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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苏联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解体的

赵皓阳 · 2018-07-05 · 来源: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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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一)斯大林:失败的改革

  我们教科书上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斯大林模式”——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斯大林模式这说白了是一个“续长命”和“续短命”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当时苏联内忧外患情况下的最佳选择,然而它的弊端、矛盾肯定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慢慢积攒和释放的。如果说斯大林模式要为半个世纪后的苏联解体负责,那苏联后几位领导人都是干什么吃的?斯大林为苏联做的最后一点贡献恐怕就是,他把之后所有问题的黑锅都背了,苏联什么问题、乃至最后的悲剧都可以用“斯大林模式的问题”来解释,以至于后面苏联的领导人都要靠批判他一番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所以毛主席就服一个斯大林,后面的苏联领导人都不入他老人家法眼。

  客观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文明、一个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随着客观现实相应地变化,那它注定要被历史所抛弃。然而这个变化,太难了,大如日不落帝国、强如红色苏维埃,都没能跟上客观现实变化的脚步,进而被历史所抛弃。变化难,这也算是客观规律的一种,优胜略汰、不断进化的大自然法则。

  斯大林模式的功过是非无论是教科书还是专家学者,已经讨论的够多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件非常关键的事件,这直接影响到了苏联未来的国运——斯大林的民主化改革。你没有看错,就是这个名词,民主改革。

  大清洗这个事情斯大林是没得洗的,作为最主要领导人,他必须要对大清洗扩大化,以及其中的种种冤案负第一责任。不过大清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运动,仔细理清其中的门路,对于我们理解苏联政治体制变革有很大的帮助。

  大清洗的失控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斯大林的民主改革。斯大林一方面借大清洗清楚党内异己,搞集权,一方面想把党内那些老油条清理光了之后建立一个健康的、可以长久化的体制。斯大林的民主改革包括很多内容,比如宪法改革,比如党内选举制度革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跟后来苏联解体息息相关的改革,是在地方党委层面搞不记名的差额选举——同时候选人不仅可以从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产生,而且可以根据居住地、归属关系(如宗教团体)或工作单位从其他公民团体中产生。

  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党委不记名差额选举”,这是革了地方督抚、封建诸侯的命。苏联无论怎样说,也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直接跳到社会主义,地方封建势力很那以根除。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之前,依然有76%的苏联普通人民支持保留联盟,但以叶利钦为首的几大加盟共和国首脑不同意,苏联最终还是解体了。可以说,苏联死就死在地方这些王爷、诸侯、督抚手上了。而这根源,就在于斯大林的民主改革没有完成;等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全面否定斯大林一切,向党内权贵投降,分封诸侯;再到了勃列日涅夫,就开始全面的封建化了,直接承认地方书记的世袭权力;至于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病急乱投医了。这些我们再后面都要仔细分析。

  继续说斯大林的民主改革和大清洗的高潮,朱可夫在其著作《一个不同的斯大林》(In·y Stalin)中这样写道:“苏维埃社会、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当然早已众所周知。人们至今仍然没有理解的是,‘三驾马车’的设立和大量处决和驱逐指标都源自第一书记们而非斯大林的坚持。”朱可夫指出,差额选举的威胁是“叶若夫时期”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到,大清洗的扩大化,跟地方诸侯意图借大清洗扫除未来差额选举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当年“四万亿”的事情,总理说要刺激经济,中央放出四万亿去,结果地方督抚纷纷鼓噪,光湖北一个省就放出了八万亿,是中央的两倍,这里面都有既得利益在其中。其实真要只是四万亿,中国这么大经济体量是一个很容易消化、也能起到刺激作用的体量,但是地方的这个数量那就是几何倍增长的天文数字了,中国多少个省、多少个市,这个泡沫一下就起来了,一直消化到我们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影响。

  苏联也一样,不要把政治想的太简单、太天真,皇帝都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何况总书记。朱可夫就认为,斯大林默认了地方诸侯在大清洗的扩大化行为,很可能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民主改革:我让你们在可能的任内把竞争对手都杀光,保证你们的特权,但是你们要支持我建立一个新制度,一个能让苏维埃千秋万代的健康制度。大清洗到了高峰的时候叶若夫还在暗中收集斯大林的罪证,准备把他也抓起来。朱可夫在书中写到:

  如果斯大林当初拒绝了第一书记们不寻常的“三驾马车”权力要求,斯大林就很可能落选,并且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和处决。……(如果不向党内权贵势力让步)今天斯大林可能被列入1937年镇压的受害者之一,“纪念馆”和雅科夫列夫的委员会就会早已在为他的平反请愿。

  朱可夫这一本《一个不同的斯大林》本来在赫鲁晓夫时期是当做斯大林的黑材料的,写的目的也有一部分是如此,里面有他各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事例。结果今天因为斯大林太黑了,这本书读起来就跟洗白一样,就让人觉得哎呀斯大林真是不容易啊,哎呀他这么做真是对的啊。

  上面那几段的逻辑是这样的,斯大林虽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布尔什维克党是民主集中制,党员可以选掉斯大林。斯大林想推动民主,搞差额选举和无记名选举,结果被地方书记强烈抵制,叶若夫甚至想把斯大林也给“清洗”了——颇有点当年文革工作组先下手为强的感觉。权力博弈结果就是放任地区书记搞大清洗,先行干掉有威胁的人选,这就是叶若夫时期做的一大票冤案。1938年底叶若夫下台,贝利亚拨乱反正,重新调查冤假错案。这个很有意思,前期叶若夫等地方诸侯搞冤案,杀了很多人,然后贝利亚拨乱反正,把那些搞冤案的人杀了不少——虽然这算伸张正义,但是整体人数都算到大清洗里面了,所以大清洗最后的结果让我们一看非常惊人,但是这里面其实是可以细分原因的。十年嗡嗡嗡时候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同理。

  在贝利亚的领导下,造成成千人被处决和驱逐的许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第一书记们自身受到了审判并且常常被处决,原因是他们曾经处决无辜的人,并使用酷刑对付被捕者。对有些曾使用酷刑的警察的审讯笔录已经公开。许多被定罪、监禁、驱逐或送入集中营的人获得释放。

  但是,民主改革还是失败了,因为党内的反对力量的确强大:

  全会之后,第一书记们上演了一场实质性的叛乱。斯大林和政治局先后发出信息,再次强调有必要进行无记名党的选举、反对补选而非选举、并且有必要普遍推行党内民主。第一书记们无视全会决议,仍然一意孤行。(朱可夫,《一个不同的斯大林》)

  而且最关键的是,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德日法西斯的威胁突然临近(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7月关东军进攻哈桑湖,1939年诺门罕),斯大林不得不放弃民主改革,争取党内团结一致对外。

  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似乎放弃了他对于民主改革的努力,我们只能理解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真的累了、倦了,即便是“钢铁”也有被熔化的一天。根据俄罗斯传记作者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的记载:

  斯大林似乎已经忽略了他作为党主席的角色。中央委员会全会变得很稀少。在1939年至1952年的十三年间没有召开党代会。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作为部长会议(原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签署了党的政府联合决定,让其他党书记日丹诺夫或马林科夫代表党签字。

  这一隐患,也就此埋下。

(二)赫鲁晓夫:灭亡之始

  关于赫鲁晓夫,实在是没啥好说的。赫鲁晓夫,他就是个棒槌。

  你说他干什么吃的,他真的除了吃什么都不会。我们都知道赫鲁晓夫种玉米的典故,他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在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但是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而苏联很多地区是极北苦寒之地,日照量不够,大范围的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我们只用举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措施有多荒谬、多欠考虑,一斑可窥全豹。

  赫鲁晓夫跟川普挺像的,他们一上台就把帝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都打倒了。像美国普世价值、世界灯塔、兼容并包、大熔炉、美国梦,这些价值观可是说了一百多年了,川普上台之后三下五除二全都掐死了,整个美国社会就处在一种懵逼态,看最近这不可劲儿的乱么。赫鲁晓夫也是,共产主义,不管怎么说那都是站在价值观高地的,为了否定斯大林,把之前的一切成功经验、价值观优势,全都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跟着懵逼了。

  赫鲁晓夫为了自己的权力,彻底否定斯大林,其实也不算什么罪大恶极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没能建立起新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来,除了批判把之前的东西都毁了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个棒槌。斯大林在任几十年,一只手打压党内权贵,一只手打压地方诸侯,虽然是靠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来实现的,但是确实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斯大林想搞民主化改革这种千年大计,但是因为党内反对势力太大失败了,而赫鲁晓夫直接向党内权贵投降——因为他势力跟斯大林没得比,必须要靠权贵的支持才能维系地位。我们上面说过,朱可夫回忆录里记载了一次会议,斯大林的差额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改革遭到了联合抵制:“全会之后,第一书记们上演了一场实质性的叛乱……第一书记们无视全会决议,仍然一意孤行”。而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公然否认举行过这样的会议:

  无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主要由党的第一书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似乎很可能再次拒绝了斯大林领导层从根本上转变苏维埃体制的计划。在他的“秘密讲话”中,赫鲁晓夫完全否认召开过这种全会!由于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必然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所以这个谎言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向他们默示,这种威胁他们权力的危险举动现在已经被正式“掩埋”。(《斯大林与民主改革》格罗弗·福尔)

  这个可怕之处不是赫鲁晓夫说了谎,反正他扯的瞎话也不多这一两个,最可怕的在于他讲话时在场的第一书记们纷纷默认,就当这个会没有开过,这真是现代社会的“指鹿为马”。

  赫鲁晓夫派将斯大林解释为权欲熏心的独裁者和列宁遗志的背叛者,这是为了满足20世纪50年代共党权贵阶层(n·menklatura)的需求。但是这种解释与源自冷战的关于斯大林的权威论述表现出密切的相似之处,并且有着很多共同的假定。这正好符合资本主义精英的愿望,因为他们希望证明,共产主义斗争或者事实上任何为工人阶级权力所做的斗争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恐怖。(《斯大林与民主改革》格罗弗·福尔)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像极了曹操和曹丕,我曹丞相戎马一生,唯才是举,打压士族,提拔寒门,虽然背上了一世的骂名,但也是“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到了曹丕直接搞九品中正制,向士族阶级全面妥协,曹魏争取也丧失了核心竞争力,被真正的士族司马家(叶利钦)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自赫鲁晓夫之后,苏共党内权贵化和地方封建化的两大趋势无法遏制,最终苏联也就死在了这上面。

  所以说,知道为什么老人家不鸟赫鲁晓夫了吧,明眼人看得出来谁是真有本事的,谁是棒槌。所以赫鲁晓夫从来就成了老人家口中的反面形象,诸如“我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之类的流行语深入人心。

(三)勃列日涅夫:封建化的高速列车

  我们上回书说到,随着赫鲁晓夫向党内权贵阶级全面投降,苏共党内权贵化、地方封建化的两大趋势不可逆转,而这是造成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在沿用上篇中曹操、曹丕、司马懿的比喻:曹操靠强权压制士族,搞寒门法家政体,杀孔融、杀杨修、杀崔琰,大批不安分的士族都成了他刀下亡魂,但客观上保证了曹魏政权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北方地区的稳定;而曹丕接班后一方面没有曹操的魄力和手腕,另一方面他有在政治上有求于士族——代汉自立,所以颁布九品中正制,像士族阶级全面投降;然而士族阶级并不需要曹魏政权这样一个“代理人”式的角色,士族阶级直接掌权,也就是司马家取代曹家,只是题中之意。

  赫鲁晓夫就是曹丕,他担任总书记,面对着众多比他资历高、能力强的党内老臣,他又没有斯大林一样的政治手腕,只能依靠党内权贵们的支持,就像曹丕需要士族阶级的支持才能代汉自立一样。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政治改革方向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下放。一方面是他无法掌控党内各利益集团和地方诸侯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讨好、安抚各路权贵的主观意图。我们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总喜欢拿一些杂七杂八的花边政策说事情,而我认为,“权力下放”才是其影响最深远的变化,虽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权力下放”导致苏联党内特权阶级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这些权贵们从斯大林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我们总说苏联的官僚化趋势是从斯大林开始的,理由是斯大林时期官员们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什么住房啊、汽车啊、饮食啊、医疗啊这些特权不公平算不公平,但确实不是个事,然而既得利益者转变为了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要了苏联亲命的变化。

  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走向群体化,形成的深刻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团体。俄国学者在复盘这一段的历史时就认为,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贪污贿赂的转折点”:“在赫鲁晓夫‘伟大的时间’改革的末期,已经产生了许多利用政权杠杆的利益小集团。在党政机关形成了‘部长院外活动集团’,他们被称为企业的‘后推机(铁路上用的机器)’,这些后推机在各部之间进行艰苦的活动,为给本部门、地区、企业注入资金、降低指标而努力。这主要是赫鲁晓夫下放权力,并且这些权力不受监督造成的”(安·康·索利洛夫,《苏联史纲(下)》)。士族阶级全面成型之后,已经不需要赫鲁晓夫这个曹丕了,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从此被迫淡出政坛至1971年逝世。苏联和苏共党内也开始乘上了贵族化、封建化的高速列车。

  史学界普遍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点没改。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还算说得过去,社会比较稳定,再加上一个美国出了各种问题,所以衬托的苏联还不错。但其实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改,矛盾才开始逐渐积累、激化,最终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还是我说的那句,要说斯大林体制要为苏联解体背锅,那斯大林后面几任领导人都是干什么吃的?真的除了吃什么都没干。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马上撕掉了士族代理人赫鲁晓夫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确立了领导职位终身制;然后开始分封诸侯——从1965年至1982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人世,全联盟各部和兼共和国的各部增加了5倍多,达160个。机关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官员增多,这个时期苏联有“干部” 1800万,其中1150万为下层干部。按全国职工的人数平均,每6——7个职工有一位顶头上司。据测算,苏联每年仅供养这些官员,国家要拨出10%的预算。

  同时全力继续下放,除却保证各大区书记的绝对话语权外(斯大林时期确立的“三驾马车”的分权原则,现在可以一个领导人担任),更间接确立了地方诸侯的“世袭”权力——干部在指定其接班人的问题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都开始明目张胆的搞世袭了,这要不是封建化,那什么是封建化。其实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的问题,只需要看我们六七十年代对于“苏修”的批判就很全面了。所谓苏修苏修,大家都熟悉这个词,但是“修”的是哪里绝大多数人都回答不上来,其实就两点,对内的官僚贵族话,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对外搞帝国主义扩张,压迫第三世界。

  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斯大林靠的什么压下中央权贵和地方诸侯的呢?靠的是搞集权和大清洗。你就把斯大林想象成朱元璋就成,朱元璋杀了几万人,杀出来一个太平盛世。朱棣时期即便经历了靖难之役这样全国大规模的战争,依然国力不损,迁都、修大典、征漠北、下南洋一样都没耽误。那时候严刑峻法对的是特权阶级,贪污就剥皮实草,老百姓拿着《大诰》就可以扭送官员进京。事实证明,只有特权阶级的狗绳子栓的紧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才能发展。

  但是,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式的反腐,都是非可持续的,同时也是违背人们内心美好愿望的。一方面强烈依靠于领袖强权,另一方面在其中掺杂着大量冤假错案于一刀切。在特殊时期这样的极端政策确实能够立竿见影也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但是,它们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既然大清洗和剥皮实草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也不应该长久的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一个列宁都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的问题:先锋队的腐化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上篇中说到了,列宁在回答“怎样造反”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的方法论是“先锋队”,但是如果先锋队出现腐化,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和剥削阶级呢?这个问题列宁不是没有意识到,在苏联建国之初他就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但是列宁把先锋队官僚化、贵族化问题归咎于是沙俄封建时代的遗留,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造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先锋队的自我净化终究会解决的。

  但是毛泽东的看法与列宁的截然相反。他做了什么事、为此建立了什么理论体系,是我在《生而贫穷》倒数第二章、第三章中讲过的事情,这里不再赘述。

(四)戈尔巴乔夫:权贵窃国

  现在对于苏联解体的普遍观点都过于表面化,简单的把其归咎于苏共高层的腐化,进而把锅甩给“斯大林体系”,其实是过于表面化了。还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官员干部们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开点好的,没什么大毛病,你可以说这个不合理、要改革,但是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什么,是封建化、利益集团化之后的官僚集团整体水平的大滑坡,并作用于苏联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社会、民心的全面失控。

  这个参考我两篇文章就好《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二)——东晋门阀政治》,那些执政的士族集团,往往在第一代第二代中有很多杰出人物,为家族开创事业确立地位,但是三四代之后,士族集团就普遍的“智障化”,别说处理政务了,日常养尊处优的他们就连骑马走路的基本操作都达不到,侯景之乱的时候就因为走路累死的士族就茫茫多。

  苏联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因为裙带关系获得地位,普遍存在“德不配位”的现象;另一方面因为其地位非常安全(终身制),不需要做出什么绩效和成就依然能安稳的保证特权。最要命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依赖于行政命令,发命令的都是这样一群人,经济不出问题才怪。经济出了问题是人民群众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人民的不满给了地方诸侯纷纷借势鼓噪的机会,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投机分子趁机掀翻了天,以满足自己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苏联最终死也就死在了这上面。“权贵腐朽——计划经济失灵——人民不满——地方诸侯分家”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内在逻辑。

  苏联的官僚阶层除了享有大量的带有封建性的特权外,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了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就把苏共的权贵集团想象成明末的东林党就行,东林党是一个极特殊的政治团体,在朝为官,在野为士绅(说白了就是大地主),要命的是,这个团体位于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在明朝末年基本垄断了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现在一些明史学者认为,明朝确实有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个萌芽被谁扼杀了呢,被官商经济扼杀了。在明朝做生意非常困难,需要有政府开具的特殊证明,那这个证明给谁呢,还不是跟政府关系好的人么;更不要说盐、铁、茶这些本身就是政府高度垄断的行业了。所以明末东南沿海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都是那些官员的亲戚、同乡。当经济行为成为了一种特权,就不要指望经济活力和发展了,更不要提其中首先要满足官僚阶层的利益了。所以说为什么明末东南沿海的税收不上来,因为在朝为官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崇祯都穷的当裤子了也加不了商税,只能向中原、西北这些穷地方加农业税,加来加去,加出来一个张献忠和李自成。所谓权贵误国,概莫如是。

  这里需要简单谈一谈计划经济,这是苏联权贵集团的腐朽直接导致最后解体的关键一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能够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从而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真正可以达到将生产力最大限度发挥的状态——而计划经济,就是马恩认为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途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两方面固有矛盾引发的,一方面需求不足、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无计划的盲目生产,那么解决方法就要从这两点入手。马克思认为,在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切生产资料应当归全社会所有,每一位劳动者都平等地享有生产资料,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同时,这也使计划经济就变为了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人们对社会生产有计划地自觉地调节,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盲目的运行,恩格斯指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原则分布于全社会。”马恩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生产直接由社会需要来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替代。这样,计划的方式就直接取代了商品和货币,成为了调节生产要素的方式,此时,商品经济消亡,人类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上计划经济基本已经销声匿迹,如果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力还是没发展到那个程度。苏联解体之后,西方马克思学者纷纷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计划经济还是好的,只是苏联用得出了问题,斯大林的那一套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命令经济”“官僚经济”。比如西马学者批评苏联计划经济是“外行领导内行”(我没有在黑中国足球),好多领导根本不懂经济,但是命令缺是他们下的,必须服从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懂经济的比如大学教授们,又没有这种行政地位。

  计划经济高度依赖于行政命令,而颁布行政命令官僚们要么是棒槌,要么就要满足一己私欲,那苏联还有啥玩的呢。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力和强调物质刺激的改革,刺激了领导干部的贪欲,也提供了其谋私的空间;勃列日涅夫时期,国有经济与权贵集团的捆绑已经密不可分;等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权贵们就开始酝酿着如何分家来侵吞这一块块国有资产的肥肉了。

  对于经济不景气,人民不满归不满,也不会有强烈的意愿推翻现有政权。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遭遇的滞涨、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其破坏的深度与广度都要比苏联的经济问题更严重。苏联解体从根上讲就是权贵们想分家了。解体前的民调显示,苏联人民有76%的比例支持保留苏联,但是地方诸侯还是决意分家。为什么,因为分了家就有利益。我一些在美国留学的朋友,经常跟我说他们同学中有一些省部级高官的子女、X二代X三代们,经常发表极端反华言论,比国内的公知、喷子们还极端。我说你要这样理解,人家是真知道自己屁股坐在哪的,你以为人家是高官子女,就要跟整个国家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了?Naive,对于他们来说,国家这个牌子在这里挂着,他们还不能太放肆,他们一天天就盼着分家呢,分了家能怎么造怎么造,全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那些所谓的“X家人”往往是最反动的,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据俄国《消息报》报道,1996年,在俄罗斯和各加盟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有75%是前苏共官员,各国各政党领袖中前苏共干部占 57.1%,地方精英中占 82.3%,基层政府中占 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 61%。可见苏共权贵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和直接受益者。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实现了向俄罗斯社会精英的转化,但是“X家人”还是那波“X家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与苏联解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改革过程中能动地积累各种社会资源,并扭曲了改革的初衷,促使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扭曲改革,拥有普通官员难以掌握的特权。他们以改革为契机,利用特权牟取私利,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实现其既得利益的合法化。

  这些寄生在苏联官僚肌体当中的贵族和地方诸侯构成了推动苏联解体的核心力量。美国学者大卫·科兹认为苏联解体本身就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大卫·科兹指出:“从社会历史大视角度看,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把他们长期依赖……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们这里指的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主要是中央政治部委中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

  美国俄罗斯问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则说的更加直白:“苏联共产党是惟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剧变的最大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苏联时期官僚阶层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权贵资产阶级。”“他们通过摧毁苏联把用不正当手段占有的公有财产和政治权益合法化,大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另一位研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权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学教授史蒂芬·科特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苏联晚期政治中的“不文明团体”,即把持苏联政治经济、又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精英们。科特金教授指出:“苏联的解体就像之前的罗曼诺夫帝国,是自上而下的崩溃;不论是中央和地方,苏联解体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都是共产党精英。的确,街道上没有愤怒的人群要求苏联解体,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竟然出奇地平静。是有用核武器的四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说到戈尔巴乔夫,他这个人吧,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个棒槌,那戈尔巴乔夫就是个瓜皮。你们样子,是不是个瓜皮:

  苏联的死因就如本节题目所说“权贵窃国”,但是戈尔巴乔夫要不要为苏联解体负责呢?当然要,还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的一系列愚蠢举措,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让一切变得都无法挽回。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个“猪队友”,地方诸侯叶利钦等人也不会崛起如此之迅速。《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时说道:“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这话充满了中式哲学智慧,也确实是这个道理。苏联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各方矛盾持续积累已经积重难返,结果老戈,直接下一剂猛药,苏联两腿一蹬也就完蛋了。

  至于戈尔巴乔夫有哪些荒谬的改革措施,以及叶利钦等人如何谋划“分家”的过程,大家看看历史课本或者去网上查查就好,这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我们只说最根本的问题。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我们来看苏联的解体,“能攻心”——在西方和平演变、意识形态输出下,苏联固有僵化的价值观被秒到渣都不剩;“从古知兵非好战”——全球争霸、侵略阿富汗,空耗国力缺一无所获;“宽严皆误”——要么不改,一改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把两条腿给剁了。

  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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