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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

许光伟 · 2018-04-04 ·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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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上可以构造为“革命性+本土性+具象性”的品性结构,相应具有四种有机推进的理论品格,即继承发展品格、传承和创新品格、与时俱进品格及开放生成和兼容并蓄品格;这一研究路线支持了以“实践创新、理论开放”为取向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建设,进而产生“双重中心、双重体用”的实践化体系共生现象,即《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体用并举”将会使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 

  来源:《经济纵横》2018年第3期    第12-24页

  【理论探索】

  摘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出发点,在于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版”和21世纪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工作体系中“方法论规范”与“理论规范”的辩证结合关系及其一般推进机理,并将其引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范的针对性研究中。依据《资本论》的工作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具体化在“方法论品性”和“理论品格”层面进行深入精细的研究。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上可以构造为“革命性+本土性+具象性”的品性结构;相应地,具有四种有机推进的理论品格,即继承发展品格、传承和创新品格、与时俱进品格及开放生成和兼容并蓄品格。这一研究路线支持了以“实践创新、理论开放”为取向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建设,进而产生“双重中心、双重体用”的实践化体系共生现象。《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体用并举”将会使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更富有学科底蕴与科学气魄。

  关键词:《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品性;理论品格;政治经济学规范;教科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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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规范

  政治经济学规范中的“规范”不是单指学科规范或方法规范,也不是单指研究规范或叙述规范,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总体。显然,它由《资本论》所确定,而这决定于《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资本论》自诞生以来一直领航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论》对现代性做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同时,每一时代的《资本论》研究各具特殊性,并具有所处发展阶段的特质性内涵。当前,我国《资本论》研究整体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建构性研究,这由《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和新时代政治经济学任务共同决定。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学科的性质来分析,它是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新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性质自然应该姓‘马’,这点同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这样看,《资本论》的研究本身具有两重性质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二者具有原则高度内涵的工作统一;而把握好这种统一,就实质说则是对“政治经济学工作规范”的深入性研究。

  首先,必须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规范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规范是实体与工具的统一。简言之,它是有关“学科—科学”工作路线的一种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现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科“纯理论化”,使其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知识,企图使经济学具有纯粹实证的研究性质,而这是将规范当作纯然的价值判断的工具。实际上,根据上述规定,政治经济学规范是指使经济学科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那种规定性,是一系列的学科形成标准、方法原则、有关理论构型及其实施过程和逻辑形态的总称。然则,可以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规范,并且作为工作规范,这一原则更多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及它们在内部关系上的对应性。简单地说,世界观、方法论所建立的是一种“内部工作联系”。这种统一性强调方法论的客观存在性,以及方法论对世界观形成和传播的基础支撑作用,并限定了它的发展。因而必须认识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于,任何世界观都是方法论,都起着思维方法的作用。”并且这种“思维方法”必定是客观的,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也因此,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二者的高度统一。换言之,它们是具体性规定。

  为简明起见,以图1说明政治经济学规范的内部形成与构造关系。图1从政治经济学规范着手解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的思想。显然,区分并不意味着要在二者之间划界,而是要突出研究规定的工作领衔性,强调“研究方法”的主导性和综合化的内涵逻辑。以此观之,政治经济学研究亟待从“遮蔽”中走出,走向理论构造的“实践态”。如果说对象决定了方法,那么同样道理,方法也从规定性上决定了研究对象,即方法论规范在政治经济学规范的形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所谓研究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相应的,所谓叙述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内容生成了自己的形式,由此产生“方法论—理论”生长规范。这里重点分析前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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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工作关系

  方法论规范把握的是理论的来源规定和学科建设问题,可以考察它的基本构成:学科规范和科学规范。具体说,它回答的是对象和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实践统一问题。因此,必须将“学科—科学规范”看作生成的结构,是生成互动的“运动的两极”。学科规范是始源规定,通过科学规范表现自身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换言之,如果说科学规范直接包含于方法论规范之中,那么对方法论规范的探讨势必要从学科规范开始,而又要从学科规范和科学规范必然建立起来的内在联系开始考察。从理论形成的特质看,这其实就是将一定的世界观建立为“方法论”并用以指导理论建构的过程,所以“科学方法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科学方法论是可能的,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它本质上又是发展的规定、发展的规范,因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其次,将方法论规范当作政治经济学规范的“核心构件”看待时,其实是把辩证法视为最高意义的“方法规范”。换言之,就是以“批判”作为学科规范,从批判规定人手安排认识的生产和理论的构建。从学科的源头思考理论逻辑,就会防止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遭到遮蔽,并据此寻找学科方法。从批判出发意味着资本论》的起点是商品,也并非是商品,因为“从商品出发依然是在权力框架之内兜圈子”,“商品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应该是从商品这种形式出发,而应该持有一种形式批判的理念,并从表现的形式与非形式之间的‘同一性,与‘反同一性,的对抗这一视角出发”,并且“从商品出发所看到的将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我们只是受害者,是不可见的”,最终从深层次观点看,“从商品出发则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停止行动,放弃梦想。”归根结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范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依靠的学科工作基础是具有开放性内涵的历史学科综合体,所以不应将对逻辑起点的设定与对唯物史观的坚决贯彻机械地结合起来,而应采用一种辩证的联结方式。

  马克思将唯物史观和批判的规定有机嵌入“商品规定”中,而以商品为总的叙述出发点,是为了坚持学科基础的统一性。“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存在’的概述仅仅是为了引出‘商品的本质’,即从商品的表象的二重性中引出商品生产关系来。从商品链接‘生产力’(工艺学对象)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对象)看,这是事的科学的工作规定性。由此,这是有关于大写逻辑的历史商品的‘存在批判一本质批判一概念批判一精神现象学批判’。”如同卢卡奇所指出的“如果对象性是所有存在物的一个首要的本体论的特征,那么这里就必然包含有一个论断,即原初的存在总是一个动态的总体,是一个复合体和过程性的统一。”它恰恰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以批判为规定的发生学工作逻辑。这中间包含着矛盾的规定性,决定论和发生学是表达矛盾规定的两个最突出的工作用语,恰当地运用它们有利于展示矛盾发生作用的总体性的系统效果。这样看来,方法论研究包含着对理论普世价值与特性关系的处理,并且从研究角度看,尤为强调了“特性研究”,以此引出有限度的理论普适性。

  二、何谓方法论品性及其内涵逻辑

  上述分析使我们完全有根据将方法论界定为关于学科的“逻辑规定性”,并且可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范仍旧落入《资本论》所圈定的范围之内,又或者说二者本质上可以融合为一。由此引出所谓的方法论“品性问题”,不过就是解决“普适+特性”的构造问题。这是一个理论的质性分析,也就是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关于它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构建怎样的体系’如何构建体系,而展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形成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和新的实践需求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总之是认识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是通过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近百年的宝贵实践中得来,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努力奋斗中得来,是由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成果。

  理论普适逻辑只能上升至方法论高度,而不能就理论建构谈建构。毕竟局限于理论层面寻求普适性容易产生“理论一般”幻觉,仿佛可以构建以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又或者如同这样的理论愿景:经济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普适研究逻辑,要根据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要求提出相应理论,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样,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才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经济理论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一般性创新意义。其实所谓的“生产力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指两种研究情形:一是“建立关于发生论与矛盾论统一性的生产关系描述”;二是肯定“生产力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仍然隶属于生产关系学科意义的‘理论经济学’”,从而侧重“强调的是‘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整体互系作用”。如果说这里有什么“普适性”,那么就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无条件承认,具体到矛盾作用本身一它的发生作用和系统展开的方式一则是历史具体和社会特定的。而实际上,所谓的“普适研究逻辑”仅仅指方法论规范的意义,即研究方法需要和叙述方法相对区分开来,前者决定后者,并强调有什么样的方法论研究就有什么样的理论建构范式,舍此别无其他规定。

  然则,方法论品性只能规定为方法论规范的民族具体化范畴,并强调以“特性”为内容规定的普适逻辑研究的工作倾向性。中国政治经济学既需要重新从学科规范的起点出发,又需要坚守《资本论》的工作规范,进而形成新型的“特色研究路径”;相比《资本论》,目前阶段更为注重内容方面的研究规定性。犹如学者所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何还要加个‘中国特色,呢?这里,‘中国特色’可以有两个含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限定社会主义的;第二,‘中国特色’也是限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即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中国特色,既姓‘马’也姓‘中’。”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实践作为解剖对象,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派,用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的同时,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是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其实,这当中还有一层意义不容忽略,那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限定政治经济学及其发展。由此突出这种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解读是说得通的。但需要强调,它不应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发展和延伸,否则就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巨大理论创新含义和价值。”作为第二种解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这一方法品性总体上可以概括为“革命性+本土性+具象性”工作结构。其第一方面构成即“革命性”,表明其方法论规范的继承性和来源性,即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任何别的理论派系。这里随即需要讲清以下两条研究思路的区别和联系:一是“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前一思路讲明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来源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理论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的文化决定了人们的特有思维方式,而特有的思维方式给一个理论的创建提供特定的方法论,因此,只有根植于中国自身文化、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也只有根植于一个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理论,无论是‘引进的’还是‘自创的’,才能被国人理解和接受,也才能具体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中国特色’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基础、特有的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

  后一思路强调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总体研究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价值→资本→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更加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意义的指导思想的必要性。并且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也是因为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广义的)是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哲学或别的学科,通过对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规律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从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人们也把广义政治经济学称作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一方面,其固然受到“中华经史一体”的方法论传统影响;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一体系更加有利于将“一般规定”(本质上是建立总体的趋势性规定)内化于具体丰富的特性研究之中。它使“普适+特性”的研究问题更为突出,并从文化层面展示“普适何以可能”及其具体实现路径。一个原则就是,它必须牢牢扎根于民族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系统性的特性研究之中。换言之,所谓的一般总是相对的,马克思将抽象劳动认定为“一般人类劳动”是着眼于商品这个事实现象,而并没有追究一般劳动的历史形成;因此,劳动一般也只是相对于“商品社会”而言,是特指而非真正意义的劳动规定的一般化。同样道理“资本一般”仅仅是关于资本的社会历史总体研究的一个特定称谓,而不是绝对的普适意义的一般概念;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其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无疑,相比广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也可以说《资本论》更加关注的是“特性研究”,从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研究就本质而论仍旧是“广义体系”,是广义体系借助并经由狭义体系进到“总体研究”的工作规定。

  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的,而一旦将革命的辩证法视为最高意义的工作方法和规范,就意味着“学科的不断革命”,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除了首先需要解决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规范的规定接纳问题外,还必须从本民族历史的特点出发确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位,清晰化自身的具有特定意蕴的工作逻辑形式。“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执行的就是这种双重功能。就革命性这重功能而言,在于客观承认“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从而认识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生产力,但它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另外,就“批判”的本质而言,可以认为“《资本论》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它从两方面表现出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是致力于使劳动人民从资本的车轮下解放出来;二是致力于使劳动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立足于第二重功能,政治经济学研究除具有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人文性等科学规范外,还必须具备“本土性”及相应民族工作内涵,即强调“《资本论》与中国的结合决非仅限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根据也应当有,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文化上的深层动因”。但很显然,“中华工作系统与之有大的不同”:“一个明显之处就是中国人没有太多的‘拜物教意识形态’束缚,相反有‘官文化’之束缚,这样,主体显得更加的‘不独立’。”因为“中华生产关系”历来是“主体型生产关系”的范型,“拿中国来说‘中华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工作逻辑+身份二重性’乃是本土的元素,由此产生经济形态的交互性”;然则,“对于中国人来讲,《资本论》仍旧具有新时代的价值”,“通过对‘历史行动’的研究主体规定的构造以及探寻它对‘客体’的驾驭,最终可以消除思维的神秘性。”总体看,这些是中国行动规范和〈《资本论》批判规范相融合,并促使中国政治经济学以“中国范畴”为理论规范以及作为学科方法的中心组成构件。

  工作本位和文化本位是贯彻“方法论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保证。所谓方法论统一以当下情势看有三条:一是统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法论;二是关于“四个自信”统一的方法论;三是关于《《资本论》方法论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直接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统一。从统一的性质看,最后一条是最为关键和根本的。但客观而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前仍处于构建之中,主要因为本位的缺失,未曾明晰本位和本体关系,以及未曾妥善建立“方法论—理论”的技术研究线路。如,在原理方面,有学者认为,“不应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变成一个可以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基本原理后的空壳或标签。”有学者则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是,不能由此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一个体系的马克思经济学,其核心就是它的主旨或者实质,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具体的理论。”在研究路径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不规范。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努力建立学术研究规范。”有学者则认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工具和方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尴尬,而是实践的尴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都是面对理论和实践挑战的”。此外,围绕理论创新的取向,一方面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当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且,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来说,它是一门有着强烈阶级性和战斗性的科学”,因而它并不过时,必须坚持这一理论立场不动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能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既然声称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条条还真不能没有,它起码是判别‘主义’的基本标准之一,而不是什么束缚”,故而“政治经济学应从生产关系介入应用经济学,而不是成为应用经济学”。另一方面意见则倾向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能仅仅停留于各个具体理论的争论与创新,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创新。”如此等等。

  具象性既是方法品性结构的工作末梢,同时也是“中华事的科学”的具象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内核的工作构件,决定其也必须同时被作为“独立的学科工作体系”对待,以实现“主客体批判”并举。换言之,就是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未来逻辑”的深刻性刻画与揭示,期盼“为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指明方向和道路”。这里尤其要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总体性范畴的历史逻辑和概念逻辑,涉及上述“两条研究思路”的历史统一问题,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统领“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的历史研究。一言以蔽之,要立足中华文化总体学科的体系,淡化学科边界的彼此隔离,要有“放得开、收得拢”的学科聚合气魄,并尽量展示学科工作的统一性,释放“中华学科对话”的潜能量。并且如果在这里说中国经济学仅仅是广义经济形态的研究,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则是关于经济形态研究的总体规定,然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必然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进一步,如果说广义态的中国经济研究设立了始源性的学科规定,那么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作为“最高意义态的学科规范”而内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当中。因此,正如〈资本论》通过设定“抽象力”规定而达成与“总体思维”的对话,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具有广义而总体工作蕴涵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类似的规定。

  依照以上推断,中国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作为“行动科学”和“历史科学”高度统一体的规定存在,“从而,‘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即达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构筑形态。中国经济学建构确实需要走‘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实践之路”,归根结底是认识到“中国经济学建构之路是重新研究历史意蕴的政治经济学重构”。所谓“事的科学”即“道和德统一之经济学”,其“与中华历史、思维和语言接逋”,“创造性转化了西学语境中的‘批判规定’和‘本质范畴’”,并且“其整体要求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看待,以历史一思维一语言之体式具体把握学科发展逻辑,从中升华出‘逻辑科学’。”从学科建构的深层次行动看,“这是走出了‘中国资本拓论’(《资本论》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资本论》在中国的拓展与创新、《资本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实践),转而以‘中华资本论,指导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据和工作路径。其基点是运用中国思维与语言将马克思《资本论》系统地‘重新阐述一遍’,实现中国思维传统和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思维内在结合意义的‘《资本论》的中国化’。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中国化的《资本论》’的创立……后者的实质含义是在《资本论》中国化基础上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格

  理论是认识的系统反映形式,也是行动逻辑的客观形式。根据上述论断,从方法论推进到理论建构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共识性研究行动。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体系建设中大体显露出四种有机推进的理论品格,即继承发展的品格、传承和创新的品格、与时俱进的品格及理论的开放生成和兼容并蓄的品格。

  第一种品格即继承发展的品格针对的是理论演进的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信奉任何的“范式论”,但承认研究纲领的不断进化性,且进化的意义是基于“方法论规范”不断更新和发展这一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承认一种理论创新,那就是沿着方法论纲领的理论进步,而方法论纲领本身的变革则最终归结于“学科革命”。因此,马克思发动经济学的“哥白尼革命”,其要旨在于使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内在结合,首要意蕴在于“学科革命”。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因循历史,进发路径是历史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批判性实践科学”“但是,资产阶级工作路线将‘历史学→经济学’逆转为‘数学→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降格为数学之分支。”是马克思首先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历史学之处在于探明历史发展过程的内部运动机制,说明生产规定的生成机理”。“哥白尼革命”的第二重含义则在于建立“批判”的学科工作规范,即“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对象。

  回到图1,中国经济研究从学科规定性看先于《资本论》,也先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广义的学科基础是“行动学科”,且以历史为基础规定,这与马克思经济学不谋而合,也是中国经济学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基于广义形态可以“合流”的缘由。图1之所以区分了“理论规范”和“理论范畴”,在于认定理论规范本身实际上体现了史实材料和范畴工具的内在统一性,这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单是范畴不足以构建整个理论大厦的道理。有学者认为事实上可以跳过方法论规范的研究,直接认定“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决定对理论工具的选择。如,“分析框架既是逻辑关系,又是逻辑规制”以及“范畴既是构建分析框架的基本材料,又是构成分析范式或整体结构的基本工具。”那么分析框架所指又是什么呢?再如,“说《资本论》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以科学世界观作为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性前提。在这个基础性假设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被描述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用生产力范畴来表述……用生产关系范畴来表述;在现实生产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耦合在一起的机制或系统,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形式,用生产方式范畴来表述……(它们表达)既有结构又有历史的社会。”但材料和工具不能合而为一,它们是实体和表达形式的关系,而且实际上材料从来都是范畴生命力的保证。从科学规范的要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规范的规定接纳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学科规范。但除了马克思意义的“原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具有继承“本土原创”的工作规定。因此,这里要解决的是学科属性的总体继承问题。在双重继承意蕴的基础上,才能揭示真正意义的发展规定。总之是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普通的经济学理论,而是直接嫁接在《资本论》工作基础之上的“理论的时代续篇”,同时是扎根“中华生产方式”的演进和民族历史进程的“伟大的实践续篇”,所以尤其要重视“中国材料”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范畴由认识事件转为学科方法工具根本上是历史进程,实际上揭示了学科和科学的工作关联,即由学科规范逐渐达到科学规范的共识化的自然史意义的形成过程。

  在第二种品格即传承和创新的品格中,“传承”专指时间架构上的“文明沿承”与“文化传承”。这里首先引出的是对资本论》文化规定的传承,这是方法论规范意义的继续,是落实材料和范畴的“结合”。因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为工作本位特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工具系统中,“范畴的方法”是作为顶层设计和“辩证法的工具”规定予以对待,它和材料的结合归根结底还是思维和语言特性的研究问题。于是,“通过研究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发动相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言的‘学科革命’,着力点在于将‘文化’作为实体的要素植人对事物的关系的理解中,以形成具象的范畴和语言,文化乃至作为了‘实践态的辩证法’的工作构件。”同时,对于《资本论》必须说明文化是学科工作规定,它拓宽了逻辑和经验的狭隘基础,极大增强了知识的理解弹性与批判性的生长向度”,以至于可以说《资本论》是史书,又是伟大的科学作品,同时还是批判的文化读物,这三重作品属性使其‘海纳百川’,并在形态和体例上‘蔚为壮观’”这样才可理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尤其古代的经典文化和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规定之间具有相当的“亲和性”。如,‘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而言,传统文化的作用体现在:一是提供方法论借鉴……二是从属于文化范畴的优秀传统思想,尤其是从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再如,从高度上讲,“马克思理论从研究方法来说,跟中国已有文化的思维方式基本一致,都是辩证法,甚至是唯物辩证法”,等等。如此也才能理解这一判断“运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来分析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在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而具有民族特殊性;同时,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生产方式走着一条自我完善的创新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这里其次引出的问题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通过“文化自信”表现出来,这使我们可以整体采用“文化=思维+语言”这一公式表达经济学“文化自信”的意义。由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文化工作本位,必须坚持从本民族文化学科中充分汲取营养,通过本土化思维和语言的“创造性再生”,感召和牵引《资本论》的面向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又通过两方面的结合研究最终使《资本论》的语言具有民族扎根性。这就需要将文化建立为总体的规定,直至落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统一的一门历史科学”的设想。“盖因辩证法源起于中华的历史与文化统一规定,从广义态的科学逻辑发生看,它融合于文化学科;此发生学之本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崛起使之走上科学与文化逐渐分离的道路,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科学和文化的再度融合。然则,《资本论》可以视作历史、科学、文化统一的寻求。”

  “原创”是最大的创新,然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双重继承”路径的创新发展,本身就具有“原创意味”。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创新”仅是就理论著述的具体形态和工作风格而言。中国政治经济学是要完成总体建构的理论任务,因而必然采取批判规定与发生学逻辑相结合的工作逻辑形式和程式,实现材料和范畴的依据历史对象特征的“具体结合”,而在著述形态追求“条目体领衔的体制”,实现《资本论》将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同时视为“史书+逻辑+百科全书”的宏大构想。总之,这也是展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气魄”的一面,因为中国史志的基本体例即条目体,包含巨大的历史容量。于是,“从中可以明显地找到《资本论》和‘中华史书’学术传统的对接性所在:两者均立足在‘历史记述性’体例之上,都在于求取历史研究的‘全息影像’”,“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继承《资本论》的方法论,坚持‘物的批判’路线,强调商品的起点,同时坚持社会生产的历史发展向度,着力刻画主体维度的生产力对于商品社会的‘历史瓦解力’,强调劳动的起点;此二者本质上‘道路互补’,是为有关于‘劳动通史’之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有别于《资本论》作为‘资本通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规范,工作目的服从于在‘两个重构’(财产重构与身份重构)基础上的历史跨越发展的实现。”

  第三种品格即与时俱进的品格可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个性特征”及其对方法论规范的时代性回应,这是对发展品格的直接深化。处在实践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高度体现时代与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密切互动性,可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第二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而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争论;第四阶段,2000年代中期至2014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讨;第五阶段,2015年至今,致力于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这是基于不同时代背景下阶段性的理论构成,是针对社会主义初创、初级阶段的提出和新时代规定的同一理论逻辑的不同侧面。“这种历史的规律性体现为社会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历史逻辑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突出了人民群众的理论创造性。

  从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到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科自信,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语诉求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初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建构,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及对学科基础的深度探索与工作寻求。这可以说是中国理论创造的“特殊进程”:一方面是《《资本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过渡”,另一方面是批判理论的渐趋成熟一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达成统一,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认识论基础。由此产生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状况,在总结既有研究经验和时代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行动的方法论规范和理论规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起点探索为例,无论以劳动还是以生产方式为起点,都旨在说明“实践态的辩证法”规定,解决起点规定的“形而上”问题,统一客观(发展)起点与主观(批判)起点。也就是说,要将“断代史”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内化于社会主义生产通史、外化于社会主义经济通论,实现革命性理论、本土性理论、具象性理论三重关系的有机统一。

  从理论品格的效能发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总体范畴”)的历史外化形态,所以开放生成品格是其理论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不仅揭示中国的“特殊”,也揭示世界的“一般”,并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终将变成世界范围的经济学。然则,开放生成品格着力体现外化的历史路径;与之相适合的兼容并蓄品格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领导性内涵及对兄弟学科的辐射性、交互性与借鉴性;显然,“兼容并蓄”是由“开放生成”衍生的一个功能品格。以对西方经济学科的批判性借鉴和利用为例,由于其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理论内核范式,学科基础以数学和逻辑学为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充分吸纳其先进成果用于学科体系建设外,特别需要注重援引《资本论》的批判工具,对其形式逻辑体系予以改造和转化。此外,也要注重批判“唯工具论”,注重运用中国文化规定,通过手段的“综合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注重打破学科界域,实现对范畴的多重规定(历史范畴、逻辑范畴、知识范畴)内涵的深度挖掘。

  四、关于中国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若干设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是酝酿最深刻、最伟大社会变革与思想变化的一场建设运动,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伟大实践!这样看,其理论经济学教科书形态就不能是公式化和刻板的,需要具有特定的结构性内涵逻辑,以应对不断出现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根据上述分析,可将其简洁为“双重中心、双重体用”的“三驾马车”设计思想。其中,“双重中心”的一重中心指《资本论》研究教学体系,一重中心指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教学体系;这二者的合成是完整系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教学与传播体系,也最为切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能够实现对世界历史规律的内在把握。“双重体用”的一重体用关系指以《资本论》为“体”,以中国政治经济学为“用”,体用结合、以用补体;一重体用关系则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体”,以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最新进展为“用”,以体驭用、以用促体。然则,“三驾马车”——《资本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一套体系,是在广阔的背景下寻求方法论纲领的实现及采用动态有机的方式调整与整合理论逻辑,使之富有“实践态”含义。实际上,“三驾马车”设计思想本身就是实践化取向的创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取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也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开放发展为取向,以“不断趋于体系化—实践化—当代化,’为理论发展进路的内在特质,使体系建设成为工作抓手,将体系化视为工作目标和“相对稳定的理论状态”,但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这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迈入新境界,也充分表明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科学引领,以海纳百川的科学气魄为指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一定能够走上理论自我超越之路。以下对中国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构造意蕴予以简要说明:

  首先,对于《资本论》研究教学体系,需要整体明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互释”关系。必须认识到,《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论创造,它克服了自然主义生生割裂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缺陷,又摒弃了唯心论者抬高思维活动的做法。可以说《资本论》之所以科学,不仅在于它所依托的方法是唯物且历史的,还在于它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同时,要揭露“思维天才论”的本质。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以独特多面的思维方法,对“对象”采用多条线索和逻辑思路同时予以展开的把握方式,在于历史工作逻辑使然《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理论品性完全由“历史过程”和“批判起点”的规定性所赋予,因此,必须从历史态、逻辑态、知识态多角度看待理论范畴的认识规定性。

  《资本论》研究教学体系应整体分为两个环节《资本论》板块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板块。前者侧重“原理”,总体强调《资本论》作为“经典中的经典”,要义在于优先作为“历史作品”,次之为“科学作品”,以达成“历史之用”和“实践之用”,为“统一的历史科学”筑基;后者侧重对上述原理的具体化及当代化的详细描绘与阐述。显然,这里尤其强调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独立性,以理论逻辑非普适性的观点回应对“两部分模式”的不同意见。如前所述,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研究和表述不是没有共同点,而是不具体体现于理论逻辑层次,它们统一和贯通于方法论规范。而且还要强调一点,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就没有对“现代原理”的深刻把握;同样,没有这个奠基点,也就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系统性跟踪及展开新的批判。因此,不能教条地理解教科书体系的“一贯性”。此外,依据现代学科如数学和逻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交叉学科的新近发展,在研究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适当提升学科基础的综合度也是必要的,所以对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样可以单独采用“初级、中级、高级”的传播体式,以辅助从原理上最大限度地研究资本主义对象全体。

  其次,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教学体系,应整体明确“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且这不是“逻辑优先”,而是“历史优先”和“工作优先”。必须认识到,从实践角度看,“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阶级问题。”应运用《资本论》中“活的辩证法”指导体系构建。阶级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是研究内容和科学形式的统一,其“中华具象性”则由“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范所统帅。同时必须认识到,人民是具有历史行动规定的具体阶级范畴,是在这一条件下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及对重大现实的关切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与体系之中。

  鉴于此,同样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原理予以单独对待。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指导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理建构必须先行且要加速,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板块着重讲述原理的本体,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板块讲述原理的理论构成和相关拓展。这里需要区分“社会主义一般”和“社会主义特殊”。对二者总体关系的阐明可放在“原理的本体”中,对各自理论构成或拓展研究的介绍则可放在“社会主义部分”。这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将更加具有“史书规定”特质,是以“存真史”和“存信史”的记述为主,以反映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互动的阶段性规律特征为逻辑线索和认识线索,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原理”的特质性规定,从而成为将社会主义运动规律具象化的理论记述体系。在这里尤其要肯定与坚持以下两点原则:一是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方法论规范,也是理论规范,因而以之为总的出发点和认识归宿。二是在记述中突出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形态研究的总体规定”,以实践化的体系构筑践行“广义→狭义→总体”的体系拓展理论逻辑。因为一些学者长期对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持有认识误区,没有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出发构建教材;一个主要问题是重文本、轻实践的倾向非常明显,且对“社会主义一般”不做民族追索、历史寻根,而试图简单模仿套用《资本论》体系,如“生产—流通—再生产”和“生产—分配”等。在这方面刘永佶做出积极探索。他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和规律为对象构筑体系,试图阐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主义”“主题”和“主张”,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能否形成并在中国现代化中起其应有作用,就在主体、主义、主题、主张这四要件的统一”,“统一的根本在主体,主义、主题、主张都由主体而生发。四要件的统一则是方法论的必要内容和原则。”然则,这一体系的建设应循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成长路径,按照循序渐进、动态规划的步骤进行。如,一个简单原则是“先做减法再做加法”,“首先需要从既有的内容架构中减去那些不需要被纳入中心基础理论的内容,明确什么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什么理论是基础理论。再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性与逻辑统一性要求,构建完成中心理论体系。”因此,仍旧需要依靠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理论批判’的方法,即通过对既有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理论批判,重新析出更为科学规范的理论范畴,以高度凝练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对既有理论进行‘再造’,形成一个高度理论化的新体系。”

  最后,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和利用,需要认识到,从劳动出发、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在学科宗旨和规范上固然迥异,且从方法论纲领上具有严格分野,但没有游离出现代学术规范。所以从学科建设的国际化程度提升角度看,同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提供自己的基准理论和为实践界提供大量的相对实用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对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给予相当大的包容性,以此抢占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学术话语权。简言之,为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借鉴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工具取向’的文明成果。”—个总的原则是,“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跟得越紧越好”,“而是集中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并且要侧重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其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同时,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现代经济学体系对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做出了较为合理性的判断与分析,其提供的治理思路亦有借鉴之处。

  进一步看,第二重的体用规定整体隶属于第一重的体用规定,二者紧密联系又有质的区别,且地位与作用也有不同。就性质而言,第一重体用关切原理体系的“内部关系”(内在逻辑性),是按照历史逻辑到民族工作内涵的进路展开一这一层关系也可直接看成“原理之体”规定,提升和确保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思想性及问题意识上的前瞻性;第二重体用在规定上关切“原理之用”,即在政治经济学规范上向实践和应用推进,使理论进一步具有现实性、学术严谨性和专业操作性。那么按照发生作用力的方式与指向看,第一重体用工作关系更多是指历史的本体与本相活动,寻找的是“历史辩证法”,建立“历史内容”与“历史形式”的辩证统一。显然,它不独是纯文义上的逻辑组合。第二重体用工作关系则着眼于“批判的知识理论”的产生与表达,进一步寻求“实践辩证法”,相应是指社会经济实践的本体与本相活动;所谓“一套体系”盖指这一层次而言,其体用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边界更有弹性,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也更具活力。毕竟,揭开物象迷雾,西方经济学仍然整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生活的最生动本质,可极大地为我所用。况且必须及时认识到以下趋势“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新古典霸权近十几年内在西方经济学界被颠覆的可能性并不大。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尚未形成统治地位,而且它也不可能形成统治地位,因此,异端的综合并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在中国最有可能实现。”而推广开来,“战后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不仅发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这一重体用关系具体而真实的作用中介,通过肯定其存在,对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建设确有重要的理论“支援意识”。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原创性开端,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范畴的成功提出。然则,中国经济学需要于主流经济学之外寻求更丰富的“支援意识”与方法论学术资源,通过开放式建构,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关系,更好启发民智和学智,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理论探索】许光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_搜狐财经_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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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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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亮:《“形式批判”与“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约翰·霍洛威对〈资本论〉起点的重构及其政治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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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冀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的缺陷与问题——与邱海平先生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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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冀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的缺陷与问题——与邱海平先生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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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胜:《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

  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3年第5辑。

  许光伟:《〈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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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马艳等:《经济学方法论比较——基于〈资本论〉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

  杨志、马艳等:《经济学方法论比较——基于〈资本论〉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4页。

  材料和范畴的结合是历史工作逻辑的体现:一方面,材料从历史支架方面支撑了范畴,另一方面,范畴的逻辑内涵完全由历史工作内容所填充,由各门实践学科和历史客观进程所实证。这是历史的实证性与范畴的逻辑内涵的高度性统一。

  许光伟、许明皖:《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杨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个方法论问题》,《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于金富、尚会永:《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以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思维方式为指导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许光伟、许明皖:《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如前所述,文化决定了历史内容和著述形式以学科综合为取向的结合性。然则,“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于是怎一个“愁”字了得。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惜春更把残红折;“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怎不敌从形式到形式的“精确科学”求索法呢?!盖因概念知识的逻辑排历史性所致。

  许光伟:《〈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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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经济纵横》2017年第12期。

  胡岳岷、付文军:《论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潜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

  荣兆梓:《政治经济学教程编写和使用的几点体会》,《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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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堡骏:《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兼论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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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种树种出“毛主席万岁”,惊呆了!
  9. 戴毛主席像章的代表虽然不多,但他却格外不同!
  10.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中朝关系史上的伟大胜利!
  1. 清明到了,毛主席啊,您的人民真的很想您……
  2. 双石:常公日记、事略稿本、年谱长编很好看啊!
  3. 卢麒元:夫妻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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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农村老人的活路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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