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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白的悬诗:异邦的刺客(下篇)

克尔白的悬诗 · 2018-06-07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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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强权共产主义”与“党法西斯主义”是“同校”,那么列宁和墨索里尼自然也就成了“同学”。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又走在了日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三大极权主义领袖”之类极右派言论的前列——讽刺的是,安那其所推崇的革命工团主义恰恰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  安那其的刺客(中)

  

  青年,青年,我们是青年,农人的先锋。

  到农村去,共同生产,丰富社会享用!

  到农村去,帮助成人,教育儿童;

  到农村去,努力合作,铲除一切苦痛!

  到农村去,创造万人福利,用我们的全力,击起农村改造的洪钟。

  ——《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歌》(谱曲:马思聪 作词:陈范予)  

  

  “1922年后,领导着对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包括黄凌霜、秦抱朴、毕修勺和巴金。”(上引德里克,第207页)

  尽管在解放后,巴金将他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从履历表中抹去,否认自己的笔名是表达对安那其的两大祖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尊崇之情,但无论是巴金本人所撰写文章中的不经意透露,还是相关研究者的文章——即便很多文章把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处理为“过去时”,并避免涉及那些太过激烈的反共言论——都证明着巴金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关联。

  巴金在“反布”、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是毫不妥协的。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单纯的‘复仇主义’,它不仅没有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且打开了进一步冲突的大门;如果工人变成了新的专政者,其他人就会来推翻他们。除此之外,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无产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历史上从没有多数压迫少数这样的事情。’”(上引德里克,第209页)

  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系统性批判,主要体现在巴金以“芾甘”的名义所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中——使用本人的字而非笔名或许有着如此用意: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真诚地宣示我的政治主张——该书用题为“专政的把戏”的整整一章来怒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在工业方面,专政取消了革命之基本的目的,即不把生产权放在无产

  阶级手里使工人不再做工钱奴隶。专政不过把主人换过罢了:现在的老板

  是政府,不是个人资本家了。......在文化方面,布尔塞维克统治乃是一个强

  权共产主义和党法西斯主义的养成所,凡与政府党意见相异的思想皆被压

  止了。(芾甘:《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84页,上海自由书店,

  1930)

  公开将“强权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无政府主义恐怕要算是极右反共思想的老师了。

  在社会方面,在革命后十余年的俄国,没有人能够享受经济的独立,

  政治的自由与安全。“格别乌”无时不在暗中工作,无缘无故地深夜突然

  到人民家中搜查,逮捕枪决。为了个人的私怨秘密告发为反革命,使人陷

  身囹圄,未经审判即被处刑,或流放西伯利亚北部的冰天雪地或亚洲西部

  的干燥的荒土。对于非布尔塞维克的人,俄国成了一大监狱,在这里面,所

  谓“平等”是指恐怖平等,所谓“自由”是压迫自由。(上引芾甘,第185~

  186页)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样的言辞是早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前就已发出的,因为巴金对列宁也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

  在俄国真正的专政者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共产党。表面上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握着大权而其实操纵权力的是委员会里的内部组织,即所谓“政

  治部”者。是政治部的人员数目不到二十,但政治部也不是真正的专政者,

  因为在政治部里对于每个重要问题都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真正的专政者乃

  是那一个可以左右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这就是列宁。犹如意大利法西斯党

  专政中的莫索里尼一样,从布尔塞维克发轫以来一直到列宁寿终正寝,其间

  总是列宁的见解与理想施诸实行,纵使全党反对他的意见,中央委员会痛驳

  他的提案,而他的意见他的提案依然要施诸实行。总是列宁得胜。在布尔塞

  维克历史上每个危机一发的时期中,情形总是如此。这不能不如此,因为

  专政的意思本来就是个性最强能力最强的人支配,一个人的意志之至高无

  上,不可侵犯。(上引芾甘,第177页)

  既然“强权共产主义”与“党法西斯主义”是“同校”,那么列宁和墨索里尼自然也就成了“同学”。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又走在了日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三大极权主义领袖”之类极右派言论的前列——讽刺的是,安那其所推崇的革命工团主义恰恰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马丁·布莱克霍恩:《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译文出版社,2003;仓理新:《无政府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51~54页)。

  巴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非常反对:

  “新经济政策”乃是开倒车,乃是将十月革命之结果全部颠覆而回复到

  资本主义的路上去。然而列宁的意志终于得胜。......这样看来所谓无产阶级

  专政不过是列宁专政罢了。(上引芾甘,第179页)

  所以他断言:

  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之下实

  行共产党领袖专政。(上引芾甘,第168页)

  巴金这样来定义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性差异:

  安那其主义者与布尔塞维克间的大区别乃是安那其主义者希望民众由

  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决定管理他们的事务,并不要受任何政党的命令。他们要

  真正的自由与志愿的合作。所以安那其主义者自称为“自由共产主义者”,

  而称布尔塞维克为“强权共产主义者”。(上引芾甘,第157页)

  “四·一二”政变后,巴金并未像他的诸多无政府主义同志那样积极地投向“安国合作”。作为安那其但也是一个精神上的人道主义者,“安国合作”的血腥味以及对于国民党的反感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但与此同时,和其他排斥“安国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对在“安国合作”之后或之前形成的无政府主义关系网下的人脉、资源、事业,就不是拒绝而反倒是多有利用了。所以就某种程度而言,即使是非“安国合作”派,仍不免间接地参与到了“安国合作”之中。

  在当时的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据点除了后述“安国合作”系的立达学院—劳动大学外,则属邓梦仙的华光医院最为重要。该医院位于法租界,由曾留日学医的四川人邓梦仙创办,据华克之的证言,王亚樵“在前期和庸懒的教授景梅九,医生邓孟先(“孟先”在其他史料中多写作“梦仙”,正文从后者——笔者注),文人叶正叔,校长李怀诚等人混在一起。邓孟先是在日本学过医的,回国后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巡捕房对面李梅路那条路上,开设一个华光医院,吴稚晖、李石曾、张继以及作家巴金在未得意之前都去过的,王亚樵和笔者也去过多次。这些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高吟低唱都是些乱七八糟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蒲鲁东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巴枯宁主义。我认识王即在这个医院里面。他主张暗杀,是从这些人的理论演化而来的。”(上引韩厉观等,第103页)由此可见华光医院在中国安那其中的特殊地位。

  华光医院同时也是国外无政府主义者往来的所在。华提到“未得意之前”的巴金也是医院的常客,而在此医院中与巴金交往频繁的有卢剑波、毛一波、朝鲜人柳子明和日本人佐野一郎(中国名字是田和民)。在此须着重介绍一下与巴金关系极密切的柳子明。

  柳子明(1894—1993),小时名兴甲,学生时代又名兴湜(一作植),别名子明。万岁后他来到上海,一度参加临政的活动。因受朝鲜安那其巨头申采浩的极大影响而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金九称他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派’猛将”。1926年,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影响,柳子明所在义烈团于广州召开改组会议,向革命政党模式转变,柳与白贞基为少数反对者。翌年,“四·一二”政变及大规模反共清党发生,柳子明在广州亲见肖楚女被枪杀,受到“突然间天地皆黑” 般的冲击。与金元凤一起离开广州后,27年经上海往武汉参加安那其系的“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成立大会;但28年时,却因共产主义嫌疑遭到武汉公安局和日本领事馆特务的逮捕,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此期间,他见到很多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反绑着双手,高昂着头颅,喊着“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往汉口后马路的枪决刑场而去。

  1940年以后,柳子明主要在福建、广西等地从事农业技术工作。解放后(这里指1945年朝鲜的解放),他的经历颇富戏剧性:46年柳子明前往台湾,在那里任农林处技术室主任、合作农场管理所主任等职;50年1月,他与同志郑华岩向南朝鲜方面递交了归国申请书,但由于一些波折,差不多半年后才拿到签证,遂立即偕妻儿往香港搭船回国。怎料一行人于6月25日晚上到达香港时,因朝鲜战争的全面爆发,船路断绝,顿时成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就在此举目无助之际,柳的“生死之交”,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郑星龄伸出援手,聘其为湖南大学农学院教授,一干便是三十年。“1972年他带领农业系和园艺系的教师们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农业植物进行了考证,对中国水稻栽培的历史从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方面做了论证。......他执笔的《中国玫瑰和世界玫瑰》(中国园艺学报,1964年)是‘对中国玫瑰的最系统的权威性论著,引起了国内园艺学界的普遍重视,它赋予了中国玫瑰应有的国际地位。’”他还“培养了湖南省的许多园艺专家、葡萄专家。”(金柄珉、朱霞:《国际友人柳子明的生平与意识世界》,《东疆学刊》第21卷第3期,第5页,2004)“1993年2月25日为了纪念他的90寿辰,湖南农学院举办了盛大的祝寿茶话会,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也出席了会议。”(上引金柄珉等,第4页)由此可知,1950年后长期定居中国的柳子明,可谓是事业有成,桃李满园。只是人至暮年,怀乡之情也就愈重,在《我的回忆》中他这样写道:“如今的我已变成手拿扇子悠闲度日的老朽,坐在异国土地的葡萄藤下,拿起笔来追忆着逝去的岁月。”(上引金柄珉等,第3页)

  实际上,早在1957年时朝鲜政府便曾邀请其归国,但在中方的挽留之下最终未能成行;同时在冷战格局下,想回到南方也是无望。有意味的是,北南双方都对柳子明表达了友善:朝鲜于1978年授予他国旗勋章;而韩国则在1968、1991年分别授予其总统奖状和建国勋章。在那样高度敌对的时代下(即使现在也没有改变多少),能有如此待遇的,除了著名的摔角手力道山(金信洛)之外,恐怕是凤毛麟角。

  说回到柳子明与巴金,这两人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

  巴金曾以柳子明为原型写下了小说《头发的故事》(1936),而“1983年柳子明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和巴金之间至今有通信往来。’巴金视柳子明为兄长。柳子明曾把自己用汉文写的回忆录送给巴金审阅,巴金仔细阅读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柳子明之女柳路德的回忆,1984年柳到北京的女儿家时,恰巧巴金也由上海来京,柳得知后便打电话给巴,要前往拜访,巴立即表示:“‘大哥怎么能先拜访老弟呢,老弟去拜访大哥才是道理。’于是巴金和记者一起来访问柳子明并一起照相留念。”(上引金柄珉等,第6页及该页注一)这里令人留意的是关于柳子明的回忆录。“柳子明先用汉文写了《我的回忆》送给巴金审阅,后来辽宁民族出版社根据原稿译成朝文并做了一些补充。”(上引金柄珉等,第3页注一)既然是以汉语写成,为什么不直接出版汉语版本,却要从汉语译回朝语呢?一个很自然的推理便是:由于柳子明的回忆录中涉及到大量当年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内容,对于柳子明来说,这或许并无不妥——不将这些经历写出来反倒会留下过多的历史空白——但对巴金而言,却并不希望张扬其事,所以才会出现汉语原版本再译回朝鲜语的情况。

  1930年1月,柳子明在南京中央通信社经营者远小仙之弟远志伊的介绍下,前往上海立达学园的农村教育科任职,教授农业与日语。之前在介绍柳子明生平的时候,我们有意略去了他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经历,因为以下我们将会重点讨论柳子明所在的作为上海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重要据点的立达学园及劳动大学的历史。

  立达学园创办人匡互生(1891——1933),字济,号日休,湖南邵阳人。匡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著名的火烧赵家楼,正是由少年便习武的匡互生打开的曹宅大门,学生得以蜂拥而入,曹汝霖逃避及时,结果是学生将误认为曹的章宗祥与前来救护章的日人中江丑吉(中江兆民长子)痛打一顿,又放火烧宅。据很多当事者的证言,率先放火者也是匡——不过相关回忆存在矛盾(一说是俞劲,但俞说是匡),这体现出亲历者的“历史回忆”通常都有的那种微妙性——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叙及此段经历时大有忠臣受屈之感,并指学生“野蛮”。其实曹应觉万幸,因为他不仅是逃过了一顿打。

  匡互生在1910年代后期已倾向无政府主义,并于1918年和1919年先后组织安那其系的同言社(后扩展为健社)与工学会,故此对以暗杀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具有共鸣。据周予同等人的证言,当时的确存在着针对曹、章、陆等卖国贼的暗杀计划,但最终因未弄到手枪等原因,无奈作罢(参见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张石樵:《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94页;第104~10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919年夏,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匡互生回到长沙任教。翌年驱张运动爆发之际,怀炸弹欲暗杀张敬尧,但不久因张败走而事辍。易培基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应聘为一师教务主任。在职期间,“决定破例聘请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同志回校任教。”按一师旧规,只许有大学学历者才能任教员,于是匡互生在旧规中加入“附属小学的主事,可以到师范学校任课”一条,使毛泽东得以破格担任一师的国文教师,“这在当时湖南教育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方文:《五四运动的杰出战士匡互生事略》,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01页)因此,“全国解放后不久,毛主席到上海见到某教授,询问匡互生的后人在哪里,革命情谊可见一斑。”(匡大安:《矢志振兴中华》,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51页)

  1922—24年间的匡互生,辗转于江浙一带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但因个人理想难以贯彻,与校方多生龃龉,最后皆怏然而去。1925年,匡与陶载良、丰子恺、朱孟实等创立立达中学,是其实践自己真正教育理想的重要一步。立达中学后衍变为著名的立达学园。关于立达学园这个名称,“立达”典出《论语》“己预立而立人,己预达而达人”(参见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20页);“学园”则是出自“我们希望教育者有真正的园艺家一样的趣味,所以叫学校做学园”的教育志向(参见匡互生:《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学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8~30页)。

  立达学园设高中和初中(位于江湾),高中又分普通科(位于江湾)与农村教育科(位于南翔柴塘),而后者是学园的核心。立达的教育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柳子明于1930年1月进入农村教育科,并受到匡互生的礼遇:“......教师的待遇一律是月给六十元。这是匡先生对我特别照顾,月给八十元。这是由于匡先生理解了朝鲜人被日帝压迫的情况,以及当时朝鲜革命者在上海及其他各地艰苦斗争的情况,所以给我特别优待。”(柳子明: 《匡互生先生印象记》,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32页)他对农村教育科的教学特点是如此描述的: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二)学生管理学校......(三)学生互

  相教学......(四)和农民互相学习......(五)学生、工人和教师三结合......(上

  引柳子明,第132~134页)

  此文写于1974年,在语言上或许有“与时俱进”的考虑,不过,所指出的这些特点倒并非牵强附会。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及改造热情,是无政府主义者自认为优于传统上更偏向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一点。匡互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农村社会......如果要求把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竞争中,免避没落和被压迫的厄运,我们只有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新农夫去做改革农村这种根本的工作。”所谓的“新农夫”指的是那种“能耕田、能读书、能为农村服务”的人(匡互生:《本科史略》,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99页)这里既有当时流行的农本主义色彩,更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完人”理想密切相关:

  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国人,即在精神劳动和手工劳动方面都同样熟练的“完人”。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把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复杂的、他们认为是统一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完人”身上。(上引德里克,第22页)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也有着类似的理想:“新人”——她的典型就是《纪念白求恩》中最后的那段话。安布的理想之人在向“旧人”挑战方面有一致处,但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新人”挑战的是超历史的“人性”论;“完人”挑战的是“劳心劳力”的封建观念。然而,即使是在革命取得了胜利、超凡领袖坐镇的时代里,塑造“新人”又何等艰难!而一个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下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想要实现所谓的“完人”理想,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可能性。匡互生在1931年9月27日的家信中十分悲观地写道:“二十二省以内,没有几省没有土匪,没有几省不打仗,中国真是烂到没有滓渣了。但是一般人心,比以前更要坏些,将来的情形,必比现在更要烂些。”(后可:《匡互生先生的思想》,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65页)“黄金十年”的民国神话,如此而已。

  由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所编的纪念文集《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很自然地尽量回避了匡互生及立达学园的安那其性质,但在某些回忆文章中,还是不免将这一性质透露了出来,比如这一段:“我当时已是个世界语者了,为了宣传世界语,经常佩带着绿星章,我在立达办过世界语学会......也认识一批进步的文学家和世界语者,如巴金、卢剑波、盛国成、钟宪民、索非(君)等......巴金把他的公开或秘密出版的全部译著送了我。”(周尧:《灵魂的洗礼》,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87页)对无政府主义史有所了解的人想必很清楚,“绿星章”(象征“绿波”,即世界语)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辨识标志之一(参见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第75~78页)。又如巴金——其弟李采臣当时就在立达的农村教育科就学——所写的《怀念匡互生先生》,文中讲到作者的几个朋友因为“共产党嫌疑”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后,“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巴金:《怀念匡互生先生》,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78页)很明显,被捕者之所以能很快得到保释,乃因匡互生与党国“元老”李石曾并非只是简单的“认识”关系,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同路人,立达本身便有李石曾、吴稚晖的后援,受国民党中央教育部的财政支持。而在立达的农村教育科,教师阵容除了朝鲜人柳子明之外,陈范予、马宗融、罗世弥、张晓天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安那其——此处略提一下马宗融(1882—1949)。马是四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大省)成都人,回族。1919年留法,是无政府主义杂志《工余》(主编为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延年)的创办者之一。在抗战时期曾任重庆回教救国协会副理事长。(上引《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164页)从其简历中可知,马宗融既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这也反映了与今日的刻板印象不同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伊斯兰表现出的力求变革,希望从世俗乃至左翼激进思想中寻求资源的开放姿态,马宗融和无政府主义以及二战后中东什叶派与共产主义的联系,都说明了这一点。

  “安国合作”在1927年的血泊中形成后,有了党国元老们的保驾,无政府主义者雄心勃勃,要来实践他们的理想了。于是,“安国合作”的最大成果——劳动大学应运而生。4月下旬,由匡互生和李石曾、吴稚晖共同发起,将江湾模范工厂、游民工厂改设为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匡“最亲密的友人”,浙江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沈仲九。同匡互生一样,他也是易培基掌管湖南一师时聘请的老师——不过,沈仲九的“名声”却主要是与台湾光复后陈仪治台及“二·二八”悲剧联系在了一起——而与他合作的是朝鲜无政府主义的大将李丁奎。匡本人则在筹备事成后辞去。

  设立劳动大学的目的,就安那其而言,是想圆一个创造“完人”的梦;就国民党而言,是想培养对抗共产党的人材。由于大清党,国民党内熟悉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已寥寥无几,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作用就突显了出来。因为按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共产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无政府党”(吴稚晖语),安国双方可谓是互相利用,各有所求。原先在“安国合作”的问题上,比较抵触的有巴金和他的四川同乡卢剑波、毛一波以及日本人岩佐作太郎等人;而支持并倾向与国民党共同反共的则是沈仲九、索非君、邓梦先、吴克刚等人。不过,双方的分歧通过安那其北京关系网的三大老(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支援下的劳动大学计划,一时得以弥合。

  劳大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劳工学院;劳农学院;社会科学院。校长易培基,沈仲九任劳工学院校长。大学的口号是“学校农场工厂化,农场工厂学校化。”以三大老为后盾,“学校里每个学生的费用甚至超过了中国一流教育机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上引德里克,第243页)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满腔热情,又有党国元老的全力支持,中国安那其的“完人”梦最终还是化为泡影。

  清党之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争夺权力的斗争逐渐激烈,而陶醉于“安国合作”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自诩清党立有大功,得意忘形之下,欲引得胜之兵“继续清党”(李石曾语),矛头直指以汪精卫为后盾的改组派。28年,两派矛盾公开化,吴稚晖与陈公博发生论战,互讦对方存有异心。吴稚晖一方用“鲍罗廷”压人(暗示改组派“亲共”),陈公博阵营的许德珩则攻击吴稚晖道:“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成人之美’,我们只晓得在国民党里面,只许有相信三民主义的党员,不许有相信另一种主义的党员。驱了‘无’,你吴稚晖先生说是成了共产党人之美,那吗,在以前国民党里面分了‘共’,不就是成了你们无政府党人之美吗?这种要拿无政府党来代替共产党的供词,简直是叫肺肠如见,不打自招。”(许德珩:《呜呼今日之吴稚晖先生》,孟明编《吴稚晖陈公博辩论集》,第 46页,上海复旦书店,1928)这的确打中了吴稚晖的要害,陈公博在回忆录里语带讥讽:“毕竟吴老先生能忍耐,就此鸦雀无声,而让蒋先生出头。”(陈公博:《苦笑录》,第116页,东方出版社,2004)“蒋先生”自然不会是为了维护无政府主义来替吴稚晖说话。据说信王阳明曾国藩耶稣基督的蒋中正,实际上唯一的信仰就是清除所有威胁他权力的异己,吴稚晖与陈公博斗得不亦乐乎,可说正中其下怀。经此一役,安那其派声势日衰,吴稚晖等党内大老对于无政府主义也渐趋低调。29年秋,吴稚晖创办的《革命周报》被取缔,象征着“安国合作”走向末路。

  “天公未明望天明,天公既明望战停,停战无望望战赢,战赢无望各

  逃生。”这首打油诗大概写尽当时大部分人的心理了罢?(匡互生:《立

  达学园恢复的经过》,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33~34页)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将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完全摧毁。劳动大学和立达学园在日军的轰炸下化为断壁残垣,愤懑中的匡互生于翌年去世。

  安那其派在国民党内的失势,是决心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盟”而彻底反动化的国民党体质的必然。蒋介石在表面上替吴陈论战中落下风的吴稚晖出头说话,真实目的当然是为了对付自命为三民主义真正信徒的改组派,绝非是有爱于无政府。当改组派喉舌《革命评论》遭停刊,陈公博亦被开除党籍,而改组派的“破除迷信运动”(1928—29)惨淡收场时,吴稚晖的《革命周报》也终于难逃一死。蒋委员长眼里已经容不得任何“革命”,也由此,对信仰派的压迫排斥成为该党的党文化,国民党基本上就已是一个挂着空洞的三民主义招牌,内部满是腐败和投机分子的党了。败逃海岛后的国民党,进一步蜕化为“仅是党干部与‘党工’(党务专业人员)的组织相当松弛的党”(戴国辉:《台湾总体相——人间·历史·心性》,第202页,远流出版公司,1989)。蒋经国曾试图引入苏联的一些组织方式“改造”国民党,但这些工具性的手段不可能动摇党文化的根本。解严以后的国民党,从1990年代的新党到最近的洪秀柱,继续着将那些仍对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保有一定忠诚的人排挤或驱逐出去,却任由两面派变色龙窝囊废吃香喝辣的党文化传统,这样的党离彻底灭亡必定是不远的。

  当“安国合作”开始瓦解之时,早先就对合作有所抵触的一派自然要去寻求其他的出路。最终,他们以不妥协的反蒋侠客王亚樵为后援,同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建立了“抗日救国联盟”,并在组织内部设立专事暗杀破坏的秘密结社“黑色恐怖团”(BTP),时在1931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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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曹的相关描述与其后“伤痕文学”中描写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批斗的笔法几乎如出一辙,与之前晚清“进步”士绅的义和团记载也相差无几。由此可见,“高等文明之士”受“暴民”和“群氓”迫害的意识史绝不是经历了某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后才有的(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204~20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⑵  许德珩(1890—1990),字楚僧。吴陈论战时的大将之一,又为改组派喉舌《革命评论》的中坚。不过陈公博称“许(德珩)施(传统)两个人......他们都不肯做共产党(施传统加入了,后来也退出),也同时死也不敢反对共产党。”(陈公博:《苦笑录》,第122页)百岁老人许德珩最终于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  安那其的刺客(下)  

  

  他和那个“败类”不能够存在同一个世界上。那是罪恶的代表,他必

  须将“它”摧毁。他摧毁一个人就象摧毁一个制度,他必须将拳头打下去,

  毁灭罪恶,牺牲自己。只有这唯一的办法能够洗去许多痛苦的回忆,勾销

  一切过去的旧帐。他对于这个决定再没有一点疑惑。一张女性的憔悴的面

  庞含泪地在他的眼前一闪,从可爱的口里唱出《阿里朗》的歌曲……

  ——巴金:《火》第一部

  “反帝反封建的国际恐怖团BTP(Black Terrorist Party)”——也就是“黑色恐怖团”,命名者为柳子明,在暗杀有吉明计划时正式使用(特别说明,以下在该事件前也使用了BTP一称,是出于行文上的方便)。“黑色”自然是象征无政府主义,而“恐怖团”则说明了该组织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与今日“恐怖主义”那种绝对的负面意象不同,彼时之“恐怖主义”,对于它的使用者而言,仅是一种纯粹的暴力手段,并在以弱敌强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正当性,所以即使自命为“恐怖团”也毫不在意。

  根据日本警视厅特高资料,BTP设有经济部、宣传部和情报部,其成员:中国人除王亚樵(同时也是经济部的负责人)、华均实、毛一波等5、6人外,还有来自台湾的林成材;朝鲜人白贞基、李康勋、李达、李守玄、田理芳、杨汝舟、严亨淳、金之江;日本人佐野一郎;美国人约翰逊(上引白贞基,第324页)从成员构成上来看,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恐怖团”。

  特高资料中提到的华均实是否就是华克之?“华克之在隐蔽战线上用过近三十个姓名”(上引韩厉观等,第92~93页),或许“华均实”也是其中的一个。根据有吉明暗杀事件(“六三亭”事件)后“石射报告”(1933)中关于“华均实”的记录,称其是浙江人,时年三十八岁。这显然与华克之的生地、年龄均不符(华为江苏人,且生于1902年),但作为地下工作的通例,使用不同的化名必有不同的身份背景相对应,日方很可能只是掌握了“华均实”(华克之“近三十个姓名”中的一个)的相关情报。不过,由于华克之传记内没有任何关于BTP的记载,所以即使可能性非常之大,也仍然难做定论。华克之在解放后受潘汉年案的牵连而身陷囹圄,个中是非暂且不论,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地下工作者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三教九流、黑白两道,红眉毛绿眼睛的人物都得打交道,纵有一些难以完全对外人道之的经历也是不足为怪的。

  上述白贞基传记提到,“抗日救国联盟”—BTP成立后所组织的暗杀行动中有福建泉州的日本领事馆爆破事件与“刺杀汪精卫”事件。但文中描述的所谓“刺杀汪精卫”事件,明显将“刺汪”和“刺宋(子文)”混淆在了一起。据华克之传记,华与张维、孙凤海等六人在上海北站袭击宋子文,结果误杀了宋的秘书唐腴庐,宋逃过一劫(上引韩厉观等 ,第108~109页)。但在白贞基传记中,除了被刺者成了汪精卫外,刺客也换作“华均实、李容俊、及田和民(佐野一郎)三人”。李容俊(1905—1946)即特高资料里的田理芳,曾在“一·二八”抗战时应征为十九路军新兵。而华、李、佐野全是BTP成员。两种记载,显然华说更可靠。不过,假如华均实就是华克之,那么他作为BTP是否与李容俊、佐野一郎或其他人执行过别的计划呢?

  1932年时,王亚樵计划除去蒋介石。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曾试图拉拢王亚樵,王在南京时对华克之说:“蒋介石通过几个人的关系三请四邀,要我到南京来为他组织一个劳工总会,取代那个已经被捣毁了的南京市总工会。”(上引韩厉观等,第40页)所谓的“几个人”,不想可知俱是安那其派的人物。可王亚樵已铁了心要和蒋势不两立。

  1931年10月,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在沪上演了一出“相见欢”的戏剧,似有形成国民党“三头政治”之趋势。只不过,汪精卫对于合作虽兴致颇浓,此前曾遭蒋囚禁的胡汉民却始终心存戒备。而随着翌年3月蒋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局面逐渐朝着建立蒋个人的军事独裁方向倾斜。这也更坚定了王亚樵除蒋的意志。

  以除蒋后将树立胡汉民新政权,并大力援助在华朝鲜人独立运动为诺,王亚樵要求李会荣协助计划,由朝鲜人负责实施刺蒋。虽然李会荣等为王许诺的政治前景所吸引,但对于是否应该过度介入到中国内部的争斗,还是产生了意见分歧。不过,鉴于王亚樵是上海朝鲜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最大支柱,实在难以回绝,结果还是选择白贞基、吴冕植(1894—1938)二人为该计划的执行者。当王亚樵听说白贞基将担此重任后,十分满意,因为他对白的为人颇是认可。据日本外务省警察史,王从1931年12月至翌年10月,合计支给白1200美元,日常物品则通过华均实支给。

  白贞基、吴冕植二人前往庐山刺蒋的具体时间不明,白贞基传记言在2月至3月间,但这个日期颇有问题。据我们推测,如果当年确有此刺蒋行动,或在6月蒋介石上山召开“剿匪会议”之时。(参见“江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庐山续志稿》第一册,成文出版社,1975)

  当王亚樵得知蒋介石平安无事离开庐山的消息时,甚是失望。白、吴返回上海后,告之以庐山戒备森严,无从下手,王稍释然。而实情是白贞基等人不愿卷入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虽然迫于情面在表面上应允了王,但却故意使计划失败。

  此时,“一·二八”抗战已告结,获悉日本人将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庆祝仪式,王亚樵自然不肯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欲在仪式当天搞一场大爆炸。而这次,BTP的朝鲜人团员一反刺蒋时的犹豫不决,纷纷跃跃欲试,结果仍决定由白贞基实施计划。众所周知,4月29日的虹口公园内,日本人招摇的喜事的确变作了一出大丧,但刺客是朝鲜人尹奉吉,主谋者为上海临政的首脑金九。那么本应在场的另一个刺客白贞基呢?

  由于王亚樵最终未能搞到虹口公园庆祝式的入场券,所以这个计划流产了。

  在此后以讹传讹的版本中,王亚樵成了这次暗杀的幕后主谋。如果说在尹奉吉和白贞基的计划中有什么联结点的话,那或许就是金九与王亚樵当时都通过上海兵工厂获取武器。

  1932年11月,一封电报到达了上海李会荣之子圭鹤的家:“十一月十七日 父亲 于大连警察署死亡”。电报是由会荣另一子圭昌所拍发。

  李会荣是在11月初,离开上海前往东北的。此行的目的是意图重建因万宝山和“九·一八”事件而瓦解的在满无政府主义基地。尽管白贞基因东三省已完全为日本控制而对会荣的计划表示怀疑,但由于会荣是长辈,不便违其意。谁料会荣的行踪已被内奸出卖,刚到大连就为日人所执,最后在警察署受酷刑而死。

  会荣之死令“抗日救国联盟”的朝鲜人成员大为震惊。未久,告密者李圭瑞与延忠烈的身份暴露。从该年末至翌年,以吴冕植、李容俊、严亨淳等为主要行动成员,BTP开展了一系列的除奸活动:32年12月(另一说是33年5月),处死李圭瑞、延忠烈;33年,处死李钟洪(5月)、玉观彬(金九在尚洞教会时期的老同志)(8月)、玉成彬(11月)等人。此外,这些行动多利用了立达学园及立达学生常尔康(柳子明在立达的弟子)的关系,将内奸诱至学园地区或是常的家中处死。

  1933年3月初,后来成为在日“民团”第三任团长的元心昌(1906—1973),由邓梦仙的华光医院处得到一个重大情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受荒木(贞夫)陆军大臣的密令,以4千万日元之巨额资金,在上海活动蒋介石身边的亲日派人士,以实现包括关东军侵略华北既成事实化等一系列的外交阴谋。

  有吉明(1876—1937)时为日驻华钦命全权公使,又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总领事一职,是所谓的对华“稳健派”。近卫内阁的智囊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中对有吉的“水鸟外交”备加赞美(参见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在华经营多年的有吉,也的确在当时的中国政界布下了很深的关系网。至于元心昌所获悉之情报,考察蒋政权之后的对日政策,未必就是捕风捉影。

  法租界福履理路亭元坊六号,一楼是与巴金等一起负责编辑发行“抗日救国联盟”机关刊物《自由》的郑海理家;二楼为BTP团员的合住处。3月5日晚7点,BTP团员在一楼集中,讨论元心昌的情报。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刺杀有吉明,并在其前往参加庆贺收买计划成功的宴会时实施。翌日上午10时,众人再次会聚,BTP的八名团员以抽签方式选出执行者,结果白贞基抽中“有”签,并亲自指定李康勋(1903—2003)为助手。

  由于对有吉本人的相貌、专车牌号、宴会的日期和地点都未掌握,遂委任元心昌摸清相关情报。元当时恰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矢田部勇司(中国名字是吴世民)同住,于是利用后者日本人身份的便利进行了调查。9日,有吉的专车牌号(四六八四、六七四三)、宴会的地点(虹口的日本饭店“六三亭”)都向白贞基作了通报;12日,宴会的具体时间亦得到确认(本月17日)。元心昌与矢田部随后往“六三亭”探察。13日,执行者白贞基、李康勋前往同地踩点,并制定了大致的行动方案:计划当日,二人先在离宴会地点约200米左右的公共租界武昌路的饭馆松江春候机。等有吉结束宴会,预备乘车离开时,白李二人冲出,先由李康勋使用盒饭式炸弹解决有吉的警卫,后由白贞基向目标投出手榴弹;如果遇到抵抗,便以手枪边战边退。

  14日,白、李转移至公寓路。元心昌为两人拍下照片,准备连同柳子明所写之声明,在计划实施后寄往北平、天津、南京的各家报社。值得一提的是,柳子明在声明中首次使用了“黑色恐怖团”这个名称。白、李又往“六三亭”继续踩点,然后又进行了模拟投弹的训练。直到17日的几天中,柳子明每日都来探访,与他们一起用饭。

  16日,在元心昌家决定了最终的行动方案,计划参与者共四人:白贞基、李康勋、元心昌、矢田部勇司。当日他们一同到达松江春(A地点)后,白李于饭馆候机,矢田部则往“六三亭”前的“OK”咖啡馆(B地点)和工藤汽车店附近潜伏。当察觉有吉将离开宴会场所之时,矢田部立即联络在中间地点待命的元心昌,由元再通知松江春的白、李二人开始行动。转往日本人俱乐部(C地点)的元心昌待听到爆炸声起,便马上进行接应,协助白、李逃离现场。

  执行日终于来临。

  17日(另一说是16日)下午5点左右,位于大世界附近的三和楼饭店举行了送别宴,BTP的八名团员以及郑华岩、元心昌、柳子明共十一人参加。宴会持续了约1小时,气氛颇为忧郁,众人都心事重重。此前已获知“六三亭”的宴会将在9点半左右结束,吴冕植、元心昌二人将武器——盒饭式炸弹(与尹奉吉在虹口公园使用的是同一类型)、手榴弹(十九路军所用)、手枪(意大利伯莱塔公司制造)、子弹——悉数运来。8点时,白、李、元及柳子明、吴冕植在租界交界处的茶馆喝茶,近9点时,李圭虎所借行动使用的汽车到达,执行者起身与柳、吴告别,白贞基对柳子明说道:“来世见了。”

  白、李、元同前来会合的矢田部四人乘上汽车,一路驶至计划中的A地点(松江春)后,按照既定计划,白、李、元三人下车,矢田部继续赶往B地点,另三人则进入饭馆。

  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松江春一带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三人刚一踏入松江春,负责监视的人员即将情报通知给了在虹口待命的日警本队。很快地,日警本队连同工部局的华、洋、日警,还有伪装成饭馆服务人员的日本便衣,一拥而上,措手不及的三人未及反抗便全部被捕;另在B地点“OK”咖啡馆潜伏的矢田部,由于发觉情势有异,幸运地逃脱了。

  看似十分周全的计划,如何还是泄了密?告密者又是谁?

  3月27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呈上事件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中,详细地介绍了BTP的组织结构、人员情况、外围关系、主要行动以及暗杀有吉事件的整个案情始末。但其中并未提到告密者的身份。

  怀疑一度集中到了在计划失败时脱逃成功并且是日本人的矢田部勇司身上。但如果只因为矢田部是日本人就可疑,这实在是过于偏颇。据日方后来的侦察,事件后矢田部先去了福建(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福建关系网有关),不久又与中国妻子李杜莲移民印度尼西亚。矢田部应该是清白的。

  究竟是谁出卖了白贞基等人,恐怕这将是一个长久的历史之谜了。

  1933年11月15日,日本长崎地方法院判处白贞基无期徒刑;翌年的6月5日,因结核病恶化,病死狱中。

  同案的李康勋被判处15年徒刑,在长崎监狱一直待到1945年10月。出狱后从事在日朝鲜人运动,曾任“在日本朝鲜居留民团”副团长(团长是因“大逆事件”而闻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朴烈)。不过48年由于反对南朝鲜李承晚的单独选举,又退出了该组织。1960年“4月革命”后返回韩国,但翌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时再次入狱,63年获释。1988年任光复会会长。满百岁逝世;同案的元心昌被判处无期徒刑。出狱后于1946年10月任上述民团的事务总长,此后又成为民团(此时已更名为“大韩民国居留民团”)第三任团长。1973年在东京去世。

  至于暗杀目标有吉明,当1935年日本将驻华外交机关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后,即成为首任的驻华大使。因在对华政策上与强硬派存在战术分歧,翌年去职归国。他于37年6月寿终,约半月后“卢沟桥事件”爆发。由此可见,当年共产主义者尚越与他的学生少年金日成之间关于安重根的讨论结果,仍然是正确的——暗杀:无论其成功与否,或许能够影响历史的细节,但却无法动摇大的历史逻辑、改变根本的方向。

  关于白贞基、安那其的刺客、BTP的事迹已经说完,但仍有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它同时也激发起了我们的索隐趣味。

  日本外务省警察史中称,BTP的母体“抗日救国联盟”,其机关刊物《自由》由吴冕植、郑海理负责发行,柳子明主笔,巴金为协助者。那么,巴金与白贞基及 BTP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是否认识白贞基?是否了解作为秘密结社的BTP?按目前掌握的基本情况推测,巴金同柳子明是莫逆交,而柳、白则是同志加好友,因之巴金认识白贞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又据日本警视厅特高资料,BTP的中国团员中,有巴金的同志加同乡毛一波,故此,巴金了解BTP的内幕,同样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如此,这一推测仍然需要更为可靠的证据。

  一个重要的“解谜”工具就是巴金的抗战小说《火》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这是一本宣传的书,但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巴金全集》第七卷,第3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火》三部都是失败之作,我自己讲过不止一次,所以十卷本《选集》里没有收入它们。”(上引巴金全集,第619页)

  这个被巴金视为“失败”的小说,与他的激流三部曲等代表作相比,确实名声不高。然而,它却对我们的“解谜”工作颇有帮助。

  小说自然离不开艺术虚构,因此将小说中的人或事对号入座时,必须足够地谨慎。但是对于在兵荒马乱下写成的《火》,我们同样有着足够的把握来确认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就三部曲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而言,巴金曾明确地说过:“冯文淑是我的妻子萧珊,田惠世则是在桂林逝世的老友林憾庐。”(《致树基 代跋》,上引巴金全集,第619页)那么,在小说第一部中出现的那些朝鲜人都是谁呢?

  1940年,巴金于昆明完成了《火》的第一部,他在后记里这样写道:

  而且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有机会,对我的几个异国朋友表示

  了敬意。我想努力绘出他们的面影,但是我知道我把他们的主要的精神失

  掉了。对这个我应该表示歉意,我希望将来我还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上

  引巴金全集,第173~174页)

  他还表示:

  不过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上引巴金

  全集,174页)

  巴金的朝鲜情结之浓厚由此可见一斑。但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当巴金谈起他的“异国朋友”时,往往又多采用一种“暧昧”的表达方式。如在其《回忆录》中提及相关人物时,多以“姓柳的朋友”、“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等等来表述。难道是因为年深日久,巴金已遗忘掉了他们具体的名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姓柳的朋友”毫无疑问就是柳子明——至于“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或为1931年被暗杀的《民声报》编辑、无政府主义者沈溶海(见本文第八章)。巴金1925年于北京小住期间与之相识——不过当联想到柳子明的回忆录从汉语转译回朝鲜语的问题时,我们也许就能对巴金这种若即若离的背后心情有所了解了。

  回到小说《火》第一部,朝鲜人初次登场,是在主人公刘波前往他们的秘密据点(同时也是他们印行宣传刊物的地方)时。其中的为首者“郑永言是一个长脸无须的中年人”(上引巴金全集,第33页);还有“把铁笔在那张铺在钢笔板上面的蜡纸上用力划着,脸差不多要挨到纸上了”(上引巴金全集,第34~35页)的“子成”。这个组织中还有“子辉”、“鸣盛”、“朴元”、“光韩”等人。郑永言对刘波谈起了刊物的出版问题:

  “第二期还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齐了,子成正在抄写。不管怎样,这

  两国青年的联合刊物是应该维持的,”永言坚决地说。......“刘波,我们刊

  物上写文章的人太少。就只有我们几个。太单调。以后你给我们多写一点

  罢,”......刘波迟疑一下,便答应下来,说:“我尽力做就是了。”(上引

  巴金全集,第34页)

  我们在此可以做些索隐工作了。

  “刘波”当然有巴金本人的影子。而他的同志及同乡毛一波、卢剑波,两人的名字内都有“波”字。依据特高资料,前者是BTP的中国团员,所以“刘波”很可能也有毛一波的经历在内;负责刊物运作的“郑永言”,其原型便是郑海理,这一推断应该非常接近事实;“铁笔”抄文章的“子成”,则非柳子明莫属;至于“两国青年的联合刊物”,当然就是“抗日救国联盟”的机关刊物《自由》。

  “‘抗日救国联盟’,机关刊物《自由》,吴冕植、郑海理负责发行,柳子明主笔,巴金为协助者。”对照以上的小说情节,不得不说,日本特务的情报看起来相当地准确——至于吴冕植具体对应何人,确实较难判断。他的本名与几个化名都与小说中出现的其他朝鲜人的名字有差异。吴或为“鸣盛”,但小说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来佐证。毕竟完全的对号入座将流于刻板,就像“光韩”这个名字,更多的可能是表达一种象征性的意义。

  在刘波与朝鲜人同志的这次会面中,他们还提及一个朝奸:“那个东西”在虹口讲演时说“对不起‘大日本帝国’”,还欺骗收买了不少“同乡”,为了不让中国弟兄误解,“所以......”

  从对“那个东西”的描述看,此公在上海的朝鲜人社会中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1935年,发生了BTP团员严亨淳(1903—1938)暗杀上海居留民会副会长李容鲁的事件,严因之被捕,38年被枪决于朝鲜。

  《火》第一部的历史背景设置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但从上引情节可知,小说中主要的相关事迹是巴金协助《自由》时的经历,即1930年代初。如果小说中暗杀事件的原型是严亨淳对李容鲁的暗杀,那就说明当巴金退出对《自由》的协助工作之后,或许仍然通过他的朝鲜同志获知着BTP的动向。

  那么,在巴金的这部小说里是否出现过本章的主角——白贞基呢?

  子成……他伸起右手去按住前额,接着声音嘶哑地说:“我在这里喝

  酒。又想起了老白……”那个死在故乡牢里的同志的面影又浮现在他的眼

  前,老白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还是因为一个暗杀事件被捕的。”(上引

  巴金全集,第109页)

  “子成”,假使便是柳子明的话,这个“因为一个暗杀事件被捕”的“老白”是谁,显然就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白贞基并非“死在故乡的牢里”,但这可能是出于艺术虚构(BTP的其他团员,比如吴冕植、严亨淳等人,确实是“死在故乡牢里”的),也可能是巴金不太清楚白贞基被捕后的具体情况。

  关于巴金小说的索隐游戏至此告一段落。必须申明一点:由于唯一的证人(作者本人)已不在人世,以及作者在解放后对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态度,所有的推测最终都只能是推测而已。

  对于《火》三部曲,很早就有人拿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说事,作者对此颇为愤愤不平,在系列第二部的后记中写道:“有的居然在我的小说里发见了‘安那其’,连忙用他的贫弱的脑筋给‘安那其’下一个定义......”(上引巴金全集,第373页)他又申辩道:“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样的东西。譬如拿这部《火》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书。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一层自然不在那些‘研究者’的范围内。”(上引巴金全集,第374页)

  作者强调这部小说“不是‘安那其’的书。”既不然又然。就像以上的索隐已证明的,小说里出现的朝鲜人属于无政府主义团体,男主人公刘波也是他们思想上的同路人,这是不然之处。但另一方面,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但是我知道我把他们的主要的精神失掉了。对这个我应该表示歉意”。而作者声称“失掉了”的“他们的主要的精神”,不是指的“安那其主义”,又能是什么呢?这部“失败之作”反映了巴金的信仰在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下所产生的矛盾:作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作者本该在小说里将其同志为之奋斗的事业更明白地张扬出来——因为“这是一本宣传的书”——可是现实中本民族面临的亡国危机,又“迫使”他“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换言之,作为“安那其”的“我”必须向作为“中国人”的“我”暂时“妥协”。从“仍然”、“不免”等词句用法上看,巴金很明显地意识到了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关系,所以他才要向着那些“研究者”申辩一番。这种“妥协”倾向在系列的后两部中益发清晰。尤其是第三部的结尾,冯文淑(原型是作者的妻子萧珊)“......收到一封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只有一则从报上剪下来的消息......据这消息说,丁默村前一天在大新公司遇刺......惟侦察结果,发觉丁氏女友朱曼丽实有主使嫌疑,刑讯之下,朱招认不讳,现已依法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上引巴金全集,第617页)朱素贞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的女性人物,而作者为她安排的结局竟然是“化身”为暗杀丁默村的郑苹如!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推崇暗杀,但巴金难道不知道郑是他一直痛恨的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我们以为,即使巴金知道郑的身份,但因为她“为国除奸”,所以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便具有了绝对正面的意义,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

  《火》三部曲中的“妥协”,除了对作为社会象征的“家”有异于前(如与作者的激流三部曲相比较)的观点,还包括了对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同情立场。须知安那其主义一向是强烈反宗教的。在东亚,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宣称:“基督教徒以基督为历史人物,以其传记为历史事件,这是迷妄,是虚伪。迷妄阻碍进步,虚伪有害世道,是决不能容许的,这就要揭开它的假面,剥去它的伪装,把它从世界历史上抹杀掉。”(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97)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在政治寓言小说《龙与龙的大激战》中,让农民们将复活后的基督生生打死,上帝则狼狈地逃进耗子洞里藏身(上引金学烈等,第43~70页)。更不要说西班牙内战期间,烧毁圣像圣物、枪毙神甫教士最烈的便是无政府主义者。

  很多论者依据小说的这种“妥协”性得出结论,认为《火》三部曲象征着巴金思想上的转变,即他由此开始与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事实果真如此吗?巴金从未公开宣布过他背弃了安那其,叛教也须发表叛教的声明,对巴金而言,放弃一种曾如此深爱的信仰,难道会采取完全漠然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看来,《火》三部曲“妥协”性的产生,并不是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本身产生了怀疑,而主要是以下的两个原因:其一便是小说第二部后记中的那些剖白,即(向民族主义)作暂时的“妥协”;其二是缘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巴金写作该系列小说时,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之际,如上所述,这直接形成了小说“妥协”性的第一个原因;与此同时,当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形势又构成了小说“妥协”性的第二个原因。

  前节已经谈到,在经过了“安国合作”的蜜月期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1920年代末逐渐低落,随着蒋介石强化军事独裁、日本入侵对“安国合作”主要成果(如“劳动大学”)的巨大破坏以及该运动的内部分裂,到巴金执笔《火》时,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成体系和有规模的运动,全然一付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萧条景象。而且与它的死敌——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差异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衰败几乎是难以挽回的;整个运动就像一艘无帆失舵、伤痕累累的孤舟,“老船员”纷纷弃船登岸,各谋出路。随着黄凌霜(号称师复以后研读安那其主义的“第一人”)堕落为CC系头目,江亢虎、区声白等“老将”的附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声誉愈加败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守孤舟的巴金虽仍相信着安那其主义的正确,但当年锋芒已然不再。于是,此种心境也就通过小说《火》的“妥协”性反映了出来。或许由此亦可知:巴金在系列第一部里描写朝鲜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那种几乎固执的决绝劲,与其时四分五裂、无精打采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相对照,而更使作者感慨吧。

  解放后,巴金修改了小说《火》的结尾,同样是一封信,只不过寄信的地点从“上海”换作了“香港”,并明确了寄信人为朱素贞。在信中她这样告诉文淑:“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我忘记告诉你,我当初在船上还想过替刘波报仇的计划。我想化装为交际花,去接近魔王丁默村,然后设法杀死他。现在想想,觉得实在可笑。”(上引巴金全集,第611页)

  的确有些“可笑”。作者最后竟让安那其主义者放弃了暗杀的念头,安排她(他)们前往死敌“布党”的“那个圣地”(延安)。但是,当小说于1987年作为全集之一再印时,巴金又将初版的结尾以附录形式收入书中。不仅如此,他还“采纳树基的建议”,恢复了1951年开明书店重印时被其亲自删去的1942年初版第二部《后记》的最后三段(即涉及无政府主义的那番申辩),还以“本来面目”(上引巴金全集,第374页)。这又反映出怎样的心境呢?

  “改革开放”后,巴金的形象是与“反思”(文革)、“说真话”联结在一起的。具体地说,与著名作家(所谓“鲁郭茅巴老曹”)巴金相比,作为历史“反思者”的巴金更被张扬出来。但问题是,在终于可以“说真话”的时代,对于他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历史、现实的关系,巴金依然三缄其口。这同那个“说真话”的历史“反思者”的形象不是很矛盾吗?当说到巴金对建国后历史的“反思”时,如果拿他当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列宁的言论——只要将“列宁”换成另一个名字——来比照,“反思者”巴金实际上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对于巴金而言,其反思的结果不就是再一次证明了安那其主义的观点?其实我们从《火》的结尾及其后记的恢复“本来面目”,或已能够窥见此种心理之一斑,但无论如何,巴金却无法公开拥抱其信仰,大声地宣布安那其主义是对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巴金很清楚地知道“安国合作”的血腥历史,这个“合作”是用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的人头滚滚换来的,而且在此“合作”下取得的“功”也根本无法抵偿其过,即使他本人并非“合作”的热心鼓吹者;其二,由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落下的几乎是洗刷不掉的坏名声,使得建国后任何的政治批判(或清算)都会将它列为一大罪状。我们且回顾一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其最激进的边界时采取了战略性的撤退——就此撤退的得失至今仍在争议——理由之一便是无政府主义;否定和清算文化大革命时,理由之一仍是无政府主义;对1980年代末政治动荡的官方式批判,理由之一又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成了诸恶之源,在这种情况下,巴金还怎么可能公开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还怎么可能去公开回顾——于他自己而言却是无法割舍和回避的——个人的安那其史?尤为讽刺的是:巴金深恶痛绝的文革竟然也被认为有无政府主义的一笔罪愆!他的内心究竟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拒绝“说真话”,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向另一位著名“反思者”季羡林的心得学习——“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但正因如此,他提出的修建反思文革(“浩劫”)纪念物的观点,才是不可接受的。这并非是为了那种“团结一切向前看”的实用主义理由,而是这个提议何以确立其严肃性的问题。巴金到底要求人们从哪个方面来“反思”文化大革命?假如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有此倾向——或是某种“法制”的思想,那曾作为革命鼓吹者的巴金不该不清楚,真正的革命是不会与任何抽象的人道主义、超阶级的人性论或“法制”作妥协的:一旦妥协,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并非是说革命反对人道主义,恰恰相反,“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也由于她的高洁,当现实中的背离刺痛她时,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的残酷性就会无情地显露,在这个残酷性之下将分裂出各种的历史角色:作为(历史)囚徒的革命家、悲剧英雄、忠诚的烈士、酷吏、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幻灭者、变节分子......然而这种革命的残酷性与反革命的残酷性毕竟不可相提并论。尽管反共宣传家始终玩弄着两大“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的话语把戏,可和在纳粹主义称职的“现代”公务员式的灭绝方式之下犹太人那种“纯粹的绝望”相比,革命的极端时刻(“大清洗”、“肃反”、“反右”、“批斗”)中的众多受难者体现出的却是令人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搏斗——我们甚至能够从诸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或阿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这样著名的反共作品中体会到这样的沉重情感。这或许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所称的那种“悲剧气质”——所以,尽管革命遍体鳞伤,却依然不容否定她的初心。除非是选择站在反革命一边,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假如巴金是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反对文革呢?此种假设恐怕我们已永远无法确认。如果是,那他的反对依旧是起自约六十年前的主义之争,故此他的提议未免有“公报私仇”之嫌;又由于他在解放后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缄默态度,更将这个提议的价值降低到(尤其是在很多左翼眼中)个人委屈的境界。这样一种自我贬低的方式,最后得到各路人物(从庙堂高官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反思者”的恭维,只是说明了“反思”本身的轻浮——毕竟在官方定调反文革的时代里“说真话”,与在文革时代下的不敢“说真话”,就“勇气”而言,其实并无多大差别。

  今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对知识分子)“迫害”问题,巴金毫无疑问地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因此在终于可以“说真话”的时代中他获得了非凡的话语权力。但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在这精神的、肉体的“迫害”背后,究竟是一种政治疯狂还是一种革命意识?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贺新郎·读史》)毛泽东深刻地指出: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

  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

  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是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

  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

  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

  第304~30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被引为骄傲的中国史学的发达史(体现为相对其他古国所没有的所谓“不中断”的文明史记录),同样是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发达史;又由于知识分子与官僚的一体化(士大夫—士绅阶级),其所形成的历史意义,从正面来说,就是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如家”的情怀;从反面来说,则是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强烈依附感。因此,在这个阶级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必然与统治阶级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官家正史”还是“稗官野史”,都是如此,这也正是中国很少出现真正的“异端”思想者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曾有过叛逆的时刻,那也多半出现在王朝的衰败期或那些“遗民”的身上——自北宋太宗以降,随着所谓“君臣共治”格局的形成以及更强调统治秩序“上下不乱”的儒家派别理学确立其“霸权”,毛泽东所批判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反动一面变得更为严重。而讽刺的是,在今天的“国学”或“中华文明”鼓吹者看来,这种君主与士大夫阶级的“共治”是对“专制” 的否定,是一种“进步”甚至“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对此津津乐道。但事实是,在中国,笔墨的专制远比“秦火”或“文字狱”的专制更持久、更冷酷。反毛者动辄声称,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是为了学帝王之术,这根本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要想在以“二十四史”为象征的旧史中去寻找“人民群众”的“正史”,只能建立在对于统治阶级“正史”反读的方式之上。毛泽东时代确立了史学界主导地位的(农民)革命战争史观,是对“二十四史”的一场彻底的造反——即使这一史观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她的进步性是无疑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仍然是毛泽东要赋予几千年来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们说话的权力、赋予人民能够真正掌握“正史”的权力,“四大”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同时,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去除历史形成的知识分子长期的依附性,将他们改造成革命的知识分子。毋庸质疑,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过激乃至残酷的景象,令人厌恶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造成的空洞化使得理想部分地走向了悖论......但这是由于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他与之搏斗的不仅仅是现实,更棘手的是“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如“历史周期律”),因此矫枉必须过正。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当文化大革命在各种原因下,逐渐地耗去了想象力和内在激情而变得筋疲力尽之后,随着而来的热月(Convention thermidorienne)便成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复活“君臣共治”的召唤仪式。

  让人民群众掌握书写“正史”的权力;改造知识分子。这两个目标看来都失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努力和斗争都是无意义的。在文革被否定之后,“君臣共治”的复活及对“传统文化”虚假而反动的思乡;卑鄙的复辟史学(绝非只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而是针对所有革命和造反的历史)企图以细节的残酷来否定总的历史正义,因为曾有过的那段努力和斗争的历史,使得这一切在今天看得不是极清楚了吗!

  巴金作为(或曾经的)安那其,认为自己在时代的压力下不能“说真话”,于是假定所有的人都如此,这完全丧失了历史的视野——难道无政府主义不是一样有着强烈的反“精英”的欲望? 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打击“走资派”、“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之外,又是对于托派、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挑战的回应。就像上文提到柳子明回忆立达学园的教学特色时那样,农村革命的思想与实践中有与无政府主义的农村改造相一致的地方;社会主义“新人”吸收了无政府主义“完人”的内容;“消灭三大差别”是包括安那其在内的一切革命运动追求的崇高境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酷而迷人”的悲壮斗争。对于她,最容易而轻率的事情就是做一个“控诉者”。

  也许正如德里克所说,“然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社会冲突和利益问题的特殊解释,使自己转向反革命和投向革命几乎同样容易。”(上引德里克,第75页)在东亚,不仅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验证了这一点,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同白贞基的亲密同志李乙奎等人一起去福建的日本安那其巨头岩佐作太郎便是典型的例子。曾向“日本天皇及属僚诸卿”发去挑战书《致天皇之公开状》的岩佐,却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这一年向当年的敌人屈服,在标志性的《国家论大纲》(1937年2月)中以所谓“自然生成的国家”理论,称颂起“世界无比我大日本帝国”来了。另一位著名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被巴金称为“一个敬爱的友人”的石川三四郎,在二战后发表《无政府主义宣言》,鼓吹要“以天皇为中心建设无政府主义社会”,还认为战败不仅不是天皇的责任,并且要感谢“天皇的圣断”,压制了部分军人继续作战的意图(“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共同研究 转向4——战中篇》下,第305页,平凡社东洋文库,2012)——而石川的养女,无政府主义者望月百合子在1948年从中国回到日本后,著书称新中国为“新神国”和“灰色的恐怖”。

  相比东亚的情况,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则历来受到更多的同情。英国著名的左翼电影导演肯·洛奇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名作《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中,寄予非莫斯科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工人党”(POUM)与无政府主义团体深切的同情,把他们看作是“斯大林主义”无辜的牺牲品。洛奇的历史观既受到其同胞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影响,又是他托派倾向的结果。但这样的观点虽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也是有失偏颇:仿佛苏联和亲苏的左派在内战中没干多少好事,一味地以消灭异己为乐。不如让我们看一看洛奇的同行前辈,也是西班牙内战亲历者的路易·布努艾尔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每天晚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都会下山来到处搜刮酒物,不断骚扰百姓,逼得许多人纷纷投向共产党。其实,战争刚开始时,他们的表现非常不错......然而,如今却堕落得如此彻底,我恨他们比恨法西斯还甚,说来悲哀,却是千真万确。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层怨恨就已经开始了。1935年,‘伊比利亚半岛无政府主义联盟’策动一次大规模的建筑工人罢工,我那位无政府主义朋友亚辛(他曾资助我拍摄记录片《无粮的土地》)告诉我说,当时有一个共产党代表团来见这次策动罢工的领袖。......‘在你们的队伍中有三个警察的密探。’他们跟这位领袖这样说,并举出这三个人的名字。......‘有密探又怎样?’这位领袖反驳道:‘我们早就知道了,让我坦白告诉你,我们喜欢警察的密探甚于喜欢你们共产党!’”(路易·布努艾尔:《我的最后一口气》,第1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至于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斯大林主义”伤害的奥威尔,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反共分子,他的两部政治小说(《动物农场》、《1984》)被奉为反共文学的经典之作——讽刺的是,差不多又是同一批人在鼓吹文学的“非政治化”——尽管奥威尔自己也表示:“……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第116页,“乌克兰文版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但也许是对英国乃至全世界都变成“动物农场”的恐惧感太过强烈,使得他最终选择了一种相对“小”的恶:充当一个告密者。向情报机关揭发卓别林等是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无独有偶,受到清洗的POUM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胡利安·高尔金,也转向了极端反共的立场。60年代初期,作为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的“文化自由会议”的成员,参与了对帕布罗·聂鲁达的抹黑战役。这些同样也是历史的真实一面。

  无政府主义关于“权力”和“自由”的认识,对一切革命运动都具有挑战性,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但也由于其本身的思想矛盾,所以无政府主义只提出挑战,却没有给出严肃可行的替代方案。结果就像苏联作家叶甫根尼·施瓦茨在最黑暗的时代里(纳粹德国入侵及对列宁格勒的围城)写下的同样黑暗的政治童话《龙》(Дракон1942~1944)那样:屠龙的勇士终究自己将变成暴君“龙”;或安杰依·瓦依达在他的反革命电影《丹东》(Danton 1983)里试图证明的:革命从断头台始,以断头台终。在这样的历史观念下,革命不过是一个“吞噬自己孩子”的过程,最后它将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是不必要的。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克会说无政府主义“使自己转向反革命和投向革命几乎同样容易。”

  在今天的欧美地区,无政府主义运动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跃性,而安布的历史恩怨较之以往也已释然不少——在反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中,甚至经常可以看到红旗与黑旗齐飞的场景。面对着一个超级反动的时代,被空前削弱了的各派革命力量,似乎意识到只有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才能抵御严冬。

  在中国,作为社会意识的“无政府主义”仍有其生存的土壤——这种“无政府主义”多少类似于陈独秀所说的“下品的无政府主义”,即与中国老庄思想野合而成的消极自由的思想——但作为政治和思想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却在很久之前就已失去了未来,这不能不说是他们自作自受的结果。

  从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分崩离析:转布的转布、投蒋的投蒋、附逆的附逆、出家的出家、隐遁的隐遁。上文提到的巴金的两位亲密的同志及同乡,其中报人及评论家毛一波(1901—1996,四川富顺人),抗战之后去了台湾,一度在淡江学院任台湾史教授。1970年他移民美国,以高寿逝于加州(上引《民国人物大辞典》,第200~201页);曾以无政府工团主义对抗共产党工会运动的卢剑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解放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又担任过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成都市世界语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等职。著有《世界语理论》、《世界语成分及选字》等书(上引《民国人物大辞典》,第2609页)。这位当年的安那其工运“斗士”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现在恐怕只能从他与“世界语”的联系中窥见一二了。

  到1940年代末,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可能是惟一仍抱有实践理想社会“雄心”的,就只剩下了沈仲九。作为陈仪治台时陈的心腹顾问(当时台湾闻名的“沈顾问”),“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倡‘实践三民主义’和‘建设台湾为模范省’,实质上则大举留用日本人,著著致力于建立体制。”(上引戴国辉,第104页) 戴国辉称沈仲九想在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式五年经济计划”,并且“初步实施了‘平均地权’和‘合作农场’”(参见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第132页,远流出版公司,1992),显然他将在立达与劳大的经验也带到了台湾。但时日未久,战后台湾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最终酿成“二·二八”悲剧,陈仪治台失败,沈仲九的梦想于此亦彻底归于泡影。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时曾阵容鼎盛,风光之极。而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被人遗忘。巴金毕竟是幸运的。因他的文学地位,他的那些代表作,避开特定的意识形态,仍能以笼统的“反封建”、“反专制”的进步面貌在文学史上得到解读。综观巴金的一生,并没做过什么太大的错事:年青时他壮怀激烈,热情地鼓吹安那其主义,坚信“自由共产主义”的未来。但他不是“安国合作”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有所厌恶;他与“抗日救国联盟”及BTP的关系,对以个人恐怖方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未可厚非。巴金的根本问题是:当他的后半生始终禁锢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枷锁之内时,却宣称在某个时刻“突然”获得了“说真话”和“反思历史”的力量,这本身便欠缺了历史的严肃性。

  晚年的巴金回忆他与匡互生在“一·二八”停战后,重访被战火摧残的立达旧址时写道:

  ......屋顶没有了,在一间屋子里斜立着一颗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

  弹,在另一处我看见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上引《匡互生与立达学园》,

  第77页)

  荒山冷月之悲,国破家亡之恸。

  这段文字,也许比巴金平生所有的文字加起来都要感人。

  ——————

  ⑴  《巴金全集》第七卷,第105~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⑵  关于巴金的朝鲜情结,可参见禹尚烈:《巴金与朝鲜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65~68页)、安桂颍:《论巴金作品中朝鲜形象的流变》(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⑶  只有元代是一个例外。在元代,读圣贤书登青云路的康庄大道一下子成了逼仄的羊肠小道,知识分子对于政权的依附感大为下降。由于社会地位变低:一方面是对于真正的底层民众的疾苦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另一方面,以往标榜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出世情怀几乎荡然无存。汉族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士人阶级中弥漫着类似张养浩怀古曲那样悲观、虚无的历史观点。又因为这个阶级的多数人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百无一能,所以才会大发“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无名氏:《[中吕]朝天子 志感》)的感慨。

  尾声

  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事是可能的;如果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

  我们可以杀任何人。

  ——《教父》

  当影片中的“教父”迈克·科里奥尼说完这句经典台词后,他的亲哥哥便成了“可以杀任何人”的暗杀计划中的一个。

  2017年初,在马来西亚的某地,我们这个地球上最著名的朝鲜人的“哥哥”神秘地死去了。西方媒体及其在中国的爬行类追随者们,立即上紧了发条,娴熟、老练、迅速地写就了一个《教父》式的剧本,卖力地排演了好一阵,不过结局却好象并不怎么“精彩”。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的“暗杀”事件,与之前朴槿惠垮台时期暴露出的朴家“杀亲”事件,使人再次联系起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政治暗杀史的轨迹。

  1946年4月,李奉昌、尹奉吉、白贞基三人的遗骨归国——作为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插曲,当奉遗骨的队伍到达釜山时,遭到了CIA人员的拘禁——7月6日,为三人举行国民葬:出席者有金九、李承晚、吕运亨、李始荣等;出席团体有朝鲜民主党、朝鲜共产党、韩国独立党、大韩独立促成会、爱国妇人会等,共5万余人。

  但是,暗杀者的魂灵并没有因朝鲜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而得到“安息”,随着冷战的展开、围绕所谓“赞托”“反托”等问题的斗争,政治暗杀甚至变得更为激烈了。

  1945年8月,老资格的北朝鲜共产主义者、“朝鲜共产党”平南地区委员长玄俊赫被暗杀;同年,右翼的“韩国民主党”领袖宋镇禹遭“怪汉”暗杀,该党另一领袖张德秀亦是同样的命运。1947年7月,独立运动巨头、左翼“勤劳人民党”委员长吕运亨在光天化日下被李承晚的心腹军人韩智根刺杀;两年后,曾组织过多次著名暗杀的金九,本人也成为了暗杀的牺牲者——就像十三年前在中国广西梧州遭戴笠暗杀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一样。此后,暗杀事件仍在发生,但在席卷整个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屠杀与仇杀面前,个别的暗杀已显得“苍白无力”。

  冷战期间,北方的金日成与南方的朴正熙,都实施了针对彼此的暗杀计划:前者似乎一时是偏离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暗杀观;而后者最终则倒在了“自家人”的暗杀下。

  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但“38”度线依旧泾渭分明,民族分裂的伤口仍在滴血。

  1996年,韩国公交车司机朴琦绪闯入一名79岁的老者家中,将其殴杀。此隐姓埋名的老者,真名安斗熙,曾是极右反共组织“白衣社”成员及李承晚的刺客,当年正是他暗杀了该国的“国父”金九。结果,舆论普遍地视“凶手”为“英雄”,“受害者”为“报应”。

  朝鲜半岛的政治暗杀,就带着这样强烈的宿命色彩,继续着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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