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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认识的秘密

许光伟 · 2018-12-2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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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而言,唯物史观究竟如何理论描绘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思维的神秘”,走出“逻辑学的建构”,乃至走出“体系辩证法”,向历史实践索要“抽象力”规定,以“认识的解密(行动)”完成对知识论或存在论的完美一击!——此为生产一般之思维学构图。

《保卫资本论》第十二章 认识的秘密

    斜飞宝鸭衬香腮

——题引

  【阅读提示】时代需要经典阅读,然则,《保卫资本论》作为方法论研究,旨在从学科汇集功能上提供这种规定。从实践逻辑到发生学研究,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思维学研究,全书所贯彻者,是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方法的工作规定来对待。亦即此特殊宗旨,在于揭示“社会存在之认识秘密”,在于实现《资本论》之中国化研究转向;归根结底是依托《资本论》思想史,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工作指向性,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之系统研究。于是有“研究对象规定”的民族澄明性。真正的逻辑是无痕的;真正的逻辑亦是超越“神秘主义”的。然则,对于中国人而言,唯物史观究竟如何理论描绘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思维的神秘”,走出“逻辑学的建构”,乃至走出“体系辩证法”,向历史实践索要“抽象力”规定,以“认识的解密(行动)”完成对知识论或存在论的完美一击!——此为生产一般之思维学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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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2018年12月26日的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已成为一个符号,“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方法论品性同样适合研究对象规定的确立。研究对象说到底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调查什么呢?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和构造,“经典对话”以及民族思维语言的特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站在伟人的肩膀上,进行历史和文化寻根,我们应寻求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辩证表达”。

楔 子

  (一)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二)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一切条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三)

  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图式”看成是一种启发性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并不违反历史现实,虽然它不能充分反映丰富得多的历史,相反,它却抓住了历史的基本意义。(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四)

  在已有财产关系用语的情势下,复名生产关系,乃是为了求其母;在生产关系之外,复名生产力,亦是为求母之规定。母者,即对生产关系的追寻。所谓首要生产,其次生产力,其次生产关系,其次财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母子相扣于历史对象,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母子相扣于社会对象。从工作命名角度将生产关系批判地确定为对象,是为了根本禁止社会生产研究上的物象化。因此,不能说生产关系的定名是“抽象的”,其实也都是“具体的”,例如初级产品生产关系、初级商品生产关系、发达商品生产关系以及发达产品生产关系。以上第一者指向最为直接的剥削关系,第二者可说是最缺少剥削规定的经济关系,第三者是至为隐蔽的生产和经济剥削关系,第四者算得上是对剥削规定的渐渐地消除。在此语义下,把经济形态社会和阶级社会视为相同的工作用语,其实是把前者看作后者体系中一个核心的内容。依此推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生产方式可以说成是初级产品生产关系的成长开始具有压倒性的地位。各种封建制(领主制和地主制)生产方式又可说是以初级产品社会关系的构成居主,并且以初级商品社会的发展因素为“佐”(作为补充),两者相互渗透;这一社会形态的实例,例如可举出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统合的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可以说成发达的即高级形态的商品生产关系的成长,具有了压倒性地位。等等,这些研究说穿了乃是为研究对象“宏基”。值得注意的是,严格意义的社会形态成长以生产关系运动中的实体构造类型(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特征关系)为识别的依据,从而,这些关系的互为条件即构成生长形态的“共时”和“共生”。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兼容了商品和资本的生产方式,而以发展产品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形态(生成)的主导方向。整个过程中,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无论是发展规定或在工作关系上,都是相生相克的。这样说来,阶级社会的几个依次更换的发展形态直至作为发展扬弃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社会的结束过程),也都不能说成是“抽象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替换是具体关系,不能说是抽象关系。在确切含义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宁可说成是对经济形态社会具体生长关系的锚定,而于规定上谋求分析一定形态的社会结构,工作图解这些社会秩序更迭下的实际的经济发展。(本书作者)

  (五)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一直打算写一本内容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但这种批判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形态或结构。1857年秋天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第一次试图将方法论问题与这种批判结构上的要求连接起来……许多学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看到马克思方法论的成熟,但在这里……“方法的推进通常是从抽象到具体”,这句话对于10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实际运用的方法而言,也是非常含糊的。(米歇尔·海里希:《重建还是建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

  (六)

  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形态来说,确实是从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和他们的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如在英国)。(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七)

  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人们简单地把这些模式固定下来,赋予法则的价值,似乎它们能自动说明一切和预示一切,似乎它们能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和所有的社会。其实,如果把马克思的模式拉回到时间的可变长河中进行观察,它们的网络将显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是编织得十分精细、十分牢固的一张网络,它不断重新出现,但每次都在其他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细微的增删变化,而其他结构本身也可能受其他的规律、其他的模式所规定……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活力和焕发青春……但必须补充。在我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却喜欢停留于既有的公式,为公式而公式;这难道不是正好典型地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危险吗?(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

  (八)

  快乐的是那些总是将渴望的目光投向马克思的人,好像他们总能在马克思那里获得认识。我们想尝试的是看看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里,有什么东西能从受到制约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拯救出来,以便用它来说明我们的矛盾。(鲍德里亚:《生产之镜》)

  (九)

  马克思喜欢引证哥德《浮士德》上的一句话:行动先于一切。从行动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对发展的规定,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又毋宁说成是关于历史运动关系发生发展研究的学说体系。构筑元素是实践化的关系。这就摒除一切误解:把社会主义和集权主义关联,试图忘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性,或宁可将后者说成是前者。尽管逻辑荒谬和手段可笑,但是,这些说词在普通群众中每每产生“话语的”甚至“行动上的”效果。这真是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语言变成无语。研究对象归根结底是揭示行动逻辑。从而,它能达到这一效果:不从纯粹的政治语词出发,从历史生产生活和所有制关系运动出发,人们在此当中立刻寻觅到了正确的认识。(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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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历史对象

  一切实体均是从运动过程得到确证的规定,生产关系当然如此。这其实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历史学家考察的方式,是从历史当中看待它怎样产生。政治经济学本质是历史的科学,涉及的发展材料是历史性的和经常变化的。“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这个观点就是波格达诺夫先生的《教程》在阐述这一科学时采取的程序的基础。”【《列宁全集》第4卷, 1984,第2页】包括在广义类型中的成分,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在于确认生产关系类型的不同。它寻求历史对象的如何发生。“广义的”科学用语可以涵义更加宽泛、全面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仅仅把狭义和广义区分成直接生产关系和与之区别开来的其他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是不行的。作为研究人类各种生产和交换活动,并相应地进行产品的社会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其实是对总体历史规定的工作涵养。另外,总体历史决不限于此。归根结底,它以一切经济形态的生产结构为对象和研究对象。

  【注:现代的人们总是乐于把历史和科学混同,也就抹杀了“杯子”(对象)和“杯子的学问”(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无论在工艺学,还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莫不如此。可历史对象是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关于这一点,当我们用“生产方式”认识眼光阅读《导言》第一节内容时,感受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产生这样的要求:“如果用总问题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这个思想直接以一个整体而出现,它明确地或不明确地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总体化’动机而‘体验’),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53-54页)】

  (一)

  对象的运动和构造蕴涵研究对象规定的基本方面。因此,《提纲》并不是哲学宣言,也不宣告什么“哲学的秘密”,在于阐发“存在的秘密”。存在向着自己的存在者前进的实践规定,展露了存在者之为“存在”的特殊工作意蕴,则进而表明认识的秘密接续了存在的秘密。这是秘密得以全部破解的工作状态。从而《提纲》之后,马克思寻求人类解放的总问题: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78页】

  这是积极之工作谋划,而能称得上“作为包含着新世纪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213页】从这一角度,我们能够接纳以下两个说法:

  (1)科莱蒂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大纲在这里已呈胚芽状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作用正是在于其中存在打开“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概念的原始的钥匙。科莱蒂强调说:“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生产关系’概念中达到其顶点,而这个概念又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作为‘类的自然存在’的人的概念中获得其第一次的和决定性的精心推敲”。【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536页】

  (2)这样一来,马克思实际上已为我们解开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谜底,即自在之物并不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而是在冥冥之中决定着意志的“物质生产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如前所述,康德试图把意志理性化,并用理性所颁发的道德法则牢牢地“拴住”意志,这表明康德哲学非但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也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而马克思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拴住”意志的乃是物质生产关系。【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62页】

  但实际上,存在者的“实践理性”并不存在于存在者的形式规定中,而存放在它的“实践内容”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规定和引导科学工作范围的乃是实践本身,即主体和客体的运动结合。这是哲学11条的核心秘密。而经济学8条的核心秘密则在于全面展示存在者诸规定,要说明清楚这样一种辩证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并且,“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

  (二)

  由于把科学仅仅归于理论科学,鲍德里亚提问说:“‘认为在所有社会中,生产关系决定着政治、法律、宗教等等这种观点,就假定了在所有社会中,人类活动的联接方式是相同的,即技术、法律、政治和宗教总是必然地被分离开来并且是孤立的,由此外推到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历史总体性,这种观点是毫无意义的。’这概括了我们前面所做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观点更为注重分析的形式,而不是分析的内容,注重的是它自身的‘科学’倾向,而不是独特的结论。”【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91页】但是,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运动和发展的呢?“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42页】鲍德里亚不愿意多思考这些,他兀自继续:“简单地说,我们是一直处于生产方式中,还是我们曾经处于生产方式中?”如果“我们总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如果答案为‘是’,”那么,“我们就要接受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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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德里亚的提问揭示一个重大问题:

  通过回到马克思,阿尔都塞发展了这种(我们的)历史时刻的理论,在这一时刻科学存在于意识的直接形式中,真理能够在现象的打开之书中被发现。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前所有的方式相对立,它产生了“这种例外的特殊的存在,而在这种现实存在中,科学抽象存在于经验现实之中。建立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这个历史时代,似乎完全与经验自身联系在一起了,例如,在现象中直接阅读本质,或者毋宁说,通过对现象的片断性的阅读,就似乎同人类历史的特定时代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了,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以及商品范畴的绝对化,同时成为这种直接阅读的可能条件,又是这种阅读的直接结果。”……阿尔都塞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下形式在其无形的现实中、在其自我意识中产生了科学真理本身,那么它自身的现象就是它自身的自我批判,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对过去的当下回顾就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真正的认识,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现在同过去相比,在认识论上更有合法的优先地位。”【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99-101页】

  关于“历史时刻”,马克思说明:“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第592页】它们本质不同。但是,只有从生产关系运动的角度——进行历史事实的对照——才能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即就实质而言都是“对抗形式”,并且是彼此接替的和发展的“对抗的运动形式”。如果没有这些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很难说可以作为统一的社会、一个发展实体来对待,并从中发掘出抽象规定。另外,“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不过代表了抽象统治在生长形态上的一个最完全的形式,只是在这个特殊形式中,“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个“物质生产率”,同时也作为“生产方式”,作为物质的和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样,主体发展能力完全就被统一到客体即“社会的物”的发展上来了;基于这种发展对比,马克思总体上说,在经济形态社会中我们必须得承认:“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并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41-142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什么样的生产力产生出社会主义社会呢?但是,如果这么问,鲍德里亚则会反诘道:“政治经济学无法同物质生产的决定论分离开来,在这种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法扩展为普遍化的理论。”【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3页】可社会主义并不旨在重建全部的生产力文明,而立足在生产力运动形式上禁止主体同样发展成为“物质形态社会”,并继续为单纯的客体所控制。这里,抽象逐渐被禁止,人们的思维发展和他们的认识发展一起被归并在培育它们自身本质的实践生活中。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本质性规定即在于彻底解放生产力的物役性,走上实践解放道路。从而,决定论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而当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看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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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可见,从工作兑现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统一性出发,所谓经济学8条,并不旨在宣告一般意义经济学之秘密,更为重要的是宣告“认识的秘密”。在于揭露存在者;揭露存在的认识存乎于存在者规定本身。政治经济学的秘密不止是“经济的秘密”,更重要的是涵容“政治的秘密”,这要求整体宣布历史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全面揭示出处在实践科学状态中的经济形态的人的规定以及理论科学状态中的经济形态的人的规定。揭明“政治寓意”其实在于走社会客观批判的人类经济认识之路。总的来说,这就是《导言》所寄托的工作含义:对理性进行彻底超越,对纯粹理性批判进行工作超越。特别是第四节,当马克思最后留下总标题,其实,也就代表他和所有的“纯粹批判”的理论决裂!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要从认识论断裂中产生“科学”,委实是使科学成为解人们自己历史的认识手段;而要达成这一点,“科学自身”的范围和工作任务就必须被很好地予以明确和限定。【注:“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马克思希望区分历史编纂学和真正意义的历史学——现实的历史叙述,认为这是批判吸收历史材料尤其宗教史和政治史的工作前提。在这方面,《史记》开创了先例,其《平准书》、《货殖列传》异军突起,首开经济史论,一扫文化史的绮靡记述之风,将写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设若马克思看到《史记》,当何等地兴奋:《史记》五体是有精严义例的记述体系,客观实录和文化史两相对照,意义互见,而能综核历史,略协古今之变。相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集中批判的思想原型是蒲鲁东。关于蒲鲁东的观念顺序的历史,马克思讽刺说:“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第79页)】

  总而言之,科学工作必须能够发掘历史。标题涵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据以进行的工作支架。一句话,标题中的内容即社会客观体系之总体建构的相关内容。【注:“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等等。这又可说明生产关系各种历史类型的相互激荡及其流变的发展关系,所谓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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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实践科学作为内容,生产关系理论科学就免除了工作空泛性,就不可能是黑格尔体系的形式运动或构造。所以,所说的批判其实就是市民(社会)批判:一方面是市民(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是它的自我历史否决。显然,马克思最初是在费尔巴哈这里完成了认识的漂亮转身。1844年手稿【注:广义的1844年手稿系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做准备的文献群。】确证: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马克思发表了对费尔巴哈的作品所展示出来的成就,看起来是极其高度的“理论赞誉”。这其实是相对“对整个哲学的批判”的要求而言的。历为,费尔巴哈代表一种真正的“革命因素”:对“宗教和神学的出发点”的根本拒绝。

  以客观为出发点,以客观批判为工作抓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在形成上很容易涵养历史实体关系。如对历史学家而言,“政治”即是对于阶级关系的工作寻求。这样,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工作文件中,即展示和决定了后来一切研究的航向。“这里就令人惊异地形成了马克思后来许多表述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就个别来说,而且就整体来说都是他的典型的方法论……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至少都有了萌芽和开端。”【卢卡奇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207-208页】即马克思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与此同时,“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马克思在上述手稿中重点讲到,“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政治不应在哲学中求索,应在“市民社会”发生史中求索。犹如科莱蒂所言,“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且有一部历史。”【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539页】再想想写在《导言》开头的那些话吧。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

  所以,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寓意”只能以生产一般为规定予以探索,通过生产自身的“批判”(即否定发展)来达到;在实践内容上,其含义只能限定为“社会过程的运动”,即生产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一直到阶级斗争。因此,生产一般不过是有关于社会一般这个工作规定的生产的“特殊认识论”;而就它是共同和差别的直接统一而言,载体必须是社会史的结构的“历史代表”,即生产方式,无论物质方式或社会方式,无论物质方法或社会方法。“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而所谓“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指的不过是“社会生产方式”这一历史特殊规定。所以应该谈到,“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注:前提是对蒲鲁东式样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拒绝,因为在他那里,“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30页)】

  (四)

  政治一旦和生产方式挂钩,就决定实体、形式、生活规定的连缀,以使“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决定实体关系是当然的出发点。“因此,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其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仅仅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去代替旧的神圣国家。不过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民实力和国民优势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7-888页】这导致:“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例如,“李嘉图把不属于我们或他的,而是由其他资本家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叫作‘我们的资本’。但是这个我们是谁呢?是指国民的平均数。‘我们的’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财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管这个财富由谁分享!”但这“表明了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36页】

  可见,实体关系已经辩明了历史发展关系。马克思后来则提到:“将一个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价值基础上,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资本论》第3卷,2004,第964页】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在,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资本论》第1卷,2004,第94-97页】

  马克思清楚地以历史学家口吻写道:“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资本论》第1卷,2004,第88-89页】

  关键是研究劳动如何转变成价值。揭明实体,最终发现了存在者。“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就是,“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以及“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等等。因此,商品拜物教在“秘密”发掘上就更多地体现为历史客观批判,即典型形态的抽象劳动与其各种非典型形态的对比,例如,“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也就说明:从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的工作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资本论》第1卷,2004,第422页】

  (五)

  作为生长和运动规定,生产方式对于两大类型的存在者是用语贯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术语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所有权关系组合内进行的那种生产。”也就是,“马克思在一种比‘经济结构’包罗更广的意义使用‘生产方式’,以指称那种既在一定的所有权生产关系内出现,又作为该关系的结果而发生的生产进行的方式。”“总之,马克思宁愿用‘生产方式’去表示一种生产体制、一种实现社会生产的独特的和独立的途径,因为这取决于以一定的生产所有权关系为标志的经济结构。”【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 2007,第35页】将物质运动和社会外壳的运动联系起来,进行工作用语贯通,是为了突显统一的历史和实践科学。

  实际上,按照严密的分析技术,也可以推论出:“生产方式不能等同于经济结构,因为方式是方法……是过程……不是关系集。经济结构不是一种进行生产的方式,而是生产于其中进行的权力的框架。无论结构和方式之间存在什么相互关系,它们都不是相同的。”“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有三种意思,它们可分别与所谓的(I)物质方式、(II)社会方式和(III)混合方式相连。”【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98-99页】这明显是为了用语上的方便,——马克思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只要知道了区别与联系,上述说法非但没有害处,相反却有极大的简便的好处,但如果作为诠释学,则会有问题。如果再将之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结构紧密挂钩,则问题更大,尽管其中不乏学识和洞见。

  【注:要之,是不能混同对象和研究对象的规定,或将之笼而统之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性范畴。在规定性上,经济形态之指向对象、研究对象的总体,是就“工作总体”意义上说的。然而,这确实突显了中国学者的“集体成就”。学者们首先认为,“马克思著述中的‘生产方式’不是一个单一含义概念,而是一个包含‘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的利用形式’‘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等在内的多重含义概念,《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含有‘生产关系’含义,就与‘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发生逻辑上的冲突,只有排除了这层含义,才能避免逻辑错误。这样,可供选择的就只剩下‘生产力的利用形式’‘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生产资料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等含义。从学者们论述情况来看,多数观点倾向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劳动方式’等含义。”其次,“有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信中的一句话、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话、《资本论》第三卷第993页中的一段话,认为马克思始终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即所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他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这一原理的具体应用,所以其表述明白无误,不存在二义。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一原理中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其含义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含义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有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一贯分析原理并结合《资本论》第一卷的实际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应理解为‘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劳动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体,特定的劳动方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具有显著的社会历史特征。总之,认为马克思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并且用这个原理解读《资本论》研究对象,其前提是这里的‘生产方式’不能包含‘生产关系’含义,否则就会导致逻辑错误,而目前的解读均存有生产关系的成分。例如,不管‘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还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均反映着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如果把这里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的纯技术方式’,也同样会出现与前面的‘生产力’难以划清界限的问题,除非,给‘生产力’规定特定的类似于‘生产资料’这样的含义。”第三,“有学者根据《资本论》全书的内容和初版序言中‘那句话’的内部联系,把序言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解释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有学者则将其含义推断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学者将其含义推断为‘与一定的所有制相联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有学者将其含义推断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有学者将其含义推断为‘生产的技术方式’或‘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技术状况及其技术的、社会的结合形式’;有学者将其含义推断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有学者将其含义推断为‘社会经济形态’,等等。”第四,冯文光、张钟朴“以马克思在法文版中的‘说明性修改’为依据,认为其含义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胡钧于是认为,“《资本论》法文版的出版应当说‘已经解决了争论的问题’。”第五,只有汤在新试图“从马克思其他论述中寻找线索……根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即‘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推断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或者说,研究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如何使物质财富得到增长,并研究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他特别强调,“‘撇开了前者,就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撇开了后者,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的关系下进行,还要研究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刘明远:《从“六册结构”计划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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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的解释学【注:从形式上的方法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释义】,比今天的其他任何理论阐释模式都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基础就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而从中发掘出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真理应视为一种形而上学议题。即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正是由生产方式理论起步的。【注:如果需要补充一点,说明这一方法的具体意义,那么,它只能够从作品的形式意义上得到概括,即如何从个别元素、历史过程和各种角度来构造总体性,尤其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该种总体性;作为一种关系系统,它不仅是非经验性的,又是完全处于运动之中的,不断扩张,处于总体化运动之中,因此,关键的问题乃是关乎再现/表征的问题。】

  引出这一说法,“实践解释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诠释学把实践概念引入到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的层面上,从而完成了诠释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为我们昭示诠释学发展的方向。”【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92-95页】这其实是解释学在中国工作语境中的特殊出场。用褒扬一点的话说,就是:为了超出数学主义“科学语言的牢笼”,陷入新一轮“烦琐语言的牢笼”,直至深度陷入语义学的工作导向、解释的技术取向而不能自拔。这说明解释学归根到底是以逻各斯主义为中心结构的工作者泥沼,并不具备“超越牢笼”的语言能力,实指望什么都能说清楚,结果,什么都说不清楚。以致哪怕是马克思本人也不得不要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但是,人们对马克思运用的“历史对象”理解得如此“相互矛盾”且不尽“正确”这种现状,不也就刚好衬托出马克思进行“语言革命”的工作实质吗?难道不从反面证明了“生产一般逻辑”具有工作吊诡性吗?这是对经济主义的工作逾越,是历史主义的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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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社会对象

  概括地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指的是“生产关系之生成”意义,它在规定性上包含了对物质生产方式的能动的历史联系,但就历史形态而言,它和既成的社会财产关系仍然不同。要之,马克思是打算以全体的生产关系概念来阐发《导言》第二、三节内容的。尤其第三节当中,试图用一个根本是发展的生产关系规定(也就是后面指认的抽象劳动到以增殖为形式的社会劳动,或者说一般意义的劳动二重性到从发展角度看待的“特殊意义的劳动二重性”的历史推理过程)引导出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问题。马克思习惯性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因为《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搞清楚经济范畴即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所谓的“抽象”),所以这里需要进一步整合生产关系运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构造(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厘清它们在范畴生产上的“同”与“不同”。整全概念的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对象予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彻底提出生产关系对象。并且,从这一社会认识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切入到对生产关系的为什么问题的考察。此二者,马克思认为是把握生产关系“是什么”的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是什么问题和范畴批判的工作是直接呼应的。这些研究于是统一了生产关系的历史和逻辑。【注:从资产阶级工作地基出发,马克思第一次批判地揭明资本是有关于存在者的发展规定的产物,因而具有时间和空间规定性的双重发展特征。这可以概括为合类秩序的成长——类规定的成长性和存在性。历史对象揭示前者,社会对象揭示后者。生产关系(空间)的成长性说明社会有机体在历史上的“存放”,从而说清了它的时间延续性,即它的历史时期的要点是揭明它的暂时性发展特征。生产关系的空间的存在性,说明自身在社会空间上的“摆放”,展露的是发展方式的特殊性——特殊的经济内涵和结构性质。不同历史类型在成长性上具有互斥性,从而可能较大地遏制某一生产关系空间的具体成长,尽管如此,却从来不意味着不可能存有该实体空间。实际上,一个生产关系空间可以和多个生产关系运动并存,尽管它始终没有成为主导的社会构造形式。各种社会对象在历史空间上如此地并存,以致需要从构造方面有效区分它们。这是马克思实际动手写《资本论》之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从侧面泄露了《资本论》曲折的诞生过程。】

  (一)

  鲍德里亚指责:“当马克思开始分析资本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还是未成年现象。当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决定性领域时,在很大程度上,宗教仍然是决定性的。”“严格来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商品形式还没有获得普遍的形式,自马克思之后,这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商品范畴远未“绝对化”,似乎只能哀叹:“这样,马克思就不处于科学言说的历史位置,也不处于言说真理的历史位置。在这种意义上,另一种断裂强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人们可以冒险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超越商品生产阶段的理论,因此,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至少,人们想具有科学性,应该如此。”【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2-107页】

  鲍德里亚不能从历史上识别社会存在者。但是马克思说:“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过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这强烈表明了资本关系的社会空间实体性。即“读者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么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资本论》第1卷,2004,第344、359页】

  资本的社会存在者具有实体的空间发展结构,这就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鲍德里亚试图用纯粹时间科学来击破马克思的时间——空间科学。【注:鲍德里亚讲,“马克思描绘了交换价值体系的谱系:1.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例如在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中)。大量的产品处于交换和商品领域之外。2.整个‘工业’生产都处于交换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3.甚至人们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如德行、爱情、知识、良心,都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这个图式非常清晰,它超越了马克思喜欢预示的内容。”因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产生了资本,这个决定性的转变不仅是交换领域的延伸,而且表明交换在社会关系层面产生了影响。相反,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了交换延伸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建立当下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础’的转变发生,发生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只是表现了‘上层建筑’在‘非物质’价值领域的作用。” 然而,“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转变。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革命,就像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革命一样。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三种力量对应于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尚未充分发展,根据市场和‘商业唯利是图’的原则,在马克思的筹划中,它被中立化了,并被归入到第二阶段之中。”】

  可是,无论阿尔都塞或鲍德里亚,均不理解“关系的历史运动”。而这些运动本身是“各个历史现实”。由于这种理解,阿尔都塞把生产关系存放在生产关系中了,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仿佛不要从历史中来,不是从本身与农奴生产方式联系着的商品生产中产生出,而要从“认识论断裂”中来。这是本能的结构主义的立场。由于怀有了后现代的“超越”的幻象,鲍德里亚在这一点上甚至连阿尔都塞也不如,他要求的只是“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在这里问题不再简单地就是所有价值的‘商品卖淫’……而是所有的价值都转变为处于符码霸权之下的符号交换价值。”这是彻底的工作决裂和认识断裂:“比起剥削来,这种控制和支配结构更加微妙,更具极权主义。因为符号不只具有商品的内涵,也不只是交换价值的符号学补充。这是一个让自己进行结构操控的操作结构,与剩余价值的数量神秘化相比,它显得毫无恶意。符号的超意识形态以及能指的普遍可操作性——今天,它到处都被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学科所认可——已被作为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代替了旧的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超越的是商品本身。交换形式存放在交换形式中,也就等于说,对交换的存在不能由任何其他因素来执行或替代,只能由对其自身的操作来达成;一句话,交换关系只能够存放在交换关系中,存放在自身规定中,它要绝对地排除生产关系背后的实存:生产关系的运动(生产方式)。如此一来,“这种利用符码象形文字的新意识形态结构,与利用生产能力的旧意识形态结构相比,更加难以辩论。这种操控,利用了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力来更为根本。”【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4-108页】

  鲍德里亚其实想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实体结构即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一个彻底地更新,以“交换关系——交换形式(符码)”完成其设想的更为宏大的“后现代批判”。

  和那些躲在人人皆知的唯物主义背后,一听到人们谈论符号或其他处于手工的、生产劳动之外的事情就惊呼和唯心主义的人相反,和那些谈论肉体和能量的剥削的人相反,我们认为,如果“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还有意义的话(它是批判的,而不是宗教式的),我们才是唯物主义者……这样做的条件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曲度的弹性。由于偏爱工具主义和僵化的线性论,这种弹性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我们想将它从受到制约的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维度中拯救出来,以便检验它变成真正的普遍理论的可能性。再说一遍,这只是一种探测的假设,它假定了在商品的政治经济学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辩证的连续性(因此对其中一个的批判也就是对另一个的批判)。严格说来,这种连续性的保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所设定的。这种根本的假设不再采纳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而是把它看作特定模式的随意的内容。【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9-110页】

  鲍德里亚这么重视“符码”,其实就不能反对马克思动用“价值”工作术语,毕竟,“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科学认识的一切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5页】而且,马克思承认价值对于价格乃是“社会转化”的关系,实际讲的就是社会符码工作现象的形成,毕竟,价格并不像价值同时那样经历实在的物理时间。鲍德里亚这么重视“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专注于讨论价格(形式)。鲍德里亚将这个形式的形成看成绝对神秘的存在,看成价值(形式)本身,则是完全错误的!仿佛生产关系的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仅仅统一于形式运动层面。马克思讲到,“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而鲍德里亚只想讲,“在后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因为在后现代世界中,生产关系完全神秘化了,它的运动完全神秘化了,以致实体看不见了,一句话,其迂回的方式难以“证成”了。但这并不改变问题实质,毕竟只是“一种操控”,是虚假的,又同时作为真实的社会仿真技术。后现代运动说到底是现象学上的伪实践和伪学术问题。

  不过,鲍德里亚倒着实是想指出“价值”和“价格”究竟如何实现结合,以及“实体”究竟如何指向“符码”,并实现工作转化的重大资本主义实践问题,无疑,这在列宁、卢卡奇、罗莎·卢森堡等许多理论家以后才遇见的问题。但不意味着对资本予以“话语超越”的逻辑,而意味着对资本予以“实践终结”的逻辑。因而不管怎样说,“这种把重点放在生产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与把重点放在交换领域的新古典主义正统的分析方法形成了鲜明对照。”【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38页】

  (二)

  社会对象是坐落在生成运动中的空间实体,具有特殊结构蕴涵。“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例如,如果我考察某个国家内与总雇佣劳动(或者也与地产)相区别的总资本,或者说,我把资本当作与另一个阶级相区别的某一阶级的一般经济基础来考察,那我就是在考察资本一般。这就同我从生理学上考察与动物相区别的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265页】再例如马克思的强调说明:“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资本论》第2卷,2004,第44页】以此为基础,《导言》形成关于生产一般批判的一个直接性的工作体系,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空间运动中引出了整体结构,将研究导向了深入。

  就一般而论,构成“现实基础”的经济关系不过是规定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的直接性“条件”,因而后者本身就形成各种“现实关系”,即马克思的总标题显示的元素:“交往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等。于是,恩格斯聪明地解答了“经济决定论”: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级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多大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3)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典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4)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2,第731-734页】

  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共构,是人类史前时期的基本特征。显然,马克思明确意识到这不是交代什么“哲学命题”,而旨在客观呈现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之历史发生结构。哲学“退却”正是方法论实践的大显身手过程。【注:“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第261-262页)】这是统一性认识科学以及从事“经济认识论”生产这门批判科学的一般基础。它解决的正是卢卡奇的早年困惑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总体科学的建构过程达成了“总体范畴”实践结构,因此,“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79-80页】

  凡是生长的东西均具有结构,凡是有结构的东西均存放在运动中。空间最终构造于运动规定,由此,时间运动涵养了一种“母子(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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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高度统一,从中生出了统一性的认识支架。马克思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是在“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即在那里系统地说明了:“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在接下来的第二卷中,则要说明:“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式或生产资本。”就是说,最终要从整体即内容——形式上确证:“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资本论》第2卷,2004,第44页】也就鲜明了这样的工作对比:

  正统经济学用预先确定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现实;它也并不从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出发来解释这些观念,包括其自身的概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进程和现实关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在我们头脑之外的客观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客体……在人类社会里肯定存在着使物质生活条件再生产出来的某种社会系统,而它必然表现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这样一个前提不是人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其基础就在于自己的中心范畴是在资本主义方式中发现的实际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只要这些关系还存在,这些理论范畴就会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把生产看作是自然力、人的自觉性和社会关系三者的组合,而且这三者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却只是单一地集中在生产的自然——物质方面,而把精神的和社会关系的要素一古脑推给了社会学部门……经济学变成了形式化的游戏,社会学的抽象则根本不着边际。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对具体的社会经济体现的分析研究,要求统一的社会科学体系。物的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为了进行生产和实行产品分配,人们就要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分析物的生产离不开分析社会关系。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这一原理,并随后为历史的、唯物的和统一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49-51页】

  综合起来,恩格斯阐明:“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8页】这其实是安排如下范畴生产(与批判规定)的具体工作语境和根据:

  (1)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绝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2)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3)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4)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5)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6)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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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的特殊运动决定着它的自我摆放。“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是行会工业或中世纪劳动形式的特征。”与此相对,“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153-154页】这就证明了从劳动生产关系引出劳动产品的交换关系乃是具有必要性。马克思赞誉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从生产关系中引出交换关系,将空间的构造形式和发展也归为母子结构,使时间和空间在发展规定上同构,这是它们统一的性质使然。这也是马克思的一个工作发现。“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所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恩格斯重点强调如下的革命意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8页】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欲说明的要点。并且,如果要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恩格斯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这一发现的作用:“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2,第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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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行动结合——研究对象生成

  政治经济学对象是生产关系。但如何建立对象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问题的事的全体规定(道+德)呢?换言之,如何确立对于生产关系的研究呢?《导言》前三节规定了研究对象,第四节在历史中努力杷梳这一规定,以多维度的形式再现它的发展关系。【注:马克思为之题写的逻辑结构更为清晰的目录是:“1.生产一般;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1页)】考察的前提是工艺学、历史学,乃至一定程度上亦包括了政治学和文化学。核心的观点是,构造由运动产生,运动是生产方式的存在方式,它之所以产生社会对象,因为本身即是生产的运动和关系的运动。【注:康德的学说由牟宗三说成是现象界的知性主体的可知和本体论界的不可知,是辩证的思辨,把道看作物自体。那是割裂了行动主体和知性主体,把独立的知性主体神圣化了。马克思对这种观点的打破是立足工艺学的历史发展进行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生产力规定的独立化。生产方式一方面被说成生产力的运动,一方面被说成生产关系的运动,所以,规律来自对两方面的把握,来自对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总体把握。马克思后来是如何阐述他的研究对象的呢?“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是历史对象、社会对象上的双重工作话语。因为,只有生产关系空间的充分历史成长性才有助于突显它的存在性,使其在社会性质上的发展特点得以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因为,“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因此……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2004,第8-9页)所以,“那些只根据少数分散的警句来了解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样论述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资本与作为一种技术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那就得好好研究《资本论》……在这一分析中,常常引用的警句中的那些条件都被颠倒。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之间的这种交替作用丝毫不感到为难,而恰恰相反是应付裕如的话,这是因为他从来不对历史采取公式主义的态度(这不能归结为他的辩证法的天才),从来不随意玩弄无遮无盖的相互关系,‘一对一的关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过极度简单化的做法来掌握历史。因此社会的确定性并不具备化学反应的固定性,而是一种历史过程。亦即是说,社会的具体而确定的形式确实是‘确定的’,决非偶然的;这是一条线、一条线把历史这块织物编织起来的那种确定性,绝不是硬塞进一些外来的公式。”尽管如此,“澄清马克思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因为正统的社会科学,固然它本身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具有最庸俗而肤浅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可往往就在这一点上误解马克思,指责马克思也犯这种错误……实际上,他认为资本主义早期与封建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更相接近,资本主义晚期与社会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更相接近,而资本主义早期与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相互之间并不那么接近。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并且基本上证明了这一事实,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任何的简单的‘决定论’所能解释的。马克思几乎在他的全部历史著作中都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毫无疑问,他认为生产力在历史长河中居于首要地位,但是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日常的历史分析中,这个首要地位可能会被公式主义地加以利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0-24页;译文参阅了英文版——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并经过了与之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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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广义政治经济学和体系结合角度提出范畴生产的历史结构,需要明示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阅读方式上,阿尔都塞提出了“征候阅读法”,依此思路,这里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有许多处是内容“相似的”。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理论家对历史现象(包括它的精神现象)的发展的研究与描述具有强烈的掩饰性,并通过这种掩饰性(包括对历史对象的掩饰、对社会对象的认识遮掩与庸俗化)提供一个极为表面化的、肤浅的、根本是有欠缺的范畴体系。对这一既成体系的拨乱反正需要艰巨的工作,从中寻出耐心细致的线索与之对应。马克思遂有这样的阐述设想:“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这意味着《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人类史上的诞生过程。同时,总标题的结构表明: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一去不复返,然而所留下的痕迹就像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在今天的中国依然熠熠生辉,人们以别样的形式重述或追溯它所反映的事件。

  第一是“生产”。它孕育在“物质生产”,又从中“挣脱”出来。“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关键在于处理对象(物质生产)成长为研究对象(经济形态社会)的规定。我们提到了《资本论》对这种观点的再强调:“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可见,“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存再也没有历史了。”

  第二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它将自身同时说明为工艺学基础和主体与主体关系。“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创始人较多地提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货币在军队中的作用和发展。马克思的《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着重说明:“你的《军队》一文写得非常好……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49页】继之后的《1866年7月21日致恩格斯》更清楚地交代了这种广义生产运动的发生史和研究意义:“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显明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专门探讨了这个题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4页】关于火器的性质,恩格斯集中地讲道:“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510页】

  第三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其说明商品生产的实体关系。“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关于交往关系的历史的特殊态,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拓展性地写到:“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资本论》第1卷,2004,第95-96页】

  第四是“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它挑明了“经济决定论”,但这不过是经济形态社会的内部工作关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

  第五是“法的关系”。它孕育在实体的发展关系中。它本身也是实体关系的一种,在其更高层级的形态上显露为社会形式规定。从而,不过意味着实体——形式成型过程。“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第六是“家庭关系”。它说明“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从这条陈述出发,马克思把“鲁滨逊的故事”提高到一个独立批判的位置。“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拥有)商品占有者的身份……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后来,家庭关系并入“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注:《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工厂直接改变了既成的法的关系和家庭关系,引起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法的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活动失去自由契约的外表形式。“机器起初使儿童、青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以机器为基础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从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契约。”(《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98-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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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马克思谈到:“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关于“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这显然是对五篇结构计划中后两篇的性质进行讨论。马克思后来强调:“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资本论》第1卷,2004,第100-101页】

  《提纲》中,“马克思在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后破天荒地说唯物主义错了。这正是他突破旧唯物主义的入口。”这其实是说:由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在规定上均没有把自身作为“唯物主义工作者”看待,而促使马克思“将唯物主义推进到革命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层面”。故此,“在马克思对实践的规定中,我们看到他多次使用‘革命的’‘批判的’的定语,他声称自己的新世界观与以往一切哲学的不同点就在于,它不仅仅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提纲》所确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新视界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它表征了马克思观察和解决整个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总体认识论和方法论。”“新视角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历史辩证法,同时也是争取人类主体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据!”“它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新的‘三位一体’的总体立场。”【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88-93页】

  (二)

  我们重复一遍《导言》的逻辑:第一节锁定的是历史对象(规定),第二节锁定的是社会对象(规定);在此基础上,第三节进行唯物主义的范畴生产与批判,第四节则是大结局——始发和归根。整个流程展示为:存在论上的生产批判→本论论上的生产批判→概念论上的生产批判→历史现象学上的生产批判。于是,整个结构即显示出“历史”到“逻辑”的开放性生成向度。一言以蔽之,历史现象批判和精神现象批判的叠合最终工作完结了总和意义的“现象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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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资本论》研究对象逻辑总构

  简明起见,我们绘制图12-1.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是相互钳制的规定。【注:形象地说,这是一丫型财产关系生长道路。第一,在根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尚未分化,属于财产关系创制阶段——对应于抽象劳动成长的活动范围;第二,在茎干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彼此识别出对方,属于财产关系快速生长阶段——一定生产方式(劳动二重性)的成型;第三,在枝叶部,生产关系为交换关系所覆盖,属于财产关系取得“运动的实名”(法律用语)阶段——社会经济关系构造的成型。第一阶段的抽象劳动生成指示:人类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亦生产一定的主体自身的财产关系;在第二阶段,整体概念的生产方式指示经济运动关系的生成,并且很清楚,这时候,生产关系的生长运动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指示经济关系的具象化,例如价值形式的生长运动。充分表明:马克思始终是从处于生长运动状态的统一财产关系出发的,从本身具有各种具体的实名关系的财产运动形式中取出财产关系的实存规定,限定为“经济关系”,目的是排开孤立的实体和繁杂的形式之研究干扰,集中考察“生于无”“长于有”的实体-形式生长单元,考察从劳动中产生的价值关系和从价值关系产生的价值形式。丫型道路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如何从劳动(形式)中工作取出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那就是辩证分开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即在充分肯定具体劳动(形式)到社会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形式的过程当中,决定性地研究了抽象劳动(形式)到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全部社会历史。】

  其打破了“既研究……又研究……”“不但研究……而且研究……”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理解法则。那种过多关注了知识社会学的做法,是形式逻辑学家的看家本领,其能够将知识摆弄得如此妥贴,以至于“逻辑自恰”。对形式逻辑高度关注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些庸俗的辩护与调和的工作色调,而一味满足于解释。从批判真实性和统一性——马克思把这叫作“科学”——工作立场出发,研究对象的元素并不被要求是形式统一的,它们不采用概念或范畴统一形态,而采取社会存在和实存规定之统一形态。“生产方式”把对无的研究推向极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把对有的研究推向极致,主以太一;此二者(即“常无之说”“常有之说”)异名同出,同谓之“玄”,玄之又玄(充满变数),众“妙”之门。一方面,社会对象在历史对象中“运动”,可要说如此,我们也就同时把历史对象说成与社会本身是“不离不即的”,即它们本质上都是属于生产关系自身运动上的规定;另一方面,“结构”虽含于体内,外表上却展露历史“本来面目”。所以,这不是概念的同一,甚至不是统一的知识;这是社会存在运动和构造的有机统一。同时,这也是工作规定所实现之高度同一,是高度统一而开放的工作结构。【注:研究对象是从“对象”(客观对象)中提升出来的客观逻辑。我们或许还可用《道德经》里的两句话来归纳与例说这种逻辑:(1)有无相生;(2)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可令“有”代表生产关系,令“无”代表生产力,因为“有”“无”相对,它们之间在语义上没有交集。“有无相生”给定存在者系统的总体工作逻辑;“天下万物生于有”对存在系统而言,是突显了生产关系这个社会存在者的实在规定。以此推论,历史对象或者说社会生产方式可以指代“有生于无”的生产关系发生的运动状态;进一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整体界说研究对象工作元素之发生与生长过程,将该性质从认识上一统了。】

  即一方面,由于是价值和资本的实体的运动,社会外壳就不可能是“物象的”。其不可能导致这样的讲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轴心关系隐藏在由物之属性的层层外壳包裹起来的最深处……所以,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必须将它物外壳的‘生产方式’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有所区别,并在思维过程中从商品生产的劳动二重性出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旦)回到马克思之前的庸俗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的拜物教现象形态当成其本质,以为资本只是中性的使用价值,多多益善,不必设防,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被资本所统治。”【许建康:《马克思列宁与当代世界》,《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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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插入这个讲法对生产方式的误解:混淆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注:生产方式是属人的,无论物质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生产方式。将物质外壳和社会运动外壳不恰当地雷同起来,就忽略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用语上的革命性特征。难道生产方式会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误解为“物外壳的生产方式”吗?莫不就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谓的“物外壳的生产方式”,其实指的就是技术概念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是由物化生产关系直接导致的,是“总财产关系”(规定)形成后的产物,而绝非前提。综上所述,生产方式必须理解为《资本论》的“客观批判逻辑”,换言之,必须认识到:生产方式是《资本论》的“主”逻辑,而拜物教批判是《资本论》的“副”逻辑。】马克思于1879-1880年对阿·瓦格纳讲过的话,现在就值得再宣讲一次:“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论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作为资本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是对于一般意义的物质外壳的陈述,其任务就在于烘托运动的实体——生产关系。

  以上当然是不必要的担忧。实际上,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的研究对象怎么也不可能“既研究”物外壳,“又研究”生产关系,而只能运用后者对前者进行揭批。相反,若真存有“世界的”构图:“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因为,世界3不过是“认识预设者”,“科学知识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和客观论据的世界。”同样因为,领会存在于世界3之中:“理解的每一个主观行为大部分存在于第三世界之中”,“关于这种行为所能做出的几乎所有重要评论都在于指出这种行为跟第三世界客体的关系”;“这种行为主要地在于运用第三世界客体;我们运用这些客体,似乎它们是一些物理客体。”那么,这就迫使我们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16-117、164-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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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将不得不予以批判:

  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事例是“一般生产”问题。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马克思必须反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一般生产同义的企图。他们的论证是通过宣称资本与生产设备具有同一性,以及回避或将问题引向对资本本身起源的讨论而展开的。在反对“生产的历史关系永恒化”的过程中,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社会(经济)进程的特质上,坚持认为“不存在一般生产”,以便彻底削减自由立场的意识形态利益:“目的是将生产……描述为不同于分配等等,描述为局限于独立于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之中的东西,趁此机会,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作为不可侵犯的自然规律被悄悄地偷带进来,据此,就能发现抽象意义上的社会。这是整套程序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深刻结论,但是,这却不能转移我们对他的总结性反驳的不安情绪。

  马克思运用生产方式这个术语,目的即禁止无实体和无人的这种物象手法,进而把两种不同含义的客体批判的客观规律辩证联系起来,乃至对接起来。“因为即使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静止状态’的分析充满神秘感,但是,它也碰巧涉及一个基本问题:生产的界限问题,而且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问题。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出于某种原因,这个问题一直纠缠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理论:担心资本主义可能会在某一天达到它的绝对界限。在这种害怕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的情况下——在今天这一切正在发生——关于生产条件的研究不再是一种‘无聊的同义反复’。进一步说,它需要我们研究一个重大的论题,因为资本的界限与社会新陈代谢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冲突,而且由此实际而长期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28-529页】

  这种威胁当然不会是纯自然界的事情,而主要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和解。资本达到了自我扬弃的运动界限。即另一方面,这一运动必须始终是生产关系的运动,是实体结构整体运动的逐步实现。首先是所有制即财产的占有关系,其次是所有权即财产的占用关系,其次是财产权本身即财产社会权利(体系)关系,这是逐步在运动中实现的过程。财产关系最终化身为整体性运动——财产关系的逐级生长关系和实现关系;其循着实体——形式——生活,即社会生产实体——社会流通形式——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和发展路径进行。实体的实现乃是历史主体关系的实现、非人格化的社会关系的实现以及人格化的社会关系的实现。这样,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构造必然地历史具体化,即分别以所有制的历史实现、以所有权的社会形式实现以及以财产权的社会生活实现为中心的结构联结。这些彼此联结的结构实现的“累积”,本身是一种“运动”,而形成空间扩展秩序,形成严格有序的资本积累结构。资本积累是时间上的,亦是空间规定的,是双重态的膨胀。

  在实体刻画上,《资本的生产过程》把以所有制实现为中心的联结(价值和价值形式之间发生关系)视为整体的社会生产结构,最后构造出生产资本的一般对特殊的运动关系;《资本的流通过程》把以所有权实现为中心的联结(资本和资本形式之间的发生关系)视为整体的资本运动结构,构造出产业资本的一般对特殊的运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把以财产权实现为中心的联结(生产价格和生产价格形式之间的发生关系)视为整体的社会分配结构,构造出社会资本的一般对特殊的运动关系。即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I中,实体的结构是价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实际蕴涵是生产资本(生成),即一般资本对特殊资本的工作关系,是对总体的直接研究;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II中,实体的结构是资本(形式),实际蕴涵是产业资本(生成),即运动状态的生产资本的工作关系,研究生产资本对流通资本从而产业资本的总体的再生产形式;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III中,实体的结构是生产价格(形式),实际蕴涵的是社会竞争资本(生成规定),把握职能资本(竞争资本一般)对各种现实资本(竞争资本特殊、竞争资本个别)的工作关系,把握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运动。从一般资本到资本一般,从特殊资本到资本的特殊和个别,资本的价值(形式)一步步具体化了、总体化了,整体孕育出生产价格(形式)的特殊规定。

  (三)

  《大纲》(伟大的启航)实际是对于《资本论》的一个正式的初写,是工作一开始进行时的尝试。在这一时候,把握材料之间的联系是主要的(两重对象结构的耦合),赋予材料生命是次要的。事实的确如此。以下是马克思自己对这部著作的描述:“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资本一般》……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必须同时出版。内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68页】

  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只不过是对处理材料的方法——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这就是马克思后来经过艺术化处理的辩证叙述,这些在《大纲》的货币章、资本章中是看不到的。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注意,论货币的章节被马克思编号为II。论述价值的第一章看起来是在先的。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论述价值的第一章就变成了关于商品的一章,这样就为《资本论》的材料的系统化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商品的章节,我们必须去问:这种缺席对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然而,“这种进路在《大纲》中是典型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突出了在任何范畴基础上的首要实践对立。”“因为在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下,有如此多的阶级仇恨。货币有一种益处:能立即呈现蕴涵在价值概念中的社会关系的可怕面孔;它立刻显示了价值在剥削过程中的功能:可以用来交换,并在此基础上价值可以作为指令,由此而形成一种组织。”【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2-43页】

  但“缺席”也为某种随意解释大开方便之门。由于陷入《逻辑学》的“逻辑幻觉”,内田弘吐露自己的心声:需要认真“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如何批判和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一问题。”让我们静心听一听他的倾诉: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逻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必须解答的课题,这个课题包含在以下将要分析的、马克思思想形成“初期”的经纬之中。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逻辑学》规定为“精神的货币、是人与自然界的思辨的价值、思想的价值”……在观念上对他人的支配关系(=价值)本身是抽象的,正因此,这个价值关系产生了在主观上担当起该关系的人。这个人就是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转化之后他们就成了资本家。他们是主观地担当起价值关系、资本关系的“精神”和“意识”……(据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逻辑学》基本上表现出如下的对应关系: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有)论”,“资本章”对应着“本质论”。

  这是极为鲜明的“黑格尔读法”。那么,马克思本人实际可曾想到了呢?

  大体上是这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当作如下的逻辑学而作了重新诠释,即主观上明确担当起价值关系和资本关系之类典型的理念的人之“意识”,以社会的物质代谢过程为中介,并促进和占有这样的社会物质代谢过程的进程。在如此的解读和转换中,从反映资产阶级价值的“意识”中分裂、对抗,导致了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精神现象学)。

  这就是内田给我们绘制的《大纲》之于黑格尔《逻辑学》而言的内在解读的工作路线图!他重弹老调:

  (1)将这样的“重新诠释”与英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就必然全面而系统地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认识。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继续其奠基工作……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从1840年开始就成为贯穿马克思的主题,那不是马克思写作《大纲》时偶然有机会重新阅读《逻辑学》才产生的主题,而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主题。

  (2)绝对不能搞错二者的对应关系,认为“导言”与“存在(有)论”“货币章”与“本质论”,“资本章”与“概念论”分别对应。如果仔细地比较《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逻辑学》内在所具有的基本术语、逻辑性质、内容及体系结构,就会发现:这样的机械的、按顺序严格对应的方法是错误的。【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31-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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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该怎样建立理论呢?唯一路径是:“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004,第35页】难道要像萨缪尔森所说:

  (1)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人们以为经济学家都是如尘土般乏味、阴郁的人。这是不对的,事实恰好相反。

  (2)没有什么比让一个经济学家或者一个退休了的工程师去类比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概念更让人痛苦的事情了。

  (3)我不在乎谁为一个国家制定法律,谁为她起草条约——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就行。

  (4)(自诩)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

  (5)(经济学如此之难)有时候的确看来如此,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转引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3、359、366-367页】

  马克思的理论并非敷陈(敷于言而陈于事)的论说,但也决非全面拒绝陈述。要之,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被看成“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论》及其基础上的《存在论》、《本质论》,其意味着对《概念论》的全面改造。这个主旨从来没有变过,因此并非如下所论。马克思后来的写作计划没有改变《导言》的初衷,而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概念批判”。

  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大纲》的时候,他计划给他的《经济学》一个论述他的研究方法论的前言。《导言》不仅仅是出于自我说明的目的,如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一样,《导言》还包含着作者对他的总主题的初步考察。然而在1859年,当马克思把他的研究的第一部分……拿去出版时,他决定略掉这个阐明他的动机的部分……因此,1857年的指导性目标……变成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导言》的起点——最抽象和最普遍的规定——被一个具体的、历史规定的现实——商品——取代了,但是由于1857年的文本没有发表,马克思没有对这一改变做出解释。实际上,在《大纲》的最后一段……马克思已经声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他将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一章和《资本论》的第一章都用来研究商品,在《资本论》里,商品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形式”,他的研究就从对商品这一“个别”的分析开始……随后他不再讨论方法问题,除了1873年给《资本论》第一卷写的《跋》。在这个《跋》中,鉴于《资本论》出版后出现的评论,马克思不得不就他的研究方法发表意见并重新审视《导言》中提出的某些论题。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有必要声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尽管阐述可以从一般开始,从普遍形式转移到历史规定的形式,从而——这是对1857年的表达的确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研究则必须从直接的现实开始,正如他在1859年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导言,第59-60页】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规定实际是对科学知识的常识知识的否定,是重构了“大写的常识”,确立了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严厉的工作批判。因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它变成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可以说是大写的常识知识。”换言之,“科学知识的问题是常识知识的问题的扩大。”所以,“常识知识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正好是变成科学知识。”【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英译本第一版序言】但是,马克思朝着这种常识大喝一声:常识不是知识,常识是历史事实。“《大纲》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想象出的‘黄金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是物的经济形式——商品和货币——构成的总体结构导致的纯粹的幻觉,是虚幻的简单商品流通。”【比朔夫等:《现代经济中的价值概念——论<大纲>中的货币和资本的关系》,载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79页】所谓世界I(客体)、世界2(主体)的区分是虚幻的,而一个独立形态的世界3是从不曾有的。但是,“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可见,“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变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这些是1844年手稿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注:作为“早熟的儿童”,中国是在一个不断更高的阶梯中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所以,梁漱溟指认中国古代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与此同时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同样是以纯真的形态复活着,活跃在其儿童的天性中。这种特别的进步方式具有深刻的经济形态动因,即过早发达和兴隆起来的产品社会生产。】

  当下,由于未处理好“概念的辩证法”,以及未能认真甄别和及时解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同时忽视处理“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法的关系“不平衡的发展”等等,导致一个真正的困难之点没有获得历史解决:“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受到教条的压抑,非常缺乏时代感。而且直到最近为止,有关它的论证都是使人筋疲力尽的神学式的说教,它的很多拥挤者都是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尚未准备学习和吸收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研究成果。一些十分狭隘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对这些新的发现明目张胆地进行歪曲,例如冠之以‘新李嘉图主义’之类的标签,然后就扔进废纸堆。”“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仔细的推敲,就会发现它包含着一套深刻有力的概念体系,该体系为当前对西方发达的经济进行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形形色色的互相矛盾的解释,但是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我们找到了应予高度评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的分析必须从这点出发,尽管最后所形成的分析方法最好还是用另外一种名字。”【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38-39页】

  这样,叙述的辩证形式的界限就能得到明确,复经由批判,显明了康德主义在资产阶级体系中的事实存在性。于是经受一番严格洗礼,从《大纲》出发,马克思能够顺利行进到《资本论》。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所关涉的问题直接与上述资本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的草稿对他的理论史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大纲》为我们理解他从价值理论角度描绘历史地自我总体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路径,以及他准备重建它的路径,提供了启示。在《大纲》之后的马克思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中,社会经济形式的各个层次的规定得到了进一步的更好的区别和分析。与此相比,马克思的草稿具有初步的梗概性质这一事实使得抓住整体的相互联系要容易一些。因此我们关于《大纲》的中心论题(应该)是:马克思的概述使得人们有可能获得作为总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比朔夫等:《现代经济中的价值概念——论<大纲>中的货币和资本的关系》,载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71页】

  从行的地基出发,马克思通达“历史”“系统”“现象”和“认识”。道(规律)从而不再成为抽象之物,是作为本体的历史实践活动;系统则是行的生成系统。马克思自豪地认识到:如果本质和现象(规定)能够合二为一,那么,科学就没有可能,科学将不再作为科学来对待。因为一旦离开对象生长活动,离弃了历史本体,所把握的系统就是支离破碎的景象,就是对片面性认识的把握,无论怎样综合,其结果都会是无根编织和随意飘摇。看到这一点,中年马克思的思想趋近成熟,而有了这样的说法:“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一旦风暴更甚的时期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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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附识:既然对象是“总体”,研究对象即是总体的行动逻辑,这是消除建构意义上的本体论根据。既然存在者是对象的根据,而对象是存在的实存(规定),对“对象的研究”就不能是孤立性质的知识行为。生产方式必须被理解为“人的规定性”,即作为对象的实践活动,询问它的生长方式和活动方式,如此,方能统一对象规定,为知识和认识(活动)奠基。要之,研究对象在生成规定上,就是把握运动和构造——对象总体的运动及其构造形式。从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范畴”在研究——叙述统合的意义上“一分为三”,盖因历史生成运动(规定)使然,又契合了社会对象的自我构造性。这样,如果我们能够统一性地把握历史与社会的以及生活形态的财产关系或身份关系的运动和构造,那么,就可能为广义而总体的经济学的建构确立一宏基,达成所谓完整理解意义域内的“历史知识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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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判语·宝鸭词】对象无须推敲,运动无须造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主客南北,人物互系,大千世界。立根原在统一,允执厥中,惟精惟一。史海林路深冥幽玄,认识意何为?广者狭义生,狭者广义出,任尔东西。道者易,道乎人创造化育,道乎物构造成变。德者统,德乎人修齐开阖,德乎物运动张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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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载《保卫资本论》修订版(2017),P287-3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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