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而言，当下中国主要存在两对矛盾关系，即官民与劳资。据中国社科院编写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见，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作为代价的。另一方面，1990至200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从15.8%增加到17.3%；1986年到2005年，全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长到498元，增长23倍。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增长12.3倍，可见行政费用的增长远快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在行政费用和企业利润大幅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却逐步下降，这是导致目前贫富分化，让很多人感到“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现状，应该对官民与劳资两种关系都进行调整。政府作为立法者，应该首先调节官民关系，才能在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中站稳“正义”立场，不致使收入调节变成民众内部“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而行政费用这一块既得利益却纹丝不动。但现状是，在调节劳资关系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并付诸实施的今天，对官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仍然不闻声息。人们不但不知道这种调节将何时进行，会不会进行，而且对政府支出的明细状况也茫然无知。政府的一切收入都取之于民，但民众不但不能够准确知道政府究竟取了多少，从中央到地方，税收与行政性收费各占多少，预算外收入的盘子有多大，而且对政府支出也只知道几个大的抽象数字，具体用途、用法，只掌握在相关官员手中，似乎属于“国家机密”。

在这种情况下，参照当下时有发生的权力腐败，人们不能不对政府收入的取得和使用产生疑虑。据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学者吴敬琏介绍，政府每年公费吃喝、用车、出国各支出几千亿元，几项相加，职务性消费已达上万亿元，占2006年财政收入的26%，这还不包括公务员的工资及其他支出。作为纳税主体，老百姓有权准确知道政府的收入状况，知道政府的钱都用到了哪些地方，又是怎么用的。这是调节官民收入的前提。“阳光财政”的口号已经提出多年，为什么实行起来就这么难呢？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已经有了过硬手段，但此时官民收入分配的状况仍然游离在法律规范乃至公众视线之外。这不仅是不合时宜的，也是非正义的。温总理说，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崇尚正义，就要从政府自己做起，从这里做起。

不仅如此，仅就调节劳资关系而言，仅有《劳动合同法》也是不够的。要素秉赋与市场机制决定的资强劳弱现状，使资本一方有能力规避法律的规范，将损失转嫁到劳动者头上。《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全国各地广泛发生的企业“结构性裁员”事件，已经证明了此点。政府应该利用税收杠杆，予企业以良性诱导。就象录用残疾人可享受税收优惠一样，对于那些厚待劳动者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税收优惠。对于1年增收高达7千亿元的财政来说，完全有能力进行这种调节。只有当调节劳资关系的成本不是由资本一方承担而是与政府共担时，《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优惠才能顺利落到实处，而且不会过度损伤企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