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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进|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话语重构——基于国共争夺中国革命话语权的再考察

李永进 · 2018-07-01 ·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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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认同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区别于国民党的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自由的“正统”解释。这种细微而又巨大的话语差异,集中反映了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对中国革命话语权的争夺。通过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毛泽东将三民主义解构为真、假三民主义,进而又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的概念,完成了对三民主义的话语重构。自此,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三民主义,转而围绕新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学说,也是国民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主要指导思想,被其尊为“党魂”。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宣言信仰三民主义,并开始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宣传。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话语内涵的表述,与国民党的“正统”解释却存在着细微而又显著的差异,两党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激烈论战。现有学术成果从不同角度明晰了这场论战的起因、过程和影响,但从话语建构和话语权争夺角度的分析则稍显薄弱,特别是对毛泽东如何通过重构三民主义话语来夺取中国革命话语权的问题关注较少。实际上,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可看作双方对革命话语权亦即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正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把三民主义解构为真、假三民主义,进而又以“新民主主义”概念将其重构为新、旧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完全纳入新民主主义的话语框架之中,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赢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制定革命话语策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掀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大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此后,国共两党开始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如同大革命时期那样,共产党人也重新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制定革命策略,进行革命宣传。

  实际上,中共对三民主义态度的转变,并非抗战爆发后的临时之举。1936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即表示,希望国民党的觉悟与爱国之士能够“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Smedley)的谈话中,强调共产党人“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在1937年4月召开的延安共产党活动分子会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党对待三民主义的新态度。面对党内存在的是否应该同意三民主义的疑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当然,毛泽东也强调了国共两党在革命纲领上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在他看来,由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共产党人非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一道实行三民主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应该把三民主义确立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共同纲领。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面的民族抗战”的说法,同时认为其前提则是“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与彻底的转变,必须实行一个彻底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针对有人质疑中共并非真心信仰三民主义,毛泽东解释说: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两党在对待三民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中国共产党人“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人民代表会议的苏维埃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更无疑义是彻底的民生主义”。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Bertram)的提问时说:“我们同意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基本纲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向国民党及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与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彻底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毛泽东看来,三民主义不仅是抗战救国的共同纲领,还应该为新中国的创建奠定基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对国共两党关系,特别是三民主义问题作了专门阐述。他提出国共两党不仅应该在抗战时期保持合作关系,而且还应该为着战后的共同建国而努力。“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性质既“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三民主义的”,亦即“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接着,毛泽东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维度对这个共和国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说:“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徒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充分融入了中共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价值取向,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建国的话语表达。总之,毛泽东相信三民主义对于国共两党而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

  193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三民主义的性质以及中共对待三民主义应采取的态度问题作了概括总结。他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纲领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对于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毛泽东认为“是必要的”,强调“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

  由此可见,随着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阐述革命策略、构建革命话语,都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展开的,以此取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革命话语。这种看似“倒退”的话语形态,是中共在民族抗战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有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党的政策主张得到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但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是国民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共产党人宣称信仰三民主义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其做出新诠释,无疑对国民党长期垄断的三民主义解释权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是国民党方面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论战,在国共两党之间悄然发生。

二、毛泽东、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内涵的话语表述

  关于国共两党三民主义论战的具体过程和主要观点,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不拟再赘述。但有一个史料上的细节却较少被关注到,那就是作为国共两党领袖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话语表述,存在着细微却又巨大的差别。在蒋介石那里,三民主义被概括为: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自由;而毛泽东则将其表述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可以看出,双方除了对“民族独立”的认识基本一致以外,对民权和民生两大主义的理解则存在明显差异。这并非不经意的文字误差,在看似区别不大的表述背后,暗藏着双方激烈的话语对抗和政治较量。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对“三民主义的精神”作出了新阐释,认为它应该是“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并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表述,中共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要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即要实现“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在民族抗战业已成为全国共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把“自由民主”的民权主义,提升至与民族独立和解放同等重要的高度。他说:“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他甚至将“民主”视作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发挥“民族主义”,而忽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仅取得不了抗战的最终胜利,而且也算不上忠实地践行三民主义。

  此后,毛泽东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以提升这一话语表述的影响力和认同度。1938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三民主义里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于都是要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从这一点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三民主义的政治内涵,即“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他认为即便在1927年两党关系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是三民主义的坚决执行者。“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人应该好好“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践,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坚持的“建国运动的总目标”,也是“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和表述却跟毛泽东不同。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上发表讲话说:“三民主义是我们总理为中国定下的革命救国的最高原则,要促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他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一)要实现民族独立:集中全民族各阶级的力量,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来,排除一切的侵略压迫,造成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二)要实现民权平等:要使中国国民都能够享受充分的民权,先要由国民全体解决民生的需要和民族的问题,来奠定民权基础,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三)要实现民生自由:人民一切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均等普遍的满足,不受任何的限制,不感到任何的缺陷。”蒋介石还把他解释的三民主义同林肯所提的民有、民治、民享相比附,他在1941年5月饯别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T.Johnson)时致辞说:“美国立国之精神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中国乃以民族独立、民权平等与民生自由——即总理所创造的三民主义为立国的主义。据总理解释,民族独立,即是民有;所谓民权平等,即是民治;所谓民生自由,即是民享。……三民主义亦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而且这主义是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原则的。”

  在蒋介石的话语认知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无疑都是为民生主义服务的。正如他所言:“总理的三民主义,实在也是以民生主义为中心。”为此,他详细论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方法,包括“实行平均地权”“防止资本操纵”“促进劳资合作,促进劳资仲裁”等。可以说,除了积极抗战力求“民族独立”外,蒋介石其次侧重于“民生自由”,而“民权平等”只是在解决了“民生的需要”和“民族的问题”之后,才能谈得上的。但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在民生方面非但未能有所成就,巨大的战争消耗还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反而距离“民生自由”的目标愈行愈远。正是基于这一点,国民党被共产党人批评为对待三民主义“言行不符”。蒋介石对此不乏清晰认识:“仅仅有了主义,没有革命的实际行动,就只是一种假说,而不能发生救国救世,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总理的三民主义是实行革命而作的。……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主义,还要实行革命,唯有努力革命以贯彻主义,才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因而面对共产党的批评,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国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人民所以受到这样切身的痛苦,实在是因为大家从前没有研究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不懂三民主义,甚而至于违反三民主义。”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从毛泽东和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的不同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共两党在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基本没有异议,尽管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采取的仍然是“片面抗战路线”。但双方对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侧重则大为不同,在话语表述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毛泽东强调民权主义的重要性,要求“民主”和“自由”,为的是使中国共产党在初步取得合法地位后,进一步迫使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局面,从而成为国家政权的真正参与者,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诉求。蒋介石则力图避开政治话题,将关注点转向社会生活的民生方面,以解决“国民生计”来维护和掩饰其一党专政的实质。事实上,按照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程序,国民党早就应该结束训政时期,施行宪政民主了。然而,蒋介石不但推迟开启宪政阶段,还以抗战的名义提出“我们日常的工作,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这不啻是严重的政治倒退。所以说,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的不同表述,不仅仅是文字的差别或者理解的差异,其背后潜藏的是两种话语形态之间的较量,实质是双方对国家政治权力及中国革命话语权的争夺。也正是在国共这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愈发感受到以三民主义为旗帜进行革命宣传的诸多弊端,他开始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对三民主义进行话语改造,进而摆脱三民主义话语逻辑的桎梏。

三、毛泽东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解构与重构

为了维护一党独裁的统治秩序和三民主义的正统地位,国民党借中共“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宣言,蓄意混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此来消融共产主义、取消中国共产党。面对这一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其所宣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三民主义,以及为什么在接受三民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信仰共产主义。通过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完成了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解构与重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开始酝酿“新民主主义”这一真正属于共产党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并成功将三民主义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之中。

 

  毛泽东区分真、假三民主义的基本依据,是看对待三民主义是否做到言行一致,亦即是否真正践行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主义。1939年4月,中共中央就国民精神总动员发出党内指示,提出了判别三民主义的基本标准,即“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际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据有学者考证,这是中共正式文献中首次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在几天后召开的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明确了实践这一评判真、假三民主义的真理维度:“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基于这一评判标准,毛泽东在1939年6月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把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划分为三类:一是“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二是“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三是“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认为,那些代表国民党散布反共言论的人“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应划归为“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在此情形下,共产党人的原则和方针是“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显然,这里所谓“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指的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他们虽然不像汪精卫那样以三民主义的幌子叛国投敌,但亦绝非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毛泽东还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是不相冲突的”。因此,那些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的错误想法,恰恰源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解构和区分,得到了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的强烈共鸣。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等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性文章,进一步型塑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真、假三民主义的话语表述。但如前所述,三民主义归根到底是国民党的思想理论话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在其话语框架内难以充分表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极易导致丧失革命话语权的危险。因此,共产党人亟需跳出三民主义的话语逻辑,创立一个可以与三民主义分庭抗礼、甚至能够将之囊括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其参与编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毛泽东看来,现时中国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命。”在划分“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将三民主义也相应地区分为“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相关联的呢?他在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宣布的三民主义革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由于孙中山在宣言中提出的“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根本原则,“乃是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而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之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与工农政策的三民主义,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宣言的“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正是这种三民主义。这样一来,毛泽东就通过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关联起来,并将是否包含三大政策作为判断三民主义新旧与否、革命与否的首要标准,初步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话语重构。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进一步辨析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同时明确提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概念。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是基本相同的,这也成为国共合作的前提基础;但二者在部分纲领、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宇宙观以及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又存在较大区别。毛泽东把国民党一大宣言视为“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而这以后的,则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他再次强调,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对于之前,毛泽东彻底弃用了“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和“中间性的三民主义”等说法,认为“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只有新三民主义,也就是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不再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视角解释三民主义,而是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为评判新、旧三民主义的唯一依据,并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注入新的政治内涵。至此,毛泽东最终完成了对三民主义话语的再造和重构。

四、结语

  有学者在分析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时指出,“国共两党精英的革命话语内涵虽有出入,其内在逻辑理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革命’与‘反革命’,非白即黑,非圣即魔,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这种绝对排他性的话语逻辑,在抗战时期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宣言信仰三民主义并对之进行的“非正统”解释,被国民党视为对其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了巨大挑战。为维护其“法统”和“正统”地位,国民党开始以三民主义为挡箭牌,大肆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面对来势汹汹的话语攻讦,毛泽东以言行是否一致、内容是否完整,将三民主义解构为真、假三民主义,又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相关联,进一步提出新、旧三民主义的概念,从而把三民主义纳入到新民主主义话语之中,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重构。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三民主义的话语改造,也就是他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而“新民主主义”这一崭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完全跳出了三民主义的话语逻辑。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三民主义,转而围绕新民主主义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

  纵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话语交锋,我们可以发现:革命话语的排他性,归根结底源于革命领导权的唯一性。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正是在此逻辑下的话语实践,本质上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话语权亦即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做了这样的结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预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与完善,为共产党人夺取革命话语权并最终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李永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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