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双轨制乃小奸大恶政策

提起退休双轨制，人们必会联想到小奸大恶，何谓大恶？大恶乃恶棍也，何谓恶棍？恶棍乃流氓、无赖、丧失道德规范底线的人。如地痞、地方上的坏分子、兵痞、文痞、痞徒、痞子、社劳痞、人贩痞、歹徒等。

中国的一号恶棍，老百姓皆称之为厉股份，或曰厉赌棍，或曰厉恶棍：历恶棍曾有一段古今中外，天下最著名的语录：“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这与反人类的法西斯极为相似。

而这一代人，他们却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几十年辛苦，哪有厉赌棍或曰厉恶棍等少数人的享乐，早在1997年的中国右派大抢劫年代，当时主流精英大肆宣扬，所谓的“这一代人没有文化、素质低、适应不了现代化社会需要”……，似乎只有牺牲这一代老的、没文化的、素质低的，主流精英这新一代有文化的、素质高的就格外显眼了。

纵观30年的市场化改革，全民奔小康这种幻想，如同皂泡一样彻底的破灭了，所谓的文化高、素质高，事实早已充分证明，恰恰相反，主流精英这一类人，正是一批最无人性，最无中国文化、素质最低的恶棍、赌棍、地痞、流氓、无赖。现在又轮到新一代的大学生、新一代的技工、中等收入者，他们再一次给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充当了改革的沿沉重代价。1/3大学毕业生，毕了业却又失了业就是最好例证。

当初主流经济学家动员改革时说得娓娓动听：先富带后富、全民奔小康，然而一旦他们主导改革决策大权到手，调子立刻变了，等主流经济学家成了气候，调子又得寸进尺再进了一步：不但下岗工人这一代人、失地农民这一代人要当改革代价，而且新一代的大学生、新一代的工人、新一代的中等收入者，统统都要充当改革的代价了。

厉赌棍在这里发出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了：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只是为了有权有势的精英而设。谁有本事喝人血，吃人肉，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谁才能在这个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不肯伤天害理的，没本事伤天害理的，只会老老实实靠工资吃饭的，没有靠山的，对不起，市场经济就没这一代人的位置，迟早无立锥之地。

中国的年轻人可能会问，中国是否是未富先老？社劳的小奸大恶之人解释到，国库只能支付公务员，工人人数那么多工资，其它人就不能用国库的钱支付，企业工人的退休基本养老金低，是因为他们交得少的原因。
但基本的事实真相是，中国以前实行的保险制度，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实行的养老金制度，都是老人们提前预支给年轻人的，而且他们很快就会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中国人则相反，老一代几十年上交的医疗和养老保险金，不但自己用不完，而且还可以惠及子孙晚辈。

新中国曾经建立起来的劳动保险制度，根本就不存在着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是在中国建国后，仅仅二、三年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来的一种互助型的社会保险体系。与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用年轻人的钱，而向后转移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反而不但没有用年轻人的钱，而且还为年轻人，甚至为农民积累了社会财富的，全社会互助型的保险制度。

它与当时的以农业培养工业，再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整体国情是相一致的。毛泽东曾说过：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是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20页。

这一互助型的劳动保险制度，从它建立启始，历经四十余年，为社会积累起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保障。

所以，他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国民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为自己积累，而不是花后代人的钱，与我们购买的商业保险相近似。区别只是比商业保险更具有信用度。因为它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保险金，它的信用度又高于一般的商业保险。除非国家这个主体倒闭。所以，他也不会存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用年轻人的钱，来为老年人承担保障的弊端。更不存在西方那种，年轻人缴纳的保险金，无力支撑老龄化的社会问题。

当然，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它建立之初的局限性，它是在一百多年后，发生了社会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不得已只好将矛盾转移到下一代。而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正是在吸取了他人教训后，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每一代人自己互助的，较完善的劳动保险制度。如有结余，还可以为下一代作出积累。
老百姓自已来算一笔细账，就在清楚不过了。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

有条件的还可以查看一下当时的劳动定额。按原国企职工每人30年上缴计算，就是22.2万，如果在乘上最少10倍的币值比，就是222多万。

这个帐一算，大家恐怕就比较明白，200多万！再接着算一算，职工平均60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应当是按照平均寿命70岁算的，就按平均80岁算。每个职工一年平均领取3万元，一年能领到3万的不多，20年也只不过是60万元。还有160多万的结余，恐怕能活到80岁的人也不多？查一下资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2岁。帐算清楚了，结论也就清楚了。中国建立的劳动保险制度，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吃子孙饭的弊端。这纯属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的诡诈谎言。
再来看看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既不同于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不同于中国式的劳动保险制度。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存在着吃子孙饭的弊端。但毕竟有它当时建立时期的合理性，为了转移当时的社会矛盾，也算是最优选择了。

更何况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也许他们的富裕程度，是会有办法解决的，好像至今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法国已经暂缓了社保改革。

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劳动保险金不翼而飞、被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盗抢的情况下，在全国声讨的压力下，社劳小奸大恶之人仓促拆东墙，补西墙筹划出来的。眼看拆东墙，补西墙不能奏效，社劳小奸大恶之人又抛出了拾人牙慧的“老龄化”，来做挡箭牌。这是一种类似保险公司拒付保险，反而却赖你的儿子生得太少，无赖式的所谓社保。社劳小奸大恶之人还美名其曰：与国际接轨。现在连美国人吃子孙饭都要吃不下去了，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人形象地说是，未富先老的国家了。又怎么能靠吃子孙饭能够维持下去？更何况这种瞎话连篇的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盗抢国民劳动保险金的行为，早已玷污了国家信用职能的可信度。又怎么会能和美国人接上轨？

摆在国人面前的事实，已无需多言。 被温总理视为“新三座大山”的现实，已经明明白白的摆在了国人的面前，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盗抢国民保险金者，企保不能保障国民应有的保险权益，企业倒闭了，保险也就没有了的谎言，正在社会正义与人类良心面前，逐步的揭开。

这个所谓的“社保”，不但剥夺了老职工的众多合法权益，同时，也剥夺了国民几代人，为子孙后代积累的巨额财富。未来的年轻人，不但不能够依法取得老一辈为他们创造的合法权益，还要用自己缴纳的保险金，来为社劳小奸大恶之人，为盗抢者偿还他们对国民欠下的血债。

然而，年轻人缴纳的“社保”金，根本就无法堵住国民几代人积攒起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窟窿。

据权威人士透露，缺口8000亿。恐怕，这些年轻人缴纳的保险金，某一天会不会再一次成为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的“特权”，这个账不用算，也会心知肚明。社劳小奸大恶之人与盗抢者筹划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社保”，也只不过是为了暂时逃脱法律制裁的权宜之计而已。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国民待遇身份壁垒，第一个壁垒，是以城乡户口为载体的，政策性城乡国民待遇差异，第二个壁垒，则是以干部身份为载体的，政策性干群国民待遇差异。
所谓国民待遇差异，实质上就是国民待遇不平等，就是一部分国人，对另一部分国人的歧视，它是通过政府制定和推行的国民待遇倾斜政策，人为地把国民分成三六九等。显然，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同时也是导致我国社会矛盾长期存在，国民彼此感情不团结、利益不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社会信息资源共享的普及，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平等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经过近几年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和论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开始认识到，城乡两种国民待遇差异的不合理性及其严重的社会弊端，并开始进行户籍改革，城乡国民待遇逐步与户口脱钩，农民的迁徙，自由和社会保障权利，初步得到制定政策的城里人的重视和尊重。当然，村民与市民的国民待遇差异鸿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填平的，但是毕竟开始向这条国民待遇鸿沟填土了。

现在的问题是，干部与群众的身份壁垒，仍然在中国严重地甚至是尖锐地存在着，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由这种身份壁垒所导致的国民待遇差异，不但没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反而有变本加厉扩大的趋势，这就不能不引起主张社会公正的有识之士的深思和认真对待了。

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国民待遇差异，有趣或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似乎不大情愿去研究。事实上，这些差异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政治待遇不同，干部获得的国家社会以及国际信息要比群众多的多，干部级别越高，所获得的社会信息也就越多，其中大量的社会信息，并不属于国家机密，而是属于官方有意控制的内容。
在就业范围上的待遇不同，公务员可以在国家机关工作，工人群众如果不转变成公务员身份，则很难在机关工作。

在非工资的福利待遇上，公务员比工人群众要高，例如住房以及住房补贴、用车补贴、带薪度假、子女医药费报销等等方面，公务员都比工人群众享受的待遇高。
在医疗服务标准上，包括住院条件、用药等级、医药费的报销比例等等方面，公务员都比群众高。
在养老标准上，公务员比群众高出许多，而且公务员级别越高，这种差距也就越大。例如，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离休待遇，而且有政府专设的老干部局为其服务。
在退休金上，公务员可以领到百分之百的退休金，而工人群众则只能领到80％以下的退休基本养老金。以天津市为例，一般工人的退休基本养老金，每月大约在800元左右，一般干部包括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每月大约在2300元以上，两者至少相差1500元以上。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工人，也要比在其它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待遇相对高出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干部与群众的国民待遇差异，基本上不是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的，而是由政府的行政法规、政令和政策来规定的。与此同时，这种政策性的国民待遇不同，其差距实际上已经到了非常不平等的状况，而且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也就是说，政府及其社劳小奸大恶之人，可以不经由同级人大的审议和批准，不用征求或理会广大群众的意见和感情，就能够自行制定国民待遇条款，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就制定出，种种对干部有利的条款。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干部的国民待遇比群众的国民待遇该不该高，关键在于公民的国民待遇究竟应该由谁说了算，以及经由什么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来进行确认。有鉴于此，对政府公务员不断加薪提出质疑，着眼点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为自己制定加薪的政策，是不可能维护社会公正的。

事实上，社劳小奸大恶之人制定的两种国民待遇，存在严重差距的现实，已经使得一切堂皇的理论变得苍白。与此同时，干部的优越感，也不是凭空产生来的，而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干部联系群众、干部深入到群众之中、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是群众的贴心人、干部是群众的代表、干部给群众送温暖，在客观上，只不过是一次次地重申着，干部与群众的国民社会地位不同而已，对于真正改善干部与群众关系，并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因为干部与群众是两种社会等级不同的国民的基本事实没有得到改变，在许多地方干群关系还相当的紧张，甚至不断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国家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干部的高等级国民待遇，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是在与民争利，为了维护、维持干部的国民待遇，已经在客观上，不得不降低普通群众的国民待遇，例如农民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下岗工人领不到失业救助金，贫困地区有着大量的失学儿童。此外，正是由于干部享受着优越的国民待遇，要跟自己的国民比，不是跟国外比，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千方百计进入或钻入干部行列之中，并导致干部的人数不断膨胀，精简干部的措施屡屡以失败告终，这已经给中国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出现了可笑又可悲的吃饭财政现象，国家的大笔建设资金，都用到了养活干部身上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何时才能够消除干部与群众的国民待遇差异呢？
对此，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目前中国政府实施的干部政策与历史上的贵族有什么区别？近代干部这个词可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身份是如何产生、形成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干部，与经济建设时期的国家干部有什么区别？党内干部与行政干部有什么区别？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有什么区别？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有什么差异？干部与群众在对国家的责任上、权利上、义务上有什么差异？高级干部与基层干部有什么差异？村干部有什么干部特权？班干部有什么干部的优越性？干部是上级任命的还是群众选举的？干部的终身制能不能废除、该不该废除？干部身份终身制是不是腐败分子的一种保护伞？老干部局能不能精简？如何约束干部的特权，特别是自行制定政策的特权？群众身份的国民如何真正地对干部身份的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高干子女的特权如何约束？中国的政府官员能不能平民化？政府官员离职后或者退休后能不能放弃干部的称呼？中国的前政府官员能否开展民间外交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时期，尚且能够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指导思想。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难道还有必要人为地制造干部与群众的两种国民待遇吗？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问问：干部身份，你还有多少存在的理由？

一国两制的政策，岂能使社会和谐安定？ 同在一个国家，同是一个政府领导，但对于不同的人群，却采用不同的政策,这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社劳小奸大恶之人下令，企业职工必须购买《养老保险》,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记在个人的帐户下，大部分抽出来，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用以给已经退休的企业职工发放《基本养老金》，和为社会低保做贡献，所以企业退休职工，必须按养老保险退休和领取《基本养老金》，他们的养老金多少，完全看在岗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情况而定。

作为人民公仆的国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只需要纳税人用高工资养活就行了，他们不用购买《养老保险》，不用交纳《社会保障基金》，所以他们也就不用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不用向社会献出一点点爱心，他们退休后的《退休金》多少，是怎么计算的，那都是个秘密，从来不向外界公布。而且,在他们退休后，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的，随时增加退休金，这个也是秘密，天机不能泄露。

看看，这是不是《一国两制》啊？那么这个《一国两制》式的《退休双轨制管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而言，就是下面的解释：《退休双轨制》的实质就是: 

否定企业退休职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否定企业退休职工，在改革开放中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否定企业退休职工，为国家所创造的巨大财富。

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退休双轨制》的主要功能就是 ：

为一部分具有特殊权利的人群，大量非法的摄取国家财富，而提供政策依据，和法律保护。

《退休双轨制》造成的恶果就是：

把广大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企业退休职工，推到了贫穷阶层，在短短的七八年里，就以世界上从没有过的高速度，制造了两伙不同人群，三到五倍的巨大贫富差距。

《退休双轨制》的深远影响：

永远也不会解决这两伙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而且，将会越来越大。

社劳小奸大恶之人，挑动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安定和谐，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企业退休人员，凭什么也要在岗职工养活？

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短缺，现在就有8万个亿的缺口，而且以后很难填平。只能以牺牲企业退休职工的利益，和多扣在岗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来解决。

给了一部分特殊人群和某些个人，在今后更进一步的非法侵占国家财富留下了可乘之机。

社劳小奸大恶之人，永远是我国社会不和谐；不安定的危险因素。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国两制》式的《退休双轨制》管理，岂能使中国社会和谐和安定！ 身份歧视------退休双轨制。

企业职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人群，如果国家不能合理的尽快的解决这一问题，不能给他们和其贡献相符的，合理的社会地位及退休待遇，他们还能建设和谐社会吗？社会还能安定吗?
    企业退休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之间的三到五倍的收入差距，是完全违背了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当初提出改革开放的初衷的结局。

自社劳小奸大恶之人，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实行双轨制管理，这是人为的，政策性的结果。

要想建设和谐而又安定的社会，废除不公正“退休双轨制”管理，彻底实行退休制度的并轨，并使现已退休的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基本拉平，是最重要的一步！

社劳小奸大恶之人，制定的退休金双轨制，是对全国４2００多万企业退休职工的歧视，是国家过河撤桥，卸磨杀驴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极不公不正的恶政，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今年早些时候，胡总书记曾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在几年内把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基本拉平，还说要适当向早退休，年龄大的老退休职工倾斜。

可事实让人大失所望，20０６年虽然给企业退休职工增加了退休金，但不久也给行政、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增加了退休金，其结果不是逐步拉平，而是差距越来越大。19５０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在行政机关工作过十多年，退休前因工作需要，调任某小型国营企业厂长兼书记，19９３年退休时退休金只有４００多元。十多年来七增八调，到20０５年也只有６４０多元。这次增加了１１０元，使退休金达到了７５１元；按文件规定，这个７６岁的老职工，说是原退休金已超过６３７元，连照顾七十岁以上老人的５０元也无权享受。

资历基本相同，在机关退休，20０５年退休金为２０００多元，是三倍多，这次又增加了三百元，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一说起退休金双轨制，也为企业退休职工的低待遇慨叹不止。可是退休职工已成为弱势群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之奈何，只怪自己为何不幸生在中国！

现在企业退休人员约是4465万，而且每年都以12%的比例在增加。当前的退休人员都是20世纪50、60、7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按他们的岁数应该是爷爷、奶奶辈分的人，按现在2—4—2家庭人口来计算，每个家庭最少应该有8口人之多，再加上亲戚、朋友和富有正义感的人计算，每一个退休人员至少可以平均影响十几个人以上，这5000多万人至少可以影响大多半的中国人口。有大多半人口不满意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的政策，能是个好政策吗？占全国人口大多半以上的人，不同意的政策是绝对不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可见，“退休金双轨制”确是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

“退休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的混血儿，本身就和当前推行的市场经济矛盾重重。它的制定是一些中国社劳小奸大恶之人的精英们，既没从群众中来，也没到群众中去，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政策，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和群众基础。它在客观上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信任、信心和支持，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制造了社会的不和谐。在此所有的企业退休人员，要求中国的社劳小奸大恶之人及有关部门，对这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宪法“同工同酬”背信弃义的，小奸大恶的“退休金双轨制”立即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