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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改革与开放(2)——石碑上刻着什么?

孙锡良 · 2018-07-0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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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有微观数据性总结,也有宏观大纲式总结。我想用后一种方式总结近四十年的中国变化。

  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讲一个观点:对这四十年,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总结,不是纪念,更不是庆贺。

  我们应看到:成功是大趋势,但趋势之中还有失误与失败。如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根本无法回答现实如此复杂、尖锐而又难解的深刻社会矛盾,更无法解释令人忧心忡忡的撕裂难题。

  在上一篇总结中,我从宏观上对比了近七十年两个阶段之于改革与开放的不同作用,并且简略论述了两个概念的始点之争,用事实说明了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决定性贡献,我也用最真诚的内心向当局呼喊精诚团结的重要性。

  大敌当前,分裂,必致大祸,奢功,定留遗憾。当记得:平旦交锋晚未休,动天金鼓逼神州。潼关一败番儿喜,倒把金鞭上酒楼。

  总结,有微观数据性总结,也有宏观大纲式总结。我想用后一种方式总结近四十年的中国变化。如果把每一个重大变化雕刻成一块碑文,那最近四十年的变化足以构建一座碑林。若把事物的美好部分记在石碑的正面,那么,同一事物的遗憾部分也应该记录在石碑的背面,尽管人们习惯于阅读美好的正面,偶遇有心人能浏览一下背面的记录,于自己、对国家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强调只做宏观大纲式总结(基于人性与社会),所以不会对每一块石碑的内容进行数据列举,决不会罗列经济数据。我更想做的工作是清洗每一块石碑,让模糊的标题变得清晰可见,从而方便历史过来人回忆自己的曾经,方便未来人有机会客观评判自己的前辈。

  第一碑:国民生活

  从总量上看,增量效应非常明显,增长速度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其景象是:饮食官民合欢,餐餐华筵初起。从平均量上看,凡跳出农村和脱离落后地区的人群,其基本生活的数量改善也是明显的,只有广大的农村及落后地区的物质生活整体上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丰盈背后,仍有瘦水清汤。

  从质量上看。吃,由“安心”转向“不安心”;穿,丰富带有普遍性,几乎没有太多瑕疵可挑;住,改善非常明显,但两极分化是最大特征,在庆幸住宿条件改善的同时,地产又将中国经济推向积重难返甚至成为死结;医,看似不断改善,但仍属于输入性改善,公共医疗事业转向为市场化医疗后的尖锐矛盾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重担,更是患者重担。

  第二碑:国民教育

  对于教育,有两种评判视角,一种是学历,一种是文明。学历是制度划定的等级区别,人为划定的级数越多,越能从数量上反映出伟大成果。文明则反映教育传导致人性内核改变的多少,如果级数的膨胀未能带来中国文明的进步,教育的成败就要另当别论。近几十年,教育的数量成就可以值得自豪,但它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触动性极小,甚至表现为逆向消耗。一代代国人为读教育者的书而变得不爱读文化书,越年轻,越有可能一辈子都将不爱读书。如何判断教育质量不佳?一从国民素质看,整体上没有随学历提高,教育在折腾国人;二从科技独立性看,中国对外依赖性甚至比四十年前更严重。

  谈到教育,我们不能回避近几十年的一个重要话题——高考。大家都把近几十年考入大学的境遇改变归功于一个人。事实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其一,高考,是恢复,不是创新,中间的中断不是撤销大学,而是录取方式的改变;其二,有关方面应该将第一位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信(含批复语)以图片形式公布于众,让大众解开迷雾,这个问题关系到历史真相,不能因人废史;其三,高考比推荐入学更加科学公平,它的恢复是一种必然,谁也挡不住,不必借此神化个人贡献;其四,恢复高考是在提出改革开放之前,不能被解读为后者的成果。

  第三碑:国家人物

  必须指出,这里的“人物”不是一般人物,更不是指平民百姓。前二十七年,中国只有一位领袖人物堪称举世伟大,他的思想即道路指南,他的全球认可指数应该配得上他在国家历史上的位置。后来,变化的速度在加快,里程碑人物的掘立超出了同时期国际新格局下其它国家的变化,还有一大批走马灯式的人物错失了立碑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那些没有成功立碑的人,其身上也镶嵌了近几十年的国家原貌和生态。前期,人物进退具有可逆性,后期,人物进退不再具有可逆性。抛开人物迭宕起伏的原因不究,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的人物星象是:一朝抟风生羽翼,山川龙战雾朦胧。所有人物,没有一位可以由自己或由我们来定性,几百上千年后的子孙会有更生动的写法。

  第四碑:国民流动

  流动性大小标志着人的自由度大小,近四十年的超级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择业自主权,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由此造成的迁徙大军并非由流动性造成,而是由失衡的产业布局导向造成。要制造局部快速致富亮点,产业政策必定有所倾斜,这就决定了人口流动的方向。无论留守儿童有多少,无论农民工有多少,家庭分离的起因不在流动性,而在产业导向。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放开人的流动性始终是正确之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五碑:创业自由

  就业是一种被动选择,而创业则一种主动选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就业人数始终占主体地位,创业者总是占少数。不过,创业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就业人数的多寡,没有创业者的扩军,就没有就业市场的扩大。近四十年来,中国创业环境的自由度不断扩大,为不断膨胀的人口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我们应当支持并尊重那些合法创业的各类英才。自由创业,必定也会诞生非法“创业”,它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不过,这个负面结果无关创业自由度本身,而有关于政策法律失位。如果把“扩大创业自由度”等同理解为“创业无政府主义”,创业虽然能解决就业,但解决的是犯罪分子的就业。

  第六碑:关系社会

  关系社会,或者说人情社会,它是封建社会文化的延续,亦是官僚体制的顽固后果。关系社会形成的原因在于“关系”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关系的人文关怀。关系社会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土特产时代→烟酒时代→小红包时代→大红包时代→黄金珠宝银行转帐时代→不动产赠送及股权赠送时代→大金融时代。关系社会是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官僚制度的润滑剂是金钱,脱离金钱的任何关系都显得渺小无比且经不起考验。从这一点再往深层次推导,你将发现,制度性的关系社会不破除,任何形式上的重剑反腐最终都会周而复始。

  第七碑:精英社会

  精英社会是相对于人民社会的说法,当人民的普遍性意义不再具有普遍性共识时,精英便成了时代的主宰者,“精英”对应着官僚社会的“士大夫”。世界精英也有两类:一类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精英;一类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精英。自由资本主义精英崇尚民主自由,带有强烈的个人独立,半封半资主义的精英崇尚权力,带有强烈的奴隶惯性。无法准确判近四十年中国精英阶层的属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讨厌甚至是蔑视普通大众。

  精英,从来离不开权贵,但精英未必都能修成权贵,看这几十年,多少人入海?又多少人入监?精英与权贵既是互相利用,也会互相残害。有诗云:往来朝谒红珠宫,商贾儒生附强龙;纵目轻看浮世事,路尽桥断都成空。

  第八碑:阶层社会

  历经四十年堆砌,中国社会已经表现为清晰的金字塔结构,它不同于哑铃型结构,更不是和谐的圆形结构。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为演变成金字塔?这里有一个政策始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由先富带后富。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致富竟有了顺序排列,这是政治之于经济的反向作用力。“先”和“后”就只是两个字,但这两个字的演进历史并不那么容易终结,一旦你进入了“先”,你就不可能喜欢“后”,一旦你落入到“后”,你再想赶上“先”,中间的壁垒会相当森严。先后对比不能用个体事例去验证真相,只能依社会阶层的顽固性做判断,工人和农民阶级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跃升至金融贵族阶层,你觉得一般的努力够用么?不够用。不要讲跃升至金融阶层,你就是跨入到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阶层都不算易事。由于资本力量的进一步上升,中国的阶层固化将是长期的,其影响将是深远的,改变这种固化的手段已经变得非常单一。

  第九碑:黄色春秋

  我在前面谈到过人口大流动的好处,会有人批评大流动的负面影响,例如黄色文化的全域化。我完全承认这一真实现象,但我并不会因此否定人口大流动的正确性。黄色文化的根源不是人口流动,是金钱万能。我没有也无法统计中国近几十年来从事色情活动的具体人数,曾经有人讲,按累积数估计,至少有2000万以上失足女性,从发廊至歌厅再到洗浴城和洗脚城,再升级到“天上人间”式的高级娱乐场所(有叹:今日与奴除万恨,月宫琼树是仙乡),又发展到网络直播和网络招妓的黄色市场(杀爱红巾罅,私处露微微),参与者毫无疑问是天量的。因其不合法性,导致该产业统计的困难性。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判断一下这个市场:近几十年来,有多少人涉入过色情市场?这个设问,考验着本民族的诚实性,你的回答不只能反映从业者的数量,还能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真实健康性。

  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不止于当事者的短暂经历,大家要关注,她们从良后的心理状态如何?她们走入正常生活后的价值观如何?她们对周围及后一代人的价值观影响如何?她们的人生经历会不会有惯性传递?

  第十碑:赌博国风

  这里所讲的赌博,不包含资本市场的赌博,也不包括人生选择的赌博,是纯粹性的赌技。有个说法,讲中国麻将是世界第五大发明。从技术含量上讲,是一个笑话,但从参与人数看,也不愧为一种真实。“全民赌博”被中国人解读为“消闲娱乐”,被解读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另类渠道”,被视作社会维稳的辅助手段。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是浅层的,都是落后的。

  我们更需要反问: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赌来消闲?

  工作之外便是闲,闲之后,为何不好好休息?为何不完美亲情?为何不提高文化认知?为何不热衷于公益活动?赌,其生理根源是追求刺激,不是真正的消闲。也就是讲,中国近几十年的物质单向追求没有改善自己的文明倾向,只丰富了生理上的刺激种类。

  赌博,无论大赌小赌,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缓释剂,更不可能成为维稳手段,在制造矛盾的赌博事业中,社会矛盾永远只可能增加,不会减少,社会的暂性稳定,并不是赌博吸引了生事者,而是生事者畏于隆隆作响的机器,一旦矛盾积累到质变阶段,赌场的聚众效应无论有多大都无济于事。

  一个社会,有赌博者不可怕,可怕的是全民滋长赌性。

  中国人面临的严肃问题是:追求文明并不能为多数人带来快乐,逆向生存才能取得短暂的快感与满足。

  第十一碑:精神暴力

  上世纪末,曾经开展过几次全国性“严打”。为什么要严打?因为暴力现象已经危及稳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严打”本身又带有明显的暴力性,这又从权力层面诠释了暴力的恶性循环。后来,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再次演绎了罕见的惩罚性暴力行动,为了少生人,暴力竟然可以可以“正义”的身份出现,这一历史应该在人类社会亘古未有。再到后来,经济领域的下岗破产现象又带有强烈的软暴力性质,破产下岗不完全由经济指标决定,而是由人的意志决定,这类非身体暴力之于人心向背的影响是深远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征收,大强拆,大截访,一切为了大时代,一切都要求大服从。后果是:国人开始呈现集体性暴力倾向,不分群体,不分对错,不分场合,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人的行为暴力逐步演化成全民性的精神暴力,“精神暴力”随时又可转变成“行为暴力”。

  第十二碑:毒品在心

  毒品,并不是指狭义的以精神控制为主的“白面”,它已经扩散到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部,狭义毒品死灰复燃,广义的毒品屡禁不止,毒食品和毒药品无孔不入,毒环境无人可逃。广义毒品和狭义毒品是不是最可怕的呢?不是。最可怕的毒品是人心变毒。物质毒品,工具可以检测,人心毒了,是测不出来的。毒品之所以能毒人,是因为人心之毒在先,广泛的社会之毒在于普遍的人性之毒。毒品,毒药,毒食,毒环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毒心之人造出来的。这种说法可能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击,或许涉嫌污蔑了谁。然而,不妨问问:你不毒,我不毒,他不毒,物品之毒,环境之毒,又是何人所种?你我他能脱离干系?

  第十三碑:马扁时代

  在清洗这一石碑之前,我想再做一统计设问:你自己或者你的同事亲人有没有被马扁的经历?

  如果大部分人或者说全民都有类似遭遇,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下结论:我们经历了一个悲伤的马扁时代。当一个社会的马扁已经成为泛化的现象时,社会信任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崩塌,为了让自己不被马扁,你最好的生存方式是保持“善意的虚伪”,当你确实已经被马扁后,你就只能以“非我个案”来聊以自慰。马扁,它不只是一种人际生存的需要,还是开创事业的需要,可以认为,近几十年来,没有一套高明马扁术的人,注定很难大富大贵,而被马扁者只能归集到“老实人”行列。如果大家还有怀疑,不妨对政、经、学、商等各行业成功人士进行逐一过滤,试看漏网者几何?

  马扁时代之于人性的恶劣后果是:虚假和造假成为实用的必要。

  如果马扁是落后的过去式倒也罢了,然而,它不是,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信息化速度比国人生活的信息化速度更快,借助现代科技,它穿上了更多合法的外衣,它的马扁术正逐步归顺为经策,它的掠夺性将更强,它的普遍性将更广。马扁,还在路上,它的美好时代还会继续延长。

  第十四碑:失序危机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会,它是秩序社会,不是混乱世界。保持秩序,需要规矩,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规矩,同一时代,需要遵守既定的规矩,规矩乱了,社会也便乱了。我们这个社会,几十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对正义的叶公好龙远超对邪恶的深恶痛绝。坏人可以轻易把好人送进监狱,庸人可以轻易对能人进行构陷,汉奸可以轻易剥夺良民利益,权贵可以随性获得平民妻女,学生可以随意侮辱老师,晚辈可以随意殴打长者,长者可以无耻奸淫幼女,公权可以随意剥夺私权,私权可以疯狂侵犯公权…………如此等等,均为失序表现,一个失序的社会一定不是好社会,物质越发达,危害性越大。

  第十五碑:从平衡到失衡

  原始公社时代,有一种野生的平均主义感觉;奴隶时代,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失衡时代;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贫富分明的相对失衡时代;到了资本主义后期,则呈现为高度发达的不平衡;社会主义,有着相对平均的共富追求。新中国的70年之路,从文明性上看,是一条怪异的倒序之路,本已构建定型的相对平均道路在实现共富之前陷入夭折,进而走向极度失衡的非封又非资的不寻常社会,从群体失衡到区域失衡,再到意识形态的失衡,所有人都有一种特殊突出的渴望:从低极端暴跃至高极端。一个社会,它的非平衡量越大,其稳定性就越低,维稳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平衡量。四十年来,中国积累的失衡矛盾已经不只有三座大山,每一次不依靠“平衡量设计”的强制性维稳都会堆积新的矛盾,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由失衡走向崩塌。

  第十六碑:从集体到个人

  近四十年,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被定性为乌托邦思维,集体组织被贬低效无用,“消灭集体主义思想”成为一波人坚持不懈努力的方向。“消灭思想”比“消灭形式”的影响更为深远,集体生产队被消灭是形式上的消灭,大生产队不适应后期发展,解体并无不妥,但集体优于散户单干是不容质疑的。因为要消灭集体主义思想,农村小集体也不能进行全国性推广,一推广,就破坏了“分田单干”的伟大意义。然而,分田单干的“小岗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不懂。它也许只是公共财政及势利资本喂养出来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不应该成为可效仿模板。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仅仅只体现在农村吗?不是。从政坛到经济,从私企到国企,从教育到科研,从家庭到社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个人主义的浓浓味道。国家,本就是一个大集体,它要求组成国家的元素怀有集体主义精神,失去这一精神,国家的凝聚力必弱化。

  第十七碑:从安全向恐惧

  小的时候,我看到过打架斗殴,但没听说过杀人。八十年代初,突然之间,杀人的案件开始有所耳闻,因为还不算太多,刚开始还搞“全县公审”。后来,杀人案慢慢多了起来,公审程序也看不到了,只是经常看到学校墙上贴着的“布告”,布告上面打一个大大的红钩,提醒大家有杀人犯被枪毙了。再到后来,杀人习以为常,连布告这东西也慢慢看不着了。当杀人变得不再稀奇时,其它的不安全因素成了次级危险,比如偷盗、抢劫、黑恶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的第一自卫性反应是防范,夜不闭户的社会变成了防盗囚笼中的小窝。

  以上是基于治安分析,现似乎有向好趋势。除此之外,人民真正恐惧的是对就业权、教育权、医疗权及养老保障权的不安全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刮起了一股下岗潮,并且把工人下岗作为提高效率的正义性基点,自此以后,国人的就业安全性不是掌握在权力手上,就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上,从来都不能由就业者自己掌握,宪法上最有地位的阶级成为最不安全的阶级,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所谓的效率提高有所改观,相反,还将变得更加不安。如果“不安”成为套在普通人颈上的绞命绳索,无论他是富有还是贫穷,内心量不会对任何制度安排者心存好感。不安,已经漫延到所有人,即使有巨量财富作基础,也无法驱散其心中对基本生存权利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魔鬼在哪里?

  第十八碑:从自主向他主

  这不是一个基于个体的问题,而是基于国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构建,在有限借鉴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尤其是坚定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后来,因为满足开放的需要,失去的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关键是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它的最直接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都由他主。“他主”的恶果通常情况下不易显现,因为全球化资源配置具有共享性。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呢?危机时刻。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自主,可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他主”状态。但是,作为大国,如果你想站着,而不是跪着,自主就是唯一选择。今时,“他主”为何未导致出现大危机?因为中国仍存有前期自主的积累及部分未“他主”的余产。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成败的指标是自主能力的恢复程度,若经常出现“中兴事件”,那将是:等到落日向山低,便是马嵬求献饭。

  第十九碑:家庭碎片化

  中国人多,这是事实,人多,影响平均消费资源,也是事实。为此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从人性上讲,虽不仁道,从自私的消费理念看,仍可理解。然而,不是能理解的是它的极端性,要求每家每户只能“孤儿寡女”,“独生”的概念擎天立下,它让兄、弟、姐、妹、叔、伯、嫂、婶、姑、姨、舅、侄与市民无缘,“六亲”不复存在,“六亲不认”也便自然而然。这大大破坏了人文社会的基本伦理传导体系,让亲情变得皮之不毛。当独生子女因工作或家庭组合远离父母,家庭的碎片化立即形成,老人身边不再有可替代补位人选。碎片化家庭的后患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得到体现,部分家庭不排除要经历一段苦难的末路。因为孤独,血亲之间的包容性递减趋势正让中国的传统血缘亲情走向平淡甚至是消亡。

  除计划生育影响之外,家庭碎片化的主要根源是自私主义的极端化和产业重心的失衡化。自私主义家庭的突出表现即是亲情的物质化,一代代年轻人习惯于将“责任”等同于“物质满足”,偶尔的回家探视常常被视为“一种骄傲”,一个独生子女家庭,通常的完整期只有18年,当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人生接近于“二人世界”,唯有在“被探视期”能享受到短暂完整的天伦之乐。中国仍然在继续让发达地区畸形化发达,它加深了劳动力与家庭的分散,它让人口由“悲催流动”向“幸福流动”的愿望变得愈发难以实现。

  第二十碑:文化物质化

  在《我可能是文盲》一文中,我简述了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深深地遗憾,我们能从千头万绪的流行文化中抽剥出来的一条主线是“骄奢淫逸”,无论在各类创新文化中的面部施以多少现代化妆品,绝对无法掩盖其质地的粗俗。在“当今一日,历史千年”的时代,试图用5000年古文化来填补现实文化的黑洞,无异于缘木求鱼,所谓“传统文化复兴”的说法也只存在于电视宣传和节日报道中。

  文化解体的标志是什么?人的精神物质化。人类历史上标定的几乎所有精神都已经重新用物质进行替代,英雄物质化,模范物质化,奉献物质化,升迁物质化,婚姻物质化,感情物质化,友情物质化,亲情物质化,法律物质化,正义物质化...............

  文化,源于人的创造,必须化于人心才能称之为文化,文化化于物质,其文明性就不复存在。中国人,知识学得越来越多,脸上的文化气质却越来越少,知识分子群体的粗鲁物质化是一种最深动的去文化现象。文化化为乌有,物质只能被动填充,人就变成了动物化的物质躯壳,这类躯壳,不需要辩认,每人脸上都刻着个“利”字,其言行亦是内核的外在表现,即使金光闪闪,也难赢得真实文化人的尊重。

  第二十一碑:信仰空心化

  我对信仰的理解可能不同于大众化思维,我并不认为信仰有好坏之分,也并不认为信仰可以让人变得完美。恰恰相反,我倒是认为人类社会所有的信仰体系都是统治需要,宗教信仰,制度信仰,文化信仰,全都是为了纠集更多服务于自己的人群。人类历史,大量战争都是基于信仰分歧,单一信仰可以服务于单一体系或几个体系,但并不能服务全人类,不同信仰体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着“信仰”的幌子排斥其它信仰。近几十年,国人在制度信仰上出现了逆转,对独立体系而言,本身不是灭顶之灾,只要有新的信仰体系整体性跟上,国家仍然可以表现为良性。问题是,旧的信仰体系已经崩塌,新的信仰体系未能构建。

  十三亿多人,主义不信,宗教不信,诸子百家也不信,怎么办?从每个个体来讲,真的并无害处,我不倾向将“信仰”与“素质”挂钩。然而,其它国家的人民都围绕在信仰旗帜之下,中国缺少这一环,那中国可能就是沙塔一座,不受尊重。

  第二十二碑:体制机制之变。

  这一部分稍显敏感,暂省略。

  第二十三碑:法律低效化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从《法经》到《唐律》,再到《大清律例》,中国人从不缺自己的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是独具一帜,其鲜明的阶级观和人民观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有一个十年过程被后来的知识分子广为诟病,他们将这一年代称为无法无天的年代。事实呢?我们看一个时代到底算不算无法无天,只看违法犯罪率就够了。无论从横向比还是纵向比,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法律有效性一目了然,前面是大治的典范,后面是有法无治的代表。法律体系,不在于法律数量的庞大,而在于其对社会治理和谐性的作用力大小。

  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律一直在模仿,从来未成形,从无罪推定原则的照搬到法袍、大法官和审判程序的学样,无一不展示东施效颦的尴尬,现在就只差法官的洋面孔化。一个自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国家全盘照搬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法治文明与政治文明不相匹配,官场如何实现清明如镜?社会如何能有太平盛世?

  第二十四碑:爱国离散化

  中国社会的一统观不仅是领土概念,还是文化概念,又是经济概念。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通感,若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表现为巨大的权益鸿沟,心理上的一统观实质上已经失去牢固的基础。港台部分人士的分裂倾向属于一统观的显性解体,而大陆人士未必铁板一块。

  自从有了“特区”,“圈子利益”就表现得一波甚于一波,每划一个圈,就会给某种超越其它地方的特殊权利,最终必定结出身份相同待遇迥异的果实。从教育看,地区不同,读重点高校的机会差距巨大,同一地区,阶层间的差距巨大。从学习内容看,部分教材的地方化不可避免地浸润着地方文化的优越感,它的长期效应是制造地域间的文化冲突,你放大“浙江精神”,他放大“湖南精神”,我放大“湖北精神”,最后就不会有“中国精神”。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特权多了,其它地区的基权就会少。“权责相应”的现代理念告诉大家:权利鸿沟越扩大,一呼百应越不可能,统一的体系终会弥漫着不统一的声音。人心散,危机深藏,吾当记,西风送晚,一轮落日冷长安。

  第二十五碑:预留的空碑

  中国历史的长期性和完整性取决于中华民族反躬自省的能力,历史不灭是基于过去,而不是基于未来,在特殊的历史关头,只有骄傲,没有英雄出面引导反省纠错,失败或者灭亡就在前面等着。

  清洗出前面的石碑,让人民阅读正面和背面,再由人民倒逼反省与改革,形式虽然曲折,但仍属合理的历史节奏。无论是自醒还是逼醒,只要能醒来,中华民族后辈就能继续在空碑上篆刻自己的辉煌。

  没有对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思、总结和求解,谁能保证中华儿女可固疆守业并繁荣文明?

  当思过,务求君恩能坐久,不让荣落在朝昏。

  切莫等,伤心民断兴亡梦,惟欲裁书问杳冥。

  写于2018年5月1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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