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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真相:有一种高贵叫贫穷

刘工昌 · 2018-06-22 · 来源:反做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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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省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了485倍,从改革开放前的全国第23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10名,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66.37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32298.20亿元;而同期的上海却只增长了110倍,排名从全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名跌落至第11名,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72.81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30133.86亿元,刚好排在福建省的后面。

  而从城市来看,从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贵阳、合肥,上海十年间一共增长了219.98%,年均增长率仅为12%,经济总量从13698亿元增长至30133亿元,全国百强城市中增长速度排名第86名;而贵阳、合肥则分别增长了433.79%和433.4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38%和33.35%,经济总量也由811亿元和1664亿元分别增长到了3518亿元和7213亿元,增长速度分列全国百强城市第一和第二位。

  在中国经济陷于困顿的今天,上海的现状很容易让人想起30年多前的中国的另一座城市,当时的中国也是陷于比今天还艰难的困境,当时的人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指望它能为困顿中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 ,它做到了。30多年来,它欣慰的看到,庞大的中国小心翼翼的摸着在它先期铺下的石头,一步步的跨过了贫穷的海,跨过了温饱的江,跨过了小康的河,正艰难的向着拥挤的富裕谷迈进。它大刀阔斧所开创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帮助这个在贫穷的沼泽里踯躅了几百年的民族一举超越了苦难,也让所有有着类似经历和境遇的民族看到了同样的希望。我想不用说大家都已知道了,它的名字叫“深圳”。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的搏杀,珠三角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义的现代企业群。华为、中兴、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格力、美的、TCL、比亚迪等。而上海呢?

  “ 上海自由贸易区于2013年9月挂牌成立,它曾被誉为一场雄心勃勃的自由市场改革实验,将解除各种管制,从金融和外汇管制,到针对外商投资的行政控制。但投资者大多对这个自贸区感到失望,称其对在里面运营的国内外公司几乎没提供任何优势。在上海自贸区内获准进行的商业或投资活动,基本上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也可进行,而且已经宣布的改革迄今是小打小闹和循序渐进的。”(“中国新增三个自由贸易区”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2014年12月15日)上海自贸区成立已过一年多,尽管不断的有媒体和官员为它说话,但它没有令绝大多数投资者满意或者说远未达到人们尤其是那些关心它的人的预期,该是个不容争辩的事实。

  我们发现,上海,中国这一列重载列车的火车头,速度渐渐地慢下来了;我们还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错过了市场的开放;90年代搞了浦东新区,上海走上了发展金融的道路;2000年以后互联网崛起,北京中关村闪耀世界的时候,上海再次与互联网失之交臂;2010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上海仍然籍籍无名,悄无声息。上海,为什么会错过互联网浪潮?上海错过的仅仅是互联网经济吗?

  改革开放来,作为中国制造业最大的中心,经过时代的洗礼,曾引以为豪的上海品牌几平消失殆尽。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上海人的小资心态不求进取?

  为什么以前的上海能成为、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品牌重镇,而现在几平全军皆墨呢?如果仅为金融与服务业而导致成本上升而放弃?为什么成本同样高的深圳能做到?

  本文不想寻求哗众取宠的Xue头,而是想从内在的经济体制,从上海开放的源头时它的追求出发,试图找到这一困挠上海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民族产业群始终难崛起这一艰本问题,希望读者与我们一起思考,群策能凝固成群力,助上海乃至我们这个民族早日走出困境。

  浦东是规划出来的,深圳是摸索出来的

  我们不妨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特区的发展说起。

  上海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组建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形成“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路子。通过企业上市和银行信贷、吸引内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融资战略,为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要项目筹措大量资金-------大批国有、集体企业通过与外资嫁接和资产重组,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

  在绝大多数城市或地域产业集群形成伊始差不多都是由市场嗅觉灵敏的企业自发聚集而成,而浦东经济特区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政府烙印。首先是“‘聚焦张江’战略。按照‘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目标集中力量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吸引一批知名的、技术领先于国际国内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等企业入驻张江。”试图让这里“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同时又力图把陆家嘴打造为集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为一体,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贸易区。总体来讲,就是在产业联动方面,将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布点浦东;在功能联动方面,推动上海现有十大要素市场和中外金融机构向浦东集聚,将重大节庆活动和国际性、全国性会议放在浦东举办。(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严爱云:“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与经验”,参见《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

  正是这种“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使得上海市政府)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这最终“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陈高宏刘世军 李幼林 周溯源 李文阁 闫玉清: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启示,2009年12月25日 新华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联合调研组 )

  上海浦东作为经济特区,风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证实了其发展伊始“规划先行”的发展主导策略(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启示,2009年12月25日 新华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联合调研组 执笔:陈高宏 刘世军 李幼林 周溯源 李文阁 闫玉清;浦东开发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经验,城市化导报2002-10-27, 浦东新区综合经济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李庭辉)。规划先行的背后实际上是强政府主导的市场先行。

  而深圳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从最早期的“单项突破阶段(1980—1985)(计划体制内明显阻碍特区建设发展的方面如基础建设管理体制和价格体制进行局部改革)毫无疑问,深圳改革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明确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方向。进而到了全面改革阶段(1986—1991)(在建立市场体系、产权转让和破产、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试验),随着这些改革的完成,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随后深圳进入了“市场体制框架建立(1992—1997)

  这一期间深圳围绕市场体制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大胆探索,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至今,深圳才开始进行市场制度完善阶段,深圳通过建立土地交易、产权交易等市场以及事业单位与审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体制。(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69—74页)

  特区建立初期,许多涉及未来方向的问题尚在探索,面对始料不及的超长快速发展,规划者和决策者边建设边总结提高。(直到)1984年才编出总体规划的首个正式版本。后来针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以及城市资源紧束的条件下,分别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应变。(而为了)营造有序的市场竞争,深圳出台了一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和政府规定,成立知识产权局与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组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机构。(这在极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中国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截至2007年6月30日,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296项----约三分之一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优秀法律文化先行先试的。(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80至82页 , 中信出版社)

  至于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方面,深圳是在短短的30多年中几乎浓缩了现代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从最早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到1992年深圳政府提出“三来一补”要提高技术,要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到1995年深圳才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针,全面展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作。(同上 63页),至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深圳拥有的中国世界名牌数量已占全国的三成,居内地大城市第一位。(同上 61页)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均居全国第一位(同上63页)。

  在我们大致比较了浦东新区与深圳特区发展的主要历程后,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发现两地发展的脉络:上海是政府先行,市场按政府的规划来布局;深圳是市场先行,政府按市场的要求来安排。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浦东新区是规划出来的,深圳特区是摸索出来的。故上海的起点高,可以对各方资金进行挑选,按政府完美规划成长起来的企业像贵族,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充斥着一股高贵气;而深圳起点低,对到来资金可说是饥不择食,吃到后胡乱吞下,有点力气再出去摸爬滚打,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充斥着一股草根气。

  为何深圳和浦东差异如此显著

  为了避免误会,在这里我们没有说上海主要靠政府深圳主要靠市场。公允地说,两地的发展,至少在初期,政府起的作用,还是像对产业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补偿,对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这些新结构主义要素方面的东西,还是较为趋同的,就这一点来说,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都没有大的区别,但为什么真正的现代产业集群的产生,在深圳为首的珠三角与上海为首的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以奉行新结构主义为宗旨的地方政府((高效廉洁和服务型的政府与具有“亲商”即为客户服务观念的公务员队伍,是苏州工业园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27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在以良好的制度优惠服务态度和基础设施构筑工业园招引来企业后,这些像孩子一样备受政府呵护的企业在投放市场后,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来自市场本身的技术水平或产品同质化竞争,有与其他水准相近企业的摩擦,有因企业发展引发的人工还有环境纠纷,有资金链条销售渠道等。在出现这些问题后他们习惯性的找政府,而像敢于“给台商端洗脚水”的昆山市领导,面对企业的这些要求往往是雷厉风行,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FT中文网2013年07月11日)他认为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他所主张的这种帮助从短期来看的确消除了企业发展的“瓶颈限制”,但从长远来看,恰恰也使企业失去了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的机会,这实际上剥夺了企业通过独立面对市场来自我成熟的机会。这是因为,很多时候这样做就是政府越过市场,直接干预行业层面甚至企业层面的资源配置,那么得到这种帮助的企业固然获得了一时的便利,却也使它失去了在市场中不断试错,努力挖掘自身潜力,从而逐渐学习合理的配置与使用资源的方法,在市场的熔炉中壮大自己这一宝贵经历。面对市场选择,解决不了那些问题经不起市场考验的将被迫退出,没有谁有神奇的手段一开始就让资源被有效利用,无法适应竞争的企业只能破产,“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的强制性淘汰,或许不会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大概就在于危机的强制性。危机与创新的交替形成了周期。”(李义平:“凯恩斯革命之革命”《读书》2011年第四期) 真正强大的企业就在这样一轮轮的生存——竞争——倒闭——重生——壮大的市场竞争潮流中不断摸索发展。中国取得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马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说:而要想成为一个持久的经济体,大概需要50年,很多企业只有跨过50年的历程,这50年历程内至少有5到10次灾难,是经历了国家、国际形势和企业内部的灾难,才能称之为一个坚强的企业。任何一次打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机遇。

  再回到深圳。依照新古典主义以及熊彼得的企业创新理论,产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最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和地域流动,而由企业家精神所推动的创新能够在一定时空内创造出这样的高利润空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家精神,都不是政府政策所能催生的,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历练出来,并且在任何时空中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无数失败的冒险家在垫底。发挥服务提供的功能最终弥补市场失灵,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相得益彰,才是产业政策的正途。说到底,千变万化的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根基之上。

  毫无疑问,深圳的发展更接近于熊彼得的理论,现实的状况也直接证实了这一点。

  深圳的发展留给了企业更多直面市场,通过市场的搏杀而不断淘汰、成长、壮大的机会。说到底,深圳比上海有更多的现代品牌企业群的根本原因就是,与上海比,深圳企业有了更多的自行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磨练自己的空间,也就多了更多创新的可能。“创新中很多突破不是在大公司实验室里产生出来,而是在动手制造中摸索前进。哈佛尼曼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在深圳考察电子科技创新后,心得之一是深圳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代工厂和起步阶段的创业者,形成了一种敢于尝试、灵活运用的创新生态,除了成本低廉外,技巧熟练的工人能把产品创意付诸实现。他发现美国前沿创新在推向市场过程中,已经离不开深圳提供的制造环节。”(周乃蔆:摩托罗拉的教训2014年09月24日世界经理人网站(www.ceconline.com)

  这一点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界更是如此,在以流量入口、用户黏性、盈利转化为核心的互联网企业酣战中腾讯的大获全胜则生动的诠释了这一点。腾讯最初做的只是即时通讯,但业务模块一直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他们以QQ为纽带,相关业务逐渐拓展到了空间/博客、门户网站、游戏、微博、搜索、浏览器、购物、在线支付、虚拟货币、网络安全和微信等众多领域,并将战略目标正式定为向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旨在打造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满足互联网用户包括沟通、资讯、娱乐和电子商务等在内的综合性需求。腾讯能做到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立足于深圳蓬勃的草根创新的丰厚沃土(2013年2月15日,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网络版发布了“2013年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榜单。腾讯凭借微信再入世界创新50强榜单,排在第16名)。

  在深圳依托如此创新生态的远不止腾讯一家。还有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华为、中兴等。正因如此,雄心勃勃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全球市场的竞争对手将不是三星和苹果而是国内巧于利用潜伏在深圳的本地创新生态的华为、小米、中兴、酷派之类。”(同上)

  深圳丰厚的创新沃土所孕育的这种独特的“创新生态”,实际上是一种在中国还十分稀缺的创新文化,这种创新文化“已成为我们文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做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79页 赵一凡等 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上海,深圳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20世纪末,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三角地区有所逊色”(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但就像美国创新文化的大本营硅谷,不是出现在知识密集的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一样,中国最具创新性的地区也不是知识密集的北京或上海,而是深圳。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了市场经济最充分发育的深圳,比上海有更多机会孕育具有市场所赋予它的那种内在的创新生态,也就是创新文化。它也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如果说,企业的真正强大靠根植于市场的创新文化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文化所凭依的,不是政府超越性手段的神性嫁接,而是市场竞争的自然抉择。

  我们说,这种创新文化远不止是企业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更主要的是,它已成为带动一个地区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人说深圳经济特区是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制度性试验区域,其根本的独特性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领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占先优势(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96页 ,中信出版社),但实际上这种占先优势在90年代已基本消于无形,相反,“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三次比较集中地赋予浦东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比照了国家在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实行的特殊政策,而且充分体现了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相匹配的“比特还特”的原则(参见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严爱云:“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与经验”,《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 )。

  这里要说的是,深圳特区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顶着巨大的质疑,有时甚至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验,它的许多政令的出台在经济上是具有开拓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的。而上海浦东新区政策的出台,则是在上海的领导从国家层面确立的,政策上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的。

  如果说在浦东发展历程中曾探索尝试的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和高科技园区模式都已为各地所借鉴,这一模式对苏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就是拓展了这样一种兴建工业区的具体的经济样式的话,深圳对全国的开拓性贡献主要在制度改革示范。深圳特区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深圳市地方政府作为改革实施主体,在改革实践中努力解放思想,敢于尝试,在改革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第一。正是在市场制度的摸索试验中,创造出了新的发展路径,并在中国相继的改革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它在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为全国作出了开拓性的示范作用(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67至68页 , 中信出版社)。

  某种程度上讲,作为长三角与珠三角龙头的上海与深圳其实也是两地发展模式的放大。

  长三角向外,珠三角向内

  被誉为长三角龙头的苏南地区(一般说来,长三角的浙江因其民营经济特别发达,与强政府主导的上海及苏南有明显区别的,温铁军先生曾著《解读苏南》指出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以龙头中的龙头昆山市为例。苏南是长三角的龙头,而昆山又是苏南的龙头,长期占据中国县域经济的头把交椅。那么作为一个既无国家政策法令的荫庇且乡镇企业原先并非领先的地方,昆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曾智华等编著的《解读中国奇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答:

  80年代初,昆山县政府作出将经济发展道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决策。后来在县城东南自费开辟一个3.7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这就是后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雏形。其批准时间比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还早一个多月。((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18页 中信出版社)借助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经验,于2000年4月申请获批成立昆山出口加工区,大大提升了加工贸易产品的进出口通关速度,进一步提升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还创办了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周庄传感器、玉山模具园、巴城软件园等高科技特色产业园区。全区紧紧围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民生用品四大支柱产业构建产业集群,同时以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相继建成投产,标志着昆山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2006年8月建成全省唯一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花桥经济开发区。(同上 142---143页)

  为了最大限度的吸引外资,除了国家开发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昆山自己出台了许多出口加工优惠政策比如“境内关外”政策,即:“四不”、“四免”、“一保”、“一退”。“四不”:一是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二是海关不实行“登记手册”管理。三是政府对加工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四是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不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四免”:一是生产所需进境的机器、设备、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予以免税。二是基建所需进境的各项物质,予以免税。三是企业近境的办公用品予以免税四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品销往境外的,免征出口关税。“一保”: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进境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件及消耗材料,予以全额保税。“一退”:从区外进入加工区的货物视同出口,可办理出口退税。另外还在出台及其优惠的留学园区及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同上 147页至148页)

  昆山的成功几乎就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精神的完美诠释,它的成功给人以这样的启示:1)选择符合自身比较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2)政府推动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3)实行产业链招商,完善产业配套环境。4)在不断开放中促进自主创新

  这里有一个意识超前、思路清晰的决策体系,这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有一个结构合理、开拓创新的执行体系,这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个守信规范、优质高效的服务体系,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强力支撑。(同上 153----156页)

  如果以林毅夫习惯的经济数据的比较看,昆山几乎臻于完美。昆山市实现了台湾电公会“大陆综合实力极力推荐城市”四连冠。不仅连续四年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同时也是连续八年获得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一。2012年昆山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27000美元。按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73.76万人计算,人均GDP相当于60000美元。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750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来源:百度百科 昆山)昆山的巨大成功引得全国各地同行的疯狂膜拜和效仿,甚至形成了令人羡嫉的“昆山经验”。

  但是盛名之下的昆山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另外的一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昆山得到这样一组数据:4000多家台资企业创造了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和90%以上的进出口交易额。(王克:“昆山爆炸案曝政府招商黑幕 投资送人大代表名额””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08月12日)

  中国最强县的昆山光鲜靓丽的背后,其经济的基本面竟然是是由海峡对岸的台资托住的,本应撑起本地经济框架的民营企业只能给高高在上的台资打打下手,在产业链最底层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上相互搏杀。作为苏南模式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的昆山,其实情无疑是整个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也是新结构主义典范的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尽管经历了3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但是在全球产业链上,以贸易加工为主,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的中国制造业依然处于低端水平。中国企业陷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唐小涛:中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民网,2012年12月04日)

  2007年至2009年,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工业增加值的28%;占中国高科技行业产出的66%;占中国出口的55%;占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因此,中国是由外国人管理的体系的一个关键贡献者。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马丁·沃尔夫:中国不会买下全世界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07月12日)作为新结构主义典范的苏南自是如此。这些年来,苏南拥有了足以令全国各地羡嫉的极为养眼的经济数据,拥有了水平接近且引以为豪的现代城市群,但却没有出现高水平的真正令人信服的现代民族产业群。

  与之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最南端的广东珠三角,经济分布却呈现另外一种形式。与苏南有所不同的是,广东统计局发布了2008-2013年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数据,广东民营经济贡献率已超五成,占税收比重去年也首超五成。(广东民营经济占税收比首超5成 增速高于GDPhttp://www.opsteel.cn 2014-09-09)

  更大的差别在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的搏杀,珠三角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义的现代企业群。华为、中兴、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格力、美的、TCL、比亚迪等。

  如果说同样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的崛起是因其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领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占先优势而不可比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看珠三角的另一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看出点什么。纺织行业是公认的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各地同类行业的一哄而上导致的产品的争相冒仿和价格的恶性竞争,使得以纺织为主要产业的西樵步履维艰,“从1995年开始,西樵镇政府实施了三项措施:兴建轻纺城、建立制版公司和抓大放小以及建立南方技术中心。其中后两项措施旨在通过政府设立的技术服务组织,帮助中小纺织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提供纺织产业创新发展所需的共性服务,比如产品检测、认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曾智华:《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18页 中信出版社)

  到今天,在面临着江浙等纺织强省以及国外印巴等低劳动成本的残酷竞争下,西樵已从一个最低级的纺织产品加工集聚区到成为拥有新产品孵化中心、纺织品批发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四大中心职能的专业化市场(225页),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昆山乃至全国各地相似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各种灵活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外,最关键的却是别的地方很难做到的后两条:建立制版公司和抓大放小以及建立南方技术中心。

  地方政府制定“抓大放小”、“扶优扶强”政策,在为一些有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大企业提供信贷和设备的帮助的同时还建立相应的小型企业服务体系,缓解就业压力,保障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设立制版中心,为企业生产小型面料样本。私人公司开发的新面料每块1000元,地方政府制版中心作出的同类面料以300元成本价出售,使大量的私企能买得起用得上收益大,激发了有能力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部门进行产品创新,进而带动了整个纺织集群的技术创新。

  同时建立南方技术创新中心,促进官、产、学、研合作。2001年底建成的创新中心,进一步扩大了轻纺城布料工艺制版公司的功能,引进更多专业技术开发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为纺织工业提供全面服务,它已被定为“广东省纺织面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全国首家,正作为西樵纺织集群发挥产业创新作用,为纺织集群在发展困境中杀出重围发挥了关键作用。(218—219页)

  这是珠三角的西樵与长三角的昆山发展运行的大致状况,我们看到,在发展之初,两地采取了大致一致的发展路子,那就是政府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吸引资金企业的到来,并由此形成一个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产业链集群聚集模式,当这种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地步,面临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进入瓶颈时期时,昆山把目光投向外部,以强政府态度对外商高规格高质量服务迎接高品质外商进入,进而营造以外商高效率运行为核心的产业生态模式。

  而西樵则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内部,不仅仅是宽泛的提供政策优惠,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企业渡过技术信息难关,突破技术升级瓶颈,进而最终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产业升级。更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西樵政府做的尤其好的是,在创新中心建成之后就退出,政府从运作者(在发展方向上提供指导)变为服务者(在具体工作中提供服务),也就是,在宏观上,政府通过规划创新中心的方针方向,提供相应的考核措施,确保市场化运作的硬件平台完成公共服务职能。在微观上,政府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服务者,对中心内各机构的工作并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220页)这就像是在帮助林毅夫先生回答政府介入后何时退出这一难题。西樵镇政府在完成这些后适当放手,这就给了企业自己进入市场磨砺的机会,使它们能够在市场的残酷搏杀中提升自己,真正促进了企业的转型。我想正是因为两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才铸就了两地不同的产业现状。

  有为政府的囚徒困境

  必须承认,以上海为龙头苏南为主要实践对象的有为政府、市场按政府的归划来布局的典型的新结构主义模式在90年代以后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起步阶段非常关键的外资的大规模的有效吸收。“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张晓山:《解读苏南》序言,温铁军等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04-01)其次就是以县域经济为特色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组织 2004年开始的中国百强县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排名榜前几名一直为苏南所垄断,直到2014年年百强县最新排名前5位还是全在苏南(早期曾有多家机构组织过评价,但影响最大的分别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评估,国家统计局仅2004年、2005年组织过二次评估,其后终止。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自2000年开始至今,每年组织一次,截至2010年共发布过10次评估报告,但其公正性存在诸多疑点,随媒体暴露渐渐淡出。维基百科 中国百强县)但到了近两年,它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路透社最新一篇题为“中国江苏将陷入债务噩梦?”的文章,为我们展示了债务大省江苏正经历的艰难时刻: (赵士勇:江苏6个地级市负债率超100%学者称是危险信号 2013年08月07日:华夏时报)深圳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2012年,江苏省的各级政府占据了中国售出的投资信托基金的30%。万德数据显示,去年,江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售出了3430亿元债券,这一数字3倍于中国最富的省广东省的数据。上个月,中国央行的一位官员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候说:2013年前5个月间,江苏占据了地方债务增量的40%。2012年,江苏GDP增幅由5年前的15%下降到了10%,政府财政收入增幅由2007年的42%大幅下降至14%。( 焦子岭:中国江苏陷入债务噩梦?华尔街见闻 2013年7月25日)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把资金投入到了前几年政府大力推行的产业中。人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2013年6月表示,1-5月,江苏新增不良贷款占比全国约40%,且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光伏、钢贸、造船等产业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苏南制造空心化加剧”(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8月13日)

  这里地处苏南的明星城市无锡对光伏企业尚德的扶持就是一个典型。它完全符合林毅夫“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即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光伏产业在人们印象中属于高科技产业,并且它投入大所需用工多,对于带动当地GDP和就业的提升,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与高新技术、清洁能源等概念紧密相关,既符合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又与发展环保的绿色GDP潮流相吻合,因此备受地方政府的招商青睐。早在2007年前后,国内就有100多个城市在建光伏产业园。无锡尚德依托强势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依旧疯狂扩张,很快它成了“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产能过剩的典型。该行业在国家补贴下不断扩张,结果在国外市场需求枯竭后陷入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露西•霍恩比 :“无锡政府拟投资1.5亿美元拯救尚德”,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1月01日)

  毫无疑问,无锡尚德陷入如今的困境,是政府长期对重点领域过度投资的结果。但政府的重点投资并没有使这家企业真正在市场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相反它却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尚德财报坦率指出:“我们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政府补贴。”尚德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显示,官方补贴包括来自政策性银行国开行(CDB)以及更加商业化的上市银行中国银行(BoC)等银行的廉价资金,以及税收优惠。(桑晓霓:“尚德重组考验中国增长模式转型” 英国《金融时报》 2013年08月08日)这样政府花大力气扶持的“新兴战略产业”不仅没能如政府所愿带动一地产业链的兴起,反而成了政府手中的一个烫手山芋,不仅扔不掉,反而被它绑架了政府。

  这就是隐现于国内很多企业的一个潜“逻辑”,就是在赢得政府支持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做大,到了足够大之后就顺利的“绑架”政府了,因为你已与政府的政绩、形象还有为了扶持你先期投入的巨大的资金税收交通设施,还有为了企业所进行的征地搬迁,移民安置甚至为其所做的就业承诺等完全挂住,尤其是后者,解决的不好,引起原住民的不满而导致的社会事件,常常成为衡量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所以此时的你无论出什么问题,当地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这在很多企业那里都被当作生存之道。过分迷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有为的手”,最终害了不少企业,还有政府。为了本地GDP、就业、金融乃至民生稳定,政府被迫咬牙吞下所有的苦果。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支柱实际上也是全中国经济发展风向标的苏南所出现的问题,“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其增长的极限。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复制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它应该做的就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其运作。任何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政府干预,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通过有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而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应该明确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大量事实说明,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地方政府之间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研发投资亦如此。它一是离不开粗放式发展的性质,二是离不开扭曲的激励机制,因此也必然导致低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主张应由政府出面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试图再用政府干预来解决曾由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伍晓鹰:“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 FT中文网2014年4月10日)

  上海还有苏南的新结构主义试验证明,在强政府(或者被称为“有为政府”)苏南的现在,政府的重要性变得越小,就越容易代表一种可供选择和补充的价值体系,必须要在政府的有效介入与市场的自由运行之间确立一个度。这个“度”究竟有多大空间,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变化的格局。如果我们放眼全国,情形也是如此。李克强总理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从去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到现在,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已达600多项。这是政府自我削权,也可以说是自我革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曾经用“壮士断腕”这样的话来形容,实际上这的确要有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李克强与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代表对话交流(实录)” 华夏经纬网2014-09-10)总理的话与前文伍晓鹰先生的观点其实是一致 的,以新结构主义运行下的“有为政府”因嵌入市场过深已又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亟需“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

  在这里我们以科技创新在全球领域都卓有所闻的以色列为例“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明确,私人部门才是推进创新活动的主力”。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艾维·哈桑(Avi Hasson)认为:政府不应该代替企业来预测下一个增长点,决定应该着力发展哪些产业,政府的角色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人力资本,优化研发、税法和监管环境。政府另一角色是分担风险。OCS的任务是分担私人部门的风险,使其乐于从事更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发活动。我承认,挑选“胜者”、成为控制者对政府有很大的诱惑,但以色列的经历证明更好的方式是让市场做它分内之事。

  最后哈桑先生给出的建议是,“我不认为政府在选择、培育、甚至建设创新企业上有比较优势,它的优势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和分担风险上,所以我们聚焦自己擅长的,让私人部门发挥他们的强项,来形成高效的协作。”(“以色列式创新”财新《新世纪》2015年第4期)

  18大决议精神的出台无疑是看到了在日益扭曲的发展环境下市场突围的无力,前所未有的强调市场在经济生活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面临改革转型的关口,我们本应上下协力齐心解决好市场的正确运作问题。可是,当我们提到市场,总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连到一起,而这恰恰触碰到了政治底线。于是我们的宣传机构放任自己卷入与新自由主义代表的西方无谓、破坏性的对峙,这实际上是将精力用错了地方。(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我们不能期待通过新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贸易--来振兴经济。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7月18日题 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到一年李从军就新自由主义再发宏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新华社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地抵制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清醒认识其本质和危害,深刻批驳其观点和主张。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思想火炬”2014年8月26日微博)

  通过连篇累牍的描述奉行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带来的灾难和其背后隐藏的政治风险,掩饰我们自觉与不自觉的迟滞与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的失败和误判,甚至将这种行为描述为挺身对抗敌对世界的英雄,任务就落到了听话的媒体头上。从民意看来,这场行动目前收效良好。但从经济效果看,可能是适得其反。

  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国家实施某些行为的复杂性,但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屡次把掩饰自己失败的唯一出路当成是进一步升级危机气氛的机会,并由此制造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西方确实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以这种策略来威胁世界,更威胁我们自己,尤其是那些希望以市场来主导经济运行的人,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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