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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

老田 · 2018-04-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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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

  前言

  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

  二、“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

  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

  四、与穷过渡紧密相关的“共产风团队”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

  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

  注文文献来源见附录:  

前言

 

  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两大挫折,先有1930年代前期的王明路线导致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后有1958年刘少奇等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趁着民众还穷困的时候就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次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格外加重了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后一次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右派抹黑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要凭借,猪队友坑自己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59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了猪队友的可怕之处,说有些猪队友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要回头的:“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王任重日记摘抄:《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辑:《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猪队友除了死不回头、死不认错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被特点”的特点也很重要: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选择及其恶果,往往是各种敌对势力的最爱,所以,各种反共反社反毛势力,无不齐心一致地掩盖猪队友的机会主义表现,协调一致地选择把猪队友的作为说成是代表毛共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来讲述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够实现抹黑效果的最大化。敌对势力想要最大化利用猪队友来实现抹黑目标,而猪队友自身又有着强烈的不认错特点,这样,双方就心照不宣地实现了默契的最优。

  在1958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被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组成的共产风团队,以野蛮组织手段推广到了全国。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一部分,也不是对这个路线的执行,而是刘少奇等人灵机一动想要进行趁着民众还很贫穷的时候,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等人选定的穷过渡试点单位,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南嵖岈山、河北徐水县与山东范县三地,在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组织了全国数十万干部进行实地参观,同时邓小平还命令报章宣传跟上去,而安子文又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发明了“霸王工作法”保证其执行力度,很短时期内就把这些蛮干措施快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决策和执行链条,去梳理1958年两件大事: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动同时有很多高官追捧的“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内推向全国。为阅读简明,全文分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约13000字简述穷过渡的决策、推广以及对其进行分析认识的过程,有关“穷过渡”的相关文献来源摘录,作为附录约37000字,放在文后,以备参考。  

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 

  1、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去广州的列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和邓力群等人吹牛皮,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口头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通过地委秘书长赵光(当时在嵖岈山蹲点),选定嵖岈山作为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注一】

  2、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工作期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舒同布置,山东要准备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经过省地县各级官员的集体智慧结晶之后,最后选定范县试点两年建成共产主义。谭震林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农业会议,把范县树为模范,还说要组织十万人去现场参观。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人去范县了解情况,陈当面向县委第一书记提出这个试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注二】

  3、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随后,中央部门、省地均派人响应此一试点,组成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预备在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注三】

  4、刘少奇通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徐水县选定寺各庄公社,试点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分开居住方式。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率领学生几十人,去寺各庄设计分居房屋。吴冷西在河南新乡农村调查也发现,有此种分开居住、礼拜六才一家人团聚的试点,当地干部还说是依据刘少奇在全国妇联的讲话而实施的。【注四】

  5、据访问马宾得知,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和土高炉的方法,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因为反对这个,结果“1959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历史性的7000人大会上,中央检查总结了‘大跃进’。中央同志找我谈话,‘撤消一切处分,官复原职’,先来北戴河疗养,后去鞍钢工作。”【马宾:《纪念毛泽东——马宾主要思想汇编》电子书;老田按:目前具体说到土高炉和后院炼钢发明权在邓小平,只有此一孤证,不过,此种想当然的技术战略选择,在非毛化时期竟然被遮蔽得极为彻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够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只是简单地把这个癫狂性的举措记在大跃进的账户下,这从反面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了。】  

二、“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 

  宣传方面的“海吹工作法”,组织部门采取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原因。“霸王工作法”通过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惩办方式,在官场中间最大化了执行力,对快速推广穷过渡的各种野蛮瞎指挥做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吴冷西负责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邓小平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宣传思路,违背毛泽东“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预先嘱咐,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从属于共产主义试点的推广过程,宣称高速度就是大跃进的灵魂,甚至在报上排各地的进度表,造成你追我赶的浮夸浪潮,为共产风和浮夸风推波助澜。【注五】

  7、胡绳在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宣传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做法: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等。这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的主要内涵,由此带来全国农村根本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但其在全国推广,都没有经过正式的中央决策程序,而是直接借助宣传热炒推开的,然后配合极其强硬的组织手段去保证的——谁要是敢说个不字立马就撤职。【(1958年)7月16日统计,全县已建集体食堂1777个,有285000人在食堂就餐,占全县总人口的80%。《徐水县志》P832】

  8、在为徐水穷过渡试点做宣传的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间,概括性地提出了穷过渡试点的主要内容——“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三化”是很多干部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但延安时期也仅仅在机关、部队和学校中间实行,并没有在农村农民中间推广这些,而且这“三化”绝非“劳动人民”提出的,而是出自共产主义试点的官员们的设计,然后假冒群众之名来宣传。

  【老田按:逄先知、金冲及署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说,(1958年)“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P828)对于这个说法,该书没有提供文献来源说明。查阅《徐水县志》“组织军事化”是8月13日才实施的(8月13日,全县实现军事化,共建成93个团,417个营,1409个连。县志P832),毛泽东视察徐水时还没有“组织军事化”等做法,当然也就无从肯定了。经查证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与徐水相关领导谈话时肯定的是“民兵”组织。也就是说:在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大同书》6日抵达徐水组织共产主义试点之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提法和做法,“三化”本身是共产主义试点的中心内容。】

  9、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个试点,通过这种方式对尚无成功经验的“穷过渡试点”的各种做法进行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在1958年3-10月份参观人数高达32万人,嵖岈山试点6-11月参观人数18万人,范县试点谭震林预先预备组织10多万人去参观最后没有完全兑现,10月份之后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也高达三万人。【注六】

  10、安子文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授权进行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的最重要拐杖。1958年9月,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很多蛮干做法。例如1958年带来农村生活根本性变化的“吃食堂”,就查不到任何正式的中央下发文件,也查不到相关的中央正式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从没有成熟经验的所谓共产主义试点中间,强行推广的。【注七】

  11、安子文等人推行的“霸王工作法”有着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最大化了那些支持穷过渡的“共产风团队”无视下级的反对,得以最大化其执行力,另一方面,在受到野蛮惩处的大多数下级那里积累起巨大的官场怨气。刘少奇作为穷过渡的发明者,还有高层的积极追随者以及省一级的积极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的成员集合,识别这个共产风团队在共产党历史中间的地位和表现,是理解党史中间很多大事的关键。据老田2005年访问党向民(离休前是云南省委常委)得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1958年积极推广穷过渡和浮夸风,时任江门地委书记党向民当面提出一点质疑,就被赵紫阳现场免职(这个免职是违犯组织程序的,通常程序任免地委书记需要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霸王工作法”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1958年推行穷过渡时期,谁要是不听话就处分或者撤职;后来穷过渡问题多多,谁要是提意见或者说实话,那就给予严酷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1960年整风整社过程中间的“民主革命补课”期间,都是高层的“共产风团队”借此打击批评意见和说实话的干部。庐山会议之后湖南的周惠等人,因为在穷过渡问题上欠账不少,这激起全省许多县委书记的不和谐声音,结果在庐山会议后借着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整风整社的东风,定为三类“国民党县”30多个,接近一半县委书记要被免职,七千人大会上“共产风团队”被地县委书记批斗了一通才有所收敛,王任重去湖南讲话阐明新政策才终止了这一次残酷打击。穷过渡作为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私活”,反而得到优先的大面积推广,就是经由“共产风团队”此种野蛮的霸王作风来实现的。这种违背组织程序的蛮干和霸王作风,在官场中间激起了对“共产风团队”普遍的怨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地县委书记们要开“出气会”的强烈要求,各地最积极最蛮干的浮夸风省委书记遭遇到“斗地主”一般的控诉,安徽曾希圣是在刘少奇亲自保护下才过关的,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保护下才过关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强调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并批评“霸王”,官场之所以能够流行“霸王工作法”——不管是前期的野蛮推广还是后期打压批评意见——还难于纠正,都是对共产党高层“共产风团队”素质的一次极度深刻的检验,毛泽东甚至还提到中国有可能蜕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一次的讲话就是总结1958-1962年四年的官场表现而言的,这次讲话内容完全不是空洞的工作方法呼吁,而是实际指代很多高官的严重问题。【注八】  

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 

  12、毛泽东不同意“三面红旗”的说法,说这是“三元论”。1958年他在南宁会议上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0年第1版,302)毛泽东不同意把含义不明晰的“大跃进”与总路线并列,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愿意提到与总路线并列的高度。今天回顾,在正式决策程序中间通过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大跃进更接近于媒体以“海吹工作法”炮制出来的。

  13、1958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回顾,是在穷过渡业已一哄而起的大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要求各地试办大社的设想,结果这个试办还没有取得进一步经验的情况下,就出台了公社决议,显然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针对的现实就是在穷过渡的引导下,各地成立人民公社,走在前面了,迫切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加以疏导。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注九】

  14、1958年10月毛泽东除了派遣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徐水调查之外,还特意派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组织人马去徐水调查,并要求快速回报。相关情况汇总到毛那里之后,毛泽东在天津亲自召见徐水县委书记张忠武当面提出批评。随后,又由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徐水整风,张忠武先是代表县委检讨,后于1960年被撤职(邓小平上台后给予平反)。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命令不再宣传徐水。也就是说,三个穷过渡试点中间影响最大的试点——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被毛泽东本人亲自介入,强硬地否决掉了。期间,作为徐水试点幕后推手的刘少奇,没有做任何检讨和实际纠偏工作,安子文等人也没有通过组织体系做任何纠偏或者挽回错误的工作。【注十】

  15、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穷过渡”是彻头彻尾的“私活”,与作为正式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此种私活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问题在于安子文和许多省委书记在尚无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手段,配合宣传和组织参观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推广,结果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等“五风”蔓延,加重了随后的灾难损失。1958年12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刘少奇和彭真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中间,刘少奇和彭真插话,试图把穷过渡写入决议: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彭真: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转引自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第161页;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记录这次对话时,把彭真和刘少奇等人要求向共产主义过渡,凭空改写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同样也没有同意,“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第520页】  

四、与穷过渡紧密相关的“共产风团队”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 

  16、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1958年的穷过渡试点中间,主要是刘少奇一人的拍脑壳决策,其他人主要责任在于无原则的投机跟风。其中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个人责任最大,他对违背组织程序推动“惩办主义”的方法有着重大个人责任;而在宣传鼓噪过程中,邓小平负有领导责任而吴冷西负有直接责任。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跟风最卖力,范县试点他的个人责任大过刘少奇;嵖岈山试点中间他的积极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书记中间,跟风最紧的有北京的彭真、山东舒同和谭启龙、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广东陶铸和赵紫阳等人,不跟风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没有发现。穷过渡试点为负面后果出来之后,大多数“穷过渡”责任人都拒绝参与主动纠偏,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甩开行政链条,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讲话。而且,此种抗拒对共产风蛮干的纠正和批评的思想,在党内高层由此形成了一个宗派性的圈子——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反对对穷过渡的批评和追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群情激奋的批判就是此种宗派性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毛泽东对徐水进行了具体纠左,但避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泽东表达过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就被高岗利用,看起来毛泽东是那种真正“不贰过”的人,特别善于从挫折中间吸取教训,看来是把刘少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权力格局来维护的。由于共产风团队占据着高层要害和省委书记多数,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权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反而为刘少奇等人洗地,说“(各地参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P237)这样的说法中间是把刘少奇和最积极的共产风团队摘出来了,似乎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底下干部无组织搞起来的,没有刘这个发明者和省一级的积极跟随者什么事了,毛还说要拿着团结的旗帜争取“党的团结”。

  17、今天回顾,“共产风团队”追捧刘少奇的穷过渡试点各种野蛮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不足和认识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对上是顶着毛泽东的系列纠偏努力,对下通过残酷地打击地县委书记们的批评意见,而强行开辟出自身前进道路的。1958年毛泽东系列纠左努力——就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反对穷过渡团队的胡乱作为。1958年除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及其推广的各种蛮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左或者极左表现,毛主席的纠左就是纠那一伙人。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他们凭空捏造一个左倾狂热出来,似乎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头脑坏事,甚至还是来自于毛泽东那里。毛主席所有的纠左,好像不是反对穷过渡试点及“共产风团队”各种蛮干措施,而是对空气纠左。纠左之所以难于奏效,左之所以继续顽强地存在,就在共产风团队拒不响应纠正措施。甚至,毛泽东直接对基层干部喊话的党内通讯,还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传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就拒绝向基层传达毛泽东的信。1959年春天毛泽东罕见地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各信的内容均为指导具体的纠偏工作,否定共产风团队的胡来。这些纠左的努力,在庐山会议之后被官场多数终止了,转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回顾说:1959年的纠左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又占据了上风。【曾任湖南省委秘书长的秦雨屏回忆:“毛主席给全国的农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提到的有些与省委做法可能有差别或出入,当时我任省委秘书长,周小舟同志跟我说,这封信暂停一下发给农民。”《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18、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于共产风平调老百姓和基层生产队的财产,毛泽东极端憎恶,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19、除了平调老百姓的财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夸风压力之下,各地下达过大的任务,也是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圣动不动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务翻一番,甚至翻几番,谁要是务实提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当面批评过曾希圣,“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由于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低,加上任务过大导致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结果,安徽淠史杭灌区工程中间果然出现非正常死亡,淠河干渠有一段工程特别艰苦,很多壮劳力死在工地上,当地人把那一段干渠称“望夫河”。湖北红安县的烟宝地水库工地,也在困难时期因病、累、饿死亡69人。(《红安县志》P328)【注十一】

  20、1959年6月毛泽东带王任重回韶山,私下里与王任重的谈话中间,如实地界定穷过渡是左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引导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去对下级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纠偏——“决策错了,领导者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引自《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80页)1960年王任重等人通过沔阳海通口的整社试点,提出纠正“五风”,毛主席迅速加上长按语批转全国。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讲话中间,也是自己先做检讨并承担责任,身体力行地践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达成新的团结。”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狠批“霸王”,强调民主集中制。

  1960年11月毛泽东批转湖北省委在沔阳蹲点纠正“五风”经验的手迹,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21、1960年毛泽东的讲话《十年总结》,把穷过渡带来的问题,定性为经验不足,这是为了维护权力分配的现实格局,避免做出此种伤害极大的改变,而做出的洗地说法。毛1959年曾经号召读书(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以此去廓清高官们在过渡问题上的各种想当然,也没有奏效;毛泽东曾经沮丧地说“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22、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间,一是强调毛主席的认识总是最符合实际,针对的事实就是刘少奇等“共产风团队”大搞穷过渡的胡乱作为又不听毛主席纠偏,以此对“共产风团队”有所敲打;二是强调错误是经验不足而付出的学费,这个部分是为了维护刘邓等“共产风团队”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他们解脱责任,这是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大局所在,这就与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那种单纯指责“共产风团队”、被解读为威胁到既定权力格局的鲁莽言论形成了对照。【注十二】

  23、1959年彭德怀倒台后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此后的行为模式大有不同。1966年毛泽东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又: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24、今天回顾,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批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缺乏互信——“将相不和”,并由此潜在地威胁到建国后选择的较优权力分配格局——刘少奇邓小平等和各省委书记在现实政治中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是:革命年代的军功集团的骄兵悍将被边缘化。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订个合同我死后你保证不造反”,暗示彭德怀要注意争取与刘邓等领导集体建立互信,彭德怀没有理会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地选择“给态度”——要什么态度给什么态度,单纯的服软离建立互信的要求还差很多。在另外一个方面,刘少奇的合理选择是做自我批评,去主动争取与彭德怀的团结,但刘少奇讲话中间却说“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表达的是二选一的绝不妥协态度,这样,毛泽东被迫选择支持刘邓集团,维护建国后确立的“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分配格局。文革期间林彪集团掌权之后,终止了“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格局,后果是严重的——对党政干部和许多群众组织进行真正的法西斯审查搞得冤狱遍地,这反过来证明维护建国初期的权力格局自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1958年穷过渡试点及其后拒绝纠偏的表现,特别是1962年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不经过正式决策程序,又一次“拍脑壳”并以宣传上的“黑暗风”为依据一次性就否决两个总路线,这一次是彻底耗竭了支持他们继续执政的最后一点合理性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从62年就看出问题来了。1967年3月初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强调刘少奇个人去留事关“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这是很有见识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回应以“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但是,如果历史地看的话,1958年的穷过渡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已经耗竭了大部分的支持合理性,等到1962年西楼会议之后轻率地推翻两个总路线,应该说维护现状已经是不对的了,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颇有点“见事迟”的味道。当然,如果不是历史问题,刘少奇肯定还会循着王明、李立三旧例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旧有的较优权力配置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局早已从1958年开始逐步解体了——现在也无从修复或者维护了。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 1535页  

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 

  25、刘少奇矢口不提“穷过渡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带来的问题,而是始终一贯地把这个“私活”混同于执行“三面红旗”的正式决策。(1961年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7月19日视察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刘少奇年谱》第508-509页,第531页】

  26、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邓小平等人审查过中央文件,在1961年12月21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同时,彭真受邓小平之命,另外组织班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试图找到毛泽东鼓吹穷过渡的言论,结果未能如愿,只找到谭震林等人给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言论,因为谭批判过北京工作落后“是锅底”,还遭到这些人的怨恨。“畅观楼黑会”1966年5月被北京市委干部揭发出来,受到群众大加批判,说彭真等人预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这个黑会就是为了搜集进攻炮弹的。虽然彭真等并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把柄,但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还是做过把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的发言,结果引起陈伯达的当场反驳。官场始终有一股暗流,试图把官场机会主义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还提到官场还是有人要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毛后时代官学两界联手果然把这个目标变成了事实。【注十三】

  27、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间大讲“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拒绝为这个报告背书,要求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这个报告中间就把所谓的“分散主义”作为“五风”的源头去理解,似乎加强了中央集权就没有地方干部犯错误的空间了,含蓄地提出要终结1958年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结果这遭遇到各个省委书记的共同反对,湖北省有人当面追问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诊断,受到各省委书记的否决,大会多数否决了这个议程。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依然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药方,开始系统地废除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向地方放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权力下放之前。这就与1956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状况一样: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去否定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决定。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针对的就是刘少奇、陈云等个人反对集体决策的两个总路线。在刘少奇这个否定总路线的背后,在认识上是不承认自己的“穷过渡”私活引发“五风”并造成巨大损失的,而是把穷过渡引发的问题记在总路线的账户下,据以推翻正式决策。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两次批评过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随意推翻总路线,再次过度集权于中央的错误。【注十四】

  28、邓小平1985年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性急,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搞了“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是左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损失。【注十五】

  29、毛泽东临终之前对于刘邓的区别看法,说刘少奇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当然就免了各种积极改正错误了。“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1976.03.03; 中发[1976]4号】

  30、党史的写法,是把穷过渡引发的“五风”表现,说成是正式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来的,这符合洗白“共产风团队”的需要。权威党史著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注十六】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注文文献来源见附录: 

  【注一】文献摘录

  (1958年4月底)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31-732页】

  就在上层有设想,基层有需求的形势下,吴芝圃受命搞共产主义试验,豫南农村被选作了试验场。位于河南东南部的信阳地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因敢闯敢干而深得吴芝圃的信任。而此时,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正在遂平县锻炼,任县委副书记,蹲点嵖岈山。在县委干部中赵光算是知识分子,南下干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自然要比县里的一般干部高。这样的人脉关系,这样的历史时机,嵖岈山被选作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贾艳敏著:《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4月20日,遂平县嵖岈山集体农庄成立,后转为卫星人民公社。

  6月,全县掀起“稻改”高潮,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旱田改水田2000亩,建立水稻营,社员集体居住,生产军事化。

  6月中旬,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

  7月,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全部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夜以继日轮换上阵,口号是“人炼钢铁、炼铁炼人”,全县70%的树木被烧掉,不少铁质生产工具被砸毁炼铁。

  8月,全县合并为一县一社,名为“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实现政社合一,内设八部一室三委,下辖10个基层社。

  10月,全县实行集体食堂化。干部群众干的是一样活,吃的是一样馍,学校师生实行吃、住、劳动、学习四集体。

  12月,遂平卫星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加津贴的办法。

  同年秋,全县干部职工中间实现供给制。【《遂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P37-38】

  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于l958年6月10日放出亩产小麦3821斤的高产“卫星”。随后,棉花“卫星”、红薯“卫星”、水稻“卫星”、钢铁“卫星”……接踵而至,引来国内外数万人参观考察,给遂平带来极坏的影响。【同上书P259-260】

  第二条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载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第16页】

  【注二】文献摘录

  程怀仁(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官员)回忆:1958年7月份刘少奇来到山东视察(据查,1958年7月17日,刘少奇至畴张县台前),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陪着到聊城参观。刘少奇看到寿张地瓜、玉米长势很好,作了指示,让山东5年建成社会主义。556

  后来,谭震林到了河北徐水,把一个共产主义规划拿到我们山东来,让我们学徐水。据此,我们省委农村工作部讨论了许多次。总的思路是刘少奇让山东5年建成社会主义。谭震林让学徐水,怎么落实呢?省委要求全省5年建成社会主义,聊城呢,得提前,应3年建成社会主义。到县里呢,也得有提前的,寿张、范县是“先进”县,就得两年建成社会主义。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还推敲词语,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了,那不就是共产主义么?556

  【(濮阳党史办)岳鸿胤: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产生前后一些情况的访谈录,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陈伯达一行于11月下旬到了范县,听取了县委书记谢惠玉关于“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等问题的汇报,并和县里的领导进行了座谈,还到几个地方作了考察。陈伯达等人认为,范县还是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按照总路线规定的步骤向共产主义过渡。意即“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太快,不符合总路线的要求。

  【张林南、范朝敬:《关于范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81页】

  【注三】文献摘录

  1958年8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来徐水视察工作,8月8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地委书记李悦农及县委乡社的部分同志。会上陈正人同志提出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带来了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344-345

  1958年8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枉记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问题,成立规划小组,中央派人参加,各部门都要有人;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规划的总要求,使徐水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以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子光对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直言不讳地说“共产主义还是未来的事,徐水恐怕还没闹清什么是共产主义”。345-346

  为了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全面规划,中央、省委、地委和县委组织了100多人的班子,其中,中央有70人,(中央农工部、国家计委等)他们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对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建筑等,全面进行了规划。346

  这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是脱离实际的大计划,根本达不到的高标准,把远景和现实混淆起来不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奋斗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错误的规划导致了错误的行动。346

  9月15日成立全县的政社合一,进行县一级核算。9月20日在省地委帮助下制定了供给制的草案。还贯彻了大办食堂。346-347

  【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刘裕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注四】文献摘录

  根据解学恭书记转达的中央领导指示(老田按:该领导即刘少奇),在大寺各庄建居民点。大寺各庄边拆边建居民楼,拆了300间民房盖了9栋300个居室外表美观质量差的楼房。陈正人同志讲,大寺各庄社楼摘的不要太大,防止过于吵闹,房屋是全民所有,个人拿房租。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派来几十名师生豁助设计居民房屋建筑,县委在搞住宅规划中土房和破砖房要拆除,拆了一些土房和破砖房,使社员住房发生了紧张。347

  【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刘裕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10月28日,大寺各庄新农村建筑工程施工。全部工程包括4层居民楼7栋共300余间和幼儿园、公共食堂、浴室、洗衣房等平房,于11月底竣工。建筑工程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规划设计。《徐水县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834页

  10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河北省委组织工作组深入徐水调查,将发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译东主席指出:分配不要搞平均主义,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家庭阴阳五行还要讲。《徐水县志》P833-834

  刘子厚同志去见毛主席,中午的时候才回来。一到办公室就交代说,毛主席当面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刻不容缓地赶到徐水县,考察该县能否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说:“你们赶快收拾行装,准备下午乘火车赶到徐水。”237

  当时我们还年轻,又是个晚上,想找男社员个别交谈。下去一打听,男社员们一律住在野外席栩里,女社员因家中无男人害怕,晚上都自愿聚集到某一户中住宿。后来,我们同看守食堂的两位老大娘聊天,才逐步了解到这个村实际上过着军营式的生活,有那么一点太平天国时代的意思,即男人在村外搭棚露营,女的在村内住宿,男女分居,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尤其是青年夫妇,实际上成为怨女旷夫,意见甚大,怨气冲天,同时天快要冷了,妇女们不能在白天缝制棉衣,再这样干下去,人们有挨冻的危险。238

  我们经过两天的实地考察,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徐水县不仅不能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连当前人们的生活间题也难以解决。第一,社员生活军事化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第二,男耕女织虽移是封建社会农家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商品生产未发达以前,完全废除也是不实际的。因为,一是社员群众无钱买穿的;二是即便是有钱买穿的,这么多的农民群众,到那儿去买这么多衣服鞋袜哩?第三,那时已经看出集体食堂不适应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只是当时还有粮食吃,所以不如上述两个问题突出。237-238

  刘子厚同志率领工作组回县,就这些问题同县委交换意见。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仍坚持较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239

  刘子厚同志率领的工作组,通过到徐水的实地考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特别是其中提出的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几个重要条件,物质必须极大地丰富等,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汇报提纲的结论是:徐水县根本不具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239-240

  工作组在徐水县工作了三个整天,即连夜赶到北京,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亲自听取了刘子厚同志到徐水考察的汇报。他老人家听后非常满意。240

  【薛楷:奉毛主席委托考察徐水,载《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240页】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少都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住在八个地方,男女各住四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原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社员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做。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99-100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103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

  【注五】文献摘录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63-64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64

  (1958年4月武昌会议期间)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67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70

  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72

  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96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104

  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104

  武昌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间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40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15-20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106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109

  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110-111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111

  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112

  (1959年6月20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问题)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140-141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前)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

  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

  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

  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④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

  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187-18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注六】文献摘录

  1958年夏天嵖岈山人民公社建立之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参观后,便要省里管农业的书记去参观。我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也去参观。”【谭启龙:回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几件往事,载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记载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国内有32万人来徐水参观。348【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刘裕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娄本耀告诉毛泽东来参观的(6-11月)已有18万多人了。198

  【熊应民 燕天友:《难忘的会见——记毛泽东接见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载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月,中央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秋季农业协作会议。会议把范县树为全国的“红旗”,提出要组织人到范县参观学习。范县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0月24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迎接参观的问题。县委第一书记在会议上说:“中央最近召开了华北协作会议,……会间谭政委(即谭震林)要咱县的材料,宣布咱县是全国的红旗,最近来这里有10万多人参观,……但咱县现在的工作情况叫参观者看了不会有好感,为了火速改变这种局面,确定开这个紧急会议。这是个促进会议,吹前进号的会议,搞糟了对中央、省、地委没法负责。”会上对迎接参观布置了扎牌坊、写共产主义标语、统一口径等十几项工作,特别是要求“产量和措施必须达到口经一致”。在会上县委让各管理区的书记报产量,报不到2500公斤的就被批评为“右倾”,扣“算账派”的帽子。会后,全县层层组织了关于产量的大辩论,把说实话、产量报不到2500公斤的人视为“白旗”。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印发了全县粮食亩产2553.5公斤的统一口径表,还让办公室电话通知各部门,无论给哪里汇报,就报这个产量。

  不到一个月,范县就接待了来自黑龙江、内蒙、贵州、福建等近20个省、自治区及本省各地县的参观团3万多人。为了迎接参观,他们不仅在参观路线旁扎牌坊、写标语、披红挂绿等搞了许多形式,而且弄虚作假,搞“红薯山”、“花生山”、“丰产田”、仓库、展览馆等等,大造声势。

  【张林南、范朝敬:《关于范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79页】

  【注七】

  在195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彭真同志视察了徐水。1958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现场会议。348

  【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刘裕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

  河北有人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这些意见反映了上级领导脱离群众、领导作风专断,遇到问题总是用战争年代搞肃反的思路(动不动就抓坏人)搞建设的情况,其结果,弄得上下关系紧张,工作出现重大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人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176-17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66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66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66

  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 66-67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6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对所谓“右倾保守”的“白旗”越拔越凶,谭震林的“鼓干劲”也越来越“热”,……他曾经要求地、县、公社对“拔白旗”要有“决心”,在“处理从宽”的前提下,“不管他是什么人,资格有多老,只要是白旗,就给他拔掉。”(《在山东地、市委合作部长和公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最后讲话》1958年10月2日)321

  他在江苏等地视察工作,对有些地方提出“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说法,表示赞赏,甚至认为“社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00元”,就可以说是“进入共产主义”了。322

  《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1992年,第321页

  湖南有人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此外还有“四高”,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6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

  这样的议论,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希望中央多担责任。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7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注八】

  由于安徽问题多,在困难时期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最多。我特别注意安徽组的讨论,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也最多。在安徽小组的讨论会上,我亲眼看到,那些参加会议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风”的干部;以及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者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拼命了,象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P238

  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出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各个地、县都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而且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刘少奇知道了后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但处理由中央来决定。P238-239

  【《戚本禹回忆录》(上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声回答:不满意。 236-237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237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237

  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①,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239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由此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四川的问题那么多,他又怎么能够不紧张呢? 244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责任重大。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这一关看来是比较难过。 244-245

  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如调粮太多,却又不能推给中央,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 245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东夫在《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讲述,是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具体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无法确证,但从李井泉没有被免职,也没有受到处分这样的结果来看,邓小平可能讲了上述一些话。所以会议的后期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24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李瑞山回忆:“1961年湖南热闹了,刘少奇、朱德、毛主席都先后来湖南。”“我(跟着刘去乡下工作队)回来之后,湖南搞了30个三类县,三类县都是国民党的县。……我当过湖南的组织部长,各个县委书记我都熟悉,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嘛,怎么成了国民党?当时整得厉害。毛主席走后,王任重、王延春从湖北来湖南主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一个一个地找我们谈话。我们说没有这么多国民党,上边高指标,下边肯定说假话,我们不赞成弄这么多国民党县。后来王任重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30个县有问题,天下大乱了。”P317-31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党,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徐水县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受中央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影响,转向“反右倾”斗争。各级领导干部检查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运动自1959年8月初-1960年3月底结束。运动明确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形成“上交下烧、万箭齐发”(即领导干部向党交心、检查,发动群众向干部提意见)的局面。首先,开展大鸣大放、上交下烧、乱箭齐发,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暴露出来。其次,把重点引向领导核心和领导干部,在方针、路线问题上,进行思想交锋,打交手仗。再次,一般干部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机关、厂矿、企业、学校掀起生产、工作、业务和学习马列主义高潮,迎接1960年继续大跃进。有些干部在1958年底“整风”中,讲了“大跃进”的浮夸、强迫命令等问题,此次受到批判和处分,其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名,严重右倾思想的4名,一般右倾的34名,严重个人主义3名,其它性质的3名。除20人免于处分外,其余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查看、撤职、严重警告、警告处分。对此,徐水县委甄别办公室于1962年5月对受处分的于部做出撤销原处分,恢复名誉的结论。《徐水县志》P531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福建有人说:1958年刮“共产风”,是刮了农民的皮肉,1960年刮“共产风”就刮了农民的骨头。83

  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当时反对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斗争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会议后,又不适当地把反右的斗争一直传达到支部,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反对右倾的浪潮,在许多地区使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使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大大滋长起来,而且在党内一时造成了是非不明、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82

  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以后。之前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之后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源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大,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昧着良心看领导眼色说假话,见风使舵,一味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8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注九】

  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7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三面红旗”,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复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庐山会议之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认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因为批判彭德怀的缘故,这三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被并列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旗帜,开始大树特树。不久,又称为“三大万岁”。到1960年初,《人民日报》社论更是将此誉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到的“三大法宝”,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61年起,大概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太超越实际情况了,而改称“三面红旗”。72-7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446

  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听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折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井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446-447

  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一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448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448

  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449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449-450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450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致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根据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注十】

  1958年10月18日河北省委根据毛主席对徐水问题的指示,由刘子厚率领一个工作组和参加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全体干部共70人,在徐水作了三天的调查研究。1958年10月21日,就一些主要问题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对徐水县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对分配上不要搞平均主义,对作风问题指出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的残余,对家庭问题阴阳五行还要讲。349

  1958年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和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由林铁主持、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列席,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在搞共产主义试点的过程中出现的政策、作风、领导上的问题。

  1958年11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由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英和保定专署专员杨培生带领工作组进行帮助徐水县解决共产主义试点和全民供给制及政策和领导作风上的问题。责成杨培生同志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进行传达。没向徐水县委其他书记和委员传达。349-350

  从1958年11月27日开始到12月25口张国忠代表县委检查搞共产主义试点和全民供给制及政策和领导作风上的问题。先后召开了几次县委会议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350

  【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刘裕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是年11月,徐水县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帮助县委整风。11月27-12月25日县委先后召了5次书记处会议,3次常委会,1次县委扩大会议。检查的几个主要问题有: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性质,认为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便是全民所有制的开始,宣布社员的房屋、树木归公社所有,个别地方把生活资料也宣布为公社所有;搞一县一社一级财政,统的过死,影响了公社、生产队的积极性;违背党的政策,取消了工商业者的定息;县、乡、社干部中,滋长了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发生了不少捆、打、骂、罚等问题;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集中劳动教养扩大了范围,把一些生产不积极或不服从领导的社员也送去劳教;若干重大问题,未经县委集体研究,几个人一碰头就办,违背了集体领导原则。P530

  1958年12月31日,县委《关于工作中所犯缺点错误向省委、地委的检查报告》中说:“从11月份开始,我们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和认真学习并遵照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纠正偏差,把一县一社的体制改为三级实权制,财贸管理实行了‘两放、三统、一包’。全民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受国家供给的干部恢复了薪金制。对房屋的处理宣布仍为原主所有,现在食堂占用者,适当抽出一部归原主,实不能抽出者,通过原主同意暂时借用。对劳动教养的人,我们组织力量进行审查,对不该劳动教养者,通过善后工作释放回家。为了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我们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三个决定,指出了努力方向,并开始贯彻执行。”《徐水县志》第530-531页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指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73

  当张国忠谈到公社建了幸福院、幼儿园,老人、孩子都分别住在一起时,毛说:幸福院都是老年人,幸福院就不幸福,大人离不开孩子,这样的幸福院我就不去!他又对张国忠说,你问问你爱人,她愿意长期和孩子分开吗?74

  1958年10月18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人员在徐水参加劳动所见所闻的报告。10月21日又听了刘子厚的调查汇报并对徐水的工作做了指示。刘子厚从北京毛泽东处汇报回来,向省委做了汇报。10月29日,省委开书记处会议请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专员杨培生参加,专门讨论了毛泽东对徐水的指示。75

  1958年10月31日,毛泽东由京乘专列南下郑州,途经保定时,召省、地、市三级负责人上车汇报。参加汇报的有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第二书记陈子瑞和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李寿山、杨培生、李佩先、严镜波,还有驻军某军政委裴周玉、副军长曾威以及省钢铁生产检查团团长李虚哲、保定市委书记杨志昌、保定地委秘书长张荣。汇报结束时张荣把当天保定《东风日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谢谢!毛泽东在听取大炼钢铁和农业生产汇报后指出:日夜鏖战,群众受不了;要保证群众每天休息8小时。林铁和刘子厚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徐水的强迫命令等问题,对于省委、地委的批评,张国忠根本听不进去。因此,在11月9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徐水是“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③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亲自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再次批评了徐水。当晚10时,他又将10月18日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批给了参加这次郑州会议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批语的全文是:“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75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的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粮钱两空;有些增产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大、很好。这主要是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76

  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1961年1月9日刘子厚汇报了1960年整风整社中揭发了徐水和霸县的问题后,毛泽东说:这两个县的经验很好,你们通报全省了没有?应当通报。他还说,张国忠1958年要搞全民所有制,我就说不行,他不听,他还把照片到处乱发。(对张国忠的处理后来得到纠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任涞源县副县长。)77

  【《毛泽东与保定》,载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毛泽东与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注十一】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同上书】

  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10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注十二】

  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10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我们正是应该和可以迈开大步前进。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103

  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104

  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会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105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叫做唯物论,什么叫做辩证法,什么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做群众路线,什么叫做经济规律,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些道理,课堂上讲,书上学,当然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通过了一场大的学习,这对全党,无论如何印象是很深刻的,一个人忘记了,另一个人记得,变成了我们党的传统,变成了我们党的共同认识,变成了我们党的思想一致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有失,而且还要看到有得。我们工作中也不仅仅只有失的一点,事实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本建设,打下了很大的基础,真正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是打基础,暂时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将来它是要大大地发生作用的。106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待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106-107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107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一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徉,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107-108

  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多的人口,有这样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就是靠生产,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至于机器,有了人就可以造。有了机器,拿机器劳动,一部机器可以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力,再加上能够制造大量的机器,劳动力同机器结合,我们的生产就能够大大发展起来,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比现在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一百倍、二百倍,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这样,我们国家就富起来了,就强起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条件。我们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分散的而是团结在一起的条件,这都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几百年前,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块荒地,上面只有一点印第安人(那些人现在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是新搞起来的一个地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在全世界来一说,美国是很典型的。过去全世界最落后的是那一块地方,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最强。当然,这只是说它经济上强,而不是说它的精神状态强,那里的精神状态正在衰落。109-110

  【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注十三】

  中央书记处检查“大跃进”三年来的中央文件后,编选出两本材料,并向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一个报告。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和12月21日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都谈到这方面的内容。[4]在12月21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其中,第二本材料的内容,“有三个是权利下放的过多的,三个是关于高指标的,有四个是关于大办的,还有两个限期完成技术改革的。”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

  据此,邓小平认为,在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要提到书记处四个方面的错误。(1)没有及时研究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有些不合实际,具体政策本身就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2)计划指标过高、多变,不论钢、粮、煤指标。1958年至1961年四年中最多一年有七变的,今年变了三次。今年是变得最好的。(3)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搞了几个“大办”。这几个“大办”影响很大,实际上冲垮了我们原来的方针,冲垮了群众路线。大办,轰轰烈烈是群众路线,但是它本身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假象,群众并不高兴。主席讲,食堂群众就不高兴。(4)权利下放过多,还有许多电话会议、现场会议。中央书记处检查中央文件的工作及报告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成为七千人大会总结工作的基础。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说:“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5]当刘少奇还提出中央和各省委应该认真地清理一下近年来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时,毛泽东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6]

  中央书记处检查“大跃进”以来的中央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是经毛泽东同意的,是经中央决定的。在中央书记处清理中央文件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根据中央的要求,向北京市委布置了检查文件的工作。

  一天下午,彭真把项子明找到家里,对他说,小平同志已跟尚昆同志谈过了,中央书记处让中央办公厅把这几年中央下发的文件检查一下,看有些什么问题。你这儿也组织几个人看看。当时彭真急着外出,就在院子里向项子明简要交待了这项工作。[8]

  华北局工作组于1966年5月11日进驻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5月23日至7月中旬,新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即“北京饭店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和中央通知,对原市委进行揭发批判和改组,并宣布对彭真、刘仁等市委18位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这次会议还对原市委在畅观楼查阅中央文件一事进行追查。[13]5月26日,华北局工作组写出关于畅观楼问题的专题报告,即认定是“阴谋活动”。7月23日,新市委工作会议党群小组印发上报关于畅观楼问题的报告,认为前北京市委在畅观楼查阅文件,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样,是彭真反党、反主席、阴谋篡党夺国的‘秘密报告’。所不同的是,今日主席健在,彭真即下此毒手,实为赫鲁晓夫所望尘莫及。”

  1979年1月17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刘仁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2月17,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随后,北京市委在9月26日作出《关于为“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平反的决定》,上报中央,为包括“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在内的十大“罪名”平了反。《决定》指出: 1961年12月,中央准备检查1958年以来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彭真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找了北京市委的一些同志,根据中央的要求,在西郊动物园畅观楼帮他查阅三年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什么问题,以便在中央讨论时,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完全正常的,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林彪、“四人帮”、谢富治以及原华北局负责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这是“为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准备材料”,完全是歪曲事实,蓄意陷害。

  《中央文件摘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先看导语。导语600余字,对1958年至1961年的中央文件作了概括性总结。导语认为:“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中央下发的指示和批转的有关报告,主要问题是指标过高、计划过大、任务过重,一些事情要求过了头,其中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在工业方面强调调整计划、指标落实、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等;在农村方面,提出反‘共产风’、保护社员个人生活资料、粮食到户、供给制的比例按实际情况确定等措施等。七月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1960年上半年,有些事情又要求过了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生产计划、技术革命等方面问题都比较多。1961年文件中的问题比较少。”

  《中央文件摘要》经整理、打印出来后,发给参加检查文件工作的市委有关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但最终并没有报送中央。

  【傅颐 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网址:

  http://www.zgdsw.org.cn/n/2012/0711/c218989-18493823-1.html】

  这个高潮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10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108-109

  彭真讲完之后,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10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11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等进行“反冒进”的时候,《纲要》受到了一些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给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很看重《纲要》的。从另一个侧面说,也有不少人对《纲要》有些想法,但被毛泽东压下了。

  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11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毛泽东: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71.08.25

  【注十四】

  (1962年)1月15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少奇汇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5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5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刘少奇的报告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中统一”。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报告说,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78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有人因此提出,国家机关的简报,列出分散主义的“八大罪状”,也应该列出主观主义的“八大罪状”,高指标的“八大罪状”!80

  不少省委书记其实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华东的省委书记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意见很大。他们纷纷提问:什么叫分散主义?上海,国家安排的只有45%,协作的55%。以后协作究竟行不行?怎么办?什么都靠计划不可能。集中统一还要照顾另一方面,地方上能千方百计地弄一弄,不要搞得谨小慎微。8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赞成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还是有些问题的;中南说,省、市、地委的同志对报告都满意,不是推翻,但接着表示了对反对分散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大区,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说对报告整体上还是拥护的,不是推翻的态度。但华东,却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态度,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98

  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是报告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七千人大会原定的开会的目标所在。但正如前面所述,恰恰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来自地方的意见很大,同中央明显存在相当的分歧。9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99

  周恩来说:因此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在周恩来看来,这次大会讲这讲那,如果不反掉分散主义,鼓了半天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99

  李先念显得更为激动,他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 99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99

  刘少奇、邓小平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强调。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会出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 99

  邓小平还说:是道德品质有了问题,走黑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不要认为苏联现象只有苏联有。前8年,后4年,社会风气不同。看来,邓小平对分散主义也是深恶痛绝的。 100

  他还说: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在邓小平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10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100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100-101

  王任重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但他也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王任重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另一位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也是45岁),很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因此是惟一一位以省委第一书记资格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会上,并没有因为“位卑”而少言寡语,相反,说起话来还很有些火药味。他说: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 101

  王任重讲的是实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10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柯庆施也说:主席、中央历来是主张发挥地方积极性的。10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华东),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记载的文字有所不同:“谈到中央和地方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时说: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局、省、地、县,也层层征求下边的意见,经过大家的同意,然后制造出来,那就比较可靠了。要靠典型,脑子出计划,实践出好材料。这样地方与中央合作,制造出方针、政策、计划二中央只生产精神。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下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第569页

  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注十五】

  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注十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十二章第四节

  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说过:“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其主观愿望上看,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毛泽东、党中央看来,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有着充分根据的,这就是:国际上,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这就为我国加快建设提供了机遇;我国己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六亿人民的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所希望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发展;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更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党己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能够保证“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开展。

  当时,人们根据以往的经历真诚地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无往而不胜。在“大跃进”运动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反对过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还是拥护这一运动的,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奋斗。全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要想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雄心壮志不行,没有很大干劲不行。但是,经济建设有它所必须遵循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由于受过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快,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更何况,全党普遍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党中央、毛泽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太慢,不满意他们的经验,决心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只是初步的,还远没有比较充分地掌握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且,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便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经验,来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级干部大多是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那些做法驾轻就熟,也以为搬用这些经验就能够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于是,认为搞建设比过去打仗更容易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对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混乱和偏差,当时许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有了它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担心纠偏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取得切实的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不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

  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再加上缺乏科学求实的态度,往往把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把能否完成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工作任务,都说成严重的政治问题,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同意见就难以提出和坚持,而支持甚至迎合的主张却容易得到赞扬,导致党内滋长起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这样,凭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

  出的一种历史现象。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从另一方面看,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这是党在领导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其中,可供借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后人永远汲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00-503页】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毛泽东:十年总结(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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