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横竖都在控诉着资本经济的罪恶

三鹿有毒奶粉事发后，截至　　9月15日　早8时　，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其中，913名患儿症状轻微，生命体征稳定，正在进行院外随诊治疗或已经治愈；仍留院观察治疗患儿340名，53名患儿症状较重，其余患儿病情平稳并趋于好转。　　

这显然不是三鹿事件的最终结果。由于三鹿有毒奶粉价格低廉，并且主要面向低收入的消费者，食用三鹿有毒奶粉的消费群体，应以老少边穷地区的婴幼儿居多，那么事件的全面排查，必然要以三鹿奶粉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个销售网络为依据，尤其应当关注交通不便的广大偏远农村。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者受害最深，揭示了资本经济的罪恶性——即自由市场中的现代企业丝毫没有维护基本民生的原动力和硬约束。　　

资本经济的罪恶性，以市场差异化战略为幌子，使低消费能力的社会群体，只能享受到与所谓“低端产品”相适应的市场服务。三鹿奶粉的生产厂家，并非不懂得添加三聚氰胺的有害之处，怕是因为成本挤压和利益驱使，才容忍了低劣乃至有毒产品流入市场，使人们在鱼龙混杂的自由市场普遍缺乏有毒商品鉴别力却又仅仅依赖投诉机制的前提下，让贫困家庭的婴幼儿不幸沦为资本利益刀俎下的牺牲品。　　

卫生、质检、工商等部门，并非不清楚中国市场长期以来始终令人忧虑的商品质量低劣状况。但当人们片面追捧微观搞活、一味主张自由经济的不干预法则，进而普遍遵循为资本扩张大开绿灯的服务宗旨，甚至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与资本集团利益关联时，则三鹿事件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化妆品以及人们吃穿住行所需消费的种种商品，问题早就不在少数，三鹿事件不过是忍无可忍的控诉而已。

三鹿事件，也许可以进一步与服务、包装、宣传、广告等种种形式的所谓市场化行为相联系，必然与权力部门、职能机构、官方媒体和主流学者或多或少相互动。就算其中含有腐败伴生的包庇现象，也是重商主张和资本运作的必然结果。就是说，权力参与下的职能错位和官员腐败等，同样是资本经济的“糖弹战术”所要获取的一大战果。任何事件包藏的所有内幕和全部丑恶，都将指向资本经济这个总根源。

包括三鹿在内的一些生产厂家，往往并非没有一般生产技术，往往并非没有创新发展能力，往往并非没有从事现代产业的现实生产力水平，但在资本利益最大化的主导下，又往往抛弃了发展生产力和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使命，却把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资本扩张的主要心思等，争相用于塑造外形、误导市场、蒙骗用户的邪道上，在所谓销售理念、价格策略和差异服务上念歪经，使企业堕入市场投机的怪圈之中，不断上演一幕幕的劣币驱逐良币、劣货驱逐良货、劣官驱逐良官、劣民驱逐良民的丑剧。

我们或将遗憾地看到，在这轮三鹿事件背后，可能暗藏着国际资本的一招妙棋。善于洗钱、洗脸、洗牌的国际资本，在三鹿事件和类似三鹿事件的变局中，早就把自身洗濯得干干净净。在我国扩大开放的市场“逐鹿”过程中，在民族产业为短视的资本经济付出沉重代价后，很可能将为国际资本打开更为广阔更为有利的扩张空间。也许资本经济在自由市场中的演变轨迹，将为经济实体从国有化到民营化再到外资化铺平转基因之路。

考察整个三鹿事件，除了主流学者能以变色龙的姿态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国际资本能够神龙见首不见尾，其它诸如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民众也好，似乎个个都要品尝苦涩。三鹿厂在劫难逃，主管部门责任所系，受害群众苦不堪言。三鹿之痛，横竖都是资本经济的罪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