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从社会进步角度主动提出的话题，但真正进入公共决策程序的，可能只是那些被动性话题。中国自后权威主义时代以来，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危机推着走。从危机角度分析，由于奥运效应将持续发酵到年末，2008年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大，经济衰退最快也要到2009年才会成为议题。2008年的主要危机因素有两个，一是通货膨胀的不可遏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二是3.14西藏事件及其后续变化所引发的政策调整。

3.14西藏事件以及西方对此的普遍反应，乃至对北京奥运的冲击，证明中国政府此前关于对外开放的一些设想只是一厢情愿。不管是从政治制度还是社会情绪角度看，中国撤除内外信息屏蔽的条件都不成熟。反之，从中国领导人最近对一系列事件的表态及相关宣传口径看，尤其是从胡锦涛将奥运火炬传递在海外受阻定性为“有计划的阴谋”看，奥运后，随之而来的紧缩与强化监管、以及政府对异议和异动更为强硬的态度，似乎已成定局。这反过来又将促使“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成为2008年民间话域的重要议题。

言论紧缩与强化监管，将促使政令的实施更深地依赖于官僚群体和强力部门，这也将导致上面提到的，社会进步所要求的对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难有大的动作。以官僚及其亲属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利益的垄断，在中国仍将稳如泰山。

另一方面，对通胀的调控也只能更多依靠行政手段。除此之外，加速人民币贬值似乎是惟一选择，而这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趋势增强，预计管理当局不会作此选择——人民币仍将在被给定的狭小区间内滑行，而通货膨胀的不可遏制也将再次使政府沦为救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