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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昀献: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

作者:刘昀献 发布时间:2012-11-13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字体:   |    |  
苏共精英的退化,导致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从内部瓦解和摧毁了党。正是苏共精英的退化,使苏共由强变弱最后走向了灭亡。

  在 20 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可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精英的退化,导致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从内部瓦解和摧毁了党。退化原意是指动植物的种类或某一器官逐渐变小,机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广义上讲泛指事物的衰败倒退,由优变劣,由强变弱,由好变坏。笔者认为正是苏共精英的退化,使苏共由强变弱,最后走向了灭亡。

  一、苏共精英由职业革命家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

  在俄国革命中,为组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列宁提出了培养“职业革命家”的方针。他认为,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俄国党必须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组织,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充分有效地把自己的战斗力发挥出来。要为革命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1]( P406)列宁认为,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成员应当非常明确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决心同现行政治制度作百折不挠的斗争。他说: “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1]( P386)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职业革命家组织是整个党的基础,对党起着一种核心作用。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1]( P406)

  俄国革命的实践检验了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思想。无论是在 1905 -1907 年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 1917 年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职业革命家们都叱咤风云,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列宁把这些职业革命家看作革命斗争中的“权威”。他在回顾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过程时认为,正是由于众多的职业革命家奋斗不息,布尔什维克党才由一个受迫害的小政党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大党,进而成为执掌政权的党。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仍称那些党务、政务活动家为“职业革命家”。他认为与革命时期所不同的是,这时更需要的是能担负领导、管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从管理某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到管理一个政府部门以至管理国家,他们“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 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 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2]( P495)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职业革命家大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党的骨干。因而,这种体制的优点远大于缺陷。一是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党经济拮据,充当职业革命家,自己要在物质上资助党,没有个人利益可得; 政治上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手中没有公共权力,没有靠公共权力谋生的大批社会成员涌入的问题。因此,不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二是不需要考虑组织内的体制性监督问题,不用担心这些职业革命家因久握权力而滥用职权。因为,当时既有反动统治者的打压,又有其他政治派别的批评和攻击,稍有失误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和遭到损失,甚至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三是没有因掌握了权力而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极端艰难危险的形势下,要充当职业革命家,显然是以愿意发扬奉献精神为前提的,这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同时,党要生存发展,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革命胜利后,党由非法状态转为执政地位,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当初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所依据的那些条件,大多已经不存在了; 当年可以暂缓考虑的一些问题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危险。在此情况下本应尽快告别建立在革命斗争需要基础上的那些做法,但苏共领导层却仍然停留在专制环境下秘密工作的思维和做法上,不仅自己固守,成为构成斯大林模式中干部体制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其他政党,从而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照搬了这一体制。

  职业化的官员队伍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条件。苏联长期实行职业革命家体制的结果使选举制流于形式,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了严重背离民主选举原则的“罗名制”( 任命的职位名称和备选人名册、职级待遇表) 、自上而下的职务任命制和干部身份的相对凝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在执政条件下、在和平的社会环境里,由于官员的身份长期稳定不变,把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他们的个体利益意识迅速增长,领导干部在待遇上特殊化在所难免,“在高级党员干部与仅在业余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的一般党员之间形成了差别。一个相对稳定的、明显与众不同的干部集团开始控制了党的生活”。[3]( P260)官员队伍职业化无法避免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逐步脱离群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不仅给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准备好了主体来源,同时也导致一些官员的政治道德的逆转,为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必要的主观条件。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指出: 苏共“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4]( P8-9)正是苏共精英,即“职业革命家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二、苏共精英退化的主要表现

  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中,完成了从“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他们占据党和国家权力金字塔的上层,享有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特权。他们反对任何有损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使苏联的多次改革尝试流产。在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时,便假言改革,真行复辟,把改革变为改制,以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随着苏联的演变,既得利益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在经济上进入了大所有者( 新资产阶级) 的行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层政治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了俄罗斯的新主人。[5]苏共精英的退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苏共精英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导致苏共理论创新能力的衰竭,丧失了敏锐和正确地认识、分析社会形势,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进而使其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精英对社会发展已提不出任何新的思路,使苏联社会陷入停滞。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领导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 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6]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精英虽然认识到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长期僵化的思想已经使他们无法提出适合苏联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广大干部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倾向。因而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当改革势不可挡时,由于没有理论准备,不得不被迫向右翼激进派缴械投降。

  2. 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斯大林去世后,由于赫鲁晓夫等人对党的历史上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不恰当处理方式,导致许多干部,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逐渐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阿纳托列•切尔尼亚耶夫讲: “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作好了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7]( P209)而雅可夫列夫等人的回忆录则明确承认,早在 20 年前他们就不相信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了。他们之所以要留在党内,并且拼命往中央领导层钻,夺取苏共中央的领导权,是为了从苏共中央内部搞破坏,凭借中央的权力来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8]由于信仰缺失,许多人安于现状、脱离现实、满足空谈、自安自慰、自娱自乐、盲目乐观。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 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日益蔓延,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党的精英集团意志衰退、精神懈怠、养尊处优、能力弱化,已丧失了协调社会矛盾,团结各阶层群众,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能力。

  3. 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在几十年中苏联党没有重视与腐败、特权现象的斗争,使党内逐渐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权力,如特供权、特教权、特卫权、特继权、特支权、宅第权、用车权等。[5]拿宅第权和用车权来讲,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高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一辆至几辆轿车。在乌兹别克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各类‘领导人’人均拥有 2 处至 5 处住宅。他们个人可使用的轿车平均 5 辆”。[7]( P14)而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的“人数不算太多的家庭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拥有 8 座别墅”。[9]( P318)他拥有的轿车可以办一个“小型高级轿车的博览会”。[10]( P310)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女儿结婚时,不仅送给她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还从自己收藏的小轿车中送给她了两辆。尽管如此,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以享有广泛的特权为满足,他们还以种种方式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贪污大案中,从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到基层党的数名书记、政府官员,贪污总金额达 20 多亿卢布。[11]( P281)相当一部分精英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至上,已变成贪婪的掠夺者,不仅已失去先进性,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且已退化为与民争利的官僚,处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三、苏共精英退化的原因分析

  苏共精英的退化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苏共政治体制的原因。在分析苏共精英退化的原因时,我们理应注意到俄罗斯政治文化心理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还源于苏联的政治体制,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1. 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盛行。苏联由职业革命家体制转化而来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比比皆是。列宁晚年在病中十分担心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22 年他曾忧心忡忡地说: 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12]( P745 -746)列宁的担心应验了。斯大林时期产生了严重的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现象。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频繁地大规模地更换干部和大反个人崇拜,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领袖地位已经稳固,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和树立个人威望。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却很专断。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瓦 •博尔金在《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中对戈尔巴乔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有许多描述。他指出: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谈民主,指责同事搞斯大林主义; 另一方面却一人独揽党政大权。他个人主宰别人的命运: 决定党中央和政治局的人选,根据个人的好恶指定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第一书记。”[13]( P298)他“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作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大党的总书记手中。作为苏联总统和国家元首,他主持部长会议,不把部长会议主席放在眼里。他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自直接控制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工委员会、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13]( P299)随着权势越来越大,他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实行“独裁”,“一碰到同事有不同意见,一听到对他工作乃至生活的批评,便搞孤家寡人政策”。[13] ( P163)在苏共第 28 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一次博尔金走进戈尔巴乔夫单独办公的房间,发现“戈尔巴乔夫坐在小屋里,只身孤影,草拟一份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个机构几十年以来在苏联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我翻翻放在桌子上的草稿,意识到自己正在目击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悲剧”。[13]( P245)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的结果,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统一,弱化了领导集体和党组织的力量,必然导致人亡政息。

  2. 监督机制弱化,权力失去制约。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苏联党政机关内的严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泛滥,与党内监督监察不力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监察,使权力失去了制约。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斯大林上台后把苏共监察机关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由于党的监察委员会职权和地位被削弱,无法对党的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致使党内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少,而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及官本位现象却日益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日益严重。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苏共精英正是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逐步退化,越来越腐败,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变质而走向自我毁灭。

  3. 干部队伍近亲繁殖,德才不佳。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从总体看,干部任用的主要方式仍是委任制。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勃列日涅夫后期,干部问题上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倾向趋于普遍化,许多干部养成了阿谀奉承的坏习惯。许多地方和部门挑选干部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 挑选领导身边的人,挑选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从而,使大批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和怀有不良动机的人混入党的领导层内,而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种缺乏竞争的干部选拔的逆向淘汰机制,必然使干部队伍能力退化并出现恶性循环。同时,党内钻营、奉承、以权谋私之风盛行,不仅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和工作的开展,还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和凝聚力、战斗力。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就是由于“领袖”的赏识才走上最高领导地位的,也正是他们最后把苏共送进坟墓的。

  苏共败亡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悲剧。今天,我们研究苏共败亡的教训,要特别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防止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退化为既得利益阶层和背叛人民利益的官僚政客,只有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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