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 > 思潮 > 思潮碰撞

许光伟

许光伟 · 2019-01-05 · 来源:乌有之乡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理论工作特征是:(1)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2)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3)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它使得社会学科完全沦丧为一如自然学科那样的知识学构造,在理论规划上彻底堕落为一种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

  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研究

  许光伟

  【阅读提示】这是一篇旧作,盖因它启动了《保卫资本论》的方法论创作,——总体而言,我们主张发生学的说明,即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路线上的解释,断然反对自足性的解释科学。在这部作品中,笔者后来写道:“解释学逐渐由一项传统阅读技巧演变成单纯的解释技巧,占据了语言学本来的位置。后来和解释技术一起慢慢演变成一门‘新科学’。”什么是解释学?按照构成看,那就是因果-功能-意图性的局部与体系并重的知识解说,以致,有网页这样评议:“西方人极善于用解释学来描述一切,把解释不了的部分推给上帝,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认识方式,在形式上是多么完美。如同西方最善长的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经不起事实真相的轻轻一碰,只一碰,五彩斑斓的泡泡就崩散了!”时代需要经典阅读,同样需要经典性的批判,这样,我们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意蕴直接解读为“解释学批判”。“眼前分明是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在现代注释派的肤浅意义上,解释学可能因应了《琴心》的曲意:所谓“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 莫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 我这里潜身听声在墙东, 却原来西厢的人儿理丝桐。他不做铁骑刀枪把壮声冗, 他不效缑山鹤唳空。他不曾高怀把风月弄, 他却是儿女低语在小窗中。 他思已穷恨未穷, 都只为娇鸾雏凤失雌雄。 他曲未终我意已通, 分明是伯劳飞燕各西东。  感怀一曲断肠夜, 知音千古此心同, 尽在不言中。”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再可以辩护的。《保卫资本论》的结论是:“可见,这门新科学的学名就是‘资产阶级解释学’,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或作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总之,是资产阶级工作者视为最高科学和最高哲学的那种规定。它满足在物的世界里,沉迷于对物象认识的空间分割游戏,尔后,带着十足满足感去宣布一项项由拟像关系编织起来的客观真理。尽管运用了近似完美的仿真技术,却始终是永远无法兑现的虚假知识。在工作形态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着这种编织,煞有其事地从事主观批判和进行神秘主义的遐想,因为谎言既然启动,就需要千万个‘永恒的知识’编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永恒的’,然而是永恒的理论遐想,是对永恒知识的玩弄。”

  

190a4f98a94910c1daf723cdc19a5430.jpg

  【摘 要】《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1)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2)全面玩弄解释学业语言实践;(3)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出现“错位”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即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历史和实践化的工作原则与主张,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危机之可能。首先,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之名,行“去历史化”理论实质之企图。再次,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最后,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归根结底旨在立足于破资产阶级科学工作者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释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关键词】《资本论》;发生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9f91f297be056fd626c7fbf8752bc143.jpg

  一、题  记

  本文考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关系。近两年来,笔者围绕着《资本论》中蕴涵的逻辑和方法论的性质问题,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提出了“发生学”的思维与语言的经济学工作体式主张。发生学,作为学术用语似乎更多流行于哲学科学界,而并非经济科学界,似乎是源自西方的典型的舶来用语。其实,它是马克思对历史学加以科学化改造所逐渐形成的特定用语和范畴。亦即,在“发生”语义上贯之以“学”,其实是说明一种卢卡奇(2009,第80页)意义上的总体的人文科学(观):“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归根到底,“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①]

  尽管发生学的语义很杂,但是于斯密发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之后,仍旧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的研究进路:发轫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成长路径及与之毗邻而又曲解其本真涵义且实质是发轫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成长路径。[②]马克思对于“发生学”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在于确立了《资本论》的典范性研究文献。犹如列宁(1990,第290页)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由马克思主义域内看,对发生学做出重要阐发的是“意大利学派”,其中的两位重要作家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例如,拉布里奥拉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根据意大利的情况看,“我认为发生概念这个名称更明确些,当然它是包罗更广的,因为它既包括处在形成中的事物的实在内容,也包括把这些事物理解为形成中的东西的逻辑形式技巧。如果说发生概念,那么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有了具体形式并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转引自卢明,1991)拉布里奥拉的开拓性贡献其实是确立一种建设性认识:“‘历史’具有双重内涵:它一方面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系列的生成过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既代表着一种以‘历史地生成’的视野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又指以这种思维方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所形成的历史理论,它既是马克思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陈爱萍,2010)

  可见,意大利学派运用发生学这一术语的用力之处在于弘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辩证法,在于有力抵御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和庸俗进化论的传播和泛滥。这最终启动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和有目的性地传播。就卢卡奇本人而言,其援引“本体论-发生学”的研究范式也是为了根本杜绝资产阶级“存在论”解释学。卢卡奇(1993a,第414-415页)正确认识到,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试图通过消除任何本体论,通过科学‘语言’的纯粹统一,通过逻辑操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卢卡奇这里是指着手解决统一科学的建构问题,所谓“如果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同时包含于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质的差异当中的话,那就能产生出内在统一的科学。”“然而这种辩证的统一只能在现实本身中找到,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在现实本身中发现一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结构和动力的学科并上升到意识之中,世界认识的统一性才能产生……”

  因此,以实践为取向的发生学研究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复活,目的是旨在全面拒绝乃至根除任何形式和意图的认识主义,反对以形而上、纯粹的认识命题或原则统帅理论与范畴生产的科学主义工作方法,摒除解释学,重归历史和实践原则。卢卡奇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机会主义者置身于‘一般地’资本主义中,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现状越来越正好符合人的理性的本质,正像李嘉图和他的后继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觉得它是‘合乎自然规律’一样。”但是,“机会主义者首先竭力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的历史的辩证过程,仍然迫使他们也在这一点上接受必然的结论。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使得虚假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不可能,使得以‘客观的和精确的科学’的名义‘科学地’分析它的被孤立地加以观察的现象越来越不可能。”(卢卡奇,2009,第82-83页)进一步,“卢卡奇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意的名义下为它套上了本体论这一旧哲学的框架”。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一种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旧哲学决不只是在观点上不同,而且在形态上也是不同的:它至少不会像旧哲学那样去建立体系。”卢卡奇的做法是令人存疑的,导致他做出矛盾表述:“如果试图在理论上概括马克思的本体论……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体论的。然而,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又找不到对本体论问题的专门论述。”(俞宣孟,2012,第128-130页)

  实际上,卢卡奇用力之处在于指责资产阶级虚假本体论。并且,这种虚假本体论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中也屡见不鲜的。例如,考茨基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说:“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转引自弗兰尼茨基,1988,第351-352页)实证主义研究倾向导致考茨基(1964,第27页)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外在地看待历史和科学的结合,把前者简单当作经验归纳方法,是“把作为科学出发点的概念确定下来”,把后者对应当成科学演绎方法,是“发生学方法”。可见,考茨基(1955,第17页)的发生学用语和语境、语义完全倒向了纯粹的达尔文主义,竟只限于“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现象怎样发生。”

  

6aca27b2823527a085c7fb6c9f6c2efe.jpg

  二、研究论题切入:资产阶级逆转

  就研究特质性而言,马克思把历史当成发生学来内在地把握。这种历史科学的对象既不是纯粹工艺史,也不会是单纯的人类史或世界史;前者使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等同起来,从物的观点看待人;后者以非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发生史乃至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批判同对现实的描述简单等同起来,将现实历史的内在逻辑同对现实现象的描述简单等同起来。作为一项特别的经济史,历史科学的对象是主体关系和客体关系的内在关联,是对它们的辩证发生关系的总体把握。政治经济学因循历史,进发路径是历史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批判性实践科学。

  所以应该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不应只限于《资本论》,应该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到《资本论》,再到《反杜林论》。”(罗郁聪、杨继国,2012)关于《共产党宣言》所蕴涵的经济学革命的实质及马克思的贡献,恩格斯讲道:“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1995a,第66页)

  所谓“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乃是以《进化论》譬喻马克思的《资本论》,指示政治经济学发动了一场对历史学而言的“哥白尼革命”意蕴的新的历史科学建构道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抵御科学主义、摒除解释学之肆意侵扰,完全在于:坚持将经济学看作是非独立的,不是“逻辑操作”,实质是“历史操作”。对资本主义批判这个研究主题而言,即无疑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马克思,2004a,第422页)它的第一完备的形态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角度,仍有必要创建“广义经济学”。[③]恩格斯明确地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他并且指出了:“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1995c,第489-493页)

  以上论证充分表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母学科唯一地只能够是历史学本身,是从对历史学发动批判而产生的历史科学,最初与数学无关。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言,其使历史学发生了“剧烈革命”,产生出认识要求:“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1995a,第257页)这种统一性使界定“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寻求关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基本发生学。就像马克思(2004a,第429页)说的,“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

  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历史学之处在于探明历史发展过程的内部运动机制,说明生产规定的生成机理。因此否决了:“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以至达成这一点认识:“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95a,第100-101页)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赋予的特有内涵与理论规定。

  但是,资产阶级工作路线将“历史学→经济学”逆转为“数学→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降格为数学之分支。所以,资产阶级恰恰滞留于自然史领域,打造“非批判科学”,进行着所谓“人类理性”之不遗余力地编织。就是说,“以物质为本位,以认识和占有物质为目的……以物质财富所有权为核心……唯物主义从哲学上将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论证为物质的自然规律,将资本对人类的控制、主导论证为自然秩序。”(刘永佶,2011,序第2页)从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a,第54页)亦如克思(2004a,第429页)所说:“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离开了完整规定的历史之后,资产阶级必然走向单向度思维。“功能化、省略和统一化的语言是单向度思维的语言。”而“功能化的语言是一种彻底的反历史的语言:操作的合理性没有给历史理性留下任何空间。”(Marcuse, 1991)从物理学来到数学,资产阶级相应需要抛弃历史学这个“母体”。资产阶级理论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玩弄“世界理论”域中的知识构图:世界-社会构图。所谓“世界”,是由自然史主导的永恒“物化世界”。在认识预设构图中形成所谓“自然秩序”,构造了“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次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波普尔,1987,第164-165页)这种理论生产的实践路线是:物化——物象化(物象关系)——社会物象关系发生结构,相应以物象二重性(物化-物象化)为内置规定和逻辑构件。资产阶级物象学将政治经济学堕落为庸俗的与技术工艺学匹配的纯粹现象域中的“社会工艺学”。基于此点,马克思(1975a,第499-500页)讲到:“庸俗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同我们所批判的经济学研究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社会的]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对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的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同诸如重农学派、亚·斯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

  通过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庸俗的资产阶级理论辩护者最终建立了适合他们所服务的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解释学”。第一步,是直接承接和利用了古典学派的素朴的物质概念;第二步,在新古典学派那里,物质概念得到完全的知识化,和社会概念混同,促成所谓的“新古典转向”;第三步,在新制度学派这里,现象与知识进而合一,举出所谓“重建概念”(制度-交易成本)的口号,其理论旨趣显然是直面现象意蕴的。借助和通过这么“三步走”或者说“三级跳”,资产阶级经济学凝聚出虚假的理论外观的发展形式: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以新古典主义为扩展中心,资产阶级理论实践达成一种物象拟制。总公式是:知识生产知识。经济学被当成纯粹逻辑科学,乃至纯粹的认识形式科学,其有关于概念和公式的永续运动——不断翻新的理论建构过程(美名曰“批判理性实践”),实质是认识生产认识,或者理论生产理论。借助这种拟制,完整概念的资产阶级本体论最终被“生产”出来。作为“概念”与“(现象)知识”的高度合一,它构造为“物象二重性”,以“认识论至上”之命题标识科学主义,谋求数理逻辑的全面浸淫。物象第一重性指的是“世界—存在”(所谓物化结构)的认识构图,是物化性质的总的认识获得;物象第二重性指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存在—认识”(所谓社会物象结构)的构图,是物象化的性质(物象普遍性规定)的进一步“社会获得”。资产阶级据此获取了所必须依赖的永恒、一般的规定。物象性规定——所谓“一般概念”和“一般规律”,即绝对的一般知识——全部赋给了“存在”,虚假社会存在据此建构成立。虚假存在与物象范畴的统一和合成达成资产阶级“唯一认可”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物象关系。

  这种科学说到底是“物性科学”,——资产阶级美名其曰“(客观)知识论”,借用卢卡奇(1997,第453页)的判语,就是:这种“假设-演绎”解释模式专注于假设之内的事项性研究,从而,“在方法论的词句上致力于客观性。”并且,“这种观点……强有力地成为彻底发展的实证主义……借助于这种方法……数学‘语言’不仅仅是达到对物理现实(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的物理解释的最精确的辅助手段,最重要的中介,而且是对人来说的重要现象的最终的、纯粹思想上的‘语义学’的表述,用这种表述可以在实际上无限制地运用于现象。此外,根据这一理论,对自在存在问题的提出从科学上讲没有什么意义。科学同这些问题——同本体论的问题——的关系完全是中立的。它不考虑任何‘传统’观点对它们的本体论的特性的看法而使用从经验上把握现象的语义学的正确表述。作为‘或然率极高的’数学形式最简单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说表达了所有需要科学成为对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的事实进行操纵的要求。”可是,“这种概念普遍化为一种‘世界图像’完全是在科学领域之外。”(卢卡奇,1993a,第394-396页)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理论工作特征是:(1)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2)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3)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它使得社会学科完全沦丧为一如自然学科那样的知识学构造,在理论规划上彻底堕落为一种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

  

1d99e76c95c87e7a64a0e7bfd909c368.jpg

  三、马克思之后的问题: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误读、误解、误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运思是:历史——认识对象——理论对象。因此不同于资产阶级从物出发,局限于物规定和物的认识外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运思是确立对资产阶级虚假本体论(物象二重性)进行实践批判。“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2002,第219-220页)这种工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历史生产——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结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结构的总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马克思,1983,第59页)马克思将实践批判的总结果规定为“劳动二重性”,界定“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95b,第4页)从而,马克思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确立为这个总结果之上的实践工作结构。强调:“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1983,第17-18页)

  马克思这个经典思想被误认为关于劳动的“科学定义”。其实就资本主义分析对象而言,马克思不单单说抽象劳动,也同时说简单劳动。简单劳动是商品生产所生成的基本社会范畴。马克思(1972,第300页)说:“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种价值规定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就是说,抽象劳动作为社会劳动不仅仅是抽象历史的,也是具体历史的,它也体现在简单劳动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劳动规定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抽象劳动在这里实际上具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各种失去目的的直接生产活动,而这也正是形成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的那种规定。“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马克思,1979,第254页)

  简单劳动作为具体化的抽象劳动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一步定格成雇佣劳动范畴,或者说,抽象劳动的资本主义简单性质实际就是“雇佣劳动”社会形式。马克思(1979,第461-462页)谈到:“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自由的]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内在规定性的发生,又着重谈到:“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也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从而在这里,基本的历史发展关系已经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

  雇佣劳动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引发理论对象(将“认识对象”理论呈现出来的装置)与劳动二重性实践结构的内在关联。马克思(2004a,第8-10、198页)申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结构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同样声明:这“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后者不过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换言之,意味着这一规定性:“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但是,“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即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武器是“劳动二重性”。这是以“历史-社会构图”对所谓资产阶级“世界-社会构图”所进行实践与认识的双重性批判。将二重性视为分别对物质自然和社会自然所进行的定义,并且将它们从主体、客体割裂的意义上分离开来,误解为所谓“二分的”认识和逻辑,那么,这堵塞了实践之路,泯灭了从批判到蕴涵批判之建构的逻辑延展,遮掩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诞生意蕴。可以列举一种通行的逻辑建构链条: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价值-个别价值-市场价值-生产价格。在这个一味地寻求单向发展的链条之上,是逻辑过程的居主导。所谓“抽象上升到具体”,被认定为一卷至三卷的理论上升,具体理论内容则是从“商品堆积”到“利润率平均化”。但是,这仅仅说明的是理论部分的逻辑,历史部分的特定逻辑被无辜排除。《资本论》第四卷即历史部分,仅仅作为可有可无的“文献综述”或者“单纯认识史”看待了。这里,大写的认识原则被引入进来,历史原则和实践原则被无故地排除。真正的整体逻辑意涵也就失去了。

  姑且不论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彼此分开的理解如何造成整体逻辑丧失之恶果。[④]且拿劳动二重性本身的规定来说,既然劳动一方面是“具体”,另一方面是“抽象”,那么,能否看成一方面是“从具体到抽象”,另一方面又是“从抽象到具体”呢?显然不能。马克思阐述的劳动二重性包含了一种内在的历史发展结构:二重性规定I和二重性规定II。二重性规定I针对的是“简单商品生产体系”,二重性规定II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犹如马克思(2004a,第229-230页)所言:“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此,如果说劳动二重性与资本主义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那么,它有效地说明了这两点:(1)“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马克思,2004b,第103-104页)(2)资本,就历史发展逻辑而言,这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马克思、恩格斯,1995b,第24-25页)这种历史的发生显然不是在思维中将作为物外壳的“生产方式”和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加以区分的那种规定,而是真实的系统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全面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在这里,所谓“发生(过程)”,就本性而言,不过是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过程乃至实践(行动)本身等等的换一种讲法。无论如何,它不应是公式化的,仿佛是一种教义。

  “误读”、“误解”、“误用”归根结底在于存在这样一种普遍性指责:(1)“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2)“阅读《资本论》可以发现,在论述的关键阶段,马克思经常依赖一些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概念。最明显地,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就援引了生产方式这个非历史的一般性概念。”以至(3)“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利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别。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渗透到了所有种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组织和过程的劳动。同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在概念上是相当一般性的。”(Hodgson, 2001)

  但是,二重性在用语性质上决不是单纯地在下定义。仿佛蒲鲁东那样,“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马克思、恩格斯,1995a,第155页)抽象劳动无疑应理解为生理学上的真理和构造,但是,应该在历史过程中来解读。不能够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误读为是关于认识属性的简单地隔开,仿佛是寻求单纯的“是什么”问题,乃至误解为主体和客体相互分割的所谓“二分逻辑”。这里决不是单纯“being”的问题,同时是它的“becoming”问题。所以,既不可能是单纯本体论或存在论,也不会是单纯的生成论或相反的知识论,毋宁说是关于存在和存在历史运动的有机结合,即说到底是基本人类实践和社会实践模式问题。所以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乎实践的结构模式之历史生成性的根本议题。而“只有这样地把社会存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理解为一个有着具体结构的整体的形成过程,才能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这种形成过程既是(从有机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飞跃,同时也是一个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漫长过程。”(卢卡奇,1993b,第53-54页)

  关于马克思体系中存在有“超历史规定”的所谓指责,不过是指向马克思对于物质内容的历史不变性的分析。它促成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直接借用甚至依靠物质工艺学上的规定和概念。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但也绝非能够须臾离开物质工艺学。劳动和生产方式从范畴发生(即作为存在形式、存在规定)意蕴上看,讨论能否是“永恒范畴”,纯属无稽之谈。简单地说,其是不变的物质内容规定和不断历史发展和变化的经济形态社会的那些“规定”的统一。因此,核心问题如前所论是阐明:生产规定发生学。就历史范畴的规定性而言,劳动和生产方式显然是内涵重叠和相互推进的,是不断生长着的“母子关系”之上的历史建构。这种抽象和范畴提取也就恰恰意味着:历史支架与认识支架有机统一。归根结底,是回落到这一点:“只有把存在的基本属性始终理解为是一个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诸多方面,并且——根据处于一定存在形式之中的特定的历史特征——把这些属性置于批判的考察的核心地位,才能真正做到回归存在本身。”(卢卡奇,1993a,第37页)

  

21cd935358aa466945979d1f9d2ba02a.jpg

  四、中国经济学构建意蕴:方法论视角

  马克思之后的研究问题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之上,即过多地经受了科学主义(主要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侵袭,导致普遍追求采用科学语言,同时又未能在内在发展进路上有效实现哲学辩证法语言对历史科学工作语言的转化。因此,中国经济学旨在于实践意蕴上落实“重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任务。其发展之路在于围绕中国历史创设乃至落实中国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这个中心性、全局性的理论议题,全面开创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新气象,勇于开拓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新局面。

  中国经济学首先与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与行为特征相契合。那么,所谓的“中国思维”究竟为何呢?它显然既不能是决定论取向上的特征,也不能是解释学取向上的特征。它需要全面摒弃科学主义的内置规定,替换以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这是一种实践更新。发生学本质上只能是历史主义与实践主义的内在结合和行动结合,它强调时空合一的研究体式,弘扬中华母体关系的历史研究和语言工作范式。因此,以历史主义用语统揽在于凸显这样一种分析目的:彰明事物发展的历时性关系基础上的共时性关系,它多与“结构主义”相对。后者则过多强调了单纯的共时结构,所谓“横向看问题”的重要性。发生学思维则是对历时与共时内在结合的实践活动有目的地、有意图性地导引。应在这种取向下锤炼具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特质的思维规定,坚决消除历时和共时的“二分”,挡回由西方舶来的构筑在以泯灭时间规定性为宗旨的空间科学之上的单一维度的“科学主义”(解释学)。需要重新研究中华商品生产,乃至从中国古典思想那里汲取充分的理论养料。需要记取恩格斯的提示和说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1995d,第695-696页)《资本论》无疑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导论”。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考察则必须始终注意一点:从极富历史特质性的中华体系开始,从它的内在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开始。犹如马克思所郑重说明的:“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1995c,第341-342页)因此,如果坚持从所谓“世界史”(资本主义形成史和统治史)倒溯回去,对中国历史搞所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并且当成唯一认识路径,那么就无异于进行一次毫无根据的理论冒险。恰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1995d,第688页)需要根据中华商品生产体系的逻辑把握中华资本的形成特征,内在阐明其发展逻辑与生活逻辑。

  对发生学实践思维的真正庸俗化是“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的拙劣在于搞所谓“庸俗的进化论”:非辩证的历史分析、折中的共时分析以及非批判的逻辑与科学分析。这种理论以所谓“博弈的进化论”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资产阶级科学”投诚。后者在分析属性上,实质是建构自足性平面理解结构,形成内置辩护性规定的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分析体系。进化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新结盟在中国体现为“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及其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它依靠的是对抽象历史主义的狭隘理解,目的是使历史主义分析离开它的忠实同盟——实践主义,通过对社会历史进行狭隘“解读”,——并以形形色色的各种所谓“理论”为中介,瓦解历时与共时的内在结合结构,最终目的是瓦解时空的结合和统一,抛弃关于历史存在的有机发展结构的认知。

  在当前,科学的语言和拙劣的辩证法一起形成为经济科学的不必要的外表上的装点,形成“去历史化”的思维语言。因此,语言从广义上看,包括了范畴,成为了思维方法和思维工具本身。斯大林(1957,第3页)强调:“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但是,资产阶级哲学明显地违背了这一点。这种哲学归根结底在于生产“语言”,进行特殊的物象语言构图。由其主导,资产阶级辩护士“发明”以下语言发展序列:社会物理学语言(古典学派自然主义工作语言)→数学物理学语言(新古典学派数学主义工作语言)→现象学物理学语言(新制度学派现象主义工作语言)。资产阶级物象化语言特征表明:社会学科语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斯大林,1957,第21页)所以,也不能够单纯谈论语言的实体性和工具性,而必须同时结合它的社会的实体性和工具性来谈论与说明。就如恩格斯所言:“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马克思,2004a,第33页)

  马克思将“二重性”界定为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从用语性质上应归于历史语言。任何的将“二重性”当成科学语言形式的做法势必直接跌入这种或那种“语义学”,直接地抑或间接地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学宣扬。因此,所谓马克思二重性语言,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依据历史批判世界、改变世界,即在于实践本身。这种用语性质的核心之处如前所述,在于指示大写的生产规定,用旨是探明历史与认识的内在结构。由此可见,劳动二重性是一种内在剖解发生学的装置:既是认识装置,也是实践装置,必然同时是理论-方法论装置。这种装置直接抵减了资产阶级科学主义用语的语义,整体产生出“革命化”的实践语境效果。马克思(2004a,第22页)这样讲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说是某种意义的“辩证法用语”,那么,它直接是历史主义意蕴的辩证法的语言,表明了马克思的心迹:“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1975b,第535页)因此对马克思而言,“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540页)

  中国经济学建构之路是重新研究历史意蕴的政治经济学重构。可以进一步重温恩格斯这样的教导和期待:“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所以应该:“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d,第692页)基于此点意涵,处在不断实践构建中的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在要义,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实质性内容。实践是其中的核心构件。因此,需要将国别意义的经济学构建过程当作“实践意蕴”和“方法论涵意”对待。[⑤]譬如,马克思就曾经这样说过:“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546页)这样,经济学不应单一地锁定在“技术决定论”抑或“套套逻辑”这些已经证明是了无指望的路途,更不应继续地在“两极间”玩弄跳来跳去的学术魔法,搞所谓“创新”抑或“综合”。而应该丢掉任何的理论预设幻想,根本抛掉“认识论至上主义”理念幻象,坚决返回历史与实践相互构成的经济学原生之地、发展之地,在开放结构中谋求新内涵、新意蕴。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绝对的实践主义的行动。

  

932f19b763efc7f2a32437db52c11732.jpg

  五、若干理论展望和结论

  恩格斯申明:“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2004a,第32页)但“发生(学)”其实并不能够算是新用语,严格意义地说是中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汇集于此,是关于中国史的五千年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及其文明向世界远播的提炼,是对中华经济学之“原生地”的实践寻求。它表明这一路径:中华大文科→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当代经济学。这是历史科学理解域中的“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目前,解释学正广泛盛行于人文科学(欧陆传统则称为“精神科学”)。这种普遍性思潮普遍影响并制约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及其实践取向。例如,在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俞吾金(2001,第92、95页)看来,“实践解释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诠释学把实践概念引入到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的层面上,从而完成了诠释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为我们昭示出诠释学发展的方向。”这一“褒扬”路径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詹姆逊(1995,第356页)的话语,就是必将陷入新一轮“语言的牢笼”,导致“以语言为取向、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契机,从而陷于科学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因为解释学——无论其花样翻新、采用何种新形式和新路径——说到底根本不具备超越“语言牢笼”的能力。据此,笔者希望举出以下实践性的破局策略,——并可作为实践中国经济学的工作原则与主张:

  其一,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必须牢记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没有外在于历史的所谓独立性“逻辑”或“认识”,一切知识、理论和认识生产的主词始终只能是历史本身,只能够是历史(实践)活动本身。将历史学重新援引为处在开放结构中进行着不断地新的建构和发展的经济学的“学科母体”,目的不是重新制造所谓“历史阐释学”,而是彻底否决它的形式化的努力,否决一切自足性存在。

  其二,为此,需要确实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之名,行“去历史化”理论实质之企图。

  其三,应该确实体认到“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决不是文本本身。人们不能指望以所谓文本阐释学的方式和态度对待“马克思”,对待马克思的作品,搞“封闭解读”。唯一路径是面向开放(研究)结构进行实践。唯一正确的也必然是真正意义的途径是通过“历史”和“实践”与马克思交会,《资本论》在当代的实践之路只能够是重回历史,以焕发内蕴于其自身体内的发展力量。

  其四,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所以,中国经济学于实际建构进程中归根结底旨在防止任何的以攫取来的“科学名义”对于历史(过程)本身的粗暴的驾驭。必须谨防出现这一情况:“马克思的后继者从人类存在的这种普遍性基础出发,创建一门与经济生活想脱离的‘具体科学’,因而他们只能在局部关系中揭示与纯粹个别的人的活动的联系,对这种联系即使进行全面综合也无法超出个别性。”(卢卡奇,1993a,第275页)

  最后,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最终旨在冲破和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经济学的“哥白尼革命”在于创造性地引入“范畴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本身是历史的,是和历史的方法内在契合并最终归依这个母体。范畴的生产或其自然生长活动并非有什么独有“规律”,也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逻辑链”或“认识链”。这也就彻底否决了认识形式科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

  詹姆逊谈到:“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基础是生产方式理论。”这种解释学口号比“回到马克思”更为拙劣,因为它将经济学的出场语境从统一而又开放的历史实践中剥离出来,填入一种封闭思维结构和自足语言体系。这是对“资产阶级沉默”的消极性跨越。中国经济学所担负的任重而道远的职责则在于实现由消极性跨越向积极性跨越的实践转变。

  

959a2b52bd0d71f7777e553475b55bf0.jpg

  参考文献

  [1] G. 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M]. Routledge, 2001, p. 51-52.

  [2]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M]. Beacon Press, 1991, p. 98, 101.

  [3]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64-165.

  [4] 陈爱萍.论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及其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2).

  [5]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M].李思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351-352.

  [6]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M].叶启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55, 17.

  [7]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27.

  [8] 列宁.列宁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446.

  [9] 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290.

  [10] 刘永佶.劳动主义(上卷序)[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2.

  [11]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453.

  [12]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a, 37, 275, 394-396, 414-415.

  [13]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b, 53-54.

  [1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80-83.

  [15] 卢明.拉布里奥拉对历史辩证法的发生学阐发[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4).

  [16] 罗郁聪.杨继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引证[J].当代经济研究, 2012(2).

  [17]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a, 499-500.

  [18]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7-18, 59.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a, 22, 32, 33, 229-230, 422, 429.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b, 103-104.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00, 540, 546.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b, 535.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254, 461-462.

  [24]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a, 54, 66, 100-101, 155, 257.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b, 4, 24-25.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c, 341-342, 489-493.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d, 688, 692, 695-696.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19-220.

  [29]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3, 21.

  [30] 王亚南.王亚南文选(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94.

  [31]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序)[M].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

  [32] 许光伟.《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J].当代经济研究, 2011(7).

  [33] 许光伟.马克思经济学原生地考察——兼评“1857-1858年手稿”的学科性质[J].江汉论坛, 2012(1).

  [34] 许光伟.《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系统发生学[J].当代经济研究, 2012(1).

  [35] 许光伟.谌洁.《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J].经济评论, 2012(1).

  [36] 许光伟.《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J].当代经济研究, 2012(10).

  [37]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92, 95.

  [38]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28-130.

  [39]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M].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356.

  

7f75a5614b852285e1af201024ef9785.jpg

  原文刊载在《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第五辑 P11-29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①] 作为实践和行动的人文科学,它的内在逻辑特征是“行知”。《道德经》诉诸于所谓“万物生规律”的实践寻求,在行动上求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论语》对它的具体性诠释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学》将其概括和明确为一个文化与社会实践的路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②] 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望月清司(2009,序第5页)有一个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从本源共同体以后的人类史=世界史的积累出发去具体描述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过渡性逻辑的。同时它还是论证资本主义属于未来就能为必将到来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客观条件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即它不是要解释和整理过去,而是要预见未来。”

  [③] 王亚南(2007,第94页)这样说明广义经济学:“所谓广义经济学,则是以包括资本制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就中国而言,“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示了极大的特点,而况,这个型的封建经济,还在这样大的领土上,经历过这样长的悠久岁月。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参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④] 这种强制性地分割是实施种种所谓认识上的“逻辑独立性”对实际涵义的“独立逻辑”的掩杀(许光伟,2002)。

  [⑤] 就实际情况看,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一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实践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它本身必然伴随着国别的具体历史情况和发展情况在内涵上有所变化和调整。就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新经济政策’=我们掌握了命脉;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掌握在我们手里;私人资本主义——它有可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竞争;国家资本主义是这样的,它意味着我们把私人资本同我们的资本一并吸收起来。”(列宁,1978,第446页)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晨钟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wyzxsx0856)

收藏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点击排行

  • 两日热点
  • 一周热点
  • 一月热点
  • 心情
  1. 顽石:什么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2. 深不见底的权力暗斗 ——陕西千亿矿权案的六大疑问解读
  3. 觉得不可思议吧?大学团委新年第一天微博悬挂民国国旗
  4. 学术殿堂的人事干部不懂人事不干人事误国太深!害民太甚!
  5. 这家幼儿园纪念毛主席诞辰竟如此坦然!
  6. 必须擦亮毛泽东时代的壮丽辉煌
  7. 当下中国最好的生意
  8. 李旭之:“落后就要挨打”之论伪
  9. 人口雪崩, 说啥都晚了
  10. 嫦娥4号登月,拆穿了多年以来的一个骗局!
  1. 原国家副总理吴桂贤率500宗亲纪念毛主席诞辰!
  2. 火热的韶山,沉默的媒体,谁在漠视民心所向?
  3. 同崔永元先生商榷:千亿矿藏收益到底应该归谁,国家还是私人
  4. 孙锡良:2019年的确定性
  5. 《辞海》去毛泽东化真相:原来是美国的意见
  6. 镜头下的2018:让我震惊,让我泪奔
  7. 顽石:什么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8. 深不见底的权力暗斗 ——陕西千亿矿权案的六大疑问解读
  9. 郭松民 | 年终随感之三:王震上将感慨“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10. 去伪求真:“毛泽东热”有反毛小丑们一份功劳
  1. 美国要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2. 民心所向!各地早早掀起庆祝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活动狂潮
  3. 多少人都在误会毛爷爷,是时候澄清一下了!
  4. 王震同志晚年的幡然醒悟
  5. 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媒体为何集体失声,原因是?
  6. 顽石:人民的评价才是最高的评价——写在毛主席125周年诞辰之际
  7. 赵改革家里的那点事
  8. 孙锡良:孟晚舟事件与华为前路
  9. 网络照妖镜:越反毛越无耻!有一个算一个~
  10. 司马平邦:历史必将还他千年英名
  1. 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在最后的日子里
  2. 嫦娥四号:我们错过了大航海,不会错过星辰大海
  3. 火热的韶山,沉默的媒体,谁在漠视民心所向?
  4. 司马平邦:美国真不行了
  5. 镜头下的2018:让我震惊,让我泪奔
  6. 觉得不可思议吧?大学团委新年第一天微博悬挂民国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