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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1970-80年代的陈映真 —— 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

吕正惠 · 2018-06-24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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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陈映真对1970-80年代台湾社会的全部观察和感受而只讨论他的小说,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虽然我并未应用西方的形式批评方法,但我援用卢卡奇的方式过于机械化,最后还是掉入某种形式主义。这次在编集《陈映真全集》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不管你想要研究陈映真的哪一个方面,都一定要整体性地了解陈映真,才不会产生以偏概全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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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映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编辑工作已经完成,全部23卷将在2017年年底出齐。我把23卷的排印稿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因此,可以初步谈一下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

  在编辑之前,我和编辑团队就编辑原则相互沟通。大家都同意,《陈映真全集》应打破文类界限,完全采取编年形式,把所有的作品、文章、访谈等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加以排列,如此才能看出陈映真的整个创作与思考活动是多么地与时代密切相关。反过来说,陈映真的每一篇作品或文章,也只有摆在时代背景及陈映真自己的写作脉络中才能比较精确地掌握其意义。任何有意扭曲陈映真的写作意图的人,也将在这一编年体全集中显示出其不妥之处。我初步了解了陈映真全部作品的写作篇目和某些著名小说、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彼此的先后顺序之后,更加确信,我们采取的编辑体例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陈映真著作数量之大也超出我们的意料。1988年四五月间,人间出版社分两批出版15卷《陈映真作品集》(以下简称《作品集》),其中收入陈映真的小说、文章、访谈等共179篇。同一时段(1959年5月至1988年5月)全集共搜集到304篇,比《作品集》多出125篇。从1988年5月《作品集》出版,到2006年9月陈映真中风不再执笔,中间共17年多,陈映真又写了516篇,其数量远超1988年5月之前。这516篇,除了3篇小说及少数几篇散文外,都没有编成集子出版。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在台湾发表文章愈来愈困难,文章散见于台湾、大陆、香港各处,有些很不容易见到。可以说,只有在《全集》出版后,我们才能看到后期陈映真的完整面目。无视于《全集》的存在研究陈映真,不说是闭门造车,也会失之偏颇。

  《全集》总共收了820篇,其中小说只有36篇,可以比较严格地归类在“文学批评”项内的文章,按我估计,也不过七八十篇,两者相加,不过一百多篇。陈映真当然是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文学评论也有极其独到的见解,他作为台湾近六十年来最重要作家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这之外,他还写了七百篇左右的文章(包括演讲和访谈)。按现在一般的说法,这些文章有报导、影评、画评、摄影评论、文化评论、社会评论,还有许多干脆就是政论。那么,我们到底要把陈映真归为什么“家”呢?显然,“小说家”、“作家”这样的名号,都把陈映真这个人限制在现代社会“职业”栏的某一项内。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才能看清陈映真一辈子写作行为的特质,才能认识到陈映真这个“知识分子”对台湾、对全中国、以至于对现今世界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陈映真自从“懂事”(高中即将进入大学阶段)以来,就已确认,他一辈子可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因为他对当时在台湾被追捕、被枪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党人充满同情,对革命胜利后刚建立的新中国充满憧憬;反过来,他认为美国是个“邪恶帝国”,而那个受“邪恶帝国”保护才得以残存下来的兼有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国民党政权,不过是“腐臭的虫豸”。台湾“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闭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不是腐臭和破败”1。

  青春期的陈映真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既有这样的认定,再加上养父突然去世,家庭陷入贫困,他怎能不悲观、愤激呢?这时,自小就表现了“说话”天才的他,写小说就成了最重要的救赎之道。对于《笔汇》主编尉天骢适时的邀稿,陈映真后来在回顾时,曾表达他的感激: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2

  小说家陈映真就这样诞生了。自以为落入历史的黑暗与虚无中的陈映真,兼怀着愤懑(历史对他太不公平了)与恐惧(怕被国民党发现而被捕)的心情,只能借着小说的幻异色彩来抒泄他生错时代、生错地方的忿怒与哀伤。从表面上看,陈映真早期小说和当时台湾最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非常类似,因此一般都把他早期的小说列入台湾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并提出“陈映真的现代主义时期”这一貌似合理的说法。我以前也人云亦云地如此论述,我现在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我们要认清,在19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初发轫时期,陈映真根本就是个“怪胎”——一个台湾地下革命党人的“遗腹子”、一个对海峡对面的祖国怀着无穷梦想的青年,怎么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1960年代已经既“左”又“统”,这是陈映真生命、艺术、思想、写作的“原点”,陈映真要用一辈子的时间,从这个“原点”出发,去探索“此生此世”如何活着才有意义,如何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陈映真所有思索与写作行为的基础。

  从1959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到1968年5月被捕,现在所能找到的陈映真作品共42篇(新发现的最重要的两篇是:他和刘大任等友人合编的剧本《杜水龙》,以及他反驳叶珊的《七月志》的未发表的手稿),其中32篇为小说,另10篇都是有关文艺、电影、剧场的随笔。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纯粹的艺术家时期的陈映真。但如果陈映真是一个“纯艺术家”,他就不会在1965年12月和1967年11月先后发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和《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那种批判现代主义的文章。毋宁说,1960年代的陈映真,被天罗地网般的“动员戡乱时期叛乱条例”所捆绑,不得不作为一个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真正了解陈映真的姚一苇就天天为他思想日趋激进而担忧,即使想劝诫也不知如何说出口。

  2

  1975年7月,关押7年之久的陈映真终于因蒋介石去世而得以特赦提前出狱,又可以执笔了。由此开始,到2006年9月他因中风而不得不中止写作,又经过了31年,比他入狱前创作时间(1959-68)多出二十多年,但两个时段在小说的产量上却形成截然的对比:前9年多达32篇,而后31年却只有11篇(必须提到,11篇中有4篇是非常长的,可以算中篇小说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映真出狱的197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的动荡局面已为有识者所熟知。60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保钓运动影响扩及台湾,台湾知识界开始左倾,而且开始关心大陆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情怀逐渐从国民党走向共产党。其次,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代“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中国”席位的代表权,“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再次,经过20年的经济成长,台湾省籍的企业家及中产阶级羽翼渐丰,他们不愿意再在政治上附从于国民党,他们暗中支持党外民主运动,企图掌握台湾政治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再也不能以高压的形势钳制言论,民间的发言空间愈来愈大。

  陈映真出狱后,当然了解台湾社会正处于巨变前夕,他不甘于把内心深处向着共产党的既统又左的想法永远埋藏着,他要“发声”,他要“介入”,他不愿意自己“只是”一名小说家。只要有机会,他对于什么问题都愿意发言。而当时的陈映真也的确“望重士林”,是主导1970年代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的领航人,又是坐过牢的最知名的左倾知识分子,各种媒体也都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机会。于是,他成了文化评论家、社会评论家、政论家……当然,也仍然保留了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这两块旧招牌。虽然是社会形势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但如果不是内心隐藏了一个深层的愿望,他大概也不会想成为什么“家”都是、又什么“家”都不是的那样无以名之的“杂家”。

  从陈映真如何诠释“乡土文学”,就可以看出他在出狱之后所有论述的主要意图,他说:

  乡土文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反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支配性的影响;提出了文学的中国归属;提出文学的社会关怀,提出了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的主张,事证历历,不容湮灭。3

  陈映真在《美国统治下的台湾》4中说,战后由美国支配的台湾,事实上已经“殖民地化”,文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文学上以学习西方为时尚。所以,乡土文学要“反对西方文化与文学支配性的影响”。但是,在国共对峙、国民党不得不依附美国以图自存的情况下,这又如何可能呢?至于说“文学的中国归属”、“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这样的话,在台湾被从中国大陆硬生生割裂开来的情况下,不就等于一些空话吗?然而,就是这些表面上看来难以实现的主张,国民党也不能容忍。因为它戳破了国民党假借“中国”立场发言的一切谎话,同时暗示了台湾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复归中国”的问题。

  国民党在1977-78年间,发动它所能动员的一切媒体,围剿陈映真领导下的具有左翼色彩、具有强烈中国倾向的乡土文学,并企图逮捕陈映真等人。但终究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敢实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乡土文学论战”也就草草收尾。国民党的围剿失败了,但陈映真内心的意图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体会。我以自己作例子来说明。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丧失“中国”代表权,消息立即传遍台湾。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共匪”登陆台湾,满山遍野都插着红旗。半夜惊醒,心怦怦地跳。那时我已经没有“反共”情结,但长期的“反共”宣传仍在我内心积存了阴影,对将来共产党如何统治台湾深怀恐惧。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末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陈映真所说的“文学上的中国归属”,这里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是“两岸团结”,还是台湾内部各族群的团结?所以乡土文学时期的陈映真表面上备受各方推崇,但其真正的主张却并未触动台湾的人心。

  1979年的“高雄事件”使岛内的矛盾急遽恶化。国民党借着此一事件,大肆逮捕党外政治运动的领袖,而这些人都是本省人,由此激化了省籍矛盾。本省人长期以来对国民党这一外省政权假借全中国之名漠视本省人政治权利一直愤恨不平,“高雄事件”引发的大逮捕,只能解释为国民党又将再一次镇压本省人的反抗(如三十多年前的二二八事件)。这种对国民党极度不满的心理,再进一步发酵,其后公开化的“台独”主张马上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其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到了1980年代中期,乡土文学真正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对于正在形成的台独派来说,“乡土”就是台湾,是那个几十年来备受国民党践踏的台湾。你要争辩说,那个“乡土”是指百年来被西方帝国主义侵凌、侮辱的“乡土中国”,你就要被责备为“不爱台湾”的“统派”。至于陈映真所说的文学上的“中国归属”,对反对台独派的人来说,也只能指称“中华民国”或“中国文化”,你不能说,“我指的是现实存在的中国”,那人家一定会进一步逼问你:“你是指中共吗?”这样,你将可能成为“中华民国”的“叛乱犯”——谁敢再讲下去!

  1985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以报导、摄影的方式关怀台湾社会内部的少数族群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专题涉及统、独问题(如挖掘二二八事件或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但一般社会大众主要还是把陈映真看作“充满人道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追求国家再统一、民族再团结的“志士”。《人间》杂志时期的陈映真,光环仍在,可惜焦点所照,实在距离他奋斗的目标太远了。

  3

  1975年陈映真出狱以后,台湾经济即将进入最繁荣的时期,他供职于美国药商公司,有机会接触台湾的跨国企业公司,并观察到这些公司中、高级主管的生活。除了少数一两位最高阶洋人之外,这些主管都是台湾人。他们的英语非常流畅,办事很有效率,深得洋主管的赏识。他们讲话夹杂着中、英文,互称英文名字,开着高级轿车,出入高级餐厅与大饭店,喝着昂贵的洋酒。总而言之,他们的生活非常洋化,享受着台湾经济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能得到的、最丰裕的物质生活,其中最为人“称羡”的,是他们可以轻易地在家庭之外供养“情妇”。当然,陈映真不只注意台湾经济中最尖端、最洋化的跨国公司高级主管的物质生活问题,对于经济愈来愈繁荣的台湾社会中一般人的消费问题,他也不可能不留心。197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突然兴旺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越战美军到台湾度假、发了财的日本中产者借着观光的名义来台湾“买春”,这种现象黄春明和王祯和的小说早就有所描写。所以,1982年7月陈映真发表了《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5这样的重要文章,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色情行业的特殊关系。随着台湾社会消费倾向日愈明显,陈映真又注意到台湾青少年“孤独、强烈地自我中心,对人和生活不关心,对人类、国家彻底冷漠,心灵空虚……奔向逸乐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沉而去,直至没顶”6。

  陈映真1970-80年代所写的8篇小说,除了最早的一篇《贺大哥》具有过渡性质外,其余,不论是《华盛顿大楼》系列的4篇,还是《白色恐怖》系列的3篇,全都跟资本主义的消费行为有关。我以前不能了解这两个系列的内在联系,不知道陈映真为什么会突然想创作前一系列,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转向后一系列。现在我终于想通了。前一系列最长的一篇是《万商帝君》。在这篇小说里,作为美国跨国营销公司在台湾最优秀的执行者,一个是本省籍青年刘福金,充满了省籍情结,具有台独倾向;另一个是外省青年陈家齐,苦干务实,不太理会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然而,他们都同时拜伏于美国式的企业,甘心把美国产品推向全世界,并认为这是人生存的唯一价值。这篇小说其实暗示了:国民党也罢,倾向台独的党外也罢,都只是泡沫而已,主导台湾社会的真正力量还是美国资本主义。如果不能战胜这独霸一切的、诉诸于人的消费及生理、心理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那么,一切理想都只能流于空想。

  《白色恐怖》系列3篇小说初发表时,分别感动了不少人,《山路》尤其轰动,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竟然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每一个喜爱这些小说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其中的一些“名句”,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南栋》里的这一句话:“这样朗澈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的、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7但我一直想不通,那个一辈子自我牺牲的蔡千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因而丧失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尤其难以想象的是,宋大姊在狱中所产下的、给狱中等待死刑判决的女性囚犯带来唯一欢乐的小芭乐(赵南栋)长大以后却完全失去了灵魂,只是被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难道需要这样悲观吗?我还记得蔡千惠在致黄贞柏的遗书中这些痛切自责的忏悔:

  如今,您的出狱,惊醒了我,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生命的森林。8

  “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对千惠用了这么重的话,真是不可思议!我现在觉得,陈映真无非是要让蔡千惠这个人物来表现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时代对革命充满纯情,以至于肯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牺牲一辈子幸福的蔡千惠,不知不觉中,在台湾日愈繁荣的物质生活中,还是把久远以前的革命热情遗忘了,证据是,她根本不记得被关押在荒陬小岛上已达30年以上的黄贞柏的存在。“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9,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台湾,不是被遗记,就是没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与其说陈映真是在批评蔡千惠,不如说陈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现在的台湾人不过是被美国驯化的、饲养的类家畜般的存在,是赵南栋之亚流,虽然没有沦为赵南栋的纯生物性,其实距离赵南栋也不会太远了。

  《华盛顿大楼》系列和《白色恐怖》系列的故事性质,表面差异极大,但其基本思考逻辑是一贯的:40年来台湾已被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消费方式豢养成了只顾享受的类家畜,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忘记了民族分裂的伤痛,当然更不会考虑到广大第三世界的人民挣扎在内战与饥饿的边缘,而且还为此得意不已,以为这一切全是自己努力挣来的。

  以前我讨论这两个系列的小说时,使用卢卡奇的小说批评方法,因此看到的全是其中令人感到不满足之处。半年多前读到赵刚新完成的论文《战斗与导引:〈夜行货车〉论》,受到很大的启发。我终于理解,不考虑陈映真对1970-80年代台湾社会的全部观察和感受而只讨论他的小说,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虽然我并未应用西方的形式批评方法,但我援用卢卡奇的方式过于机械化,最后还是掉入某种形式主义。这次在编集《陈映真全集》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不管你想要研究陈映真的哪一个方面,都一定要整体性地了解陈映真,才不会产生以偏概全的弊病。

  2017年10-11月

  1   陈映真:《某一个日午》,《陈映真全集》,台湾人间出版社,2017年,第2卷,第72页。

  2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全集》第14卷,第154页。

  3   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245-246页。

  4   《陈映真全集》第7卷。

  5   《陈映真全集》第5卷。

  6   陈映真:《新种族》,《陈映真全集》第8卷,第375页。

  7   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全集》第9卷,第311页。

  8   陈映真:《山路》,《陈映真全集》第6卷,第259页。

  9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全集》第14卷,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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