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低效”：颠倒事实的私有化悖论　　

杨承训  张新宁 　　

内容提要  评判国有企业的效率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三个有利于”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准，树立科学的效率观，包括狭义的效率和广义的效率。从近8年的业绩看，国有企业的狭义效率相当可观。其广义的效率则可视为科学发展的主要依托和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载体。今后进一步提高效率之路在于深化改革，并与管理创新紧密结合。　　

关键词  国有企业  科学的效率观  狭义效率  广义效率　　

列宁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①]一切科学真理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基本事实基础上，只有那种蛊惑人心的谬论最不尊重事实，或者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找一些为我所用的个别事例作为“论据”，达到其加以遮掩的目的。“国企低效论”就是这类观点。近年来在一些人中流行着一种“国企低效”的“实证研究”，即特意选择某一段时间、某几个地区和某些个案，取出自己所需要的数据，用其特定的数学模型，引出“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得到的效率最高”[②]的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效率的评判是否以事实为基础，关系到对国有企业改革成就的估价及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我们必须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一、科学的效率观和全面系统的评价标准　　

如何看待效率？首先要确定评价标准。现在流行着一种肤浅的看法，是以利润率为标准，只要能赚钱就是效率高。谁能牟取暴利，就是高效。这样说，那些以危害社会为代价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就可算做效率最优了，诸如贩毒、欺诈、卖淫、恶性投机、制假贩假、鲸吞国家资源、官商勾结等可以名列前茅。我们能倡导这样的效率吗？　　

比较带理论色彩的说法是：生产力标准。这个原则是对的，问题在于怎样理解生产力标准？在我国应当回到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上来，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标准呢？邓小平特意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重要定语，就是必须从国家、社会整体上、从生产方式的联系上把握这个标准，而不能使之片面化、孤立化、绝对化。第一，不能仅看几年的经济效益（如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段），还要看长期的效益，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后劲，有的学者仅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效率为证，是十分片面的；第二，不能仅看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全局的影响，特别是对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包括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第三，不能仅讲某一时段的效益，还要看大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效益；第四，不能仅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生态效益和社会效果（企业的社会责任）。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近视和庸俗。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不讲科学发展观而讲“片面发展论”（以GDP为基本指标），主张只要我这里能发展，使用什么手段、依靠什么社会势力都可以。“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当然要发展。关键在于是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靠谁发展？这就要回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是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例如，我国的矿产资源被严重破坏，环境污染贻害后代（国家花千亿元款都难以医治），土地资源被少数人大量侵占，利用银行贷款空手套白狼，广大农民工的血汗钱乃至生命被涂炭，成千上万的消费者的权益被践踏等等，这种赚钱方式能算真正的效率吗？　　

鉴此，必须树立新的全面系统的科学效率观，使用新的效率评判标准。这样就应包括连续多年的销售利润率、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优质率、名牌产品率、科技创新率、降能降耗率、排污减量率、资源循环利用率、安全生产率和职工权益（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等）的维护、消费者满意度、企业信誉度（诚信等级）以及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状况等等。正如评价一个地方的干部业绩不能仅以GDP增长为唯一标准一样，评价企业的绩效也不能仅以一时的盈亏状况为唯一标准。这就要区分狭义效率和广义效率、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并把它们综合起来。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新的效率观和新的效率标准衡量一下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　　

二、国有企业狭义效益全面的实证分析　　

1998－2005这8年时间，可算做最近的一个经济周期，即由低谷向平稳增长的发展时期，跨越“九五”（后三年）和“十五”两个时段。我们先用四个衡量指标对工业企业作分析：　　

（1）利润总额，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它等于营业利润加上补贴收入加上投资收益加上营业外净收入再加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资产贡献率，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 ×100％。公式中，税金总额为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平均资产总额为期初期未资产之和的算术平均值。　　

（3）经营亏损率，指企业经营亏损额与毛利润总额（即抵消亏之前的利润总额）之比，反映所有同类企业亏损的程度。　　

（4）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 利润总额 / 成本费用总额 ×100％。公式中，成本费用总额为产品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　　

下面我们看表1中的一系列数据：　　

表1  1998－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资产贡献率、经营亏损率一览表　　

注：①毛利指盈亏抵消前的利润总额。②指整个国有企业的数据。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表1中说明：（1）8年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数减少了50％以上，但其利润总额都是直线上升的，2005年为1998年的12.27倍，年均增长43.1％；进入21世纪的前5年，年均增长22.6％。它的工业增加值由55％下降为39％，但其利润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6％上升到近47％，8年提高了近11个百分点，又高于它所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的7个百分点。今年前5个月，虽然它的利润增幅有所降低，但仍然占总份额的47.98％。这表明，单从利润角度看，国有及其控股企业高于其他成分，在工业效益结构中仍占大头。　　

（2）从反映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的核心指标资产贡献率来看，它在8年中上升到两倍，由1998年的6.51％，上升到2005年约13％。由于它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占52.3％），故略低于全部工业资产贡献率（2004年低1.3‰），估计2005年会高于全部工业的值数。实事求是地说，资产贡献率能达到13％，在世界上也不算低了。　　

（3）人们议论的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实际情况也并非有些人形容的那样似乎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例如，今年年初有人以2005年国企亏损额达1026亿元，说“创16年来新高”，吵得沸沸扬扬）。实际上可以看出，首先国有企业盈利大增（12倍），其次其工业企业亏损额是连年下降：处于经济低谷时的1998年亏损1150.7亿元，为毛利润的68.66％，而2004年亏损为669.48亿元绝对值下降了42％，占毛利总额的11.19％，下降了57个百分点。对2005年的工业企业数数据，目前我们尚未看到，但可看到除金融业以外各个产业国有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和亏损总额，计算下来，亏损面只占毛利总额的10.15％。全面系统地看，市场经济有周期，企业的盈亏也有周期（且部门之间差异很大）。现有的私营企业也每年有大量亏损，其生命周期平均为2.9年。何况国企的亏损除市场因素外，还有政府因素，包括社会负担过重、用人不当、越俎代庖瞎指挥等，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企业领导者为实现贱价收购（所谓MBO）故意造成的。我们应当警惕的是：为何一部分国企出现一时亏损就大惊小怪、沸沸扬扬呢？为什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这就叫“为我所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下面是两条数据曲线图，可以看出整个发展趋势和国有企业改革巨大成果，谁坚持改革、谁否定改革也就一目了然。　　

再看看能够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即成本费用利润率，可与全部工业规模以上的企业作比较：　　

表2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全部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比较　　

注：尚无2005年数据。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上述数据表明，在7年中只有两年国企及其控股企业低于全部工业规模以上的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其余5年均高于后者，2003年高出16％，2004年高出近32％。它本身提高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而全部工业仅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前者高出后者近70％。这样说明国有企业投入产出比并不低于其他成分，怎么可以得出国企低效的结论呢？　　

从包括所有行业的全部国有企业看，1998到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1.9万户，减少了50％；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增长41倍，年均增长高达71％。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材料表明，国家投入的资本8.7万亿元，占全部各类资本投入的48.4％；其利润总额（加上金融业的利润）约占各行业利润总额的近一半，税金则占56.7％（不包括金融业；如加上金融业可能接近60％）。其总资产（不包括金融业）每年递增10.1％[③]。金融机构的利润2005年为1850亿元[④]，与全部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相加，为10897亿多元。如果再往前看，1991-1995年国有企业的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为24％，产出（产值占国内生产总额的比重）为45.1％，产出比投入相对高21.1个百分点；2004年投入为36.7％，产出为42.3％，高5.6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公有企业也高得多。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为45998元，私营企业为38060元，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高20％；2003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7095元，比港澳台企业高30％，比全国平均数高19.2％。2004年国有企业提高到90582元，私有企业为55722元，高的幅度为63％，前者比后者又高出62.56％。[⑤]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梯形公式表述，国有企业的狭义效率为：税收 > 利润 > 增加值。总体上，经济贡献（纳税＋利润＋利息）比重（55％）> 资产投入比重（48.1％）。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的直接效益并不低，而是相当可观的。所谓“国企低效论”，根本站不住脚。　　

三、国有企业的广义效率：先进生产力载体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国有企业的社会综合效率，即广义效率。可以说，它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载体，是科学发展的主要依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显现国有企业独特的优势：　　

（一）由于公有制消除了剥削、以共同富裕为宗旨，就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突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便于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上看，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是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1.8倍；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国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⑥]。据河北省调查，82％的国有企业能够保证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而51％的私企却不能保证，每天工作9－12小时，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76％的职工假日加班无加班工资[⑦]，而且经常拖欠（据调查，32.5％长期拖欠，80％故意短期拖欠）。一些私营和外资企业设法压低职工的工资和降低劳保、安全条件，主要雇佣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还经常拖欠工资，有的企业连起码的安全、劳保设施都没有（矿难2/3以上发生在私矿），2004年私企的职工保险综合指数不到50％。有的剩余价值率达到200％；被私企收购国企转制后大量职工生活无着落（有的私商只要土地而不要职工）。人们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与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平均相差25倍以上，高者达几千倍。从本质上看，目前国有企业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舍得花本钱提高职工素质。所以，它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相对公平的。　　

（二）由于公有制经济从根本上克服了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奠定了企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统一的经济基础。　　

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牺牲社会和职工的利益，它就能够适应市场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微观层次上寻找耦合。所以，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以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过去占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5年与2002年相比税金增加了2237亿元，年递增16％，占当年税收的近56％[⑧]（不包括金融业）。其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约等于建设5座三峡枢纽工程）；其资产有25.7％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此比例在某部地区高达45.6％（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事实上，多年来，改革的社会成本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吃国有经济的老本）。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以工补农，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依靠的也是国有企业。国家能实现物价的基本稳定、抑制恶性投机、维持市场秩序，除了靠国有银行的财政和其他手段之外，还要靠国有企业支持。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国企起着表率作用，信誉度最高；而一些私商则千方百计损害消费者利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肆意偷工减料、短斤少两，特别是药品、食品已经成为一大公害，每年造成浪费和危害近万亿元。没有国有经济这一大稳定盘，全面协调发展则是不可能的。国有企业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　　

（三）由于公有经济遵纪守法，集约化程度高，他们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净化在各类成分的企业中也是最好的，其发展趋势更符合社会主义节约规律。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化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⑨]象宝钢的降低物耗能耗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鞍钢工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济钢、包钢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作出表率，华能集团创造了超临界发电技术，大大降低能耗和污染。资本家的节约则是以对社会的浪费和增加工人人身支出为前提，而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个弊端，同私企相比，它们更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煤炭的回采率为例，国企煤矿要比私企煤矿高出1-2倍。目前一些私企肆意损害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煤矿、铁矿、金矿、钼矿、钨矿等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其价值约占每年GDP的3％以上（即5000亿元上下）。可见，国有企业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由于国有企业宗旨明确、规模巨大、人员素质较高、技术设备先进、企业纵横联系广泛、对外协作和谐，最适合于集中度高的集约经营和科技创新。　　

目前中央企业拥有各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机构476家，拥有技术创新活动人员27.6万人，绝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国家级研发机构或企业研究院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近年来，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显著增加。2004年，中央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额达768亿元，占当年销售收入的1.5％，其中工业企业占2％；获得各类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357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83项，获得其他国家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44项；申请专利总数为6579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2853项），授权专利3886项（其中发明专利1265项），授权专利和授权发明专利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企业具备了大型装备和系统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目前有40％以上企业的自主创新技术占技术来源比重超过50％，除少数企业外，大部分企业引进技术比重在20％以下。同其他成分相比，国企登记国家专利最多（约占国内企业的80％），一般都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R&D的投入较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70％左右出产于它们之手。在科技创新中，许多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和攻关技术，包括已占出口产品60％的机电产品，大量地是国有企业创造的。国有企业是实施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是自主创新的骨干力量，是体现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最佳结合的载体，它创造的国家品牌最多，有许多项目已占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其他成分的企业所不可比拟的。　　

（五）国有企业拥有先进生产力，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石化、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它始终占主导和支配地位。　　

这些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主要是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点工程和举世瞩目的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国有经济特别是中央企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根本上不可能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　　

（六）由于国有企业服从国家一盘棋的部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柱。　　

我国国有经济在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全国平衡方面，发挥了巨大主导作用。建国初期，我国不多的工业集中于沿海几个城市，面积占56％的西部地区产值不到全国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