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本末倒置：救灾问题上需要进步的是西方人的观念

云淡水暖

全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举国奋起，全民动员，为抗击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所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在大灾面前，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空前团结，无私无畏，同舟共济的伟大精神面貌，举世赞叹。而西方媒体的视点和评论，却令人感到起码有一点比较可笑，他们仍然自以为是的站在所谓“价值观制高点”，奢谈别人的什么“进步”。

中国人不会忘记，在前一段时间面对西藏拉萨发生的达赖分裂势力策划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和北京奥运火炬在西方国家传递过程中被藏独分子抢夺、干扰，受到西方某发达国家政府的纵容，殴打中国残疾人，西方主流媒体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做假、造谣、污蔑、抹黑、幸灾乐祸、看中国的“笑话”。

新华社报道“一直反华的《解放报》这次冲在了最前面。该报的标题竟然是‘给中国一记耳光’…该报的总编约弗兰最近也频频参加关于西藏、奥运会问题的辩论，一上来就大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这张由大哲学家萨特创办的大报，在中国设立记者站已经超过10年。人们不禁要问：它的驻华记者是怎么报道中国的？他得带着多么深的偏见才能让总编说出如此荒唐、如此具有“冷战色彩”的话？难怪有人说，不反华，《解放报》就不是《解放报》了。”。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中国设立记者站已经超过10年”的《解放报》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还是新华社报道“ 法国《解放报》5月2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在共产党的亲切目光注视下，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她为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感到骄傲，相信政府能够‘重建家园’。”。但是，这只是一两句在“不可思议”的情态下的一种小小感叹而已。

事实上，西方顽固的意识形态思维，没有丝毫松动。西方媒体并未放弃那副已经模糊不堪的有色眼镜，比如。德国《明镜周刊》5月14日刊发瓦格纳的评论，称中国“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同属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也刊文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此次在处理应急事件中一改常态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局面。（《中国新闻周刊》）。

这就是西方的所谓“客观”、“公正”，什么都要按照他们的逻辑解读，好像中国人民全民动员，奋起抗灾，不是为了自身己的兄弟姐妹，而是为了“摆脱”什么“国际孤立”局面，谁说西方人具有“不讲政治”的“普世价值观”？他们最讲政治，最讲意识形态，中国人民在悲壮的情怀中抗震救灾，西方主流舆论却认为是“作秀”给他们“看”，潜台词就是说中国要“讨”西方的“认同”，持这种心态的西方人，偏执得可怜、可悲。

更有甚者，5月15日瑞士《法语周报》就信口开河：…的确，北京方面突然间的透明化让人感到惊讶。就像温家宝，镜头前处于抗灾第一线的中国总理。…遇难者，正好被利用于政府宣传。1976年7月25日，中国前一次发生在北京东部的大地震的时代结束了。…如今，在缅甸形势前屈服，北京方面上了一课：接受国际救援。四川的灾民可以松一口气了，物质方面的救援问题可以解决了。

首先是一副冷血的政治意识形态怪胎嘴脸，“遇难者，正好被利用于政府宣传。”的思维，正好说明了这些自命为“普世价值观代表”的内心，已经被政治意识形态扭曲为一种无药可救的病灶。还有一副“施舍者”的嘴脸，说“在缅甸形势前屈服，北京方面上了一课：接受国际救援。四川的灾民可以松一口气了，物质方面的救援问题可以解决了。”这些可爱的“客观、公正”们都不怕闪了舌头，能够使“四川的灾民可以松一口气了”的物质救援，绝大部分是中国政府的拨付，是海内外华人的鼎力捐助，说实话，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自信自力更生进行抗震救灾。而国际救援队、医疗队以友好的目的援助，中国人民以感激的心态接纳，并不等于“在缅甸形势前屈服，北京方面上了一课”，事实证明，没有1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的奋战，没有千万灾区人民群众的自救，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提供这样大规模的“援助”。

如果光是西方人如此“天真无知”也就罢了。国内的一些知识精英们就也一如既往地指点起来，说是什么“30年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大讲“普世价值深入人心”的所谓“进步”。草民觉得，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传承，是“复归”。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民众，在历次大灾难面前的表现，无不如是。

比如，西方媒体惊讶的“镜头前处于抗灾第一线的中国总理”，照西方人的眼光，算是“突然间的透明化”，那么，事实是什么呢：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当天上午周恩来总理让他的军事秘书周家鼎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第一道命令，通知总参谋部，要北京军区通知×× 军和河北省军区，立即派当地驻军赶赴邢台地震现场，救死扶伤。第二道命令，要空军司令部准备飞机，第二天总理要到现场去。周恩来总理于1966年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嘘寒问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撑腰…

按照西方人的解读，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因为“瞒不住”，因此“中国此次在处理应急事件中一改常态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局面。”，那么，42年前，信息技术还不够发达，“作秀”既无必要，更无可能，周总理第二天就出发，三赴灾区，就是给无知的西方媒体上一课，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优良传统，不这样做，就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就连新加坡《联合早报》都犯了比较明显的对历史的偏见病：“这场大地震除了带来普遍的同情和援助，还明显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首先是北京全力以赴的救灾努力和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亲赴震区坐镇，赢得海外媒体的一致赞扬。其次是中国公众空前的自发救灾和捐助活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善良人性和心怀。一言以蔽之，四川大地震之后的全民救助活动，体现了一个‘公民社会’正在中国浮现。”.

那么，5月26日“唐山市委书记赵勇谈震后重建5点经验和3大遗憾”，其中的“五点经验”就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一、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河北省、唐山市也建立了组织领导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动员力量，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二、全国军民的无私支援。唐山大地震后，解放军赶到灾区抗震救灾，全国各地向灾区捐赠了大批物资，唐山4000多名地震孤儿分散到8个省份抚养，16万名伤员分散到17个省份救治，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万建设大军投入震后重建，每年建设250万平方米的建筑。…

要说“进步”，就是今天的救灾手段进步了、今天的信息技术进步了、今天的医疗技术进步了，但，在救灾精神层面，在救灾组织动员层面，是一如既往的，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不“输给”西方人什么，更不需要西方人“首肯”什么，也恭请西方媒体、政客们把自己的观念“进步”一下，别本末倒置，中国人民不是这一次才“站起来了”，而是“我们唱着东方红，挺直腰杆站起来”（《走进新时代》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