝哪个方向演化，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 通过改革，达到更高一阶段民主法制的公有制经济；二是由少数以权谋私者按“私有化”的 思维，将国有资本变为官僚资本。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即中国社会经济矛盾中的两大势力：社会主 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② 　　社会主义势力是劳动者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在长达80余年的历史上，社会主义者联合并带领广大劳动群众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斗争 ，夺取政权，建设初级的公有制(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由此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 技能及其生产力。 　　这是中国的新势力。它的群众基础，在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农民。是社会主义运动， 将农民组织成一个阶级。而在长达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下，农民只是主要的劳动者，与官 僚地主阶级相对而言，农民也是阶级的经济存在，或者说，在经济上是一个被统治的阶级。 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农民并不是阶级的存在，他们是被分割、隔离为单个的小生产者；是 一滩散沙，没有政治组织，也没有总体的阶级意识，①所以不能形成阶级势力。社会主义理 论与运动传入中国，并经毛泽东的创造性思维，以之发动、组织民众，虽然不可能将全体农 民都组织为阶级，但可以吸收一部分农民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 。 　　中国社会主义势力形成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但不能说社会主义势力就是农民势力，而 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参与的，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变革运动所形成的，其先导者是知 识分子，并有少量工人作为骨干。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它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因此，是 从属于同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性质上，与古代所出现的农民起义，是具有本质 区别的。也正因此，夺取政权后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势力的统治 地位，并保证其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势力导引而成就的。这体现于劳动者素质技能 的提高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于社会主义势力的构成上。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明确表示着 现在的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势力仍占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标志(正如俄国已 改变了这种法律规定，是其社会主义势力处于矛盾次要方面的标志)，其集中的一点，就是 以公有制名义出现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阶级基础，也以原来的以农民为主，转变为以知识 分子、干部、工人为主，他们(及其养育者)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根本利益论，惟有社 会主义制度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物质和 技术、管理方面，社会主义势力所体现的国家资本仍占主体地位，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体、合 作企业仍在延续；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中，社会主义势力依然存在，并抵制着反社会主义 的各种势力。 　　当一些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已经消失”，或者“已败下阵来”时，我常 以上述论据反驳并宽慰他们。我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我也为近年来社会主义事业 受到的危害而痛心，也担心社会主义势力的主导地位被摧毁，但我更坚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 原则，坚信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辩证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作用。也正因此，我认为当国家资本 的历史作用结束，并要“转型”的时候，会转向一个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民主的公有制 经济。 　　民主的公有制经济，与国家资本的主要区别，就是明确所有权的主体是劳动者：国有企 业，其劳动力所有权属于职工个人，生产资料属于一定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全体公民；合作企 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都属于参加该企业的劳动者。 　　国家资本向民主的公有制经济转变，包括国有企业和合作股份企业两种形式，前者主要 针对大中企业，后者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占有权在职工代表大会和各级国家机构 ，经营权在行使占有权机构选聘的经营者；合作或合作股份企业的占有权在职工代表大会， 经营权在由其推举或选聘的经营者。 　　国家资本转向民主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势力得以保存和发展的主体方式。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在建立完善内在统一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的过程中，促进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其原 则是以民主促成劳动者的联合。社会主义势力的壮大，就在于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联合的程 度。这里的关键就是民主。国家资本的缺陷，不在于它不是公有的，而在于它的民主程度不 够。民主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民即劳动者的权利，而根本的权利是所有权。资本主义社会之 所以有民主，就在于其中劳动者有对其劳动力的所有权，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保证并完善劳 动力所有权，还要明确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此，使民主国家，劳动者控制行使占 有权、监督权、管理权的国家机器，而非由国家机器治民和驭民。 　　国家资本转向民主的公有制经济，是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局限，向更高阶段发展的 惟一途径。 　　至于自由资本主义者所说的将国家资本变成自由的私人资本，重复斯密200多年前所设 计的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自由竞争，在当前的中国还是空想。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自 由的私人资本势力还相当脆弱，不能构成主导中国发展的势力。它还处于依附的地位，或者 是依附于公有制经济，或者是依附于官僚资本——就像有相当一部分私人资本是借助官员腐 败而形成的一样。 　　真正能与社会主义势力抗衡，并可以操纵国家资本“转型”方向的，是那些尚未公开， 而且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瞎咋唬”，但却握有实权的官僚资本主义者，以及正准备通过以 权谋私而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者的那些人。两千余年积淀下来的深厚官文化，使全中国弥漫了 官的臭气和毒菌，而不得不保留下来的行政官僚体制，又为官文化侵蚀体制中公职人员，滋 生腐败提供了温床。正是在这个温床上，官僚资本得以滋生。从总人数上说，官僚资本主义 者并不多，现在已经成形的官僚资本量也不大(起码在官方统计上很难显示)，但其能量却是 巨大的，它通过控制党政机构的一些关键环节，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官僚集权 和资本垄断贯注于决策，借改革之名，以官僚资本来取代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是对旧官僚资本的否定，从形式上看，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是最为接近的。官 僚资本也要通过国家机器来形成并发展和作用，国家资本也要由官员来行使其权能。不同的 只是谁人掌握国家机器。毛泽东等社会主义者掌国家政权，并力求贯彻社会主义原则时，国 家资本才能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国家机关来聚敛全国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投资并发展国家资本，而国有企业自身的增殖也是其中主要内容。一旦非社会主义者 掌握了国家机器或其中个别环节，则可以很顺当地利用国家机器，将国家资本变成其本人私 有或受其控制的官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官僚资本也会以国家资本的名义出现，是官僚 为其个人利益利用政治权力控制的“国家资本”。从李鸿章到北洋军阀到蒋介石，都曾兴办 和操纵“官办”企业，它们实际上是被少数官僚控制，并用于巩固自家统治的，与以其私人 名义所有的资本实质是一致的。 　　官僚资本这股势力，在所有处于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都是潜在的，一旦时机适宜， 就会显现出来，这在苏联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联模式”在经济上可以说是国家资本的典型 ，而其“休克”后转向官僚资本，也是典范。对“苏联模式”中潜在的官僚资本势力及其上 升为主导势力的危险，毛泽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预见到了，他由此而对中国的国家资 本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虽然不成功，但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抵制国家资 本的迅速官僚资本化提供了条件，“私有化”论者指责的“保守势力”，其中就包括这个因 素。然而，消极的抵制只能延缓官僚资本化的进程，却不能“保守”这已经失去历史作用的 国家资本，——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改变了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效益愈 来愈差，“事实胜于雄辩”，官僚资本势力正在以千方百计“搞垮”国有企业的方式，来与 “保守势力”论战着：如此效益低下的烂摊子，不“私有化”行么?也正是国有企业效益的 下降，以至亏损、破产，成为少数以权谋私者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通过“私有化”论者， 他们在传播这样的观念：只要国有企业从国家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就能搞活，就能增加效 益。 　　这是一个神话。 　　以权谋私者并不因为从国家资本的控制者变成官僚资本的所有者就提升了素质和能力。 90年代的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曾以“股份制改造”等方式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但他们的能 力，除侵吞国有资产和处理职工“下岗”、“买断工龄”等方面，在经营上并无长进，最后 以卖设备、卖地皮捞取一笔钱财了事。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不同，它不是通过经营和竞争形 成的，而是利用政治权力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其所有者只能以政治权力来控制和维系经营 ，才能谋取利润，而这利润又主要用于巩固其政治权力，因此，官僚资本从本质上说，既不 能改进经营方式，也不利于自由竞争，它与市场经济(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相悖的。 　　官僚资本的作用，无非两个：在国内，通过对经济的垄断来维系官僚体制；在国外，为 大资本财团的垄断充做代理人。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对中国民族产业(不论公有制还是私 有制的)的抑制。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私有资本，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在官僚资本 的统治下形成的。 　　官僚资本取代国家资本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那真是中华民族的灾 难。但同时也应看到，阻抑和消除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势力的发 展。这两种势力的对立与斗争，集中于如何对待国家资本上。如果社会主义势力依然坚持国 家资本，不对之进行由民主导引的所有权改革，那么，社会主义势力就会在停滞中丧失对国 有企业的控制，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则会充分地利用各种时机，实用主义地控制国有企业， 或变其为私有，或保持其“国有”的名义，但实际上成为他们本人或小集团的私产，进而以 此来维系其政治权力。 　　话说到这里，集中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势力要在改革中发展，不仅在体制上要改革，理 论上也要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国家资本转化为民主的公有制经济。 巫继学：透视权力资本 当代中国经济关系嬗变十分析之一── 权 力 资 本 四 分 析 ——关于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现象、过程、深层关系和命运的透视 巫继学 　 §权力转化为资本，是当今中国经济关系嬗变中最为严重的事件 权力转化为资本，是当今中国经济关系嬗变中最为严重的事件。这种变化迄今有增无已。只有对这一社会癌变及早泯灭，改革才有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望。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但无可奈何。经济学家对此熟视无睹，却令人大失所望。本文通过对权力转化为资本现象的现象分析、转化过程分析、深层关系分析和命运分析，向人们由表及里地展示权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命运，向人们解剖了权力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危害。作者期望有更多的经济学人能关注这一经济现象。 十多年改革，上下励精图治。中国经济呈现一派复兴繁荣、生机盎然的景象。但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确有诸多今人忧虑之病灶。这是潜伏的危险。近年来，人们在反思中较多地分析了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乃至改革目标方面的种种问题。然而，改革过程中经济关系的某些质变，似乎很少有人觉察,进而去探赜索幽。本文拟通过对权力资本范畴[1]的分析对当前中国经济关系的某些近乎玄妙的变化作出说明。 一、目迷五色：不正之风、“官倒”与腐败行为 §不足十年，不正之风衍生出腐败行为来 不正之风曾刮得中国人民心烦意躁。带着一种对其根除的预期心理，人们进入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最初的不正之风尽管比之时下的腐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是足以激起老百姓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事了。不正之风分党风不正与政风不正。但由于是一元化的领导，两风之源皆系于党风。提起不正之风，可谓五花八门：多占住房、坐小汽车办私事（包括让家人坐车）、重用亲信、交换提拔子女、走后门和被走后门、享受规定以外的特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特别是走后门，几乎使家家都尽尝这种人间甘苦。 人们期望通过改革来根除不正之风并非凭空想出来的。当时经济学界有一种见解：一当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起来，经济权力会毫不费力地摧垮政治权力，如同历史上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阶级一样。这种看法给现今的“先富”个体户、当时的待业青年以极大的刺激 就连平民百姓，也相信謲只要荷包鼓起来，自己也会“牛”起来。然而，人们的这个期望落了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则犹如“高河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它向一切有利可图的缝隙渗去。我们的党政机关，当年仅仅面对计划经济溢出的利益，尚且产生了足够多的不正之风，在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泛起的眩目利益面前，简直有些无所措手足。不足十年，不正之风衍生出“官倒”、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来。 §各显其能的腐败行为 ——行贿、受贿、索贿，比之过去收礼办事开后门来讲，收受贿性质不能同日而语。为什么有人行贿，因为你手中有某种对人有利的权力。贿赂与你的权力来一桩交易，这是商品公平交换原则，互不欠情份。不过，公权换来的利益被行贿者与受贿者均沾了。贿赂真有些所向披靡了，它不仅打到权力机关的上上下下，也打到经营领域的各行各业；受贿者不仅贪国币，也更爱洋钱。受贿是被动的，颇似守株待兔。有权者既尝到了受贿的甜头，也不会坐等好事来。于是一种主动姿态出现了：索贿。对于行贿者来说，索贿才干脆，省去了投石问路的麻烦。索贿与行贿倒更接近商品经济些。 ——回扣。在推销产品、借贷款、换汇等经济交易中，如若甲乙双方有一方的当事人行使的是公权，他就具备了在这起交易中索要、获得回扣的可能。条件是：行使公权方要在交易中让出一部分利益来；这部分利益的一块作为回扣，一块归另一方。表面上看去，获回扣方如甲方是从乙单位或个人手上得的利。但实质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回扣的利益量一般小于由于出让公权而损失的利益量。吃回扣似乎冠冕堂皇，但其本质与受贿大同小异。回扣的价格感更强，常常有例可援，什么总贷款的百分之几，总利润的几成，等等。 ——直接权力买卖。如果说受贿、回扣将权力的买卖多多少少地加了些遮掩的话，请看一束直接权力买卖的花絮：代办一份出国护照有一定价格，你要的急，少一天100元；一份外贸进出口的文件，不仅依成交额大小定价还要看审批机关的级别，文件上盖了多少个大红印；农转非户口也明码标价，其价格因地而异（从什么地方来，到何级别的城市去）、因人而异（是腰缠万贯，还是有海外关系）；要想办个民办科研机构、办个经营执照，每个关口、每位把关者，都得留下买路钱，一俟开张，更得定期打点权力的行使者；一个公司、企业，聘请在位的当权者作顾问，也照例依其级别发顾问费，依其助力大小给“小红包”；想要得到某个领导的签字、批条，经办者可能会根据你约莫从中得到的好处而定价，也要加进领导者的级别因素和难易程度因素。不过直接从事权力买卖者，多为小集体、小团伙。一是如由个别人办事难度大；二是可能有些张扬，所以有关人员要尽量进入利益场；三是以大伙的“公共”面目出现信誉感强。 ——“官倒”。这是老百姓叫骂不休的臭名昭著的一宗肮脏事。“官倒”与官商不同。后者指过去那种官方从事经营活动的现象。“官倒”却是地地道道的用直接、间接的公权为自己或小团伙谋暴利，“官倒”的公司有权有势有实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事人与当权者有某种特殊的、人们心照不宣的关系，或者当事人干脆自己手中有某种权力，或者曾经有过权力而今仍不难获得某些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得这些本来就是“超人”的人如虎添翼。他可能与外国人合起来做一桩赚中国人钱的交易，他可能凭身份到某个工厂平价搞到一批紧俏货、一批生产资料再一转手，他可能利用双轨价格毫不费劲地通过订货单空来空去地招财进宝，他可能狐假虎威到各地去瞒天过海、招摇撞骗。凡此种种，应有尽有。在人们心目中，“官倒”的行为把戏历历在目。 此外，还有利用职权走私、贩私，利用工作之便出国捞好处，为包庇犯罪分子收费，为在押人员活动减刑获报酬，甚至直接贪赃枉法的行为等等。 够了，尽管对于腐败行为难能尽罗于片纸之上，已经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足以使人嗅到五毒俱全的臭气了。面对这一切，一时间经济学界虽不能说鸦雀无声，但也确无敦庞之音。 二、石破天惊：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腐败之谜，解开它是经济学家的本份 是的，回想一下前几年，经济学界论策略，谈方案可谓恣意汪洋，一泻千里；而对如此关系社会前途、劳动者命运的微妙嬗变却不知所措、言而无中。也有骁勇志士，直言鞭苔，痛快淋漓。然而，这类腐败现象其本质究竟是什么？种种腐败行为又为什么在表面上给人以堂而皇之感？一个极其平庸的人又为什么在致富潮中能呼风唤雨？ 这是一个谜。一个社会经济本质之谜，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你揭不出谜底，就会被这头狮身人面的有翼怪物吃掉。可你一旦揭开谜底，这头人面兽心的怪物便要么堕崖身亡，要么为俄狄浦斯歼灭。愤慨、怒斥只能解一时心头之恨，卑视、诅咒亦仅会减轻心理的不平之气。对于经济学者来说，仅仅停留在愤懑、轻蔑的情绪上，是理论软弱的表现。透过迷人的表象，游刃有余地解剖这类行为，直至抓住其内在本质，解开这一社会经济本质之谜，才是理论的力量所在。 §问题出在公权上：一是权中有利，二是权与利是公共的 从不正之风到腐败，所有行为主体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他们拥有权力。什么权力？是他人赋予他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人事权力等等。在我们分析的范围，这份权力主要指公权；指人民给予他的权力或代人民行使的某种权力；也包括公共集体给予他的权力或代集体行使的某种权力。当然私有经济中，也有代人行使某种私权的，如私人企业的受聘经理、私人律师等。一定权力是一定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包括对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对事对人对地位荣誉等利益的支配力量。作为公权，主事者只是作为公务员（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依据有关规定去行使职权，所谓“公事公办”。即使在行使公权中有不公现象、有走偏行为，因为他是照章办事抑或水平有限， 国民当在宽容之内。 问题的奥妙在于，公权作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支配力量，一是权中有利，二是权与利是公共的。不仅如此，公权虽是公共的，但不是每个人去支配属于他的那部分权与利，而是由代表人们利益的公仆代行职权。这就存在着用公权谋私的可能性。变可能为现实的条件有两方面：一当人民无法控制这些代表，一旦管理监督系统中失去对公务员的明察秋毫力，一旦法规疏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级领导对下属容忍包庇，那么掌握某种公权的公仆就具备了用公权谋私利的外环境。在这个前提下，就看社会公仆自己的意愿了。如果他的意志沦丧了，就具备了内环境。他想这么干，上下左右的环境又无奈何于他，公权就会生出种种私利。 §公权一旦被推到市场上，它必然要转化为商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权招致私利主要表现为各色各样的不正之风。因为在那时，各种利益没有达到商品化程度，无法明码标价，商品经济的多项原则人们既不熟悉，其名声也不响。所以尽管搞歪风邪气，当权者尚可以煞有介事地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权力商品化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前面的分析可以推知：其一，握有某种公权的社会公仆，事实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权力；其二，种类繁多的不同权力会招致不同的利益，即不同权力具有不同的使用效益；其三，权力的供方与需方都有交换的意愿，也有交换的条件、场所。这三条不是别的，正是商品生产即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三个充足条件。[2]在社会生产的商品经济大系统中，具备了这三条，权力必然转化为商品。这里的理论分析，以不正之风转化为腐败行为作为实证基础。我们在前边罗列的种种腐败行为，无不以权力商品为内涵。权力商品化在我国毕竟是非法的。所以权力买卖的勾当不会在公开性市场进行，它往往具有隐秘性。又由于是公权对私利的交易，不仅需要有合法的外衣，而且这种交易不尽等价。什么“三七开”、“倒二八”、“四六分成”，是他们交易时的口头禅。非法性、隐秘性、不等价性，是权力商品的三个特征。 §权力商品岂能就此甘休善罢，还要转化为权力资本 不要以为权力转化为商品便就此罢休了。这只是虫变蛹，蛹还会羽化为蛾的。权力转化为商品之后会产生两个效应。其一是波及效应。效尤可能是波及之因。权力转化为商品之波既会从一个部门传导于另一个部门，也会从这一层人递推到另一层人。受到波及的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一些相关单位、下级部门，被其它单位、上级部门在从事某种交易中裹胁进去了。他们虽有异议，不从也难。其二是反固效应。最初的权力转化为商品是不固定的、随机的。可是前既有车后必有辙，交易双方都会为下一次建立联系、积累经验，久而久之便驾轻就熟了。正因为权力已经转化成为商品，这种经济反作用，会使转化固定化、范式化、完善化。为什么说腐败行为只有开始，没有自行结束，便是这个道理。波及效应和反固效应的结果，为蛹羽化为蛾加了温。于是权力发生第二个转化：由权力商品转化为权力资本。 Ｇ－Ｗ－Ｇ′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总公式：一定量的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带回了大于原来量的货币，这是为什么？这一切既发生在流通又不在流通中，即经济运行是条件。但引起质变的，是劳动力的买和卖。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使其由Ｇ变为Ｇ′，即货币转变为资本。看来，价值源泉成全了这种变化。在权力商品向权力资本的转化中，也必然要有一种价值源泉，以保证钱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么，这种价值源泉为何呢？是交易一方的货币吗？不，货币本身不能增殖。是一种商品劳动力夹在中间吗？也没有。除了交易双方的幽灵以外没有第三方，也不能有第三方。魔方不是别的，正是权力本身。正是各种各样的权力拥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这些利益又是永不枯竭的，它成为特殊的价值源泉。往后我们将指出，公权拥有的利益是劳动力公共所有权创造的。这一切的魔法皆由权力变幻出来。但是，权力要成为资本需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权力商品化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切，上述波及效应和反固效应不断地创造着条件。其实，权力在多大程度和范围转化为商品，它同时便在多大程度和范围转化为资本。[3] §腐败行为只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是权力资本 分析至此，我们有把握地回答：腐败行为只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是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就是当今中国斯芬克斯之谜底！ 发微钩玄：权力资本内含的经济关系 提起权力资本，或许有人说：就是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作为获取私利的资本。这等于说黑人就是黑色的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这是一个同义反复。 权力资本是一种变态资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的特殊形态。 §作为权力“资本”，它本能地承袭了资本的一切属性 作为权力资本，它并未失去资本的一般属性。 其一，权力资本是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公权的拥有者进而转化为所有者剥削价值源泉的所有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某种公权的拥有者，仅仅代表人民即自主劳动者[4]照章行使大家赋予他的那部分职权。他是社会公仆。一旦他将权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并从中谋私利，进而以权力作资本在社会财富中“吃一份”，他便事实上从公仆转化为真正的公权所有者。自主劳动者作为公权的实际所有者，“虚位”变为名义所有者。原来公仆和人民的关系，转化为公权占有者剥削价值源泉所有者的关系。作为价值源泉的所有者——自主劳动者是否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就看人民的公权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被转化为资本。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存在着权力资本，哪怕它只是局部、少量现象，就存在着自主劳动者向雇佣劳动者的局部、少量蜕变。权力资本不就是权力交易双方的关系吗？是的，从表象看，仅仅是卖权者与买权者的关系。这确属一般商品交换关系。正象一件赃物在交易中只表现为一般商品的买卖一样。这种表象关系使众多的人如堕五里云雾，不辨其间玄妙。其实，交易双方属于同类相求。一当交易成功，便实现了公权私享，交易双方都事实上成为公权的掠夺者、占有者。看上去是卖权者独自攫取权力，买权者支付报酬。但前面曾分析指出，这个交易是不等价的，必须有部分利留给买权者。如果买权者得不到部分公权的利，那他何不去合法市场上从事交易？客观事实是：卖权者窃出部分公权来，与买权者共同分赃，由买权者支付卖权者所得那部分报酬。因此我想说：权力资本包括的经济关系，一方是公权占有者（包括权力买卖两者），一方是失去着自主性、招来了雇佣性的劳动者；双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其二，权力资本有一种内在趋势，它在循环与周转过程中，势必汇成社会权力资本。从宏观上看，权力的买卖不可能只发生一次就了结。既然有供给又有需求，那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商品交易中，这种权力买卖是开环的。因为：权力的买者在完成一桩交易后会使用得到的那份权力进行经济活动，这就将个别权力资本并入经济关系的大网中去了；权力买卖双方都会在交易中进一步开拓“市场”，继续寻求最优贸易伙伴，这便必然使个别权力资本演变为扩大权力资本；不仅如此，权力买卖的特殊性质，决定必须与某些制约机关（如上级单位、执法机关等）联网，共同分享公权获得的利。这种开环的权力买卖，一但运行起来，便周而复始。加之前面分析指出的波及效应与反固效应，个别权力资本愈益交错、混合成社会权力资本。我这样说，决非故作惊人骇世之笔，而是客观潜存着这样一种势。这种势已经威逼着自主劳动者。有些东西暂时看不到，但你心里可以感受到。对这一点更多的心灵都惴惴不安。殷鉴不远。君不见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往史和现实史，这种事情不是每时每刻在发生吗？ 其三，权力资本还有一种疯狂逐利的内在机制。如同鹿渴求清泉一样，权力资本的人格化（权力买卖的双方）渴求窃来的利益。在商品经济社会，价值生产具有一种无限扩张力；在资本商品经济社会，剩余价值生产则使这种无限扩张力凭添了狂热劲头。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反复论证过的真理。再看眼前，权力的卖方，想用公权换来私利，权力的买方则欲通过购买公权少花钱、多办事。这种冲动对双方都一样，时时敲击着他们激荡的心鼓。对一方来讲，是“无中生有”；对另一方来说，是“以少换多”。天下的买卖交易何来这等好事，简直是天降馅饼。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放出一只鸽子带回一只金丝鸟，放入一枚赌注收回一叠钞票；而权力资本没有生产只是魔法，他左手一挥飞来一只金丝鸟，右手一伸无赌注也得来一叠妙票。前一种追求已经将人推到了狂热的境地，后一种更富刺激的追求简直将人推到癫狂的状态。 §作为“权力”资本，它又创造了资本的种种变态特征 作为权力资本，它又有其超出资本一般的种种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其在资本群中卓荦不凡。 首先，权力资本不是通过剩余价值生产来获利，而是靠巧取豪夺的盗窃来获利。整个过程仅仅归为交易，归结为“摘果子”。卖权者没有任何生产性投入，他只要绷紧一根根神经。当然，盗窃也不一般，不是去掏腰包，不是去撬门别锁。大凡都在“门朝南开”的办公楼内若明若暗地进行，名公实私的开展，残民以逞地获得。如果说剩余价值生产是“化私为私”性的剥削的话，权力资本获利则是“化公为私”性的剥削；如果说剩余价值生产会优化投入—产出、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话，权力资本获利除去挖墙角、坐吃山空、破坏生产力之外就是败坏社会风尚。当今西方经济学界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罗斯托以为，恶果产生于权力与金钱的结合。[5]权力资本看上去似乎就是如此。其实正好相反，这两者之所以结合，在于权力商品化、资本化，并非这两者天生是一对互爱的恋人。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权力商品化，是上面我们业已分析过的原因。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有时会呈倒影。不能因看见月亮的影子在井水里就叫嚷：“糟了！月亮掉到井里去了。”即令在权力资本关系之下来看，问题也不在于权力与金钱的结合，而在于以公权换私利形式的结合。因为后者的结合是合伙盗窃的同义语。 其次，权力资本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分配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主体分配机制是按资分配。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每个资本家依据自己的职能资本量的大小得到一定份额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有例外，但不改变分配原则本身。所以，聚敛财富，转化为资本，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主体分配机制应该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指能在市场上实现的有效劳动。所以，勤劳就能多得，高智能劳动就能更多得，藉此他们都能生活得更富裕。但是，权力资本的分配机制是对按劳分配的直接否定，也不同于按资分配，它是按权分配。那么，权力大小，权力变幻出的利益大小，即权力的利益含量大小，就成为获利多少的依据。权力的利益含量不同凡响：一是指权力可以直接获得的利，如一张批条、签字得到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价就是直接利；二是指间接获得利，如某人有较大的政治背景，他和他的下属可以因此而多得利；三是指与具体实利不同的名誉、声望之类衍生出来的利，如大机关高楼深阁某某讲一句话，可以得到一笔贷款，或请某某作公司的后台使商誉凭空增加三分。权力的利益含量，也有一个双方认同和调整的过程。既然都是利益之交，双方的计量神经不仅敏感，往往准确。按权分配的后果是，当权者们总想不断被提拔，总想被安插到要害部门去，以便自己拥有的那部分公权利益含量更大些。尽管他们职务的提升，其合法工资与福利待遇也随水涨船高，但这里分析的是非法领域的事，他们想掌更大的权，不仅看重合法收入一面，更看重非法获利一面。这两者对他们完全并存不悖。 最后，这种按权分配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权力资本具有另一个特点：权力资本的人格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异化人：官僚资本家或权力资本家。这些官僚资本家从小康生活甚至家徒四壁，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巨富、居高临下的超人、纵横捭阖的神通，令人刮目而视。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使人们想起了一个名声甚糟的词：暴发户。当人们带有诅咒意味对其暗地蔑称时，也许并不了解官僚资本家摇曳变化的实质，只凭直觉感到：变得太反常了。直觉有时是对的，尽管不全靠得住。对资本家来说，经济生活、物质待遇、社会地位、办事能耐一下子扶摇直上，而唯其人的素质变得太慢。这一享受环境的快变与人自身的慢变形成反差，对熟悉其人其家日常生活的邻里故友来讲太刺眼了。掩饰者也大有人在，常常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往往更蹩脚，更容易让人看出蛛丝马迹来。在权力资本的关系中，人会变。由于来得容易，挥得自然也不珍惜，财富悖入悖出。官僚资本家自己可能会变得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过度追求享受。他会埋怨造物主给他的享受器官太少。一人得道，全家侔色揣称。最后沉沦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一个利益团伙。官僚资本家深知权力的神威，他不仅个人勇登荣阶禄梯而且不遗余力地交班于后，为什么如今遍见老子英雄儿好汉，父母高位子坐官？难道不能从权力资本关系里悟出其中三昧？ 三、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 “月亮！月亮！还有半个哪里去了？”“被人偷去了。”“偷去做什么？”“当镜子照。”[6] 是的，自主劳动者共同拥有的公权，被他们的部分公仆窃去了一块，从而那些公仆转化为官僚资本家，而自主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向雇佣劳动者转化。官僚资本家多行不义，事实上已凌驾于广大自主劳动者之上。他们，正是盗窃社会财富的蟊贼，吮吸自主劳动者鲜血的鬼蜮，寄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机体上的癌细胞。苍穹无语，然而它不会让恶树长得戳破天。与权力资本扩张机制相伴生的，也有其遏制机制。 §权力资本家终归要受到惩罚 就其官僚资本家自身来讲，多行不义，必然产生恐惧的心态。他们很清楚，权力买卖是犯法举动，是窃国行为。真正的主人就在周围，在大街上，在左邻右舍，在办公室里。所以，从勾当的开始，就是隐秘的；而且整个过程，也是阴暗的；到了一桩交易的结束，更使他们的心要提到嗓子眼。他们一怕某个环节出纰漏，东窗事发，劣迹败露；二怕为四周耳聪目慧者所觉察，显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三怕上级领导、执法机关突如其来的稽查，打个手足无措；四怕同伙因分利不均，引起内讧火并。如此等等，前惧后怕，左恐右怯，以至在恶梦般的精神状态下熬煎度日。如果说惧怕只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的话，虚弱更表明他们的本质。既然是一种化公为私的盗窃行为，在行使权力时自然理不直气不壮。有时因大权在握，说一句硬话倒常见，且不说见遇舍得一身剐者，就是碰上个血气方刚者，恐怕也难以抵挡。这种虚弱通常有两种相反的表现：一种可能是飞扬跋扈，专制骄横，不可一世。这是色厉内茬。专制犹如蜜蜂的刺，一经施毒即告命尽。这种类型的官僚往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种可能是为人圆滑，平和恭谦，从不树敌。这是伪善饰弱。既然干的是损公肥私、伤天害理的事，伪善只能欺骗人一事一时，一如雪中埋鞋，终有原形毕露时。这种类型的官僚常因善于迎奉而苟延残喘。官僚资本家恐惧、虚弱，但却妄为走险。这不是他们愿不愿意、聪明还是蠢笨，而由所干勾当的性质决定的。不说是火中取粟、虎口拔牙，还是老话一句：盗窃。天网恢恢，这种盗窃实为胆大妄为之举。不敢盗、不敢窃，就无利可言。胆大是他们唯一的投入。他们常常以铭刻于华山鹞子翻身处警言“胆大无险”互励。由于种种原因，官僚们在胆大的投入下侥幸地干成着一桩桩交易。这无疑刺激了他们的胃口、刺激了他们的胆量。贼胆包天。不是他们真不怕，而是他们贪得无厌，有“包天”的欲望。于是，他们继续铤而走险。历史无情，他们 想往走向玫瑰花洒满路途的天堂，然而到头来才发现，他们滑进魑魅魍魉群居的地狱。 §权力转化为资本毕竟是一种黑色经济，它本质上与人民、与国家不相容 “权力—商品—资本”的转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犯毒、暗娼、掠夺一样，是一种黑色经济。退一步讲，在任何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变公权为私权也是违法的，至少不是清白事。首先，权力资本为广大劳动者不容。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精神文化的）是谁创造的？是广大自主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晶。自主劳动者，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者，还包括精神文化生产劳动者 包括政府管理工作劳动者、各行各业的服务劳动者。总之，包括一切以劳动为财富创造作贡献的人们，一切以劳动获得报酬的自食其力的人们。[7]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作为收入按劳分配给广大自主劳动者，一部分作为积累转化为扩大再生产资金，一部分作为公共事业经费（这些部门的公共产品是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但其产品不能商品化，须由国家统一认购，如国家机关、军队、执法部门等等），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金，社会福利金、社会准备金等等。从社会财富总量中分割出每一部分，都应当有经济根据，这样，财富之源才不会枯竭。[8]可是权力资本运行的结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各个渠道中窃去社会财富的一块。对每个劳动者来说，他不一定看出其间来龙去脉，但他感到公权换私利是侵权。侵了谁的权？不就是侵吞了一切为社会财富创造出力流汗的自主劳动者的权吗？试看时下的报章杂志，且听如今的街谈巷议，对于权力资本的深恶痛绝议论，已经极不寻常了。其次，权力资本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容。公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宪法的宗旨。对于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国家三令五申要予严惩；对有些行为如走私贩私还认定为违法。特别是改革以来，加强了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为打击侵吞公权者提供了准绳。在实践中也准确打击了一批批以权谋私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眼下打击的速度尚跟不上侵公权的速度，但总有一天会最终制服这些妖魔的。再次，权力资本更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容。说到底，作为执政 党，这些行为的出现，是从党风不正滋生起来的。迄今，手中有权者，大凡都身为共产党员。改革十数年来，党内通过多种形式起初是想整治不正之风，而现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打击腐败行为。权力资本，与共产党的宗旨、任务完全背道而驰。党要能从自身做起，政风、民风将不难端正。自主劳动者不容、国家不容、党不容，权力资本作为一种黑色经济实际上处在四面楚歌、八方埋伏的包围之中。 §权力资本产生与存在探源 敏锐的读者会发现，文章中好象有一个悖论：既然人民、国家、对权力资本不容，为什么官僚资本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得逞？既然恶有恶报，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仍逍遥法外？这正是往下要予以解析的。人们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认识，有一个由必然到自由、由经验到理论的过程。实践过程自身在不断地丰富着、变化着，理论认识总也难以完整无误对其把握。这对于经济管理进而社会管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对经济、对社会的管理，除去人们有了真理性认识而设计的科学性管理之外，还需补漏性管理。前者为科学理论著作所包含，后者则为各类法律法规所容纳。尽管如此，其一、社会经济运行中仍时不时地出现漏洞，造成空子；其二、这些漏洞和空子会带来种种利益，但需要利用某种权力；其三、掌权者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对于社会造成的漏洞和空子有优先钻营的机会。这类漏洞和空子一当社会发生变革或动荡，由于运行机制的变化与人们认识之间造成的断层和空白，会成批成批地涌流出来，这从根本上说明，社会财富的失盗有客观基础。 这里我不打算追溯到人性层次上去，只想现实地指出，在当权者中，有些人面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的漏洞和空子，特别是改革以来造成的新的钻营机会，不是站在人民、国家和党的立场上去补救，而是趁机出卖公权。有这样一些官僚存在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体制不完善，自主劳动者无法遏制。即令他们抓住了官僚们的把柄，法制建设不完善，比如对于层出的腐败行为，有些还无法对其定罪；党纪不严明，虽屡次整党，但大多虎头蛇尾式地草草收场；经济社会管理水平差，甚至时有决策失误，人为地造成漏洞和空子，事中难以明察，事后处理宽容。 特别是在理论认识上的落后。不正之风少说也有一二十年，腐败行为也算有些年头了。可是，经济理论界对此作何解释呢？迄今，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批评仍处在情绪层次、现象层次上。理论工作者尚未能识破庐山真面目，揭穿斯芬克斯谜之底，怎么用理论武装自主劳动者，最高决策层又怎能拿出降伏官僚资本家的有效决策？ 事到如今，仍有将痈疽当宝贝者，用一种父爱情感对待权力资本。这是令人遗憾的。至于有些掌权不多的谋私者暗自庆幸，倒使我想起一段话：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醉鬼，在午夜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他总是以此自慰。对这种人倒要大声棒喝：你毕竟也是醉鬼！ §罪恶永远逃不出人民的手掌 尽管如此，我对前景仍持乐观态度。我相信：盈亏相济，善恶相济。我不是诉诸轮回观，而是借语说明：如果把人民看成一个纵横交织的恒流，那人民就是如来佛，罪恶永远跳不出他的手掌，因而必然恶有恶报。 　　文末警言：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公有经济被吞蚀、被瓦解的过程。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它倒真是“公有制社会”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才会有的特殊现象。这一过程的开始，也许还让人难以觉察，然而近年来它的转化过程的速率在加快，而且业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作为自主劳动者有理由担心，全民所有制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趋于零的时日恐怕为期不长了。改革的本意是要通过体制转换使劳动者真正获得自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在迅速失去支撑自主的经济基础。由于这一过程看上去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生，这便构成了体制改革一波三折、反反复复的合逻辑性、或曰必然性。所以我不能不说，正是这一点， 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多少着上了些悲剧色彩。 注： [1]十八年前，我与刘佑成、郑世明、朱玲诸同事在一起曾论过“官僚资本”、“权力资本”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当时我们还曾合写了一篇题为《论权力资本的本质规定》的文章。如果那时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担心的话，那么而今则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忧虑。这便是写这篇文章的一个思想背景。 [2]关于商品生产存在条件论证，详见拙论《商品生产和存在原因刍议》（《学术论坛》1981年第4 期）。 [3]这一观点详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 [4]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当家自主，人人都成为劳动者。人民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便具体为自主劳动者。详细论证见拙著《自主劳动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章：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 [5]转引自《不能让金钱和权力混合在一起》，《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9日第3版。 [6]转引自鲁迅《儿歌的“反动”》，《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3页。 [7]参见拙著《<谈谈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全国经济学团体通讯》1981年5月，第28期。 [8]对这一问题理论论证,详见拙著《自主劳动论要》第3篇“自主劳动量的考察”。 　 原载《当代经济科学》，1992年第5期 【战略研究】 杨芳洲：东海与日谈判合作开发必须坚持维护主权原则 杨芳洲：东海与日谈判合作开发必须坚持维护主权原则 一．东海争端我已无妥协空间 目前，中日双方正就东海问题展开谈判。日方咄咄逼人，不仅毫无道理地以其所谓“中间线”妄图掠取我半个大陆架和钓鱼岛，而且要对本无争议的我方专属经济区提出“争议”，蛮横无理地要共同开发即使按其“中间线”也完全属于我国的资源。 日本的狂妄主张完全与其历史上一贯侵略欺侮我国的军国主义恶霸行径一脉相承，其极为嚣张的无理要求已将我可回旋之余地压缩殆尽，同时也为其通过谈判侵吞我东海和钓鱼岛主权权益开辟了广阔的腾挪空间。进，日本可继续不断提出新的“争议”，以压缩我主权权益。退，即使其退一步按我方主张的在争议地区与我共同开发，若我不能就合作开发事宜明确我方主权应得之权益，则等于将半个东海大陆架的一半权益连同与之作为基点划出“中间线”的钓鱼岛统统任日本掠去。 在外部，日本正在充分利用美日同盟及其军事力量，并支持怂恿台独，对我施以巨大的军事、外交和政治压力，以形成其黑云压城城欲摧浓烈的战争威胁气氛。另一方面，在我内部，日本也必利用汉奸（尤其高层内奸）里应外合忽悠我“退一步海阔天空”，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以维护“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作为我处理东海问题的最高准则，以迫我让步就范。这与“九.一八”时迫使蒋介石、张学良将和平解决争端作为最高原则的手段如出一辙，日本正妄图重现当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历史。 而我方“搁置争议”这个提法则对我非常不利。“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能否无损我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权益？很难！如果不涉及主权问题，合作双方股权如何界定？收益如何分配？即使日本退一步接受我在其所谓“中间线”以东有争议地区共同开发，如不考虑主权因素而仅按其它因素界定股权分配收益，则等于默认日本对我半个东海大陆架有至少与我同样的资源权益，有争议地区则从此成为“无争议”地区。日本兵不血刃就占有了我半个大陆架与我同样的权益，而我钓鱼岛又是处于东海大陆架的东端，日本的所谓“中间线”也正是以我钓鱼岛为基点而“划界”的结果。因此，若默认日本对争议地区的权益，则等于默认日本对我钓鱼岛的侵占。今后我收回钓鱼岛的希望将更加渺茫。而日本在巩固了对我钓鱼岛的侵占后，就会将半个东海大陆架完全据为己有，彻底排斥与我共同开发。并进而提出新的争议……。 因此，东海问题我已无任何可让步的空间，日本已将我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我只要有哪怕稍微一点让步，失去的就是半个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接着再失去台湾和大陆两岸人心，并付出社会安定的代价；然后再加上日本不战而胜受到鼓励后的得寸进尺；以及台独势力因此而越发猖獗，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因此会更加困难。……总之，东海中日争端我哪怕有任何一点微小的让步，都将导致我付出绝对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 二．东海与日谈判必须以维护主权权益为根本原则 综上所述，东海问题若与日本谈判在有“争议”地区合作开发，则必须坚持主权原则。即这种合作开发绝对不能有任何可能损害我领土及专属经济区主权权益之处。不但合作开发的区域不能损害我主权权益，而且这种合作在双方股权和收益的界定上一定要体现我方主权应得之权益。 由于我方已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因此，我们必须对此做出正确的阐述： 我们之所以搁置争议，是因为我国家领土及专属经济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是不能谈判的。所以我们在谈判中要将其搁置。但因日方与我“有争议”之地区完全是在我领土（钓鱼岛）及我专属经济区主权所辖范围之内，因此，在中日“有争议”地区的任何合作开发，都必须体现中方主权应得之权益。日方只是在对中方领土及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投资及其它经济合作。 所谓“有争议”要看争议是否合理，并非谁对某处有争议谁就对其有权益。不能因为日本和我们争什么，我们就要让出自己的权益与其搞合作开发。 东海问题必须以捍卫我国家领土及专属经济区主权权益为最高原则！而不能以是否实现共同开发息事宁人为最高原则！即以我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根本目的，而不能以什么“和平”为根本目的。即使日本以武力威胁和美日安保条约对我施加巨大压力，我也绝对不可在原则问题上有丝毫让步，绝对不可有丝毫损害国家领土主权和资源权益之处。必要时不惜一战！只要我政府能顶住日方压力，人民必将给予全力支持！许多内部矛盾也可大大缓和。否则，不攘外则不能安内！外患内忧，外侮内乱，从此国无宁日矣！ 三．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遭我台湾军民沉重打击，腐败的清王朝却为息事宁人，对在战场上被打败的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使其坚定了彻底吞并中国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于是，就有了以后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九.一八、七.七事变……。 今天，日本要我们拿出自己无可争议的资源区域共同开发。而我谈判代表对这种荒谬的无理要求非但不一口回绝，还说是“可行的”[注]。这样的谈判代表与1874年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有什么两样！这种有损主权的软弱表态无疑将极大地鼓励日本的贪欲。并进一步压缩了我方的利益空间和回旋余地，为我以后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种丧权辱国的谈判代表理应被撤换并受到国法惩处！ ――――――――――――――――――――――――― 注：见联合早报网《中国愿考虑日合作采油气建议》（2005年10月2日） “（东京法新电）中国同意考虑日本提出的建议，在有主权争议的东海海域合作开采油气田。 ……中国代表团团长崔天凯形容日本提出的建议是“可行的”，但没有作出任何坚定的承诺。……据共同社报道，日方提出了在“日中中间线”两侧进行共同开发的方案。这是日本首次就解决油气田开采问题提出建议。……崔天凯说：“我们将研究联合开发的建议，我们相信，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行的。” http://www.zaobao.com/gj/gj051002_504.html ―――――――――――――――――――――――――― 四．清除汉奸乃当务之急 当前，我处理中日争端最为重要之处除坚持毫不妥协维护主权权益及认真做好应对日本可能的军事冒险外，最关键之处就是必须立即清除汉奸。 日本狂妄的无理要求看似可笑，然而这次和以往日方所有的无理要求一样，都能得到我内部人员的“积极”回应。即这些荒唐的无理要求完全是建立在我内部有人对其予以配合的基础上[注]。因此，只要我能清除汉奸，日本狂妄无理的要求无我内部人员配合，自然就成了毫无现实性的无聊笑柄。也只有在此清除掉汉奸的情况下，日本才不得不真正理性的考虑可为我接受的现实对策。 虽然日本不时做出种种战争威胁的动作，其进行战争冒险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这更主要的意图是在我内奸的配合下恐吓讹诈我对其让步。若真要现在单独与我十三亿人口之核武大国轻启战端，日本未必就敢下此决心。 因此，只有在我清除了内奸的条件下，才能在不损害我主权权益的条件下实现东海争端的和平解决。 反之，若我内奸继续与日本互相配合，我们想维护“宝贵的和平环境”就只能满足日本人的欲望，牺牲掉我巨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这种代价巨大的屈辱“和平”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这将激起日本更迅速膨胀的野心和贪欲。而我则从此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权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希望中央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清除汉奸！ ―――――――――――――――――――――――― 注：如今年3月份，小泉说不希望中国再在钓鱼岛问题上说三道四，我各大官方网站论坛上所有关于钓鱼岛的话题马上就被封闭了好几天。只是由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引起我社会强烈反弹，这种封闭才被打破。 又如，小泉等日本政要要我修改历史教科书，取消“反日”教育。我一些地方（如上海）教育部门立即予以响应，删除了我教科书《狼牙山五壮士》的内容。 岳健勇：殖民化是美国对华战略实质 ……………………………………………………………………………………………………… 编者按：凤凰周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主标题是：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战略；副标题是：美国对华战略实质就是促进其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为了简少文字，我们改用了现在这个题目。 此文对于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于美国在新的格局中角色的强化，对于美中关系，特别是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尽管文章中的一些话语和观点本刊是不赞同的，但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坚持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本着“兼听则明”的思路，我们特向读者推荐这篇文章。 ……………………………………………………………………………………………………… 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确立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优势，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开始形成。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发动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势力均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及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来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在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向西欧和日本单方面开放市场和提供巨额援助，推动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像战前那种封闭的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而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将会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于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冷战的现实政治是，二战后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了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苏联于1949年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而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由于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欧洲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建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成败，美国遂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确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国在西欧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了有效遏制；同时，鉴于德国必将在战后欧洲经济复兴以及为西方世界提供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资源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又支持西欧国家推进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纳入到了一体化的框架之内，由此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帮助日本和发展信息技术的战略意义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大大拓展美国全球资本主义的疆界。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发愤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使“全球自由经济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共和党的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战略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扩大了的世界市场，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美欧日战略同盟牢不可破的深层原因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雅尔塔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蓬勃兴起，热点地区不断闪现，世界局势动荡不定，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类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强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具备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并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反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在中东和巴尔干等地频频发起军事干预，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加强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欧盟和日本并不情愿匍匐于美国的霸权之下，但其独立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却十分低下。事实上，在保持各自周边地区的稳定以及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欧盟和日本对美国依然存在着严重依赖；而且，在共同压制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方面，二者又与美国的利益高度一致。不仅如此，欧盟、日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非常相近的政治法律制度，双方在经济上的高度依存更远远超过各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这就是说，对欧盟和日本而言，在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体系内，选择充当美国的亲密盟国可以分享到国际安全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反之，若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霸权秩序，不仅在相当时期内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尽管美欧日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并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上存在策略上的分歧，欧日仍然是美国真正的战略伙伴，是美国在地缘战略上控制世界的两大支柱。这种同盟关系具有牢固的基础，在相当时期内，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难以在政治和战略上对之进行分化。当然，如果美国改变与盟国间的多边协商机制，而实行强加于人的“单边”政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会出现裂隙，但这远不足以动摇其战略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到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透析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外交上巩固和扩大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和霸权秩序不受挑战；同时，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此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经济政治的转型，其目的是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这种经济依赖往往迫使“转型”国家竭尽全力与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实现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因而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国干预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这种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远东力量平衡的基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远东地区的力量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因此视中国为头号战略对手。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重新部署和调整在全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加强了从东北亚到中东的军事集结和前沿部署，以大幅度提高力量投送和军事打击的效能。为此，美国以中国增加军备、朝鲜核危机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为由，进一步加强了与日本的军事安全同盟，甚至有意要把日本改造成为“远东的英国”。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目前由于中东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并在朝核问题上需要利用中国，因而表面上对急进“台独”有所抑制，但美台军事关系正迅速加强。不仅如此，美国和日本于2005年2月首次通过联合声明把台湾纳入了“共同战略目标”。 “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以阿富汗战争为契机，通过资金技术援助和“反恐”军事合作，正逐步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这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随后，美国通过与东盟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巩固了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大了双方在区域内外军事合作的领域。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印度巧妙地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通过积极支持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大大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因此，自“9?11”事件以来，在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的表象之下，中国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恶化。 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成为定势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毫无疑问，实行开放政策，加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经之途。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冷战以来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作为不受美国控制且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得到美国在冷战中对其盟国那样的经济扶持，特别是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决不可能容忍再出现日本和欧共体那样强大的经济对手。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如果依靠从外部获得资本和技术，只有推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这就必然会危及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使得追求“赶超式”发展的国家产业政策难以有效实施。这是开放的风险所在。因此，如何在有限开放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自立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是中国确定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盲目建设，从而把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片面的“比较优势”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却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大量出让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反，还使国内产业遭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不得不日益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随着中国产业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消费主义的弥漫，在国内产生了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文化买办主义的空前泛滥。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遂成定势。 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衷，使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辞流于空谈，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推进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并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热望，长期以来以“反霸”为宗旨的中国外交政策由此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变化。 90年代末，中国出于必须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借助外力来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经济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从而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为此，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谈判之机，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承诺实行激进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分销和电信等关键产业，以便把中国的产业完全置于“全球平等竞争条件”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毫无疑问，中国按照此条件加入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和投资的依赖。 美国的另一个苦心经营：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建立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已经在世界产业竞争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明显。而中国迄今尚无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国有大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实力上升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差距依然在拉大。中国承诺的入世条件将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完全国际化，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后的中国产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因而不得不全面置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中国的工业化将发生根本逆转。 为确保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美国在本国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专门设立了特别针对中国的年度审查机构，这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的政策咨询报告，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以促使中国主动履行入世承诺。其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以及与中央部委有关联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的步伐和方向”。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应把对华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事实上，美国利用全球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的态势。在美国借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之际，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中国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 但是，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一方面，美国通过“媒体帝国主义”手段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持续的妖魔化宣传；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入世，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等新殖民主义理论，企图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豪感成为无根的浮萍。 由上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和无穷潜力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全球视野】 21世纪世界的阶级斗争将加剧 努涅斯·卡斯特罗　魏文编译 一，时髦的辩论和现实迫使我们参与论战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不同的理论家和不堪寂寞的重要学者已经炮制和还在继续炮制一种理论，试图解读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宣示他们对21世纪社会的进展“一贯的”立场。 事件告诉我们未来是现在的延伸，提出任何的假设或理论要想站得住脚，必须以事实和具体的科学数据为基础，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变化是很迅速的，一些事件是会变化的和标志性的，可以证明任何冒险的立场。 无可否认的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的姐妹楼遭到袭击以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出现了战争，这就表明21世纪的战争不仅是经济性质的，而且正如美国经济学教授瑟罗在他的《21世纪的战争》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两本书中所说的，也同时表明它不是历史的结束。理论家佛朗西斯也这样认为。这位理论家认为，新的社会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就叫《信任》。这些理论后来被作者本人在《大分裂》一书中取代了，为了用足够的数据揭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机构处在危机之中，已经普遍存在的解体导致家庭和其他传统的机构的瓦解。现在的形势酝酿已久，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深刻危机的阶段。 在这背后是另外一个理论家，极端反动的萨姆埃尔?亨廷顿，在他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中企图将最近发生的事件的真正原因排除。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了由7种文明组成的力量的分化，其中有3种文明处于主导的地位，这就是西方资本化的文明、伊斯兰教和儒教。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在不同的文明集团之间出现了这些根本的矛盾，那些外围国家服从和模仿西方国家，同时在中心国家为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他指出，“西方文明的愿望，西方权力的相对衰落，其他的文明日益在文化上更多地确定，导致在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变得困难”。但是，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十分对立的不同文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作为对手的伊斯兰教和儒教来说，西方的文明总是与它们处于紧张的关系。而西方与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中冲突的程度要低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的冲突。 可是，整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现实戳穿了亨廷顿的这种说法。由于正在冲击世界的斗争，在这十年和更长时期的继续斗争中，所有这些理论、假设、论点和提法都垮台了，因为它从根本上回避了现在的历史。现在重新出现了根据社会科学的要求和从我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出发的严格的科学准则制定出来的原则和理论。如果我们利用正确的方法论的工具，我们就能对所有在这个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回答。 无可争辩的是，从社会的各阶级一直存在的矛盾程度出发，各类事件有一个普遍的倾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时，就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说，这只不过是在法律上的表现，即与所有制的关系发生冲突，在这种关系中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来说，这种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这样就开始了一个社会革命的阶段”。 人类正在经历的技术革命不能与过去的任何时代相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特别高的水平，但是社会的产品并没有为整个社会造福。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其新自由主义的阶段（金融资本构成以前）对继续发展已是一个障碍，不论人们属于哪种文明，让整个社会服从于一个统治阶级就阻止历史继续前进，因为在巨额资本自由流通的过程中暴露其非生产性经济的寄生性。事实上，无论是寡头阶级，或是整个社会在这种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之下都不可能支撑下去。 一个非常重要的很明显的因素是世界上反革命统治时期的结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章。社会运动和政治上的矛盾在平常的状态下再次采取交战的表现形式，成为外围国家的主要问题，这也是中心国家自己的主要问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战争有联系。尽管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继续强加给我们，这股经济潮流面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它们直接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破坏性后果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敌对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斗争和历史上的矛盾去看，就能对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找到答案。介入生产进程和任何社会的平衡的人群再次投入一场敌对的斗争，这就表明开始了一个政治斗争的高级阶段。 在人类生活的每个阶段，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发动机，自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出现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据了生产的进程本身，在统治整个社会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阶级，因为它在生产发展的进程、社会和它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奴隶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都看到了这一点。 二，阶级是通过斗争被消灭的。 当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对产生变革已经成熟的时候，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改造应当经历激烈的斗争，因为统治的阶级反对这种变革。虽然资本主义作为分解中的社会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它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整个社会的前面，这在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更为加剧，劳工市场失去了调控，经济金融化，世界的资本市场失去控制，等等。 苏联的解体表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功能出了问题，因为那个制度没有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它的领导人已经官僚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理解的这个社会原来的性质已不复存在。在本来已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发达的社会里，数以百万人生活现实是失业、低工资、卫生和教育的社会缺陷、缺少住房等。现在收入的分配集中在社会的少数团体手里，反对这些团体的斗争已具有一种不同的性质。抗议活动增加了，在重新恢复权利的框架下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 社会不会向后退，在每个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人们必须创造一种造就整个社会需要的生产方式，作为这种斗争的后果将出现一种新的模式，新的制度，新的政府体制，新的反映一种更高级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一个新的社会必然出现。不论要经历多少时间，社会和生产的方式不会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不能通过法令去实现变革，社会的活力将根据有关的历史时期促成变革的发生。在矛盾当中相互发生作用，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在这个历史时刻出现的问题是，哪个社会阶级能够置身于即将到来的变革进程的先锋地位。这里我们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作为参考：“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现在是金融寡头－作者注），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上述引语中的括号是我们加上去的，因为资产阶级现在的特点在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之上，形成了国际金融寡头。也许现在是关于共享的先锋最能生效的时候。斗争的多样性不能对它的确定标准化，不能将一个阶级的领导人的专门参与普遍化，不要陷入投机和犯错误。在中心国家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人的斗争的特点与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斗争是绝然不同的，与外围国家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进行的斗争也很不相同，尽管这部分和那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尽管面对各自国家的寡头和资产阶级，他们受到的剥削和堕落的条件是同等的。 在外围国家作为斗争的结果，为寡头服务的统治集团在国会和本国的会议上允许代表有选择的团体的进步领导人参与，但在进行某种改革的时候，有一些人使自己适应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人成为少数，另外一小部分人则不得不辞职，重新参加他们原来的穷人的阶级斗争。 在中心国家，因为贪得无厌的集团的矛盾和民众要求不要失去他们通过多年的斗争取得的传统的权利，这些机构已经变成为一种“地狱的都城”。小资产阶级和中小企业家和重要阶层被大资本摧毁了，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各自的国家里反对寡头。尽管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根本矛盾再次有效，在国际舞台上也存在其他的具有对抗特点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对寡头金融资本进行抵抗。工人阶级受到国际资本的严重影响，处于服务部门的阶级正在分为多个阶层。 尽管一些思想家对将资产阶级定性为阶级保持着正统的立场，但对人类生活的现实和最近不同阶级的分化的研究对它重新定义，显露出新的主体，新的社会团体，它们正以决定性的方式介入政治斗争，他们没有被包括在经典的定义之中，但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的斗争现实和日常的进程的参与却表现出一种主角的作用。 很久以来，世界的资本市场是一种现实。掠夺本国财富的方式和现在正在私有化的国家的企业以及这类私有化在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使重要的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重要团体建立组织，进行抵抗，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受益的团体之外，他们已经破产，这些资金转到了世界上资本中心交易所大投机商的手里，比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交易所。 虽然资本主义开始时期主要的矛盾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还继续这样，实际上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在世界上正在出现的对抗中也不能回避这一矛盾。这些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决定数百万人的命运。 我们把这些矛盾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社会有权势的阶层之间的矛盾，现在它们正在统治着世界，这就是国际金融寡头，在它的内部互相之间为了获得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和投资的高额利润，作为阶级在进行竞争性的战争。它们争夺对世界上不多的原料来源、石油矿藏、任何在战略上对本国经济不可缺少的矿藏以及重要的市场控制权。第二类，在不同的外围国家金融寡头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在享有对本国资源的成果和对国家的控制方面由前者取代后者。第三类，寡头集团反对工人，这通过解除对劳工市场的控制和取消不同形式的工人的福利，不论是否有工会组织，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这样。第四类，寡头集团反对全体人民，这表现在因为普遍的掠夺使不同社会解体所达到的程度上，不仅是自然给我们的资源，而且因为在参与享有人自己创造的财富和福利方面流动性越来越大，还因为采用了一项排斥的经济。 各国人民在斗争中寻求替代方案，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每个社会阶级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有时它发展，有时它衰落，有时似乎感到人类屈从于统治集团的越规行为。虽然参加工会的工人现在不是明显的先锋，因为在90年代它受到破坏，事件的发展和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将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革命进程中继续发挥主角的作用。虽然它不会发挥传统的先锋作用，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历史赋予它成为社会最落后的阶级的埋葬者这一不可回避的使命。 三，资本主义的解体。 为了能够正确分析现在这个历史时刻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现实，我们简要地观察一下日本、欧盟和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在如何运作。这些中心国家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的强国。在社会领域，事实表明它陷入了危机，整个制度在解体。随着危机的深入，这个社会的不同社会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首先为了能生存下去而斗争，然后为了保持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说，他们抓住一个法制国家，使自己能够根据共存的普遍原则生活下去。 学术界的理论家们自己承认，在发达国家社会正在失去平衡。反社会活动增加了，犯罪活动、吸毒也增多了。家庭的堕落和解体表现为离婚的多了，出现了很多单亲家庭，青年犯罪，少女怀孕，家庭暴力，剥削童工，更令人震惊的是大自然受到破坏，例如最近我们已经感受到飓风袭击美国带来的后果。人们对当局和政府的机构不信任。 我们看到，美国往来账目的赤字1994年达到1450亿美元，同年日本的往来账目顺差达到1300亿美元，它们之间互为表象，两国中任何一个离开另外一个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些数字反映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经济体运行的条件。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积累下来的贸易赤字，也会看到美国在走向同样的方向。虽然中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但它对世界其他的国家有贸易赤字。去年中国进口产品和服务4482亿美元，出口4842.74亿美元，对世界其他国家有顺差360.74亿美元。如果扣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349.02亿美元，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为988.28亿美元。2004年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顺差减少到180亿美元（进口4770亿美元，出口4950亿美元）。这样，到2010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它拥有的美国的国库券增加了，成为第三大美国债券外国的持有者。 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的解体情况。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以很多传统的方式对当局的信任下降了，如对政治家、警察和军人的信任下降了。同时与信任有关的伦理行为也衰败了。但是，不仅是在发达国家人们失去了对机构的信任，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外围国家也是如此。看看美洲的中心地区，社会上犯罪的严重程度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美国投入巨额资金预防和控制犯罪，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暴力犯罪的指数特别高，在发达世界的美国，暗杀、强奸、袭击等方面犯罪的指数名列前茅。暗杀的发案率远远高于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中心国家对这些严重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专家指出，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不会采取应当采取的措施去打击犯罪。它们都不准备这样做。等待两个国家的是危机。总有一天美国将不能再资助贸易赤字，它的损失将超过日本。日本和中国并不打算资助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这些中心国家和发达的社会里，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一些重要的组织，改组了工会运动和有选择的团体，在世界上它们寻求与不同国家施加压力的团体联合。 所有这些理由使世界处在这样的地步，政治斗争走向它的高级阶段，那就是战争。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它的高潮期。但是我们已经说过，阶级斗争正在加剧，这些斗争带来的结果将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一个新的更加公正的社会。 四，寡头集团和大公司将被劳动者和国家取代。 现在出现了关于新社会的不同理论，包括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的人和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人。在一些国家企图试验一种可能的第三条道路，被称为世纪的社会主义。代议制民主已经威信扫地，试图发展的军人政权遭到拒绝。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将出现高级的组织形式和共处的方式，尽管我们已经处在解体的时期。在新的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斗争本身在政治领域的成果，将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参与制的民主成为准则，现在由国际金融寡头掌握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其他的公司以及本国重要的金融机构将转到劳动者的手里，我们看到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已有工人占领工厂的经验，然后国家对这些机构进行总的控制。所有这一切都服从国际金融机构应当提出的新准则，目前这些金融机构仍在寡头集团的手里，在有的情况下过渡将是激烈的，在另外的情况下过渡将是渐近的。寡头集团作为阶级将成为君主的阶层幸存下来，如同一些国家还存在的那样，但在国家经常的监督之下，不能让它们像非法的跨国公司一样对社会进行垄断和控制。国家由联合的阶级和团体实行领导，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干预生产的进程，包括物质的生产和智力的生产。 五，新的社会将从战争的瓦砾中重新出现。 如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生的对抗进程一样，各个国家之间共处的国际法将会修改，将履行已经存在的有利于和平共处的法律，有利于各国人民更加人道的发展。将会发生提高最落后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条件，政治的和经济的集团将使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关系更加平衡，使经济和贸易的交流更加公正，虽然在这种时候将会发生打击部族和文化生存的对立，但是最先进的阶级和人民将继续重新组合，加强国际团结，使打败各种表现形式的帝国主义成为可能，取代金融寡头集团的权力。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水平，这些冲突将是为了新的社会诞生而耕耘的结果。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5年10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 【文革史研究】 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有待改正稿） 老石 目 录 前言 一、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当时的司法体制改革 （一）砍监放犯 1、一些省、市、区的档案、资料。 2、其中的区别，以相邻的皖、浙两省为例。 （二）背景与当时的司法体制改革 1、现有档案的开放有限 公安部撤消的一个文件； 毛泽东“八·四”指示； 毛泽东“九大”前后讲话，“不抓人”的一贯性。 2、文革爆发后，整个司法体制立即发生的变化。 （1）群众组织接管公安机关。 （2）“江青支持的”四院（部）联合报告。 （3）司法体制的重大变化和谢富治的有关讲话。 （4）劳教、少管等工作撤消。 （三）是毛泽东，还是谢富治、江青提出的“砸烂公检法” 1、江青、张春桥与“砸”。 2、谢富治其人。 （1）山头与邓； （2）和“酷史”罗瑞卿的不同形象； （3）谢所理解的毛泽东的专政思想。 3、应该是毛泽东提出的“砸”。 4、毛泽东对公安工作的态度。 （四）林彪事件的前后，司法机关的调整 1、毛林的路线分歧已成为主要矛盾。 2、第15次公安会议，第7次劳改会议，毛、周指示中有区别吗？ 3、一系列调整、部分转“正”。 4、李震“奇案”。 二、今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法治实践，问题与前景 （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向“法治”的实践及其提出的问题 1、全面恢复文革前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司法体制。 “依法治国”、入宪，扩编、扩监。 2、彭真，文革之前、之后，政法战线的主帅。 “玻璃板”与“十无” 3、“五次高峰”与持续20多年至今未下的“第五次高峰”。 犯罪统计 “下不了手”与死刑、酷刑 治本，靠的是“把经济搞上去”吗？ 4、应该终结的“严打”模式，云南厅长的总结，北京局长的新模式取代。 5、深化司法改革的前景。 （1）定位“警察国家”？ （2）司法独立、政法委、律师、劳教。 （3）有回归中国传统的路吗？ （4）百年的西望、再西望。 （二）西方的法治问题 1、发达国家的发达犯罪。 美国：高投入、高犯罪、低破案率。 英国：其保守性也被逼得“朝令夕改”。 日本和欧洲等。 2、也有的进步和回潮。 （1）相对的司法独立。 （2）高效权威、反应敏捷的警务指挥系统。 （3）对酷刑的重视。 （4）开放处遇制与阶级、种族的倾斜。 （5）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即群众性。 （6）米兰达警告：“正当程序革命”与西方文化大革命。 （7）保守回潮。 3、对西方法治的批判。 （1）以恶治恶。 （2）哈贝马斯：“西方的法治传统也面临着危机”。 （3）左翼批判。 《新犯罪学》、福柯 越轨会议，伯克利学派 （4）批判法学运动的兴起。 三、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一）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对改造罪犯和群众专政的探索 1、毛泽东的“把犯人当人看”、“人是可以改造的”，从本质上区别了古今中外的其它理论和实践。 （1）从革命根据地开创的革命人道主义传统。 37次批示、谈话和毛泽东的博大胸怀 （2）对国民党、日本战犯等的成功改造。 2、毛泽东的“横竖不杀”与整个官僚阶级的血腥对抗。 3、“道县事件”及其文革的秩序观。 4、也谈文革中的专制。 反毛与反林、反周的不同，“一打三反运动”与“打开监狱找左派” 学习班、“5.16” “公安六条”与45号文件 5、监所内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 （1）1972年的大幅度提高犯人伙食供应标准。 （2）“三杯水”与废除“法西斯审讯方式”。 （3）各地的贯彻。影响 6、“小册子”、“三位一体”和枫桥道路。 （1）“小册子”与司法民主。 （2）“三位一体”的可行性。 （3）枫桥道路。 （二）群众专政，大民主和人类的前途 1、“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