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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张永清 · 2018-07-05 ·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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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迄今17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为我们的相关理论思考与批评实践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探索和研究也还是留下了诸多的“空白”和种种的“缺憾”,需要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理论反思与深入探究。

  摘   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对“何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以及“以往研究存在的整体性问题”这三个“外部”问题进行理论“清理”。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西方的等“五个层面”对“何谓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理解和把握;与此相应,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概括为“五个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第二国际的科学形态,列宁主义的政治形态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应切实加强对前史形态、初始形态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等的研究,为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批评理论;五个层面;五个形态;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迄今17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为我们的相关理论思考与批评实践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探索和研究也还是留下了诸多的“空白”和种种的“缺憾”,需要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理论反思与深入探究。

  毋庸置疑,没有理论立场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导向,其前提预设其实就是某种价值立场选择的必然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自然也会体现我们的基本理论立场:必须放眼于全球化这一时代的整体格局;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必须从批评理论与实践当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出发;必须带着我们自身的问题困惑与已有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度对话,在思想的不断碰撞和持续交锋过程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作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和评判,进而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上,需要明确哪些是我们遇到的真正“拦路虎”;哪些是我们理论思考的真正重心所在;哪些是其中真正的生命精神,凡此种种,在此不一一而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关注和探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所关涉的“内部”问题,而是其“外部”问题。原因在于,只有对“外部”问题进行彻底“清理”,才能对“内部”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剖析和论断,才能有效确定其理论指涉的边界与问题域。概言之,所谓的“外部”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第一,“何谓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第三,批评理论以往研究存在的整体性问题。下面我们就分别作扼要论述。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也许有一些人认为,“何谓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是“老生常谈”,纯属“无聊之举”。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对“批评理论”而言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大量事实表明,以往的一些研究比如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等往往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前置词”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未给出其明确意涵的情况下就快步跨越历史进行激烈的隔空对话,不过,那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论断其实都不过是漫无目的语词呐喊,最终沦为“概念的自我嬉戏”。鉴于此,只有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前置词”作出明确界定,那种“喋喋不休”的“理论絮语”才能暴露其所涉问题的“虚假性”以及争论本身的“无聊性”;只有对这些伪命题、假问题作彻底的理论“清算”,批评理论的基本特质、精神内核等问题才能“一目了然”,相关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但是,追问 “何谓马克思主义”就犹如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我们由此进入了一个表面看起来清楚明了实际上却扑朔迷离的问题迷宫。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一方面,一些理论流派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己的“惟一性”,指责别的流派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形形色色乃至大相径庭的各种社会思潮都被“聚拢”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下。究其实,各种主义之间始终在围绕着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坐标”、“基石”等轴心问题展开讨论、争论,因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著作的不同解读,对这些著作在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实践及其效应的理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流派。

  不仅如此,过往的大量研究也充分表明,根本不存在划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标准,与此相反,划分方式之多样甚至令人有些无所适从。总的看来,目前存在着以下诸多划分方式:有的按世纪、时代、年代划分,诸如19世纪的、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等;有的按区域、国别划分,诸如西欧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北美的马克思主义等;有的根据社会制度来划分,诸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等;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不同思想理论资源的借鉴与融合来划分,诸如黑格尔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还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向度来划分,诸如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过,在具体的划分中,往往是多种尺度和方式同时运用,诸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既存在黑格尔主义的又存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们都属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每种划分方式都有其理论自身的合理性,[2]但它们都不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即“批评理论”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上述划分方式不能够为批评理论的整体性、历史性、现实性以及未来走向等理论问题提供明确的理论参照系,该参照系要求既能清晰描述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又能明确揭示其不同历史形态的“问题域”即“总问题”,还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其历史性与问题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结合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拟从以下五个主要层面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第一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命名的话,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两者基本上是同一的,基本上可以划等号。之所以说它基本上是同一的,也就意味着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当西方学界作这样的限定和区分时,它内在地就隐含着两个核心理论问题:其一,如何看待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或者如何看待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即究竟是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其二,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因而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重新考察和审视。至此之后,这两个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持续关注和探讨的“显学”。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通常认为,朗兹胡特、迈耶尔和德曼是“两个马克思”的始作俑者,他们把《手稿》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同一时期的马尔库塞也声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3]他们自认为在《手稿》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此相反,在另外一些研究者比如阿尔都塞看来,“当代哲学家夸大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早期著作当作过渡性的,并在其中寻找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4]阿尔都塞们认为,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断裂时期的著作,《手稿》恰恰是其断裂前即不成熟时期或意识形态阶段的著作;断裂后马克思才进入思想的成熟期,即以《资本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辩证物主义)构成的理论而非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5]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解释恰恰蕴含着共同的理论逻辑,即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老年马克思”都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本质性差异,相关研究就是要从中挖掘出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两个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连续的、发展的有机体,我们如能合理解释其中的裂隙、矛盾,就不存在所谓的“两个马克思”,那就只有“一个马克思”,这是传统的理论认知;如果无法“弥合”深层断裂,那就需要“确认”究竟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相关争论表面看来是个历史问题,其实是个重大理论问题,[6]它是对以往“一个马克思”的重大理论挑战。在我们看来,他们提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人为地、机械地把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生硬地、僵化地割裂开来,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差异性、矛盾性的思想有机体,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辩证的而是形而上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我们在第二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一并论述。

  第二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即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第一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探究马克思本人前后期著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第二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探究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间的关系问题。总的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探究上分工确有不同,理论贡献确有大小、主次之分,但“见解一致”,即他们的思想是“一块整钢”而非“拼盘”。这一传统观点曾被广泛接受,从恩格斯本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列宁等都接受和秉持这一马克思主义观。尽管恩格斯很谦逊地说,他本人只做了一些次要的理论工作,只有马克思才是真正的“第一小提琴手”,但他自己不仅从未拒绝过“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这个身份,而且还始终“维护”这个身份。正如列宁所言,“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7]在这里还需提及的是,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而且还是其最权威的阐释者,他的相关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即西方学界所谓的“恩格斯化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革,随着《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问世,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深入考证、再编辑等工作的持续进展,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有了一些新的探索和认知,开始对第一种观点提出质疑和挑战。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确有差异,但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主张采取一种类似于遮蔽、忽视甚至无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不一致的理论观点的做法,即一种“回避差异”、“确保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种处理方式极难奏效,这是因为,部分著作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本来就是两人的合著,另外一些著作如《资本论》第二、三卷又是经恩格斯本人之手编辑过的,马克思思想的这种“恩格斯化”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这种刻意“回避差异”的做法没有多大理论说服力,而且也不能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当然,这种观点影响很小。

  如果说第一种观点在第二国际、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被广泛接受,那么第三种观点则是西方学界一段时期内比较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确有本质性差异,不过,晚年的马克思考虑到与恩格斯的多年友谊等因素,“包容”甚至“容忍”了恩格斯的相关理论论述。如此表述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恩格斯的相关理论主张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偏离,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这种“包容”则从根本上损害了自己思想的整一性和纯粹性。比如,“马克思学”的创始人吕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思想路线的原始产物,而是恩格斯在其脑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8]“恩格斯写了许多马克思无疑不能非批判地接受的东西。然而,出于对友谊的尊重,这种友谊使他们直到最后都团结一致,马克思在这些场合保持了沉默。”[9]再比如,法国的汤姆·洛克曼认为,“为了‘还原’马克思,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把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解放出来,因而也要从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那里解放出来。”[10]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才是那个“马克思主义者”。不难看出,西方学界之所以主张“回到马克思”、“去恩格斯化”,就是要从理论根基上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断然“切割”,恢复他们所谓“本真”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以“恩格斯主义”来“标示”两者之间所谓的本质性差异。

  与前三种观点不同的是,第四种观点提出了更加“离经叛道”的新论断。该观点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恩格斯和马克思俩人其实是交替作为“第一小提琴手”出现的,真正说来,以往的相关研究不是“高估”而是“低估”了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特雷尔·卡弗的相关论述就是这一观点的充分表达。他认为,青年恩格斯是思想的“给予者”,青年马克思则是“接受者”,“恩格斯的著作几乎从未被作为恩格斯的著作而调查过,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著作要么被作为了马克思观点的代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著作),要么被忽略掉”。[11]卡弗通过对恩格斯1859年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论著的比较分析后还认为,“如果我们以恩格斯的哲学支持马克思的批判,以他的决定论支持马克思的‘指导线索’,并以他的解释语境支持马克思自己的观点,那么,谁是真正的‘第一小提琴手’?”[12]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上述四种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认识。其实,梅林早在1905年对这一问题就有精辟而深刻的前瞻性论断:“目前,低估恩格斯的危险是远远大于高估他的危险……恩格斯从来也不仅只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不论是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始终一样——而是独立工作的合作者,虽然不能和马克思相等,但足以和他相比的。”[13]

  第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梅林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从思想传统的延续看,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14]“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权威、科学方法和预测的确定性,又声称借助辩证唯物主义能够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15]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主要是一种社会理论、经济理论但不是一种哲学。作为首席理论家的考茨基的相关论述就很有代表性:“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学说,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16]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国际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尽相同。比如,拉法格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都是意义相同的说法”;[17]与此相反,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说明。……‘经济唯物主义’一词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18]此外,作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之一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革命理论和经济学说等进行了全面质疑和修正,提出了诸如“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回到康德去”等论断。正是由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经济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理论倾向,从反面催生了列宁主义和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19]

  第四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彻底破产,俄国十月革命则标志着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它以革命的、实践的方式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之争。当然,“这一反《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语)也给西方社会关于马克思主义未来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众所周知,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0]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2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的推广及运用。

  此外,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学界围绕列宁的思想与列宁主义的思想关系,以及1908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1914——1916年《哲学笔记》中的列宁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比如,有的学者断言,“列宁主义的显著优点和显著缺点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22]另外一些学者则声称,从《哲学笔记》等著作看,列宁的思想更接近青年马克思而不是官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23]列宁是“20世纪第一个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助于为后来诸如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布洛赫和杜纳耶夫斯卡娅这样一些辩证的批判理论家铺平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24]

  第五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而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时限、涵盖范围等问题要比上述四个层面的相关问题还要复杂些,一些学者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思想史概念,一个意识形态概念。”[25] 国内外学界在如下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高度一致: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端;相对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异端”而出现的,之所以被称作“西方的”是针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柯尔施本人在1930年对此就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卢卡奇、我和其他‘西方的’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26]

  不过,理论的命名一般总是晚于思想的实际发生。[27]1955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使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作为该书第二章的标题,并用它来指称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理论著作,以区别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1976年,佩里·安德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其著作的标题,确如丹尼斯·德沃金所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代表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势的全面概述……成为了思想史的经典文本,是具有令人迷惑的广度和学术精湛程度的著作,它改变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28]在我们看来,该书基本“划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图谱,大致“确立”了相关研究主题,主要论及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斐伏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等十三位代表性人物,涵盖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安德森认为,1918年至1968年这50年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生地,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研究主题也从此前关注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革命的问题整体转向哲学、文化的意识革命问题。但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否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它能否继续有效“指称”此后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在1983年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安德森给出了乐观回答。在他看来,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重心已经转移到英美国家和地区,[29]尽管研究的主题的确有很大转变,但它们依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安德森本人在两本著作中使用了“狭义”与“广义”两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前者“特指”《历史与阶级意识》至1968年“五月风暴”这一历史时期,后者“泛指”除各社会主义国家“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的20世纪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里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安德森并未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纳入他自己“泛化”的范畴之中,因此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也确保了其理论前提、理论逻辑的连贯性、统一性。不过,本·阿格尔在1978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纳入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由此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也就失去了其逻辑的自洽性,因而引发了诸多的理论纷争。[30]在这些纷争中,有的如莱文等认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终结,[31]有的如麦克莱伦等则始终避免使用这个概念,有的如戈尔曼、哈贝马斯等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取而代之。

  毫无疑问,国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受到的影响体现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者的不同论著中。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译本(1981年)的问世,随着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年)的出版,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著作的相继翻译出版,我国在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竞相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潮,这种“热度”迄今未减。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由初期对“西马非马”的否定性价值评判,到中期能够在客观、公允研究的基础进行选择性吸纳和接受,再到后期针对相关理论问题展开全面对话与深度交流这样一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32]产生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有影响力的研究论著。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边界”等问题上,国内的相关讨论也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其一,如何理解“五月风暴”以来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等,其二,如何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针对第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无论从研究主题的转换、研究领域的扩大还是研究者之间联系的加强等方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这个概念不能够涵盖诸如分析的、后现代的、辩证法的、女性主义的、生态的等英美马克思主义;[33]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个概念继续有效,但需要对其作 “狭义”与“广义”、“源”与“流”的明确之分。[34]针对第二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从理论逻辑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确实不适合指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需要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整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并在此基础上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分为如下四个时期: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初创时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形成时期;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发展时期;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的多元发展时期。[35]诚然,任何的理论概括都存在偏颇,都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理论缺憾。我们比较认同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狭之分与界定。原因在于,当我们审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形态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承担的主要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功能。当然,纯粹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任何描述都是以某种规范即理论立场为前提的。因此,作为描述性概念,它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多样化的思潮存在,同时又要揭示不同思潮体现出来的某种总体性。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理论的总体性特征尤为突出: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将其放在理论探究的首要位置;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理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文化批判,注重对异化、物化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关系的探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为历史辩证法;注重对意识形态、实践等问题的深入研究等。[36]

  此外,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看,马克思主义还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37]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横跨”了三个世纪,我们既“不可超越”[38]它又“无法回避”它[39],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五个层面”就是我们“主动面对”的理论尝试。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每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只具“之一性”不具“惟一性”。反过来讲,如果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而非别的各种主义,那么除了各自的“之一性”外,它们还有无“同一性”或“最大公约数”?如果有,它们又由哪些“质的规定性”构成?总体看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公约数”或“质的规定性”。因此,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接受还是拒绝,肯定还是否定,继承还是发展,改良还是革命,围绕“最大公约数”展开的相关争论、研究及实践等等就形成了形态各异、层面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之所以用如此大的篇幅来梳理、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五个主要层面,就是试图为批评理论这一研究对象确立一个基本的理论参照系,为相关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路径。[40]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多层面存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必然是一种多形态的存在。但是,这种“决定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就是那种简单化一的机械对应关系,相反,两者之间在某些阶段会呈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非对称性。

  在这里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对象自身即“批评理论”决定了我们的理论思考应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等相关研究,决定了我们在文本的选择、研究文献的选取、理论观点的提炼等方面,始终要以“批评”作为总问题或问题域的“基点”和“轴心”。

  现在来看第二个“外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我们以“五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依据和参照系,将马克思主义批评划分为以下五个主要形态。

  第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前史形态”,主要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28日之前的文学活动和批评实践[41]。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文学青年”,首先从事的是文学及其相关活动,之后才转向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活动。此外,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哲学等其他领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犹如天空中的两颗行星,各自运行在自己的星际轨道上,两者之间并未“交汇”更谈不上“并轨”。还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他们“前史时期”的批评理论与实践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与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批评理论和实践有着不可分割、难以分割的复杂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初始形态”。与第一种“前史形态”比,“初始形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相关批评思想与实践的概括。换言之,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如果“前史形态”的批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初始形态”的批评则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之所以不采用以往的理论表述:即将他们俩人的批评理论统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而使用“初始形态”这样的称谓,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时限看,指的是1844年9月至1895年8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巴黎相见”到恩格斯去世这一历史时期;其二,以“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俩人“巴黎相见”之前与之后的文学活动及其批评思想;其三,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理论前提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文本、批评文体、批评观念等作具体剖析,重点关注两人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其四,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看,尚不具备批评的整体性、系统性等理论特质;其五,在理论表述上,自觉地将其与后来被阐释者“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区别开来,这样做有助于厘清两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复杂关联性。[42]

  第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形态”,主要指的是以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卢森堡等为主要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的革命理论,因此十分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性”。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其整个理论工作中处于比较从属地位,相关批评也比较零散,尚不属于自觉的、系统化的理论构建,还处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探索阶段。此外,它的“科学性”还伴随着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的鲜明色彩。

  第四,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政治形态”,主要指的是列宁主义的批评理论。列宁主义批评主要是一种介入性的政治批评或革命批评。客观而言,在某些历史时期,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是“同一性”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也对批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列宁主义批评,列宁主义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我们看来,列宁主义批评是其时代和社会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第一次系统化、整体化的理论自觉、理论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政治维度的丰富、发展和深化,它在充分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批评的社会性、党性、人民性、阶级性的有机统一。

  第五,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形态”,主要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的“哲学、文化转向”表明,文化已然居于其“总体性”理论的核心地位,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构成其批评语汇中的“热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批判观,其批判的范围涵盖从物化、异化到日常生活,从意识形态到审美意识形态,从技术理性到文化工业,从资本主义到集权社会等方方面面。概言之,对文学、艺术、审美等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批判性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卓越的理论贡献。

  此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理应产生一个极其重要的第六批评形态,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43]批评实践表明,一种相对成熟的批评形态的出现,都要经过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坦率讲,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第六批评形态目前尚未成形,还处在“多方杂糅”这样一个“混沌”状态。换言之,1949年建国后到19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主要形态及其问题基本上是列宁主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批评问题的关注重心由第四形态的列宁主义向第二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理论“回溯”,力图通过对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倾向性、艺术生产等问题的讨论来“匡正”第四形态“政治批评”的某些偏颇;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第五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左右”了我们的批评格局,“引导着”我们的批评潮流,比如起初是法兰克福学派,继起的是伯明翰学派等等。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此状况有了更加清醒的理论认识,有了更加自觉的理论努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当代形态、话语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逐步改变了“多方杂糅”的研究格局。

  再来看第三个“外部”问题,即以往研究存在的整体性问题。根据我们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研读与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上述五个主要形态中,对第一形态的研究最为薄弱,对第三形态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对而言,对第二、第四尤其是第五形态的研究要更充分些,换言之,研究存在着“冷热不均”现象。无可否认,研究的这种“冷热”变化与时代状况、社会现实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研究旨趣密切相连。不过,当相关理论研究呈现出某些整体性缺失时,就需要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其中的症结所在。此外,从此前的粗略划分可以看出,后三种“形态”与后三个“层面”之间都基本吻合;然而,第一、第二“形态”与第一、第二“层面”之间却存在着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理论的认识,值得我们格外关注。[44]

  总之,无论从思想史、批评史还是从理论创新、理论建构等任何一方面考虑,都需要切实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亟需加强对第一形态的研究。任何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都有自身的演变过程,过程本身的呈现其实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因此,不能将第一形态与第二形态的思想关系人为割裂。无可否认,国内外学界对此也有所研究,但还不够充分、还不够深入。比如,对第一形态研究的薄弱就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分法”和“四分法”中,[45]马尔赫恩和伊格尔顿都没有把“前史形态”纳入其批评理论视野和批评范式中。这表明,在批评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对1844年8月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遮蔽”,“腰斩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个人思想发展的链条。由于未能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批评理论的“基点”或“起始点”,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前史形态”与“初始形态的”的关系,就不能完整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观念及其对后来批评形态的影响等。

  第二,切实加强对第二形态的再研究。由于传统认识始终把第二形态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核心”,并以此作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点”,因此对第二形态的相关研究确实十分具体、十分充分、十分深入。但是,我们认为,它依然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其一,只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之间的联系、共性,不关注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其二,只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理论与此后尤其是列宁主义之间的“同一性”,不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尤其存在着以后者“包容”甚至“取代”前者的研究倾向。比如,卢卡奇的相关批评就很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对第二形态即“初始形态”的再研究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上述两者之间的双重差异,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构建。

  第三,在充分吸纳各种形态批评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我们以往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只满足于对前述几种形态及其问题的描述性研究,甚至把这些问题“知识化”,缺乏强烈的问题意识,即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最终落入为批评而批评的话语窠臼,批评理论的自觉和创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总的说来,无论从五个层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还是从五个形态概括和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以及对以往研究存在的整体性问题的初步判断等,都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粗浅思考,是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尝试。毋庸讳言,相关理解和认识难免存在诸多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思想的火花是在不断地碰撞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观念的形成是在现实生活的沃土中孕育而成的。只有以我为主,立足当代现实,直面理论问题,才能对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作合理选择和有效吸纳,才能构建体现时代精神、满足现实需求的批评理论,这样的批评理论才会充满生命活力,才会具有真正的“中国性”。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2]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学术界通常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把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学说称作经典马克思主义;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又称列宁主义)统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区别,将前者称为“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后者称为“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3] [美]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4] [法] 路易·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1]》,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24页。

  [5]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19页。

  [6]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页。

  [7]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页。

  [8] 吴晓明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第224页。

  [9] 吴晓明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第230页。

  [10] [法]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杨学功、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11] [德]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2] [德]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3] [德]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

  [14]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5]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

  [16] 转引自袁贵仁、杨耕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第392页。

  [17] [法]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21页。

  [18] [俄]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第1版,第243页。

  [19] 姚顺良等:《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20]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185页。

  [21]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8页。

  [22] [英] 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3] [美] 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4] [美] 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25] 徐崇温:《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6] [德]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27] 考虑到本文着力探究的是批评理论的“外部”问题,我们在此着重讨论的是国内外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和指称范围等问题。

  [28] [美]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188页。

  [29]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30]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350页。阿格尔的“西马”概念可以和“新马”概念互换。

  [31] [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王来金、杨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6页。

  [32] 具体参见徐崇温《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2页;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 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47页。

  [34] 具体见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大平编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35] 具体见衣俊卿《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周穗明等著:《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36]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6页。

  [37] 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以上五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审视批评理论存在的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哲学界对此已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不在本文关注的问题范围之内。

  [38] [法]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册),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8年版,第2页。

  [39] [美]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0] 实事求是地讲,既往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性、探索性工作,硕果累累。比如,有编年史的、流派史的、国别史的、专人专题等等诸多批评理论研究论著。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论题宏大,内容丰富,我们将在随后的系列专文一一探究批评理论涉及到的重要问题。

  [41] 1844年8月28日,是马克思、恩格斯巴黎相见的日期。从《神圣家族》开始,两人既合作又分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42] 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之后的专文对此将有比较充分的论证和阐释。

  [43]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主要是上述五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这一重要问题,还需专文深入讨论,这里只能作粗略描述。

  [44] 这里只就第一、二批评形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作简单描述。这些问题将在两本拙著和其他论文中作具体分析和深入阐释。

  [45] 马尔赫恩在1992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序言中提出了三分法: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古典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时限为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早期;具有自我批判的相位,时限为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批判古典主义的相位,时限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马尔赫恩三分法启示下,伊格尔顿在写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四分法: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批评。从他们两人的具体论述看,马尔赫恩的第一相位大体包括了伊格尔顿的人类学和政治批评模式,第二相位相当于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第三相位相当于经济学批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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