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的金融风险

中国可以学习一下美国经验，美国政策上表面是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但是监管条件非常苛刻，外资银行几乎进不去。”

　　日前，本刊特约记者如约到了中国建设银行批发业务总监顾京圃在金融街的办公室，寒暄中，记者随手拿起顾京圃办公桌上《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很明显，顾京圃正在仔细地阅读这本书，书中夹的一支签字笔和书上的笔迹显示，这位银行界的高管从中嗅到了一些味道。

　　于是，采访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顾京圃非常直白地表示，恐怕国内银行业也有“经济杀手”的渗透。比如，对于居民储蓄进行收费的建议，顾京圃认为很有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海龟”的建议。“与国外怎么能相比呢，国内储蓄是老百姓在缺乏其他合适保值工具情况下的保命钱。”

　　2007年，是外资银行全面介入人民币业务的第一年。而同时，美国还通过多重渠道向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甚至要求全面进入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理财、信用卡、资本市场等等全方位的业务领域，与中国金融机构争夺高端客户。

　　对于开放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所产生风险的担心，最早出现在1997年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风险讨论，当时国内专家普遍担心的是“存款搬家”。“当时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资本充足率很低。一旦出现存款大量转移到外资银行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在1997年的时候，有“好事者”做了一个不严格的随机调查，在街上的被调查者10个人有7.5个表示，如果外资银行可以办理人民币业务的话，自己会把存款存到外资银行去。

　　中国建设银行是国内银行业最早注意到这一风险的银行之一。顾京圃1994年进建行，1995年就开始思考风险控制的问题。根据顾京圃等人的建议，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改革措施。近年来，在收权的同时，建行做了很多风险控制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完成了风险管理体制垂直化管理，用了三年时间完成风险管理机制的改革。

　　通过几年银行业的改革，包括上市、剥离不良资产等措施，中资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上升，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据顾京圃介绍，目前建行的资本充足率是12%，完全符合巴塞尔新协议的标准。

　　现在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和准备，“存款搬家，水落石出”的风险目前没有发生，“因为我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有了提高”。顾京圃说。

　　但是，随着WTO后过渡期的来临，以及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下，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开放似乎已成定局。2007年始，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关于金融风险的讨论也日渐激烈，有人把中国目前的宏观形势与日本1980年代末金融危机前的局势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和日本当年面临几乎一致的局面：巨额外贸顺差、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汇率升值压力等。

　　而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也正是在那段时间进行了一些金融深化的步骤，推出了一些对日后形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在一派渲染的赞美声中日本金融业放松管制，银行一改谨慎小心的传统风格，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人们对于银行的绝对信任导致了日本银行业踩在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引线上。

　　而在中国，一些力量也恰恰在这个时期积极推动中国推出一些高风险的金融工具。

　　顾京圃认为，目前金融风险突现的三个问题是：流动性过剩问题、股市房市泡沫问题、外汇使用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是“经济杀手”，他会给决策部门以误导，设置陷阱。

　　顾京圃表示，中国的金融安全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控制不了。即使风险真的发生了，“实在不行，我们政府的行政能力比日本要强得多”。

　　对发展中国家颇具感情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先生提到美国迫使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基本战略：“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坚信：对他们从事的金融行业而言，中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斯蒂格利兹先生警告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决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顾京圃表示，因此，中国金融业开放不要太急，“先内部练熟了再说，开放的时间和时机选择要合适”。比如，股市如果开放过快就很容易出问题。“如果大陆股市发生香港股那样的崩盘，就会很危险。”

　　来源：中国经济评论·产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