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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失去了一位布尔什维克

塞巴斯蒂安策赫麦尔 · 2018-07-01 · 来源:女神读书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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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三大对“列维事件”的处理保住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政治声望。

  原文按:本文是对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编辑的著作《跟随罗莎•卢森堡的脚步:保罗•列维选集》(2011年,博睿(Brill)出版社,定价99欧元)的书评。

  女神读书会按:德国革命,尤其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的进程,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历史关注的对象。作为欧洲先进工业国的典型,德国革命的失败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不必多语。但主流舆论和当前研究往往集中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把更多的篇幅放在1919年的失败之上,把它描绘成俄国革命走向无望的决定性因素。或者是关注斯大林官僚政策下,德共的一系列昏招最终促成希特勒上台。而本文作为《保罗•列维选集》的书评,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在历史上已经被遗忘,但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保罗•列维。他是1919年到1921年德共的领导人,在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约基希斯死后支撑起了德共。而他的个人经历也折射出时代的矛盾与历史的僵局。面对不愿意进行议会斗争、参加改良工会的极左分子,他促成了后者的脱党和“共工党”的成立,为后来埋下了隐患。面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激进派的“进攻理论”,他虽然获得列宁在理论上的支持,但他的公开批评又让列宁不得不同意开除列维。而本文又以犀利的语调,通过“列维事件”,提出了一些核心问题。俄国国内的矛盾如何影响到俄国乃至党内的阶级状况?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国际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吗?共产国际究竟该起什么作用?正如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不是从天而降的“异类”,保罗•列维的经历也反映了历史的整体进程,留给我们很大的思考空间。

  德国失去了一位布尔什维克:重访保罗•列维

  作者:塞巴斯蒂安•策赫麦尔(Sebastian Zehetmair)

  译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国际社会主义》第136期,2012年10月9日

  1.约翰•罗斯(John Rose)所写的介绍

  大卫•费恩巴赫编辑的《保罗•列维选集》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在德国革命中名气不高、“被人遗忘”的领导人,也让我们重新评价德国革命本身的失败。[1]现在恰逢其时。我们正处在一场全方位的资本主义危机之中。可危险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过时。有人声称,历史已经检验并淘汰了这些理念。

  毫无疑问,“苏维埃共产主义”确实失败了。但是本杂志(指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历来拒绝认为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认为失败来源于一项不合时宜的乌托邦计划,将极权主义的尽善尽美强加到不情不愿的人性之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通过无情地划分社会阶级,妨碍了人性的发展。而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在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成功领导了工人阶级革命,却带来了发展人性的前景。然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坚持着一个关键前提:革命必须扩散到先进工业国,否则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环绕将会扼杀革命。

  德国是这一愿景最有可能实现的地方。但是这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也拥有着一个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们对如何取得进步的观点根深蒂固。哪怕在一战战败的混乱、经济崩溃、失业、士气低落和后续的革命发酵之中,他们也支持改良,拒绝革命。

  是的,面对危机,工人士兵委员会——或者说苏维埃——的出现似乎是个令人兴奋和貌似可行的进展,也出现了与艰难斗争的苏俄结盟的前景。但是工人士兵委员会却是由改良思想和改良主义领导人主导。

  这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得以在假意喊出革命口号的同时,遏制工人阶级暂时流行的革命情绪。许多少数派工人愿意反抗,但是多数派工人不愿意。这一复杂局面让著名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人——比如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都无能为力。这一问题在1918年到1923年的德国反复出现,解决它需要策略和战略创新。悲剧的是,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牺牲让他们再也无法吸取教训,也让工人运动的革命少数派群龙无首。就算某些社民党领导人手上沾满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鲜血,社民党还是依靠多数派的支持巩固了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

  我们收获了一个格外残酷和苦涩的警告:随着局面变换,革命社会主义策略和战略不会自动、机械地变化。布尔什维克原则适用于德国和欧洲其余类似国家的局面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进行有想象力的政治思考,充分理解改良主义的力量,思考如何以适当的策略和战略培训干部。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罗莎•卢森堡的继任者保罗•列维比德国革命其他领导人更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事实上,最能理解这一点的人是列宁。

  1920年4月到5月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2]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在强调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性时,说它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相媲美。[3]

  它自此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根本原则:哪里有群众,革命社会主义者就去哪里工作。[4]列宁格外关心,遍及欧洲乃至全世界、冉冉升起的新生共产党,能否自发地学会同时与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少数派和改良多数派建立联系。首要的就是在改良工会做工作,认真对待议会、地区和当地选举。这需要长期存在着合适的共产党候选人。

  列宁甚至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参选称为“强制性的”。[5]当然,不能对资产阶级民主过程抱有幻想,但要敏锐地意识到,大多数工人都认真对待这些选举,而选举可以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强有力的政治讲坛。[6]

  然而,新生的德国共产党(KPD)在遭遇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前,没有时间吸收列宁发出的讯息。它无视大多数工人的情绪,试图发动革命少数派展开一场革命攻势,从而引发工人运动中更大多数群众采取行动——这就是1921年的“三月行动”。这个观点意义重大——因为它得到了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领导层的背书。众所周知,“进攻理论”造成严重后果,既摧毁了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保罗•列维,也可以说让德国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偏离了轨道。

  塞巴斯蒂安•策赫麦尔是一位年轻的、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他杰出地利用列维著作的发表,加深了我们对这段历史进程的理解。他拓展了布鲁埃(Broué)(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1926-2005),法国历史学家,其著作《1917—1923年德国革命》已被龚义哲翻译为中文,链接为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broue/1971book/index.htm,很有参考价值。——译注)、克里夫和哈曼(Harman)的论点,向我们显示,“进攻理论”反映了俄国革命在内战后陷入僵局。僵局的象征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和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的实施。[7] 在某种意义上,他证明俄国革命的崩溃是德国革命失败的关键因素。

  巧合的是,《国际社会主义》编辑部成员加雷斯•詹金斯正在将皮埃尔•布鲁埃的共产国际史从法语翻译成英语。[8]加雷斯得出的结论证实了这一论点:

  “对我而言,布鲁埃叙述了一部分堕落的俄国领导人(尤其是季诺维也夫)是如何理解德国革命必要性的。他们牺牲了德国革命的有机进展(从改良主义和中派领导人那里耐心赢得群众大多数的“公开信”[9]),强迫推动革命发展(通过共产国际特使建立了一个集权的、军事化的、纪律性强的领导层)作为某种帮助苏俄摆脱困境的捷径。最为讽刺之处在于,这种强迫性的发展恰好与极左分子[10]的不耐烦相吻合——极左分子认为全新的群众性共产党(一种质的上的突破)可以无视党外数百万群众意识的实际状况,依靠自身发起革命。因此,官僚的短视和意志上的鼠目寸光相结合,造就了‘进攻理论’。这个理论对工人运动的不同元素都有深深的吸引力。”

  要说“进攻理论”注定了革命走向斯大林主义,那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进攻理论”在德国共产主义发展紧要关头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深重危机之中产生的恶劣影响却加速了向斯大林主义的堕落。

  事实是,在1918年到1921年间,列维是俄国之外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能够与俄国领导人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进行讨论的。不愿妥协的性格和政治洞察力让他成为了一个对话者。当他被开除之时,再也没有人能够弥补裂隙。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政治上指出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共产主义迅速面临的问题:如何将1917年的革命进展和议会权力嫁接到西方工人运动根深蒂固的树干之上。[11]

  研究德国革命最权威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之一,皮埃尔•布鲁埃就是这么刻画律师保罗•列维的。除了一小群历史学家,列维的名字在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但是他在1919年到1920年间,作为年轻的德共的主席,在国内外广为人知。他随后成为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受争议的人物。列维做出了贡献,将德共从1918年初的一个相对弱小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政党。但是在他公开批评所谓“三月行动”——德共一次失败的暴动尝试——后,他在1921年4月被开除出党。他在1922年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他曾在1912年到1917年间是该党党员。社会民主主义者借此利用他作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关键证人。然而,作为社民党极左翼一位拥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他一直反对社民党领导层,直到1930年去世。

  列维文集英文版的最终出版是一个好消息。它是一个珍贵的资源,让人们可以理解德国共产主义史上的一些关键转折点。下文简短分析了列维早年对德国共产主义历史的贡献,分析了导致他被开除的关键冲突。[12]

  2.统一战线的创始人

  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后,保罗•列维在1919年3月成为德共的领导人。[13]

  1918年年底,德共诞生于威廉二世倒台后的革命性群众运动中。德共在最初几个月中过于弱小,以至于对德国革命危机的进展无法产生实质性影响,直到1920年之后才开始发挥更为深远的政治作用。而此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开始暂时地稳定下来。这一局势对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德共最初是由一小部分经验丰富的前左翼社民党人组成的,一开始吸引了许多刚刚进入政治、往往年轻的积极分子。1918年年底的第一波革命浪潮使他们激动。德共在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1918年到1919年的工人委员会和工会——的影响力一开始很有限。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依然跟着社民党走(那时叫多数社民党(MSPD),分裂出来的“中派”组成了独立社民党(USPD))。列维在政治上深信工人的自我解放,他意识到德共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大多数工人。他的工作为数年后“统一战线”的方法奠定了基础。

  这一方法最早在1920年到1921年之交的冬天应用于共产党的政策中。德共向社民党人和工会发出了一系列“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提议共同行动,在一系列主题上保卫工人利益。这一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揭露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局限性。社民党和工会官僚都承诺改良,但是不愿意为此发起群众运动。公开信背后的策略认为,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期望和实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可以用来增强共产党在群众组织中的影响力。

  公开信不仅仅是为了打嘴炮。它们也伴随着工人组织底层的大规模行动,从而使得德共通过呼吁共同斗争而直接接触社民党工人。这体现了德共开展统一行动的意愿——从而让共产党人免受通常的“自行其是”指控。列维希望避免两党之间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差异阻碍联合的实践倡议。他相信,通过共同斗争,更广层面的社民党工人在他们自身的实践经验中只会被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自1920年年底起,德共通过不断施行这些策略,成为了一个群众性政党。

  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发展受到了党内左翼的很大阻力。一部分党员害怕这一策略会让年轻的德共退化为现在遭人唾弃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他们刚刚才与这一传统决裂。新方法帮助工人驱散对社民党改良主义的幻想,从而加强了德共的组织。但在1920年年底,它依然无法依靠自身在全国层面发起实际的群众运动。这在左翼共产党人那里产生了相当大的挫败情绪,他们在1918年到1919年原本希望迅速取胜。

  列维和他在党内领导层的亲密盟友不得不对工团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发起艰难斗争。自建党大会以来,这些派别就支配着德共。极左分子要求在原则上拒绝参加议会,拒绝在现存工会中开展工作。他们只诉诸于激进少数派的无望行动,乃至纯宣传手段。为了让德共战胜独立社民党的左翼,列维认为有必要将这些派别开除出党——这一决定一直饱受争议。[14]在1919年秋天的海德堡大会上,极左派别领导人离开了德共,建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共工党)(KAP)。结果就是,共工党——人数远远少于德共——在某些地区不断给德共施加政治压力。列维一向不擅长以外交手腕处理与党内对手的关系,他也成为共工党的主要目标。不管怎样,1920年12月,独立社民党的大多数决定和德共合并,加入共产国际。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列维帮助发展的审慎——但不够坚定——策略。

  3.苏维埃政权和世界革命

  在列维及其亲密伙伴(包括克拉拉•蔡特金)的政治领导下,德共大步向前。但是他的成就基本上被忽视了,因为1920年和1921年之交冬天所出现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他在1921年4月被开除。这一冲突——“列维事件”——是德共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在共产国际产生了国际影响。

  “列维事件”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以列维为代表的德共多数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大会的最高机构——之间的冲突中。执行委员会主要由俄国布尔什维克知名成员掌握着,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将这场冲突简单地刻画为所谓“极权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民主的“卢森堡主义”之间的冲突,执行委员会有意地清洗掉德共党内任何的民主传统,让其服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信条。[15]

  然而,这一刻画的基础是不顾史实地理解“列宁主义”和“卢森堡主义”的概念。毫无疑问,列维同时受到列宁和卢森堡的影响,他在1921年的文章中反复引用他们。他既不可以被叫做“卢森堡主义者”,也不可以被叫做“列宁主义者”,因为当时“卢森堡主义”都没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16]列维深知列宁和卢森堡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他并不把这两人视为两套独特“体系”的代表人物,而更愿意把他们视为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此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所谓的“铁板一块”在1920年至1921年之交的冬天并不存在。恰恰相反,领导层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极大促成了冲突的不幸后果。因此,不理解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状况的话,就无法准确理解“列维事件”。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基于的是一条公理:只有将工人的权力延伸到其他欧洲国家,最初成功的革命才能最终得到巩固。自一战以来,布尔什维克就一直热衷于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并在1919年倡议建立共产国际。1920年末,苏俄政府艰难赢得了持续两年半的惨痛内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产生了严重经济困难。这造成了国内严酷的冲突。相对而言,工人阶级的力量在1917年就不大,经济崩溃更进一步削弱了工人。政府依靠从农村强迫征收食物以供给饥荒的城镇,造成农民不断的起义。政府只能采用武力镇压。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起义标志着苏俄陷入严峻危机。

  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在如何摆脱僵局的问题上陷入争议。1921年初,有关国际局势和农民问题存在着两个基本派别。[17]一派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呼吁向俄国农民让步,与西欧资产阶级政府保持暂时性的和平,为俄国社会复苏赢得喘息时间。他们最终在1921年3月取得了争论的胜利,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另一派提议继续对俄国农民采取高压政策,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发起“革命进攻”以寻求解脱。在1920年到1921年间,这一“左派”策略最主要的支持者是尼古拉•布哈林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他们都在共产国际领导层担任要职。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在1920年末达到高潮,他们在和波兰(苏俄已经和它打了两年仗了)缔结可行合约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布哈林在1920年夏天的共产国际二大上要求红军对欧洲实行“红色干预”的权利。那时,波兰战役几近结束,许多人(当时还包括列宁,不过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希望红军能够迅速抵达德国边境。[18]布哈林宣称,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加速欧洲革命。在1920年到1921年的冬天,当红军在波兰势头不再之时,他不断发表文章解释他的进攻理论。季诺维也夫显然对这一理论报以同情,不过他的话语更加审慎。[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招募了一批流亡在俄国的共产党人(包括库恩、拉科西和波加尼)。他们不仅缺乏耐心,还缺乏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经验与理论理解。其中一些人在1920年创办了一本杂志《共产主义》(Kommunismus),他们在杂志中发展了自己一套“进攻理论”。《共产主义》团体的思想基础是与列宁或马克思关联不大的一套哲学:坚定的少数人可以通过武装行动激发群众斗争。对于《共产主义》团体,任何防御性策略都被视为“社会民主党的”,共产主义者只允许采用“进攻”手段。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在1920年末公开赞同了他们的看法,将他们吸收进入共产国际的“核心局”。[20]

  《共产主义》团体的思想显然让他们希望在德国迅速开辟第二战线。到了春天,他们就借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权威在德国开展工作。这一团体最终引发了德国三月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乎没有给三月行动下达过直接命令。但是有一群不可靠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在德国活动,据信他们接受执行委员会的直接命令,他们的论点也反映着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有关“革命进攻”的普遍论调。德共党内的左翼早已等着“发起进攻”的机会而不耐烦,他们现在喜悦地执行库恩、拉科西及他人的混乱倡议。

  4.公开决裂

  一战期间,列维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他在流放瑞士期间就认识了其中不少人(列宁、布哈林和卡尔•拉狄克)。就像列宁后来提到的那样,列维在俄国革命之前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支持布尔什维克在战时建立新国际的尝试。[21]但是,1920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德共列维、克拉拉•蔡特金周围领导层的紧张,却演变成德共中央委员会(Zentrale)的统一战线手段和前文在执行委员会赢得基础的唯意志论派别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和核心因素在于,西欧的资产阶级统治暂时稳定了下来,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有关俄国内部的紧张却在滋生。尽管他们都认识到,最终目的是将革命带到西欧,但他们却产生了不同的策略手段。

  执行委员会越来越迷恋“让革命加速”,质疑统一战线的整个手段——因为它是防御斗争时期的策略原则,而不适用于反抗时期。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都大力反对1921年1月的“公开信”策略,将此举视为“机会主义”和“被动性”的危险信号。德共和共工党之间的关系也加剧了冲突。[22]如果短期内在德国发起革命反抗是可能的话,德共就必须将它与“革命进攻”最有活力、最热情的支持者——共工党——之间的争论抛在一旁,与他们并肩作战。

  作为布尔什维克在德共领导层的代表,拉狄克数月间在执行委员会和列维与蔡特金的立场之间摇摆。他呼吁在德国采用统一战线手段,拒绝军事输出革命的思想。但是拉狄克也呼吁德共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与共工党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1921年1月,他与列维一道为“公开信”辩护,勉强阻止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公开谴责(也归功于列宁的政治支持)。[23]然而,在1921年2月初,拉狄克却下定决心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告诉列维,要是列维打算公开攻击他们的话,他们将会打垮他。[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德共列维-蔡特金团体之间的愈加疏远最终公开化,表现在有关共产国际对意大利社会党(PSI)应该采取何种策略的争论上。这一争论涉及共产国际下的政党如何在西方建立的基础性问题。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翼基础要比当年德国社民党的更加牢靠。1920年,意大利没有比社会党——既包括改良主义者也包括革命者——更左的有组织革命力量。大多数党员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之前选择正式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在于,该如何在摆脱领导层内改良主义少数派的同时,不失去并不情愿开除少数派的大多数党员。列维和蔡特金不相信右翼,但是他们认为意大利党内左翼应当像他们在德国已经实践的那样,从根本上在“集中”线上展开工作,通过群众运动把许多工人吸引到身边,从而在实践中揭露右翼领导人。共同政治经历的过程会在分裂前提升左翼的地位。相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决定支持意大利社会党的极左翼,哪怕付出丧失大多数党员的代价,也要立刻实现分裂。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大会实现了这一分裂,而列维当时也在场。

  列维在一篇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章中提出抗议。拉狄克在回复中指责列维在质疑执行委员会的权威。这一迄今心照不宣的公开指责最终将冲突演变为全面斗争。2月底,执行委员会在全体大会上决定有必要改组德共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终决定将列维排除在外。[25]莫斯科的德共代表团向列维告知了这一讨论结果。[26]列维同时在党内领导层也输掉了有关意大利的辩论,决定辞职退出中央。一批亲密伙伴也紧随其后。进攻理论最终在德国获得了实践机会。

  列维在1920年到1921年间的基本观点——哪怕在离开党的领导层之后——是不与共产国际完全决裂。他依然相信他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他已经发现,重要的不仅仅是个人分歧。他意识到,执行委员会对西欧局面的误判是由于俄国同志希望缓解国内压力。但是随着冲突延续,他在更普遍层面上提出了问题:他发现,俄国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这将严重阻碍共产国际长期的进一步发展。[27]在他离开中央一年后,他就提出,俄国社会的国内矛盾已经开始改变苏俄社会的阶级性质。[28]但是在1921年春天,列维并不能完全意识到他提出的问题影响深远。

  5.三月行动和列维的批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三月行动之前就决定让德共领导层摆脱列维。因此,三月行动之后的争议更像是执行委员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借口。

  由于各种分析早已深度剖析了三月行动,这里只需要勾勒出基本轮廓。[29]新上任的德共领导层希望利用普鲁士警察和德国中部曼斯菲尔德地区矿工之间的小冲突,引起一场全国层面的起义。它认为冲突的升级将会让越来越多非共产党工人走向共产党,与国家直接对抗。这一预想谬以千里。许多党员服从号召拿起了武器,但是党外工人的积极回应却寥寥无几。[30]党中央在两个星期以来一直试图煽风点火,号召党员罢工、获得武器和炸毁铁路桥。它最后甚至向不参加斗争的工人发出威胁。试图执行党中央决议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找不到参加罢工理由的工人之间发生了肉体冲突。

  骚动最后相当轻松地就被平息了,尽管警察还是付出了点代价。上千人在战斗中受伤,180人被杀害。6000名共产党员被捕,4人被判处死刑。数千人试图发动罢工,但是同事并没有做好准备跟随他们。这些人也失去了工作。党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党员。社民党领导层欢欣鼓舞地指责德共“盲动主义”,认为德共靠使用暴力胁迫其他工人以实现目标。对党的不信任也在工会分子和社民党人之中滋生。知名的共产党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工会组织。三月行动削弱了德共两年来耐心打下的工业基础。所以毫不意外的是,许多因失望离开德共的党员是工会资深成员。在紧急状态下,德共的媒体也被封杀了。党外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和德共一起反抗镇压。

  列维后来将三月行动仅仅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巴枯宁主义暴动”,这是不准确的。曼斯菲尔德地区最初的骚乱首先引起了警察的行动,这并不是出于党的号召。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德共的号召大大促成了后来的惨烈后果。党没必要将这次有限冲突转化为公开叛乱。从1919年到1923年,全德国到处都是工人和警察之间的小规模摩擦。尽管党有时候言辞激烈地主张介入它们,但它从没有做过1921年3月这样的决定。党本应该抗议警察的干涉,诉诸于更为有限的动员手段去反抗警察——正如它在过去一直做的那样。当然,共工党肯定也会批评德共(正如它之前所做的那样),但是从长期来看,德共可以继续通过统一战线手段,更有成效地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直到公开对抗的条件成熟。

  列维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应当为这一灾难负责。即使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发出直接指令要求叛乱,这一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没有驻德国特使的压力的话,三月行动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他们系统性地鼓励德共左翼采取行动,而在将列维和蔡特金逐出领导层后,又威逼更为审慎的成员。毫无疑问,党在1921年3月感受到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因为它在之前几周一直吹嘘“革命进攻”。正如列维所言,党已经成为“自己口号的囚徒”。它感觉到,在1921年3月,要是采取更为审慎姿态的话,它就会丧失激进的外表。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会更加不满。

  费恩巴赫编辑的选集全文收录了列维有关三月行动的小册子。[31]它最为系统地叙述了1919年到1921年2月列维辞职之间,激励德共领导层的政治策略。它包括对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平衡的分析,还勾勒了列维自己解决叛乱战略问题的方法。他大量引用了列宁著名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所以,列维的小册子在理论上算不上原创,但他严肃地将列宁的普遍方法应用于1921年德国的实际环境。因此,列维的小册子胜过了当时党内对手的大多数文章,也胜过了后来诋毁他的人。

  6.共产国际三大上的掩盖

  1921年4月15日,在《我们的道路》发表三天后,列维由于诽谤被正式开除出德共。[32]他提出抗议,许多老党员——最著名的有克拉拉•蔡特金——为他辩护,纷纷作证他在小册子中描绘的事件是真实的。德共中央的成员想把他们都开除掉,但是在执行委员会干涉之后并没有那么做。

  有关三月行动的讨论被两个月后在俄罗斯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提上了日程。大会肯定了防御路线,而这正是列维、蔡特金及其支持者利用公开信一直在贯彻的。大会通过的《有关策略的提纲》说:“目前无可争议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正在放慢节奏。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在战争之后期望革命进攻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只要它不能立刻带来胜利,它就会继续向上螺旋式发展。”[33]另一份决议清楚地赞同了公开信的策略,[34]而列宁当着德国代表的面,以最严厉的语调谴责了进攻理论。[35]他的话和列维之前的观点如出一辙。

  然而,当讨论到三月行动本身时,大会的决定就显得格外无力。三月行动被描绘为一场防御斗争,德国党由于未能正确看待局面,而错误地把它转化为一场进攻。决议认为,斗争被“强加”在党的头上。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除了大胆投身斗争,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办法。同时,决议也呼吁党“向前一步”。决议没有一个词提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36]它的首要任务是让共产国际负责人在大会面前保持脸面,而且不去回答关键问题。

  在德国准备开展三月行动之时,进攻理论在俄国已经被推翻了。在三月中旬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上,当库恩和拉科西在柏林催促行动之时,俄国党内“折中派”阵营赢得了有关进攻理论的争论,投票通过新经济政策和与波兰达成和平。党内也首次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禁止派别的规定。这让苏俄代表团很难在之后的共产国际大会上保持诚实。俄国代表团在复杂的磋商之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保持沉默,从而在外国代表面前维持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团结一致的形象。就算心有余,他们俩在共产国际也无法为自己的事业辩护。他们的党内对手托洛茨基和列宁笼统地攻击了进攻理论,但同时小心谨慎地维持党内刚刚达成的团结。可是,只有让列维不再批评,才能掩盖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之前扮演的角色。这就需要在三月行动上做出妥协,部分是出于维护俄国党内的团结。

  大会批准了开除列维,尽管现在的根据是指控列维“破坏党的纪律”。同时,大会花费了很大力气阻止列维的支持者和他一起离开。有关破坏纪律的形式化说法是为了淡化列维的政治论点所引发的争论。过去数年来,德共和布尔什维克党出现过公开批评党的所谓错误。哪怕季诺维也夫自己也在1917年十月革命数天前犯下过这个“罪”,当时的局面要比1921年3月更为严峻。

  列宁第一百次强调,对党而言,比起公开承认错误,进行必要的学习过程,害怕被阶级敌人利用而在大众面前隐藏错误要糟糕得多。同样的思考让列维拒绝对三月行动保持沉默。他说:

  “有些共产党人把他们的错误挑出来,收藏在安静的小房间里。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人的错误和他们的成就一样,是无产者政治经验的一部分。这两者都不该隐藏在大众视线之外。如果共产党人犯错了,他们并不是为了党犯错误。哪怕党因此瓦解了——如果这是无产者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唯一方式——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党是为无产者而存在的,没有别的理由。[37]

  列维重新入党的尝试并没有得到真诚对待。大会没有允许他回归,但在幕后却做出了一些有关未来的含糊承诺——只要他后面不再公开批评三月行动。与此同时,共产党媒体开始——在德国党史首次——对列维发起恶毒的个人诽谤,从而让他的回归变得无望。在开除后数月内,列维一直在为回归党内做尝试。他最终在一年后的1922年年初放弃了努力。没过多久,心碎的列维决定回到社民党。[38]

  7.开除列维的长期后果

  共产国际三大的“列维事件”对共产国际和德共产生了一些重要的长期影响。

  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德共在派别斗争中不仅损失了最有天赋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失去了一整批经验丰富的老工会成员,严重削弱了党在接下来争取统一战线的行动中的发挥。无论如何看待列维后来的政治轨迹(这又是另一个广阔话题,费恩巴赫的书提供了一些信息),总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掩盖和诽谤对他产生的影响。

  “列维事件”还有着其他后果,它严重影响了后来的德共。德共党内重要的策略问题本可以在政治上健康地得到阐明,但共产国际三大的决定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德共的争论。尽管共产国际最后呼吁采用统一战线方法,概括了列维、蔡特金、拉狄克及他人在1920年德国开始采用的办法,有关执行委员会内部运作的合法性问题和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扮演角色的问题从来没有在德共得到公开讨论。[39]

  歪曲刻画三月行动的根源——“强加的防御斗争”的说辞——模糊了有关策略的一些关键点。当争论有关三月行动的教训时,德国党内各派别都援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来为自己辩护。然而,三月行动之前存在的分歧一直延续了下去。党不允许通过诚实的公开争论而从过去错误吸取教训,这在党内领导层内部也产生了难以确定的后果。在接下来两年半内,极左分子和统一战线支持者被人为地拼凑在领导层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将他们结合在了一起。

  这直接造成了“列维事件”第三个长期后果:俄国党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成为共产国际内部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最终因素。“列维事件”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在列维——曾被视为最有能力的“西方布尔什维克”——被开除后,俄国支配的执行委员会面对西欧政党领导人的相对力量开始显著增加。执行委员会成为未来所有政党争端中被广为接受的裁判。

  在1921年之前,“求助莫斯科”解决国内争端的习惯还基本不为人所知。但在后来却成为了常规操作。它大大削弱了各国领导人自行做出判断并行动的能力。哪怕是革命危机最为风云变幻期间也是如此。1923年夏天最为显著,当一场世界历史尺度的政治社会危机在德国发酵之时,德共领导人不断前往莫斯科,让执行委员会调停极左派和统一战线方法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意味着1924年之后,当斯大林主义的独裁在俄国开始崛起之时,德国党的领导人最终孤立无援。

  最后,共产国际三大对“列维事件”的处理保住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政治声望。两人都在数年后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化进程中扮演不光彩角色,他们为斯大林的崛起提供了关键支持(没过多久,两人就陷入万丈深渊)。

  然而,将所有长期后果都归结于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有意谋划是错误的。和某些人暗示的不同,德共后来堕落为俄罗斯斯大林主义独裁的顺从工具,这不能直接追溯到1921年的“列维事件”。[40]通往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在1921年显然还没铺上。过了几年,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领导层才会成为自觉的统治阶级。1921年,无论是苏俄还是资产阶级德国,它们的命运都没有被决定。但是,“列维事件”的后果显然缩小了德共在德国发展的选项,也缩小了共产国际作为整体的发展选项。

  大卫•费恩巴赫的书采用了许多资料来源。社会主义者借此可以对共产国际和魏玛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更深理解。阅读此书时,还应该结合当前对德共和共产国际的研究。[41]

  文章来源:《国际社会主义》第136期,2012年10月9日

  原文网址:http://isj.org.uk/germanys-lost-bolshevik-paul-levi-revisited/

  注释

  [1] 2012年夏天,Haymarket 出版了更为廉价的一个版本。

  [2] Cliff, 1985, 第30页。

  [3] Cliff, 1985, 第24页。

  [4] Cliff, 1985, 第29页。

  [5] Cliff, 1985, 第28页。

  [6] 这一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相关性。例如,埃及革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和伊斯兰改良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建立联系。

  [7] Cliff, 1985, 第132-134, 138-160页。

  [8] Broué, 1997.

  [9] 列维在德国改良工会中的统一战线策略。参见下文。

  [10] 保罗•列维对极左思想报以敌意,这值得理解。但是他的敌意最后演化为一种宗派主义,在他挺身而出反对“进攻理论”时削弱了他的立场。列宁向克拉拉•蔡特金抱怨过列维的专横:列维“完全负面的批评……没有展现出一点党内团结意识”——引用自Harman, 1997, 第217页。他不愿去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在职或失业工人会被吸引到疯狂的极左行动中。另一方面,列维的弱点也不意味着有关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谎言是正确的,说什么列维坦率地预料到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实践。

  [11] Broué, 2006, 第887页。议会权力意味着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感谢 John Rose, Phil Butland 和 Kate Davison 的思考及对本文的评论。

  [12] 费恩巴赫的版本包括列维晚期——尤其是1923年——的重要文章。那一年是德国革命进行最后尝试的一年,由于篇幅问题,本刊无法进行详细介绍。

  [13] 下文基于Angress, 1972, Harman, 1997, 和 Broué, 2006的叙述。也参见Riddell, 2011。

  [14] 尽管Harman, 1997 认为列维在原则上反对极左分子是正确的,但他仍将这一分裂视为一次策略失误。Marcel Bois和Florian Wilde最近总结道,尽管列维的方法值得商榷,但分裂最终是难以避免的-Bois and Wilde, 2007.

  [15] 在Sigrid Koch-Baumgarten, 1986, 及 Richard Löwenthal, 1960中是这样。尽管假设错误,但两个研究都包含有关这一冲突的珍贵资料来源。

  [16] 该词在1924年之后苏联的斯大林化过程中才被发明出来。

  [17] 需要注意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同话题的争议存在着不同派别。比如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更接近布哈林,不同意列宁的看法。而在国际视角上,托洛茨基又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布哈林。当时俄国党内的争议很复杂,就像这里的国际问题一样,很难清楚地做出划分。有关这些争议的详细描述参见Cliff, 1985, pp327-344, Carr, 1953, 和Harman, 1997

  [18] Broué, 2006, 第461页

  [19] Reisberg, 1971, 第91页; Koch-Baumgarten, 1986, 第78页。

  [20] Koch-Baumgarten, 1986, 第79-82页。

  [21] Lenin, 1965.

  [22] 1920年的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关共工党的问题已经产生冲突。但是俄国代表团避免了全面对抗。但是在1920年12月德共和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后,这一问题又变得尖锐。

  [23] Koch-Baumgarten, 1986, 第83页; Reisberg, 1971, 第91页。

  [24] Broué, 2006, 第479页。

  [25] Koch-Baumgarten, 1986, 第84页。

  [26] Angress, 1972, 第133页。 (引用自德语版)

  [27] “俄国同志既是国家政权,又是一个群众组织。作为国家政权,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去实行一些跟资产阶级有关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他们作为党的时候绝不会去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理论上考虑到这种危险:现在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党,或超越政党之上的联合组织,它仅受共产主义立场的影响,但假如共产国际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过于密切的话,共产国际就有可能卷入与资产阶级势力的外交博弈,这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国家机关,而不是作为一个党,所必须考虑的。”-Broué, 2006, 第456-457页。

  (本注释译文来自龚义哲《1917—1923年德国革命》译本,来源: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broue/1971book/22.htm)

  [28] 有关他的全面论述,参见他为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所写的“介绍”,收录于Fernbach, 2011, 第220-265页。列维在1922年看到,俄国工人政权的主要危险首先来自于农民,其次是获得优惠的商人和外国资本家。 他显然没有预见到俄国的后续发展。不过,他在1922年已经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哪个阶级将会决定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29] 更多详细叙述,参见Broué, 2006, Harman 1997, Koch-Baumgarten, 1986, 和Angress, 1972.

  [30] 列宁称,德国“数十万”工人在1921年3月正在进行英雄般的防御斗争。他的话基于误判。有关不同地区参与人数的估计,参见Koch-Baumgarten, 1986 .

  [31] Our Path: Against Putschism, in Fernbach, 2011, 第119-165页。 也参见What is the Crime? The March Action or Criticising it? ,第166-205页。 随后出版的Fernbach, 2011, 第166-205页

  [32] Broué, 2006, 第506页。

  [33] Hessel, 1983, 第203页。

  [34] Hessel, 1983, 第289页。

  [35] 他将其称为“一个荒唐的理论,让警察和每个反革命分子有机会将你描绘为先动手的人”-Broué, 2006, 第539页。

  [36] Hessel, 1983, 第290-291页。

  [37] Fernbach, 2011, 第205页。

  [38] 与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相反,列宁真诚希望列维回来,他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搁置公开争论。1922年,在列维发表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批评之后,列宁最终改变了主意。有关幕后的讨论,参见Zetkin, 1934.

  [39] 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例子是克拉拉•蔡特金。她同意列维的许多批评,但最后决定不公开攻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她留在了德共党内,后来成为共产国际内部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但总是在她的私人信件中,从不公开批评。

  [40] 这是Löwenthal (1960)和Koch-Baumgarten(1986)的核心论点。.

  [41] 进一步了解保罗•列维的话,强烈推荐阅读Broué, 2006. 在对总体进程进行概述之后,它巧妙地分析了列维的政策。Harman 1997的描述更加宽泛。

  参考著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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