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目录清单

正文：

内容提要

第一章  从黄河开始---“大水荒”的形成与定量描述

    一、黄河的恶性断流与枯竭

    二、水源与储量的大规模消失

第二章  对“大水荒”以往成因的否定和“社会制度成因”的提出

    一、“气候因素”不是“大水荒”的成因

    二、工业和城市是增加水源的因素

    三、“大水荒”和森林植被无关

    四、“社会制度成因”的提出

第三章  毛泽东时代：“灌溉革命”与“保水农业”

     一、“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 

    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现代化”的起步

    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

       ---灌溉条件下对“保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毛泽东发明成语“精耕细作”---对古典农业“保水耕作”的继承

        （二）农业八字宪法---对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发展

              袁隆平“时令”问题

        （三）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辉典范

第四章  大逆转：“保水农业”的终结和“大水荒”的降临

    一、建国以来田亩制度回顾

    二、“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的终结

    三、大“水荒”的降临

    四、“保水农业”瓦解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

         （一）“包产到户”后，农业转变为“经营”

         （二）“包产到户”破坏了“保水农业”的生产组织结构

         （三）农田“细碎化”加大地表面积，促使“保水耕作”终结

         （四）“保水农业”的全方位终结

         （五）“免耕法”---中国农业的耻辱！

第五章  无解---市场环境中的水源危机

    一、“南水北调”杯水车薪、成本昂贵

    二、“节水灌溉”节“水”不节“源”

    三、“虚拟水源”---河流也进口？

     四、路在何方？---放弃“灌溉农业”和“粮食自给”...

第六章  生存还是死亡？---崩溃的海河

    一、喝断了黄河、喝干了海河、喝尽了地下水

    二、超级漏斗、地沉降、地裂缝、海水入侵、咸水下移...

     三、“疏干”，2014---空前的灾难！

    四、“抢”与“包”---水源争夺战已打响！

正文注释 [01]-[70]

附文：

附文一黄河流域水源亏损分项计算

附文二 工业耗水率分析和市区耗水量计算

附文三 森林“减水效应”监测资料选

附文四 “松土保墒”实验成果

“制度性干旱”

---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

孟凡贵（苏拉密）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北方陷入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十河九干、大河断流、地下水位大尺度下降；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长时间以来，主流认为，“气候变暖变干、工业用水增多、森林植被减少”等因素是“大水荒”的主要成因。通过深入的量化研究，本文否定了这些成因。

   本文认为：

   “包产到户”终结了中国古典农业“中耕保墒”体制，逆转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灌溉保水农业”方向，从而加大了农田蒸发。根据实验成果，仅黄淮海流域，因放弃“保水耕作”而加大的农田蒸发高达890亿m³；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这才是“大水荒”最根本的成因。

   在市场环境内，尚找不到克服水源危机的途径，除非放弃“灌溉农业”和“粮食自给”。

第一章 从黄河开始---“大水荒”的形成与定量描述

   在中国北方，正发生着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危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7年[01]），并以愈演愈烈的势头向未来蔓延。“大水荒”席卷了西北、华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区；涉及国土面积、人口、经济的1/3。按流域计，囊括了全国6大流域中的3大流域---黄河、海河的全部和淮河的大部。

一、黄河的恶性断流与枯竭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诗人曾用“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的壮丽诗句来描绘黄河的雄浑激越。但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河却年年断流，入海水量急剧减少。国人早已用“黄河成了季节河！”的惊呼来表达黄河的现状。

   根据1919年以来的水文观测资料，60年代以前黄河也偶发过断流：一次是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造成的主河道连续多年断流，一次是1960年三门峡大坝落成在枯水期试闸断流。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农业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农业体系（后文详述）。就黄河来说，是在流域内和下游黄淮海平原兴建了规模巨大的引黄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而水库蓄水能力相对不足，出现了轻度的“季节性断流”。年均断流时间仅为14天，断流时间也只发生在春旱时节。

   80年代后期，黄河断流发生“恶变”，断流时间由春旱季节向全年度弥漫，跨年度断流已屡见不鲜。年均断流天数扩大为100天，断流河道从山东延伸至河南境内。1997年，利津站断流226天，河口连续330天无滴水入海；开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马平川，断流直逼黄河中游的界碑---郑州花园口。

图表01-黄河断流情况统计表[02]

   伴随着断流性质的恶变，黄河在入海水量上呈现了急剧衰竭的过程。图表02是1949-2005黄河利津站的“实测径流量”变化，大略反映了河口的实际入海水量。

图表02[03]

   图表01、02客观反映了建国以来的黄河水情史：

   50-60年代，灌溉农业刚刚起步，黄河流域同时进行着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等恶劣环境为主的农业生态革命[

请参阅《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2007-02）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10/25660.html] ，水源利用十分有限，500亿m³黄河水白白流入大海。

   70年代，因灌溉革命的发生，黄河入海水量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衰减；但仍保持了310多亿m³的入海水量，除了满足输送泥沙所需200亿m³的“生态流量”外，尚有100多亿m³因水库储调能力不足而被迫“弃水”。一方面是弃水，一方面却又因抗旱取水集中而发生了一些断流；---这是在小浪底水库建成前仅靠三门峡水库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时期发生的断流时间短，未引发明显的生态后果，更不存在水源危机问题；而是属于“工程调度性断流” 。若刻意限水，“断流”应可避免。这个时期，黄河处于适中的良性开发阶段。

   不可否认，70年代的断流还包含了一定的“理念性”因素---对“断流”缺乏足够的重视。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似无理由苛求前人。

   实际上，对于环境问题,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是积极而富有远见的。

   1962年，美国女学者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标志着现代生态环境理念进入人类视野。

   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即“世界环境日宣言” )，标志着生态环境进入了人类管理程序。

 1971年，中国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先于世界被列入管理程序；

 1973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1974年，国务院颁布第一部生态环境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

 1975年，“黄河水源保护办公室”成立。[04]

   80年代后期-90年代，黄河水量发生了第二次大幅度衰减，年均入海从70年代的310亿m³顿减为140亿m³，已大大低于200亿m³的生态流量。1997年，实际入海13亿m³，仅为天然水量的2.2%；黄河已经没有了“汛期”和“洪峰”的概念，说黄河“干”了丝毫不为夸张，已经完全是贫水性质的“水源性断流”。

   进入21世纪，在小浪底和三门峡联合调控的基础上，1999年启动了“黄河不断流项目”：以50m³/秒为“断流预警流量”---当黄河干流某断面逼近这个数字时,立即关闭其上游的一切引水设施。在2005年元旦之际，《人民日报》宣称：“2000年以来至今，黄河未发生过断流现象，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解决断流问题的大河”[05]。

   但是，黄河断流引发的生态后果，主要是下游河床泥沙沉积，其次是三角洲退化问题。根据“大水冲刷，小水淤积”的原理[06]，50m³/秒的流量对于黄河来说不过是涓涓细流，和2500m³/秒的冲、排沙流量相距甚远。这种“小水不断”除了浪费“冲刷流量”的积累形成、徒增河床的泥沙外，尚可喜悦的就是听说“东平湖的刀鱼又游到郑州啦！”。

   显然，这种“不断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充其量也就是个“刀鱼工程”。即便如此，2000年以来的年均入海水量仍继续减少，由90年代的140亿m³再降到120亿m³，甚至经常达不到50m³/秒的“断流预警流量”。2002年，实际入海水量仅为34.5亿m³；即使把汛期行洪流量平均进去，也仅能勉强维持“不断流”。

   稍往深处看，调控只能解决水源分配问题，并不能改变黄河径流枯竭的本质。严格限制河道取水，倒是可以确保“不断流”了，但势必增加地下水的开采量；过度开采地下水带来的生态问题并不比“断流”轻松。

   过度开采地下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水位下降。从国家战略考虑，地下水位属于重要安全指标。如有战争水库被提前疏泄至安全水位、恰遇大旱又河道干涸，地下水就成了唯一的“保命水”。现在地下水位已被透支过深，农业不得不采用“潜水泵”取水，“潜水泵”靠水下“扬程”工作，必须用电。这样，原本因面积分散而缺乏打击目标的农业，届时将因被绑定在“高压塔”上而成为战略打击目标；2008年雪灾时“高压塔”带给城市的厄梦，将毫不留情地降临到农田，一发导弹就足以让百万亩庄稼绝收。这对于中国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粮食生产体系来说即危如累卵。只有将地下水位恢复到7米内（大气压=10.30m，水泵连续工作时井内还将产生3.0米左右的“井壁水位降”），紧急时刻农民才可能用“柴油机-离心泵”、“人力压泵”等多种灵活手段取水“保命”；否则就只能“望水止渴”，不要说灌溉了，连吃水都是问题。对于“高尚人士” ，这或许还没有吃不到黄河刀鱼重要。

   用牺牲地下水和“冲刷流量”的方法刻意维持象征性的“不断流”是得不偿失的；和70年代的因忽视而断流相比，不见得就高明。

二、水源储量的大规模消失

   在地表水源枯竭的同时，黄河流域的地下水及其它水源储量也同时大规模减少。水源储量到底减少了多少？多年来官方的口径是“收支基本平衡”，但这种说法无法面对20多年来地下水位大尺度下降的历史事实。笔者根据官方文献披露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项计算，得出的结果十分令人吃惊。为了不影响正文的可读性，这里只导出计算结果。计算所依据的资料与方法，见《附文一：黄河流域水源亏损分项计算》，供专家和工程类读者审证。

1、地表径流损失

   根据图表02，以70、80年代平均水平计算，仅1990-2005的16年间，黄河入海总量减少2650亿m³；

2.浅层地下水储量损失

   80年代以来，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位平均下降了14米，流域16.70万平方公里平原所含浅层优质淡水（含矿化度≤2克/公升）储量减少1470亿m³。

   同时，国家调查资料还显示：1985-2004年20年间，黄河流域平原浅层淡水面积减少1.45万平方公里；究其原因往往是淡水区开采过度，周边咸水入侵的结果。淡水区“盐化”后，则很难恢复，可视为对水源的一次性破坏。

见《附文一：黄河流域水源亏损分项计算-浅层地下水》

3、深层地下水储量损失

   根据资料计算，流域深层地下水储量减少930亿m³。见《附文一：黄河流域水源亏损分项计算-深层地下水》

   深层水源远流长，补给量很小。“水质点运移大约需要1-3万年的时间，从地表至深层补给区的水循环需要数百年、以至千年时间”[07]。一般将深层水视为“不可开采资源”[08]。不到万不得已就轻易动用，实属对后辈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掠取行为。而且深层水的开采极易引发地层沉降等地质灾难。

   深、浅层水的巨额支出，使黄河流域形成了较大的地下水漏斗区65处，漏斗面积6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运城漏斗，面积达1800多平方公里，水位埋深110米。

4、“土壤水库”储量损失

   除地表、浅层、深层水外,还有“隐性水源”---土壤水，也在巨量损失。

   土壤水指的是浅层水位以上的地层含水，由水位下降后土壤吸附的水分构成。因这段地层含有空气，因此也叫“包气带”。

图表03-包气带水分示意图

   20多年来，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位由平均3米下降到了17米（见《附文一：黄河流域水源亏损分项计算-浅层地下水-水位变化》）；相应，包气带加厚了14米。这14米包气带在形成时都吸附有一定的水分，但包气带水分会因向上蒸发或被树木根系吸取而减少。20多年来，黄河流域地表水源日趋枯竭，包气带损失的水分得不到足量的渗补，日积月累，造成“土壤水库”储量的严重亏损。

   据估算，20多年来黄河流域土壤水储量亏损1000亿m³。见《附文一：黄河流域水源亏损分项计算-土壤水》

   土壤水虽然不是能集中开采的水源，却是维系地表、地下水源的纽带和缓冲储量。地层干燥会减少地表、地下水的产出。近年来，在同等降雨条件下，形成的地表径流却比70年代小许多，说是下渗了吧，地下水位却无升反降。这种奇特的水文现象，就是土壤水“空库”了，降水被强行“补库”的结果。---“欠帐”是迟早要还的。

   假如读者有兴趣用“树木枯死”百度一下，可找到相关网页28万篇，大部分是深层土壤干旱导致的树木死亡。

图表04-20多年来黄河流域水源亏损累计

 (注：仅为1990-2005年16年合计)

   20多年来来黄河流域水源累计亏损为6000多亿m³。

   这些尚不包括一些因资料缺乏无法计入的项目。如：山丘地下水与平原地下水不重复部分的储量亏损、高原冰川积雪的储量亏损、流域内天然湖泊萎缩的储量亏损、矿化度≥2的微、轻咸水的储量亏损...等。这些未计入部分的亏损总量也应在千亿立方米的量级。

   6000多亿m³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应一些非工程类读者要求类比如下：

10多条黄河的天然流量，3000条长城的体积、全国每人95万瓶矿泉水。

   如此庞大的水源为什么会在短短20年间忽然消失？本文将给出可计算、可验证的回答。

   水源的巨量亏损是灾难性的。

   按1997-2002年均入海不足50亿m³，黄河何至还是“季节河”那么轻巧？简直就成了十足的“内流河”！若不是靠每年透支100多亿m³的地下水储量来补充地表，它哪里还有50亿m³入海？恐怕一进入山东境内就湮干了。

   2002年，山东省500万人吃水困难，近5000万亩农田无水灌溉，760万亩绝收[09]。胜利油田也因缺水而多年限产。由于黄河入海水量过少，泥沙得不到有效冲刷，导致下游河床以每年抬升10厘米左右。1998年，4700流量的洪峰水位竟相当于1958年的30000流量和1982年22000流量的高度[10]。

   然而，本文的重点还不在于追究水源危机的恶果。

第二章 对“大水荒”以往成因的否定

        和“社会制度成因”的提出

   为什么中国北方会在短短20年内水源全面枯竭？各种学说虽莫衷一是，但主流的观点均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降水减少,气温增高；

2、工业与城市用水增多；

3、森林植被减少。

   “雨下少了，水用多了，自然就缺水了”，答案多么“简明”啊！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表层，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就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本文认为这些因素不仅不是导致“水荒”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甚至根本就是反面原因。比如，城市与工业的扩张增加了用水,但“用水”并不等于“耗水”。而城市与工业的扩张还必然伴随着农田的减少，同样面积的农田和城市哪个耗水更多？这些问题若不经定量研究，结论就难免流于“想当然”。再比如，按照一些人的“信仰”，森林是增加水源的；但所有的观察资料都表明，森林的腾发（土壤蒸发、植物蒸腾）强度大于荒坡裸地；在同等降水条件下，所“增”之水从何而来？我们还知道，任何生命的生长发育都需要消耗水分；森林作为庞大的生命群落难道就可以例外？不耗水反而增水？

一、“气候因素”不是“大水荒”的成因

   无庸质疑，近20年来中国北方确实存在着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的趋势。就黄河流域而言，90年代年降水量较60年代减少了4.2%；气温平均升高了0.58℃[11]。

   但是，一个地区的水源盈亏并非仅仅取决于降水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降水（收入）和蒸发（支出）的总体作用。

   降水减少了4.2%,“收入”是减少了；但水源是否应当减少，还要看“支出”的情况。

   根据多方面资料和研究成果，黄河流域的“天然气候蒸发能力”---水面蒸发量,80-90年代较60-70年代下降了7.5%[12]。

   当然，“水面蒸发”还不等于“实际蒸发”；因为实际蒸发还要受土壤供水情况、色泽、质地、植被、粗糙度、等多种地表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地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蒸发量和水面蒸发量成正比关系[13]。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地表变化，实际蒸发也当同时减少7.5%。

   降水减少了4.2%，蒸发却同时减少了7.5%；“收入”少了，“支出”更少，“库存”就没有减少的理由。也就是说，包括气温、日照...降水、天然气候蒸发在内的总体气候因素并不是水源减少的原因。

   若按“干燥度=年水面蒸发量/年降水量”的气候学公式，分子（水面蒸发量）减少了7.5%，分母（降水量）只减少了4.2%，干燥度数值是缩小的。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的气候不仅没变干燥,反而稍微湿润了。

   在气候趋于湿润的情况下，流域水源却大规模减少，那就不应该简单地“归罪”于气候因素，而应当到影响蒸发的其它因素---地表条件变化中去寻找原因。

二、工业和城市是增加水源的因素

   在中国北方的水危机中，往往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水质的严重污染。但如果仅仅只是污染，我们就应该能看到满河污水流入大海的景象；而中国北方的现实情况却是大河断流、十河九干、连污水也没有那么多。这就说明，中国北方的水问题已经不止是停留在污染层次上，而是演进为更为深刻的水源危机了。

   以水源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着重于“水‘没’了，到哪里去了”？而忽略“水‘脏’了，怎么弄脏了的”？---本文定义的“水源”是不区别“水质”的。

图表05-中国用水情况变化表[14]

    图表05表明：1980年以来，农业用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工业与城市用水快速增加。但是，“用水”并不等于“耗水”。

   按照流域水资源研究采取的一般性定义：“耗水”是指在输、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牧畜饮用等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

   严格地讲，只有蒸发才是真正的耗水。 “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牧畜饮用”不见得就是耗水。土壤吸收可能有一部分渗入地下，作为地下水、土壤水储量；居民和牧畜饮用将有一大部分通过排便回到污水系统，只有呼吸、皮肤分泌才造成蒸发；矿泉水、西瓜等产品携水也只是水量转移。其他生活用水比如洗衣服，用水“哗啦啦”看着不少，可真正能被称为“耗水”的是经甩干后、晾晒过程蒸发掉的水分，其它的也进入了排水系统。

   直觉告诉我们，工业和生活只能把水弄“脏”，而不能把水弄“没”；计算证实了直觉。水的“比热”和“汽化热”都非常大，蒸发水需要很大的能量。经简单计算，在热效50%的情况下，一吨标煤可蒸发初始温度为摄氏15℃的水5.6m³。而2005年中国能源总消费为折合标煤22.2亿吨[15]；即使把这些能源全部用来蒸发水分，也只可蒸发124亿m³；仅占当年工业、生活用水的6.3%。

    《附文二：工业耗水率分析和市区耗水量计算》通过对占工业用水量50.0%的“火电业”和另一用水大户---“造纸业”的耗水环节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为：工业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这个结论和“海河水利委员会”李彦东的论断不谋而合。---工业与生活用水可以是水质污染的祸首，却不能够是水源枯竭的罪魁。

   进一步研究认为，工业与城市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同样面积的农田减少。同样面积的市区耗水量只相当于农田人工灌溉用水部分的1/3。在天然降水方面，农田和市区降水虽然是同量的，但农田降水将被耕作层土壤吸收后用于田间腾发；而农田转化为市区后，地表将被水泥屋顶、水泥路面覆盖，天然降水非常容易在这些不透水面上形成地表径流，通过城市排水系统进入江河湖泊或在其它地方下渗形成水源总量。而且，水泥覆盖下的土壤含水也不容被蒸发。降水的去向只有三种途径：蒸发、下渗、径流；只要不被蒸发就形成水源。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通过生活验证：在电视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强降水发生时“农田未涝城先涝”的画面。

   《附文二：工业耗水率分析和市区耗水量计算》以北京市为模型，通过对市区与农田用、耗水现状的比较，计算出结果：每平方公里农田转化为市区、工业区后，若能完全“水泥化”，则每年每平方公里可减少蒸发耗水32万m³，同时增加54万m³的地表径流；综合水源效益为86万m³/平方公里/年。若新建一座与北京同规模、同工业程度的大都市，每年可增加水源11.6亿m³（10亿立方米库容为大Ⅰ型水库，即特大型水库）。

   深入的量化分析说明：工业与城市不仅不是水源枯竭的原因，反而是水源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往认为工业与城市扩张、用水增加造成水源枯竭的结论是不经推敲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为什么往往城市的地下水位要比周边的深？

   这是因为，城市取水比农业密集，但取水不等于耗水；城市取水使用后，对外转移了水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使用城市排出水灌溉农田的情景。也就是说，城市的水量输出造成了水位的下降。

   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农田污染约1.5亿亩；其中，污水灌溉已形成污染的就有3250万亩[16]。这就是城市对外输水量的结果。

三、水源危机和森林植被无关

   一些人坚持要从“信仰”出发，认定“森林可以增水”。似乎只要有了森林，就要水有水要云有云。说这种“信仰”渊源于“五行相生”吧，可连业余的术士也知道是“水生木”而不是“木生水”。

   毕竟，水文、环境科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术士哲学”和迷信。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农林业的生产实践都一致告诉我们：任何生命的生长发育都需要消耗水分，森林作为庞大的生命群落，也不可能例外。就因果而论，森林是水源丰富的结果，而不是水源丰富的起因。

   从统计数据看，自建国以来，除1980年左右因过度宣传“森林保持水土、梯田流失水土”造成森林面积一度下降外，其余都是增长的。说20多年来的水荒是“森林减少”造成的，不具有统计学依据。图表06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森林覆盖率变化。

图表06[17]

   就森林的作用而言，森林土壤的丰厚腐植质和腐死根系所遗留的孔道可以比荒坡更快、更多地入渗降水，使得森林具有蓄水减洪作用；林地入渗的水分还有望在旱季缓慢释放为枯水期径流，使得森林具有调水作用；森林的根系可以固定土壤以免冲蚀，使得森林具有保土作用。我们丝毫不怀疑森林的防洪、蓄水、调水、保土、固沙、防风等作用；但是，说森林可以增水，却是南辕北辙的。

   大量的、长期的检测表明，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林地水分的腾发要远远大于荒坡裸地。裸地50%以上的降水可以形成地表、地下或土壤水资源，而乔木林地的降水腾发率接近、甚至超出100%。超出部分就通过透支土壤水分的方式维持，当土壤水分被长期透支到接近或低于“蔫萎系数”后，树林就退化为“小老树”---灌木化，甚至成片枯死。

   保得洛夫在《森林改良土壤学》引述了在中亚细亚营造松林的一段经过是非常一致的：松林自栽植至第十年一直生长良好，忽然成片死亡。[18]

   虽然林区土壤具有较好的入渗和蓄水条件，有望形成“细水长流”的局面，但前提是降水要足够大，雨季吸纳的水分自身消耗不完。即便是“细水长流”，但全年总径流量也是减小的。在降水较小的中国北方，由于森林自身的腾发已将所吸纳水分耗尽，使得“山青水绿”的企盼成了“山青沟干”的尴尬。

   美国科罗拉多州从1910年起，就在车轮山口两个自然地理相似，面积各在一千亩左右的小流域进行了8年的实验。一个流域森林保持原状，另一个全部砍光。后者全年流量增加17%。以后森林逐渐恢复，两个流域全年流量的差额亦逐渐缩小，以至完全消失。1934年，美国森林局在阿帕拉契亚山的柯威他三十个小流域（面积共26100亩）进行大规模试验，直至1964年才告结束，所得结果亦大致相同。1967年国际森林水文学讨论会上，希伯尔特汇集全世界所有记录加以分析，进一步肯定了砍伐森林一般能增加河流全年流量，增加幅度可大至65%。在有些事例中，甚至增加最多的季节正好是低水期。[18]

    《附文三：森林“减水效应”监测资料选》引用了较为全面的资料，多方位描述了林地的减水效应。把20多年来的“水荒”归结于森林植被减少，既没有统计学依据，也和监测成果相矛盾。

   在逐个排除了水源危机的气候、工业、森林等主流成因后，笔者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成因”。

四、“社会制度成因”的提出

   让我们再次审视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

   上图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水量发生了2次剧烈衰减，第一次发生在60-70年代，衰减188亿m³，衰减率为38%；第2次发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衰减144亿m³，衰减率为51%。

   前文说，在黄河第一次衰减背后，隐藏着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这次革命对于黄河来说是适中地开发利用了白白流入大海的那部分水量，并没有带来生态和水源危机。

   那么，在带来了严重水源危机的第二次衰减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是气候、工业、森林吗？我们已经一一排除了，都不是。

   是灌溉面积再次扩大了么？也不是。

图表07[19]

    图表07显示，在80年代，中国的灌溉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因人民公社的解体平均每年减少了736万亩。

   那么，它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巨大变故？

   农业，仍然还是农业。郑州的年水面蒸发量为1300mm，也就是说在自然日照与气候条件下，每平方米农田每年可蒸发水1.3m³。假如换算为工业蒸发，相当于每亩每年耗电60万度（按水温初始温度摄氏15℃）。以郑州为标准，全国18亿亩耕地的“天然蒸发能力”相当于1100万亿度电力。这是个什么概念？2005年，中国电力总消费才2.5万亿度，只达到农田蒸发能力的2‰。这就意味着，农田蒸发的任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水量消失，都是工业难以比拟的。

   但是，我们在否定水源危机成因的“气候论”一节里曾指出：中国北方的“水面蒸发量”是大幅下降的。然而，这并不矛盾；农田的实际蒸发不仅取决于“水面蒸发量”，还取决于地表的保水条件。比如，在土壤供水充分的情况下，即使“水面蒸发量”减小，实际蒸发也可能加大；把农田覆盖一层薄膜，即使“水面蒸发量”增大，实际蒸发也可能减小。用煤灰把土壤染成黑色，改变土壤辐射性能；或者把土壤表面弄得凸凹不平，改变地表面积等；都可以造成虽然“水面蒸发量”下降，但实际蒸发量却可能增大的结果。

   笔者大胆地假设：

   莫非是20多年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变使农田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造成农田蒸发加大？以至于形成宏观水源枯竭？

   回答是肯定的。本文将展开系统的论证和提供具体的实验成果。

   我们将从中国古典农业的“保水耕作”体制在“灌溉革命”发生后、所遭遇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入手论述；进而揭示耕作体制改变对水文环境的重大影响。

第三章 毛泽东时代：“灌溉革命”与“保水农业”

一、“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

   保墒,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务泽”，就是“经营水分”。

   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

    “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 ；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

   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 。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

   “易耨”（耨：nò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

  “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

    《管子.八观》写到：

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镇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耕、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在《齐民要术》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管理。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耕作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20]。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21]。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农学史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22]。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23]。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手工方法“结社锄地”的乡村风俗画：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的现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

   中国古典农业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过程就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令人惋惜的是，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能力近似于零。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的千万亩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24]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25]）。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³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26]

   新中国1949-1979年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体积合多少土石方？

   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27]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

   80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黑暗时代”。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就别提新建项目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49-1987的2164.11亿元投入中，有1800亿左右、甚至更多为1949-1979的投入。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时期靠生产队“记工分”完成的。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1800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30%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1137.03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的。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28]。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曾做出过“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判断，被广为引用；“保守系数”竟高达12倍！有误导读者的嫌疑，特在此修正并道歉。

   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为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40座。

   巨大的工程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受水源短缺的限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29]，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

    ---灌溉条件下对“保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农业与工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至今，人类还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颗粒一样合成大米。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现代化只能是用工业的、科技的、社会的手段来加强和改善农业，而不能彻底取而代之。同时，农耕的对象是幅员辽阔的地表和体积庞大的土壤地层、水源水体；一旦把现代工业、科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进来，特别是在灌溉革命条件下对环境水源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就不再是简单的粮食生产问题了，甚至会引发环境的变迁；这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灌溉的本质是摄取环境水源补充农田水源。环境水源取决于大气降水等气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内，环境水源的储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一个区域（一般按大流域计）的环境水源盈余量有多少？---在水源储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况下，通常就是除去维持河道生态最小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环境盈余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储量或克扣生态需水来维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会因储量耗尽、生态恶化，导致灌溉体系崩溃。假如能够有效地减小单位面积的蒸发耗水，就可能维持较多的灌溉面积。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然而，正如《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所揭示：并没有发生透支水源储量和生态需水的问题！---截止70年代末，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平均埋深为3.0米，---这是最适合农业耕作的优选水位（耕作带1米+毛管带2米+过渡带0米，见图表03-包气带水分示意图）；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亿m³，扣除河道生态需水200亿m³，还有100多亿m³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

   我们在惊叹之余回观历史，意外地发现：奇迹诞生于对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毛泽东发明成语“精耕细作”

        ---对古典农业“保水耕作”的继承

   1955年，在完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简短的战乱恢复后，新中国开始规划农业的现代化远景。自1955至1960的6年里，毛泽东主席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30]，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实施。在这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中，“发展灌溉”和“精耕细作”同时被列入条款。

  《纲要》规定：

       第五条：  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第十一条：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

   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创用了一个新词---“精耕细作” 。遍览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精耕细作”一词；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谨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齐语》使用的是“深耕疾耰”。显然，先贤们都局限于具体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细作”则“高度概括了包括整个中国古典农业体系在内的全部技术原则，其涵盖要深广得多” [31]。从“深耕易耨”到“精耕细作”，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的深化和超越。

   文献研究还发现，在1956年的《纲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还是“深耕细作” ，但到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场合使用“精耕细作”了：“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靠精耕细作...，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32]。透过“深”和“精”一字之差，我们看到了毛主席书房的彻夜灯光。毛主席为此还通篇研读了威廉斯的《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技术专著[33]。之后，“精耕细作”便取代了“深耕易耨”，成为成语。

   “精耕细作”虽然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基本原则早已确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备的社会机制保障，再好的原则也很难被普遍遵行。比如锄地就经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无空可以少干”的“闲活”。“有草锄草，无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锯见末”的经济效益的；“汗滴禾下土”既没有桑拿的痛苦，“锄禾日当午”也没有敲锣打鼓求雨好玩；没几个农民一定要把“齐民要术”进行到底。也难怪，贫下中农没几垄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铜子儿”和窝头雇人从事这种“不紧要”的活计；也就几个中农家的婆姨、半大小子还在“东一犁沟西一垄”地从事着锄地的勾当，幺幺俩俩散落在孤独的田野。这种现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显。王祯笔下的田园牧歌也只是在田亩兼并尚不十分尖锐、乡社功能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或可存在。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参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太极拳”、“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说实在话，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就“比较效益”而论就毫无意义。“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可以；“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你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省略。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明确昭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到制度建立了组织保障。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60年代，著名“庄稼把式”劳动家陈永贵，还借鉴“深耕”原理，将“浅锄”改革为“深刨”。在玉米、豆类等行距较宽的作物中间，锄耕深度可达25-40厘米。蓄、保墒兼顾，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作为“大寨经验”被学习推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了把广大农民从繁忙的手工锄地中解放出来，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新型畜力和动力锄草机。但中耕机械和翻耕、普播、收获机械相比，有着在“棵间运行”、要求“灵活准确”的特点和难点；在“大跃进”中，中耕机和“水稻插秧机”同成为攻关重点。经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广使用“通用架万能中耕机”---可更换多种工作部件：锄草铲、松土凿、松土轮、培土器、镇压磙、垄作铧、开沟铧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机直接驱动工作部件、类似于“田间机器人”的水稻中耕机已批量生产。[34]

（二）农业八字宪法---对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发展

   假如说“精耕细作”是对中国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继承；那么，“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就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水”，说的是“灌溉”；“管”，就是以“中耕保墒”为核心的田间管理。把“水”和“管”同时纳入“八字”，毛主席再次对灌溉条件下继续坚持“保持耕作”提出明确要求。

   在“八字”里，除了“管”，至少还有“土”、“肥”和“保水”有密切关系。

   “土”，指的是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土地规划等。土地凹凸、界埂密布不仅无法顺利实施灌溉；而且扩大地表面积，加大水分蒸发。土壤板结，则毛细作用加剧---深层水分很容易通过毛细管“潮”到地表蒸发。

   靠集体制度，农民们铲除了条条人为的“私有界埂”、削去高地、填平低洼，营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皆属于集体，农民们才有权力对不同土质的地块进行“客土互换”，黏土掺沙土，沙土掺黏土，配兑出不易开裂、不易板结、不易粘连、不易扬沙，保水条件、耕作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前文指出，毛泽东时代水利投入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但是，水利建设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这就决定了农田基本建设所动用的工程量更加巨大。

    《河南省志》（1994）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35]

   25.79亿m³，大约就是10座三峡大坝的工程量。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一半农业劳力、在5年内用每年4个月冬春农闲时间干的活！

    《当代湖南简史》（1997）则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文字描述：“在‘农业学大寨’的推动下，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湖南连续几年组织几百万人在冬、春两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声势十分浩大……” [36]

   “肥”，我们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有机肥”的“保水”性能。

   有机肥的主要成分是“腐殖质”，土壤中腐殖质的含量越高，水分就越不易蒸发。

   腐殖质的主要成分是“腐殖酸”。腐殖酸有什么作用？现代最常用的农业抗旱剂---“旱地龙”的学名就叫“黄腐酸”。黄腐酸能和水结合为分子量极大的“凝胶”，就如同“果冻”、“凉粉”一样。凉粉中的水，“炒”都“炒”不出来，但埋到花盆里，却可以缓慢释放，为植物吸收。

   在“婴儿一次性尿片”和“妇女卫生巾”中经常可以发现一些比白糖细小的颗粒，这些颗粒通常是学名为“聚丙烯酰胺”的“高分子吸水树脂”；这玩意在以色列、日本等国经常被用来改良土壤或沙漠。腐殖酸的水合性能就和“高分子吸水树脂”类似。

   除了能够胶合水分，腐殖质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克服板结，减缓土壤的毛细作用。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在积极主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按语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37]。1959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成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互相依赖的道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38]。这里，毛主席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的基本框架。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1958年,毛主席在武汉,安徽等地视察农村沼气时号召: “沼气又能点灯,又能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要好好推广”。

   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产品。一场学习大寨、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大寨改出的“海面壤”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足见腐殖质含量之高。

   “农业八字宪法”是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标志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建立。“八字宪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在“八字宪法”里，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成为农业、工业、科技密切联系，城乡相互促进，农、林、牧、渔循环发展，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友好的系统工程。

   有“好事者”杜撰了“袁隆平PK毛泽东”的传说，说是袁院士早在50年代就指出“八字宪法”里少了一个“时”；还说袁院士为此受到了“毛粉丝”们的“无理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毛泽东不知道“时节”、“时令”，一个出身农家、通篇研读了《土壤学与农作学原理》、发明了“精耕细作”成语、起草了农业发展大纲的人怎么可能不考虑“时”呢？不信自己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有“不违农时，及时播种”的条文（第十一条）。但是，谁一定要把“时”写进“八字宪法”，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可真是相当的“白脖子”（方言：外行）。

   “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前四个字说的是农业劳动的对象、也是作物生长的基本要素，后四个字说的是人类劳动。要把“时”写进去的无非是想说“时”也是“基本要素”。可是，在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中，偏偏“时”已经失去了作为“基本要素”的资格。

   随手翻一下中学教材或普及型的植物辞书，无论是“五要素”还是“七要素”都不包括“时”。“五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七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土、种”；就是没有被念念不望的“时”。

   这是为什么呢？

   现代科学认为：“时令”或“时节”已只是现象而非本质。“时”的本质对于“天文学”是天体运动的周期，对于“历法学”是赤道、黄道；...对于“农业学”则是光照强度、时间、长短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恐怕只有在“阴阳学”那里，“时”还是神秘的“阳气上升”、不可解析的“基本要素”；---或曰“时去金变土，运来土成金”。只要光照、温度、湿度符合要求，什么“时不时”的我都可以种西瓜。作为农学家，袁院士不至于“白脖子”到连这都不知道吧！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八字宪法”在最初确实少了一些“还不具有农业生产普遍实践意义”的因素。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看来，不是神的毛泽东还是很能接受“人间烟火”的。

   与其不懂装懂、强人所难、假托院士还“穿帮”，还不如多了解一些科学发展的进程。

（三）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辉典范

   作为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的典范---“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质成果是“治山改土”---“人工水平梯田”（包括“水平竹节沟”）、“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绵田”等。后二者的耕作性能、灌溉性能、保水性能没人敢提出“质疑”；但对于“梯田”，长时间以来主流都宣传说是“水土流失”。

   客观地考查，“梯田”并不就是大寨的发明，在中国汉文化区，“梯田”之名出现于宋代。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也都在为“申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梯田一个个景色绮丽。怎么那么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联系上了？现在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也都成了旅游景点，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梯田到底是“水土流失”还是“水土保持”？

   科学的监测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环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远大于林地、草地！如果科学使用，其“调”水功能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拟的“潜力”。

    图表08是“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点的观测资料。

图表08[39]

    图表08反映，对于一般的降水（频率≥50%），森林的拦蓄能力尚能接近于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拦蓄洪水时，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

   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10%），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

   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5%），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

    图表08还反映，在土质较好的延安大砭沟，森林与梯田之间的差距还没有那么大，但在土层瘠薄的离石王家沟，森林与梯田的差距越发被拉大。这就说明起到拦蓄作用的主要是土壤。而“水平梯田”就是通过以“梯度”取代“坡度”、以加厚土壤层提高吸附能力的方式来克服重力下滑、稳定水体的。我们日常上楼梯也都是采用“梯度”克服重力，只有在坡度不大时，才会把坡面“打毛”，象森林一样靠“摩擦”来克服重力。

   我们在否定“大水荒”成因的“森林论”时，曾援引监测资料：北方乔木林地拦蓄的水分还不够自身消耗，从“调”水功能看，它的“可调量”是“零”。

   那么梯田呢？

   梯田的“蓄”水能力虽然大于林地，但梯田在耕种情况下腾发量并不比林地小，同样无“可调量”。但是，农作物生长周期短，梯田因此获得良好的“机动性”。

   所谓“机动性”是说：在梯田建成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休耕、轮耕。在粮食充足，水源紧缺的情况下，可将梯田放荒。这时，梯田的“蓄”水能力仍然不变，但腾发量却减小为“荒坡裸地”，荒坡裸地的年腾发量仅为降水的48%。这样，放荒的梯田既有大于森林的蓄水能力，又有一半以上的降水成为“可调量”---或缓慢释放为径流，或下渗为土壤水、地下水，形成水源。在水源充足或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梯田可随时复耕播种。

   通过对比，梯田在水土保持、水源形成、抗击洪涝、粮食安全方面的优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具有的。

   发展灌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在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推动下，中国农业由“中耕保水”的自然农业演进为“开源保源”的“灌溉保水农业”。一条清晰可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展现在中国面前。

第四章 大逆转：“保水农业”的终结和“大水荒”的降临

一、建国以来田亩制度回顾

   继70年代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农业灌溉革命之后，在80年代，中国农业再次发生了令史家瞠目结舌的巨大变故：中国农业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 --- “包产到户”，农田被分割为人类农耕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极度细碎化”，其细碎程度甚至影响到了汉语语汇系统---连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词都由“块”变成了“条”。

   在此30年之前，中国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农田细碎化”运动，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土地革命”；地主、庄园主的连片土地被夺取了了政权的农民切割为适合家庭耕种的块块，地主的“四驾马车”被农民瓜分为“单驾车”。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或许应算是某种意义的“生产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庄园式集约化生产因素被迫终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却换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劳动力解放，百年动荡的历史终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然而，毛泽东主席很快意识到：不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仅靠“人体劳动力”的“热情”、“勤劳”、“积极性”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稳固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继而，毛主席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中国农民仅用短短20年时间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宏大的农业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为内容的“农业生态革命” （请...） ，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农业灌溉革命”。

请参阅《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2007-02）

/Article/Class14/200710/25660.html

   农业集体化是既能超越低级的“庄园集约模式”，同时又不引发新一轮土地垄断的唯一途径。没有集体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简单的“劳动力解放”和“生产资料”再分配过程；有了集体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转化为推动农业工程技术革命的巨大动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原理，农业集体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续和必然结果。

   但是，发生在80年代的“农田细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时的条件相比却颇为不妙，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灌溉革命”。---土地与水源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土地可以分割，灌溉工程却不可分割；土地可以“包产到户”，水源却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强行把集体化大生产产生的灌溉革命成果应用于众多分散的小农经营，就如同把一件为“大个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过来给几个“小个子”合穿，难免会出现有的把脚蹬进袖子里、有的把头套进裤裆里，衣服最终被撑破也不是不可想见的。

二、“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的终结

   中国农业的“个体经营”上可追溯到奴隶社会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正是连续2000多年的农业“家庭经营”，塑造了中国古典农业的“保水耕作”；---分散的小农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么吃饭？而当20世纪80年代，小农虽说回归了他们祖辈的本来面目---已同样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却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那么，一个问题出来了：

   作为“利益经营者”，小农们会不会停止“高成本”的“保水耕作”？单靠“低成本”的灌溉来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耕地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刚好占国土面积的1/8。假如还没有发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这1/8头顶的降水，任小农们“爱保不保”。而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300多万公里引水河渠、百万座提灌站、220万眼动力机井；农业已可以“千里引动黄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万平方公里头顶的降水和脚下的地下水都难逃农田的摄取。此时，“灌溉能力”已成为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掌握在数以10亿计小农的手中，挥舞在“众水源们”的头上；万一他们不肯为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这种担心在80年代成为了现实。

   自“包产到户”后，小农们纷纷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锄头，撇开祖辈们干了两千多年的“松土保墒”，在播种与收获之间的漫长等待中开始从事另外一种古老而新兴的“农业”---麻将。

   借助于形态研究，笔者认为“麻将”是对农业全过程“开荒-种植-成熟-收获-储藏-发达”的模仿；或按时髦的说法，干脆就叫它“虚拟农业”。

   麻将的三种主牌：

   “萬”，原始含义是“长满了野草的大荒地”。“萬”的数量词含义就来源于“像荒地里的野草那么多”

   “条”，最容易让人想到竹子，实际上它表示的是庄稼的节节生长。我们通常叫做“幺鸡”的，既不是鸡也不是鸟，而是一棵刚刚萌发的幼苗---形如豆芽。

   “饼”，代表一粒粒成熟的谷子，特别是“七饼”的形状和一支沉甸甸的谷穗惟妙惟肖。

   再看它的副牌：

   “白” ，代表一块麦场空地。

   “风” ，就是借风力扬场。

   “中” ，“内也、入也”（《说文解字》释语）。就是把打好的粮食搬到仓库内，注入囤子里。

   “發” ，借典于《孟子》：“舜發于畎畝之中”。这是鼓励农人：只要能把地种好，同样可以“成王成圣”。孟子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发出了他著名的警世格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也许，前人发明“麻将”是为了喻教于乐，在游戏中强调农业的重要，没想到它却成了肢解中国农业的一个平台。80年代，曾有“顺口溜”流行于坊野间：“10亿人民9亿赌，还有1亿在跳舞”；这个“赌”，指的就是麻将。“忽如一夜春风来”，“自摸平和”代替了“精耕细作”；延续了两千多年、昨天还在“灌溉革命”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保水耕作”传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有人会诘问：不是还有很多耕地不能灌溉么？小农为何也要放弃“保水耕作”？

   是的，至70年代末，中国耕地约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农田”，还有一半仍停留在“雨养”阶段。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灌溉农田”的粮食产出已占到总产量的2/3以上；在华北、西北、“黄淮”地区，“灌溉农田”的平均亩产是“雨养农田”的2.75倍[40]；特别是在“黄淮海”平原，粮食产量的近9成（88.7%，以灌溉密度74%计）生产于“灌溉农田”。仅凭“灌溉农田”小农已可保障吃饭；剩几垄“雨养农田”再怎么也“鼓捣”不出“先富”来。就一个村庄的农田布局看，“雨养农田”往往是分布在距村庄较远的坡地、滩地、洼地。与其为几垄“望天收”“爬山涉水”跑5里路去动一次“干戈”，还不如憋足运气来张“自摸”。这样，小农们在放弃“灌溉农田”保水耕作的同时，也无顾忌地捎带荒废了“雨养农田”的保水耕作。

三、大“水荒”的降临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实验结果为：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见《附文四：“松土保墒”实验成果》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41]（另一资料为5.85亿亩[42]）；年均降水566mm[43] ；灌溉面积3.46亿亩[44]，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m³[45] ；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m³。

   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³×1/4=890亿m³；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890亿m³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数字不仅印证了本文第一章关于“黄河流域20多年来水源总量减少6000多亿m³”的计算结果；也注解了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包产到户”对“耕作体制”的瓦解在经过“潜伏期”后表现出征状来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潜伏期”，是因为水源巨大储量的缓冲能力。

   假如我们留心考查，还会发现80年代中期后还有许多东西在农村“不期而至”。除了“麻将”的普及，比如还有“基督教”兴起、“刑事犯罪率”飙升...等等。

   “大水荒”形成后，各界均对其成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除了经本文第二章重新研究并予以排除的“气候论”、“工业论”、“森林论”等主要观点外，还是众说纷纭。

   有观点认为：在“先富论”指导下，人民积极发展经济，纷纷在江河上游挖“虫草”、采“发菜”、刨“甘草”，制造了不少“人工掘坑”，再加之“鼠洞兔穴”，导致土壤水分暴露、地表面积扩大，蒸发加剧，阻碍了水源生成。这个结论局部是成立的。比起“气候”、“工业”、“森林”等诸论来，它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地表蒸发”。但是，挖“虫草”的能有多少人？算他几百万吧；都用些什么工具？不过是些撅头铲子；再怎么折腾也十分有限。难道能和10亿农民动用140万台大中拖拉机、1500万台小拖拉、800万台柴油机、5000万台水泵在18亿亩耕地上放弃“保水”原则，只管“浇”、不管“保”的“超级折腾”相比？

   还有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干旱和“月全食”的发生有某种联系。

   在已有文献中，惟有“海河水利委员会”李彦东的研究《控制ET（蒸发蒸腾）是海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接近了“大水荒”的本源。文章说：海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1700亿m³，能形成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只有370亿m³，仅占降水量的22%。其余78％直接成为农业和环境生态用水或消耗于无效蒸发。文章疾呼“减少ET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唯一解”。

   笔者以为，与其千离迢迢去高原考察“人工掘坑”、“鼠洞兔穴”，甚至连“吴刚嫦娥”也难逃其咎；还不如散步到郊外，去仔细揣摩一下农民都还在怎么种地！

四、“保水农业”瓦解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

   我们无意将责任推给素有勤劳传统的中国农民；但我们有义务探讨都是些什么因素导致了“保水耕作”的终结？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因素，重新恢复“保水农业”？

（一）“包产到户”后，农业转变为“经营”

   既然是“经营”，农民就有权利考虑“利润”和“成本”。人工锄1亩地大约需要2个劳动日，在80年代初一个农业劳动日的平均价格为1.20元，锄4亩地是8个劳动日，工资成本为9.60元；“锄”4亩地减少的水分蒸发为50m³（相当于“浇”1亩地使用的水），50m³水用机井灌溉为用工1.5小时、工资0.23元、用电6度、电费0.72元（“农用电”单价为0.12元/度），总成本0.95元。

   也就是说， “锄”与“浇”的“效益比”为10倍。浇地还可以省出时间去“打麻将”或“投机倒把”，要是运气好来张“自摸”，或是“倒”赢了一平车蔬菜，那可就“发”了。

   有人问，不会使用中耕机械吗？“包产到户”后集体保留的机械没人维护、管理；农机员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将”、也要“投机倒把”；结果就是机械瘫痪、生锈、最后被孩子们偷拆部件卖废铁换烟抽。就是不瘫痪，一台机器让谁用不让谁用？打起架来还影响社会和谐。

    《石家庄地区志》载： “机引镇压器---1955-1979年（使用期间），平原多数社队使用于耕后镇压、碎土、保墒、镇压地表。1980年后多数地方停用”。[46]

   “市场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手段”，用“机井加盖子上锁”、“收取水资源费”的方法来调整水关系。那么收多少合适呢？按照“市场原则”，“水价”要高于“保水成本”才能起到调节作用。比如，保1吨水的投入是10元，而水价提高到11元，农民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动保水。

   这个办法不错。我们刚才说，保水50m³需投入8个劳动日。目前(2008年7月),农民在县城建筑工地打工的日平均工资是50元，8个劳动日价格400元，保水成本为400/50=8元/m³。也就是说只要把水价提高到8元/m³以上，就可以让农民主动锄地保水。锄地的劳动强度比工地要小许多，而且工伤事故率低，粉尘少，噪音小，还可欣赏田园风光。

   非常好。假如水价提高到8元/m³以上，农民就可以卖水啦！怎么卖？5亩地，在地的一角修一个深10米、长宽各15米的池子，其余地表用塑料膜处理为“沟格式”集水场，按年600mm降水计算，每年可集水2000m³，售买16000元。既为社会创造水资源，又为国家拉动GDP，还不耽误个人奔“小康”。还用种什么粮？锄什么地？把“农民”全都转化为“水民”，“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顺便说几句，若按“市场主义”的思路，当年人民公社社员锄地保下的水岂不是创造了天文数字的价值？根据本文第一章的计算，80年代以来，仅黄河流域水源减少量能给出“清单”的就有6000多亿m³；“改革开放”岂不是挥霍了黄河流域“6000亿m³×8元=4.8万亿元”的财产积累？那么全国该有多少？按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12算，全国就是58万亿元，比2007年全国GDP的2倍还多。这可都是纯利润！折合为GDP岂不是要远远超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所有GDP总和？

（二）“包产到户”破坏了“保水农业”的生产组织结构

   中耕虽然是劳动强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却非常枯燥、单调。既没有播种的踌躇满志，也没有收获的喜悦。面对满眼的绿色、浩瀚的庄稼地、无尽头的活计，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寂寞、渺小、绝望会时时袭上心头。找不到感觉的读者去读一读《老人与海》吧！

   连安全也成问题。村语“麦梢黄，卧下狼”是说当庄稼超过2尺深具有“隐蔽性”时，里面就充满了凶险。解放前，时常有在地里被土匪绑票、仇家伤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还有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80年代以来，狼的事倒没有，但在青纱帐里被强奸、在村外路上被抢劫、在田头被偷了自行车、少男少女被引诱学坏...这些事还少吗？

   人是社会动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样在一个山头“独处”几年，直到繁殖需要。笔者1976年初中毕业，14岁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联合了好几个村子的初中毕业生自己动手建起了“民办高中”方才复学）。因年龄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计。比如，大人们锄地，我在家烧开水，按“赤脚医生”给的方子，仁丹、薄荷、绿豆、生地、清凉合剂什么的摆弄一番。约莫快工间休息了，就平车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头。车上还有一件“宝贝”---“学习箱”。说“学习”吧，里面除了十来本到大队图书室来回调换的连环画、故事书之类还有象棋、军棋、“建设牌”（扑克。“桥梁牌”的“大鬼”是“南京长江大桥”）虽然简陋，却也能给劳作的人们带来不少欢乐。

“包产到户”瓦解了“人性化”集体劳动的社会组织单元。

（三）农田“细碎化”加大地表面积，也促使“保水耕作”终结

   “土改”是按“块”分地，“包产到户”则是按“垄”分地。按华北通常的情况：1个生产队有150人、25户，250亩地分为10块，每块平均25亩。假如25亩的“大块”地呈“黄金分布”，是约为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设每户人口相等，每户在10“大块”的每块中分得1亩“4米×166米”的“条”地。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首先，10“大块”的形成是一个村子划分为多个生产队的结果。土地是按距村子远近、道路交通状况、肥力、土壤、水利条件、平整度、坟头密集度、所接壤村子的民风...等多种标准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每个生产队可在各等级中分得一块。同样，“包产到户”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丑媳妇近地家中宝”，你不能把村边的一“大块”好地分给两户，而让其他户去分远、差的；只能是在每“大块”中给每户各分一“份”。而这一“份”还必须是“条” ；因为只有“条”才能让每“份”都“就接”到横贯地头的道路和水渠。没听说过么？当时一“条”鞭子都是要剁成25“节”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还是那么大，为什么“细碎”就加大蒸发呢？因为“边界长度”发生了改变。集体“大块”地除去两头的道路渠道，和两边接壤方共用2条“产权边界”，自己均摊1条，边界长度就是地块长度166米。“包产到户”后“产权边界”总长扩大为4150米。有“边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许多，就扩大了地表面积。

   那一年春节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诉”笔者的远房堂兄，说他“不浇水不施肥”；笔者说，那他就“不打粮食不吃饭”。“诉者”一笑说：“不打？人家不比谁打的少，人家是‘活墒’，很先进。不过和他相邻的倒霉，要多浇两水”。

   原来，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侧向补给”的。地只有4米宽，两邻只要施肥浇水后，水肥就渗透到他的地里；一边2米，4米宽很容易就“渗灌”了；还带着化肥。花卉爱好者经常把花盆“坐”在浅水里，靠盆底的洞渗水，获得“活墒”。干燥后不板结、不开裂。

   这个故事梢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侧向补给”，“松土保墒”又叫“暄土覆盖”；你“盖”他不“盖”，他那里的水分蒸发了，你这里辛辛苦苦“盖”住的水分就补给他，他再蒸发，你再补给...这里“盖”住那里“漏”，这岂不是“筛子当锅盖”，等于就没“盖”吗？从此，也就没人再“盖”了。

（四）“保水农业”的全方位终结

   还不只停留在耕作体制的荒废上，下面几则资料展现了中国“保水农业”全面终结的几个景点。

为提高土壤长远肥力，增加有机质含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惜在粮食还相对紧缺的建国初期，就将“绿肥”纳入“复种指数”。“有机质”是抑制水分蒸发的。可80年代后，绿肥已踪影不见。残存的水生绿肥“水葫芦”等，因无人管理利用，反成为环境灾害。

   安徽滁州《定远县志》载： “绿肥...70年代中后期，全县绿肥面积发展到20万亩以上，1976年突破40万亩；70年代末，由于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了麦油面积，大量施用化肥，绿肥面积急剧下降，到80年代几乎无人种植绿肥。[47] ” （笔者注：定远县70年代后期拥有耕地156万亩，40万亩绿肥占耕地总面积的26% ）。

   沼气作为有机肥源和新农村建设综合项目，曾经在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到80年代却也和绿肥同命相连。1978年全国农村拥有沼气池750万口,1984年减少为400万口,几乎减半。[48]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结，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莫不如此。

    图表09反映了吉林省舒兰市土壤有机质下降的情况。

图表09-舒兰市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49]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与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个市土壤有机质下降了15％－20％。[50]

（五）“免耕法”---中国农业的耻辱！

   70年代末，正值中国“真理大讨论”之际，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和农场经营者---韩丁先生，带着他全新的耕作理念---“免耕法”再度来到中国。这次，韩丁先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最重要的政论媒体《人民日报》和最重要的学术媒体《光明日报》，均以整版篇幅介绍了韩丁先生关于“免耕法”的谈话。中国农民首次听说了这种“洋种地”，也透过介绍对美国的私有农场有了最初的“向往性”了解。

   “免耕法”是一种新兴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盖”构成体系。“最小耕作”是说要尽可能减少耕作，以免扰动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发。“腐殖覆盖”是说通过“免耕”将作物残茬、秸杆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烂；经多年累积后形成一个“腐殖层”，覆盖地表。

   可以看到，虽然在“耕”的问题上完全对立，但在“覆盖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细作”又是完全一致的。“松土保墒”靠“暄土”覆盖，“免耕法”靠“腐殖层”覆盖。离开“覆盖”，就没有“保水”。

   “免耕法”有一定的优点，也有致命的缺陷。说不定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就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淘汰了。

   先说“覆盖”。和“暄土覆盖”相比，“腐殖覆盖”存在着管理上的缺陷。“暄土覆盖”是以土盖土的“同质覆盖”。过水后覆盖层“板结”了，就再浅锄一遍，维护一次；不存在“覆盖物”的损坏问题。而“腐殖层”在播种、灌溉、追肥、播药、采踏等过程中会损坏，从而暴露土壤。比如，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普遍使用“漫灌”，水流会把“腐殖层”漂浮起来、冲集到灌溉末端，使灌溉前端缺乏“腐殖层”；灌溉时土壤已经成为“泥”状，农民挽着裤腿赤脚在膝盖深的泥里管理水流，会将“腐殖层”与“泥”搅拌，或把“腐殖层”踩到耕作层的底部，使“腐殖层”混入土壤，成为土壤的一般腐殖质含量。“盖子”没了，还怎么“覆盖”？除非你采用“扇型往复式”（退着喷）或“架空式”喷灌，否则“腐殖层”就不可避免要被“踩泥”（“落地圆周式”挪动设备时也要“踩泥”）。70年代，喷灌虽说被列入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到1977年中国已拥有喷灌面积290万亩[51]，但若不再经过至少10的“跳跃式”发展，就远远不足以支撑“免耕法”的推广。等到80年代，地都分成了“4米宽”了，还喷灌个屁！

   再说“免耕”。“免耕”固然可以减少因扰动带来的水分散失，但在大动力播种机普及之前，未经翻耕的坚实土壤能“条播”得“动”吗？别说“条播”，连“穴播”恐怕也不能实行：密密麻麻地挖坑，那还不如“翻耕细耙耧播”呢。不能“条播”，也不能“穴播”，莫不是要让中国农业倒退到“裸撒播”阶段？因此，“免耕”在70年代的农业“半机械化”条件下是没办法推广的，更不要说80年代连“半机械化”也夭折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多少小麦是“免耕”播种的。玉米等株距较大的作物是可以“免耕点播”，那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就早已普及了的，和后来宣传“免耕法”毫无关系。但玉米的生长季节是全年降水最集中的七、八、九三个月，“免耕”的土壤过于“瓷实”，不利于“渗水蓄墒”，这才有陈永贵发明“深松锄”来弥补这个缺陷。

   在70年代中期，韩丁先生就曾到大寨推广过他的“免耕法”，老陈没有接受。这倒不是因为老陈思想保守、不敢突破管圣人、孟圣人、毛圣人们“钦定”的“精耕细作”；而确实是“免耕法”不适合中国国情。

   且不说“免耕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耕作体制尚待接受“实践检验”，连它的诞生地---美国，直到2005年都还只有13.4%的耕地实行“免耕法”[52]，70年代更是少得可怜，和中国当时几乎100%实行“精耕细作”无法相提并论。而且美国农业也不是“灌溉农业”，它的“灌溉密度”到2005年才13%，中国在70年代就得到了46%。中国在“灌溉革命”发生后实行什么耕作体制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灌溉”这个中心。单凭“免耕法”对灌溉方式的苛刻要求，就足以让老陈驳回老朋友的“面子”了。当然，这并不影响70年代在中国普遍实行的玉米“免耕点播”和“海绵田”接受了一些“免耕法”的合理成分。

   “海绵田”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海绵田”建造就是大量提高整个耕作层的“腐殖质”含量，而不是象“免耕法”要求的仅仅在地表形成“腐殖层”。“海绵田”才是能让“免耕法”在中国真正推行的基础。“海绵田”土壤蓬松，播种前可以“免耕”；“海绵田”不易板结，可将“松土”次数降低到“最少”（即“免耕法”要求的“最小耕作”）；“海绵田”耕作层上下均质，不怕灌溉“踩泥”。可惜，全国“海绵田”建设项目也在1979年夭折了。

   1974年老陈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墨西哥，蹲在人家的“滴灌”前长长不舍离去，以至于延误参观日程。弄得陪同的总统埃切维里亚只好许诺送他2套“带回去慢慢研究”。回国后，把这2套“国家礼品”锁进礼品库吧，就“禁锢”了生产力；留在中南海灌园子吧，又过于奢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安置在大寨进行实验，这也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微灌”技术。

   后来有人说大寨红旗是“假”的，是靠国家投资“树”起来的，投资中就有滴灌。说这话的人听说过什么叫“指鹿为马”吗？不错，国家是在大寨有投资；---大寨出名后共接待134个国家、2288批、25000人、2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外宾。国家当然应该在大寨投资建设展览厅、宾馆、旅行社、邮电所、银行所、道路、桥梁...这些设施国家使用国家投资，天经地义；和大寨有什么关系？能指出大寨人吃饭、住房、农田基本建设化了国家的钱吗？你“国家”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吧？

   为什么在距70年代中期老陈婉拒“免耕法”仅仅只有短短的3、4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就轻易而举地接受了“免耕法”？倘或是因老陈“霸占”了中南海浇园子的“滴灌”引起不满？有人要借“免耕法”给他“好看”？还是已经有人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的“精耕细作”体制必将在80年代初被全面终结？从而提前做好“理论准备”工作？这也太“用心良苦”了吧。

   虽然前面指出了“免耕法”的缺陷和推广的困难，但既然“精耕细作”“内定”要被终结，那么假如能对“免耕法”积极改进方法，创造条件推广，也仍不失为一种选择。

   然而，历史对如此善良的意愿也不肯放过它的嘲弄：在“精耕细作”被终结后，我们丝毫没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体制的迹象。

   “免耕”对“腐殖质”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精耕细作”。 “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凭有“腐殖层”覆盖！然而，80年代后，野蛮疯狂的“秸秆焚烧”席卷全国。燃烧使植物遗体释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机成分，仅剩下一点点矿物质无机盐---灰烬；没了有机物，土壤去哪里获得“腐殖质”？更别提“腐殖层”了。80年代后，每当夏、秋收时节，从北京到武汉，到济南，到太原，到西安...广大的北方因秸秆焚烧“狼烟滚滚” 。一开始是没人管的，后来造成高速公路封闭、影响到城市空气质量，政府才开始干涉。特别是2000年以后为了申办奥运会，政府更加大了“禁烧”力度。国家为此专门动用了“卫星遥感监测”，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法规法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都要组织“禁烧工作队”，白天硬是驻守在地头，但夜里“偷烧”却禁止不住。“逼”得政府连“臭命昭著”的“连保制”都使了出来---大标语赫然写到：“一处冒烟，全村受罚！” 。

   这是农民“逼”政府吗？集体时秸秆全身都是“宝贝”，连秸根都要集中到地头用大功率切草机切碎沤制，等来年再还田做底肥。这还不够，还要按比例轮流一定面积专门种植“绿肥”---不长粮食、专长“秸秆”的作物用来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长远肥力。集体解散后，个体农民既没有切草机，也没有沤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烧还田”，怎么“还”？“掩埋”吧，则需要大型翻耕机，“埋深”才不至于影响播种，才能不因秸秆腐化产热将禾苗“烧”死。没有物质力量支撑，农民们除了“偷烧”还有啥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