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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是沧桑》:杨家二十四代,中国二十四史

孔鲤 · 2018-06-17 · 来源:书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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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解决了革命题材难以写进观众心中的问题,让观众开始真正思考关乎信仰的一切;其次它完成了一次“天若有情天亦老”。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重庆谈判时期,杨廷鹤的四个儿女齐聚一堂,旁边坐的是他的妻子,对面沙发上坐的是他的儿女杨立仁、杨立华和杨立青,站着的是他的小女儿和养孙费明。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张恒饰演杨立华、黄志忠饰演杨立仁、孙红雷饰演杨立青

  在可见的历史中,这是这家人最后一次齐聚,很快他们就要再一次分道扬镳、兵戈相向,然后两岸永隔。

  这时杨廷鹤老爷子拿出了几本册子,分给了他的子孙们,这是杨家的家谱。杨老爷子说:“国有正史,民有家谱。‘家’这个字,大得很呐。家的上头是家族,家族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那就是苍天了。得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到哪去,一脉种气都是血缘连着,你就是跑到哪儿,也跑不出这本册子。家国家国,无家无国。”

  然后兄弟姐妹们便散作满天星,但这本家谱他们始终留着,正如杨老爷子说的那样,这是血脉相连的。

  在这一幕里,还有一个细节,杨老爷子说,原先入册的有二十四代,现在又添了“立”字辈,捎带上费明,一共二十六代。

  这个数字是有寓意的。二十四代杨家人,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当然二十四史里包括了《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些重复的纪传体史书,也没收入《新元史》《南明史》与《清史稿》,但“二十四史”的称呼却足可代表整部中国历史。

  当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的时候,杨家的二十四代,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等到了“立”字辈时,家国不在了。

  这是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最想表达的命题之一。

一 兄弟·家国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二十一集,杨立仁对一个英国人说:“中国的家庭,和你们英国人不太一样,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屡屡内乱、革命,各种各样的思潮,熏陶着一个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于是,传统瓦解了、破裂了,生出了势如洪水的家庭成员。”

  从杨立仁的视角来看,的确如此。杨立仁是一个很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看重的是传统和家庭,故事刚开始时,他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自幼经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后来去参加了国民党,成为一名有信仰的国民党军官。

  而他的弟弟杨立青,则在历史大潮中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抛下了家庭,投入到了革命当中去,与杨立仁势同水火。

  处于杨立仁与杨立青之间的杨家长女杨立华,同时也在国民党董建昌与共产党瞿恩之间摇摆不定,这样的犹豫让她最终变成了一个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与各方都保持着等距的联系。

  很显然,这是在以国寓家、以家见国。在老大杨立仁的眼中,“传统瓦解了、破裂了”,他的弟弟妹妹们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自己的弟弟妹妹们。

  电视剧开场在湖南醴陵,杨家人聚在一起,看似表面和谐实则暗流涌动。杨立华怀上了董建昌的孩子回家堕胎,杨立仁受到周世农的蛊惑准备枪杀北洋军阀政府指派的三省巡阅使,杨立青则懵懵懂懂误打误撞打了一枪。这一枪使得杨家立刻四分五裂,在那样一个传统即将烟消云散的时代,他们先后奔赴新时代的漩涡中心广州,离开了老一辈人怎么也不愿离开的故土。

  这是一个好开头,它交代了几件事:一是杨家三个孩子的不同性格特征;二是杨家三个孩子未来可预见的方向;三是在杨家三个孩子的背后有一个家。这三件事是全剧最大的联系与冲突点,三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但无论走多远,都有血缘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导演张黎与编剧江奇涛对中国人的一种寓意。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家是对本剧中三个主角的第一重公约数,而当杨立青奔赴广州以后,黄埔军校则成为他与一大批国民党军官的第二重公约数。

  我们知道,黄埔军校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将才,无论是共产党里的徐向前、许光达,还是国民党里的杜聿明、汤恩伯,在黄埔军校六期里,涌现出了上世纪前半叶军事舞台上许许多多的将领,他们一起在黄埔军校里学习、战斗。

  黄埔军校和其它军校不同在哪里?董建昌这么说:

  “黄埔的教学是当今中国绝无仅有的,如今你所知道的所有中国军队,都是军阀个人的私家军队,唯有黄埔军,是革命党的革命军。他们有理想,有纪律,听命令,服指挥,打仗不为升官发财,不为占据地盘,而是为了党,为了主义。”

  张志坚饰演董建昌

  这段话发生在杨立青第一次见到董建昌时,董建昌一语道破了黄埔军校不同于其它军校的核心原因,也第一次托出了本剧剧名的真正含义: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句话出自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么什么是正道呢?这是本剧一直在试图探讨的问题,它讲述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面对近代史时的不同表现,意图将上世纪前半叶的国共之争归结为主义之争。因此在电视剧刚开始时,就引入主义的相关表述,是必要的。

  当然,后面会发生什么观众很清楚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参与国民革命时,蒋介石在1927年的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在当年7月15日背叛了革命,一时间,国共相争,你死我活。

  不过《人间正道是沧桑》并没有急着就让大时代快速到来,而是不紧不慢地花了十集的篇幅(共五十集)讲述了杨立青在黄埔军校时所经历的事。他在这里有令他钦服的老师瞿恩,也有让他交心的班长范希亮,还有解语石、吴融、汤沐雨和穆震方等同学。

  他们构成了另一组意义上的“兄弟”。他们是同学,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他们有地主出身、有民族资本主义出身、也有贫农出身,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各个阶层的人一起合作进行的大革命。也许他们也会意识到很快就会划分阵营,但那一刻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这样的一组兄弟,也终于在1927年的屠杀中,被分开。

  在后面的情节里,无论是杨家兄弟姐妹,还是黄埔军校三期六班的学生们,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和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根据地时期、“反围剿”、长征、抗战……一直到重庆谈判的最后一次欢聚,再到最后解放战争时期。

  他们的命运,与上世纪的国共两党息息相关。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分家谱,就发生在重庆谈判时期。那时这些兄弟们放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刀,彼此伤痕累累地握手言和,但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大家心里都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只能举起杯子,酒不醉人人自醉。

  上党战役开启,国共之间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了。

  这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放大版,尽管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用“中国人”这个尺度看的话,他们仍然是二十四史以下的一家人,是“立”字辈,是第二十五代。

  那么第二十六代呢?

  在本剧最后,杨廷鹤老爷子临终之际,对养孙费明说:“费明,我们过去是一家人,将来还是一家人。无论走到哪儿,不论海角天涯、生离死别。”

  郑玉饰演杨廷鹤,陈紫鹏饰演费明

  杨老爷子是谁,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他是杨家兄弟姐妹的父亲,如果说杨家的“立”字辈代表的是争斗不休的国共双方,那么杨廷鹤在剧中就象征着这批人共同的归属、共同的家国。他在、过去就在、传统就在。

  那么费明呢?为什么主创没有让杨老爷子把这番话对杨立青说、对杨立仁说、对杨立华说,而是让他对费明说了呢?

  费明的亲生父母是一对共产党人,后来父亲牺牲、母亲不得已去了根据地,由于种种原因,费明被杨立华收养,在杨家长大。

  这也就意味着,剧中所有“立”字辈的以及与“立”字辈有关的同辈相交的那些爱人、同志、同学,都是费明的长辈。——换言之,费明是在他们各自力量碰撞与撕扯下的下一代。

  费明的身上,流着所有人的血。

  在修家谱那一场戏里,杨老爷子特地说了:“捎带上费明,一共二十六代。”

  如果说杨老爷子代表的是过去、是传统,“立”字辈代表的是撕裂、是革命,那么杨老爷子和费明的这番交谈加上费明的身份象征,就代表着新生,代表着和过去的和解,代表着各方都认同的一个点:血浓于水。

  “费明,我们过去是一家人,将来还是一家人。无论走到哪儿,不论海角天涯、生离死别。”

  戏到这里,杨老爷子也就再没有遗憾了,很快1949年前夕他就去世了,因为他找到了那个能代替他的人。

  当然,杨老爷子还特地和费明聊到了一个人,费明的亲生父亲,瞿恩。瞿恩一个人承载了《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另一大命题,信仰。

二 历史·艺术

  我们来说说瞿恩。

  瞿恩是全剧中最发光的人,是全剧中的精神象征,是全剧中最光辉的人,是全剧中最耀眼的人。

  他是圣人,但却是一个让所有人爱着的圣人。谁都愿意把最好的词汇放在他身上,因为他身上的理想主义实在是太过光芒四射。

  瞿恩的艺术原型其实是《红色恋人》里的靳,靳由张国荣饰演。这部电影由叶大鹰执导、江奇涛编剧、张黎摄影,私以为在制作这部电影时张黎和江奇涛就已经有继续深入一步的想法了,这才有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当然《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另一个母本应该是伊琳导演的革命导演《大浪淘沙》,讲述的是一家人在大革命中选择了不同道路的故事。

  而瞿恩的历史原型更加光彩夺目。和母亲与妹妹一同赴法留学时,他是蔡和森;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后参与了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时,他是恽代英;在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时,他是周恩来;在被捕后枪决,神情自若写下遗书时,他是瞿秋白……

  这是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一批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集合体。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瞿恩被捕后,杨立仁威逼利诱,使出了浑身解数。拿高官厚禄来诱惑他,拿费明的照片来打动他,拿多年的交情来说服他。可瞿恩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从容就义。

  瞿恩微笑着拒绝了一切。面对行刑的他的学生,他也没有怨恨。

  瞿恩冷静、温情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实死是一个人的事,谁也帮不了你,对不对?在这个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广州,广州就有一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里有一个政治部,政治部里曾经有一名教官叫瞿恩。我至今认为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我那个时候年轻,军校也年轻,国共两党都很年轻,虽说有些磕磕碰碰,但是比较今天的血雨腥风,依然是美好的,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答案其实非常明白,那就是你们的蒋总裁,他一屁股坐到了帝国主义一边,坐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反共反人民,实行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可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想要阻止历史前进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白,杀戮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我们代表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属于劳苦大众的中国。我的话讲完了,再一次,再一次谢谢大家。”

  孙淳饰演瞿恩

  这一段故事每每看到都很动容,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诠释这句话:“理想有两种:一种,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理想通过我而实现,纵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故事里的正面形象会在家长里短的杂事中被消解,瞿恩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人格。理想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瞿恩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自己要求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因为不成为这样的人,他这一生无论得到什么都白活了,爱情、亲情、财富这些都不足以让他违背理想,若是失去了理想,他的人生将没有意义,也因此他也只能走到底。

  这时的孙淳,一副眼镜,一根拐杖,一双睿智的眼睛,一口有力的台词,加上导演张黎360度的机位拍摄,让就义戏成为全剧最经典的段落。

  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物不会让观众觉得虚假,只会让观众觉得美好,只因为即便他犯过很多错误,所幸的是那些错误和自私全部无关。他是一个无私的人,心底无私天地宽。

  《国际歌》奏起,枪声响起,瞿恩的肉体倒下,瞿恩的精神永生,他仍然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大家心里过不去的坎。

  瞿恩已逝,音容宛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提到这部剧时,想到的不一定是杨立青,也许是瞿恩。

  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在本剧中,每个人物都是按照这条原则塑造的。尽管这是一部革命题材历史剧,但全剧中没有一个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人物,它的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并且原型不止一个。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剧情高度浓缩、让尽可能多的历史事件出现。

  主角杨立青最主要的原型自然是陈赓,这一点大多数观众都看出来了。此外杨立青是湖南人,在入学前学过测绘,也因此在报考黄埔军校时被高看一眼,后来救过自己的老师瞿恩(周恩来),这与酆悌的经历是很接近的;醴陵人陈明仁参与了广东淡水之战,后来杨立青打淡水城时移植了这一段;杨立青后来成为抗大的教员,在辽沈战役时期主抓兵工生产,这是杨至成的历史;解放湖南时,杨立青劝降董建昌,而在历史上,则是萧劲光劝降程潜……

  单写一个历史人物原型的话,可能观众只能看到特科、而无法看到长征,或者只能看到抗战、而无法看到根据地,因此当多个历史人物糅合在一起成为杨立青后,这个人物身上的戏就大大被增强了,人物自身的纠结、矛盾也得以放大。

  杨立青的哥哥杨立仁原型也不少。从教书先生到国军军官,这是胡宗南的人生经历;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到后来的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这是邓文仪的履历;后来的中统局局长、曾经的无线电培训班负责人,并与叛变的费侠结为夫妻,显然徐恩曾与杨立仁在剧中中后期的形象很接近。

  杨立青的姐姐杨立华应当是泛指,但名字可能来自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在设计人物时,是先定下了瞿恩,再定下的杨家兄弟姐妹。

  上面提到的费侠,她在剧中被化为了林娥,而杨立仁同样爱上了林娥,只是林娥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而费侠最终叛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林娥的儿子叫费明。此外,林娥还有一个原型是安娥,安娥是田汉的妻子,早年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打入国民党情报机构。

  既然瞿恩的原型有蔡和森了,那么和他一同赴法的瞿霞的原型就必然有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了。瞿霞被捕时被引渡的过程和邓中夏(男)的经历很像,而被关押在牢狱中多年的戏份则应该是参考了帅孟奇。

  另一个毕竟重要的人物是董建昌。董建昌在剧中是卖花布出身,张发奎入伍前也曾在染布作坊打过工,身为机会主义者,后来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董建昌也担任过第四军军长,抗战时他二人的经历也比较接近;同时,董建昌最终在湖南起义,是参考的程潜。

  此外还有杨立青的那一批同学们,范希亮的原型应当是宋希濂,汤沐雨的原型应当是汤恩伯。

  除了这些艺术加工外,本片还在视听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在经过了《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中国往事》后,摄影师出身的张黎终于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达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与市场接受程度的高度吻合,再之后的《圣天门口》便不大被一些观众接受,而《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许多画面构图、视频剪辑则恰到好处。

  从过往的新闻访谈里我们能看到,在拍摄《人间正道是沧桑》时,张黎不会像一些导演那样将机位固定,让演员对着镜头说话就可以了,而是会360度无差别拍摄,到最后再剪辑,同时也不会只将镜头对准一个人,会突然摇向在场的其他演员,因此所有人所有角度都必须演到极致才能让张黎满意。

  而在剪辑方面,张黎会不断使用黑白闪回,这是从《大明王朝1566》里就有的,这样的闪回是人物内心的自白,当说出口的话和说给自己的话不断交叉呈现时,艺术效果会成倍放大,人物的丰富程度也会增加。

  顺便一说,本世纪以来最好的那一批电视剧,其中大多数有张黎这一班底的工作人员参与。《汉武大帝》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剪辑师是张黎的御用剪辑刘淼淼,《白鹿原》和《好家伙》的摄影师黄伟参与过张黎多部电视剧的摄影;《大清盐商》《镖门》的导演韩晓军是张黎多部电视剧的副导演……

  《白鹿原》剧照

  当然,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也都参与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制作。可以说十年前的这部《人间正道是沧桑》至今依旧是一座艺术作品上的里程碑、一座高峰。

三 真实·幻影

  还是让我们先把目光回到瞿恩身上。作为全剧的灵魂人物,他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国共之争的核心:农民的问题。

  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提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而在次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写了:“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电视剧第七集,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们跑去了瞿恩家,其中范希亮向瞿恩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目前农村,农民把田荒了,去造富人的反,出地主家的谷子,那么,这到底算不算革命?城乡那些整日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人,他们也算作无产者?农协是不是有强迫农民入会的?农协任意关押、游斗地主富农,甚至砍头而不犯法,许多农会因此被称为砍头会。中国农民一向以目光短浅、散漫而无组织、无纪律闻名,革命是不是说要依靠他们来完成?共产主义是不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

  这个问题虽然尖锐,却是迫在眉睫。——它是国共之争的开端,也是最终决定国共命运的核心问题。因为共产党是替农民和工人等穷苦人说话的,而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右派靠的是地主乡绅和官僚资本,因此在国民革命快要成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摆在了桌面上。

  瞿恩怎么回答的呢?瞿恩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关于近来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确牵涉到一批湘籍军官的家庭。对此,他所了解到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部分军官说,好得很,一部分军官说,糟得很!有趣的是,说好的几乎全部是贫家子弟;而说糟的,又多半是富家子弟。想要解释这一现象,恐怕只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关于这个分析,有人已经认真地做过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这段话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许出于电视剧不宜讲述过多大道理的原因,也许出于谈论这个问题会对剧整体的艺术化造成损害的原因,瞿恩并没有深入探讨,而是点到为止。有兴趣的观众会顺藤摸瓜去翻到这篇文章好好阅读。

  《人间正道是沧桑》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它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白什么是旧三民主义、什么是新三民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也没有向观众区分清楚什么是国民党右派、什么是国民党左派、什么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者,这些主义、这些人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

  因此,当瞿恩就义时,《人间正道是沧桑》并没有引用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原话甚至思想,而是让瞿恩谈了主义的不同、谈了黄埔军校,将落脚点放在了黄埔军校。

  这是与过往的不同。《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一种诠释。一部好的历史剧一定要有自己的历史观,否则观众就只会看到一个个木偶。——而这部剧的历史观,在更大程度上达成了各流派之间的平衡。——每次对历史产生一种诠释就意味着进行一次建构,建构意味着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历史背景上。

  证明这样的建构是正确的很难,但证伪很容易。

  从这一点上来说,《北平无战事》做得也许比《人间正道是沧桑》更好一点。在这部剧的最后,方孟敖当着曾可达的面,最后评价蒋经国时说:“他只是个孝子。”

  《北平无战事》剧照

  一个词,“孝子”,盖棺论定。整部剧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写了蒋经国的币制改革,看似写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最后挣扎,可是最后的评价只是这个吗?

  答:是的。

  考虑到《北平无战事》原来打算用的名字《最后的王朝》我们就能理解了,尽管国民党看似是一个新型政党,但它依旧沿用的是旧时代的封建的、官僚的那一套,依然是一个王朝性质的政权,依然是一个私人政权。既然蒋经国只是一个孝子,蒋介石一个电话就能让蒋经国放弃,那么忠也只是对蒋介石一个人的忠。这是对国民党的评价。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杨立仁这个角色是有信仰的,很迷人,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但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忠心之上的,这一点剧中着墨不多,也因此可以说《北平无战事》走得比它更远一点。

  当然《北平无战事》并没有正面描写,我们来看一些事例。

  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红岩》,尽管是艺术加工,但我们不妨拨开云雾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里是中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做出这种暴行的国民党军统,就是法西斯。

  当你看到这段历史时,你绝对不会认为国共争端只是所谓的理念之争、是所谓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兄弟阋于墙,到了后期,这已经是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拉壮丁、抢黄金、贪外援,这些我们都不说了,我们就来看看白公馆和渣滓洞里发生了什么。

  就拿最出名的小萝卜头来说,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男,1941年生于江苏邳州,1949年9月在重庆被害,遇害时年仅8岁,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小的烈士。他在只有八个月的时候就被抓进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出去过,这样一个营养不良的小男孩,最后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于是大家都叫他“小萝卜头”。由于他年龄小,看守们对他不够严格,因此他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东西、传递信息和秘密情报,在门口放哨,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等。

  小萝卜头为什么会进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宋绮云。宋绮云是中共党员,1929年由组织派到杨虎城军部工作,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安事变前后对杨虎城部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8月,蒋介石明知大势已去,当毛人凤问他该如何处置杨虎城等人时,蒋介石说:“早就该杀了,留着他们做什么?今天之失败,就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了!”

  9月6日,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共八人在重庆戴公祠被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9月23日,杨汉秀被害于歌乐山金刚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十人被公开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三十人被害于电台岚垭。11月25日,杨虎城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害于梅园公路边。11月27日,“11·27大屠杀”从白公馆开始。

  这次大屠杀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共293人被杀害。

  此外在国共之争中被杀害的还有游曦、李硕勋、蔡会文、徐婴、卢志英、朱念群等许许多多的烈士,这其中还有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伍若兰被杀害后,头颅被挂在赣州城门示众……

  尽管《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有关于瞿霞被捕生不如死的段落,但是和真实的历史比起来,这一切显得似乎也没那么令人难受了。

  不过,在剧中扮演瞿霞的演员柯蓝曾经在接受访谈时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口号式的理想让我们变得没有理想了。而现在我又重新开始反思自己的青春期,重新规划下半生的活法。”

  这个转变就来自《人间正道是沧桑》。通过这部剧,她开始理解她的爷爷和奶奶那一辈人的事情,她的爷爷是开国上将钟期光,奶奶是经历过战火的凌奔。只有当她自己经历了那一段历史时,她才能明白并理解祖辈们当年的选择。

  这也是这部剧想要传达的点:信仰。

  拥有信仰是这部剧最想表达的,也因此它放弃了原先的描述方式,转而歌颂瞿恩,让杨立青在杨立仁、董建昌和瞿恩的多重碰撞中,最终坚定地站在了瞿恩这一边。

  观众也会有自己的选择,这就足够了。

  毕竟《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部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不见得要承担所有的命题,它有自己的表达、有自己的美学,这足以使得我们对它高看一眼。只是真实的历史并不是完全如此,这一点是需要特地标明的。

结语 天若有情天亦老

  正如全文所说的那样,《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都很高。它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向观众呈现了上世纪上半叶那样一群人为何做出他们的那些选择,在高度艺术化的同时,做出适当的历史改编是我们认可的,如果完全执着于历史的还原,那么可以推荐“大决战”三部曲。

  之所以特地说《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政治价值,因为它表达了主创的一次诠释。首先它解决了革命题材难以写进观众心中的问题,让观众开始真正思考关乎信仰的一切;其次它完成了一次“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上天也是有感情的,那么他也会随着岁月蹉跎而老去。

  有一部由张国立、陈宝国、马少骅主演的电视剧《原乡》,讲述的是一批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老兵想回家却不得的故事,在全片高潮处,张国立扮演的洪根生说了这样一句话,彻底击溃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想回家见老娘的,举个手。”

  2012年获得过感动中国人物的高秉涵,1949年离开家乡,那天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不足以谈人生。

  在编剧江奇涛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原小说最后,是这样一幕——

  一位老人看着连战访问大陆的新闻感慨地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杨立青将军一九八八年病逝于北京。

  杨立仁先生一九九六年病逝于台北。

  杨立华女士二零零一年病逝于台北。

  他们都遗憾地未能看到重聚的这一天,但他们的后代彼此都保持着来往。

  在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的今天,当我们远眺对岸时,我们更应该主动伸出手,跟那些真真假假的杨立仁们说:“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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