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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 | 台湾问题依然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

吕正惠 · 2018-06-15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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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派认为,日本的统治对台湾的现代化贡献很大,我所以不能接受,就是来源于我小时候的农村经验。事实上,日本的公学校教育,还比不上“中华民国”的小学教育那么深入农村,大片的农村过的仍然是传统的闽南社会的生活。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虽然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但其实只有在城市还勉强推得动,原因就在于绝大部分的台湾农民根本不会讲日本话。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反攻大陆”意识形态宣传的台湾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由此国民党统治陷入合法性危机,一些台独势力借机活跃起来。可以说,七十年代标志着台湾由自居中国到反中国的关键转折。

  郑鸿生老师的《重认中国——台湾人身份问题的出路》一书,对在此背景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做出了独到精辟的分析。国民党看似施行了强大的中华民族教育,但正是它的反共宣传,将大陆妖魔化,使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民简化为抽象的“受难同胞”之类的符号,埋下了台独的祸根,致使1971年以后台湾人不知该如何面对已被国际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共意识形态和以美国观念为普世价值的一套思想体系的影响下,“中国“被视为“落后”的代表,日本则成为台湾人所认同的“现代化”的来源,“反国民党、反传统和反中国有了心理连接的可能。”

  郑鸿生老师的创见不止于此。他不止于将台湾、香港与大陆三地的问题视为特殊经验,而是将它们引回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问题上,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自我的去殖民化道路。

  保马今日特推送吕正惠老师为此书所作的序言,带读者领略书中精彩的论述。感谢吕正惠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书籍详细信息见今日每日一书。

  《重认中国》序言

  吕正惠

  本书作者郑鸿生,跟我是同一个世代。他小我三岁(一九五一年生),在台湾的学制上低我两届,他考进台湾大学社会系时,我升上中文系三年级,他大二转入哲学系时,我们就成为邻居。他出生于台南,我出生于嘉义,都是南部人,闽南语是我们共同的母语。能够在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如此相似的朋友中,找到一个同属同派的人,我真是非常高兴。记得一九九○年代,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个同乡前辈突然问我:吕正惠,你不是嘉义人吗?怎么会是统派?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笑笑。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就会说,我的朋友郑鸿生是台南人,他也是统派,他还写了一本书,谈论这个问题,你可以买来读一读。

  当我越来越明确知道鸿生也是统派时(近十年的事),我也很好奇:几乎所有朋友都变成独派时,为什么鸿生始终坚持他的中国人立场,我很想拿他的经验来和我的作比较。这一次有机会系统阅读他这方面的文章,才发现,我们的论述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一开始就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出发,论证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中国近代被侵略历史的一部分,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土地,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完全是无稽之谈。鸿生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他谈自己家族三代(祖父、父亲和他自己)的不同经验,他详述自己受教育和成长的历程,由此得出结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历史造成的,要彻底解决,只有“重认中国”这一条出路。

  鸿生谦称自己不懂理论,只能谈论自己的经验。但鸿生很容易就看出,班纳迪克·安德生《想像的共同体》一书所提出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从近代东南亚国家被殖民的历史归纳得来的,很多地方无法解释历史悠久、民族成分复杂的中国。鸿生在台湾和美国接受过不少理论,但他最终发现,这些理论会形成各种各样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性”,像是心灵的紧箍咒,严重禁锢了内在的自由,让台湾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日渐萎缩(参见本书229页)。鸿生特别重视历史经验,就是对这种僵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的一种强烈的反弹。但鸿生从自身的台湾经验出发,经由不断反省、考察的结果,在我看来,却得出一个有关近代世界史的非常重要的理论,或者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观察,值得浓墨重彩加以表彰。

  鸿生的家世比我好得多,他生长在台湾最早的文化中心府城(今台南市中心区),曾祖父经营布店生意,祖父上过几年汉文书房,闽南语是他的生活语言。日本统治台湾以后,用各种手段让汉学堂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并要求台湾人入日本设立的公学校读书。鸿生的父亲生活上仍然使用闽南语,但却学会了作为知识语言的日语。当时日本是东亚最现代化的国家,鸿生父亲所习得的日语当然涵有许多现代化知识。于是父亲自以为比祖父更具“现代文明”,只熟悉闽南语、不懂日语的祖父在儿子面前自然矮了一截。

  鸿生接受的完全是“中华民国”的教育。一九六三年刚上初中时,他因某一事件随著台湾的舆论谴责日本政府,父亲企图为日本政府讲话,儿子以他学来的国语词夹杂着闽南语,理直气壮的挑战父亲,在论述层次上只会使用日语的父亲无力反驳,只好无话可说。以后这种状况就变成常态,父亲也在儿子面前尝到了祖父曾经尝到的滋味(参看本书335─7页)。所以,从教养上来讲,鸿生的祖父属于前清一代,父亲接受的是日本教育(鸿生称之为“乙未新生代”),而鸿生却完全在“中华民国”的历史文化教育下长大(鸿生自称为“战后新生代”),鸿生一家三代先后经历了三种政权的统治。

  我从小生长的小农村,和鸿生的府城背景相差很大。我读完小学五年级才离开农村,据我的记忆,我们那个村子很少人读过书。我在村子里没有听过村中的长辈讲过日语,而我们这一代开始进入“中华民国”的小学就读,也很少人把国语学得好的,村子中只听到闽南语,而且只有生活语言,没有知识语言。小学六年级我们家迁居台北,我的国语才慢慢进步,“中华民国”所教导我的东西才开始在我脑海中生根。可以说,日本人对我祖父、父亲那两代影响非常小,而在我一九六○年十二岁离开农村之前(我父亲赌博卖了田,不得不到台北谋生),“中华民国”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也非常微弱。我们这一代到了城市以后,才开始脱离传统农村,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

  台独派认为,日本的统治对台湾的现代化贡献很大,我所以不能接受,就是来源于我小时候的农村经验。事实上,日本的公学校教育,还比不上“中华民国”的小学教育那么深入农村,大片的农村过的仍然是传统的闽南社会的生活。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虽然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但其实只有在城市还勉强推得动,原因就在于绝大部分的台湾农民根本不会讲日本话〔补一,见文末〕。

  我小时候在农村中只接触到两种传统农村所没有的事物,除了“中华民国”的小学教育之外,另一项就是电灯。按我的记忆,很小的时候我们家还兼用煤油灯,后来电灯才开始普及。我们仍然使用井水或者用「帮浦」抽水,还没有自来水。大便仍然蹲茅坑,小便则使用房间角落的大木桶,因为这些将来都可以处理成肥料。自来水可能比抽水马桶使用得早,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一九七○左右),我伯父才装上抽水马桶。日本统治台湾时,重视的是水利灌溉的改善和乡间道路的铺设,对于农民的教育和生活基本上是不关心的。台湾农村的大变化,来源于“中华民国”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后,农村慢慢富裕起来,普遍买得起自行车和收音机。交通工具(村人要上嘉义市一般都骑自行车,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和通讯设备(透过收音机才能了解外面的生活)的普及,才打破了农村的封闭状态。

  综合鸿生和我的经验,从日据时期到一九六○年之前,台湾中南部大致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以府城、嘉义市、彰化市、台中市为核心,地主阶级大半集中居住在这些区域,日本公学校教育比较普及,受日本现代化的影响比较大。另一块则是农村,就像我描述过的我从小生长的村子。耕者有其田政策实行以后,地主阶级一般都怨恨国民党,但他们的底子还是比较雄厚,子弟比较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有条件到美国留学。这些地主阶级的子弟,后来就成为台独运动的主力,他们没有在真正的农村生活过,因此就根据自己的城市经验,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认为日本对台湾的现代化贡献巨大,其实跟真正的历史相距甚远。

  我到台北以后,整个教育成长背景就跟鸿生一致了,我喜欢读书,相信“中华民国”政府所说的一切,是标准的好学生。我是乡下小孩,生性羞涩,不像鸿生那洋,在府城读高中时,就能交到一些好朋友,还有机会和中部、北部著名高中的学生“串连”。但我在台北读的是建国中学和台湾大学,自然容易处身于“最进步”的文化氛围之中。在我们心智成长的过程中,六○年代是非常重要的,鸿生称这一段时期是台湾的“文艺复兴”,也许有一点夸大,但确实是李敖、殷海光、柏杨等人打破了国民党严密的思想控制,让我们的心灵开始活跃起来。

  “中华民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建构了一套严密而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爱国教育体系。关于前者,国民党所教导的大致如下:中国文化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完整延续至今的文明,历史悠久,我们应该以此为荣,并有责任将其发扬光大,尤其需要继承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仁义和忠孝美德。

  关于党国教育,国民党说:伟大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积弱不振,备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好在八年抗战之中,在“蒋zt”的英明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终于挤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不幸的是,因为“共匪”叛乱,大陆沦陷。我们必须巩固台湾这块基地,等待时机反攻大陆。我们从小所熟悉的口号就是,“还我河山,恢复中华。”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只要在台湾各级学校受过教育的人,一开始都完全接受“中华民国”所传授的历史和文化,并且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反攻大陆”和“复兴中华文化”。当时的台湾学生都很热情的接受这种教育,立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鸿生在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参看本书6-8页)。鸿生、我,还有鸿生提到的那些人,都是“中华民国”培养出来的标准的好学生。

  但到了一九七○年代,“中华民国”的统治危机开始出现。“中华民国”一再强调,它是中国合法的政权,而统治中国绝大部分土地的对岸政府只是一批“土匪”(“共匪”),他们经由阴谋鬼计“窃据”了大陆,所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有席位,而对岸的“共匪”则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对这种国际形势并不了解,其实有识之士内心很清楚,总有一天,“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要被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一九七一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你如果不是生长在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的台湾,你就不能了解这件事对我们的震憾有多大!如果“中华民国”没有了,那我们是什么人呢?台湾人的认同问题至此完全浮上台面。

  “中华民国”丧失了中国代表权之后,它在台湾内部统治的稳定性也就出现了问题。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就不再可能“反攻大陆”了,那么,它为什么还能以代表全中国的名誉来统治台湾呢?在这之前,国民党所带来的外省人士占据了“中央政府”的绝大部分重要的职位,本省人的参政权基本上只限于省政府和县市政府(当然这是本省人的主观感受),而且,以前为了“反攻大陆”,“中央民意代表”从来不改选。在一九七一年之后,这一切都不再有合法根据。本省人士随着“中华民国”合法性危机的出现,顺势进一步争取更多的中央参政权,七○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就这样产生了。当然,台湾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盼望,国民党能够取消戒严体制,让台湾更加民主自由,但不可否认的,主要的动力还是本省人(尤其是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热切的想要取得更多的参政权,以便自己能够在未来决定台湾的前途问题。

  从法理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这样讲),那么,台湾将来当然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样的出路,正是作为台湾民主运动主流的台籍人士所反对的。他们喊出的口号是“革新保台”,“革新”就是要改变台湾一党专政的体质,让它更民主化,这样就能够抵抗共产党的“并吞”企图,如此才能达到“保台”的目的。一九七九年国民党借机逮捕了几乎所有台湾省籍的重要反对派领袖,以“叛国”罪控告他们,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主要嫌犯之一的姚嘉文,在法庭上公开陈述他的“革新保台”的理论,引起很大的共鸣。其实,“革新保台”就是拒绝跟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统一,是台独派在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主张之前的一种“灵活”的说法,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的人确实很怕未来被共产党“统一”。

  在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所有台湾人都了解,如果“中华民国”不存在,台湾只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都想要阻拦这种可能性。明明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但却不愿意跟现在的中国政权统一,这是台湾人焦虑之所在。这种局面的形成,追根究底来讲,要追溯到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以后,美国派第七舰队保护“中华民国”政权,同时与西方盟国在联合国大力支持“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长达二十年之久。同时美国还对“中华民国”大力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没有这一切作为,“中华民国”不可能生存下去,迟早要被共产党消灭掉。就这样,一个被联合国承认、但实际上只统治了中国最小的一个省的“中华民国”,一个不被联合国承认,却统治了中国最大部分的土地和最大多数的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年来并存于世,这一“怪现状”其实是美国蓄意造成的。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虽然丧失了国际地位,但台湾的社会与经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稳定性,所以,两岸如何统一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这一切的主谋者当然是美国,但国民党也难辞其咎,对此,鸿生的评论可以一字不漏的引述如下: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范围取得了代表中国的名号,国民党体制因为失去中国代表性而陷入合法性危机,而以战后新生代为主力的新兴台独势力,则借由民主运动逐步在台湾取得了政治正当性。这三者在一九七○年代同时发生,正是台湾由自居中国走到反中国之路的关键时刻(重点引者所加)。

  这个中国人身份竟然那么容易受到外在局势的影响,显示国民党的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有着严重的弱点。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两岸敌对所带来的断裂,其实比日本据台五十年还严重,它完全切断了两岸人民的具体接触与互动。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权为了其代表中国的统治正当性,又做为全球冷战的前哨,无所不用其极的将对岸描绘成妖魔之境的“匪区”。

  国民党在台湾施行了看似强大的中华民族教育,然而却是颇为片面的中国人身份教育。对我们学生而言,炎黄以降各个时代的人物是中国人,参与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八年抗战的当然是中国人;本省人与流亡到台湾来的外省人是中国人,港澳人士、或留学在外甚至已转成侨民的当然也是中国人。但是有一种人处于模糊地带,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那好几亿人口。

  当时在台湾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中国青年应当如何如何时,是不包括那将近十亿人口的。我们宣称要“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这个“大陆同胞”是无脸、抽象、触摸不到的,几乎不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我们从教科书上知道的只是停留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统计数字“四万万六千万人”。可以说国民党把这抽象的“四万万六千万人”一起带到了台湾,而将具体多样的大陆人民描绘成“苦难同胞”的刻板形象,于是后来当活生生的大陆同胞出现在台湾人面前时,竟然颇为陌生。摊开中华民国地图,我们也只看到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三十五省行政区划和有限的铁公路连线。“中国”冻结在一九四九年。

  在两岸如此长期严重对立、不相往来,以及反共教育的强烈灌输之下,我们对大陆的认识吊诡地隐含着将中国本身妖魔化的元素。于是当一九七○年代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使得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来的中国代表性面临严厉冲击之后,台湾人对大陆的祖国想望遂逐渐萎缩,剩下来的却是妖魔形像。”(10-12页)

  国民党教育体制下的中国,一方面是历史性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而且经过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严重染色;另一方面对于存在于中国大陆的现实,又完全加以妖魔化,这就使得台湾人在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丧失中国代表权以后,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已被国际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思想和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相结合,在台湾形成了非常坚强的、以美国观念为普世价值的一套思想体系。以这一思想体系来衡量中国大陆现在的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一切落后的集大成者。这样的“中国”,他们怎么愿意去认同?在这方面,鸿生的分析也很精采,值得引述:

  “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局势里,作为冷战前哨的中华民国被嵌入一个类似美国保护国的位置。在那种国共斗争的冷峻情境下,台湾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受限于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架的。这时的党国体制不仅在思想上,同时也在实际行动上,对左派进行全面镇压与肃清。一九五○年代的左翼肃清遂造成台湾从日据以来的左派传承完全断裂,以致在随后的几十年甚至到今天,都极为缺乏左翼的声音与挑战,可谓全世界少有。国民党于是很成功的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挑战的反共社会。

  在缺乏能对美国价值进行批判的左翼思想的环境下,台湾的进步运动只能在有限的亲美反共的范围内,寻找反抗的资源。这就是一九五○年代以降,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自由主义与全盘西化,以及早期人士所启动的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想。从那时起,我们的反抗,包括刚萌芽的党外运动,基本上都是在亲美反共的框架下运作,当年能摆脱戒严体制管辖的知识精英也多半前往美国或英国留学,在岛内能对此有所反思的左翼则被迫沦为另类与边缘,这个“消失的左眼”正是台湾进步运动的严重缺憾。

  这个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与作为,不仅为台湾的民族想象事业清除了思想上的抗体,也在其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建立一个将对岸的中国人视为对立他者的心理潜意识。然后国民党又被有意无意的认定是传统中国的代表,于是在我们战后这一代的西化潮流中,反国民党、反传统与反中国遂有了心理连结的可能。”(33-4页,重点引者所加)

  非常讽刺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思想和美国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成为台湾的主流思想,而国民党本身却成为落后的中国传统的代表者,和共产党捆绑在一起,成为“反中国”可以指认的具体对象。台湾是现代化的“国家”,而“中国”永远是封建和落后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是台独派论述结构的基础。按照这种思路,台独派自然而然就把台湾“建国”的源头追溯到日据时代。因为有了日本的统治,台湾才开始现代化,台湾才能够脱离中国,而有了“独立建国”的机会。这也是台独派绝口不谈国民党的统治对台湾全面现代化的贡献的原因,因为如果承认国民党对台湾现代化也有贡献,就不能一劳永逸的把“中国”打入永远落后的“黑牢”之中。

  台湾被迫和大陆长期分离,然后再恢复接触,这种历史经验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中华民国”来接收台湾,第二次是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开放两岸探亲。如果把这两次经验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共同倾向,即“现代化”的台湾嘲笑大陆或中国的落后。

  鸿生在《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和《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吗?》两文中,对国民党来接收台湾时两岸的文明差距做了详尽的分析。台湾透过日本的殖民,相对于大陆来讲,比较的“文明化”。现在还流传著一些故事,譬如国民党的军队衣衫不整,背着大锅,拿着雨伞,让台湾人非常失望。又譬如,国民党的士兵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竟然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就拔了下来,但往别的墙上一插,却又没有水流出来。这些故事都是要表明,当时的“中华民国”有多么落后,而台湾又是多么文明。两岸开放探亲以后,先到大陆去的主要还是外省人,而这些外省人回到台湾,大半都会宣扬大陆如何落后,他们所讲的最大的笑话是,大陆的厕所竟然没有门,或者大陆竟然还在使用臭不可闻的茅坑。水龙头和厕所,就成为两岸两次恢复接触时“文明对比”的象征,可谓无独有偶。

  前面讲过,我一九六○年才从农村搬到台北,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水龙头和抽水马桶,所以这两个笑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如果这样,那么一九五○年代的台湾农村就应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说一九四五年台湾比“中国”进步很多,又说一九八、九○年代,大陆大大落后于台湾,我觉得都是“台湾人”要标榜自己如何的“文明进步”。而且,八、九○年代的“台湾人”,主要还是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外省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这些喜欢嘲笑别人落后的人,恐怕心理是很有问题的。

  标榜自己如何文明,别人如何落后,这种心理主要来源于西方文明对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落后国家因此不得不亦步亦趋的努力学习西方文明。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区有着复杂而又相互区别的进程,在这里我们只能涉及日本和中国,以及曾被中国割让给日本的台湾。鸿生对此所作的种种分析,是全书最精采的部分。

  谈到日本对台湾的统治,鸿生是这样说的:“日本在台湾实行现代化是由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不仅上层精英必须屈从,下层庶民也不放过,企图在整个社会进行现代化。英国在香港则重在培养帮它治理的中上层管理精英,庶民只要顺从,大半放任其自求多福。日本帝国的这种强势作为有个特殊的心理因素,就是它作为后起的现代帝国,学习西方先进帝国,它不甘认输,要做‘帝国主义世界的模范生’……由此来看,日本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确实有其自主性,然而从它后来的帝国作为却也可看出,它在这过程中也在进行某种心理与精神上的‘自我殖民’,由此而产生了对自己过去‘落后’状态的羞耻感与自卑感,与追求模范生心态互为表裡。这种羞耻感与自卑感在它要对其邻近的亚洲地区进行侵略与殖民时,特别不能忍受这些殖民地的‘落后’状态,而要对其实施全面的现代化改造。”(81-2页)

  鸿生还谈到日本自十九世纪开始的“脱亚入欧”热潮,鸿生说:“他们所谓的脱离指的是脱离精神上、思想上的羁绊,讲白一点就是不再跟你中国玩东方文明的那一套了。日本从此走向西方帝国主义的霸业之路,甚至到了战败之后也回不来,此后它在东亚的存在就一直是个西方文明的象征物,像是欧美世界从北美洲跨过太平洋延伸到东亚边缘的前哨。”(44页)

  对西方文明的无限崇拜,使得日本成为学习西方文明的模范生,同时它还比西方人更瞧不起亚洲国家,非常不能忍受亚洲的落后。太平洋战争期间它对它所夺取的亚洲土地上人民的暴虐统治,其程度甚至超过西方人,这就可以看出日本表面强势所掩藏的内心的虚弱与自卑。

  日本统治台湾,其实是非常瞧不起台湾人的,一直称台湾人为“清国奴”,而一般的台湾人(强烈抗日的例外)面对比自己文明的日本,内心既自卑,又痛苦,这只要读皇民化时代陈火泉所写的小说《道》就可以充分体会到。战后由于封锁中国的需要,台湾受到美国的保护,在美国和国民党的联合打造下,一时成为日本之外亚洲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台湾可谓“发家”了。但是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台独派却说,这一切都是日本殖民现代化带给台湾的,是台湾最应该感谢的对象。其实日本的殖民现代化只是范围很有限的起点,真正大规模的现代化是在美国协助下由国民党完成的。

  关于这一点,鸿生形容得很生动:“现代化启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经由日本统治带来的现代化而启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现代化教育的台湾人,这对他们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义;传递给他们‘现代文明’的日本帝国,就有如传递基督教给第一批台湾信徒的长老教会那样,戴上了神圣光环。”(113页)因此,日本就如同台湾的‘再生父母’。既然日本脱亚入欧,台湾作为日本的模范生当然也要脱亚入欧,日本瞧不起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台湾当然也要有样学样(台湾对于来自亚洲的外籍劳工和外籍新娘的歧视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相反的对于在台湾赚钱的美国人则极尽巴结之能事)。

  但台湾到底不是日本,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在精神上脱离中国而走向西方,但不曾否认自己的历史与传承,而台独派的「脱亚入欧」的想像是以割捨其文化母体的中国文明为代价,而将其主体掏空了。鸿生说:

  “台独运动并不真正想要以先人与历史来做为其主体的基础,甚至自惭形秽。如此所谓的主体性就变得空洞虚无了,可说竟是在自我「去主体化」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空洞主体,最近还表现在从2017年起中央不再纪念郑成功这位‘台湾人主体’的开创者这件事上。台独运动看似对过去在台湾曾经存在的所有政权一视同仁,都认定为外来政权,包括统治台湾长达二百多年的清朝及其之前的明郑。如此就将这两百多年间移民台湾的闽南语族,也就是如今台独运动的主要成分,归为外来政权的后代了。这种自我否定就难以避免的要去鄙视自己的先祖,否定自身的来历,割断自己的历史,包括遗忘日据时期的台民抗日史与前清先民的劳动成果,进而弃绝闽南文化的母体。

  在这种自我否定的空洞主体状态下,心理上为求补偿,台独运动抬高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贡献、怀念日本所赐予的种种现代化建设、重建日本神社等等行为,就很可理解了。然而这些都只是以日本的现代性来填补自我的空虚,却完全没学到日本对历史传承的自我肯定精神,反而成为其未曾反省清理的法西斯遗毒的重灾区。”(47-8页)

  这是我所看过的、对台独派这种“思想怪胎”所作的最深刻的心理分析。

  但是,这么精采的论述,也只是鸿生全部创见的一部分而已。鸿生还进一步从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来分析中国为了要建设成现代化国家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困难。这个整体的历史见解,才是鸿生为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具有理论意义的、有关近代世界史的大诠释。我们先看鸿生怎么说:

  “总的来说,传统中国在受到西方现代帝国侵略,被迫进行西方现代化改造,以其规模之庞大,际遇之多样,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台湾被日本帝国从上而下强势施以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国有选择的、较不强势的施以英国殖民式现代化改造,两地在回归之后确实有着不一样的后殖民情境。而中国大陆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歧,整体而言则是自我摸索著一条较自主的道路,最后由中共的路线取得主导。

  不管是哪条路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识与政治精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输与栽培,各自在其社会取得论述主导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湾的李登辉及其同辈,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识与管理精英。这批新型知识与政治精英构成现代化后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构成回归后解决后殖民问题的巨大障碍。由于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路径而产生不同的‘现代身份’,当这几个不同身分互相碰撞时就产生了一时难以消解的现代问题。以台湾为例,这些人一方面构成反国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构成台湾分离运动的基础。二二八事变除了有国共内战及光复后复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陆与台湾不同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现代化身份冲突的因素。这个面向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应该也构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现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现代身分,不同的现代‘中国身分’、‘台湾身分’与‘香港身分’……可以说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所产生的歧异是二二八事变的底层因素,当时双方都没有机会与条件进行心灵与意识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后的香港所面临的也有同样的情境,构成今日占中冲突的底层因素。

  所以说,作为现代化得利者的知识精英这一阶层是特别麻烦的,他们在被各种现代化方案养成之后,往往以各自的‘帝国之眼’──西方帝国的文明世界观,来看待自己社会的传承、下层劳动者 、各种‘落后’的现象,以及母国整体。例如在台湾‘水龙头的故事’自光复之后就一直被分离运动者用来贬抑大陆来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来看待自身社会的政治安排;或者对自身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都抱着深怕被西方‘耻笑’的焦虑不安。这些帝国之眼引起的焦虑不安,在台湾甚为寻常,在香港今天的冲突中也一一具现。”(92-3页)

  鸿生这一段分析,点出了西方文明对全世界的征服最特殊的一点,即它不只是武力的征服,更是文明的征服,这是已往的帝国征服所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其核心区曾经好多次面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核心区全部或部分由游牧民族占领并进行统治时,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因为终于同化了入侵者 ,而让自己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每一次大规模同化入侵者以后,中华文明就会产生一次大飞跃。

  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以及西化成功以后的日本)的入侵,却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全然不同。在长达一百年的、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奋斗过程中,中国人自己逐渐丧失了自信心。在承认西方的武力(船坚炮利)比自己强大以后,接着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确实了不起。在维护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的方法与途径。如果拿日本和中国相比,就可看出,日本几乎是轻而易举的“全盘西化”,从而“脱亚入欧”去了,而中国却深陷泥淖之中,举步维艰。当西方的「模范生」日本打败了曾经长期是它的导师的中国、而且不断的向着中国内陆入侵,先是蚕食,接着就要鲸吞,中国人的愤懑与悲痛达到了顶点。

  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征兆,在五四运动时就已出现了。当时想要废弃汉字,将汉语拼音化的潮流颇为盛行,而当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时,竟然有一些人就轻易相信了,这些都是最好的代表。所以当日本全面入侵时,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宁可选择妥协或投降的人还真不算少。

  在面对西化大潮时,知识分子的立场最容易“软化”。优秀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更容易学好西方的语言,以及各种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知识。凭著这些本领,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为入侵中国的各种势力“服务”,从而取得优渥的待遇,可以过得起最现代化的生活,不必和一般人民一样,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例子太多了,无需举例。但我们也得赶快声明,虽然知识分子可以轻易这么做,不过愿意和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人仍然占绝大多数,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历史。这里要强调的是,选择从自己的民族「异化」出去,以便和西方人或日本人一起过著文明、幸福的日子,知识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机会」要多得多。

  西方开始征服全世界时,其原有的领土和人口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占有的比例其实是非常小的,而且有过海外殖民经历的国家,数量也有限,也就只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几国而已,当然还要加上后来急起直追的美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真正称得上殖民强国的,也不过英、法、德、美、日五国,意大利都还没有资格入列。然而,它们却能够一方面斗垮东邻的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面又先后征服伊斯兰、印度、中国这三大文明区,其丰功伟绩,确实让人惊叹。

  征服事业的开端当然要靠武力,但西方的武力所以能够超越一些古老帝国,主要还是靠传统文明区想象不到的科技。当英国敲开中国的国门时,中国人以“船坚炮利”来加以形容,可谓简洁而生动。伴随着科技的,还有工业生产,因此而来的是源源不绝的物资,这样就衝垮了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较为封闭型的经济。当然,这一切的背后,还有金融、贸易、法律等等技术型知识。当这一切瓦解了西方所征服或控制的地区时,这些地区的传统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只得任由西方人予取予求了。

  自救之道只有一种途径,即从学习西方开始,而且以科技和军事改革为开端,然后不得不以西方为模范,全面改变教育体制。但是,改革越是深入,就越是陷入金庸小说所生动形容的西方“吸星大法”之中,你使力越多,你的力量随即为西方所吸纳,又反过来对付你。就这样,奥斯曼帝国终于消失于无形,印度次大陆全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则陷人“豆剖瓜分”的危机,传统文明区真是求救无门。

  向西方学习所产生的最大问题是,满脑子西方现代知识的落后地区的精英阶层,发现他们很难改变人数极为众多的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与观念。在这种情形下,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习俗,以建成现代化国家,就变得非常困难。最极端的例子要算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统治精英,在凯末尔的强力主导下,几乎已经完全西化了,而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仍然生活在伊斯兰的宗教习俗之下,整个国家就这样由西化派和传统派两大块所组成。印度的状况也有些类似。印度被英国殖民近两百年,印度的精英非常西化,他们的科技人才之多世所公认。但整个印度社会还有广大的落后地区,很大比例的民众仍然维持著传统生活习惯,没有改变。西化往往会扩大传统文明区统治精英与一般民众的差距,而不是使其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批评一般民众愚顽不灵。知识分子因各种条件的凑合,很幸运的获得知识与技术,他们容易相信,任何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达到这一成就;国家民族之所以不能现代化,就是民众没有觉醒,因此要不断的进行启蒙工作。事实决非如此。单就与启蒙相关的教育而言,要对全民进行普及性的教育,国家要投入多少经费,而且还要有一大群人无私无我的长期投身奉献。再深入而言,当社会已进入某一阶段时,精英与大众的区隔已经产生,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可以把整个大众全部教育成精英。当西方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时,为了对抗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他们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捍卫自己的权利。当资产阶级终于成为统治者以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被奉为普世价值。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只要你有机会发挥你的才干,你就能出头。相反的假设就是,你所以沦为庸众,就是因为你既无才能,又不努力。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审案判官》那一节裡,曹西玛长老说,民众需要有上帝,不然他们无法生活。我以前从左派的观点出发,认为这种思想纯属反动。现在我越来越相信,社会分成精英、大众两大块,这种结构很难改变。自由、民主制的设想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推导出来的,当他们控制了全世界的财富与知识以后,我们如何能够让全世界被侵略地区的大众翻身呢?同样的当一个落后国家的精英越来越西化,而且离他们自己的群众越来越遥远时,我们又如何教化这些“冥顽不灵”的群氓呢?从这种假设出发,肯定不能解决被西方侵害的“落后地区”的社会重建问题。

  中国的状况比任何传统文明区都还要複杂,因为中国早在西元一千年左右就没有了贵族制度,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像日本、土耳其或印度那样听从现有贵族阶级(或类似贵族的那一阶层)的安排。而且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各地民情极端复杂,完全不能为西化的现代精英所了解,因此,绝对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具有基本共识的贵族精英从上到下来进行现代化改革。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统治全中国的国民党原来就想走这一条路,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败给共产党,就证明了这一条路当时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在北方农村和农民密切合作,终于寻找出一条道路,即联合基层农民,从下到上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先让国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意志,再由这个意志来执行贯彻全国的改革。有了这个基础,再发动群众运动,要求全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起先过着苦日子。这样的时间长达三十年,知识精英刚开始大半都真心的配合,但经过反右和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异心。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知识分子比较能自由进出国门,才赫然发现,西方国家的生活比他们好太多了,甚至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比他们好,这样他们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完全走错了,从现在开始,应该回头重新学习西方。

  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一九八○年代是大陆知识界的“黄金时代”,至今令人怀念,查建英主编、二○○六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就是最好的证明。八○年代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年代,是第二个五四,知识分子终于挣脱了各种教条的束缚,思想空前活跃,人人活在幸福之中。他们对大陆的政治、社会现况非常不满、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不满,他们主张“以美为师”,抛弃过去的路线,从头来过。

  陈映真曾经回忆当时最让他感到痛苦的一段经历。他说:“八九年四月,他第二度到南朝鲜,对南朝鲜的民众民主化运动进行了系统的采访。採访结束,他应邀飞往美国,参加在加州旧金山的帕丽那斯举行的‘八九年中国文化研讨会’。他从南朝鲜人民为反美、反独裁,为民族自主化统一的民主运动而斗争的现场,来到把美国著名『汉学家』和大陆『精英』知识分子聚集一堂,在胡耀邦死后北京学生为反官倒、要自由和民主化蝟聚天安民广场的背景上,倾听大陆‘精英’言论人、电影人、留美学生……大发反毛反共、促请美国为中国民主化干涉中国事务的言论,对大陆‘民运’和它的思想引起了深刻的忧疑。”(《陈映真全集》14卷164页)

  对于这些激进派知识分子,陈映真曾慨乎言之:“八○年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以高额之汇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六○年代、七○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的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丰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陈映真全集》12卷375-6页)

  最让陈映真和台湾统左派瞠目结舌的,是激进改革派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陈映真说:

  “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陈映真全集》12卷,379-80页)

  《河殇》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论,不久就为台独派所引用。他们说,台湾一直属于海洋型文明,和中国落后的、体质不良的大陆型文明毫无关系,连中国知识分子都要唾弃自己的文化了,我们为什么要当‘中国人’?河殇派和台独派就这样遥相呼应,令人为之气结。

  八○年代中期激进派主导的改革进程终于导致了八九年五、六月间的政治风波,并且引发了大陆知识界对现政权极大的离心力量。还好,不久苏联垮台,俄罗斯经济破产,社会动荡不安,这才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在体会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后,稍微回心转意。然后,随著改革的日益深入,受益者日多;二○○二年以后,共产党改变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开始重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特别是对于“三农”问题,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决;二○一二年以后,又开始全面肃贪,把那些从改革开放中“非法受益”的人清除出去。就在这一时机,又适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大策略,大家终于真切的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原来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而且还有实现的可能,这样,全国的民心终于能够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共同努力〔补二,见文末〕。

  我所以重提八○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一段经历,其实是为了引述鸿生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

  “台湾作为母国中国的一个边缘地区,被现代帝国殖民之后产生了较为特殊的复杂性,看似台湾的特殊问题。然而在比较香港被殖民经验的异同,以及台湾光复与香港回归后的种种问题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特殊性也不能过度强调,不能视之为只是台湾的个别问题,或是香港的个别问题,而是中国被割让的边缘地区的共同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或‘香港问题’基于其不同殖民宗主国与历史过程等因素,有其相对特殊性,但毕竟都是由传统中国社会被殖民与现代化之后产生的问题,所以还是传统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一环,就是说最终还是属于中国的问题,一个在台湾或香港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问题。

  中国的主体大陆地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其相对自主性,而且为了取得这个自主性曾经历经血迹斑斑的奋斗,牺牲远远超乎台湾,但是就如日本在其现代化中所显现的‘自主’与‘自我殖民’的双重性格,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免带著‘自我殖民’创伤。这种创伤的一个具体例证就表现在它曾经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

  因此台湾、香港与大陆这三地如今所显现的各种问题,就不应只被看作不同历史经验的个别问题,而应是传统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如此就还是要回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问题上,更具体的说就是一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真正寻回自我的去殖民问题。”(94-5页,以上重点均为引者所加)

  八○年代两岸的知识分子同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厌恶,印证了鸿生所说的“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鸿生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虽然主要谈的是台湾政治光谱的变迁,但在拿台湾和香港相互比较之后,又把视野推广到全中国,因此看出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大问题,这种见识,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满了感情,不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深情热爱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盼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谈台独,它谈的主要还是中国如何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以上所述只是鸿生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其实本书还有许多独到的历史体会,以前很少人说过。如因为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参与政治,因此台湾人一直缺乏管理人才;又说,英国人虽然在香港培养了一些管理精英,但是当香港成为特区以后,香港人似乎表现得缺乏政治领导能力(见本书84-5页),这真是言人之所未言。又如,光复以后,台湾人从学日语转而学国语,学好国语以后,终于掌握了用语言论述的能力,这一点也讲得很好。台独派常以国民党逼迫台湾人学国语作为国民党对台湾“再殖民”的具体例证,事实上台湾人在不到二十年间就学好国语,而且此后不断的出现优秀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所写出的中文毫不逊色于外省学者和作家,就足以证明,不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都是汉语系统内的方言,所以台湾人要学汉语的另一种方言北方官话并没有什么困难(相反的,日语是一种外国语,学起来就不像学中国普通话那么容易),鸿生以充分的例证说明了这一点(相关论述见本书第三部分),也可以看出他的历史文化素养之深厚。鸿生还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多样,可以破除一般人对中国社会僵化、保守、停滞不进的刻板印象。如果鸿生自己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这许多独特的体会。

  鸿生出身于台湾自由主义大本营的台大哲学系,他的同学有极著名的台独派,也有非常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他本人还在美国待了十三年,但最后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始终坚持中国人的立场,靠的就是他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和热爱。鸿生为人和顺,行事低调,在默默之中思考、写作,最后终于写成这本大作,初看会让人感到惊讶,其实其来有自。因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培养出鸿生这样的人格及其写作风格。

  〔补一〕陈明忠曾经回忆,皇民化运动为了推行日语,强迫村子里的老人也要学习,总督府派人到村里拍宣传片,一个老人在被人教了好多遍之后,面对著摄影机,一时紧张,把あたま(头)讲成キんたま(睾丸),让围观的人哄堂大笑,见《无悔》33页,人间出版社,2015。又,《无悔》32-3页所述均可参考。这些都可以印证我小时候对于农民不讲日语的印象。

  〔补二〕一九八○年代中国和苏联同时进行改革,这是有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先是以社会整体的力量进行原始累积,为现代化奠定基础,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必须更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才能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以大陆来讲,就必须在社会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同时要有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就必然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接触,而当中国知识分子在看见外面世界、惊讶于西方的富裕的时候,思想随即动摇,这是社会主义改革面临的最大危机。苏联和东欧集团对这一危机估计不足,所以一开始改革,整个社会就趋向于解体。中国主政者对此有相当的警惕,但还是产生了八○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事后看来,中国不但能够挺住,而且经过一段困难后,终于顺利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足以和美国对抗,真是不容易。一九八○年代可以是资本主义大胜的时代,但中国却像中流砥柱一样,不但为社会主义保留生机,最后还能够制衡资本主义,其贡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2018、5、3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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