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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帆|路遥文学中的“十七年”经验

杨晓帆 · 2019-01-03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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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七十年代文学启蒙进入新时期,路遥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性追求的精神结构:它来源于柳青的文学传统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也得益于延川地区因其深厚革命传统在“文革”中形成的特殊氛围;但它又不能抹去路遥所亲历的饥饿与贫穷,以及时代能够给予农村青年的逼仄的人生道路。

  保马编者按:

  本文作者认为,路遥作品中深刻的理想主义质地,应该缘起于路遥本人70年代的创作活动及相关实践。他的“作家姿态和现实感的形成”,无法与早年的种种“准备”摆脱联系。而对于城乡差别的危机,更是以柳青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需要解决的难题。当路遥成熟期创作小说之时,历史和意识形态环境已然改变,在其作品中却依旧面对城乡难题,并通过对“交叉地带”等问题的思考呈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承接着“十七年”的文学经验。

“理想性”的历史缘起:60-70年代的经验与叙述

  1966年末,延川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路遥从北京串联回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据路遥的挚友海波回忆,虽然早在中学语文课上,路遥就以其作文《在五星红旗想到的》以及改编话剧《红岩》等在全校“文名大振”,但他真正自命题的第一个作品,却是这份为红卫兵组织起草的战斗“宣言”——“写的很长,用了两整页白纸;写得‘气势磅礴’,看得让人兴奋。其中的两句话最为抢眼:‘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而“路遥进一步的写作是大字报,……,文采非凡,‘声讨’对方时,写得激情四溅,‘控诉’别人时,写得声泪俱下。虽然‘写手’不少,但路遥总是最主要的执笔者和最后审定者。”[1]

  大概谁也不愿意将大字报算作是路遥创作实践的起点,当研究者们围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重要作品谈论路遥的艺术成就与局限性时,路遥“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却很少被纳入考察范围。而事实上,路遥的文学道路正是从这一阶段起步的。从1970年在新胜古大队黑板报发表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开始,路遥陆续创作了《塞上柳》、《进了刘家峡》、《桦树皮书包》等数首带有政治抒情诗色彩的短诗、叙事诗。截止1977年以《周总理回延安》一文明确粉碎“四人帮”迈进新时期,路遥已正式发表了《基石》、《父子俩》等多篇小说,并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写作了《银花灿灿》、《灯光闪闪》等多篇歌颂农业生产先进人物的新闻通讯、散文随笔等。另外还与谷溪、闻频等人合写了长诗《红卫兵之歌》、长篇通讯《吴堡行》、歌剧《第九支队》等。或许因为这段时期的作品带有浓重的“文革文学”味道,人们习惯性地将路遥的文学自觉,追溯到1980年辗转发表的反思“文革”之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但也正因为研究者忽视了路遥的早期习作,当回答“谁是路遥”时,恰恰有意无意地错过了“农民的儿子”这一肩负了苦难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标签背后,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

  “红卫兵”路遥、县革委会副主任路遥、回乡知识青年路遥、小学民办教师路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路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自办刊物《山花》发起者路遥、延安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路遥……在这些与“文革”有染的身份背后,是农村青年路遥一步步从社会角落登上政治舞台、挤进文坛、走进城市的艰辛之路。比之高加林的“人生”、少安少平兄弟的“平凡的世界”,路遥早期经历的跌宕曲折一点也不亚于小说,几乎为他后来的创作主题储备了大半素材。而从“文革”进入“新时期”,路遥作家姿态和现实感的形成,更与这一段“研文习武”的往事难脱干系。

  本章截取路遥早期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三个片段:上学,与北京插队知青的交往与文学活动,以及红卫兵武斗经历——把这些个人经历放回到六七十年代“教育革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政治背景中,看路遥对农民命运及农村问题的体认是如何形成的?考察路遥如何在最初的习作阶段因模仿“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成规,难以充分表达其个人经验中的历史复杂性?而这些个人经验与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的张力,又如何使他在顺利完成进入新时期的创作转型之后,仍能在伤痕-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潮流中保留自己的独特感觉,特别是一种理想性的精神追求?使他能够在下一步写作中将个人经验和历史回望转化为理解当代生活的基础?——生于1949年,成长于“十七年”,从“文革”到“改革”之于路遥及其文学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

  (略)……

回乡知青的文学梦

  路遥比《姐姐》中的人物幸运,最终与北京知青林达结为伉俪。《延川县志》载:“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本县插队落户。”[2]据《1962-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统计表》所示,安置于陕西省插队知青人数全国总计2.62万,全数为北京市来的插队知青[3],这恐怕是知青山上下乡运动中非常特殊的现象。来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大多是来自101中学、清华附中等重点学校的优秀学生,后来许多关于路遥的回忆,都会提到与北京知青交往如何成为催促路遥重新思考人生目标、走出乡村的极大动力。“这些北京知青和陕北黄土地上的青年那种一眼即可分辨的差异(从谈吐、举止、做派、到教养、气质及知识层面)都深深地触动着路遥的心灵”[4]。李小巴甚至讲到这样一个细节,“一天傍晚,他陪我在小县城里逛,他笑着对我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他们中间。’我当时听了十分惊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5]

  在李小巴眼里,路遥心中“落难书生,小姐相救”的梦,不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算路遥在回乡知青里也算佼佼者,但回乡知青毕竟不是落难的公子。“文革”十年中,虽然回乡知青的人数数倍于下乡插队的1400多万城镇知青,但始终不是政府工作、舆论关心的重点。197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市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此后为了遏制知青被歧视迫害等恶性事件发生,专门从北京市抽调了一批带队干部负责监管知青的劳动、学习、上调等。这种政策上的照顾突显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特殊身份:“他们虽然穿着农民衣,接受着农民的‘教育’,却享受着一些农民永远无法获得的优惠……下乡知青并没有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是成为农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非农、非工、非学,在城市人眼里虽是‘半个乡下人’,但在农民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公家人儿’(陕北农民称知识青年为‘公家人儿’,以与自身区别,的确言简意赅,精当无比。)”[6]另外,在若干年后的招生、招工中,分配政策也更倾向于插队知青,插队时间甚至可以计算入工龄作为补偿。

  同样是陕籍作家农民出身的贾平凹,就曾感叹回乡知青与插队知青的地位悬殊:“在我的经历里,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袋,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能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7]城市户口在物资职业分配上享受的优惠,吃“公家粮”的清闲,这些即使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也是有极大吸引力的。而西裤、尼龙袜子、万金油等,更直接显露了插队知青不同于回乡知青的精神气质。插队知青离开了城市,却以这种方式把“城市”搬到了乡村。

  与贾平凹的愤懑不同,路遥似乎并没有在这种隔膜中感受到许多不适。如果说贾平凹从切切实实的城乡物质差距中看到了所谓“知识”背后的等级(同样是知识青年的身份悬殊),那么在路遥看来,“知识”恰恰与“爱情”一样,它们与具体物质之间的隐秘联系是可以被超越的。而1970年代的文学或者说“革命文艺活动”就是这样一种知识,为路遥提供了一条与北京知青共享同一个精神世界的路。

  “文学社团”、“同人刊物”——这些后来通常被联系到“文革”地下文学、青年独立思潮上去的语汇,同样可以被用来讲述路遥的创作起点。进“县革委会通讯组”、“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工宣队”搞编创,以通讯员身份走访全县各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跟着曹谷溪、陶正等人办文学小报,即使是紧跟形势的作品,也使路遥真正跻身于延川文艺创作队伍的名人堂中。1972年、1973年的《陕西日报》、《人民日报》都点名表扬了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50余首,其中有6首在报刊上发表”[8],“刘家圪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9]。留意报上提及路遥名字前的修饰语就可以知道,路遥的作品是被当作“工农兵”创作主体的成绩获得大力宣传的。当时延川县除了一个农具修理厂,没有别的工厂,除了县中队,没有别的驻军,而所谓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骨干成员中,陶正是清华大学红卫兵插队延安,闻频是中学老师,只有路遥才是真正的农民。

  于是,看似自相矛盾的历史后果呈现出来:是“文化大革命”中着眼于“再教育”理论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把路遥打回原籍,让他跻身于北京插队知青中,深切体会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阶层差别;但也恰恰因为此阶段繁荣工农兵文艺的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使得路遥和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们可以超越城乡隔膜,分享共同的精神追求。

  1971年全国掀起普及革命样板戏热潮,延川县会演后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据当年参与的北京知青回忆,宣传队为了提高整体水平,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分别设立了创作组、导演组等,其中路遥和焦文频负责剧本创作,导演组则全部由北京知青组成[10]。当时文教局支持下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杂糅了来自北京的下乡知青和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业余文艺爱好者[11]。自1972年《山花》创刊,路遥作为办刊核心人员,三年间陆续发表了诗歌《老汉一辈子爱唱歌》(1972.9.1第1期)、《赞歌献给毛主席》(与谷溪合写,1972.10.1第3期)、《桦树皮书包》(1972.11.1第5期)、《老锻工》(1973.1.16第9期)、《今日毛乌素》(1974.2.10第27期)、《工农兵奋勇打先锋》(1974.6.8第31期);歌词《前程多辉煌》(1973.9.1第21期);短篇小说《优胜红旗》(1972.12.16第7期)、《基石》(1973.5.23第15期)、《代理队长》(1973.7.16第18期)[12]。同为“老山花”的北京知青陶正回忆创办《山花》是“非常时期的反常现象”,一方面是以“干革命”的名义“搞文学”;另一方面,陕北特殊的乡风民情又“淡化、软化”了革命,让他们有了自由思考的氛围[13]。

  从1970年左右到1976年,路遥就是这样一个户口在农村,人在县城工作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名义上是县文艺宣传队的编剧,每月能领十八块钱工资,脱产搞创作。同时又以农民身份参加各种会议、学习班,不光不交伙食费,还能有六毛钱的误工补贴。直到197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才真正成为城市户口的“公家人”,成为批评家李星所说的“农裔城籍”作家。

  曾与北京知青们一同追求文学梦的路遥,终究不能以(插队)“知青作家”或“右派作家”的身份加入到新时期“归来者”的书写中去。无论是阶级出身,还是他所习得的文学成规,这段特殊的历史经验都已经决定了路遥无法摆脱这种始终居于夹层中的写作状态:“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我较熟悉身上既带有‘农村味’又带有‘城市味’的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14]如果说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县城中学,曾在真实地理空间意义上第一次让路遥体验到他后来所说的“城乡交叉带”,那么跻身于北京插队知青中,徐徐打开爱情故事与小说人生的第一页,就是他在心理空间上对“城乡交叉带”[15]的第二次体验。

有关“差别”的认识与表达

  以回乡知青身份出入北京插队知青的文学小圈子,给路遥制造了一个参照另一群体甚至社会阶层重新打量自己的机会:“我”是谁?“我”过着怎样的生活?“我”的出路在哪里?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用“参考群体”理论解释一种“相对剥夺感”的发生,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把原则上他并不归属的那个群体的规范当作正向框架。……对于期望无以兑现,希望成为泡影的个人来说,预期社会化就出现了负功能”[16]。“相对剥夺感”的重心不是“剥夺”,而是在新的参照系下“相对”发生的“边际人”效应。路遥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渴望脱离其隶属群体、又在封闭社会结构中无法进入到参考群体中去的“边际人”,而“交叉地带”正是自我认同发生危机时刻的空间隐喻。

  路遥早期经历中的追求与受挫,其实折射出了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影响下的农村现实。蔡翔指出平等主义与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是“革命的第二天”必然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对社会重新分层。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17]阎云翔在下岬村的田野调查中,也指出社会主义等级制度结构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村集体对农民生活的全面控制,通过党的干部依靠权力强制实施,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造成了干部与群众的差别;二是“自从50年代后期以来得到官方认可的城乡之间的分离与不平等”。这两点与蔡翔的分析相符,但阎云翔还特别指出了第三点:“毛泽东时代社会流动中的阶级路线和红色道德标准为社会主义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依据。……赋予贫下中农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精神上的一种优越感(自来红)。”[18]

  这里存在着一个被柄谷行人称之为“认识装置”的东西:以什么样的眼光观察别人的生活?以什么眼光看待自己?在不同的认识装置下,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的差别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被再现、被看见、被忽略、或者被压抑,而自我认同就是在这个“看”与“被看”的相互关系中完成的,并有可能以此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于主体位置的期待与想象。可以说,阶级分析的理论语言,或阎云翔所描述的“革命的穷棒子”心态,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装置”。“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风格和语言。更进一步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19]“阶级”并不仅仅以经济因素的生产资料占有为唯一标准,还要关涉到劳动分工、生活方式、教育程度、阶级意识与政治组织等多个方面。

  由此再看关于“什么是农民”的理解,从客观性现实来说,农民是被户籍身份划分捆绑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土地上、甚至必须为国家工业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阶层,它承受了太多社会主义制度性的歧视;但从表达性现实来说,农民阶级又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土地改革中“翻身”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使农民在经济上富裕起来,更是要在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描述中,让农民接受一套全新的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幸福”、“谁养活谁”、“我与土地的关系”等问题的答案,“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20],从而真正获得摆脱了被奴役地位的主体意识和尊严感。

  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之间的脱节是50-70年代日趋严重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套认识装置又的确为底层农民在尚未消除的阶层差别与相对剥夺感中,提供了一种缓冲与应对的方案,使个体有可能摆脱旧有等级制度形成的尊卑认识,成为具有能动性的历史主体。而赵树理、柳青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正是在“政治美学化”的意义上,参与到了对这一认识装置的构造中去。

  阅读路遥1970年左右到1976年《父子俩》之前的作品,充满了“十七年”小说中社会主义新人谱系下“新农村”里的“新农民”形象。有高三星(《父子俩》)、二喜(《优胜红旗》)这样以为革命事业奠定“基石”为荣,以为乡村集体利益服务为己任的年轻人。也有像《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这类小诗中生活得有滋有味的父辈农民。仅仅以“文革文学”的“假大空”来否定这些作品,无助于深刻的讨论,应当追问的是,为何这些人物在后来如《姐姐》这样的作品中渐渐消失了,为什么当路遥同样颂扬在土地上劳动、守护乡村价值的“农民”时,情感却变得沉重起来?《姐姐》并非如1980年代的批评家所言,仅仅是“一个富家子弟遗弃一个贫家姑娘”[21]的古典爱情故事,若如前所述引入回乡知青与插队知青隔膜的历史背景,就必须要回答这个悲剧的“当代”成因,而仅仅将它归结为“对残余的封建等级门阀观念的批判”[22],更不能深刻反省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路遥此阶段创作的内在分裂,暴露出“十七年”文学传统如何越来越难以处理日趋严重的城乡问题。如蔡翔所说,在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文学中,的确有许多反映干部与群众差别的作品,例如批判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文革文学”中狠斗“走资派”、反特权等,都是这一线索上的主题。但是对于脑体差别、城乡差别的表达却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而且经常会通过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些定义,来掩饰或遮蔽这些矛盾,回避了在日常生活物质消费、欲望满足等方面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城市与和乡村的差别,则主要是以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来克服的。“这一被压抑或遮蔽的矛盾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但是这一‘报复性’的叙述不仅没有制止社会分层的趋势,反而使得这一分层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支持。”[23]

  《父与子》和《姐姐》这两篇小说都与路遥的个人经历存在着巧妙的互文关系,当作者竭力与小说中的人物保持距离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实践为克服阶层差别建立的整套“认识装置”都遭遇了危机。站在改革前夜,高三星投身于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的快乐,已经无法给现实生活中的农村青年路遥带去人生的饱满;像姐姐那样回归传统的乡村伦理,也只能是暂时的慰藉。《父子俩》中插入“高考”与“扎根”的矛盾,实际上是路遥1970年代小说中第一次正面触及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差别”问题;而《姐姐》中的知青运动背景,更使他笔下的农村青年必须面对一次认识论意义上的考验:如何打量“外面的世界”,如何打量“外面来的人”。这里的“外面”,不仅仅指城市或者城里人,它还可以指在新的阶层分化中,在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上都优于农民的“特权阶层”。“交叉地带”就是这样在路遥对阶级“差别”或说社会分层结构的体验与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明晰的。“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24]路遥的“交叉地带”就是这样一处“风景”,当“个人/集体”、“农民阶级”(底层/农村)、“知识分子阶级”(精英/城市)等语汇,在从“十七年”经“文革”进入“新时期”的历史转型中发生意义变迁时,当阶级分析理论这一认识装置出现内在危机时,新的认识装置就会主导个人对世界的张望。1980年代制度变迁虽然为农民“松绑”,但社会分化(阶级分化)仍然是被解放的个体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如何描述这种“差别”以及身处其中个体的命运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1950-1970年代文学表达“差别”问题的经验与教训?高三星和姐姐们的出路在哪里?——也就成为路遥新时期小说必须不断重返的母题。

  (略)……

小结 柳青的遗产:个人、阶级与社会差别

  路遥在“文革文学”的体制规训中学习写作、初登文坛,一方面,它使得路遥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承接了工农兵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革命通俗小说的文体形式、理想性与崇高美学,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直接为政治政策服务、近于新闻通讯式的写作,又使他的作品过分依赖“主题先行”,错过了许多可能基于个体特殊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空间。与“文革文学”有染,造成了路遥进入新时期文学之初的转型障碍,但同样也成为他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不断寻找自己独特位置的重要资源。

  本章挑选的文本,都与路遥的个人经历存在着某种互文关系,当作家以个人经历作为小说原型,又自觉恪守文学成规时,写法上刻意突出与隐匿的部分,必然泄露出他无法自圆其说的写作困境,以及文本之外历史的多重面向:

  《父子俩》配合“教育革命”政策塑造扎根典型,却回避了现代知识与中国乡村间由来已久的内在矛盾;《姐姐》为承认新时期“平反”政策的合法性,不对抛弃姐姐回城的知识青年问责,看到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为国家建设牺牲的历史遗弊,却忽略了知青运动(包括新时期“知青返城”政策)中城市知青与回乡知青的身份隔膜;《惊心动魄的一幕》试图脱离农村题材、以党的好干部为中心反思“文革”,却错过了以农村出身的红卫兵视角去讲述小镇“文革”故事;《夏》、《青松与小红花,》以“打倒四人帮”、“现代化”、“人性论”等普遍价值,完成了告别“阶级斗争”的和解故事,却暂时搁置了新一轮社会分层中权力分配将继续压迫农民阶层的“和解的幻觉”。

  关注路遥六七十年代的个人经历,并非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挖掘他的内心世界,也不仅仅看重其史料价值,而是尝试通过这些文本去呈现路遥如何在不同文学表达的摸索中,不断拓宽对个人经验的理解及其历史书写的深度。路遥后来关于“交叉地带”的思考,不仅仅是对新时期改革图景下城乡现实的观察,也是他亲自经历50-70年代历史的认识结果。如何历史地去理解城乡差别,阶级的重新分化,以及在权力与资源分配中某个阶层或个体被压抑、被排斥的诸种问题?这些问题既可以被追溯到费孝通称作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内“上尊下卑的等级文化”;也可以被追溯到“十七年”一系列为克服三大差别的制度安排;还可以被追溯到六七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为个人松绑,并以市场化为导向允许“先富后富”的结构性变化中去。

  当路遥决意以柳青为师时,意味着必须追问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为路遥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参照?柳青说,《创业史》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革命改变了所有制,也在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我的小说的描写重点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25]面对土改后农村新的阶级分化,合作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解决社会分层与平等主义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农民要接受公有制,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牺牲个人利益;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又必须变成农民自身的内在要求,即将“牺牲”转化为“光荣”,创造一种全新的农民形象,使其在社会差别客观存在的整体性结构中仍然享有一种“主人翁”的尊严感。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包含了虚假与革命性两个方面:虽然它首先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但阶级意识还意味着要突破这种限定,“在一种客观的可能性中意识到自身阶级利益与社会总体的关系,并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26]

  在柳青的小说里,个人始终是以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典型形象出现的,代表贫农的梁三老汉,代表富裕中农的郭振山,代表可能会成为工人阶级或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徐改霞等等。所谓占有物质财富的差别、城乡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革命主体与他者的差别、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差别等认识,暂时制衡甚至悬置起来。无论是个人发家致富的“私心”,还是为集体事业谋福利的“公德”,不同思想冲突的背后始终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合法性论争,阶级分析理论才是小说中表达社会差别与自我意识的基石,也为小说中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气质提供了“质”的规定性。

  然而,这种认识与表达差别的写作传统在路遥这里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如果说在路遥1970年代发表的作品中还能找到梁生宝式的青年农民形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激情,那么从新时期初告别阶级斗争的“和解故事”开始,路遥笔下农村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已经越来越建筑在对农民“血统”卑微的自我认同上。而乡村则越来越像知青小说中“南方的岸”或“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只能自相矛盾地承载苦难与诗意,给无法出逃的儿女们提供心灵上的暂时慰藉。

  一方面,这种变化深刻地暴露出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的问题。即使像60-70年代的激进政治中格外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官僚特权阶层,要求城市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甚至在红卫兵运动中发展出关于“血统论”、“出身论”的极端论述,对于路遥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暂时打破城乡区隔,从“土包子”到“公家人”,从“庄稼汉”到“文学青年”的想象与机遇。而政策安排或阶级斗争模式在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差异,更将“差别”鲜明地公开化了。

  另一方面,在承认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取消差别的前提下,也必须看到,在“新时期”初彻底否定“文革”的一系列清算平反中,相比那些原本属于城市的“归来者”,像路遥这样的乡村知识青年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会在物质层面缩小城乡差别,但是否就一定能在意识层面让农村青年不再痛苦于“洗不掉的出身”呢?

  路遥进入1980年代后的写作,还将继续面临个人出路与社会差别的难题。想比柳青,路遥面对的是“非集体化”经济中乡村的结构重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的社会分层。当阶级斗争话语失效时,个人所感知到的社会差别就只能被表达为“城/乡”之间在物质资源、文化资本上的巨大沟壑,而不再能被放回到阶级关系中去考察。相应的,个人出路也被局限到“进城”与“回乡”的独木桥上,而不再可能以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重新定义有关社会差别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当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而阶级话语本身又趋于消失之时,现代平等政治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27]

  从六七十年代文学启蒙进入新时期,路遥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性追求的精神结构:它来源于柳青的文学传统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也得益于延川地区因其深厚革命传统在“文革”中形成的特殊氛围;但它又不能抹去路遥所亲历的饥饿与贫穷,以及时代能够给予农村青年的逼仄的人生道路。如何让这个理想性的精神结构,逐渐从失败了的革命政治规定中剥离出来,又如何能不断充实其思想来源,去回应新时期理想与现实的持续冲突——这正是路遥继承柳青,却又必须面对的与柳青截然不同的时代难题。

  注释:

  [1]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2012年第4期。另外,樊俊成在《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一文,也曾提到路遥在参与红卫兵运动期间所表现的“文学才华”:“路遥是一位很有文学天才的人物,在当时就显露出来了。当时‘四野’派大多数宣传材料,出自路遥与贺仲民之手。有一篇由路遥起草的文章,至今使我记忆犹新,题目是:《十字街摆下控诉台,土皇帝大骂造反派》。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四野’派撤出延川县城后,‘司令部’进城,利用本县籍的一位县级领导人,在延川县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街,作表态性演说,其演说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可想而知了。路遥的这篇文章被刻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为‘四野’派赢得了多数城乡民众的支持。”见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当代》2015年第3期。

  [2]《延川县志》,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4]《星的陨落》,晓雷、李星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5]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当时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邢仪回忆,由于恋人林达的关系,路遥渐渐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刚开始我们这帮同学并不看好他们的恋爱,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只是觉得北京知青找当地青年,合适吗?”林达的父母是侨委干部,比较开明,后来林达带路遥回北京看望许多同学的家长,“家长们好奇地观察着随和的、收敛的、敦厚的、健壮的路遥,有的评价说,路遥长得像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比想象的好。(不知他们原先想象的是什么样子)又有的家长说了,这个陕北小伙子真不错,但如果是和我闺女,我不同意。”邢仪的叙述佐证了这段爱情故事背后不得不面对的差别感。事实上,后来人们谈及路遥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矛盾,也还是会强调两人出身与生活习惯的城乡差别。见邢仪:《那个陕北青年——路遥》,引自《延川插队往事》,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293-294页。

  [6]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216-224页。

  [7]贾平凹:《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大家》1998年第6期。

  [8]《<山花>是怎么开的?》,《陕西日报》1972年8月2日。

  [9]《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人民日报》1973年11月30日。

  [10]参见杨世杰、董靖、肖桂芝:《在县文艺宣传队的日子》,《延川插队往事》,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249-252页。1972年《山花》创办后,宣传队更直接以《山花》上发表的作品为素材改编歌舞、小戏等节目。文中还回忆了路遥和闻频合写反映延川县一位游击队领袖故事的歌剧《第九支队》演出时的趣事。

  [11]陕西省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写了两辑《知识青年在延安》,宣传知青扎根热情,赞美陕北老区贫农对知青的关爱,其中就有路遥的妻子林达的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内容是自己在延川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中,参观毛主席太相寺故居时的体会,要做贫下中农的好儿女。辑中还有谷溪的《山村红医》,陶正的《风雨中》等。参见《知识青年在延安》,1971年9月第1辑,1972年11月第2辑。

  [12]《延川文典·山花资料卷》,曹谷溪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该资料卷收入了《山花》创刊至1987年12月总第122期的影印版。作为“老山花”,1980年代路遥还发表了《关于作家的劳动》(1981年总第70期)、《十年——写给<山花>》(1982年总第77期)。1983年总第94期刊登了一组关于电影《人生》的文章,如导演手记等。另外,该资料卷还收入由延川县革委会创作组选编的歌曲集,其中路遥作词的两首歌为《杨家岭松柏万年青》和《解放军野营到咱庄》。

  [13]陶正:《自由的土地》,引自《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孙立哲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26-34页。在陶正等北京知青的回忆中,都提到初到陕北时,农民贫困的生活处境如何像“出土文物”(史铁生语)一样迫使这些城市青年们重新认识中国。但也因为陕北偏远,特别是朴素的乡风民情及其在中共革命史上形成的群众基础,弱化了“再教育”的阶级斗争色彩,给予知青们更多的自由与温情。从1970年代的《山花》中也可以看到,即使有激进的政治宣传,编者也更着意于继承《讲话》精神,发扬陕北民歌、秧歌剧等乡土民间文学传统。即陶正所说,“和谷溪、路遥组班,播种和采集山川间的野花”,实际是要挑战作为“御花园里的贵族品种”的样板戏。因此,除了我在文中所述路遥从与北京知青交往中对城乡差别的实感,也必须注意到,这段特殊时期的文学启蒙如何为路遥进入新时期,做出了重要的思想铺垫:一是有政治眼光的历史反思;二是与北京知青一样感恩陕北黄土地和乡亲们的深情。

  [14]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2期。

  [15]厚夫在《路遥传》中记述了路遥在延川中学就读时上的是尖子班,班上大多是县城干部和职工的子弟,在校生需要按月缴粮缴菜金,因而出现开饭时甲乙丙三个等级。即后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吃黑馍被调侃是吃“非洲菜”故事的缘起。见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1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17]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页。

  [18]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19]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9页。这里借用黄宗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理论表述。

  [20]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14页。

  [21]白描:《论路遥的小说创作》,《延河》1981年第12期。

  [22]沙平:《各具特色,各有深意——评<姐姐>与<银秀嫂>》,《延河》1981年第6期。

  [23]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2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25]蒙万夫:《柳青传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2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3页。

  [27]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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