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了，邓小平路线极大改变了中国。在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在堆积、凸显，从而遭致左右两方的批评。左派批评“改革”以效率为核心，忽视公平；右派批评改革“跛足”，只改经济，政治滞后。实际上这两种指责从改革一开始就存在，一直伴随着改革前行。只不过近期凸显的负面性，似乎印证了批评者的观点，使这些批评获得了强大的经验支撑，以至于执政者再也难以“不争论”的禁令将其轻易卸在一边，而不得不作出一些针对性回应。

在后权威时代的今天，对这些确有着事实经验支撑的批评，硬压是不行的，必须有所妥协和安抚。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层面进行妥协，这对于实用主义政权来说，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无所坚持，所以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摆出不同姿态，戴上不同面具。难度仅仅在于：上述两种批评分别来自不同阵营，在方向上相互抵触，如何能够同时安抚双方，表示亲近之意呢？

这就是胡、温必须分工合作的原因。二人各负责一个方向，结果正如人们所见，在意识形态上，胡“向左转”，温“向右转”。一时间，“胡、温有别”的传言不断，其实他们只是在合作双簧。胡通过系列的口号和姿态，表示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的某种程度回归；温不断发表讲话，甚至发表署名文章，盛赞自由民主理念。虽然两人都是姿态大于行动，但毕竟表示了对问题的承认和修正的意向，同时给予左右双方以期待——历经转折后，大多数人已倾向于认同：中国的事难办，在中国难办事，只能慢慢来，有心就好。

这种左右两面示好的巅峰之作是十七大报告，报告即宣布了“倒退没有出路”，又强调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左右双方都看到希望，受到极大鼓舞，一些人甚至因此兴奋不已。实际上，虽然左右主张在理念上不难找到某种共通点，在浅层操作上也可以并行，但一旦进入深度操作，在今日中国这块土地上，必然相互抵触；左右逢源只能游刃于语言和姿态的层面。

当然，胡左温右的选择也并非随意。胡代表原则性，温代表灵活性。作为最高领导人，胡当然要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而温的位置既易于搏取声望，也易于被牺牲。这种分工是由两人的位置决定的。

这样再来看最近汪洋和施芝鸿提出的“思想解放”，即可知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施的意思不过是强调胡的理论突破，宣讲胡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汪可能是衔命而为，但其意图也并不神秘，无非是欲在行动上有所突破，率先摆脱“经济中心论”束缚，在践行“科学发展观”上为诸侯作出表率。这种行为的效率取决于其传播性，所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也因此汪表现出罕见的高调。

“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之所以遇到阻力，与其它“政令不出中南海”一样，表面看是条条块块各守其利，在阉割和扭曲中央指令，实际上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中央真正意志坚决，条条块块的腾挪空间是有限的。所谓“政令不畅”，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原因：因为没有人因此而下台。当下官场的政治生态最认示范，只要公认违令者因此下台了，其他人必然闻风而动。

不能以“贯彻不力”而撤换官员，其因有三：或者中央此政令本身就具有忽悠性质，不需要如此认真；或者中央还受制于其它与此有抵触的目标，中央本身也只能半心半意；或者因为权力不够集中，上面各立山头，下面各有靠山，人事变动成为极其复杂之事，难于协调。此次派汪洋异动于南方，与当年邓南巡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最可能的情形是第三种：胡还没能拥有生杀果决的绝对权力，于是采用不激化矛盾的迂回方式。这种方式见效慢，但阻力小，既体现了胡的个人风格，或许也将成为后权威时代通行的权力整合与目标调整的方式。

“思想解放”是相对“思想束缚”而言的，实用主义本身就不存在价值坚持，所以也不能束缚什么思想。所谓“思想解放”，如果较起真来，其实只是无的放矢的伪问题。不说今日民间思想早就与官方保持足够距离，不可能受其束缚；官方本身提出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也只是一个毫无定色的大箩筐，马列毛邓江胡，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以后的执政者还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随时增减，与时俱进。这个大箩筐内的东西表面看是只增不减，其实每次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在做减法，为原来的存货重新喷洒一道颜色。

因此，在实用主义时代需要“解放”的其实不是思想，而仅仅是话语。被束缚的不是思想而是话语，公开表述的话语受到束缚，一方面是因为执政者为减小改革阻力而下令“不争论”；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开放话语必然指向特定话题，对政权的合法性形成挑战。

因此，所谓“话语解放”，亦即通常所说的“言论自由”，在今日中国的相当长时间内，还将是一道无法跨越的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