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转向：作别盲目自由市场信徒

2008-6-25  第一财经日报 舒时

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香港《信报》创办人、香港特区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最近公开宣布，由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倡导者转向赞成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在香港业界引发不小的震动。

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林行止创办了香港首份财经新闻日报《信报财经新闻》(简称《信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甘阳对该报的评价是“香港最好报纸，虽然发行量不大，但是他的读者群层次较高而且稳定”。

不仅如此，多年来林行止笔耕不辍，其专栏内容包罗万象，从时事到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均有涉及，而他往往能将各种现象归结至西方经济学观点，因此其专栏中有不少成为经济学的评论经典，在香港知识圈内颇具影响力。

正是这么一位长期以来以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去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对香港偏向富裕阶层的低税率提出了率直批评。有感于香港社会不公平加剧，林行止提出学习内地所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让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尽到社会公民责任。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林行止在文中还罕有地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年轻时作为一个“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表示忏悔，宣布放弃其过去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

对于这次转变，林行止自称是“人性随年岁渐增而强化，因此想对时下香港提一点有违‘经济原则’的意见”。

不过到了今年4月，有感于投机盛行之下引发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林行止再次表达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悔意”，并称这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比如价高必然使产量增加促致价格回顺)……”

在4月的这篇文章中，林行止语意诚恳地表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并认为，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林行止转变背后

从倡导自由资本主义到认可社会主义，再将“人类福祉”的提高寄希望于中国崛起，林行止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甘阳认为，林行止在专栏中的提法未必是他的“转向”，但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件。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林行止的“改宗”是表面，实质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冲击结果。

在全球的发达经济体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王绍光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贫富分化严重程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差不多。要知道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不像内地有巨大的城乡及地区差异。”他指出，内地基尼系数也高达0.45，但扣除城乡因素，贫富差距要远低于香港。

抛开这些抽象的经济学指标不说，久居香港的人都深有体会，香港人的生活并不如其外表所展现的光鲜。相当部分港人生活在拥挤的公屋或廉租屋，一家四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一居套间内很平常。即使那些自己买楼的，其居住条件也未必强过前者。一位刚刚在荃湾斥资400多万港元买楼的内地业主对记者抱怨，想不到香港的房间如此之小。“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她说。

整体上看，香港只是在社会保底方面做得较好，但是根本无暇顾及贫富悬殊问题。“如果你住不上房子，可以排长队等政府安排有一间一张床大小的屋子；如果你的病等得起，也可以排(很久的)队免费看病。”王绍光说。

尽管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但相当部分港人的月收入在15000港元以下，按照日常购买力来看，仅相当于内地2000~3000元人民币的待遇。走在香港街头，不少餐厅贴出的招工广告显示，清洁工和服务员的月薪约为6000~9000港元。“很多没有读大学的港人工资连万元都达不到。”王绍光说。对于内地大部分城市的居民来说，这可能是很不错的收入标准，但在香港，这个收入甚至租不到带电梯的两居室楼房——这就是部分香港人生活的残酷现实。

更严峻的是，香港人工作时间并不固定，很多人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公司却根本不给加班费，多数人都在透支身体，虽然香港亦有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力量分散，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对抗资本方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行止正是目睹这些怪象，才会疾呼企业“多顾人性，共造和谐社会”，才会诚恳地表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

金融全球化的风险

王绍光认为，香港的贫富分化与经济结构有关。在过去制造业时期，香港的两极分化并不如现在严重，但是随着这个城市日益偏向金融及服务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服务业有两个极端，低层诸如麦当劳的员工、银行收银员的收入和高端的律师、投行家、医生等月收入可以相差10倍甚至数十倍。

上述现象反映香港的一次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而香港的二次分配体系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再分配功能。王绍光评论说，近期香港对公费医疗体系提出多项修改建议，但其做法类似征收“强医金”，“这将进一步减少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他说。

这种现象当然同样引发林行止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深思。

甘阳说：“资本主义在经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政府都进行了积极干预，令经济稳定并注重社会公平。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他指出，从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近期的越南股灾，以及全球粮食、原油价格暴涨，背后都有全球投机资本的影子。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甘阳说，“资本正变得越发不可控制，变得更加非理性和更具风险性。虽然我不知道林行止本人是什么想法，但相信他也注意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甘阳认为，林行止在专栏中提出的问题很好，它提醒一些人不应该对资本主义过度歌功颂德，“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

令人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被香港媒体广泛关注，尽管林行止本身也是传媒人。实际上，香港媒体在呼吁社会公平、减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努力远远小于内地媒体。王绍光对记者表示，在内地房价高涨的时候，不少内地媒体都把焦点投向了那些低收入人群，但在香港，媒体的焦点却仍然是富人阶层。

“今年香港房价上涨迅速，但是你翻开报纸，会惊讶地看到，大部分报道都是称房价上升给投资者带来多少回报。”王绍光很遗憾地说，“没有人去关注这会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的确，本报记者每天都会收到房产中介发来的消息，几乎全是换房客赚取多少利润的新闻，目的很简单，鼓励大家多买房。

王绍光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香港仍然是个以自由资本主义推动的金钱社会，谁成功谁就更吸引眼球。另外一层原因是，目前生活在底层的港人很大部分是外来的“新移民”，对他们来说，香港可能比起原先的生活环境要好一些，因此他们愿意忍受。

在太古广场，记者就碰到一位刚刚进入某四大会计师行的内地毕业生，她对记者抱怨，自从上班开始，就没有在午夜12点前下班过。“连我们领导都在加班。”她说，“在香港，除了公务员(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可以报考)，好像还没听说有哪个行业不需要加班。”

她希望几年后能在工资上向她的部门主管看齐，后者可以拿到4万~5万元每月，年底还有大笔的花红，至于不加班，她表示不抱奢望。

这个女生说，还有相当多的“新香港人”靠着这种“向上爬”的梦想在拼搏，虽然身在底层，却不屈不挠，他们或许对贫富悬殊有体会，但是没有时间、渠道、能力，也没有精力去表达不满。而本应为贫富差异呐喊的媒体，大部分版面已经被富豪与娱乐焦点所占据。

在香港，许多深层的问题不到一定的层次是看不出来的。“林行止所处的位置有助于他看清一些问题的本质”。王绍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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