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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刺激政策的高峰时期,往往也是卖官鬻爵盛行的时期

安生 · 2018-05-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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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给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发钱。在财政已经面临大规模赤字,流通中已经法币过剩的情况下这么做,后果可想而知。官僚及其附庸获得黑色收入的行为,是权力的套现,与实体产业无关。

  纸牌大厦第十七章《滞胀沫崩》

  “只要稍微注意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列宁[1]

  准确地说,滞胀应该是滞胀沫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三种表现形式:经济在政府的刺激下半死不活,大量失去投资方向的价值符号四处乱撞寻找获利的机会,造成物价上涨,泡沫膨胀,金融风险增加。这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有效需求小于社会潜在产能的必然结果,是经济长期停滞在政府干预下出现的一种变形。缓解经济危机,必须从改变分配结构入手,否则任何经济刺激政策或者治理行为都必然是无效的、顾此失彼的,或者使危机以一种新的形式爆发出来。滞胀就是一种新危机形式,失业率和通胀率顾此失彼。

  被豢养的庸俗经济学为了掩盖社会阶层间的压榨,一直回避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具有先天博弈优势(如果承认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有博弈优势必然推论出资本对劳动力有博弈优势,进一步就可以推论出所谓的人人自由的社会其实是不平等的、存在强烈压迫关系的社会)。他们以货币总量分析经济过程,回避了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的经济地位,经济之中货币的所有权,以及货币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于是滞胀过程显得不可思议,除了把滞胀的责任推卸给政府以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分析。

  言归正传。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控制生产过程,必然压低工人工资,提高利润。因为资方的主要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少数占有大量资本的人获得过量社会总产品份额且不能消费这些份额,所以潜在产能和有效需求之间难以平衡,导致经济危机。少数人聚敛财富,多数人日益贫困的分配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从未改变,因此经济危机从未消失,只是不断变换马甲反复登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进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有了三种表现形式。

  自由竞争时代,危机表现为周期性全面生产过剩,大量产品被销毁,仿佛黑死病,来去匆匆。垄断时代,危机表现为长期萧条,仿佛无尽的严冬。实行刺激政策后经济危机的形式为滞胀,萧条、通胀、泡沫和崩溃的危险并存,整个过程仿佛海啸,波涛汹涌,波诡云谲。这时,大规模的失业、长期的通胀、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产品滞销(甚至售价下跌)、垄断产品价格暴涨、虚拟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贫富差距分化、官僚资本获得统治地位以及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并存,其它的表现还包括刺激经济政策的作用不断弱化,负作用日益明显以及政局动荡。

  垄断时代,垄断资本没有竞争对手,具有超强的博弈能力,迅速征服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财富,占据经济核心地位,对总生产量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利用限产和涨价,无情压榨其他社会成员。全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的利润食物链,垄断资本居于塔尖。塔基向塔尖贡献利润:劳动力向资本贡献剩余价值,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垄断资本扩张产能无利可图,搞研发创新很可能得不偿失,适当压缩产能利润更高——由于不存在竞争压力,完全可以把生能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水平。上下游企业受其影响,也把生产规模控制在低水平。这时,全社会实际总产能与有效需求基本吻合,远远低于潜在产能。于是,产品过剩型经济危机基本消失了,变为长期的产能闲置和劳动力过剩。这就是长期的经济停滞,即经济危机的第二种变形。(如果国有垄断资本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并为其聚敛财富,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虽然这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但实际控制权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国有垄断资本获得的大多数利润通过种种途径转化为私人收入,并未促进国民共同富裕,反而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压低有效需求。)

  此时,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少数社会顶端的有限的消费需求,而不是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生存、劳动和发展的权利。雇用工人的数量由顶端的需求和每个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总量所决定,与劳动人口总量无关。由于社会顶端消费能力有限,大量产能被闲置。大批的失业人口虽然降低自己求职所要求的薪资水平,也长期无法找到工作岗位。无论如何降息,也无法刺激企业扩张产能——没有有效需求,产品卖不出去,申请贷款扩张产能增加人手,就意味着更多的滞销产品。

  “工人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情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出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张开来以后,每一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了一个不满的阶级。”[2]在经济复苏期,工人虽然地位低下,情绪尚且稳定。在经济萧条期,工人生活窘迫,不满情绪会发酵。由于工业社会劳动者大批聚集在核心都市,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迅速扩散弥漫。此时,资本主义外壳随时可能炸裂,社会日益难以维持稳定。

  从社会顶层的角度看,这不足为惧,他们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肉食者鄙,不鄙就不叫肉食者了。社会底层对现状不满,就让庸俗经济学家去“忽悠”他们。如果经济学家不好用,就让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去收拾他们。“失业者没有工作,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是他们的个人问题。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就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还不听话就枪毙!”顶层宁可花钱加强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也不愿意出血解决就业问题——虽然这些钱转几圈之后,很快还会成为利润回到他们手中。(当然,大规模增强国家暴力机关也可以算为一种经济刺激政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资产阶级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依照他们的意志制订的法律,保护他们财产,维护有利于他们利用财产优势进行掠夺的社会秩序,并保护掠夺来的战利品。

  当事人往往不像局外人那样信心爆棚。对政府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工人拥有选举权,掌握相当数量的选票,有能力决定政治走向,执政党就有选举失利的危险;如果是工人没有选举权(比如沙皇俄国或者克伦斯基统治下的临时政府),就将面临工人起义的风险。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解决。既然起因是垄断资本抢得太多了,自己又吃不了,于是导致全社会限产,引发大规模失业,那么只要对症下药,解决的方案就有了:让垄断资本少抢一点,或者把垄断资本抢来的利润给挨饿的人分散一下,社会总消费能力增强,一切就都解决了。但是,这样做显然违背垄断资本的利益,顶层必然坚决反对。对顶层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既不能触及现有的对他们有利的分配模式,也不能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政府不能触动顶层的利益,调整贫富差距,又不能坐视失业率居高不下,于是推出了刺激政策。既然社会上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由政府增加支出,创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稳定社会。短期看,顶层再额外发一笔财,失业者暂时有份工作;长期看,顶层抢的更多,吃不了的部分更多。

  政府支出刺激经济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分配行为,打破了原有的分配格局。如果以垄断资本为一方,社会其它阶级为另一方,政府的投资可以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削弱垄断资本的地位,增强社会其它阶级的博弈能力。当然,政府也可以成为独立一方,替代民间资本的垄断地位,民间垄断资本成为官方资本的下属,官方和民间成为博弈对立的双方。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必然和垄断资本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政府的支出方向注定被局限在有利于巩固垄断资本博弈地位的领域内。某些由政府控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则会发生国有垄断资本不断加强的现象。无论是垄断资本控制国家,还是国家控制垄断资本,削弱垄断资本的政策都不会施行,任何可能削弱垄断集团博弈能力的政府投资方案都会被否决。刺激政策的项目选择必然以不触动顶层既得利益,并让他们发大财为基本前提,必然兼顾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和官僚的利益,而忽视底层的诉求。政府扩张开支虽然有三种方向,增强现有垄断,打破现有垄断,创造新的垄断,但是最终往往选择增强现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而不是打破现有垄断。所以,本文之中的分析也是默认政府的经济行为,增强原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政府开支会转移私人开支,能保证没有转移办法就是使政府把钱花费在完全无用的东西上。”这些“完全无用的东西”不是生产生活必需品,控制了也榨不出钱。所以,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开支,不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不会减轻底层的负担,不会造成劫富济贫式地“转移私人开支”。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大规模增加开支,比如建设各种高大宏伟基础设施,比如远征中东,但是能源、住宅等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仍然供应严重不足,价格居高不下。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这些政府开支能保证没有转移,所以必然无法缓解病情,只能加重病情。

  因为垄断资本天然具有压缩供给谋求最大利润的倾向,所以中小企业是扩张产能的主体。这时,中小企业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压到最低,继续扩张产能必然面临原材料涨价、制成品跌价、利润下降的局面,抑制产能扩张的力量压倒扩张的力量。这时,很难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没有外来的“增量”资金,“存量”资金就不会增加对实体产业的投资。没有外来资金成为中小资本的利润,中小资本扩张的运动很快就会停下来,否则它们就会因为原料涨价、销售不畅陆续破产。如果政府不增加支出,就不能有效形成投资高潮,即使出现民间的投资潮,也不过是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被垄断资本吞并的过程。这种吞并过程是单向的,必然加剧垄断的集中。

  常见的现象是,政府扩大开支,新增的订单提供了额外的有效的需求。于是,中小企业扩产,垄断资本控制的能源、土地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涨价,大部分利润很快归垄断资本所有。垄断资本获得利润后,绝大部分的利润脱离实体经济,既不用于扩大生产,也不用于消费,而是什么紧缺投机什么,什么不可再生囤积什么,或者进行金融兼并、投机去收割中小资本。中小资本被迫脱离实体产业,跟风投机。

  垄断资本在抑制产能和刺激通胀方面起关键作用。对新增订单,各个环节抑制产能和涨价的能力与垄断能力正相关。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扩张产能越激烈,越难涨价。相反,越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扩张幅度越低,越容易涨价。垄断资本控制着生产生活必需品,占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关键节点,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总阀门,是社会化生产的实际组织者,有能力影响甚至操纵全社会生产规模。由于它们具有“抑制生产规模、谋求最大利润”的本性,所以社会经济极难复苏。一浪接一浪的扩产循环,一旦达到垄断资本这里就会被打断。垄断产品价格稳步上涨很难下跌。竞争激烈行业的产品产量完全不受控制,难以稳定提高价格,价格始终像过山车一样,即使短期出现价格上涨,最终也会因为产能过剩而下跌。

  垄断资本控制生产生活必需品,所有投资、消费行为都离不开。任何需求很快都会转变成对垄断品的需求。政府刺激经济支付订单的货币迟早都会经过垄断资本这一关,其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在此之前,这些货币会不断刺激实体产业的生产过程,比如铁路公司的订单刺激钢铁公司,筑路工人的订单刺激服装厂,服装厂的订单刺激纺织厂。这些订单很快会变成对垄断品的订单,比如服装厂和纺织厂都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这些货币一旦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就与扩大产能无关了:一方面垄断企业往往只向下游企业增加有限的供给抑制下游企业扩张,一方面垄断企业不向上游发出新的订单。这时,物价不断上涨,全社会订单总量却在稳步下降。

  垄断资本经常大规模投机土地资源。对土地的投机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房屋的价格无非是房产建筑成本加上长期地租的套现,其中长期地租的套现是主要部分。房产价格的上涨,必然影响地租价格的上涨,加重租户的负担。商业地产地租的上涨必然推动商品零售价格上涨。比如,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菜农却没有获得好处。

  随着各类商品价格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也必然上涨,必然直接影响其它企业的生产。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而中小企业利润本已微薄,实在无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变,那么企业就难以招收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工人不要求更高的工资,就难以维持生计。虽然工人的名义工资大幅度上涨,但是因为各类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激增,增加的工资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往往下降。忽略房租等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垄断资本获得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不断上涨,谈论路易斯拐点是很可笑的,目的是掩盖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的现实。

  随着物价上涨,订单减少,经济重新下滑。这时以法币为单位的GDP可能很高,但实体产业的生产规模却随着原料价格上涨、需求下降,利润下降,而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萎缩,就业量不断下滑。

  政府推动刺激政策,必然加剧贫富差距。顶层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决定他们在政府推行刺激政策过程中,必然不断获得利润——不符合他们利益、不能让他们发财的经济政策必定胎死腹中。与所有的投资高潮一样,由于顶层具有博弈优势,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他们必然在政府扩大开支的过程中积累大量财富。

  顶层手中的利润,只会越积越多,不会自动减少。顶层既不打算用这些利润消费,也不打算扩大实体产业的投资。所以,与这些利润对应的政府支出必然无法顺利收回,与之对应的债务必然不断同步积累。这些利润和对应的债务必然无法正常顺利湮灭,湮灭时必然对应资产转移。即使政府收回支出,也必然对应其它社会成员李代桃僵地陷入债务之中。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债务表现为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深陷其中。如果政府最终不开动印钞机解放银行的话,那么不仅在刺激政策施行期间会出现通胀,还会在刺激政策结束后出现欠债还钱式的金融危机的风险。

  刺激政策陆续到期后,订单减少,有效需求下降。在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扩张产能的中小企业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多数会陷入债务危机。在虚拟资本和大宗商品市场,大投机者纷纷停止投机,获利平仓。跟风的中小投机者被严重套牢。这时,经济不但有逐步下挫然后长期停滞的可能,而且有在短时间内暴跌的可能。贷款到期,如果不能继续借新还旧,必然出现大批信用货币湮灭和巨额资产转移。大规模贷款的银行会陷入危机,后面就是金融危机了。

  此时,如果法币可以自由兑换成为外汇,那么法币也会剧烈下跌。资本家有国籍,资本无祖国。作为资本代理人,为了资本保值增值,资本家放弃国籍也很正常。一国经济崩溃,资本会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寻找海外避风港。资本外逃必然加剧崩溃。个别爱国的资本家,阻挡不住资本外逃的洪流。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流出国境,即使政府严控资金外逃,也挡不住资金通过百慕大群岛等自贸区外流。此外,恶性通胀也可以刺激资金外流。这个过程与本国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回收超发的货币类似。不过,这里的真金白银是本国的外汇储备。

  资本外逃的风潮,足以诱发经济危机。“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随着通胀率和失业率上升,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国外资本往往犹豫是否要进入,本国资本则在考虑压缩投资,把资金转移海外。大批本国中小产业资本被垄断资本排挤出生产循环,也会考虑是否能在其它国家发现资本保值增值的途径。

  资本外逃是对央行的挤兑。钱庄发行银票过多,银行发放贷款过多,都可能被挤兑。央行发行货币过多一样能被挤兑。虽然央行在国内金融界是至高神,但是央行不能凭空创造外汇,如同钱庄能凭空创造银票,但是不能创造白银。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央行在华尔街的实力,甚至不如背后由美联储支持的美国大银行。

  这时,固定汇率制国家,本国基础货币总量必然下降,导致银行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上涨,银行停止放贷并催收贷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大批商品被迫打折减价出售以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坏账增加,整个经济循环进入结账状态,危机爆发,本币和本国资产价格同步迅猛下跌。完全浮动汇率制国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不变,但是本币汇率会猛跌,导致各种进口商品价格暴涨,推高通胀,大量使用进口原料的企业陷入困境,压缩生产。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处于固定汇率制和完全浮动汇率制之间,所以两种现象兼而有之:一方面是资金紧张,贷款困难,资产价格下跌,一方面是物价在进口商品价格推动下迅速上涨。生产循环被打乱,有效需求下降,经济规模萎缩,商品流通量下降,失业率增加,社会动荡。外国资本则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资本外逃的杀伤力,然后趁火打劫,趁机兼并。

  一旦政府停止刺激政策,压缩财政开支,增加税收、偿还债务,整个经济会立即进入经济危机。刺激政策期间,扩大支出的增加需求,现在要扣除掉,甚至可能包括利息的部分。增加税收必然剥夺一部分人(主要是承担税收负担的社会底层)的支付能力,导致有效需求下降到新低。这是希腊正在遭遇的事情。

  拥有发钞权的政府一般都会选择用印钞机而不是税收支付订单。一旦政府压缩开支,有效需求下降,或是政府,或是其它社会成员,必然不能顺利清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进而拖累银行。这时,如果要避免危机,阻止经济下滑和失业率增加,就必须由央行不断增发法币,使政府开支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样迟早导致法币与金银摘钩,进而不断贬值。这就要冒恶性通胀的风险。如果希望一部分甚至全部法币滞留在虚拟资本和土地市场,不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必然推高资产泡沫。这就是滞胀的由来。

  随着不断推行刺激政策,金融危机、恶性通胀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恶性通胀是两个极端。资产泡沫加温和通胀则介于两个极端之间,随时可以转化为金融危机或恶性通胀。

  “胀”与“崩”的分水岭在于币值是否稳定:如果币值不断贬值,顶层会垄断物资,底层会饱受通胀折磨;如果币值相对稳定甚至增值,顶层会垄断货币,积累债权,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会陷入债务之中,随时酝酿金融危机。温和通胀加泡沫是中间地带,并不是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向两个方向转化,希望找到一个稳态是不现实的。

  对政府来说,是冒金融危机的风险保持币值稳定,还是冒恶性通胀的风险牺牲币值,这是两难的选择。政府犹豫的原因是,此时的通胀水平往往已经居高不下,而就业率却已经重新原形毕露。政府一般会选择资产泡沫加温和通胀,但这并不是稳态。一方面,资产泡沫需要不断上涨才有吸引力,需要源源不断的外来资金,一旦外来资金减少难免发生崩溃,进而诱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不断吸收法币的虚拟资本市场是一个货币“堰塞湖”,随时可能崩溃,并不能稳定而有效地封存多余的法币。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必然溢出:房价上涨,房租必然上涨,最终推动物价上涨。再者,房价上涨到一定幅度时,必然出现抛售房产垄断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现象。

  一般来说,政府先是扩大开支刺激经济,避免大批劳动力失业造成社会动乱,然后再死马当活马医地治疗后遗症,一面开动印钞机避免停滞和崩溃,一面治理通胀和泡沫,努力维持歌舞升平。这时,各种经济矛盾按下葫芦瓢起来。通胀和失业反复攀升,财政赤字日益扩大,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最终还是难逃金融危机或恶性通胀的两难选择。随着通胀恶化和泡沫堆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越来越难,政府焦头烂额,顾此失彼。

  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和货币流动方向与各类资本盈利情况,决定虚拟资本价格的走势。利率水平和政府支出的轻微变化都可以造成虚拟资本价格剧烈变动。当政府决定启用新刺激政策时,必然意味着未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相关企业利润增加。反之,则会出现停滞甚至崩溃。“滞”与“胀”两者互相冲突,当刺激政策逐渐失效,崩溃、停滞的苗头重新出现,通胀率居高不下时,“保增长”还是“反通胀”?最高决策层两头为难。继续刺激经济必然加剧通胀,不刺激则会出现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此外,宏观决策往往还要综合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这往往更关键。有时,还涉及没有印钞权地方政府与控制印钞机的中央政府的之间的利益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希腊就是欧元区的地方政府之一。希腊政府既不愿意交出财政权,受到约束,又希望欧元区其它国家替它买单,或者为其开动印钞机。)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甚至各国领导人闭门磋商,激烈博弈。既要保证宏观经济不要太难看以免社会动荡,又要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种种顾虑和各方的利益参杂在一起,最后的决定必然是激烈讨论、互相妥协的结果。不要说局外人,就是与会各方在闭门磋商之前,也未必知道最终的结果。除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还有各种行业(军工、基建、节能减排)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业与赤字之间的关系,却会直接影响具体行业的枯荣盛衰。

  此时,中小投资者完全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他们没有能力左右政府的决策,也无法得到内部消息。他们翘首屏息,希望听出弦外之音,抓一点点蛛丝马迹。顶层则充分利用与顶层和媒体的关系,及其资本优势,趁机浑水摸鱼,占尽便宜。这时,大批闲散的货币资本不断转移投资方向,金融市场异常波动。

  滞胀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政府并不打算改变不利于底层的分配格局,只是用印钞机扩张经济规模。虽然政府避免了高失业率导致的社会动荡,也不必破产,但是投入经济的法币,最终将被垄断资本获得,变成新增的货币资本,导致“涨”、“沫”。“滞”、“胀”、“沫”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三种表现形式,这时,失业率和通胀形成对应的两个痛苦指数,要么是“滞”(高失业率),要么是“涨”(高通胀率),要么连“滞”带“涨”(不太低的失业率加不太低的通胀率)。如果这些多余的法币坐庄资本或土地市场,则可能出现“沫”现象,即不太低的失业率加资产泡沫。还可能出现经济停滞加通胀加泡沫并存的现象,即“滞胀沫”现象。如果发展成“滞沫”或者“滞胀沫”,那么还酝酿着金融危机。“滞”、“胀”、“沫”三者此消彼长。不触动顶层利益的政策,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症状,使矛盾以其它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同时消除所有症状,则不可能。如果不希望出现“滞”,“胀”和“沫”就会比较高,如果也不希望“胀”高,“沫”就会更高。没有“沫”,“胀”会更严重。如果连“胀”也没有,那么“滞”必然达到一个惊人的水平。此外,随着金融风险增加,一旦停止刺激政策,还可能会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崩溃。所以,滞涨的全称应该是“滞涨沫崩”,本文用滞胀来表述,只是为了适应多数人的习惯,并不是说政府刺激经济只有通胀一种后遗症。

  滞胀过程可以归结为政府为刺激经济增加开支,并用印钞机支付订单;中小资本雇佣工人获得利润,垄断资本压缩供给,利用涨价获得中小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不把利润用于实体经济导致生产规模回缩,他们把利润用于投机推动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整个过程分为若干环节,环环相扣。只要其中的一环缺失,就不会出现滞胀现象:政府通过向顶层收税补贴底层的方式刺激经济,就不会出现滞胀;政府的投资投向原有垄断或者拆分垄断,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中小资本的利润便不会汇聚到垄断资本那里;剥夺垄断资本多余的利润,既能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也能治理滞胀;对购买行为进行限制,打击投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然而,打断其中任何一环,都必然触动顶层的利益。因为政府决不会触动他们的利益,既不能阻止控制核心资源的少数人聚敛货币,又不能在不干扰正常生产循环的情况下阻止他们把这些货币注入经济循环,所以只要政府试图刺激经济减少失业,最终滞胀就无法避免。

  滞胀过程需要四个必要条件:一是经济高度垄断;二是政府采用刺激政策试图避免崩溃和萧条;三是垄断资本影响政府决策,有能力否决任何消除过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四是市场经济。没有垄断企业不会有滞胀,而是周期性的全面生产过剩和产品价格暴跌。没有国家干预,也不会有滞胀,而是崩溃和长期停滞。垄断资本不操纵政府决策,政府就可以选择削弱垄断资本博弈能力的投资方式,或者把垄断资本手中多余的利润不断征收上来,避免货币在垄断资本手中不断单向积累。自由市场之中的基本规则,是所有卖者和所有买者一起参加拍卖活动,商品持有者可以随时出售自己想卖的产品,货币持有者可以随时购买自己想购买的商品。出价高者优先购买,卖者对买主的唯一要求就是货币,购买商品的数量和用途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只要在自由市场的平台上,就无法阻止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如果实行限购或者政府限价的话,有钱没票也买不到商品,就不会发生投机,比如纳粹德国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严格的配给供应,对各种生产实行计划指令,所以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胀。那样的经济显然不是市场经济,货币的地位让位于行政命令(比如配发的票证,比如对垄断资本下达的生产指标)。

  滞胀是最高级的危机形势,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经济现象。因为经济高度垄断,所以陷入长期的“滞”。国家为了减轻“滞”,刺激经济,引入了“胀”。滞胀是国家用通胀换就业的一种手段,类似“以空间换时间”,是一种拖延战术,希望新产业升级早日到来。遗憾的是,由于垄断资本控制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竞争被压低到最低限度,所以新产业升级很难出现。

  一般来说,后发国家资本垄断程度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有广阔的产业升级空间,不容易发生滞胀。这些国家发生了滞胀,只能说明垄断资本已经控制了经济,经济结构未老先衰。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少数人敛财的工具,不能被少数人垄断,国家政策更不可能被少数垄断资本家操纵,也不会发生滞胀。

  弗里德曼认为国家不干涉就不会有滞胀,这是真话。没有国家干预只会有停滞,不会有滞胀。不过,他只说了事情的三分之一,没说更关键的三分之二。他没说如果国家不干预,在停滞期,失业率会有多高。这样的大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所有过来人都刻骨铭心。他也没说,如果政府采取削弱顶层均贫富的经济政策也不会发生滞胀。

  庸俗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增加开支的理由是政府的消费、投资会替代民间消费、投资。他们经常鼓吹的理论就是挤出效应,即政府增加开支会压缩民间开支。政府开支增加若干岗位,民间开支就会减少若干岗位,政府在做无用功,增加的甚至可能还没有挤掉的多。弗里德曼特意举了政府提供公园门票的例子,试图说明政府消费会替代私人消费。前文已经指出这是骗人的——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廉价住房刚需商品,必然增加低层收入,减少顶层收入。因为个人的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底层消费倾向高于顶层,所以削减顶层的收入,增加底层的收入自然能增加民间消费,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总有效需求。

  发生挤出效应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支出导致对垄断品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垄断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润控制产能,压缩供给,提高利润。两者结合导致垄断资本控制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该行业利润上涨,其它企业利润下降、亏损,其它社会成员收入减少。其它企业经营困难,必然裁员或者干脆停产,居民压缩其它开销,全社会总产能必然下降。反之,如果垄断产品增加供应,必然导致垄断行业利润下降,中小资本家利润上涨,工人工资上升,多数社会成员在消费过程中受到的压榨减轻,收入中可以灵活支配的结余增加,全社会消费能力上升,社会总有效需求必然上涨,总产能自然会上升,失业率必然下降。这个过程是垄断产品提高价格抑制生产规模的逆过程。

  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政府举债扩张支出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民间投资。或者说,政府的借贷行为导致民间资金紧张,于是发生挤出效应。总之,政府借贷行为是罪魁祸首。这种解释在没有央行的时代是可能的,但是在央行时代还这么解释就是不顾现实了。有了现代意义的央行,就有了印钞机,政府的支出完全可以靠印钞机支持,而与民间借贷无关。如果政府开动印钞机支付账单,是否就不会发生挤出效应呢?显然不是这样。这时,有限的不是民间货币的总量,而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社会总产能。

  是否会发生挤出效应,要看政府是在加强垄断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优势,还是在削弱其优势。有外来者加入一个行业时,该行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在垄断资本和其他社会成员拉锯时,政府支出加入哪一方,就是削弱这一方,增强另一方。政府新增开支增加了对垄断品的需求,供需平衡向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方向发生了移动,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于是其它企业的一部分就业岗位被排挤掉。反之,如果政府增加垄断品的供给,必然有利于增加其它游企业的利润。垄断企业的利润虽然会下降,但是很难下降到亏损倒闭的地步。这时,全社会就业总量上升,而且不会发生挤出效应。

  在大量需求因为没有支付能力不能形成有效需求,社会总产能低于潜在总产能,大量产能闲置时,是否发生挤出效应,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支出方向。如果政府开支加强原有垄断资本,将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和后遗症。反之,只要政府的支出是削弱垄断资本,将不发生挤出效应和后遗症。

  假设政府投资修筑铁路,必然推动钢铁企业扩大产能。假设煤炭是垄断行业,煤炭公司会控制产能,煤炭就会迅速涨价,直接导致其它需要能源的非垄断企业(比如化工企业)成本上升。由于非垄断企业竞争激励,难以把涨价的成本完全转嫁出去,所以利润下降,被迫压缩产能。这时,就发生了挤出效应。在消费领域也一样。随着筑路工人和钢铁工人收入增加,房租、能源等刚需消费品价格必然上涨。化工工人收入不变甚至下降,必然压缩其它非刚需品消费。

  反之,如果政府投资增加煤矿和住宅建设,煤炭公司和地主的竞争对手增加,能源和房租难以涨价,甚至会下降。这时,化工企业的利润会上升,房租和能源的价格则会下降,中小资本和工人的处境都会改善,自然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当然,控制能源和土地的顶层少数人的收入则会下降。

  如果政府不增加支出,自然不会发生挤出效应。但是,垄断资本不抑制产能,也不会发生挤出效应。生产规模的上限操纵在垄断资本手中,发生或不发生挤出效应,完全看垄断资本是否扩张产能,扩张到什么程度。生产技术不变,中小企业的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垄断企业提供多少原材料。垄断资本适当增加供应,那么挤出效应就不会很严重。如果完全不增加供应,那么政府订单新增多少需求,必然挤掉多少原有有效需求,与之对应的就是原有工作岗位被新增工作岗位替代。发生这种情况究竟应该责备政府为了创造就业提供额外的订单呢,还是应该责备垄断资本唯利是图呢?

  政府投资垄断行业,还有利于收回投资。毫无疑问,垄断品商品利润率最高。如果政府投资增强了原有垄断巨头(煤炭公司)的博弈能力,那么政府投入经济的货币不断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难以收回。反之,如果政府投资的项目是原有的暴利项目,则可以压缩原有既得利益。比如政府投资增加垄断品(比如煤炭)供给,便很容易收回投资。

  增加垄断品的供应,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效率最高,后遗症也最小。从长期看,政府的支出最终增加垄断产品的供给,增强其它社会成员的博弈能力,提高底层收入,进而增加有效需求,推动就业量的纯增长。反之,则必然削弱其它社会成员的博弈能力,减少底层收入和就业。所以,只要简单地判断政府新增的开支是削弱还是增强了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对就业的影响和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当然,增加垄断品供应是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最反对的。事实上,庸俗经济学家强调挤出效应的原因是担心政府支出增加垄断品供应,触动顶层的利益。

  这里说到的政府投资进入垄断行业,增加垄断产品供应,是指进入原有的已经存在垄断行业,而不是政府利用权力创立新的垄断行业。如果政府创立新强有力的垄断资本,则和增强原有垄断资本一样,必然加重其它所有行业的负担,导致严重的挤出效应。这些垄断企业虽然回款顺利,但是必然挤压上下游产业。至于是否发生通胀或投机,需要看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是上缴国家财政,还是由这些企业自行安排。

  以修铁路为例,铁路公司为了解决自身财政困境,关停了其它的廉价路线,导致铁路运力相对紧张。铁路公司的收益上来了,但是相关行业的运输成本上升了。表面上看,铁路公司赚钱了,投资收回了,修筑铁路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实际上,由于运输成本上升,必然导致相关行业的企业压缩产能,甚至破产倒闭,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的同时增加了一部分失业,总体效果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好。如果政府投资的垄断程度,高于社会资本原有垄断程度的话,甚至可能诱发更严重停滞。如果那些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强有力的垄断企业实行独立核算,并不把利润上缴财政,这些垄断企业和民营垄断资本一样,将不断吸收政府投入经济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进行投机或兼并。

  随着垄断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带动通胀上升,多数人各种负担加重,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上涨。政府先开始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顾左右言它,或者玩弄数字游戏,掩耳盗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调整通胀率和就业率的数据。各种商品上涨的幅度和速率与垄断程度有关,不是所有商品价格同步上涨,而是高度垄断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重点突破。所以,只要适当调整这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在物价统计之中的权重,就不难得出物价只是温和波动或者季节影响之类的结果。当然,数据能糊弄一时,不能一直糊弄下去。面对压力,政府渐渐地撑不住了,于是虚情假意地开始了各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理过程。

  垄断资本主义停滞期,只要不能无偿地定向收回社会顶层手中多余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就会要求对应的收益,必然无法同时解决高失业、高通胀和高金融风险问题。源源不断给予顶层货币,使顶层的货币资本不断膨胀,又希望这些货币资本不被唯利是图地用来压榨底层,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政府总是试图通过一些邪门歪道解决、缓解(或者至少掩盖)这个问题。于是,政府往往反复尝试很多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每一种不适都有一定疗效,却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有不能实现的前提条件)。一幅药下去,头不疼了,脚又疼了。再来一幅药,脚不疼了,头又疼了。能同时消除“滞”、“涨”、“沫”的方案却没有。

  除了《脱缰的野马》中提到的几种治理通胀的常见方案,政府还经常加息,试图让顶层手中的利润直接沉积在银行。加息对物价至少有两方面的抑制作用:一方面,投机成本增加,进行投机不如持有存款;另一方面,对靠贷款维持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一旦贷款利率上升,生产成本必然上升,紧张的现金流可能被立即压断。如果利率较低,必然无法有效冻结顶层的利润。如果利率较高,大批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主必然倒闭。各种市场利率中,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这部分货币必然首先被冻结。对他们来说,既然继续经营,资金紧张,销路不畅,回款困难,利润极低,那么直接套现资产吃利息岂不更好?如此一来,虽然通胀和泡沫被有效地抑制了,却必然导致失业率迅猛上涨。

  是否存在一个既能有效冻结顶层的利润,又能保证中小资本继续经营的中间利率呢?如果能找到这个利率,那么把利率定在这点不就既可以源源不断注入货币,又不会制造通胀和泡沫了吗?绝大多数政府治理刺激政策的后遗症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即在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利率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那么刺激政策就可以无限使用下去,即找到一个既不触动顶层利益又避免大规模失业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这一点是不存在的,由于存在利润向上转移,损失向下转移的关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中小企业总是向上下游的大企业贡献利润,它们的利润率总是趋向于银行利率。银行利率的提升必然导致最底层的中小企业无以为继。如果假设社会平均利润率为20%,那么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低于这个利润率,垄断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高于这个水平。如果社会存款利率是10%,贷款利率是15%,那么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中小企业的毛利润必然趋向于10%,靠贷款经营的毛利润必然趋近于15%。如果此时利率上升,假设存款利率上升到15%,贷款利率上升到20%。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会觉得存款更合算,靠贷款经营的会因为资金链成本上升立即出现亏损,中小企业的选择必然是减产停产。于是,幸存的中小企业博弈状况改善,利润率上升,接近15%和20%(事实上,它们的纯利润总量很可能是下降的。)此时物价的下降,无论是垄断原材料的下降,还是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恰恰由于大批中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中小企业倒闭裁员,大批工人失业,导致消费品价格下降。多数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必然大于垄断商品,物价下跌的绝大部分损失必然由幸存中小企业承担,因为它们的博弈能力弱于垄断大企业,那些不能承担损失的中小企业将退出竞争。对中小企业来说,如果提高准备金,则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在提高利率的情况下,它们还有希望获得流动资金贷款。如果提高准备金比率,则可能完全无法获得贷款。这种情况下,对顶层来说是则是放高利贷发财的好机会。

  对获得绝大部分利润,并将利润用于投机的垄断资本来说,受加息影响的敏感度远远低于中小企业。他们有比中小企业高得多的利润率,拥有大量的自有资金,而且拥有优先于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所以任何收紧的货币政策都很难使他们受到影响。当药剂足以影响垄断资本的时候,那么中小企业此时必然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了。

  通胀相当于一种附加税,是持有垄断商品的顶层向全社会征收的税收。加息也是一种附加税,是持有货币资本的顶层向负债经营的中小资本和靠贷款购买消费品的底层征收的税收。征收两种税收的是同一种人——控制了垄断商品,自然会有大量货币资本,这不难理解。

  提高利率并不难,难的是不伤害中小企业。它们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也是经济之中最脆弱的部分。刺激经济导致的挤出效应和治理通胀的信贷紧缩是对中小企业的反复绞杀,必然加剧失业。放松贷款时,垄断资本可以优先获得贷款,能趁机攻城略地;收缩货币时,中小企业首先被绞死。于是,每次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都有无数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某些情况下,政府不提高利率的原因绝不是顾及到中小企业,而是顾及到自身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向银行贷款推行刺激政策时。)

  如果政府压缩开支,放任经济崩溃,那么中小企业的情况将会更糟。由于订单大幅度减少,流动资金困难,产品销售价格下跌而且无力转嫁,许多中小企业会立即陷入财务困境之中。这时,许多中小资本家会变现手中的虚拟资本(比如房产、股票)以求渡过难关。如果此时政府拍卖国有资产将导致虚拟资本市场供给增加,必将加剧各类虚拟资本价格下跌和中小资本的困境。

  无论是长期停滞还是刺激政策导致的后遗症,都与垄断资本密切相关。经济垄断程度直接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等量政府支出,投入垄断资本实力不同的国家,效果不同。垄断资本实力越强的国家,刺激经济效果越差,经济越难被激活,通胀等后遗症越严重。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需要政府开出更大规模的订单刺激经济以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就业率。

  拙作《卢瑟经济学》中分析过,经济停滞期,一国的就业率决定于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底层被剥削的严重程度。假设社会顶层需要消费100个单位的产品,每个劳动者能贡献10个单位产品,那么需要10个劳动者就业。如果每个劳动者能贡献20个单位的产品,那么只要5个劳动者就够了。全社会的就业总量由顶层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决定: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失业劳动力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全社会就业人口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劳动力总数固定,失业人口总数取决于两个变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这两个变量都与社会贫富差距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消费总量越低;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劳动者数量越多,财富越集中,劳动者之间竞争越激烈,资本相对劳动力博弈能力越强,工资水平越低。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在停滞期失业问题越严重。

  一国的贫富差距和垄断程度正相关。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经济的能力越强,掌握垄断资本的人越能聚敛财富,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

  假设A、B两国劳动人口数量,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相同,每个工人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总量接近,A国的贫富差距大于B国,A国失业问题必然比B国更严重。贫富差距大的国家,每增加一个工人就业,要为资本提供的利润也更多。两者相乘,达到相同的就业率,A国政府需要增加的开支更大。

  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成为资本利润的政府支出量÷每个工人被统治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

  =成为资本利润的政府支出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成为资本利润的政府支出量(以下简称政府开支总量)

  =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如果要实现全员就业,那么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应该等于全社会失业人口总量,即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减去已就业的人口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政府开支总量=[全社会劳动力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劳动力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力总量×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力提供总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要让整个经济全速运转起来,让所有的原意就业的劳动力都有工作,就要由政府出钱消费掉社会全速运转时期所能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之中社会顶层不能消费掉的部分。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工人工资越低,可以榨取的总剩余价值越多,统治阶级消费总量越少,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政府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支付账单,关键是这些多余的资金在经济之中所造成的后遗症。在价值符号时代,物价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流速正相关,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反相关。

  按照费雪方程MV=PT, P=MV/T 其中P为物价水平,M为货币总量,V为交易流速,T为流通中商品总量。假设经济刺激政策前后商品流通速度不变,经济规模总量不变,经济刺激政策施行之前物价为P0,刺激经济政策实行之后物价为P1

  物价水平上涨幅度=(P1-P0)/P0 =(M1V/T-M0V/T)/(M0V/T)=(M1-M0)/M0

  假设A、B两国在政府刺激经济以前物价相同,货币流速相同。那么两国刺激经济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经济规模成正比。假设A、B两国货币总量分别为MA、MB,那么两国物价上涨幅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为[(MA1-MA0)/MA0]/[(MB1-MB0)/MB0],略加整理可以得到(MA1-MA0)MB0/(MB1-MB0)MA0。

  按照我们在前面的分析,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刺激经济达到全面就业需要注入的货币总量越大,也就是说(MA1-MA0)/(MB1-MB0)大于1。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有效需求越低,在经济刺激政策施行以前和经济刺激政策实效以后,实际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则越大,也就是MB0/MA0大于1。如此可以得出结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实现全面就业造成的通胀越严重。这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就业率越低,为了达到充分就业,需要注入经济体的货币越多,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货币对应经济之中流动的商品总量越多。较多的刺激经济的货币,流转在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循环之中,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必然更严重。

  所以,刺激经济政策的规模、滞胀的痛苦程度与社会贫富差距、资本垄断程度正相关。垄断势力越强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就业率越低,为了实现一定的就业率需要的刺激经济规模的规模越大,副作用越惊人。换句话说,垄断势力强、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达到同样的潜在产能(即全面就业),需要付出双重的代价,很容易出现滞胀双高。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便我们假设所有商品同步涨价,事实上垄断产品涨价幅度必然远远高于非垄断产品。其次,我们假设经济刺激政策施行前后经济规模不变,事实上如果以实际产能计算,经济规模往往萎缩了。这是因为社会中下层为垄断资本提供了利润,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获得了额外的利润,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一部分有效需求被“挤出”了,变成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如果希望增强刺激政策的效果,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就要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或者分散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掌握的既得财富。削弱博弈能力需要拆分垄断,分散财产需要有相应的财产税,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经济刺激政策事半功倍。事实上,如果拆分垄断或分散财富之中的任何一种政策能够坚定实施,都可以避免财富的高度集中,增强社会消费能力,都不会出现停滞,也没有必要采用刺激政策。不过,这样的政策必将因为触动顶层的既得利益而夭折。

  经济刚刚陷入停滞期,一下子开出若干万亿美元的天量订单,必然出现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日后必然出现严重后遗症。那时,刺激政策失效,经济比刺激之前更糟糕,失业率和通胀双高,贫富差距更大,社会矛盾更尖锐。所以,一般情况下,各国领导人都慎用大规模刺激政策。全球经济萧条,示威游行抗议,只有某些国家经济企稳、回暖、向好,一片和谐的原因,不是这些国家经济、政治结构特殊,而是该国领导人不懂经济或者任期将尽(比如美国总统第二届任期),无须考虑自己下台以后洪水滔天,外加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等高官胆子大而已。当然,也有领导人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主动推动刺激政策。

  这些领导人必定给后任留下一个更难收拾的烂摊子。这时,会有所谓“全球都在印钱,为了避免吃亏所以抢先印钱”的奇谈怪论,为大规刺激政策开脱。编造这种洗劫自己百姓的奇谈怪论的人,十有八九是刺激政策的受益者,用谎话迷惑受害者。历史上,国民党、日寇和汪伪政权比赛印钱,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百姓深受折磨,日寇可以不管中国百姓的死活,国民党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日寇和汪伪政权,但是却不能掩盖双方均在印钞大赛中大谋私利的现实。

  此外,我们在分析中假设政府廉洁高效,所有的政府支付订单的钱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刺激经济。现实中,显然需要考虑跑冒滴漏,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政策的规模说明解决就业的情况。如果大量的政府订单经过无数次转包,相当一部分成为转包商和官僚的红利,那么同等规模的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效率自然差多了。

  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给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发钱。在财政已经面临大规模赤字,流通中已经法币过剩的情况下这么做,后果可想而知。官僚及其附庸获得黑色收入的行为,是权力的套现,与实体产业无关。他们获得黑色收入以后,如果不用于投机、兼并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话,就会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以求获得更多的黑色收入。所以,使用刺激政策的高峰时期,往往也是卖官鬻爵盛行的时期。随着刺激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官职的价格也迅速水涨船高。官僚系统出现逆向淘汰,清廉者不断被边缘化,腐败问题日益恶化。

  对此,有人提出“肉化在锅里”的理论,反正这些钱还是归全社会所有,不必在意。在私有产权的社会中,“锅中的肉”最终要进入私人的“碗”里。这些“肉”确实化在了“锅”里,不过不是所有人的“碗”里。这些“肉”并没给多数人带来好处,更没有解决就业,而是推动了通胀和泡沫,强化了社会金字塔。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不是那些“偷盗国库者”的话,就是糊涂蛋。

  这样的国家,官僚及其附庸自然有极高的积极性推动刺激政策,政府的刺激政策注定效率低下,规模巨大,副作用惊人。政府支出很快就会被顶层瓜分得一干二净,不再刺激就业而是刺激物价或泡沫。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腐败的政府使用刺激政策的规模越大,刺激经济效果越差,打击贪污腐败,可以直接改善刺激经济的效果,减轻副作用。所以,同时具备高垄断、高贫富差距和政府腐败几种特征的国家,为了达到尚能忍受的就业率,刺激政策的规模、广义货币的增速、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幅度必然远远超过其它经济规模类似的国家。

  [1]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2] 《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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