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利益将是压死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蚂蚱

田忠国

今天重读江涌先生“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一文，使我痛感到，中国若不加大破除部门利益的力度，严格限制部门利益的无限度扩张，部门利益必将成为压死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蚂蚱。和高梁先生“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一文对比着看，这种担忧就更令我感到沉重了，虽然，因坦言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坦言应对之策，坦言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坦言如何破解利益集团围困中央，遭到据说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监控和惩罚，但我一想到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想起老爷远眺远方的双眼，我还是不由自主的敲起了键盘，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思索，共同求解党和共和国发展的最佳解。

其实，我以为，解决部门利益问题，关键的还是个民主问题，也就是说，是个民主立法、民主监督、民主测评的问题。刚才读了房宁先生的一个访谈，题目是“民主是国产的好”。对于这个问题，如果面对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这是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因为，西方民主是从长时间的磨砺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国不经过这个磨砺，上来就搞现在意义的西方式民主，仅就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来说，都可能导致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宁先生的思考是对的，有先见之明。但是，问题是，国产的民主在哪里？房先生曾经说到文化大革命，并公开承认文革是一种民主方式，但是很显然，文革的宗旨是很好的，但结果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而是带来了不少的苦难。现在回头看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文革的民主方式最缺少的是一种动态有序，而维持动态有序的民主方式，应该是民主的制度程序，也就是说，是一种可控的民主方式。

但怎么才可以使民主可控呢？

一、实行票评制

认真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无疑对我国的民主建设有重大意义，但我国在这方面真的没做好，犯了简单的否定或简单肯定的错误，当然，这既有历史的情感因素，也有因利益而导致的智慧的盲区的因素，但不论怎么样，我以为中国不能再重犯历史的错误了。中国是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经不起错误的反复折腾，从这个意义上说，动态有序的推进民主，限制权力欲望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似乎是今天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限制权力的目的必须明确，那就是限制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办事，而不是限制为国家和民众办事。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为国家和民众办事的权力不仅不能限制，而是应该加强，加强权力为民众办事的渠道，或许通过票评制才能做到。所谓票评制，就是在某个时段内，民众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官员进行评价，并根据票评的制度规则，由各级党组织决定官员的去留。这样党既可以始终牢牢的掌握着领导权，又可以充分体现民意，破解利益部门化这个难题。

二、    实行全民监督制

所谓实行全民监督制，并不是说全国人民都当监督员，而是说，国家制定什么制度、政策或发生了什么重大或不那么重大的事件，重点是官员的一些情况实行公示制，让全国的民众对各种事件有所了解，并根据制度规则对所发生的事件提出批评或建议。当然，全民监督的前提是有一个全国统一网络互动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既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提出意见或建议。我以为，这是使部门利益无法藏身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监督是对权力欲望最好的制约，批评是处理问题的另一种思维方法。但问题是，中国的官员习惯了一种处理问题的思维方法，面对动态的社会矛盾或者突发事件，常常手脚无措，这种情况根本不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三、    实行上下对话互动制

在监督互动平台中，也应该有高层与民众的互动平台，并使之制度化，这是避免不作为的有效措施。在互动平台中，应该明确规定，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有哪个层级的官员和民众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我以为既是相互交流的途径，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    实行动态制度程序完善制（民主立法）

中国，突发事件频发。我以为，中国不怕发生突发事件，而是怕突发事件发生后没有认真总结，没有跟进相应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程序。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或措施，但不客气的说，这些方案或措施大多采取的是管制，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制度程序，从根本解决产生突发事件的根源问题。单纯依靠管制的恶果是，一方面可能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伤害人民群众的最大恶果是为以后发生更大的突发事件埋下了伏笔。中国以往最大教训是，一成不变的管制性处理动态矛盾，结果是在处理矛盾的同时，实际上却又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因此，在制定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程序时，其核心应该放到从根本解决矛盾的源头，理顺矛盾的逻辑关系，这才是跟进制定应对突发事件制度程序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制定制度程序时，总是显示出制度程序智慧严重不足，制度的核心价值荡然无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张扬社会道义总是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有种助恶为的现象。我始终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难以解决、难以克服的问题，而是个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只是个愿不愿意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的官员队伍中，中央高层没有决策不干，有了决策也不干，因此，在制度程序设计时，应该把消除这种现象纳入进去。

五、    实行官方和民众问责制

官方问责应该纳入管理制度程序，民众问责也应该纳入制度程序。民众问责是解决“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关键。所谓民众问责，就是民众对官员的批评，只要查有实据，就应该对责任坚决追究，绝不放过。民众问责也是解决官员乱政的有效途径。

我以为，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部门利益何愁不破？

我这样写的时候，脑海里一直盘绕着这么个问题，这个小小的文章，又得罪了一大片官员们，或许，他们看到了我篇有益党和共和国的生命，但对某些官员不利的小文章，又该对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了。但是想想我的祖辈，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头掖到裤腰带上十几年，对我的监控也好，采取措施也罢，和那时比真的算不了什么。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