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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资本论》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王南湜 · 2018-07-06 · 来源:《河北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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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资本论》在哲学上被卢卡奇等解读为一部存在论著作;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上,人们又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放在同一层面,视之为单纯的经验研究,而忘记了《资本论》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内容提要: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出现了一批以《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同时,又往往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新的可能性。

  关 键 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球化/利润率下降

  标题注释: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16ZD097)。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人们的自然反应是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不例外。于是,一大批各式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这些新理论基于对现实世界变化的高度敏感性,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变化,予世人以警醒,这比之于那种抱残守缺的迟钝僵化态度,无疑是值得嘉许和尊敬的。但在嘉许和尊敬之余,我们又不能不感到,这些新理论在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参照系进行理论创新之时,往往是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的,而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很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新的可能性。

一、被误读的《资本论》批判主旨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便不断遭到不同方面的误读。一种是体现于那些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流派及其后继者,基于其理论立场而对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的误读,如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在对马克思有关理论的批判中的误读。这类误读主要发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之中,因而其主要特点是仍从经济学层面提出问题。另一类误读的特征则与之相反,主要不是从经济学层面,而是从哲学层面提出问题,将《资本论》主要理解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存在历史的批判,其根本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剥削之奥秘,以唤醒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地位之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而实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理性社会。其中虽然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如克罗齐、约瑟夫、斯科特、林赛等[1],但更主要且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于《资本论》批判主旨的误读。这一误读的主要模式,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回归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论分析和批判,或者说,是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去理解和阐释《资本论》。对这一误读模式之影响作一简单巡查,就不难发现,其影响所及,在近几十年中几乎支配了对于《资本论》的理解。尽管这种阐释方式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的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阐释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未能抓住《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最为深刻、最为有力的批判,而仍然停留于抽象的哲学理念层面,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只是试图基于道义层面的某种价值原则,如平等原则或其他原则,去从事批判,从而遮蔽了以《资本论》的方式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可能性。因此,这里将主要针对这一误读模式展开讨论。

  如所周知,这样一种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获得了经典性的表现。在这部影响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中,卢卡奇在未见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借助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并结合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而将商品生产理解为一种物化过程,并将这一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意识理解为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从而得出了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内容却颇为相似的结论。在卢卡奇看来,正是由于深陷于这种物化意识,无产阶级才无法自觉到其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难于实现。因此,解决之道在于揭示出商品生产之作为物化过程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化意识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弥漫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但其最高表现则在哲学之中,而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其二元论的克服的努力,也正是尝试对于物化意识的突破。但这些努力由于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主体,终究功亏一篑:“因此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但这一点在古典哲学本身中只是以这些没有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们当然意味着是对那些二律背反的最深刻、最伟大的思想表述。那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此古典哲学给以后的(资产阶级的)发展所能留下的遗产只是这些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2](P227-228)基于其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的,但其努力并没有白费,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就是:“古典哲学道路的那种转变至少在方法论上开始超越这些局限性。把这种转变继续下去,并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P228)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之克服物化意识而达至对于自身历史地位之认识的无产阶级意识。而这一点,被认为正是《资本论》之批判主旨。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实际上是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在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本体论上,却是一贯的。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卢卡奇反对“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对纯粹是本体论的”。因此,后期马克思“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相反,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大大深化了他的哲学观点”[3](P637、646-647)。据此,卢卡奇反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具体科学的企图。他说:“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3](P648)因此,“直接来说它们是科学的著作,无论如何不是哲学的著作。但是它们的科学特征却渗透了哲学并且从未超过哲学”[3](P649)。卢卡奇对《资本论》所作的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阐释,与其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同一性认识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放弃过其青年时代“关于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3](P698)。基于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插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分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已经为他在《资本论》中着手完成的这种接近过程和具体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提纲。”[3](P669-670)

  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尔施,也是通过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完全一致而将《资本论》作了哲学的解读。在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道路”,但“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4](P69)。而“马克思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结论,越来越明确地不仅是予以批判,而且在经济学上肯定地与之相联系……是采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用以作为他们论述基础的相同的经济范畴,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4](P75)。但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并非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观察,而是“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会明了下述特殊意义,即从理论上揭示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对于在当前社会中受压迫和奋起反抗对它压迫的阶级的实际斗争所具有的意义。在现实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工人作为纯粹的商品这种实际状况与在意识形态中同样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善良意图与纸上声明(按其观点工人不应当被当作纯粹的商品来看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种矛盾不加掩饰的表述将导致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它在实际上对维持这种矛盾状况的利益,反对它在理论上对保持那种拜物教现象的利益……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P94)

  卢卡奇、柯尔施对于《资本论》的解读具有典范意义。受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大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近些年来有一些研究者虽然转而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来解读马克思,但由于主要地仍是从一种劳动本体论的行动者视角去阐释《大纲》的,而不是从科学逻辑的旁观者视角去理解的,因而从总体上看,其仍是卢卡奇等解读方式的延续或发展。这是因为,与《资本论》相比,在《大纲》与《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仰海峰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对象化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引进了异化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与对象化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对象化来扬弃异化。在《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统治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5]

  这一解读方式虽然不像林赛等那样将《资本论》直接理解为一种“自然权利理论”甚或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1],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发展的存在论,但这种解读方式归根到底却也不能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这是因为,这种解读一般而言预设了一种历史目的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质上是或应当是和谐圆满的,而其发展道路却必须通过原始圆满的破裂走向分化对抗这种异化形式,但历史最终必将走向扬弃异化之圆满结局的理想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之必经阶段,但另一方面其异化现象又是道德上的缺陷,因而《资本论》作为一种存在论,就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存在本质的客观揭示,但这种揭示既然包含着对于其道德缺陷的揭示,那么,它同时在本质上就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且是更为深层的道德批判。而作为历史解释学和道德批判,其主要功能则是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即使得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的责任。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资本论》能不能首先被归结为一种哲学著作,归结为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道德批判呢?

二、《资本论》的批判主旨何在?

  毫无疑问,《资本论》绝不能被归结为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正如所有伟大的科学著作,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划时代的著作中必定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创新,从而不能被归结为单纯的科学著作一样。而卢卡奇等的哲学式解读就其揭示出了《资本论》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纠正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解读而言,对于人们全面理解这部伟大著作亦居功至伟。而且,更重要的是,正如其副标题所明示的那样,《资本论》的确并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而同时是一部批判之作。但问题是,《资本论》的批判主旨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归根到底的道德批判,还是另有所指?如果《资本论》主要是一部道德批判之作,那么,它所具有的那种巨大力量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本人那里,看看他是怎样看待《资本论》的属性的。

  我们知道,关于辩证法的批判性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下了一段被人们反复引用的著名的话:“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P24)这里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其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人们也往往基于此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归根到底的道德批判。但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曾特地作了这样的声明:“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6](P12)这一声明似乎又明确拒绝了将《资本论》理解为一种道德批判。那么,应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呢?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所说的这两段话都是有效的,而不忽视其中任何一句的话,那么,一种可能的理解就是,这里所说的批判只能是指超越了道德批判的狭隘视界,而是一种道德批判之外或超道德的批判方式。

  那么,这种超道德的批判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批判呢?如果我们记得康德哲学是以批判哲学而闻名的话,那么,当能从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康德哲学是由三大批判构成的,而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原本就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虽定名为《资本论》,却保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名称作为副标题。两位伟大思想家都将“批判”作为自己主要著作的名称,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恐怕不能说是巧合,而是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关联。而这一关联正是理解《资本论》之超道德批判的关键之处。康德的哲学批判基于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划界,主要针对的是旧形而上学之理性的超验使用所产生的那些超验的理念,通过指出理性的超验使用必定带来理性的二律背反而证明了那些超验理念只不过是一种先验幻相而已,从而达到划定理性之有效性之界限的目的。与之相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批判也可以说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之为自然的,从而是非历史的永世长存之物这种背离了科学逻辑的先验幻相的揭示[7]。

  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在关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的那段名言之后,紧接着便谈到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之所意谓的内容:“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6](P24-25)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当是揭示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然而,马克思是如何揭示这一矛盾运动的呢?

  基于对“批判”概念的狭窄理解,对于《资本论》对这一矛盾运动的揭示之批判意蕴,人们往往也是从一种价值原则去加以阐释的。当人们在论述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根源而展开批判时,对于这里所说的“批判”的理解,其所指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趋势出现了严重冲突,从而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则不仅被理解为一条客观规律,同时也被悄悄地理解为一条价值原则了。当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被视为一种价值原则,又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基础条件为前提的,而理想社会按照设定最终又是符合全人类的最终利益的。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便是先进的、革命的,从而是道德的,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则是反动的、不道德的。以这种观念为阐释背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解释之为辩证法之批判本质的例证,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这样一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揭示,也就从根本上被纳入道德批判的范畴了。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如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被归结为这样一种批判,一种以科学方式出现的道德控诉,那么,它还能够具有其已经产生过且仍在继续产生的巨大力量吗?果若如此,马克思所主张的经验的“历史科学”又如何能够与他所极力批判的黑格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区分开来?显然,这种对“批判”的理解仍未摆脱“道德宣判”的狭隘视界,因此,我们还须寻找对《资本论》批判主旨的适合的理解。

  对马克思关于批判观念的适合理解,可从他对李嘉图的称赞中见出:“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8](P183)显然,马克思之所以称赞李嘉图,正是因为他不像斯密那样在其理论中混杂着“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关于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以及“非科学的观察者”,即“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而是单纯从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去看待并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只能从“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从“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如此理解的“批判”便不可能再是一种“道德宣判”,而只能是一种“社会生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宣判”,甚至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医学宣判”,而这种宣判,并非像法庭上的公诉人那样,通过指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法性、非道德性,诉诸人们的道德和法律良知,以求取历史法官对其罪责的惩罚性判决,而是依据科学的病理学指明资本主义“生命”的“大限”,从而直接宣判了资本主义之“死期”。这一宣判集中体现于马克思的如下论断之中: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9](P277-278)。

  在稍后几页,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基于这一矛盾的资本主义的有限性之所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2.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9](P287-288)。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内含的这一内在矛盾,因而它便不可能是永恒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即一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趋于灭亡的社会历史阶段。具体说来便是: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9](P288-289)。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宣判”。它宣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存的“临界点”,为之颁发了“死亡通知书”。这一宣判并不包含道德上的义愤,而是以“科学的观察者”的名义进行的,因而其所具有的力量,便是由客观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而非主观的道德义愤力量所能比!

三、如何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10](P267)。对于这一规律,马克思还说过,“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10](P267)。迄今为止,已过去100多年,尽管人们对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一规律作了诸多研究,但能否说已做到了真正的理解,尚未能令人感到乐观。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自从马克思提出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至今已有100多年,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个规律涉及的许多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异议甚至不乏斥责。围绕资本有机构成是否提高,一般利润率是否趋于下降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争论,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不同的观点、方法和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分歧,甚至形成了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局面……有的学者缺乏整体性的视野,在还没有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情况下,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然否定它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有的理论观点,由于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影响,偏离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新的理论观点必然会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产生激烈的争论。”[11](P11)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一些学者由于其对马克思理论存在着误解,而将利润率的波动解释为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同。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利润率的变化是一种趋势,因而没有很好的解释一般利润率变化趋势理论。”[12](P8)似乎可以说,这些“观点不是缺乏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了解,就是出于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误解,因而是不能成立的”[13]。这种争论在金融危机之时,甚至还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就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行深入研究期间,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危机爆发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利润率是否呈现下降趋势、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否能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得到经验证明的利润率下降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危机前利润率呈持续上升趋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无助于危机的解读。”[14]还有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不仅‘未能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而且始终对该论断抱有怀疑。《资本论》第三卷所呈现出来的基于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只不过是恩格斯裁剪的结果,而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完整的危机理论。”[15]

  那么,如此重要的“最本质的规律”为何未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认可?其中的缘由恐怕在于:一方面,《资本论》在哲学上被卢卡奇等解读为一部存在论著作;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上,人们又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放在同一层面,视之为单纯的经验研究,而忘记了《资本论》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迄今为止,《资本论》所宣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并未得到经验上的验证,这大概也就是人们不愿从这一立场去理解《资本论》之批判主旨的一个缘由。当然,也有学者从经验上通过统计分析对这一规律作了讨论,并得出了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这一规律的结论。新近有学者指出:“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垄断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上升阶段交替出现,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促使利润率阶段性上升的因素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表明了在垄断时期,特别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阶段性的利润率上升以事实说明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和对外贸易等因素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使其具有趋势的性质,垄断时期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出现。”[16]另有学者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行的现象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17]

  对于利润率下降这一《资本论》中最为关键的理论结论进行一种经验性的分析研究,无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种经验验证是否具有合理性,即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证明或证伪这一规律?

  这一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来的。但由于马克思所采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即便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还未达到具体存在状态,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便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便在这里,马克思论述这一规律时所设定的前提仍是抽象的单一市场,而非实际的世界市场。不仅如此,就实际情况而言,世界上的市场之间迄今仍是存在着种种壁垒,远未达至单一的全球市场,因而这一验证便不具有适宜性。而要能够合理地验证这一规律,则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理论逻辑上,进展至世界市场这一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存在的具体形态;二是在实际的世界历史发展中达到或趋向于一个全球单一市场,只有这样,所进行的经验验证才能够是合理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才可能是具体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而将马克思的抽象阶段的论证当作具体的结论,从而试图与现实经验相对照而予以肯定或批判。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是错解了马克思的方法,从而也都是无效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并未完成,他所计划的六分册的写作方案,最后也只有第一分册的内容大致完成,而他所设想的最为具体的关于世界市场的分册,更是只有一些初步构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展露出其全球性,但毕竟在经验上尚未显著化,从而缺乏必要的经验资料对其进行科学分析。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想的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正在趋于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仍会遇到资本帝国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挠和扭曲,但其指向则日益清晰。而这样一种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就与马克思在论证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定的单一均质市场十分接近了。如果全球化果真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则以往由于种种外部条件的影响而被扭曲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便会将其本真面目呈现于世。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将会趋于不受其他条件影响地发生作用,从而在此条件下,由于利润率的下降所导致的资本家投资欲望的降低乃至消失,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继续存在。

  因此,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根本之点,并非在于抓住一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仍沿着道德批判之路去建构新的批判模式,而是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抓住其科学批判之实质,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科学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里只是强调了从科学观察者视角的客观逻辑方面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重要性,而对流行的单纯从道德批判角度去阐发《资本论》的进路作了批评,但这并非意味着本文是要否定道德批判的必要性,更不是要人们全然放弃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在这一问题上,笔者的基本主张是,无论是单一的科学批判还是单一的道德批判,都是不充分的,而必须使两者相互补充,协同进行,方能达至最为有效。也就是说,要达到超越资本主义之目标,必须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继续存在,可视之为社会主义存在之客观可能性或客观条件,但单纯的客观条件并不会自动导致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由于任何历史都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因此,其实现还需要主体方面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体的自由意志。但由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乃是能够充分实现人类自由发展之本性的社会存在方式,因而是为人们所普遍意愿的社会理想,从而在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之存在不复可能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同时具备了主客观条件。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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