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了什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之三
                 
                  1， 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在前年，当我们国家和社会进行“反思改革”的时候，由于社会大众与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改革”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已经发展到明确和公开的对立。面对这一社会现象，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指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在社会大多数人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所带来恶果感到愤怒，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之中一些人却以“否定改革”和“反对改革”来回应。也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有人通过否定“改革”的代表人物，进而否定改革。
这样，主流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些人就是从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回应社会大众对其的质疑，分析和批判的。笔者在以上的两篇文章之中，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的。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些人在“反思改革”时候所发表的那些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言论，使笔者在本篇文章之中，不能不对这些政治言论所代表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由此，笔者在本文，将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思路和角度，从政治方面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分析。
不过，笔者在本文的前面依然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即从政治——他们所说的“改革”，和这些改革所代表的上层建筑所赖于成立的经济基础里的经济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
上面所说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人，以“反对改革”和“否定改革”，以及所谓否定改革的代表人物来否定改革的言论，来回应社会大众，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孙立平先生所说“改革共识已经破裂”也反映了社会这种现象存在的现实。这些现象其实只是说明了一点：“改革”是所有人都需要的；但是，在社会所有人口里的“改革”，其目标却是不同的！正是由于目标的不同，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大众各自改革的目标的不同，当主流经济学家发现改革离开了他们的目标的时候，就认为是社会大众“反对改革”和“否定改革”。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与社会大众的“改革的共识”破裂了！
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经济作为社会的基础，经济理论也必然会在社会的结构上表现出来。这样，经济理论在改革的目标上，也必然有反映。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中，“市场化”和“私有化”是其基础理论的代表性口号。“市场化”是以“反对政府干预”为前提的；“私有化”是以“国企没有竞争力”为基础的。笔者在【历史证明了什么？  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之一】和其后的【历史证明了什么？  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之二】，分别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后还会对“市场化”的其他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正确的批判，也正是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上。
在一个国家之中，政府对经济的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由政府按照计划全部包办？还是政府不作任何干预？又或者是政府保持对经济的干预，甚至是主导经济的发展？这三种现象都在现实之中发生过。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的三种经济结构和相应的不同社会形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不干预经济的封建社会；建筑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对经济或多或少都有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
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为标志的。这一理论在国外有一个流行的称呼；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基础发展而来的。所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又或者是主流经济学，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化”。我们不知道主流经济学家们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或多或少都有；在某一段时间，甚至占据了主流地位（最明显和突出的是美国的罗斯福时代）。无论是被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顶礼膜拜的美国，还是英国，或者香港都有。美国政府在“9•11”之后对其股市的干预；美国政府在前不久对次级债引发经济衰退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英国政府前不久对私有制银行的国有化；被世界称之为最自由的，而且一直也是公开奉行“不干预”政策的香港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对对冲基金的回击。••••••等等。由此可见，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尽管他们的政府在现在，依然奉行所谓的“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教条，但是，一旦他们的经济有可能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的政府的干预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还继续所谓的不干预的话，他们政府的垮台是必然的。经济发生危机或者灾难的话，无论其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无论这样的政府自称是“全世界人民”还是“全国人民”的政府，都必然下台。如果一个政府可以不必对其经济的发展或者经济灾难负主要的责任，那么，无论这样的政府或者执政党，尽管以前曾经对社会有过多大的贡献，也依然无法摆脱被社会大众抛弃的命运——这就预示着，这些执政党将丧失执政地位；政府将垮台。于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其经济发生衰退或者产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必然伴随着其政府的更换。
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社会，的确在世界存在过，而且在中国存在过；不仅仅在中国存在过，而且存在了几千年。这就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商品不多，市场不大。县官（政府）只管审案，不管经济。所以，无论是“政府退出市场”“退出经济”；还是“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经济理论，其在社会形态之中最准确和最纯粹的表现和存在于——封建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退出市场”“退出经济”和“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经济理论，其改革的目标，已经毫无疑问的指向——封建社会。尽管市场经济理论里有一些科学的成分，但是，“政府退出市场”“退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最纯粹的目标，却只有在封建社会才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才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纯粹的表现。所以，“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改革目标就是——封建社会。而市场经济理论所代表的经济理论学说——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源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说的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无论主流经济学家们其主观意识到与否，在事实上，按照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所进行的改革，其目标必然是将这样的改革带到封建社会——对经济不作干预的社会；而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政府也不必对经济发展负任何责任。
这样，社会大众终于可以发现，主流经济学家们进行改革的目标，从经济形态而言，就是让我们回到封建社会。只要我们坚持“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只要我们坚持“政府退出市场”“退出经济”。那么，我们就将回到封建社会时代。
最近，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吸引了社会和经济学界的眼球。中国股市要否政府救市的后面，所反映的就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政府要否干预市场和经济的理论问题。可惜的是，即使是认为需要救市的人之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和经济。那么，现实之中的中国股市，从去年的6100多点下跌到目前的3400 多点，究竟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政府究竟应该不应该救市？政府究竟应该不应该干预市场和经济？政府如果干预错了的话，还应该不应该干预？
在中国目前的政府官员之中，在决策层之中，敢于理直气壮和公开表明，政府应该干预市场和经济的人，是少而又少。在证券业也如此，他们怕被主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政策市”，他们怕承担“政策市”的骂名；或者他们有的本身就是主流经济学的不干预派，不干预股市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抛开他们的主观的不同不谈，更正确的说，在客观上，他们是怕由于干预而造成失误，需要由他们负起相应的责任。而如果他们以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不干预”为理由，由此，无论股市涨与跌，他们都不必负上任何责任。这样的理论，对于他们而言，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何乐而不为呢？
从去年的6100点到今年的3400多点，的确应该说是“错误干预”的结果：去年5月份，股市到了3400点的时候，决策层认为股市涨幅过高。于是，连续发出了警告，进行投资者教育。最终，在5月29号半夜鸡叫时分，违背了前几天刚刚说“不调高印花税”的承诺，出尔反尔，调高了印花税。这种出尔反尔，使政府的信用和权威受到了根本性的打击，动摇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在此打击下，股市发生了跳水，这就是“5•30”跳水。本来，这一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判断和干预是正确和有效的，股市也的确因此而不再冒进了。股市在此虽然有泡沫，但这是正常的，泡沫并非很大。可惜，在此时候，决策层由于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发展，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预期过于乐观，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前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于是，在“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价值回归”的口号下，发动了所谓的蓝筹股革命——“价值重估”。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点位，对错误的目标，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役。于是，在3400多点，连续大量发行新基金：新基金不能不有所作为，只有介入蓝筹股。这样，蓝筹股泡沫被吹大了，占中国股市20％的蓝筹股逍遥直上九重天，中国股市就此而站上6100点。从去年底，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蔓延，将中国股市的蓝筹股泡沫清楚的展现在了决策层和社会大众面前。机构投资者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清醒的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发展前景作出重新定位，为了免遭更大的损失，不得不抛售蓝筹股。于是，中国股市又来了个轮回，重新回到3400点。这一个轮回，就是证监会错误决策，因而促使蓝筹股吹大泡沫和泡沫破裂的整个过程。
（时至今日，2008年6月18日的中国股市，沪市指数已经击穿了3000点，到了2800点左右。造成如此大的跌幅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大众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已经不再相信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前途的判断，社会大众和那些能够正视现实的机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6月17日，上海某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一老股民愤怒高呼“打道xxx”。该交易所此后陷入混乱，投资者与交易所发生冲突。这一现象已经清楚表明，社会大众已经不再相信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支持这一经济理论的执政阶层主流派的经济理论和宣传；既然奉行“市场化”的美国，欧洲等等工业先进国已经由于市场失灵而陷入经济衰退，那么，奉行“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中国，难道不会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经济基础的不稳，混乱？这是从经济基础理论的逻辑性必然得出的结果。如果要避免陷入市场失灵的经济衰退，就必须不但在实践上放弃“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错误，而且在理论上明确确认这一提法的错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支持这一理论的政府官员，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宣传中国没有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这样的宣传和言论被现实击得粉粹，被实践证明了其与现实和经济的发展的背道而驰。社会大众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依据“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错误理论和为掩饰这些错误所作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已经不再相信这些出尔反尔，让社会大众失去了信任感的人的言论和理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错误被实践所证明的现实，以及他们为自己的错误所费尽心血所作的宣传，言论，已经使社会大众对于他们的科学预见性——即基于科学经济理论所作的正确的判断所表现的先进性，和他们的忠诚性所必然具备的正直性——正视自己的错误的，对人民赤胆忠心，不辜负托付于他们的人民的信任的，一个阶层在执政的时候所必须具备的执政基础。从以前的怀疑发展到完全丧失了对他们的信任。这些就是依据错误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和不公正对待社会大众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必然结果。——2008年6月18日笔者）
由此可见，去年对股市的干预，的确发生了错误。如果去年没有蓝筹股的价值重估，今年也就没有如此惨烈的股市点位的腰斩。如果去年在半夜鸡叫之后，没有蓝筹股革命的话，今年的股市绝不会有如此大的调整。所以，实事求是的说，这的确是干预出错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现实是否证明，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和经济？不应该干预股市？我们不难发现，“不救市”“不干预”的口号后面，是主流经济学家依然在高唱“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高调。他们认为，去年半夜鸡叫之后的股市，不仅没有被压下来，反而创出新高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股市的发展是政府的干预不可能压下来的。但是，他们却无视决策层在半夜鸡叫之后的大量批发基金和默认“蓝筹股价值重估”的事实；和由此而造成的蓝筹股带头大涨，使中国股市站上6100点的事实。没有决策层所主导的“蓝筹股价值重估”，并且为此而大量批发新基金，难道中国股市会站上6100点吗？如果为了证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不干预”的所谓正确性，竟然对这样的事实都视而不见，哪里还谈得上理论的科学性？连事实都可以视而不见的人，怎么能够令人相信其理论是科学的理论？
他们又认为，政府干预出错证明了，政府不应该干预股市，不应该干预市场和经济。他们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对次级债危机的处理，不是干预市场和经济，不是干预股市。对于认为美国政府处理次级债危机的措施，“不是干预市场和经济”的话，笔者和一切理性人都无话可说。连这样的事实都不愿意承认的人，已经不是我们和社会人所能够与之交流的。至于认为美国政府对次级债危机处理不是“救市”的观点，的确有一点道理。美国政府对次级债的处理，的确不是直接“救市”，但是，干预市场和经济，在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的社会，难道不是对股市的干预吗？起码是在间接干预股市。如果因此而认为，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干预股市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美国政府在“9•11”之后对股市的安排呢？那难道还可以说不是直接干预股市吗？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性，可以对事实视而不见，可以对历史任意涂抹，这样的所作所为，难道是精英的应有之举？难道可以令人信服？
政府干预出错，的确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但是，如果政府不干预，那么，其代价和成本可能更大：政府为此很可能要付出垮台的代价。这是执政党在政治上的代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干预，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和实现政府干预的条件，由此，怎么可能进行正确的，有效率的干预呢？永远都只能够不干预，这是经济上的代价。最后，干预出错，政府官员为此而负责，恰恰是政府官员优胜劣汰的必然之路。没有政府的干预，政府官员的优劣难道就是体现在对上级的政治态度上和只是按照上级的计划去执行吗？只是按照上级的计划去实行，难道不正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吗？这样的政府官员，怎么判断出其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没有这种判断真才实学的实践证明，政府官员怎么优胜劣汰？所以，政府对经济，市场和股市的干预，如果出错，那么，政府官员为此而负上责任，是应该和必然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政府官员不必对其施政的结果负责，其累积的结果，就是执政阶层必然丧失执政地位。这又是政治上的代价。
笔者以上对中国股市近两年大起大落的分析，及对“不救市”“不干预”的言论所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既对“不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层面作了分析，也在政治层面作了分析。
决策层对中国股市要否干预的问题，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正是“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化”的表现。改革到了今天，决策层已经羞于谈“干预市场和经济”的现象，其实表明了一点：“不干预市场和经济”是决策层改革的目标之一。社会不难发现：以前的国企的经营者可以不必对其经营企业的是否盈利负责；而现在，竟然发展到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可以不必对他们经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效果负责。证监会去年对股市的干预，造成了中国股市的大起；今年由于美国次级债的蔓延而促使中国股市大落，这难道不是大起大落？我们政府一直在说，避免经济或者股市的大起大落。但是，对我们的经营者或者是政府官员，在实际工作之中所造成的股市的大起大落，却可以不必负起相应的责任。这样的事实，难道是负责任的政府的行为？难道不是对我们的改革的目标最明确的注脚吗？近几年国家在教育，医疗等等领域减少投资，推卸社会责任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教条，就是这一事实和现象的理论上的慨括和最明确的标志。“市场化”的“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理论，为中国政府推卸社会责任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依据。以这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的经济基础理论，其结果就是；政府可以不必对国家的经济是否发展负任何责任。既然政府是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那么，理所当然的，政府也不必对市场和经济的好和坏的表现，负上相应的责任。按照这样的经济理论作为目标来进行改革，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走向何方？在现实之中，任何民主国家或者是先进工业国，当其国家经济出现衰退或者灾难的话，难道其政府可以不必对经济的糟糕表现负责？难道选民还会将选票继续投给这样的政府？难道执政党还可以安然无恙的继续执政？如果还可以继续执政的话，这种现象难道能够持续？难道这样做，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可以持续的？难道我们的政府竟然相信这样的，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也理所当然的不必对经济负责的经济基础理论——市场化的市场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可以和应该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我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目标？这样的改革的目标，难道可以使中国社会和经济获得持续发展？
如果说，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是由于其能够使社会和经济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快和更好的发展；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最大的错误，是由于没有将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没有迅速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经济发展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话，那么，我们难道竟然可以认为，政府不必对经济发展这样的中心任务负上责任？政府完全奉行现在资本主义占主流地位的，“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经济学理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把这样的方向作为改革的目标，难道是科学的发展观？
在社会之中，以前经常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好经给歪嘴和尚念歪了”，意思是国家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地方政府不执行。但是，现在我们却发现，我们的经济基础理论和政策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念的经并非是真正的“金刚经”。在“反思改革”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的所谓“过度市场化”问题：和其后我们国家对教育，医疗等等领域的投资的大幅增加的事实，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国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减少投入的政策，就是源于“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理论的。正是由于决策层认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所以，在教育，医疗等等领域减少了投资，希望让市场在这些领域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从原来在这两个领域筑构的基础之中脱身出来，由市场取代政府，让市场在这两个领域成为基础去配置资源。由此，政府执行和完成了其奉为金科玉律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宗旨。其结果，政府也就推卸了必须对社会负起的社会责任。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之所以要实行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政府为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的受教育权和保障生命权所提供的保证。这是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公平和公正，让他们在这个国家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权，这是从政治意义而言。从经济发展而言，也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持续发展，获得源源不绝，优胜劣汰的优秀人才和人力资源的基本保证。政府目前对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加大投资的政策，就是对以前的在这两个领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政策的修正：也是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所代表的经济基础理论的否定和反对。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此不知有何评价？是否应该坚持你们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教条，反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实行的，纠正以前的错误的，新的改革？中国政府目前在这两个领域所进行的，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改革，在你们看来，是否是否定改革？是否是反对改革？在这里，究竟是谁在“反对改革”？究竟是谁在“否定改革”？在反对和否定什么样的改革？
社会大众可以从上面的发现之中清楚的看出，笔者在本文所说的“改革”的目标的不同，在此已经一览无遗了。我们的改革的目标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必对所谓的“否定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政治大帽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必须清楚的表明和指出：我们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必须坚决反对和否定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完全“市场化”的方向去进行的改革！当然，这并不表明，笔者认为要回复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既要反对完全的“市场化”，也要反对“官僚化”。我们不能够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误导，在“市场化”和“官僚化”之间，作唯一的选择。政府必须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对市场和经济进行干预（包括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但是，政府不应该只是按照自以为是的方法去对资源进行配置，在配置资源的时候，必须依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借助市场的一些方法（而不是市场的任何方法）去进行配置。所以，既要反对“市场化”，也要反对“官僚化”。既要对“市场化”所必然带来的错误进行纠正，也要对政府日积月累的，实际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官僚化”进行政治改革。
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家们向社会所提供的，在“市场化”与“官僚化”之间，作唯一的选择的方向去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它必然造成“市场化”与“官僚化”的永久化和固定化；这样，既不必对“市场化”的必然恶果，及造成这一恶果的市场经济理论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更不必对政府的官僚化倾向进行限制和改变，进行和实行政治改革。于是，“市场化”与“官僚化”就永久化和固定化了。于是，在这样的思维和这样的思路下，对政府的“官僚化”进行政治改革就是多余的了。于是，政治改革原本应该解决的，加强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监督，以减少和抑止“官僚化”的方向，就变成了纯粹的行政改革。这样，政治改革就变成了行政改革。这样的逻辑推论难道有错吗？
如果说，“市场化”的市场经济理论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改革目标，是指向封建社会的话，那么，“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目标，则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掠夺阶段。
“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基础是国企没有竞争力，由此而应该实行“私有化”是必然的。这之间的逻辑在此不必再进行论证了，人们可以看笔者的【历史证明了什么？  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之二】一文。
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传“国企没有竞争力”，“国有资产必然流失”，以倡导实行“私有化”之外，还在许许多多方面，用一些无视现实和无视历史的，似是而非的言论来宣传“私有化”的好处和否定和反对国企存在的合理性。
比如他们认为：国企只是搞重化工业，而私企才搞服务业，所以，国企的发展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是倒行逆施。这样的完全颠倒现实的说法，竟然是“海龟人士”所为，不免要让社会大众笑掉牙。难道在美国，重化工业的企业是国企？难道在日本，重化工业是国企？当重化工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难道私企不想进入？说出这样的言论的“精英”，其理论水平恐怕连“九流”都没有。
又比如，他们认为：政府支持国企，压制私企，是不公平，不利于竞争。对于这样的言论，笔者倒想反问，难道在美国，政府对所有企业也是一视同仁吗？难道政府对企业的一视同仁，不是靠法律来实行和保证，不是靠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来实行，而是靠“私有化”来解决吗？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行得通的话，那么，美国的所有政府官员，都不应该有任何企业。美国现在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将他们的企业全部贡献给社会之后，他们才可以当官。否则，他们必然就是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必然对除了属于他们的企业之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企业不公正。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私有化”的企业主，不应该担当任何有权力的政府官员；在一个有私企存在的社会，政府和政府官员必须完全排斥和排除任何私企的企业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恰恰表明了，政府和政府官员只有在他们没有任何企业的条件下，他们才会公正。而私企可以贿赂政府官员，这样的贿赂可以在其报表上没有任何的痕迹。所以，政府只有在没有任何私企的条件下，才可以公正。这样，就否定了目前这一历史阶段企业私有化的任何理由。另外，既然政府会不公正对待私企，政府也同样会不公正对待国企。难道在国企改革之中，在“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口号下，私企和经营者以给政府官员的种种贿赂，来实现其对国企的巧取豪夺，这就是公正的吗？这样的事例难道还少吗？所以，政府和政府官员并非天然就是喜欢和支持国企；政府和政府官员倒是最喜欢和支持国企的“私有化”。政府在有私企存在的社会之中，其最有可能和其最大利益化 的行为，恰恰是以权谋私，对国企进行巧取豪夺。无论是苏联的“私有化”，还是国内以前所实行的“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难道不是对国企的巧取豪夺和不公正吗？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面对这样的事实，海龟派的精英言论，难道不是以偏概全吗？这样的逻辑难道与事实相符吗？在现实面前，这样的逻辑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在误导社会吗？
同样，他们认为：美国的私有制可以提高消费；而中国的国企的利润只是在政府手里，不会促进消费。中国的这样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并非是将国企“私有化”就可以解决；目前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让社会对政府加强监督，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唯一能够长期起作用的措施。提出这一问题的海龟人士，难道不知道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有“食品券”，现在有2000千多万人在领取吗？我们的国企的利润难道不可以这样用以社会大众吗？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将“国企私有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的问题，即政治改革的问题。如果政府以权谋私，不仅仅对国企巧取豪夺，加剧了两极分化；还在这样的基础上，将政府的财政支出用于为少数权贵阶层谋利益的话，难道能够对消费起到刺激作用吗？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对政府的监督，而不是将国企“私有化”。没有社会大众对政府的监督，即使在“私有制”的国家，社会大众的消费，依然没有保障。这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台【社会保障法】前，美国社会所发生的现实。没有【社会保障法】，在以私有制为主的美国，其贫穷阶层的消费，也是得不到保证的。用消费来证明“私有化”的好处，只不过是在鱼目混珠，偷换概念，误导社会和政府。
笔者并不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都应该抛弃；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落后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与此为理由，退回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原始阶段。更不应该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抛弃被历史的长期实践所证明是先进和科学的理论，指鹿为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都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性理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所有制问题，都是在这两大经济基础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口号。这样的经济理论在中国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并非是由于中国没有非主流经济学理论存在。而是执政阶层的主流派在两种经济学理论之中，经过比较之后，所作出的政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市场化”的口号，还是“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口号在中国推出的前后，经济学界对此都有过激烈的论战的历史事实，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些错误的经济基础理论占据中国主流地位的事实，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这是执政阶层主流派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所作出的政治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表明：尽管在客观上，“市场化”纠正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一些错误；“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私有化”吹生了私企而促使经济获得更快的发展。但是，这些并不能够证明，这些理论是正确的科学的经济理论。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除了有一部分是由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由以前所延续下来的之外；更有大量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和“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私有化”所造成。“市场化”和“私有化”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使政府在目前的通货膨胀面前的政策选择进退维谷，就是明证。
如果说，市场经济理论的“市场化”，将使社会的一切都“商品化”，权力，地位，名誉统统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和买卖的话；那么，“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是对政府官员在经济理论方面没有任何要求和标准的改革理论。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向和路线进行改革，政府官员既可以是自以为是经济精英，而其实却是徒有其命，滥竽充数的人；也可以是只会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却以“精英”自居的人；更可以是“只讲经济，不讲道德”，欺世盗名，盗窃他人的劳动成果的奸佞之徒。因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面前，政府官员的任何经济理论及其依据科学的经济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真才实学都是多余的。于是，执政阶层的经济理论水平必然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最终丧失了在经济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凝聚力。
既然我们的执政阶层和政府的主流派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那么，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的经济，也必然失灵。这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难道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国家，当市场失灵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却可以不会随着市场的失灵而失灵？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基础可以保持平稳和持续的发展？美国经济无疑是市场经济，也是世界的最大的市场。当美国经济现在已经无法依靠市场本身的机制来解决内在的冲突而陷入衰退的时候，其他先进工业国也必然程度不同的身受影响。这些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的失灵而陷入经济衰退的话，在同样的条件下，中国这一个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国家，难道能够独善其身？难道市场失灵，而中国的，依据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金科玉律所构筑的经济基础，却可以保持稳定，不会失灵？在“市场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理论教条，一定会在一两年内给政府和执政阶层的主流派以当头一棒；其后，政府和执政党如果是负责任又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放弃错误的经济理论的话，也一定会在其政治报告之中，抛弃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宗旨和教条的口号。
改革的目标的不同，在此显示了出来；我们是要完全退回到封建社会呢？还是只是保留和继承封建社会的有益的遗产？我们是要完全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倒退到原始资本主义呢？还是要抛弃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的东西，把资本主义的那些先进的东西，有选择的吸取进来？
“市场化”为政府推卸社会责任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私有化”为执政阶层巧取豪夺提供了合法的法律依据。“市场化”之后的“有限责任政府”的口号，明确表达了为政府推卸社会责任的改革目标。政府可以选择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可以对社会不负任何责任；可以不负经济责任；可以只是负起有限的责任；可以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是，社会也会对政府进行选择。对于那些只是负起有限责任的政府，社会在可以选择的时候，是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用脚投票的。对于那些提倡错误的理论而实际走上错误的改革目标的政府官员，无论这些人的个人品质如何正派而获得社会的认同，也无法带领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无法保证可以获得持续的执政权力。在这里，个人的品质和理论的正确，是两回事。
一个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在错误的理论引导下，必然相应的实行错误的政策；由此，也必然会有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在执政阶层之中，也一定会有人顺应历史潮流，向主流派挑战。由此，决策层必定产生分化，非主流派可能变成主流派，纠正错误的领导。这样，决策层改变错误的领导及其政策，而继续执政或者使事业向前推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之中多次所表现出来的，纠正错误的领导的优秀的历史传统和历史事实。但是，也可能由于执政阶层的无能而在理论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丧失了先进性，或者执政阶层之中的官僚体系已经根深蒂固，决策层之中的非主流派无法变成主流派。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执政阶层的被社会所抛弃，丧失执政地位而成为在野党。这就是在苏联所发生的，党和政府之中的决策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权力中心的大多数决策者被社会抛弃，党破国亡的历史事实。
社会大众不难发现，国企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越来越大和他们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无风险和不必负责任；社会大众的利益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和他们对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监督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按照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改革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就一定会改革成为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的国家。一个以社会整体，起码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政府和执政党，一定是有限的权力和无限的责任的。当然，其无限的责任，并不表明他们应该包办社会和经济的一切。所以，“有限责任政府”一定不会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和执政党。如果政府或者执政党以“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化”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以“有限责任政府”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以“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私有化”为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改革目标，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政府的垮台和执政地位的丧失。在“反思改革”时，社会大众对那些坚持“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这些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声讨，已经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家和支持这一理论的政府官员以“不争论”为由，压制这一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掩饰错误的经济理论和错误的改革目标，理屈词穷，因而奉行“强权即真理”的表现。社会大众不难发现，这些人手里除了权力，已经没有真理了。在社会大众的心里，这些错误的经济理论，使得他们已经不配获得执政地位；在他们的领导下，经济和社会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一句话，他们已经失去人心，失去持续执政所必须具备的人心所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改革的方向和路线的是否正确，是由改革的目标的是否正确所决定的。改革的目标的正确，并不是由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就可以和已经决定的，而是由基础理论所决定的。错误的基础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政策。由此，必然会被长期的实践——历史所否定和抛弃。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被一时的实践证明，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却是经不起长期的实践——历史所检验。只有被历史检验所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无论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之中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私有化”的理论鼓吹者，把这些经济基础理论吹得如何天花乱堕，在错误的经济基础理论之上所进行的改革，其方向和路线必然是错误的。尽管政府和执政阶层正在不断或者开始纠正许多错误，但是，这究竟是由于社会的不满和反对所不得不进行的，不触及错误的主流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被逼和不自觉进行的纠正；还是由于弄清了经济基础理论的是与非而主动纠正错误的政策的结果呢？这一点，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的是否正确，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是否可以持续发展！
社会大众不难发现；虽然政府不断的纠正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但是，那些在宣传这些错误的政策赖于产生的错误的经济理论的时候，垄断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今天，在他们的错误的经济理论已经被政府的实际工作之中不断否定的，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批判的今天，他们却依然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的话语权。这种现象表明了什么？是证明了执政阶层的主流派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方向和路线是正确的，其错误是非主流的？还是认为，对那些错误的政策的纠正，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进行纠正的？又或者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正确的，被政府所采用的经济理论，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功绩，天生就应该不公正和不公平的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假“精英”所巧取豪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些问题的答案后面，究竟是证明了执政阶层主流派是能够把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能够带领中国走上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得到社会大多数人所信赖的，具有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还是相反？
前几年，我们的舆论，执政阶层和政府难道不是一直在说，让知识参与到分配之中吗？难道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中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是科学和正确的经济基础理论吗？难道非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被政府所采用的经济理论，是错误的吗？为什么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正确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之中被政府所采用的，被证明是科学的理论，而他们却依然没有任何话语权？在“市场化”和“私有化”问题上，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许许多多的理论，难道不是被证明是正确的吗？难道在目前，“市场化”和“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错误不是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吗？如果说，对这些错误还有疑问的话，为什么不公开进行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经济基础理论的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还有人想对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成绩和历史功绩巧取豪夺吗？为什么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有理有据的，观点正确的文章依然不能够在国家级的报刊上出现？难道国家对许多错误政策的纠正，不是依据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和观点所作出的吗？这些现象的存在，难道不是表明，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支持这些理论的执政阶层主流派，想误导社会大众，让他们认为，对以前的错误政策的纠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支持这些理论的执政阶层的主流派的成绩和功绩吗？这不是鼓励主流经济学家们对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成绩和功绩公然巧取豪夺吗？这不是对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正确的经济理论的知识，按照国家的政策参与分配的莫大讽刺吗？
理论的是非必须分清，历史的功过不容混淆！
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已经明确的摆在社会和政府，执政党面前。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经济理论表现出来的。在政府与市场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坚决否定主流经济学为政府推卸社会责任的种种错误理论；在所有制和国企改革问题上，坚决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化的种种错误理论。这是分清理论的是与非，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还是真正继承的根本区别；是两种经济理论所代表的两种改革的目标的不同的具体表现；也是正确评价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历史的功与过，不容颠倒历史，将一切功劳归于主流经济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问题。尽管现在的确有一些人故意不分清理论的是非，故意要将历史的功过混淆，但是，历史是决不会让一些人任意涂抹的，历史的真相是一定会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和记录的。
尽管社会，人民，政府和执政党可以无视这一个问题，但是，历史的发展，在这一两年内，一定会把这一个问题摆在面前，逼使人们作出选择。这也是笔者将此问题提出的重要的和政治意义所在。我们的政府，执政党和人民作出何种选择？但愿不会辜负了历史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希望！但愿中国不会重滔苏联的覆辙！

                  2，“否定改革”的错误逻辑
在“反思改革”的时候，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有人否定改革的代表人物，进而否定改革。这些言论表明，他们已经不是在讨论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而是在谈政治问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希望掩饰其在经济理论上的错误和理屈词穷；另一方面，还想维护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话语权的垄断。
他们的这一错劣言论，除了暴露出他们以上的意图以外，还表明了一点：他们在理论上的水平，和他们自以为是“精英”人物所应该具备的水平的反差，令社会不免要笑掉牙。
难道否定某一些改革的代表人物，就是否定改革？这样的逻辑推论，和“反对某一个人，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逻辑，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吗？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其代表人物，那么，反对陈独秀，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了！但是，我们发现，反对陈独秀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难道这样就是反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吗？说这样的话的人，无法让社会相信，竟然是以精英自居的人。请这些精英们丢掉逻辑上的错误和无知，又或者是偏见，好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吧。
中国共产党的前几任领导者都由于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而遭到了党内的，坚持正确的方向和路线的，优秀分子的否定和反对。由此，中国共产党也才能够走出错误，发展壮大。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难道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这些反对和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前几任错误的领导者的人，就是否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
同样，毛泽东后期的错误，也被邓小平，陈云所反对和否定，难道邓小平和陈云也是否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执政者能够不断纠正错误，执政阶层里的决策层之中的非主流派反对和否定主流派的错误领导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否定和反对错误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上前进。
当然，如果反对和否定正确的领导者，就是否定和反对前进，就是在倒退。
所以，否定和反对一些人，无论这些人是执政者还是改革者，关键是看其反对和否定这些人的，是错误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决策，才能够对这些反对和否定者，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如果否定和反对那些领导的错误，反对和否定错误的方向和路线，那么，这是正确的。（没有这样的否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所以，坚决的反对和否定错误的方向和路线，坚决否定和反对这些错误的方向和路线的代表人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所证明的优良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的执政者而言，则必须顺应大多数人的愿意，引咎辞职，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这也是用资本主义的执政者尊重民意的民主制度反对封建社会的终身独裁制的，政治上的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执政者不顾大多数人的愿意，无视自己的错误，不但不愿意承担决策错误，为了维护和垄断个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利益，知法犯法，反而利用手里的权力，排斥非主流派，甚至用武力对待那些代表大多数人的真正的“精英”的话，那么，社会大众就应该毫不犹豫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武装斗争来反对执政阶层。这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科学理论的科学性所在。）
那么，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在否定和反对“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化”的错误；在反对和否定“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私有化”的错误的这些行为，难道是错误的吗？难道不应该否定和反对吗？我们政府目前的政策，就是对以前的错误政策的纠正，难道这些纠正错误的行动，也是反对改革？也是否定改革？究竟是谁在否定和反对改革？
这是所谓否定某一些人就是否定改革的，在逻辑上的第一个错误。
否定某一些人就是否定改革，在理论上还有第二个错误。这就涉及到了笔者在上面所说的，改革的目标问题。
“改革”这一个词，并非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改革”：有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的“改革”；也有国民党统治中国前后的种种“改革”。世界历史上也有种种改革：既有奴隶社会的改革；也有封建社会的改革；更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改革”由于改革者的目标的不同，既可以成为倒行逆施的代名词，也可以成为历史前进的旗帜。
在此，关键在于改革的目标是否统一和是前进，还是倒退。对于没有统一的改革目标而言，所谓“否定改革”其实是一句吓唬人的空话。社会大众坚决否定和反对倒退回封建社会的“改革”；同样，也坚决反对和否定完全退回到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
社会大众不难发现，在“改革”的旗号下，一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堂而皇之的得以推行：在“市场化”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口号下，政府推卸社会责任，放弃保证社会大众的受教育权和生命保障权的行为，在’“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的名义下，在前几年，不是堂而皇之的推行了吗？在“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决策下，“冰棍”理论，“暗流”不如“明流”的理论，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让一些人在政策和法律的保护下，堂而皇之的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的潮流，难道不也是在“国企改革”的口号下，大张旗鼓的推行开来吗？这样的改革的目标，难道是正确的吗？放弃保障社会大众的受教育权和生命保障权，难道不是倒退回封建社会时代吗？这样的改革，难道不应该否定和反对吗？放弃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看护责任，让一些人合法的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难道不是倒退回原始资本主义的，无法无天的公开掠夺阶段吗？这样的改革，难道不应该反对和否定吗？如果这些改革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目前对这些错误的纠正，就是不应该和错误的。
这种对以前的错误改革的纠正表明，我们的改革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这种改革的目标的不一致，或者原来认为是一致，但实践的结果却背离了改革的目标而变成不一致，由此造成改革政策的前后矛盾的不一致，是由于轻视理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下，完全否定前人依据历史的长期实践所得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在一些短时的挫折面前，分不清是与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基本错误的理论来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所造成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所谓允许“试错”的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政府竟然提出“改革者不负政治责任”，所谓保护改革者的法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政府官员的不断出错，和政府官员的不必对施政结果负责，使政府的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政府的信誉，威望随着政府官员的不断出错而又不必负责而不断下降。社会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的持续发展，政府官员的出错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政府的信誉和威望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这就是轻视理论而导致政策不断出错，改革成本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
正是由于执政阶层的主流派轻视理论的作用，其结果，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改革”变成了一场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实践，自然是政策前后矛盾，政府为政府官员的施政错误负责买单；政府的信誉和威望不断下降。同时，执政阶层的主流派在对待主流经济学理论问题上，显然是不公正的对待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的政府官员一方面将非主流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盗窃过来，运用到改革之中，另一方面，却对这些非主流经济学者加以压制，使他们的文章依然无法公开于社会，让社会大众清楚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对改革及国家的贡献，给社会造成一种假相，将这些成绩算在政府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身上；甚至以所谓的“不争论”这一完全违背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宗旨，压制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让主流经济学理论垄断了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这种不公正和许许多多错误政策实施的后果，必然造成了社会大众对执政阶层和政府的不满和对立。实际上，目前对政府和执政阶层不满的，并非只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大众。主流经济学家和权贵阶层也对政府和执政阶层不满。主流经济学家和权贵阶层对政府和执政阶层不满，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和执政阶层目前迫于社会大众的压力，改变了以前的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他们的利益受损，而这些利益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的；他们并不感谢政府和执政阶层。政府和执政阶层的主流派认为，这种所谓的“和谐”和利益平衡可以使他们的执政持续下去。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这种不分是非和没有斗争的，所谓的和谐是不可持续的。如同苏联那样，暂时的和谐一定会被打破，使苏联的执政阶层大失所望。因为无论是苏联的“左派”，社会大众，还是苏联的“右派”，新兴的权贵阶层，都对苏联的执政阶层失望，因此而使苏联的执政阶层被社会大众和新贵阶层所共同抛弃。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主流经济学家及权贵阶层，对目前的状态的不满，一定会在一两年内，由于经济发展的变化或者其他的某一些星火而爆发。其结果，在2010年前后，中国将发生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是轻视基础理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等等一系列错误，造成改革目标的不一致，不正确和不公正对待非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大众的必然结果。斗争的结果，那些坚持“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政府官员，无论其头上有多么耀眼的光环和手里有多么大的权力，都会被社会和历史所淘汰。
从另一方面而言，“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是与政府和执政阶层的历史使命所完全背离的。一个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发挥科学的经济理论的作用，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来进行经济建设，显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优越的制度的政府和执政阶层，竟然以不干预市场和经济为荣。这样的改革目标，难道和这些自以为是“精英”的身份是相符的吗？难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不应该具备比社会大众更快和更早获得和运用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吗？难道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应该具备历史使命感吗？精英所具备的历史使命感和这样的“不作为”的改革目标，难道是相符的吗？这种历史使命感和“不干预”的改革目标的内在冲突，既失去了“精英”存在的意义，证明了这些所谓的精英只不过是徒有其名的，没有真才实学而又自以为是的假精英而已。社会大众对于这种“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与“不干预”的内在冲突和自相矛盾感到困惑：既然是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就表明你应该比社会大众更有才能和远见卓识，知道经济如何发展；但是，你却不愿意在你所掌握的权力下，在你具备了施展的条件下，去展现出来。那么，这究竟是自以为是“精英”而实际却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平庸之辈，还是你“占着茅坑不拉屎”，不愿意施展你的才能？既然你是经济精英，而又不干预市场和经济，那么，你的精英的体现——才能和远见卓识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难道你的精英的身份不是让实践来证明，而是靠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所赐封？这种“不干预”的改革目标，也使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荡然无存。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如果不比其他人能够更早的发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在实践之中更早的实施，难道还能够自称为“精英”吗？难道还是“精英”吗？这难道和政府及执政阶层的历史使命相符吗？以“不干预”作为改革目标，其实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自己在理论，道德等等方面的无能和自甘堕落作辩护而已。当执政阶层和政府带领社会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所谓的先进性，就成了拖社会前进的后腿的，落后的执政阶层和落后的政府的落后性。这样的，拖社会前进后腿的执政阶层和政府，必然被社会所抛弃。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
改革的目标的不同，在此已经明确无误的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在这样的改革目标的不同面前，以所谓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来吓唬和压制非主流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除了能够暂时在政治上压制社会的不满之外，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和自相矛盾的。
由于执政阶层的主流派和政府对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压制，而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自相矛盾又无法令人信服，于是，目前出现了这样的趋向，即掌握了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谈基础理论了。社会可以发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再谈基础理论问题，而变成“算命先生”，只是对经济的发展进行预测。这样的确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既避免了在基础理论上的自相矛盾而陷入尴尬，又在算命的时候，有可能被说对而大出风头。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强权即真理”。谁掌握了权力，谁说的话就是真理。
面对着否定“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和“国退民进”的，政府目前正在实行的国企“做大做强”的改革，究竟是谁在“反对改革”？究竟是谁在“否定改革”？难道不是这些提倡“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退民进”的口号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否定和反对政府目前的改革吗？
面对着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面对着政府给自己所明确的“宏观调控”的任务，面对着政府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口号，究竟是谁在反对和否定改革？难道不是这些提倡“不干预市场和经济”，“政府退出市场”，“政府退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否定和反对政府的这些改革吗？
面对着政府在纠正以前的，在教育，医疗等等领域的，连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是“过度市场化“的错误的改革，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所进行的新的改革，究竟是谁在反对和否定？这种对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错误所进行的新的改革，究竟是谁在否定和反对？
难道这些反对和否定政府的新的改革的行为的人，不是那些依然坚持“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和“国退民进”的主流经济学家吗？按照你们的“否定改革”和“反对改革”的逻辑，这些否定和反对改革的行为，该当何罪？
既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放弃了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对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回应，而用种种政治性的言论来对待社会大众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们，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笔者就不得不对他们的，种种误导社会，似是而非的政治性言论给于合理的回答，让社会大众清楚的了解这些精英的真实面目和理论水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市场化”和国企改革问题上的错误，也证明了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否定和反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正确；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六十年的历史来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既可能是继往开来，也可能是倒行逆施！在此，关键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改革的目标决定了，改革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
                    
                                    ——徐强——
                                200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