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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牛:塘约道路——过了“小岗”是“南街”

丑牛 · 2017-06-04 · 来源:乌有之乡
“过了小岗是南街吗?不一定,要看一一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对“塘约道路“的争论和改变,不就是这样的吗?

  塘约道路一一过了“小岗”是“南街”

  丑牛

  去年12月10日《塘约道路》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很不寻常,“塘约道路”一下子成为网红。人们关心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回归。《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先生在研讨会上讲了一句很振奋人心的话:“农村土地集中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这句话,应该是针对“土地私有化”讲的;是针对土地流转到资本家、大地主手中讲的;是针对“资本十农户”讲的;是针对“大包干、包产到户”讲的。

  “塘约道路”就是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

  半个月后,12月26日,在韶山纪念毛主席诞辰123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我在讲话中把《塘约道路》的出版列为《难忘的2016》的一件历史大事,我为讲话擬了一个小题目:《塘约道路一一过了小岗是南街》。“小岗”和“南街”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几年前小岗人为摆脱“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进富裕门”的窘境,曾三访南街村,寻求富裕路,没有办成,而塘约村却办成了。在塘约村的后山坡上,竖起了四个大字——“穷则思变”。这四个字出之于毛主席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写道: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

  毛主席介绍的那个合作化,叫应举社,合作化建立了两年,就改变了穷困靣貌,塘约村也是如此。

  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样板,推行“大包干”,否定集体化,三十多年来,並没有实现邓小平的“两个飞跃”,却一直在“一年跨过温饱线,十年(后又一个十年,再一个十年)难进富裕门”里挣扎徘徊。相反,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明星村”。这样的明星村,有许多是走了一段小岗路,吃了大亏而回头走集体化道路的。

  让我们来省视一下,推行小岗道路三十多年来发生在农村、农业上的几起重大事件:

  一、李昌平上书谈“三农”

  在推行小岗道路十多年后,农村、农业、农民是个什么状况呢?一位当了十多年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说实话”一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信立刻印成了一本书,震憾了整个中国,它揭开了“一包就灵”的盖子。

  但一些改革家们,特别是制定和推行“大包干”的一些领导人,不仅不反思改革,却反把他们制造出的污泥濁水泼到“人民公社”身上。主管农村工作的杜润生老先生在李昌平这封信成书的序言里写道:

  “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它约束下解放出来”。

  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

  这位老先生到了晚年,人家问他这样提出问题,是什么主义,他竟回答说:“我不信什么主义,让农民吃饱饭就是我的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全不管了。出了“三农”问题他竟“王顾左右而言他”:说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把推行错误路线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二、小岗村重走集体路

  2004年,在“一年跨过温饱线,廾年难进富裕门”的小岗村,组成了一个十五人的代表团(包括当年按手印主张单干的人),由村党委书记沈浩带领,两年三访南街村,寻求富裕路,最后决定:将承包地交给集体经营,新华社把小岗人的这一选择,进行了突出报道。新华社办的《每日电讯报》的通栏大标题是:

  “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上面的副标题是:

  “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羊,再探发展新路”

  小岗人的这一选择,立即引起主管农村农业工作领导者的追究,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农业研究的专家党国英出面阻挡和指责。党国英先生说:“小岗人选择南街道路是犯了迷糊,南街这种方式再加上盲目的指令性计划,可能要发生人为的饥荒”。今天读来,到底是党国英专家犯了迷糊,还是小岗人犯了迷糊呢?南街人一直往建立共产主义社区前进,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福利政策,也就是从一生下来,上托儿儿所、幼儿园、上小学、中字、大学、就业、结婚、住房、医疗、退休、养老、安葬都由集体包下来。即或在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能做到么?南街连“大饥荒”的影儿也没有。

  党国英先生们,讲了这些胡言乱语还不甘心,两年后,联合南方报系和境外媒体,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与他们素不搭杠的南街村,进行了一次大“围剿”。电台、电视、日报、周刊、新闻发布会……等,万炮齐轰,一定要消灭这个建立共产主义社区的“眼中钉”。说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是假的,是股份制。南街党委一班人都是大股东,他们都是剝削者。

  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媒体集团对远在千里外的建立共产主义社区的村子,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其目的是什么?一直到今天,当地党组织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共产党的媒体攻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村子,这不是共产党打共产党么!“特色”特到这一步,怪哉!特哉!

  自信的南街人,一笑置之,却苦了小岗人,特别从省里派来的书记沈浩,真可谓是进退维谷,最终醉死在招商引资的酒席上,留下了一块“永远忠诚”的墓碑。

  三、乌坎“暴动”,推翻“两委”。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打土豪”。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国各地频繁出现保卫土地的抗争。2012年,乌坎事件爆发,两万多村民高举着“还我土地”的旗帜,撵走了“两委”(村委、村党委),“占领”了村庄,自选了“两委”,夺回了土地。接连农民为保卫土地和官僚资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事件越来越频发。陕西靖边县西沟村400多失地农民,组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队,重新丈量土地,分给农民。领导"打土豪"的工作队长说:"我们是逼上梁山,我们现在是重走习仲勋的路,革土豪劣绅的命(按:当年红军到达陕北,习仲勋曾在靖边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而在河南的邓州市,竞发生了一件奇怪事,三个农妇“建立”了邓州市政府,给农民发放土地证。群众明知这是一场戏,但仍然有几千人上“市政府”领土地证。云南晋宁几个村庄的农民,在省政协官员的支持下,组识起来,在村子里插满了国旗和党旗,与来犯的强占他们土地的准武装队伍,展开了一场大血拼。

  四、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坚持农业集体化的明星村,重新登上了主流媒体,党、政官员纷纷参观、调研“红区”。南街,又红火起来。

  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视察小岗村;

  从改革开放次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从不踏进南街的土地。

  但近几年来,南街却悄悄地活跃起来,让人注目的是,河南漯河市,把农村基础干部培训班办到南街村,南街村委大院旁,掛起了“干部培训学院”的牌子。“中国大包干第一村”引领中国农村改革三十余年,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学院”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学的。《塘约道路》发表后,来南街的党政官员更多、更频繁了。5月18日,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党委一行8人,访问了南街,接着5月23日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率团来南街调研。

  对宋亚平这个名字,我是有些记忆的,把笔记一查,原来是2009年,我到咸宁学院办讲座时,听到附近赤壁市有一个双丘村,发展集体经济两年就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就带领三十多位同学一起到双丘参观、学习。村总支书送了我一份文件,是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办的《决策参考》(第五十五期)。全期登的是一篇调查报告,是对双丘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建成了美丽新农村的经验总结。报告的牵头人就是宋亚平,后来,他调到省社科院当院长,仍然多次讲双丘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他常讲的一句话是:“紧紧牵住发展集体经济这个牛鼻子“。这次我读了他在南街调研时的讲话:

  南街人的路越走越宽,日子越过越好,祝願率先建成共产主义社区“。

  我相信在老一辈的党政干部中,拥护集体经济的人会越来越多。俞正声同志在湖北主政时,树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榜样,全是搞集体经济的,有一次,他连续组织从中央到县各级书记去发展集体经济的典范“官桥八组”参观,在座谈会上,只有中央书记说:“官桥八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典型“,大家都不作声了。官桥八组的书记,只好在背后嘀咕。

  我相信:是“小岗”还是“南街”?终将摆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历史不会永远被人糊弄。

  近几年来,探索重走集体化道路已经成风,逐渐蔓延到主流媒体,影响到体制内的官员。《塘约道路》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塘约道路》会不会遭到当年小岗人三访南街村那样的挫折呢?不大可能,形也、势也。但改变"塘约道路”的方向,模糊集体化、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已露出了苗头。

  安徽省是最先对《塘约道路》作出回应的,省委组织部一下购买了两万册,发给党组织书记阅读。随书附上“给全省党组织书记的信”中有一些话,耐人寻味,现摘录两段:

  “安徽省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敢为人先的小岗村“红手印”开啓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宏大序幕”

  “新形势新任务呼唤新的改革创新,新思想新观念引领新的伟大实践,《塘约道路》一书生动介绍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变迁。……希望大家认真阅读,並从中获得一些启迪和思考,不断拓展抓党建促脱贫,建设美丽乡村的视野,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难怪一些媒体在转载这封信时,加了一个引题:

  “传达的信息令人深思”

  5月18日,《贵州日报》登载了贵州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写的《“塘约经验”调研报告》这应该算做贵州省委对《塘约道路》的结论。

  调研报告的题目就把“塘约道路”的“道路”二字改成了“经验”。不承认塘约村的改革是"道路”问题。这同塘约村党委书记左文学讲的就不一样了;和《塘约道路》一书的作者写的就不一样了;“塘约经验”和“塘约道路”的内含也就不一样了。报告说:

  “塘约经验的核心要义是改革创新,艰苦创业,关键在于抓住了农村改革这个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个好的基层组织。”

  “塘约经验的基本要义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狠抓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二是狠抓农业经营这个基础性改革;三是狠抓乡村治理这个保障性改革”。

  贵州省委政研室的这个报告,是为左文学和王厷甲的《塘约道路》正名,取消了“政社合一”走集体化道路的实质。

  前几天,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到塘约调研,他是中组部原部务员,中国保监会党委的原纪检书记赵杰兵。他对“塘约道路”是赞扬的,但如何看待“塘约道路”有他的看法,在访问记中他讲了一段话:

  "现在出现了多种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形态,有能人创业成长起来的大型私营企业,有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有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各式各样的农协组织等,基本上是资本牵头在组织农民生产经营。塘约是党组织主导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社,靠什么来组织农民,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塘约道路也会有质疑的声音,对此,我们要经得起质疑,容得下批评。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法规中调整幅度最大的是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有些调整是根本性的,现在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就决定了给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合法地位(甚至是一定的牽头地位)……那么,怎样对待靠资本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组织呢?用东风压倒西风的方法行吗?肯定是不行的,只能在市场经济规则下平等竞争”。

  “市场经济规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等竞争的规则吗?土地流转到资本家、大地主手中是平等竞争中实现的吗?在访问记中,赵老对左文学讲的一句深情感人的话:“要守住共产党分给你们的土地”,许多地方农民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分给的这片土地,是“和平竞争”的结果吗?最根本的一点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靠的是市场经济规则,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这才是“有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应该做的事

  三年前,主流媒体开始报道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回归,我写了一篇网文一一《过了小岗是南街》,该文结尾的一句话就是赵杰兵老同志所反对的,那句话是:

  “过了小岗是南街吗?不一定,要看一一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对“塘约道路“的争论和改变,不就是这样的吗?因此把该篇附在本文后,作为本文论述的补充。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7年6月4日

  附文:过了小岗是南街

  前几天,新华社发了《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庄》的报道,一时引起社会广泛的猜测:这时候报道人民公社有何意义?

  也就在前不久,《楚天都市报》上发了一个预告:本报将与官桥八组合办《官桥读本》专刊,每月一期。官桥八组是嘉鱼县农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五十多户人家,有何能耐,敢和列入世界五百强的报业集团合办刊物。这真是破天荒的事。你可别小看了这小山村,它现在对外的称呼可牛,叫“田野集团”。这田野集团可不是吹的,它拥有几十亿的资产,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博士后基地,办了一个科技产业园,还向武汉市投资,办了一所“东湖大学”。你说这牛不牛?这牛气是如何冲天的,官桥人都说,是集体经济,人民公社体制。

  也在最近,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一次“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人民公社化运动”自然成为议论的中心,人民公社体制下“饿死三千万”的话题,成为争论的聚焦点。正、反双方同聚一堂,面对面地唇枪舌剑,这还是第一次。争议的结果,揭穿了“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大谎言。射向人民公社的一支大毒箭,正式拔除。有几位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来我家做客。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开端,泼向人民公社的污泥浊水,将一一被清洗。

  对人民公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是与“大包干”的推出,相伴而行。“大包干”所遇到的挫折越大,对人民公社的期盼也就越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实行“大包干”的起源村——小岗村,在2004年-2005年间三访建设共产主义社区的南街村。因为小岗村推行大包干的结果是:“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越富裕坎”,而南街人早就过上了“从摇篮到坟墓”都由集体承担的政策,人人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年来南街参观“共产主义”新村的中外游客几十万,闻名海内外。

  这一历史事件,在新华社的《每日电讯报》上登了一版,通栏的大标题:

  《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为了提醒读者,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编者加上了一道眉题:

  《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羊”,再提发展新路》

  很显然,这一“新路”,正是告别“大包干”之路,再走人民公社之路。

  这惹起了一些上层官员的恼怒,由中国科学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党国英先生出面,大骂小岗人是“犯了迷糊”,警告他们走集体化道路是要饿死人的,引导他们只有美式家庭农场才是唯一的出路。

  为了消灭邪恶的共产主义社区南街村,2008年由南方报系联合港台媒体对他们素不搭杠的远在千里外的中原小村,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对南街万炮齐轰,说南街村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南街党委的一班人就是大老板。在内地,这样铺天盖地地舆论攻击任何官员明星大腕是受不了的,可南街人一笑置之。有位在武汉搞营销的南街人对我说:“尽管狗在叫,骆驼队却继续前进。”偌大的南方报系,赫赫有名的凤凰卫视,在一个小村面前讨了一个大没趣。

  从那以后,旁敲侧击宣传人民公社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上频频出现。去年春节,《楚天都市报》连续登出了“十大明星村怎样过春节”。这十大明星村,除小岗村是因为“大包干天下第一村”出名外,有八个村是以发展集体经济而出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八大村的春节都过得红红火火,唯独“天下第一”的小岗村,仍然是“没有越过富裕坎”。这小岗村是几份中央一号文件推崇的,而人民公社体制一直是被批判的。

  我就写了一篇网文——《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号文件抵不住人民公社好》。写这篇文章时,我就提心吊胆,拟了这样一个题目,更让我心惊胆战,划了又写,写了又划。最后把心一横,这是事实,历史的事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果然,网文发表后,一位宣传战线的老友就“登门拜访”。他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公社饿死人,大包干让人吃饱饭,你能颠倒吗?”我说,不是我颠倒,是历史在颠倒,你怎么解释“天下第一”的小岗村,为何三访南街村呢?

  我们就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展开了辩论。

  三十年来发了十五份中央一号文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未,发出的一号文件是推行和巩固“大包干”的,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在最初,“大包干”几乎是一统天下,但随即就出现了坚持或恢复集体经济的村子。全国大约有7000多,这当然是极少数,但这个极少数却出类拔萃地大发展,这个大多数却裹足徘徊。到世纪未,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一下,把“一包就灵”的盖子揭开了。“三农”这个词就流传开来,党也接受了这个现实,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这期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七千个占极少数的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却高歌猛进,大多进入富裕的行列。

  为解决“三农”问题,到新世纪初,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就转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构建呢?它解决“三农”问题么?世界顶尖级的农业经济学家,后来当了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先生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他说,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从加强基础设施入手。如是,各地就搞村容村貌,绿化,香化,美化,道路硬化,房屋徽化,垃圾分类化,厕所公共化,牛栏猪圈集中化,国家还拔了专款,给每个村盖了一座标准的办公楼。这好的事,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多数的人掏不出钱来,有钱的却不愿出钱办公益的事。一户一户搞生产,建公共厕所是卫生,但我家的菜地的肥料从哪里来?猪圈集中也卫生,我家喂猪每趟跑半里路,晚上还提心吊胆怕人偷。村民不积极,只好公家办。可公家荷包里也没钱,怎么办?砌一道花围墙遮丑吧。

  在集体经济的村庄,新农村早就办好了,洪湖市郊区的洪林村,盖起了一座纺织城,建起了比市区还宽阔的大道,修起了古色古香的度假村……。有些大干部来洪湖视察,就安排到清静、雅致的度假村休息,市里一些机关开会,都想借洪林村的村民俱乐部的小礼堂——这里安静,舒适,多功能。全国人大代表,洪林村的党委书记叶昌保,在全国人大会上,就新农村建设,讲过一句简单扼要的话:你村长手里没掌握本钱,村民又各顾各,怎么建设新农村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磨磨蹭蹭了十来年,改变不了凋蔽的农村,改变不了农民家庭的空心化,也改变不了环境的恶化。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中央一号文件就转到“着力构建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济体系”上来,这就表明“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三十年不动摇,永远不动摇”的许诺要动摇了。土地要集中,土地要流转的话语,在中央文件里,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到了近年,城镇化,作为改革开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来了。

  谁来主导城镇化?土地怎样流转?一时,引来了一片大混乱,官僚、资本张开了血盆大口,对农民土地的大掠夺,农民进行了大抗争。广东乌坎村两万农民行动起来,撵走了村两委,喊出的口号就是“还我土地”;邓州市三农民(其中有两位农妇)“废除”了市政府,“自组”新“政府”,就是为了捍卫农民的土地权益。

  再来看看那些实现集体经济的村庄,那里的农业早就集约化了,规模化了,机械化了,那里的农村,早就城镇化了,现代化了。不存在土地流转的困扰,不存在官僚、资本的“圈地”,更不会有农民的大规模抗争。

  为什么我们一切要以资本来主导?

  为什么农民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行吗?

  组织起来,建设起自己的美好家园,不行吗?

  周家庄、华西、南街、刘庄、洪林、官桥八组……都摆在那里,看不见吗?摸不着吗?

  一定要资本主义来“挽救”社会主义吗?

  三十多年来,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是扬小岗,抑南街的。

  历届中央领导人在任上时都曾到小岗去视察,鼓劲。

  历届中央领导人在任上时都不曾去南街走一走,看一看。

  仅有一次难得的机遇:

  那是1998年6月5日,总书记在离南街不远的新密县视察,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和精神文明座谈会”,召南街的党委书记向总书记汇报十分钟。王宏斌趁此难得机会,向总书记讲了当时全党进行的“三讲”学习。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我们认为,要讲好政治,必须给讲政治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个经济环境不纯粹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问题。私营企业它就无法讲政治,它讲政治员工们接受不了,因为它讲咱共产党的政治,对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个经济结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在私有制企业它就讲不了政治,也讲不成政治,它只有讲资产阶级的政治,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资产阶级政治,只讲无产阶级政治,必须发展公有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你讲共产党的政治那是讲不通的,群众是接受不了的。

  这段话肯定不合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它却合乎一个原理: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有人为什么不喜欢人民公社却喜欢大包干?

  有人为什么不喜欢南街却喜欢小岗?

  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号文件(今年又多了一份)抵不上人民公社好,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人们不会都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过了小岗是南街吗?不一定,要看——

  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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