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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白的悬诗:异邦的刺客(序篇)

克尔白的悬诗 · 2018-06-0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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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刺客为主题的文章与我们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兴趣结合在了一起。不过此种结合与当前的朝鲜半岛形势并无直接的关联。不过你将发现,已形成的“历史”与进行中的“当前”绝非是平行无涉的二条线。

  (笔者按:1950年代中期的某日,毛主席一手夹着烟,一手聚精会神地书写,不意烟灰落在手旁的线装书上,书角被烧出一个小洞仍浑然未觉,等到发现时连呼道:“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本“不幸”的书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322~32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读破旧史的毛泽东在与护士孟锦云的谈话中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上引书,第360页)显然,在旧史之中,毛泽东最为赞赏的就是《资治通鉴》和《史记》。不过,与出于庞大“写作班子”之手的《资治通鉴》相比,《史记》虽也间有他人之笔,但全书却带着强烈的司马迁的个人色彩,即鲁迅所谓“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史记》在旧史中堪称空前绝后,究其主因之一,就是表现在对于“非凡的小人物”(借用霍布斯鲍姆的书名)的赋权:“商贾”(《货殖列传》)、“刺客”(《刺客列传》)、“游侠”(《游侠列传》)在《史记》里得获一席之地,这实在是极了不起的史学手笔。而《史记》以降,构成旧史(尤其是“正史”)的完全是“儒林”、“孝子”、“列女”一类服务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非人化的象征符号,旧史的根本问题也正在于此。

  即使汉高汉武这样的雄主,出了传统上以东亚为主的儒家文化圈,未必有太大的知名度。但普天之下,又有谁不知“商贾”、“刺客”和“游侠”呢?帝王将相,功业再如何伟大,最后也不过如元人所唱:“试看汉陵并楚庙,一般消洒月明中。”(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黄老术、削藩策,影响再如何深远,也无非是一时一世的效用。但商人行商,刺客杀人,游侠“任侠”,从古至今,无分中外,几乎在世界上任何角落任何时间都在发生。此辈生存能力之坚韧顽强,恐怕将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

  本文的目的,用一个俗套的说法,就是向司马迁的《史记》“致敬”;是向不朽的名篇《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致敬”。

  以刺客为主题的文章(以游侠为主题的文章另篇)还与我们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兴趣结合在了一起。不过此种结合与当前的朝鲜半岛形势并无直接的关联。此时我们更愿意暂时地从“当前”之中跳脱出来,以历史——更确切地说,以近代史——为立足点,建立起本文叙述的基础:不过由此你也将发现,已形成的“历史”与进行中的“当前”绝非是平行无涉的二条线。

  虽说是“致敬”,但我们实无太史公之笔力才气对具体的刺客浓墨重彩地加以描写。本文与其说是写“刺客”,毋宁说“刺客”只是扮演了一名带领我们进入更大的历史与思想问题的向导角色,揭示和分析这些问题,便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引子  两支手枪的“命运”

  1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朝鲜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第二次日韩协约),所谓的“大韩帝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主持签订此卖国条约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等高官被称之为“乙巳五贼”,成了人人痛恨的“朝奸”。

  1909年末,李完用前往汉城的钟岘天主教堂参加“殖民地屠夫”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追悼式,然而就在返程途中,突遭化装成烤栗子小贩的刺客袭击:李的车夫毙命;李虽中剑,但重伤未死,送医后得日本军医界权威菊池常三郎施以外科手术,竟然救回了狗命。

  刺客李在明(很巧的是,竟与现在被日本视作“反日派”的韩国人气政治家城南市长李在明同名同姓,)是夏威夷的“海归”,基督教徒。归国后即与同志金贞益等谋划暗杀行动,可惜功败垂成,次年在京城监狱被处以死刑。

  假如行刺当时李在明用的不是剑,而是手枪,那么李完用很可能就难逃这一劫。李在明原本的确是有一支手枪,但却在行动前被人“没收”了:

  这事卢伯麟和我不能辞其咎,因为我们盲目干涉,拿走了他的手枪。 要是他有手枪,李完用也许不能活命,为此我后悔不已。

  ——(金九:《白凡逸志》,第127页,重庆出版社,2006)

  金九(1876—1949),朝鲜独立运动中右翼民族主义的领袖,今天被当作大韩民国的“国父”——讽刺的是,金九强烈反对李承晚一派在南朝鲜单独建国的行为——金九不仅是以暗杀一举成名(鸱河浦事件),同时,他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的几次重大抗日暗杀行动的谋划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金九谋划的这些暗杀,才使得奄奄一息、几近崩溃的“临政”运动起死回生。而他与本文将要叙说的“异邦的刺客”们全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过正是这样一个金九,却阴错阳差地“破坏”了一场本有希望成功的暗杀。

  原来,李在明回国后与一名小学教员结了婚,但他恨自己的妻子只图眼前安逸,不明他的忧国之心,愤闷之下,拿着本应用来行刺的手枪吓唬妻子,且在村口胡乱地放枪,声言要“杀死全部卖国贼”。其时,金九与朋友卢伯麟(后独立运动军事领导)正借宿于村中,得知情况后便前去劝说李在明,同时要求他交出手枪。冷静下来后的李在明最终应允了金九,并将手枪交由卢伯麟保管。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当时的一片好心,却奇妙地导致了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金九事后才会“后悔不已”。

  2

  “风萧萧兮齑纷纷,白虹贯日靖妖氛。有客掷丸大臣车,外务省前血纷纭。”(末永纯一郎:《爆裂断行》,玄洋社社史编撰会:《玄洋社社史》,第418页,书肆心水,2016)

  日本的政治暗杀从“黑船来航”、幕藩体制动摇以后,几乎变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自“樱田门外之变”,德川幕府最后的强权人物井伊直弼大老被“志士”斩杀起,从维新元老到政党领袖,从一国宰相到天皇近侍,在刺客们的眼中,都不过如杀鸡屠狗。这种现象在当时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它反映出日本这个旧帝国主义的“搭末班车”者,其内部所郁积的巨大不安与躁动

  1921年9月,鼓吹“一人一杀”(“一人杀一个”,不互相牵缠的意思)的朝日平吾将安田财阀的创立者安田善次郎手刃刀下。结果舆论普遍同情刺客而非被杀者,10月时为朝日举行的葬礼有一千多人参加,对安田家却非常冷漠——安田财阀只得采取捐资修建东京帝大的安田讲堂和日比谷公会堂等公共设施以改善形象——仅仅1个月后,首相原敬被青年铁路工人中冈艮一暗杀于东京车站。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1930年代中前期,随着在朝在野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活动全面加速,政治暗杀愈加趋向高潮。

  1930年11月,因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成为眼中钉的滨口雄幸首相在9年前原敬遇刺的东京车站遭袭,中枪后伤重而死。行刺者是1908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的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佐乡屋留雄。“这一枪被认为启动了昭和维新的序幕。”(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第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是军部对政党及政党内阁的总反攻的先声,是新的侵略中国的前兆。”(井上清:《日本历史》,第37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看起来,佐乡屋留雄的“这一枪”实在非同小可,而他使用的这支手枪竟也是大有来历——有趣的是:这同样是一支被“没收”的手枪。

  众所周知,川岛芳子在被她的养父浪速强奸后,曾经想要自杀,而她当时准备用来自杀的正是1930年佐乡屋留雄射出“历史性一枪”的这支毛瑟式八连发手枪。川岛自杀未果,手枪则被“爱国社”头头岩田爱之助没收,岩田转将手枪交予手下松木良胜,最终又经由松木到了佐乡屋之手,后者就用这支手枪完成了他的暗杀计划。

  虽然与李在明的情况不尽相同,即使没有川岛芳子的手枪,佐乡屋留雄应该也能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手枪,但是从川岛传递至暗杀者的这支手枪,似乎冥冥中成了凝聚着日本人所说的“怨念”的魔性之物,将世界、将亚洲、将日本自己,一同拖入到了巨大的劫难中去。

  *    *    *

  两支被“没收”的手枪,不仅改变了那些与它相关者的命运,同时改变了更多与它无关者的命运。这当然不是手枪自身的魔力,而是上个世纪中前期,在东亚地区出现的空前激烈的政治暗杀的结果。在本文中,我们不会事无巨细地对所有的暗杀事件都加以介绍,而将只集中介绍与中国有较密切关系的几位著名的朝鲜人暗杀者。这些“异邦的刺客”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中国实施他们的暗杀行动,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前期中国社会激荡的政治和文化面貌。因此:本文的旨趣不是写一篇近代的刺客传。其人其事只是帮助我们再次回顾近代以来中朝两个民族之间复杂历史关系的一种媒介。尤其是今天,对于朝鲜半岛的印象已经被诸如“核(导)”、“制裁”、“萨德”、“韩流”等喧闹的表象所遮蔽时,重温过去就仍然是必要的。

  上海—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白山黑水间的抗联朝鲜人战士;1948年平壤北南联席会议上左右翼的四巨头(金日成、金枓奉、金九、金奎植),他们在朝鲜半岛解放前的主要政治和人生舞台,都是中国;东方好莱坞的“电影皇帝”汉城人金德麟(金焰)、跟随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咸镜北道人金武亭(武亭)、创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全罗南道人郑宣恩(郑律成);约25万名朝鲜人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而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同时形成的是作为其少数民族“朝鲜族”的历史。

  毫无疑问,中朝两个民族的历史联系从未像在“近代”那样紧密错综过。这种联系既不同于朝贡体系时代下以中华文物的分享和士大夫交往(由此形成世界观、价值观上的一致性)为主体的旧模式,也有别于当代以媒体信息或走马观花式的游历为主体的新模式(亦可称之为关键词模式。即普通民众基本上是通过上述“核(导)”、“韩流”等等关键词得到对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的大概印象并产生出相应的好恶观)。

  不过,那样的历史联系却又是去者不可追——由于两个重要的历史/情感媒介的消逝。

  1944年,为了寻找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领袖朴宪永同志”而离开京城前往延安的金台俊(他不知道朴宪永其实就藏匿在朝鲜),在八路军根据地接受审查时,面对八路军政工干部张中水提出的种种询问,言语不通的金台俊挥笔用汉文写下长篇论文作答。这一幕使人想到的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朝贡体系时代的交往方式:笔谈(参见金台俊:《延安行》,《朝鲜小说史》附录,第374~375页,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1982年,中共中央向金日成送去苏绣屏风《绿竹寿带屏》,以此作为祝贺他70岁寿辰的礼物。当中方人员介绍到屏风木框架上的方夔龙图案时,朝方翻译不识“夔”字,也不知方夔龙为何物,正在为难之际,金日成“笑了并指着翻译同志说:‘他不懂,我知道。’”(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第1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如今,即便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中朝(韩)知识分子之间,如果彼此不能掌握对方的文字或语言,那用作交流的公共语言一定非英语莫属。在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近代思想(以西方为世界“文明”楷模)的多重冲击下,汉字在原朝贡体系国家内的衰微,使得金台俊或金日成式的史事近于绝唱——实际上,即使是在汉字的“母国”,围绕汉字的存废问题也曾发生过极大的争论——尤其重要的是,养成金日成与金台俊汉字知识的“近代”正是世界史、朝鲜史的大过渡期,也就同时意味着这个“近代”是不可复制的。关于朝鲜的汉字问题,在三个方面的相互影响下,相比起封建时代,反倒使得这一时期的汉字形成了向下“普及”的情况:第一,从“真文”(汉字)主体向“谚文”主体(朝鲜文字)的转变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所以即使是最为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自幼便习学四书五经的两班子弟),也多使用汉谚混合的文体;第二,由于近代教育的逐渐展开以及空前规模的朝鲜人移民移居中国潮,“解放”了原先由两班统治阶级垄断的汉字;第三,是颇具讽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和殖民越南的法国不同,日本是一个大量使用汉字的国家(特别是在1945年之前),殖民统治本身又必然是以压抑被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意识为主要目的,故此便在客观上对汉谚主体的转变起到了延迟作用——特别是在殖民统治的后期。但随着上述三方面原因的变化乃至不复存在,这一特殊的(汉字)向下“普及”自然也就终止了。今天,虽然也有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中国春节时写汉字等举动,然而这与中国的高官或其他所谓精英用英语演讲、接受访谈之类的行为相似,不过只是一种“教养”的卖弄罢了。

  文字,这是第一个消逝的历史/情感媒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班牙内战”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法西斯主义),来自五湖四海的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走到一起;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所建立的同志情谊,绝非普通情感可比。那么在东亚,具有同等地位的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仅就时间上而言,这一斗争远远超过了不到三年的“西班牙内战”(从朝鲜的角度计算,大约为晚清义兵运动到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定的近五十年间)。作为斗争主角的中朝人民,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也结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谊。这并非是说其间不存在各种矛盾,就像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内部一样有着极为激烈的明争暗斗,但有或没有这样共同斗争的经历,差别是异常巨大的——正因为如此,1970年代末的中越战争明显具有“反常”的性格——其实不光是左翼方面,右翼的蒋介石政权与金九临政派的关系,亦曾大致仿佛。但随着岁月流逝,无情的自然规律使得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一一归去,革命与斗争的记忆被风化,“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就逐渐成为了纯粹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如果不能通过新的方式继承及延续,那么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相关国家在内政外交上的转向,即使是“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也将面临重大的考验,而这便是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

  共同斗争的经历,这是第二个消逝的历史/情感媒介。

  总之,还是让我们追溯往昔,聆听一下历史发出的回音。的确,有些物事可能已经是去而难返,但有些却似乎仍缠绕不去——譬如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虽然在它以“当代”面貌出现时,会被误认为只是一个当代的问题。  

  ——————

  ⑴  “人们常常谈论二十世纪死了六百万犹太人,但从来没有谈及刚果人,据《利奥波德国王的灵魂》一书的作者亚当·霍克希尔德估算,至少有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刚果人被比利时人杀死。当时在刚果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论历史:塔里克·阿里与奥利弗·斯通谈话录》,第22页,作家出版社,2015)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后来弗朗西斯·科波拉旧曲新唱,把故事的舞台搬到了越南丛林,拍摄了杰作《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李完用作为亡国的殖民地高等奴隶,去向大殖民者鞠躬致哀,也算是一种可悲的象征了。

  ⑵  2015年,中国与韩国一度进入所谓“蜜月期”,朴槿惠在中国也获得了不少好感。她到中国访问时专门去了“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上海临政)的故址,然而在内心里面,朴这一派亲日右翼势力,根本就没把金九当成什么“国父”,他们的“国父”和“伟人”是李承晚和朴正熙。

  ⑶  1969年,战后左翼学生运动的关键时期,大片导演中岛贞夫拍摄了 《日本暗杀秘录》一片,一口气描写了从幕末到“二·二六”事件的九幕暗杀剧,其中高仓健也短暂登场,扮演了刀劈永田军务局长的“皇道派”将校相泽三郎。

  ⑷  岩田和川岛浪速一样,都是所谓的“大陆浪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

  ⑸  意义相似的例子,有更为著名的胡志明的狱中汉诗。

  ⑹  朝鲜半岛、越南基本上都完成了去汉字化;保留了最多汉字的国家日本(以及琉球),不仅在二战后废除了大量汉字,而且近年来汉字应用的水平也日趋下降。

  ⑺  产生的副产品则是日式汉语的流行并成为朝鲜半岛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南北分别建国之后,韩国的情况尤为明显。

  ⑻  因宗属关系而形成的语言、文字、文化上的共通性,在这种关系解除后,仍然影响着之后的包括政治情感在内的联系,不仅是中国与朝鲜,我们在诸如西班牙与拉丁美洲西语地区,葡萄牙与巴西,法国与马格里布国家,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与希腊等等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另外需要申明的是,此处我们只是指出一种客观情况,与主观上是否支持在朝鲜半岛恢复汉字没有关系。

  ⑼  冷战时期或更准确地说在1953年以后,虽然在情感的强度上逐渐降低,但由于面对“资本主义阵营”、“西方帝国主义”这种现实威胁时的同盟意识,以及抗日时代和“抗美援朝”的“活记忆”(因为很多当事者仍健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仍然是有名有实。而主要地从1980年代,“有名无实”的过程开始形成,最近几年中更是接近了“名实俱废”的边缘。不过,在习近平总书记与金正恩委员长成功会面之后,中朝关系终于出现向积极一面转化的趋势,但仍需要时间检验其强度。

  一  关于刺客

  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

  ——元稹:《侠客行》

  刺客大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

  我们的确套用了某句话,但这么说恐怕也并无不妥。

  什么时候有了刺客?又什么时候有了政治暗杀?很可能的情况是,当所谓“政治”刚一出现时——即便是还不存在“政治”这个词的时候——刺客与政治暗杀就如影随形般地出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当“阶级政治”刚一出现时,刺客与政治暗杀也就随之而现身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只要“阶级政治”不消失,刺客与政治暗杀恐怕将永远存在。

  《史记》的伟大与不朽,其原因之一便是司马迁不只写了帝王将相,还写了历来为统治阶级所轻视的商贾;不仅写了商贾,竟然还写了历来为统治阶级所轻贱的“游侠”与“刺客”。《史记》之后所谓的“正史”,仅从这一点上而言,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这让我们联想到英国杰出的左翼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名著《非凡的小人物》。在此书中,霍氏也为像萨尔瓦托雷·朱里亚诺这样的“游侠”作了小传。显然,即便是在如今的西方史学界,通常而言,描写“非凡的大人物”而非“非凡的小人物”依然是主流,然而司马迁却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为那些“非凡的小人物”们“树碑立传”了!

  司马迁为何要为“刺客”立传?

  清人牛运震谓:“刺客侠武之流,太史公极歆艳其事,故悉力写之。”(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 附史记纠谬》上,第482页,中华书局,2012)此言不虚,但另有一点更引人兴趣。

  《刺客列传》中写得最华彩的压卷之篇毫无疑问是荆柯事迹。更由于《刺客列传》,荆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刺客。即便是没有读过《史记》,一提起“荆柯”、“风萧萧兮易水寒”,恐怕少有漠然者。然而“最伟大的刺客”荆柯,他的暗杀行动是以完全失败告终的。鲁句践甚至评价荆柯“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就是说,作为“最伟大的刺客”,荆柯的“职业”技能其实并不高超。可为什么荆柯还是以“最伟大的刺客”名留史册?

  自曹沫至荆柯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名

  垂后世,岂妄也哉!

  部分答案就在司马迁自己的总结里:“或成或不成”,只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就当“名垂后世”。而与其他四人相比,荆柯之刺秦王,“意”、“志”最雄,所以即便是“不成”也是伟大的“不成”。

  还有一点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对于“刺客风度”的审美意识:

  高渐离击筑,荆柯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

  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

  发尽上指冠。于是荆柯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写渐离击筑,荆柯和歌,又绝妙一幅易水悲歌图......情状淋漓,音节凄古,真绝调也。极激昂慷慨事,却写得幽飒萧瑟,不是一味壮浪。”(上引牛运震,第494页)“易水悲歌”、“情状淋漓”、“音节凄古”、“幽飒萧瑟”,刺杀的成败与否已然无足轻重,这种形式美成为了压倒性的存在。而正是由于预知了刺客最终的结局,所以更要写出实际可能未必如此慷慨的“绝调”,确如牛运震点出的那样:“刺客侠武之流,太史公极歆艳其事,故悉力写之。”——这当然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有关——中国为“文字之国”,于是自此千百年后,人人都为“风萧萧兮易水寒”所感动,而甚少批判地、理性地去分析荆柯的暗杀行动。比如说假使荆柯刺秦成功,天下便有可能从一统之势又重回割据争雄,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也将被延迟,那么荆柯就会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分子”。王安石则谓:“(聂政、荆柯)......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书《刺客传》后》)与司马迁正相反,王安石认为荆柯之流的“立意”大不然,因此采取了相当贬低的看法。虽然王安石也是杰出的文章家,但他并未被文字的魔力所惑。作为大格局的政治家,王安石不屑于政治暗杀和“鸡鸣狗盗”之举,在历史观上比“浪漫主义”的司马迁更多现实主义眼光。然而,这样政治性的思考却很少能动摇“易水悲歌”那坚不可摧的形式美;就如同项羽的“乌江悲歌”一样,“浪漫主义”的唏嘘长叹最终穿透了今古。说来有趣,除去《史记》之外,中国所谓“正史”者,基本上就是帝王参考书及统治阶级秩序的再确认。然而荆柯之辈,谋王杀驾,按照正统观念是最为大逆不道的行为,那么“易水悲歌”之不朽力量,在绝对的形式美之外,或许还有这样特殊的原因,即:秦赢政是“道学家”眼中的“暴君”,王介甫是“道学家”眼中的“奸臣”,因此刺杀“暴君”,天经地义;“奸臣”的批评,不值一顾。由于“刺客”在《史记》之后的“正史”中永远地失去了一席之地,所以历来作为中国统治阶级主流的“道学家”们也就能够欣然地接受这为数不多的几次暗杀了。

  在“正史”中销声匿迹了近二千年的刺客——这里指的是“列传”的“资格”,而非关于政治暗杀的记载——当然不可能真的在现实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中记载的类似人物,都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雇佣杀手”(HitmanContractKiller),目的纯粹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又或是被动接受主子指令的附丽爪牙,只为奉命行事。那种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高古格调已很难寻觅,因此也丧失了其最重要的审美性。

  直到晚清,历史的大动荡,不仅在中国,也在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催生出了至少在表面上非常复古主义的刺客们。但这一次,与更多地体现了纯粹形式美与高度个人化的“远观”的刺客像不同,审美意识(形式)与实际的政治活动(内容)如今已空前紧密地结合,一种在强烈的拟古欲望与革命欲望双重刺激下形成的“古今同一”式的刺客像也由之而生成。

  

  

  ——————

  ⑴  “赞语‘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便不以市井侠少目刺客矣。”(上引牛运震,第497页)

  二  对于暗杀的迷恋

  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伟

  大之人物也。

  ——吴稚晖

  1910年,汪精卫谋暗杀清摄政王载沣,临行前与红颜方君瑛(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妹,时为暗杀团团长)依依惜别。方为汪赋赠别诗:“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1921年方君瑛愤死,汪为方赋悼亡诗:“易水萧萧人未渡,开箱手制见寒衣。”(袁南生:《近现代名人名联》,第41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因刺载沣未成,汪精卫被捕入狱,关押期间常作诗自励,其中《秋夜》一首,有“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句,汪自注云:“此诗由狱卒辗转传递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等读之,伯先每读一过辄激昂不已。”(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私印本)这种对于“风萧易水”古今同一化的自我陶醉意识非常之明显。而整整36年后,已然附逆的汪精卫在日本对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汪与黄兴等人的合影)黯然魂销,作《金缕曲》词,又谓“正呜咽,风萧易水。”可见“风萧易水”的刺客像在汪心中是如何的深刻强烈。但当年一腔热血的革命刺客如今却堕落为身败名裂的头等汉奸,因此睹故物也只余下了“为问当时存者几?落落一人而已。”(上引《双照楼诗词稿》)——附带一提,模范“皇汉”最后沦为模范汉奸,足可为今日跳梁之所谓新“皇汉”一戒。

  自晚清而起的政治暗杀活动,如果按时期和政治内容来分,主要可分为三,而这三部分又有着合作、继承与对抗的关系:其一、“排满革命”时代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其二、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无政府主义激进团体与无政府主义共鸣者的暗杀活动;其三、国民党特务政治下的暗杀活动。这里面,一与二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一与三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二与三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

  革命党之革命虽然属于民族(种族)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其最主要的政治文化及手段却是奉《史记》中的《游侠》(秘密结社)、《刺客》(政治暗杀)二传为“圣经”,以朱家郭解、聂政荆柯为偶像,在高度古今同一化的性格下展开的。

  革命党对暗杀的迷恋,除了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其主要活动据点——日本当时的政治氛围影响,还与革命党的历史—政治观点有关。这一观点认为,经过了异族(满族)二百多年的统治,“一般”的汉人已经血气泯灭,为了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寻找那些血气未衰的力量。在革命党眼中,此种力量之源存在于所谓的“地下社会”,而那里正是“游侠”、“刺客”们活跃的舞台——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窥见“辛亥革命”的先天性缺陷。

  予于是西验欧洲,东观日本,而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以

  布其种子者。(吴樾:《暗杀时代》,收录于章炳麟编《天讨》,民报临

  时增刊,中国近代期刊丛书《民报》册4,第2085页,中华书局,2006)

  虽然吴樾暗杀“五大臣”的计划失败,但因这“中国炸弹第一声”(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第372页,上海书店,1982),革命党将他作为了复古的形式美与现实的政治革命高度统一的典范:

  自秦汉降,吾族不武,荆柯聂政之事,几于绝迹。而吴君独能为民族

  流血以死,呜呼其壮烈不可及也。......时痛四方口舌排满之辈,不得一人之

  实行为耻。其牺牲身为天下倡,而复活我祖国荆聂壮美之历史,使全世界

  异种人,均不敢玩弄吾族也久矣。(《烈士吴樾君意见书》,《民报》第

  三号,上引《民报》册1,第429、436页)

  如此的言辞再清楚不过地描画出“古今同一”式刺客像的典型面貌。

  在这样的激烈鼓吹及同盟会内部分裂——以汪精卫刺载沣事为例——的历史背景下,革命党的暗杀潮一浪胜过一浪地袭来:

  1906年,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1907年,刘思复等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

  1909年,喻培伦谋刺直隶总督端方;

  1910年,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邝佐治在美谋刺筹办海军大臣载洵、黄兴等谋刺李准;

  1911年,温生才杀广州将军孚琦、林冠慈与陈敬岳谋刺李准、李沛基杀广州将军凤山;

  1912年,彭家珍杀宗社党领袖良弼。

  革命党于是颇自诩:“清廷达官,人人自危,谓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畏也。”(上引曹亚伯,第219页)

  今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神话最大偶像的胡适曾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上发表这样的诗歌赞美当年革命党的“恐怖主义”: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

  一弹使英雄破胆!

  一弹把帝制推翻!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红色起点: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早期稀见文献丛刊》第11册,第193页,中西书局,2012)

  所谓革命党派系众多、政见各异——维系其共同战线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排满”。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种族色彩(“大皇汉思想”)非常强烈,但这种历史局限性在当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各种“主义”、“思想”竞雄的时代,其中无政府主义便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民报》第三号列巴枯宁与吴樾之照相于卷首,可视作一种象征。无政府主义极度钟情于政治暗杀,而当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尤其是当那些留学海外的激进无政府主义青年回到国内投身革命党的事业后,便火上浇油般地使暗杀之火愈燃愈烈。到了“四·一二”政变时期,国民党右派与党内无政府主义巨头联手,利用军队与帮会对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进行大清洗,由之形成了所谓的“安国合作”,但这一“合作”也造成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分裂。痛恨蒋介石政权的一派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又将暗杀目标瞄准了前者,代表人物就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关于迷恋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因为与本文的主题“异邦的刺客”相关,下文将会详述,暂且先一笔带过。

  最后,我们见证的是自革命党而起的近现代中国政治暗杀的完全堕落形态:不仅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形式美,政治内容更是卑鄙不堪,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政治下的暗杀。

  国民党对于政治暗杀的迷恋,当然与继承了革命党时代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与革命党或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明显的区别是:前二者都是“无权者”杀“有权者”,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选择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速成”和“经济”的手段;国民党却是在掌握了大权的情况下,对包括文弱书生等在内的众多“无权者”的暗杀,而这种政治行径甚至一直延续到其割据海岛的岁月里。

  或谓:国民党不是也搞过“正义”的暗杀吗?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

  李安的电影《色戒》公映时,曾引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几乎泛左翼阵营的所有人都声讨此片,指斥电影侮辱了抗日的“民族英雄”,但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声音,那就是近年来已颇为沉寂的旷新年的观点。在旷新年眼中,郑苹如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与此恰恰相反,她的那种“色诱”、“暗杀”的举动不过是国民党腐败肮脏的特务政治的体现;而自认左翼者,竟然纷纷去为一个国民党的“女特务”辩护,简直是匪夷所思。他将这看作是中国左翼的思想危机。

  旷新年是非常欧化的左派,对民族主义,基本上属于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这一脉的彻底排斥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的左翼要想进步,非得与民族主义为死敌不可。他的问题在于,完全否定了“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中的进步意义,同时也完全否定了在某个特殊时期或阶段下“民族主义”的进步意义。虽然旷新年的民族主义观有过“左”之嫌,但他也确实提出了对于中国左翼而言值得深思的问题,它要求中国左翼更谨慎更宏观地对“民族”与“阶级”进行论述。因为“《色戒》事件”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今天已屡见不鲜的是:打着“抗日”的大义名分,试图将某些人物打扮成“爱国者”、“民族英雄”甚至是天使;又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混淆式手法,试图否定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颠覆整个革命史。

  此外,就国民党的抗日暗杀(相关内容可参阅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应注意几点:其一,暗杀目标基本上避开了直接的侵略者——日本,而以汉奸为主;其二,暗杀之汉奸,如傅筱庵、李国杰(李鸿章长孙)辈,多为与蒋政权存有宿怨者;其三,大量起用未经严格训练的青年少年发动冒险袭击。特别要指出的是:比起抗日暗杀来,国民党在杀害自己的国内政敌时实在是更有“效率”。由杨虎训练、顾顺章等变节分子为主力组成的CC系特务暗杀团,在1933年7月至翌年7月这1年之内,根据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文件,就“已经清除了4,500名共产党员。”(布赖恩·马丁:《上海青帮》,第17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政治暗杀的堕落,反映出的是政治文化的堕落,是以“辛亥革命”为顶峰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性彻底耗尽的结果。新的革命运动取代旧的革命运动,已是天下之大势。而共产党的革命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虽然早期的革命斗争并未完全避免个人恐怖式的行动(特别是在城市中),但共产党最终摈弃了政治暗杀。从一种美学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审美意识上的巨大革命: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绝调之美,一变为“脚踩泥地”的朴素深沉之美;从醉心于只爱剑走偏锋的“刺客”,一变为赞颂蕴藏无穷之力的“人民”。谁谓真正的革命只是武装夺权这样肤浅呢?这种关于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美学意识,不禁让人想起郭沫若论《女神之再生》时的话:“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而韩国著名的进步诗人高银曾在世纪之交时的一场演讲中提到:1960年代中苏论战,使韩国的左翼也产生了很大的困惑,而表现在美学观上,就是过去一直奉为圭臬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如今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孰为是的问题。(高银:《对朝鲜统一的思考》,第12页,神户学生青年中心出版部,2001)由此可见,不仅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存在着审美意识上的对峙,甚至革命与革命之间也仍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对峙。它也正是相异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践的投影

  说来讽刺,蒋介石的政治发迹始于暗杀“光复会”革命领袖陶成章,而蒋家政权的断绝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江南案”。始于暗杀,终于暗杀,蒋家和国民党的历史正所谓“始乱终弃”,此非神佛之报应,却正是历史的报应。

  

  

  ——————

  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2001。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城市游击战,再次将政治暗杀作为了主要手段之一,尽管这些团体大都自称“共产主义”,而且也并非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与经典理论之间的矛盾。此外,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来自内部的政治暗杀也并没有消失。也许还是要回到本文一开始时的观点,即:只要“阶级政治”存在,政治暗杀就难以消失。

  ⑵  对此,只需观察“两个三十年”对于女性的审美观变迁史便能一目了然。

  三  异邦的刺客

  

  佣兵十万不及一掷之炸弹

  ——申采浩:《朝鲜革命宣言》

  综观中国的政治暗杀史,无论是前文所说的“远观”还是“近看”的刺客像,有一点是由始至终都没有变过的,那就是对于形式美的倾倒仍然占据着绝对性的位置。

  “鉴湖女侠”秋瑾,安庆之难后指挥失措,自己未发一枪一弹即被执。可秋瑾的声名不仅高于同时期暗杀成功的徐锡麟,而且论起革命党全部之历史,秋瑾也是最有名的烈士之一,道理何在呢?其中当然有性别的因素,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魅力更是不可否认的关键原因——虽然陶成章谓秋瑾被捕后“不作一语。”“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册三, 第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黄花岗之役,革命党死者如云,精英殆灭,埋骨者就有七十二人。不过除非是专家,七十二人中能不假思索叫上名字的,大概不会超过十个。而能被人记住的只有像林觉民这样的牺牲者,无他:

  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

  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

  《与妻书》之魅力。

  汪精卫在什刹海埋炸弹谋炸载沣,以计划性和实行结果而言并无多少可取处,但汪若不是以汉奸终,诸如“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云云,恐怕也能与“秋风秋雨愁煞人”、《与妻书》一道流芳后世了——其实至今仍有人引用这些诗词为汪作某种辩护

  虽然严格来讲,秋瑾案和黄花岗起义不完全属于个人式暗杀的范畴,但上节已提及:秘密结社与政治暗杀对于革命党而言,犹如车之两毂、鸟之双翼;无论是个人暗杀还是依靠会党势力发动的稍大规模的“举事”,彼此俱是相通相连。因此可以说,这些著名的例子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形式美问题的重要性。

  必须说,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暗杀,无论从效果还是重要性而言,与我们的邻邦——朝鲜、日本——比起来,实在是多有逊色。十五年的抗日战争中,包括国民党在内也搞了很多次暗杀活动,但那么多的暗杀加在一起都不及尹奉吉1932年扔出的一枚炸弹(尽管炸弹是中国人制造的)。也许是太过倾倒于“风萧萧兮易水寒”、“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形式美感,反倒映衬出实效的不佳。当然,这也与各国的历史民族性格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日本为长期的武家政治,有好武崇勇的传统。又兼之日本式的“忠”的观念(对直接的主家忠心),往往体现出激而偏、鲁而直的特点。但凡有一刀一枪在手,说干就真干。比之精心谋划、反复推敲、四处串联最后却反而误机泄密来,倒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

  高丽民族素来以尚武著称,炀帝、太宗时之役皆可验证。虽然自李朝中期以降,朝鲜成了一个比中国更极端的尚文贱武的儒教国家,变得孱弱不堪,但必须看到,朝鲜与中国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虽然统治阶级以儒教(程朱理学)为惟一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引入了科举制度,但朝鲜的阶级流动性相比中国却非常低,世袭两班—中人—常民—世袭贱民的身份等级制度几乎难以动摇,尤其是首尾两端的“世袭”阶级。故而就阶级流动性而言,反倒与日本而不是中国更相近。阶级压抑同时造成了强烈的地域性歧视,如对于咸镜南道、全罗道,特别是平安道出身者。长时期压抑与歧视的累积,最终引发了像“洪景来之乱”这样动摇李朝统治根基的大规模起义。压抑、歧视与反抗的历史根深蒂固,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主要是在韩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全罗道这样的地区在反对中央保守派的进步政治中扮演了怎样关键的角色——此外,在朴正熙的“维新政权”下又形成了“岭南”与“湖南”之间新旧相融式的地域矛盾——朝鲜代表性的“庶民音乐”盘索俚(亦称唱乐、唱剧、剧歌等),格调多悲烈,如《沈睛歌》(一名《沈清歌》)、《春香歌》等名篇,唱者撕心裂肺,听者肝肠寸断。研究家姜汉永指出:“盘索俚,总体而言表现出了朝鲜民族之恨。”(申在孝:《盘索俚》,“解说”,第319页,平凡社东洋文库,2000)而“‘恨’是朝鲜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情绪”(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韩国电影史》,第8页,译文出版社,2010)。1923年,“白丁”(最下等的贱民,地位比同为贱民阶级的“奴婢”更低)阶级组成政治团体“衡平社”;翌年衡平社总联盟建立时,会员多达40万。在当时号称朝鲜最大政治势力的朝鲜劳农总同盟与朝鲜青年总同盟,其会员都不过几万人,所以单就会员人数论,未有能与之相颉颃者(高峻石:《朝鲜革命运动史第1卷:日本的侵略与民族解放斗争》,第239页,社会评论社,1983)。而“衡平社”是受到日本部落解放运动“水平社”(1922)(“部落解放同盟”的前身)影响成立的,两者之后又形成了互相支援的关系。“水平社”创立大会时,京都冈琦公会堂门前大书“三百万人之绝对解放”(高桥贞树:《被歧视部落一千年史》,第237页,岩波文库,2012),由此可见,无论是“水平社”还是“衡平社”,都是规模庞大的政治民权运动——“部解运动”直到今天仍在持续——但在中国,虽然曾有过被比做“贱民”的“业户”、“惰民”、“疍户”等特殊群体,但他们并不能构成一个阶级,因此也就没有出现过相同规模的运动。日人稻叶君山谓:“中国四民平等,均有为官吏之资格,其间毫无差别......故或曰:古来平等思想之发达,中国者不可多见也。”(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第54~5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虽然有过于理想化之嫌,但与朝鲜和日本相比,确也如此。

  “白衣民族”之恨,日积月累,遂养成激烈孤直的民族气性;又因近代以来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重大危机时,这种气性遂直接转化为了行动。1907年,曾在朝鲜布道的美国著名传教士赵元时(乔治·琼斯)因发表亲日言论而险些遇刺;1908年,田明云等在旧金山暗杀了亲日派的“大韩帝国”外交顾问美国人须知芬(德拉姆·史蒂文斯);1909年10月,安重根在哈尔滨杀死了“明治国家”实际上的缔造者伊藤博文,同年12月李在明又于汉城行刺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忧国之刺客”自此纷纷而起。与日本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耶鲁大学教授乔治·兰德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朝鲜人是血腥的民族。”

  韩国人颇为他们的抗日暗杀史自豪,此前还专门拍摄过一部由全智贤等“韩流”明星主演的电影,中国也进行了公映,片名就叫做《暗杀》(崔东勋导演,2015)。而在韩国还发生过因亲日派作家金完燮发表安重根是“反动守旧的凶徒”、“金九是杀人魔鬼”等言论,结果被逮捕判刑并多次处以巨额罚款,甚至出庭时都被殴打的事件。

  电影《暗杀》中的暗杀行动发生在朝鲜(京城),但实际上,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告终,朝鲜本土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暗杀事件,所有重要的抗日暗杀都是以中国为中心舞台展开的。

  上文曾提到了胡适的一首诗,那是他因“梦游”“四烈士冢”而作。“四烈士”者是指暗杀良弼的彭家珍与暗杀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四人。民国成立后,四人被合葬于北京的三贝子公园。当时冢旁造有四面碑台一座,预备刻碑纪念。但新政权似乎很快就遗忘了这些烈士,除杨禹昌之外,“其余三面都无一个字。”这也成了胡适此诗的缘起。

  无独有偶,在韩国首尔特别市龙山区有一座孝昌公园,园内北侧的东山上,立有“三义士墓”,墓区供奉和祭祀着三个人的遗骨:李奉昌(1900—1932)、尹奉吉(1908—1932)、白贞基(1896—1934)。三名义士;三名刺客;三名暗杀者;或(用现在时髦的称呼):三名“恐怖分子”(Terrorist)。

  所谓的“三义士墓”,其实竟也是“四义士墓”!预留的墓基是给尚未找寻到遗骸的安重根(1879—1910):又一名义士;刺客;暗杀者;“恐怖分子”(日本人不就是这么叫的吗?)。

  无论如何称呼或定义,毋庸置疑的是:这四名“异邦的刺客”既影响了历史,但归根结底又被历史所影响,他们的事迹是二十世纪中前期东亚乃至世界在巨大的爱恨之间挣扎搏斗的历史缩影。

  

  

  ——————

  ⑴  据曹亚伯引朱师晦作清肃王墓志铭序文,汪当时是否真的如此“慷慨从容”,其实颇有疑问(上引曹亚伯,第253~255页)。

  ⑵  朝鲜所谓“解放”,指的是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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