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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覃祥官如何行使了人民创制权:农村合作医疗得以推广的政治条件考察

老田 · 2018-06-2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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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人民利益和追求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的解放,始终是与人民创制权存废而因果相关的。

  【本文是参加乌有之乡组织的“学习六·二六指示精神,探访合作医疗第一村”系列活动中,于6月24日下午在宜昌市中海酒店会议室举行“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53周年暨合作医疗运动5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整理稿。】

  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挣大钱求得个人解放的道路很窄,因此,需要在降低支出方面寻找更多出路,才能够实现收支平衡。降低最必须的那些生存成本,是多数人解脱出贫困化或者相对贫困化窘境的唯一出路。

  覃祥官创造的农村合作医疗经验,是降低人民开支数目提升人民福利的低成本路径,对国家和社会而言也是一条花钱少、效益高的路子。但是,覃祥官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会被抛弃呢?结合四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照,本文初步剖析: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制度,其背后会被什么样的人士或者权势反对?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只能够遗憾地指出:服务于人民利益和追求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的解放,始终是与人民创制权存废而因果相关的。因此,劳动人民的经济解放,始终要以政治上解放为前提,而人民创制权的存在及其受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政治解放程度的一个标志。

一、劳动人民如何求得经济上的解放

  民生事业的两条路线:降低开支数目与增加开支数目。

  共产党刚刚进城的时候,失业人数超多,用失业后备军去压低工资水平和创造更温顺的劳动力的聪明策略被作废了,提出一个愚蠢口号“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在短期内,要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是很困难的,平均水平提高要等待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上涨,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农业的突破。大多数人收入不可能快速上涨的情况下,降低各种必需的开支数目,就成为改善大多数人经济状况的更重要的努力方向。

  支出数目大,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一个长期的问题。1955年前后合作化事业的开始,各地都有自办医疗事业的努力,但是缺乏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未能得到推广。1958年出现过一次大范围的农业福利事业大跃进,但是,这一轮膨胀过程未能实质性提高服务能力。1962年被陈云刘少奇下马了,恢复个人执业、收费治病的老路子。

  1965年毛主席的626指示,强烈批判卫生部的封闭性和因循守旧,忽视农村,此后结合农村四清,开始试验由政府出资派人下农村,一边做疾病调查为农民治病,一边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训农村赤脚医生,学会治二三十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由此完成了对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所需人才的有效培训,一个高小毕业生跟着学习几个月就可以开始行医了。

二、阶级分化的消失是各种“企业办社会”的原发性动力

  在最基层的单位制内部,如果领导与群众处于同一个阶级,反对自办福利的障碍就很小。前几天在一个微信群内部,讨论贸易战问题时,有一位高校青椒就抱怨说:芯片是高科技做不出来就算了,怎么托儿所也不会做了?

  我回答说:要是校长院长跟你一个阶级,你解决不了问题也是他们的困难,那各种问题明天就可以解决。毛爷爷时代就是这个原理——企业办社会就是这么来的,老百姓的困难也是当官的困难,然后,就各种找办法立马解决,卫生所、托儿所、子弟学校、就业培训等等,无不如此。

  单位内部创办各种福利事业,经费来源大体有两种方式,能够搞到财政拨款的就向政府转嫁事业成本,搭国家的便车,搞不到拨款的就大伙儿凑钱请临时工,自力更生。办福利事业,如果没有房子场地什么的,就自己盖,没有钱盖房子就凑钱买点材料发动员工义务劳动自己造房子,很多工厂的福利就这么搞起来的。大工厂因为有规模效益,到了最后整个体系就非常完善了。

  覃祥官办合作医疗,不仅得到普通农民的拥护,也得到基层干部的热情支持,因为农村干部大多数与农民一样,也同处于缺医少药的处境之中,所以,覃祥官的创新过程得到了他们的高度积极支持。

三、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创造各种福利事业

  1955年毛爷爷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他在按语中间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

  农村集体经济平台的搭建,不仅可以在农业生产过程内部实现分工协作,去挖掘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还可以依托集体经济平台,去创办各种服务于农民自身的福利事业。文革期间,小学教育的普及,以及合作医疗的普及,就是福利事业在集体经济平台基础上的自我生产与敞开供应。

  应该说,就农村合作医疗来说,从1955年开始就已经破题了,但是始终无法壮大和推广。原因不在于别的,卫生部、教育部等老爷机构的无形反对,他们一方面是垄断资源决不外泄,一方面是进行管制束缚住你的手脚。因此,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破除部门垄断,才能够完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到了文革时期,卫生部和教育部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新的经验和制度能够得到快速普及。

  在毛主席626讲话之后,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确实出现了大的变化。农村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事业开始高速成长,到了1978年中国用3%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卫生事业,保障了90%以上的城乡居民健康。“农村病床占全国的比例,从1965年的40%上升到1975年的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1968年的20%,上升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江宇:永不褪色的六二六,乌有之乡思想公号】

  覃祥官的成功经验,用了极少的钱,较低水准的医生培训费用,就有效地保障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预防和救治,显著改善了农民的健康水平。结果在文革十年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提高,到毛主席去世前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很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

  在收入和营养水平增长幅度不太大的短时期内,人均预期寿命提高是与医疗和健康状况大幅度改善紧密相关的,应该说这是覃祥官的成功经验普及和推广,最终惠及全中国农民的结果。

  李民骐教授指出:“与物质消费、经济增长等指标不同,人均预期寿命突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实际好处以及巨大的优越性。1965年至1970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跃进了10岁!1970年至1975年,又增加了五岁。十年间,累计增加了15岁。这个增长幅度超过了同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堪称世界奇迹。”“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49岁,大致与缅甸、巴基斯坦相当,超过印度约5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巴基斯坦9岁,超过缅甸11岁,超过印度13岁。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岁。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南朝鲜8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赶上了南朝鲜,达到了美国在五十年代时期的水平。”“这些数据雄辩地证明,革命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工人被逼跳楼、小资的生命也朝不保夕的年代,毛泽东时代的进步是许多人做梦也不敢想象的。”【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0069】

  有比较才有鉴别,“1960年至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改善的速度超过世界平均以及几乎所有国家。而1980年以后,中国的改善速度几乎落后于所有国家,被巴西赶上了,与印度差距缩小了,与韩国拉开了差距,更不必说与古巴等国相比。”【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5】

四、覃祥官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和政治条件是什么

  毛爷爷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毛时代河北劳模吕玉兰对这句话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她说:“人的立足点不同,算法不一样,想的不是一个理,怎么会互相理解?你说我太傻,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聪明。……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十个为什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体会》河北省临西县张三寨公社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载1966-06-17《人民日报》第2版】

  覃祥官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成功经验,具备向全国推广条件?为什么不是卫生部集中行业精英人士的认识去发现和找到服务于多数人的路径?这里面没有别的理由,只有一条:能不能象吕玉兰所说的那样走出“私心眼的人”的眼界局限,这是关键。

  农民很穷,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体系,所以,服务于农民的合作医疗制度先决条件是低成本,覃祥官就从农民自身的负担能力出发,去设计合作医疗制度的。遇到任何一个高成本,农民有可能承担不起,那没有二话,就得把这个高成本降下来。覃祥官自己已经是“吃商品粮”的医生了,如果让农民承担他的工资,那就会提高医疗成本,算到这里就需要“做减法”——首先把自己的工资减下来,就这样,覃祥官从拿工资的正式工,回归到大队里当“赤脚医生”——只拿跟农民一样的工分,还年年参加一百二十多天的生产劳动。

  卫生部为什么愚蠢,为什么找不到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要端着架子,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毕竟医疗事业需要各种投资、运作费用、雇员成本等等,一项项成本加上去,就远超普通工人和农民的负担水平了。

  覃祥官个人对于创造新型福利制度的贡献,以及做出贡献的条件是什么?首先一条是走出“私心眼的偏见”。光说不练假把式,覃祥官敢于来真的,哪怕是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切身利益,一样毫不留情“做减法”,这样,覃祥官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医,反而能够发掘现实中间的真实存在的潜力。

  有人会“做减法”还不行,还卫生部那些专门“做加法”和人和头脑不起作用了,部门垄断和官僚管制消失,基层民众的创制权由此才得到尊重,覃祥官基于“做减法”设计的低成本制度才得以推广。

  文革期间,关怀民众疾苦的思想大占上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这样的高大上媒体,也把珍贵的版面保留给底层的先进经验,甚至公开充当基层经验总结和讨论提炼的平台,使得相关问题意识和经验提炼,受到全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和参与。覃祥官的成功经验,能够得到快速推广,也更快地在全国的成功经验网络中间得到完善和提高,由此,才能够创造农村医疗工作空前的辉煌时间段。

  毛爷爷及其好学生,对群众疾苦的高度重视和对先进经验的提倡,打通了底层先进经验和高层决策之间的鸿沟。使得覃祥官的创造,能够快速地惠及全国农民。

  1968年11月,一份反应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毛爷爷面前,他阅后亲笔批示“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这些批示和内容,都被那些高贵者贪污了。覃祥官的经验得到广泛接受,再一个重要条件,是各地基层领导与缺医少药的群众是一个阶级,群众的困难也是他们自己的困难,所以,各种先进经验只要是真有效,也往往会得到他们的真诚且无保留的支持。

  覃祥官1966年开创的经验,现在小范围内部得到肯定和推广,“1967年,乐园公社试行合作医疗制度,促进了大队卫生室的建设和发展,至1969年,全县大队卫生室发展到229个。”1968年得到《人民日报》公开肯定之后,在长阳县“至1969年全县所有大队和90%以上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1982年后,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5年底止,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已经减少到15个,仅占全县总村数的3.4%。”“1985年,全县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7382人,费用开支552456元。”【《长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P632、641-642】

  去年在山西一些劳模所在村参观,发现1950年代早期,很多名作家深入到合作化带头人的村子里,观察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生成过程,观察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萌芽的成长壮大,然后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去提炼新社会中间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中间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新制度的内在逻辑。柳青的名作《创业史》,就是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14年之后写出来的。赵树理的《三里湾》(后来拍成电影《花好月圆》),是山西平顺县川底村长期观察和体验生活之后的创作,马烽《三年早知道》和后来谌容写的《万年青》,都是对山西汾阳县贾家庄的生活观察和提炼。一大批名作家和农民带头人混在一起,实际上意味着在毛时代,劳动人民的先进经验和创造新制度的权力,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网络中间,占据了更高的重要性和地位,与往往在文学等形态中间优先得到了表现机会。

  而覃祥官的经验及其推广,一样是得益于人民创制权受到尊重。尤其是叠加了文革期间部门垄断对新经验排斥和打压的消失——按照吕玉兰的说法是卫生部那些“私心眼的人”丧失了反对新经验的权势条件之后,覃祥官的创造和经验,真的就像是“椎处囊中”直接脱颖而出了。

五、在覃祥官成功经验的反面——为利润而行医的恶果

  在收入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把开支快速大幅度提上去,由此形成了“新三座大山”,“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两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相当大比例的人口,由此陷入相对贫困化境地,转业军人维权大规模兴起。

  1978年医疗卫生事业费110亿元,全国近90%的人口得到基本医疗保障。1983年207亿元接近翻一番,全国农村分田到户合作医疗解体,80%以上人口丧失保障。以1978年为基数,1992年医疗产业GDP数字1096亿元,提高近10倍。此前,合作医疗的基础崩坏,由单位内部分工协作进行生产和供应的福利体系逐步毁坏,医疗市场化进程依靠买卖方的“信息不对称”落差缓慢启动,到1992年相关费用上升了10倍。

  由于医疗事业自身显著的“信息不对称”特点,从业人员依仗绝对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可以榨取消费者剩余,导致人均医疗费支付显著提高。房地产的本质是“级差地租货币化”,是自然垄断叠加了行政垄断,所以房地产三头同盟特别厉害,近似于危害中产阶级的定向人头税,显著提高居住成本占比。

  此后,朱R基开始执掌相关政策,医疗事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启动,医疗相关GDP数字开始恶性膨胀,1995年高达215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20倍,1997年3196亿元30倍,2000年4586亿元40倍,2002年50倍,2003年60倍,2004年70倍,2005年80倍,2006年90倍,2007年11573亿元100倍。2011年24345亿元220倍,2016年420倍,2017年470倍。

  为利润而医疗,必然导致医疗资源的过度滥用,并显著地降低效率。难道中国人又成了“东亚病夫”了吗?怎么要用那么多的抗生素。

【资料来源: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07/04/131351v9qr.shtml】

  日益减少的医疗保障范围,与日益增加的医疗资源浪费,过度医疗与基本医疗保障不足,同样严重地存在着,似乎病越治越多。据北大李玲教授研究:美国大半医疗费用都花费在个人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医疗资源耗费几多,但效费比却极差,中国也越来越走向这个失败的路子。似乎真的存在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趋势,在医疗产业的恶性膨胀与服务水平下降方面,中国似乎早已经完成了“超英赶美”过程。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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